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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乐:我与“三年大饥荒”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7-09
更新时间:2014-07-14
浏览:423次
评论: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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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乐:我与“三年大饥荒”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
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朱
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
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
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

  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
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
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
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
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
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
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
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次,老
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撩起围裙,掏出自己的男根,抓在手上撵一位姓吴的女生。
女生吓得掉头窜逃。老赵一直追到门口,转过身来兴犹未尽,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
“老子干你,干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敢相信的。老赵居然毫无愧色,一
边咕哝,一边抓起锅铲,煮稀饭去了。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
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
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
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
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
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
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
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
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
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
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
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
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
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
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
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
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
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
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
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
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
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
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
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
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
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
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
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
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
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
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
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
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
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
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
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
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
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
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
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能收到这样一纸法律文书,尽管于事无补,心里却多少有了点宽慰。真的感谢胡
耀邦总书记,是他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
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
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
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
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
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
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
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
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三年大饥
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
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
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
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
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
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
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
汪大益七十四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
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如今,汪大
益过得非常好,一点都不老态,看上去象是六十多岁。他种了六、七亩田,还养了两头
牛。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田呢?他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
共产党,怕变,没有信心种田。自已也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种田,就多要了几亩。如今
好了,不但免交农业税,还有种田补助,还有养老补助;虽然不多,日子还是好起来了。
他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多活
几年。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
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
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
“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
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
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
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
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
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
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
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
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
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
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
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
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
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 朱锡锷  汪南生  吴少丙 胡娣姑、朱
安英  陶奶奶、朱大庆  俞德祧  汪竹林、三六子  陈承春夫妻俩  陈承益  
陈承跃夫妻俩 汪海水的母亲 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 成德胜
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
1958—1961

  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
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
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
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
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
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
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
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
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
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卖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
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
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
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
会涨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
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
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
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
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
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
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
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
“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
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
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
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
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
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
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
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
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肖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
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
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四、
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
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
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
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
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
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
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
农民每人还有“八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半斤花生……对于许多地方饿
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
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
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
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
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
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
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
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
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
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
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
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
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
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
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
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而遭到“内控”(俗
称“危险分子”)。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
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
《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那时候,毛泽东急于取代已故的斯大林,升级为“世界
命领袖”。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
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
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
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
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
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
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
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
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
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
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
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
掏,鲜血直滴。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
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
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
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填饱肚子而奋斗。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
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
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
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
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
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
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
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
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
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

  都是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2012年8月12日初稿

  2013年6月二稿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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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7-21 14:28:02 提到] [FROM: 72.]
杨继绳: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的讨论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20 日 由 lixindai
——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大饥荒对于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
前,这是不可谈论的禁区,家里饿死人也不敢说是饿死的。直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后期,学界才开始触及这个课题。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饥荒是不可绕开
重大事件。不仅是因为大饥荒是少见的惨烈事件,也是因为反右倾、四清运
动、文化大革命都与大饥荒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大饥荒的研究课题是多方
面的,如大饥荒程度,大饥荒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大饥荒年代的社会状
况,等等,《墓碑》共28章,其中除了展示灾情的13章以外,其它15章都
是专题研究,可能还有更多的专题。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只是大饥荒这个
课题的一个子题,是《墓碑》28章中的一章。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这个课题,对单个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依
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所以,最先推动这个课题的是当时的国家统计局
局长李成瑞。李成瑞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国际同行认为
这次人口普查是成功的。在公布第三次人口普查成果时,也公布了1949年
以来历年的一些人口数据。其中,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一千万。
这个数字使全世界震惊,日本一家媒体说,这是和平时期最重大的人口事
件。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绘出的塔图,明显地表现出大饥荒相对应的
年龄段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说明这几年出现了重大的人口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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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
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
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
向上叠加。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这个塔图是形象的,到底这几年有多少人口损失?国外人口学家开始研究。
李成瑞在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会议和外国学者交流了这项研究。他回来
后,就和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一起推动了国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
后来,李成瑞发表文章,对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的结论进行了修正,认为“超
线性死亡”为2200万。他又和计生委一起,设立了国家级课题,向学界招
标,西安交大蒋正华中标,他用生命表的方法,得出结论非正常死亡1700
万。

但是,上述结论没有终止学界的继续研究。

一, 如果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准确的,那就很简单。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人口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是精确的,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算
术问题,小学生也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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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连小学生都知道: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某年平均人口

其中,“某年死亡率”和“某年平均人口”是国家公布了的。“正常死亡率”可
采用1957年的死亡率,也可采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我是将大
饥荒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死亡率和大饥荒后三年(1964-
1966)的平均死亡率,再加以平均。计算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0.47‰。

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
为1619.92万人。

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因为国家公布的上述数据有问题。

二,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很不准确

不考虑人口国际流动(当时国家是封闭的,没有人口流动),如果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则在全国范围内:

当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即下表第3
栏中的数字应当等于6栏中的数字。7栏中的数字应当为0。但按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字算出来不是这样,见下表:

历年总人口数(年底数)和出生数、死亡数(单位:万人)
yjs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上表中总
人口取自该书第2页,出生、死亡数取自该书第268页

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人口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额。我在《墓碑》第23章
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介绍。

三, 对国家统计局数据差误的解释

在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时候,1960年代公安部原从事人口统计的人还有
四位活着:张庆五(户籍处长)、王维志(研究员),还有两位年纪太大,
头脑不清楚(其中一位前两年已过世)。这些人都是人口统计的专家,如王
维志是莫斯科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业毕业的,在公安部从事人口统计多年,
八十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

我多次向他们请教,仔细向他们询问了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张庆五介绍,
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
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
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的数字。从1954年以
来,每年出一本汇总的书。张庆五从他的书柜里找到了表的样本,他说,这
就是。我一看,是1980年代的,说,不对呀。他说,六十年代跟这是一样
的,这个表没有变化。我抄了下来(只抄表头):
yjs4
请注意,这个表只有“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当年总人口
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在这张表上也无法算出。这样,各地填
写这张表时,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上级单位将大
量的这种表汇总时,也很难一一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
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表中第7栏(差额)产生的原
因。

我和这两位老专家讨论过多次,他们认为,这个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
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计划生育的年代少报出生,大
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1961年这个差额最
大,主要原因是死亡的人不报或少报。

死亡不报是利益推动的。人死后报告上级,死人的那一份口粮就销掉了;死
亡不报,死人的那一份口粮还可以留给活人吃。作为地方干部,死亡不报,
还可以减小自己的政治责任。《墓碑》中列举了各地隐瞒死亡人口的事例。

死亡漏报是大饥荒年代统计数据误差的主要原因,这在研究这个课题的学界
几乎是共识。

四, 孙经先用“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统计数据误差与死亡漏报无关。

孙将人口统计误差称为“人口非正常变化”。孙先生是怎样“用严格数学方
法”得出“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呢?下面我抄录他的
《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中有关数学推导的一段: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
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
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
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
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
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
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
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
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
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人口死亡漏报m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
户籍迁移的影响。孙先生大获全胜!

五,孙先生的这个推导正确吗?否。

  我们还是回到孙先生的这个等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
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
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
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
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孙先生的问题在哪里?本来,“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
的“总人口”的汇总(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总人口加当年出生人口
减当年死亡人口加迁移人口”(即孙先生说的[a+b-(c-m)+d])。“当
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取统计局公布的两个年度总人口之差(A-
a)就行了,他偏要说成[a+b-(c-m)+d]-a,无端引入了不应有m,为消
除自然人口增长中的m预设了条件。

他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人口统计实践中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当成了可
以互相换算的数据。由此,他的“当年所有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
实进行了户籍登记”的假定,不符合统计实践。

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
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这个论断被推翻以
后,孙先生的另一论断“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
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于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不准确,才出现了不应有的差额。孙先生承认统计局
公布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却用这不可靠的数据推出这个差额与户籍迁移的
漏报、重报的数这“高度吻合”的结论,岂不荒唐?为了求得“高度吻合”,
他还把完全不同的1972年-1974年的数据也扯进来了。更是荒唐!

按照孙先生的“科学推导”,1960年和1959年相比,总人口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620万人!对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五, 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人口误差是户籍迁移造成的吗?

孙经先用“严格的数学推导”否定了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误差与死亡漏报相关
以后,为他下一个假设扫清了障碍。他的假设是: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误差
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1958年大
办工业,有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进入了城镇。1961年-1962年精简城
镇人口时,有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孙先生假定,正是这两次人
口大规模的迁移过程中,没报户口、漏报户口,才造成数据的误差。从而引
申出大饥荒年代人口数减少也是人口迁移中没报、漏报户口。所以,饿死三
千万是谣言。

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
登记条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1958年
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1958年1月9日起施行。

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
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
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
办理迁出手续。
第十三条 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
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
移证件。
第十五条 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
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
销;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

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户口登记由各级公安部门主管。

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
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
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
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当年政治制度十分严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控制的某一组织之中,那时
人口流动性很小,户口和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捆在一起。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
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
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严格执行的。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上千
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孙先生这个假设不成立。

粮食统购统销是1953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
粮食,农村人口按生产大队的总人口和每人的口粮定量标准留粮食。农民从
生产队到城市当工人,必从农村的公安部门办户口迁移证,到城市以后,凭
迁移证上户口,同时办理粮食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
的人吃什么?孙先生辩解说:“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
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
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
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
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读了孙先生这段话,我怀疑他当年是生活在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
生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即征农业税)以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即购)。
卖给国家的何止是“余粮”?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收入购计划,有些地方连
口粮、种子、饲料都被收购了。一个生产队农民的口粮是按每个人的定量和
总人口决定留下的。国家全部收购走了以后,就吃“返销粮”,即从国库里返
销给农民。返销粮是严格按人口计算的。没有户口,就不能吃饭。这是六十
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

七,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相对于年度人口数
据来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要高得多。国家计生委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
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
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
靠性较高。1983年,国家计生委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

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就是以这四组相对可靠的数据为依据,用人口学的方法,
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从而则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到5000多万的多
种不同的结论。

历史学家曹树基用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
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
数。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
万。他另辟蹊径,他提供的结果可与其它方法得出的结果互为参考。

八,官方的看法。

官方是承认大饥荒的,也承认大量饿死人。证据有五:

1,1962年,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你我的,人相
食,要上书的。
2,在1980年出版的多种官方书籍中,多次出现过饿死三四千万人的说法。
3,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二卷承认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
万。这说明什么?如果没有大饥荒,按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3.23‰、
1959年总人口为67207万计算,则1960年总人口应当比1959年增长1561
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1000万,里外里减少了2561万,这说明
1960年非正常死亡在1500万以上。再加上1959年和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
数,也超过3000万了。
4,蒋正华承担了国家课题,结论是1700万,国家组织专家评审,认为蒋正
华的方法是科学的结论是正确的,这应算官方的看法。(这是当年李成瑞告
诉我的,孙经先说,李老人家最近说没有组织专家评审,我回来查当年我他
交谈的记录,他是说过蒋正华的研究结果是最科学的)。
5,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提出2200万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说是官方的态度。

当然,官方的态度也不能说成是最后结论,学界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学
术讨论应当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

九,不要将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更不要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不同的学术观
点进行打击。学术讨论的前题是学术公平。

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
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这就是
《墓碑》第23章。我在书中写各省的时候,也用了一些各地饿死人的数字,
但3600万不是用各地方的这些数字求和而成。孙先生企图从否定我书中某
些地方的某些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
题。即使我在写12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孙先生们“花了很长时间”对《墓碑》“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之后,从我书
中成百上千个数字中,找出了他认为的十个错误,并认定这十个错误是“篡
改”、“伪造”。对他这十个问题我已作答复。他提出的十个问题,只有两个
地区的数字问题对我的书修订有帮助,但决不是他指责的“伪造”、“篡
改”,只是疏忽。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他的其它质问都是没有理由的。这
说明《墓碑》经受了对立面“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考验。当然我不能说这
本书已经完美,还会找出错误,还需要修订。

孙先生要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不能在个别地区的数字上挑问
题,必须挑战中外人口学家。他是挑战了的,但人口学家们对他的挑战不加
理采,为什么不理采?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说:孙的文章“与中国的人口统
计不沾边!”

关于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但研究中要遵守学术规范。学
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投靠、借
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

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
等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说“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
言”。对孙经先的文章我回答了两次,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多家官方报
刊上继续发表文章,重复已经被我驳倒的观点。

孙经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学习》活页文选
2013年第32期上,发表题为《【墓碑】“中国饿死3000万”的结论非常荒
谬》的文章,说“《墓碑》一书出现了大量伪造和篡改数据的情况,该书引
用的许多数据也都是没有依据的、荒谬的。从学术价值来说,这样的一本书
本不值一提。”“是一本罔顾历史事实、撒下弥天大谎的书。”“绝大多数重
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中出现了许多伪造数据的现
象”,“《墓碑》大量篡改有关数据”。在他的文章中十多次提到我“伪造数
据”,十多次提到我“篡改数据”。十多次说我“荒谬”、“极为荒谬”、“完全
错误”。

《墓碑》是否“极为荒谬”、“完全错误”,学术价值是否“不值一提”,我不
作评论,这是孙经先的看法,读者会有公论,而且已有公论。但孙经先说
我“造谣”、“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撒下弥天大谎”,这是十分严肃的
问题。如果我的确像孙经先说的那样,我甘愿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我没
有“造谣”、“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没有“撒下弥天大谎”,那就是孙经
先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棋
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

我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一文中对
孙先生的指责作了回答。他在2014年第1期《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再一次
重复和加重对我的诽谤。当我的回答不合他意时,就说我“诡辩”、“徒劳的
辩解”、“极端荒谬”;当我举出的事实不合他意时,就说我“一无所
知”,“一窍不通”。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语言暴力,语气居高临下,盛
气凌人。这那里是学术文章?简直就是文革中的大批判稿嘛!他将我的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简称《谣言》,以后的行文中几十次“杨先生
《谣言》一文中说……”将我的《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简化为《走向谬
误》,行文中多次说“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经过文革的
人都知道,这是文革大批判中的小伎俩。用对方文章中最不好的字眼来简称
对方的文章,以达到丑化对方的目的。没想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还有人将
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中的小伎俩用在学术讨论之中,简直是时空倒置!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险遭不测,这本书也算
是我自己的墓碑。为这本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诽谤?!孙经先对我的
大量诽谤对我毫发无损,还帮了我的大忙。按过去规定,国内掘进不能引用
官方定为禁书的境外出版物的内容,甚至不能提书名。《墓碑》是官方的禁
书,很多人不知道有《墓碑》这本书。经孙先生等大张旗鼓的批判,现在大
家都知道有这本书,还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
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最近一年来,收到支持我的信四五百封(超过了前
五年支持信的总和),网上的支持也不少。孙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
力,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公安部门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因为孙先生的文章
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我奉劝广大读者对孙先生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
的事。本来,《墓碑》出到第八版出版社就不想出了,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
表以后,一年之内又出了三版,现在要出第12版了。我在这里感谢孙先生。

孙经先对我的诽谤对我毫发无损,但对孙先生的形象的影响就太大了:人们
从他的文章中会看到,孙先生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
格。

《墓碑》是香港出版的,海关严格检查,不能进入内地。有些地方,对偶尔
进入内地的《墓碑》通令查缴。孙先生等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
《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
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经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没有学术公正,就不可能有真理。

为了学术公平,我要求,允许在国内公开出版《墓碑》,供全国人民阅读和
批判。给我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在批判《墓碑》的报刊上,发表
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

2014年7月3日晚写,9日改定
 
2   [dokknife 于 2014-07-14 15:31:16 提到] [FROM: 72.]
孟雷:以私人记忆守护历史神祠
发表于 2014 年 07 月 14 日 由 lixindai
  幸好,我们中国人是有着著“私史”的坚韧传统的。

  2005年的时候,为给鄙报写文章纪念顾准,我查阅了他的日记。那年
是顾准冥诞90周年,他是提出中国应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第一人,屡受迫害,
蒙冤亡故。但最震动我的,并非他对经济、政治、法律的精深探究,而是他
作为“右派分子”在河南信阳地区“劳动改造”时,记录下的饥馑惨状——触目
可见的老百姓大规模浮肿、饿死,以及“人相食”。有个男人杀了老婆,有个
姑姑吃了小侄女,更多埋得浅的新亡者,则被很快从地下掘出分食。现在已
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秋天到1960年的春夏,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地区,
饿死一百万人口。有的是一家人乃至整个的村子灭绝了人烟,因有严令不得
放农民外出逃荒。这个地区,正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饿殍盈
路,哀鸿遍野,何止河南,何止信阳。

  那是一个被巫术和谎言笼罩的黑暗年代。伴随着“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咒语,粮食从起初“亩产万斤”的试探,
飞快攀升到“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放卫星”,将得到丰厚的政治犒赏。

  那是一个被狂热和愚昧所控制的社会。十年赶英超美计划,“钢铁元帅
升帐”,人民被强制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饭锅、菜刀熔化进遍布城乡的“小、
土、群”高炉——他们被告知大食堂的饭永远吃不完,不必再保留这类家什——
炼成一无所用的废铁。而农民为完成这个任务,被命令放弃收割和播种。

  那是一个人被掷做试验品的残酷时光。“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
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土改后分到手没有几年
的土地,被迅速收缴,成为“社员”,编入小队、大队、公社,不再能为自家
耕种、收获,他们从自由民被改造为农奴。公粮按照“放卫星”数字催征,农
民没了口粮和种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此时开始显现它冷酷的威力,死镰像在收割
麦田,一刀划过就是一捆。这只是大饥馑的开始,接下来还有若干年,其中
最难熬的三年,起初被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再然后,改为“三年困难时
期”。

  这就是那段历史。

  “正史”曾对它长期否认或回避,但它仍坚韧地通过两代人的口耳,通过
顾准这样的私人笔记,通过《墓碑》、《夹边沟记事》这样的私人著作在保
存、流传。零散的萤光汇聚成川,直到虽仍有所遮掩回护,但正史也再不能
对它视若无睹。去年初,反复编纂16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出版,写下了仅从1959到1960的一年间,就已有“非正常死亡1000万
人”的话。虽对三年中横死于饥饿的总人口数,仍姑付阙如,但已是个进
步。在1997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
报告,则把这个三年数字记录为2200万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
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空白总会被填上,只要我们仍留着
对惨祸的记忆,仍存着对历史敬畏之心。但这或许不够,不仅是数字,我们
该记住的,是那些个具体的人。

  这是一块仍在渗血的厚痂,久已不被触及。因为一旦揭起,整个社会的
神经都会抽搐痛楚——无人能置身事外,即便四十岁以下的人,请问问你的父
亲母亲,如果他们曾生活在那时的农村,他们大多知道饥饿的滋味,知道榆
树皮、红薯叶磨的粉、草根乃至观音土的滋味,也知道有些人是怎样浮肿的
像个吃饱的大肚汉,然后突然倒下去。甚至,可能还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作
为史学家,记录下只有你一人能够获知的历史,我们该去做这件事。

  重新发掘这段历史,会是一个痛楚的事情,但可能不得不做,因为总有
心怀险恶者或无知的愚氓,不断在用谎言去粉饰遮盖谎言,用谎言的刀剑挑
战社会的底线,践踏人类的和历史的良知。他们知道,善良的人哪里痛。所
以,那就揭开吧,虽然痛,但我们自己来。让这个历史中的病灶彻底暴露于
阳光之下,或许这正是治愈它的时机。具体的、一个个的逝去者,会跟仍在
糟践和无视他们的险恶者平静对视,会给无知者揭示真相和道理,然后才能
得以真正的安息,随历史的长河而去。

  自鸿蒙初开,太古以来,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神。虽然祂的真相往往长期
被湮没,被伪造,被强暴,但祂仍兀自不死。这段历史也是活着的。当不绝
如缕的私人记忆被发掘,一个个尘封的名字被唤醒,它们就终将汇入大历史
的神祠,成为无比坚固的整体,守卫历史,并被历史所守卫。无论是谁,也
无法再欺蒙和摧毁。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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