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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痛忆六四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27
更新时间:201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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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记者痛忆六四成堆尸体:曾以为北京人没有道德感(图)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4-05-26 20:34:08 -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邵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撤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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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7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6-03 12:10:15 提到] [FROM: 72.]
汤伟:二十五年了,我没有忘记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3 日 由 汤伟


二十五年了,我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有任何的淡忘,我想此生会永远记住那一个血雨腥风的凌晨。

那时我是学校的一个青年教师。那晚,我惦记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而彻夜未眠。天刚刚亮,我就来到校园。一个学生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他们开枪了!他们怎么能开枪呢?!他们怎么能开枪呢?!”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趴在我的肩上痛哭起来。这一情景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对痛哭的学生,我当时也是泪眼朦胧。我已经出离了愤怒,就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是我与体制决裂的最后时刻。

八十年代的校园生活多么值得留恋啊!中国刚走出“文革”的巨大伤痛,出现枯木逢春般的气象。中国领导人的开明作风、胡耀邦对改革理想化的热情、他西塞罗式的演讲风格和人格魅力、赵紫阳的坦诚睿智的领袖风范,深深地为大学生喜爱。大规模真理标准讨论后引发的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的传播,延续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氛围。师生关系融洽,校园文化的丰富,各种兴趣团体的成立,讨论的问题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教育的未来无所不包。没有人再挥舞打压的大棒制止敏感的话题。我们开明的老校长会拍拍刚刚发表一番中国多党制前景演讲的学生的肩膀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想法还是有些幼稚。”老校长具有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对学生就像一个十分负责任的长者,严厉中充满了关爱,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他的诚意和鼓励。他敢作敢为、敢为担当,深深地为学生所爱戴和敬重。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有思想、有学识、有能力、有品德的校长,在那个日子以后遭到打压被迫流落他乡。和他一样有能力和威望的校长如武大的刘道玉、北大的丁石孙、深圳大学的罗征启,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国高校校长惟命是从的多,有想法有个性的少,再也难见到深受学生爱戴的、有很高威望的校长。校园也是一片沉寂,学生不再读书,问他们不仅不知道“文革”历史,连对二十五年前的大学校园那个波澜壮阔的岁月也“集体失忆”。

那时的学生充满理想,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我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也因此受到冷落。后来他通过组织静坐游行而成为学生领袖,代表学生与省市领导对话、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出尽了风头。事后遭到通缉,东躲西藏。毕业以后到一所底层中学教书。几年以后来学校看我,坦诚自己当年的幼稚,谈吐间显得成熟很多,显然他经受了一场人生的历练。自那以后,我再也见不到有热情和想法的学生了,融洽的师生关系已被庸俗的利益关系代替。我是那样怀念中国的八十年代,我是如此喜欢我的那些单纯可爱的学生。尽管他们很幼稚,但也比今日灵魂被扭曲的学生要强得多。

那段时间,大学的老师和管理者都比平时真实得多,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自己。一位去静坐现场劝阻学生回校的学生处长看到学生在省政府门口秩序井然、在烈日下他们互相传递一瓶水不舍得多喝一口的情景,看到那些他平时内心赞成的反对官场腐败的口号,联想到自己工作多年看到的毕业生分配中大量的社会丑恶现象,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不禁同情起学生来,他毅然走向捐款箱给学生捐款买水。就是因为他的同情,从此断送了他的仕途。当时只要对学生有过同情心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升迁都会受到影响,从此以后,让人更加相信:我们的干部队伍是要远离正直、远离良心和同情心的,是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的,这就给了具有小人人格的人更多升迁机会。但是也有个公开说“学生该杀”的学校某办主任也断送了仕途,因为他太不近人情很不得人心。日后,他就像那个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样,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多年以后,我回国去看望母校师生,看到他白发苍苍,一个人独坐在学校的一颗大树下十分悲凉,不免心生几分同情。他至少还能直言不讳,毕竟不像有些人那样虚伪会见风使舵。而二十五年后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依然受到全校学生的爱戴威望未减。前不久,因为强烈呼吁取消自己退休后享受的院士待遇而声望再涨。

那几年也看到了中国媒体的良心。八十年代的一段时间,新闻出版界曾经一扫八股之气,有了一些突破。国内外记者对赵紫阳的采访报道,赵紫阳公开谈论自己的性格特点、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照片,向外界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对胡耀邦的报道让人看到胡耀邦鲜明的个性和思想;媒体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深入广泛,尤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之深,《河殇》的公开播出,都透视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蓬勃的生气。就在天安门事件当天还有许多报纸敢公开质疑政府的行为。一份党报以“小鹿何罪 滥杀无辜”的黑色大标题借某地猎杀小鹿发出强烈抗议声。今日中国官方媒体再也难见那个生动活泼的时候,只见惟命是从、人云亦云、八股依旧、毫无时代感、严肃新闻娱乐化的现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形象也回归刻板、社会回到沉闷。

那个血雨腥风的凌晨,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个人的命运也随之逆转。在后来中国政治气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我只好离开学校,以后又辗转来到海外。不管我在哪里,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很自然想到那位在我肩上痛哭的学生,想到众多热血青年,想到丧命枪下的那些无辜冤魂,我内心依旧难以平静。如今那些无辜的冤魂还没有安息,那些失去亲子的天安门母亲还生活在巨大的痛苦和不安之中,她们有生之年恐怕难以看到事实真相澄清的一刻,这更是莫大的悲哀。远离故土和亲人的我们固然生活不易,但是比起那些天安门事件受难者的亲人们要幸运很多,每年的这一刻,我都会在内心与还在受难的人们一道承担他们的巨大痛苦和不幸。

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二十五年对人的生命来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分之一,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瞬间。经历过这次事件的人们绝对不会忘记,它产生的历史影响将是深远的、永久的。即使政府对当年发生的事继续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即使我辈此生要等过去,相信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人接着等下去,一直会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还历史真相之际,也让那些无辜的冤魂得到安息。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八期(cm1406a
 
2   [dokknife 于 2014-06-03 12:08:25 提到] [FROM: 72.]
杨光:“六四”不平反,改革没希望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六四”25年了,丝毫没有平反的迹象。不久前,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仅仅因为他们在郝建教授的家里召开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政府的拘捕行为显属反应过激,出人意料,不可接受。5年前相同性质的”六四”20周年纪念会并未以抓人论罪收场。在这起事件中,的确有人在寻衅滋事,但不是被抓的人,而是抓人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当局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真相仍将封锁,正义仍将缺席,曾经对”全面深化改革”怀有”不切实际”期待者,如今可以彻底死心了。

以对”六四”的态度而言,如果说习近平相比胡温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显然,他并没有变得更包容、更平和、更宽松,而是变得更激烈、更刻板、更严厉了。目前的态势表明,当局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让”六四”二字继续敏感下去的思想准备:它不仅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屏蔽”六四”,在公共生活中拼了命地迴避”六四”——就好象那些事情未曾发生过一样,如今它甚至狂妄地想要从公民的私宅聚会中,从我们的个人记忆中强行抹去那一段历史。这当然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当权力超出了界限,政治就会变得荒谬。

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刻板和严厉的背后,习近平当局究竟是强大呢,还是脆弱?是”制度自信”呢,还是制度自馁?是嚣张到有恃无恐呢,还是恐慌到草木皆兵?我们就不好妄下判断了。但一般来说,敢于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仅是智慧和仁德的表现,也是信心、力量和勇气的表现。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因为做了错事而内心不安,因为错事未得及时纠正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知耻”;而对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加以掩饰、回避,乃至人为制造话语禁忌,则往往是当政者失德、弱智或者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的缘故。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殒命,”康党”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八国联军之役,吃尽苦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痛感”再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她决定从”康党”手里接过”变法”旗帜,甚至打算更进一步,她要”仿行宪政”。然而,刚刚治过变法者的罪,忽而又要亲自号召变法,如此言行反复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得已,老太后不得不借”七旬万寿”之机自下台阶,下诏宣布”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在押的”一体开释”,罢官的”开复原衔”。此次特赦是对戊戌变法的第一次平反,实际上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平反,不过当局已经明确摆出了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此时,离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还不到四年。不久大清国出访外国的高官大僚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暗中交往,已无忌惮,连上奏两宫的宪政考察报告都是由梁启超当枪手捉刀代笔完成的。

后世史家往往把西太后描述成顽固不化的怪物,但她自己作孽尚能自己弥补,比起当朝”我党”前三代”领导核心”来,倒要开明许多倍!但即便如此,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完成宪政改革来说,慈禧太后将康梁排除在外的特赦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来,论知识能力、人气资望,康有为、梁启超是主持或协助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最佳人选,但是,二人直到武昌起义爆发20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之际才被清廷赦免,此时距二人仓皇逃命已经过去了12年。这是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第二次平反,但是迟到的平反对于两位当事人,以及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大业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故而梁启超对法律副大臣的”副省部级”任命无动于衷、坚辞不就。两个月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它再也没有机会给当年的变法志士彻底平反了,虽然满清遗老们包括后来成年了的废帝溥仪都认识到了,如果早一点为戊戌变法彻底平反,早一点下定决心走康梁立宪改革的道路,清朝未必没有保全自新的出路。

自己作孽自己平反毕竟不容易,文化不多的慈禧太后尚能如此,其实也很不简单了(何况”康党”确实对她动过”围园劫后”的杀心,流亡后的康有为亦曾不惜巨资对她图谋行刺)。以此而论,刮过”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哪里比得上慈禧太后!邓敢翻毛泽东定下的冤假错案——然而也翻得不够诚实、不够彻底,却没有勇气翻他自己作下的赵紫阳的案子、”六四”的案子,虽然他在九二南巡之际已表现出了一丝愧悔之意:南巡时邓对流亡海外者作出了只要回来就既往不咎的喊话,据说他也曾有过重新起用赵紫阳的想法,但是这些承诺和想法,终究一条也没有落实。



更加常见的平反情形是老子作孽、儿子平反,比如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岳飞在24年之后由宋高宗的嗣子宋孝宗平反,以”谋逆”大罪被杀的于谦在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平反,以”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而遭到镇压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两年之后由胡耀邦推动,经陈云提议,在华国锋、邓小平批准后获得平反。这三个著名案例,平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反的契机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换了皇帝,当初作孽的那位”领导核心”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经不能再亲自”拍板”了(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高宗尚在世,不过已经离休当太上皇去了)。新皇帝登基之初,往往会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著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昭示仁德、收拢人心,这是中国的传统,虽不可谓之优良传统,却也算得上差强人意,因为平反总比不平反强。

然而,”六四”始作俑者邓小平离世已经十七年了,除李鹏之外的元凶巨恶都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中南海的主人也已经从第二代传到了第五代。25年二传五,却竟然没有一位能赶得上知错愿改的古人宋孝宗、明宪宗,也没有一位能比得上英灵不远的胡耀邦。政治传统退化至此,不亦悲乎?



平反与改革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很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的:苏联的改革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之对斯大林时期的著名冤假错案予以甄别平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始于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翻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反。对于改革,政治平反比喊口号、发文件、作决议要可靠得多,比开十次不着边际的三中全会还要可靠得多。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平反之所以能够屡屡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平反必然伴随者对旧体制的控诉,而控诉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这就是自我改革的天然源泉和动力。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改革是在夸夸其谈、自我表扬的”三个自信”中发动起来的:你那么”自信”,还有什么必要改革?你的下属谁还敢来改革?

曾经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平反是改革的敲门砖,拿”历史遗留问题”开刀,是切除旧体制病灶最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那些看好习近平当局改革前途的人们说,习近平是”百年难见”的”最好的大大”,习氏改革不碰历史问题,不平反冤假错案,不提人权和普世价值,拒绝新闻自由,还不时做一些”左倾假动作”以迷惑政敌,不时以强硬集权手腕向权贵阶层和民间社会左右开弓,这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是刻意选择以”打老虎”为全面深化改革举旗开路,这是一条政治上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改革路线。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反腐固然是好事(但选择性过于偏狭的反腐有时也未必是好事),但通常与改革无关,因为改革最需要的是释放体制内外的建设性健康力量,而反腐充其量只是清除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腐恶势力;改革要的是春风化雨,以善培善、以德建德,而反腐只是以硬碰硬、以恶制恶。政治平反能够轻而易举实现的改革效果,反腐即使反到极限也难以企及万一,如此舍近求远,这是哪门子的稳健改革?

“六四”是当今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习近平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六四”就是试金石:”六四”不平反,改革没诚意,中国没希望。当然,平反”六四”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是英雄的事业,非斗筲之辈所能为;然而,拒绝平反”六四”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也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因为平反的机会并不总在当政者的手中,若有朝一日局势变化,象清政府崩溃之前后悔莫及的摄政王载沣那样,虽欲平反而时机已失,也就只能愧悔交加,任由同党埋怨、政敌嘲笑、史家责骂了。这个后果,习近平先生想到了吗?

来源:2014-5-14《中国人权双周刊》

江迅:六四纪念馆以真相抗谎言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2 日 由 qianren


香港六四纪念馆开幕,最大意义是以真相对抗谎言,以记忆对抗遗忘,可能是全球建筑面积最小,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微博微信以「五三五」称之,避免在大陆被封杀。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大陆办纪念馆。

五月二十五日,香港六四纪念馆网站瘫痪了,遭黑客攻击所致。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网站也于同一天瘫痪。这一天,多名支联会常委的私人电邮信箱,遭遇大批电邮攻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收到电邮多达二千多封。这就是残酷的政治现实。翌日,历经政治腥风血雨洗礼的李卓人,说起这事,耸耸肩,摇摇头,轻松一笑。

李卓人是在六四纪念馆边上的一家茶餐厅接受访问的。他说:「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开设六四纪念馆,『六四』过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一代人长大了,今天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六四』经历,而我们经历过『六四』的那一代人,有的渐渐淡忘,这就是香港。加上中国大陆完全剥夺而禁止有关『六四』真相的记忆,因此办这个纪念馆,最大意义就是以真相对抗谎言,以记忆对抗遗忘,把历史记忆保存下来,让世人知道真相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枪,这二十五年来也是人权倒退,自由倒退,民主倒退的真相。我们所做的归纳而言就是六个字:纪念、教育、参与。纪念,就是铭记『六四』为民主牺牲的先烈和民运人士;教育,就是了解历史真相;参与,就是一起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六四纪念馆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幕的。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开幕一个月,录得五千零八十五名参观人次,平日参观人次约二百人,周末假期则约四百人到场,大约一半来自中国内地。李卓人说,六四纪念馆的对象肯定是年轻一代和内地的人为主,现在不少香港学校组团来参观,在纪念馆随时能碰到说国语的来自内地的游客。纪念馆和支联会没有在大陆对这一纪念馆作任何宣传,但微博微信却能见到宣传,有人将「六四」纪念馆,称为「五三五」(五月三十一日加四)纪念馆,朋友圈互相传播,标题不出现「六四」,却可以看见那尊擎着火炬的民主女神雕像。

纪念馆位于尖沙咀柯士甸路三号富好中心五楼,面积八百多平方尺(七十四平方米)。用署理馆长、国际策展人、史学家林汉坚的话说,「六四纪念馆可能是全球建筑面积最小,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空间,如何利用有限空间,无疑是对历史学、博物馆学的重新演绎思考」。

六四纪念馆的整体规划,以「迷宫」的设计,作为当下中国国情处境最真实的反映,公众步入展场,能一起在纷乱、争战的价值系统中找寻中国的「光明」、民主的「出口」。展厅里,历年「六四」游行横额、旗帜等「活文物」,历史照片、活动影像、文本和互动屏幕,「黑板空间」、天安门广场模型、互动事件簿、静思区、两米高的民主女神像……参观者离开纪念馆,出门时身躯会接触「平反六四」四个大字的光线投射,升降机门前甬道布置着天安门广场集会相片,置身其中,人人面对历史,个个无法逃避。

据悉,纪念馆总投资九百七十六万港元(约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但一时筹不到那么大一笔数。李卓人说,首期只有六百万,另八十万装修布展,这六百万筹款花了三年时间,那八十万目前还在筹款。此外,借贷三百多万。门票是每人十港元,优惠票是五港元,朋友们都说完全可以加价,五元十元太低了。他说:「我算过一笔账,每一位来参观者,大约平均花费三十港元,包括门票、捐钱、购买纪念品,每月五千人,就有十五万港元。当然有些货需要扣除成本,每月也有十万收入,纪念馆资金维持,门票加不加价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重要的是,让更多人来,了解传播历史真相。」

谈到香港当下泛民主派行动分裂,就连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都有人要另打旗号,把少部分人拉去尖沙咀举办。有独立议员与部份本土派不满民主党、支联会及教协等组织长年「霸占六四道德光环」。对此,李卓人说,团结你我,集中力量,是最重要的。「我们提『平反六四』,他们则提『毋忘六四』,不知道有什么实际差别。所有对中共历史有认识的,都知道平反的意义。他们认为我们用平反,就承认了这个政权,我倒是觉得『平反』比『毋忘』强多了。还有他们提『反共』,指责我们『结束一党专政』太软弱,这有本质区别吗?」

四月二十八日,富好中心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委员会,透过律师对「六四纪念馆」五楼业主,就违反大厦公契之事,正式作出法律诉讼,指这一物业仅可用作写字楼,开设纪念馆有违大厦公契,并对大厦其他用户造成滋扰。在大厦底层电梯口外壁上贴有多份业主立案法团通告,其一说:「就向本大厦五楼业主采取法律行动之问题,本法团澄清本大厦一楼业主『维雅制衣厂有限公司』愿意支付一切有关律师费用,无需其他业主承担。」整幢大厦十多业主,官司费用竟由一业主承担,这不寻常,且有消息说,这一业主的家人中有政协委员。李卓人说,支联会早就商业楼宇可否开设纪念馆作过法律咨询,认为没有问题,他们要打官司,只能奉陪到底。

记者这一天三上三下大厦底层到纪念馆,电梯始终挤满拖着箱包的游客,主要是中国内地年轻人,他们大多是上高层购买电器电话配件的,那里也有产品展览。那业主立案法团为什么偏偏针对五楼「六四纪念馆」采取法律行动呢?很难让人不排除是政治行动的猜测。

烛光不灭,血仍未冷。李卓人说:「我们最想把纪念馆办到大陆去,也就是说,希望民主能在大陆成长一样,只是当下大陆不能谈『六四』,只能在香港谈。我还希望纪念馆能多点文物,原先曾有的一些文物,暂时还没有放在展厅。等安保加强了,我们会拿出来展览,希望借助亚洲周刊向中国两岸、东南亚乃至全球呼吁,把『六四』文物集聚在香港『六四纪念馆』。」

□ 亚洲周刊2014年6月8日 第28卷 22期


哈佛六四研讨会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2 日 由 lixindai


哈佛六四研讨会唯一一条采访限制,是不能拍摄观众席里的中国学生,保护他们不因参加六四活动受政治报复。「留学还是想着有一天回去报效国家,但首先要了解祖国丶看到国家的问题。所以我来了」。活动吸引不少中国留学生旁听,愿意接受采访讲看法的极少。而两位90後香港女生,则大方在记者镜头前谈六四,修读政治的她们开玩笑:「大不了没得做AO(政务主任)!」

「我是哈佛新生,来自中国。这也是我为甚麽不能上台提问的原因。我正是被洗脑的一代,知道所有关於八九六四的事都是爸爸说的零碎片断。我想知道更多关於这件事情被隐瞒的部份,这是多年来的禁忌!」一位中国少女在台下以流利英文向台上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提问:「为甚麽你们参加天安门运动呢?因为我相信我这代的学生丶我的朋友们都不太会对政治有兴趣。」

「六四在国内是街传巷议」

会後《苹果》记者与多名听众席上的中国学生私下交谈,他们不少是从其他大学慕名而来。「不管甚麽样的观点都摆出来,我们会自行判断。现在国内这种信息封锁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中国来的男生X很愿意表达观点,但反覆强调见报要匿名:「六四在国内是『街传巷议』,但公开讨论是不容许的。大学军训时我一个同学问教官六四的事,後来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受到处罚。这就是现实。」

而更多中国学生对采访的反应可用恐慌形容,走避不及丶甚至索性否认自己来自中国。「当然不能怪他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更证明了为甚麽六四这堂课这麽重要,为甚麽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研讨会搞手何晓清博士说:「并不是人们想像的美国要讲中国坏话,在哈佛学生身上,你看到一种人文关怀。特别是那些美国孩子,他们真会感同身受,去体会理解。」

研讨会上不光有经历六四的广场学生丶幸存者丶外媒记者及学者分享记忆,也有哈佛六四课程学生读论文分享他们对於这段历史的研究丶有韩裔学生写歌送给天安门母亲,想像这些母亲的痛苦:「如果我有事,妈妈也会失去生存目标。」学生们还以形体艺术讲述六四死难者的故事,由曾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2010年的颁奖仪式上演奏的哈佛校友丶小提琴家张万钧伴奏,《茉莉花》和《一无所有》的旋律充满讲堂。

港交换生盼能薪火相传

「刚才坐我旁边的西方女士哭得很厉害!」正在波士顿做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三年级生吕衍莹(Elizabeth),在香港时曾参加六四学生营丶游行丶集会等。她说这次参加哈佛六四研讨会感觉很不同:「觉得好感动,很多外国人对六四这样关心,在中共角度可能又要话我们『勾结外国势力』了。但好感动的是,虽然人与人之间好多时存在一些文化差异,但有些普世价值,例如人权丶争取自由的心是一样的;好感动在美国这个地方,虽然过了25年,还有很多人关心丶会去讨论这件事。」

「整个中国只有香港这个城市是最自由接触这方面信息的地方。」城市大学政策与行政学三年级生刘慧君(Stacy)正在纽约做交换生,她说专程来哈佛是因为讲者中有被坦克轧断双腿的方政:「上年六四纪念馆在城大有临时馆,看见那些遗物,知道这段历史真实存在,自己也想知多些,也想告诉身边不知道的人发生了甚麽事,我希望自己做到薪火相传。」

来源:苹果日报

 
3   [dokknife 于 2014-06-03 12:06:40 提到] [FROM: 72.]
忆昔:难忘1989(4)- -血雨腥风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3 日 由 guzheng


军队进不了城,学生也不离开广场,转眼到了六一。有一篇很可笑的报道说:天安门广场被学生们占了,小朋友们都没法过六一了。

单位的领导从日本访问回来。我们问他:外国一定是在谴责我们的政府吧?(此时单位气氛仍较宽松)但我们却听到很意外的否定回答。据说,日本人看倒是我们的政府“太软弱太没作为”了。如果是在日本,广场被“占据”这么长时间,政府早就“处理”,绝不会拖这么久。我们听了将信将疑,可他好像也没有骗我们的必要。这时,学生似乎拖得太久了。

六月以后,广场出现四君子和民主大学。不久广场还立起像女英雄刘胡兰的民主女神的雕像。但此时广场的形势也突然变得严峻。

六月三日是星期六。傍晚,在食堂只剩下我和陈晓清边吃晚饭边看新闻。新闻里不断播出军队将有行动的种种迹象:市民发现有身着便衣的军人,还有隐藏的枪支。看着那种压抑紧张画面,我脱口说出中学课文《纪念刘和珍君》里的句子:“共和国最黑暗的一天将到来了。”

陈晓清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却没说任何话。这种地方陈晓清确实了不起。我们是同龄人,他却成熟得多。他是学生党员,从不口无遮拦地抨击政府,对学生运动也不多说,显得有些高深莫测。 其实如果不谈政治,和陈晓清谈天很有意思。他讲话幽默,描述事件特别生动风趣。一次,开一个很无聊的长会,大家都在下面打哈欠。我和他相邻笔谈,发现这位总是一本正经的人竟会背很多《红楼梦》里的诗。

那个夜晚,国家发生了那样的大事,但我们那个城市一切都很平静。

六月四日是星期天,那天单位组织去湖边野餐。我很早来到单位,想看看昨晚北京到底发生什么。中央台没有画面,只有播音员很严厉地播报:“昨晚在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接着是各省各军区支持党中央“平息暴乱”的英明决定。

大家顾续来了,传递着各种消息:军队开枪了!据说有上千人被打死。大家议论纷纷。我们那位领导夫人也来了,喳喳呼呼地说听北京亲戚打电话来了:军队开枪了,在长安街对着高层建筑开枪!对着行人开枪!

看境外的新闻:事件还在继续,北京还有零星的枪声!还不知死伤人数。昨晚已经感觉到那种黑云压城的压抑气氛,但此刻,始终不愿看见不愿意相信的对老百姓的屠杀竟成了事实!我在内心感到无比震惊悲哀气愤!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国家没希望了,我一定要走!” 那位夫人也说,“你们还年轻,不要呆在这种国家了,能走就走吧!”这位夫人平时有些言不由衷,但我相信此刻她是真的。

天气很好,大家在湖边烧烤游泳。蔚蓝的天空那么温柔,湖水既清凉又温暖。有人带来了一个小收音机,可以听到境外的新闻,从北京传来零星的沉闷枪声,令人感觉颤栗寒冷。

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看当天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杜宪薛飞身着黑衣,表情低沉悲痛地播报“平暴”新闻。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从心底敬佩这两位有良知有勇气的学长。看国外的新闻,画面里有火光熊熊的天安门广场,持枪的大兵及怦怦的枪声。那些撤离的学生们,有人还在做出胜利的V字手势。

六四后几天,在电视上还看到有勇敢的北京市民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前与军队对峙。老百姓在一边骂,军队那边响起沉闷的枪响。有人倒下了,被平板车拉着奔跑。在一个追悼会,前面摆放着被枪杀的遇难者的尸体。那些男性和女性尸体被叠放在一起,完全不顾死者的尊严。

整个星期,我感觉说不出的悲哀压抑!想哭又哭不出来。我用一小团白毛线做了一朵小白花,每天佩戴小白花去单位。(小时候周毛去世时,我学会做的那种白色的小绒花。)有人露出诧异,有人流露赞赏。我头脑麻木无所谓,只想表达自己对那些死难者的哀悼。我感觉他们的血有些是我而流的,我这种自私软弱的人。

此时,还有一些更胆大的人。一位电台的记者在自家凉台挂出横幅:“杀人禽兽!”。这位记者我是认识的。一年前,我们在出差路上遇到,那时他还向我大大地宣讲了一番入共产党的好处:“党票就像记者证,有了比较方便。”

那时,不知什么组织往单位的传真机传来一些死难者的图片。在电视新闻里都看到过那些惨象,但当传阅被坦克压得不成形的尸体的照片时,大家又是一阵哀叹愤怒。一位一向很谨慎的中年人也忍不住:“这次邓小平真是欠下血债了。”

六四一周后,香港爆发了开阜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抗议六四暴行的游行。此时内地一片萧杀的气氛,人们噤若寒蝉。看到那些无穷无尽的滚滚人流,我觉得香港同胞的勇气和正义感格外令人钦佩感动。但旁边一位老同志愤愤地说:香港这些人都是逃亡地主!我暗暗倒吸一口凉气,不敢再多说了。

不久,电视公布了通缉学生领袖的名单。电视里也播有学生领袖被抓,或被亲人送去政府自首的新闻,看得令人胆颤心惊。一天半夜,宿舍的门被粗暴地敲得震天响,两个警察进来要每个人出示身份证。我当时是北京的身份证,警察狠狠地盯着我,对着他们手里的名单看了好半天,还吆喝着我去合实一下。室友们都很勇敢的为我作证解释,不让他们带我走。幸亏前段时间调查失窃的警察进来了,才把我放过。那晚,因为受惊吓,我久久不能入睡,第一次深刻地感到:与这个政权作对是很可怕的。

好久没听到黄青的消息了。大家常议论起他会怎么样?他会被抓吗?会跑掉吗? 有一天,黄青给单位来了电话,大家争着跟他说话,都是一个意思:“你这个动乱分子,赶快跑啊!”
黄青一点不紧张,还嘻嘻哈哈:“大丈夫,好汉做事好汉当,跑什么!”
放下电话,大家都说:“黄青,这个大傻冒!”

但从境外新闻也传来好消息,吾尔开希逃了!柴玲也逃了!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在食堂里大家兴奋得几乎要击掌相庆。那时,大家都是衷心地爱戴着那些年轻的学生领袖们。

□ 读者投稿


拒绝遗忘:采访《天安门流亡》的作者何晓清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3 日 由 lixindai


采访者:吴薇

1989年,何晓清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但是对那一年春夏之交的记忆却伴随她至今,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她出版了《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上个星期,她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做新书发行宣传,本台借此机会采访了她。

2008年,何晓清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本书的前身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她说,从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她就希望它未来的读者不仅限于学术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另外,二十五年过后,事情的真相变得面目模糊,这使她有一种迫切感。

六四是一个分水岭

《天安门流亡》中有一句话:”如果不理解1989年的春天,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何晓清认为,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尽管物质贫乏,但是人们充满希望,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1989年示威者走上街头,目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儒家所讲的”进谏”,希望统治者进行改革。但是在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要面对坦克和枪弹。后来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源于此。所有对1989年有记忆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何晓清说,如果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目标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也不奇怪。所以说目前社会公德和社会信任的缺乏和1989年也是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被扭曲的不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价值和人心。

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

《天安门流亡》名列”Palgrave口述历史丛书”,其主要内容是对易丹轩、沈彤和王丹三名前学运领袖的采访录。但是书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关于普通流亡者的。何晓清形容他们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一个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在六四后离开中国,另一部分人在学运发生时已经身在国外。他们或是选择了自我放逐,或是由于参与海外民主活动和为死者家属募捐而从此被禁止回国。

何晓清和这个群体交往多年。她说,二十五年后,他们从年轻学生变成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和每一次社会运动过后一样,参加者中有人会放弃,有人会继续,有人不再在乎,有人须臾不忘。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民主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六四事件没有结束

她说,对六四的记忆并不仅限于那几个著名学生领袖的记忆。她在写这本书时刻意把一些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进来。他们至今仍然在坚持,仍然在付出代 价,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的”天安门父亲”在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自尽。何晓清说,他的死提醒我们,六四没有结束于1989年,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八九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个人选择。

“天安门母亲”等团体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六四遗孤和死者家属。何晓清说,在美国有八万多人因六四事件获得绿卡,在加拿大也有六万。尽管不能强求,她还是希望大家对那些仍然在为八九年承受苦难的人多一些关心。

何晓清几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六四的夏季研讨课。为什么选择不断地讲述?她回答说,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她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对抗遗忘的方式。

来源:《新世纪》网站
 
4   [dokknife 于 2014-06-01 15:34:32 提到] [FROM: 209.]
美国名主播谈六四:蒙羞也应记住历史
2014-06-01 08:58:04  美国之音   

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兼总编丹·拉瑟,是
1989年美国四大电视网报道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力之
一。星期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25年前的天
安门抗议有三个画面最令他印象深刻。回顾历史,他为
美中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辩护,认为走回孤立和对抗
的老路是不切实际的;他表示,美国应该做中国的朋友
兼竞争者;他批评中国政府竭力让人遗忘六四,强调应
该记得自己的历史,即便会让这个国家丢脸。  三个
历史性画面  1989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
闻主播和总编,丹·拉瑟带领采访组前往北京报道苏联总
统戈尔巴乔夫的即将到访。但迅速扩大的天安门学生抗
议一举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拉瑟在天安门现场直播了几
个星期,直到局势恶化。他说,这一历史事件有三个画
面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第一是树立在天安门广场
的民主女神像;第二是那孤零零的中国公民站在坦克前
面,当坦卡开过来的时候,他好像说,要么停下来,要
么从我身上过去。那简直是惊人的勇气;第三就是那个
中国政府官员切断了我们的卫星电视直播。这是中国政
府采取的最严厉举措以控制它形象的开端。我们可以看
到,25年后,可以说他们显著地很不幸地成功了。” 
 亲历切断天安门直播全过程  1989年5月19日,中
国政府在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后一个小时内下令切断所
有在北京进行直播的外国电视媒体的卫星发射。拉瑟作
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直播负责人经历了信号被切断
的全程。他说,当时他们不仅做电视新闻,还做特别节
目,从天安门广场直播。抗议活动很快扩大到天安门广
场,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国政府越来越紧张,担心从天
安门广场的直播会影响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时他们
已经直播了数周。但拉瑟说,中国政府又不敢轻易切断
我们,因为强行关闭反而会强化它是个独裁政府。他们
绞尽脑汁,终于有一天政府高层说他们必须切断外媒直
播。  “然后他们派了广播主管部门的高级代表来到
我们酒店,那里是我们送卫星信号的基地。我们的直播
信号送到卫星上,卫星再传送到世界各地。他们来酒店
切断我们的卫星直播时我在广场,距离酒店有一段路。
我的主管酒店事宜的同事在现场,他告诉我这里有麻
烦,需要回来。他们对我同事坚持说上面有指示,必须
得关掉。我的同事起先没有完全理解,虽然我们有翻
译,但是他没完全懂。我必须说,没完全理解对我们有
好处。所以我们继续直播。  “拉瑟先生,你必须现
在就把它关掉!”  我回来了,我是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的新闻主播,是主管我们报道的。所以我回来先跟中
国政府代表交涉。我先告诉他们关闭卫星对他们并没有
好处。但我打交道的对象是拿着上面的命令来的,这并
非他的决定。因此,我们尽可能地拖延,他们知道我们
在拖,最终他们说,‘拉瑟先生,你必须现在就把它关
掉!’但我对他们说,我不会关掉卫星,我不会关掉我自
己的报道。他们说那我们下去关。我说,那好吧。下
面,酒店的后院我们有自己的卫星发射设备,我们下去
了。我们是在向全世界直播,在美国是电视黄金时段,
如果关掉全世界各地都会受影响。他们用中文说,走开
点,我们要关了。然后他们关掉了我们的直播。我们还
是在报道天安门广场,但是从此之后我们的现场直播能
力被极大限制,某些时段不能直播了。”  六四镇压
发生时拉瑟不在北京。他说,六四发生前,大约5月底
或6月初,当时情势急转直下,纽约总部认为他是主
播、晚间新闻的总编,要他离开中国。他说,虽然他希
望留下,但总部觉得他已经在那里数周,政府已开始关
闭机场,不让人进入北京,并有可能不让人离开北京。
拉瑟说,他到机场时看到北京机场已经一片混乱了。 
 中国崛起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  拉瑟说,“1972
年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时我去了中国,我当时告诉我
自己,作为一个热心报道国际事务的人,我应该至少每
年去一次。但1972年以来我并没有每年都去。比方说,
在文革期间,无法获准前往。但是1972年后我试着每年
去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想,我大约去过20次了
吧。”  拉瑟说,“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的头十
年,中国决心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军
事大国。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故事。我尽可能到中国去
访问,不过已经有一年半没去了。”  中国政府一贯
控制世界对六四的记忆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虽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对六四的结论始终未变,
并千方百计要将六四从历史上抹去。拉瑟说, 1989年
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之一。他
说,“有的变化是好的,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世界经济
都是好的、积极的。政府私下里也解决了一些六四学生
的冤情。”但是,“从1989年以来,不是哪一年,不管谁
当领导人,政府一贯地控制世界对天安门的记忆,尤其
是控制中国老百姓对六四的了解,这一做法非常成功,
首先,天安门事件不再被记得很清楚,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政府的政策,其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忘记了天安门
事件。现在当2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可以预料,中国
政府会加倍努力,加倍警觉,不让任何他们努力让人们
遗忘天安门的努力出现任何逆转。”  以史为鉴 不怕
蒙羞  拉瑟认为这是很不幸的。但是他说:“历史告
诉我们,能记得自己的历史、学习自己的历史的社会、
政府和人民,不管他们的历史是好是坏,无论这段历史
是狂风暴雨还是阳光明媚,即便现在这个国家因耻辱而
丢脸,如果他们能教他们的历史,他们就会成为更强大
的社会、更强大的人民。”  他以美国在自身发展历
史中对印第安人有过的不光彩行为为例,说明“我们研
究这段历史,不舒服,但了解它是很重要的。”他
说,“了解今天你是谁,以激励你变得更好。我认为很
重要的是去了解你所植根于其中的历史的真相。”  
难以想象美国还能有更好的对华政策  拉瑟1972年跟
随尼克斯总统访华,他对六四25周年前夕有美国国会议
员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个记
者,不是外交官、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多不少,就是
个记者。我的看法,总的来说,1972年,美国为打开与
中国的正常关系所作的努力,无论对美国、中国和世界
都是好事。天安门事件会使人对以上结论有所保留,但
是总的来说,1972年打开中国的大门对美国、中国和世
界都带来了好处。但是,如同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
我们无法知道未走过的路会怎样。不过,我很难想象,
如果美国和中国都保持那种互不联系、互不接触的状态
我们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会更好。另外,即便我们
有更好的不同的政策,即便我们确实有,我不确定,这
种政策在当今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包括信息技术,和全
球性经济发展中,是不是可能?对我来说很难让我看到
我们可以继续其它政策,即便我们愿意这么做。”  
必须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  他说,“美国有一派人认
为,1972年做出改变的政策是对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到
了21世纪的第2个十年,是时候回过头去执行另一种政
策了,一种对中国更对抗的政策。坦率说我不知道这是
不是会更好。如果要像我这样从基本点上着眼,最重要
的事情是要避免成为中国的敌人,或把自己制造成中国
的敌人,这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做到。”  他说,“每
次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些,我们应该对他们
更强硬些——虽然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美国的价值
观,我们应该总是宣扬这些价值观,但是,我的想法是
——也许有争议——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成为中
国人的朋友,我不仅每次去中国这样提醒自己。我们不
是中国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盟友。我承认有美国
朋友对我说,丹,这点你错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
们,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我认为绝对必要的是,我们
既跟中国人做朋友,同时跟他们竞争,包括竞争世界影
响力,以及我们认为的价值观。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
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是
非常危险的。”  灵敏、高质量、诚信的中国报道可
以抵消中国对新闻的控制  拉瑟一直认为,中国是当
今世界的最大新闻,美国的媒体并没有把握好对它的报
道。但是中国政府严控媒体,拒绝新闻自由,对敢于报
道其丑闻的外媒进行惩罚。究竟应如何报道中国?他
说:“首先是要报道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报道是小规
模的、单薄的,那我觉得这对美国、对中国是不健康
的,对一个和平与有希望的世界也是不健康的。是的,
中国政府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报道中国的控制,对其形
象的控制。希特勒曾说过,谁控制着形象谁就控制了竞
赛。他的说法就是,如果你宣传足够强大、足够有效,
就会增强你的力量。我认为历史证明了这是正确
的。”  但是,拉瑟认为对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
不是没有办法。“首先,尽管中国政府或至少部分政府
对新闻实行严控,在当今包括所有科技在内的仍在继续
着的信息革命中,一个灵敏、高质量、有诚信的对中国
的新闻报道,可以抵消对新闻、信息和形象进行控制的
努力。归根结底,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际新闻报道,
更深入和广泛的报道,包括提供历史视角为背景的报
道,而我们却反而减少了,美国现在的国际报道,尤其
是对中国的报道在缩减。我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
益,也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5   [dokknife 于 2014-05-30 16:51:58 提到] [FROM: 72.]
Savitt: 我的六四记录 (中英对照)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30 日 由 lixindai


Saturday June 3, 1989 8 p.m.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晚8:00

It’s still light outside. I haven’t slept in 48 hours. I feel like I’m moving in slow motion. All I want to do is lie down, but I know I have to keep working.
外边天还亮着。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慢动作状态。我只想躺下来。可我知道我得继续工作。

The UPI office telephone rings. UPI bureau chief David Schweisberg picks it up then barks, “Savitt, it’s your girlfriend.” Dede and the U.S. ambassador’s wife Mrs. Bette Bao Lord are in the CBS headquarters. The office takes up the entire tenth floor of the Shangri-La Hotel in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district.
合众国际社(UPI)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UPI分社社长Schweisberg接起电话大喊:“Savitt,你女朋友的。”Dede和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正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总部,它设在北京西北的学院区香格里拉饭店的10楼,办公室占了整整一层。

“Wei! Wei! Hey! Hey!” I grunt the standard Chinese telephone greeting to try to lighten the mood with humor.
“喂!喂!嘿!嘿!”我用中文咕哝着电话问候,想用幽默让心情轻松些。

“Don’t joke,” Dede says. “You have to get to the west end of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right away. The troops and tanks are moving. They have orders to clear Tiananmen Square before dawn.”
“别开玩笑,”Dede说,“你马上到长安街西头去。部队和坦克已经出动了。他们接到命令要在凌晨前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Cao, Fuck!
“肏!”

“Thanks for your help,” I add and hear her tell me: “Be careful” as I hang up.
“谢谢你帮忙,”我补充了一句,挂电话时听见她说“小心点儿”。

I grab my camera bag and motorcycle helmet, shove my brick-sized cell phone into the pocket of my dad’s old army jacket I wear for good luck, and call out: “The troops are moving, I’m heading west.”
我抓起相机包和头盔,把砖头大小的手机塞进我爸的旧军装口袋里,平时我穿它是为图个吉利。我喊了一声:“部队出动了。我去西边儿了。”

“Keep your phone on,” I hear Schweisberg say as I sprint out the door.
“手机开着,”冲出门时Schweisberg对我说。

I hop on my motorcycle, kick start the engine and speed out the front gate of the diplomatic compound. It’s 10 km. (6.2 miles) to the west end of the city. I’ve made the ride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with no traffic. But now the streets are packed with people moving concrete lane dividers into the roadway to block the troops from entering the city.
我跳上摩托车,踩着了油门,冲出外交公寓。城西头离这里有10公里(6.2英里)。街上没车时,我用15分钟就能骑到。可现在街上全是人。为了阻挡部队进城,他们把水泥隔离墩都挪到了马路中间。

No car can get through this. Other journalists are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to the front line.
汽车是根本开不过去的。其他记者要想到前线去会很艰难。

Public loudspeakers at every intersection repeat the martial law warning:
“Citizens are forbidden to enter the streets or Tiananmen Square. Violato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fate. Should anyone ignore this order, the martial law troops, people’s armed police and public security officers will use whatever means necessary to enforce it.”
每个路口的大喇叭都在不停地重复着戒严令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们,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I steer into the bike lane and weave through the crowds heading for Tiananmen.
我转到自行车道,在往天安门方向走去的人群中穿梭。

The Square is packed with people. I never knew how festive a revolt could be. People are smiling, laugh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ir hopes for the future. But I see in their eyes fierce determination to hold the heart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night.
广场上挤满了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抗活动可以这么富有节日气氛。人们面带微笑,笑谈着对未来的希望。从他们的目光里,我看到他们下定了决心,要通宵占领这个城市心脏。

I ride past the portrait of Chairman Mao hanging abov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As I leave the Square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thins out. I veer back onto the main road and pick up speed. The landmarks tick by a kilometer apart: Tiananmen Renda Huitang (Gate of Heavenly Peac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est Road. Xinhua (New China) Gate. Liubukou (Six Ministries Street Mouth). Xidan (West Monumental
Arch). Minzu Gong (National Minorities Palace). Fuxing (Glorious Revival) Gate—the entrance to the old Imperial city. Muxidi—the site of high officials’ residenc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s chief of staff and his family. I finally arrive at Gongzhufen—“Tomb of the Princesses” -—where the Third Ring road turns south toward the military camps where I know the tanks and troops are billeted.
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像在我身旁掠过。离开广场时,街上的人少了下来。我又上了主车道,开始加速。一个个路标被我甩在身后:人大会堂西路、新华门、六部口、西单、民族宫、复兴门、木樨地—这儿有一栋部长楼,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彤一家就住在这楼里。我终于到达了公主坟。从这里上三环往南走就是兵营,部队和坦克都驻扎在那儿。

It’s taken more than an hour to get here. The sun has set and the sky is now completely dark. The grassy roundabout is filled with people sitting in circles. Individuals move from group to group,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speculating about what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Contrary to the festive mood in the Square, this crowd is on edge.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公主坟。太阳下山了,天完全黑了下来。环岛草地上坐满了人,他们围成圈。几个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搜集信息,猜测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跟广场上的节日气氛不同的是,这群人显得非常紧张。

I feel my cell phone vibrate and pull it out. It’s Dede.
手机震动了。我接起来,是Dede打来的。

“Where are you?”
“你在哪儿?”

“Gongzhufen.”
“公主坟。”

“The troops and tanks are coming up the road toward you.”
“部队和坦克正在往你的方向进发。”

“Thanks,” I say and shove the phone back in my pocket.
“谢啦,”说完我就把电话塞进了口袋。

Mrs. Lord and Dede’s intelligence is again unerring. I ride my bike south with the lights out to avoid detection. I hear a low rumble grow louder, and as I come over a rise I see a line of battle tanks,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nd thousands of soldiers with bayonet-tipped assault rifles coming toward me. It’s the most terrifying sight I’ve ever seen.
这次,包柏漪夫人和Dede的情报再次准确无误。我骑上摩托往南走,为了不被发现,我灭了灯。就在这时,隆隆声越来越响。我来到高处,看见一排坦克、装甲车还有几千名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士兵朝我的方向行进。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

I whip my bike around and speed back toward the intersection.
我掉转车头,加速朝路口骑去。

“Dabing laila!—The soldiers are coming!” I cry as loud as I can.
“大兵来啦!”我拼命高喊。

I hide my bike in a clump of bushes. I’m still wearing my motorcycle helmet, and my bandana covers my mouth and nose. Only my eyes are visible, no one can see I’m a foreigner. Suddenly anti-riot troops in black uniforms with metal shields and steel helmets pour into the roundabout from all sides. People start running. I hear the thud of wooden truncheons smacking skulls.
我把车藏到矮树丛下。头盔还戴在脑袋上。我用大手帕把嘴和鼻子都捂上,只露出眼睛,没人能看出我是外国人。突然,身穿黑制服、手拿盾牌、带着头盔的防暴警察从四面八方冲进圆形地带。人们跑了起来。我听到木棍打到头盖骨的噗噗声。

“Faxisi—Fascists!” “Gou—Dogs!” “Chusheng—Beasts!” onlookers yell. Then the people start fighting back. Young men break sidewalk flagstones into jagged chunks and hurl them at the soldiers.
“法西斯!”“狗!”“畜牲!”旁观的人高喊着。这时,人们开始反击。年轻人把地砖砸碎,朝士兵扔去。

A young riot trooper gets trapped against a metal fence and pelted with bricks and stones until he falls to the ground. I run to help him, but can’t get close as the crowd closes in. They look like they’re beating him to death.
一名防暴士兵被困在铁栏杆上。人们往他身上扔砖头和石头,他倒在了地上。我跑过去想帮他,可他被层层包围,他们快要把他打死了。

Then I hear the unmistakable sound of machine gun fire. Pop-pop-pop. Steady bursts of three shots that I know means the rifles are on semi-automatic. Red and green tracer bullets streak through the sky. It’s eerily beautiful. I can’t help thinking of the lines from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这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机枪声,“啪、啪、啪”一连三发子弹,说明这是半自动步枪。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有着一种诡异的美。这不由让我想起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里的歌词:“烈火熊熊,炮声隆隆。”

Suddenly a man next to me spins and falls to the ground. I see a red stain spread across his t-shirt. “Are they rubber bullets?” I ask a guy running by.
突然,我身旁一名男子打着转,倒在了地上。他的背心上一大片红渍。“他们用的是橡皮子弹?”我问身边跑过去的一个男人。

“Rubber bullets?! Fuck no, they’re live rounds.” He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everyone here does mandatory military training and is familiar with these weapons.
“橡皮子弹?! 别逗了!真枪实弹!”他说的没错。他们都受过军训,对这些武器门儿清。

Then the tracer fire moves from over our heads directly into the crowd. People start falling all around me. I hear the ppppzzzzhhhh ppppzzzzhhhh ppppzzzzhhhh of high-velocity rifle bullets buzzing past my head. A tear gas canister explodes next to me and I fall to the ground. My eyes are burning and tearing. Gasping for air, I lie paralyzed on the pavement for several minutes. When I can finally see again the tanks and troops are moving toward the next intersection, Muxidi.
曳光弹从头顶落入人群,周围的人纷纷倒下。高速步枪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催泪瓦斯弹在身旁爆开来,我倒在地上,眼睛烧灼般疼痛,眼泪直流。我瘫痪地躺在便道上,大口喘着气。几分钟后,我恢复了视力,看到坦克和部队已经向下一个路口木樨地进发了。

I call in the first confirmed death after 10 p.m. I can barely be heard above the din of gunshots.
10点钟后,我打电话报告第一个确定的死者。子弹的呼啸声大得连我都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

“Dave,” I say when I hear my boss’s voice, “they’re firing into the crowd and a guy’s dead.”
“大卫,”我听见老板的声音,跟他说,“他们在朝人群开枪,一个男的已经死了。”

“How do you know he’s dead?”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Because his brains are splattered on the pavement.”
“他的脑浆溅了一地!”

The phone cuts off.
电话断了。

A guy my age limps toward me. I see he’s shot in the upper leg. His pants are drenched with blood. I tell him I’ll take him to Fuxing Hospital, a mile away at Muxidi Bridge.
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朝我一瘸一拐地走来。他的大腿中了枪,裤子都被血渗透了。我跟他说我带他去复兴医院,它就在木樨地附近。

I pull my bike out of the bushes and help him straddle the seat. As he leans against me I feel his blood seep into my clothes. I speed off in the bike lane. The tanks and troops are advancing down the main road beside us less than 20 meters away. They’re firing into the crowd ahead. If they turn their guns sideways we’ll both be killed.
我把摩托从矮树丛中拉出,帮他跨上座位。他靠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渗到我的衣服上。我在自行车道上快速出发。在离我们不到20米的路旁,坦克和部队在行进,朝他们前面的人群射击。如果他们把枪口调到侧面,我们俩肯定会被打死。

We pass bicycles and flatbed tricycles transporting the wounded.
一路上,自行车和平板车都在运送着伤员。

I speed up to the hospital entrance, drop the kickstand and help the injured guy inside. The sight shocks me. The entrance corridor is filled with gunshot victims. Most aren’t being treated. Some are hooked up to IVs. A handful are covered with bloody white sheets, obviously dead.
我快速来到医院门口,放下摩托车支架,扶着伤者走了进去。这里的场面让我震惊。门口的走廊里挤满了被子弹打中的伤员。多数人还在等候治疗。有的挂着点滴,四、五个人的身上覆盖着有血迹的白单子,他们显然已经断气了。

“Jiuming—Help!” I yell.
“救命!”我大叫起来。

A nurse wearing a surgical mask runs over and we ease the guy onto the floor.
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跑过来,跟我一起把伤者放到地上。

“He needs to be treated!” I shout.
“他需要治疗!”我大声喊着。

“No one’s available. The doctors are all operating on the worst injured. We aren’t prepared to handle this many wounded.”
“现在没人。医生全都在给受伤最重的做手术。一下子这么多受伤的,我们对付不过来。”

I know from my wilderness survival training that the biggest danger of massive trauma is blood loss. If they don’t get transfused quickly the victim “bleeds out.”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This hospital won’t have enough blood for all these people.
我受过野外生存训练,知道大面积受伤的人最怕失血。如果不赶紧输血,伤者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这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家医院血源不足,没办法给这么多人供血。

“How many wounded?” I ask the nurse.
“有多少受伤的?”我问护士。

“All the operating rooms are full. So is the taipingjian—rest-in-peace room.” Rest-in-peace room is the Chinese word for morgue. There must be scores injured and dead.
手术室都满了,太平间也满了。这里的死伤人数起码有几十个。

I step back through the bodies in the entryway. The stench of blood and open wounds sickens me.
我从躺在入口处的那些身体中走出来。血腥的气味和伤口的恶臭令人作呕。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do here. I should be out reporting.
我在这儿帮不上忙。应该到外面去报道。

I run outside, hop on my bike and take off after the tanks.
我跑出去,跳上摩托,跟在坦克后面,上了路。

The carnage I just witnessed at Gongzhufen repeats itself at Muxidi. Anti-riot troops try to clear the intersection and are attacked by citizens throwing stones, bricks, bottles and now flaming Molotov cocktails. The soldiers open fire again and all around me people drop to the ground bleeding.
在公主坟目睹的大屠杀在木樨地重演。防暴部队想打开一条路,市民们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瓶子、燃烧弹。士兵再次向市民开火,周围的人纷纷倒下,在地上流着血。

“Get her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 or she’ll die,” I yell to a group carrying an injured young woman.
一群人正在运送一名受伤的女孩。我朝他们喊: “赶快把她送医院,要不她就死了。”

The tragic scene repeats itself all the way down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Thousands of enraged citizens fill the streets, massing spontaneously at each intersection to resist the assault on their city. Incapable of clearing them with tear gas and batons, the soldiers shoot their way through the crowds and dozens if not hundreds fall at every crossroads.
长安街一路上,悲惨的场面不断出现。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向街头,自发地集结在每个路口,抗议军队袭击城市。士兵因无法用催泪弹和棍棒驱赶人群,他们就一路开枪,杀出一条路,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起码几十人倒下。

Fuxing (Glorious Revival) Gate. Minzu Gong (National Minorities Palace). Xidan (West Monumental Arch). Liubukou (Six Ministries Street Mouth). Xinhua (New China) Gate. Tiananmen (Heavenly Peace Gate). Renminda Huitang (The Great Hall of People) West Road. The macabre dance continues. I ride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on the sidewalk, as far from the troops as I can get while still catching the action with my camera. Famed photojournalist Robert Capa advised: “If your photograph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 He’s right, but if I get too close the nervous soldiers will fire at me. The tension sharpens my senses and etches every moment into memory.
从复兴门、民族宫、西单,到六部口、新华门和人大会堂西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直在持续。一路上,我只能在便道上骑车,离部队远点儿,尽量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用相机拍下来。Robert Capa是位有名的新闻摄影师。他曾说过:“照片拍得不好,是因为距离不够近。”没错。可如果我离得太近,紧张的士兵会朝我开枪的。紧张让我感觉灵敏。我把眼前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

On numerous occasions I make eye contact with soldiers less than 20 meters away. They point their rifles at me several times, but for some reason don’t shoot. I guess they’re exclusively focused on getting to the Square so nothing else matters.
好几次,我都和距离20米以内的士兵对视。好几次,他们都用步枪指着我。可不知为何,他们并未开枪。他们一心一意要到达广场,别的对他们大概没那么重要。

They finally arrive at Tiananmen just after midnight. The tanks and troops begin to fan out and surround the 10-acre square. They line up in straight rows, apparently awaiting orders for the final assault. When the cordon closes the thousands of students and citizens will be trapped in the square.
坦克和部队于午夜时分到达广场。他们列成扇形,把占地10英亩的广场包围起来。士兵们排列成行,显然是在等待最后进攻的命令。待警戒线缩小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就会被困在广场上。

This is my last chance to join them. I race ahead of the tanks to an alley called Zhengyi Lu—Justice Lane, southeast of the square. It’s part of the old Legation Quarter. I lived in this neighborhood for several years and visit close friends here regularly. I know the streets well. I ride down the pitch-dark alleyway with my lights out, park my bike in a dark corner where I can retrieve it later, and run onto the square just before the tank line closes.
要想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冲到坦克前面,驶入广场东南角的正义路。这是过去的使馆区。我曾在附近住过几年,也常去周围的朋友家串门,对这一带的街道了如指掌。关上车灯,我骑进了漆黑的胡同。把车放在一个过后能找到的阴暗角落后,就在坦克封场之前赶回了广场。

An emergency notice broadcasts continuously from public loudspeakers on the Square: “City residents and student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 has taken place in Beijing. A small number of terrorists has incited students to violently attack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nd throw rocks and Molotov cocktails at PLA soldiers and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injuring many! Students and residents are asked to leave the Squar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actions.”
广场上大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攻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I hurry to the Monument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at the center of the Square. Several thousand students and citizens remain here. Those nearest look at me like they’re seeing a ghost. I look down and see I’m covered with blood. Then I remove my bandana. They’re even more shocked to see I’m a foreigner.
我匆忙赶到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几千名学生和市民还聚集在这里。周围的人看着我好似看见了鬼。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衣服上都是血。我把大手帕摘下来,他们就更吃惊了,原来还是个老外!

“Zenme hui shi What happened?” they ask.
“怎么回事儿?”他们问。

“What happened? Don’t you know?! They’re shooting everyone in sight!”
“怎么回事儿?你们真不知道?他们见人就开枪!”

The students on the Square don’t know what’s occurred outside Tiananmen. I’m the first to bring the tragic news. I’m quickly surrounded and recount everything I’ve witnessed.
广场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广场外边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我这里第一次听到这悲惨的消息。他们围拢过来。我把自己目睹的一切跟他们说了一遍。

Now they’re scared.
他们开始害怕起来。

“Do you think they’ll shoot us?”
“他们会对我们开枪吗?”

I shake my head but remain silent.
我摇摇头,没吭声。

They sit back down on the marble steps of the monument, visibly shaken.
学生们在纪念碑大理石台阶上又坐下来。看得出,他们很震惊。

I sit with them and take a much-needed rest.
我也坐了下来,想好好休息一下。

“民不畏死, 乃何以死懼之! Minbuweisi, naiheyisijuzhi The people aren’t afraid to die, how can you threaten us?” a female student cries, shaking her fist at the tanks and soldiers surrounding the Square. This gesture of defiance heartens her classmates.
“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一个女生哭喊着,向包围广场的坦克和士兵挥舞着拳头。这个挑战的举动给同学们鼓起了勇气。

“I was just accepted to medical school. This is an inconvenient time to die!” a male student jokes, and the laughter of his classmates relieves the agonizing tension.
“我刚被医科大学录取。现在死可不是时候!”一名男生开起了玩笑,其他同学也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让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

We sit facing the massed tanks and troops from midnight until 4 a.m. Blinding floodlights I’ve never seen turned on before illuminate the Square. I hear the sound of gunfire and see tracer bullets flying overhead. Street battles continue on the roadways adjacent to Tiananmen.
我们面对多辆坦克和大批士兵,从半夜一直坐到凌晨4:00。大灯亮了,一下子照亮了广场,非常刺眼。我从没见过这么让人目眩的灯光。我听见枪声,曳光弹在头顶飞过,天安门附近马路上的战斗仍在继续。

Finally a young professor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u Xiaobo, persuades the students that they don’t have to die here. He receives their permission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We watch him cross no-man’s land between us and the troops and talk to the soldiers. We’re afraid he’s going to be killed, beaten, or arrested, but he returns after half an hour and reports that he’s made a deal. The Martial Law troops will allow a one-time exit out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Square. But anyone who stays behind won’t be protected.
最后,北师大年轻教授刘晓波出来劝说学生,告诉他们不要在广场做无谓的牺牲。经学生允许,他去与戒严部队商谈和解。我们看着他穿过在学生和部队之间的那片无人地带,跟他们谈判。我们担心他会被枪杀、殴打或逮捕。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条件谈成了。戒严部队允许学生从广场东南角一次性撤出,但留下不走的将不会受到保护。

The protest organizers, now led by 21-year-old “commander-in-chief” Chai Ling, gather to discuss their response. There’s intense disagreement. Some want to leave and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Others want to occupy the Square to the end.
学运组织者在21岁的“总司令”柴玲的带领下,讨论着他们应如何回应戒严部队的和解条件。争论异常激烈。有人主张撤离,活下来继续斗争。其他人则主张在广场占领到底。

“How about a compromise,” Chai Ling proposes, “Those who want to leave can leave, those who choose to stay can stay.”
“妥协一下吧,”柴玲建议说。“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

They all agree and communicate their decision to Professor Liu, who goes back and conveys it to the troops. An agreement is finalized. The students are promised safe passage out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Square.
他们一致同意,并把这一决定告诉刘晓波。刘再把这个信息转到给戒严部队。协议最终达成。部队保证在广场东南角给学生打开一条通道。

Tiananmen has been occupied nonstop for almost eight weeks. Beijing police stopped working a month ago and the capital’s crime rate went down. It’s the closest thing to pure communism I ever expect to see. Now it’s ending this tragic way. It feels like the death of idealism and innocence.
至此,天安门已被占领近八个星期了。北京的警察早在一个月前就不上班了,首都的犯罪率都下降了。这种类似于纯粹共产主义的东西是我不曾期待会亲眼见过的。可它却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感觉就像是理想主义的终结和纯真的死亡。

4:30 a.m. June 4, 1989
1989年6月4日,凌晨

4:30 The students link hands, form two columns, and walk toward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square. They circle around the east side of Chairman Mao’s Mausoleum. I walk alongside them. But before all the students make it off the monument, the troops start moving. Their first target is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statue facing Chairman Mao’s portrait at the front of the square. A tank rolls forward, topples the statue and crushes it.
学生们手拉手,排成两列纵队,向广场东南角走去。他们围在毛主席纪念堂东边。我走在他们旁边。在学生还没有全部从纪念碑撤出时,部队就开始行动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矗立在广场前方、面对着毛主席像的民主之神雕塑。坦克向前开进,推倒了雕像,将它碾碎。

Then all the tanks and troops move toward the tent city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he Monument. The scene resembles what I witnessed earlier in the night—people running chaotically ahead of the armored vehicles and soldiers, shouting, and the staccato burst of gunfire.
接下来,坦克驶向立在部队和纪念碑之间的帐篷群。早些时候的景象再次重演。人们在装甲车和士兵前面乱跑,叫喊。枪声时而响起。

Students remaining on the Monument begin broadcasting the socialist anthem The Internationale on the public address speakers they installed when the protests started. I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d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is the final struggle. Let us group together and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humanity.”
留在纪念碑上的学生开始播放“国际歌”,那些大喇叭是学生静坐开始时安装在广场上的。我第一次认真听它的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The tanks roll over the tents, probably killing people inside, and toward the monument. Soldiers fire at the speakers to stop the music. Bullets crash into the metal but the music continues for what seems like minutes. Then the speakers start to drone and finally go silent.
坦克把帐篷一个个推倒,从上面碾过去。如果帐篷里有人,肯定被轧死了。坦克驶向纪念碑。士兵朝大喇叭开枪,企图让歌曲停下来。子弹打碎金属,歌声仍继续了几分钟。接下来,喇叭发出嗡嗡声,歌声最终断了。

The sky is getting light as I leave the Square with the students. We pass
through an opening the soldiers make and the line of tanks and troops closes behind us.
天开始亮了。我跟着学生们离开广场,穿过部队留给我们的通道。坦克和部队紧跟在我们后面。

We head west and begin the 7.5-mile walk back to the Haidian university
district.
我们朝西行进,开始步行7.5 英里,回到位于海淀的学院区。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Liubukou, we turn north. Walking up the narrow alley, we see a line of troops pour in from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and head toward us. They fire tear gas and we fall to the ground. Then I hear the terrifying rumble of tanks. There’s no place to run. I claw my way over a street divider just in time. Those who remain behind are crushed.
我们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六部口时,向北拐,走在窄窄的街上。部队从长安街转进六部口,走向我们。他们开始放催泪弹,我们都趴在了地上。就在这时,我听到可怕的轰隆隆的坦克声。我们无处躲藏。我赶紧爬到隔离墩旁,躲过了坦克。原地没动的,都被坦克车碾过。

I’ve taken enough risk. I run back to Justice Lane and get my motorcycle. Then I speed to catch up with the survivors continuing their march to campus. I offer a ride to a female student who looks too exhausted to walk. She gratefully accepts.
我已冒了太多的险。我跑回正义路拿我的摩托,然后加速赶上这些幸存者,继续跟他们步行回校。一名女生累得走不动了。我让她坐上我的摩托。她感激地坐了上来。

We retrace my path of the night before. Riding west on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the scene resembles a war zone. Burned-out tanks, smoldering military vehicles, articulated bus shells, dead bodies. The stench of fire and death is overwhelming.
我们在我昨晚的来路上往回走,西行的长安街就像战场,马路上有烧焦的坦克、冒烟的军车、铰接式公共汽车只剩下了空壳,尸体横七竖八。

The chaos stretches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Avenue. At Muxidi we see the extent of the night’s violence. Even the high officials’ residences have dead and wounded out in front. People gather in groups on the street wailing at the tragedy and yelling angry epithets.
整个长安街一片混乱。木樨地的景象是昨晚暴力的结果,就连高干楼前面都有死伤者。面对这悲惨的景象,人们哭着、叫骂着。

“Liumang Zhengfu—Criminal Government!” One man’s words sum up the sentiments of all.
“流氓政府!”一位男士的话代表了大家此时的情绪。

Xiao Hong (Little Red), the girl on my bike, weeps softly behind me.
小红坐在我的车后,轻声地啜泣。

The overcast sky mirrors the desolation around us. Suddenly a smoldering
Military vehicle’s gas tank catches fire and kaboom! it explodes. We both jump at the loud noise.
阴沉的天空反射出周围的凄凉景象。这时,一辆冒着烟的军车的油箱突然着火,轰隆一声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I finally make it to the entrance of Beida (Beijing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een there are no guards on duty at the gate. Outside the university health clinic dead students are on display. They’ve been shot to death, parts of their heads and bodies blown off. The dozen corpses are laid out on blocks of ice. People are whispering and crying. Xiao Hong doesn’t even look. In a barely audible whisper she thanks me for the ride and returns to her dorm.
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大校门。门口没有站岗的保安,这还是头一遭。学校医务室外面排放着死去的学生。他们是被枪杀的。有的人的身体和脑袋都不见了。十几具尸体放在冰块上。人们在小声议论,有人在哭。小红连看都没看上一眼,她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我道谢后,就回宿舍了。

It’s afternoon now. My cell phone battery is dead, so I can’t call in any more reports. I decide to go back to the office.
时间到了下午。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没法打电话汇报。我决定回办公室去。

I ride back downtown on the Ring Road. As opposed to the city streets, the highway is free of wreckage. But tanks and soldiers have set up checkpoints at every overpass. When they see that I’m a foreigner they wave me through.
我骑在环路上。跟市区马路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残骸。但坦克和部队在每个立交桥上都设了检查站。他们见我是外国人,挥了挥手让我过去。

I arrive back at the UPI office and stumble through the door. Dave, deputy bureau chief Mark, Delhi bureau chief Jonathan Landay and our local staff are huddled over computers pounding out stories. The room is choked with cigarette smoke. When they see me they all jump up at once.
我回到UPI办公室,跌跌撞撞地进了门。副主任Mark、驻德里的主任Jonathan Landay和本地雇员都正趴在电脑前拼命地写报道。房间里香烟的烟雾缭绕。他们看到我,一个个都跳了起来。

“When we didn’t hear from you we thought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Dave says.
“没你的消息,我们以为你遇上大麻烦了!”大卫说。

“My cell phone battery died this morning while I was on the Square.”
“今天早上在广场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没电了。”

They all look at me strangely. I glance down and see that my clothes are ripped and covered in blood.
他们用奇怪的眼光盯着我。我低头一看,原来衣服全撕了,满身是血。

“Are you hurt?” Dave asks.
“你伤着了吗?”大卫问我。

“No, this is other people’s blood.”
“没有,这都是别人的血。”

They guide me to a chair and someone hands me a cup of tea. I gulp it down. I haven’t had any water, never mind eaten, in 24 hours. I’m exhausted and numb. But I give them a rundown of everything I witnessed. I find out that what I saw took place all across the capital. There was a massacre in Beijing. The Chinese Red Cross reported 2,000 dead, with a detailed breakdown of casualties hospital by hospital. Then the military
moved into all medical facilities before dawn, stopped the counting and even fired on medical personnel who were trying to help the wounded.
他们让我坐下来,递给我一杯茶。我一饮而尽。我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可我累得都麻木了。我简单地给他们讲述了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原来我所见到的在整个首都都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已在北京发生。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死亡者有两千,每个医院的死伤人数都详细列出。部队在黎明前又去了所有医院,禁止清点死伤人数,他们居然还向医护人员开枪。

When I hear this news I start to cry. But then I compose myself and finish my account.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哭了起来。但我马上振作起来,继续说下去。

I haven’t slept in 72 hours.
我已有72小时没合眼了。

“Is it okay if I go to sleep?” I ask.
“我能睡个觉吗?”我问道。

“Sleep. Sleep,” Dave tells me. “We’ve got things covered and this story is just starting.”
“睡觉去,睡觉去,”大卫说。“这儿的活儿有人干,故事才开始。”

I stagger across the hall and push open the door of my apartment. I collapse on the bed in my bloodstained clothes and fall into a deep sleep.
我跌跌撞撞地走在过道上,打开公寓门,连血衣都来不及脱,就一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着了。

来源:纵览中国May 02, 2014
 
6   [dokknife 于 2014-05-30 16:51:29 提到] [FROM: 72.]
六四镇压后的中国媒体和网络自由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30 日 由 baichuan


中国政府89年6月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距今已经25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中国官方媒体在6.4.镇压25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对这一事件只字不提。 新闻封锁让人强烈感到25年后的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对当年抗议者的一个重要诉求作出回应,那就是保障新闻自由。

中国许多新闻记者在89民主抗议期间,加入了学生示威的行列。 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不要强迫我们说谎。”

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集会悼念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悼念活动后来发展成要求政治参与权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1989年春天,学生们连续数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当时一些由改革派人士主管的中国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相当独立的报道。

香港记者刘锐绍当时在北京为香港一家报纸报道学生运动。他说,中国领导层在1987年的党代会上种下了新闻报道应更为准确的“种子”。他说:“(党代会)里面提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这是在1987年的情况。所以在当时气氛比较开放的情况下面,新闻界比较活跃。”

中共5月20日在北京实行戒严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开始消失。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显示中共内部的强硬派得势。

*媒体被压制*

6.4事件之后, 表态赞成媒体改革的人遭到排斥,有可能导致媒体更为开放的法律草案被搁置。中国领导人利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政府立场,谴责民主运动。许多记者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或解职。

著名记者长平因就敏感话题大胆发表评论而遭到排斥。他说,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认定媒体自由是个负累。他说:“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认为没有管好媒体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没有管好媒体是苏联解体,中欧巨变以及中国发生八九事件的一个重大教训,所以在那之后,媒体就被作为重中之重,加以管制了。”

*互联网广为利用*

25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是报纸读者和互联网用户的最大市场,但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都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

当局对所谓敏感内容进行持续监管,尽管如此,网络仍是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的主力。网民经常借助互联网讨论敏感的政治观点、让被指控腐败的官员蒙羞或者把违法者的视频上传到网上。

有些记者和公民博客作者因为自己的报道和文章而遭到共产党和警方调查。记者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对敏感话题的发表评论,仍面临巨大风险。

当局最近指控维权人士,前记者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说她向外媒机构公开了一份中共党内政策文件的内容。

香港资深记者程翔2005年受到相同的指控,他在监狱关了差不多三年。程翔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曾希望互联网会成为争取自由的催化剂。

“程翔说:“这个希望显然不会实现,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指示成立一个监督网络安全的国家委员会,而且他在去年8·19讲话中还提到,网络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源头。”

那次讲话之后,当局发动了打击网络造谣的运动,对博客作者在网络发表被视为敏感内容的信息提出刑事指控。

记者们仍在抗拒官方新闻审查,尽管这种审查多年一直存在,香港记者刘锐绍说,公众仍然强烈要求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和公开的讨论。

刘锐绍说:“25年以来官方的新闻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老百姓、新闻界以及知识分子、学生很多方面,对于新闻自由这个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所以在这个发展下去呢,大家老百姓已经不甘于给官方垄断这个信息。”

尽管过去几十年记者在报道社会和政治事件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 “六四”仍然是禁忌话题。公众在中国媒体上可能看不到或听到有关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消息。当局已经警告外国记者不要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报道。

□ 美国之音


王霜舟:孔庆东评论“六四”被新浪微博删号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30 日 由 lixindai


2014年05月27日

北京大学一名知名民族主义教授的人气微博被封,这可能是因为他发表了有关军队镇压八九天安门抗议活动的评论。

香港的中文报纸《明报》报道称,孔庆东的微博于周五被销号,很可能是因为他前一天对某人的回复,此人自称是曾参与八九镇压的士兵,并称武力应对是保护政府的必要选择。

“胡说,”自由微博网站显示孔庆东如是写道,“根本没有暴乱。是你们血腥开枪扫射人民群众后,反过来栽赃陷害!你能举出一个实施暴乱的大学生名字吗?”自由微博是一个收集被删微博讯息的网站。

孔庆东微博账户weibo.com/kqdpku被销号的原因尚未公开。新浪及其他中国网络公司通常不会透露封号的原因。周一,记者无法联系到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置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电话无人应答。

新毛左派孔庆东是孔子第73代后裔,他在网络上发布的帖子,以及接受采访时发表的言论,经常引发人们的愤怒。他最出名的举动是针对西方的猛烈批评,由此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同时招致了很多批评。

今年3月,孔庆东写道,到访北大校园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曾拒绝回答一名学生的提问,那名学生的问题涉及美国情报机构监听本国民众的行为。但一些学生和记者称,这样的对话根本不曾发生,孔庆东随后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2012年,他还惹怒了许多香港人,原因是他将这片半自治中国领土的居民称为“贼”、“杂种”和“英帝国主义者的狗”。与此相类,他还曾把自由派中国记者和广州报纸《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媒体称作“叛徒”。

1989年的抗议发生时,孔庆东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并且是该校学生运动组委会的成员。不过,在抗议被镇压后,他重拾了他的学业。

在中国,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一向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鉴于今年6月3日至4日是该事件的25周年纪念日,当局对任何相关讨论都保持着格外的警惕。律师浦志强、电影学者郝建和其他几人已因聚集讨论那次镇压并缅怀死者而遭到拘捕。艺术家陈光也因在一次私下的行为艺术表演中提及八九事件而被拘捕。

翻译:许欣、张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7   [dokknife 于 2014-05-27 11:04:01 提到] [FROM: 72.]
六四民运领袖 王丹(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1989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政府调遣野战军杀入北京,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示威者之后,又发出全国通缉令,捉拿学生领袖,其中的第一名是当时只有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历史系学生王丹。

六四镇压之后,王丹经过短暂的躲避和逃亡之后,被当局捕获,1991年,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1993年2月,王丹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筹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

这些活动导致他在1995年5月再次被捕入狱。1996年10月,中共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将王丹判刑11年。

1998年4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交易,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准许王丹保外就医,直接将王丹送到美国。

王丹到美国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200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学位。

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对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年轻人就是应当关注社会,热心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所引发的中国全民要求民主的运动很有可能成功,今后假如再有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记者问:“谢谢王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假如用一句话或三句话总结过去25年,你要说什么?”

王丹答:“我觉得简单地讲就是三点: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是说,回顾过去,我们做的事或许我们做得有对有不对,但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站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流亡这么多年,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了苦难,我觉得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中国以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我觉着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 收获。六四问题毕竟还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我们当年的理想没有实现,这样的情况让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所以心情不可能觉得轻松。”

问:“过去25年来,北京政府、中共政府竭尽全力掩盖出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的民众的历史。这种掩盖在某种意义上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面对一个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或几乎不知道25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会怎么让他明白?”

答:“首先我要说,以我接触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看,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非常好奇的,是想知道六四这件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当局不懂一个心理常识,这就是你越是不想让年轻人知道什么,他就越想知道什么。

这是我们本来都知道的心理常识。但中国当局却意识不到。所以我不太担心。只要当局有一天还在封锁六四,我就不太担心学生会丧失知道六四这件事情的兴趣。因为他们毕竟是年轻人。

第二点,鉴于年轻人的这个特点,我觉得我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就是,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我的历史使命,我要去做这个见证。我要让更多的年轻一代知道当 初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接触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到各地区巡回演讲,我都尽力回答关于六四的问题,尽我的所能把这段历史真相传承下去。

问:“回顾过去25年,你觉得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答:要说最大的收获应当说,如果说当年我们是年轻学生,从一个批判者的角色对现行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批判固然很重 要,但是在旧的时代结束之后,如何为新时代搭建一个框架,今天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如何用新的制度去重建中国,重建秩序,我觉得或许是更重要。所以我提倡 做一种建设性的反对派。这就跟年轻时相比是很不同的想法了。

问:“回顾过去25年,你觉得你的最大遗憾是什么?”

答:“我想,当然很大的遗憾就是整个这件事情还没有获得历史的公正。我本人虽然流亡在外,但毕竟还有我自己的生活。可还是有那么多的受难者家属,像天安门母亲她们,她们有那么大的冤屈和苦难,至今六四还没有平反。想想他们,我觉得这是历史最沉重的一个部分。

问:“倒退25年,你觉得你会做得更好吗?”

答:“我也不觉得我们就一定会做得更好。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历史运动可以做得十全十美,尤其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历史。回头看看我们过去25年做的事情,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做得对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

问:“今天的中共政权,有人说是很强大,有人说是很虚弱。你觉得的中共政权强大在哪里?虚弱在哪里?”

答:“我觉得中共的特性,我的总结就是腐而不败。腐与败是并存的。腐是说,它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我觉得共产党的体制是解决不了腐败的问题的。另外虽然它 是一个多年来的大党,其实它已经腐朽了。它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缺乏支持者的热情和活力。它已经是一个腐朽加腐败的大党。这是它的一个弱点。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样一个大党让它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很多综合的条件,包括中产阶级的觉醒,包括少数人(不畏牺牲对专制独裁)的冲撞,包 括国际社会的压力,包括社会矛盾的积聚,等等。目前看来,这样的综合性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所以,它虽然腐朽加腐败,但它依然还可以支撑得住。

问:“现在我还是想问,你作为一个亲历历史的人,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你觉得你哪方面做得不太好,但可以做得更好,假如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答:“我觉得我们当年是以学生运动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它后来演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仅仅是表达诉求而已。可是,要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就应该按照政治运动的方向去操作,包括跟其他不同的政治力量的联合和沟通。

政治斗争是有进、有退、有妥协的艺术。这一切我觉得我们当年因为年轻,而且我们局限在学生运动的框架内(,我们做得不好)。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拿我们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们会做的更好一些。”

问:“你觉得过去25年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感触最深的应当说,有好几点。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真的是需要非常强的韧力和坚持,因为它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当权者,而且也要克服我们自己内心中的劣根性。

时间这么久了(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就说明这条路确实是很艰难。反过来说,也可以说坚持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过去,1989年人 民心中所激起的对民主的热情,我觉得还是依然存在。虽然在中国国内的言论环境下不能表达出来,我们在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下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民主的热情。 其实,人们对民主的热情从来就没有削减过。这一切让我们感到非常鼓舞。”

问:你是学历史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博士学位。我们现在有了25年的后见之明。现在,25年过后,你回头看当时的学生的民主运动,你觉得当时有任何的成功的可能性吗?

答:“我觉得当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首先,当时学生运动确实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所以,民意基础是在的。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愿意用比较理性和和平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试图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次很遗憾的机会,在这个政治体制背后还有一个邓小平在那里主事。我觉得邓小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决定镇压就是镇压,赵紫阳的 意见都不能发挥作用。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历史就是偶然的。倘若我们那时候没有遇到邓小平这样的强人,事情的结果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了。

不幸的是,那时候我们正好是赶上他在那里主持大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因素。但它不是一个永远必然会发生作用的因素。因为死了就是死了,再出现这样的强人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看不到。”

问:“你在中国是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到美国来又是到哈佛大学读书。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当然毫无争议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你在美国和中国两个最好的大学读书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换句话说,你觉得北大和哈佛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答:“我觉得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差距是根本性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大陆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的方向还是培养专业人才,职业人才。我觉得,哈佛的教育 理念基本上是培养公民,有全球视野的公民,愿意对社会有参与的公民。它的基本教育,课程的设置,相关教育活动的安排,都是围绕培养人,尤其是培养公民。双 方的教育理念差别非常大。”

问:“以你的经历,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北大和哈佛相差到底有多大?假如用年代来计算的话,是相差10年?20年?50年?100年?150年?”

答:“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大学所在的社会是不是民主化的社会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社会对民主化的认知,然后这一切折射到教育领域。要是 这么看,我觉得中国要走向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且也要整个社会观念的变化,这大概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我想,这大概是中国和美国两国教育体制 的时间差。

问:“假如你碰上你的哈佛大学的校友、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你觉得作为校友,你会对她说什么样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样的话?”

答:“其实说实话,我对她本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习近平,那我就希望她能好好地跟她父亲谈一下。中国好,中国坏,中国是是否会民主,这涉 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习近平假如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就应当希望这个国家更加民主。作为他的女儿,她也以作为中国人为荣,那么她就该劝她的 父亲不要再继续阻碍历史的潮流。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她自己可以有真正的尊严和骄傲。”

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的王丹说,他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优秀学生,他非常喜欢这些年轻学生,因为他们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社会,有年轻人的炽热激情。在眼下已经45岁的王丹看来,中国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各有所长。大陆学生更用功,而台湾学生的民主人权意识则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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