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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批优秀医生逃离公立医院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23
更新时间:2014-05-23
浏览:731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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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不过 中国大批优秀医生逃离公立医院

2014-05-23 15:05:30 南方周末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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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25 07:54:38 提到] [FROM: 209.]
中国车祸为什么那么多?一个海归告诉你惊诧的根源
2014-05-16 蓝教授 蓝惠首府

蓝惠首府(微信号:ha-lhsf)——关注蓝惠首府,了解
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生活和进步。☞☞
一个海归的文章,蓝教授推荐大家认真看看:
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我们
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 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 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开车最危险的地方. 大多数网友都把
车祸多的原因归咎为中国司机素质低,开车不规矩. 我强
烈反对这种”素质论”。
  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大, 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 在
美国考的车牌, 后由于工作原因,跑了不少国家, 在香港,
日本,意大利,墨西哥,泰国, 菲律宾都开过车. 我认为中国
的车祸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交通管理的理念落后. 我
从来不觉得美国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很多。你看过新奥
尔良风灾的照片吗?美国的大兵是带着冲锋枪去灾区救
援的。 如果他们不带枪,当地就会有人打砸抢。 汶川
地震时解放军有带枪吗? 我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
国的17.8倍,我们的素质会比他们差17.8倍吗?

   “素质论”掩盖了车祸多的真正原因,也撇清了交管
部门的责任。 要拯救我们身边将要在车祸中丧生或受伤
的亲人和朋友, 最可行和最快的方法是改革中国的交通
管理的理念和体系. 交通管理和工厂管理一样,本质上是
一门科学. 中国的工厂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为
什么交通管理不能引进别人的经验? 以下是我在国外和
国内开车的一些体会, 供大家参考:

  1) 在美国学车的时候, 教车师傅第一课就告诉我, 后
方45度左右的地方是左右后视镜的盲点. 如果超车后换
线,必须要略转一下头, 以眼角的余光确保盲点位置没
有车才能换线. 如果你跟在别人的车后面,最好不要长时
间呆在前车的盲区, 以免对方看不见你而突然转向。 这
个盲区,所有欧美国家的司机都知道. 我问过南美和东南
亚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 并且很
惊讶我问他们这个问题. 在他们看来,这就跟天是蓝的, 草
是绿的一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在中国, 我们交学费去
驾校学车,教车师傅有教过你盲点吗? 没有, 因为他们的
师傅也没有教过他们. 我们只能自己从车祸中以血的代
价来领会。

  2) 中国的交通要改善,驾校是第一个要动刀的地
方。我再说两个例子: a. 在美国超车后换线,师傅会
告诉你,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后车的前轮才可以换线。这
种方法可操作性很强。 但在中国没有人教这个,偶而有
师傅教的话也只是说50米或60米。在后视镜中你怎么能
知道50米有多远呢? b. 关于远光灯,所有的美国司机
都知道,起雾时不要打远光灯,因为反而看不清楚;另
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开远光灯,如果你干扰了对面
车司机的视线,撞到你了是自己倒霉。中国的教车师傅
不教这些, 他们老是强调要眼明手快,好像只有反应快才
能在路上活下来. 基本的安全知识反而不教。

  3) 在美国, 如果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交/警至少在
200米以外就在地上放置冷光蜡烛(防风), 提醒你换
线, 冷光蜡烛连成一条长长的火光斜线, 后方的司机有非
常足够的时间避开故障区. 而在中国,交/警顶多在几十米
开外放一个荧光的警示牌, 等你看到了, 离故障车也就剩
下几秒钟的反应时间. 三角标志和雪糕筒都是很不科学
的装备,天黑的时候不够显眼,体积又太大,交警和司
机都不可能带太多。直接放在路中间的话容易造成车
祸,放在路边又容易被忽视。 强烈建议中国的交管部门
研究和引进西方的冷光蜡烛。体积小,不占地方,使用
方便,直接扔在路上就行,万一不小心碾过了一两个也
不用刹车。 如果我们也采取欧美一样的故障警示方式,
每年能救下多少人命?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广东, 这几
年仅在京珠高速和虎门大桥上因为故障处理车追尾就牺
牲了5位交警。

  4) 在中国,交管部门喜欢在车道中的隔离带建花坛,
有些地方甚至连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也有花坛。 这种做法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搞? 别人是有道
理的。 花坛建在路中间容易让司机分神, 用隔离栏最实
用, 还便宜. 另外,花坛需要定时修剪和浇水. 在维护的
时候,停在路边的园林车, 还有缓慢行驶的洒水车都很容
易造成追尾。 要美化市容,花坛可以建在路边。如果中
间一定要种花草, 能不能采用不需修剪和免浇水的品
种?
  5)我回国已经10年了,在国内也开了10年车。我
跟普通的中国司机一样,偶尔图方便也会犯犯规,比如
双黄线左转等等。但在国外就不敢。 我觉得我的个人素
质没变(普通人一个),之所以在国内乱开车, 在国外
小心谨慎, 是因为国外违规的成本远比国内高。以我在
美国开车的经验为例,感觉上每违规10次,至少会被交
警逮到1次。有一次在三藩市郊外,凌晨两点在65英里
的高速上开到80英里也被警车拦住罚款。美国的交警大
都是流动执法, 会从任何一个地方冒出来,让你不敢心
存侥幸。 反观国内,我们的交警很喜欢呆在十字路口。
很多地方还让交警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一直没想
明白, 路口不是有交通灯吗?红灯停,绿灯走,清楚直
白,为什么还要交警做复杂的动作去发相同的指示?中
国交警编制增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辆,有限的警力还
是应该用在刀刃上,十字路口还是交给红绿灯吧。

   6)最后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交通管理和其他领域
的管理一样,是一门科学,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
美国有科研人员研究了全美事故率最高的10个十字路
口,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这些十字路口的交通灯都不
够高,不够多。如果前面是个货车,跟在后面的车就看
不见交通灯变化,容易造成追尾。**按他们的研究对交
通灯进行改良后,发现第二年事故减少了15%。 如果这
个研究结果正确的话,90%的中国红绿灯都有改善的空
间,而且一改马上就能见效。这样每年能挽救多少人
命,减少多少损失?这些成果别人都已经研究好了,都
是公开发表的,不用专利费,我们只要拿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做? 国家每年这么多代表团出访,每年花这么
多钱去引进技术,比如高铁。为什么没有人肯花时间去
研究别人交通管理的先进经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和交通没有半点
关系。我对交通管理的理解是一个普通驾驶者的粗浅理
解。 但我强烈反对以司机“素质差”来解释中国交通管理
的落后。素质差的是我们交通的管理者,差的是管理的
理念,而不是司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司机
素质低,该死,**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驾校发财
了,交通局子升官了,我们自己很开心地给自己扣
上“素质低”的帽子,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我们已
经是“世界第一”了,该到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每一个人
都置身事外,下一个出车祸的,可能就是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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