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线人数7296
首页 - 博客首页 - 温柔一刀客 - 图片阅读 [博客首页] [首页]
全面堕落社会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10
更新时间:2014-05-10
浏览:743次
评论:11篇
地址:209.
::: 栏目 :::
小材大用
医学图片瞬间定格
Med_Hx_医史典故杂
US/CAN_Med_Sch_美
EASTvsWEST_东西方
MedEdu_医学科普
Med_Arts_Social_医
MD_行医生涯
FELLOWSHIP_专科研
RESIDENCY_住院医学
MATCH_住院医申请/
USMLE_考版
他山之玉_好文收藏
刀客本色_温柔一刀
陈糠烂谷
胡说八道
附庸风雅
医学新闻与进展

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堕落社会
2014-04-14 来深圳 喝智靓 智靓

当代中国商人已成为最无道德的一群,卖木耳的用福尔
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
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水银鱼、三聚氰胺奶
粉、石灰面粉、神奇牛肉、坑渠油、涂色馒头,这些化
学食品接二连三出现使中国人再度成为新时代东亚病
夫。

中国地产开发商则见钱眼开,既哄抬房价,欺行霸
市,让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房奴,同时又偷工减料,炮
制大量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而黑矿主只要有利可
图,哪管他人死活。
至于救死扶伤的医院,早就成了索命的阎王殿,而白
衣天使则成为黑白无常。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
已堕落成误人子弟、道德败坏的元凶。
殿陛之间禽兽食禄
升斗小民也是笑贫不笑娼,见利忘义,见钱眼开。你
要问路吗?对不起,拿"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
冰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
地大叫:"拿钱来就救"。于黑恶势力,则抽刀向更弱
者,贩卖儿童,虐童为丐,甚至取人内脏,贩卖器官。
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

中国全面进入堕落的十大"缺德"行业
无独有偶,有感于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很多网友
列述当前中国大陆十大"缺德"行业,其中教育业居首。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缺德是损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话,教育
行业的缺德就是损害人们的人格和灵魂健康。如果说身
体的损害还有医院可以治疗的话,灵魂健康的损害就无
药可救了。
1、教育行业
把教育行业列在这里感到很悲哀,很痛心!曾经
的"灵魂工程师",本来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行业,却堕
落的如此之快,令人感叹!教育的金钱化和产业化是最
大的根源!因为钱,我们敬爱的老师们还有学校,以垂
直落体的速度从天上直接掉到了地下,直奔地狱而去。
研究证明,一个人灵魂的健康成长,只和自己家庭和老
师有主要关系。可是我们的老师们和学校都干了什么
呢?
幼儿园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不给孩子小红花;小
学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当众羞辱孩子;中学为了升
学率把所有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取消,培养出一个个"豆
芽菜"和"考试机器";大学为了增收疯狂扩招,培养出无
数个"半成品"找不到工作还要"被就业",像奥数这种摧
残儿童灵魂、人格的丑陋东西,也因为金钱利益被大张
旗鼓地释放出来,坑害了无数孩子。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缺德是损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话,教
育行业的缺德就是损害人们的人格和灵魂健康。如果说
身体的损害还有医院可以治疗的话,灵魂健康的损害就
无药可救了!之所以我把教育行业列在缺德第一位,因
为它不仅能毁了青少年这一代人,还毁了中国的前途!
国家的未来栋梁统统完蛋了,国家的前途还有什么指望
呢?教育行业的道德缺失,毁灭家庭未来希望,动摇国
家未来根基,是最缺德的行为!轻如鸿毛!望广大教师
朋友们深思。

2、煤炭采矿行业(主要指私营)
这是一个很"黑"的行业,不光是指工作环境,还有生
存环境。这里以山西煤老板为例说明一下。一些私营煤
矿的构成如下:煤老板雇佣打手,除了事故死了人要立
即埋掉。大部份煤老板在北京拥有多处豪宅,每天有专
车把当天的现金收入送到北京然后藏匿或汇往国外,以
确保煤矿银行帐号上基本没有"余粮",么做主要为了随
时防止煤矿出事跑路,且不用赔钱。
因为钱太多不知道如何花,五毒俱全是一定的,在车
展上买豪车是一定的,在北京买房子也是一定的,且一
次要买好多套。我曾经听说某个别墅区有个山西煤老板
一次就买了8套1千多万的别墅,分给亲戚和马仔住,最
后一套实在没人住了,就给了他们家的狗住。他们宁肯
花1千多万买房给狗住,也不愿意多花一分钱添置一些
安全设备,给矿工买保险。
对这样的人,还谈什么道德?可以毫不开张地说:这
些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矿工的血汗。就是这些人却
是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们的最爱。不知道这些开发商在数
钱的时候会不会想想上面矿工的血汗?会不会想到把这
些钱捐出来一部份给矿工买保险呢?真是不仁不义,轻
于鸿毛!

3、医疗行业
中国医疗行业鱼龙混杂,道德败坏!从业人员从诈骗
犯到强奸犯都有。各种骗子医院大行其道,医托盛行,
并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欺骗患者。一个感冒黑你个几百块
钱那算是仁慈了,见死不救都经常能见诸报端。乱收费
乱开药收红包的现象已经是主要创收手段和普遍真理。
我的一个朋友到东北某着名三甲医院开刀住院,一进
去就被同房病友好心提醒,所有开销必须一条一条仔细
比对,而且到时候一定要大闹特闹才有可能把钱要回
来。我朋友一开始还怀疑,这可是三甲医院,不会明目
张胆地耍流氓吧?后来才发现,病友的话真是金玉良
言。几乎每一种花费上都被加上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多余
开销。我朋友后来一条一条地和他们闹,而且是带着人
往大了闹。最后查到手术时的费用,因为是昏迷状态,
实在不知道当时到底用了多少绷带、输了多少血,只能
作罢。最后医院也被闹怕了,费用居然退了快一半。
4、制药行业
中国制药行是世界一大奇观!一是新药多!二是药厂
多!这两项均为世界之最!说我们的研发能力世界最强
你相信吗?在国外只有博士以上的最顶尖人物才有可能
进入药厂研发部,我们药厂的研发能力是相当缺乏的。
药品的重要销售途径是靠广告和回扣收买医生。
如此众多的新药,主要来源是以旧换新,还听说过拿
国外专利作废的药到国内的。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勾结药
监局,那位被枪毙的药监局郑局长任内就批了数万个新
药,其中最猖狂的时候一年就批了上万个。
据后来知情人回忆,当时的盛况真是惊人: 药品注册
司聚满了送钱的人,只要送钱,新药三分钟即可通过审
批,以至于被国外同行当成上厕所聊天的笑料。
其实缺乏研发新药能力也就罢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
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好好研究开发一下也有可能带来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像同仁堂,一直长盛不衰。
民间有那么多秘方偏方,如果药厂都能好好加以利用,
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贵中医遗产也有救了,中医也早就走
上世界了。这样我们的药厂就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即
得到了经济效益又造福了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5、食品行业
我曾经因为个人崇拜坚持喝某个牌子的牛奶长达数
年,不知喝了多少三聚氰胺进肚子。件刚发生时我非常
难过,坚持认为这些企业的上层老总们也是不知情的受
害者,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圈子里连傻瓜都知道三聚氰
胺。
这只是食品行业缺德的一个缩影,只要监管不到的地
方立刻就会有人捣鬼,我们天天吃进去多少毒素根本无
法计算!像蔬菜瓜果之类的食品全面监管起来非常困
难。仅举一个亲眼看到的例子: 我有一次去农村玩,看
到一片种大葱的田地,一老农正往田里倒一种稀释过的
剧毒农药(类似敌敌畏),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这样
能让大葱长的粗大好看,一亩地要倒好几瓶。我问老农
这大葱有农药残留对身体不好吧?老农倒是"朴实",指
着不远处的一小块地说,没事,我们自己只吃那边种的
东西,这边种的都是卖给城里人吃的。我呆呆地望着绿
油油的田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
癌症现在已经是常见病了。

6、娱乐行业
该行业从业人员特征是"男盗女娼","五毒俱全",在
这个圈子"道德"这个词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虚
荣"、"堕落"、"集邮"、"不择手段"成了本行业的代名
词,"满嘴谎言"是他们这个行业的基本行为准则,吸毒
则是他们放松玩High的常用手段。
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行业里,无数的年轻男女"惨遭
蹂躏"。基于其行业特性,容易成为社会大众兴趣所
在,特别是青少年的关注,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极坏的
榜样。
这些年来,娱乐圈的光环吸引了众多家庭花费无数心
血培养孩子,希望成为明星,最后却成为"三陪"或"小二
小三",悲可叹!这个圈子像一个铺满鲜花的大火坑,
无数人被鲜花吸引跳了下去,被烧的骨头都不剩。

7、房地产行业
在鸿毛帖中将房奴列入了鸿毛一族的行列。那么我要
说,逼着所有人当鸿毛的人和行业必然就是鸿毛,而且
是更轻的鸿毛。行业和烟草行业正好相反,行业本身并
没有什么缺德之说,主要是从业人员的道德缺失非常厉
害。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上到下素质之差,档次之
低,有目共睹。来寄希望于房地产行业调整后该行业能
够好好自省和提升一下,但市场稍微回暖他们就迫不及
待地跳了出来,涨价的,偷工减料的,假卖房的,售楼
小姐们的白眼……都和从前一样。
总是听说"房地产对拉动内需很重要",但现在大家都已
经明白了高房价的消费会长时间严重影响其他消费能
力,特别是在中国,往往影响几代人几个家庭的消费能
力。

8、股票投资行业
经地这次金融风暴,该行业"孔雀的屁股"终于露出来
了。因为是最直接与钱打交道的行业,所以也是最典型
的唯利是图行业。此行业上上下下充斥着金钱至上理
念,缺德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因为他们从来不谈
这个问题。事实早已证明,该行业造富神话大都建立在
别人(也包括广大中小股民)的痛苦之上。
"老鼠仓"横行程度远超我们想像,被抓那是倒霉。股
票价值投资理念很难建立起来,"炒"股票是通行的理
念。
该行业的光鲜外衣和优厚收入吸引了无数最顶尖的人
材趋之若鹜,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金钱同化,自甘堕
落。看那些股评家们,还有投行的银行家们,哪个不是
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是学历越高,欺骗性越强,
后果越恶劣。由于钱来的太快,自身的人格和道德水平
又太低,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活作风腐化之极,整天醉
生梦死,轻如鸿毛。

9、保健品行业
从国外购买来激素,运回来后一兑水,然后花重金做
恶俗广告,再把价格翻上几十倍往二三级城市和农村一
卖,这就是中国保健品的典型做法。这在保健品行业算
比较文明的了,因为至少还没有放什么有毒东西,吃了
最多也就是亢奋一下,早熟一点。
保健品行业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
要你有胆有钱,就能把一个垃圾产品做大做强!然后美
其名曰:我们的东西又吃不死人!最多没用呗!全方位
的广告轰炸,怎么恶俗怎么来,把市场空间全部填满,
小企业根本没有发展空间,哪怕有很好的产品。那个鸿
毛帖子上提到的"醒元本草"也许就是个好例子。如果能
有效防治疲劳驾驶,能拯救多少条生命啊,现在却只能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销售,这也说明小企业做大做强是
非常苦困难的。

10、烟草行业
该行业是为数不多的以损害人民身体健康为主要目标
的行业,除了能交大量的税收以及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之
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当然了,抽烟是可以缓
解压力,愉悦精神,但后果过于恶劣,人要是得了绝症
死了还谈什么愉悦精神?
和别的缺德行业有所不同的是,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基
本上并不存在什么很严重的道德缺失(除了一些贪污腐
化的问题),只是在做一份工作而已,特此正名。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写信问候] [收藏] [举报] 
 
共有1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21 12:20:26 提到] [FROM: 72.]
陈向阳:中西反差- -人性善恶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3 日 由 guzheng


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小孩子那么可爱,怎可能“恶”呢?他们从呀呀学语开始,小脑瓜里的东西不都是别人教的?“子不教,父之过”,坏孩子也是学坏的,绝非天生。

西人却讲“人性恶”。基督教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罪。当然,这个罪不一定是犯罪,甚至不需要有行为,脑袋里冒出点贪念和淫欲也是罪。自私自利,小孩子稍不满意就大哭大闹都被归于“人性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即:人是自私的。西方的政治体制也建立在人性恶的假定之上,假定掌握权力的人都有以权谋私的倾向,都会试图扩大权力、发展专制,所以要在制度和法律上严密防范。

中国的统治者向来标榜自己“人性善”。皇帝自称是上天选的,生来就不是凡人,人性品质“光明正大”,不容怀疑。革命领袖更号称生来就为天下人“谋幸福”,部下党人也是无私的,“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这样说着才能理直气壮地抓着权力不放。“打天下坐天下”是强盗逻辑,上不了台面。

如果比较一下中国人和西人,哪个更善或更恶?回答这问题很不易,比较那么巨大的两个群体,需要有大量的统计资料。没有资料呢,就只能说说感觉。中、西社会里犯罪的好像都不少。论作恶的手段,西人好像更邪乎点,但也许和西方媒体大肆报道,还有好莱坞的加工有关系。中国的媒体仍然有太多的“避讳”。若只看身边的平常百姓呢,西人明显地少一点自私,更愿意帮助陌生人。比如,“路人摔倒扶不扶”的国人大讨论在西人那里就是完全没必要的。

不过,人的善行或恶行不一定全是人性驱使,在相当程度上受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影响。早就有统计资料显示,犯罪率和失业率大致同升同降。就是说,很多人犯罪是生活所迫或闲得没事。如果能排除外在因素,人性到底是主善还是主恶呢?这个问题难,难在找不到不受后天影响的“纯粹人性”。

记得上学时有个老师讲过不止一回,说有个国王作了个试验,把几个弃婴与世隔绝地养大,只给吃喝,什么都不教,一句话都不许让孩子听到。国王就想知道,人自己带到世界上来的是种什么语言。结果可想而知,几个孩子一句话都不会说,只会乱叫,什么都不会干,光知道饿了吃,渴了喝。可以说,如果有“纯粹人性”,也只不过是动物求生的本能。

有些恶行,比如强奸和抢劫,有很强的“动物性”。当生存条件极端恶劣时,人的动物本能会变得非常可怕。比如西人有记载,海难幸存者们在海上漂流,在饥饿驱使下人吃人。而中国1960年大饥饿时也有过人吃人。刘主席沉痛地对毛主席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可是,母性也算是动物本能,至少对子女来说那是大善。另外人类群居必不可少的相互包容和协作也应算作善行,而且大半也可归为动物的求生本能,和猴子的群居一样。就是说,人在动物本能驱使下的行为有恶,也有善。

人的“善行”可以理解为利他行为,尤其是对陌生人不求回报的帮助。有意思的是,善行不一定来自“人性善”,有时被认作“人性恶”的自私也会导致善行。比如有些西人行善的动机是:若周围的人境遇很糟,你的富贵生活也不安稳。减少别人的困苦也是改善自己的环境。尽管基督教劝人行善时不会如此功利,但也拿“进天堂”的好处诱导人行善。此外,从许多曾造福公众、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身上,常常可以挖掘出明显的自私动机,像出人头地、光耀门庭、追求名誉地位等等。

中国人也一样。最近有位道德模范,他的口号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话挺实在。助人通常能得到别人的感谢和敬意,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这是一种回报。如果这还不能算作“为利己而行善”,那么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汶 川地震时有位小伙子跑去救灾,钻进废墟救出了被埋者。记者采访时,小伙子直言不讳,自己救人就是想出出名。可惜,中国人一向讲究做好事不留名。没有任何私心的善行才被认作真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算真正的好人。为出名做好事在大多数国人眼里是假善人,几乎算是坏人。

西人的认识则大不同。人本来就是自私的,但自私和利他并不一定矛盾。比如经济学说过“看不见的手”:人们为了利己,相互竞争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结果是造福全社会。从利己出发,却达到利他,或者说互利的结果。这就是构建西方社会的伦理基础之一。法律和警察是防范利己行为越出边界,伤害到他人和公众的利益。

西人不仅认为“好人”和善行的背后可以有私心(或者说人性恶),对于“坏人”,西人也发现了他们往往还有善的一面。真正100%坏透了的人,如果有,也少之又少。所以西人更普遍的认识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只不过在一时一事上,一个人往往仅暴露出一半:天使,或者魔鬼。

中国人则常常把人看作一整个,而非“一半一半”。记得小时候看电影最爱问:他是好人还是坏蛋?这情有可原,孩子的思维还没成熟到能理解“又好又坏”。但成人依旧停留在小孩子的水平就太可悲了。比如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讲究选拔“好人”,要大公无私,德才兼备,清廉正直。可选来选去,中国的官场却非常腐败。好多贪官有个共同特点:曾经清廉又能干,有的还是“模范党员”。可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原形毕露”。人们只道是:原来的好人是装的,选拔时大意了。实际情况呢,正是这种选拔才促使“干部苗子们”努力装好人,把坏的一面藏起来。

王朔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是他揭露了重要的真相:人们的内心都有恶,却一个个“装丫的”。在这一点上,王朔的眼力和语言都犀利无比。但是,他的逻辑却不应该向前推演为:谁都别“装丫的”,肚里有什么肮脏玩意全亮出来。若真那样可就糟糕透了,到处都会泛滥恶言恶行。在很多情况下,“装”还是必要的,能装一辈子,从效果上看就是真的。比如一个人内心好色,却装了一辈子道貌岸然,没干过一点“流氓事”。对社会而言,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正经人。“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拿法规和道德约束自己。一直装下去就对了。不服气就请你扪心自问:这辈子曾有过多少“恶念”,但并没有实行,而是深藏不露?这就是“装”,但并不坏。只有人前装好人背后干恶事,甚至装好人就是为了干恶事,那才是真恶,比不伪装的恶更恶。

西人把所有人都看作“天使和魔鬼”的混合物,你还装什么装?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件事:压制“魔鬼”,释放“天使”。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用“选拔好干部”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顺理成章就应该用制度和法律来防范和压制掌权人的魔鬼一面,让他们只能“放出天使来”。效果看来还行。严密监控和制约权力比仅仅指望当权者的“人性善”,或“良心发现,自我约束”要管用的多。

拉拉杂杂扯了一通。如果再问:国人和西人,哪个人性更善或更恶?回答:中西人性是一样的,强烈的中西反差只在于对人性的解译。谁对谁错?你说呢?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五期(cm1405c)


陈向阳:中西反差- -对待孩子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9 日 由 baichuan


书上有这么个案子:在中国一处农村,夫妻俩有个女儿与一位有妇之夫搞上了,遭人非议。夫妻俩管束不成丢尽脸面,一气之下把女儿勒死了。被捕之后还不服,说弄死女儿是除害,更认为有这个权力:自己的孩子,自己还不能处置?

虽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仍有一点相同:认为孩子属于自己,就像胳膊腿属于自己一样。不是我们“制造”,哪来的孩子?这似乎有理,“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自己身上长出的肉岂能不属于自己?

现如今多是独生子女。这让绝大多数中国父母疼爱孩子比对自己还仔细,俗话形容“像对自己的眼珠子似的”。眼珠子娇贵,所以呢,别磕着,别碰着,这个别拿,那个别动。孩子被爱护得又娇又乖。也有的不乖,惯坏了。但对外乖,到了外边见生人就胆小,即所谓的“窝里横”。

西人的孩子明显不一样,更活拨好动,更有主意,在家在外都胆大,有时说起话来跟“小大人”似的。这因为他们从小受的“爱护”少一些,有更多自由四处探索,拿拿这个动动那个,还有更多机会表达和试验自己的想法。这更多的自由源自西人的认识:虽然孩子的肉体来自父母,但精神(或灵魂)却完全是他/她自己的,独立于任何人。所以再小的孩子其人格和意愿也受到相当尊重。哪怕是朋友熟人的孩子也不能随便拉过来抱一抱,亲一亲,得看孩子自己愿意不愿意。西人的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禁止人工流产。在堪培拉人工流产属非法,想做人流要跑到悉尼去。西方还很有一些人在争取全面禁止人工流产:孩子在胚胎阶段就被赋予可与母亲抗争的生存权。别管住进了谁的子宫,把他/她弄出来致死就不成。而在中国根本没有这问题。拿掉一个没长成的孩子和拿掉一个瘤子有一点相同:用不着考虑那块“肉”的权利。

随着长大,孩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愿越来越强,中西的反差也更明显。如今中国城市里的孩子太忙了,除了学校幼儿园,还要去各种各样的学前班、兴趣班、补习班,只要家长负担得起,就要送孩子去“上班儿”,生怕“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的苦心可嘉,但他们通常都忽视了一点:孩子自己愿不愿意。只要家长打定了主意,孩子愿意得去,不愿意连说带哄也得去。家长替孩子拿主意简直是天经地义。孩子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但不是大脑,所以没有拿主意的份。

西人的孩子也忙,尤其上了小学以后。父母也常常在周末课余送他们去Party,去生日聚会,去Sleep-over,去打球,去比赛。这里最大的不同是:孩子自己要去,父母负责接送,还要当啦啦队。

最让中国父母闹心的是孩子不听话。就像胳膊、腿、眼珠子,不听使唤了,能不痛苦么?尤其在重大问题上,比如大学上什么专业,还有找对象。如果孩子偏要坚持自己的主意,父母怎么也说不动,结局常常会让人伤心。说个不太伤心的例子。有个熟人的熟人是澳洲华人(一些海外华人依旧保持着“中国特色”,但子女则更西化),他们坚持要孩子学医:“那么好的成绩不学医学什么?”孩子虽然100个不愿意,最后还是屈从了。但几年后孩子拿到了文凭,把它交给了父母:这是你们想要的,我替你们拿来了,现在我要干自己想干的了!于是孩子又去学了计算机。这还不算很坏,大陆电视剧中的父母常常给孩子更残酷的选择:要男/女朋友还是要爹娘?

相比之下,西人父母很少操那么多心。孩子学什么是孩子和学校的事。找男/女朋友,跟谁结婚就更是孩子自己的事了。父母有意见也是仅供参考。

当然,中国父母干涉孩子不能说是100%的坏事。澳洲学校里那些吸毒和十几岁怀孕的,几乎没有华人孩子。美国“虎妈”严格训导女儿,看上去结果也还不错。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人父母的“大撒手”使孩子长大后更有主见,更有想象力、创造力。

中国父母对孩子干涉的多,给予的也多。孩子都工作挣钱了,父母还要出钱为孩子买房子,资助结婚,照看孙子。这些还被认为理所当然。虽然有不高兴的,管这叫“啃老”,但多数父母心甘情愿,尤其是对独生子女。

西人父母可不当冤大头。孩子一工作,就请搬出去自己过日子吧。有华人说这样太薄情,但许多西人子女是自己主动搬出去的。经济上能自立了就该开始自己的生活,那才自在,还不想和父母摽在一块呢。

中国子女可以尽情享用父母的财产,西人子女要努力去自己“创造财产”,哪个对社会更有利,自不待言。

更不能忘了,有些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慷慨背后包藏着私心。那些慷慨给予是期待回报的,就像善待自己的胳膊腿到头来是为自己好。比如孩子不愿意却硬推着孩子向音乐家、科学家、这家那家,反正是自己中意的“家”发展,是不是想拿孩子圆自己的梦呢?有些父母嘴上说为孩子好,却用体罚逼着孩子争好成绩。大陆有最极端的例子,逼孩子学习竟将孩子虐待死了。这铁定不是为孩子好,是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了。中国传统中的养儿防老,女儿出嫁要彩礼更是显而易见的“收取投资回报”。陈志武把养儿防老解读为中国式的“养老保险”,就是一种投资,但在没有社会养老体系时也只能如此。

西人父母给予孩子的物质少,但也没指望“投资回报”。西人养老靠积蓄,积蓄不够还有政府的养老金兜底。不过,不论中西,父母都期待儿女的“亲情回报”。到了年老孤寂时,谁不想经常见到儿女和孙辈呢?大陆最近讨论要立法:儿女必须经常探望父母。这就荒唐了,儿女探望父母应是出于亲情的自愿行为。亲情在,儿女千方百计也要探望父母。亲情淡薄,迫于法律去探望,那是给父母添堵。

还有对待收养的孩子。中国养父母绝大多数都对孩子隐瞒真相,只要瞒得住。西人养父母却没有这想法。因为西人为的是享受一下当父母的天伦之乐(说行善有唱高调之嫌),没打算孩子长大之后有什么回报。而许多中国养父母从一开始就为的是“投资”,所以才害怕孩子知道了真相,长大后对自己不亲了,不认了,不养了。至于非法买孩子来养,更是赤裸裸的自私,还带着蒙昧和残忍。

中西对待孩子的强烈反差根源在哪?恐怕牵涉的就深了,肯定不是“养老保险”那么简单。不扯那么远,打住。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六期(cm1405d)
 
2   [dokknife 于 2014-05-21 12:18:04 提到] [FROM: 72.]
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1 日 由 guzheng


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p#分页标题#e#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春秋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共识网: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

  刘仲敬: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集权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试想,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也曾经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虽然会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但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但是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这样的情况放在欧洲,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巴洛会议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则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列强就不再有动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p#分页标题#e#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得到的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而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虽然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或者,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识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识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识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识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识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 在国内是共和国 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识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识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来源:共识网
 
3   [dokknife 于 2014-05-21 12:14:34 提到] [FROM: 72.]
丁家喜:君任其难我任其易- -丁家喜律师狱中谈话录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1 日 由 baichuan


其实我认为在外面的朋友做事情比我蹲监狱还更加困难,每做一件事情要经历多少曲折,顶住多少压力,克服多少困难,这我是非常清楚的,这让我想起了朋友相托时的一句话:君任其难我任其易。容易的事情我做了,难的事情就拜托各位朋友们了,多努力也要多多保重。

这一年多来各地的很多朋友通过程海律师、隋牧青律师、王兴律师和张科科律师转达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先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声援。

一审判决出来了,可能朋友们很想知道我对一审判决的看法。一审判决书我看过了,我们做的官员公示财产和教育平权这两个活动全部作为敏感词被删除了,他们做到了彻底的掩盖真相、歪曲事实、践踏法律。他们以此来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同时去恐吓那些知道真相的民众。这样的一份判决只能说明他们心虚,说明他们无耻。

我认为劳教条例虽然废除了,但劳教的思维模式阴魂不散。他们这次审判无非就是把刑法和刑诉法变成了另一部劳教条例而已。他们迷信权利无所不能,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的法律规定都可能成为他们实行专制的工具,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道路还是充满曲折和艰难。

在看守所这一年多,每天晚上7点看新闻。新闻联播是个什么玩意大伙心里都清楚,天天看有些感想,在这里也和朋友们交流分享一下:与其天天喊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不如叫官员们公开财产,先让老虎们把财产公开吧;与其搞什么辟谣平台,不如搞新闻自由,只有充分自由的新闻报道,才能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与其天天嚷嚷什么群众路线,不如实行民主,让人民用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去留;与其天天学习什么系列重要讲话,不如让人民能够独立思考;与其天天嚷嚷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如听听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我认为那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呼声。

放着那么多简单的办法不用,搞一套自欺欺人的东西来忽悠中国人民,还嚷嚷什么三个自信,其实本质上无非就是权利迷信而已。我认为世界文明的潮流是很清楚的:信息网络化,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这是文明的大趋势,他们的权利迷梦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能维持多久啊?

我是很乐观的,我一直很乐观,我也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时间每过去一天,离中国社会转型的日子就更接近了一天。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吧,我已经在“三看”休养了一年有余了,还有两年多时间。其实我认为在外面的朋友做事情比我蹲监狱还更加困难,每做一件事情要经历多少曲折,顶住多少压力,克服多少困难,这我是非常清楚的,这让我想起了朋友相托时的一句话:君任其难我任其易。容易的事情我做了,难的事情就拜托各位朋友们了,多努力也要多多保重。

在这忙碌喧嚣的世界里,有三年半的时间闭关修炼,我会珍惜,我会从容自在的过好这1278天,朋友们可以期待在2016年10月16号,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精神饱满的丁家喜。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就让我们各自担当,一齐努力!我相信当我们追求的理念:自由民主和法制都能够实现的时候,中国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能够亲身经历这个过程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不过是站在良心的一面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再次感谢大家!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1期 2014年5月16日—5月29日
 
4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35:27 提到] [FROM: 72.]
高新:“衣马列”居然还是习大大的“引梦人”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9 日 由 lixindai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衣俊卿仍被保留党中央马列专家封号是因为”道德不够败坏”》一文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及了在诱奸青年马列女博士的同时还在床第之余收取女方”好处费”,因此而令中共其他所有大大小小的赃官污吏们都闻之做呕,纷纷声讨的丑恶行径败漏之后,并没有被”组织上”定性为”道德败坏”,只是被定性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送外号”衣马列”的衣俊卿教授,除了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做过”三个自信”这一彪炳史册的划时代、创世纪之卓越理论贡献,竟然也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首创或者说”引梦人”。

说起”中国梦”,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和女儿们都知道那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爸爸,在纽约和维也纳都曾表演过的一位著名中国军队女歌唱家的丈夫习近平的发明——因为习近平当上了中国总统之后在美国加州亲口对奥巴马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据说现场的美国翻译显然是因为对汉语的”四声”掌握得未到精准之程度,将习近平汉语表达的”相通”一词听成了”相同”,于是就选用了英文”SAME”一词,令奥巴马错愕之余又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顾左右而言它,夸赞习近平给他带来的中国茅台酒确有”催梦”之功效。

茅台酒醒之后奥总统把自己对”‘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的问题甩给了”第一家庭”的成员们,之后便有了美国第一夫人带领全家到中国北京和成都等地公费旅游的计划,因为”口说为虚,眼见为实”,奥巴马就是要让夫人亲自到中国看看中国梦和美国梦怎么就被习近平给”SAME”了。

如今美国第一夫人的中国公费旅游计划已经圆满完成,回美之后向总统丈夫汇报的”中国观感”是什么,笔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信口中开河,只好暂时中止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涉外”内容,回到其习近平和他的”引梦人”衣俊卿的话题上。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也已经引证过,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相关辞条的解释: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维基百科的”中国梦”辞条里详细介绍说:2012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半个月的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现场。在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更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新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6月8日,习近平在美国对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中国梦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国梦相通。

也就是说,虽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在中共官方的政治表述中早已有之,但把”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定能实现”的”构想”,第一次出自习近平的口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马列局局长衣俊卿为整个中国共产党政权引领”中国梦”则是他参与起草完成了十八大政治报告之后,十八大开幕前夜。

中共十八大是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开幕的,此前的十月二十五日,人民网刊登报道说:今天下午,十八大代表、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迎接党的十八大高端系列访谈节目,以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成果为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交流。谈及十八大,衣俊卿表示期待非常多,中华民族到了发展的非常关键时期,党的理论工作任重道远。

衣俊卿表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最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党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面临着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还需要提升,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阐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和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同时彰显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衣俊卿说:”这是我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央编译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理论研究领域也都是紧紧围绕它。但是,确实任重道远”。

谈到对十八大的期待,衣俊卿表示期待非常多。他认为中华民族到了发展的非常关键时期。虽然面前有很多很多问题,社会在转型期以后有很多矛盾、很多困难要克服,面临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挑战很多,但是有信心。我们党经过90多年的历程,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一直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个中国梦,应该让我们能看到它的不断地展现。而这次党代会应该在承前启后在发展过程中会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请注意,虽然把”中国”和”梦”字组合在一起肯定不是衣俊卿的首创,但把”中国梦”与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组合在一起,则是衣俊卿率先为之。如果说此后的习近平”涉嫌抄袭”,做为”‘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构想”的”创始人”衣俊卿本人也不敢如此造次,至多敢在床第之余对那(几)位相信不久就可以实现自己”北京(户口)梦”的马列女青年博士小声吹嘘一句自己为新老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理论贡献”。

不过衣俊卿是学俄语的,当年是留学前南斯拉夫而不是留学西洋,所以他为习近平设计”让’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贴切表述”时,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中国梦”是否和如何能够与”美国梦”相通这一层的深远意义,应该是总书记习近平本人的”高屋建瓴”。

众所周知,在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汉语表达习惯里,”梦”字从来都是”不现实”、”幻想”、”不切实际”、”假大空”、”不着边际”等的同义词,诸如”痴人说梦”、”南柯一梦”、”白日做梦”、”如醉如梦”、”黄梁美梦”等”讽梦”成语可以举出很多,而通俗的口语表述中,”做梦”、”做美梦”都是最常见的讽刺说法,比如乞丐男对乞丐女吹牛说自己有一天会中千万大奖,乞丐女肯定会嗤之以鼻,十分十分不屑地甚至是用十分腻外的口吻奚落一句”做梦去吧你!”。

但是,衣俊卿之流顽强地认为,只要把中国的”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一起表述,就不再是幻觉而是”理想”了。所以,丑行被揭露之前的衣俊卿自己要想故做谦虚一下都不会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允许,因为被习近平数次夸赞”人才难得”的”衣马列”的”重大理论贡献”实在是太”重大”了。

那位发觉自己受骗上当,取得北京户口和”中国梦”的实现一样遥遥无期的山西籍贯马列女博士愤然上网为自己伸冤之后没几天,即有网文透露说上面已经要求”查查那个山西女博士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就好办一些,先用党纪约束她”。继而更有网贴揭露说”有关方面”为让这位女博士封口,威胁说她通过网络手段举报衣局长还有”其她情妇”的内容如果没有一个或者几个”她”亲自向组织上提供证据就是造谣,以秦火火为例子,”网络造谣要承担法律责任”。于是这位失身又破财的女博士最后感慨了一句”弱女子一个,怎么能斗得过组织上,斗得过党中央?”,从此封网。至于”衣马列”衣前局长虽然行政职务暂时被免,但肯定是还在为”不断完善习近平同志民族复兴的伟大理论”而加倍努力工作着……

来源:RFA
 
5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29:30 提到] [FROM: 72.]
斯伟江:闭门开会构成寻衅滋事吗?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1 日 由 lixindai


都知道公权力的无底线,譬如微博500转入刑,没想到,还有击破底线的时候。

都知道就闭门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刑法第293条的寻衅滋事罪,原来是流氓罪的马甲,正如现在刑法中煽动颠覆罪就是反革命罪的马甲一样,凡是用得顺手的工具,换个样子都留着,正如对付老百姓的投机倒把罪,现在以非法经营罪的马甲活着。

社会是进步了,但杀猪刀得留着。除非你移民,否则,不管你多少富余,如重庆的富豪们,广东的蔡达标们,四川的刘汉们,沾点边的,随时可以杀猪,在官面前不要以为自己是谁!
但人,终究是人,要站着说话,站着做人。我的”小弟”浦/志/强就是一个。这个”小弟”玩笑称呼,我是拿一个相机换来的,那天看到了他的会议照片时,我在下面留言说,今天,他是大哥了。没想到,大哥没几天,他就进去了。

他多少和我一起做了不少刑事案子,知道,闭门开会,只要不是南湖的游船会议,或者搞秋收起义,都不是构成犯罪的。当他家被搜查时,搜查证上没写罪名,我以为是煽动颠覆,因为那是文字狱的祖宗。谁知道居然是寻衅滋事。

这个罪法律规定有四种形式,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严重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处刑5年以下。多次这样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5年到10年。这个”流氓罪”,和闭门开会,相差千里。

去年新政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出了一个司法解释,即网上熟知的500转入罪。对寻衅滋事延伸到了网上,多了,1,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2,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他人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个司法解释,如要发布啥,也指虚假信息,闭门会议照片属实,明显不是虚假信息。因此,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虽然大,但也套不进去这样的闭门会议,除非用的不是汉语词典。法网虽然编织得非常密了,而且也可以伸缩的,但,毕竟无法紧密到闭门开一个研讨会也会变犯罪的地步。

结论已经很清楚了,真正寻衅滋事的,是权力机关。想起,戊戌六君子中,刘光第原本是刑部主事,懂法律,他说,不审讯就杀人,是违反大清律的。没想到监斩的满族死硬派刚毅,根本不在乎大清律,更何况慈禧,1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就算法律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正义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得知道,这是一个做人、执政的基本原则,说话算数。已经是按照你的新意思,解释了”流氓罪”,还不执行。那么,如同一个人不讲信用,没有原则,实际上已经乾坤颠倒了!

来源:读者推荐
 
6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29:05 提到] [FROM: 72.]
胡少江:由政党来控制,北大永远赶不上哈佛剑桥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9 日 由 lixindai


在今年北京大学校庆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北大。在与北大的师生座谈的时候,习近平突然提出:”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 北大从来不缺马屁精,果不出其然,顺著习近平的腔调,北大哲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叶朗,又加上了一句:”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

习近平讲话的针对性十分明显,他是要在各个方面与国际主流的东西划清界线、背道而驰。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要与民主宪政流划清界线,在教育上也要与主张学术自由的国际主流教育精神划清界线。官方的《人民网》对此心领神会,将”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作为主标题报道了习近平的这一次访问。不难想像,这一讲话精神,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指导方针。

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曾经提出过要将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也不曾考证他们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北大、哈佛、牛津读过学位和曾经在剑桥执教十年的华人,我真诚地认为哈佛和剑桥应该成为北大学习目标,因为今天的北大与哈佛、剑桥所代表的世界一流学,实在有著太大的距离。

从个人的感情来讲,我从来都认为我是一个”北大人”。是北大的老师们给我奠定了在知识领域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北大精神”复活”的年代,那时,北大的氛围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在”六四”之后,北大遭受专制政治再一次阉割的时候,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仍然在默默地支持身处逆境的我。无论我漂泊在哪里,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

等到我被迫流落到海外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极为稀少和宝贵的”北大精神”,尤其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知识、奋不顾身地捍卫真理的精神,其实与哈佛、剑桥以及世界所有一流大学所提倡的精神并无二异。不同的是,北大所代表的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始终受到权贵的压制,至今仍然只是一株在风雨中飘摇的的嫩芽。而在哈佛和剑桥,早已经成为任何力量都不可撼动的参天大树。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坚持所有的人种在智商是并无区别,那么在近代和现代世界历史上,中国应该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机率产生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巨匠,也应该产生不少世界级的思想家。但是我们没有!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失败、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失败,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北大的失败。

北大与世界一流学府的最大差距,就在于缺乏独立精神、缺乏自由风气、缺乏兼容并包。没有这个精神,很难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因为老师和学生们的创造性在这里被扼杀掉了。对那些坚持独立性的师生,中国政府则不仅要剥夺他们的精神,甚至还要禁锢或者消灭他们的肉体。北大无法与哈佛和剑桥相比,根子在执政者。

如果中国人有志气,要将北大办得比哈佛和剑桥还要出色,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第一步需要”见贤思齐”,先将哈佛和剑桥的优点学到手。如果要问向哈佛和剑桥学什么,笔者倒是有现成的建议:第一,撤销所有强迫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政治课;第二,将意识形态警察从学校里赶出去、将秘密警察从学校里赶出去;第三,给老师开课的自由。这是学习哈佛和剑桥的起码的一步。

我相信,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会反对这些建议,但是这样一来,执政党便无法干涉学校事物了。正如”叶朗教授们”所说,在执政党看来,这样学习哈佛和剑桥的确”十分危险”。不过,这对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文明昌盛是没有危险的,它所危及的只是少数人对权利的垄断,它所阻止的只是政客们对科学精神的践踏。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7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26:20 提到] [FROM: 72.]
【华夏文摘】云易:同情心及挑战意识在华人群体中的全面缺失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2 日 由 qianren


2003年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亲戚们忙开了,这里请那里请。一个饭桌上,我提到自己去美国几天后就下餐馆洗碗。本来觉得很骄傲的谈话题材,被一个表兄接过话,说道:听说在美国洗碗久了的人回来见到圆形的东西就想洗,是吗?一时间大家哄堂大笑。好在我本人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也没有觉得受了歧视,只是笑了笑,继续自己的话题。多年后想起来,这还真是个缺乏同情心与挑战意识的典型例子(依我现在的性情,估计会站起来一走了之。四海之大,哪里需要在这样的人际圈子里浪费生命)。

在华人群体中,这样的例子处处可见。很多中国人视人生的困境为“倒霉”,更不懂得什么叫挑战。所以那些不畏苦难而向命运挑战的人,不但不会被很多中国人所欣赏,反而会被看成“傻子”(比如“悲惨世界”中的主动自首的冉阿让,泰坦尼克号上的选择与船同生死的船长)。这种普遍存在的对“厄运”的歧视也导致了好多“倒了霉”的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包裹”起来,怕人笑话,而像笔者这样有事无事居然还敢公开宣称自己“一贫如洗”(所谓“哭穷”)的人,当然只会被看成“有病”。

同情心,是对在受苦受难中的人类同胞(甚至非人类的生命)的一种情感共鸣。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在看到别人幸福中时,会由衷地分享他们的喜悦,而在看到他人遭殃时,不管自己的处境多么顺利,不但不会有沾沾自喜的得意心理,还产生发自内心的悲怜,并拷问人生为何如此不公。但在华人群体中,这样的态度非常少见,而常见的是对他人的苦难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兴灾乐和的态度。这种极端的自私,甚至可以说阴暗的心态,虽然在其他文化群体中不是完全没有,但绝不会想在华人群体中那样常见。

为什么?笔者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但渐渐地在对人性以及历史规律的认识过程中得到一些启发。我认为,当一个人不但不能为他人的幸福而乐,还希望他人遭殃时,这样的心理其实是源于一种强烈的与人为敌的生存竞争意识,即:如果他人(“敌人”)都幸运了,自己就可能会“倒霉”,反之,自己就肯定会幸运。这种强烈的生存竞争意识,又来源于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即自己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安全感,今天稳定,明天就可能没有饭碗(饭碗被他人抢)。这样的心理形成,我认为是和中国的几千年封闭性的文化环境有着潜在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由于没有解决“饭碗问题”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后遗症。从进化的角度看,封闭性的文化由于缺乏与其他文化交流(取长补短)或者向外扩张的条件,导致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不断重复循环(一治一乱),所以吃饭问题 – 最根本的生存问题 – 成了社会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于是人就很难彻底摆脱生存危机感。在《从进化和心理学的角度解析中华民族的“群体妄想症” 》一文中,笔者相对仔细地分析了生存危机感和人口及资源之间的关系,最后这样总结道:

“在中国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就这么大,“时候”一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生存危机感永远都没有被消除。不管儒家经典书上如何说,不管共产主义如何教育,深埋在华夏民族心灵中的,是“与人为敌”的强烈的生存和竞争意识。共生理念,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等等这样的相对‘高级’的道德理念作为群体意识形态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

所以在资源供给的条件不变(多产生在封闭文化环境中)的情况下,别人遭殃了,自己似乎就多了一碗饭的机会。也许,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同情心的历史根源所在。

然而根源归根源,改变,应该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达成的,因为人有极强的“可塑性”。如今国门打开几十年了,中国人应该看到自己和外面的世界的真正差距,从而在心理上改变与他人为敌的态度。当然,这大概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

挑战意识,或者冒险精神,是明明知道一条人生路的艰难但却由于其精彩的可能性而偏偏要选择这条路的精神。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往往好奇心重,自信充分,他们的人生也许坎坷,但却充满意外和惊喜。缺乏冒险精神的人,则往往是因为怀疑自己能力,从而在人生路上不得不打一手“保险牌”,处处回避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输家心态,这样的人生也不可能是精彩的。当然,保守的人生态度本身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人各有志,大家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中很多人却是把这样的“输家”态度看成人生“成功”的“秘诀”,而对富于冒险精神精神的人不但不欣赏,反而嘲笑之。这实在是如古人所云:“燕雀焉知宏鹏之志哉”。

一个不愿意自己冒险的人,往往期望在自己人生的每一步之前得到“过来人”的指示。当然,适当的计划或策略是智慧的体现,但过分周密的考虑,往往使人生失去了神秘感。华人群体(海内海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注重教育的文化群体。过分注重教育的人认为,人生的一切(或大多数)秘诀都能通过学习的来。所以,只要一个人认真学习古人,长辈及他人的既存经验,人生就不会走弯路。好多华人喜欢无限打听他人的个人经验,以“学习”为名,实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占他人便宜,就是典型的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缺乏冒险精神更是中国文化几千年重复老路,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真正“进化”的直接原因。

大概因为同样的原因,很多中国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无端高压,以为这样“高压”或“吃苦”之后,学得一身本事,孩子们以后的人生就是“康庄大道”。这种认识是非常短视的,因为人世间其实是人算不如天算,而天总有不测之风云,所以自以为机关算尽的人,往往会因为自己不习惯于跌跤而在意外的困难面前跌倒,甚至一蹶不振。

其实,人生很多东西不一定都能学到,而学到的并不都一定实用。并且,一个真正有悟性的人,很多真正的智慧都是不师自通,根本不需要把光阴浪费在过多的书本上。对于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来说,由于不敢向命运挑战从而导致的平坦人生,并不是“运气好”,而是生活的单调和生命的贫血的体现。对他们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其不可预测的神秘性。真的自信者,对待命运,就如同冲浪者一样,随涨随落,涨时鸟瞰天空的开阔,落时沉浸于幽谷之深邃,每时每刻,无论命运给予自己的是什么,都能潇洒地接受,这,才是人生的赢家。

同情心,或者说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冒险精神,这两者的同时缺乏,导致很多中国人一方面不懂得分享他人的快乐,甚至在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更无从尊敬或欣赏那些挑战人生的勇敢者。也许,中国文化孕育不出像“悲惨世界”这样体现人性美的作品,大约也是因为在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中,缺少真正的善与爱,以及勇气,挑战,等等这些人性中最伟大的品质。而一个缺乏冒险精神和同情心的民族,对外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对内更不可能建造一个平等的健康的社会。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五期(cm1405c)
 
8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23:35 提到] [FROM: 72.]
瑞士银行已“解密”,海外追贪有多远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2 日 由 guzheng


综合九种版本的说法,中国外逃贪官数量在4000~18000人之间,涉案金额在400亿~8000亿人民币之间。因此,美国和欧洲强力搭建的便车应该搭,但搭便车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如,想不想搭便车?学者周濂早就说过,“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本文首发自新京报官方微信)

一条瑞士的新闻让中国人看到了反腐新希望: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尽管前提条件是“所交换信息仅与税收目的有关”,中国媒体及广大受众仍期待着它能揪出外逃贪官。

中国的海外追贪因此搭上国际便车了吗?

美国和欧洲经验:发力在本国

英国《金融时报》5月7日的这条快讯,经由中新网传播,被国内几乎所有新闻类网站转载在显要位置。一条被顶了一万多次的跟帖是这样写的:“赶紧公布吧,把这些败类都拿到阳光下晒晒!!都把国库掏空了!卖国叛国的败类!”

在很多媒体都沉浸在普遍乐观情绪中时,腾讯“今日话题”的专题作者丁阳指出,这次瑞士保密制度走向终结,美国当居头功;要想顺势反腐败,需要中国版FATCA;要想看到“中国贪官末日”,中国也须主动向瑞士等国施压。

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案》(FCPA)历经两次大修订,该法案成为一个非常“霸道”的法案。FCPA禁止任何美国人或者组织从事向国外公职人员或公司行贿的行为,无论该行为是否在美国境内,并且美国当局可以根据FCPA对被贿赂的外国公司和相关个人实施处罚。

此外,201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另一个“霸道”法案——《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这一法案直接让瑞士等避税天堂面临着极大压力。法案要求,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向政府申报;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都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存款超过5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账户信息,否则就会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美国将会对其总收入征收30%惩罚性税收。

2012年,美国政府对瑞士最古老的私人银行威格林银行提出了税务诉讼。2013年1月威格林银行承认,曾协助美国公民在海外持有的12亿美元资产逃税,并向美国政府支付了5790万美元罚款,随后这家有着270年历史的银行被迫关闭。

在美国的攻势之下,德国、英国等饱受逃税之苦的欧洲国家也一改往日对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放任,开始不断对瑞士方面采取行动。多重压力之下,瑞士终于屈服,放弃了有数百年传统的保密制度。

如果中国也能展开如此强势的攻势,不仅外逃贪官及资金有望被追回,在国际公共事务上,亦可顺势增加话语权。

瑞士银行不“保密”能暴露多少贪官?

《新京报》5月8日提出了一个问题,学者陈在田分析:“现在瑞士银行表态不再‘保密’,之所以能在国内也引起巨大关注,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人将之视为反腐的利好消息。瑞士银行信息在打击逃税和反腐中的作用,此前已经被一再验证。比如前几年中国台湾方面,就曾到瑞士调查陈水扁的账户。尽管其将自动交换信息的范畴,限定在“税收”目的,但各国经验表明,严查偷漏税行为,就可以从中发现大量贪腐线索。”

文章沿续了大部分中国人搭便车式的反腐思路:应更积极主动利用瑞士银行的不“保密”原则。中国可以通过个案合作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客户信息;有关方面可按照法律程序,确保全面掌握涉贪官员的犯罪罪行。

按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卡尔领导的一项研究,在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的非法资金外流数量位列榜首,约为1万亿美元。显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外逃贪官卷走的非法资金。这笔资金究竟有多少?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商务部、公安部、审计署、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在不同时间发布的外逃贪官数量和涉案金额总计有九种版本。综合这些说法,外逃贪官数量在4000~18000人之间,涉案金额在400亿~8000亿人民币之间。形成对比的是,成绩单很可怜,自1998年至2008年4月,中国检察机关在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成功抓获了潜逃国外的贪官300多人。”

因此,美国和欧洲强力搭建的便车应该搭,但搭便车之外恐怕还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如,想不想搭便车?学者周濂早就说过,“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中国贪腐成本:贪160万判一年?

如果说上述数据太“宏观”,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微观”一点的数据。5月6日~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披露了他对中国贪官成本的计算结果。

在专题报告中,吴思提到了他对贪官成本的计算。“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五千块钱立案,这是刑法规定的一道镇压线。实际上现在五千元的犯罪量太大,已经立不起了,镇压线挪到了五万块,但是五万块钱是对一般小偷,真正贪官污吏的镇压线还要更高。可以通过案例计算贪官污吏被捕概率,贪污的金额,贪污的刑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贪官付出一个生命年,就是关押一年镇压线的高度是160万元,镇压线如此之高,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贪官污吏如此之多。160万关一年,听说里面生活还不错,大家想想对你有没有诱惑?”

综上,美国及欧洲经验已经展示了一个可行的海外追贪机制,亦即通过立法和国际诉讼,对涉嫌藏纳非法资金的瑞士银行等机构,进行强力施压。而中国的外逃贪官及其卷走资金的宏观数据,呈现了海外追贪的大局。吴思的研究,揭示了微观层面的贪腐冲动及其成本。然而在制度建设和战略战术上,中国的海外反腐法案提上议事日程,不能再拖了。

新京报新媒体记者 陶舜
 
9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18:20 提到] [FROM: 72.]
余华:中国的“贪官经济学”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3 日 由 lixindai


北京——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一路升值,从2005年7月的8.28:1,到今年1月最高的6.06∶1。然而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人民币升值并没有让他们感到钱越来越值钱,反而是钱越来越不值钱。

近9年来,人民币一直走在外升内贬路上。对于内贬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而2003年末M2余额22.1万亿元,10年增长超过4倍。

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央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中国货币总量与GDP之比接近2∶1(2013年中国GDP总值56.88万亿元)。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因此需要大量增加的信贷投放。经济学家吴晓灵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多数经济体中,这本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可是,我们看看近两年中国CPI增幅,大致在2%-3%,偶尔突破过3%。回顾近十年,也只有两次物价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CPI增幅最高超过8%,2011年最高约6%。大规模的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是什么原因?

来自官方的声音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存在超发现象。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今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M2较大是因为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指银行贷款形式的融资)比重高等造成的。作为现在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居民储蓄率已经超过50%(尽管推动这一趋势的是少数家庭)。

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我不在此赘述。但一位文学教授发明了”贪官经济学”一词,他在解释货币超发而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另辟蹊径,认为庞大的贪官群体功不可没。

贪官们通常不会去花销巨额的受贿款,也尽量不存进银行(担心被发现),而是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位文学教授大胆估计,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是不流通的。

中国网民注意到这个现象,将贪官五花八门的藏钱方法戏称为行为艺术并罗列出来:

藏密码箱。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2500余万元现金藏在19个密码箱。
藏厕所。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尚未装修的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而被发现。
藏粪坑。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贪污受贿近2千余万元,部分现金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粪坑里。
藏煤气罐。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高级定制的煤气罐,用来窝藏数百万赃款。另有藏280万元密码箱埋到其农村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
藏出租屋。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豪宅专放赃款,现金用黑塑料袋扎成一捆一捆的,屋内放满防潮纸、干燥剂,但是最终1200万元仍然发霉。

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写下去。过去十年,尽管被控贪腐的官员不在少数,但情况并未得到太大改变。去年12月,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马俊飞年收入不过12万元左右,但他的两所房子却堆满了总价值超过1.3亿元的钱物。庭审时,马俊飞说,他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如何藏钱。

这位文学教授所说的”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不是经济学的数据,我也不敢苟同这个具有文学色彩50%;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贪官群体藏起来的不流通现金的数额是惊人的,在货币超发时能够起到一定的抵消通货膨胀的作用。我和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认为已被查处的贪官只是中国贪官群体的冰山一角。

当然,”贪官经济学”阻挡不了物价的持续上涨,这些年来中国民众对于生活的变化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什么都越来越贵,只有钱越来越便宜。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1 日 由 lixindai


  ——中国整体历史的观察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穿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来讲,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使力士鉏麑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失。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般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徵。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受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禀赋。可惜这种禀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俞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于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有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刚才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两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都是。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层,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已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地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将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教育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情有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

来源: 《今日评论》1卷4期1939-01-22

 
10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12:02 提到] [FROM: 72.]
中共高官染爱滋自杀 官场、情妇慌作一团

2014-05-12 16:01:38 东方日报

 云南原副省长孔垂柱自杀未遂,引来外界关注,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名副部级官员居然还身染爱滋病绝症,他是已知内地染上爱滋病的最高级别官员。令人好奇的是,他是怎么感染的呢?


  爱滋病的传播渠道有三:一是性接触传播;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或针头;三是母婴传播。孔垂柱年逾花甲,显然不属于母婴传播,而血液传播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凭孔垂柱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即使吸毒也不可能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或针头;作为省部级官员,医疗一直享受特权,更不可能因为输血而感染爱滋病。孔垂柱感染爱滋病毒最大的可能就是性接触传播了。

  众所周知,内地官场贪官,九成以上拥有情妇,或者喜欢嫖娼,滥交过度。广东前省委副书记王华元便是典型的色中饿鬼,不仅包养情妇,而且还流连色情桑拿,结果梅毒缠身,但囿于身份,又不敢公开到医院看病,结果问题愈来愈严重。王华元被双规时,其妻说「谢谢党挽救了华元,他终于可以公开治病了」。消息传出之后,官场人人自危,与王华元有染的女子及他们的家人更慌作一团,前往医院测试性病的络绎不绝。

  孔垂柱显然是被自己的女伴所感染,他自己在劫难逃,那些与他有一腿的女人又怎么办,那些女人的老公或者男朋友今后又怎么办?这种牵扯犹如孔垂柱身上携带的爱滋病毒一般,难以根治,副省长的爱滋病不知道会让云南多少官员坐卧不安?很多女人与官员进行权色交易,期望能够「日后升官」或者是「日后发财」,但没想到现在却是「日后完蛋」!

  确保纯洁要验验血

  中国官员说到为人民服务,个个裹足不前,但提起贪污腐败玩女人,人人奋不顾身,而且花样百出。近年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从薄熙来、刘志军、刘铁男、郭永祥、倪发科、季建业、陈柏槐、郭有明、李春城等,淫官连番上场,各领风骚,蔚为壮观。如今再加上孔垂柱这个爱滋副省长,在淫官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孔垂柱创造了新历史,虽前无古人,后必有来者,如果官场风气不变,今后肯定会有更大的官得上爱滋。

  第五代上台后进行大整风,要求官员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但从孔垂柱事件看来,光是以上四条还不能确保官员的纯洁性,还要再加一条「验验血」。如果官员不能过验血关,尽早撤职查办,防止养虎遗患。当局为惩治淫官,想出了很多招数,比如监督八小时之外,但光靠自律管住裤裆,可能性有多大?南韩化学阉割强姦犯的办法,中国为何不引进?如果对包养情妇接受性贿赂的贪官,全部施以化学阉割,谁还敢以身犯险?
 
11   [dokknife 于 2014-05-12 14:58:16 提到] [FROM: 72.]
1千多贪官外逃美国 中国开出名单
2014-05-11 18:58:41 环球网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及廉政建设措施为海内外所关注。其中一个热点话题是如何将外逃贪官等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美国有媒体称,中国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尽管美国不时爆出所谓“要帮忙捉拿中国贪官”的消息,但由于缺乏引渡条约以及复杂而漫长的司法程序,缉拿隐匿在美国的这些贪官面临重重困难。在过去10年中只有两人被遣返,而且近来贪官赴美外逃有加快趋势。美国一些基层执法官员以及法律界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称,中美应通过外交把司法合作落到实处,将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同时注意贪腐资金流向国外的新特点,堵死外流赃款的监管漏洞。
美地方没权抓贪官

  如何惩治中国外逃贪官不仅是国内关注的话题,也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一些媒体曾不时透露出所谓美国要帮忙捉中国贪官的消息。美国《世界日报》曾引述加利福尼亚州警方的消息称,中美两国警方在捉拿中国外逃贪官上达成了一些协议:美国警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逮捕嫌疑犯、冻结其在美银行账户及房产等。

  对于有关“美国帮助捉拿中国贪官”的传闻,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局国际联络处警官李明成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包括该县警局在内的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警方和反贪机构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有过合作,联邦调查局(FBI)在北京也有办事处,但与中国合作的重点是打击贩毒、走私及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而抓中国贪官这样的事情,属于外交及联邦政府层面的事务,地方警局不能直接插手。他说,即使知道中国的贪官隐匿在洛杉矶,不经过联邦政府,美国法律是不允许地方警力介入的。

  中美从2007年开始就有司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其中也曾涉及到遣返在美国中国贪官问题。路透社曾引述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克里的话称,中国与美国的司法部门在寻找途径,以期在遣返逃美贪官或返还非法资产方面有良好的合作。他说,美中之间虽然还没有签署引渡协议,但还有其他机制可以追捕在逃人员,如大部分逃犯属于非法移民,很多人可以根据移民法被遣返、被驱逐出境。克里曾对北京进行过访问,主要议题就是反腐败问题。近年来,美国国税局也出台措施,表示欢迎举报移民美国的中国贪官隐匿的银行存款、房产等资产,国税局为举报人保密,并给予涉税金额15%~30%的奖励。

  但对于美国官员此类表态,加州华人律师邓洪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的联邦法及司法体系,规定了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各有不同的司法管辖权,所以中国不可能指名道姓要求联邦或地方执法机构把谁抓回去;中国发出的通缉令也因为中美没有引渡条约,美国的执法机构不会帮助执行。

  加州律师申春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在办案及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拥有美国合法身份的中国官员。这些有着双重身份的人明显有经济问题,但由于中美之间尚没有刑事引渡条约和司法互助协议,即使中国政府发出通缉令,美国也会不理。就在最近,一家国有公司在南方的负责人在国内“集资”了一亿多元人民币跑到洛杉矶。国际刑警组织对此人发出红色通缉令,中国公安部门和检察院都有人来到洛杉矶,但就是没法将此人带回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尽管他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但仍然通过投资移民拿到绿卡。

  中国加大追捕追赃力度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两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将“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对此,透明国际亚太区项目主任廖燃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共十八大后加大反腐力度开始,明显感觉到国内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加速。加拿大、美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大城市的房地产去年都在暴涨,而买家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些端倪。

  廖燃说,现在中国鼓励国企走出去投资,虽然大部分可能是真的去国外办厂,但是仍然有部分是转移资金。比如有人出口的一批货物本来价值3000万,但他只报1000万就卖出去,2000万就留在国外,这是常见的洗钱方式。廖燃称,过去5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达5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保守估计。

  美国一些执法官员和司法界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贪官跑到美国并留下来不难,但是把他弄回去却不容易。这不一定是美国政府有意刁难中国,主要是要通过美国移民递解的司法程序,如果中国贪官在美国没有新的违法活动,很难把他们遣返。

  中国政府捉拿逃到美国的贪官有难度,除了欠缺这方面的司法合作外,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也是原因之一。邓洪表示,目前中国贪官获取移民身份的方式往往是投资移民,贪官首先把自己的亲属以投资移民的方式送到美国,亲属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很容易为贪官申请美国绿卡。他说,虽然在申办投资移民时,规定要说清楚资金来源,但美国查得并不严格,有些来源也无法查证;另外,经济不景气,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很重要,有钱进来,何乐而不为。

  中美司法亟需深度合作

  2011年起,中美开始讨论遣返被中国通缉的贪污犯的合作问题。当年余振东被遣返一案曾被舆论认为是在尚未签订引渡条约的背景下中美司法合作的成功范例。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对媒体高调宣称,任何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前往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向我们提出调查的要求,而且我们也查证其确实在中国实施了犯罪行为,我们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但时至今日,这样的遣返很少。

  廖燃说,这里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双方的法律体系不同,不能接轨。在美国,法官判案引述有关案例,没办法打包处理一类案子。而中美要想签订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双方对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认识的分歧。

  美国一些执法官员和法律人士则认为,要想有效打击逃到美国的贪官,中美若一时签不了刑事引渡条约,可以先从两国司法检察机关相互交换资料着手。此外,中国还应善用美国法律,并研究贪官转移资金的新特点,同时还要有一些鼓励美方配合的措施。

  邓洪说,一些贪官在中国拥有很多财产,逃到美国后就用中国的这些财产抵押贷款,这样一方面可以逃避每次向国外汇款不能超过5万美元的限制,同时其实质也是洗钱。这是最近一两年,贪官使用的转移资金的最新手法,一些在中美营业的小银行会涉及此类业务。

  除了要求遣返贪官,中国与美国合作打击外逃贪官还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贪官被捉住,对其贪污的钱怎么办?廖燃说,有学者认为对贪官的赃款,可以适当让外逃目的国享有部分利益以助遣返贪官,但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行,“因为人家根本不想给你。即使人可以遣返给你,但钱不能帮你追回来。”他说,对于追讨外逃资金,“除了刑事诉讼,中国应同时注重对贪官的民事诉讼。中国刑事判决中可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这一条在国外不管用。而民事判决结果,在国外可能被认可。”他认为,在中国,反贪似乎只是纪委的事,银行、税务等部门只是配合一下。实际上,许多漏洞都出在这些部门的监管上。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开很多账户,甚至有好几个合法身份,因此监管特别难,漏洞太大。(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孙卫赤 本报记者 黄晶晶)
 
用户名: 密码:
发表评论
评论:
[返回顶部] [刷新]  [给dokknife写信]  [温柔一刀客首页] [博客首页] [BBS 未名空间站]
 
Site Map - Contact Us - Terms and Conditions - Privacy Policy

版权所有BBS 未名空间站(mitbbs.com) sinc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