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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中西反差- -面对死亡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09
更新时间:20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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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中西反差- -面对死亡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7 日 由 guzheng


三十年前刚出国时看电影,见到葬礼追思会上有人笑的镜头,我想这是电影,瞎拍。谁知后来去了几次葬礼,惊奇地发现,电影没瞎拍,人们真的笑了。致悼词的人第一句是:我们来赞美一个生命(We come here to celebrate a life)。悼词之后,一些亲朋好友也上去讲话,都回忆死者生前的美好片断,尤其是幽默逗人的事情,于是下面不时响起笑声。当然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比如死者英年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还有特别悲痛的亲人。但人们仍然回忆死者一生最美好的时刻,专注于生的精彩,而非死的悲哀。

咱们中国正相反,追悼会上你乐一个试试?别管是亲朋好友,或只有一面之交,别管内心的悲伤是十分还是一份甚至是零,一律要保持哀容。那气氛必须要沉痛,要放哀乐。对了,在澳洲的葬礼上还没听到过类似的哀乐。有一次追思会上也有音乐,那是死者的儿子演奏的,是他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段曲子,一点都不哀。在中国的农村更讲老规矩,死了人必须哭。尤其是死者的女性家属,常常哭成一片。其实有些人在死者生前不孝不亲,可人一咽气却大哭起来,还哭得有词有调:“你怎么就这么狠心走啦,丢下我们…..”。这是规矩,是传统,非得这么办。

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有“老喜丧”,把长寿老人的丧事当喜事办。更有意思的是,1930年代林语堂的笔下也对比了中西的丧事,那时欧洲人的葬礼庄严肃穆,而中国人(当然是有钱人家)的丧事却喧哗铺张,有如闹剧。

不仅在死后,生前面对死亡时,中西的反差也不小。在中国有谁得了不治之症,医生和家属通常对病人隐瞒真相,怕惊吓了病人会加速病情恶化。在澳洲(或整个西方)却相反,医生第一个告诉的往往正是病人自己,而由病人决定是否对其他人保密。似乎西人更坚强些。他们也不在乎谈论自己的死亡,有的刚到中年就立遗嘱,早早地把身后事安排好。中国人轻易不想,更不谈论自己的死,太晦气。亲朋好友的死更不能当面说。哪怕心里明白他/她的病没治了,没几天了,当面却非要说见好,有希望。极少有人问一下,你对身后的事有什么愿望,想怎么安排?中国老人留下正式遗嘱的太少,弄得子女为遗产打架。就连到了海外,许多华人也不愿立遗嘱,不愿买人寿保险,嫌不吉利。

西人在死亡临近时较为理性也是因为大多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比如,面对绝症,他们基本都接受医生建议的“合理应对”:能治就治,不能治则减痛,提高存活质量,充分享用剩下的时间。而许多国人呢,只要有钱,或能借到钱,就治疗到底,总盼着奇迹发生。医院说治不了,就四处找“神医”,试偏方,甚至找“大师”发功,再拜佛许愿。反正是乱投医,不少并不富裕的家庭就这样花光了积蓄,欠下了债。

总之,中国人更忌惮死亡,知道躲不过去了,也要蒙上眼,不愿正视。西人不是不怕死,只是更能理性面对。既然无可避免,那就让它的伤害小一点。有遗嘱保证按自己的愿望处置身后事,多少是一点安慰。尽早知道自己的末日临近,抓紧时间做最想做的事就更重要了。而乱投医,蒙起眼睛,不仅躲不掉,还耽误了最后的宝贵时光,是最糟糕的选择。

至于对死去的亲朋好友,回避伤痛,尽量回想他/她生前的美妙,这也是西人的明智,与国人的“盖棺定论”摆功评好根本不是一回事。西人是在“仰望星空”:茫茫宇宙中生命是奇迹般的小概率事件,每个人都是多么幸运地来到世上,虽然又不可避免地离去,也让咱们先欣赏美妙的奇迹吧,干嘛要悲叹离去而折磨自己呢?

西人在死亡面前较为从容,也可能因为他们的“死后世界”比我们的要光明些,至少不那么可怕。当然,真正的死后世界谁也不知道什么样,到底有没有。那是人类的最大谜团,也是最大的恐惧。安抚人的宗教首先应对的就是它。西方基督教描绘的死后世界有天堂:充满了鲜花、音乐和阳光。当然也有地狱,用以威慑恶人。大多数西人都自信有资格进天堂。这个光明前景显然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呢,大多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但对死后世界也有些传统说法,比起人家的天堂惨多了:别管好人坏人,一辈子行善还是作恶,死后一律往地下去,那里叫阴间,黑乎乎的没有一点阳光,却有阎王、判官、小鬼。恶人到了那里要下油锅、上刀山、滚钉板,受不完的罪。好人虽然免刑,可在那阴森森的地方也好受不了。

至于安乐死,则更显示了中西的分野。许多绝症病人或衰竭老人的最后阶段根本不再有任何活着的乐趣,只是毫无希望地拖延着痛苦。他们有没有权力让自己少受点罪?无论中西,总有些病人和老人会自己采取行动。医生显然可以帮助他们做得更好更无痛。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西方国家(荷兰、比利时、瑞士?)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但整个西方有广泛的讨论和呼吁。很多西人原则上不反对安乐死,只是认为:医院和医生的职责是拯救生命,而非结束生命。

在中国,也曾有人提出过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为不合国情!且不说这如何违背文化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还有一个大问题:如笔者的一个朋友说,安乐死到了中国肯定会被滥用,使杀人合法化!我辩驳: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管着呢。但朋友说,在中国什么不能造假?什么不能通融?所以安乐死若在中国合法化,后果会相当可怕。

中国人的死还有个政治因素呢。北大一位老先生进入弥留之际时,家属决定放弃抢救,任其自然。可上级却来了指示,对这种“国宝级”的人物要抢救到底。于是,老先生在完全昏迷中插着各种管子,又多耗了一个多月。更有不少大人物以植物人的状态坚持数月甚至数年。他们只要还喘气(别管自己喘还是呼吸机代劳)就是一种政治存在,就具有某种政治作用。

西方国家里也不是没有怪事,但总体上说,西人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贴近科学和任其自然。中国人可就复杂多了。要不怎么总宣称咱们博大精深呢?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四期(cm14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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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13 11:36:18 提到] [FROM: 72.]
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0 日 由 qianren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

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

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

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

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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