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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贼的自白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07
更新时间:2014-05-07
浏览:454次
评论:5篇
地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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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2014-05-07 李承鹏 领袖

有个爱国者用iPhone在微博上刷屏:“我十多年没买过
日货,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就像一点都不知道:
iPhone的闪存来自东芝,图像传感器则是索尼……

有个企业家宣布:即日起只用国产小米手机。我只好用
马甲发去私信:小米的显示屏来自夏普。

有家电视台宣布连续三天停播日系广告。我好奇它怎么
说服自己忘掉专业常识:中国所有电视台的摄像机、编
辑机、信号发射机、差转台设备几乎都是日货。

差不多是个冷笑话。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分工协作大工厂
的今天,脑子得洗到什么程度才会固执一百年前的袜子
作坊思路。当一块电池里面也有几国的资本或技术,如
果买了日系车就是卖国,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红旗轿
车里有多少日本技术。车不过代步工具,如果代步工具
代表政治立场,那关云长骑了吕布的赤兔马,刘备岂不
认为他暗藏贰心?

看到此时,这个盛产脑残的国度肯定有人反驳:关云长
的赤兔马是战利品,日系车却是跟日本人做生意。一看
就是《雪豹》粉丝,脑子里的战利品只有三八大盖。你
的智力水准已不允许你明白:做生意就是和平时期的战
争,赚的钱就是战利品。没那么多拼刺刀的战法了,最
大的战斗是经济战。这不是我的逻辑,邓小平牛逼的地
方就是让经过大饥荒、大备战与全世界大多数为敌也被
看不起的中国人,终于明白战斗除了拼刺刀,还要跟敌
人做生意,赚比敌人更多的钱就是赢了敌人……历经这
样的战斗,中国才没像一百年前那样被欺负。你不会不
知道,一辆中日合资的本田,中国比日本赚得多得多,
进口纯日产车中国也赚得不少。你当然可以说为了民族
大义宁可不赚日本人的臭钱,可是,有钱才能造航母,
航母不正是你民族大义的象征吗。

自从不知哪路神仙说了只要连续三个月抵制日货日本经
济必溃这个论断,经典“全球化模式”就被山寨理论给秒
了。全球经济千丝万缕,他以为是抵制淘宝店家,刷点
恶评它就缴械投降。然后又说“不跟日本合作,我们跟
美国、德国、法国人、意大利合作”,我都不好意思把
八国联军的名单一一列出了。又提到沃尔沃。他真不该
忘记,瑞典的诺贝尔奖其实更阴险。如果凡有宿仇就断
绝商业合作,最后,我们只好跟朝鲜合办一家汽车厂,
鉴于两国世代修好,品牌就叫“修好”,以表示随便这款
车烂在哪条路,保证能修好……可是他真该翻翻历史,
朝鲜师团在几十年前的南京城里干过什么。

这些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一塌糊涂的爱国者,最好不要用
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LED、方便面,不要用WIFI模
块、主容电板、蕊片,取款时避开日立牌ATM机,如果
内急,宁肯憋出膀臂炎也不用TOTO、美标,为了爱
国,上街都穿着尿不湿,尽管国产尿不湿品质不好,也
坚决不用满大街的美国P&G和日本牌子……

最好的抵制日本,就是我们真强大,而不是粘副雄狮牌
胸毛。如果这个民族有优质的教育、严谨的学术、公正
的司法、廉洁的官府,让更多有才华的青年找到工作,
让业界既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也有祖传三代埋头做一
个锁头的工艺精神。国货强大,哪还有日货市场。可
惜,中国没有三代人埋头制造一个锁头的精神,只有着
世界上最多的开锁师傅和包打开广告。这是现状。

你不去改变现状,却打着爱国旗号去干涉同胞的财产。
你确定自己拥有这个道德权吗?用着日本技术的手机约
人砸店、敲着日本技术的电脑上帖骂汉奸,你可不可以
先把自家日本电器砸了,再出门装大尾巴狼。一切不过
因为开了一辆中日合资车而非日本装甲车,以前捉奸在
床,现在捉汉奸在路上。当号称最伟大最杰出的民族每
天都有成千上万名汉奸跑在路上,从物种学这也很不合
理。香港、台湾满大街都是日系车,你敢说他们是汉
奸,他们每一回都冲在保钓最前沿。

我是一个爱国者,钓鱼岛是我们的就得去收复它,以强
拆队的速度平了它;而不是天天躲家里骂,你一直没有
日到日本人,却只是在曰本人,最后变成另一个猥琐民
族,曰本人。

有脑残说,我们不是要绝对地清除日货,只是表明爱国
态度让小日本吓一跳。可小日本吓了一跳吗?倒是数十
城的打砸抢行动让国人吓了一跳。看见那些人拿着板手
和砖头冲过来,你有没有心惊胆战给亲友打电话:最近
风声紧,你的日系车千万别上路……然后高举拳头,厉
声痛骂日系车。拧不拧巴。

还有脑残说,我也反对打砸抢,只是通过抵制日货唤醒
国人的尊严。可是,民主唤不醒你的尊严,一辈子没见
过选票激发不了你的尊严,那么多贪腐没有刺痛你的尊
严,这时瞅着一桩特别安全又能找到存在感的事,你就
慨然上街,还嫌不上街的同胞不进步。阿Q嫌小D不进
步?

想必看过那歹徒手持U型锁砸向西安车主的视频了吧,
头骨破碎的声音这么清晰,这可是自己的同胞,不过用
血汗钱买辆中日合资车便遭此劫。爱国贼从不敢真地抵
抗外敌,只敢对自己人下手以填充生活失落感。别跟我
说这只是一小撮,别说你只抵制日货但反对暴力,你就
是推波助澜,无数史家记载得很清楚,群体无意识下,
百年以来每回抵制日货受伤最重的都是中国人,敢问停
播日系广告的电视台们,赔偿金是不是又该纳税人出?

知道山东蔬菜基地、苹果,主要出口地是日本吗?知道
贵州的山货主要出口是日本吗?几百万中国工农失业,
你觉得这很爱国吗?有人说,幸好爱国贼们不知道秦山
核电站2期工程是和三菱重工签的,不知道反应堆压力
容器和冷却泵都是日货,不知道向中国出口第三代核电
技术的西屋公司也是东芝持股……其实,他们知道了也
不敢去砸,他们压根儿不是去砸日货而是给二流子思想
贴上爱国金箔,打着热爱民族的旗号去祸害同胞。你
看,最大宗出口日本的稀土产业,任何一次都没受到冲
击,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武警。

支持国货,可不能支持烂货。最近曾因三鹿事件被处分
的孙咸泽,荣升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这是另一个岛的失
守,比钓鱼岛失守更重要。因为,那个岛上面没住得有
中国人,这个岛住了十三亿人。我始终觉得,钓鱼岛属
于中国,中国属于我们,我们比钓鱼岛更重要,无论高
楼还是航母,爱国的前提,是爱惜我们自己。有媒体说
不惜扔原子弹,还有人满脸核辐射的自豪表情打出“宁
肯大陆长满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当然,这种愿景不
是不可能实现,就是,《物种再次起源》。

中国要牛逼,可是一部分中国人总以负牛逼的方式想获
得牛逼。总结这场爱国行动就是干了以下的事:砸了国
人买的车,踹了美国人发明的7-11,抢了瑞士的劳力
士,毁了奥地利钢琴,还有极爱国但不识字的人跑去韩
国料理门口示威……简直是个跨国行动,可这些勇敢的
人竟无一游过海去夺回钓鱼岛。

然后,丰田表示将缩小在华产量了,这让爱国者觉得在
抵制日系代步工具的战斗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估计短时
间内他们还理解不了赤兔马这战利品和邓小平改革开
放“战利品”相同的内在关系,联想到最近又开始流行
说“犯我大汉,虽远必诛”,我只好换一个浅显的例子:
昔汉武大帝,不仅热衷于重金购爱买西域马,还大胆启
用胡人教练,予重任、赏美酒,终于帮帝国打出决定性
的大胜仗。纵观中华历史,每当国家把精力用在吸引西
域的马、技术、诗歌的时候,就是它辉煌的年代。

以上是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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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5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25 08:58:52 提到] [FROM: 209.]
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下)
2014-05-25 张千帆 悦读馆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
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
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
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
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
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
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
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
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
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
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
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
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
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
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
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
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
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
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
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
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
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
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
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因此,即使面对不公
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
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
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
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
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
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
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
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
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
有任何恶意。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
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
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
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
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
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
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
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
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
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
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
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
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他极端
情况下,[8]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
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
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
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
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
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
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他国家的制度并不是
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
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事实上,
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
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
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
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
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
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9]否则,我们似乎又
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
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
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
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致在吸收西方
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
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
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
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
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
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
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
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
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
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
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
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
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
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
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
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
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
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
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
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
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
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
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
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
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
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
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
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
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
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
——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
己!

  七、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
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
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
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
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
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
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
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
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
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
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
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
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
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
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
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
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
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
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10]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
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
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
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
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
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
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
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
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如果这个国家不
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
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
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
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
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
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
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
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
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
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
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
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
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
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
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地,在集体层面
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
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
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
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
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
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
他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
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
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
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
益的基础上。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
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中国可以指
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
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
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
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11]即使
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
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
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
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当然,回
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
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
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
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
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
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
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
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
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相关简介:张千帆,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教
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注释:

[1]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
义(patriotism)是重合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
策,一般是以爱国主义为道德和情感动力(尤其对于那
些对外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如果将民族和特定种族联
系在一起,例如“中华民族”一般是指以汉族血统为主的
民族,那么民族主义比爱国主义范围更为狭隘。只有在
一个因封闭而导致的主要由单一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一致的。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划等号,实际上将
国内所有其他民族置于一种臣服的处境。见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133页。对于维罗里(Maurizio Viroli)的
《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两种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之分析,见高全喜:“对民
族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大国》第1期,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46页。

[2]笔者假定以下基本论点是无须解释或辩护的:根据休
谟定理(Hume’sLaw)及其对价值与事实判断的截然
区分,价值判断本身不具备可通过逻辑或经验手段验证
的“真值”(truth value),因而无所谓对错之分。对于
分析哲学的相关表述,参见Alfred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 (1952), pp. 102-119。因此,作为一种没
有“真值”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或“卖国主义”本身没有什
么对错之分。无论它被多少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爱国主义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无所谓“正确”的主观道德
现象。笔者希望读者充分注意这一点,而不要陷入“自
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 fallacy,基本上就是指“存在即
合理”这种逻辑)。参见G.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pp. 37-58; J.L. Mackie,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 32-34, 50-51, 61-63。本文从怀疑主义和实证主
义的角度来看待爱国主义情绪:既然它本身无所谓对
错,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种情绪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后
果。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爱国
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组成要素。

[3]一个例子是主张某个种族至上的种族歧视,在纳粹时
期甚至产生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悲剧。种族歧视之所
以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市场,只是因为它能激起少数种族
的优越感而已;一旦将“种族”分解为个体,种族主义作
为一种“理论”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毫无意义的。

[4]有人会将“人”上升到“人民”,因而“爱国”也就是爱
民。但是“人民”仍然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还是必须被
分解为具体的个人,否则就会陷入许多悖论,譬如在名
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不为任何人服务。

[5]《孟子·梁惠王上》。当然,儒家也反对无谓的战
争,例如孟子曾谴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
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
死。”(《孟子·离娄上》)。孟子曾经嘲笑墨家弟子的
功利主义有失肤浅,但其反对战争的理由似乎也不过是
战争损害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这一点上和墨家
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6]见《墨子·公输》。当然,墨子还是受到政治制度的
根本性局限。由于决定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封建诸侯手
中,功利主义说教显然是空洞的——除非战争失败或引
发国内暴动,作为个人的诸侯为什么要在乎平民百姓的
生死?因此,墨子不得不试图用诸侯本人或本国的利益
来说服他们放弃战争,从而偏离了普遍的功利主义立足
点,也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这是专制政治制度给战国
时期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普遍困境,例如见《孟子·梁惠王
上》的论点。

[7]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实际上对上述区别仍混淆不清。
笔者最近看到,以下这则并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消息引
发了一名网友的评论(参见“北京站西广场发生爆炸,
不排除人为放置炸弹”,http://news.163.com,2005
年7月9日,来源:《京华时报》):

“如果政府再黑暗点,如果再多出一些冤案,如果贪官
再多一些,如果不公正的事情再多些,我相信这样的事
情还会发生。伟大的祖国啊!你整天喊口号不落实,你
之下小小的生产组组长都贪污,你下面的村干部一年吃
垮几家小饭馆,叫我们如何爱你?!我希望祖国强大美
好,但是我痛恨现在的社会。”

  这段评论显然混淆了国家、社会和政府这几个相关
而不同的概念,也没有明辨“爱”和“恨”的含义,但它确
实折射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在没有经过理论
反思的情况下,普通人很容易将“爱国”和“爱政府”混为
一谈。由于国家和政府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政府腐
败可能导致人们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甚至绝望。

[8]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日本占领期间参加“伪政府”工
作或“伪军”是否构成叛国。如果是主动投靠、卖身求荣
并给本国利益带来实质性伤害,叛国或卖国罪名自然成
立。但如果只是被动参与(譬如只是为了“糊口饭
吃”),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一个前置性问题
是政府的实质究竟如何定性。如果有关人员是像汪精卫
政府那样由日本钦定,那么该政府确实是不折不扣
的“伪政府”,其招募的军队自然也构成“伪军”。但如果
外国只是推翻了原专制政府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最终由
本国人民及其代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根
据宪法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府,那么这样的政府在本质
上是属于本国人民自己的,其军队也是为了保护本国人
民的安全而不是外国统治而建立的。加入这样的政府及
其军队,自然不构成什么“卖国”。笔者认为,伊拉克的
情形在本质上应属于后面一种,尽管其民主必然有不完
善的地方。

[9]事实上,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和在国际上大肆侵略掠
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且不说民主政权难以控制政
府的对外政策和所作所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假
定,民主制度完全未必会产生控制侵略和掠夺行为的动
机。例如在美洲独立前夕,相对严苛的殖民地纳税政策
其实不是像《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是由英国国王制定
的,而正是由议会制定的。当年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以
及后来的瓜分和掠夺,也必然经过了议会许可。事实
上,当时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有不少国家在国内实行自
由民主制度。当然,和专制统治者相比,一个国家的人
民及其代表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和平。例如日本军部
1930年代制造的满洲事变和皇姑屯事件都是在没有议会
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且事后都引起日本议会和内阁的
抗议和抵制。只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完全控
制了议会和内阁,日本政府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傀
儡。参见长谷川正安:《昭和宪法史》,岩波书店昭和
36年版,第64~87页。尽管如此,笔者的意思是我们
一方面不可能依赖其他国家的善意来保持自己的生存,
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因为这种善意的缺失而对其他国家在
制度上的优越性视而不见。

[10]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没有将爱国主义等同于自由
主义。事实上,本文先前已经指出,社会功利主义作为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体现,也是爱国的一种形式,而功利
主义虽然未必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密尔
(J.S. Mill)同时写了《功利主义》和《论自由》这两
本最经典的著作,但两者显然是不可等同而语的。至少
在逻辑上,可以想象出两种原则发生冲突的许多事例。
参见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pp. 28-29.

[11]诚如孟子所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
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
娄上》。当然,反过来并不一定正确;即使像孟子要求
的那样奉行仁政,国家仍然可能遭到外敌的侵略甚至毁
灭。例如法家认为,仁义在现代的现实政治面前是无能
为力的:“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
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
但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国力、人口、技术和军事等方
面的同样条件下,以民为本的国家至少没有内忧,只有
外患,因而更可能维持繁荣和发达状态,也更有能力抵
御外来侵略。
来源:《领导者》
 
2   [dokknife 于 2014-05-25 08:56:11 提到] [FROM: 209.]
张千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上)
2014-05-25 张千帆 悦读馆

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
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
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
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
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
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
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
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
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
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
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
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订
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
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
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
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
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
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
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
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
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
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
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
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
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
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
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
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行为在本
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
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
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
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
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
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
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
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
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
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
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
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
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
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
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
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
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
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
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
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
在异国,近年的伊拉克战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恐怖主义
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
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对于英国、埃及
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
幸表示幸灾乐祸。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
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
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
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的生活,他们的合
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
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
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
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
信。”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
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
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
——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
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
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
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
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
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
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
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
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
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2]就其社会功用来
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
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
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
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
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
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
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因此,爱国
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
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
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
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
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
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
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
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
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
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
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
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
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
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
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
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
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
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
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
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
于“爱”。“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
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致“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致“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
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
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
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
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
gical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
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
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
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
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
破坏了有机体的本来面目。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
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
[3]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
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
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泛
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
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
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
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
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
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
统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
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
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
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
之物,它无非是由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
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
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
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
个体。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
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
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
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
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
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
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
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
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
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
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
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
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
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
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
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
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
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
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
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
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
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
定政治和法律关系中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
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4]

  但究竟“爱”谁呢?偌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
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
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
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
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
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
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
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
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
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
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
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
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
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
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
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
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作出
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
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
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
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
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
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而他
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
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
经典论著,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
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
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
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
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
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
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
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
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
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
平等对待本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
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
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
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
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尽管墨
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
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
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
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在那个年
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
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5]应该说是极为难
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
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发动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
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
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
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
利,则与此异!”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
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
利,故为之。”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
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
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
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
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
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
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
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
非之,谓之不义”。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
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
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
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
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
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
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
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
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
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
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
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
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
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
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
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
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
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
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
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
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
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
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
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
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
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
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
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
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
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
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
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
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
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
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
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
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
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
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
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
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
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
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
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
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
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
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
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
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
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分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
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
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
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
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
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
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但如果要坚
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
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
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
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
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
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
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
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
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
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于是在政府
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
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
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
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
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
需要政府的管束,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
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
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
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
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
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
于“小人”坏事的预言。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
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
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
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
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
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
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
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
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
大的。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
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
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事
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
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
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
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
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
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
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就是子女和
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
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
敬的天然义务。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
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
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
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
他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
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它并另行选择更
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
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
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
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
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
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
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
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
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
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因而任何
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
辑规则。[7]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
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
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
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
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
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
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
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
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
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
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
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
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2005年7月发生在伦
敦的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
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
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
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
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
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
脚,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
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
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
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
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
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
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
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
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
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
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
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
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
平民。
来源:《领导者》杂志
 
3   [dokknife 于 2014-05-22 11:17:09 提到] [FROM: 72.]
北京强势外交,为何保护不了中国人?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2 日 由 guzheng


越南发生反华示威和暴动,造成两名中国工人死亡,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架设深海钻井平台;与此同时,菲律宾公开中国在南中国海赤瓜礁周围填海造地的照片,照片显示有数艘大吨位船只在作业,绵阳号导弹护卫舰则在附近警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上述活动是中国在自己的领海进行的正当活动,不会停止。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更强硬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近30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张一直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现实是主权确实被搁置了,共同开发却遥遥无期,停留在口号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获悉南沙海域可能拥有庞大的油气资源、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波斯湾之后,之前对中国的主权地位没有异议的周边国家纷纷行动起来。

越南用“蚕食战略”逐步侵占了南沙群岛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了七个,马来西亚抢占了五个,印度尼西亚两个,文莱一个,试图造成既成事实,其中的一些国家还因此成了石油输出国;而中国实际只控制着八个(台湾驻守太平岛,掌控中洲礁),处于守势,至今连一滴油也没有得到。“分别开发”显然比“共同开发”更像是一个现实。况且中国自己并没有南中国海开发计划,即便有,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动力机制或蓝图,来促成相关国家认同和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开发。

这种现状,导致中国国内围绕着领土争端的民意压力越来越大,批评外交软弱的声音不绝于耳,再加上中国近几年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的快速提升,无论是官还是民,内心深处的自信与过去相比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因此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交一改过往的低调和忍气吞声,开始日益显露峥嵘,这被称作“中国式强硬”。

“中国式强硬”的表现之一就是将“南中国海问题”定义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渔政船和军舰开始频繁出现在相关争议海域。而中国在相关海域架设钻井平台和填海造地则是最新的举措,这表明在共同开发不具有现实性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像越南等国一样选择自主开发,加强实际控制。

应该说,在相关国家不断在南中国海侵占岛礁、开采石油、制造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中国的上述做法并无不妥。而从世界上领土领海争端的现实情况看,往往也是实际占领者的谈判地位更有利;在主权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资源开发也是普遍的做法。因此,越南和菲律宾在开采了大量石油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就如总参谋长房峰辉在美国所说的:现在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其他一些国家打了这么多井,外界没讲什么,而中国打一口井,马上就有这么多“横加指摘”。

然而,即便中国有万般委屈,外界的“横加指摘”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外交部发言人动辄斥责别国固然很过瘾,民众听了也很high,但中国的周边环境日益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面有美国“重返亚洲”的因素,有周边国家认为中国要维护战略机遇期而借机占便宜、无理取闹的成分,责任并不全在中方。但在国际上,一边倒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在此次排华暴动之前,越南等国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了弱者和受害者,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态度强硬甚至具有侵略性。而更糟糕的是,“中国式强硬”除了嘴上痛快,让别国望而生畏之外,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上的增加。

在南中国海,中国一方面做了恶人,坚持大部分南中国海属于中国,天天痛斥菲律宾越南;另一方面实际控制的地方又少得可怜。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根本的一点在于,“中国式强硬”有为了强硬而强硬之嫌,至于为什么要强硬,强硬的目的是什么,又用什么来支撑这种强硬,这些关键问题目前仍不清楚。

在饱受列强欺辱的背景下,近代以来中国人总是偏爱对外强硬、说狠话的政治家,而很少探究这种强硬对国家利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于是,强硬的姿态就等于爱国,而主张议和的则难逃“卖国贼”的指控,这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政治现实和思维定势,走向极端,就是意淫式的、形式大于实质的“嘴上爱国主义”,认为别国都不足道,动辄声称要打到某某地方去,某国怕中国等等。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这种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外交官在公开场合斥责别国外交官,外交部发言人把别国对中国的指责嘲弄为“苍蝇嗡嗡叫”,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媒体也喜欢炒作这类声音。这种带有一定表演成分的做法,或许能成就某些人的一时之名,却坐实了中国傲慢、粗鲁、以大欺小的名声,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样一来,外交上的强硬往往沦为逞口舌之快,而强硬会导致什么后果、如何应对和收场,则心中无数。房峰辉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听着很过瘾,但有什么具体计划来保证这一点吗?目前还看不到。再拿此次的越南排华暴动来说,官方此前一副不妥协的态度,到真的发生暴动,官方媒体却晚了两天才公布消息,导致国内民众在头两天对此毫不知情;中国大陆人在暴动发生之后各自逃命,期间没有一个团体或者组织有过建设性的作为和帮助,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得到的回复是“请大家自救”;中国工人要回国时,机票一票难求,并且价格飞涨。等到暴乱都平息了,中国官方才想起来派船从海南出发去接人。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官方在架设钻井平台时对后续的发展完全没有预判和准备,暴动发生时措手不及,进退失据。事实上,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民族主义一直都很活跃,多年来,中国官方在操控国内民族主义方面得心应手,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别人也会。

乌克兰危机引发俄罗斯强势反弹,普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克里米亚重回俄罗斯怀抱,许多人反思,中国外交为何不能像俄罗斯那么爽?事实上,问题的根本不是形式上的“爽”,“爽”的背后是俄罗斯人对国际政治现实和自身能源优势的精确判断,以及在情报收集、媒体宣传和具体操作上的“稳准狠”,比如侦测到美国助理国务卿努兰德和驻乌克兰大使的电话通讯,从乌克兰政府内部得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在乌克兰下“指导棋”的消息,并把消息透露给媒体,这些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中国式强硬”和“俄式强硬”,只是形似,内在气质和精神则根本不在一个水准上。

因此,“中国式强硬”目前还只是徒有其表的“半吊子”,除了形式和口头上的好勇斗狠,后续的筹划、对实力和谋略的运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强势外交不能保护中国人的根本原因。中国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没有转化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事实上,这种转化会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这样一来,遍布全球的利益和保护这种利益的愿望,与粗糙的外交手段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

□ 联合早报
 
4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12:26 提到] [FROM: 72.]
“寻衅滋事罪”等于“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据美联社5月6日报道,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和律师斯伟江称,维权律师浦志强5月3日在北京参加完”六四纪念研讨会”后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本次研讨会旨在探讨六四事件后果及影响,并呼吁当局调查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次日消息人士透露,浦志强、胡石根等参与者失联。北京警方尚未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请求。

据斯伟江称,浦志强被刑拘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美联社评论表示,这一模糊不清的罪名被日益频繁的用于打压异议人士。

广东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平(网名:愚-言)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上写道:”4月8日,我把写了字(岂有此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要有罪)的小车停在海淀区法院门口,没吵没闹,就被海淀区警方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4月17日被取保候审。今天,浦志强律师以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老浦又做了什么’坏事’?”

在新浪微博认证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甫的微博中写道:”当老浦被拘,方发现寻衅滋事罪名之滥用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网上说几句话,寻衅滋事;吃饭聚餐、寻衅滋事;为维护自身权益找领导反映问题,寻衅滋事;开个研讨会纪念纪念某个事件或某些人、寻衅滋事……只要是官员觉得不爽的,都能拿寻衅滋事罪套住你。干脆换个直接点的罪名: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王甫另外补充道:”老浦作为兄长,经常与我交流并始终认为律师应温和理性,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理性的人也还进去了。多的话不说了,随时准备为老浦辩护。”

北京市惠诚事务所律师王兴也在其认证新浪微博上作出类似表态:”别的做不了,我只能先报个名。我愿意为兄长、前辈浦志强律师辩护。谴责这样假法律之名的乱法行为。”

去年二月,浦志强在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发布实名举报周永康的博文,要求清算过去10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浦志强还曾签名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美联社指出,与大多数异议人士不同,浦志强颇受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虽然他公开批评政府,但仍是媒体杂志的特写人物,也因为高调组织反对劳教的运动受到媒体采访。去年还获得《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

在专门搜集遭屏蔽和删除的微博的网站–自由微博上”浦志强”三个字目前位居”实时搜索”排行榜榜首,知名媒体人、记者刘向南等多名博主发表的博文”著名律师浦志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已被新浪微博屏蔽。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5   [dokknife 于 2014-05-09 14:12:06 提到] [FROM: 72.]
高新:衣俊卿仍被保留马列专家封号是因为“道德不够败坏”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笔者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中共中央马列局的前局长衣俊卿教授以”云山进常委”之日就是我为你拿到北京户口之时为诱饵,将一山西籍马列青年女博士多次骗奸之后不但没有在”云山(已经)进常委”之后兑现对人家的事先承诺,甚至还倒收了人家六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如此被无数中共腐败官员们都深以为不耻——斥其为”太不入流”的劣行被公开揭露出来之后,也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党内警告和”不适合继续担任局领导职务”的小处分,”处分”之后还被内部明确宣布”学术地位”和”技术称职”以及副省部级的政治待遇不受影响,所以可以继续留在局里保持其”正高职”党的马列专家封号。

此后,中共马列编译局内部有传闻说,衣俊卿的被”处分”内容被一位中组部副部长”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在该局干部大会上传达之后,全局上下反弹十分强烈,纷纷向中组部和中纪委反映衣俊卿如此道德败坏的丑恶行径已经令中央马列局的组织形象蒙受奇耻大辱,再不能令其继续留在局里享受党的马列专家封号,让我们继续与之为伍。

因为整个马列局里的衣俊卿之外的大小、老少、男女、正副马列专家们同样也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力保衣俊卿而令他们全都不”与之为伍”了也是党的马列理论阵营的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中组官又赶忙派了一名副部级部务委员与中纪委一名副书记一道前去马列局”做通思想工作”。在”集体谈话”的过程中,该中纪委副书记可能是想就”衣俊卿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说明他与其他一些被中纪委公开处理的省部级賍官”性质有所不同”,不应该也被定性为”道德败坏”,但却一时口误,把这番意思说成了”衣俊卿同志道德不够败坏”,一时间在中央马列局及其他中共中央直属机构里被传为笑谈。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大票从副厅局到正省部四级的贪官污吏陆续被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纪委对外公开曝光,对他们各自人等的定性或仅仅是”严重违纪”,或是”严重违纪违法”,前一类在被”接受调查”之后如再未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就只会接受一纸”党内处分”加”行政处分”,到头不过是个”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后一类则肯定会在”双开”之后被”移交司法处理”。不过无论是如上两类中的哪一类,纪委给他们的”问题”定性都会有”道德败坏”或者”生活腐化堕落”的内容,因为”无官不贪”同时也”无官不淫”。

何谓官员的”道德败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主要是指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按照这个定义,中共各级官员们与几个”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可称之为”道德败坏”,一时间成了中共政权的”政策难题”。

笔者曾从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论坛里读到过这类的网文,其中引述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话说:”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由此可见,中共纪检部门对官员”道德败坏”的”标准”,定在有情妇(夫)三个及三个以上。以此标准,已经被安排在秦城监狱服刑的薄熙来当初被宣布”双开”并”移交司法处理”时的官方定性内容里即有”道德败坏”四字,说明他薄熙来自己在法庭上津津乐道的”我有婚外情”肯定不是”偶尔为之”。

一位笔名”皇城一兵”的中国大陆网友撰文说:在十八大后落马的20多名省部级官员中,包括郭永祥在内,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共有8人。根据官方披露的违纪违法情节,这8名官员中有郭永祥、刘铁男、倪发科、季建业、陈柏槐等5人涉及”道德败坏”。也就是说,这5名高官都有3名以上的情妇,堪称贪与色似虎如狼。

这些贪婪荒淫无度之徒,道德”坏到了这般田地”,走上不归路,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或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东西!尽管如此,笔者对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的官员才算是”道德败坏”的”标准”、或界定、或定性拿捏,尽管出之于纪检部门官员之口,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但也不敢苟同。

首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章”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里并未明确”包养情妇(夫)”的数量和标准,可以理解为,凡是官员”包养情妇”,无论多少,就是只有一个,也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没商量。因此,把官员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定性为”道德败坏”,不符合”纪律条例”规定,或者说是太宽容了、太放纵了。

再就是,中共中央新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里把德看得很重,摆得很高,规定得很严。一个官员有才无德不能任用,必须德才俱佳,甚至才疏点尚可不究,先用起来再说,而德不备绝不能用。因此,把官员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才定性为”道德败坏”,是与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原则相悖。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一个党政干部别说养三个情妇(夫),就是一个也不允许,与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也不行,必须具备为官之德。

皇城一兵还认为:从这两个党的法规规定看,共产党对官员的德举在了头顶,对官员的”道德败坏”持零容忍态度。官员有几个情妇才算”道德败坏”?我的回答是,有一个就算道德”坏透了”。做不到,就不要入党、不要为官,不要当公务员!否则,不仅坏了官员自己,而且坏了党的规矩,坏了党的形象,坏了党的千秋大业,坏了习大大的”中国梦”!

说到习大大的”中国梦”,话题就又可以回到在诱奸马列女博士的丑恶行径败漏之后并没有被”组织上”定性为”道德败坏”,只是被定性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衣俊卿竟然也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首创或者说”引梦人”。

说起”中国梦”,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和女儿们都知道那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爸爸,中国一名著名军队女歌唱家的丈夫,也是中国的现任总统习近平的发明。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相关辞条的解释: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到底能不能实现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题,而习大大当初之所以能够为他领导的中国做了这个”梦”,衣俊卿功不可没。笔者绝不是在这里信口开河,会举出中共官方媒体的”白纸黑字”为证,具体内容详见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就是这样一个被前妻揭露”道德品行少有的賍”,被自己的马列研究同僚公开发文斥责”满嘴马列,满腹盗娼,节操毁损得满地乱滚”的衣俊卿,就是因为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的理论部分里贡献过”三个自信”,才被刘云山以”俊卿同志”为上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创新”了至关重要的内容,被胡锦涛特别欣赏为理由,一度建议中央只在党内给衣某人警告处分,工作上继续保留局长职务,但因为内部反对声音太过严重,才退而求其次,同意让衣某人暂时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保留党的马列专家封号。

但如果再考虑到这位外号”衣马列”的衣俊卿教授居然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引梦人”这一层,认为他衣俊卿”政治上仍然可靠”的恐怕除了刘云山,还有一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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