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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了孔子学院的画皮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5-02
更新时间:2014-05-02
浏览:507次
评论:3篇
地址: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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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美国政府撕下了孔子学院的画皮
2014-04-23 爱龄网

还有人记得孔子学院网站的招标吗?
一般说来,维护一个像孔子学院那样门可罗雀的网站,
年服务费最多不过十几万元,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
部)却支付了3520万元。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中标
公告,这个天价维护费我们永远无从知道。
以“汉语国际推广”为招牌的孔子学院,一年耗费多少税
款? 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此后更是一年更比一
年多。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也才募集50来亿。这么大
把撒钱到国外去搞教育,怎么就舍不得花点钱在自己祖
国的花朵上?
据百度,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
堂,共计691所。美国是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共
60多所。每建立一所孔子学院需要多少钱?复旦大学教
授葛剑雄提供的数据是50万美元。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
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至少几百万美元。至于
教育部,则从来不肯告诉中国人民——做好事不留名,
唯有在这样的事上,教育部才坚决要当活雷锋。
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
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
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
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
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
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
币的取款机。
学者赵进斌是这样看待孔子学院的:按照中国的作法,
欧洲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
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
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
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
们看不到这些。赵进斌由此得出结论,教育部鼓吹
的“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又一次荒唐
的文化大跃进。
中国已进入空前绝后的盛世,随着《大国崛起》,中国
动辄很不高兴,很生气,西方包括东南亚诸国都早已明
白,招惹中国后果很严重;如此一来,理应万国来朝,
何需满世界烧钱去建孔子学院?香港学者吴三兴认为,
靠赔本赚吆喝和的荒唐行为“输出软势力”,只能使海外
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终于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了,这个国家叫美利坚。但这一
回却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因为她是在自己的国土下对自
己的大学教育进行规范:美国大学教育是不得忽悠人
的,进入美国大学的科目,必须符合美国的高等教育认
证;于是乎,中国设在美国的60多所“三无”孔子学院,
全部得滚蛋。
来自网友@斯文君愛競紅的一段话:
当大众为孔子学院的教师被美国驱逐而愤愤不平时,不
妨看看美国的孔子学院都在玩什么猫腻:红官二代利用
孔子学院向国内申请官方办学经费,然后让高官子女在
里面任教。目的只有一个,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他们拿
到绿卡。明修孔夫子的栈道,暗度他们红二代的陈仓。
——关掉何妨?关我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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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5-06 11:23:54 提到] [FROM: 72.]
端木赐香: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6 日 由 lixindai


看朱永新老师的《中国的教育缺什么》,颇受启发,朱老师认为,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缺理想……确实,中国的教育,缺的可不少!不过在我看来,除了这些东西,目前我们的教育还缺一个最关键的:“真”!或者说,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这方面,老前辈早已有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我们呢?千教万教,教人求假;千学万学,学做假人!

  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在造假。

  首先假在教育内容。我是75年开始自己的读书生活的,上课时,我们唱祖国象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下课后,看到的则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上课,睁着眼睛瞎唱歌;下课,饥寒交迫无人理。从感情上来讲,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饶是如此,作文里还不能诉说,还必须与社论保持一致,所以小时候我最拿手的作文,开头必是在以某某某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抓纲治国,全国上下,形势大好,结尾必是奔向美好的未来2000年。

  如今,跌跌撞撞的走过2000年了,也没发现啥美好。课堂上虽然用不着瞎唱了,可有些课的内容仍是有点高蹈。我很庆幸,我教历史而没教政治,否则,课堂上净给学生讲些自己早已不信的堂而皇之的东西,耽误时间、浪费生命、误人子弟倒在其次,可怕的是,假的东西,孩子们迟早会自我发现,等发现后,他们是什么感觉?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与马克思同时期、同知名度的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真知卓见让我震惊,更让我震惊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课中只有马克思而没有马克斯?难道就因为二马的观点不一致?但是,真理不是愈辨愈明,真金不是不怕火炼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现在,我知道了,但是这更增加了我怀疑一切的禀性。犹如我一个同事,她打麻将时,来了一个诈胡,被人发现了,却导致同事们怀疑她以前所有的“胡”都可能是诈胡!在这方面,西哲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中国诗人北岛呼喊说:我不相信,天空是蓝色的。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一切!

  如今我教历史,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我都会告诉学生,这是我的个人私下看法,至于公开看法,书上写得好好的,考试时你背下来就行,人家若出个“试谈谈你对某某伟大人物的看法”的题,那是跟你客气,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信以为真,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那就坏菜了,学生就笑。

  作文里,学生依然写不得真话作文。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写日记,一提作文就头疼,倒不仅仅是因为日记里可以写隐私,而是因为日记里可以说自己的话。曾经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例数了春天的种种不好和自己不喜欢春天的诸多理由,可是结果却被老师认定思想不健康而被判为不及格。春天,估计已成为某些伟大事物伟大人物的象征物,所以,想不喜欢春天,没门儿!

  假内容的教育,著名教育者李镇西把之称之为玫瑰色教育。这种教育,只能把人都培养成色盲。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老毛,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这就是玫瑰色教育的结果。玫瑰色很漂亮,但他致人色盲,如此教育,教育岂不在变相害人?

  第二,是教育各种常规指标在达标检查时的造假。一是几年前流行的普九检查。为此我曾和一位乡村中学的教导主任聊过,他说普九标准多多,而乡下学校处处不够标准。一、要求生均图书15册以上,谁有啊,各学校自想高招,有的去借外校兄弟单位的,有的让学生从家带书,当然,检查完毕后还要各归其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实在凑不够,学校再掏钱去废品收购站买一部分,摞到那里显得堆大数量足。二、上级要求生均公用事业费要每年有两个增长点,别说增长了,好多地方早把这个取消了,不是没增长,而是干脆没有。为应付检查,需造两个条子,第一个条子,是乡里的拔款条,公用事业费增加多少多少;第二个条子支出条,学校在这方面已花去多少钱云云。三、初中教师大专文凭达标率需达到80%以上,就把小学、中学里的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全编到一个花名册上以备检查。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儿,辍学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可实际情况是,好多农家孩子根本不上初中,怎么办?一个法子,借学生。让小学五年级的混到初一里,让初一的一部分混到初二去,再让初二一部分支援初三去……

  除了普九检查,比较热闹的还有中央下达减负令之后各种形式的“减负检查”。其实,具体减负了没,大家都心知肚明。检查团临来之前,老师就交待孩子们了,问作业“多乎哉”,大家统一要说“不多也”。为防有记者暗访,学校更是格外交待孩子们,一旦有生人(记者同志)问“晚上几点钟睡觉”,大家要异口同声的说“八点就睡”,问“作业少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大家要统一说“高兴”!孩子们乖,与学校配合得很默契,这情境,常让人想起老电影里,村口站岗放哨的红缨枪们,碰到可疑之生人(特务汉奸坏蛋们)问路问情况,他们随口编瞎话编得倍儿顺。没想到,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优良传统”被我们教育界给继承过来了。

  孩子们长期浸淫其中,将学到什么,已经学到什么,不言自明。小时候,我们学过列宁打碎花瓶的故事,也学过华盛顿砍伤樱桃树的故事,可诚实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

  第三,教育界各种考试的真实性与各式文凭的含金量以及学术的纯净,在人们心中早已大打折口。连续揭露出来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更是打击了教育的最后自尊。我们常常指责各式持假证者,可是各种正式考试,职称考试,自学考试,函授考试,以及各正规院校经济利益驱动下办的各式长短培训班,其真实性又能有几何?社会上戏言,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假文凭,一种是假的假文凭。真的假文凭是从正规学校买来的,假的假文凭是从假证贩子手中买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花钱多点,后者花钱少点;前者供各式党政干部和有钱的主购买,后者供平民百姓购买,有些基层干部,酒虫饭袋,按摩写成暗摸,可手里却大都持有硕士文凭,与其说是硕士,还不如说是硕鼠。这般情形之下,真的假文凭与假的假文凭也就五十步百步之别,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持假文凭者?

  文凭掺假,学术也掺假。学术腐败除了已发现的,还有好多不易被发现的。比如同仁同学之间的传帮带,我发一篇文章,加上你的名,你掏个亮相费;我发你一篇文章,你给个版面费,否则没你的立足之地;而某些学术期刊更是沦为某些小圈子的阵地,外人想插进一足,何其难也。有些堂堂的大学讲师,为了评职称,更是不惜使用调包计,把别人发在刊物上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名字复制一下,再制作到原来的刊物中,就理直气壮的交上去邀功请赏了。

  试问,连教育的殿堂都变成了造假的车间,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能希望什么?

  第四,说一下我们的教育理想。朱老师说,我们缺理想。其实,我们缺的是小理想,从来不缺的是大理想。道德与理想方面,我们更是高蹈,学生们在老师的暗示与规定下,只能有高尚的大理想,不能有渺小的小理想,如果有个学生写作文说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拾垃圾,既使你嚷嚷自己是为了搞环保,那也不行,你看老师怎么批评教育你。结果导致孩子们高的达不到,低的也不做:嚷嚷着长大要当科学家,却无意于关上身边的水龙头;嚷嚷着长大要为人民服务,回家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小皇帝般的日子。

  至于老师们,更是在社会舆论的耸怂下,找不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教师本是门职业,爱岗敬业即行,当作事业做也行,可是犯不上寻死觅活的拚命进而连累妻儿老小?生命本是有限的,而利他主义则是无限的,用一己之不足却补社会之大余,即使勉做到了,却是以牺牲自己家庭利益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用孔家的话来讲,乃是过犹不及。这方面,我比较赞同茅于轼的观点,他说,人与人是等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损人利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所以,我不赞同教师作为牺牲被抬上道德的祭坛。再说了,从没听说西方的教师夜半还亮着红烛改作业,可人家的教育并不比我们落后。而且,老师夜半还在改作业,肯定是布置作业多了,应当批评他的。

  可是我们听惯假大空了,偶而听个真话,神经还真受不了,尹健庭事件就是个明证——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因在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提出“读书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这一命题及其论证,被同事告密,《中国青年报》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作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尹健庭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最后被所在学校株洲二中解聘。我现在特想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有没有遭到报应!

  我不明白,为人师者,如果因为戴着一顶社会愣是栽赃给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就说不得读书为自己的话,那真是我们教育界的集体悲哀。教育没有自主权,教师人格不独立,结果便是教育沦为政治的婢女。政治把很可笑的一些东西弄成神圣,教育不但不去揭穿,反而帮着粉饰,结果,教育里原来很神圣的一些东西也复变得可笑起来。这里我想问的是,书不能为自己读,那饭能不能为自己吃?如果我说我吃饭为了国家,喝水为了国家,甚至睡觉也是为了国家,大家有何感觉?所谓的真理,有时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真理若被某些权威人士操纵在手,就更可怕了,它会封住所有人的口。如果皇帝说自己的衣服最漂亮是真理的话,那么凡是说皇帝没穿新衣的,那可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现行了,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就是这样对待布鲁诺同志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有了个“言论中性”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言论对错,你有说出的自由与权利,听不听则在大家。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能因为小狗叫得不对,就不让叫,更何况,大狗叫得也不一定对。教育本是求疑求异,可我们却是求忠求同。尹健庭也许说得不对,但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吗?

  政治一直在干涉教育,强奸教育,结果由于教育的一味顺从与善解人意,强奸也变成了顺奸。教育老前辈曾说过,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可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猾奴,就是愚奴。教育如果不再求真,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钱,又有何用?我觉得,我们缺的不是钱,而是真;缺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心。

  教育没钱,影响的可能是教学质量,可教育中没了真,影响的却是生命质量与人的质量!失却了做人的根本,我们何以立足?

来源: 头条2014.05.02
 
2   [dokknife 于 2014-05-05 13:03:18 提到] [FROM: 72.]
杨奎松:“恢复中华”?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5 日 由 lixindai


  “中华”不就是中国吗,推翻了满人统治,接过来另建新政权就好了,再加一句“恢复”,岂不是画蛇添足

  读中国近代史,都知道孙中山早年革命,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一直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纲领的首要内容。但许多年来,无论中外研究近代史的,包括研究孙中山革命史的,很少人对这八个字深入推敲过。极个别讨论到这八个字的文章,也必定不谈“恢复中华”几个字。

  谁都知道,这里讲的“鞑虏”,主要指当年居于统治地位的满人。照今人的用词习惯,对于当时的满人统治,用“推翻”“打倒”最好,用“驱除”就有点费解。都是中国人,革命党能把满人“驱除”到哪儿去呢?同样的道理,推倒满人的统治,包括废除帝制,把中国另建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合众国”,亦或像后来那样的中华“民国”,就可以了,另外提出一个什么“恢复中华”的目标,也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多余。“中华”不就是中国吗,推翻了满人统治,接过来另建新政权就好了,再加一句“恢复”,岂不是画蛇添足?

  读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不少读者也会对武昌起义时的十八星旗,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变成五色旗的情况,有些印象。但估计也很少人会追问:为什么革命党要用十八星旗,不直接用五色旗?五色旗象征着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相信多数读者都清楚。问题是,十八星旗代表的是什么?

  十八星,指的是清朝统治时期的“内地十八省”,又称“汉地十八省”,也就是明朝基本版图所在的“两京十三省”。之所以被称作“汉地”,是因为起家于黑龙江流域的满族统治者,入关前通过杀戮和笼络的双重手法,将关外汉人虏为满族王公贵族的包衣(即奴仆),基本“满化”。入主中原后,又进一步把山海关外划为满人基业的龙兴之地,关内汉人只能住在汉人聚居的“两京十三省”范围内,不能踏入关外一步。

  为防范关内汉人,他们还长期实行了严格的族群隔离政策。关内汉人聚居的“两京十三省”(逐步改为十八省)维持明制不变,从职业、身份、给饷,到住地与婚姻,都严格将满人与汉人相隔离。同时,清廷却对周边蒙古、西藏、回疆区别对待,因俗而治,不搞所谓“留发不留头”,即剃发易服的强制性满化政策。

  显然,满人入关,不仅推翻了汉人政权,而且对汉人大肆杀戮,圈地夺田,以统治者身份居高临下,防范歧视,这自然也就埋下了汉人的某种反抗心理。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前,在南方汉人中最具号召性的革命口号“反清复明”,就是以恢复汉人统治和明朝版图为目的。19世纪末受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之后,这一口号就逐渐发展成为孙中山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再进一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才又发展成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由上可知,对20世纪初中国那些革命党人来说,他们不怀疑中国古来有之。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不同于大清帝御批中的“中国”,更不同于后来民国政府案头文牍中的“中国”。

  还在1900年,章太炎就发表过《正仇满论》一文,对此做过解释。他说:“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界碑,以收复吾所故有而已。”彼东三省仍在,满人仍可回到那里去维持自己的帝制。

  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所引发的各种救国、救亡言论,留日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开智录》等报刊,也接连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们忿然表示:“我国人日言为外人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又说:彼白人每每视我为“支那”人,殊不知“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

  不难看出,当年革命者的诉求很明白,即他们的革命,不在救国,而在复国和建国。革命,就是“驱除鞑虏”;复国,就是“恢复中华”;建国,就是“创立民国”。换言之,就是把满人送回东三省,在原本属于汉人的关内十八省,重建一个汉人的共和国家。

  把中国视为汉人国家,把汉地十八省视为中国版图,甚至也曾经是梁启超等改良派知识精英的观点。梁这时也曾几度撰文提出:中国的历史范围虽可分为五部,但“中国本部”仅为汉地十八省是确定的。他基于当今世界之通义,即所谓“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民族之各自尊其国”,断言“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非从头建立不可。

  具体到革命党之领袖孙中山,在这方面就讲得更多,也更直白了。他指出:民族是从种性发展出来的,“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满人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要还我中国。因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因此,当今非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不可。”

  既讲中华、中国,又严格区别汉人、满人。视中华、中国为汉人之属,必欲驱除满人于关外,在关内原属明朝版图之地恢复旧邦,再立新国,这正是20世纪初那些年革命党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时武昌起义者所以会揭出十八星旗,也正是这一派革命党人政治主张胜利的彰显。

  严格说来,即使站在后来者的角度,要读懂彼时革命党人的思想言论,也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修养。但事情远非如此。一旦后来的历史情境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乃至于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也会随之改变。后来人再想要准确理解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主张,往往就变得极为困难了。造成这种认识上巨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时代不同,历史情境早已两样了。

  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呢?第一,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少数族群满人的统治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整体被压迫、受歧视已达二百五六十年。满人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汉人争取平等、独立地位,包括恢复汉人统治的斗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第二,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正汹涌澎湃,并迅速波及亚洲各国。而这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冲击影响最大的,又恰恰是“少年意大利”运动发起人马志尼所主张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

  一方面汉人革命者必欲推翻满人统治,一方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民族建国运动已渐成世界潮流,20世纪初中国汉人革命者的“中华”观或“中国”观,会局限在“驱除鞑虏”,恢复汉人国家的观念和范围内,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与汉人革命党人所能掌握的特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满族皇帝自愿退位,汉人重握权柄,“中国人之中国”已成定局,还要不要驱除满人,还要不要把国界限在十八省范围,就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革命党人多数显然乐得将十八星旗换成五色旗。毕竟,无论保皇党康有为等,还是革命党孙中山等,大家都有一个“大中华”“大国族”的观念。何况,最早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合众国”,革命党人原本就不排斥美国那样的建国方式。

  但是,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并不等于“五族共和”就一定能实现。1911年12月外蒙古及西藏当局先后宣布独立,就清楚显示了这种危险的存在。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都是弱势政府,没有哪个真有力量达成统一中国本部和疆部的主权诉求。

  理想是继承清朝版图与民族构成,现实是疆部鞭长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渐影响到国人的历史叙述与历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接连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制造出“伪满洲国”,加之内蒙古独立运动之后,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率先忍不住了。

  1935年,日本人进一步制造出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等开始公开主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说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知识分子更一度围绕着这一问题发生论战。直接交锋的主要有两方: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等坚决否认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等,则持相反看法。

  这次争论事实上是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兼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发起的,因担心研究谈论“民族”“边疆”等问题易“招分化之实”,他明确主张学者当本“爱国之忠”,今后不用“民族”“边疆”等概念,而应尽力从史实上去证明并发挥夷汉一家的观点,为现实政治服务。

  同在昆明的顾颉刚对此有“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他先后写过两篇与傅意见相同的文字,《“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与《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直言批评“民族自决”之说对中国有害无益,认为只是便利了内外分裂势力。他认为“汉地十八省”和所谓“中国本部”的说法都是瞎说,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他还提出:“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认为像“汉人”或“五大民族”之类称呼,都容易被敌人拿来分化中国,都应舍弃不用。

  只要否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否认中国古来就有华夷之别及本部与藩部之分的史实,就能避免被敌国所乘?熟悉中国历史,且依据人类学原理,从事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吴文藻等人,断然反对此说。吴的弟子费孝通因此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对顾文提出异议。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十分反感不说,还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主张应该在政治上予吴等以压制。在他看来,吴文藻等纯粹是“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表面上“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实际上“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在他的干预下,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被停办,在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讲座也不能讲了,最后不得不离开昆明。

  费孝通晚年曾被人问到对这次争论的看法,他表示,能够理解傅斯年、顾颉刚爱国的动机,正因此,他当时没有继续争辩下去。但是,他还是不能同意对方的逻辑,比如“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观点”等。

  很显然,这种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来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影响是深远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史家钱穆在台湾还在著文批评“本部十八省”“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明确认为这是敌国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中国的口实的。

  为什么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读不懂历史中人的思想言论,为什么中外任何稍有不同的历史解读都可能会被人上纲上线,或认为“挑衅”,或视为“阴谋”,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
 
3   [dokknife 于 2014-05-05 13:02:54 提到] [FROM: 72.]
贾也:教育腐败为最严重的腐败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5 日 由 lixindai


导语:教育腐败,从孩子烂起!

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也被批捕,如今又有天涯网帖曝光辽宁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及车辆照片,指其办公室有三处、面积达500平方米,装修豪华,有床有卫浴,办公室面积及配车都涉嫌超标。人民网记者前往察看被拒,声称书记不在家。

大学常常被誉为象牙塔,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道德高地”。然而,曾几何时,教育腐败案频频发生,象牙塔变蛀虫塔,书香气成铜臭味,严重地抹黑大学这块“金字招牌”,不断受到社会的诟病和质疑。那么,教育腐败到底是一种怎么的腐败?

一、现象之忧

教育腐败有多严重?去年流行个段子,说的是“悲催的毕业生”:2013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有些“悲催”,校长范昕建在5月30日被抓了,据说,学校把毕业证赶紧重新做过,盖章、签名,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正当毕业生们拿着张书记盖戳、签名的证书没多久,得,张书记也被抓了……个个前腐后继,唯腐是务!

诙谐之处又何止于此,就拿我来说,刚说罢爱人的母校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的丑闻,没几天又轮到她来提醒我的母校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被批捕了。仔细想来,浙江大学这一年间也算领尽风骚,贪官捞钱的节奏不输人,去年还刚处理了非法占有1千余万元的科研经费的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个个钻营奔竞,鲜廉寡耻!

目睹高校之怪现象,怎一个蛀虫盘踞,象牙塔成蛀牙塔,书香气变铜臭味。高校之腐败,又是五花八门,呈全方位、立体化之危势: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两大交易,是为黑金教育;基建、采购、后勤、招生四大领域,是为腐败部门,那些把持权力要津的蛀虫们,无不借此自肥,捞得钵满盆盈。

此情此景,有人不禁惊呼,学校当家人如此,学术带头人如此,普通教师也是如此……既然都是如此腐败,那么如此学校能教出怎样的学生?若是长此以往,中国未来堪忧!事实胜于雄辩,还是略举一些事实来展示一下高校腐败的严重性:

一是学术腐败,骗取经费。

2013年查处了一起重大骗取科研经费的腐败案例,负责一个总经费达3.135亿元的“巨无霸”课题的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授意其多名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套取其中1022万余元专项科研经费,占为已有。另一起,目前还在继续发酵中,复旦大学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至少57篇论文涉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央视调查发现,王正敏团队以各种名义申报项目,仅2012年就获经费4000多万。作假手段一个比一个高明,贪腐之心一个比一个凶狠。

二是基建腐败,中饱私囊。

基建腐败那就更猖獗了,前腐后继,2013年学校领导落马的节奏更明显了:4月,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邹世凌,被调查后交代了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贪污等多个问题。5月教育反腐更是硕果累累,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原因之一是该校新校区的基建项目;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因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涉嫌违纪被调查;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因工程建设项目贪污,收取贿赂。7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因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问题腐败被罢免。12月,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因基建问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三是招生腐败,学钱交易。

招生腐败并不是这一年两年间的事了,十年前央视记者柴静作过新闻调查《命运的琴弦》揭露艺考的黑幕,然而十年之后招考黑幕没有丝毫改善,相反倒是日益堕落了。蔡荣生,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因招生问题收受大量贿赂被带走调查,据说“100万就能上人大”,有人预测涉及金额达到上亿。丑闻又何止于人大,如今首师大招生丑闻也在发酵中,继被曝71名学生“本科变专科”后,又有多名学生称被“骗招”,无法获得承诺的本科学历。

……

腐败不止贪污,还有师风方面,这年岁校长包二奶、教授嫖娼已不是什么社会新闻了,道德沦丧早已无以复加。

师者丑类居者,道者利字当头,象牙塔竟成硕鼠乐园,如此作贱教育,败坏千年斯文,令痛惜不已。诚如资中筠所言的,中国的教育最成问题,若不去改变的话,中国人种都有退化的可能,面对教育腐败现状,中国岂不是进入了彻底礼崩乐坏的堕落社会?

二、危害之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行义务教育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要经过学校“培养”之后才走向社会的。试问官员是谁来做?学校里的学生当然是后备军,扩而言之,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也都来自学校的。如果培养学生的学校腐败了,那么谁能确保国家未来的栋梁不歪掉?

正因为如此,相比其他行业和领域,教育系统的贪污腐败现象往往无法直接用经济指标衡量,它不仅严重损害教育部门形象,而且对青少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这么说,教育腐败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最为致命的!

所谓“天地君亲师”,这是传统中国民众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体现了祖先们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之情,中华传统是这么认为的:父母孕育了我们的肉体,而师长就培育了人的心灵。也正因为有这个传统,在学校里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冠之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他们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他们如何做人的,塑造他们的人格。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些浅显的道理用不着笔者碎碎烦。如果学校成为腐败集中营,教师成为腐败分子的话,那么源头活水就遭到了污染,是“源”的污染,腐蚀的是社会未来者们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摧残的是社会“花朵”的未来。既然“源“污染了,那么“流”污染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的全民腐败。

现实令人十分担忧,不少教育学家,如资中筠、钱理群都在疾呼中国教育的危势。大学里充满了蛀虫,他们能贪则贪,能腐则腐,思想彻底腐化,灌输给学生们必然是庸俗化、市侩化的思想,诚如教育学家钱理群先生所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教育腐败不仅毁未来,而且毁当下,最终是毁全社会,毁掉我们这个有着二千多年优良教育传统的民族。众所周知,教育事业是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而教育问题涉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每个家长、每个学生——我们每个人身涉其中,受其影响。但是我们却发现,中国的教育早已超级黑,从幼儿园一直黑到大学校园:择校和录取有招生腐败;文凭和学历有钱学交易的腐败;乱收费乱摊派有学校经济腐败;教师嫖娼校长包二奶有学校作风腐败……学校腐败如此全方位、立体化,势必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动摇民众对教育的社会权威性、信誉和信任的基础,从而导致文凭贬值、职称贬值、学风颓靡、学术退化,从而降低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全社会都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甚至可能导致中华民族的退化。

三、症结之因

教育腐败,说白了就是教育屈从于金钱与权力的结果。看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先是官僚治校,摒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再是教育产业化,摒弃教育的公益性,走泛市场化的道路,中国的教育事业就在这么一群官僚的操控下,从一项公益事业变成了生财的工具,飞黄腾达的工具。

他们将金钱与权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游走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特殊身份,让这些的蝇营狗苟之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一手抓政治资本,进化成副部级、正部级干部;一手抓金钱资本,自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市场的腌臜地带抓取金钱利益和物质享受,真正演绎了“升官发财”的路线图。

让人感到无语到内伤的是,如此教育现状竟是改革的成果: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对教育的绝对控制,不想分权限权,最明显的就是向高校派驻党委书记作为实际操盘手;另一方面要市场化,将一些热门专业实行市场化操作,提高学费扩招扩校,一切向钱看。其实,教育腐败如此严重的症结所在,就在权力设置和泛市场化两个方面:

一是权力设置缺陷:监督真空,伸出黑手

教育腐败特别是高校腐败如此猖獗,归根结底还是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老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教育的管理机制纯粹就是一个官僚机制,学校领导腐败的路径无不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腐”,他们头上戴着个“红顶”,有权力让他们腐败。当然致命的是,这种权力设置导致监督真空。

高校作为国家教育部属或省(直辖市)教育厅属,主管部门又是鞭长莫及,上级监督很大程度上是流于形式,而属地的教育、财政部门又管不了它的帽子,也管不了它的票子,更何况地方上的高校领导人,不待进一步升职,其级别已然跃乎地方教育管理当局之上了,二者处于权力高度不对称的状态,试问地方教育当局拿什么去管啊,也根本轮不到你管啊。至于社会监督,那就更不可能了。正因为如此,高校权力所谓的外部监督就形同虚设了。

在外部监管失灵的同时,内部监督也失去了作用。众所周知,高校领导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只要上级喜欢,管你合不合适,不合适做校长那就做书记,总有一会款适合你的。对于这种上级钦定的领导,下级干部、普通教师根本没有发言权,对这些领导平时的工作也无有效的途径进行监督。至于学校内部设置的纪检部门,本来就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根本无法行使对学校领导的监督权。特别是近些年来,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日益严重,学校里学术部门地地位越日益下降,行政部门地位上升,于是校长、院长们的权力越来越大,结果对腐败的约束力则越来越小了。

内外监督双双失灵,权力就没有了边界,高校腐败的条件甚至比政府部门还“优越”。因此,我们尽管无法确定高校的贪官到底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已查处、已暴露的案件相比,处于“潜伏”状态的高校贪官肯定不在少数。比如尹稚举报清华大学、邹恒甫举报北大等等,虽然引起不少风浪,但是最终还是被举报的官办机构一一给抹平了,以“闹剧”来敷衍民情。但是笔者个人认为:他们绝非是无理取闹,绝对是无风不起浪的。就目前的权力设置,学校内部人士举报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书记和校长,至少在他驭下的学校乃至当地,都是处于无敌状态的。就像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落马,说与一名重量级教授举报不无关系。说到这个“重量级”想必大家会感受到其重量,更何况褚健还是个副的。

二是泛市场化遗毒:人格堕落,萌生贪念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底线,无论办学的学校还是教书的教师,他们都异化了,这就导致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的异化,他们无不唯利是图,教育产业化彻底地变成了他们的谋财揽钱的藉口。有些学校完全背弃了教育宗旨、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蹈入价值真空而为所欲为,蜕化变质为文凭的制售公司,只要你舍得砸钱,什么文凭哪怕是博士学位都可以买到,大学彻底沦为一个赚钱的机构。

无耻到没有底线的程度,像董藩之流的教授竟然赤裸裸地抛出:“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如此让教育与金钱直接挂钩,令人痛惜,但是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像董藩之流竟然很吃香,如此言论竟然很受捧,这一切无疑又在促成许多学校完全背弃教育的宗旨、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蹈入价值真空而为所欲为。正因为这种泛市场化的思想观念,才有“100万上人大”、 首师大“本科变专科”等各种唯利是图的丑闻频曝。

在一切向金钱看的主流思想下,高校里的教师们思想变质了,人格堕落,个个都萌生贪念,唯捞钱是务,搞行政的都想着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搞学术的都想着侵占和瓜分科研经费;搞自主招生的都想着自主寻租赚得盆盈钵满。这里就拿时下自主招生这个话题来说事,自主招生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作自主招生的这帮人身上,他们满脑子的泛市场化理念,点招、补录、调换专业等等各种招生之术,形成“后门生”、“关系生”、“条子生”、“缴费生”等等各种生源,拼命地制造腐败的空间。

说完泛市场化的遗毒,还有必要说说职称制度的遗毒。

目前许多大学教师都热衷于竞争一个与学术和教育毫无关联的官位现象,即职称。这处疯狂程度,绝对令人瞠目结舌,一个老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剽窃来也好,抄袭来也好,花钱买来的也好,只要升了中级或高级,不管干什么活,不管干不干活,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无忧无虑地领着中级或高级工资,这种工资和他干的工作或岗位没有毛线关系,特别是目前正在实行绩效工作,这个职称又显示其拉开差距的功能了,再次拉大中高级教师和初级老师之间的差距,人为地制造教师之间同工不同酬。

既然职称能够让终生受益,在泛市场思想的影响下,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教师就不再热衷于传道授业解惑了,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竞争职称上来。职称制度导致的不公,超脱扭曲了教师的心理,导致他们不择手段,纷纷造假,骗课题。说到底,职称工资、目前和职称挂钩的所谓的绩效工资就是官本位工资的变种或沿袭,就是目前教育系统最大的腐败,也是师风不正的关键原因。

权力设置出现监督真空,为腐败创造了条件;泛市场化导致金钱至上,为腐败作好思想准备,如此两相作用,再加上畸型的职称制度,腐败必然猖獗。

结语

教育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教育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强化监管,淡化行政,教授治校,才有出路。

来源: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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