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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freedom: 历史--西雅图著名华人陈宜禧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4-09
更新时间:2014-04-09
浏览:945次
评论: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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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WaterWorld 讨论区 】
发信人: lovefreedom (橘子爱自由),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复习一下历史:西雅图著名华人(ZT)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Apr 8 13:55:09 2014, 美东)

发信人: BDXDL (BD), 信区: SanFrancisco
标 题: 复习一下历史:西雅图著名华人(ZT)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Apr 8 11:42:34 2014, 美东)

十九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的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到
了二十世纪初,仅仅40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2%,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强
国!这期间的主力建设者是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今天你访问美国西部重镇,洛
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拉斯维加斯……翻开他们的开发建设史,哪一个行业
没有华工的血汗?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无人否认中国人对美国开发做出了其他
民族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然而,十九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进入衰退期,加上内战结束后上百万士兵退役,
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紧张。那时候大批美国白人工人,因为好吃懒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于是他们把愤怒转到了无辜的华工身上,认为是华工的存在使自己丢了饭碗。于是美
国排华风潮席卷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攻击也此伏彼起。1882年5月美国国会居然通过
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从法律上歧视华人,这对于美国各地的排华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1885年9月4日,爆发了洛克斯普林大屠杀,11名华人被屠杀,500余人遭到驱赶。匪徒
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1885年9月5日夜,在伊萨克谷三名蛇麻草收割华工被暴徒枪杀。凶犯虽然遭到起诉,但
是公众的同情使得他们最终没有被判刑。

9月19日,黑钻石矿工驱逐中国矿工,打伤9人。

9月28日“排华议会”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每一个劳工组织都出席。其中有大量的社会
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议决议所有的“中国佬”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离开。这些人
后来被统称为“排华党”。

11月3日,数百名暴徒在市长带领下,来到塔科玛市的华人聚居区,强令华人离开。冰
雨之中华人被赶往车站,他们在车站广场冻了一夜,至少一个体弱华人冻死。

当时的华人,面对暴力攻击任人宰割,敢怒而不敢言。唯一例外的,是西雅图市的企业
家,名叫陈宜禧。

在Tacoma驱赶华人事件之后,陈宜禧给满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电如下:塔科玛市华
人昨日遭到驱赶,两三百人来到西雅图,情况危急,当地政府难以提供保护。请你们提
供保护。华昌公司,陈宜禧。

次日陈宜禧接到复电:我们会尽力而为。今日皇兵(指美国联邦部队)将被派出。总领
事欧阳明。

但事实却是,美国内政部长认为此时无需动用联邦部队。所以“皇兵”的到来系子虚乌
有。

11月5日上午陈宜禧紧急约见自己20多年的老朋友,西雅图市市长亨利·耶斯勒和其他
的西雅图名流,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讨论西雅图局势。

耶斯勒市长和伯克法官劝说陈宜禧带着本地的华人离开西雅图,躲避风头,因为他们觉
得自己很难控制局势。他们说,现在暴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他们代表着社会广大的
阶层,虽然警方在维持秩序,但是袭击的事情防不胜防,恐怕难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陈宜禧冷笑着告诉他们: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必要留在这里。我并不怀疑
你对法律的忠诚,但是我怀疑你是否敢于为了法律而对抗大多数人的愚昧。如果我走了
,你们面前的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法制与野蛮的冲突都消失
了。可是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能再掩盖矛盾。如果我遇到不幸,那是整个美国的不
幸,因为那也就意味美国法制理念的彻底崩溃,你们这些逃离专制的欧洲移民的美国梦
,也彻底破灭了。所以说要死,我就跟你们的美国梦一起死好了。

伯克和耶斯勒都为陈宜禧的话所震撼。当晚,耶斯勒市长召集西雅图市民集会。

《西雅图历史》一书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描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为白人工人代
言的托马斯·伯克法官挺身而出,发表了一段在历史十分著名的长篇法制宣言,严厉谴
责了暴徒的非法行径:

“……我们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像一个自由的,守法的,尊重正义的
美国人,还是像狂暴的,无法无天的某些外国人那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向所有美国人呼吁,我们面对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方法,我选择
美国人的方法。不管他是移民来此,还是在美国出生,如果他不站在法制一边,他就不
是真正的美国人。如果谁要以蔑视和践踏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玷污这个共和国,他就
不配拥有美国的国籍,不管他来自哪里……

“美国政府,在人民的许可下,邀请中国人来到这里。在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庄严的条约
之下,中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
权利。今天我们不单单受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美国政府庄严承诺的制约,同时出于
人道和正义的考虑,我要在这种暴行面前保护中国人……

伯克法官在道义上的胜利,仅仅给西雅图的华人赢得了三个月的安宁。

1886年2月7日,太平洋皇后号客轮的出航,成了西雅图排华大暴乱的导火索。上午7点
,暴徒中的警察,谎称检查卫生,骗开华人的家门,然后一拥而入。把华人的财物丢到
马路上,然后驱赶他们去码头。迫使他们登上驶往旧金山的太平洋皇后号。

最后包括陈宜禧在内的350名西雅图仅剩的华人被驱赶上了码头。

陈宜禧让自己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唱歌。歌词却是中国话,告诫大家不要说自己身上有钱
,不买船票。到了码头上,果然所有的华人都说自己没有钱,买不起船票。结果导致了
船长拒绝华人登船。出乎司铎等人的意料,陈宜禧自己掏出钱,买了船票。这样一来陈
宜禧就上了船,反而摆脱了暴徒。

上船之后,陈宜禧找到船长,请船长帮忙,从船上向西雅图市政府发电报。

接到电报的郡警长麦克劳带着一队骑警匆忙赶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执法人员,他为这
个场面震惊。他大声命令暴徒解散,但是此时的暴徒依仗自己人多,认为法不责众,对
警长的话毫不理睬,更有甚者,还当着警长不断辱骂和殴打华人。

托马斯·伯克来到最高联邦法庭,找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杰·格林,经过商量,格林大
法官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命令暴徒必须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华人,让他们自由回家。
同时格林法官和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分别致电美国总统,要求联邦政府派部队来西雅
图实行戒严维持秩序。

在码头上,暴徒首领乔治·司铎意识到西雅图的警方会采取对己方不利的举动,他下令
把华人押送到火车站。在船上的陈宜禧看到暴徒们把华人驱赶走,立即意识到司铎的目
的。作为西部铁路建设的参与者,他对铁路时刻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有一列开往波特
兰的火车即将发车。这是除了太平洋皇后号客轮之外的唯一驱赶华人的途径。

陈宜禧连忙再给市政府发电报。发完电报,陈宜禧为了给警察赢得行动时间,他从容地
从客轮的舷梯走了下来。暴徒们知道陈宜禧是华人的头,看见他都蜂拥过来。陈宜禧走
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自己决不离开西雅图,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暴徒们没有
想到,陈宜禧竟然如此从容和自信,他们不能容忍陈宜禧用这种神情进行辩论,大声谩
骂起来:中国佬滚蛋!滚回中国去!美国不要中国佬!

陈宜禧正色告诉他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留在这里,因为我纳的税金比你们加
起来都多!我的税款也许就养着你们这里的许多人……我要走了,你们中间的某些人,
也许会挨饿的。

暴徒被他的话更加激怒了,陈宜禧的话恰恰揭了这些依靠吃政府救济的人的短处。他们
疯狂拥上去揪打陈宜禧。陈宜禧不还手不反抗,任由男女暴徒们上前打自己。转眼之间
,陈宜禧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撕成碎片。然而陈宜禧却面色不改,仿佛他感觉不到
疼痛。最终暴徒们甚至自己都觉得无趣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陈宜禧究竟为什么是这种
态度。终于他们慢慢停住了手。

满脸是血的陈宜禧慢慢站在码头的货箱上面。他说,今天,我这个样子离开西雅图你们
就满意了吗?

暴徒们互相看看,说:我们只要中国佬滚蛋。

陈宜禧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洲大陆是属于印第安民族的,你们跟我,跟所有的
中国佬一样,是外来民族,你们或者你们的父辈,漂洋过海到这里寻找自由和富庶之梦
,因为你们忍受不了本国愚昧和不平等,今天你们在美国做的事情,还不如你们过去的
国家。

陈宜禧张开双臂,展示自己浑身的创伤,今天我这个中国佬不走,你们美国还能够看到
一点点公平的希望,如果我这个中国佬就这样离开了,你们这里就只剩在野蛮和无知……

暴徒们震惊了,他们没有想到陈宜禧说出这种话,这个时候多数的人受到陈宜禧话的感
染,开始检讨自己行为。面对最高法庭的命令,他们不再坚持。司铎等暴徒在上百名全
副武装的民团警察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执法民团顺利地把华人营救下来。根据“人身保
护令”的内容,民团把全体华人带到联邦法庭接受保护。

华人被送到法庭之后,《西雅图历史》如下记载:

“通过翻译,格林大法官用简单的词句和蔼的语气告诉华人。他获悉,他们被一群坏人
,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关进一艘轮船。现在他想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他还告诉华
人,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留下,将得到法庭
的保护。他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在必要的时刻,这个领地和美国政府的全部武
装,随时准备对你们提供保护,保护你们的人身和财产。留下来的人将会安全。’”

接着格林大法官依次让每一个华人表态,说出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决定。每一个人都表示
希望尽快离开这里。最后问到陈宜禧。陈宜禧静静地说,他要留在西雅图。接着陈宜禧
夫人素满也说自己要跟丈夫在一起。陈宜禧的两个孩子也高声说,他们跟父母在一起,
哪里也不去。在陈宜禧一家之后,还有他公司的几个雇员表示坚决留下。300名西雅图
华人居民中,共有16个人声明留下。

陈宜禧做出了一个违反常理,极端强硬的决定——留在西雅图不走——与美国的文明共
存亡。恰恰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是的,此时的西雅图历史,是由
陈宜禧,一个中国人执笔!

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是任何人恐怕都会同意,耶斯勒市长、麦克劳警长、格林大法官
、甚至是陈宜禧的好友托马斯·伯克都希望陈宜禧那个时候离开西雅图。如果是这样,
后面的一系列事件决不会发生,《西雅图历史》一书恐怕也不会为此专门设立一个章节。

但是,陈宜禧选择了留下,等于把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逼到狭路相逢的境地。根据记载
,当执法民团在总队长George Kinnear上尉率领下,护送华人回到自己住所的时候,被
以司铎为首的暴徒阻挡在路口。这些暴徒询问民团要把那些“中国佬”送到哪里。显然
,有华人居然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西雅图,在这些暴徒的眼里无疑是严重的挑战,同时
也为当局公然无视民意而感到无比愤怒。于是他们决定以武力阻挡队伍的前进。

开始民团不得不用枪托击打冲击护卫防线的暴徒,但是跟着冲突升级,司铎带领手下人
开始抢夺民团的武器。

在美国,抢夺执法人员武器的结果只能是一种。随着一阵枪响,司铎等五人倒在地上。
身材魁梧的司铎被击中致命处之后仍然挣扎着站起来,试图鼓动新的暴动。但是看到态
度坚决的民团警员,暴徒们迟疑了。根据目击者说,民团开枪射击的警员一共有五人,
其中包括托马斯·伯克法官。

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伤四毙一,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接着华盛顿领地总督斯蒯尔宣布了戒严令,联邦部队进入西雅图。

劫后余生,陈宜禧做了和持有明哲保身哲学的华人相反的事情。陈宜禧认真地记录了暴
徒们造成的华人商户损失。然后就这些损失,代表西雅图全体华人向法庭递交了诉状。
经过一番法庭上的折冲樽俎,在伯克法官的最终裁决下,西雅图的中国人获得70万美金
的赔偿!相当于每个华人商户平均获得3000美元的赔偿!

十几年的旅美生活告诉笔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与美国人对簿公堂也是相当
罕见的事情,考虑到120多年前的人权状况,陈宜禧是在极端孤立,面临四面八方强烈
敌意的情况之下展开这场大诉讼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是他同时代的华人身上所极为罕见
的。

这大概是华人在美国土地上,打赢的第一场诉讼。这场诉讼的直接结果,就是被驱赶的
西雅图华人逐渐回流。而仅仅再过了三年之后,华人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就发生了新的转
变。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陈宜禧在成百上千的暴徒袭击时做出留在西雅图的,
骇世惊俗的决定。他的决定绝不是冲动,更不是歪打正着,只能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远见
和钢铁般的意志使然。那是种时代变革之前,历史赋予极个别先导者的特殊人格。

陈宜禧在西雅图奋斗了45年,他即是实业家,还是一个民权领袖。尽管他没有说什么惊
天动地的话语,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改变了西雅图乃至整个美国西部华人的命运
。西雅图是全美排华暴力中,唯一没有造成华人伤亡的城市,西雅图当局成了唯一坚决
保护华人的地方政府。

对于今天中国人来说,提到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最大突破,大家想到的恐怕是第一个华人
州长骆家辉。但是,他的政治成就在美国是不是第一,由于陈宜禧资料的发掘,变成了
可以探讨的话题,尽管陈宜禧没有像这个一百年之后的台山同胞那样在美国担任高级公
职,但是他在美国人权状况十分恶劣,“排华”成为政府和民间一致主流的前提下曾为
美国西部重镇呼风唤雨的人物,不能不令我们重新审视华人华侨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
法庭上陈宜禧代表着华人做了怎样的陈述,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他的话比马丁路德金
那震撼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早了77年!

陈宜禧在美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先河。他养育了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作为华人他
打了,并且赢了第一次在美国的官司、在大火之后,修建了新西雅图第一座砖楼,成为
第一个华人商会终身理事……

在亨利·耶斯勒魂登西土,许多同时代的商友退隐江湖的时刻,60岁的陈宜禧回到了自
己的故乡,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的商
业特区。

1929年7月1日,陈宜禧已经辞世一周的时候,他又创造了自己最后一个第一:第一个在
美国地方大报上头版头条的华人:《西雅图每日时代报》的标题是:《陈宜禧——西雅
图著名华人逝世》。“西雅图著名华人”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称谓?就在同一个城市,
3000千人曾经站在大街上呐喊:中国佬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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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brand6 於 Apr 8 21:32:45 2014 修改本文·[FROM: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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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4-15 11:56:27 提到] [FROM: 72.]
云也退:“民族”经常是为了某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发表于 2014 年 04 月 15 日 由 lixindai


  原编者按:今年3月中下旬,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在清华大学做半个月的讲学。在此期间,安德森先生接受了【纸牌屋】的独家专访。

  撰文/特约记者云也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先生让人失望了。他懒洋洋的,脸上的陈肉像钟乳石一样下垂。将他的讲座挤满的学生,迎来了一个目光低垂、细声细气、有时干脆是在嗫嚅着说话的国际级大学者。

  凭着1983年发表的一本《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声名鹊起,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国际权威。促使他写作此书的,则是一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事件:1978—1979年间发生在中南半岛的武装冲突,在我们这边叫“对越自卫还击战”。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也许为之困惑过:为何前有苏联,后有越南,本来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国家之间会发生相残的事件?有什么因素凌驾于阶级友谊和国际情谊之上,让两国兵戎相见?他们当然无力给出解释,在《想象的共同体》出版之前,英语世界亦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安德森用一本书来解答。不过,细读过的读者必然会发现,他的写法其实相当有后现代主义的味道,头绪纷杂,贯穿其中的理路隐蔽得很深。他把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的兴起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不过对每个阶段的论述都穿插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人物的回忆、评述乃至小说、诗歌,需要投入十二分的注意力才能跟上作者的思路。作为东南亚史的专家,安德森的作品里到处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东帝汶等等主流视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解放”、“独立”之类的语汇都失去了它们在一般应用中所具有的感情色彩。安德森好像引着读者走进了一场真实的群氓格斗之中,之前的我们只是一群看黑帮电影的观众,饶有兴致地评论着这个人很阴险,那个人很迷人。

  安德森生于1936年,他说,东南亚作为一个正式的地缘政治概念,其历史比他的年龄还短。那些国家虽被长期殖民,但距离宗主国十分遥远,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它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美国的密谋干预,又被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军事独裁、种族争斗等多种思潮和运动一次次侵袭、撕裂。安德森是一位纯学者,常常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以学术语言介入那些生动的历史事件,极少褒贬具体人的具体行为。无论是马科斯还是苏哈托,抑或胡志明,在他的笔下都不曾作为暴君、独裁者、爱国者之类的身份出现。他像一位父亲一样观看、点评、叙述着晚辈们的举动。

  他最重要的几年田野调查是在印尼完成的,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他发表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论证否定了后者的合法性,因此他于1972年后被禁止入境。正因为久居后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安德森不像一些人,喜欢把“爱国主义是流氓的庇护所”挂在嘴上,他乐于强调民族主义合理的一面,对民族主义和母语所引发的正面感情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书中写道:“所有这些情感依附的对象都是‘想象的’……在这个方面,祖国之爱和永远带有温柔的想象成分的其他情感并无不同。”

  事情变化得太快。仅仅在《想象的共同体》初版八年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书得以重版,安德森在序中写道:中南半岛的武装冲突“似乎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在第一版里,安德森说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的潜在威力,现在他则谦虚地表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分崩离析,是一种“令人忧郁的安慰”:忧郁是因为大国瓦解,一次重大的、试图融合多民族的共和实验宣告失败,安慰则是因为历史事实刚好证明了他的论断:民族主义的洪流喷发,“想象的共同体”按照自己的逻辑捅破了苏联各族平宁相处的外表,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政治现状。

  安德森却已经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他似乎不仅接受、而且欢迎一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完全混居——不一定是融合——的现实,而且告诫读者们,多多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待眼下的境况。

  4月初的这个下午晴朗而单调,身材臃肿的安德森先生趿着凉鞋走回他的旅馆房间,接受《纸牌屋》的专访。按预先的设想,我从中国的话题进入访谈之中,安德森做出一副毫无准备的样子,有时岔开话题,有时用很轻很淡的语调,将我推近的镜头慢慢摇远。我感到,这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不那么投入、甚至有点轻忽的人,例如,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一些少数民族服饰的变化可能只是“teenagers’fun”,不让我把话题引向沉重。这是他的防御机制,一个老年人需要它,享受它的保护,也许中青年人徒然消耗了许多能量,也正是因为动辄削弱和撤除这道防线的缘故。同样,《想象的共同体》里所发的诸多洞见,多半被它们的作者归入了可变的和暂时的范畴——恰与被想象为永恒的民族相反。

  有意思的是,在访谈时,安德森总在表达对美国的鄙视。他可能觉得,渗透性、侵略性极强的美国文化,对于他所投入了半生经历的研究对象是个威胁。民族主义,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东西,相反,它毕竟有助于让世界变得多元、变得异彩纷呈,这甚至比因为某种文化一统天下而貌似和平的世界有趣得多。

  安德森不太习惯用电脑写东西。他说,自己就是早晨起来发发邮件之类,很多邮件发给他弟弟佩里,著名的新左派理论家,他一半时间住在洛杉矶,一半在伦敦。“我喜欢写,”安德森说,“在写下字之前先考虑周到,用了email之后,觉得写一封信就跟打个电话似的,错了就马上改,甚至说错了也不在乎。有人给我写来email,说‘我的信’什么什么的,我回复他说你这不是信,就是电子邮件。”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是安德森眼下最感兴趣的电影,他说,这是他东南亚研究几十年来,看过的产自该地区的最有史诗意味的影片之一。当我问起他眼下在做什么研究时,他说他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关于泰国黑帮政治的。“泰国的秘密社会,就像澳门和香港的秘密社会一样,那些社会的成员来自东南亚各地,来自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华人,结成帮派,互相争斗,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争当老大,雇佣许多职业杀手,指定一个人或几个人交给他们去杀。”

  他同时研究着好几件事,这些事件背后是东南亚复杂的政治、地理、历史和社会,但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任务,只是丰富了他的晚年生活。他在曼谷弄了一个公寓,虽然那里没有好的图书馆,但他很需要半年住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在美国住着有太多麻烦事,太多广告来干扰我,有时接到几个电话,我一天时间就全没了。美国太恐怖了。”

  很多事情都是“teenagers’fun”

  【纸牌屋】首先想先和您聊聊民族同化的问题,比如有些少数民族服饰的民族特色已经在大幅度地削弱。

  【安德森】哈,你看看这里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美国人的衣服。你要是要他们穿中式服装,我想他们肯定会说不不不,行行好吧……

  【纸牌屋】这两者是一回事吗?

  【安德森】我带过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早就不会穿他们入校时的衣服了。你知道我出生在昆明,后来我有一次来这儿,在一个湖边,看到两个小伙子穿得像服务生一样,一身黑,戴着耳环,这是美国佬早二十年的穿着,不知怎么的在这里还算时髦。对于青少年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一直在变,跟着潮流改来改去,一季又一季。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你得搞明白那些人换服装是认真的,是真的认可其他民族的文化了,还是并不在意,仅仅拿它当找乐。

  【纸牌屋】所以您觉得这些事情不必太当回事?

  【安德森】要看怎么说了。举个例子,家长制的习俗在多数民族里都过去了,但少数民族的风俗变化会更加缓慢。在少数民族,可能父亲是一家之主,他主宰一切,可以任意打骂家里的其他人,可能母亲的地位很低,甚至无足轻重。你同他们说这样不对,他们会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文化就是这样,你还能说什么?父亲就应该打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也许过了十年十五年的他们也会变化。没有一个文化是可以固着不变的,你也不可能不变。

  【纸牌屋】时间会说明一切。

  【安德森】是。人看待自己的文化常常就像看待博物馆里的画。比如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比如伦敦吧,伦敦本地人看到他就说,哦这就是中国了,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了。但实际上中国早就变了,可是他的朋友、他的熟人仍然在从他身上看中国。而他二十年来也并不常回国,他心目中的中国就是他离开时的那个样子,变成了一幅画,一幅图像,固定不变的,他若是真看到了变化后的中国,会感到很陌生,很紧张:不,这不是我的祖国了。这种情况很常见。

  【纸牌屋】每个人都在变?

  【安德森】不是所有人。我特别指我这个年纪的人。由于电子化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期,年轻人知道自己比年长的人懂得多得多。过去,只有19世纪民族主义者起来的时候才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些民族主义者都很年轻,他们,当然了,也没有电视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在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而常规情况下,多少个世纪以来,父辈总是骑在儿女的头上的。现在你可以用电脑,互联网……

  民族身份经常是为了某种需要而造出来的

  【纸牌屋】我有个感觉:反抗的少数民族常常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反叛的,他们都很穷,被主流人群忽略,而当他们生活改善了,他们就不太容易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不太有动力去反对优势民族。

  【安德森】我不这么认为。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者大部分不是穷人,他们是资产阶级,确切地说以中产阶级为多。他们是渺小的人物,但他们也不受穷,少数民族里的思想者则常常很关注社会上的穷人,同情穷人的处境,考虑着是否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种感情可以移植、扩大到他们对本民族状况的认知上。所以不好说穷人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再说,在一个城市里,穷人通常分布在周围的乡村,并不太容易反叛。

  【纸牌屋】那么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呢?他们只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人之间选择一个,哪里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人。

  【安德森】鞑靼人有悲惨的民族史。他们被长期驱离了自己的土地,回来之后又卷入了战争。克里米亚是个好地方啊,他们不该拿回来吗?俄罗斯人很后悔,苏联把它让给了别人,所以现在抓住机会抢它。

  【纸牌屋】我想说说两岸三地中国人近来的关系。似乎因为有了香港地区和台湾这两个地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现在变得越来越成问题,生活在不同制度之下的中国人,互相会有陌生感,互相不信任。最近几年,香港华人的一些针对大陆留学生的恶意行为。

  【安德森】你告诉我“locust”(蝗虫)在中文里怎么说,我听现在香港人都管大陆过去的人叫“locust”……是的,台湾有些人既讨厌自己的“总统”,也讨厌大陆的政府和大陆人,几乎对什么都不满意;你知道现在连新加坡人都在抱怨大陆过去的富人太多,胡作非为。我在新加坡问当地的学生,你们怎么看这里的中国人?他们都很不高兴地说,这些才不是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待在这里不走。你看,如果你要谈论少数民族,别总想着鞑靼人、库尔德人什么的,而忘了“海外中国人”这个群体,他们也是“少数民族”。现在谈论中国人,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几百万人在海外,到处都是。

  【纸牌屋】什洛莫•桑德,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出版了《虚构的犹太民族》,说“犹太人”这个身份是虚构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建“犹太国”而设计出来的。我去见他,他跟我说,中国人的身份最初也是虚构的,是一种工具,为了把所有同一部落的人都集中起来,也是一种需要,为了组成一个政治实体而创制出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的建构。您觉得这有可比性吗?

  【安德森】两千多年前犹太教有传教士,他们在中东地区传教,使得许多人,来自不同民族和地方的人都信了犹太教,但他们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则说犹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说犹太性和犹太人身份是血液里的东西。这不是事实。有很多DNA检测实验,证明犹太人之间不具有种族血统上的联系,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测阿拉伯人的DNA,发现他们和很多犹太人的DNA有关联。

  一个民族所有成员之间的关联是很复杂而神秘的,很可能是靠着后天文化的塑造,才使得这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慢慢有了共同点。其实即使是DNA检测也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我同意民族身份经常是为了某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我在书里引过勒南的话,他说为了组成一个民族,人们必须记住一些什么,更必须忘记一些什么。人们都通过自己的选择才同或不同其他人发生民族意义上的联系的。你觉得自己和某人属于一个民族,或不属于一个民族,经常是出于你当时的需要。

  移民就是一笔投机生意

  【纸牌屋】中国人有个“炎黄子孙”的说法,意思是我们是古代两个伟大国王,或者说族长吧,炎帝和黄帝的后代。可是据传说,炎帝和黄帝当初打了一架,打得很凶,炎帝打败了,最后双方和解。这跟希腊人的祖先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事情也很像。是不是可以因此说,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其实并没那么确定无疑,也没那么光荣神圣?

  【安德森】在家长制的古代,权力总是所有强人都觊觎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战争持续了那么多年。要是那些国王聪明点,知道可以互相从对方那里得到让自己生存壮大的奥援,事情就好办了,可是国王们基本上都是不太聪明的。

  你在想民族的起源,我在想,为啥不说说四万年前的北京人?也许中国人也是从非洲出来的?起初是黑肤,后来成了黄肤。想想看,你是炎黄的后代,更是北京人的后代,想得更远一些不是坏事。再看看朝鲜人和日本人,和中国人面貌如此相似,可是分立为不同的民族。你说中国人的起源可能是很不确定的,祖先之间都有过战争,那么是不是还应该推想,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反而可能是更加同源的呢?

  【纸牌屋】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移民了,可不可以说,这些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的感觉并不强烈?

  【安德森】移往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的人都不是想继续过生存竞争的日子,他们无非是想给孩子们找个生活的地方罢了。现实的需要会让人放弃很多理念上的东西。就说新加坡,这几年它的人口也一直在流失中,也许他们对李光耀家族也有看法了吧,要不就是他们觉得城市生活太乏味、太乏味了,除了去饭店吃饭、看看电影之外没别的可干,他们想去找个空间更大的地方安家。个人的选择嘛。

  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尤其是加拿大,公民资格是假的,虚伪的,中国有钱人拿一个身份,不过是把钱放到一个更加安全点的地方,让子女享受更便宜的教育,吃点安全的水和食物,他们根本不会去做个公民,他们的身份跟那个国家的政治理念一点关系都没有,移民就是一笔投机生意,转移财富,节省生活成本,等等。民族属性是一个事实,在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的情况下,他们没必要对此有强烈的感觉。

  【纸牌屋】不过,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人里会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全球主义者?

  【安德森】我一向很不屑这种说法。我想中国人应该拿出点过去的勇气来,做一些和美国不一样的事。没有什么全球化可言,那不过就是美国化嘛。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荒诞的,好在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国家,不只听到一种声音,它的邻国可以说点关于它的完全不同的故事。

  【纸牌屋】您是位左派?还是中左派?您信教吗?

  【安德森】我不是左派,我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喜欢任何一个政府。我也不知道什么前景是更好的。我16岁前信教,16岁后,宗教就离我老远老远了。

  【纸牌屋】我有时觉得民族归属这个东西有点像《旧约》里的故事,本质上是建构出来,但在长期被传播、被使用的过程中有了某种功能,于是人们都信了它,且继续使用它,觉得那是一种先天存在的事实似的。

  【安德森】可以这么说吧。时间在加速,以前需要几百年才能做到的事,现在有个十年就行了。真正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少。谁知道呢?民族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比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积累要迅速很多,使用起来很方便,但现在不一样了,基督教、神学像是一些老古董,民族归属,也许它不会太重要的一天也很快会到来。

来源: 纸牌屋201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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