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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公开信:习近平们的子女们越过红线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3-12-16
更新时间:201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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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公开信:习近平们的子女们越过红线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6 00:01


  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12月14日发表了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由于中国最近拒绝给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等美国媒体20多名驻华记者续签签证,弗里德曼呼吁习近平要反腐,而不要怪罪披露中共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记者。

  这位蜚声天下,著有《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新闻从业者在公开信中说,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的中文网站最近被封,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的网站也被封了好几个月了。特别是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20多名驻华记者需要在12月底之前续签,但是中国政府拒绝给他们续签。这显然是对这两家新闻机构的报复,因为他们披露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聚敛巨额财富的问题。

  弗里德曼曾经三次获得美国的新闻大奖普利策奖。他在公开信中说,中国专家告诉他,这次对美国记者前往所有的做法是因为,习近平认为美国媒体“越过了红线”。而习近平显然把游戏规则理解为,外媒、中媒和社交媒体只能报道地方和省级官员的腐败,但决不能报道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金融交易。

  弗里德曼说,不是外媒记者,而是习近平的一些同事及他们的子女越过了红线。他说,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就是必须报道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比如说,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关胡锦涛一名高级助手的儿子开法拉利出车祸的消息。

  公开信说,随着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和股权文化的出现,公司和市场必须遵守国际规范,公开有关公司结构和股东的记录文件。而记者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雇用会计师和律师来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得以发现一些事实,比如说,前总理温家宝90岁的老母亲、也是一名退休教师,在一家中国大企业拥有1亿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变得极为富有。

  弗里德曼在公开信对习近平说:“如果你把我们的记者都赶出中国,我可以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将在香港、台湾、韩国设立办公室,仔细梳理来自远方的金融资料,而无法通过在中国旅行,与中国民众面对面地交谈来作出平衡”,并且这将迫使美国驱逐中国的记者,“我们不可能让你享受我们的开放,而你却蒙蔽我们。”

  弗里德曼在公开信的最后呼吁习近平,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的稳定,要反腐败,而不要怪罪报道中国高官贪腐问题的记者。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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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5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3-12-18 15:04:36 提到] [FROM: 72.]
李伟东: 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6 00:02


中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从习李的高调改革言说,到“七不搞”、8:19讲话、两高司法解释、连篇累牍的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挺毛宣传及连续抓捕大V;从反腐风暴、石油帮接连落马、剑指更大的老虎到民间强拆依旧、城管打人依旧,及针对一系列民间民权诉求的打压,这种让人亦喜亦忧的巨大反差,使国际舆论和中国学界新闻界及众多网评人士的看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数月以来,争论空前激烈,莫衷一是。根本分歧就在于到底怎么看待习的执政路线。从国际视角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庞大国家和巨型族群正在走向何方?对她自己和世界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3年以来,全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有时惊喜有时惊诧有时狐疑地注视着中国,巨大铁幕内部的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 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象,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力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向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来源:纵览中国


 
2   [dokknife 于 2013-12-18 15:00:52 提到] [FROM: 72.]
丁咚: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大量移民?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8 10:02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形成了第三波移民潮现象。其背景是各国均受危机之困,经济出现倒退或者增长放缓,而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形势则相对较好,但却意外出现了企业家移民迅猛增长的情况。

一、企业家移民基本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了变化,很多是新生富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这被许多人称为是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报告披露,2005至2010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

报告显示,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中,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在身份上,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中青年人士。

二、企业家移民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1、企业家移民数量显著增加

据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有关方面统计,2009~2010年,中国移民海外的总人数再创新高。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移民潮不同,而这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商业移民为主。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为企业主或高管,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

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75%。截至2011年11月,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中国人占到62%左右;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一年时间内,澳洲各类投资移民中国人约占17.5%。

2、移民企业家财富水平显著提升

当移民越来越多时,流向海外的人才与钱财也越来越多。2008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移民形成一个高潮,流出的财富也更为可观。据美国《世界日报》2010年8月30日文章,仅2007年以来,中国富豪企业家移民潮就带走170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

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群体)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过70%。

3、西方国家是企业家移民首选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移民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表示欲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人约2200万,高居世界之首。

4、“灰色”移民方式盛行

据多家移民公司中介透露,中介“转人”和地下钱庄“转钱”属于移民的两条线。移民中介名义上只负责代理代办移民手续、处理文件,协助处理少部分资产的转移,并帮助移民者合理避税。

一方面中介公司可以作为机构分担一部分结汇需求,另一方面中介机构也会让移民者将钱款分拆汇出。“比如美国投资移民汇50万美元,可以让10个亲朋好友帮忙,一人汇5万元,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没风险又简单。”另外通过地下钱庄等路径将财富转移,或者在当地开办公司也绝对是“可操作的”。

义乌老板透露,一条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移民链条早已经在浙江存在多时。用实业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用从银行带来的钱组团海外购置房产,再通过可以逃脱进出口核销的预付款及离岸公司佣金等科目转移部分资金,如今很多的义乌老板名下基本都已是空壳子。

如果想办理移民并进行海外投资,加拿大和中国都存在一定的监管,但是这些障碍通过移民中介做假材料,就可以简单跨越。该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有专门的人员为客户登记各种材料,移民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非常多,因为经验丰富,他们知道如何填写,哪些材料可以作假,能够规避移民机构的审查。因此被叫做“做材料”。

以这种方式办理移民手续,大量来源不明的资产被转移到国外。

5、“裸商”成为普遍现象

“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媒体将此称为“裸商”。

和传统的移民定居海外不同,真正想永远待在国外的企业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富裕人群的家庭和事业的重心仍在国内。80%以上的移民仍在国内生活发展,绿卡身份更像是自己的一种储备资产。以加拿大为例,去了那里的中国企业家留在那里开拓事业怎么算也不足8%,大多数老板都是在拿了绿卡或取得外国国籍后回国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

三、国内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移民海外会遭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如移民国外后,交往圈较国内有限、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按美国纳税政策,无论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论居住在哪,必须按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因此移民者必须事先做好财产规划;有些国家的条件较苛刻,要求新移民每年须累计有半年时间生活在那里,因此移民者必须做出足够详细的事业规划;长时间居住在国外,便无法继续按照传统方式管控在中国国内的财富;好不容易积攒的声誉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遭到损伤等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还是乐此不彼、争相选择“跑路”国外?

从国内角度看:

1、企业家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容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信心普遍不足,内在的危机感促使他们移民国外

这是核心原因,是企业家移民的最重要动机,也是用来解释中国企业家移民“畸形”现状的最合理的解释。
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可见在社会主义中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必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某种制约,并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深深的困扰。由于根据目前的理论,社会主义性质本身要求公有制必须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从长远来看,一旦民营经济发展到超越公有制经济的临界点上,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是个很大的问号。正因如此,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抱有深刻忧惧,担心“秋后算账”或者“推倒重来”,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比如山西煤改中,以“宏观调控”名义推动的“国进民退”,使得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在新政策之下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资遭受损失;担心有朝一日自己辛苦打拼获得的财产被强行剥夺,瞬间化为乌有,或者要不断为“共富”目标“出血”,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失去竞争力,因此缺乏安全感。山西籍民营企业家卫宪法,一个靠自学而在中国铝矾土行业小有名气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积累身价上亿。数年前,遭当地民政局官员非法拘禁后致企业易主,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释放这种压力,对他们来说,移民到那些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私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无疑是个好选择。

2、国家政策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以及广泛的权力寻租,都使一些企业家对现存商业环境失去信心,从而通过移民获得“超国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

政企分开、依法治企,是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两个重要保障。但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中,法制不健全、权力大于法、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税收过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恶化了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对他们寻求移民摆脱相对于国企和外企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起到了重要诱导作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才不会被“拐跑”。此外,腐败现象的蔓延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它既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构成了中国企业家“原罪”的一部分,并成为部分企业家“马失前蹄”的“杀手锏”。

第一个方面,“裸商”彭林的经历颇能说明问题。2010年,彭林最终决定移民加拿大。导火索是,他的一块价值过亿元的土地,被当地有势力的高利贷公司看上。高利贷公司通过伪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诉彭林,要求彭林偿还借款,法院判彭林败诉,并且迅速以低价将地块拍卖给一家与该高利贷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上诉、找媒体曝光,一切都无济于事,换来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失望、失眠、痛苦、焦虑之下,彭林选择移民到华人较多的新加坡,并尽可能地把闲钱转移到新加坡,免得这些钱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归零。

又比如面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企业家群体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第二个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融资的种种政策障碍和审批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移民。虽然花费不菲,但企业家国籍变更后,“出口转内销”,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靠移民争得喘息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岛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下,中国资本输出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中国已经到了商品和资本两条腿走出去的时候。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都既是商品出口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资本输出的一个最重要形式,无疑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却存在诸多限制。一是由于资本账户下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直接投资方面的审批政策不断放松,但仍存在不少限制,而金融投资则受到严格管理。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需要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在时间上、获批性上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中国资本急需在全球寻求投资机会,而上述两个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在境外寻求投资的机会,造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移民来规避限制。如果制度不改变,随着中国资本输出的需求日益增强,企业家移民的人数也将日益增加。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中,比较有名的善终的少,如云南烟王褚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长虹倪瑞峰、国美黄光裕等身陷囹圄,他们都是中了钱权交易的标倒下的。

3、企业家地位尴尬,在国家体制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因此个人权益缺乏保障的渠道和机制,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

到目前为止,民营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从1992年到1998年为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8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确立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民营经济才获得了正式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与他们的经济贡献相比拟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并未赢得相应的待遇。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与他们的经济贡献严重不一致。他们缴纳高额税收,却体验不到纳税人的权利和尊荣,同样在国家体制内也没有和他们的经济上的影响匹配的话语权,相反,他们必须依附于体制中的权力享有者,从中获得“保护”,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和他们的关系。为了在体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一定的话语权及政治资源,他们争相寻求进入人大或者政协。

4、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他们幸福感的“阙如”,而缺乏创新和个性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也使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充满忧心,因此寻求移民,为将来养老做准备,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也为了孩子美好的将来

中国与西方在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以及教育品质方面的差距众所周知,在此不作赘述。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他们往往在进行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将目标指向移民。这是中国企业家移民现象日益普遍原因的重要方面。

对于部分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而言,移民的益处远远胜过留学,最明显的就是,相比较与国际留学生,移民和公民的子女上大学所需的学费只是国际留学生的1/5。许多人选择移民的最初愿望就是为了孩子能够接受国际化教育和先进理念。许多家长虽然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是,尤其考虑到毕业后的工作和发展,因此,还是选择了办理移民,让孩子在毕业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平台,可以自由决定留在国外发展。所以,这成了现在移民家庭的普遍共识。
5、中国护照在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具“免签”待遇,导致企业家的商旅活动很不方便,影响了国际间经济合作,因此移民以获得西方国家护照,便利出行
有关中国护照,有一个故事能说明问题。知名学者于建嵘教授赴英开会,申请签证除了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外,还要求出示户口本,于建嵘一怒之下取消了行程。

中国护照被视为全球含金量最低的护照之一,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倒数第三,仅强于朝鲜和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免签国有135个,中国台湾免签国有124个,而中国护照免签入境国家寥寥无几,其中14个还在非洲。去港澳要通行证,多待一天就会被驱逐。

因此,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性。

除此之外,期待没有因贫富差距导致的“仇富心态”氛围、为依靠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寻找“出路”也是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的因素之一。企业家考虑和决定移民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诸多原因的叠加。

从国外角度看:

1、各国普遍实行了更加积极灵活的移民政策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特别是西方普遍将吸引优质移民当作提振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措施,针对投资移民,普遍实施了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和富有弹性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为了挽救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把投资移民政策变得更宽松。根据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要求,其对于投资人条件的要求相当宽松,不需要有任何商业背景、学历以及英语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其投资款来源合法即可。而且此资金不限定必须通过自己努力经营所赚得,亦可经由继承或赠与所得。其核心条件是:投资者必须在美投资50万或100万美元,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工作机会。50万美元就可以投资美国大型地产项目,而且可以实现移民,这对于一些中小投资者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已经形成冲击力。

不仅是移民愿望,最新的美国投资移民数据也证实了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美国EB-5类(即投资移民类)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从上一财年的1443人骤增至4218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增长最为迅猛,多达1979人,成为美国投资移民最大的来源国家。

其实海外投资移民政策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过直到2007年,只有270名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161人获得批准。但其后移民变得火爆起来。2011年的申请者和获批者分别为2969人和934人,与2007年相比,不到4年申请者增长约10倍。与此现象相仿的,10年前,我们的签证通过率只有约30%,而现在拒签率都不到30%。在危机背景下,美国寻求资本市场出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发展体,就成了他们的重要突破点。

再比如,2011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放宽投资移民政策,新政除保留此前的100万英镑投资、5年后转永居项目外,又新开通500万英镑投资、3年后转永居和1000万英镑投资、2年后转永居两个加速投资移民项目,同时将居住要求由过去的9个月缩至6个月。

7月25日开始,新西兰投资移民开始可以投资到以前受到限制的住宅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新加坡,现在也在加大绿卡的推广力度。同时,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还出台了关于“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的考核准则。该政策作为“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的补充文件,旨在吸引全球人才,并首次放宽了申请对象范围:无创业与经商背景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亦可申请该项目。

2、西方优良的制度、社会、文化因素的吸引

在西方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外,西方民主制度、宽容的社会氛围、广泛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因素,都是中国企业家寻求移民的重要原因。

美国为什么会成为最吸引中国移民的国家?《福布斯》杂志2011年九月刊文解释,美国良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居民申请移民该国。中国富人正是那些有能力“以脚投票”,在外人看来“去国外享受高福利”的群体,其中多数是企业家。

□ 作者博客

 
3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10:44 提到] [FROM: 72.]
纪硕鸣:周永康集团被调查揭开黑幕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2 10:16


被免职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是周氏父子在生意上的最大帮手。

自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接受调查,在这前后一年内,政商界十数名官员涉嫌涉及刑事案件被纪委或公安调查,直至传闻周永康遭查。

李春城被调查,或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案有关,据称戴晓明在调查期间检举揭发了他人多条违纪违规线索。

李春城是周永康的嫡系人马,受周的提拔从成都副市长一路升至四川省委副书记,并与周氏家族的腐败密不可分。李春城是周永康和儿子周滨在生意场上的最大帮手。周滨在石油、地产以及投资四川信托公司等的商业利益上,李春城的贡献最大。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共官方又对外宣布,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现职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郭永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永康担任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期间,曾担任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在周永康调任中石油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国土资源部长、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时,郭永祥一直紧随其后十八年,担任中石油处长、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四川省委秘书长等职,被人称为周永康的「心腹大秘」。

而因为腐败问题被双规的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吴永文是在周永康执掌中央政法委期间担任湖北省的政法委书记,被认为是周永康的另一位心腹。

其后,中石油四高官被免职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被认为是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上敲定对周永康展开调查。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连续两天内,中石油四高官被免职,分别是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李华林、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

李华林曾是周永康中石油时的秘书。王永春、冉新权、李华林与周永康一样,都是从勘探部门出身,王永春是周永康在大庆油田工作时的得力助手。而石油的勘探和生产部门被认为是石油企业中最有油水的部门。

八月一日晚,四川商人吴兵得到风声,试图逃离北京,在北京西站被抓。传吴兵与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关系密切,是周永康家族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是指充当将「黑钱」漂白的中间人,或是操弄「非法」业务披上「合法」外衣。吴兵涉嫌:用九千万元买下陕西榆林中石油的油田,这个油田年利润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收购了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的企业项目,其中有五粮液、国窖等公司的股份,背后的利益与谁瓜分尚在调查中。

前国资委主任、曾任中石油董事长、周永康亲信蒋洁敏今年九月因严重违纪被查,继而被免职。而周永康儿子周滨也传早前被人由海外押回北京软禁调查。中央在外围调查完成后,开始收网。

周永康最令公众诟病的是掌控中国政法系统期间的表现。周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接任公安部部长;零七年十月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加强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打压,也疯狂镇压新疆、西藏等地的抗议者。刘晓波、高智晟、胡佳等众多维权及异议人士遭受迫害都与周永康有关。据早前的维基解密消息,周永康和另一位常委曾下令封锁网络,二人是二零一零年Google退出中国事件背后的真正推手。

这段时间,周永康的得力助手是现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前不久,冀文林在党校学习时曾对人表示,最近经常突然心跳,有惊恐的感觉。是不是因为周永康利益圈内人不断被收网而不安?难以知晓。

一九九八年三月,国务院在原地矿部、国家土地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的基础上,决定成立国土资源部,周永康被任命为首任部长,冀文林就跟着周永康,二零零零年又跟随周永康调任四川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成为周永康的秘书。以后又随周进京到公安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并兼任中央维稳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永康当选为常委,冀文林调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担任主任,后调海南省。据悉,亦有人向中央举报冀文林。

□ 亚洲周刊

 
4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10:20 提到] [FROM: 72.]
张倩烨:周永康坠落内情,习近平打老虎惊心动魄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2 10:09


曾经统领中国近两百万名武警、公安、司法部门、权倾一时的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正在迅速「坠落」。他昔日与薄熙来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现正被「二号项目」调查组深入调查。长期以来被视为周后台力量的江泽民与曾庆红,也早已和他划清界线,而他的家属和亲信都被控制。北京高层官员否认政变和政治暗杀的传言。各方证据显示,周永康曾窃听中共高层,但也被王立军掌握他窃听。谷开来曾自供与周有暧昧关系。

种种消息来源证实,曾经统领中国近两百万名武警、公安、司法部门、权倾一时的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正在迅速「坠落」。他昔日在位时所涉及的犯罪行为,现正被深入调查,打破「刑不上常委」惯例。长期以来被视为他的后台力量的江泽民与曾庆红,也早已和他划清界线。

北京一个名为「二号项目」的调查小组,正在对周永康进行调查,而他的家属和亲信都被控制。 海外一些媒体在过去的周末,都炒热了各方传闻,真假莫辨,在沸沸扬扬中,一些媒体甚至说周永康曾两度企图杀害习近平,放炸弹和打毒针。但北京高层官员否认一些耸动的传闻情节。到了十二月十一日,高层消息人士仅证实周永康正在被项目组调查中,但否认政变和政治暗杀的传言。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决定:将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交由司法处理。

还在斟酌怎样写报告

了解北京高层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到了十二月十日,中共并未将周永康的情况向司局厅级传达,「连部级也没有传达到,还在斟酌怎么写公告」。北京一位官员称,如果传达到司一级,在中国现在的信息环境里,就等于是通告全国了。

以「二号项目」为代号的周永康项目,正在追查周永康违法乱纪的黑幕,习近平上台伊始就下决心「打」掉的「老虎」,现在真正被关进笼子里。

杀妻传闻未获证实

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周永康确有扶持薄熙来上位,自己做「太上皇」的打算,至于「兵变」、「打毒针」等传闻则演绎成分过多,并不是真实情况。有关他曾「杀妻」的说法,也没获当局证实。至于说他小儿子周寒与父亲决裂,在重庆开书店,也不准确。据了解,周永康的小儿子现正任职国企的石油公司。

但可以确定的是,周永康喜好窃听。重庆的信息源透露,胡锦涛在任时,周永康就曾安排人员对中共其他高层领导进行窃听,王立军的窃听消息也会向周上报,但王也掌握周永康的窃听。

周永康、薄熙来事件曾一度令中共内部斗争激烈。有北京外媒圈人士透露,二零一二年九月,在十八大之前两个月,习近平近半个月未露面,名为休养身体,「起草全面改革方案」,实则因权力斗争故意休假,向江泽民、胡锦涛「叫板」,条件是江、胡必须保证习掌握中共核心权力,否则不会接班。江泽民与曾庆红曾是周永康的支持者,最后也决意与周划清界线。今年七月,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明确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支持: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

周永康家人亲信被捕

目前关于周永康及其家人情况的消息有多个版本。此前,已有李春城、蒋洁敏等多位周的下属、心腹被双规。明镜新闻称,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亲自率人前往周永康住处,「当栗战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周永康和贾晓烨夫妇实施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起居的这个决定后,周永康并无多少反应,贾晓烨『却突然身体一歪,倒在周的脚下,随后被人扶起』」。

除心腹外,与周案有关的周家成员也正在接受调查。亚洲周刊得到的消息称,目前唯一没有被控制的,是周永康的次子周寒。周寒就职于中石油,与父亲往来较少。而此前被媒体深挖的周永康长子周滨(周斌)及其妻子黄婉,已经被当局控制,从海外回国接受调查。

海外政治网站博讯十二月五日消息称,周永康的兄弟、妹妹的公司也受到调查。来自北京的安全人员于十二月四日下午同时抓捕并搜查了周永康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家和公司办公室。安全人员查获数亿现金和银行存折。周永康的兄弟和姐妹据信充当周永康卖官的中间人。他们也收受城市开发和其他工程的贿赂,很多地方政府、中石油、中石化的官员也给他们现金、项目等好处,以取悦周永康。周的这些家人长期以来和中石油、中石化合伙,从出卖项目中系统地盗窃资产。

此前,大陆财新网报道称,周永康之子「周滨及其亲属涉嫌以不名誉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长庆油田的两个高产区块,并转手获得高额收益」,但文中并未提及周永康与周滨的父子关系。

周永康对此是否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他的主要助手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被抓了很多,而他自己也早在几个月前就不能完全行动自由了。

去年三月十五日,薄熙来被宣布双规,接受调查。几天后,京城传出三月十九日「中南海政变」传闻。当时流行的主要版本是,周永康动用武警包围中南海,企图政变,后被胡锦涛掌握的「三十八军」挫败。

「三一九」当晚,多位微博用户发布「军车进京」、「中南海枪声」的消息,其中包括广州新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巫冠聪、 《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杭州麦尚副总裁、互联网分析师吕笋等名人纷纷在微博上发布当晚北京及中南海异常的消息。李德林在新浪微博发文描述当时情景:「军车如林,长安街不断管制。每个路口还有多名便衣,有的路口还拉了铁栅栏。」

三一九动用武警抢徐明

而据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当天「的确是发生了一些冲突,主要是武警和中纪委在抢徐明」。企业家徐明是薄的金库,自王立军逃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薄系人马相继被捕或接受调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找大连的徐明。当时周永康还在管政法委系,公安、武警都在他手里,徐明到手后交给周永康,周不愿移交给调查此案的中纪委」。

这一说法证实了明镜新闻去年的一篇报道。去年四月,明镜网在香港发行的《明镜月刊》称:说周永康政变纯属误会,是因为抢薄熙来的「财长」徐明引起的。当时最早带走徐明的是周永康方面的人马。薄被免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温家宝让自己的亲信、中纪委副书记马馼设法把徐明尽快掌握到自己人手中。马馼派人以调查腐败为名,要求公安系统将徐明交给中纪委。公安方面在请示周永康后拒绝了马馼的要求。于是有人又拿出周的儿子周滨做生意的数据进行要挟,周永康见对方态度急迫,知道来意不善,三月十九日晚于是一面调动武警转移徐明,一面调动公安加强戒备。中纪委这边也马上调动人马,试图伺机下手抢夺徐明。由于事发突然,惊动高层,为防不测,中共中央办公厅调中央警卫局加强防范。各路人马各执其职又不明就里地闹哄了一夜,于是京城骚动,传言四起。

消息人士称,三一九后,周永康被剥夺对全国约两百万武警的指挥权。此事也促使习近平决意削弱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之后,政法委书记不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成立国安委,成就习近平统领大权的局面。

谷开来供出与周暧昧关系

在由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领衔的重庆政治大戏中,对薄熙来的审判成为全剧的高潮部分。在庭审最后一天,薄熙来亲口讲出谷开来与王立军之间的「如胶似漆」,令全国观众大吃一惊。

除王立军外,谷开来与周永康是否也有特殊暧昧关系?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项目组中的重庆市国安人员称,在薄、王案件调查基本结束后,今年初,谷开来曾亲口向办案人员表示,自己与周永康之间也有特殊关系。「谷开来的确有轻微的精神疾病,但是跟周永康是有这回事的。」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就是不清楚谷开来这样说,是不是希望周永康能出面解围。」不过,谷开来关于与周永康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供述,并未得到其他渠道消息源的证实。

据另一信息源称,去年在薄掌掴王立军后,王曾亲赴北京面见周永康。周永康当时要求王立军与薄熙来和好,不要闹翻。但最后还是上演了逃馆大戏。

外传有关薄与周的种种密谋,都由王立军在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内向美方透露,而有关录音,美方在习近平访美时交给习,使中方惊觉,最终须断然处理。

□ 亚洲周刊

 
5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3:49 提到] [FROM: 72.]
白焰:两国相争,不斩使者——读托马斯给习近平的公开信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5 09:18


就中国拒签美国记者的问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于2013年12月14日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见《纽约时报》网站)。该信呼吁习近平先思后行,谨慎处置,其苦口婆心体现在这样几处:(1)他本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写此信不外乎是出于好心相助;(2)美国媒体对中国高层腐败的报道是帮助中国打黑,而不是抹黑;(3)如果遭到驱逐,美国记者将失去在中国实地核实的机会,导致对中国新闻的失真,结果更不利中国政府;(4)两国相争,不斩使者。美国记者只是揭露、报道问题,并非制造麻烦的始作俑者,中国政府千万别一时兴起,误“杀”通风报信的人。

如所知,《纽约时报》新任记者在等待去中国的记者签证,已经等了一年多而没有结果。该报社老记者的签证需要在本月底延期,但至今没有消息。同时,《华尔街报》、路透社和彭博社的网站在中国一直被屏蔽。显然,这一系列的事件均因为这几家新闻机构跨过了“红线”,得罪了权势。这几家新闻机构都对中共高层家族的巨额财富作了详细的调查报道,其中包括温家宝和习近平。另外,这些机构还揭发了中国富家子女被外国银行雇佣,同中国政府签订合同谋取利益。因此,中国政府在颁发记者签证上做文章,一是报复,二是杀一儆百。

有问题不许人家讲,有腐败不许别人说,对此中国人早已习惯为常,可外国人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的厉害之处。“第四权”是指政府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媒体监督权力,促使政府透明,官员负责。不过对于外媒来说,这里有一个揭短的时机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力所能及、由上至下的反腐运动,这需要中共高层有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和合法性。这也需要外国媒体适当忍耐和等待,不要一锅端。试想,如果全国皆置身于污泥而不能够自拔,反腐将无从谈起,因为无人可以清白地站出来挑头。如果中国的反腐降低到五十步笑百步的状态,那么没有人会认为是真的。毕竟,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有反腐比没有反腐好,哪怕这意味着暂时“替伟人讳”。美国开国总统不都享受如此待遇吗?他们的丑陋(不是腐败)至今被主流回避着。

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真的拒发签证给美国记者,她自己的形象和信誉将会遭到极大危害,而形象和信誉正是中国所企求的目标。这是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记者是新闻自由和国家沟通的最基本象征,可集权国家往往无视这些常识,或者根本不顾这些惯例,其任性无常的程度简直让人无法理解。根据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3年媒体自由指数,中国在新闻自由179国中排名第173名,几乎到了最低。其实,中国的形象是萎靡的,因为中国惧怕直言、诤言、真言。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

不知托马斯的真心话是否说到习近平的心坎,但如果连这样的中肯及平和都不予理睬,中国政府将会使一大群美国温和派扫兴。托马斯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多次到过中国采访、讲学,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启发了许多年轻的中国人,也为他赢得了许多中国朋友。也不知托马斯的公开信能否达到他的中国读者。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类新闻单位不得擅自使用境外媒体、境外网站的新闻资讯产品。但愿托马斯在信尾的希求可以实现:中国要塑建的长城应该用来阻挡腐败,不该用来封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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