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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正:要避免纳粹化、国在山河破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3-12-02
更新时间:2013-12-02
浏览:187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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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正:要避免纳粹化、国在山河破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2 00:30


2013年8月底,康国雄在北京主持一个聚餐,与会的有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作家老鬼、黄埔军校网站站长王坚等。博讯辗转得到他们讲话的部分视频。今天发布的是周孝正教授的讲话,周教授有京城四大名嘴之称,讲话内容非常精彩,不时引起掌声和笑声。他谈了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纳粹化,谈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歧视、掠夺等问题。

以下是博讯整理的周孝正教授讲话文字摘要:

中国如何避免纳粹化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背弃了邓小平以经济为中心100年不动摇的路线。小平说决不搞军备竞赛,现在是全面的军备竞赛,军费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几快20年了,经济增长不到10%,国民收入增长不到8%。美国裁军5000亿美金,中国军费猛增。现在叫纳粹化。什么叫纳粹?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前一阵子我们和德国驻华大使聊,聊的中心就是德国一战到二战,德国为什么没能够避免纳粹上台。德国有很多著名知识分子,但就是没能避免。现在中国如何避免纳粹社会,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咱们中国人不爱反省。

希特勒搞国家社会主义,让德国工人失业率接近零,贷款利率多年不变2%,工人都能贷款买车、买房。和中国现在差不多,也是经济还不错(博讯编者按:中国经济:失业率世界前茅、工人很少可以能买车、买房),可是人文大幅度下降。

中国的国情:四荒、八无

中国现在国情是四荒:荒唐、荒诞、荒谬、荒芜。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胡吹,说我们国家的经济一花独秀。你的人均收入还百位呢,中国的穷人还10个亿呢,你还吹呢。什么叫低收入?去年国家统计的标准是一天生活费不到3.98元,一年是1196。去年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他比较开放,他说这也太低了。就这样算,中国的穷人有4000万,涨成一美金,那就是6.3了,贫困人口就1.5亿了。联合国说,我们涨了,涨成一天2美元,后来说,我们是5美元!5美元乘以6.3就是31.5,一天没有30多块钱,一个月没1000多快人民币……按这个标准中国是10亿穷人。我说,你们别吹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建国64年了,还10亿穷人。

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欺负人、毁坏环境——国在山河破

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增长的?一个是欺负人,去年年底中国有2.6亿农民工,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哪个国家有2.6亿个廉价劳动力?像奴隶一样工作。

第二个,大量消耗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原来叫国破山河在,现在叫国在山河破。对老百姓来讲,国破山河在,改朝换代我们也得过日子。现在可好,国在山河破,癌症村多的是,原来不让说,现在终于让说了。包括北京人,今年1月份,31天,26天的雾霾。北方人平均比南方人少活5年。这些都是XXX的调查和大气污染的正相关,发表在国际杂志的一流论文。都到这份了,还在吹呢,我这一花独秀。

歧视问题:中国需要把八民变成两民社会

周孝正教授还讲述了户口问题对外地人的歧视,尤其是外地人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他说,权贵的孩子多在北京,他们的孩子有两种情况:一是笨,一是不用功。享受特权,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人家30多年前打工到北京了,在北京生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到高考了,回去!不能在北京考,就这种欺负人到今天还有68种,这是一个民主党派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的一个报告。包括在北京,只要你在北京呆不到5年,你就不许在北京买汽车、不许买商品房……然后三个律师状告北京搞分裂,结果,不受理。

上面居然说,不许说公民社会,反动透顶。有人说,那不是左派,那是反动派。居然不让说公民社会,那不就是八民吗?草民、小民、刁民、暴民、愚民、农民、市民、居民。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八民,慢慢的把它变成两民:一个是公民,自由和负责任;一个是国民,就是国民待遇。

中国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对国民掠夺是超级盗贼

国企是最大的私,国有企业代表什么?用吴敬琏的话,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

现在货币就是这样,存款106万亿,是总产值的200%,世界上有这么荒唐的国家吗?美国是7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货币,我们是200%。这就是掠夺你啊,超级盗贼!马克思说的,多一个货币,就是通货膨胀,叫做超级盗贼。盗贼国企,它怎么就是公呢?它都是反的(博讯编者按:公就是私,说私的,是公)

中国每天上万人失去家园

比如说土地私有化,原来就是啊,地主,社区经营种田能手。打土豪分田地,给人家分了吧?……地富,所谓地富,杀人200万,把人家地主富农的地都分了,你不是地主,不是富农还高兴呢,分2亩地、2间房,高兴。到今天,抄你们家,你知道,今天,一天1万人失去自己的家园,一年几百万。先把人家的地给分了,地主富农都是合法财产,把人家给分了,分了之后贫下中农很高兴啊,把地契搁枕头下枕着,还没捂热呢,人民公社就给弄走了,土地都跑它家去了,现在土地开发商都发大财了。

房子太贵,秦始皇种地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你说的私有、公有,我不是用这套系统。你现在土地一增值,把钱都给权贵了。现在为什么房子这么贵啊。北京城内的房子均价5万,如果农民要买房子,种三亩地,卖粮食买房,3000年!秦始皇种都来不及。还要不吃不喝。小姐卖淫,每天两次,一次200,要卖20年,从20岁卖到40岁才能买起房。双休日不能歇,例假也不能歇。都荒唐到什么程度了,你掠夺都掠夺到什么程度了?

95%的干部都包二奶,哪5%呢?女干部!

……把老皇帝轰走了,来多少土皇上。老皇上三宫六院,不就一个人吗。现在腐败干部包二奶,中纪委说了,95%的腐败干部都包二奶,哪5%呢?女干部!养一个皇上,让他折腾,他能折腾到哪里去?

周教授还谈了民族主义问题、道德缺失问题。还对89民运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大学生当时应该撤。提到王震89年说,要2000万人头换政权。到周永康,长了,要3000万人头换。

他建议不要幻想,今天在这里说话,言论自由,到明年一收紧,全抓起来。

视频的最后,周教授批评了80后思想的堕落。

来源:《博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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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3-12-18 15:23:07 提到] [FROM: 72.]
韩家亮:奴隶制度的起源和历史与奴隶制在中国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14 09:26


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文明的早期社会。奴隶不限于黑人,早期欧洲很多奴隶是斯拉夫人(白人)。实际上,英文的奴隶一词slaves就是从Slavs(斯拉夫人)衍生来的。由于奴隶制度在各文明中发展不平衡,要找一本或几本在这方面的全面又准确的参考书不容易。这里我先取材于Pat Daniels, Steve Hyslop的《世界历史年鉴》【1】。这本《世界历史年鉴》不错,因为它简明易懂又基本上正确(有些地方还是不够准确或是没有包括最新研究结果)。虽然这本书够不上学术研究文献,它还是可以在历史方面代替维基作为初始材料。我下面基本从【1】翻译编辑而来,这样的翻译省力多了,翻译名著常常很费时费力。

【1】的28-29页是一个关于奴隶贸易的专题。奴隶买卖基本上与文明的出现同样古老,其受害者绝不限于非洲。欧洲早期斯拉夫人常常被作为奴隶买卖。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征服希腊时,希腊人一下子从奴隶主变成奴隶。基督教在地中海兴起后几乎没有改变奴隶制。公元七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和东地中海海岸后把被征服者变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也从欧洲边远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买奴隶。在非洲,战争中的俘虏,罪犯,或者完全无法偿还债务的黑人成为其他非洲人的奴隶。随着地中海地区和中东的商人们开始到非洲贸易,黑奴贸易也开始兴起。有些非洲人从奴隶贸易中得利,其他更多非洲人则遭难甚至死去。

* 欧洲人的冲击 *

在十五世纪中,葡萄牙商船探测非洲西海岸,先是找寻黄金和象牙。到了十六世纪,新世界殖民地(即美洲)兴起了经济方面的其它需求。这些殖民地过去依靠的美洲土著人大量地因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死去,因此它们向非洲找劳工。西非的黄金海岸成了实质上的奴隶海岸。到十七世纪早期,约有四十万非洲人运到新世界做奴隶。他们约有六分之一死在跨越大西洋途中,剩下的大部分被运到加勒比海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的糖业种植园。

其它欧洲国家后来加入奴隶贸易。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接替葡萄牙在奴隶贸易中占主要地位。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挑战荷兰的地位。到1800年代有多达一千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地区。超过一半北美的奴隶是从加勒比海来的而不是直接从非洲来的。

英国的奴隶贸易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英国贩运了30万黑奴,成了英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人道主义关切和废奴主张席卷全国。1807年英国殖民地废除了奴隶贸易,英国商船装载奴隶也成为非法。废奴运动持续直到英国国会1833年通过法律废除奴隶。

* 奴隶制的遗产 *

在新世界几乎所有奴隶都是非洲来的黑人和土著人,这使得种族和奴隶建立了一个宿命的联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奴隶与肤色没有什么关系,结果人们看不出解放的奴隶曾经是奴隶。古罗马一些出身奴隶后来赢得自由过上很好的自由人生活。

但美洲与此对照,肤色成为奴隶的象征。美国南方还制定了法律使奴隶主几乎不可能释放奴隶和使已经自由的黑人无法进入或生活在蓄奴州。1808年美国国会禁止在美国运输和贩卖非洲黑奴。但是黑奴仍旧在美国国内买卖。类似英国的废奴运动也在美国兴起,其中一个基督教派Quakers在废奴运动中起了很大影响,直到1863年的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 Fernand Braudel的《世界各文明历史》中的奴隶制论述 *

上面简要地介绍了全球奴隶制。已故历史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Fernand Braudel有一本名著《世界各文明历史》(英译本)【2】。【2】对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状况作了非常深刻的描述。这里介绍【2】的一些与奴隶制相关的内容,作为上面的补充。由于伊斯兰世界缺乏人力伊斯兰成为早期奴隶社会的楷模(61页)。伊斯兰早期的奴隶来源有欧洲的基督徒、通过犹太人转卖的斯拉夫人、非洲人、印度人、贫穷的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高加索人。黑奴买卖不是欧洲人而是伊斯兰世界先开始的(130-132页)。伊斯兰通过他们与黑非洲(在Niger和Dar-Fur之间的各国)的早期接触使他们有可能进行大规模黑奴贸易,成为贩卖黑奴的典范【2】。与后来欧洲人买卖黑奴的原因一样,伊斯兰贩卖黑奴是因为需要人力做劳力工作。【2】研究了一些欧洲贩卖黑奴的数据,认为(约三个世纪)总共一千四百万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当然这不包括被抓和运输途中的损失。而伊斯兰世界一次从Dar-Fur到开罗会带来一万八千到二万的黑奴。1872年,仅仅从Suakin运到沙特阿拉伯的奴隶就有一万到二万。V.L. Cameron在1877年估计每年有五十万黑奴从北面和东面运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贩卖黑奴的总量比欧洲数量大得多。

【2】的193-194页俯瞰中国古代社会体系的奴隶制。与西方有很大差别,那时的中国社会即是家长式的又是奴隶制的。……(简述了中国古代家长系统的社会特征后)中国古代社会同时也是奴隶制。如果说奴隶制从来不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特征,至少在实行上很普遍。无情的贫穷和过剩的人口随时可能产生奴隶。当世道艰难时,有人自己卖身。另外不仅中国整个远东都存在父母卖子女。中国直到1908年清朝将结束时才通过法律禁止奴隶制和卖小孩。但是那法律仍然准许父母在饥荒时签订契约使子女给人工作直到最高25岁。

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基督教文明比较其它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在解除奴隶制上要先进。这源出圣经。例如哥林多前书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历史上在反对贩卖奴隶的最出名的William Wilberforce, John Henry Newton 也是根据圣经辩论。但是,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最近我看到讨论基督教在美国内战的一本书。美国南方北方都引用圣经作依据。以弗所书6:5-9”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 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上面的”仆人”大概应该翻译成奴隶,通用的英文NIV版就是slaves,即奴隶。这段经文好像维护奴隶制。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呢?我计划另文探讨。

注释:
【1】Pat Daniels, Steve Hyslop, "Almanac of World History," National Geographic, 2003.
【2】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Penguin, April 1, 1995.


 
2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8:36 提到] [FROM: 72.]
秦晖:中国存在底线道德危机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10 09:55


  搜狐财经讯 12月8日,由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致敬变革者——我的时代我的国》年会论坛,在北京举行。数十位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并发表了精彩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表示,贫富不均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在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富得没有理由,不管按照社会主义理由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由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秦晖认为,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线。中国有道德危机的话,这个道德危机主要是一种底线的道德危机。

  以下为秦晖演讲文字:

  秦晖:中国对外开放,但同时又是缺少西方国家那种人权保护下的弱势的各种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具有了招商引资的一种优势。然后招商引资以后用血汗工厂对廉价产品在世界上取得了竞争力。当然你可以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确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是不是会使中国的一般老百姓都富?

  当然它也会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是不是总体上对老百姓富裕有好处?我当然是有怀疑的。到了现在更不能这样讲了。不过要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谈道德问题,我觉得其实还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这一类的,因为共同富裕已经是理想了。

  我们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江老师讲的实际上是没有底线的。如果说贫富不均,这当然是我们理想应该避免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在不是什么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他富得没有理由,不管按照社会主义理由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由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竞争也不是公平竞争,穷也非常穷,比如你把人当做奴隶对待,这当然不应该的,也不是说自由竞争中是竞争失败的问题。

  中国有道德危机的话,这个道德危机主要是一种底线的道德危机。讲得简单一点,如果把比较高调的道德,有舍己助人,我把这个叫做慈善,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我把承认所有的人利益,但是在通过自愿行为增加所有的叫做交换,大家知道所谓市场原则就是一个双赢原则。

  还有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我把它叫做抢劫,一个社会应该是制止抢劫,承认交换,奖赏慈善,应该是这样的。说实在的现在很多抢劫是没有制止的,这个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只要你有钱就抢劫别人。我们要把高调的道德,舍己为人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不是奖赏慈善,而是强制慈善,有的时候甚至我要逼你所谓的一怕苦,二不怕死,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强制的规范。

  甚至我们改革开放提倡慈善之后又出现一种现象,叫做逼捐。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出现问题了,老就说你必须捐的,而且你捐得太少,你应该多捐。这里我要讲全社会慈善意愿低下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道德问题。但是具体针对某一个人说,你必须多捐,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慈善这个东西给颠覆了。因为慈善这个东西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爱心。如果慈善变成如果你不捐不行,那慈善就变成纳税了。

  而这个慈善一旦变成纳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在民国年间都知道的一个词儿,叫做“苛捐杂税”什么叫做捐?什么叫做苛捐?捐就是捐献嘛,这个本来应该是自愿的东西,变成强制了,当然他和慈善就已经变调了。这里我倒不是说我要为富人说话,富人被逼捐,我觉得很不爽。

  假如我是一个左派,假如我对贫富不均不满的,哪怕我可以提出通过税收,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这个事儿。但是我也不能主张逼捐的。道理很简单,不管这个税收是高是低?作为公民他应该尽的法律责任就是纳税。而不是纳捐的,这个捐如果变成需要强制交纳的,就已经不是捐了,或者通过我们讲的那句成语苛捐杂税,已经变成一种税了。

  要解决道德问题,首先要守住底线,要禁止抢劫。所谓的广义的抢劫利用权势来进行聚敛,这个肯定要限制的。

  另外高调的道德,我认为高调的道德本身没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一直以反乌托邦作为一个号召,什么告别乌托邦,仔细看看乌托邦本身不会带来灾难,所谓乌托邦是一种高调的理想,这个高调的理想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但是不会实现未见得意味着灾难。

  美国从来就是盛产乌托邦实验的地方,我们多少空想社会主义都是跑到美国做试验,他们试验没有成功,也没有成功也没有给美国带来灾难,什么卡贝,欧文这些人,都是到美国搞乌托邦试验的,他们试验没有成功,但是并没有造成灾难啊?其实真正造成灾难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强制。乌托邦如果不强制化,就不会造成灾难。相反尽管他不能实现他可能留下一些精神道德的遗产也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强制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什么精神迷失,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第一个原因不准讲真话,不准讲真话怎么可能有信仰呢?如果大家都讲我信什么什么,那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市场道德最恶劣的一个表现就是假冒伪劣的盛行。

  但是我要讲市场上假货的泛滥,和官场上讲假话的泛滥是一回事,一个官场上盛行讲假话的制度不可能在市场上不泛滥假货的。善是以真为代价的。

□ 搜狐财经

 
3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8:14 提到] [FROM: 72.]
海归导演借新剧影射中共末路?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10 10:09


  由独立制片人投资拍摄的历史片《大明劫》前月底在内地公开上映,影片虽然讲述明朝末年故事,但引起观众和评论界联想当今内地社会,视之为「借古喻今」的好作品。影片透过崇祯皇帝启用名将名医打救摇摇欲坠、瘟疫蔓延的大明王朝,但最终失败,告示人们「王朝兴替自古皆然」是历史规律,似有为中共政权敲响丧钟、劝当政者顺势而为之意。

  这部由留美海归谢晓东编剧、青年导演王竞执导的历史题材影片,10月底在内地戏院公映,真实的情节和场景有别于众多粗制滥造的古装剧获观众叫好外,影片表达出对现今政治的强烈影射性,更引起观众热议,影评界一片叫好,甚至有评论感到好奇,这样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是如何通过电影管理部门审查的;也有评论赞创作者高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创造巧妙结合,使审查者无可挑剔。

  按史实借古喻今难挑剔

  影片在戏院上映刚一周,内地各影片网站即纷纷播放该片,有关该片的评论更是铺天盖地。据悉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城市街头已出现DVD版,成为又一部因内容涉政治话题而引起社会关注的影片。虽然内地报章影评版都避免提及该片透露出来的政治意味,但互联网上评论则直截了当,挑动读者神经。不少评论指,《大明劫》讲的是明末,理却在今朝,「只有儍子才看不出,这部影片要告诉我们甚么道理」!

  影片情节都据历史真实而写,如明朝末年瘟疫蔓延全国、李自成攻打开封京城告急、崇祯从死牢放出名将孙传庭要他带兵打救江山、孙传庭怒杀贪官污吏抢土豪财产充公、名医吴又可写著名《瘟疫论》等。但最打动观众的,是片中不少人物对白。「大明朝气数已尽」、「国之将倾,何人能医」、「瘟疫可治,但人心难复」、「王朝更替,自古皆然」、「历朝历帝皆是始兴终衰」等,被网民热传,更借古喻今影射中共政权。

  权力垄断难敌王朝更替

  导演王竞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不愿解读影片寓意,但他坦承《大明劫》是一个历史题材,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片子。它不仅仅是一部明朝电影,你能从片中看到你所处的时代。」内地影评人胡赛萌则指,《大明劫》告诉人们,有人愚蠢地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垄断权力,幻想民众永远驯服,但他们忘了王朝更替是历史规律;「那些幻想江山一统万年的统治者,真该好好看看这部《大明劫》,殷鑑不远啊!」

  舆论赞借古喻今

  「少见的历史好片,对现实的影射可谓精到。」

  「这不是在讽刺影射我们伟大的和谐社会吗?」

  「既尊重历史,又与今天的现实合拍,值得回味!」

  「习大大(习近平)应率领政治局集体观看,照照镜子!」

  「在医道与世道间敍述了一段无奈历史,比起当下粗制滥造的片子优秀多了!」

  「王朝更替,自古皆然,但就是有人视历史规律不见,高喊甚么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在高速发展、高度迷失、高端娱乐的今天,这样现实主义历史题材电影实不多见。」

  「那些幻想江山一统万年的统治者,真该好好看看这部《大明劫》,殷鑑不远啊!」

  「求那些影评家们,尽量用保护的笔调评论本片,别把它捧到中宣部那里,成为禁片!」

  资料来源:豆瓣网/天涯网/新浪网

  经典对白

  「难道天要绝我?」

  「国之将倾,何人能医?」

  「此次治瘟,事关大明存亡。」

  「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甚么是人心吗?」

  「我觉得此症绝非伤寒,更像是人吸入了邪气。」

  「我并非嗜杀之人,但孰轻孰重,总得有人做出决断。」

  「该征的不能征,该杀的不能杀,我到底为谁而战?」

  「瘟疫可治,但人心难复。王朝兴替,自古皆然,惟医道长存。」

  「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癒。」

  「你们都是害国之贼。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飢饿,百姓飢饿,皆因无地可耕。」

  资料来源:电影《大明劫》


 
4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7:08 提到] [FROM: 72.]
杜好书:抗美援朝时毛泽东的政治判断力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11 09:23


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个人连官都不会做了,那就太不中用了。” 有许多中国人对这个简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不认识,反而认为官做得越大本事越大。毛泽东官做得最大,所以他本事也最大,其实极不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做官最容易作了充分的证明。 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都是铁证。 其实,每个大单位里都有凭资格而根本不会做事的官,他们官做得很容易。 他们能做官的有其以前的历史资格,如入党早,流过血,跟对了领导等。但也不一定如此。比如,上级指定要提拔个女的,党员,留过苏联的,不是文革造反派的人做官。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全市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靠或然率做成的官。

做官要作决定,决定来自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毛泽东的政治判断能力相当有限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围攻,就是毛泽东没有料到文革那么不得人心。 本文是看抗美援朝时,毛泽东的政治认识和判断。 毛泽东那时的荒谬太多了,只能在这里选几个例子。

1950年 11月初,第一战役结束。中国靠偷袭和重大牺牲打了胜仗,美军在包围及恶劣的天气下突围逃走。

11月18日,毛致电彭德怀:“美国人是可以战胜 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 就会改观。”毛泽东憑什么知道美国军队比国民党军队还差?“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说得太轻松了。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军事家还不知道战争是各种力量,因素和后勤的综合较量。毛泽东骗老百姓,美国兵是少爷兵。说得多了,他的将军,比如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将军就相信了,反馈上来,毛泽东最后也受了自己的骗,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消灭几万美军不是难事,不过是自己的军队死了十几万而已。希特勒到头来相信了他自己的谎言。毛泽东也一定这样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就这样的无情!毛泽东的历史是不断地重复地自作自受:毛泽东欺骗下面的人,其结果是他被下面的人骗了。 他用简单的行政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好不得意,结果是他自己长期受害。 1951年时,毛泽东根本不在乎参加联合国,20年后,毛泽东为进入联合国大喜。

1951年1月14 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美国会在象征性地抵抗后,退到Pusan作很强的抵抗,然后撤离朝鲜。 毛泽东的无知和主观是登峰造极的了。 凭什么根据,美国要先象征性地抵抗,为什么退到Pusan再抵抗呢?因为金日成打到南方去时,美军在Pusan 坚决抵抗。 毛泽东对此影响深刻,好像美国一定要这样做的。 毛泽东就不会问一问自己,美国会不会抵抗呢? 美国要退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退到Pusan才撤退呢?毛泽东把脑子里现存的经验和知识,直接投影成为未来的必然,还自以为是。

12月7 日,周恩来回答印度等中立国的停战呼吁时,提出条件包括美国撤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驱蒋介石代表。

1950年12月30 日到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第三战役,占领汉城,推进到37线。

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能获得的实利,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向前推进,根本不看到战斗的艰苦,(刘伯承那时就看到)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他那时也许还有更大的梦。因而,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就没有判断力,美军会不会喘息不了,中国自己会不会喘不过气来。

那里知道,1月11日联合国停战委员会建议(1)停火,(2)政治会议讨论和平,(3)撤出所有外国军队,(4)安排整个朝鲜的行政,(5)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一起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停战线会在38度的南面一些,那时的实际战线。

联合国停战委员会的这个建议,包括了许多中国原先的要求。接受的话,美国国内的反对会很厉害,失掉了中国的杜鲁门政府会受到严重的攻击。联合国停战委员会里有印度的积极活动,英国的背后支持,美国难于公然拒绝。 美国国务卿艾奇森Acheson和杜鲁门在激烈的争论后,决定冒一个险,支持联合国停战委员会的建议,Acheson估计中国不会接受。 结果Acheson的政治判断对了,中国果然不接受。 不然的话,真会把“美国搞到国内崩溃”的地步,这是Acheson事后的回忆。

中国不接受这样的符合中国自己要求的停战建议,这样一来,在世界面前就是中国要继续打。美国参战的道义度增加了。1951年2月1日 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中国对此谴责要强硬反应,于是2月4 日中国只好停止休整,开始第四次战役。 常叫“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毛泽东,就沉不住气,仓促开战。

2月11日彭德怀军受挫,14师被灭。3月15日 中国军队主动放弃汉城。4月27-28日中国最后努力,没有进攻效果。

5月20日美军开始进攻,5月21日彭德怀主动撤退,1951年6月23日苏联外长 Yakov Malik 提出停战。7月,中国军队退了25-50英里。

从此,毛泽东在战场上走下坡路,在谈判桌上不讲道理,不讲国际惯例,强硬在先,默认在后。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认识到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必然。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应当看到大局,中国有台湾问题,联合国席位,和西方及美国的关系,国内的经济困难等,在此前提下,我毛泽东要向斯大林表忠心,消除斯大林对我的疑心,并在国际共产主义给我个重要地位,我得出兵朝鲜,但出到什么程度,要心里有个度。 毛泽东没有这个度。而且他常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做过头,要撞破头才肯停下来的。 斯大林相当知道适可而止,这是他比希特勒和毛泽东强的地方。

毛泽东更没有世界眼光,战后,世界上有美苏在斗,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是个大国,应当在世界上站在什么地位,采取什么政策,最有利于中国呢? 有利于解放台湾,收回或者不承认外蒙古,怎样有利于向苏联要援助,有利于讨价呢。 印度的尼赫鲁就有这样的世界眼光,他也确实做到了不结盟国家的领袖,他倒拿到了苏联很多的援助。 周恩来也许有点这样的眼光,也在向那个方向做点儿工作,但周恩来所做的只是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大潮里的几个小回流。

毛泽东看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不走,担心斯大林怀疑,“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发表给斯大林看的:我毛泽东是要投你门下的。 一边倒是向全党宣布的总政策。

那时,在中共中央里,是不是有个大讨论,让大家提出几种方案来呢? 我看是没有。 毛泽东会不会请张闻天设计几种外交政策供选择呢? 不会的,这样一做,不是再起用张闻天了吗,张闻天可是做过第一把手的人,再用他,对我毛泽东的首脑地位会是隐患啊!

当时,中共里当然有强的倒向苏联的倾向。 但是,中共里有更强的民族情绪,也并不崇拜苏联,毛泽东要在中共里反倒向苏联的潮流,或者减慢这个潮流,是做得到的,可是,毛泽东做了反历史潮流的决定。毛泽东的个性是君权的,而且吓人的,他的决定是不许反对和分歧的。

到1950年,中共的党风已经是唯上,不独立思考。 谁反对上级,谁最终要大倒霉。 上级听下面的话,先要看说话人的背景,他不是革命同志,他的话不要听。1954年,中印订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给了周恩来一张边界地图,周恩来接受了,没有说异议的话。 我猜,谈判时,周恩来身边的人,可能没有人看得出地图上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蒙藏委员会的人多数留在大陆,他们里有知道中印边境的专家,可是他们不会被任用为谈判的顾问。

美国卡特总统在要访问汉国前,曾经提出他的设想,到朝鲜板门店去进行南北朝鲜和美国的三方谈判。 美国驻韩国大使Gleysteen 强烈反对,威胁要辞职。 在其他许多人的反对下,卡特悄悄地收起了他的想法,连韩国总统朴正熙都不知道此事。 在毛泽东抗美时,中共里不会有这样的事!谁敢说我辞职不干了,你不要命了,你不要家人了! 这就是民主政治少犯错误的根本所在。 彭德怀在朝鲜打得很苦的,他敢威胁毛泽东要辞职吗? 这里提一个林彪为什么不肯到朝鲜去抗美的新解释,林彪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去抗美决不是他林彪可以独当一面去指挥的。后来事实就是这样,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毛泽东就是这样包办下级具体指挥到此程度。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彭德怀对,毛泽东错。 经过这样的事后,彭德怀会心服毛泽东吗? 毛泽东心里也知道,他能不打倒彭德怀吗?

领导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世界上的事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对付方案,可以设计几种策略。 毛泽东的体制,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容许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只能做出愚蠢的判断和决定。举二个例子。 抗美援朝时,对美国的政策,对美国想要战争还是要和平,中共的外交部没有中肯的分析。 要等到在苏联大使馆的研究室主任何方,他那时年轻而不世故,写出了研究报告说应当谈和,报告用信使带到北京,周恩来看了说好好。再说一个故事,停战刚谈判时,朝鲜方面替他们的个子矮的南日准备了高椅子,替美国代表准备了矮的椅子。 美国不高兴,导致了改谈判地点到板门店。 那时中国派了李克农乔冠华黄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去幕后指导和谈判。他们对高椅子矮椅子怎么想,我不知道。 就算他们知道这样做太小家子气了,恐怕他们也不会提出,怕别人说他们破坏中朝友谊。 他们不敢多说,结果是失去了原来在朝方地区,中朝办事方便的谈判地点。

(写于2013/10-12)


 
5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6:27 提到] [FROM: 72.]
杨黛丽:纳粹曾嚎叫:德意志高于一切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1 01:04


  新华社力推一篇网络文章,不仅要求各媒体刊发其要义,还要求配发评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

  没等到阅读下文,看到这题目我就笑了。首先蹿入脑海的是香港、澳门同胞,他们被英、葡殖民了一百年,没有了祖国也一百年,你可以问问他们,那些年月里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曾经多少年深圳河两岸百姓是“逃港”还是“逃中”?继而又想到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一批华裔诺贝尔获奖得者,还有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欲将卸任的驻华大使骆家辉,还有大批的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等,他们或自己离开祖国,或先辈离开祖国,生长成长在别的国家,你也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是什么?就是说是人却不是人,说是猪却不是猪,说是鬼也不是鬼。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没有连做猪、做鬼都不成的东西,而其原因就是没有了祖国?

  祖国是什么?是祖祖辈辈生存和繁衍的疆土。它滋养过我们,呵护过我们,人们对它自然而然地有着深厚而无限的情感。喜爱这里父老乡亲,认同这里的文化风情,回报这片疆土的养育之恩,都是应该的,也是本能的、天然的。可问题在于,因为有了它的养育,是不是就永远不能离开呢?倘若如此,马克思那句“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名言简直就是蛊惑人们叛国和反人类的口号了。

  古语只有“盘古开天地”之说,而没有“盘古开国家”之说。为什么?因为国家不是与世俱来的,而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不同人群的利益纷争,所以才有了国家。而人们建立起国家,愿为这个国家效力,捍卫这个国家的安全,是要让这个国家统治者来实现、维护、发展所属每个成员的利益。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所作奉献能得到对等的回报——或回报于自身,或回报给其所期望的社会,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辜负他;相反,他在这个国家里奉献多多,而回报少少,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甚至受尽盘剥,受尽屈辱,没有应有的人权,没有起码的尊严,丧失应有的自由,他为什么一定要赖在这个国家呢?

  不说这个国家对不住公民,就算对得住,但价值取向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公民也可以别它而去。托马斯•曼这个著名德国作家,他从骨子里就怀疑纳粹政权的德国出了问题,断定它已不再是好国家,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它而去,流亡到美国。这在纳粹们看来,没有了祖国的托马斯•曼必将什么都不是。可历史很快证明正好相反:没有了托马斯•曼,纳粹德国什么都不是。索尔仁尼琴因为他的小说而惹恼了所谓的祖国,他的祖国把他驱逐出境,因此他也就没有了祖国。而历史也很快证明,没有祖国的他并不是什么也不是,相反,没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前苏联政权很快倒了台。

  祖国对于一个人固然很重要,人们不应当轻易地背叛祖国,可是,如果这个祖国背叛了他的人民,还有什么理由让他的人民来永远承受这种背叛呢?

  爱不爱祖国,背叛不背叛祖国,其实“国”都是受冤屈的,前面说了,国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一个人文概念,“国破山河在”,国其实没有好赖成败之分,有分好赖成败的是掌握着这个国的统治者。历史上许多所谓的“爱国”呼吁,其实都不过统治者要求爱自身的代名词。我们常讲清人顾炎武曾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这是对顾先生警世之言的肆意篡改,他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者,地理上的生存之地也;国家者,统治者主宰之社会也,国家亡了,是你统治者没有当好,老百姓负什么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不了另换一路人马上来,老百姓依然还是当他的老百姓。祖国是不会没有的,没有的只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统治者。

  毛泽东当年更是看透了蒋介石政权偷换概念把爱国当作爱政权的把戏,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主张,十分不屑地说:“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多么深刻,多么精辟。

  这当然不是说统治者是一律不可以爱的,维护政权也是平民的责任,但关键要看当权者做了什么,有无可爱之处。当初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世界已进入了文明民主时代,英国人为什么还供养着耗资不菲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皇室?为什么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皇室革掉?后来才想明白,因为汉诺威王朝特别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是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个政权建设了“日不落帝国”,惠及百姓百余年,直到王朝没落都始终给他的国民带来好处,且不曾犯下罪错。对于这样的统治者,人们没有理由不供养着它、关注它,甚至爱戴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有因由。

  关于爱国的口号,人类自有政权统治就开始喊起,真的喊得疲惫了,渐渐地人们也懂得其内涵和要义。权力和警察是培养不出爱国情感的,要使人们真的有爱国情感,那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一文中说的:这个国家必须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就是国可以爱与不可以爱的分水岭。

  这篇被力推的文章不仅观点荒诞不经,其文字逻辑混乱,概念混淆,同样让人冷齿。但尽管如此,我以为也不必以流氓般地口吻说它“什么都不是”,它依然有着很大的价值,它是可以写入这个时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宣传文化史或意识形态史的,因为它完全具备了作为标本和典型的举证意义。

来源: 共识网2013-12-06

 
6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5:17 提到] [FROM: 72.]
中国网络观察:蓝天不如雾霾好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11 10:13


许多观察家和研究者认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宣传在其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卑鄙或拙劣的谷底。

如今,另有观察家和研究者却认为,就历史记录而言,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没有最卑鄙(或拙劣)、只有更卑鄙(或拙劣)”之类的一般规律而言,当今中共的宣传显然是在卑鄙或拙劣方面已经明显地、毫无争议地大大超过了中共在“文革”时期的宣传,中共控制的官方主要媒体如今宣传空气严重污染对中国的重大好处,则展示出中共的宣传堕落到一个新水平。

*卑鄙拙劣无底线*

要想大致了解、理解、鉴赏、欣赏、评鉴、把玩、品味(即英文所谓的“to fully appreciate,”法文所谓的“pour apprécier pleinement,”西班牙文所谓的“para apreciar plenamente,”德文所谓的“völlig zu schätzen,” 日文所谓的“完全に鑑賞する”)当今中共的宣传究竟有什么独有的特色,就不能不回顾一点历史,不能不做一点历史的比较。

在1970年代中期,即反文化、反文明、反人类的“文革”即将寿终正寝的前夕,中共推出了宣传“文革”好的著名歌曲,其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其反复再三的歌词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许多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家、分析家认为,这种完全不讲理的高声吼叫式宣传是典型地展示或暴露出“文革”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黔驴技穷、理屈词穷、毫无逻辑、毫无理性的疯狂,展示或暴露出毛泽东及当时中共当局宣传的卑鄙拙劣。

然而,如今也有许多观察家和研究者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宣传或许没那么差劲或不堪,与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宣传相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宣传甚至可说显得十分地理智、理性、平和、节制、讲理、讲理论,讲逻辑。

例如,在观察家们看来,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只是宣传拥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从而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佩和爱戴;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则是宣传已经拥有“宇宙终极真理” ,显然已经获得了全世界人民以及尚待发现的外星人的敬佩和爱戴。

再例如,在观察家们看来,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最高领导层打击和清洗异己时,会给遭清洗的异己以真实性茫无可考的、但无疑是可怕、严重、严肃的罪名,如“叛徒、内奸、工贼”(中共的前国家主席获得的就是这种三连冠)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类的罪名。

然而,在这些观察家们看来,在习近平时代,中共最高层打击和清洗异己时,却连一个像样的、让神智正常的人不至于笑喷饭的罪名也拿不出来。例如,当今中共最高领导层给遭清洗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提出的主要罪名是“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和“贪污受贿”。

“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这种罪名和说法一经提出,立即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柄,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娱乐。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当局后来悄悄地收回了这一滑稽可笑的罪名和说法。但薄熙来所谓的“贪污受贿”罪名依然让中国公众笑喷。

公众感到可笑的是,中共当局明显地苦心积虑地掩盖薄熙来及其家人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而在一个村长也可以贪污上亿的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说薄熙来贪污或挪用“两千五百万元人民币”,显然是让深受贪污腐败之害的中国人觉得不好笑的超级玩笑。

*“文革”宣传相对高明*

如今,许多观察家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宣传,认为当年主管中共宣传的毛泽东宣传干将姚文元、张春桥虽然不学无术、思想落伍乃至反动,但毕竟是粗通文墨,粗通逻辑,还没有丧心病狂,弄出来的宣传虽然不讲理,但毕竟还有个讲理的外表,然而,后毛泽东时代或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宣传则是往往流于纯粹而标准的胡说八道。

例如,在这些观察家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宣传机关曾经 大力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宣传无疑展示了当时的中共宣传当局张春桥虽然不学无术、思想落伍乃至反动,但毕竟是粗通文墨,粗通逻辑,还没有丧心病狂,因为毕竟当时的中共宣传机关没有宣传用毁灭自己、毁灭中国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的爱。

然而,现在的中共当局则公开鼓励支持中共的暴民打出“宁肯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肯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大幅标语口号。历史专家学者们指出,在世界文明史上,这种官方鼓励的“为了一个芝麻,我们不惜丢掉自己的西瓜甚至头颅”式的疯狂是史无前例的。

一些观察者指出,上述支持中共的、并且得到中共纵容和支持的暴民的极端言论并不代表中共官方真实意图,而只是代表了暴民的无知和残暴。但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观察者指出,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先前也表达了同样的无知和残暴的观点,对外国记者严肃认真地表示,为了阻止台湾独立,中国可以接受西安以东的城市被毁灭的代价。

截至目前,中共最高当局对中国军方发出的这种豪言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对中共最高当局的这种沉默,观察家家们有分歧的看法。

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军方的这种显然是极端疯狂的豪言,让中共最高层感到尴尬,因此只能保持尴尬的沉默。但另有一些观察家则认为,没有中共最高层的授意或默许,中国军队将领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发出这种惊倒世人的狂言。

但无论如何,上述观点迥异的观察家们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在包括习近平时代在内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宣传之无知、拙劣、笨拙、可笑不断达到一个又一个的新水平。

这些独立于中共宣传部门的观察家们的共同看法或猜想是,在位于西安以东的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显然从来没有打算让北京中南海变成废墟、让自己和家人变成齑粉,以便让中国军方可以阻止台湾独立;中共的宣传之所以给世人这样的疯狂到可笑的印象,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当今中共的宣传之无知、拙劣、笨拙、可笑达到了更高(或更低)的新水平。

*没有最拙劣,只有更拙劣*

自去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新领袖习近平的许多举措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广泛的争议和猜测。但各路各派的观察家基本没有争议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拙劣到登峰造极的宣传与时俱进,更上层楼,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推出更拙劣的作品,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带来娱乐和担忧。

这里所谓的娱乐和担忧显然应当稍微解释一下。

当权者的拙劣宣传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以是公众的笑料,让公众可以当场笑翻或喷饭,或者背着当权者的党羽和耳目偷着笑、私下笑。这种情况,可谓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算不得什么中国特色。或者说,算不得当今中共当局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然而,一个实行一党独裁、总是竭力为自己涂脂抹粉、竭力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当局,频频地推出笑话,隔三差五地使自己成为中国公众和全世界的笑柄,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同寻常的。

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使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和跟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担忧,因为他们难以确定中共当局到底是幽默滑稽得惊人,还是无能无知得惊人,当今中国是否是一帮疯子加傻子掌权。

鉴于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记录全部明确无误地显示,实行独裁的政体和独裁者无一例外地都缺乏幽默感,也不能或难以容忍任何幽默(无论是寻常幽默还是黑色幽默),这就让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和跟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更加担忧。

中共宣传部门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带来娱乐和担忧的最新力作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发表网文盛赞中国领先世界的严重空气污染的诸多好处:

“你可曾意识到,让你既痛恨又无奈的雾霾并非一无是处,它肆虐神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五大好处: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雾霾让中国人更平等;雾霾让中国人更清醒;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雾霾让中国人长知识。”

与此同时,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文章,”指出了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实际上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其他国家所难以获得的大福分:

“雾霾不仅会影响人体健康和正常出行,同样会影响作战行动:它会令很多侦察装备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会让一些导弹瞄不准目标,对于靠天吃饭的航空兵来说,雾霾更是大敌。”

*福兮祸兮难确定*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葩,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当今中共宣传机关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宣传,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或智慧,或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智慧的总结。

例如,中国人几千年来相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中共统治下的当今中国无疑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说法、思想或信仰颠覆了一半。

不错,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中国上百万人早死、上亿人损寿之际,中共官方两家全国性的重要媒体讴歌严重空气污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处,这种反人类的官方宣传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祸不单行”。

但与此同时,当今中共当局宣传之拙劣,令人不禁发笑,不禁喷饭,具有高度的娱乐价值,这无疑是一种福分,而两家中共官方两家重要媒体同时发出这种令人目瞪口呆、难以置信的言论,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各国的看客带来可耻可鄙的可笑娱乐,这无疑又显示了“福可双至。”

现在,千百万中国公众和国际看客显然已经有些陷入一种情不自禁的糊涂状态,搞不清楚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与此同时,即使是往常喜欢自诩高瞻远瞩、观点犀利的许多观察家,也陷入了一种情不自禁的糊涂或自我怀疑状态。

实行一党专制、显然是自信可以颠倒黑白或一手遮天的中共对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死不认帐,或将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说成是天大的好事,这两种中共惯用的手法,到底哪一种相对要好一点?究竟哪一种对中国人是祸,哪一种是福?哪一种是表面是祸其实是福?哪一种表面是福其实是祸?

*无能无耻登峰造极*

上述的问题显然已经进入高深的哲学领域,过于形而上、过于阳春白雪了。在中共宣传机构有关中国严重空气污染的问题上,中国的公众和网民眼下更关心、更关注的是形而下的、下里巴人的实际问题。

众多网民从不同的角度异口同声地谴责和抨击中共及其宣传机构无能和无耻,蛮不讲理:

“环球时报:‘雾霾会让导弹打不准 有利于军事防守’。央视网:‘雾霾让中国人更平等、更团结、长知识’。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

“这些逼货都是自我阉割的太监!党的奴才!”

“某党一直都是只有党性没有人性。”

“你讲健康,他说国防”

“说实话,我对环球屎报越来越佩服了。不管难度多高的飞盘它都能接的起,不管气味多恶心的菊花都能舔的光。”

“环球时报, 化腐朽为神奇!”

“环球时报和央视网感觉是弱智在办,傻子在管理”

“央视和环球系吃屎都能吃出红薯味。”

“我很想很想吐,可以吗?实在受不了! ”

“雾霾增加了有些人脸皮的厚度!”

“居然还有比央视还不要脸的媒体。 ”

“哈哈,终于相信人可以傻逼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脑袋被驴踢一回不新鲜,新鲜的是天天被踢,还自我感觉智商良好。”

*假装天真的调侃疑问*

与此同时,许多网民发出显然是假装天真的调侃疑问:

“真他妈能扯,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服雾税了?”

“猪头脑写的文章吧,审稿的怎让过的。。。?”

“天天活在雾霾中,等来了导弹还好,一了百了。这万一等不来呢?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智力的问题、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疑惑是道德的问题?”

还有网民,把相关疑问更推进了一步,问出一个好似关心中共政权、但也好似诅咒中共政权的问题:

“低能,何时亡啊(?)”

更有网民对中共及其宣传机关责任官员表示了真真假假的关切和告诫:

“真正有党性的是不会给(中共党)组织脸上抹黑的,明显是混进组织的特务所为,小心了,那个谁,张成泽也会被抓的哦!”

(注:朝鲜共产党原先的第二号人物、当今平壤政权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被清洗的正式消息,在中共宣传机关宣传严重空气污染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福气的同一天传到中国。中国网民注意到,平壤政权给张成泽提出的罪名,几乎跟中共政权给薄熙来提出的罪名是一样的,都是“贪污腐败,玩弄妇女,生活作风糜烂,滥用职权”云云。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北京政权和平壤政权的同质性。)

平壤政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和中国公众的笑柄。但中共宣传机关宣传严重空气污染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福气,这种情况促使至少一位中国网民表示已经对平壤政权刮目相看:

“从此,我不再嘲笑朝鲜人民”

也有细心的网民在跟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较真,提出认真的质疑:

“【央视造谣抓现形】近日中国各大城市空气污染爆,央视居然兴高采烈的播报台湾空气污染严重并声称嘉义高雄金门进全球空气污染榜前十!本人查了近十年世卫榜单除看到大陆占全球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均未看到台湾!搜了半天竟是断章取义台媒报道:受中国大陆空气污染影响,高雄嘉义恐列前十!”

“环球时报没脑袋,导弹是全天候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也照样命中目标。”

与此同时,也有网民表示,假如《环球时报》说的污染有助于国防论有理,那么,根据同样的道理,假如因为遮天蔽日的严重空气污染外敌难以攻击中国的目标,那么,中国军方也会因为这样的污染难以攻击敌手。

*是笑话也是挑战*

自习近平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台以来,中共宣传机关、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一个比一个更甚、更笑话的笑话式宣传,对中国国内外的评论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于,在观察家们看来,毫无羞耻感、毫无反讽(irony)感的中共宣传机关推出的是拙劣可笑到极点的笑话宣传,但自尊自爱、有羞耻感的评论者却不能给予半斤八两的拙劣评论,也更难以(或越来越难以)做到水涨船高,给予更笑话、更好玩、更滑稽的评论。

然而,还是有无数的中国网民知难而进,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苦心竭虑,呕心沥血,拿出更巧妙、更滑稽、更犀利、更反讽、更深刻的评论,从而显示出当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佳的幽默讽刺写作的题材和环境,中国网民的创造性领先于、或至少是不亚于世界发达国家专业的幽默讽刺超级写手:

“十八以来,最大的进步就是言论自由了。你看,这么严肃的吼舌报纸,都开始讲笑话啦!”

“就党国这些傻逼看来,雾霾是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最好武器了。真TMD是长见识了!”

“连区区雾霾都有这样大的战略考虑,果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卵日本、八国联军占领中国了”

除了这种抨击性的讽刺挖苦之外,还有中国网民发出表面上是积极响应中共宣传、积极为中共当局建言的讽刺挖苦: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相应环球时报的号召,大力营造雾霾天气,为国防做贡献。”

“雾霾好啊,有利于国防;贪污好啊,有利于拉动消费;腐败好啊,有利于彰显清廉;性侵幼女好啊,有利于性教育。——总之,一切都好啊”

“(空气污染扩散、雾霾漂移“出口”到邻国日本韩国)出口到日韩可要收费,增加鸡的屁。”

(注:鸡的屁,即中国网民对中共不惜代价疯狂追求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讽刺说法。)

“既然雾霾是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看好了,不能让日韩白白占我们的便宜。”

*发奖金还是征罚款?*

观察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真会接受这种建议,向日本和韩国征收雾霾享受费。

一些观察家严肃认真地指出:以当今中共当局的蛮横无知,向日本和韩国提出这样在世界各国神智正常的人看来是十分可笑、十分滑稽、十分可耻的要求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在今年11月,中共河北安国市当局拟议向当地民众征收雾霾享受费,每户100元(但河北当地当局的说法是“空气污染费”)。

在舆论的一片嘲骂和抨击声中,河北安国当局表示否认有这样的征收计划。但观察家们指出,河北当局的这种计划或拟议并非原创。

但更早些时候,中共控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在2008年呼吁征收“呼吸税”。他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居民也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所以每个月应征20块钱呼吸税。”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观察家们认为,如今的中国科学院是世界科学史、文明史、政治史、司法史上的奇葩;它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科学机构,但其院士职位可以花重金购买;假如花重金没能买成,贿赂用的重金去向以及贿赂对象可以得到中共当局的稳妥保护;对有心追究的中国公众,中共当局的正规官方回应说法是:“贿赂款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再顺便说一句,观察家们现在感到非常好奇的是,在中共宣传机关有关空气污染的最新宣传发表之后,中国当局是要取消征收“空气污染税”的拟议或规划,改为规划向民发放“团结贡献奖”和“巩固国防奖”,还是会继续一面规划征税、一面规划发奖?假如当局认为,征税和发奖并行不悖,那么,征税和发奖的金额比例会是多少?

*习近平与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被许多观察家认为是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来中国大陆最黑暗的时代。然而,如今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时代将是或已经开始显示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时代。

两派观察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道理和证据。但各路各派的观察家几乎都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宣传毛泽东时代拙劣得多;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宣传多是疯狂;习近平时代的宣传则多是疯狂加可笑;毛泽东时代的疯狂常常是几年变本加厉一次,习近平时代的疯狂加可笑则是几个星期甚至每个星期变本加厉一次。

习近平在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反复表示钦佩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毛泽东,并表示要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治国路线和方针。(与此同时,连中共先前正式发布的文件也公开承认,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浩劫”。)

然而,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许多分析家在尝试提出可以令人信服的各种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习近平虽然拥有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其真正的文化水平只是小学6年级;而毛泽东的文化水平则是师范学校毕业生(高中生)。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文化水平跟中共的官方宣传水平是否有如此这般紧密的相关性?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文化水平跟中共的官方宣传水平的相关性到底有多大?中国国内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传媒学者依然在努力研究。

毫无疑问,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当今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各国及其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 美国之音

 
7   [dokknife 于 2013-12-16 16:04:32 提到] [FROM: 72.]
何清涟:一部《大明劫》,承托万民意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5 09:41


最近,中国正在放映一部电影《大明劫》,叙述的是明亡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的历史。其时,李自成正攻打开封,离其攻入北京只有一年时间,而两年前即崇祯十四年前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震动朝野。入狱数年的能臣孙传庭被从牢狱放出,临危受命,率领大明最后一支精锐之师,与李自成决战。孙战死之后,《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大明劫”如何形成?*

对明代这段历史我相当熟悉。中国此时此势之下,一个“劫”字,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如何展示大明成劫之因,于是我看了网上视频。

整部片子弥漫着王朝末日的绝望。如果观者不了解明中叶以后历史与中国的今天,很难明白导演想表达什么。明末之劫的形成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厂卫政治肆虐、阉党专权、万历与天启两代皇帝的朝政堕废与激烈的朝廷党争,以及不可治药的腐败,崇祯接手时已经是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遍地乱民、外患(后金即满清的崛起)、蝗灾、旱灾、瘟疫,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枯竭、“三饷”将民众剥夺得无以为生,点点滴滴,最后汇成了大明王朝的终结篇。任何天才导演,都难以在短短90来分钟的影片中,展示这么多的绝望,这么多的痛苦。于是影片将重点定成两条主线:一是用瘟疫展示了这个王朝的极度虚弱与不堪一击;二是以孙传庭为代表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

也因此,我充分理解,经历过“四五运动”的导演谢晓东确实“有话要说”,他要说的是: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也因为片中展现的那种绝望与今天好多相似之处,因此,这部影片被中国观众以复杂的情绪观看热议——与其说他们是在观看影片,还不如说他们藉观影发表影评以浇心中块垒。

*“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向观众展示了什么呢?

孙传庭在崇祯初年请命而练成的秦军,在明军中号称第二精锐之师。出狱后的孙传庭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后任陕西总督),带的兵是否还是他以前组建的“秦军”,影片没交待,但史书记载,“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此前一年,即1642年,洪承畴松山战役兵败,精兵尽失,张凤翔故有此语。但孙传庭接手的这只最后一支“精锐之师”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影片中展示的情景是:孙传庭阅军时,军中火器无弹药,成了摆设;孙传庭检查军中粮草,管仓库的官吏先以真粮食应付检查,孙传庭至仓库里面检查,才发现粮袋里装着沙子与杂草,此情此景,如同朱鎔基当年查粮库发现库无存粮一般。如此军队,怎堪一战?

——这里牵涉到重大的财政史掌故。明朝处在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转折阶段,火器需要大量军费支撑,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是罕见的理财高手,他最大的功劳是让明朝财政在其当政时具有支撑军备转型的能力。张居正死后,明朝宰辅中再无此等理财高手,于是先吃老本,继之军备弛废。到了灾祸连结的崇祯十六年,军备当然已是十分不堪。有研究者甚至将财政制度转型落后于军事技术转型,归于明朝败亡的原因之一。

影片中大量场景是表现瘟疫带来的末日恐慌。据史书记载,崇祯年间确实流行过好几次瘟疫,崇祯十三年河北京津地区的瘟疫阴影还未消散,新的瘟疫又起。《明史》云: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这场病,被称为“明朝SARS”。影片中医生吴又可提出疾病、瘟疫通过空气传染:“我觉得此症绝非伤寒,更象是人吸入了邪气”。这种空气有毒的说法,不仅会让中国观众联想到2003年那场SARS,还会联想到今年两度降临的雾霾。今年初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仅12月初这轮雾霾就吞掉中国网民8.7亿元。影片几次提到:“此次治瘟,事关大明存亡”,治雾霾与环境污染,同样事关中国人的健康及民族前途,即中华民族的存亡。

剧中孙传庭向当地强占军田、让屯民流离失所的富豪募捐。国家倾覆之际,那些富豪根本不以朝廷为念,不愿捐资助饷,孙传庭气愤地说:“倘若潼关不保,各位家中的财物、妻儿老小也都不保,还不都拿去孝敬闯贼了?”“大明朝如果灭了,你们又将如何?”这故事让人想起崇祯十四年死于李自成义军之手的福王。据《明史》载,当时“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这位万历皇帝曾“耗天下财富以肥之”的福王却只顾享乐,不肯救济守军与百姓,让他们饿着肚子抵抗义军,其巨额财富在城破之后尽归农民军,而福王本人的下场也很悲惨,最让人不忍闻的传说是李自成的义军将他做成了“福禄汤”。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现在的贪官污吏。如果说福王只是惜财,中国的贪官更恶劣,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自不必说,连救灾扶贫都被不少官吏当作发财机会。与福王无处可逃不同,现时贪官可能通过移民,携带搜刮来的钱财一走了之。

陕督孙传庭与医生吴又可的那场“只谈时情,不谈医情”的对话可算是本片的点睛之笔。孙问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吴答曰:“《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乃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不治已乱治未乱”,谈的是治国重在防微杜渐,等弊端积重之时,救治已晚。其中“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朝官精于世故,只重眼前利益,忙于投机钻营,谋取权势富贵,当局者也无长治久安之策。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曰:“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段历史,中共曾自比李自成,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惕惕自励。在中共建政前后如此比拟有点道理,而现在执政60多年,一切弊端皆与明末相似。这么一部以明王朝倾覆前夕做历史背景的电影,在此时的中国上映,引起的联想是丰富的。即使不愿意解读影片寓意的影片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它不仅仅是一部明朝电影,你能从片中看到你所处的时代。”至于网上评论那就更为丰富多彩,网友将片中指陈明朝积弊与腐败的台词汇编在一起,以浇心中块垒,还有的干脆建议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这部影片,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幻想江山一统万年”。

正可谓一部《大明劫》,承托万民意。

□ 美国之音

 
8   [dokknife 于 2013-12-16 15:56:11 提到] [FROM: 72.]
为什么中国投资令缅甸人反感?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16 10:43


BBC记者:詹姆斯·梅内德兹

中国说,中石油投入巨资修建的中缅天然气管道线将“惠及两国上亿人口”。不过,这个项目在缅甸人中却引起反感。他们说,中国是在剥削弱小邻居。BBC记者梅内德兹实地采访,听缅甸人倾吐怨气,请中方出面辩护,反思流入缅甸的外资,到底谁人受益?

就算是一切顺心如意的时候,都会觉得缅甸的公路状况非常糟糕。铺好的柏油路,通常也是坑坑洼洼,还不如没铺过。

在这样的公路开车,是对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考验。因为,一段最短的路程可能也耗时好几个小时。

但是,就在这次缅甸之行快要结束的一天,我们突然遭遇一次严重颠簸。相比之下,从前碰上的那些所有的坑坑洼洼都是小巫见大巫。

首先,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是金属蹭水泥发出的刺耳声。我们停下车,一时间,谁也不想先下车出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车坏到什么程度,万一是“绝症”怎么办?

排气筒撞掉了?后轴断了?说不定整个车身都松动了?

后来发现,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不过是固定备胎的架子撞上了地面。

我们一行人大多站在一边,看着其他人勇敢地修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意识到我们撞上了什么。

确实,我们是碰上了一个大坑----准确地说,应该是碰上了公路上出现的一系列深深的皱纹。看上去,我们好像正好停在了什么管线的上面。

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标牌,公路两侧埋藏管道的地方泥土松动。虽然管道上的公路重新铺过,但很明显,下面的泥土塌陷,公路的表层被拽了下去。

当然了,埋藏管道,总会有赢家、有输家,方方面面都考虑进去的话,非常复杂。公路和车辆受到破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细节。

在位于西海岸管道“登陆”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位缅甸农民。她告诉我们,她被迫交出自己的土地,得到的赔偿远远比不上丧失的收入。

她还说,她先是收到通知,说不签协议的话一分钱也拿不到。她说,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们只知道如何种地,没有了土地,生活“没有意义”、“生不如死”。

这条管道是由中国石油气天然集团公司、缅甸国营油气公司以及韩国、印度的几家公司联手的合资企业。我们去采访了中石油在缅甸合资企业的负责人,我首先向他提出了有关强行占地、缅甸农民没有拿到适当赔偿的指称。

这位负责人说,“这个消息肯定是误传,绝对不准确。”。他还解释说,为修建管道征用土地过程“非常透明”,选址时尽量避开了农田、学校、墓地以及重要的历史遗迹。

不过,该地区的缅甸人还抱怨,尽管脚底下源源不断地流淌着化石燃料,但是这里供电不足。

现在,虽然当地的主要城镇一天24小时都有供电,但是,不需要跑太远的路,就能看到根本没有通电的村庄。

我问中石油的那位负责人,为什么缅甸人还这么缺电?

他说,这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是缅甸政府的问题。他还说,管道已经帮助改善了供电。缅甸电力公司利用这个管道的天然气发电。

管道沿线好几个地方发生过示威。抗议大多针对中资的参与。缅甸抗议者愈加强烈地认为,中国不过是在剥削这个贫穷的小邻居。

今年在缅甸最火爆的一首歌唱就是中国如何摧残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Mandalay)。

事实上,缅甸政府同样也有这种对中国觉得反感的情绪。由于交易细节未能谈妥,缅甸政府已经推迟、或者搁置了两个有中国投资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一座庞大的水电站和一座铜矿。

对中国的不满意,也是缅甸政府迫切希望吸引来自欧洲和美国投资的原因之一。

那么,中缅管道会不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呢?看上去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正在下大力气改变形象,在管道沿线地区投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修建学校、诊所。同时,缅甸政府迫切需要这笔过境费—每年至少15亿美元,加上分享管道中流过的天然气。

归根结底,这笔钱、而不是中国的参与,才是多少缅甸人从管道项目中受益的决定因素。

过去,缅甸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收益都流入了军事领导人和他们的亲信、喽罗的腰包。

缅甸新政府承诺改革,但是,它必须向心急火燎的缅甸人证明,自己真的和前任不同了。

□ BBC

 
9   [dokknife 于 2013-12-16 15:55:36 提到] [FROM: 72.]
陈志武:点评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市场随时被侵犯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16 10:34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宣誓受到市场和学界的普遍欢呼,因为这一方面表达了党的市场化改革意愿和立场,另一方面更是明确了改革的最终目标。

30余年改革成就巨大,让决策层看到市场经济不仅不像原来妖魔化的那样可怕,而且是社会富有、个人自由的最可靠保障。行政化配置资源产生低效,导致扭曲,阻碍发展,更可恶的是由于行政配置资源以压制个人选择自由为起点,它会带来不公、牺牲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政策共识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原则性表达

当然,三中全会决定只是原则性表达。而这些原则是否能落实为社会现实,往往则是另一回事。

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人们期盼的关键改革之一 ,是决定几亿农民生计和子女前途的关键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分别强调过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可是到后来除了四川、重庆等地做过实验外,并没有广泛展开。

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一出,业界和学界也一时对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小产权”的合法化甚为激动,可是,几天之内先是住建部出来澄清“小产权房”要炸,后是农村政策领导小组领导的“三个底线”;他们的强硬立场不仅使人们再度陷入模糊,也对接下来具体改革的前景习惯性地打折扣。

土地制度改革面对众多阻力:一方面因为各类教科书继续妖魔化土地私有、土地交易、土地抵押,这些错误理论至今没得到纠正,这构成巨大意识形态阻力;另一方面给农民还权越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就越少,因此,尽管他们过去从农民手里摄取了太多的土地财富,应该早就知足,可是他们还不会放弃。

金融改革

相对而言,许多金融改革比较抽象,遇到的阻力会小一些。尽管金融政策具体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但一般人不能太明白一项金融政策跟他们自己利益的关系,所以谈不上支持还是反对。

比如,证监会于11月30日推出新股发行从审批制往注册制过度、发展优先股等四项改革举措。对于那些等待上市的公司和创业者、有资质发行优先股的公司、投行从业者、PE和VC从业者来说,这些举措当然是利好,但社会绝大多数老百姓会觉得这些离他们太遥远。

央行推出的改革则影响面更广、更深。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已公布的、影响最深远的金融改革。

放开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并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这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几十年由老百姓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低息提供资金的局面,过去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使畸形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可能,也促成了“国进民退”。

另一方面,过去10年里,国有企业的外贸逆差不断增长,到2012年达2千多亿美元,而民营企业的外贸顺差在去年为3千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国企是净进口,而民企是净出口,因此,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是帮助了国企、给国企送利益,但打击了给中国社会每年新增就业贡献85%以上的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

换言之,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直接好处,包括更多利息收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更广泛的投资理财选择,而且也能帮助扭转“国进民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政策举措面对的阻力相对较小。

但是,为了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政治改革必不可少,也是我们的期盼,因为如果没有中立的第三方权力去监督、制约政府权力,当政府之手侵犯、挤压市场权利的时候,靠谁去鉴定“政府做的过分了”并告诉政府止步呢?没有政治改革,市场权利可以随时被侵犯,改革能随时倒退。

□ BBC

 
10   [dokknife 于 2013-12-16 15:55:20 提到] [FROM: 72.]
李伟东: 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6 00:02


中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从习李的高调改革言说,到“七不搞”、8:19讲话、两高司法解释、连篇累牍的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挺毛宣传及连续抓捕大V;从反腐风暴、石油帮接连落马、剑指更大的老虎到民间强拆依旧、城管打人依旧,及针对一系列民间民权诉求的打压,这种让人亦喜亦忧的巨大反差,使国际舆论和中国学界新闻界及众多网评人士的看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数月以来,争论空前激烈,莫衷一是。根本分歧就在于到底怎么看待习的执政路线。从国际视角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庞大国家和巨型族群正在走向何方?对她自己和世界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3年以来,全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有时惊喜有时惊诧有时狐疑地注视着中国,巨大铁幕内部的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 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象,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力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向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来源:纵览中国


 
11   [dokknife 于 2013-12-09 09:19:23 提到] [FROM: 71.]
云易:从进化和心理学的角度解析中华民族的“群体妄想症”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06 09:55

引:最近两件事给了我这篇文章的灵感,一是ABC“辱华”事件,二是我本人在华夏文摘论坛上的遭遇。我在网上的论战中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说出了极不符合大多数人观念的言语,并被某些人抓住不放,还在华夏论坛开专线“批斗”。当然,为这样无聊的纠缠写文章是不值得的,但这些事却促使我写下了此文,其主题是分析一种和这些事件相关的心理状态,从而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一两句话和其中表达的完全不可能的内容 – 比如一个6岁小孩要“杀光中国人”,或者云易“向中国扔原子弹” - 如此“认真”?

1. 从“妄想症”到“群体妄想症”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种精神病叫“妄想症”(Paranoia),它的特点就是患病者总是觉得有人要迫害他们。这些患病者会为一些在他人眼里根本不存在的“危机”而成天处在一种不安宁的精神状态之中。严重的患者往往会把幻想的威胁看成真实,最后主动出手伤害他人,使自己从幻想中的“受害者”变成为实际的施害者。(作为一个悬疑小说迷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一些现代西方的心理悬疑小说都运用这个模式,在小说的结尾故事的主人公成为了真正的凶手。)

回过头看“新中国”之后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实际的行动去伤害甚至残杀那些幻想中的“敌人”,比如“反革命”,“臭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残害这些人的理由就是这些人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不把他们消除,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遭殃” 。当然结果是本来平安无事的“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动起手来把本来毫无威胁的“敌人”以各种手段统统“消灭”了 ,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悲剧。这就是典型的“妄想症”。当一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具备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群体妄想症”。文化大革命的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群体妄想症”。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心理基础,毛泽东一个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使文革运动产生如此“天地翻覆”的效应。

这样的心理模式,目前仍然在“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这次的ABC“辱华”事件,其实就是这个和文革相同的症状的一次小规模的爆发。我个人就听见不少中国人提起这个事件时,怀着一种对未来的“深切担忧”,即“中国人会被他们杀死”,“他们会杀死中国人!”“他要杀死你的!”面对这些夸张的反应,我很无奈。我的问题是,“他们”是谁?是除华裔以外的所有美国人吗?“他”又是谁?是吉米 科莫尔(Jimmy Kimmel)?还是那个6岁的小孩?在我看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要杀死“所有中国人”的事。令人惊叹的是,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受他们熏陶的华人小孩)都真的认为,一旦他们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可能做出这种事。(更不必提说出这些话的前因后果。这一点体现了中国人搞文字狱的厉害:为了证实自己的病态幻觉而断章取义)。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对移民最为宽容的国家,有着最为公平的(仍然是不完美的)移民政策,以及种族保护政策。然而,在享受着这个制度的美籍华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却对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此大动肝火,做出这种打起“反种族歧视”但实际上却是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如果是个人的病症,原因会各个不同,但当一个群体都出现同样的症状时,答案应该是深埋在历史和文化中。笔者认为,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妄想症”是源于一种群体“生存危机感”,这个群体的生存危机感一般出现在长期落后而封闭的文化群体中。

2. “生存危机感”的历史根源

在此我首先解释一下“落后”与“封闭”的词义。“落后”,在历史学或文化学中有不同的解释,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争论,但在本文中主要指经济和生产力的落后,即生产力太贫乏以致于不足以提供该群体的人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封闭”是指一种长期和其他文化缺乏联系沟通的孤立状态。在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一旦生产力提高之后,人口必然增长,而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之后,物质供给(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必然会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从而引发该群体的生存危机。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1,提高生产力和人的文明素质(历史证明人的文明素质和生殖率成反比)从而降低人口和供给之间的矛盾;2,开拓新的生存空间;3,群体内相互残杀(自残),以减少人口从而达到人口和供给的平衡;4,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自然灾害。当这四点都失败时文化群体就会自行灭亡。欧洲文明因其特殊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而多数其他封闭环境中的文化或文明则因为“无处逃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第三种措施:自相残杀,或者更加无奈地自行消亡。

因环境封闭而自行灭亡的人类文化群体数不胜数,其中很多都无从被现代人知晓了。最有名的就是复合节岛上的文化,以及南美洲的多个文明的自生自灭。自相残杀的例子更为普及,最典型的就是在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初存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包括今天的中国!)的“杀婴” - 当生下了无法供养的孩子时,父/母就杀掉婴儿。自相残杀(“自残”)还体现在很多文化群体中的习俗中。我们常常对一些民族(包括我们自己)的习俗不解,比如日本人的剖腹自杀,印度的萨蒂(Sati),中国女人的缠小足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一种由群体心理危机导致的群体病态行为。最过分的大约当属中南美州的活人祭祀。据传阿兹特克人(Aztec)在1487年一次天灾之后活人祭祀的人数到达8万之众(好在都是自告奋勇)。

中国这片土地的确曾经资源辽阔,滋养了华夏文明,然而,由于它和其它文明的隔绝(虽然隔绝的程度不如中南美洲),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仍然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事实上,在中国人中流传了几千年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个传统理念本身,就是生存危机感的“精神副产品”。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越是低级的生物,由于生存能力的低下(存活率低),不得不通过高繁殖率来保障后代的延续。而越是高级的动物,生殖率反而降低。人的文明发展也一样,越是在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低级状态的群体,生殖率越高,人们越是受生儿育女的拖累,而越是发达的文明中,生殖率越低,人的生活中心也从繁衍后代转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这个规律大约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自我调节,以免某一种类生物的总数和其它种类比例失调。历史学家Will Doran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这样说道:“在动物世界中,父/母对子女照顾越多,繁殖力和死亡率就会随之下降,在人类中,随着文明的提升,生殖率和死亡率也随之下降”(“Throughout animal world fertility and destruction decreases as parental care increases; throughout the human world the birth rate and death rate fall as civilization rises.”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 Our Oriental Heritage,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page 30.)从这个规律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测,人类以及各种生物在存活率低时都会以大量的繁殖率来保证其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人的多子多福的理念,在潜意识中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意识,即由于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把希望寄托在“数量”上。

由于“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中国人一旦在生存不受威胁时都积极地传宗接代,所以人口迅速上升,导致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吃不饱的人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大幅度削减,终于天下太平,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循环,华夏民族就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挣扎着原地踏步了几千年,以至于至今还在上演杀婴(以及杀害以及残害亲生儿女)以及人吃人(尤其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悲剧。

在中国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就这么大,“时候”一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生存危机永远都没有被消除。不管儒家经典书上如何说,不管共产主义如何教育,深埋在华夏民族心灵中的,是“与人为敌”的强烈的生存和竞争意识。共生理念,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等等这样的思想作为群体意识形态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其实不奇怪,如果我们理解到像科学,人道主义意识等等这样的人类高级精神活动需要在生存危机消除之后才能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揭开几千年中国文明始终没有发展出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谜底:因为华夏文明史的一治一乱是完全相同的重复循环,华夏文明在近几千年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步,所以“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生存危机。是的,在21世纪的今天摆在中国执政者桌面上的论题还是和五千多年前的文明之初一样的问题:“吃饭问题”。

3。“生存危机感”,“生存焦虑”及“妄想症”的心理根源

“生存危机感”是一种对威胁自身生存的各种可能性的担忧和恐惧。任何一种对将要发生的不祥之事的担忧和恐惧心态在心理学上都叫“焦虑”(Anxiety),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生存危机感称为“生存焦虑”。人在真实的威胁面前产生这样的焦虑是自然的,比如面对一头饥饿的猛兽,比如失业,疾病等等,但在没有任何实际威胁的情况下而焦虑,就是心理疾病,所以叫“焦虑症”。

“焦虑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的心理定势。心理定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惯性,即人的心理在接受过一次冲击之后再难以摆脱的定式反应。对这个心理定势最生动的比喻莫过于中国的一句古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个解释当然是基于个体的人生经验,是非常准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生存焦虑症的先天因素。先天的焦虑症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至少知道并非每一个一朝被蛇咬了的人都会“十年怕草绳”,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对焦虑的抵抗能力应该有天生的强弱之别。不过这个将是本文和笔者的当前知识所无法覆盖的范畴,所以不多做分析。

“生存焦虑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妄想”(Paranoia),即被主观幻想的威胁所烦恼不安甚至痛苦不堪。“妄想症”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幻想自己将被迫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妄想者持有一种脆弱的心理,觉得身边的人和事物都很“强大”,会威胁自己的生存。比如在新中国解放后的“劳动人民”阶层,虽然在名义上和其它阶层平等了,但在心理上却由于历史的长期积累(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从来从来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仍然有着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文革中这样的群体一旦被给以了机会,压抑了几千年的不平衡的心态就会大爆发。再如美国的华人群体,虽然在实际待遇上和其他种族一样,但心理上是弱势,所以他们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信不足,且很“自然地”把这个自信不足的原因推给“种族歧视”。一旦有时机,这样的不平衡心态也会爆发。

焦虑症,危机感这样的心理疾病的反面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人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它是人的所有心理状态中的最健康的状态。具备安全感的人会相对坦然地处理除生存威胁之外的一切处境。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任何出于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被归于“生存焦虑”的类型,只是程度的深浅不一而已,比如攀比心,贪婪,对他人的猜忌等等。人之所以攀比,表面上的解释不过是一种虚荣心,深层的理解其实是源于缺乏安全感,即,一旦自己比不过别人,自己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典型的与“他人为敌”的心态)。贪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奢欲,而之所以“永不满足”,其实就是因为人在不断地获取身外之物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再看猜忌,或者说对他人的极不信任,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存焦虑症状,因为它和“攀比”一样,是源于一种“他人就是敌人”的理念。中国人之间普遍互相为敌,无信任感严重之极,是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一个由不信任他人的人组成的社会,自然是病态(险恶)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导致人之间的更加不信任。这样的双向(个体与社会)消极影响和恶性循环,使中国社会永远走不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甚至相互陷害的怪圈。

以上这些病态现象在中国人中的普遍存在,不难让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这个群体总体上是一个病态的群体。笔者给这个病下的诊断就是“生存焦虑症”。“中国人”得这个病其实一点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为有限的资源相互争夺了几千年了,不得这个病才是“奇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当一个群体认可一种行为或者心理模式之后,不管这些行为或心理模式是多么地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比如中美洲的活人祭祀),都会被视为“正常”,该群体中的人也都不会觉得自己病态(“大家都这样的啊!”)。试想在健康的社会中一个患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被送进医院,而在中国的文革中却正好相反:那些少数不参与疯狂杀戮的人才可能被看成“有病”,而参与的人,且越是疯狂的人,不但不被看成精神病人,还会被看成“英雄”。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往往是心灵健康的人受孤立。这大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强烈的出世心态产生的原因(这个现象在其它文化中也有,只是在中国更甚。)

在此可能有读者会想,“我认识的一些参加了ABC抗议游行的人很多都不像焦虑症患者啊?”是的,笔者也有朋友参加游行,我也相信他们是善良甚至健康的人。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阐述“个体”与“群体”(或者“集体”)的区别。说一个“群体”得了某种“心理疾病”,并不等于说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员都有“病”,或者病的程度都一样。每一个群体中都有健康和清醒的人,或者不健康甚至病态的人。然而,当一个群体的大多数都具有相同的病态心理模式时,这个病首先不易察觉(如前一段所述),其次它的传染率非常高。这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这个原因也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人类几乎所有的人为灾难的解释。美国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 这样说过:“不管有没有宗教,人都有好有坏,但宗教却能使好人做坏事。”(With or without it (religion) you would have good people doing good things and evil people doing evil things. But for good people to do evil things, that takes religion. )。如果我们把一个群体所持有的共同意识理解为宗教的一种形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Weinberg这句话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之中。

4. 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

大跃进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了,中国在这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大跃进和文革的时间差距)基本没有人为大灾难(小的和看不见的灾难却不断。比如儿童虐待,不但层出不穷,还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人的心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奇迹”。导致这个“奇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开放。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益处,首先是通过引进科技提高了生产力,减小了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矛盾,其次是大量的人口可以移民到其他地方,减缓生存空间的压力。

笔者发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相比,大陆人(当然是得势阶层)似乎显得更有“安全感”一些。这应该和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有很大关系。而海外的华人,除了生存相对艰难以外,在心理上由于有和其他民族的对照,似乎更容易显得自卑,所以也更受“生存焦虑症”的折磨(这大约也解释了ABC“辱华”抗议的事件的内在原因)。不过,虽然在大陆的中国人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生存安全感和自信,但潜在的心理模式却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一旦出现“威胁”中国的迹象,他们还是会群体激动起来,呈现出一片群众运动所特有的“排山倒海”之势。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形成这些群体运动的心理因素是病态的,所以这个“势”其实是脆弱的。这样的群体运动运作起来后,其势力指向的目标一般都是比他们更弱的弱势,或即使是指向强势,那一定是在这个群体后有真正的强势撑腰。比如,文革的红卫兵有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撑腰,这次的ABC抗议游行有美国的民主制度撑腰。试想这次ABC抗议游行会遭到六四运动一样的后果,我相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华人会去计较一个孩子的话了。所以,这样的“排山倒海”之势,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强大”。鲁迅早就说过:“強者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生存危机”与“生存焦虑”都是自然现象,人类产生这样的心理模式是有其历史和心理缘由的,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承认甚至否认其存在,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或者说文明,目前已经走向世界。加上西方世界早已步入人道主义的共生理念时代,所以中国人在今天是被世界所接受(或者至少不被排斥)。比较起消失了的中南美洲文明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文明的幸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如何把握这个命运?是继续顽固而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经)是世界之最,拒不接受自己的不足,还是谦虚客观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从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落后?人不怕无知,但最怕的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那么聪明,从而在国际内外的新形式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放弃与人为敌的弱势心态,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
 
12   [dokknife 于 2013-12-06 14:00:09 提到] [FROM: 72.]
北京悼念曼德拉 民众避提刘晓波

2013-12-06 09:12:06 美国之音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曼德拉逝世表示哀悼。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前往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南非驻中国大使馆,并且采访了一些自发前来悼念曼德拉的中国民众。








  曼德拉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我们来到南非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

  使馆前只摆着两个花圈,一个是中国政府送的花圈,另一个是南非大使馆献的花圈。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民众以个人名义献上的一束束鲜花。

  中国外交部表示,曼德拉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著名领袖、新南非的缔造者,也是享誉世界的卓越政治家。

  在南非大使馆里,南非驻华大使和其他南非外交官,在会议厅内迎接前来吊唁的各国外交官,并且在留言簿上写下对曼德拉的怀念。

  北京悼念曼德拉 民众避提刘晓波

  一些大学生自发地来到南非大使馆前。几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美国之音说:“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经历,我们都是从一种落后的、贫困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就是这样我们能产生一些共鸣,而且他始终是一个追求自由,一生都在奋斗的人。就像(南非使馆门口悼念画报)上面写的,生命的伟大并不在于一时的堕落,或者是一时的没有发展起来,而是能够在这种困境中继续努力,这种精神十分感染我们。”

  另一位大一年级新生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他在监狱里的26年能坚持下来,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这方面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刘晓波仍是禁区

  当记者问道,怎样看待曼德拉提倡宽恕与和解,以及一位和曼德拉同样得到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刘晓波目前仍然在监狱里的问题时,大学生立刻声称自己不懂政治。

  一位北京市民说:“说实话我对政治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确实没法回答。就我个人,我很尊敬他。但是对政治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他的一些贡献的具体意义,我确实知道的不是很深,我也没法评论,不好意思。”

  中国政府称曼德拉是中国的老朋友,但是,北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友对曼德拉的敬重更在他提倡自由、平等、宽容、尊重。

  北京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在谈到出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必须有一定的环境和土壤。

  学者:中国出不了曼德拉

  章立凡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在讨论这件事,大家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出一个曼德拉,或者说找到一个(像曼德拉一样的人)。大家想来想去,觉得我们的文化有问题,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出曼德拉,要有出曼德拉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但是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现在的党化教育,好像出曼德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在南非大使馆前,虽然没有看到络绎不绝的吊唁的人群,但是众多的网友在互联网上的发言,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接受了曼德拉所倡导的普世价值。
 
13   [dokknife 于 2013-12-05 14:18:13 提到] [FROM: 72.]
余华:被绑架的爱国主义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4 01:10


2013年12月03日

中国政府近期公布在东海争议岛屿上空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导致中国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

在我看来,这个引发东海紧张态势的防空识别区的主要意义不是警告日本政府,而是向自己的人民展示爱国主义的姿态。因为民间一直有声音批评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软弱,现在这个防空识别区算是对民间爱国主义情绪的回应。

说到爱国主义,我想起今年夏天中国和美国分别发生的暴力事件。

7月17日,中国湖南临武县城,瓜农邓正加和妻子在路边摆摊卖西瓜时与城管发生冲突,邓正加被多名城管围殴后倒地身亡。有目击者称,死者倒地前曾遭秤砣重击头部。

7月2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发生枪击案,枪手射杀6人,在与警方对峙中被击毙。

这两起性质不同的事件本来毫不相关。

然而7月28日,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美国佛罗里达枪击案的消息后,这两起暴力事件竟然驴唇对上了马嘴。

陈鸣明转发时说:“怎么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

一位网民跟帖时提到临武事件:“怎么中国又发生城管袭击案了?!”

陈鸣明回复那位网民说:“有人巴不得祖国天天出事,出事就小题大做……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

那位网民只是在副省长有关佛罗里达枪击案的后面说了一句湖南临武城管打死邓正加事件,就让这位共产党的高官怒不可遏,他继续怒斥:“天天骂祖国的人,又赖着不去美国!快去啊!坚决支持!去之前,先整形,不要让人家看出是中国人……这些人不爱国,为成为中国人感到悲哀,让他们赶紧去美国,越快越好!败类,人渣!”

陈鸣明“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的言论在网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批评者里有人指出骂政府不等于骂祖国,还有批评者质问陈鸣明:“你家的窗子坏了你是修理它,还是住到邻居家,还是强调你家门是好的?如果爱这个国家,就要多指出她的不足,让她变得更完美。”然而大多数批评者都是批评他的出言不逊。

陈鸣明的支持者显然都是觉得政府就是祖国的人,但陈鸣明自己也意识到言论过激,他委婉地表达了歉意,表示以后要“有话好好说”。

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是,批评政府是否就是批评国家?但这最终却成为了一场语言修辞学的争论,副省长是否应该像一个副省长那样说话?

共产党64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地将热爱祖国和热爱党热爱政府熔于一炉。国家和执政者的区别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之后,爱国主义也就被绑架了,然后很容易被狭窄的民族主义所操纵。

去年8月和9月,因为钓鱼岛争端引发中国很多城市的两轮反日游行,包括暴力民众对日系商家和日系私家车的烧抢打砸。西安的李建利为了保护自己的日系轿车,被人砸穿颅骨的现场视频令人震惊。

我感到不安的是,不只是普通民众,一些知识分子也把国家和政府的概念混淆了。一位学者朋友曾经对我说:“我们在国内可以批评国家,出国后应该维护国家,好比在家里可以和父母吵架,走出家门决不允许别人骂父母。”

我说:“我们批评的是政府,不是国家。”

我写过一条微博:“有些人好像没有分清国家和政府的区别,谁批评一下政府就骂谁是卖国贼。我打个比方,国家好比是父母,政府好比是管家,热爱管家和热爱父母是两回事。父母是不能更换的,管家是可以更换的。”

一位网民转发时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我要投诉管家。”我们的爸爸妈妈被管家顶替了,无法接受投诉。

但是管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去年反日游行时,一些民众趁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有一条向日本宣战的横幅是双关语:“打吧,赢了有钓鱼岛,输了有新中国。”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14   [dokknife 于 2013-12-05 14:14:50 提到] [FROM: 72.]
张平: 恐吓民众的“爱国”文宣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5 00:14


12月2日,一篇被认为文字粗糙、强词夺理的文章,由人民日报网络论坛发布,然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并在各大新闻网站、主流媒体微博转发,成为中国互联网上一起舆论事件。

这篇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 的文章没有署名。文章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将会天下大乱。中国要乱了,那就是13亿中国人的灾难"。文章认为互联网上"诋毁攻击共产党的文章""绝非一般人所为,而是西方反华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对中国的'文攻武略'"。文章号召"我们拥护习近平主席"、"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我们支持习近平主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对德国之声发来宣传部的通知:"近日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帖文在网上广为流传,请各新闻网站、法人微博、微信、客户端转发这篇帖文,并集纳中央主要媒体稿件,放大网民正面声音。"

“宣告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宣?”

据记者查证,除了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等官方主要媒体之外,包括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中国经营报、新闻晨报、成都商报、华商报、大河报、每日新报等在内的各类媒体的网站或者微博,都在同一天转发了这篇文章。

"怎么不说动荡后还有可能像台湾一样美好?"

文章在网络上受到普遍的反驳和嘲讽,环球时报微博一度关闭评论。网民"切队无名"说,"蒙古人来了,宋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朱元璋来了,元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皇太极来了,明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

"万网互通微博会员"说,"奴隶无祖国。爱国有个基本前题:你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或者你的委托人代言人行使了权利参与了这个国家的运作,如此才有了爱国的义务","所以弗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也有网民引述陈秉安著《大逃港》中一位逃亡农妇表达对祖国的绝望:"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也有人以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列宁"无产阶级要让自己的祖国在战争中失败"等论断进行反驳。

更多网民以讥讽的语气进行回复。网民"永田町信访办"说:"确实是这样。把蒋介石打倒,推翻中华民国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没有了祖国后在一系列运动和灾害面前死了那么多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是很痛彻的领悟"。

文章说"就算换了个小的政党来,其实也是利益集团中心的个别人来操纵",网民“爱发高烧”指出,"全文精华在此!'其实也是'更是点睛之笔!"网民"该用户已上线"问:"怎么不说动荡后还有可能像台湾一样美好?"

新华网当日发表跟进报道《网民热评》,罗列各种表达"爱国热情"的跟帖,称"众多网民的跟帖中洋溢着一种浓厚的爱国之情。家、国、我之间的依存关系被分析放大出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没有了国家,哪还有大家?"这篇文章也由各类媒体转载。

陈永苗曾倡议发起向台湾政府"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把爱国主义带到恐怖主义面前"

宪政学者陈永苗提倡宪政爱国主义,并曾撰文说,"1949之后,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她叫中华民国,她就是我们的祖国!……也一定是我们历经劫难吃尽苦头大彻大悟后唯一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宿精神家园!"他曾倡议发起向台湾政府"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陈永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1949年之后,中共把党和国混在一起,宣传爱党就是爱国。曾经动之以情,现在没人信了,就直接诉诸无政府主义混乱的恐惧感,以"革命就会天下大乱"来恐吓普通百姓,把爱国主义带到恐怖主义面前。

陈永苗说,宪政爱国主义是指国家是国家,政府是政府,政府是有限的,受到民众和法律的制约。他说,"中共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政府,等于中共,三位一体,既然这样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送给党算了,让他们去爱,我们就爱中华民国"。

记者刘向南在新浪微博说,"此类文章的出现,不过是迎合上峰政治需要所作的狗屁之文,作者也许会在上峰那里红于一时,但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者,他很快就会与他的狗屁文章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媒体人石扉客观察说:"不提文法错误语句不通史实胡扯,单就内容而言,这应该是这些年来第一篇正式宣告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宣了吧?"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15   [dokknife 于 2013-12-05 14:14:30 提到] [FROM: 72.]
中国网络观察:爱国就是爱流氓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5 00:16


作者:齐之丰 12.03.2013

利比亚前独裁统治者卡扎菲是国际间公认的流氓和恶棍。他将国家当自家,肆意贪污或滥用公款,肆意将自家人安插到政府、军队、经济要害部门,肆意用酷刑和强迫失踪等残暴手段对付批评者。

伊拉克前独裁者统治者萨达姆也是国际间公认的流氓和恶棍。他将国家当自家,肆意贪污或滥用公款,肆意将自家人安插到政府、军队、经济要害部门,肆意用酷刑和强迫失踪、肢解和化学武器对付批评者甚至一般平民。

萨达姆和卡扎菲在当今世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之邪恶的代名词。

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权威媒体却高调发表文章,公开将萨达姆、卡扎菲跟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将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跟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和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环球时报》放异彩*

将当今中国领导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跟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流氓恶棍相提并论,将当今中国跟萨达姆和卡扎菲统治下的流氓国家提并论,这种大胆得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来自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在12月1日在其官方微博转载一篇题为“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评论中,一举说出中国国内外千百万人想说而不敢说、或不方便公开说出的话,在中国网民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其中包括喝彩,诅咒,咒骂,笑骂,嘲笑,哄笑,认真严肃的以及虚情假意的反驳或赞同。

《环球时报》微博高调转载的评论说:

“萨达姆死了,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天天爆炸、袭击、派教冲突。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幸福了吗? 如今,遍地废墟,重建遥遥无期。”

接下来,《环球时报》转载发表的评论把笔锋转向中国,转向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号召读者拥护习近平、支持习近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即中共以及该文章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拥护习主席,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利比亚。”

《环球时报》在中国显然确实是一份享受“言论自由特区”的报纸,而言论自由使《环球时报》真正做到了别具一格,特色独具,言论惊人。

作为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报的一部分,《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大胆而直白地将国际舆论和中国公众公认的流氓无赖独裁者及其独裁国家跟当今中国领导人和当今中国挂钩甚至一锅烩,这无疑堪称世界奇景,世界文明史和新闻史上的奇迹。

*“三个自信”放光芒*

十八世纪英国大文豪、词典编纂家约翰生博士(Dr. Samuel Johnson)生前喜欢发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言警句。约翰生博士的一句最有名的、至今为世界各国的人常用和爱用的名言警句是: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的庇护所。)

约翰生博士这句名句在全世界流行了200多年,而且至今依然脍炙人口,人气旺盛,引用率很高,其标准的日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译分别是:

愛国心は、ならず者の最後の避難場所である。

Le patriotisme est le dernier refuge de la crapule.

El patriotismo es el ultimo refugio de un sinverguenza.

约翰生博士的名言警句以短小精悍、直截了当、犀利精辟、直捣问题核心而著称。然而,借用中国网民的话说,跟《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相比,二百多年前的约翰生博士实在是弱爆了。

《环球时报》文章所发表的“爱国就是爱流氓”的论点比约翰生博士的名句更直截,更精辟,更精悍,更犀利,更惊人,更强悍,更富有中共官方所宣传的“三个自信”,即“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汉语在国际间的流行程度还比不上英语,“爱国就是爱流氓”的惊人论点在国际间还没有像约翰生博士的名言警句一样大流行。否则,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软实力必定有可观的大增长。

*中国网民很娱乐*

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虽然尚未因《环球时报》发表的惊人之论而呈现大增长,但中国网民已经大乐。网民最初的和最多的反应是假装天真:

“哎哟,博主真是高端黑啊!你这是把谁谁谁跟萨达姆、卡扎菲相提并论么?”

接下来就有许多网民不满足于跟《环球时报》或中共当局拐弯抹角,而是直接挑逗,把“谁谁谁”挑明出来,把《环球时报》文章神出鬼没、鬼使神差、有意无意地在习近平主席和流氓暴君卡扎菲之间建立的联系提出来加以揶揄嘲讽:

“习不是卡,中国不是利比亚,没有可比性,要比的,此文就是在黑习主席,愚化中国。环球大概是(已经被习近平当局以贪污和滥用职权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的)薄(熙来)的余党操纵,善于写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故意将当今政府置于社会的对立面,很黑。”

更多的网民则是嘻嘻哈哈又严肃认真地指斥《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鱼目混珠,真糊涂或装糊涂,把中国当今号称要执政千秋万代的执政党共产党跟中国人的祖国划等号,对中国人进行误导、威胁、恐吓:

“真特么扯淡,蒙古人来了,宋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朱元璋来了,元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皇太极来了,明朝亡了,百姓还是百姓,国还在……尼玛你个党国不分的傻逼报纸,你丫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胡锡进们和环球们干嘛非得混淆祖国和政党、政权等概念?萨达姆死了,卡扎菲死了,伊拉克人民和利比亚人民就没有祖国了吗?中国作为祖国,她所面临的危险正是某个regime(政权)所制造的。某个政权所面临的危险不一定是祖国的危险,很可能是国家再生的机会。”

也有网民顺水推舟,借力打力,接过《环球时报》文章的逻辑和论点来反驳《环球时报》文章的逻辑和论点:

“(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确实是这样。把蒋介石打倒,推翻中华民国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没有了祖国后在一系列运动和灾害面前死了那么多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是很痛彻的领悟。”

*《环球》与中共的问题*

在观察家看来,以所谓的“商业爱国主义”为标志、为卖点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文章,其目的显然是要为中共说话,为中共唱赞歌;然而,由于该文章写手或许是超级无能、或许是超级黑、高端黑,结果却是赞歌没唱成,反倒把特臭的屎盆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中共头上。

观察家们指出,对《环球时报》本身来说,这类对中共所作的名义上是唱赞歌、实际上则是扣屎盆子的事情已经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

早些时候,《环球时报》曾发表社评,认为中国民众应当立足现实,认清中国现实的国情,降低对腐败的义愤,“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公开为中国民众所痛恨的中共政府的贪腐张目。

《环球时报》提出的“适度腐败论”本来显然也是为中共说话,结果也是把屎盆子扣在中共头上。

分析家们对《环球时报》为什么会经常性地发出这种让中共当局丢尽脸面、有苦难言的言论有分歧的看法。

一派分析家认为,这种事情之所以在《环球时报》频繁发生,是因为该报碰巧是无能的写手、词不达意的写手、文化知识水平、人文教育水平偏低的人聚集的地方。

另一派分析家则认为,这种事情在《环球时报》频繁发生,其实也是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走投无路、理屈词穷、黔驴技穷的困境的表现。

这派分析家认为:走投无路、理屈词穷、黔驴技穷的困境不仅仅是《环球时报》的困境,也是中共其他党刊的困境,是中共本身的困境;无理又要强说理,就必定会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说不过批评者,就要对批评者实行封杀、抓捕,动用特务手段(在中学和大学里安排职业特务学生向中共特务组织密报、雇佣至少200万网络特务监视网民)、动用流氓手段(大量雇佣所谓“身份不名”的打手)。

这两派分析家,到底是哪派的观点更符合当今中中国国情?

有人认为,这问题的答案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另有人则认为,答案早已经是大白于天下。

无论答案是什么,“爱国就是爱流氓”论显然都是有益和有趣的参考。

来源:VOA卫视 / 中国网络观察



 
16   [dokknife 于 2013-12-03 18:56:18 提到] [FROM: 72.]
单士兵:思想者靠什么有尊严地活着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1-27 10:16


“我这么多年都没有体制保障,其实我也想有,只是从来不说而已。”这是诗人梁小斌最近的公开表达。说出这样原本不愿启齿的话,是因为他患脑梗入院医疗,而没有社保、医保等基本保障,收入零散不稳定,让这位著名诗人经济境况陷于窘迫。

梁小斌这番话语,让很多网友为之唏嘘感慨。为此,有人还发出呼吁,“应该让思想者有尊严地活着”。

诗人是我最为敬仰的人群。在我心中,似乎只有诗人,才是真正让文本、思想以及人生都能同时抵达某种至高境界的人群。这些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文化人群,也正是诗人。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中国上世纪80年代那批写出一代人迷惘与激情的诗人,如北岛、顾城、海子等等。

梁小斌也是中国当代诗坛的著名人物。无数人都一定记得他在1980年发表的那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写出了从“文革”动乱年代走过来带着满身伤痕,充满精神迷惘的人们的呐喊——“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

这样的诗人,当然是思想者。对我来说,优秀的诗人之所以值得敬仰,还不仅因为他们是思想者,更多还是像法国诗人瓦莱里说得那样,“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思想者,都需要批评家。所以,人们才希望真正的诗人能够有体面的人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

不得不说,太多让我敬仰的诗人,过着的是苦难的放逐人生,经受的是困顿的现实生活,遭受的残酷的动荡岁月。有很多时候,我都会想,上帝给了他们最美的语言,最好的思想,为什么又不愿意给他最美满的现实生活呢?不过,久而久之,我也渐然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些诗人来说,他们的作品注定不能只是诗,而是包括他们的人生。

于是,真正的诗人,在我心中,不只是启蒙者,是思想家,是批评家,而且,他们还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世俗社会的隔离者,独立精神的践行者,自由人格的捍卫者。对真正的诗人来说,他们从来也不会因为现实的潦倒人生有损尊严。诗人应该是大写的人,他们更适合帕斯卡尔的那句话——“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曾经以这样的诗行,获得了一个诗人的最大尊严。那是因为,他寻找那把被特殊年代风雨腐蚀的“钥匙”,就是在为一代人寻找通往有尊严的现代生活的道路。也就是说,诗人的尊严来自于一代人的共鸣与认同,思想者是靠在思想来有尊严的活着。

现在,遭遇病痛折磨的梁小斌,选择向现实生活妥协,发出希望得到体制保障的吁求。而诗人的老家安徽合肥市委、市政府在也给予积极回应,表示将解决他的保障缺失。相信很多人也都会为梁小斌能够老有所依而高兴。毕竟,拥有这样福利保障,梁小斌不用再去经受动荡与困窘,能够拥有相对体面的现实生活了。站在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不应该受到任何指摘。

但是,站在诗人的角度,站在思想家的立场,站在批评家的视野,这无疑又是一种遗憾。过去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一路前行,中国人也行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路途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受市场意识影响。一个曾经为一代人寻找“钥匙”的诗人,最终选择向体制内靠拢,选择寻求行政权力的赏赐,至少说明,他没有为诗人这个身份找到一把更好的“钥匙”。也许,他的命运也曾因为遭遇到体制的不公,但是,诗人并没有成为批评家,没有继续用思想来让自己有尊严的活着。

回过来看,这些年,不就有太多的文化因为太过依附体制与权力,失去独立人格,最终沦为思想平庸的人吗?其实,比照那些被放逐的诗人,那些活着动荡年代的诗人,那些经历过极其穷困生活的诗人,必须承认,今天的诗人生活境况也没那么糟。更何况,在价值多元文化开放的今天,思想是有市场的。一个真正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诗人,也一定可以靠自己有尊严的活着。一个诗人,他的思想就体现在作品之中,就体现在行为本身。对一个思想者来说,真正能让他有尊严活着的东西,也就在于思想。

□ 共识网

 
17   [dokknife 于 2013-12-03 18:50:01 提到] [FROM: 72.]
刘晓波妻子濒于崩溃:精神与经济双双困境

2013-12-03 14:20:31 明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除精神上濒临崩溃外,经济上亦陷入困境。多个消息来源向本报证实,刘霞近年一直靠弟弟刘晖的资助生活,刘晖今年以诈骗罪被判囚11年,不但切断了刘霞的经济来源,还因官司付出甚巨,刘霞及全家人都受到很大压力。刘霞希望工作或者筹办画展获得收入。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昨日在网志上透露,她昨晨从北京回到香港,以个人名义转达刘霞的3点要求,一是要求自由看医生,刘霞精神状恶化,但又担忧就诊时「被精神病」,一直拒绝由警察陪同就医。曾金燕建议,由国际专业组织如无国界医生,派遣知名心理学专家与刘霞单独会面、为其诊病;二是要求与刘晓波相互阅读对方的信件,现时两人都无法互通信件;三是要求工作及获得经济收入。本报联络过曾金燕,但她不愿透露更多详情。胡佳则称曾金燕虽未见到刘霞,但两人有过间接的沟通。

  另有熟悉刘家情的消息人士对本报说,刘晖判囚后,加大了刘霞的压力,与家人见面亦减少,令她精神愈加恶化。她希望筹办自己的画展,募集一些收入。曾金燕在网志中称,刘霞筹款是想支持家庭,尤其是刘晖儿子就学的开销。

  此外,刘霞早前要求重审刘晓波案,律师尚宝军今日会再去辽宁锦州监狱,要求会见刘晓波,与他商量申诉细节。尚宝军上次被拒见刘晓波,未知今次能否成功会面
 
18   [dokknife 于 2013-12-03 16:35:54 提到] [FROM: 72.]
华夏快递 : 王鹏:从《较量无声》看中美关系的嬗变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2 00:18


  最近,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众多社交媒体或视频网站上,一段92分钟的视频《较量无声》正在热播。它既不是搞笑的情景喜剧,也不是惊悚的好莱坞大片,而是一部略显冗长的中国政治宣传片,内容是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权合法性等战线上展开的无处不在、无可回避的终极较量。尽管主题沉闷,可它依旧火爆。只要稍稍看一眼视频下方几十上百条或支持、或反对、或慷慨激昂、或嘲讽咒骂的评论,我们就知道它是多么的富有争议——这似乎也是当下中国国内政见分殊、左右纷争的真实写照。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没见到一份相对中立的学术性解读。常识告诉我们,对此类重大国家、国际事务,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探讨是不应缺席的。

  《较量无声》为什么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谁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以及它是否真的重要和值得探讨。毫无疑问,它的权威性使观察者们无法将其忽略。这部官方影片由中国最权威的五大部门合力制作完成,其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其政委、校长两位上将并列为该片总策划。据悉,最开始它是作为国防大学内部思政教育片而制作的,于今年六月完成拍摄,并在解放军指战员及党政机关放映。然而仅仅四个月后,这部“内部资料”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并被众多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疯狂转发,此间深意值得玩味。

  参照以往经验和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泄密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考虑到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么观察者似乎就有理由猜测,这是一种传统而有效、颇具中国特色的宣传方式,即在重大社会事件或政治决策出台前,有关部门在上级默许下,抛出若干有关敏感议题的政治信号——俗称“放风”,以此来体察民意、塑造舆论、寻求共识,并最终为会议的召开创设适宜的政治氛围。

  那么它的内容有何新意?有批评者说,该片完全是重复政治宣传的语调,无非变着花样渲染“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云云。其实不然。

  对任何一个受过国际关系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言,该片透露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号莫过于:它是1997年中美元首互访恢复以来,中国第一次如此明确、肯定、毫不掩饰地在(半)公开权威宣传材料中,将美国界定为敌人,将中美关系、未来趋势定性为“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下的未来较量……这是一场以彼此合作的方式暗中展开的经济竞争与政治较量。双方都怀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各自发力,一场世纪博弈的大幕由此在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悄然拉开”。

  影片一开始简短回顾了苏共受美国“和平演变”欺骗而放弃信仰、自废武功、背离人民并最终联盟解体、亡党亡国的沉痛历史,紧接着指出,美国在此后又在独联体国家、中东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颜色革命、“推特”风暴,而此刻正“剑指中国”。此后影片用较大篇幅详细分析了美国分化、演变中国的五种武器——政治渗透、文化及宗教侵略、(网络)舆论控制与颠覆、在中国国内培养亲美代理人、干涉中国内政。影片还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斗争态势,探讨中国可能的应对措施。影片信息量大、背景深厚,仅从文字上解读是远远不够的;观察者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中美关系博弈消长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解读其政策意义与长远影响。

  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到“真敌人”

  回顾历史,80年代末的风波和冷战的结束,彻底终结了中美两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蜜月期。八十年代期间,中国参与抑制苏联在阿富汗等国的军事扩张,在事实上(虽然碍于意识形态和面子没有明说)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最大的敌人苏联,中国就没有原先的战略价值可以利用了。加之天安门事件使中美关系破裂,后来即便有修补,但是在事实上再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时“军事同盟”的关系。

  然而,八年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访美,亦即天安门事件后中美两国首次首脑级会晤,似乎又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自此,在中国政界、媒体和学术界,美国被贴上了“合作伙伴”的标签,甚至在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被冠以“建设性战略伙伴”等头衔。如果一个西方媒体研究者对1997年以后的中国主要官方报纸、学术期刊做一个定量的内容分析,统计褒义词(“建设”、“伙伴”、“战略”等)的出现频率和比例,那么他很可能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十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处于所谓“历史上最好时期”(这样的表述不仅曾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的原话,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中)。

  当然人们不该忘记那些年中美之间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误炸”以及2001年4月的南中国海撞机事件。它们使两国关系几乎降至冰点。然而最富戏剧性的是,五个月后,转机到来。借用国内分析人士的话说,是本拉登一声炮响,解救了这对行将“二次离异”的苦难夫妻,并为中国送来了难得的十年“战略机遇期”。此后,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和中东事务,中国默示支持;作为回报,中国的和平发展得以延续,且不必担心遭到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锁定遏制。回顾这段历史,套用傅高义(Ezra F. Vogel)一本书的书名来总结,那就是中美关系“充满变数”(The Age of Uncertainty)。而我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波动不定,但中国官方非常偏向于“拔高”两国关系,美国一些政治家也释放这样的言论。这种宣传论调和实际情况间的巨大差异,该如何理解?

  事实上,很早就有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早在2005年,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就在港媒撰文质疑“中美关系历史最好”的提法。此后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更在一篇英文长文中将中美关系的实质界定为“假朋友”(Superficial Friendship),并指出正是它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稳定。他认为,当前两国都用假友谊掩盖利益矛盾,以求暂时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利益矛盾毕竟远大于共同利益,故此冲突不时地从假友谊的外衣下跳出来,于是形成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的特征。

  如果阎教授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十多年前小布什总统公开将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时,北京极为不满,而到了今天,北京却主动公开承认这种竞争甚至敌对关系?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需要“假朋友”的面具?

  北京对美态度为何转变?

  对于北京的新姿态,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派们显然倍感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而自由派以及部分西方观察者,或许会忧心忡忡地将其归结为随着物质力量及民族主义增长,中国日益展现出的自负与独断(assertiveness),更有甚者将此看作古老的东方阴谋“韬光养晦”运作的必然结果——“图穷匕见”。这些极端的思考方式显然无助于人们探求变化的本质。阎教授在他那篇文章中主张,若想使中美关系更稳定,就需要双边同时抛弃“假朋友”思维,实事求是地承认互为战略竞争者,如此方能降低因报复过度而导致冲突升级的危险,同时增强相互威慑的战略可信性,从而为开展预防性合作奠定基础。

  当然,北京方面默许《较量无声》,是否真如阎学通所论,现在似乎还言之过早。受“主体间建构理论(inter-subjectivity)”的启发,我更倾向于将这一“鹰派转向”看成中国一项自我防卫的应激反应,是一种自信与失望(甚至‘绝望’)的混合体。

  影片指出了中美间“无声较量”的两大主战场,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制度竞争。它以无比自信的口吻宣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加之危机后美国实力衰落,中国已在第一个战场胜出;而在制度战场,中美间的较量还在进行中,胜负未分,历史尚未终结。

  但后者恰恰是中国目前的弱点。在国际上,中国的话语权远逊美国;在国内,中共和政府的权威正受到日益增长的维权运动、群体抗争、自媒体时代的异见表达以及官员腐败的侵蚀。按照影片中的说法,以上都是西方势力阴谋渗透导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历史视界,回顾共和国60年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攻经(济)守”到“经攻政守”的转换。前三十年,中国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同时在国际上与苏联分工,作为“东方革命的领导者”对外输出革命,倾全力支持朝鲜、越南等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这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强势革命话语笼罩下的毛泽东时代,北京无论在国内外如何“折腾”,都从来无需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担忧。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晚年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居然下令将那份言辞露骨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下发全党,并号召全国公开研讨、批判,可见其对党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自身卡里斯马式(chrisma)权威是何等的自信。

  而自邓小平时代以降,中国专心发展,在物质层面取得丰硕成果,得以在经济战场采取攻势,并不断拉近与美国的差距。可是在政治层面,放弃阶级斗争尽管是改革的必要前提,但对一个将自身合法性建立在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党而言,这无疑使其失去了一面旗帜,在国内宣传上也难以如从前般理直气壮,且随时有被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斥责为修正主义的危险(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鲜的确就是这样批判中国的)。以对外开放取代革命输出,虽然使中国成功引进了外资和技术,却同时在对美意识形态斗争中丢掉了一把“刀”(“刀”是毛泽东有关“主义”的著名隐喻),在快餐、美剧、好莱坞大片及其挟带的美国价值观的冲击下,被迫处于守势。于是,执政党只能试图从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来源,并适当淡化阶级色彩,比如主张党应“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排他地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比如工人)。这种淡化阶级斗争的努力在国际层面上就体现为广交朋友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拥抱全球化。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权威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曾长期观察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并肯定了中国外交在事实上所表现出的“现状偏好”(而非革命、挑战),以及对国际组织、规则愈加积极的参与和融入。如果明确这一点,人们就绝不会以为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上提出的“One World One Dream”只是一句宣传口号。

  然而遗憾的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到格鲁吉亚的玫瑰花,从吉尔吉斯的郁金香再到席卷中东的“推特潮”(Twitter Overthrow),一系列在北京看来如项庄舞剑般的打击令其意识到,世界虽然只有一个,梦想却有许多。这种失望的情绪正在朝野蔓延,失望透顶就是“绝望”。这在《较量无声》中十多位受访高级将领及外交智囊的话语中清晰地流露出来——他们反复强调、告诫观众,必须杜绝任何对美国善意与所谓中美真诚友谊、永久和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

  中国会转向霸权主义吗?

  最后,或许也是西方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该片是否暗示着中国又将回到毛时代的咄咄逼人与争强好斗?从目前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中国的确很强硬、很鹰派,但是并无侵略性,更与争霸、扩张无关。如前文分析,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一种失望情绪的反映,是防御性的反弹,所以中国威胁论者们恐怕很难从中搜寻到有用的论据。

  该片最后总结道:“我们必须清醒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结合新领导集体正大力推行的整党、整军、整风运动,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更多的还是指国内事务,而非国际。

  因此,西方观察者不妨将影片视为一个礼貌而聪明的警告。说“聪明”是因为它并非由官方媒体播放,而是效仿片中所说的美国网络“渗透”,通过视频网络、社交媒体进行散播,从而给北京在日后的外交上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它与习近平主席在和奥巴马总统会晤时说出的那句中国俗语可谓异曲同工——“兔子急了也踹鹰”——暗示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中国逼太急。如此严正的警告,习主席却能以如此轻松、幽默的方式透出,固然是其外交风度与人文修养的体现;但如果华盛顿的外交圈也只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而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回应,那恐怕就是其专业素养的问题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鹏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该校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邮箱为[email protected]。)


 
19   [dokknife 于 2013-12-03 16:35:05 提到] [FROM: 72.]
华夏快递 : 央视制片人王青雷因批评官方网络反谣言运动被辞退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3 00:39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今天(12月2日),中央电视台《24小时》制片人王青雷今晨(2日)在微博发文称已经离开央视,希望写下一些“真话”留给同事和大众。谈到自己被停职的原因,王青雷称事情的起困,是因为在今年的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他发布的批评微博。王青雷的离职感言被删除,许多网络接力贴出,屡屡被删,显示王所提出的质疑,触动了体制的敏感处。

王的微博原文写道“告别央视,告别十年,告别我曾经寄予新闻理想的地方。写下一些‘真话’,留给我的同事,留给我的领导,留给我自己,也留给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为了这些真话,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离开,而是遭遇不公也坚持的信仰。”

王青雷回忆,事情的起因是今年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他发布的微博。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在投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动用各种罪名(寻衅滋事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非法经营罪、诽谤罪等等)打击“大谣”。他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打击网络谣言投错,但要依法执法、罪责法定,否则就变成了权力僭越法律”。

王青雷指出,在这期间,央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顾法律本身的程序正义,用画面、镜头、评论替代法律,有罪推定地暗指一些微博大V即“网络大谣”。当网络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之后,央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其嫖娼细节,还“破天荒”的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三分钟薛蛮子自白,“令公众不堪”。

王青雷自叙,他在一篇“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写到:“过去的这两周,是我们央视人耻辱的两周,新闻准则被权力一再强奸:我们回避法律原则,开动机器宣传打击网络谣言……我们用媒体的公器,对一个人的不检点狂轰滥炸……新闻的操守和职业的精神荡然无存”,并表示台里“同事很多都在微信圈里,对我们自己的报道报以厌恶的痛骂”。

王青雷说“我不愿做一个所谓‘成熟’的人。直到离开的这一刻,中央电视台也投有告诉我,到底是哪一条或者哪几条微博违反了台里的《微博管理规定》和《纪律管理规定》,违反的到底是哪一条规定,'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依据哪一条规定对我做出这样的处分。

王青雷说,对所谓的“与中央电视台宣传口径不一致”的莫须有罪名和所谓《微博管理规定》,我一直觉得非常可笑,如果按照法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原则,我有哪一点说的不对吗?如果我指出的问题都对,那么应该反思的是谁?

王青雷说,我在央视的十年,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人们现在再提央视,在“CCAV”的戏谑中,带有一丝不满的嘲讽。

“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扪心自问,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掺杂着个人、团体领导的人际、权力以及经济利益的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阉割?我们的领导应该明白,不能、不让、不许报道的新闻太多了,所可以报道的新闻就没人信了,因为那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宣传。”

王青雷说,“作为新闻人,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他引述一位领导“半开玩笑”的话说:“报选题的时候,你们衡量一下,基本上你们觉得该报和想报的,就是不能报的”。

从做《24小时》到《面对面》的制片人,我们每天的最大的工作就是绞尽脑汁,用各种办法和说辞,把媒体人应该做的选题想尽办法获得领导的批准,然后再竭尽全力。再走钢丝的同时,不给领导找麻烦。

王青雷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他不是正义的化身,也不是反体制的英雄,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和坚守的新闻人。

此前本台曾报道,王青雷因其主持的《24小时》在温州动车事故后报道的报道曾被停职。今天下午,王青雷的离职感言被删除,许多网络接力贴出,屡屡被删,显示王所提出的质疑,触动了体制的敏感处。

学者刘耘认为,“王的感言只是说出了稍有头脑和良知的人都知道都看到的某些部门的问题,及其背后必须加以改革的体制弊端。直面问题是自信的表现,回避问题掩盖问题封杀对问题的揭露批评只能说明自己的不自信和蛮横,这样简单的道理需要不断地提醒吗? ”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文网页

 
20   [dokknife 于 2013-12-03 16:34:29 提到] [FROM: 72.]
林达:新闻牵出的历史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03 00:50


最近,陈小鲁的“文革道歉”成为一个新闻。 新闻涉及的却是一段历史。

长期来,大家对文革对个人的忏悔和道歉很是纠结,很多人把文革中的个人行为归于国民性民族性。我想,忏悔和道歉是非常私人非常内心的事情,也有许多复杂情况。

昨天聊起文革,有个朋友对我说,他相信终有一些人只是天使,任何情况下不会作恶,我也相信,如同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只是恶魔。但我同时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人性是天使魔鬼的共存。在一个特殊驱动下,大量隐于内心的魔鬼一涌而出,伤害了无数人。时过境迁,受害者伤痛难平;而对于绝大多数施害者,当魔鬼被驱回原处,依人性规律,他们内心也必定开始天使和魔鬼的战争,那是个人的内心挣扎。如张红兵当初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判死刑,最后说出来,对于他可能反而是心理上的一种解脱。他的自述符合人之常情:在此之前,他四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弑母”的自责煎熬中,即便他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他也不是一个不知忏悔的人,而要论道歉,他其实永远没有机会当面向母亲道歉了。我的一个朋友,文革中只是六年级小学生,她向我讲起,如何内心挣扎许久,才向父亲道歉。但是,有更多更多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他们被逼迫被诱导羞辱了自己的父母亲人,甚至羞辱了自己,正因为深切的痛苦悔恨,令他们一生不堪回首、无法面对,因而选择回避,这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识。也许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向父母说出道歉的那一刻,并不说明内心就没有忏悔。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内心可能至今是魔鬼占上风。

最近于光远去世,他的女儿于小红写了家族回忆《白花丁香树》。小红的母亲孙历生三十四岁在北京女三中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典型文革故事,悲剧却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反右。这曾是个幸福家庭。孙历生是个单纯女孩,十四岁入党。被保送中央党校学习,她一定看作是荣誉和政治进步的机会,绝不会想到,因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二十三岁就被打入右派的地狱。正是这个“案底”,导致她文革中在劫难逃。女儿眼中的于光远,远非无情无义,妻子被送去劳改,作为高级干部,他没有主动划清界限,相反,冒着被牵连危险,骑车百里去劳改农场探望妻子,送去营养品。结果,他被举报,被“组织”要求不准夫妻见面,并被逼着离婚。那是全家商量后权衡的决定,放在权衡天平上的,是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待出生):“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最后决定由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提出离婚。离婚以后,第三个孩子出生,“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坐地许久才站起来。”夫妻保住一个,孩子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费和避免更大伤害。他们的爱情婚姻就被作为代价支付出去了。文革更凶险,两人都失去自由,当时他们各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如果没有女儿的细节记录,后人很容易把事件简化,想当然地批判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丈夫的无情。当所谓大时代非常时期的大风大浪袭来,我们应该承认,人可能是软弱的,也可以是软弱的。对于光远和其他很多人,公开讲述可能不仅不能解脱,而且有根本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尽量鼓励能够说出来的亲历者记录历史,也必须理解和维护一些亲历者们对隐私和心理最痛处的维护。我们如果无法理解所有悲剧人物在所谓大时代碾压下的无奈,对他们没有最基本同情,我们就很难和文革风行的简化思维方式真正拉开距离。

文革经历是个人的。文革作为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个人记忆和民族记忆又如何转化。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念小学时,有一天父亲领我去了上海西藏路的红旗新闻电影院,看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那天从影院出来很失望,感觉那是我当时看过的“最不好看”的电影,相比之下,父亲全神贯注的投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父辈前半生在内战乃至世界大战动荡中度过,那是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觉得年幼当然是看不懂条顿剑的原因,所以我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再次回想那次“条顿剑经历”,我突然感受到历史隔膜的强大。当时我已经从书本上熟读那些历史,但是,对于二战和内战,我还是有时空上极其遥远的感觉。那天令我惊讶的是,我突然想到:它们事实上距离我并不遥远。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是我出生前七年的事情;而内战和民国在大陆终结,距离我出生只有三年。可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距离感,远远超过实际的时间距离,其实很自然:历史场景的清晰了解和准确感受,和事件与自己相距的时间长度无关,而是与是否亲身经历有关。文革对于经历的这一代人,哪怕相隔半个世纪,如在眼前。而对于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哪怕仔细阅读了文革,印象也总是相对抽象、模糊甚至感觉是不可思议的,哪怕他们只是在文革结束那年出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距离。而当年红卫兵的后代,看着今天自己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自然完全无法真实想象,他们当年在另一种装束中可能的威风和生死予夺的权力。在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之间,有一条天然鸿沟。

也就是说,即便用尽一切手段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传承,都可能会大打折扣,更不要说假如它缺乏细节的记录。忏悔道歉是经历者的个人心灵活动,而记录细节是历史传承。也就是说,即便所有该道歉的都道歉了,假如不重视和鼓励历史细节的记录,那么,文革的教训依然不会被这个民族的后代了解和记取,它依然会随着亲历者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例如,听今天的记者采访陈小鲁,记者对今天的读者介绍说,陈小鲁当初创建的是“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而创建人自诉的初衷是“制止打人”,但是,没有经历过“西纠岁月”的人,却无法想象,所“初衷”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南辕北辙的距离, 1966年红八月的“西纠”成立宣言中,就声称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当年“西纠” 可以私设监狱,酷刑以待,可以对普通人格杀勿论。“西纠”二字不仅令北京普通市民普通中学生胆战心惊,甚至他们的威风传到上海等大城市,那里的模仿“西纠”,一样是红卫兵暴力的象征,令当地普通市民和学生充满恐惧。如果没有另一方的细节记录,“西纠”在历史叙述中,就差不多要变成文革中制止暴力的英雄和受迫害对象了。

于小红记录了她和自己家庭和周围邻居亲友经受文革暴力的细节,小姨产后十天,就和姐姐母亲一起被殴打,初生婴儿在炕上啼哭。这孩子的父亲一直被关押,不到两岁,父亲就被迫自杀。小红的母亲,三十四岁的孙历生具体是怎么死的?小红如实留下了空白和疑问。孙历生的亲人们只有根据她和同事们曾经遭受暴力的情况去推测。而文革有无数这样的历史疑案和空白。她说,“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一个事件,不仅缺乏大量细节记录,也缺乏制度上的检讨。而且,这是有关联的。曾经看到一本少数族裔地区的文革采访录,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提到,有人说,这些寺庙都是你们自己砸掉的,作者说,这样的说法“真无耻”。我有过在鄂伦春民族地区生活的经验,明白作者的意思。我看到过对一个鄂伦春猎民的文革批判会,当时中苏对立,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亲苏是很大罪名。那是中苏边境地区,鄂伦春是游猎民族,在1953年前还是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概念。他们一人一匹马一杆枪,有能力从黑龙江独自一人骑马翻山去内蒙相亲,也会逐猎物而行,穿越森林进入西伯利亚行猎。这个猎民受到批判,是指责他为何去了趟“苏修”,在那里打猎。我记得他很困惑地回答:“那里的犴(麋鹿)比这里的狍子还多,我为什么不去?”但是,不断的批判加灌输,后来鄂伦春人已经会很自然地对我宣称:不久后他们将要赶着马车打到莫斯科去,村里也搞起了阶级斗争、抓“苏修特务”。假如没有自上而下的鼓励甚至挑唆,世代虔诚的少数族裔佛教徒,自然不会突发奇想去砸寺庙和伤害僧侣。但是,我继而想,那么推至汉地,难道不是同样道理,有多大的本质不同?如此之多的青少年长期在独特教育之下:杀人越货被表述为正面意义的“革命”,又突然被赋予超越法律的一切权力,受到鼓励去“实践革命”,如此多的民众突然摧毁自己的文物珍品、先祖陵墓、教堂庙宇、摧残自己的家庭、教师、自相残杀。当至高无上的权威踢掉法律、拔掉最后制约的瓶塞,鼓励一切内心的恶魔夺瓶颈而出。而当权威逝去,一切又在可以预料的那一点,开始转折。国民行为的更改,就在这政治巨手一放一收的操纵之间。

所谓民族性,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不再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为什么在《窃听风暴》里东德告密者甚众的情况,在同民族的西德人中间并不存在?德国反省纳粹,主要是依靠在制度层面对纳粹的彻底颠覆、对大屠杀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追究,在立法中确立纳粹为非法,加上教育制度的彻底更新,在历史教育中不但不避讳,反而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教训,个人反省是建立在这个坚实基础之上的个人行为。而犹太人出走世界各地,他们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阻扰。

来源:财新《新世纪》周刊



 
21   [dokknife 于 2013-12-03 15:08:22 提到] [FROM: 72.]
媒体热炒“没了祖国”一文 背后是文革思维

2013-12-03 08:14:50 多维


  北京时间12月3日,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得到了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日报》、《广州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转载评论,众多官媒一致放声为这样一篇论坛文章“叫好”,让很多网民表示“看不懂”,甚至有猜测认为,这些媒体接到了某种指示而对此文进行“力捧”。而该文所透露出的美国不怀好意,中国人民要依靠祖国对抗西方的理念,也被很多网民认为“过时”、“陈旧”、“民粹”。







  口号式语言背后的“文革”思维

  此文以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为例,称虽然他们被美国所主导的势力赶下了台,但是伊朗、利比亚、埃及今天仍然战乱不断,因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警惕了,任何时期的社会动荡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不要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每个公民要形成的共识!”文章还称,“现在微博、微信上造谣生事,诋毁攻击共产党的文章不但有观点、有数据、而且成系列化。这些有份量的煸动性文章,绝非一般人所为,而是西方反华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对中国的‘文攻武略’。”

  令媒体观察人士感到诧异的是,这篇充满着口号式语言的网帖竟然在3日得到了很多国内媒体的转发,观点也是一致“看好”,认为此文引发网民共鸣。但是亦有反对声音指出,且不说这篇文章在行文用词上的简单甚至可以称之为“粗暴”,在观点上,也难以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得到民众的支持。批评者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篇文章简单地将“爱国”固化为“爱中国共产党的国”,简单地将党国一体化,不仅是对政治制度的不熟悉,更是一种近乎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革”阶级斗争思维呈现。





  该文撰写者自称“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浩劫,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改革开放”,因此“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和领导这么大的国家。共产党纵使出现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和不尽人意,但还是相信共产党有自纠自改的能力”。如果真如文章所言,作者乃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于他口号式的宣传语言有所原谅,但是对于他将党、国混为一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民众“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口号要进行客观地认知。

  执政为民方不会政息人亡

  今天中共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国?绝不是其有着天然的合法性,也不是因为在其统治下出现了反右、整风、自然灾害、十年浩劫等苦难,更不能简单归拢到其领袖的个人身上,无论是曾经的毛泽东还是今天的习近平。中共执政合法性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走出了清末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局面,并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使中国走上了富强道路。如果今天中共能够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走改革发展之道路,保证民众生活富足、社会和谐,中共合法性自不必说将继续存在。但是如果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到倒行逆施,利益绑架国家、问题倒逼不出改革,那即使没有美国,中共也将无法继续在中国立足。这就是政治的真实性和残酷性。

  在国家问题的讨论上,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有过深刻的解读,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也就是说,“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是指改朝换代,调个王帝、国号。而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广大,统治者虐害人民,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称之天下将灭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掌握夺利的人去谋划。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直接责任。用顾炎武的观点来看待这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在判断上的狭隘性。

  更让外界不解的是,这篇无论在语言还是观点上难称上乘的文章,何以得到众多国家级大媒体的推荐?这种不解也自然带来某种阴谋论的揣测。无论是否是阴谋论,在党与国、中国与西方、政治与社会、特殊国情还是与世界接轨等问题上,整个舆论大环境应该对此有一个更为理智的认识,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可毫无底线地“捧杀”,唯有此,方能不使亡党亡国、政息人亡。

热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图文)

2013-12-03 09:24:43 新浪

  近日,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帖文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这篇帖文提出了祖国强大稳定才是老百姓幸福自由的前提,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公民要形成的共识等观点,在网民中引发热烈反响。

  12月1日晚,一名署名“卡卡格”的网友在新华网发展论坛贴出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文章,一时引起网友热烈反响,并被反复转帖。

  文章说,任何时期的社会动荡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每个公民要形成的共识!

  文章说,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猛然醒悟我们原来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当我们知道后悔的时候一切已经离我们远去。只有祖国才是我们的依靠,只有祖国强大稳定才是我们老百姓幸福自由的前提!

  文章说,曾经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给我们的警示教育太多了:不买西方列强的鸦片他们就八国联军烧北京;强盗贸易把我们变成东亚病夫还要勒紧腰带赔偿他们真金白银;占我山东不给就甲午炮轰我北洋水师;抢我东北攻我北京直到南京屠我同胞三十万。天理何在!真情哪有!不就是我们穷了吗?弱了吗?不团结吗?自古弱肉强食,没有国就别想有家!

  文章说,我们拥护习近平主席,因为我们很多人经历过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浩劫,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改革开放。因为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发展的几十年变革,都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和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文章认为,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将会天下大乱。中国要乱了,那就是13亿中国人的灾难。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8亿。这1.8亿的老人,绝大部分会郑重地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能给国家添乱。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没有国就没有家,有天大的意见,有天大的恩怨,无论如何国家不能乱!

  文章说,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丰富的从政经历、经验。他一步一个台阶地从最基层走过来。他对中国的民情、国情、地方、中央完全了解。习的智慧魄力、胆略卓识,坚韧稳健、柔里含刚的能力作风,对稳定大局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

  文章说,我们支持习近平主席,是因为他有“打铁首先自身硬”的底气,有“敢打大老虎”的胆略和谋略。改变目前中国的现状,首先必须得从党内抓起,从高层抓起。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关键是敢不敢碰硬。只有敢碰硬,敢碰大的利益集团,才能起到“杀一儆百”作用,才能获得人心,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国泰民安。

  文章说,中国两个字目前给西方的认识只是大而不强,所以我们不能还没强大而自乱。抬起头来,好好爱我们的国家吧!永远记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好!
 
22   [dokknife 于 2013-12-02 19:48:20 提到] [FROM: 72.]
王克斌:向敌人学什么?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02 07:52


1987年7月7日,我领着两个刚懂事的孩子,乘公共汽车,来到卢沟桥,前往抗日战争纪念馆。过了桥,经过一个屠宰场,听着其鸣也哀的惨叫,闻着其味也恶的下水,好不容易来到纪念馆门口。我正要对两个孩子进行民族主义教育,抬头一看,今日闭馆。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听说那天伟大的邓副主席要去巡视,使我失去了一次报国的机会。后来从电视机里,看到纪念馆的一堵墙上写了四个大字,‘铜墙铁壁’,我于是见识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领袖,阿Q。

对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仅以铜墙铁壁四字概括,这表明了中国并没有认真地从被侵略的屈辱中汲取教训。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怎么就会糊里糊涂地被蛮夷小邦欺侮了百年之久。任凭日本的铁蹄践踏国土,奸淫姐妹,屠杀兄弟。应当保卫国家的军队却一退再退,偏安西南,此乃奇耻大辱。如今我们却大言不惭,拍着胸脯自诩为铜墙铁壁,这岂不是自欺欺人的天大的讽刺。

有人说:“同志哥,你喝高了吧?如今中日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及发。你却要提倡向敌人学习,找骂。”实则不然,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之所以屡次败在日本手下的基本原因就是骄横自大,不了解日本,不能反省自己的短处。盲目地以大国自居。至今还有人认为,抗战时的中国在国力和军方面都不及日本,所以只有投降或者退让。

可是你看看人家俄罗斯,在斯大林(虽然他的名声不大好)的领导下以125万的兵力,990辆坦克,和670架飞机对抗着德国法西斯的180万的精锐军队,1700辆坦克和1400 架飞机。敌人围困万千重,他却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照样国庆检阅,鼓舞士气。俄罗斯人不仅保住了莫斯科, 还誓死保卫了列宁城和斯大林城,坚持了数月,甚至数年,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的诗篇。为世界其他民族树立了捍卫国土的榜样。

值得探讨的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为什么会让一个岛国日本占了上风?为什么中国会在军力上逊于日本,为什么国民士气会如此低下,为什么会让好端端的中国堕落成一个懦弱的病夫,不堪一击?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还是得从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开始考虑。

首先日本国民具有忧患意识。相对来说,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四面是海,无险可依。加之土地稀少,资源匮乏,还有地震海啸的困扰。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自危感自然比较强烈。日本人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对外扩张和侵略应当也和这种忧患意识有关,虽然他们不幸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歪路。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日本人争强好胜,不甘失败。在战后恢复时期,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都在不断进取,让日本的品牌享誉世界。以至于你尽管不喜欢日本人,但是还得佩服他们生产的东西。

相反,中国地大人多物博,忧患意识薄弱。东方不亮西边亮,丢了北方有南方。公元1100年,宋徽宗父子被掳,失去半壁江山。然而南宋的小朝廷照样灯红酒绿,天上人间。唐诗里也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记载。到了近代,国民政府丢了南京,还有重庆;丢了重庆,还有昆明。中国的广袤和富庶给民族精神带来了负面的结果。敌人来了,可以退避三舍;遇到饥荒,可以四处逃难。实在逃不出去,在蒙古人、女真人和日本人的铁蹄下也可苟且偷生,勉强度日。缺乏忧患意识也使得中华民族失去了反抗的精神。他们宁愿一个一个地被拉出去枪毙活埋,也不愿意攥起拳头,凝成一气,奋身反抗。或许这与历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有关,凶悍的官吏牧放出世代的温顺良民。

时至今日,这个大国仍然对民族的存亡不做长远思虑,喜欢好大喜功,青史留名。耗资钜万的三峡和南水北调就是典例。一旦战火烧起,三峡和水道都会受敌人钳制或破坏,不战自乱。

第二,日本人能吃苦,有进取精神。二战以后,日本人十年苦胆,十年教训。化军事为经济,化侵略为商交。在美国的扶持下,于60年代开始了经济的腾飞,于人多地少的有限条件下,在汽车、电子、造船等工业上急起直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而此时的中国正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又是运动,又是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折腾得贫穷落后,让老百姓吃了几十年定量粮食,失去了战后和平建设的大好良机。这样的国家又如何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经济上有了自由,邓副主席恩宠的那一部份人率先富了起来。吃了几十年窝头咸菜的中国人也享用了鸡鸭鱼肉,钱包鼓了起来。然而,被儒家文化桎梏了几千年的民族缺乏开创精神,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很少有人在兴办实业,打造出汽车、电器等商品的品牌。只能把大把的钞票用来土地炒作,坑害自己的国民;只能把大把的钞票用来吃喝玩乐,过上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宁愿花几千万去买豪华的跑车,也不愿投资研发,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汽车。至于掌握国家命脉的政治精英们,则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以致民气不旺,怨声载道。中国富了,但不过是一部份人有钱而已。虽然在经济总实力上超过日本,但在国民素质和经济基础上还是矮人一头。历史上中国富过多次,但因贪图享受,纵欲无度,随之而来的却都是亡国的悲剧。

第三,日本人富有革新的精神。当他们意识到闭关锁国的封建制度越走越黑的时候,果敢地实行明治维新。不光吸收了西方资产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逐渐走上一条自由民主的道路。结果在不长的时间里,富国强兵,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欺辱,还有实力去征杀东亚。日本的文化原本是从华夏引入,封建守旧。但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路之后,他们门断然抛弃了旧制,德川幕府,走上发展壮大的一条新路。

相反此时的中国却处于腐朽的清末,贪污腐化,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眼睁睁地把自身的封建利益一步步出让给列强,让西方抓到了七寸,难于摆脱。即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统治者还是扬言宁送友邦,不与家奴。血腥地镇压了戊戌变法,囚禁了主张立宪的皇帝。然而清皇朝守旧垂死的挣扎并没有挽救他们必亡的命运。

遗憾的是,1949年后,接管中国的新的统治集团偏离了辛亥革命的目标,继续用新瓶装旧酒,挂马列共产之牌,行独裁封建之实。最后,开国老王在政治上走投无路,和经济上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躺进水晶棺,寿终正寝。他的振兴中华压倒西风的的大梦也随之幻灭。

第四,大私与小私。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都有私心。但私心有大小之分。一个聪明的民族讲究大私,即民族的存亡; 一个糊涂的民族计较小私,只图个人的私利。大私的民族像是一枚凸透镜。它可以把平行的光线会聚到不同的焦点。日本富起来后,他们把资金聚焦到汽车、电子等工业的研发,敢于同西方的老字号拍板竞争。最后,汽车、相机、电器等行业如春笋齐发,使东洋的品牌誉满全球。

相对而言,中国人比较注重小私。一部分近水楼台的暴发户富裕起来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炫耀和挥霍财富。在高级商店抢购名表、名包,名车。筵席接着筵席,三奶追着二奶。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不仅如此,他们为了永远地保住一家的财富,竟然把钱财转藏到国外的安全地带,遗留给子孙后代。这些富人的钱财来得龌龊,支配得愚蠢。中国虽然有了亿万富翁,但他们似乎不属于这个民族与社会。于是小私盛行的国家如同一块凹透镜,它让本来平行的光线在2π的立体角内发散开来,找不到亮点。因而,他们虽然有了财富,但是构不成力量。于是他们还会重复历史, 再次处于挨打的地位。

总之,大私的民族具有凝聚力,有益于事业的成功。小私的民族则会力量分散,难成大事。大私的民族目光深远,讲究信誉,注重未来。小私的民族则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目光短浅。

有史以来,中国大地以农为主,长期的贫穷状态让人们磨练得久经考验,不食嗟来之食, 不饮盗泉之水。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即使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市井上也曾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貌似盛世的景象。但是中国人缺乏对财富的智慧和运用,一但富有则醉生梦死,拼命挥霍。为了钱,可以以假乱真,坑蒙拐骗;为了钱,可以父子对簿,兄弟互殴;为了钱,可以利用职权贪污收受贿;为了钱,可以远走高飞转移海外。在饥寒时期,每个国人都能安分守己穷且益坚,够得上党员的标准;然而在饱暖时期,即使像陈良宇和薄熙来同志这么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会腐化堕落,留下千古之恨。

中国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过富贵的机遇。唐朝的开元年间,国富民丰,天下太平。可是好景不长,接下来的是天宝之乱,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北宋时期也辉煌强盛了数年,皇帝不但能与民同乐,还有闲情做客青楼,恣意享受。然而天有不测,北方的女真铁蹄南下,俘虏了两代国君,结束了美好的徽宗梦。

如今,中国富了,但是中国还不强大。因为财富把人间的关系疏远了,财富把官员的灵魂毒害了,财富把军人的战斗力瘫软了。贫穷时的毛泽东敢于到朝鲜和联合国交锋,富庶后的中国领导却不敢出来抗议大使馆挨炸,富庶后的中国竟然对欧巴马在家门口军演持鸵鸟政策。令人庆幸的是最近中国终于涌现出一位有雄心有气魄、会做中国梦的掌门人。但愿中国从此能使繁荣长久,为后人造福,为民族扬威。

中国要想击垮日本,一雪前耻,恐怕为时尚早,还得从长计议。切不可逞一时之快,贻误百年之计。中国的海军尽管有所壮大,但还不具备登陆日本列岛的实力,不能像美国那样,攻陷东京,逼其就范。扔下几颗核弹虽然可以解气,但毕竟会令生灵涂炭,环境污染。那是迫不得已时的最终手段。况且美国掷弹之时,世界上只有那么两颗。如今,拥有核武的国家已不只美俄,而且其中不乏与中国二心的之辈。一旦众怒难犯,万弹齐发,岂不自毁了炎黄留下的这片富庶广袤的土地。


 
23   [dokknife 于 2013-12-02 16:56:37 提到] [FROM: 72.]
王建伟:大国外交——习近平扬弃“韬光养晦”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02 10:01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执掌中南海以来,中国外交更为活跃。决定中国今后10年走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久前落幕,国际社会还在消化会议文件透露的种种信息,中国外交再次出击,上演“远交近攻”的大戏。

总理李克强19年来首访罗马尼亚,会见中东欧16国总理,展开“铁路外交” ;而在毗邻的西太平洋,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设别区,反制美日,扩大战略纵深;无独有偶,“辽宁号”航母编队高调亮相,首次跨海区,经台湾海峡,赴南海演练。这些举措延续了新领导层的外交风格,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外交战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针对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往往脱节的现象,新领导层提出要加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搞好对中长期外交整体布局的运筹,寻求外交理念和策略新的突破。

近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诸如“新型大国关系”、“新型礼义观”等外交理念,并用以指导和规范中国的外交实践。

习近平罕见召开高层会议,为麻烦不断的中国周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提出用“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思考周边问题”, “ 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

三中全会决定成立期待已久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为了从顶层加强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安全的联动协调。

其次,和胡锦涛时期相比,中国外交正变得更为主动自信,更具全球性。中国外长王毅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要“更具全球视野,更具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 以维护中国“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新领导人的首年外交足迹遍布全球,从非洲到拉美,从南亚到东欧,中国正在“重新发现”过去被忽略的一些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潜力。

可以说对中国外交来说,已经没有“被遗忘的角落”。在处理世界热点如伊朗,叙利亚,朝鲜,中东等问题上,中国也开始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再充当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强硬”

再次,面对中国周边的严峻局面,中国加强了军事与外交,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配合,频频“亮剑”, 更多表现出“反应性强硬”或“选择性强硬”的特点。

习近平上台后,每到一地,必视察军队,强调军队要“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尖端武器不断曝光,军事演习风起云涌,似乎表明在三十多年无战事之后,中国正在为捍卫其核心利益做好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准备。

刚刚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只是中国力图反制美日对中国战略空间的钳制,打破其在西太平洋传统势力范围,修正它们在这一地区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的最新尝试。

挑战

总之,以上种种表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逐渐扬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而转向“有所作为/大有作为”的新取向,一个新的中国外交大战略正在形成。

当然中国外交的战略转型,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厘清,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例如中国外交安全战略“亮剑”的火候是否已经成熟?

胡锦涛前几年曾说过中国要避免“未强示力”。那么今天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已强发力”的阶段?此外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否具备足够坚实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国外交如何在“求变”和“维稳”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和探讨。

最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现存强权对中国外交新战略的耐受性也是这一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这就取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能否有足够的智慧在亚太地区达成“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and-let-live)的战略谅解。

如果连一个美日已经玩了几十年的区区“防空识别区”都不让中国搞,惊呼美国从此失去了亚洲,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确实有点玄,而“新型大国关系”也只能是一个名词而已。

□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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