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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1-07-11
更新时间:2011-07-11
浏览:120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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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
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
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
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
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
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
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
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
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
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
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
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
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
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
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
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
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
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
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
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
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
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
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
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
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
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
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
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
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
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
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
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
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
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
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
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
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
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
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
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
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
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
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
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
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
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
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
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
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
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
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
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
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
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
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
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
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
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
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
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
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
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
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
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
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
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
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
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
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
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
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
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
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
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
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
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
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
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
“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
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
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
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
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
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
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
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
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
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
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
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
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
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
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
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
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
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
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
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
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
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
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
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
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
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
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
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
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
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
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
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
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
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
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
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
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
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
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
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
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
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
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
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
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
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
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
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
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
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
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
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
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
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
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
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
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
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
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
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
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
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
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
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
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
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
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
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
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
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
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
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
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
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
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
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
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
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
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
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
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
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
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
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
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
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
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
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
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
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
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
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
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
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
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
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
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
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
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
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
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
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
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
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
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
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
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
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
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
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
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
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
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
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
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
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
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
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
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
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
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
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
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
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
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
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
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
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
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
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
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
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
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
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
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
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
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
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
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
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
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
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
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
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
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
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
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
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
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
《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
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
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
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
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
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
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
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
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
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
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
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
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
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
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
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
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
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
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
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
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
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
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
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
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
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的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
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
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
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
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
田运动,不断的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
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
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
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
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和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
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行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
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
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
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
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
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
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
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
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
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
没有办法。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
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
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机,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
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
不能打,只能跑了。

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李德(德国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
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
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
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
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
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
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
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
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
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
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
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
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
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
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
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
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
《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
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
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
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
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
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
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
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
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
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
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
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的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
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
的,是让我屈辱的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
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
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
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
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
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
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
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
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
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
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
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
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
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
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
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
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
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
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
是1950年12月31日。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
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
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
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
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
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
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
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
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
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
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
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
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
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
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
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
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
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
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
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
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
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
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
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
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
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
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
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
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
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
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
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我,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
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
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
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
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
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
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
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
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
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
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
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
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
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
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
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
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
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
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
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

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
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
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
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
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
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
发言,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
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
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
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
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
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
面检查。

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
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
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
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
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
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
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
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
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
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
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
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
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
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
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
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
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
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
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
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
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
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
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
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
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
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
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
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
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
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
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
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
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
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
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
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
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
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
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
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
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
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
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
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
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
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
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
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
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
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
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
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
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
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
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
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
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
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
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
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
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打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
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
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
《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
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
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
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
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
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
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
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
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
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
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
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
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
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
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
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
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
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
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
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
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
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
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
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
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
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
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
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
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
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
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
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
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
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
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
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
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
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
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
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
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
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
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
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
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
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
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
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
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
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
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
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
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
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
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
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
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
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
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
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
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
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
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
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
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
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
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
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
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
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
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
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
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
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
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
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
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
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
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
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
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
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
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
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
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
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
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
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
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
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
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
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
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
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
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
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
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
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
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
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
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
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
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
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
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
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
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
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
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
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
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
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
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
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
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
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
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
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
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
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
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
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
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
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
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
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
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
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
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
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
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
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
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
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
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
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
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
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
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
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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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1-07-11 10:11:31 提到] [FROM: 142.]
梁衡: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建党90年想起张闻天(之一)
发布者 siyu 在 11-07-07 10:08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 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党史上的一个奇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显灵”。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文章。1922年诗人哥德9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哥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褊狭、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 、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那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 【待续】

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5 期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而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却任东北局的副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躁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地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那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毛已经摆出“帝王”架势,对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可见在毛的眼里,张一无是处,而且还总记着他的老账,他也是强为隐忍。

从1938年到1958年,这20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这也应了毛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远离“庙堂”,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賎”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毛怎样地看他、待他、压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1959,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是露头。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一起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违心地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正像谭嗣同所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就让我来做流血第一人吧!”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悉悉嗦嗦,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这还不夠,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批评、质问、讽刺、挖苦、戏谑,洋洋洒洒,玩弄于股掌,溢于纸表: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净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以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激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呼?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也用此信,达我困忧。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他天真了,何必依理来驳呢,只须一根棍子打来就是!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毛还是不依不饶,又怀疑他里通外国,大会小会穷追猛打,非得逼出一个具体的反党组织和反党计划。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

“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
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弗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待续】

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5 期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大喜,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张闻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领导集体中唯一通读过《资本论》的,而且读有三四遍,研究经济正是他的所爱。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毛说别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对中央工作的缺点别人说得,而他却是不能置一词的。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前五朝的总书记当时仅存他一人了,陈、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做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尽管刘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帮毛整他的)。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勒令从即日起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而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 “文革”中关押“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的地方叫“牛棚”,季羡林就专有一本书名《牛棚杂忆》。而现在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回忆着刚才双方的一招一式,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已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涓流归海,竭诚为党。他希望这个新芽能长成大树,至于这树姓张还是姓党,或者姓毛,他都不在乎。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

能工作时就工作,
不能工作时就写作。
二者皆不能,
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江河日下。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但这些文字早不是他当年20岁时写小说、写诗歌了,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是前面所说的《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须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40年前发出的震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这还不够,他更从哲学高度大喊一声:“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都要发展为分裂,许多时候可以不分裂。这是釜底抽薪,是对我们党长期信奉的“斗争哲学”的否定。试想从建党以来,党内就没有停止过残酷斗争,动辄上纲上线,或批或整,或斗或杀,不知打了多少右派、右倾分子和反党集团。大者如他这样的总书记,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小者各级干部、党员不计其数。只有张闻天这种读透哲学又身经国内外、党内外复杂斗争的人才能悟出这个道理啊。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 ,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 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两年前彭德怀在京去世,骨灰盒上也是用了一个假名字“王川”)。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

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
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 ,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110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90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 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 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600多座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我不觉起了好奇心,便用步子量了一下,从175毛的窗下,到176彭门前的台阶只有29步,而从176到177是99步。历史上的那场惊涛骇浪,竟就在这百步之内与咫尺之间。当然,1959年上山时毛住的是“美庐”(离这里也不远),但1970年他在175住了23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是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就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上来过五六次,怎么却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荀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我转身下山一头扑入飞雪的怀抱里,也迈进了2011年的门槛。这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张闻天诞辰111年。【全文完】

2011年元旦记于庐山
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5 期
 
2   [dokknife 于 2011-07-11 10:05:10 提到] [FROM: 142.]
王开岭:乔治·华盛顿--全人类的精神领袖
发布者 HT 在 11-07-10 10:20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是为自己的母邦开创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为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在人类史上无可比拟。他们不遗余力,以最干净最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美利坚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免去了那么多隐患,实现了那么多令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个人(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建国水平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历史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给人类历史树立了政治榜样。

世界历史已反复证明,开国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性质定位及命脉走向都是影响至深的,开国之初的所有政治活动,哪怕一点一滴,都关乎国家的未来。在这点上,北美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上最漂亮的人物扑克牌。这批艰苦战争考验出来的深思熟虑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全,同样的英勇与纯洁;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民主、宪政、自由、平等……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欧裔北美人真的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章就迅速达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地球另一边的政客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和磨刀霍霍,没有异邦常见的官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争夺搏杀,更无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新地图,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力与品德。

在这场浩繁的理想建国工程中,发生了极为令人感动且对整个人类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新生国家的政治雏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中。按一般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最具负责精神、贡献最卓越的人来担当,惟最具威望者才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服众力和道德凝聚力;也就是说,须有一位或一批“镇”得住天下人的伟人来“坐镇”天下。其时美国,能出山“坐镇”天下的这位伟人非乔治?华盛顿莫属。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打了一场美国革命,杰弗逊(《独立宣言》和很多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参谋长”一个坐“皇位”一个当“宰相”就是了;要不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和赵匡胤那样——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胜利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胜利后常表现出比“造反”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惊险场面。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造反”残剩的激情此际几乎无一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转化,“共患难”可以,“同富贵”甭想。即使你不这样想不等于别人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别人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逻辑很简单——我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和最大的政治筹码,犹如虎被拔掉了齿,鹰被剪去了利爪;按“丛林法则”,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他在思考如何打破“靠枪杆子维持政权”的陈旧格局,他在构思一个人类史上最新颖的最合理的最人性化的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政治格局。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当时这个还是概念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险,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新大陆的子弟兵——美军。八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理概念。现在,建国者遇到了一道棘手的难题——那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正义的召唤把他们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和平建设而非斗争搏杀,因而不需要维持战争时期的庞大武装……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成为一种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洲及亚洲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战争启动并急速膨胀起来的激情或者狂热,如果战后得不到合理的“中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释解,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利用之危险。如何确定军队在国家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重要环节。

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并不轻松。乔治·华盛顿将军,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为牢固,彼此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密。国会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将军……虽然大家心中已悄悄埋下了一个答案,但心中的答案只能充做“候选”;因为大家都清楚——华盛顿将军是众望所归,无论他如何决定,军队都会奉为“圣旨”,国会亦将绝对接受。

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军人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内心却涨满了痛苦和疚愧;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任何应有的犒劳,而此时的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休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将得不到任何抚恤……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这是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主意啊!

然而,华盛顿做到了。

他以个人在八年浴血积累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请求大家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走下检阅台,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孔,掠过曾跟他冲锋陷阵的累累伤痕之躯,替他们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说到这儿,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的冷峻,而是以柔和的目光在恳求大家。全场鸦雀无声,军人们垂下了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刷刷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但为了新生的“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喧哗与牢骚,更没有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决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蒙梵侬庄园;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争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本不奇怪,尤其于华盛顿就更不足怪了,军队都可以遣散,交出军权又算得了什么。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朴突彩龅恼嵌俣嗄昵盎⒍僬较蚬峁榛咕ǖ那榫啊患淞偈弊饨璧睦裉美铮ǖ笔惫嵘形拚桨旃氐悖饭Τ己凸嵋樵泵羌眉靡惶茫料⒁源歉鲋匾笨痰牡嚼础;岢∑账嗄伦希蠹乙烟崆氨荒墙⑸囊荒桓卸恕K侵溃俟阜种樱约壕鸵邮堋肮浮毙吨耙鞘缴系摹熬瞎崩瘢欢魑苤冢约褐恍肴檬种盖岽ヒ幌旅遍芗纯伞U饪烧嬗械闳萌耸懿涣耍匦肴绱耍灰蛭夥歉星樯畹钠胀ɡ窠冢亲魑恢掷砟钕笳鳌哟怂娑ㄒ恢终感碌墓乙庵竞驼沃刃颉=皇俏渥傲α康拇恚樵比词枪易罡呷Φ拇恚蘼廴绾危佣贾荒芟颉肮摇北硎咀鹁春头印?br />
华盛顿出场了,他高大的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远超出了众人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理念作出最彻底、最清晰的阐释。感动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檐……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她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他从前的一名下属,现任国会议长答道:“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这些在政治金字塔始终缠绕不清的问题,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深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军队属于国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用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颗“牛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肌体上才能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二百年来,“枪指挥国”、“枪指挥政府”这类国际上屡见不鲜的事例,在美国则没有市场。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多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在美国公众心里也扎根二百多年。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秩序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这均受益于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1974年 6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倒了运,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来“保卫”白官?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不是一道装饰,而是生动的课堂,一盏红灯闪烁的警告牌。它镌刻着第一代美国创业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华盛顿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保卫白宫和保卫每一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御林军”、“锦衣卫”、“警卫师”之类。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垂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去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然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停滞的权力也绝对停滞一个社会的进步。当权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仪式一结束,华盛顿真的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一个自由的儿童,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着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两层小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儿等着他。五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通知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最高权力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儿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决不会有人喊他“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即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不久,他在故乡的小房子里平静地去世。

平民——将军——平民——总统——平民,华盛顿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八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八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在没什么“荣福”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行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美国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人类历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旨是,可真正经得住时间、真相和道义检验的却凤毛麟角。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当朝,“验明正身”后很快就暗淡无光了。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亦随着历史经验和世界参照的积累而愈发强烈。

作为中国人,我毫不隐晦地说: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还是文学家、学派祖师、宗教领实调整)袖……没有一个能与乔治·华盛顿相比;当然,世界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因此,我发自肺腑地说:“乔治·华盛顿——全人类的精神领袖!”当今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文化大国……也是世界的榜样、世界的火车头。

(本文摘自王开岭《精神自治》一书,后被2002年第19期《读者》转载。纪兴良对文本作过补充)
 
3   [dokknife 于 2011-07-11 10:03:11 提到] [FROM: 142.]
贻笑:应该深刻反思的第一件大事
发布者 HT 在 11-07-08 11:15


胡锦涛在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共产党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人 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一说法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使用的手法:模糊和歪曲历史、抹煞为历史真正做出贡献的功臣和人民、把自己粉饰为一贯正确的神。

大家都知道,北伐战争是国民政府领导的、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的北伐军以弱击强并取得胜利的战争。从一开始的五个军到后来的八个军都是以地方军为主体的国民党的军队。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但就各个军和北伐军主体而言,共产党从未形成真正的整体力量。只要想一想,中国共产党把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便不难做出判断。因此,北伐战争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对旧军阀的胜利,功劳主要应归于国民党和北伐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其实在北伐前,共产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曾以北伐路线上群众未充分发动为借口,在国民革命军中散布北伐必败论。然而,一个模棱两可的“经过北伐战争”把反对和参与变成了“领导完成”,瞒天过海的手法真是何其高明。

土地革命战争,也就是十年内战,是最能够被中国共产党粉饰成为民作主的战争。北伐战争结束不久,为了最大限度地笼络广大农民,共产党便利用国民政府中的种种问题,在农村推行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种基于均富思想的飞来横财,为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打下了人力支持的基础,但也从此在中国埋下了平均主义的祸根。历史更证明了共产党当时的土地革命路线只不过是利用农民的权宜之计。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共产党又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现如今,土地虽然名义上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拥有和控制土地的是大大小小的新地主:权贵、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土地开发奸商、等等。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变成了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的不义之财。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向被共产党标榜成自己的丰功伟绩,把抗日战争说成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一场群众战争,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近年来,由于史实逐渐为大众所知,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战役,如淞沪会战、台儿庄血战等开始被正面肯定,但给人的影响是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仍是被迫和局部的,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这实在是对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几百万国民党将士的最大不公和亵渎。

对比一下抗战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兵力便可以对谁是抗战的主力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据史料记载,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预备役的总人数为252万,包括192个陆军步、骑兵师,65个独立旅和79个独立团。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抗日战争史》的记载,1937年8月,共产党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人数为4.6万人。另外,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共1万余人。另据统计,日本侵华共投入兵力340余万,最高时达200余万。如果按照共产党一贯的说法,国民党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假抗日,真反共,以八路军和新四军区区五万余人就能“领导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损失400余万,杀伤日军150余万人。而据解放军出版社的《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一书,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八年的伤亡为45万余人,号称歼敌170余万。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力远远低于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歼敌数却要多20余万。是共产党军队特别能战斗吗?非也,是水分。中国共产党一直吹嘘的平型关一战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战实际击毙日军一个辎重部队200余人,却被吹成歼灭一个精锐旅团1万余人。

在国内战场上,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投入五十余个师,兵力总数达60万人以上,谢晋元、孙立人等国民党抗战英雄与日军血战3个月直至弹尽粮绝。淞沪会战中有共产党人与广大爱国民众的参与,但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绝对是主力军。而且,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22次大型会战和1117次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是不容篡改的历史。在亚太战场上,由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卫立煌等名将率领的中国远征军两次出师缅甸配合盟军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队,扬威海外。这是国民党将士以血肉之躯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历史。还有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德安战役、上高会战、常德会战等都是由国民党军队写下的光荣战史。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在局部也对日军进行过战斗,这也是不能、也不容抹煞的。但在大力宣传和谐社会的今天,给数百万为国捐躯的国民党抗日英魂一个公正,是最最起码的。光拍一两部类似“台儿庄血战”的电影或影视剧远远不够。

所谓的解放战争更是一场骨肉残杀的悲剧。在抗日战争中积蓄力量,从5万余人发展成100万正规部队的共产党军队,高举反独裁、争民主的大旗,向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不朽战功但严重减员、疲惫的国民党之师、向国民党的抗日英雄和将领亮出了战刀。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郑洞国、卫立煌所部或被重创或被全歼,许多象张灵甫那样的抗战英雄惨死在共产党的炮火之下。更令人感到气愤和不公的是,国民党将士及其家属乃至后代,在中国历次的斗争中,总是首当其冲,成为当然的革命对象。

和谐社会应该对事实、史实、道德、良心和民主有最起码的尊重,而不应该是以抹煞史实和消除不同声音为代价的所谓和谐。在毛泽东的一言堂里,听不到“杂音”,也容不得“杂音”。但是,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为“和谐”而消除“杂音”的后果是几千万无辜的冤魂。林彪的女儿林晓霖曾对章伯钧之女作家章诒说过:“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对不起所有的 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的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在大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难道共产党不应该把功劳奉还原主,进行深刻的反思?承认错误就真有那么难吗?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 第一○五八期(cm1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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