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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连海出狱?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30
更新时间:2010-12-30
浏览:705次
评论: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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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低头 赵连海发神秘出狱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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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2010-12-29 13:55:04

中国大陆为毒奶粉受害儿童维权的博客网站「结石宝宝之家」,昨天出现署名「赵连海」所发的通告,称已获保外就医,正于医院接受治疗,现在「拒绝与任何人接触及打扰我的家人,我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熟悉北京政情人士向本报表示,通告所说内容是真的,既然说保外就医,当然要到医院检查身体。


早前港区人大代表收到消息,指被中国法院判囚的毒奶粉受害家长赵连海,前日已获淮保外就医,但未能确定赵连海身在何处。港区人大代表黄国健表示,他们正尝试从不同渠道了解赵连海的去向,不过估计他即使出狱亦未必留在北京,可能被带到当局安排的地点跟家人会合。

曾在中国大陆坐牢的香港新闻工作者程翔认为,赵连海的通告「并非发自内心,是无奈的妥协」。

有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中国当局一直准备在新年前让赵连海保外就医,他本人亦接受今次的安排。

至于当局为何不提早公布或让他会见外人,消息人士指出,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外界如今赋予他的「重大责任重担」。

「结石宝宝之家」网站昨日黄昏出现署名「赵连海」的声明通告,内容为「我现在保外就医,在医院治疗并声明拒绝与任何人接触及打扰我的家人,我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希望关注我的人不要再就我的事情多谈,我希望我的事情能尽快淡下去,这样才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也有利于我的家庭」。

通告又说:「本人认同司法机关对我的刑事处罚,希望其他人不要就此事再多谈什。本人支持认同并感谢政府,并就以往对政府的过激言论深表歉意。特此声明。」

另一方面,曾经是赵连海的代表律师李方平周二表示,早上仍然联络不到赵连海及他的妻子,不能确认网上的通告是赵连海本人所写,他反而觉得通告是发放官方的信息,不希望赵连海跟外界联繫。

不过李方平认为以非法治的方式,解决自由的问题,很多的事情不可以以正常的眼光去看待,因此就算通告是赵连海所写,相信都不是他真实想表达的意思。

网站管理人则说,不清楚赵连海是否自由上载文字;部分赵连海的支持者认为,当局淮许赵连海保外就医,目的就是要他襟声。

网上通告传出后,赵连海的北京居所并没异样,小区有三四名保安人员巡逻至晚上9时便离开,并没特别加强防范;赵连海单位窗户昨晚一直拉上窗帘,屋内情难以了解。

其间虽有一女人走出阳台晾衣服,但身形比赵连海太太肥胖,家中也没传来赵连海孩子的哭笑声。

现年38岁的赵连海,其子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患有肾结石,发起家长组织「结石宝宝之家」争取权益,上月10日被北京大兴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对于赵连海获淮保外就医,有北京学者表示,这并非表示官方放鬆对民间维权的控制,他希望中国政府善待维权人士,不要动辄把他们推向对立面。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表示,赵连海事件还在发展,原因是此事在香港社会出现广泛迴响,加上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密切关注,「但此事不具任何意义,亦不能表明维权人士取得胜利,中国对维权的态度一直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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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9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1-01-06 01:22:54 提到] [FROM: 24.]
高瑜:中国严控舆论退到文革写作组方式
RFI 2011-01-05 19:07:21

  我们刚刚送走2010年,迎来2011新年,首先祝各位新年好。对刚过去的这一年,不同国家的人民有不同回忆,中国人对2010年的记忆是什么?又对2011 年寄予什么希望?这将是最近这几次听众之音节目的主题,在上次节目中我们先请北京的律师浦志强先生开个头,回顾分析了2010年中国司法领域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再请原北京经济学周报的主编高瑜女士分析2010年中国新闻舆论领域的状况。

  法广:这一年发生很多变化,维基解密事件对新闻界将会发生很大影响,中国2010年在新闻界、舆论控制方面,有哪些您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高瑜:2010年对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将要载入史册的一年。这一年中有几件当局要操办的大事: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年末的中共五中全会、这是直接向中共18大过渡的会议,很重要。再加上天灾人祸频仍:西南五省大旱、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矿难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接一个。上海世博会后又出现胶州路大火,这些都是天灾人祸防不胜防的,当局遇到这种事,一定要严控舆论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对中国的影响简直是太大了。

  维基解密对中国人来讲,那是世界上的大事,中国的媒体舆论控制都很严,(维基解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是极大的一件事,而且要影响中国未来许多年。而且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和中共五中全会相接,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整个来讲,中国六四以后执行的是邓小平的“暴力维稳”,包括对媒体的管制和对舆论的控制。但是从刘晓波获奖和五中全会后,出现一个分界线,就是从“暴力维稳”几乎退步到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时期的革命政权所需要的“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

  法广:在刘晓波获奖后,中国的舆论控制更加严密了,现在的政权似乎更加保守倒退?

  高瑜:我认为:一遇到这种事情,他们所采取的还是老办法,就是:“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做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那种方式。在传媒上,他们组织个别的媒体进行批判,不是让你们所有的媒体随便批,那就等于扩散了刘晓波获奖的事。他要严格控制,统一全党思想于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认清刘晓波获奖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造成的,尤其是说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堕落为反华小丑和工具,当然这种批判只能是谩骂了,有点退回到文化大革命时大字报的形式。这是一个变化,因为过去还没有这么大的事件惹火他。但这种在中国报纸上的批判,也让中国人知道:的确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瞒也瞒不下去了,这件事太大了。

  再有一个是五中全会以后,要应对刘晓波获奖事件,人民日报出现了署名“郑清源”的系列政治评论,在人民网还用署名肖勇的一篇网文,告诉网民们: “郑清源”是比中组部代称“钟祖文”和人民日报评论化称“任重平”更高级别的化名,“郑清源”就是中国成语“正本清源”的意思。肖勇的网文说:“郑清源” 的系列文章是中共政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是中央政治局形成的观点,以适应媒体的形式和其它的需要,化名署名来对全党意识进行澄清,统一思想,强调的都是鸿篇巨制。我这里引得都是这篇网文的原话。这让我们立刻想到文革的写作组。文革时,上有姚文元那样的“金棍子”,下面有梁效等一系列大批判组,今天又使用了文革时的写作组方式来统一全党思想,应对刘晓波获奖,还要应对国内党内对普世价值、对宪政的、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温家宝不是也讲过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吗? 你看五中全会以后,总理温家宝再也没有提过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各个省市都接到了上级指示,这个上级就是省委宣传部和省市的新闻出版局,他们大范围地下达禁止性的指令:就是不许媒体报道什么,这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每个省市都下达禁止性的指令,那就是中宣部的统一安排了。我这么多年也没有给国内媒体写过文章,今年李普先生去世后,正好南方有一家杂志邀请我,这是一家非常软性和女性的杂志,我就写了李普和他妻子沈容66年的爱情,托了一个多月,11月末我接到这家杂志的退稿信,理由是他们的上级出版局刚刚下达指示:不能出版涉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内容。我非常惊讶,这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禁令中的一个内容。因为李普和沈容都是共产党的第一代记者,他们从革命战争到建国,报道过开国大典的,就避免不了提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我的这篇文章就是这样被封杀的。我在网上看到的:南方的一个记者作了一个统计:就是今年一年啊,他们报社就收到了922条禁令,这还是有文字可查的禁令,但更多的是通过电话口头方式传达的。

  具体来说,受到严管和封杀的媒体主要有:《炎黄春秋》、《潇湘晨报》、还有广东的《时代周报》,这几家媒体都因为报道的问题而受到整肃,主编副主编作检查,逼《炎黄春秋》的杜导正退休等等,其实涉及的问题,有的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年的特刊啊,有的是评选2010年有影响力的100人啊,结石宝宝家长的代表赵连海因为打官司竟然被荒唐地判了徒刑,《时代周报》把赵连海选为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这当然不被当局所容,但也表现出政府和民意非常强烈的对抗
 
2   [USMedEdu 于 2011-01-06 01:16:47 提到] [FROM: 24.]
中国百姓现在的生活素质比5年前还差
RFI 2011-01-05 19:26:27

  根据中国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最新的报告,中国百姓对刚过去的2010年的生活素质的满意程度,比5年前还要差。

  由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不但不满意去年的生活,而且对即将的未来能否有所改善也同样不具信心。

  调查报告指出,百姓对生活素质的不满,主要是商品和房屋价值暴涨,但收入却未见增加,在工作上又欠缺满足感,消费者的信心滑落,以及对政府增加就业机会和反贪缺乏信心。

  此外,调查还发现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和农村人口,认为他们比起邻居更穷,而超过七成接受调查的百姓认为,社会制度的不公,是造成他们贫穷的原因。

  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主席袁岳说,调查显示大陆的社会风险正在上升之中,政府现在却一味的宣传社会快乐和谐,只会遭到普通民众的抗拒和平添不满的心理。他说,真正值得关注之处是不同地区、社会以及群组的人民,所显示不同程度的不满。

  根据调查所得,过去6年来中国工人平均退休金的增幅,远低于公务员平均退休金增幅。
 
3   [USMedEdu 于 2011-01-04 15:56:43 提到] [FROM: 142.]
杨承民:两幅对联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初期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在伟大领袖关心国家大事的感召下,在长期党的阶级政策的灌输下,在一篇篇杀气腾腾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鼓动下,在各级干部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纵容下,在公检法机关的默许下,这幅宣扬封建血统论的对联出笼了,成千上万出身地富反坏右、资本家、黑帮、甚至普通教师的子女被打、被辱、被逼自杀、甚至直接惨遭杀害。

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侮辱歧视并非从文革开始。自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一部分人就成为共和国的敌人,他们的家属也就沦为贱民。一开始是地主、富农、反革命,接下来是资本家、小业主、右派、反动文人、反党分子。他们的子女不仅得辱骂自己的父母来划清界线,难以入团入党提干,还不让上学,分配坏的苦的工作。我的一位远房堂叔聪明好学,因为出身地主兼反动军官,不准其上高中。华东师大一位教授肃反时被送去劳改,家属被赶到农村,小孩不能上学以至八十年代全家平反时因文盲难以安排工作。大右派钱伟长的儿子内定大学不予录取。

到了文革这一共产党的既定政策变的变本加厉,直到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大规模斩尽杀绝四类分子的全家,不论老幼。人权先驱遇罗克本人也因出身进不了大学,他挺身而出反击这幅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他的《出身论》一时洛阳纸贵,说出了每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的心声。尽管当时当局为了党内斗争需要,也装模作样批判了一阵上述对联,将出身不好的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就是肯定这些人的“原罪”。对彻底揭露封建血统论和株连政策荒谬和罪恶的遇罗克却绝不放过,让他人头落地。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胡耀邦大力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推动下,株连歧视的状况大为好转。但是父贵子荣,仗势欺人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远没有灭绝,在某些方面甚至越演越烈。最近流传在网上的一幅对联苦涩贴切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状,“恨爹不成刚,怨娘非玉兰”,横批“没种”(我改了一字,将下联的“恨”改成“怨”)。李启铭汽车撞死人后敢于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举报马晶晶考试作弊者被跨省追捕,都是因为他们有当官的父母---李启铭的一个当官的李刚父亲,马晶晶的一个当官的玉兰母亲。平民百姓无权者就只能忍声吞气,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尽管大多数这样的事例是地方官员及其子女家属胡作非为,仗势欺人,往往涉及到个人品质,中央和上级政府也不希望这类事情发生。但是他们之间利益相关,唇齿相依,使得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一起来掩盖真相,相互保护,宁愿牺牲公平正义和草民利益,保障所谓“和谐”。即使像“我爸是李刚”这样激起网民极大义愤的案件,到头来也得“私下和解”,为了拿到四十六万赔偿费,家属不得不放弃诉讼,解聘律师,噤声闭口,否则就是“反党,反政府”。

共产党从封建皇朝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株连政策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前不久学者丁东的儿子和吴思的女儿被阻出国,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在一份名单上,当然更因为丁东吴思长期以来的独立人格和思想。研究,宣传遇罗克思想,编辑遇罗克文集的丁东对遇罗克思想有了更切身的体验,发明“潜规则”一词的吴思也再一次尝到了潜规则的滋味。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家庭出身都会对人的成长产生一些影响,达官富人家的孩子总会多一些机会。但是在现代民主国家,制度上政策上的歧视已经基本不存在,社会对弱者往往还给予一些优待,譬如大学会对穷人家的孩子,罪犯的子女降低录取标准,认为他们比常人克服了更多的艰难。独立的法制系统使人们有地方投诉不平,自由的新闻媒体盯住官员使得他们难以腐败。像上面讲的这些事例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专制社会,无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一人得罪,株连九族,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为它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机制手段。

自上而下提拔干部的制度,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党控制法律系统都是造成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这样子假父威,以权以财欺人和因出身、父母而定命运的事例的原因,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法制,保障自由的言论,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4   [USMedEdu 于 2011-01-03 21:01:07 提到] [FROM: 24.]
村里都是纽约客
                      
记者:陈鸣 实习生:刘长欣

  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而还住在村子里的人已经低于1000人。

  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农村同步,不同的是,这里的凋敝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有。人们怀着美国梦陆续离开这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纽约。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村民不在纽约,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

  曹朱村的记忆正在被迅速掏空。

  村里的卫生员曹碧林今年做人口健康档案时发现,还住在村子里的人已经低于1000人。三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03。从明朝建村以来,这个村子人口少有地降到了千人以下。

  当年青壮年纷纷离乡出国的踊跃场景如今已经不见。198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不时能在村口看到声势浩大的青年们结伴同行,人们互相道别,场面像是斯巴达人告别前往温泉关的勇士。

  曹朱村隶属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管辖。历史上长乐曾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即使在“片板不许入海”的时期,人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操舟为业。从曹朱村到福州,城乡巴士只要一小时,但这儿离海更近,走到海边只需十五分钟。

  1960年代,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陆美国,当时只有三五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偷渡成了人们从现实中解脱的最好办法。

  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

  这里的村庄反而像是被遗忘在大洋此岸的飞地。即使在村口晒太阳的一溜婴儿车,里头躺的也基本上是美国公民——他们远在纽约的父母因为每天要繁忙工作13个小时,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家托老人们喂养几年。

  空荡荡的曹朱村静卧在阳光下,现在和十年前并无不同,只是人更加稀少了。虚空笼罩在村子上空,人声和狗叫都显得乏力。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总能看见几十个晒太阳的老人——这很可能就是留在村子里一半以上的原住民——把一只手塞到另一只手的袖管里,用同样的姿势聊一整个上午,话题是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

  一整个早上人群里惟一一次发出轰动和声响,是65岁的曹典武夹着一只亲手打死的老鼠在人群面前走了一圈。他在美国打了16年工,在华人街脏乱的厨房里不知道打死过多少只老鼠。

  25岁的曹晓东曾经是短暂的瑙鲁国公民,他只去过那个国家一次。十几年里,他同样很少再回到曹朱村,大部分时间他和母亲生活在福州。

  曹晓乐的表哥曹敏凡比他大一岁,现在也离开了村子去东莞管理一家工厂。他们小时候的同学都已经出国打工,有的在纽约的唐人街刷盘子,有的在送外卖,有的甚至到外州开起了餐馆。连曾经就读的曹朱村小学也因为招不到学生关闭了。本来表兄弟二人这时候也应该在美国,每次见面聊起这个事情都不免感慨。

  不在纽约,就在去纽约的路上

  当地人在美国的一个俗语是“白天炉头,晚上枕头,周末律师楼”,“律师楼”说的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不得不苦苦寻求身份。

  人们在福建沿海搭上一条渔船驶往公海,再换上一条大船开到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或者老挝,再从那里远涉重洋去往墨西哥,再从墨西哥边境狂奔翻过山脉,到达梦想中的美国。

  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农村同步,不同的是,这里的凋敝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有。人们携带着海外汇来的滚滚财富陆续离开这里,去邻近的福州和长乐市区购房,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纽约。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村民不在纽约,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

  十多年前,曹敏凡的父亲在家中已经办起工厂,权衡再三之后,依然决定出国。在当时的村子里,出国有着类似于“进京当官”的极高荣耀。

  一个不错的机会出现了。当时一个和曹敏凡父亲长得极像的人刚刚回国,对方不再打算去美国,于是以数十万元的价钱把身份整个卖给了曹家,俗称“换人头”。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跳船”明显安全很多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方法如果过境时被当场拦下,损失也是巨大的,数十万元人民币就此泡汤。上好的运气,和极相似的长相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当地人在美国的一个俗语是“白天炉头,晚上枕头,周末律师楼”,“律师楼”说的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不得不苦苦寻求身份。老曹不仅顺利过境进入美国,而且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正式身份,这等美事在当时的村子里很是被艳羡了一番。和那些没身份的偷渡客相比,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不必去躲闪警察的盘查,更明显的好处是当地的医疗机构每个月都会寄治疗哮喘的药物给他父亲,免费而且奇效。

  完美的移民方案也会带来麻烦,这是多年以后才发现的问题。去年,老曹打算把一家人都接到美国去时,他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自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如何向美国的移民局证实亲属关系,又如何证明这家孤儿寡母就是自家人?家里拿出了一大堆交往书信也没有成功,移民局认为他们是“假结婚”。

  表弟曹晓乐至今保存着一张父亲1992年偷渡时途经泰国拍下的照片,父亲面带笑容,背后椰林树影,水清沙幼。这是当年去往美国的黄金通道,阳光,沙滩,充满艰辛和凶险。

  和“换人头”相对,这才是早期移民方式的主流。人们在福建沿海搭上一条渔船驶往公海,再换上一条大船开到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或者老挝,再从那里远涉重洋去往墨西哥,再从墨西哥边境狂奔翻过山脉,到达梦想中的美国。

  这一过程曲折而危险。蛇头总是在车上和船上尽量多地塞人,只装少量的食物,有时候人在船里闷死,有时候掉下船。有时候他们要在沿途国家等待好几个月,到达美国已经是两三年以后。

  功败垂成的事时常发生,即使到达墨西哥边境,边境军的子弹也可能立刻终止这段旅程和偷渡者的生命。曹晓乐的一个表哥乘坐的轮船在接近美国时没油了,在太平洋上漂了半个月,只能很尴尬地从海里捞鱼吃,最后不得不向边防部队主动联系投降。

  这种俗称“跳船”的偷渡方式因为危险系数太高,越来越少被采用。后来“旅游”成了一个更文明体面的方法,蛇头也摇身变成了“移民顾问”。

  越来越多可选择的移民方法出现,非法的、合法的、灰色的。在骨肉分隔了将近十年之后,曹晓乐一家人决定出发去找他的父亲团圆,目的地——纽约。

  以旅游的方式失踪

  整个过程和旅游并无不同,他们在全球各地转了一圈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加拿大或墨西哥,最后一家人就能满怀欣喜、不动声色地跨入美国,再以最快的速度“失踪”。

  从此以后大多数人抛弃了这种风险极高的“偷渡”方式,更多地采用了成本较高但相对安全的“旅游”。

  当时曹晓乐只有16岁,同行的是母亲和弟弟。他们首先需要做一次环球旅行,线路是从瑙鲁到新加坡,再经过菲律宾、丹麦,捷克、荷兰,最后由加拿大入境美国。

  从199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曹朱人采取了这样的移民方式。这对母子三人来说是最优的选择。整个过程和旅游并无不同,他们在全球各地转了一圈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加拿大或墨西哥,签证官看着护照上集满了各个国家的印章很容易相信这真的是发了财的中国游客。最后一家人就能满怀欣喜、不动声色地跨入美国,再以最快的速度“失踪”。

  瑙鲁那边早已经由专业的移民咨询员安排好,在投资30万元人民币给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之后,曹晓乐和他的母亲、弟弟都成为该国正式公民。他们需要这个岛国的护照,能走到哪儿都免签证。

  他们顺利地和瑙鲁总理握上了手,并把微笑印在了相片上。笑容亲切而真诚,露出八颗牙,这很重要,尤其当护照放在入境检察官的面前时。

  曹晓乐一家人以这种方式上路了。顺利的话,那一年他就能与将近十年未见的父亲见面。

  他们入境新加坡没有遇到任何盘问,在那里成功地和一位美籍华人的导游会合。导游告诉他们,最关键的是第一个章盖上了,后面的入境旅游就好比累积信用,旅游的可信度大大提高,一切就好办多了。

  一家人在新加坡享受了一个月的假日时光。那里干净的街道、规矩的行人都给曹晓乐留下了鲜明印象。除了6月底的一天,他们经过一个广场看到的新闻报道让人感到些许不安——在英国多佛尔港,海关官员发现一辆长途货车里闷死了58名偷渡者,其中的大多数人就来自福建。

  这起死亡事件对于曹朱村乃至整个福建的移民潮影响深远,至今仍不时地被人在报刊上提起,从此以后大多数人抛弃了这种风险极高的“偷渡”方式,更多地采用了成本较高但相对安全的“旅游”。曹晓乐一家人暗自庆幸自己不需要那样“蛮干”,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因为类似的死亡其实在村子里从未停歇。曹晓乐的一个亲戚在从墨西哥翻山进入美国时,被墨西哥军警开枪打死;另一个村民在途中反复被抓,最后藏身于粪车之中,进入美国时已被呛死。

  死亡是源源不断移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的脚步。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国的人在村子里总能留下令人向往的传说:绿卡、高收入、失业保险、低收入救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移民美国对曹朱村民乃至整个潭头镇而言,意义如同成人礼,走出去意味着男子有拼劲、有前途。“实际上人们没有选择。”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说。留在家里不仅仅是件没面子的事情,最为重要的是,村里的土地极少,种水田或蔬菜一年都只有几千块钱收入。即使留下来打工,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也不能有尊严地生存。

  多佛尔惨案在当时令很多国家入境管理严格起来,曹晓乐一家的“旅游”也终于在加拿大边境戛然而止。

  入境检察官从母子殷切而紧张的眼神中产生了警觉,于是就在护照上盖了个鲜红夺目的拒绝章。这个章是一家人坏运气的开始,在返程途中,他们被一路拒绝入境,再次路过新加坡时,他们的瑙鲁护照甚至被没收。最后一家人不得不狼狈回国,在厦门被边防关起来盘问数日之后才放回家中。

  这一趟环球旅游草草收场,一家人掏出了八十多万元人民币,最终却一无所获。

  太平洋此岸的孤儿

  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传,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三年一小‘痴’,七年一大‘痴’。”“很多人连笑起来都显得僵硬了。”杨威说。

  他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

  表哥曹敏凡则一直在等待机会。由于当年父亲偷渡的“高超”技术和好运气,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需要贸然出击。但是移民局“假结婚”的认定同样令一家人陷入了困顿。他们决定在美国开庭上诉,争取扳回一局。

  在地球的那一端,纽约的唐人街,表兄弟二人的父亲都在付出着同样的辛劳。从上午9点到晚上11点都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一个在前台当接线员,一个在当厨师,他们每天行走在垃圾和鱼腥味弥漫的街道。在电话里,两个父亲很少向家人提起工作的辛苦,但实际上通过村口的信息交流,老人们很容易了解到各家的情况。

  在那里,思乡、身份和治安问题都是考验。

  杨威是长乐市区移民到纽约的人,现在是几个中餐馆的老板。他见过很多来自长乐各个村庄的移民,“生活辛苦就像牛马一样”,很多人长期打工已经不苟言笑,只是终日发呆。他曾经聘请过潭头的一个厨师,总是一边炒菜一边自言自语,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大笑。

  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传,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三年一小‘痴’,七年一大‘痴’。”“很多人连笑起来都显得僵硬了。”杨威说。

  已经回到村庄里的曹典武经常讲起在纽约的经历。他在街头也曾经被黑人少年抢劫过,后来遇到这样的情况,长像憨厚挺着肚子的曹阿伯就像李小龙一样平展开双手,居然也吓跑过几个人。但这套并不总是那么管用。在治安糟糕的那几年,公共厕所里曾有被劫后的中国人死在那里。

  这样的经历总是源源不断地成为村庄里的谈资。如今纽约和中国一个沿海村庄的距离已经不再那么遥远,头天早晨在街区发生的一起黑人对村民的袭击事件,第二天都会在村口被大家探讨一番。

  村子的人气在衰败,财富却在累积。为了保护村庄的老人和小孩,村子里凑钱组建了一支治安巡逻队,每个人每月发给600块钱。村民的排场总让那些四川来打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前美元值钱的时候,麻将桌上放的都是百元美钞”。每逢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从主人那里分一个数百元的红包。

  邻村的财富并不比曹朱村少,他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攀比于是就不可避免。

  村子里的居民基本上都被“养”了起来,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每个月就有1800元左右。而村民要做的,大部分时候只是晒太阳,攒下来力气搓麻将,定期接收一下美国政府寄给他们孙子孙女的奶粉。

  曹朱村里到处是偷渡和移民的故事,血泪和财富时常夹杂在同一段故事里。“他们并不如我们自由,我们什么时候想回家就能回去。”从四川南充到这里打工的杨芳对这些高级打工族并不羡慕。到处都是空房子,陆陆续续有一些从四川来打工的租客接管了它们。福州麻将也开始改用四川麻将的规则。

  年岁已高的曹典武很难找到当年那个人声鼎沸的村子的感觉,他偶尔到村里晒晒太阳,更多时候宁愿一个人呆在福州。曹典武在美国打工16年,本来只差两个半月就可以拿到绿卡,但是1992年的时候,老母亲病危,他决定回国。在机场,移民局的人劝他等了绿卡再走,他还是一咬牙飞走,见着了母亲最后一面。

  现在的曹朱村离纽约也越来越近了。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记得当年为了能跟在美国的女儿聊天,安装电话就花了6300块钱。小时候的曹晓乐家里没电话,每回总在中午吃饭时听邻居扯着嗓子大喊“你老爹来电话了”。如今父亲时常给曹晓乐打电话,偶尔也网络视频,他现在59岁了,经常在电话里说干不动了,考虑着回家。

  但是对曹晓乐而言,“父亲”只剩下一个名称,他童年记忆所能到达的最后影像是父子二人在公园里玩耍的情景。他明白父辈牺牲了自己来成全这一代人,但是亲情却免不了慢慢淡掉了,“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父亲一样”。

  他父亲偷渡那年是1992年,曹晓乐6岁。

□ 南方周末
 
5   [USMedEdu 于 2011-01-02 23:57:01 提到] [FROM: 24.]
灞水:中国离“法治”还有多远?



亚里士多德说,“让法来治国”(Law should govern)。过了近两千年,人类开始使用“法治”(Rule of law)一词。

由于“法治”一词反映一种高尚的道德,当权者,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对此词情有独钟。当权者进而发现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从而又有了“以法而治”(Rulebylaw)一词。其实“法治”与“以法而治”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在道德上一个国家的统治方式(道德概念)。后者则落脚在当权者应如何管理国家(技术概念)。虽然,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选用“以法而治”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是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力截然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府因法律而存在,服务于法律。而在专制国家,法律是政府的统治工具。中共中央党校卓泽渊教授在他的《法治国家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前提,人权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原则。中国目前显然无前提,无标志,也无原则。但是,如果“法治”目前还达不到,能把“以法而治”搞得好一点也可争点面子。可惜的是,连这点也弄不好。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两处提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一是要“完善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体制机制”;二是要“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乍听起来,政府(教育部)还真关心“农民工”的后代,使人感到眼圈热乎乎的。再一想,不对呀,政府文件里怎能出现“农民工”这样的歧视性文字?“农民工”是谁定义的?以种田为生者为农民。工人是指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从农村出来当了工人,就叫工人。当了建筑行业的工人,就叫建筑工人,当了城市环卫行业的工人,就叫环卫工人。在一个产业里工作的就叫产业工人。你政府官员将自己叫做“干部”,为何不区分“农民干部”和“城市干部”。真可谓,“资产阶级的血统论”还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中作怪。再者,“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什么是流动人口?人不流动,都被圈起来,那还叫人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农民到城市寻找工作,要求劳动并获得报酬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自然、当然地在工作地有居住和生活的权利。他们的权利至少不应低于许多吃闲饭的城市居民。他们子女在当地的受教育的权利受宪法保护。地方法规如与宪法抵触,应立即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在部分工人受到歧视,他们的子女在入学、升学方面不能享受平等权利时,教育部应该做的是维护法律尊严,“以法而治”,立即纠正错误,起诉违法者,而不是在该问题上搞“改革试点”。试什么?试一试某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公然违法行为是否可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框架下逐省、逐地区地得到逐步解决?这是一个笑话,还是一出悲剧?

法律都有了,硬是不会用。可见,政府部门连“以法而治”的本事还差很远。您说中国离“法治”还有多远?
 
6   [USMedEdu 于 2011-01-02 23:56:09 提到] [FROM: 24.]
英顺:2010年:中国民运史上又一个光辉的一年


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1989年波澜壮阔的一年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相对沉潜平淡,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标志,伴随着一系列其他的重要事件,中国民运在2010年再次激起波浪,以更大的势头和更理性的方式,向独裁制度发起又一波冲击,朝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后实现,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2010年中国民主运动最为突出的事件,也是民运人士奋斗多年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中国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各国进步力量的关注与同情,而2010年全球再一次高度聚焦中国,彰显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声援已经达到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必将极大地振奋和鼓舞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此奖也使得刘晓波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理性精神和非暴力路线已经逐渐得到公认,而零八宪章也更加为人所周知,中国民主运动因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纲领,即将大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2010年,大陆民智日益觉醒,公民意识开始出现。比如广东在亚运会前夕有政协委员提出一个取消电视粤语节目的议案,官方积极响应,但是引起当地民众很大不满,自发串联走上街头集会抗议,最终迫使当局放弃该项提案。又比如在上海大火以后,死者头七之日,十余万市民自发汇集现场,献上鲜花挽带,表示沉痛哀悼。这些事件说明了现代公民意识和市民精神正在大陆萌现和扩大,而在欧美各国早期,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的出现,孕育出现代的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

在海内外愈来愈大的压力下,2010年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特别是总理温家宝多次发表公开谈话,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呼吁保护公民尊严和鼓励自由发展,令人为之振奋。虽然由于缺少党内有力人士的响应,近来温氏又趋消沉,但是中共高层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已是不争事实。近代新型民主国家的转型,很多就是缘起于上层开明人士的推动。中共内部下一个出现的上层改革人士,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大陆的蒋经国。

2010年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开始抬头,在人权问题上对于中共的态度逐渐趋向强硬。美国等国在过去一向采用柔性的方式,劝导说服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但是成效不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倒退现象(例如重判刘晓波),现在则开始转变态度,向中共施加正面的压力。比如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甄选,授奖过程中,西方国家不顾中共威胁,展现空前团结,公开抨击大陆专制,要求释放政治人犯并进行改革。而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在刘氏获奖以后,无论是访问中国或者是接待中国要人来访,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本国公众和舆论压力,要求当面提出和讨论中国人权问题。西方国家的这种转变,无疑对于中国民主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0年因为上述的积极变化,而将会载入中国民运的史册。虽然中共在2010年内政外交屡受挫折,今后可能更加蛮横无理和一意孤行,中国民主运动因此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如同登山一样,2010年的中国民运已经向上迈出一个很大的台阶,距离顶峰又进了一步,它决不可能再退回原处了。

□ 读者投稿
 
7   [USMedEdu 于 2011-01-02 23:54:57 提到] [FROM: 24.]
梁文道:人权有罪?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撰写的报告,他发现,近年有越来越多人会在被拘捕时主动要求自己的权利,比方说保持沉默,又或者打电话给律师。为甚麽中国人会突然那麽懂人权,懂得提出这些连部分地方执法人员也不大明白的古怪权利呢?他认为那是进口电视剧看多了。

美国警匪片里不老有这种场面吗?正义朋友好不容易逮到了杀千刀的坏蛋,却只能恶狠狠地瞪视后者,冷冷道出指定台辞:"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佈《国家人权行动计画》,希望全国各级媒体多推广,开设专栏,好普及中国人的人权知识。其实,老百姓早就从电影和电视剧学到不少人权常识了。儘管这些常识粗糙,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而且还说着洋文,很像舶来赝品,但它们却实实在在地唤起了感性上的回应,使人觉得具体有用。

面对员警,保持沉默,以免无意中说错的任何一句话都成了呈堂证供,这一招听起来有理,感觉上也很像一种不证自明的神圣权利,难怪会成为日益普及的常识了。一切人权教育要想成功,总得让人感到学者们大谈特谈的那些权利是自然的,而且切实可行,不能只是字面上的玄虚概念,实行起来却处处碰壁,甚至还会惹上牢狱之灾。内蒙古的大牢里关了一位叫做吴保全的中年男子,他之所以坐牢,正是因为他实行了两项书本上常常提到的人权。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政府曾以一亩人民币250元的价钱向牧民徵收土地,最后在上头盖成了最高一亩82万人民币的别墅用地。当地居民对整个收地过程的不透明感到疑惑,也很不满其中45座别墅居然是要留给市领导的,于是屡屡抗议讨说法,结果4年里先后有28人被捕(当然是居民被捕)。吴保全在网上揭批此事,因而获罪,罪名是诽谤政府,危害了社会发展秩序。

近几年来,中国颇有一些地方官员喜欢用诽谤政府的名义治人以罪,从以前只针对媒体,到现在开始扩及到一般线民身上,隐约让人感到这里头似乎有一个类似平民从电视学人权的学习过程。

这麽多不同层级的政府,这麽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是怎麽想到这一招的呢?他们怎麽会不约而同地利用诽谤政府的罪名,去控告那些揭示自己行为,然后批评自己的人呢?

这些官员当然知道中央政府日渐鼓励舆论监督,也一定听过领导人要求干部向人民负责的言论;他们明白记者也好,普通公民也好,都有权知道政府决策的过程和施政手法,并且对此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应该很清楚中国已经逐步迈向法权社会,人权常识正在普行,法治正在建设。所以他们不能不问情由师出无名地以强权压制自己的眼中钉,他们需要一个名义,一个听起来很像一回事的名义。

于是他们找到了诽谤罪,一种大众媒体里面常常见到的管用名堂。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名流精英用这条罪名控诉记者和评论人,就算最后不能入罪,起码也能缠扰被告好一阵子,令他在法律程式上倾尽家财。

更何况那个被诽谤所伤的名誉权,被诽谤的说法可以去控制人民知的权利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可以说是以人权治人权,十分进步。最妙的地方是,它还能把自己变成姿态上的受害者,不只没有以强凌弱的感觉,反而还拉近了官民在法律面前的距离。

儘管学者早就说过无数遍,政府不是个人,根本不拥有甚麽名誉权,可是这类政府告民间诽谤的消息仍陆续有来。难道那些地方法院不晓得官方不得以诽谤之名治公民以罪吗?假如全国媒体响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号召,广设人权推广专栏,情况又会不会好转呢?

由此看来,最需要系统人权教育的,可能还不是早已迈入启蒙阶段,懂得实践自身权利的一般公民,而是这些迹近法盲的公务人员。更进一步说,徒有权利意识恐怕也还不济事,有没有一个足以舒展权利的环境,恐怕才是最要紧的。

吴保全在网上揭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政府徵收土地过程不透明,因而被送进了监狱。那些把他送进监狱的官员,或许瞭解名誉权的局限,但他们的名誉权在现实上,却往往能够战胜一般人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拥有的权利,反而是最管用的。
 
8   [USMedEdu 于 2011-01-01 20:21:27 提到] [FROM: 24.]
梁文道:强奸与强拆


以下是一名强奸犯人的告白:「强奸并非我等所愿,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繁殖成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每回交配都要考虑对方的意愿,事後还要付出大量赔偿费用的话;想想看,这得花去多少时间,又得浪费多少资源呀。而为了实施人类发展战略,强奸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强奸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

「当大家都在对强奸现象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奸行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们的雄性先祖当年用强,抡起大棒就敲晕了雌性同类,然後把她们拖回山洞;人类今天还能繁衍出今日这番恒河沙数的局面吗?我们中国还能如此人多势众好办事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奸就没有现代人类,没有现代人类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奸就没有『新中国』?」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恶心,马上就想冲进厕所大吐一场;也许会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骂出几句脏话。为甚麽我们看了这段告白之後会如此愤怒如此难受,理由恐怕还不只是因为那个犯人的强词夺理荒谬思维,而在於一种更简单更根本的直觉。那种直觉告诉我们,强奸是种万万不可接受万万不得辩解的罪行。「强奸」这两个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满了非常负面的价值意蕴,正如「强抢」和「强盗」一样,我们一见就无法再不动心不动情地客观冷待。

换句话说,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 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强奸」这个词汇。理论上,他大可以发明一个比较好听或者至少比较陌生因而也比较能够唬人的术语,例如「非双方同意的交配行为」,或者「未经对方认可的主动性行为」。但他没有;他就是这麽左一个「强奸」右一个「强奸」地写下了这篇骇人听闻的自白。它让我们震惊的是,这个作者似乎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觉,完全没有想到光是「强奸」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毁他一切论点的说服力。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失去了人类同理心与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异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强奸有甚麽不对,他的辩解只是为了我们而写的。所以,他才会把强奸看成一种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术问题。

放心,以上种种其实全是我的虚构,现实中并不存在这麽一个泯灭良知而且还极端理智的强奸犯。然而,那几段告白却又不是百分百的无中生有,它们改写自近日一篇红遍全中国的鸿文,我只不过是把原文中的「强拆」换成了「强奸」,将「政府」变成「我们」,同时还补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而已。我说的这篇文章当然就是首发於「财新网」的「宜黄来函」。

话说江西宜黄的强拆案透过微博的转播震撼全中国,其中的自焚丶抢尸与截访在在显示出公权暴力的恐怖,结果不只引起无数人的义愤,还丢掉了几名地方官员顶上的乌纱帽。想不到正当事情冷却结尾之际,一名当地官员竟主动投书媒体叹不平,於是触发更多舆论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员所撰写的这篇「宜黄来函」,以及众多评论家的仔细剖析之後,最叫我吃惊的是该名官员竟然全不避讳地采用「强拆」一词;而多位评论家虽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思维的盲点,全面地批判了强拆现象背後各种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觉得「强拆」这两个字刺眼。

让我们再看一眼「宜黄来函」的部分段落:「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发展战略,强拆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丶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为甚麽这几段话里的「强拆」可以拿来和「强奸」相比?答案在於那个「强」字。强奸之恶,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种种关乎人类肉身等尊严问题外,就是因为它用强。请注意,拆迁不一定总是强拆,因为拆迁绝对可以经过双方同意;而强拆则是一方不情愿,另一方却坚持使用暴力手段来达成目标的结果。不管那位宜黄官员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诡莫测的宏观辩说,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发展路綫比较,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认,甚至还从不隐瞒地挂在嘴上的;那就是当地政府的的确确搞了一次强拆。除非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用强不算错,以暴力逼迫他人就范也不算问题的地步,否则强拆就一定是种类似强奸的罪恶,一种道德上的罪恶。

从这个角度来看,「宜黄来函」最令人齿冷的,就是一个国家官员居然完全没有想到这麽基本的道德事实,在一整篇东西里头没有半句提及居民意愿,反而把罪过的後果当成运气问题,以经济发展解说违反人类根本自由的恶行;最後还把我们所有人拉下水,说成是一个道德错误的受益人与共犯。假如这篇文字真的像许多论者所言,「代表了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这个国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 一读者推荐
 
9   [USMedEdu 于 2011-01-01 00:25:06 提到] [FROM: 24.]
中美的十句话对比

                            佚名

1、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要讨好;
  中国:谁见了市长都要讨好。

2、美国:老百姓可以乱搞,当官的不可以;
  中国:当官的可以乱搞,老百姓不可以。

3、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

4、美国:批判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
  中国:歌颂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

5、美国:国穷民富,政府宁愿欠中国巨款,去保民生福利;
  中国:国富民穷,政府宁愿牺牲民生,
     也要去买美国政府贬值国债。

6、美国:学校甚少政治教育,而精英都很爱国;
  中国:学校强调政治教育,但精英纷纷移民。

7、美国: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运动;
  中国: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学习。

8、美国:在向中国的传统学习;
  中国:在向美国的现代学习。

9、美国人:喜欢到中国领养小孩;
  中国人:喜欢到美国生小孩。

10、美国政府:外悍内善,对哪个国家都不怕得罪,
       只讨好本国人民;
  中共政府:外善内悍,对哪个国家都不愿得罪,
       只不怕得罪人民。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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