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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对群丑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28
更新时间:2010-12-28
浏览:754次
评论: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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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对群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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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5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1-01-06 17:52:20 提到] [FROM: 142.]
纽约华侨为什么不抗议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送交者: 兰冠云 2011年01月04日21:29:0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件已告一段落,中间衍生了许多小风波小事件,吸引全球华人侧目。中国政府除厉声谴责、高声抗议、恫吓威胁外,还动员了挪威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一些华侨上街抗议以体现中国的“民意”。当时我有点奇怪为什么纽约和加州的“爱国侨团”没有露面,难道中领馆这回独独忽略了美国的华侨?刚在北京之春网站读到这一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补上一些幕后花絮。是“失道寡助”,还是“爱国华侨”被美帝洗了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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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真实故事:中领馆如此操纵华人同乡会


郑钢清
 


2010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我走到法拉盛的凯西娜大道和枫树大道交叉口的小公园时,看到有5,6个人围在树下的棋桌下象棋,我便走过去看他们下棋。

天色已经黑了,他们仍在借着20多米远的路灯光聚精会神地下着象棋。

没有多久,棋友们都熟悉的老支书走过来(注:他经常给别人支招,而按照他支招走棋的人总是输棋,久而久之,下棋的人都戏称他是老支输,也叫老支书,取谐音)。他对一位正在下棋的人说:“哎,老郑!你们福建同乡会办了一件挺有正义感的事。我非常赞成他们办的这件事。”

老郑问:“什么事?”

老支书:“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你们福建同乡会里的一个头。他跟我说,前几天我们同乡会办了一件事,你认为我们办的对还是不对。我说什么事,他说就是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纽约中领馆的人连续三次找我们同乡会,让我们同乡会组织人员在12月10日的那一天,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挪威政府和诺贝尔委员会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我问他,你们答应了吗?他说没有答应。我们说刘晓波的事情很不一般,我们要考虑考虑。第三次来的人比前两次的人官大,他跟我们说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条件都可以讲。这个朋友说不是什么条件的事,这事我得跟大家研究研究,因为刘晓波的事太不一般了。如果说国内的什么人来了,让我们去欢迎或欢送什么的都可以,就当老家来了一个朋友,我们去接一届,送一送嘛,这些没有问题。但是,刘晓波的这件事,我实在做不了主。这个当官的很扫兴地走了。以后又来了几次电话问这事办得怎样,我说办不成,大家都不愿意去,就这样拒绝中领馆的人了。哎,你说我们这事办得怎么样?”

老支书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对这个朋友说,你们这事办得好啊,办得很有正义感的。说句实话,以前你们福建同乡会办的那些事我一点也不赞成,因为违背了你们的良心。你说你们福建人在共产党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才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来到美国,等你们在美国混得有模有样了,共产党又来想利用你们,说的甜言蜜语。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帮助过你们吗?还有,你们刚刚来到美国,最艰难的时候,中领馆的人过来帮助过你们吗?用一句共产党的话来说,做人不能忘本嘛,是不是?”

老支书:“这个朋友跟我说,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嘛。你看,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在国内,再加上做生意的事,考虑到回家时能方便一点,也觉得能有一点面子嘛。”

老支书:“我理解你们,那刘晓波这件事,怎么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呢?我朋友跟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文化,知道的比较少。但是,刘晓波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对所有老百姓都有好处,我们也不能胡乱地来做事嘛。”

我说,“老支书,你没有问他中领馆来的人叫什么名字嘛?”

老支书:“我问了,他说,‘你不要问这么仔细嘛,这事要是传出去不太好,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我跟你说这事,就是想请你谈一下看法。‘我说这事做得好,我非常赞成。’。“我问朋友说,中领馆的人除了找你们福建同乡会以外,再没有去找别的同乡会嘛?朋友说,“他们先去找在纽约的留学生,留学生没有一个去的,他们才来找我们。”

老郑说:“唉,老支书,中领馆的人说没有去找你们湖南同乡会嘛?哈,哈!”

老支书:“不用去,去了也没戏。如果我们湖南同乡会的人去了,我就见一个骂一个,一个人做事要有一点正义感嘛。”

老王说:“老支书,中领馆的人没上广东同乡会吗?”

老支书:“广东同乡会那里更没戏。”

我说:“老支书,你是不是搞民运的?”

老支书:“我不是搞民运的。”

我说:“那你会不会跟搞民运的讲这件事呢?”

老支书:“我不能跟他们讲这事,跟他们讲这事,事情就给弄大了,到时候,我朋友会埋怨我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当我们说呢?”

老支书:“这里不是有好几个福建人嘛,福建同乡会好不容易作出一件有正义感的事情,我是替你们高兴,才当咱们这些熟人讲的嘛。”

我说:“老支书,咱们下棋的那两个棋桌上写了‘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08宪章精神万岁’。这两句话是不是你写的?”

老支书:“棋桌上的字不是我写的,我写的字很难看,那是老刘写的,他写的字漂亮。他说他写的是隶书体。”

我说:“你们说一说,这中领馆的人四处找人,结果一个也没找着,也够他妈的丢人现眼的了。在08年月份,四川省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中领馆的总领事彭克玉阴谋构陷法轮功,策划法拉盛的华人攻击法轮功学员事件,弄的是狼狈不堪,特别地丢人现眼,他差不多能有半年多的时间不敢再媒体上露面。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又在美国中文电视台的频道上经常出来抖瑟,刘晓波这件事弄的是又一次丢人现眼。”

老支书高兴地说:“对,让我们热烈祝贺纽约中领馆再一次丢人现眼!”


口述:郑钢清

整理:李长军

2010年12月14日

 
2   [USMedEdu 于 2010-12-29 11:51:26 提到] [FROM: 172.]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王千源:中国“愤青”是一种变态的所谓爱国方式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由于表示藏人有权争取自由而成了千夫所指的攻击对象。年仅二十的王千源被她的汉族同胞视为叛徒,而她在青岛的家人也受到骚扰及威胁。王千源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专访时表示,她目前已经不能上课,并受到当地警方的保护。以下文字是这次采访的内容摘要。

  王千源: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父母在那边究竟是否安全。我跟他们每天早晨晚上都发E-MAIL说我还活着,一切都还好。

  记者申铧: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王千源:他们现在是三缄其口,有话基本上都不说。他们基本上是在逃难。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也坚决不告诉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查。但是从他们的E-MAIL看来,好像还算安全,至少他们说他们安全。

  记者申铧:你现在不能上课,你的学业怎么办?

  王千源:我可以后面补一下。现在先把心态平和下来。如果治根不治本的话,我人心慌慌地去上课,也不会学好。当我回过神来,能够理智地思考、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自我调整的状态之后,我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回到比较正常的学习。

  记者申铧:你觉得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支持不支持西藏独立?

  王千源:我觉得西藏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因为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对待它就要像是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要用的方式和对待外人是不一样的。对待外人,你可以不予理睬、你用比较强硬的手段也好,都可以。但对同胞兄弟的话,是自己的亲人,就要更加理性,要注意情感上的交流。跟藏族讲话更多的是要考虑,这不是简单地这几年或几十年或奥运会几十天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是几百年、几千年的渊源,并且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记者申铧: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发生后你受到的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攻击?你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王千源:我感到很意外。但他们可以这样对我,也可以这样对别人。我只是他们的一个靶子。中国人现在这种很奇怪的“愤青”状态是心理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变态的所谓爱国方式,但实际上绝对不是在爱国。他们标榜自己,攻击别人。

  记者申铧: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王千源: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自己感觉是,一种比较强烈的社会思潮在人民其他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的情况下,每个人不是心理特别感到舒坦的时候,他们需要发泄的地方。而随着网络的出现,他们的发泄可以由一个非常虚幻的概念转化为针对某几个人。而当他们成为几千几万人结合在一起,就感觉到自己去攻击别人时有人保护。这像历史回潮,我感觉这跟“文革”太像了。我读过那些历史,当时还不信。他们认为文革以及过去的一些事没有发生过,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记者申铧:你是在青岛受的小学中学教育。你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独立的想法,敢说真话,而很多你的同学老师、千千万万的同胞却不能做到?

  王千源:我可能就是比较愿意看书,比较愿意自己思考。其实中国有一大批的人是不说话,是沉默的群众。他们有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现在正在观察思考的有深度的人,目前还没有发出一句话来,而浮在表面上的那层一直比较激动地在说一些话。

  记者申铧:你的父母写了一封致歉信,你看了吗?

  王千源:不是他们写的。我跟我父母联系过,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我那不是他们写的。

  记者申铧:那是谁写的,知道吗?

  王千源: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写。他们很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支持我的做法,他们知道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辱国家的事情。他们在沉默中等待春天的回暖。

  记者申铧:我感到很吃惊。

  王千源:你看他们都写了大字报,写口号标语,又泼粪。这简直就是文革。最可怕的是,这次是人民文革。

  记者申铧:非常谢谢你。你年纪轻轻,有这么多想法。

  王千源:非常谢谢您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需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政见、不同的声音。我希望一个国家有更强大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逼迫人民连话都不敢说。现在有点像秦朝。秦朝当时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暴政。现在我担心的是,这个暴政既有可能出于政府,也有可能出于人民,这太可怕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专访王千源的内容摘要。

 
3   [USMedEdu 于 2010-12-29 11:48:34 提到] [FROM: 172.]
《纽约时报》: 杜克大学中国女留学生王千源因对藏独持中间立场遭到中国同学围攻,国内家人也受攻击 (三幅照片)


一个梦想成为政治家的中国留学生,迅速成为政治风暴中心的人物,也许这正是王千源政治人生的一个“高起点”。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她的争论,4月17日,王千源“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

就在奥运圣火接力来到旧金山之际,一名杜克大学一年级新生走出她的宿舍,找到了数百名支持西藏的学生,加入他们;在她另一边的,是为数比他们多许多的中国支持者。

《纽约时报》介绍,这名学生是王千源(Grace Wang),当两方各支持不同对象的群体相互对抗时,身在西藏支持者人群中的她,试图让与双方的代表人展开对话。

当时在现场的参与者说,王千源在两方都有朋友,她试着让两个团体对话。王千源开始跨越她所谓的“中间地带”,要求西藏团体的领袖出来会面并开始交涉,王千源说,如果他愿意与中国支持者交谈的话,她便愿意在一名学生的背上写上“解放西藏、拯救西藏”的字,她开始恳求并发表讲话,在一份照片中,她正走向中国旗帜与标语所构筑成的中国“海”中,双手高举过头,向他们比了一个暂停的“T”手势。




(图):王千源朝中国支持者比了“停止”手势

但这位仲裁员的努力被忽视了。当中国支持者因奥运火炬接力与中国对西藏政策与西藏支持者意见相左时,这群西藏支持者变成了中国支持者发怒的对象,而身在其中的王千源立刻被认了出来。

隔天,在中国学生的网路论坛上,王千源的照片被贴出,在她的额头上,张贴者打上充满愤怒的“叛国贼”字眼,王千源的个人资料,包括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络电话等被全数公开,甚至连她父母在青岛的公寓地址、父母姓名、工作等等资讯,也一并上网。

这位年轻女子当天选择与西藏支持者站同一边的事件立刻被传开,她的个人资讯被转贴到各大中国论坛,有的人当天也在现场,张贴帖子描述自己所见、王千源如何协助西藏支持者,如何为西藏的一方发声,不过,更多的是责骂声音,有的人更诅咒这位20岁的女子被汽油焚烧,此外,也有许多人将王千源的照片加工,改成带着侮辱的画面或是加上愤怒的字眼。有的人还贴了一张王千源父母家门口被泼粪的照片。

其中有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王千源,内容说道:“如果妳回到中国,妳的尸体将会被碎尸万段。”

王千源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她受到无谓的毁谤。

“如果背叛者是那些想要伤害中国的人,那麽我不是其中一份子。”王千源说。“这些严重攻击我的人才是更加伤害中国形象的人。”

王千源补充道:“他们不了解所谓‘爱中国’的意义,它不是剥夺其他人说话的权力,不是要我或其他人闭嘴。”

在一份青岛媒体2006年的报导中写道,王千源写古诗、弹奏古筝、并加入家乡里的民主讨论委员会,报导相信王千源是“为政治而生的”。

王千源表示,她并不支持西藏独立,但她认为若双方能更加了解对方,则问题能减轻。


(图):王千源档案照

《纽约时报》称,自从3月份中国藏区引发暴动后,包括康乃尔、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校园,均能见到一股反示威的浪潮。

当4月初杜克校园中支持西藏与支持中国的团体对立时,那些中国学生似乎期待王千源能加入他们,但她犹豫了。

王千源说:“他们对我的决定真的很惊讶,因为中国那方以为我根本连想都不用想。最后我决定不加入任何一方,因为他们太极端。”

杜克人权联盟暨支持西藏祈祷活动组织者寇德罗(Daniel R. Cordero)说,当王千源走过来指着支持中国的团体时,他正在分发传单。

“她说,为什麽你们的目标是杜克学生?让我们和那些人对话。”寇德罗说。“然後我心想,拜托,说正格的,这没有任何帮助。”


王千源的部分调停动作最后却招来一些中国学生的攻击与侮辱,事后她收到许多责骂的电子邮件与电话。

仅愿意提供英文名字的中国研究生雪莉(Sherry)向《纽约时报》表示,王千源声称想让两方沟通,但实际上她在那晚之前什麽事都没做。

“她并未与任何组织者沟通,她只是在表演。”雪莉说。但她认为那些攻击王千源的行为“太恐怖了”。“有一些学生非常愤怒。但也有许多人试图保护她,试着为她说话,事实上,大多数人不认为她罪大恶极、必须受这样的对待。”

不过,雪莉表示,当王千源接受杜克大学校报《Chronicle》的采访时,她赶跑了部分的同情者。在该报导中,王千源责怪杜克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透过电子邮件系统,协助散播她的个人资讯。

也有完全支持王千源的学生。伟斯(Adam Weiss)认为,王千源选择了她的立场,是个勇敢的女孩,在她这麽做的时候,有200个与她来自相同地方的人朝她大吼、把她称作背叛者,甚至恐吓要杀了她。

在王千源的要求下,伟斯最终与几位中国代表谈话,发现“我们有妥协处,我们都希望全中国能提升人权,尤其是对西藏人。”

三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成员在一份公开信件中解释,邮件清单是对外公开的,他们也认为那些对王千源的言语攻击是“折磨且可恶的”,所有王千源的个人资讯与冒犯文章均已移除。先前,杜克的学生团体批评该联谊会放任这些攻击者张贴不雅言论。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李治中表示,在联谊会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成员参加了支持中国活动,而杜克大学拥有超过500名中国学生。

王千源已雇请了律师,她表示,将个人资讯从网站上移除还不够。“我将会永远被视为一名背叛者,他们也仍旧能伤害我的父母。”

不过,《纽约时报》称,对于一位处在人身威胁中的女子来说,王千源的表现似乎很乐观。

“我的父母非常容忍我。”她说。“他们的确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感到失望,但我说服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思考。如果我能改变我的父母,也许我也能改变他人。”(记者安涵编译报导)

□ 一读者推荐

 
4   [USMedEdu 于 2010-12-29 11:42:38 提到] [FROM: 172.]
王千源:我的中国,我的西藏
发布者 siyu 在 08-04-23 09:35


我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而在这个我似乎无法再回到中国的夏天,我计划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阿拉伯语。我的目标是:在我30岁的时候,除了汉语和英语,再掌握10门语言。

我如此(饥渴地学习外语),因为我相信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拿中国和西藏来说吧。如果更多的中国人学习藏语,而更多的西藏人学习中国的更多事情,我相信,我们这两个民族(peoples)能够更深地彼此理解;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危机,我们也能够和平地克服。

当我试图在中国的和支持西藏的校园游行者之间调停的时候,站在中间立场的我被中国人抓住、诽谤和恐吓。游行结束之后,这种恐吓仍然在网络上继续着,而且我开始收到恐吓电话。然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在中国的父母也被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一段令人恐惧不安的经历。不过我决定,即使冒着威胁和辱骂,也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我的故事。

当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的时候,我曾担心我不会喜欢这里。杜兰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个小城, 而我来自有430万人口的大城市青岛。但是最终我适应了,而且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圣诞假期时,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回家的旅费太贵了。因为宿舍和食堂都关门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个多星期,和四个西藏同学一起。   

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西藏人,更别提和他们交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玩牌和下棋。当然,我们也讨论我们在中国的两端长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这种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一直认为雪域高原是个浪漫的地方,很久以来都对西藏怀有好奇和向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

在三周里我们谈了很多,当然我们交谈时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学里藏文都不是教学的语言,藏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濒危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西藏人必须接受汉语教育来在我们的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中胜出。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产生了愿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既然他们已经学习了我们的。

4月9日傍晚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些回忆。当我走在从餐厅去图书馆学习的路上时,我看到了广场上举着西藏旗和中国国旗的对峙的人们。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关游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在两群人之中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在人群之间穿行,询问我的朋友们的看法。两群人站得泾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谈,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

我认为我应该试图让两群人走到一起,开始一些交谈。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也是老子、孙子和孔子教导我们的。我的父亲也曾经教育过我,观点分歧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里面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见总是会造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应该保持沉默,营造和谐。

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活动的组织者后背上书写标语“解放西藏”引出来的,那位组织者是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事实上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他要求我这样做,并且以我帮他写了之后,他才会和中国游行者对话为交换条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会如何抓住这件清白无辜的事情作为把柄。双方的组织者确实一度进行了沟通的尝试,但是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游行者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应该站在他们的一边。支持西藏游行者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大家,试图把一场吼叫的比赛变成一场意见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到中间,力劝双方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异。

然而中国游行者们——可能有100人或更多,远大于藏独游行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大喊大叫,不让另一方说话。他们步步紧逼,推挤得对方——只有一打人的藏独游行者群体——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门上,高喊着“骗子,骗子,骗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这太盛气凌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知道这句谚语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试图增进双方互相的理解。我在两群人之间来回穿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国人用我们的语言交谈。我一直力劝每个人冷静下来,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们更愤怒了。一些中国年轻人——我们叫他们“愤青”——开始对着我叫骂。

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人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着:“让她说话。”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少部分丧失冷静者的叫喊声淹没了。

因为我说了些英语,中国这边的一些人指责我,叫我只说汉语。但是美国人不懂得汉语。一些中国人认为不说英语是在体现民族尊严,我认为这样想很奇怪。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在游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国人围住我,指着我, 说: “记得柴玲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样。” 他们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我应该下地狱。他们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然后情形开始感觉起来就像一群愤怒的暴徒快要攻击我了似的。最后,我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游行。

回到我的宿舍,我登录了DCSSA(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和邮件群,看看人们怎么说。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一名干部钱方舟(音),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确实给了他们点颜色看看!” ”

我贴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没有支持西藏独立,就像一些人指责我的那样。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国的自由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基本权利受到保护,就像中国政府宣称的一样。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引发一些实实在在的讨论,但是人们只是更厉害地指责和奚落我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股风暴席卷了网络。我的照片被贴在了网上,我的额头上打印着“卖国贼!”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证号都被贴了出来。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中国警方。”

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国的家的详细地址,和号召人们去给“这个无耻的狗”一点教训的帖子。然后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收到很多电话恐吓我的人身安全。这很讽刺:我努力去阻止的东西,全部加诸我的身上了。

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要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命恐吓。她说我不该打电话给他们。从那时开始,简短的电子邮件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门口倒扣着一桶粪尿。更加频繁地,我听说玻璃被打破和门被贴上猥亵标语的消息。并且我被告知,在集会讨论对我的制裁之后,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毕业文凭,并且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我理解人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的缘由: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悲剧性的。但是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人彼此煽风点火,表现得像暴徒一样,所以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现在,杜克大学警方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国网络上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和那些诽谤我的人预期相反,我没有束手无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开这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也为了让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决定检验我言论自由的权利。

因为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

(观察注)本文英语原文原载《华盛顿邮报》,汉语译者不详。

附录:告同胞书

我亲爱的各位同胞:

今日的示威散步已然结束,然余波未平。我就是今天站在两方之中做调停之人,有些逆耳忠言在人前不便多言,如今汝愤气稍停,不得不向你尽述。

  今者示威不可谓不雄壮,各位尽兴而归不可谓不快意。

  然若只知拳脚相加,怒气相向,那是初学者的姿态,也无君子雅量。  

  岂不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恰中了后发制人者的圈套。曹植被逼而赋《七步诗》,至今忧思难忘: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西藏既乃我国之领土,岂可随意抛弃抑或给予他人!

  然步步相逼,只会化友为敌,将原本平和的西藏各众逼上梁山,从而背水一战,造成不可收拾的严重冲突。试问西藏与中国和美国孰亲孰远?卧榻之上,岂容他人安睡?亲不记仇,才不致引虎归山,将我们的西藏向外推去,自给别人。我与西藏逾亲,则美与西藏逾远,否则彼必倒戈,则我方身旁插上美之飞地也。

  孙子曰:穷寇莫追。亦言:损刚益柔。老子云:上善若水。战略上,攻心为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成大事者,能忍人之不能忍,方为人所不能为。

  为中华之崛起,此方为用人之时,我们要有容人之度,容人之量。

  我不是让你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备战,消除怒气,头脑才会清晰,思维才能敏捷,决断才会正确,看清局势,方可从容应对。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后退一步,让对方露出破绽,然后一招知命。愚蠢的拳师一上来便大施拳脚,使出全部看家本领,反而会被对方摸出门路,为敌牵制。如今我们初来美国,立身未稳,如此头脑发热,意气用事,后果不堪设想。岂不闻"棍棒之下无孝子",拳头威逼之下,别人的满口应承哪里能是真心?因而应该以德治国,以理服人,退避三舍而后发,卧薪尝胆而后能,而非图一时之快,争一朝之胜负。汉武帝的"有为而治"之初用了一招非常厉害的"无为而治"的"推恩令",表面上遵从各藩属国的意愿,恩泽四方,实则将大国化为无数无法作为的小国,矛盾自解。我们应该努力让道义的天平倾向于自己,把舆论压力留给对手,让他们的拳头打在蜘蛛网上,让其像小丑一般自讨苦吃,何必苦苦相争,反而给自己造成无限烦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他们的观点不甚了解,其实又何尝完全洞悉己方观点?

由此可见,在知识领域,我们也没有占据战略上的制高点,并没有比对方高明多少,反而自揭伤疤,在人前落得个不好通融的形象,对树立良好的中国大国风范没有益处。自然,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有失公允,但是反顾自己,难道我们的媒体就完全公正,不偏不倚?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要主动沟通,掌握先机,方能克敌制胜。

  此外,关于讲英语的事,我有一言相劝。语言是重要的沟通工具,技艺高超者,母语外语都能从容应对,主场客场都可打赢,其实依我看,国人不愿讲英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原则问题,不过是学业不精,不愿在人前露丑,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总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大智大慧,岂可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藏与我们唇齿相依,所以关系处理方面应比美国更小心谨慎才是,美国人是要把我们放在炭火上烘烤啊!切莫让其得了便宜还卖乖!杜克乃修身养性之地,愿诸位今后能够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槁朴而震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成为经世致用的奇才,而非为五斗米而折腰。
       
     王千源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写于凌晨 

(观察注)该文是王千源在4月9日杜克大学组织反藏独游行后发布在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邮件组的一封公开信。

□ 观察

相关链接:

1.《纽约时报》: 杜克大学中国女留学生王千源因对藏独持中间立场遭到中国同学围攻,国内家人也受攻击 (三幅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99
2.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王千源:中国“愤青”是一种变态的所谓爱国方式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405

 
5   [USMedEdu 于 2010-12-29 11:36:23 提到] [FROM: 172.]
史教授就是第二张照片里那个穿黄衫,戴nike棒球帽者.

Re: 史天健教授因病逝世,享年59岁
【转贴】(新青年)美国杜克大学、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天健於2010年12月25日下午1时在纽约长岛北岸医院因病去世,终年59岁。史天健教授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是近年在国际学术界中国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政治学家,曾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北京的政治参与》一书,还在杜克大学创建了中国选举研究课题组。

  和很多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念书的人一样,史天健教授在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之前也曾跟作为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在农村劳动过很长时间.从1969年下乡到1975年回到北京,他在农村做过饲养员、当过专业卡车司机、甚至作为赤脚医生上过手术台给老百姓治病。在北京大学结束了本科学习之后,史天健教授考取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获得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的资格;他于1982年赴美留学,并在1991年获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不久后获得了在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执教的机会,并一直在杜克大学服务到现在。

  史天健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除了从理论上反思西方现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理论对非民主或者半民主国家的适用程度外,史天健教授还利用大规模抽样调查获得的资料来考察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个人资源等因素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包括人们对政治参与管道的选择、对传统和非传统参与方式的选择、以及人们对政府、政治制度的信任等。除了深入细緻地研究中国社会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变迁之外,他还跟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学者合作,通过跨区域的问卷调查比较研究来考察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对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在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间,史天健教授在美国政治学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的政治参与》一书,现有另一本专着的书稿在审阅过程中,同时正在撰写第三本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专着。

  史天健的主要学术成果:《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与肖唐镖合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中国农村民主》,新加坡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带际差别》,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99;《北京的政治参与》,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另有学术论文数十篇,见于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世界政治杂志》,《比较政治杂志》,《中国季刊》和《当代中国研究》等。现有另一本专着的书稿在审阅过程中,同时正在撰写第三本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专着。

  史天健教授还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在杜克大学创建了中国选举研究专案,与中国民政部、美国卡特中心等单位合作,组织外国学者专家到中国观察乡村和城市社区选举,为中国政府修订选举组织法、制定选举程式提供了建议。

【转贴】史天健教授最后的日子----史天健教授与清华政治学系

  2008-2009年,史天健教授在北京任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并兼北京办公室主任期间,积极参与了清华政治学系的重组工作,并商定将从美国返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职务。

  2009年9月,史天健的聘任案经系、学院和学校三级审核后通过,其教授资历也经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认定通过。2010年2月,史天健教授与清华签约,正式就职。随即史天健教授返回美国开始处理原任职的杜克大学的相关事务以及一应学术研究项目。期间,他多次往返中美之间,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处理相关事务。

  2010年9月3日,史天健教授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在此期间,史天健教授还和苏毓淞博士应邀参加了2010年9月4-5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民主化调查年会”。本次会议集中研讨了跨国比较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史博士介绍了调查工作的总体进展情况。苏博士就使用缺值数据补遗来分析数据以及如何以图形方式更好地呈现数据信息提出了相关建议。据悉,相关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今后将着重于数据分析和成果产出。

  9月4日,史天健教授与在华盛顿参加会议的于晓虹博士和苏毓淞博士讨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筹建进展。

  9月22日,史天健教授回到北京,在25-26日主持召开了由他组织的“城市社区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高级研讨会,并参加了随后举行的“中国模式的概念化”研讨会。

9月26日至10月1日,史天健教授在北京和无锡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海联论坛—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国家发展战略研讨会”。

9月27日,史天健教授返美,又于10月赴南非参加学术研讨会。

10月15日到16日,史天健教授在台北参加了主题为“全球民主化动态调查”的国际学术会议。

  11月8日,史天健博士赴亚特兰大,参加次日在卡特中心召开的一个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研讨会。

  11月15日,史天健教授开始准备12月3日参加香港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并催要清华政治学系的介绍资料以准备向有关基金会争取资助。

  11月22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美东时间21日下午9时),政治学系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当代政治学前沿”书稿的写作计划,身在美国的史天健教授以及吕杰博士、庞洵博士与在北京的同事网络连线,共同商定了写作计划。

  此时,史天健教授已偶患感冒,略有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几次就诊,发现热度居高不退,各项肝功能指标也不太正常,于11月26日入院接受检查和治疗。期间仍坚持工作,修改书稿。

  12月4日,史天健教授给清华政治学系发来邮件,称“我11月病了一个月一直不好, 上个星期终于被收住院了;住了一个星期,也还没有查出结果。本来12月应该回去,现在看来是动不了了。” 但他仍未放弃工作,12月11日还与合作伙伴通电话,讨论书稿修改问题。

  12月15日,史天健教授的肺功突然出现问题,因而移住ICU(重症监护室),一方面进行肺部活体检验以发现病因,一方面则为缓解症状。然而,病情持续恶化,因而于12月18日开始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至12月24日,医院放弃治疗。

12月25日中午美东时间1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2时,史天健在美国纽约长岛的北岸医院停止呼吸。


AtlanticOcean
华夏仙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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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史教授牺牲了
人死了,于情于理,本应该表示一下哀悼。出于好奇,狗了一下这位史教授何许人也?
读到下面这篇文章,于是就哀不出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史天健们,别走得太远

东方出版社前不久出版了《建言中国》一书,其中收录了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史天健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重视传统文化对提升政府信任度的积极作用。”读了史天健该文下面的一段话,我汗颜无地又深感不安:

“我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跟西方的民主机制不同,但从理论上说,人民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也有可能导致人民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在于人民是否可以清楚地区分政府官员和我们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决定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应对人民对于部分失职官员的不满。如果人民可以清楚区分两者的不同,为巩固政权,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惩罚失职官员,从而防止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于政府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信任。相反,如果人民对于两者之间不能清楚地区分,我们就应该适当保护失职官员,防止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缺失进一步扩大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引文直接来自“欧美同学会中国海外留学人员联谊会”《海外留学人员座谈会论文集》第124页,此论文集后来编辑为《建言中国》)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再不清楚不过了:国家对失职官员的惩治取决于维护政权的需要而定。这里,国家或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完全是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什么人民主权、自由、正义全都扔到脑后了。史天健这篇文章的要旨就是要用传统文化来教化人民从而“提升政府信任度。”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史文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类似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政府有义务照顾其子民,与此同时人民有义务服从并尊敬政府。” 说白了,他不过是在提倡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他还提倡“通过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来达到维稳。这就是儒家文化中的教化。

这就是他对中国的建言,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当权者的建言而不是对人民的建言。

史天健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专制主义的思维。他甚至比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走的更远。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还没有完全泯灭良心,比如东汉杨震还说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名言,说为官的贪不贪是天地良心的问题。而史天健连“杨四知”的良心也不要了,他建言的“反贪官”要看看老百姓知情程度而定,只要老百姓不知道,连贪官也不要反了,免得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这就是今天21世纪初中国的“维稳”御用文化:只要维护政权之稳定,不要维护人民之权利。

我不知道史天健是否真的信仰儒家学说或儒家文化。如果是信仰,那还只是个学者而已。如果自己不知道信不信,只因为认为它有用并拿过来为当权者用,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御用文人,而且是庸俗的御用文人。

中国典型的御用文人是“只要好看,就不怕浮浅,只要好听,就不怕肉麻,只要应景,就不怕扯蛋,只要上口,就不怕空洞。一句话,只要主子满意,也就算得上是恪尽厥职了。”(李国文:《上官仪:武则天夫妇的牺牲品》)。

史天健大概还不是这种典型的庸俗御用文人。他受过西方教育,运用什么抽样问卷等“科学”手段来支持自己的观点。2002年,史天健就通过抽样问卷得出结论说,中国90%的老百姓认为自己有言论自由。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建言”文章也依赖了他2002年的调查数据。他调查的真实性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问题是他没有考虑政治大环境。他的问卷题目有问题,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馄饨。中国的媒体被官方控制着,人民缺乏足够资讯来理解一些概念,所以人民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与西方人不一样。他没有界定和划分西方的言论自由的概念和中国老百姓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上的区别。这好像他到了一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里去调查魏晋的文化观念。换句话说,如果你问中国的老百姓“你认为你享有言论自由吗,”多数人的答案可能是“是。”同样的问题你去问北朝鲜人,其结果会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问 “你认为你享有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吗、”“你享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自由吗、”或更简单些“你认为你享有批评腐败的官员而不拍打击报复的言论自由吗,”其答案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史天健没有这样去问中国的老百姓。如果史天健是先有了调查数据然后才分析出前述的结论,他还算一个没有学好社会调查科目的学者。如果他先有结论然后设计问卷,那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上官仪似的庸俗文人了。

我能理解天健这帮早期的留学生。当初他们怀着一颗热心来到海外为中国的强大和富裕而努力学习。可是,他们本身的早期教育是有缺陷的而且长于水生火热之中。他们抱着西方就是完美的西天的感觉来到西方。可是一到西方看到了缺陷,于是乎马上站在西方学者左派的一边。左派就是激进派,就是反政府。但人家那是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同胞的正义和富强而与政府对立。我不清楚史天健现在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还是仍然为中国公民;是以什么身份反对美国民主政府而抱中国极权政府的大腿。史天健们的行为是盲目的错位还是利益的选择?但愿他们是盲目错位。他们的错位是没有分清学者和御用文人的区别。御用文人就是要说别人的坏从而宣扬自己主子的好。而学者则要有良心,要独立,要批评当权者。如果天健将自己认作是美国人来批评美国当权者,我敬佩不已。如果他将自己当作中国执政党的幕僚,却不去批评中国政府甚至帮助政府去“治人”,那么我是有些汗颜的,因为天健是走的太远了,远离了贫苦大众,远离的良心,也远离了自己过去的追求。

我们原来将史天健们认作是“新左派”。其实,他们不是左派。在中国真正的左派是“乌有之乡”网站的那些作者。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我非常敬佩他们那种理想的追求。他们在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为人民着想。相比之下,史天健们有什么理想?他们不中不西,没有理论。他们是务实派。他们务什么实?务的是当权者的实。他们总是在找到西方政治上的不足为中国的当权派唱赞歌。再问他们一遍,人民,人民呢?

我说史天健是“不西”是他根本就没有学好西方的哲学,那就是西方哲学中的“恶”的概念和人的不完美性。对于民主,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丘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曾经试过的各种政府形式外,民主一直被说成是最坏的政府形式。”(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史天健们衹是读了半句话。其实,将“但书”一起来读,那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或实验一种比民主更好的政府形式。

我说史天健“不中”,讲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记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史天健的主张恰恰是颠倒孟子的思想,社稷为大(维稳),君为重(中央领导),民为轻。多么可拍啊。

史天健的建言让人感到不安。这是因为他挂有美国著名大学教授的头衔并以“科学”调查问卷方式和比较西方的做法为当政者“建言”。

我与天健同是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追求中国自由和富强的莘莘学子。当初为了在校园里尝试一点点“竞选”,他也是活跃分子。当中国的当权者在1989年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时候,他也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的前头在中国驻美使馆前哭喊。可是,现在他不但忘却了那血腥,而且反过来为那个我们曾经共同唾弃的传统专制文化搽脂抹粉。按照他现在的“建言”逻辑,他会对政府同样建言,只要维稳,可以开枪。多么可怕的建言派啊。

像天健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近年来,一些留洋的人专门组织了一个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他们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下专门召开“建言”会,自愿成为御用文人。在一个政府和民间社会都发达的社会里,御用文人没有什么不好,说白了就是争夺一点政府资源。做点事,拿点钱没有什么不应当的。问题是,中国那么多弱势群体,民间社会不发达,一个非盈利组织都很难独立于政府而生存,常常受到政府的打压。我没有看到那些中国欧美同学会的人为那些被强制拆迁的老百姓建言。我没有看到他们为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建言。老百姓已经受到那么多的打压,史天健们却为了那么点资源助纣为虐。所以,我要大声疾问史天健们,你们建言中国要把中国往何处带?史天健们,不要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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