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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前沉思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23
更新时间:2010-12-23
浏览:85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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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在无字碑前——刘宾雁归葬记实(三篇文章+照片)


1.沉思在无字碑前
2.雁归天山(上)——刘宾雁归葬记实
3.刘大洪在父亲安葬仪式上的发言


                    ※   ※   ※   ※   ※

        沉思在无字碑前

         马云龙

“我的要求并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转,亲吻一次家乡的土地,也就满足了……”这是流亡海外18年的刘宾雁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

2010年12月22日,刘老的遗愿总算实现了--他的骨灰终于在北京西山的天山陵园入土。这是北京六环外一个群山环抱的小盆地,安静,肃穆,远离市井喧嚣,但登上山顶就可以看到让刘老昼思夜梦的北京城。他终于得以尽情地拥抱、亲吻并永久地融入故国的大地了。

为了这次深情的拥抱和亲吻,刘老在2005年12月5日病逝于美国普林斯顿后,又苦苦地等待了5年零17天。原因很荒唐:他的骨灰能否在中国大地上安葬,要等“有关部门”研究,这一“研究”就是两年;接着,宾雁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能否刻在墓碑上,又被反复“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不准。于是,在天山陵园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奇特墓葬:墓碑上只有亡者生前的签名手书“刘宾雁”三字,下署他的生卒年份“1925--2005”。盖在墓穴上的紫晶大理石虽然打磨得平滑铮亮,却空空如也,不着一字。



凝视着这块无字碑,人们不禁想起了十二天前挪威那张震惊了世界的空椅子。面目神情酷似宾雁的刘公子大洪在墓前用深沉但平静的语调道出了这“空无”的意义:“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

当大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墓地的松墙后面停着三辆无牌的黑车,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目光冷峻的陌生人在周围逡巡,似乎在为这句话作脚注。

自己亲撰的墓志铭不能刻在自己的墓碑上,九泉下的刘老大概会感到遗憾吧。但我在墓前悄悄地告诉刘老:您无须遗憾。您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并和自己的人民并肩而立了。你用自己墓碑上无奈的空白,应和了高压下民众的无声呼喊,您终于以这种方式再次和你的人民共担苦难、同享命运了。

“有无”之辩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哲学命题之一。有字之碑在这快土地上矗立如林,刻在其上的歌功颂德文字浩如烟海,但其最后的命运总难免是被风雨剥蚀,湮没无闻,或被后人推翻砸烂。但我们深信,宾雁墓前的这块无字之碑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具有历史价值,终将成为未来的人们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文物。它不仅印证了我们这块土地上曾有的黑暗和暴戾,更记录了这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抗争、奋斗和无畏牺牲。而不屈的斗士、“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的名字和他的墓志铭已经刻在人们心上,将被人们长久记忆,永不会风化磨蚀。

这种信心不只来自宾雁的榜样,也来自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尽管官方严格限制了来到墓地为宾雁送行的人数,但是人们还是赶来了。这里有宾雁一生各个时期的同事、朋友和难友的代表,也有他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尽管他的名字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消失二十多年了,但他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被屏蔽删除,
12月22日是冬至,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也是北国的严寒开始肆虐的日子。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天,并和长眠在天山陵园的宾雁一起等待着大地回春、桃李盛开的那一天。

写于2010年12月22日夜

                    ※   ※   ※   ※   ※

                    雁归天山(上)——刘宾雁归葬记实

                    朱毅 文/贺延光 摄图



碧空天山,朔风悲号,北半球最长的寒夜日的上午十时,中国的良心--刘宾雁归葬仪式,在京西门头沟天山陵场庄严举行。

希望踏踏祖国的土地,是因良心而羁绊天涯的刘宾雁年复一年的愿望;“爸爸,我们要带您回家!”是儿女们在普林斯顿灵堂庄重的承诺;却因宾雁先生生前自拟的墓志铭不容刻立,整整五年又十七天之后,良知中国的送葬行列才在先生魂系梦萦的祖国土地上,从天山陵场停车场出发。

墓园三面环山,由两根高大的华表次第升攀,格局庄严、凝重、幽雅、静谧。没有哀乐,没有旗杖,悲咽的北风,迫使两个仪仗人员一左一右牵扯住前导的灵伞;灵伞之下,神情肃穆的刘大洪,捧着父亲悄然回归多年的骨灰盒;外孙李达宽捧着一帧风骨俨然的刘宾雁木雕遗像,紧随其后;女儿刘小雁、卢跃刚们则搀扶陪伴着神情哀戚、81高龄的朱洪老人,缓缓行进在亲友与严格限定的来宾混合的送葬队伍最前面。其中的来宾们是:

天津地下时期战友们的代表刘保瑞;
中国青年报五七难友谢昌逵、卢跃刚、贺延光;
人民日报张宝林、高宁、刘国胜、张平力、杨良化;
五七难友盛虞九、报告文学合作者胡舒立、《大河报》马云龙;
《血色黄昏》作者老鬼及其妻子张丽娜;
刘国良、朱丽、李和平、沈云彪、张蔘、辛子陵以及笔者。

缓步沉重的送葬队列,终于右拐折进天山陵园艺人苑。宾雁先生的长眠地就在艺人园趋前靠左的一侧,紧傍一面苍苔青翠的柏墙。紫晶石的墓碑,镶嵌在粗粝厚重的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正中。碑上的“刘宾雁”三字,乃先生手迹,长空雁翅般舒展、犀利、遒劲;右下方镌刻着“1925--2005”。爱妻女儿的啜泣与哽咽之间,宾朋肃然凛然的注目与镁光灯纷纷闪烁之际,宾雁先生的归骨盒终于被敬殓在纯白兰花基石铺垫的墓穴中央;随即经八位精壮墓工的提抬、盖合、反复校正,一块硕大厚重、通体抛光却空无一字的紫晶方盖,端砌在了墓穴之上。

谢绝了墓园管理方的“代劳”之后,庄严凝重的墓前祭奠仪式开始。

于是,宾雁先生的木雕遗像,端置在紫晶墓盖上簇拥着的花丛中。整个墓碑前也满是皎洁晶莹的献祭,左侧立着高尔泰敬送的花圈。老鬼夫妇与我们--刘真、严正学夫妇与黄河清先生献祭的36支白菊,置放在墓碑前正中。所有的挽联祭幛都在墓前铺展排开后,社科院新闻所刘宾雁的研究生学生刘国胜主持了祭奠。

张宝林先生代表刘宾雁的人民日报故旧的率先追思,一如他们铺排在墓前的两幅挽联,形象而大气磅礴地凝蕴着中国良心的的旷世风骨--一幅写于宾雁逝世三周年:“鸦雀无声雁有声,党名除却彰民名;世间唯有人心大,春日鞠躬向厝灵”;挽祭归葬的另一幅写着:

徒有两度离骚,失土得天,彼厄徒增了塞翁志气;
不留片言墓志,为文做事,此园永驻着中国良心。

张先生还代为宣读了王康、岳建一、与郑义、程凯、苏伟、越胜、老万、一平、朗朗、陈奎德、林培瑞、北明等受恩于宾雁先生的海外游子共挽的几幅挽联,分别是:

谁怜英雄无归地,磊落良心恨入天。 --岳建一
日月真明长在望,风云苍黄久相期。 --王 康
稷石断裂无言 悲怒鬼神泣
极碑矗立有字 圣咏天地歌 --郑义等海外游子

继而老鬼的妻子张丽娜宣读的王康先生为刘宾雁逝世五周年写的祭文,是我见证一路上“精心彩排”过的。王康先生在一个民族宏大的精神叙事的背景上,展开了宾雁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公诉人的良知担当,杰出奉献与前驱引领,让寂静的墓园里同时汹涌着悲潮与向往。接下来宾雁先生的五七难友盛禹九先生以《无字碑前的哀思》为题致祭。耄耋老人肃立墓前,向相交半个世纪的难友诉说他们最后的会晤和谈话以《鸦雀无声雁有声》发表之后的巨大反响,以告慰“回家了”--永驻人民心间的难友,却不能不更为挚友“一篇不到三十字、十分理性平和的墓志铭,没有镌刻在他这块空白的大石碑上,世人无法瞻仰”而深深抱屈。

知父莫若子,其后刘大洪的致祭堪称经典:“家父在国一直大声疾呼警戒贪腐,去国也一直指明权势中国拉美化的危险,权势皆不为所动,遂有今日物欲横流之中国。”儿子在墓前郑重公布了父亲自拟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他痛切地感慨绝不仅仅为父亲:“一块空空的墓石,这就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距离,也是后继者的使命与责任。”

涌潮般的崇敬与追缅几乎让主持人失控--特别是宾雁先生天津地下时期战友代表刘保瑞深情的酒祭之后,不仅共创《中国青年报》的五七难友谢昌逵回缅依依,而且宾雁先生的两个外甥女--王扬与朱立都争相缅怀了舅舅(姨夫)的高风与恩情;老鬼更是突兀出他的高声:我的母亲(杨沫)说,中国所有的作家,我唯一佩服的就是刘宾雁!我则坦言了我的感恩:“我的(李九莲)《还在流血的爱情》,曾从狱中寄出给许多名流:宋庆龄、杨沫、王蒙、刘宾雁、魏巍、刘白羽……..除了希望中的宋庆龄和意外的老鬼,就只有刘宾雁,即使羁绊国外,也曾委托戴晴大姐来寻找过我们--那时我还在狱中!”

这就是我深深感恩着的刘宾雁,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公诉人的刘宾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良心的刘宾雁!对所有为正义的苦难、为尊严的屈辱、为理性的不幸永远怀抱悲悯,怀抱初恋般炽情与圣徒般使命感的刘宾雁!而在宾雁先生自己,只不过“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而已。当“而已”都要被强迫遗忘,我就更要感谢小雁,给我以这样一个感恩与刻录良知中国感恩中国良心的机会!

我是抱着木刻的刘宾雁遗像,最后离开无字碑下山的。正午的席间,当我正在小雁自普林斯顿带回来的一本吊唁簿上,刻录着在浙江温岭为“中国最后的右派”连刻了两块墓志铭之后,面对天山陵园中国“最桀骜的右派”空无一字的紫晶墓石的感受,辛子陵先生来了。姗姗之间,辛先生至少今天是无缘拜谒刘宾雁无字碑了。但我知道,他是特地来慰藉朱洪老人的--这该是良知中国感恩中国良心的另一种方式吧。

据此我更确信:雁归天山--任凭墓石空茫,刘宾雁先生不仅已与故国山河一体,更永远与人民之天同在,永远巍峨在人民仰止着的记忆与思慕之中。

冬至日子夜于北京

                    ※   ※   ※   ※   ※

                    【附】刘大洪在父亲安葬仪式上的发言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各位亲人:

感谢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参加父亲的葬礼,送父亲走完最后的一程。

父亲是1925年生人,2005年在美国病逝。五年后的今天,父亲终于归葬故土。父亲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公义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彰显。30多年前,父亲曾经向全社会敲响过警惕贪腐的钟声;十几年前,父亲远隔大洋,在流亡地又不止一次地警示中国拉美化的危险。这些警告都不幸言中,在这个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被不断验证。

父亲在生前曾经说过,希望将来在他的墓上,能够写上这么一段话:“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块碑却无字。这块无字的石头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我相信,后人们终有一天会读到父亲的这段话,也会听到这块石头背后的故事。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中国人安葬、扫墓、祭祖和怀念先人的日子。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拒绝权贵的盛筵,选择了站在良心和人民一边;纪念他一生艰难坎坷,不懈地与黑暗斗争,为受压迫和受欺凌的人们呐喊。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寒夜最长的一天。让我们纪念他,让他的信念温暖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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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6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0-12-29 11:20:50 提到] [FROM: 172.]
丁子霖、蒋培坤:一份迟到的“大国崛起”阴影下的幽禁纪略
                         

引言:

自从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以来,至12月20日这74天时间里,我们俩就像从人间蒸发一样,销声匿迹,与自己的亲人、难友、海内外友人中断了一切联系。我们在江苏无锡农村居所以及北京寓所的座机电话、电脑宽带,京锡两地所用的手机统统被切断。

从我们的切身体验而言,这个“崛起的大国”所构建的“和谐社会”真的是“与时俱进”。尽管我们俩身上深烙着“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等诸多印记,在以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先后遭到两次异地幽禁;连续50天中断通讯联系和限制行动自由……,但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时期的幽禁;而且承蒙其“以人为本”的“优待”。大概顾忌到我们已年老病弱,这次没有把我们置身于异地,而是囿居于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连园》里。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没有“家”的感觉。通讯中止了,行动受限制,不用说回到北京家里,就是去上海、苏州等附近地区探望至亲,都得向无锡国安“打招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们宁可呆在自己“家”里。在这么长时间里,只有无锡国安局的监控人员和有限的几个亲戚不定期地前来探望。我们多么渴望想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却了无所知。这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寂寞、最难耐的时日。

我们可以想见,在京的亲人、难友和友人们在如此长久得不到我们的音讯之忧急心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霞女士,这段时间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能不能去参加颁奖仪式?10月11日,她从北京发来过一条短信,告诉我们她的新手机号,但是,我们的手机很快就被无锡国安切断了,至今过去两个半月了,始终没有同她联系上。我们还特别想念难友徐珏女士。她自2009年罹患重症以来,不管她在医院里手术或化疗,还是在家休养;也不管我们在北京城里,还是在无锡乡下,丁与她每周都会通上一次电话,彼此听到对方的声音,那都是一种慰藉、一份力量。然而,她现在到底怎样了?每每念及,又找不到答案,此时内心充满了忧伤,还有那悲愤。

因此,我俩在无锡《连园》被幽禁期间就商定,一旦返京,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医院看病取药,而是把我们这两个多月的经历告诉所有念及我们的亲友们,以释挂念。

10月8日下午5点多,我们的宽带和座机被切断

2010年10月8日下午四点多钟,离诺奖揭晓的时间快到了。蒋打开了电脑,时间1分1秒过去;将近5点,我们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5点刚出头,终于揭晓了,是刘晓波……。《法广》马上来电话采访,丁只说了两句感言,座机就出了问题,断断续续,随即没有了声音。接着座机铃声又响起,拿起电话,是《中国人权》的,丁赶紧说:“这是21年来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也是21年来最好的消息……。”随后座机又没有了声音。之后,座机铃声再次响起,但拿起话筒随即没有声音。如此者三。5点13分,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刘霞去电话,话务员说正在通话中。以后又多次拨号,话务员说已经停机。这说明刘霞的电话也被切断了。至5点半,我们在无锡寓所的座机彻底被切断,蒋一看电脑,发现此时电脑的宽带也切断了。

当晚7点39分,以及第二天上午,我们用手机给北京的多位难属去电话,告诉他们刘晓波获诺奖的事。大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个声明,表明在京难属的心情和态度。

10月9日中午时分,我们考虑到蒋的病体,在情急之中,用手机给北京国安打电话,告诉他们无锡国安切断了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北京国安答应立即派人来无锡,进行“协调”。

当天夜里12点,北京国安到达无锡,第二天上午10点多来到锡北镇张泾我们家中。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发声明,不要接受采访。他们说无锡国安担心我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担心海外记者摸到张泾来找我们,更担心我们对外发表声明,甚至还担心我们去上海世博会见外国记者,等等。经与北京国安再三商谈,我们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必须立即恢复家中的座机和宽带。

10月11日上午,处于闭塞状态、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的我们,带着“自由门”去邻村一位亲戚的厂里浏览海外网页。当看到刘晓波在刘霞探监时得知获奖消息后表示“心中很不安”,并说“这个奖是给天安门亡灵的”,言罢落泪……。我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丁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顾不得个人安危,唯有听从良心的抉择,决定发一个声明,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出去。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满足北京一些难友的愿望。

当天傍晚,我们拿着起草好的《天安门母亲:我们的声明》,去离家不远的另一位亲戚家。起先是想借用亲戚的手机传送,传送一段接着一段。这是当时电脑被切断后唯一想到的办法。但这家主人的女儿碰巧可以上网发Email。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件送上门来的大好事。

我们立即把这份“声明”发到北京的一位难友那里,由他向北京的难属征求意见后传送给海外网站。不一会儿,对方来短信,说声明已发出。我们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

与无锡国安发生激烈冲突,丁昏厥倒地

但是,当我们在亲戚家全神贯注地发Email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早已有人盯着我们了。突然间,四个陌生人从外面大门冲进二门(此时大门、二门都开着),来到亲戚家中,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手摁住放在茶几上的电脑,另外一个人火速把电脑和一个U盘抢到手里。当时亲戚家里在场的有6、7个人,大家都不知出了什么事。等回过味来,亲戚们本能地去保护电脑。这时丁站起来问:你们是什么人?拿证件出来!……其中一位拿出一本工作证: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丁叫打开,什么名字,那人打开后一晃还未等丁看清楚便随即收起。他们四人仍然一句话不说,再次来抢电脑和U盘,我们的几位亲戚又把电脑夺回,他们把我们的两位亲戚差点压倒在地上,一来一去经过几个回合,电脑最终没有被他们抢去,被女主人抱到楼上。丁骂这般人:“你们是强盗!滚出去!滚出去!”……“你们不讲理由,私闯民宅,我们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你们要抄家就拿搜查证出来!”丁把那四个人推出门外。

由于事发突然,国安动粗。当丁走出大门与他们理论的时候,突然昏厥倒地,在场的很多人围上来救援,这家的女儿急得只顾哭喊,蒋拿出自备的硝酸甘油塞进丁的嘴里。当时正好身旁有一辆小车停着,车主就把丁塞进小车急速地送往当地的张泾医院,一名无锡国安也随即去了医院。经医院采取抢救措施,约一个小时后,丁慢慢苏醒过来,见手上插了输液管,她猛地把输液管拨掉。然后借用亲戚的手机给来无锡的两位北京国安打电话,叫他们立即来张泾。随后,在多人搀扶下,才慢慢走回亲戚家。接着又在旁人搀扶下慢慢走回自己的家。当走到半途,她担心电脑放在亲戚家会连累他们,又返回把电脑抱回了自己家里。

这时,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官员赶到了丁蒋家里。他们希望我们交出电脑,让无锡国安赶快撤走,尽早平息事态。

丁目光呆滞,丧失记忆

丁回到自己家里后,嘴里不断地自言自语:“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目光呆滞。我们说到电脑。她就问:“什么电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我们又说到无锡国安闯进亲戚家,她也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她的脑子出了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把到亲戚家发Email、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一直到去医院输液、在医院给北京国安打电话、拨掉输液管回亲戚家把电脑抱回家……,一切的一切,都想不起来了。在以往,她也曾有过几次昏厥倒地,但头脑是清楚的,更不曾有过失却记忆。这次她却失忆了。我们觉得事情严重。于是由北京国安一位女士和我们的一位亲戚扶她上床休息。她还是嘴里不断说着:“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直到今日,她依然想不起10月11日晚间发生的那场激烈冲突。

在丁去医院的同时,亲戚家里又来了张泾派出所的几名警察,还有锡北镇的政法书记,居委会主任,甚至亲戚所租住房的房东都被通知来了。警察借口查户口,问这问那。这时蒋冒火了,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里有你们什么事?赶快出去!出去!”蒋质问无锡国安:“警察怎么来了?”国安回答,“是我们要求他们来协助的。”这天,当地的警察又像2008年10月26日那样粉墨登场场了。也正是在这一天,我们的手机也没有了信息——在手机的首页上留下了这样六个字:“仅限紧急呼叫!”

蒋立即向北京国安提出:现在家里两人都有病。丁又是这个样子。与外界的通讯联络统统断绝,一旦身体出事,怎么办?北京国安表示会与无锡国安交涉,一定妥善处理。

已经深夜11点钟了。无锡国安丝毫不理会丁的病情安危,只是不敢来到我们家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紧逼着亲戚家的女儿到丁蒋家去拿回电脑,交给他们。他们非要拿走这台电脑,不拿走就不走人。为此双方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蒋考虑到电脑里保存着物主的个人隐私,只同意复印一份《声明》给他们。但是他们说,那份《声明》他们已经从网络上“截获”了,他们还要检查电脑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最后,由北京国安从蒋手里拿走了电脑,由他们保证等无锡国安检查完后就归还物主。此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无锡国安才从亲戚家撤走。

10月13日上午,应我们的要求,无锡与北京两地国安来到我们家里商议归还电脑的事。无锡国安先是说:“电脑会尽快还的!”但是却绝口不提具体归还日期。丁当即说:“不行!今天必须谈定归还电脑的事,必须立即归还!”这样,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先后去室外打电话。无锡国安从外面回来后立即表示:“还!不是98%还,而是100%还!”丁紧问:“什么时候还?”“明天。”无锡国安终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逼迫亲戚签署《承诺书》

10月14日,北京国安返回北京。然而,无锡国安在归还电脑的同时,竟背着我们复印了几份《承诺书》,并在锡山区、锡北镇的两级政法书记协同下,逼迫与我们有联系的五位亲戚在《承诺书》上签字,要他们保证:不向丁蒋提供电话、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不给丁蒋购买手机卡,不向外透露丁蒋的任何信息;此项承诺直到丁蒋离开无锡为止;如有违反,将负法律责任。亲戚们迫于无奈只好签了字,但要求他们给签字方一份复印件却遭到拒绝。

10月16日,无锡国安来到张泾丁蒋家。丁向他们正式提出了抗议:这次切断我们的宽带和电话,因发Email挑起冲突,以及逼迫蒋的亲戚签署《承诺书》等做法,完全不把宪法和法律放在眼里,公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搞的还是“文革”那一套。无锡国安对丁的抗议一言不发。

从此,我们在无锡市锡北镇张泾的居所,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一些亲戚也惧怕到我们家来了。在此期间,丁蒋提出我们的身体如发生意外,必须确保应急呼叫措施。他们答应除110、120、119呼叫电话以及无锡、北京国安手机外再向我们提供三个专用电话。此电话只能在他们监听下打给三位亲戚,其他电话一律无效。

到无锡医院检查病情

丁自10月11日那天晚上昏厥失忆以后半个月间,虽然未再复发,但整日里头脑晕晕乎乎,走路晃晃悠悠,有时连站立都不稳当,腰痛更是难耐。因此,10月26日上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位来我们家时,我们提出要回北京为丁检查身体和治疗。两位一听我们要回北京,忙笑脸相劝。说什么:“丁老师现在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还是就地检查治疗吧!反正你在这里看病与回到北京看病一样都是公费医疗。”又说:“我们会去找关系,找无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要不,你们就去住太湖疗养院,那里既可检查、治疗,也可静养……。”他们似乎胸有成竹,一口气就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我们选择,潜台词是我们不能回北京。

当时我们也心存疑虑,不知道丁的脑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多严重?万一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果就不堪设想。蒋已是一个患有冠心病和脑梗的病人,两年前他也是因受当地警察突袭而引发大面积脑梗的。想到这些,我们有些后怕,既然不能立即回北京,又拒绝去太湖疗养院,就只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由他们找医院检查、治疗。

10月28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两人前来告知:他们已与人民医院的王副院长、脑科专家约定,下周二上午他出专家门诊(VIP)时为丁检查、治疗,并嘱咐丁:清晨空腹;交一份以往病历资料;就诊治费用问题写一份文字材料,以供其财务报销。

11月2日清晨丁如约来到锡城南郊人民医院,于为丁挂了特需门诊号。在候诊、问诊、作各项检查的全过程中,李、于两人始终寸步不离陪在丁的身边。

当王副院长开始问诊时,丁先拿出了10月11日在张泾医院的急诊抢救病历并做了说明:这份病历有虚假成分,事实并非病历上所写的“患者因与家人发生争执而昏厥倒地”,而是因与“国安”发生冲突引发事态的。这份病历是在患者昏迷不知情和家属不在场而国安却始终在大夫身边的情况下写成的。丁说毕,又交给王副院长一页纸,那是以往的病历情况,上面记录着:第一次,1989年6月4日得知儿子中弹,生死不明,昏厥倒地……最后一次2010年10月11日,也就数这次昏厥时间最长,情况也最为严重。这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共发生五次,昏厥状态、时间、地点、引发原因、经过情况,都清清楚楚写在纸上了;最近这两年昏厥的间隙已越来越短了。

大夫阅毕心里明白,便不再多问什么,开始听心脏、量血压、检查腰腿关节等一系列该检查的项目。陪同的两位也在旁边看着。他们未经大夫与患者同意,径自从案上拿过丁交给大夫的那页纸传看。

当天血压指标为158/94,这对于平时血压一向偏低的丁来说,显然是偏高了。大夫开出了验血、心电图、心超,脑部、腰部核磁共振等各种检查单。

失忆是因“脑震荡”

丁向大夫提出了一个她最为担心的问题:为什么此次昏倒近一个小时,醒来后对于前后那12小时内发生的一切都想不起了呢?
大夫明确地回答:那是“脑震荡。”
丁又问:“随着日后康复,我还能慢慢回忆得起来吗?”
大夫答:“不会了。”
丁听了心里不免一惊。但愿不会再发生!

那天离开医院时,丁交给无锡国安一个信封,里面一张纸上写着10月11日晚与无锡国安发生冲突发病倒地的经过,因不得回京,需在锡看病,诊治费用需由无锡国安负担,尽管非本人所愿……。这是无锡国安上次叮嘱要丁写的。

当时对方临走时未及打开信封,便与丁分手。

11月5日中午时分,丁按照预约时间来到人民医院做脑部及腰部核磁共振。一进医院便见无锡国安李、于两位已先行守候着了。丁不禁有些纳闷,原来说定今天只由小于陪同做检查的,怎么这位李处长也来了呢?做核磁共振等候与检查的时间都很长,丁从检查室出来已十二点多了。在医院门口,丁与他们俩分手时,李呐呐地对丁说:“丁老师,你写的那份东西能否重写一下?”

“为什么?我写的难道不符合事实?”

“那倒不是,只是没有必要写得那么详细。前面那一段(指与国安冲突)就别写了。这份东西是给财务报账用的,他们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们的财务也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呀,有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呢?”

“丁老师,你就重写一份吧!别为难我和小于了。”

李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在这些天小于在医院跑上跑下的面儿上,丁勉强答应了。但同时向他们提出:“不管检查结果如何?天气将冷,蒋是心脑血管病人,离京时北医三院的大夫反复叮嘱过他,不能在南方过冬,我们最晚本月底要回北京。”

数日后,丁的各项检查指标已出齐,11月9日下午三时,无锡国安再次陪同丁去人民医院王副院长诊室就诊。此时经过一周休息,丁的血压已基本稳定,查出脑部有腔隙性脑梗死。

丁表示要回北京治疗,所以大夫只是开了一些治脑梗的非处方药。临别时再三叮嘱,日后要控制情绪,不要大喜大悲,以免再次发病。这话丁听懂了。当着国安的面,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这么久了,就让它过去吧!”丁听在心里未作声,一切均在不言之中。

无锡国安的责任“解脱”了吗?

出了诊室,那位李处长有些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对丁说:“丁老师,你身体没有大问题,可放心了,我们也感到挺欣慰!”丁听了觉得十分无聊:“欣慰什么呢!要是落下一些难治的病患呢?”可见,检查的结果对他们来说相当满意,这等于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现在可以“解脱”了。但这次引发的病症今后会不会留下隐患就无从得知了。

丁又从包里拿出他们要的那张纸,交给了李,这回他当着丁的面急速地看完。丁把上次“因与国安发生冲突”等字样改成了“因故”昏厥倒地。但当他看到最后一句“尽管此非本人所愿”,他还是忍不住用手指弹了一下这几个字说:“这句话是多余的。”丁应对道:“这就是我的本意。”他再也不好说什么,勉强收了下来。

出得医院大门,李又对丁说:“你上次提出月底返京事,我请示了领导,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领导不同意。’”他又接着说:“现在你们在无锡,由我负责,有事可直接找我,没有必要找北京,我们听省里领导。”这位李处长总是在与丁分别的时候说一些最为要紧的话。对此,丁已经有所准备。

当丁再次提出,南方冬天没有取暖设备,蒋的病体很难坚持。对方答:可以去太湖疗养院住一阵子。那里既暖和又可以不用自己做饭……,丁依然坚持不去。

冒名邮件

11月14日下午,这天是周日,蒋的高中老同学一家大小连带他们的小宠犬——“美美”,突然造访。我们在惊喜之余不免有些诧异。以往我们这里客人总是不断的,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要说客人,就是亲戚也很少来了。今天来访,莫不是出什么事啦!果不其然。落座后那位根本不会用电脑的老同学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原来他从别人电脑上下载了一份远在加拿大的高中老同学发来的一份Email。内容为:

“2010.11.124:37
××:好久未联系了,近况如何?

因为晓波获奖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是一步都不能出门,不过刚好这个时间可以用来专心的处理先前没有空闲处理的事情。电话至今没有接通。幸好家里还备有一个无线上网的Sim卡。我们这里还好。就是天气有点冷,原来买的电取暖的油汀又用上了。我把刘毅的1989、天安门、大地、圣地拉萨(组画)发给你共赏。
冬安!丁子霖蒋培坤。”

这是11月12日“我们”给那位老同学的信,后面是这位老同学给我们的复信,上面说:你们在无锡的情况已悉,这实在是无奈的事,你们一定要心情愉快起来,共同携手度过难关……

我们阅毕,大吃一惊!自从10月11日晚借用亲戚的电脑发出“天安门母亲声明”之后,我们再也未曾向任何人发出过任何Email。此邮件显然纯属伪造。经了解,有很多以前用[email protected]联系的朋友和家属都收到了类似的邮件,而这个邮箱早就由于密码被黑而无法登录遭废弃。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自己的电脑早被无锡国安切断了,目前我们的处境外人都不清楚,既知道我们情况,又掌握我们Email邮箱地址的,而且还注意到我家卫生间门口放着一个电取暖的油汀的,似乎除了无锡国安,不会有其他人了;特别是知道加拿大×××邮箱的,恐怕更不会有别人了。以前无锡国安曾声称,在10月11日那天,他们“截获”了我们发给北京的那个“声明”,而且说在“声明”后面还附有一个旅美人士的Email地址。这说明他们可以随意掌控别人的Email。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疑问。

什么叫“违反承诺”

11月22日下午,无锡国安李、于来家。落座后,丁先没有向他们提起伪造邮件的问题,而是对他们自10月8日以来对待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提出了抗议,指出他们违反了宪法35条,侵犯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接着问:“你们是执法人员,你们目前对我们采取的监控措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哪一个条款?是像以前那样的监视居住还是别的?”

国安李对丁突如其来的提问有些不知所措,顿了一下,答道:“我个人理解,是中断了你们的通讯联系,行动自由还是有的,不是你们可以去看老同学吗?”

丁紧问:“为什么我去镇上超市、小店购物,后面有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离地盯着?这还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不相识的店员发现后提醒我的。”

对方说不是他们干的。
丁又说:“那我们去上海、苏州探望亲友有自由吗?”
对方答:“你们去上海、苏州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
丁答:“要打招呼,还算什么行动自由?”

对方大概被这些问题激怒了,忽然间板起面孔,一脸正色地说:是你们一再违反诺言。先是你们答应不发声明,结果还是发了;后来你们答应不打电话,结果还是打了,而且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你们不仅打了电话,而且还是给北京方面打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据我们所得到的确切信息”,这充分表明,他们是动用了一切非法手段来堵死我们的言论通道。

这一番话惹怒了丁,她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急速地说:“我们做事向来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须说说清楚:你们从一开始对我们所做的规定、所采取的措施,按宪法和法律都是错的。你们10月8日切断了我们的宽带、电话,谁都认为这不合法。我们找来北京国安从中斡旋,是为了尽快恢复通信联系,避免扩大事态。这并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我们在北京国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暂时不发声明,这是我们在当时情况下所做的一项妥协。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发声明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而不发声明、不打电话,是放弃了这份权利……。理就是这个理,不存在什么“违反诺言”!你不能用某项自撰的‘承诺’来代替宪法和法律的条文,作出某种‘承诺’,只不过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双方各让一步,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不退。所谓‘承诺’,不过如此而已。”

接着,丁就这个机会谈到了11月12日的那个冒名邮件。丁说:你们指责我们给北京打电话,这件事情今天也得说说清楚。电话是打了,但要问一问为什么打电话?给谁打电话?11月14日,我们接到无锡老同学送来的冒名邮件,随即借用他的手机给北京的难属打了电话,我们担心北京的难属收到类似的邮件而受蒙骗。结果不出所料,我们得到的回答是:有两位难属同时收到了这类邮件(其他人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怀疑是假的,收到后还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给北京去电话的缘由。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借用与你们签订了《承诺书》的亲戚的电话打,而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这难道也是违反“承诺”的一条罪状?

李的态度随之缓和下来,问:“谁给你们发来的?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蒋立即上楼取来一份交给了李。李看后,说:“这口气倒挺象你们的……。”蒋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这分明是你们国安部门干的,因为只有你们才掌握了我们和加拿大老同学通讯的邮箱,也只有你们用我家洗手间时见到放在门边的油汀。”这时,丁补充说:“这件事必须查清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你们又要制造什么构陷我们的借口了。”

李接过冒名邮件装在包里,答应去查,忙着起身告辞。临别时,丁追着说:“本月底不能回北京,那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回京呢?给个准话!蒋每天所必需用的药有些到月底可用完了。”

李忙着说:“我们沟通一下,到时候天气冷了,找个暖和的地方去,好吗?”他们就是不肯透露让我们回京的日期。他们离开时带走了蒋平时每日服药留下的几个空药盒,并答应尽快解决。

此次谈话持续了两个来小时,由于谈话内容激烈,气氛紧张。来人走后,我们俩深感身心疲惫,体力不支。毕竟已是年纪往老里走的病弱之躯了。

“万一颁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叩门怎么办?”

12月1日下午,我们邻村的亲戚给我们送来了蒋需要的药。原来是无锡国安在当地“未能”买到蒋需要的药,便由其转告北京国安在京购齐并于11月30日汇寄到我们亲戚处,再由他转交的。

这天下午,亲戚刚向我们交代清楚葯的事情,无锡国安恰巧也进了我家的门。此次他们前来又有了“新的任务”,吞吞吐吐地问我们:“万一颁奖(指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有外国记者来你们家叩门,怎么办?”丁答:“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既无路标,门牌号码也是编乱的。”对方仍执拗地问:“万一来呢?”蒋不耐烦地说:“万一叩门,我们就开门,清茶一杯,接待他们。我们不会将来客拒之门外。这是做人的起码礼貌。我们在北京就是如此。你们怎样对待境外记者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的是办法。”

那天下午,无锡国安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走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也学会了掰着手指头倒计时地掐算着还有几天可回北京,十天、八天、一周……。与此同时,我们密切关注着中央、江苏省、无锡市几家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好几次无锡市电视台都预报未来几天将有寒流来袭锡城。我们找出了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严阵以待。然而,却又一次又一次“狼来了”——寒流与锡城擦肩而过。这里的气温依然在20度左右徘徊。无锡的冬天千呼万唤仍未至,只是依旧处于深秋之中。我们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老天相助吧!

就这样,一天天的苦熬,还没有等到12月6日,狂风、寒流真的降临锡城,蒋就病倒了。感冒、寒颤、嗓子疼痛,连服一周北京带来的“阿奇霉素”,谢天谢地总算度过了难关。

返京的日子决定了

回京的车票在镇上的铁路售票处可以预售。我们此前与北京的国安再三商定,12月14日晚10点回北京,无锡国安也默认。买到车票的这天,我们的心情是近两个多月来难得的轻松。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滞留在此不得回京,这是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归心似箭啊!

面对《连园》内寒风凛冽下的那两丛刚开放的腊梅,尤其是闻到那几朵才绽放的花瓣上散发出的沁人心扉的幽香,似乎给了我们凄苦心灵些许抚慰。

屈指数来,《连园》自1994年就开始筹建,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当初因不胜北京国安的骚扰,又应亲情、乡情之邀,才用我们当时所能承受的财力、物力,亲手设计、建造了这所有着210多平米庭院的居所,本想作为我们春秋两季的避居地,作为休闲、写作以及会友的场所。事实上它也真起到了上述这些作用。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有关“六四”和人权方面的三本书藉、许多文章和信件,乃至像《天安门母亲之路》纪录片文字脚本,都写就于此。《连园》里留下了不少难友、新朋友、老朋友、老同学和学生们的足迹。闻名于世的《零八宪章》最初的创意也是在此萌发的。

那些回忆令人神往,然而却又使我们备感哀伤。这个精致、典雅的园林竟变成了我们晚年的多次蒙难地。从1995年8月我们两人冒着炎夏住在这没有门窗的土建屋内时就被无锡检察院(实际是国安局)带走,秘密关押了43天;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丁只身回锡、苏两地扫墓时又被无锡国安带走,秘密关押了7天,并被抄了家;2008年10月底,蒋又因受无锡当地警方突袭,冠心病引发大面积脑梗,抢救三天三夜家人才从死神手中把他夺了回来,2010年10月8日又因与无锡国安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丁昏厥、脑震荡。……我们已届暮年,在未来的余生,还会有多少次劫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多年来,从我们的切身感受来说,无论就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可宝贵的。失却了自由,就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变得象瞎子和聋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就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

刘晓波是我们的一位真诚朋友。此次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本世纪最让我们民族高兴的事,也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不明白,一个自称已经崛起的大国的执政当局,怎么就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坦然面对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事竟然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也同样在公众的视野里变得销声匿迹。

以上断断续续写于2010.10.14——12.14.无锡张泾“连园”

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终于等到了12月14日。这天清晨蒋到镇上菜市场去买了两斤鲜活的河虾,准备做熟了带回北京。这已经是前几年形成的惯例,每年从无锡回到北京,都要带一些河虾给晓波和刘霞品尝。晓波入狱后,剩下了刘霞,依旧如此。估计颁奖仪式已过,我们回北京可以见到她了。

这一天天气很冷,丁一个人正缩着脖子、戴着老花镜一个一个把河虾的鬚、脚剪下来……。忽然听到后门有人叩门,我们还以为是当地的亲戚前来告别。开门一看,原来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他们这是乘飞机刚来的。

丁不禁心生疑惑,发问道:“怎么啦?是不是又变卦了,不让我们回北京了?”
“不!不!”来人忙做解释:“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况有些变化,我们临时接到‘上级’(不知是哪一个无道的‘上级’——引者注)指令:你们要月底才能回家。我们考虑到二老的健康状况,才争取到目前的方案——咱们回北京,先上别的地方呆上一阵子再回家;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最迟到12月底,也许到圣诞节吧!正是怕你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领导才派我们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希望你们谅解……。”

原来如此。当时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已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离开这个无论是天气还是人情都冰冷的地方吧!

来人建议晚上由他们来接我们去车站。我们谢绝了。我们有亲戚来车送站。

晚上9点,我们乘上亲戚的车出发,未曾想到刚驶出小巷口只见一辆出租车已经守候在巷口,两位北京国安走出车来要我们换车,由他们“接”我们去车站。……
就这样,我俩与两位国安同坐一个包厢9个多小时后回到了北京。12月15日清晨,一抵北京南站北京国安的车已经在车站等候着了。

在我们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禦寒的棉衣、棉裤和准备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钱,就又乘上他们的车往远郊区开去。他们始终不肯说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再多问。就这样,终于到达了目的地。12月15日这一天,我们赶上了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一天一天地等着。12月18日那一天,丁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

“你们应该知道12月20日、21日是什么日子!20日是我的生日,21日是蒋老师的生日。自从小连遇难后,大孩子们只要在北京,总会约好在这两天中的一天来为我们过生日。我们俩已经失去了小连,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亲情了,还要被剥夺,你们的上级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什么“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难道这不虚伪吗?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的人了,干脆把我们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又何必这么费事呢?”

丁说毕,身边“陪同”的人皆默不作声,无一人相劝,也无人敢劝。
次日清晨,其中一位一见面便笑脸相告:
“丁老师,有好消息!”
“什么好信息呢!回家。”
“对啦!20日送你们回家,让孩子们回家给你们过生日。”

12月19日这一夜,丁几乎未眠。她想到了当年孩子们为她过50岁日子时的情景,两个儿子围着她,把她平时坐的大椅子搬到房间中央,摁着她在椅子里座北朝南坐下,一本正经地朝她连叩三个响头。可惜,好景不长,那份幸福感太短暂了。现在剩下了一个……。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梦魇般的日子真难以想象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这些,就如同堕入了一片空无一物的黑暗之中。

12月20日清晨起身整理行装,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到得家中一看,座机、手机、电脑仍处于被切断状态。经再交涉,终于在21日恢复了通讯。

从21日起,丁从两个半月的紧张状态突然过度到松弛状态,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咳嗽不止、寒颤、呕吐、不能进食。没有想到,一觉竟睡了三天没有起床,走不动路,更遑论去医院了。

当读到网上海外友人为丁过生日祝福的报道,病中的丁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份温馨激励着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谢这74天里所有海内外关心着她的朋友们。

2010.12.26于北京家中

□ 民主中国

 
2   [dokknife 于 2010-12-28 12:46:49 提到] [FROM: 24.]
许刚:论秋白之死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福建长汀县,原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正在走赴刑场。当他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1)

  完美无缺的烈士之死,—— 或者并非如此?

  一个已经面对着行刑队的死囚,还要再享受一次人间的美酒与佳肴,即使它们正是由那些即刻就要扣动扳机的手端上来的。在提供者一方,当然是为了显示“人道与悲悯”。然而从即将就死者的角度,这一餐,与营养或健康等等未来之事都已毫不相干,最后咽下的一口还停留在食道内,子弹或已击碎头颅。这最后一餐所能给予他的,只是入口之后下咽之前,一条舌头所能感受到的味觉而已。如果是一个平常的杀人越货的犯人,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 “我感觉故我在” 的“鸟为食亡”之人,其生命的意义几乎就等同于口腹之欲的满足,这垂死之际的人生享受,正因其已是最后一次,更是万万不可错过的。但瞿秋白不一样。他不仅是一个为信仰献身的革命家,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流人物,这最后一餐,为什么也竟是如此割舍不下?在一群急等着动手早完早了的刽子手们的围观之下,一嚼一饮,一吞一咽,所得者却无非是垂死之际,舌尖之上,瞬息即逝的这区区一点味觉,究竟还有何享受可言?如果这区区一点味觉果真是如此重要如此本真,则又需何等的“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的潇洒风神,才能令人不至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确系瞿秋白亲笔所作,至今已可无疑。秋白被捕并被指认出真实身份后,自知不免。虽然国民党方面曾派多人来劝降,但秋白自信对蒋介石的为人早已看透:“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而他当然绝对无法接受,以故有此绝笔之作。(2)

  《多余的话》实为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最坦白最刻深无情的自我心灵解剖之一。“在绝灭的前夜”,瞿秋白将自己三十六年的短暂一生做了一个彻底的总结。他的结论是: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当初所抱有的其实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自己并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参与中共的活动并一度任其最高领导人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历史的误会”及语义基本相同的 “误会”二词,于文中凡九见,凸显作者感慨之深。作为一个在思想、感情、性格、才能、学识、气质及兴趣等所有方面都与中共及其革命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秋白坦承自己其实早已沦落为混迹于这一革命队伍之中的一个“戏子”甚至“叛徒”。“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但现在来说这些,却不是为了与中共划清界限,更不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3)他直面命运,接受死亡,“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却一定要回归这个刚刚重新发现的真正自我 —— 一个多愁善感、不懂政治却误入政治、厌倦了政治却仍不得不死于政治的“文人”。子曰朝闻夕死,道或有不同,其精义则秋白得之矣。

  起之以《诗经·王风·黍离》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多余的话》洋洋一万余言,嘎然而止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 由此激起我们无尽的遐想……

  前二〇八年,秦丞相李斯为宦官赵高所陷,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4)

  在一个人生命的尽头,对过去生活中一件琐细无比的平常小事的回味,正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与执着。多少珍惜,多少温馨, 多少遗憾,尽在此轻轻一叹中!秋白之“中国的豆腐”与李斯之“牵黄犬逐狡兔”,隔着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跨越残酷政治的滔天血海,异曲同工,遥相呼应,呼唤着生命的宝贵,叹惜着它的一去不可复得。但聪慧如秋白,敏感如秋白,骄傲如秋白,可以不为主义而死,安能丧失尊严而生?罗汉岭下,彼盘膝而坐从容就死者,自非饕餮之徒,亦不必是主义之殉道者,要之,一真性情之人足矣。

  灵与肉。天与人。“食色性也”,然性亦焉得止于食色乎?真人之死,大恸之至,是为死者,更为我人类也。

(1)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178474.html
(2)http://www.gmw.cn/content/2005-02/21/content_183435.htm
(3)同上
(4)《史记·李斯列传》
 
3   [dokknife 于 2010-12-28 12:36:05 提到] [FROM: 24.]
最后的早餐
                             苦胆



谎言重复若干遍,真的会变成真理?

今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韩战)60周年;同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丧生一个甲子。朝鲜战争,在中国大陆则叫做“抗美援朝”。一提到“抗美援朝”,中(共)国媒体总不忘将毛岸英翻炒一番。现下,党媒称“刘思齐倾囊拍摄《毛岸英》”,其实幕后推手正是中共。

这部重彩浓墨地塑造毛太子的34集电视连续剧《毛岸英》,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于11月7日播完后,马上又周而复始地重播起来。如此一播再播,以“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为名,而行借尸还魂之实——借毛岸英之死(尸),还毛泽东之魂,来继续蒙骗世人。这是再次给风雨飘摇的共产专制政权注入强心剂呢,还是在为多次美化“抗美援朝”的太子党核心人物十八大即位造势?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当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关于毛岸英之死,“史料”“文献”一类的记载,大多含糊其辞,惜墨如金,诸如“1950年11月25日牺牲于朝鲜战场”、“在美军空袭中牺牲”云云。至于究竟是怎样“牺牲”的,语焉不详。近年来扫描到有关的散文、特写、纪实之类的东西,算是稍微具体了一些:有的说“美军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有的说“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回屋拿文件,正逢美军袭击而牺牲”;有的说毛岸英“因一碗蛋炒饭送了命”;还有的说“毛岸英是为了保护彭德怀而牺牲的”……莫衷一是。

自记事以来,见惯了重峦叠嶂的政治宣传与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我对“高大全”一类的 “杰出人物”,总会本能地打上一个问号。鄙人在有限的视野内,浏览了种种涉及毛岸英之死的文字,觉得还是朝鲜战争的两位亲历者的叙述较为靠谱: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现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的口述《我所知道的毛岸英之死》(2006年第8期《三联生活周刊》);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的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不过在相关段落中两者也各有不足:前者交代清楚了时间,可事件却讲述得不够明晰;后者明晰地讲述了事件,可在时间上却没有交代清楚。为避免引用冗长,我结合两者,从中提炼出堪作互补的主要内容:

1950年11月25日“早上9点多”,“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他俩还没吃早饭……”毛岸英“用(朝鲜人民军高官)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造成“烟筒冒烟”。很快就有美军飞机“飞临大榆洞上空”(志愿军司令部),“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中彭总那间办公室”。着了大火后,一名叫成普的军人打开窗户逃了出去,而毛岸英和高瑞欣却“往床底下躲”,结果葬身火海,连尸体都被烧焦了……

不久前,《风雨彭门》作者、传记作家兼研究彭德怀历史的专家滕叙兖根据知情者提供的史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那时没有油,也没有炒锅”,毛岸英是“用小缸子煮鸡蛋”暴露了目标……

是 “蛋炒饭”,还是“煮鸡蛋”?这里就不去扯“蛋”了,事实是他动用了彭总的鸡蛋。这当然算不得什么大错。重要的是毛岸英确实违反了“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不准冒烟”的防空纪律,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完全是自食其果,而且殃及机要参谋高瑞欣也搭上了性命。

一顿早饭,一碰鸡蛋就此完蛋,古今中外似无这样的先例。这是世事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煞费苦心搞出的34集电视连续剧《毛岸英》,在毛太子“牺牲”之前的第30至32集,编导为他设计了审问美军俘虏、挑水修房、拉运高炮、拆除巨型炮弹、冒死从火中救出阿妈妮等一系列情节,以作铺垫。毛岸英之死被拍成这样的场景:“……岸英跑回作战室取文件。敌机突然转了回来,扔下凝固汽油弹,司令部一片火海,岸英壮烈牺牲。”这种容易打动人的弥天大谎,加上剧中反复渲染毛泽东与儿子毛岸英的父子情深,的确唤起并强化了不明就里者敬仰与怀念毛泽东的感情。应当说,当局推出此剧的目的,部分达到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好些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在网上留言:“敬礼!毛岸英——共和国的骄子。”“毛岸英永垂不朽。”“太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了……”有人甚至喊起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崇毛者里面,有既得利益者及其亲友,有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受蒙蔽者,也有对权贵集团和现行体制强烈不满的群众。其中有人认为:“毛主席深明大义,带头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现在的官吏根本做不到。”殊不知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去朝鲜,带头只是一种姿态,实质是为了让儿子镀金(如果不是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导致室毁人亡,应当说在彭总司令身边工作还是比较安全的)。假如毛泽东真的是要带头,而不是为了让儿子镀金,那他为什么要在1951年1月2日(其时毛还不知道儿子已死)关照秘书叶子龙“把岸英调回来吧”呢?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距毛岸英赴朝才两个多月,真正的带头和示范是这样的吗?

时人所知毛泽东有三个儿子:毛岸龙失踪后一直下落不明,毛岸青是精神病患者,毛岸英是毛泽东唯一的希望。你忖忖,“文革”中毛泽东连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都委以重任,并有让他们接班的意向(见姚文元、张玉凤的回忆录),何况是他寄予厚望的宝贝儿子毛岸英?毛皇帝属意的接班人不是毛岸英又能是谁?对于爱子的政治前途,毛泽东可没少操心: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跟劳模吴满有学过农活(五十多天),搞过土改,干过宣传工作,做过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担任过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不到两个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步步都是通向皇位不可或缺的历练。比起那个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后来蹿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来,毛岸英的这一番经历要“漂亮”得多。本以为……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某些学得“毛氏辩证法”的人也许会辩解:“就算真的是毛岸英接班掌权,也不一定就搞独裁、专制。”

是“不一定”,还是“一定”?别忙下结论,先听一下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一段回忆吧:

“11 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麽,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

这个毛岸英连逃生的方法都不懂,遑论军事。小小的一个俄语翻译,在气氛严肃的轮不到他发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尚且“说这说那”,这般张狂。如若有朝一日他做了中国的党政军一把手,那还了得!

毛太子因违反防空纪律而送命,固然有令人怜悯的一面,但一想到被毛泽东折腾得创巨痛深的中国因此避免了皇位世袭,避免了再倒退数十年或一百年,笔者对韩战中的美国军人心存感念。

感谢美国飞行员,使怀揣事机的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机”飞“蛋”打。

感谢美国飞行员,将可能形成的“毛二世时代”消灭在胚芽之中,使中国没有出现像朝鲜那样“子承父位”的局面。

……

自然,现在决不是庆幸的时候。毛太子那顿最后的早餐,距今已整整一个甲子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产生太子的政治环境迄今依然存在,乃至太子党中的得势人物行将登上王位。重“温”笼罩于历史炊烟里的那顿最后的早餐,它尚未变馊,而且给人启悟,教人发问:

中共政权那顿最后的早餐,将砸锅于何日?

□ 转自《新世纪》
 
4   [dokknife 于 2010-12-28 12:32:35 提到] [FROM: 24.]
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冉云飞

冉按:这是我在网络上多处看到的一个帖子,只是我至今仍没查到是出自于谁对吴国光先生的访问。以我对吴国光先生观点和文章的了解,这个访问应该是真实的,其中的观点也与吴国光先生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一脉相承,因此我在不知道原始出处的情况下,也决定转载此访谈。我在文章后面附录了我转载此文时的网址,同时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标题进行网搜,自己做福尔摩斯,从中探出访问的原始出处。

我赞同吴国光先生的见解和分析,我也不同意这个体制内还有谁有能力来推进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我理解一些知识分子同仁们对体制内进行政改呼吁的愿望,但愿望不是事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在邓小平以后,没有谁有进行政改的担当,也不存在一个君临天下的强力。谁都害怕这个糟糕的体制在自己手上出机器,因为他们都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谁也不干净,他们担心的一旦政改不顺,就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担当。集体领导下的政改不会有寸进,倒是在向左的方面退步的时候,大家会来疯狂地表演自己是红色政权的接班人,集体领导的九常委会充分地表现一个比一个左,所以继续倒退的概率相当大。

再者,多年以来海内外一些个人和报章杂志,在分析中共高层政权时,特别喜欢八卦式的言说中共高层如何分裂和内斗,其实正是这种思维延续了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模式。其实八九以后,这种模式已然死亡,但大家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从而延续不少人期盼在体制内进行政改的奢望。这种奢望,倒是配合了官方苟延残喘的执政理念,当社会出现危险,便有人(如温家宝)被授意出来喊几句政改的空口号,以舒缓民意,进一步吊足民众的胃口,以便缓解诸种矛盾。吊诡的是,温家宝的政改均在刘晓波获奖前两个月密集出现,倘若再加上外交部的威胁斡旋,谁又能说温关于政改的言论,不是整体阻止刘晓波获诺奖战略的一部分呢?或许从中共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刘获诺情势已定,温就再也不对政改发表任何言论了,下一次要到何时才发表关于政改言论的表演,自然大家可以进一步观察。

吴国光对中共整体维稳认识的深透程度,远超许多在国内深受维稳之害的人。中共维稳是一种整体维稳,是一种中央极权式的运作模式。公安部的情报中心以及各地公安局的联网,在有互联网后,会更加方便快捷。基层芝麻小官所出的丑事,也可能会出现中共高层出面封锁的情况,除了吴国光所说的他们有共通利益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也来自网络。在瓮安、邓玉娇、石首等诸多地方事件发展成全国性的大事件后,我早就说过,网络的存在使任何轰动性的地方事件均变成全国性事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也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像原来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推卸责任犹有可说,也可以藉此将民众训练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从而使中央政府“岿然不动”,但如今这样的盘算却不灵了)。正是因为如此,除了制度腐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官相护外(吴国光说的基层官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保护伞,甚至可以通向中共高层,即是此意),也有信息的相对自由流通,把中共高层和基层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也同意吴国光先生的观点,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临末必须说明一下,此文许多网站转载时名之曰《前赵紫阳智囊:中南海殊死抵抗》,我认为有一点标题党的嫌疑。因此我据吴国光先生所谈内容,拟了个比较中性的标题《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特此告知诸位。由于没有征得吴国光先生的同意,特请吴先生鉴谅。2010年12月25日10:51分于成都
吴国光:中共体制内政改已死

主持人:体制内转型还有希望吗?

吴国光:我认为,希望很渺茫。

我过去也是做体制内改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样看呢?我感觉,1989年这个事情使得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利于体制内再次出现转型这种可能的。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1989年,中国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当时从邓小平这样共产党的体制的创造者之一到一般的农民,他们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别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围绕政治改革这个事情,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是政治改革。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共识破裂这个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只能说是更加深了。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就按照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像张五常讲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他们就是这么一个评价,那么一般的大众就感觉到状况非常的差。这么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情况下,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嘛,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这种变革。这是第一个,从精英和大众有没有共识这个角度来讲。

第二个是关乎现实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大,这意味着,如果进行下一步体制内政治上的转型的话,现有的贫富分化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不能说民主制度下就没有贫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贫的人。但是,相对说来,穷人总是多数。富人的影响力是金钱,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选票可以影响金钱,金钱也可以影响选票,这个关系就非常复杂了。简单地说,穷人他可以用选票作为武器来制约富人金钱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来讲是有利于穷人的倾向。那么,在贫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着富人将失去更多的利益。关于第三波民主化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说,在贫富分化比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难进行,因为精英的利益在这里面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东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1989年那时候,中国掌握权力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富有,不像今天什么都有,和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都不惜动用坦克。那么,今天就不仅是维护既得权力了,而且要维护既得的金钱等非常大的物质既得利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他的手里。而且,现在这个资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你家里发了财,你可以子子孙孙传下去,还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产党的高官,你的儿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来继承你的东西,就像毛泽东的儿子不一定再能成为中国的第一把手。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从物质上来说悬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面私有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大,并且是可以代代继承的财富,现在要民主化就得给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还会去主动地推动转型。现在是,民间的压力上来了让他转型,他都比前要更坚决地抵抗。这个其实是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使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观察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你说一个小小的李刚,一个副科级的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河北省也会出来维护他,整个政权基本上都是在维护他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说他的岳父是什么什么人,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么一个副省长又怎么样呢?老毛那时候,说杀一个天津市的市长就杀了,他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当时相当于天津市长的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这是老毛从共产党也好、政权也好的总体利益出发,杀了这两个人。我看到最近网上还有帖子说老毛杀了两个人换得20年不腐败之类的。不管这个“不腐败”是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老毛从政权的总体利益出发考虑,可以牺牲政权内部个别人的利益。这个在我们政治学里叫做 stateautonomy,叫做国家政权的自主性。就是说,这个国家政权虽然是某一个阶级掌握,比如说富有阶级、精英阶层在掌握,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政权完全只考虑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穷人完全站到对立面,这个国家政权不会稳定的。如果这个掌权者聪明的话,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反过来对支持你的精英阶层制约他的为非作歹,不要太过分。

我觉得,现政权在1989之后它的这种autonomy,它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地减弱了。你很难想象,在毛、邓的时代,毛泽东和保定的一个科长之间有任何联系,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可能和他有任何联系呢?现在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因为现在89以后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昨天、前天都是和现在这些地方官员一样的人,他们都是凡人上来的,不像老毛、周恩来,他们在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前已经是很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里的高层人物,这些人一旦进入北京他们和下面干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网。而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网,是从中南海,不说到乡镇,至少到市县,已经织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每一个县委书记、市长都能通过拐几个弯最后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这样的话,就很难想象高层领导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政权的利益、整个党的利益,来牺牲一些个别干部的利益,很难做到。你现在说,你要不改革的话,将来就会发生大乱子,就会发生革命,就会把你的政权推翻,那么他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做不了了,因为他的手脚完全被下边束缚住。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吓唬他他也不信了。我过去老讲,你不搞政治改革就会出乱子。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想,你吴国光讲的肯定是胡说八道,我87年搞了政治改革马上就出了乱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后到现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么乱子都没有,我现在有钱有势有武器有国际支持,出了乱子我就镇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历史经验也使得他们相信不要再搞什么体制内转型了,就这样就挺好的。所以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体制内转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
 
5   [USMedEdu 于 2010-12-25 19:02:49 提到] [FROM: 24.]
力刀 LI Dao 华夏文集

华夏诗苑

                唱送刘宾雁

                ·力 刀·

唱送老刘

铮铮傲骨争自由,几进几出笑为囚。
铁笔如剑人妖怯,呼声似钟正义求。
流放赤心故乡系,身逝英魂青史留。
燃烛酹酒送君去,金鼓铜琶赞老刘!

         ※   ※   ※   ※   ※

悼宾雁先生——中国的良心

董狐之笔举不休,只为民众鼓呼求。
路见不平笔做刀,痛击独裁魔鬼头。
喜笑怒骂皆诗文,何惧流放做楚囚?
待得神州晴天日,泉台畅饮竞自由!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5 华夏快递 kd051208.
 
6   [USMedEdu 于 2010-12-25 19:02:41 提到] [FRO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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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悼宾雁先生——中国的良心

董狐之笔举不休,只为民众鼓呼求。
路见不平笔做刀,痛击独裁魔鬼头。
喜笑怒骂皆诗文,何惧流放做楚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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