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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1-2)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20
更新时间:2010-12-22
浏览:578次
评论: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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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阶级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之时,就被全世界赋予了承担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重任,这个阶级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由于“中产阶级研究”这个领域有“红顶子”介入,在国内牵涉到政治上是否正确,在国际社会则涉及到研究者对华是否友好的重大立场,所以中产阶级的研究多少变得有点离奇。

离奇之一是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被按年份定了阶段性指标。2004年时,定下的中产家庭经济指标是家庭年收入1万至5万美元(8万至40 万人民币)左右,以此标准推算,到2010年时中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比例将达多少,于是中国人皆中产。为中国中产阶级定指标的机构,既有一些当仁不让者,如中国社科院这类中国政府的智囊机构不断发布各种数据,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指出,当时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体人口的15%左右,但以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规模,按其预估的“计划”,到2010年增长为23%。

也有一些外国的咨询公司,出于至今外人无从推测其详的原因,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前景做了最乐观的预测。其中的代表作是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项测算。这项测算认为,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 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最让人摸不清的是,该测算的“资产”范围不明,未说明是否含有房产在内。

至于中产阶级买房时付房款是动用全家亲属的援助还是家庭自付,以及中产家庭收支状况,收入与通胀率的关系,这些并不在计算当中。这种指标只考虑名义货币收入的增长,根本不考虑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现在2010年行将结束,如果有人较起真来,要去问法国百富勤公司当年的测算为何如此离谱,猜想这家公司的辩解一定是没想到后来的房价疯涨,造成“一套住房消灭了一户中产阶级”的状况。

离奇之二是:在中国这个民众政治权利乃至自组织能力都被严重剥夺的国度里,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政治责任。一些人不考虑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想当然地认为中产阶级数量上壮大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政治权利,并以自身的影响力消解暴民意识,彻底告别在中国有千余年历史的暴力革命,最后促使中国和平完成民主化进程。至于民主化的具体过程要历经何种艰辛(比如要怎样才能迫使当权者坐下来谈判),中产阶级要怎样才能养成参与政治活动所必须的自组织能力并形成压力集团等问题,不仅中产阶级自身无法探讨,学界也假装忘记了“英国光荣革命”是英国绅士与资产阶级用“剑对剑”的方式“谈”出来的。所有这些研究与预测造成的印象是:只要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民主化进程就会在一片和谐中降临中国。

对这一理论,中国学界在2005年以前充满自信。中产阶级本人的信心风帆也被这些铺天盖地的言论鼓得满满的。在那段时期内――当时房价还未疯涨,中国也处在少见的物价平稳阶段,国内媒体上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铺天盖地,但这些文章并未去讨论中产阶级要如何才能获得政治参与权,而是浸淫于讨论中产阶级应该具有何种消费品味。印象最深的一条消息是某时尚杂志对北京某外企一位女高管的采访。那位女高管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由三个柜组成:衣柜是燕莎,化装柜是某高级美容中心,餐柜分早中晚,轮流在几家高级餐厅就餐。当时看了这文章后,我感觉不是这位女高管对“中产“有错位理解,就是媒体错将富豪当中产,因为她的生活方式远非中产能够企及,只有超级时尚富豪才能亲尝。

随着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妙,望着那越来越高、不可企及的房价,摸摸被通胀消蚀、日渐瘪下去的钱包,再加上外企撤资等因素造成一些中产失业,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开始感到自己象撑开降落伞从高空跳下的人,不知道何时才能平安着地。大约从2007年开始,讨论中产阶级消费品味的文章从媒体消失,代之以各种中产阶级的度日艰难咏叹调,媒体上有关中产的标题变成了“焦虑的中产”、“一个中产主妇的帐本”,“中产阶级的自救与他救”。到今年则变成“中产万税”,其惶惑与困顿已跃然纸上。

不过,在中国中产阶级疲惫惶惑深感前途渺茫之时,外国一些咨询公司与学者还在北京的窗户前多情地重弹旧曲,比如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学者李成便坚定地相信,“迅速涌现并呈爆炸性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代替中国的中产阶级阐发历史责任感。

(下篇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

□ 美国之音


何清涟: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与制度限制——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二)


最近《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中产万税”,描述城市中产阶级在日益沉重的税收压迫下的艰难生活。与早些时候相继发表的“今天的中产,明日将无力养老”、“中国白领压力重重,中产阶级梦或只是梦想”等文相比,这篇“中产万税”集中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产阶级在税收方面并不具备任何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无论是政府开征新税种还是重新厘定税率,中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全体国民)都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机会对这一事关国民经济权利的大事发表任何意见。

在民主国家,税收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无论是增加税率还是开征新税,公民都有权讨论并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通过本选区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在国会会议上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这就是利益表达与利益博奕的常态化操作。

一个国家如果以追求建立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为目标,不仅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优于贫困阶层,更主要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可以达致社会稳定。道理也很简单:中产阶级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权利意识与行动能力普遍居于贫困群体之上。通过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会参与,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利益博奕机制,可以限制权贵的滥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优势并非在于其数量庞大,主要在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可以使社会成员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附关系。

现阶段,中国政府很乐于展示中产阶级的数量,尽管政府公布的数据(包括政府引用的外国咨询机构的数据)根本无法得到民间认同,比如前一向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中国中产阶级数量达8.17亿,但国内网民对此数据及中产标准都普遍表示质疑,认为自己“被中产了”。但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方面,政府不仅不想方设法提供制度平台,反而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结果导致中产阶级不仅缺乏行动能力,甚至也缺乏参与意愿。

根据社会运动理论,成功的集体行为多由以下因素决定: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所面临的阻碍或推动因素等等。从这些因素来考察,可以分析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及其受到的各种制度限制。

从利益驱动来看。“中产万税”以及其它类似的文章表达了中产阶层因过重的税负而产生的剥夺感与压迫感,在纳税人权利缺失之时,国人也普遍不以逃税为耻。乐观一点看,这些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觉醒,近几年以城市中产为主体的几起环境维权活动也都表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

从利益表达的方式与动员能力来看,目前中产阶级面对利益受损的局面时,多以发牢骚为主,缺乏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里可能牵涉到集体行动的规模问题。例如税负过重不能形成集体行动,是由于税收波及面大,利益相关者容易产生“搭便车”心态,反而缺乏动员能力,不易形成集体行动。从现在已有的几起成功案例来看,这种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者不宜太多,几千人的规模反而比逾万人更易组织;利益诉求必须具体;利益相关者受损过大且无退路。如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就具有上述几大特点。

从动员工具来看,网络确实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合适的动员工具。过去数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新疆七五事件都显示了网络作为动员工具的强大能力。但这种动员工具正受到中国特有的制度限制,比如Facebook在香港有很大的动员能力,但在中国就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中国政府目前不仅严加管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对讨论区与各种微博亦采取严厉管制的方式。面对国家的强控制,行动者依法维权的空间极其有限,其人身自由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极大威胁。

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还受其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家国一体”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对国家(包括国家的代表党与政府)有比较突出的一体化倾向。这一思维惯性通常表现为两极化:当面临利益可能受损之局时,人们普遍对政府抱有幻想,“国家总得为我们着想”这类言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在利益受损成为定局之后,人们虽然对政府充满不满怨恨,但通常会以“我们小小老百姓有什么用呀”这类言论发牢骚,少数人则以极端的反抗方式如自焚等表示抗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行动能力反而不如部分地区的农民。中国每年发生十万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农民因共同利益(如征地、污染)以地缘与血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反抗,城市里的拆迁户反倒是孤军奋战。最近,上海市民在火灾之后的献花行动曲折地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并展现了市民的勇气,但还算不上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第三波民主化理论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里,权贵集团对可能使其利益受损的政治体制改革持完全排斥的态度。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前些年官方曾经提过扩大统治社会基础的设想,认为“新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应该“成为统战新着力点”。当局当然也知道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普遍求稳,大多不愿意介入政治活动,其利益诉求往往限于经济利益,而非权利诉求。但即使这样,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建立制度平台,让他们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从目前越来越严厉的维稳措施来看,这种官方着力设定的制度限制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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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0-12-21 12:35:14 提到] [FROM: 142.]
韩寒:我一直很收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生活版编辑:薛莉

也许在每一代人中,都会出现标志性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国,韩寒不仅是一位广受欢迎的作家,而且被视为“80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盘点2010年的中国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发出的声音。近日FT中文网通过电子邮件,对韩寒进行了采访。

FT中文网:你现在被认为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你的博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写每篇博客的时候,这些外在因素是怎么影响你的?

韩寒:我写东西写完以后从来不检查,所以有很多错别字,都是打字的时候的同音词,但是因为会有很多人看,所以现在会检查错别字,这就是外界对我的一切影响。

FT中文网: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偶像地位?

韩寒:这是一个很不好意思回答的问题,通常我觉得这样的问题问那些觉得我是偶像的人比较合适。

FT中文网:你的博客上有很多中国时事的评论,在评论一个问题前,你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确定掌握了全面和真实的信息?

韩寒:这个问题很好,在中国,因为民间和官方现在是两个阶层,通常官方认为很多伸张权力的老百姓是不知足的刁民,而老百姓觉得官方是腐败的特权阶级,所以其实通常双方会有一些基于这种情绪上面的假消息。凡是涉及到政府的决策的,必然是一片骂声,当然,一个政府它再笨,也不会每一招都是臭招。我的观点是,就算政府做的再差,我们也不能自己编造一些故事或者引用编造的故事去攻击它,虽然这些故事往往都挺符合他们的做事风格的,但是我依然希望信息是真实的。也许不能做到最全面,因为官方有的时候会封锁一些敏感的信息,但至少要确保真实。先向一个人主动泼脏水,然后站到一边说:“哟,你好脏。”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样做的话,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FT中文网:开不动赛车之后,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韩寒:就像赛车部件总会老化一样,人总会老去。我不能代表现在的我为未来的我安排生活,谁知道我到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FT中文网:中国这两年有投资移民潮,很多花钱移民的人为的是子女教育和安全感。在当了父亲之后,你会考虑为自己的孩子移民吗?

韩寒:不会,这里永远是我的故乡,我用中文说话,用中文写作,西方有着很多相对先进,文明和开放的东西,也有好的环境和保障,但我成长于东方,除非被驱逐,或者因为我想要很多的孩子,而计划生育只允许我可以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过的那个孩子我会为他/她选择海外国籍或者香港籍,但我永远会在这片土地上。说伟大一点,为了一个更好的东方而努力,说渺小一点,因为我喜欢东方的姑娘。

FT中文网:为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你会在公共言论上有所收敛吗?

韩寒:我一直很收敛。

FT中文网:如果将来的某一天,你的“粉丝”们认为你变得趋于主流,并认为你背叛了他们,你会作何反应?

韩寒:这些与我无关,我希望我的女人和孩子是我的“粉丝”,其余的,随他去吧,我并不为他人的期望而生活,而以他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引的人总是懦弱的。所以有的时候,“粉丝”抛弃自己的偶像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FT中文网:如果你现在是个美国人,你会用评点中国政府一样的方式评点美国政府吗?

韩寒:当然,批评美国政府总是大家很乐意做的一件事情,又过瘾又相对没有风险。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直是国际上最容易被评点的两个政府,美国政府有60亿人可以随意评点,中国政府其次,有47亿人可以随意评点。

FT中文网:如果你成了中国人大代表,你会递交怎样的议案?

韩寒:我从不浪费我的文字。

□ FT中文网

 
2   [dokknife 于 2010-12-20 14:36:46 提到] [FROM: 142.]
何清涟:千年不变的社会单位:从什伍里甲制到居委会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12-18 09:14


居委会这一中国城市基层组织在“文革”中曾以“小脚侦缉队”而恶名昭著,弱化其功能曾是改革开放以来放宽社会控制的政绩之一。但在沉寂多年后,居委会近几年又开始活跃起来。为了让居委会更好地成为中国维稳链条的底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即使在极度倚重居委会进行社会控制的毛泽东时代,该组织也从未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

居委会作为侦缉队重归社会控制体系有个渐进的过程。习近平在2008年出任京奥领导小组组长时创立“奥运安保模式”,在由高技术及社会机构构成的六张网――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 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街道治保积极份 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 的反对力量。这种“人民战争”方式,就是师法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对敌斗争的故智。

居委会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按政府要求管治人的野蛮与服从却正好符合暴力治国的需要。今年,居委会还与时俱进地获得了鉴定精神病患者的资格。按照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依据官方研究所作的报道,中国有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居委会(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今后有“排查”与“鉴定”精神病人的资格,因为被定为精神病高发人群的主体是长期失业者与贫困者。

最近,在一篇题为“居委会六十年流变”的文章里,开篇就将居委会称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这说法显然只注意了其名字的“创新”,而忽视了居委会与村委会制度本质上与明代的里甲制(或称保甲制)相同。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游民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实行里甲制与路引制度。里甲制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用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要依律治罪。这种“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与“文革”及“文革”前由单位或者居委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介绍信”性质完全相同,毛时期,如果没有介绍信,既不可能住旅馆,也会被当作可疑分子收治。中共建政初期,曾将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当作“反动制度”加以摧毁,其实中共实施的城市居委会与农村的人民公社与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同出一源,均效仿明朝的里甲制,在人身控制上较民国保甲制度更为严苛。

追根溯源,明朝的里甲制源自始于中国古代的什伍里甲制度。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负责闾里治 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什伍连坐法,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纠 察,一家有罪,什伍连坐同罪。后代里甲制即由此发展而来,是封建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基层组织形式。在这种以控制人身为目标的严密的居民组织系统之下,人口的自由流动几乎不可 能发生。于统治者来说,这不仅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有实施基础。

外国人一直不太理解一点:为何中国政府每逢政治敏感时期,就将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送回原籍?这只有生活在中国这种颇有帝国风采的国家的人才能理解。与文化中心多元化的联邦制美国不同,中国、法国、日本这类国家的经济、文化呈梯级发展。即使在法国、日本这种完全实现了自由迁徙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度,其中小城市的文化开放度也落后于大都市巴黎与东京,中国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落差更大,异议人士一旦被送回相对闭塞的原籍,很难得到周围人群的认同,加上居委会与村委会的强管制,很容易被置于一种孤岛状态。比如在世界人权日那天,香港记者试图到毒奶粉受害人赵连海居住小区采访,就被一些臂缠“居委会”袖章的人士掌掴和殴打。

强化居委会功能的目的是“维稳”,这一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制度,实在与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自由迁徙完全相悖,也因此,我有点担心废除户口制度的呼吁可能会因为“维稳”的需要而不能践行。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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