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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缺席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12
更新时间:2010-12-12
浏览:1285次
评论: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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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凳是人权的缺席,也是对人权的等待(附照片)

                            李怡

一个位于北欧、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一百多年来每年遴选一位对世界和平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在全球各大国环伺,政治、经济、军事纷纷施加影响及压力之下,就凭着人民所信赖的评选委员会对普世价值的坚持,由于选出的绝大多数获奖者实至名归、深得全球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建立这个不仅被认为是殿堂级、甚至被认为是上帝级的奖项。环顾百多年世界各国设立多如牛毛的奖项,没有一个及得上这小国的坚持。向这奖项吐唾沫的人,唾沫只会回落到自己脸上。



昨天,一年一度的颁奖礼,放上了一张空凳。空凳的简单意义,是得奖人缺席。因颁发的是和平奖,故获奖者的缺席,即意味他所属国家的和平缺席。

和平,与人权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当人民过着无自由的奴隶生活,在暴力压抑下的「和平」就不是真正和平,而是「同而不和」的小人的「和谐」。因此,空凳的另一象征意义,是获奖者所属国家的人权缺席。

如果世人对这个国家的和平与人权的缺席仍有怀疑的话,那么颁奖礼前当局一系列的严控、监视、断手机、断网络、逼外游,甚至禁止6人以上聚餐等严重侵犯人民权利的法西斯压制,就自我证实这个国家的和平与人权正正是一张空凳。

一张空凳,也象征着真话在这个国家的缺席。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有100多个国家与组织表示支持中方的立场。但她没有把国家与组织分开来说,究竟有多少是国家,多少是组织,它们的名字能否公开?这些国家与组织在中国压力下不参加颁奖礼,是基于利害考虑还是支持中共的高压政策?

几乎全人类都看到这张空凳,只有获奖者所属国家的十三亿人看不到空凳,因此这个国家人民的知情权,也是一张空凳。

颁奖礼以女高音的歌声拉开序幕,这首挪威作曲家Edvard Grieg所写的名曲《Solveig's Song》,由易卜生填词,歌词说,冬去春来夏秋又至,一年过去,「但我知道你会回来」,「你会发现我在等你」,「你孤身上路」,但「上帝会赐你力量」。这歌声,不谋而合地表达人们对刘晓波获释的期待,颁奖礼随后读出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中,他说:「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这段话赋予那首歌新的意义:「我」是指中国人民,而「你」则是指自由、法治、人权。「我知道你会回来」,因为上帝会赐「不自由毋宁死」的自由以力量。

在诺奖主席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的致辞多次引起历久不息的掌声,尤其他说一定要释放刘晓波的时候。小提琴家张万钧演奏中国歌曲《茉莉花》《彩云追月》和英国作曲家 Edward Elgar的《爱的礼赞》。《彩云追月》是中共早年的革命作曲家任光的作品:「一样的相思/一样的离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亲人啊亲人我在盼/盼望相见的明天。」

刘晓波在他的陈述中,谈到他与妻子刘霞的爱情:「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彩云追月》像是对二人高贵爱情的颂歌。

《茉莉花》是被意大利歌剧家普契尼选作歌剧《杜兰朵》主旋律的中国民歌。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开赛不过它。……」是不是也意味着它是自由民主的鲜花呢?

挪威演员Liv Ullmann读出刘晓波的陈词,她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笔者对中国政治的改进本不抱希望。然而,受诺贝尔和平奖的刺激,中国的内政外交已发展到荒谬卑鄙近乎疯狂的地步了。基于物极必反的原理,恐怕也不能排除有一个审慎乐观的期待吧。而诺奖的刺激,说不定正是对中国政改的激励。

放上奖状的空凳,也象征对中国人权的等待。

□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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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3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1-02-20 13:43:04 提到] [FROM: 24.]
信号山:简单化的刘晓波?
发布者 siyu 在 11-02-19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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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山·

学理科的通常会认为学文科的逻辑不清,文科中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将许多事情简单化就是一个例子。

1. “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

原来以为这句话是民主老前辈方励之教授说的,最近才搞清楚原来是刘晓波的名言。刘晓波的意思是中国靠自己人是不能实现民主和现代化的,因为国人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饱受了封建教育文化的洗礼,不容易接受新思维,即使少数人接受了,也会成为一个四不象的怪物,也就是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吧。因此,如果要彻底改变过去的落后,走向现代化,刘晓波认为中国必须要发达国家的帮助,也就是说要由外人管理。刘晓波是通过观察过去的英殖民地香港后,感触极深,得出这一结论。

人们不难理解刘晓波的忧国忧民,可是人是个感情动物,用殖民的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尤其中国曾在外国人的手下历尽了不少灾难,再提殖民,比较容易伤害民族的自尊心,难以让人接受。如果殖民是通过血腥屠杀来掌握政权的,这也许能够统治中国,因为不服从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是你刘晓波邀请他们来管理的,估计会伤害不少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张三的儿子比较矮小,因为他们夫妻俩都偏矮,受遗传的影响,生出来的孩子就自然比较矮小。由于孩子个小,在学校经常受到孩子的欺负,体育上也拼不过个子高大的孩子。看到自己孩子的愁容,张三心里发急。他看李四的孩子高大,就对老婆说,能否借李四的种来改良未来孩子的高度,因为没有其它办法来增高孩子的身高。如果不谈法律制约的话,结果不外有两种:第一种,如果张太太是良家妇女,她一定会说你发疯了,我一良家妇女怎么能跟李四睡?第二种,只要老公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没有疑问,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这个例子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刘晓波的说法。这个例子听起来有点荒唐,但邻居的日本就曾有学者提出要引进高大,健壮的山东某县人来和矮小的日本女人杂交,好改进自己的人种。你想想看,日本要脱贫入欧,个子矮小,和洋人站在一起,能让人看得起吗?但不知当时的日本男人是怎样想的。因此,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总的来说,刘晓波没有说清楚这句话的根本目的,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出发点是好的,结果还被人误解了。

2. 无敌论

最近刘晓波的《无敌论》受到了三妹的无情攻击。《无敌论》本身有问题吗?

刘晓波提出的无敌论就是没有把中共当成敌人,但是这个非敌人却毫不留情地把刘晓波关进了大牢,这好像不大好解释。我们假设当刘晓波遇见法官的一些对话:

法官: ”刘晓波,你知罪吗?“ 刘晓波: ”我没犯罪,知什么罪?“ 法官:”那《零八宪章》是咋回事?“ 刘晓波: ”《零八宪章》只不过是为了让中国走向民主富强。“ 法官:”不对,《零八宪章》是冲着党和国家来的,是反党,颠覆国家。“ 刘晓波: ”我提出过无敌论,从来没有把党当作敌人,这点大家都知道,而且三妹可以证明。” 法官:“三妹?谁是三妹?三妹在场吗?”

场上鸦雀无声了好一阵。这时走来一便衣,对着法官悄悄地说: “三妹是美国著名的反共分子,我们不会让她踏入国土的,她来不了。”

法官: “你看看,你们这些民运分子,你们不是在互相拆台吗?唉,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不管到哪都一个样!” 刘晓波: “法官,我可以出去了吗?” 法官: “出去?上面有令,今天一定要判刑!” 刘晓波: “我可没有反党啊。” 法官: “你是没有反党,那么就改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吧,11年!就这么着了,散庭。”

好在刘晓波进了大牢,否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这种结局使得三妹的攻击变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再回到前面的无敌论,我的理解是,刘晓波是不想清算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行,他只想让共产党从此遵守宪法,到时只有违法,而没有敌人。他想,如果要清算共产党的过去,就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阻力,改革就不会成功。刘晓波显然是考虑到了现政权的难处。如果要理解成真是天下无敌就错了。人犯了法,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否则社会就不会有对错之分,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秩序。相信这点刘晓波还是知道的。

刘晓波因言论入狱说明了中国在迈向民主法治的道路还极其漫长。前面的例子说明了刘晓波还有许多解释工作要做,在许多问题上不应该简单化,否则就会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 读者投稿
 
2   [USMedEdu 于 2011-01-13 15:46:12 提到] [FROM: 172.]
美国之音:中国蔑视诺奖超过苏联、纳粹

2011-01-13 10:52:53

美国一个监测政治和民权自由的组织说,2010年集权国家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没有进行什么抵制的情况下积聚权力,全球的自由度在去年有所下降。


“自由之家”在星期四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各地的自由在2010年连续第5年减少。该组织的研究部主任普丁顿说,去年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侵犯自由的案例就是中国对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给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

普丁顿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哪一个政府,就连苏联或是纳粹德国在内,对和平奖表示出如此的渺视。他还表示,在俄罗斯,2010年也是“特别令人沮丧的一年”。这体现在当局对前石油大亨、克里姆林宫的批评人士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刑。这份报告也对允许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通过政令来统治这个国家的立法提出了批评。普丁顿说,如果全球的民主国家不起来说话的话,“专制者将继续得势”。

 
3   [USMedEdu 于 2011-01-12 01:12:40 提到] [FROM: 24.]
刘晓波父亲入院 系副军职教授 当局派军官监控
香港苹果日报 2011-01-11 19:22:35

  

在囚的内地异见学者刘晓波

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共对他家人的监控迄今未放松。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刘晓波的父亲近日在大连因肝病住医院,沈阳军区还专门派出两名军官在医院监视,严防外界特
别是记者与老人接触。

  刘霞前日曾与父通话

  人权民运中心指,刘晓波父亲刘伶退休前是副军职教授,因忧心儿子入狱和家人受监视,操劳过度不能行走。自从儿子刘晓波在锦州监狱服刑,刘父一直未能前往探视。下月 20日是老人 80岁大寿,几个儿子正商量为他祝寿,但无法与刘晓波商量。

  刘晓波妻子刘霞(图左)仍被当局控制,刘霞的母亲表示,刘霞前段时间一直未能打出电话,父母及弟弟均不能到她家探访,家人也不能致电给她,她只能借用别的电话致电家人。本月 9日她曾经打出电话给 84岁父亲问好,但通话时间很短。

  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正与当局商议,在农历春节前去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公安初步表示可能安排他在本月中旬成行,但迄今未确定。刘晓波去年 10月获和平奖后,当局对他的家人实施严密监控,特别是去年 12月和平奖颁奖礼,中共更是疯狂打压,断绝外界与刘家接触。
 
4   [USMedEdu 于 2011-01-08 01:43:30 提到] [FROM: 24.]
刘晓波家人申请探监 官方一直拖着
美国之音 2011-01-07 18:25:22

  

诺委会墙上刘晓波做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正式照片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人表示,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近日已经向有关当局提出这个月到监狱探望刘晓波的申请,目前仍在等待批准。另外,刘晓波的家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联系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在大连的刘晓光近日向大连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在农历新年前到监狱探望刘晓波。而与刘晓光见面的大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支队长说可能安排这个月中到锦州监狱探监。

  不过,人在广州的刘晓波的弟弟刘晓暄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哥哥刘晓光确实提出了申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答复。

  “刘晓暄:这个还没确定下来,消息还没最后确定下来。但上边还没最后批下来呢。

  记者:申请是这个月,是不是?

  刘晓暄:对,对。

  记者:您没有提出,就是说是您哥哥在大连那边提出来的?

  刘晓暄:对,对,对。探监都要跟大连公安局提。

  记者:您哥哥提时也包括为你也申请,是吧?

  刘晓暄:应该是,哎。

  记者:你认为,12月份的诺奖颁奖已经过了,会不会有可能让你们去呀?

  刘晓暄:有这个可能性,只能这么说。”

  *刘霞仍失去联系*

  另外,刘晓暄还证实,到目前为止,刘晓波的家人仍无法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联系上。

  “记者:最近跟他太太刘霞有联系吗?

  刘晓暄:联络不上。

  记者:到现在还是联络不上?

  刘晓暄:对,对,对。”



 
5   [USMedEdu 于 2011-01-03 21:19:37 提到] [FROM: 24.]
熊友鱼:戏说和平奖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是世界性的顶级大事。流风所及,奥运会披靡,奥斯卡披靡,世足、世博披靡。甚至于联合国年会,都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诺奖之中,又以和平奖最为珍贵。原因是,惟有“和平”两字之地位,方可与“世界”之称谓,相提并论,平起平坐。故而和平奖能鹤立鸡群,遗世独立。连其颁奖之处所,都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

  现在的中国,无和平可言,正如小彩舞的鼓词所唱,“花香之地无和平”是也。拜现政府所赐,国人不得诺奖则已,要得反而能得最珍贵的和平奖。刘晓波是继达赖喇嘛之后的第二人。将来如有第三人,相信亦一定是和平奖无疑。

  文学奖并非与中国无缘,1949年之前的文学作品,就有过提名。但是现在没有了,除非你亡命他国,去写作去出版。文学奖并不能靠一两篇“××宪章”就可声名大噪的,必须有成体系的作品面世。

  科学奖和经济奖,貌似跟政治无干,实则不然。中国的现行政治,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科技人才,但凡能独立思考者,一概备受抑制,而且是长期的抑制、变相的抑制、彻底的抑制,直至扼杀。要想得此类奖项,跟文学奖一样,你必须出国去得。所以在中国,除了和平奖,无可讨论。

  和平奖之弥足珍贵,尚另有一端。那就是透过和平奖,可以观察得奖者母国的政治气候。本来政治这玩意儿,就很玄乎、不透明。看政治,第一境界是“雾里看花”──总算看出了是花不是瓜;第二境界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眼见真切心实迷惑;第三境界才是“秃子头上看虱子”呢。有了和平奖,便可一步到位,虱子就无可逃遁、纤毫毕现了。刘晓波和达赖喇嘛得和平奖后,世界更了解中国了。可以说,和平奖是政治的风向标、放大镜、刮目术。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亦解释了,为何中共当局在情急之中,怪招百出。

  怪招曰何?还是来听听域外人士的介绍吧。

  不久前,德国著名记者巴茨(Bernhard Bartsch)写了一篇题为《孔子与小丑》(Konfuzius und die Clowns)的报道,刊登在《新苏黎世报》等媒体上。文章回顾了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年的和平奖是授予德国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的。

  冯奥氏是一位作家及和平主义者,因为撰文揭露纳粹德国秘密重整军备,正被当局监禁。当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决定传到德国,纳粹份子被大大地羞辱了,以致恼羞成怒。希特勒立即设立了一个新的奖项,以与诺奖对抗。他的“元首法令”宣布:“为了防止今后发生此类羞耻事件,今天我创立德国艺术与科学国家奖基金会。今后德国人不准接受诺贝尔奖。”奖金遂定为10万马克。

  巴茨的报道然后说,2010年10月,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和平奖授予监禁中的刘晓波。北京亦被大大地羞辱了,以致恼羞成怒。中共当局立即设立了一个新的“孔子和平奖”,以与诺奖对抗。同时宣布:诺贝尔奖委员会“支持中国罪犯和西方反华活动。”奖金遂定为10万马克。──喔,不对,应该是人民币,说马克就露馅了。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第一届孔子和平奖”授予何人,其实这亦是北京当局煞费苦心的事。要设奖必须先作“市场评估”才行,谁愿意来蹚这浑水呢?金正日?卡斯特罗?内贾德?查韦斯?还是中共自定的班禅喇嘛?都太臭名昭著了吧。比尔·盖茨?纳尔逊·曼德拉?他们能降尊纡贵吗?不能。最后只好从大门口的奴才堆中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连战是个不能借故推脱的不二人选。

  连战热中于搞政治,却连战连败。无奈之下晋京摇尾乞怜,跪拜中共当局,以为蚂蚁缘槐,可以咸鱼翻身。岂料被人拴住了牛鼻子,进退失踞,颜面扫地,又不甘自认倒楣,所以故作镇静。这个时候北京让他领“孔子和平奖”,他敢“回避”吗?但是在颁奖前夕,这位连败连战不屈不挠的主儿,亦嗅出了味儿有点不对劲。他于是差遣了一个小女孩子,代为“领奖”了事。

  看来,连战下次晋京摇尾乞怜时,吃顿排头是不可避免了。

  这场闹剧,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别人,却是孔老夫子。孔子在日,忍渴挨饿,东奔西走,惶惶如丧家之犬,为的是传播儒家思想,继绝世,举废国。他的精神,直到后世方才奉为神明。孔子曾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鄙事或为羞辱事。然而孔子的门徒中,无人真的认为,圣人能为“鄙事”。孰料几千年后的今天,受当局“抬爱”,孔圣人的“鄙事”连连。今天不过是又一次“躬逢其盛”罢了。哼,这有甚么可笑的,我孔老二又不是没有被羞辱过!

□ 寄自美国
 
6   [USMedEdu 于 2010-12-15 12:14:15 提到] [FROM: 142.]
方励之:奥斯陆四日四记
发布者 thchen 在 10-12-15 08:45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海盗的今昔

  对我们这种非历史内行来说,对挪威的过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个海盗(Viking)国:野蛮,抢劫,无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时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马里。虽然丹麦国的海盗不亚于挪威,但因丹麦出了N.波尔量子力学学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为此,我们去参观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门票60克朗(合10多美刀)。展厅荡荡空空,只有三艘海盗船残骸,及其它少量残片。平均说,看一艘残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盗坑了小钱的感觉。(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

  十和十一世纪,挪威是海盗“强国”。对应的中国,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图上的堂堂游船,海盗船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条贼船。海盗船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没有文字残片。壹千年前的奥斯陆文化,看起来就是一窝“不识字”的海匪。而同时代的程颢与程颐,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这是昔。

  今天的数据则是:奥斯陆大学成立于1811年,明年要办200年大庆。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校龄,就不及海盗国的大学了。奥斯陆大学的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35年。在北大,以理论天体物理为主业的研究所(Kavli研究所,或KIAA)成立于2006年,刚满5岁。谁的不识现代“字”(广义的)的年代更长?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比约尔·亚格兰在2010和平奖颁发仪式上一口气说了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这其实正好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辩论自由。北大曾经有过三个自由。现在呢?

  刘晓波和辩论自由

  八十年代的刘晓波,人称是匹“黑马”,也有称“黑驴”的。因为,他几乎批判过(或骂遍)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挪威电视2台的记者来旅店访谈。其中几句问答是,问:
  “你认识刘晓波吗?”
  “认识”
  “什么关系?”
  “他批判过我。”
  “哦…”

  看遍奥斯陆典礼上的参加者,似乎只有我一个是被刘点名批判过的。在大学里,刘氏的批判或“开骂”(只要不涉隐私),就是一种辩论自由。在正常的大学里,本是很正常的,无所谓“驴马”。

  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因为他刚答辩过的博士论文是美学,属于哲学。可能他还不熟悉“行星运动的音乐”(开普勒),“一个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错的”(狄拉克)等等“美学”,被吸引住了,专心看书,没再说话。只有C同我们聊。以致,我不知道刘有严重口吃。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到了秋末,再一转身,“黑马”了:“我认为他(指方励之)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他有什么资格!”(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还好,这里不全是陈述句,有一句是条件句:“他要自封的话……”。查我的CV或bio,还来不及“自封”上“青年导师”,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字样。可惜,刘晓波当时没有批判“工具”一书,否则我也要使用我的辩论自由了。

  我欣赏80年代刘晓波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辩论(“开骂”)自由(不论辩论内容如何)权利。这就是我来奥斯陆市政厅,祝贺刘晓波的原因之一。

  NPP对GDP

  中共当局说,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说得轻了,不是“已沦为”,而是从来就是政治工具。

  对我,第一次知道有个诺贝尔和平奖,是在六十年代。大约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门召开过一次五十万人大会,主题是“支持美国的黑人抗暴斗争”。主题竟然是与中国的内政并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事儿。而且,大会由毛住持。1949年及其后的天安门大活动,我大多目击,这“外国事儿”大会从来没有见过。后来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马丁·路德·金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个梦”——“民权”被认为与和平有直接关连。从此,民权或人权与和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常驻主题。诺贝尔和平奖一贯是推动如下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一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中的多数人群体都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人权约束了民族国家及其多数人群体的行为。这项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的成员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由GDP定量度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可由NPP(政治犯数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国的政治犯名单。九十年代有过一个名单,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余人。根据一些人权组织的新近统计,现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显然,减少NPP是改善人权状况的直接途径。动机于此,1989年初,我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他在建国30年大庆时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关注人权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应关注为争取人权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符合这一期盼。所以,我来奥斯陆市政厅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当于英国BBC)访谈后,主持人再加以非录像问题:“曾有预计,当中国GDP增加后,NPP就会减少了。现在,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为什么NPP也增高了。为什么?”我答不上来。本想答这是“中国特色”。一想不对,欧洲也有过,GDP与NPP并不总是实时反相关。但我相信,以长时间尺度而论(即非实时),二者应是反相关的。

  发光的少数

  我在奥斯陆大学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讲题是“重子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动力学消耦和”(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通俗地说,宇宙中有两类物质:⒈暗物质不发光,但是主导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们的引力;⒉重子物质,是少数,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们能发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质,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质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质的行为不全受暗物质的控制,尽管后者是绝大多数。这因为重子物质有自己的动力学。宇宙因这些一小撮重子物质的不同的动力学而有了光,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创造。这就是我理解,为什么比约尔·亚格兰在讲话最后要引用牛顿的话。他说:

  “艾萨克·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坚持自己的动力学。

  2010.12.12.Oslo-Tucson飞机上


 
7   [USMedEdu 于 2010-12-13 22:31:34 提到] [FROM: 24.]
《纽约客》访谈查建英

查建英 (Zha),纽约客采访记者(New Yorker)

访问音频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2010/11/08/101108on_audio_zha

访谈翻译:

New Yorker:2010年10月,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是文学教授,也是人权活动人士。现在,他身处牢狱。获奖后,刘晓波把诺贝尔和平奖献给了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们。查建英在11月8号刊的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王蒙的文章。王蒙,也许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也是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中国文化部部长。查建英今天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聊聊王蒙,刘晓波,和中国。欢迎你,建英。

Zha:谢谢。

New Yorker:你几年前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你哥哥的文章。当时,他因为在中国建立了中国民主党而被关进监狱。在我们讨论你的新文章之前,你能跟我们聊聊你的背景,你的家人么?

Zha:我生在长在北京。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青春期,8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了大学。

New Yorker: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您大概多大?

Zha:那时候我刚六岁。我的父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的生活很有典型性,和当时一大批人一样,我们被发送到农村或是改造农场。毛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当时的生活也很有典型性,我和一大批人一样,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我到美国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

New Yorker:你是一名记者,所以你一定也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吧。

Zha:是的。

New Yorker:相较于你之前在纽约客上那篇关于你哥哥的文章,这篇新作较少的涉及你自己的生活。但是,很明显,你对于中国的文化知识界非常了解,你也很了解你笔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谈谈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么?

Zha:我是在90年代初他刚出狱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北京的一些朋友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一起聚餐,所以我们初识的场景事实上是在饭桌上,羊肉火锅,冰啤酒。他是很有个人风采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因为对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批判以及有关言论自由的评论比较有名。简单说,我们的结识是在私人的场合。

New Yorker:那你是怎么认识王蒙的呢?在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吧?

Zha:是的。事实上,我是在同时期认识王蒙的,也就是天安门事件后约两年。王当时刚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离任,原因是,在当时所有部长中,只有他没有去慰问那些在镇压天安门抗议群众时受伤的士兵。离任后,他还是继续他的写作,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作家了。

New Yorker: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刘晓波,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关注王蒙呢?你能谈谈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选择写王蒙呢?

Zha:王蒙今年76岁,在我看来,他的写作历程和职业生涯代表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轨迹,因为他的生活和写作轨迹与中国的政治以及中国历年来的起起伏伏是密不可分的。

New Yorker:那你跟我们聊聊王蒙的生平吧,他是怎么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作家的呢?

Zha:20 世纪40年代末期,王蒙只有十几岁,在他加入共产党一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当时是为共青团工作,之后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事实上,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给他惹了挺多麻烦,那篇小说被批判为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用负面笔调描绘领导干部。但是毛得知这篇小说以后,对王进行了肯定,所以王蒙并没有因为这篇短篇小说受到什么惩罚。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没过多久,王蒙还是被打成右派,送到农场改造,之后他被流放了近二十年。

New Yorker:他是被流放到中国西部?

Zha:是的,是在新疆地区,新疆主要是中国穆斯林的聚居地。王蒙在那里很有名,他学会了当地的维吾尔语而且相当流利,他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描写西部的生活,描写维族人的生活。毛去世邓上台后,他和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得到平反,回到北京。之后,他一直很多产,写作事业蓬勃发展。

New Yorker:作为一个读者,王蒙的哪些作品对你的影响最大?

Zha:他非常博学,也是过去30年间中文语言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他最好的小说作品是他在80年代写的一批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大多是和他相似的一群人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因为信仰参加了革命,之后却被检举揭发、谴责批判,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经历了巨大的自我疑问,在毛统治的政权下遭到了种种迫害,之后支持拥护改革。王蒙的随笔也写得非常好,很有洞察力,他的一批随笔描写了他在位期间结识的一些高层文化官员,这些随笔在同类作品中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的笔调非常直率坦诚。

New Yorker:他事实上写出了政府里不为群众所知的一些事实。

Zha:是这样的,而且他讲述了一群人面对的复杂性,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因为工作职位被置于官方宣传运动中成为宣传工具的一群人。

New Yorker:那么,王蒙在以前和现在有没有被动成为工具呢?或者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动成为工具的呢?

Zha:这是很复杂的,也是因为这种复杂性,王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人们对于王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他聪明圆滑,深谙如何保护自己,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王蒙一直在以他自己的方式使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去推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由和宽容。

New Yorker:王蒙对于刘晓波获奖一事怎么看呢?

Zha:我还没有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也不想把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强加于他。事实上,早在15年前的90年代中期,王蒙和刘晓波间接的打过交道。当时,王蒙在一场文学辩论中写了一篇批评刘的文章,但是那篇文章跟刘在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New Yorker:在美国,作家并不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那么在中国,作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政治人物么?

Zha:这个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对于王蒙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来说,政治是生活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化了,而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是浸泡在国家政治中的。另一方面,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在文学作品中谈及政治,你必须得想到,这些都是在政府监察之下的,由此引发的各种惩罚甚至牢狱之灾或者封杀并不是不可能的。把这些纳入考虑以后,很显然,中国作家对于政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和美国作家非常不同的。

New Yorker:嗯,事实上,王蒙就被封杀过很长一段时间。

Zha:是的,长达20年。从1957到1978年间,王蒙都不能发表任何作品。

New Yorker:某种程度上说,王蒙是你哥哥的一个有趣的对照。根据你在文章里对你哥哥的描写,他是一个追寻自己理想、直言不讳的人,但是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效果。而王蒙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影响。

Zha:我觉得,要把中国从千百年历史的集权统治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我们需要体制内谨慎的改革者,包括高层的政府官员,也需要如同我哥哥一样愿意为了这项事业进监狱的激进派,同时,我们更需要在这两极中的更大的一群人。在我看来,王蒙代表这两极的中间点,当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自由改革思想的中间派。王蒙是一个能够建立共识的人,他在人群中所拥有的说服力有可能是像我哥哥一样的异议者,甚至刘晓波,都没有的。所以,为了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改革派,异议者和激进派。

New Yorker: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们的记者Evan Osnos写了一篇关于你哥哥近况的博文。你哥哥现在已经出狱了,他现在如何?

Zha:他在监狱里服满了9年刑期,08年6月8号出狱,所以他已经出狱两年多了。警察在08年夏天的三个多月里对他很关注,因为那是北京奥运期间。那之后,他一直在网上关注时事、发表文章,他也一直在和有共同想法的朋友讨论如何改善民主人权问题,基本上,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

New Yorker:刘晓波是08宪章的发起人,你也在宪章上签名了,你能谈谈08宪章是什么么?

Zha:08 宪章的发起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77宪章的启发。首先,08宪章描述了毛时期对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滥用和践踏,而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可以真正实行中国宪法中描述的人权民权条款的历史机会,而事实上,这些条款并没有被实施,08宪章是对如何实现这些条款的一个明晰确实的提议。所以,事实上,08宪章完全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激进的提议,而是建议执政党与公民群体和知识分子们建立起对话,来达成关于人权的渐进的和平的改革。

New Yorker:王蒙并没有在08宪章上签名,他有被邀请在宪章上签名么?

Zha:没有,我觉得没有。

New Yorker:如果王蒙被邀请在宪章上签名,他会作何反应呢?

Zha:那我只能凭我自己的猜测了。我想他不会签名,我也不认为人们会期望他签名。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主观臆测,我想他会对08宪章中的主要准则和条款表示同意。如果你纵观他的职业生涯以及言论作为,即使他一直都比较谨慎小心,他都一直在试图以他的方式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宽容的方向,所以他应该会是宪章签名者的同道人。

New Yorker:刘晓波因为发起08宪章而入狱,你也在宪章上签名了,到目前为止你的生活受到什么影响了么?

Zha:目前还没有。08宪章被放到网上之后的一段时间相对紧张一些,在宪章上签名的人被邀请去和警察“喝茶”,警察用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向签名人询问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因为08宪章只是一群人的个人行为,所以这些也就慢慢平息了。

New Yorker:你之前在纽约客上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放到了网上,你觉得如果这篇关于王蒙的文章也会被翻译成中文么,读者会有什么反应呢?

Zha:我自己也很好奇,我之前那篇关于我哥哥的文章被很多读者翻译成了中文,我也没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被翻译成这么多种风格。我想这篇文章也许也会被翻译成中文。因为王蒙和刘晓波在中国都很有名,中国的读者对于文中对两人背景知识的描述应该有相当的了解。我的文章想要传达的讯息是,对于表面上如此不同以至于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他们两人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事实上,他们是在这项共同事业里的两个参与者。我希望这点讯息能够准确传达到读者那里,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同意我的观点。

New Yorker:我希望我们的访谈也能被翻译成中文,这样读者能够听到你要传达的讯息,并且能在翻译你的文章中用到这个讯息。谢谢你接受访问。

Zha:谢谢你邀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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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7133
2.国家公仆――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名改革派还是一位护教者?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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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 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 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 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 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 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 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 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 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 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 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 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憲章(繁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曆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争曆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将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曆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于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于當時内憂外患的特定曆史條件,共和政體隻是昙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卷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内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曆程被迫中斷。抗日戰争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啓了憲政曆程,然而國共内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緻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财富和民衆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複,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于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爲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系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緻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财産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别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着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曆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爲本”的内在要求。中國的曆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于人民,政府爲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别、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争、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于人民;
(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
(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産生;
(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
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爲“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并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爲的邊界,并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在世界範圍内,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爲本、參與爲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着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删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爲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爲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爲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确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産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盡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于憲法,效忠于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争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将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爲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爲,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确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争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幹預與違憲限制。
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颠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幹預。審查并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務于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爲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财産保護:确立和保護私有财産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産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産權改革,明晰産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财稅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随意加稅、開征新稅。通過産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争機制,降低金融準入門檻,爲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環境保護:保護生态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爲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确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爲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轉型正義:爲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複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爲世界大國,作爲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爲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裏,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爲此,我們本着勇于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餘年來锲而不舍的追求與夢想。




日文版: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597ba5ce0aa3d216cfc15f464f68cfd2

08憲章(日本語版)
一、まえがき
 今年は中国立憲百年、「世界人権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の壁」誕生30周年であり、また中国政府が「市民的及び政治的権利に関する国際規約」 に署名して10周年である。長い間の人権災難と困難かつ曲折に満ちた闘いの歴史の後に、目覚めた中国国民は、自由・平等・人権が人類共同の普遍的価値であ り、民主・共和・憲政が現代政治の基本的制度枠組みであることを日増しにはっきりと認識しつつある。こうした普遍的価値と基本的政治制度枠組みを取り除い た「現代化」は、人の権利をはく奪し、人間性を腐らせ、人の尊厳を踏みにじる災難である。21世紀の中国がどこに向かうのか。この種の権威主義的統治下の 「現代化」か? それとも普遍的価値を認め、主流文明に溶け込み、民主政体を樹立するのか? それは避けることのできない選択である。

 19世紀中葉の歴史の激変は、中国の伝統的専制制度の腐敗を暴露し、中華大地の「数千年間なかった大変動」の序幕を開いた。洋務運動はうつわ面で の改良を追求し、甲午戦争(日清戦争1894年)の敗戦は再び体制の時代遅れを暴露した。戊戌変法(1898年)は制度面での革新に触れたために、守旧派 の残酷な鎮圧にあって失敗した。辛亥革命(1911年)は表面的には2000年余り続いた皇帝制度を埋葬し、アジアで最初の共和国を建国した。しかし、当 時の内憂外患の歴史的条件に阻害され、共和政体はごく短命に終わり、専制主義が捲土重来した。うつわの模倣と制度更新の失敗は、国民に文化的病根に対する 反省を促し、ついに「科学と民主」を旗印とする「五四」新文化運動がおこったが、内戦の頻発と外敵の侵入により、中国政治の民主化過程は中断された。抗日 戦争勝利後の中国は再び憲政をスタートさせたが、国共内戦の結果は中国を現代版全体主義の深淵に陥れた。1949年に建国した「新中国」は、名義上は「人 民共和国」だが、実際は「党の天下」であった。政権党はすべての政治・経済・社会資源を独占し、反右派闘争、大躍進、文革、六四、民間宗教および人権擁護 活動弾圧など一連の人権災害を引き起こし、数千万人の命を奪い、国民と国家は甚だしい代価を支払わされた。

 20世紀後期の「改革開放」で、中国は毛沢東時代の普遍的貧困と絶対的全体主義から抜け出し、民間の富と民衆の生活水準は大幅に向上し、個人の経 済的自由と社会的権利は部分的に回復し、市民社会が育ち始め、民間の人権と政治的自由への要求は日増しに高まっている。統治者も市場化と私有化の経済改革 を進めると同時に、人権の拒絶から徐々に人権を認める方向に変わっている。中国政府は、1997年、1998年にそれぞれ二つの重要な国際人権規約に署名 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は2004年の憲法改正で「人権の尊重と保障」を憲法に書き込んだ。今年はまた「国家人権行動計画」を制定し、実行することを約束し た。しかし、こうした政治的進歩はいままでのところほとんど紙の上にとどまっている。法律があっても法治がなく、憲法があっても憲政がなく、依然として誰 もが知っている政治的現実がある。統治集団は引き続き権威主義統治を維持し、政治改革を拒絶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官僚は腐敗し、法治は実現せず、人権は色あ せ、道徳は滅び、社会は二極分化し、経済は奇形的発展をし、自然環境と人文環境は二重に破壊され、国民の自由・財産・幸福追求の権利は制度的保障を得られ ず、各種の社会矛盾が蓄積し続け、不満は高まり続けている。とりわけ官民対立の激化と、騒乱事件の激増はまさに破滅的な制御不能に向かっており、現行体制 の時代遅れは直ちに改めざるをえない状態に立ち至っている。

二、我々の基本理念
 中国の将来の運命を決めるこの歴史の岐路に立って、百年来の近代化の歴史を顧みたとき、下記の基本理念を再び述べる必要がある。

自由:自由は普遍的価値の核心である。言論・出版・信仰・集会・結社・移動・ストライキ・デモ行進などの権利は自由の具体的表現である。自由が盛んでなければ、現代文明とはいえない。
人 権:人権は国家が賜与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すべての人が生まれながらに有する権利である。人権保障は、政府の主な目標であり、公権力の合法性の基礎であり、 また「人をもって本とす」(最近の中共のスローガン「以人為本」)の内在的要求である。中国のこれまでの毎回の政治災害はいずれも統治当局が人権を無視し たことと密接に関係する。人は国家の主体であり、国家は人民に奉仕し、政府は人民のために存在するのである。

 平等:ひとりひとりの人は、社会的地位・職業・性別・経済状況・人種・肌の色・宗教・政治的信条にかかわらず、その人格・尊厳・自由はみな平等で ある。法の下でのすべての人の平等の原則は必ず実現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ず、国民の社会的・経済的・文化的・政治的権利の平等の原則が実現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共和:共和とはすなわち「皆がともに治め、平和的に共存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は権力分立によるチェック・アンド・バランスと利益均衡であり、多 くの利益要素・さまざまな社会集団・多元的な文化と信条を追求する集団が、平等な参加・公平な競争・共同の政治対話の基礎の上に、平和的方法で公共の事務 を処理することである。

 民主:もっとも基本的な意味は主権在民と民選政府である。民主には以下の基本的特徴がある。
(1)政府の合法性は人民に由来し、政治権力の源は人民である。
(2)政治的統治は人民の選択を経てなされる。
(3)国民は真正の選挙権を享有し、各級政府の主要政務官吏は必ず定期的な選挙によって選ば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多数者の決定を尊重し、同時に少数者の基本的人権を尊重する。一言でいえば、民主は政府を「民有、民治、民享」の現代の公器である。

 憲政:憲政は法律と法に基づく統治により憲法が定めた国民の基本的自由と権利を保障する原則である。それは、政府の権力と行為の限界を線引きし、あわせて対応する制度的措置を提供する。

 中国では、帝国皇帝の権力の時代はすでに過去のものとなった。世界的にも、権威主義体制はすでに黄昏が近い。国民は本当の国家の主人になるべきで ある。「明君」、「清官」に依存する臣民意識を払いのけ、権利を基本とし参加を責任とする市民意識を広め、自由を実践し、民主を自ら行い、法の支配を順守 することこそが中国の根本的な活路である。

三、我々の基本的主張
 そのために、我々は責任をもって、また建設的な公民精神によって国家政治制度と市民的権利および社会発展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以下の具体的な主張をする。

憲法改正:前述の価値理念に基づいて憲法を改正し、現行憲法の中の主権在民原則にそぐわない条文を削除し、憲法を本当に人権の保証書および公権力への許可証にし、いかなる個人・団体・党派も違反してはならない実施可能な最高法規とし、中国の民主化の法的な基礎を固める。
権 力分立:権力分立の現代的政府を作り、立法・司法・行政三権分立を保証する。法に基づく行政と責任政府の原則を確立し、行政権力の過剰な拡張を防止する。 政府は納税者に対して責任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央と地方の間に権力分立とチェック・アンド・バランスの制度を確立し、中央権力は必ず憲法で授権の範 囲を定め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ず、地方は充分に自治を実施する。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関は直接選挙により選出され、立法は公平正義の原則を堅持し、立法民主を行う。
司法の独立:司法は党派を超越し、いかなる干渉も受けず、司法の独立を行い、司法の公正を保障する。憲法裁判所を設立し、違憲審査制度をつくり、憲法の権威を守る。可及的速やかに国の法治を深刻に脅かす共産党の各級政法委員会を解散させ、公器の私用を防ぐ。
公 器公用:軍隊の国家化を実現する。軍人は憲法に忠誠を誓い、国家に忠誠を誓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政党組織は軍隊から退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軍隊の職業化 レベルを高める。警察を含むすべての公務員は政治的中立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公務員任用における党派差別を撤廃し、党派にかかわらず平等に任用する。
人 権保障:人権を確実に保障し、人の尊厳を守る。最高民意機関が責任を有する人権委員会を設立し、政府が公権力を乱用して人権を侵害することを防ぐ。とりわ け国民の人身の自由は保障されねばならず、何人も不法な逮捕・拘禁・召喚・尋問・処罰を受けない。労働教養制度(行政罰としての懲役)を廃止する。
公職選挙:全面的に民主選挙制度を実施し、一人一票の平等選挙を実現する。各級行政首長の直接選挙は制度化され段階的に実施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定期的な自由競争選挙と法定の公職への国民の選挙参加は奪うことのできない基本的人権である。
都市と農村の平等:現行の都市と農村二元戸籍制度を廃止し、国民一律平等の憲法上の権利を実現し、国民の移動の自由の権利を保障する。
結社の自由:国民の結社の自由権を保障し、現行の社団登記許可制を届出制に改める。結社の制限を撤廃し、憲法と法律により政党の行為を定め、一党独占の統治特権を廃止し、政党活動の自由と公平競争の原則を確立し、政党政治の正常化と法制化を実現する。
集会の自由:平和的集会・デモ・示威行動など表現の自由は、憲法の定める国民の基本的自由であり、政権党と政府は不法な干渉や違憲の制限を加えてはならない。
言論の自由:言論の自由・出版の自由・学術研究の自由を実現し、国民の知る権利と監督権を保障する。「新聞法」と「出版法」を制定し、報道の制限を撤廃し、現行「刑法」中の「国家政権転覆扇動罪」条項を廃止し、言論の処罰を根絶する。
宗 教の自由:宗教の自由と信仰の自由を保障する。政教分離を実施し、宗教活動が政府の干渉を受けないようにする。国民の宗教的自由を制限する行政法規・行政 規則・地方法規を審査し撤廃する。行政が立法により宗教活動を管理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宗教団体(宗教活動場所を含む)は登記されて初めて合法的地位を獲 得するという事前許可制を撤廃し、これに代えていかなる審査も必要としない届出制とする。
国民教育:一党統治への奉仕や濃厚なイデオロギー的色彩の政治教育と政治試験を廃止し、普遍的価値と市民的権利を基本とする国民教育を推進し、国民意識を確立し、社会に奉仕する国民の美徳を提唱する。
財 産の保護:私有財産権を確立し保護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市場経済制度を行い、創業の自由を保障し、行政による独占を排除する。最高民意機関が責任を有する 国有資産管理委員会を設立し、合法的に秩序立って財産権改革を進め、財産権の帰属と責任者を明確にする。新土地運動を展開し、土地の私有化を推進し、国民 とりわけ農民の土地所有権を確実に保障する。
財税改革:財政民主主義を確立し納税者の権利を保障する。権限と責任の明確な公共財政制度 の枠組みと運営メカニズムを構築し、各級政府の合理的な財政分権体系を構築する。税制の大改革を行い、税率を低減し、税制を簡素化し、税負担を公平化す る。公共選択や民意機関の決議を経ずに、行政部門は増税・新規課税を行ってはならない。財産権改革を通じて、多元的市場主体と競争メカニズムを導入し、金 融参入の敷居を下げ、民間金融の発展に条件を提供し、金融システムの活力を充分に発揮させる。
社会保障:全国民をカバーする社会保障制度を構築し、国民の教育・医療・養老・就職などの面でだれもが最も基本的な保障を得られるようにする。
環境保護:生態環境を保護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を提唱し、子孫と全人類に責任を果たす。国家と各級官吏は必ずそのために相応の責任を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明確にする。民間組織の環境保護における参加と監督作用を発揮させる。
連 邦共和:平等・公正の態度で地区の平和と発展を維持し、責任ある大国のイメージを作る。香港・マカオの自由制度を維持する。自由民主の前提のもとに、平等 な協議と相互協力により海峡両岸の和解案を追求する。大きな知恵で各民族の共同の繁栄が可能な道と制度設計を探求し、立憲民主制の枠組みの下で中華連邦共 和国を樹立する。
正義の転換:これまでの度重なる政治運動で政治的迫害を受けた人々とその家族の名誉を回復し、国家賠償を行う。すべて の政治犯と良心の囚人を釈放する。すべての信仰により罪に問われた人々を釈放する。真相調査委員会を設立し歴史的事件の真相を解明し、責任を明らかにし、 正義を鼓舞する。それを基礎として社会の和解を追求する。
四、結語
 中国は世界の大国として、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の5つの常任理事国の一つとしてまた人権理事会のメンバーとして、人類の平 和事業と人権の進歩のために貢献すべきである。しかし遺憾なことに、今日の世界のすべての大国の中で、ただ中国だけがいまだに権威主義の政治の中にいる。 またそのために絶え間なく人権災害と社会危機が発生しており、中華民族の発展を縛り、人類文明の進歩を制約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局面は絶対に改めねばなら ない! 政治の民主改革はもう後には延ばせない。

 そこで、我々は実行の勇気という市民的精神に基づき、「08憲章」を発表する。我々はすべての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を共有する中国国民が、朝野 の別なく、身分にかかわらず、小異を残して大同につき、積極的に市民運動に参加し、共に中国社会の偉大な変革を推進し、できるだけ早く自由・民主・憲政の 国家を作り上げ、国民が百年以上の間根気よく追求し続けてきた夢を共に実現することを希望する。
括弧内は訳注。

英文版: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2210

Charter 08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The following text of Charter 08, signed by hundre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Perry Link,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issue of The New York Review dated January 15, which goes on sale on January 2.
—The Editors

The document below, signed by over three hundred prominent Chinese citizens, was conceived and written in conscious admi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Charter 77 in Czechoslovakia, where, in January 1977, more than two hundred Czech and Slovak intellectuals formed a

loose, informal, and open association of people... united by the will to striv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for respect for human and civil rights in our country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Chinese document calls not for ameliorative reform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but for an end to some of its essential features, including one-party rule, and their replacement with a system based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prominent citizens who have signed the document are 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government, and include not only well-known dissi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ut also middle-level officials and rural leaders. They have chosen December 10,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the day on which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ideas and to outline their vision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China. They intend “Charter 08” to serve as a blueprint for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signers of the document will form an informal group, open-ended in size but united by a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beyond.

On December 8 two prominent signers of the Charter, Zhang Zuhua and Liu Xiaobo, were detained by the police. Zhang Zuhua has since been released; as of December 9, Liu Xiabo remains in custody.
—Perry Link
Frederick Douglass Book Prize Announcement


I. Foreword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riting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2008 also marks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appearance of Democracy Wall in Beijing, and the tenth of China’s sig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e are approaching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of pro-democracy student protesters.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endured human rights disasters and uncountable struggles across these same years, now include many who see clearly that freedom,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are universal values of humankind and that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re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protecting these values.

By departing from these val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modernization” has proven disastrous. It has stripped people of their rights, destroyed their dignity, and corrupted normal human intercourse. So we ask: Where is China head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it continue with “modernization”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or will it embrac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join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ed nations, and build a democratic system? There can be no avoiding these questions.

The shock of the Western impact upo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id bare a decadent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often called “the greatest changes in thousands of years” for China. A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followed, but this aimed simply at appropriating the technology to build gunboats and other Western material objects. China’s humiliating naval defeat at the hands of Japan in 1895 only confirmed the obsolescence of China’s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first attempts at modern political change came with the ill-fated summer of reforms in 1898, but these were cruelly crushed by ultraconservatives at China’s imperial court. With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hich inaugurated Asia’s first republic, the authoritarian imperial system that had lasted for centuries was finally supposed to have been laid to rest. But social conflict inside our country and external pressures were to prevent it; China fell into a patchwork of warlord fiefdoms and the new republic became a fleeting dream.

The failure of both “self-strengthening” and political renovation caused many of our forebears to reflect deeply on whether a “cultural illness” was afflicting our country. This mood gave ris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the late 1910s, to the championing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Yet that effort, too, foundered as warlord chaos persisted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beginning in Manchuria in 1931] brought national crisis.

Victory over Japan in 1945 offered one more chance for China to move toward modern government, but the Communist defeat of the Nationalists in the civil war thrust the nation into the abys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new China” that emerged in 1949 proclaimed that “the people are sovereign” but in fact set up a system in which “the Party is all-powerfu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ized control of all organs of the state and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and, using these, has produced a long trail of human rights disasters, including, among many others,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7),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1989), and the current repression of all unauthorized religion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eiquan rights movement [a movement that aims to defend citizens’ rights promulgated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igned]. During all thi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paid a gargantuan price. Tens of millions have lost their lives, and several generations have seen their freedom, their happiness, and their human dignity cruelly trampled.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gave the Chinese people relief from the pervasive poverty and totalitarianism of the Mao Zedong era and brought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the wealth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many Chinese as well as a partial restor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rights. Civil society began to grow, and popular calls for more rights and more political freedom have grown apace. As the ruling elite itself moved toward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t began to shift from an outright rejection of “rights” to a partial acknowledgment of them.

In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ed two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in 2004 it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include the phrase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this year, 2008, it has promised to promote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is political progress has extended no further than the paper on which it is written. The political reality, which is plain for anyone to see, is that China has many laws but no rule of law; it has a constitution but n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uling elite continues to cling to its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fights off any move toward political change.

The stultifying results are endemic official corruption, an undermining of the rule of law, weak human rights, decay in public ethics, crony capitalism, growing inequality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poor, pillag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f the human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xacerbation of a long list of social conflicts, especially, in recent times, a sharpening animosity between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As these conflicts and crises grow ever more intense, and as the ruling elite continues with impunity to crush and to strip away the rights of citizens to freedom, to property, and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e see the powerless in our society—the vulnerable groups,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monitored, who have suffered cruelty and even torture, and who have had no adequate avenues for their protests, no courts to hear their pleas—becoming more militant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violent conflict of disastrous proportions. The decline of the current system has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change is no longer optional.


II. 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for China, and our future hangs in the balance. In reviewing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r more, we reiterate and endorse basic universal values as follows:

Freedom. Freedom is at the core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reedom in where to live, and the freedoms to strike, to demonstrate, and to protest, among others, are the forms that freedom takes. Without freedom, China will always remain far from civilized ideals.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re not bestowed by a state. Every person is born with inherent rights to dignity and freedom. The government exis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its citizens. The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must be authorized by the people. The succession of political disasters in China’s recent history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ruling regime’s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

Equality. The integrity, dignity, and freedom of every person—regardless of social station, occupation, sex, economic condition, ethnicity, skin color, religion, or political belief—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Principl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equality of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must be upheld.

Republicanism. Republicanism, which holds that power should be balanced among differen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should be served,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ideal of “fairness in all under heaven.” It allows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assemblies, and people with a variety of cultures and beliefs, to exercise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and to deliberate in order to reach peaceful resolution of public questions on a basis of equal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Democracy.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re that the people ar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select their government. Democracy has these characteristics:
(1) Political 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legitimacy of a regime derives from the people.
(2) Political power is exercised through choices that the people make.
(3) The holders of major official posts in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are determined through periodic competitive elections.
(4) While honoring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the fundamental dignit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of minorities are protected. In short, democracy is a modern means for achieving government truly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Constitutional rule. Constitutional rule is rule through a legal system and legal regulations to implement principles that are spelled out in a constitution. It means protecting the freedom and the rights of citizens, limiting and defining the scope of legitimate government power, and providing the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necessary to serve these ends.


III. What We Advocate
Authoritarianism is in general decline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China, too, the era of emperors and overlords is on the way out. The time is arriving everywhere for citizens to be masters of states. For China the path that leads out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is to divest ourselves of the authoritarian notion of reliance on an “enlightened overlord” or an “honest official” and to turn instead toward a system of libertie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oward foster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citizens who see rights as fundamental and participation as a duty. Accordingly, and in a spirit of this duty as responsible and constructive citizens, we offer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citizens’ righ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Constitution. We should recast our present constitution, rescinding its provisions tha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that sovereignty resides with the people and turning it into a document that genuinely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authorizes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serves as the legal underpinning of China’s democratization.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the highest law in the land, beyond violation by any individual, group, or political party.
Separation of powers. We should construct a modern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separation of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power is guaranteed. We need an Administrative Law that defines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prevents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Govern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taxpayers. Division of power betwee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that central powers are only those specifically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all other powers belong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Legislative democracy. Members of legislative bodies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chosen by direct election, and legislative democracy should observe just and impartial principle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above the interests of any particular political party and judges must be independent. We need to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al supreme court and institute procedures 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abolish all of the Committees on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that now allow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t every level to decide politically-sensitive cases in advance and out of court. We should strictly forbid the use of public offices for private purposes.
Public Control of Public Servants. The military should be made answerabl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ot to a political party, and should be made more professional. Military personnel should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remain nonpartisan.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shall be prohibited in the military. All public officials including police should serve as nonpartisans, an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favoring one political party in the hiring of public servants must end.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There shall be strict guarantees of human right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There should be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sponsible to the highest legislative body, that will prevent the government from abusing public power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 democratic and constitutional China especially must guarantee the personal freedom of citizens. No one shall suffer illegal arrest, detention, arraignment, interrogation, or punishment. The syste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must be abolished.
Election of Public Officials. There shall b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based on “one person, one vote.” The direct el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heads at the levels of county, city, province, and n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ed. The rights to hold periodic free elections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m as a citizen are inalienable.
Rural–Urban Equality. The two-tier household registry system must be abolished. This system favors urban residents and harms rural residents. We should establish instead a system that gives every citizen the sam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same freedom to choose where to live.
Freedom to Form Groups.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form groups must be guaranteed. The current system for registering nongovernment groups, which requires a group to be “approved,” should be replaced by a system in which a group simply registers itself.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which means that we must abolish the special privilege of one party to monopolize power and must guarantee principles of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Freedom to Assemble.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peaceful assembly, demonstration, protes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 citiz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be permitted to subject these to illegal interference or unconstitutional obstruc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should mak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academic freedom universal, thereby guaranteeing that citizens can be informed and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of political supervision. These freedoms should be upheld by a Press Law that abolishes political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The provision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that refers to “the crime of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must be abolished. We should end the practice of viewing words as crimes.
Freedom of Religion. We must guarantee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d institute a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 There must be no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in peaceful religious activities. We should abolish any laws, regulations, or local rules that limit or suppress the religious freedom of citizens. We should abolish the current system that requires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ir places of worship) to get official approval in advance and substitute for it a system in which registry is optional and, for those who choose to register, automatic.
Civic Education. In our schools we should abolish political curriculums and examinations that are designed to indoctrinate students in state ideology and to instill support for the rule of one party. We should replace them with civic education that advances universal values and citizens’ rights, fosters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s civic virtues that serve society.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protect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and promote an economic system of free and fair markets. We should do away with government monopolies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guarantee the freedom to start new enterpris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mmittee on State-Owned Property, reporting to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that will monitor the transf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private ownership in a fair, competitive, and orderly manner. We should institute a land reform that promotes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buy and sell land, and allows the true value of private property to be adequately reflected in the market.
Financial and Tax Reform. We should establish a democratically regulated and accountable system of public finance that ensures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 rights and that operates through legal procedures. We need a system by which public revenues that belong to a certain level of government—central, provincial, county or local—are controlled at that level. We need major tax reform that will abolish any unfair taxes, simplify the tax system, and spread the tax burden fairly.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not be able to raise taxes, or institute new ones, without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the approval of a democratic assembly. We should reform the ownership system in order to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a wider variety of market participants.
Social Security. We should establish a fair and 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covers all citizens and ensures basic access to education, health care, retirement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e need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a way that is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to our descendents and to the rest of humanity. This means insisting that the state and its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not only do what they must do to achieve these goals, but also accept the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 Federated Republic. A democratic China should seek to act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contributing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by approaching others in a spirit of equality and fairnes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we should support the freedoms that already exist. With respect to Taiwan, we should declare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then, negotiating as equals, and ready to compromise, seek a formula for peaceful unification. We should approach disputes in the national-minority areas of China with an open mind, seeking ways to find a workabl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all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can flourish. We should aim ultimately at a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communities of China.
Truth in Reconciliation. We should restore the reputations of all people, includ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suffered political stigma in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of the past or who have been labeled as criminals because of their thought, speech, or faith. The state should pay reparations to these peopl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must be released. There should be a Truth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charged with finding the facts about past injustices and atrocities, determin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upholding justice, and, on these bases, seeking social reconciliation.
China, as a major nation of the world, as one of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as a member of the UN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should be contributing to peace for humankind and progress toward human rights. Unfortunately, we stand today as the only country among the major nations that remains mired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Our political system continues to produce human rights disasters and social crises, thereby not only constricting China’s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limiting the progress of all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must change, truly it mus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can be put off no longer.

Accordingly, we dare to put civic spirit into practice by announcing Charter 08. We hope that our fellow citizens who feel a similar sense of crisis,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whether they are inside the government or not, and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will set aside small differences to embrace the broad goals of this citizens’ movement. Together we can work for major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for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democratic, and constitutional country. We can bring to reality the goals and ideals that our people have incessantly been seeking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can bring a brilliant new chapter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9   [USMedEdu 于 2010-12-12 13:13:16 提到] [FROM: 24.]
鬼见怕:看你中共的脸往哪儿搁?
发布者 siyu 在 10-12-08 10:17



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至2009年,共有11位华人获奖,其中唯一拥有中国国籍的是达赖喇嘛,但被迫流亡国外。众望所归,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终于授给了一个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刘晓波先生。欣闻此讯,犹如当年得知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倒台,惊喜之情,无以言表!

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好不容易盼来一个诺贝尔奖,虽然获奖人刘晓波不住在国外,却“居住”在中国监狱里。举世公认的杰出和平人士,你们却把他当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关进监狱,你中共的脸往哪儿搁?

在你们执政期间,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共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高行健、钱永健、高锟等十人分别荣获诺贝尔物理、化学、文学奖,被你们逼走他国的达赖喇嘛获得和平奖。华人只要不在中国大陆,在别的地方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说明华人完全具有得此殊荣的智慧和潜质,为什么你们治下的子民无一人可以获得人文、经济和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而在你们执政的六十年间,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和平年代(韩战和越战原本可以避免,纯属你们自己瞎折腾),基本上风调雨顺,却在国内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者。天时、地利、人和,人的素质没问题,外部环境条件良好,中国就是拿不了诺贝尔奖,不言而喻,问题出在你中共,责任完全在你中共。执政一甲子,如此而已,你中共的脸往哪儿搁?

三十年前,你中共进行经济改革,就是接受了经济规律普世价值,结果经济腾飞。因为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经济腾飞的丰硕成果,已经和正在被少数利益集团窃取。官员腐败导致社会全面腐败,社会乱像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众情绪极不稳定。社会问题日趋严重,随时可能火山爆发。最近,著名港媒披露你们的“三个代表”理论创始人曾庆红家产百亿元。此等伪君子、大贪官搞出来的“理论”公然写进你们党章,岂非令人不齿,滑天下之大稽?此类人物也算“三个代表”,岂不是玷污中华民族?如此丑类出自贵党,你中共的脸往哪儿搁?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最大支持和肯定,是对刘晓波所坚持的普世价值观的最大支持和肯定。一场新的民主风暴即将在中国掀起,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者倡,逆者亡。奉劝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接受刘晓波先生倡导的“零八宪章”,完全彻底接受人类普世价值观,进行政治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如果你们不接受刘晓波,难道要接受“陈胜吴广”?

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即将举行了。面对受奖人的空座位,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绝不是世界正义,而是倒行逆施的法西斯流氓恶行。看你中共的脸往哪儿搁?

□ 读者投稿
 
10   [USMedEdu 于 2010-12-12 13:12:05 提到] [FROM: 24.]
歪脖子树: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写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之前
                 


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和专制依然在唱对台戏。这是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台戏的赛事后,开始的第二轮比赛。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唱砸了。苏联解体、东欧等国纷纷反水,只留下中国、朝鲜越南、少4个老孤寡少溃不成军。中共不甘心从此退出舞台,它改良唱腔,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剧目:经济开放,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政治收紧,依然坚持一党专制。第二轮的对台戏竞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色彩已经淡化,凸显出来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和平”和“中国特色”的对立。

用唱对台戏的办法,不动刀枪,来宣传民主理念或弘扬专制主义,淘汰落后文化制度,让观众决定取舍。这是一种文明的竞争方式,合乎诺贝尔精神。

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难摆脱专制思维的局限性,毫无公平竞赛的精神。它紧密盯梢和打击向民主舞台喝彩的观众,更不用说在它的舞台面前嘘声了——那非整死你不可!

习惯操纵一切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演出过程中何时喝彩,彩声多高,是艺术策划的一部分,是配合灯光布景实现预定演出效果的一项音响技术。而嘘声是为竞赛对手準备的,旨在反衬自己演出的成功------这一切都是由后台总导演指挥的,是由混在两边舞台下观众中的小混混实施的。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大声喝彩。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的嫉恨。为了抵销这一喝彩声的效果,中共喉舌们开始鼓噪:”“诺贝尔和平奖受西方势力操纵,成为反华工具”。

那么就让我们先说说“西方势力”。

首先指出,在诺贝尔奖评选过程中,“西方势力”就不是一股势力。今年初诺贝尔和平奖有237人(组织)得到提名,到9月份剩下几名进入最后角逐。每个被提名人背后都有一股西方势力支持。想要整合西方各国在野在朝的政治势力向挪威政府或者评委施压,指名道姓要求把诺贝尔奖颁给刘晓波,技术上达不到,制度上不允许,现实中也没有。

目前能够整合西方的也只有文化的力量。数百年来,欧美大陆经过文艺复兴、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近代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遭受过专制统治、宗教迫害、民族仇杀的磨难,人民由蒙昧开始觉醒,走向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由衷的追求和推崇。这种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各地人民又从自身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念。民主、自由、人权、和平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具有无可辩驳的普世价值。

如果说这种文化的力量影响着诺贝尔评委会委员们的思维判断。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公正地说,西方的行政权力难以操作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无形中左右着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

文化的影响和幕后操作以实现某种阴谋是绝然不同的。中共既拿不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传条子打招呼的证据,又翻不出法国政府遣特使捎口信的内幕。“操作论”只是中共根据自己熟悉的黑道规矩来臆测文明社会的的行为。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中国行政权力试图操作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参与这一操作的政府官员有名有姓。先有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预先警告:如果刘晓波得奖,会被北京认为是“不友好举动”,“为中挪关系带来不和谐因素”。继而有驻挪威大使向挪威议会施压。评奖结果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公开批评:“亵渎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位发言人姜瑜在记者会上说“挪威诺委会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在公开支持中国境内违法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开挑战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中挪关系要恢复到以前的友好关系,我看困难。”

中国政府还接连采取一系列报复行动:拒签挪威访华团,停止中挪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限制刘晓波妻子及友人出国;串联一些国家抵制颁奖仪式等。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所说:“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如此积极而且直接地试图阻止参大使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例子”。

泱泱大国,恼羞成怒,其势也汹汹。中共动用特务盯梢、网络管制、舆论导向,外交施压等等一切手段,在国内镇压一介文弱书生,在国际谩侮一个小雅之邦,已经失去理智。

传闻中共要推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和平奖”满足自己的操作欲。与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普世价值相对抗。当然,中共有它自由表达政治理念的权利。只是“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就要布告天下。在这个议题上,中共一贯语义含混,如口含热元宵,咕咕哝哝说不清楚。这次干脆挑明了。“中国特色”就是 “专制、封锁、特权、和谐”。外国人士或许不明白“和谐”一词含义。只要指出什么是“不和谐”就行了:冤民上访是不和谐,揭露当红高官贪污是不和谐,海外人士批评共产党专制,那更是国际性大不和谐。

这样金正日、胡锦涛盟兄契弟可以毫无悬念地拥抱金奖。
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舞台前更是扬起一片嘘声。

人云亦云:江泽民手拙,把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胡锦涛手巧,雕塑了刘晓波人权和平斗士的形象。

12-07-2010

                    ※   ※   ※   ※   ※

                          不朽的诺贝尔

                          ·歪脖子树·

1888 年,大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哥哥路德维·诺贝尔(Ludvig Nobel),旅游法国,途中在戛纳病逝。法国的媒体忙中出错,以为是大发明家本人归天。一家报纸抢先用大标题发布新闻:“贩卖死亡的商人死了”。评论说诺贝尔发明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使得枪炮的威力空前强大,作战人员伤亡数目剧增,诺贝尔就是靠贩卖死亡而暴敛巨财,以致富可敌国。

顺便说一下,新闻界为了抢先同行,常常预先写好名人显贵的卟告,等到名人咽气,立即填上死亡时间地点,即付印刷发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被新闻界预先制定了卟告的人物。

这个新闻乌龙事件,让诺贝尔站在棺材外面看到了法国新闻界对他的盖棺定论。可以想象,诺贝尔心情很坏,他没料到自己死后被说的这么糟糕。

一,从贫民儿童到翩翩阔少

阿尔佛雷德.诺贝尔可以说生不逢时。他的父亲伊迈纽.诺贝尔因公司破产而声誉扫地。伊迈纽( Immanuel Nobel )被债主们逼得团团转,最后决定背井离乡到俄国闯运气,留下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瑞典苦守。诺贝尔的两个哥哥在街头卖火柴补贴家用。弟兄三个先后就读教会举办的JAKOB贫民学校。这所小学聚集着一堆衣衫破旧、肮脏丑陋的穷人孩子,他们鼻子冻得红肿,老是流着鼻涕。孩子们经常列队四处募捐,他们到富人院落唱圣诗,吹打乐器。小诺贝尔已经显出了他的出众天赋。他可以从容地大段背诵圣经。可惜富人经常不给他显露的机会。富人不喜欢这些脏兮兮的孩子进入他们的大雅之堂,把他们拦在门外,给些布施,打发走开。

好在童年的苦日子不算太长。诺贝尔9岁那年,父亲在俄国混出了点名堂。伊迈纽在瑞典无人问津的打井技术,在俄国派上了用场。伊迈纽还是一个社交大师。他结识了俄国沙皇的海军将领,并得到制造反舰水雷的订单,在俄国设立了兵工厂。事业起死回生的伊迈纽还清了瑞典的债务,还风风光光地把妻儿接到俄国。

伊迈纽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特别为阿尔弗雷德聘请了著名的教授作私人教师。少年诺贝尔显示了惊人的语言天才。移民俄国一年时间,诺贝尔就可以流畅地用俄语交谈。17岁时诺贝尔又赴美国留学,投奔一位瑞典籍的教授门下,专攻化学。同时很轻松地掌握了英语。

其实,青年的诺贝尔更喜欢文学和诗歌。他被认为很有潜力的未来作家之星。诺贝尔用不同的语言写诗,有时动手写小说。他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还得到一枚银质奖章。可是父亲并不顾及他的爱好,一心要把他培养成化学工程师。

二,危险的发明生涯

有人说诺贝尔的发明放在今天,也未必评得上诺贝尔奖。这话不无道理。在自然科学方面,评委们的目光热切盯着在科学前沿有重大理论突破者,而对于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创造,评委就显得冷漠淡定。

从诺贝尔最著名的两项发明来看: 烈性炸药(Dynamite)只是将前人已经合成的硝化甘油,改造得易于控制和安全使用;无烟火药(Smokless Powder or Ballistite)的化学成分是硝化纤维,这是由诺贝尔首次在试验室生成的一种新物质,很有创意,但是很难说有什么化学理论上的突破。诺贝尔一生所为 就是打造联系科学理论和工业生产的链条,将理论付诸实际应用。毫无悬念,这条链条也直接锚定工业利润。

诺贝尔的发明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需要高度技巧的实验技术和大胆冷静的心理素质。如在高空悬索上做翻跟斗的杂技,每天都在和死神纠缠在一起。1864年9月3日,试验室发生爆炸,诺贝尔的弟弟艾米(Emil.Nobel)被当场炸死。瑞典政府慎重关切这次事故,并且禁止诺贝尔父子在靠近居民的区域进行试验和生产。诺贝尔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买了一艘旧货船,把设备搬入船上,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湖面上(Bockholm Bay),继续开发研究。诺贝尔依然废寝忘食投入试验,经常连续几天不出试验室,疯子一样地工作。诺贝尔说,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感到自己的生命力。对事业的执着终于使他得到成功。

烈性炸药售2.5克郎一磅。市场需求急剧增长。人们统计过,诺贝尔的烈性炸药90%用于开矿、修路、掘进山洞等民用事业。人们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爆炸力量。工程建设速度大大提高。无烟火药的使用开创了枪炮的现代化时代。旧式黑色火药爆发后产生烟尘残渣附着于枪膛或炮膛内壁,发射之后就需要擦拭。子弹和枪膛不可能配合精密,射击的精度和距离有限。而无烟火药爆发后产生的全是气体,枪膛内一尘不染,子弹可以连发直到枪管发红。这是机关枪、冲锋枪设计的基础。无烟火药的爆发力强大,配合精准枪支,大大扩大了杀人范围。一位英国阻击手在阿富汗创造了2500米外击毙一名恐怖分子的记录。另一位阻击手,在1600米外用28秒钟射杀5名塔利班士兵。

诺贝尔的试验工作屡经生命危险,他的成果用于军事则又大大增加了士兵生命的危险。

三,严谨求实的科学家

诺贝尔对于科学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还在俄国的时候,父亲伊迈纽自称是世界第一个发明了水下水雷的人——水雷飘浮在水面下,来往船只不易发现,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年轻的诺贝尔当即给父亲指出,他不配“第一个发明”的荣誉。美国早在革命战争时,就有人制造了水下水雷。只是工作不可靠,没有造成多少威胁,被人们遗忘了。在无烟火药发明之前,诺贝尔还发明了另一种发射火药。这种火药烟尘很少爆发力强。已经比老火药大大进了一步。伊迈纽在新闻媒体面前称,该发射火药是老火药爆发力的20倍。诺贝尔马上写信纠正,指责父亲夸大其辞。根据试验室测定,新火药爆发力是老火药的4倍。

诺贝尔甚至毫不客气批评父亲的虚荣心,父亲没有实质加入实验室工作,登记专利时却冠上伊迈纽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讲,伊迈纽.诺贝尔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发明家,他是受到瑞典科学院和皇室表彰的人物。却被儿子的无情揭露弄得狼狈不堪,一度父子关系紧张。

在伊迈纽的小儿子艾米(Emal)在试验事故被炸身亡之后,伊迈纽因为伤心过度而引起中风。从此伊迈纽隐退。诺贝尔父子争执也渐趋风平浪静,但是父子通信却保留下来,记录着诺贝尔的性情风格。

四,真诚的和平主义者

诺贝尔说:“就我而言,我希望所有的枪械都应该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它们用作展览。”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即使我做了棺材铺的老板。也不希望天下流行瘟疫的。”

诺贝尔的一部分商业利益和军火有关,但是诺贝尔又真诚地希望战争不要发生。他的和平主义理念树立和他的一生阅历有关。他出生瑞典,成长于俄国,留学于美国,长居于法国,小居意大利。他的跨国公司有90座工厂设立在21个国家。他精通五种语言,(有资料指出他对意大利语也相当精通,如此则为六种语言)行走欧洲,处理业务,从不需翻译。诺贝尔说:“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他是世界的人,他的家安在世界各地。

诺贝尔希望各国和睦相处,战争是他憎恨的。他设立和平奖,提倡民族之间发展友谊,鼓励裁军、消减战备,就表达了这一愿望。

五,深沉、孤独、内向、谦卑的性格

当天下人嫉妒上帝赋予诺贝尔太多的天才和太多的财富的时候。诺贝尔本人却依旧郁郁寡欢。诺贝尔一生从不恃才倨傲或仗财气粗。他总是谦卑、冷静地思考自己人生的缺憾:他天生有神经性头痛的疾病,经常发作痛苦不堪,所以自称可怜的生物;他虽有所爱但终未成眷属,以致一生未婚;他一生发明专利有355个,却没有一个孩子;相对于一个完美人生,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成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1887年,哥哥路德维要阿尔弗雷德写一自传以丰富诺贝尔家谱。阿尔弗雷德并不感兴趣,推脱不过的情况下,他写出这样一段让人目瞪口呆的自我评价:阿尔弗雷德——一个可怜的生物,接生大夫本该在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把他掐死的。最大美德:洁身自好而且从不麻烦别人。最大不足:既无妻子孩子也无开朗性情和特别嗜好。最大愿望:不要被活埋。最大原罪:不敬财神。一生中最重要事件:无。

当然对于诺贝尔这样妄自菲薄的评价,很多人包括路德维是不赞同的。社会要把他拥簇到荣誉殿堂的黄金椅上,他却一屁股坐在尘埃里,不识抬举。

这里解释一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儿童时就流传着一个人在棺材内复活的故事,复活者从内叩棺呼救,情形恐怖。这件事给诺贝尔心理上留下阴影,终生不散。所以有“最大愿望:不被活埋。”的说法。父亲伊迈纽.诺贝尔是一个天马行空式的发明家。一大堆的好主意和怪想法。他设计了一种棺材,棺材可以从内部打开,底部留有供呼吸的空气孔,还备有一条绳索放在入殓者手边,一旦复活可以拉动墓地的警铃......不过他的这个古怪设计没有人采用。

六,尖刻的富翁慷慨无量

朋友遇到经济困难,诺贝尔乐意相助,出手大方。也有人把诺贝尔看成一只肥牛,拔一毛无妨,待有能力还款时依旧装聋作哑。此时诺贝尔就变得尖酸刻薄了。

诺贝尔的一封讨债信是这样写的:

老弟:

你又一次忘记归还我的一笔小钱,我觉得拖欠的得足够意思啦!现在我以瑞典救济协会的名义向你讨帐,用这笔钱救助乡下穷人。

这笔小钱后来证明是一笔1万克朗的大款。诺贝尔毫不含糊,把它转手捐赠给慈善救济组织。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慷慨让世人目瞪口呆,那是在他的遗嘱公布之后。诺贝尔只把6%的财产用于赠给亲友、佣人、遗嘱执行人等。94%的财产做为诺贝尔奖的基金。用基金的利息奖给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文学、世界和平五个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候选人不必是斯堪迪纳维亚人士,世界各国的人都有资格入选。这个具有国际主义大气魄的诺贝尔奖的设立,标新立异,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

诺贝尔的亲属,有好多人心里并不情愿,憋着一股气,试图从诺贝尔遗嘱的合法性入手推翻遗嘱;一位瑞典国会议员批评:“当瑞典还有好多贫民为衣食而忧的情形下,把这麽多巨款奖励给毫不相干的外国人,是不道德的。”瑞典国王也曾放话说:“诺贝尔这样做是不爱国的行为。”

诺贝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反驳国王:“陛下,我爱的是世界,瑞典已经被包括在世界之内了。”

七,不朽的的诺贝尔

诺贝尔已经成为偶像型人物。他被誉为发明创造之神,慷慨博爱之神。诺贝尔奖被公认为世界最具声誉的奖励。

诺贝尔颁奖盛会就是一个世界各国精英交流思想、融合感情的交谊会。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迪纳维亚出了这样一个世界级伟人而自豪,世界因为有了诺贝尔奖而多了共同语言。诺贝尔奖对于世界文明的推进作用,功莫大焉!

回顾诺贝尔奖发行的历史。虽然有议论说,某人更应该得到某项诺贝尔奖。但是很少有人对诺贝尔的立奖原则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也只是说,颁奖给刘晓波是“亵渎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也是把“诺贝尔和平奖”视作神明,只不过是被评奖委员会“亵渎”了,令神明蒙羞受辱。要让神明昭雪的话,最好就是颁奖于把刘晓波送入监狱的胡锦涛。

过去有这样一句套话:“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装扮作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在修辞上有雄辩力,在事实上却空泛无据。把这句话改装一下,让它雄辩而有事实基础。这就是:诺贝尔精神在道义上的胜利,逼得反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也不得不扮作诺贝尔精神的追随者。撼山易,撼诺贝尔难。

诺贝尔的精神不朽,也一再从反对它的人那里得到证明。

12-01-2010

□ 读者投稿
 
11   [USMedEdu 于 2010-12-12 13:08:26 提到] [FROM: 24.]
广东《时代周报》评最有影响力百人,多位08宪章签署者上榜(两篇报道)
发布者 siyu 在 10-12-12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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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出版集团所属《时代周报》在新期发起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时代100人”排行榜中,将众多刘晓波支持者、《零八宪章》签署者纳入名单,在中国官方严厉谴责诺贝尔和平奖并严密控制刘晓波支持者的今时今日,这一与官方表态极不“合作”的举动令人困惑。

  目前中国官方大力封杀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消息,广州《时代周报》9日发布2010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时代100人”排行榜,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著名学者徐友渔、茅于轼及被囚的毒奶粉维权家长赵连海等。

  《时代周报》正式出版日期为12月13日,其官网已登出电子版。该刊称此举为创刊两周年特别活动,邀请“华文媒体圈100位传媒精英”担任评委,选出 10个界别、共100位时代人物,分别是文艺工作者、民意代表、教育工作者、律师、官员、公共知识分子、民间人士、科学家、企业家及新闻工作者,标准是 “在本年度对公共生活及时代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而且影响力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和激励作用。

  在“十大公共知识分子”类中,首名为刘晓波夫妇好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著名社会学家徐贲撰文说,崔卫平能够面对社会问题“不沉默”以及“说真话”,并引述她的话说,“面对被利益、恐惧所支配的状态,我们应先跳出来,做一点事情”。崔卫平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她曾翻译《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两本书,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

  另外,“十大公共知识分子”类中还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浙江作家傅国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而“十大民意代表”中,湖北人大制度研究者姚立法,他们均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时代周报》特刊分别表扬他们要求政治改革、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构建社会平等以及人的尊严等。其中茅于轼不久被怀疑意图参与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出国前被中国当局边防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阻止出国。

  在 “十大文艺工作者”中,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原本居首,周报的“颁奖辞”中称赞他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进行死难学生人数调查,并在最近上海火灾中亦调查死难人数,将艺术家与公共行为合二为一,经常在twitter上发表言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但在最终见报的版本中,“十大文艺工作者”首位换成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特刊还专门纪念去世的宪政学者蔡定剑,赞扬他坚持宪政民主,亦有向前新华社副社长、《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李普致敬。

  任“总评顾问”的,包括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等。

  《明报》引述陈婉莹的话说,评选结果反映了今天的中国,是有多元声音的中国,不是鲁迅笔下“无声的中国”。“人们对获选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无可否认的是,这100人都是在不同领域,为国家和时代的进步而努力。”

  不过在其列出的评委名单中,广东省记协主席范以锦、香港《文汇报》珠三角地区新闻中心总编辑罗爱文都表示是“挂名”,对评审细节不清楚。

□ 多维

                    ※   ※   ※   ※   ※

                    赵连海受奖官媒 粤媒北京大唱反调

                         记者:雨舟

位于中国广州的《时代周报》日前将毒奶粉受害者家长赵连海评选为年度民间人士。这一官媒嘉奖被政府治罪的“犯人”现象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民间信念非囹圄能限*

这是创刊两周年的《时代周报》首次评选影响中国时代进程的一百人。评选由华文媒体圈一百位传媒精英担任评委。在十个类别中每个类别得票最高者成为这个类别的年度人物。

《时代周报》杂志(www.time-weekly.com) 12月9日在颁奖辞中说,赵连海号召受事件影响的家长联合起来,进行合法维权诉讼,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这反映了民间依法维权的风险和困境,也折射了民间人士执着追求公平与争议的信念“非镣铐和囹圄能够阻挡”。

赵连海案此前在中国国内一直被禁止报导,许多读者表示,对《时代周报》将赵选为年度人物感到欣慰,同时感谢这个杂志让读者看到国内对赵连海公正而公开的肯定。

*《时代周报》勇气超越同行*

曾为赵连海代理律师的李方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代周报》的举动具有超越中国新闻业同行的勇气。

李方平说:“把一个被判刑的人评为年度民间人物是很罕见的。这与南方报纸相对开明有关系;此外,赵连海事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哪怕体制内也对有关他的判决存在不同的评价。”

*赵连海狱中失踪*

38岁的赵连海在2008年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曝光后,成立结石宝宝之家,调查、公布当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相关信息,为毒奶粉受害家长进行合法维权。去年11月,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今年11月10日被北京大兴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消息称,由于被看守所多番阻挠与律师会面,赵未能在限期前提出上诉。官方其后宣称他已与代表律师彭剑和李方平解除合约。官媒新华社11月 23日称,赵连海已经认罪同时放弃上诉,“司法机关已经受理赵连海保外就医申请”。

不过,在处境被认为出现戏剧性转折之后,赵连海目前身在何处却无人知晓。记者截稿前数次致电其住宅,电话无人接听。

*政府监控并未松动*

一位受到政府监控因此不便公开姓名的北京民主派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代周报》现象令人欣慰和值得赞赏,但是并不表明中国执政当局对言论监控的松动。

这名民主派人士说:“当前执政当局对言论控制仍然严厉。《时代周报》现象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某些作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第二种是三鹿奶粉宝宝维权问题并不算触及当政政府的最核心利益。”

*方舟子等红人纷纷上榜*

被喻为“打假斗士”、早前遇袭的方舟子,获选为年度民意代表;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之称的王克勤,被选为年度新闻工作者;在陕西神木县推行全面免费医疗政策,后被罢官的原县委书记郭宝成,获选为年度官员。向12月6日上海大火遇难者献花的市民,获选为年度公民,他们被认为自发走上街头献上鲜花来表达内心的震撼;献花运动昭示生命无价和生命最珍贵的价值观。

《时代周报》隶属广东省出版集团,为“大型全国高端综合性周报”。“时代100人”评选活动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活动”,其获选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个人力量提升社会公平与正义,唤起社会共鸣。

□ 美国之音
 
12   [USMedEdu 于 2010-12-12 13:06:30 提到] [FROM: 24.]
诺奖暴露了中国的恐惧和软弱



诺贝尔委员会于12月10日正式向受到中国当局监禁的异见人士刘晓波颁发和平奖,法国媒体对此有广泛报道。

左翼的《解放报》11日发表评论,批评中国官方恐惧和软弱。

文章说,中国官方连“空椅子”这个词也在国内互联网搜索栏中被封锁,难道刘晓波和他的诺贝尔奖真的使中国那么惊恐吗?别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强大的一党统治、两位数字经济增长以及2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似乎比异见人士更多。这个诺贝尔奖正反映了这个政权的独裁。

文章指出,刘晓波是一位和平合法的反对者,他只是简单要求实现民主制度,但是这些言论为他带来11年的囚禁。北京仿佛害怕这些简单言论会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帝王堡垒。这次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出现首个和唯一的空椅子情况,是中国政府一手造成的。这象征着中国的软弱,同时又象征着民主斗争。

法国其他各大报章,自9日起不断发表有关刘晓波未能出席领奖和颁奖礼的报道和背景分析。《世界报》网络版讨论区,以“刘晓波,中国民主斗争的象征”为题,要求各方面人士发表意见。

该报总结是,中国应该就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继续工作,释放刘晓波。

右翼的《费加罗报》这两天也紧密报道,发表接近10篇有关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全面禁止”,文中表示中国媒体目前没有任何有关刘晓波诺贝尔奖的报道,该报驻北京记者认为,这个奖励有可能导致中国官方对其他异见人士的进一步收紧和强硬对待政策。

法国的电视台、电台和网站新闻都关注报道刘晓波获和平奖典礼,强调因他未能出席而以空椅子作为象征。

□ BBC中文网
 
13   [USMedEdu 于 2010-12-12 13:05:53 提到] [FROM: 24.]
危机公关失败,北京被批荒腔走板,中国形象跌入谷底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大会以一张空椅代表未能到场领奖的刘晓波。这一张空椅的张力,不弱于刘晓波亲自到场,因为它盛载着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追求,同时亦对照出中国当局专制独裁、高压统治的一面。内地应对刘晓波获颁诺奖的举措,可用气急败坏、荒腔走板来形容,使中国的国家形象跌至谷底。中国当局要扭转被动局面,必须放弃画地为牢,主导政治改革,切实发展民主,让人民得以更尊严地生活,使国家走上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正途。我们深信这对中华民族,以至中共都是最佳的出路。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前,一名中国副外长曾向挪威政府施压,但是诺贝尔委员会并不理会,仍然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近两个月以来,中国当局应对刘晓波获奖的一些举措,与理性要求相去甚远。

在外交层面,中国迁怒挪威政府,但是无论怎样施压,也不可能改变运作了逾百年的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然后,中国策动各国不要派员参加颁奖礼,结果,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派驻大使的65个国家,超过三分之二派员出席了颁奖礼。个别不派员的国家,不讳言是为了「国家利益」。不过,若仅基于「睇钱份上」顺应中国的要求,这样的同路人,即使再多,也只会换来耻笑。所以,在外交战线,中国的作为收效甚微,更塑造了以金钱办外交的负面形象。

对内方面,中国当局全面收紧控制,不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人间蒸发」,她的踪安危成为悬念。大批异见人士被禁足,连平日不热中政治及维权事务,只是较敢言的学者,也被当局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国。据知,一些被禁足者的家人也受株连,打击面之广,是21年前六四事件之后所仅见。昨晚,颁奖礼应没有来自内地的人士,这固然反映中国当局封杀成功,亦同时说明了镇压力度之大和使人害怕之处,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衝击恐怕会有深远影响。

另外,一贯予人坚定权威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前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摆出恶形恶相,形象一落千丈。她的表现,当然反映中国当局的强硬取态,但是立场强硬,仍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陈词,但姜瑜却以揶俞、申斥记者的方法来作回应,尽显理屈词穷的事实。姜瑜的乱了套,不但自毁形象,也贬损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至于那个荒腔走板的「孔子和平奖」,更是不知所谓。这个急就章的东施效颦,反而显得开自己玩笑,丑态毕呈,莫此为甚。更令人担心的是,内地如此「消费」连战,对两岸大局会有什麽负面影响,还须观察。

总之,中国当局以强蛮姿态应对,以为可以矮化和抹黑刘晓波获颁诺奖,但是事态证明,中国当局打压力度愈大,刘晓波形象就更高大、更高贵,更突显他获奖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可以说,真正使刘晓波成为「中国良心」、未来一段日子成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象徵的,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催化剂,更主要的推手应是把刘晓波繫狱的中国当局。说起来很讽刺,却是事实。

刘晓波被关在辽宁锦州监狱,还有约10年刑期,他不能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分在监狱外活动,但是他的影响力,于中国内外都不容忽视。外国与中国交往时,可以预见刘晓波会成为议题,中国的对外关系会否受到影响,值得留意。对内方面,内地虽然全面封锁消息,但是刘晓波获诺奖的事,会渐次在各个层面发酵扩散,以内地深层次矛盾的深重,刘晓波有可能成为所有维权、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领袖,正如曼德拉坐牢,却成为南非黑人争取推翻种族隔离、自由民主的精神领袖一样,刘晓波已经具有类似条件。

所以,刘晓波的张力,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中国当局而言,在囚的刘晓波可能是梦魇。中国否定诺贝尔和平奖所宣扬普世价值的同时,却不能建立一套广为中国人民接受、尊重人民的价值观,即使不是刘晓波,还会冒出其他的「陈晓波」、「黄晓波」。中国当局若要摆脱西方价值的缠绕,别无他法,只有政治改革。

我们过去多次指出,现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已经不能适应随经济飞跃发展、社会急速转变的需要。权力、市场、社会的失衡,不但导致深重的深层次矛盾,长远而言,必定会窒碍经济健康发展。另外,中国当局以高压维稳,无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已不停地衍生严重贪污腐败的事实。这样的维稳,只会愈压愈不稳。内地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不停发出警号。

我们同意现阶段无人能在内地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其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如顺应时代的发展,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缓和社会矛盾。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不少异见人士,其实只是要求中共主导中国的政治改革,赋予人民自由和民主,使中国走上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大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盼望中国能以和平方式推动政治改革,不愿见到暴力革命的到临,故此我们希望中共能承担上述历史责任,继经济改革之后,为国家民族奠定万世太平的基业。

□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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