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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奖晚宴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0-12-10
更新时间:2010-12-10
浏览:937次
评论: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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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推自奥斯陆:

夜色下,刘晓波巨幅肖像出现在奥斯陆大酒店外墙。这里将举行诺贝尔和平奖晚宴。大赦国际火炬游行将以此为终点。游行主力队伍此刻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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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条评论
1   [USMedEdu 于 2010-12-15 20:59:42 提到] [FROM: 24.]
刘晓波两封信曝光 管窥他不一样的内心世界
明镜网 2010-12-15 16:04:49
胡平兄:

  此次美国之行,来去匆匆,未能与你静下来深聊长谈,回澳洲后方觉有些遗憾。在Boston机场,你和陈军离去时,见你带着孩子的背影,心有所动,生出颇多感慨。你也许在事业上仍会有所成就,但是生活之扼过于紧张、沉重,感情生活更是漂泊无着。以我偏狭的价值观而言,一个人纵然能够成就千秋大业或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只要有感情上的苍白和空缺,仍为极失败的人生。不知你做何想,也许你会笑我的情绪化吧。



  在Boston找Carma家的迷路之夜,我们在陈军宽敞的汽车中有过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现在回
忆起来颇为惬意。关于人的尊严和人的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的终极意义,确实是个令人困惑而又魅力无穷的问题,穷极下去是会进入形而上的或宗教的层次。我的秦城体验是极个人的,我知道我所持的价值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包括西方)是难以践行或成就的。我的标准太离谱、太超现实,逼近人生的脆弱的生存境遇和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我又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政治现实之中,不能不与之遭遇,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罢了。而你却坚持这种现实反抗的意义,坚持人的尊严的维护是有层次的,是应区分被强迫剥夺之尊严和主动放弃之尊严的区别。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作为个人的选择,我不会把在秦城中的政治坚持上升到人生终极尊严的高读来理解。当我必须遵从监狱中一切有损于我的尊严的戒律时,我不知道我的活下来还有多大意义,不知道坚持政治上的立场还有什么价值。生命的终极尊严的崩溃所带来的对自己的失望和厌恶,已足以粉碎我的任何坚韧和反抗。回头再看卡夫卡的小说。尼采的哲学以及克尔凯戈尔的宗教个人主义,方觉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对人的终极尊严的威胁。人在金钱面前、在性面前、在社会地位以及各种压力面前,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尊严,而这种放弃又被一套堂皇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彻底地合理化了,由是我知道了常识中的合理性恰恰是以人放弃生命终极关怀和坚持为前提的。当然,我无权要求任何人认同我的价值观念并践行之,但是人的平庸可以在任何懦怯和放纵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合理解释。包括苏格拉底的被处死,在世俗的意义上,苏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死敌,他应该而且必须被处死,但在人的终极意义上,苏格拉底堪称人的典范。加缪说,他没见过为本体论而死了的,只有自觉活着的无意义,从而放弃生命才是最真实的死。那么,当一个人的尊严在铁窗之内全部被击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在世俗的意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落后与进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义上,两者没有区别。民主制是一套极世俗、极平庸、极现实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大选中只有选票而没有道义,生存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宗教、哲学、音乐与诗,什么社会民主了,什么社会就没有灵魂了,民主制的建立不需要超世俗的圣洁之心,只需要世俗化的功利之心。自由之于功利是极其面目狰狞了,而之于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个人生存的意义而言,则是极为可贵的,能够自己自由者几乎没有。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接受终极意义上的自由。私有财产、选票、言论自由等等权利,都是世俗化自由的一部分,而天才、特别是生存意义上的天才是与这一切无关的。只要一个人还要入世,还要期待社会公众的评价,还要以社会的现实标准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那他就是自由的死敌。想想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可言。关怀终极价值的人是为美而活,关心世俗功利的人是为非美而活,两者的差异之不可调和,是伴随着人类的永恒紧张。一个想在精神上高贵、富有,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几近身心憔悴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是孤独的。承受这种孤独的悲怆在追求超越价值的个人,身上会转化为一种宁静的自慰和自娱。

  胡平兄,你知道,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很少有溢美之词加于人。但是对你,一直怀有几分羞于启齿的敬意。记得80年代初读你的发轫之作《论言论自由》,确实深受震撼,其令我起敬之情远在看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是我的启蒙者之一。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语言仍不乏党文化的色彩,特别是结尾处的壮语豪言现在读起来颇有入党志愿书的气势,令人毛骨悚然,但在80年代初。你已有那么警僻的见解,那篇文章在整体上的见地和敏锐,即便今天再看,也远在汗牛充栋的民主斗士们的所有言论之上。你的智慧和坚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以为,在你赴美之后,特别是在你介入民联事务,接管《中国之春》之后,其思想锋芒已远逊于从前,行文的力量也不够,笔触乏力,不沉入,更多地纠缠于具体形势的分析和海外民运支离破碎的背景,你的智慧和才华被海外民运的超级平庸腐蚀掉了。我常由此想起你的角色定位,你一直徘徊于具体的事务与做学问、从政与从文、民主斗士和学者之间,故而你的文字也多有游移不定的性质。现在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彷徨所给你设置的困境,你也许不自知,但作为旁观者我能切实地感受到。如果在国内,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的威胁,你的行文再曲折再隐晦,都会有种一往无前的底气,但西方的自由使你的目标虚化了,你所针对的是一个假想敌,是一种虚拟化的对手。如果你能直接针对西方社会的种种窒息人的社会合理化价值进行批判,就不会有此种情况。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强迫自己与远隔万里大洋的专制社会对抗,其喜剧、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几分悲怆和壮烈吧。

  我回澳洲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是有关6、4的,已寄给台湾的时报周刊,这文章是给Berkeley的出版的一本老外们研究六四的论文集写的序。我自以为此文是目前反省6、4最深入骨髓的文字。希你能找来看看。我想我的自我评价是公允的。

  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一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再不会犹豫。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故而,我希望你能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必须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结果百分之百只能导致平庸。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只是偶发奇想,提笔就来,一气呵成。希望你读到你的信。如果快一点儿,在我离开悉尼前会收到。如来得及,你回信直接寄到下面的地址:

  Liu Xiaobo

  75 Brighton Blvd

  NorthBondi

  N.S.W 2026

  Australia

  Tel 02)305912

  我5月4号到5月8号在这个地址。

  晓波

  93、4、21

  胡平兄:

  快半年多了,总是用电脑写东西。现在坐在这里用钢笔写信,忽然有些伤感,似乎自己不务正业已经很久了、这样写信时才强烈的感到真实的自我,电脑里写的那些东西仿佛不是我写的,而是另一只我无法控制却能控制我的手写出的。不知道你看了那些我用发给你的东西时的感觉如何,反正我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那些文字很僵硬,就如同电脑的程序一旦起动,我们就只能跟着走,再没有自己的主动性了。

  你也许早已过了像我这种电脑适应症的时期了吧。现在,你还会用笔在纸上写字了吗?许多用电脑时间长的人,现在已经懒得用笔了。这世界上到底还能造出多少让人偷懒的工具呢?有了代替人脑的电脑就够了,别再想什么新的花样了。每一次新的创造,都给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懒惰的充分理由。

  你看,手写的字一定很难看。王艾热心于绿色,我就觉得绿色与这些电脑之类的机械性相反。

  笔真好,钢笔字真好,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经,令我心碎又让我安详,仿佛有个久别的亲人突然回来了,坐在我身边,很近很近,触摸着我的手指,又通过手指搅动我的记忆。很近的呼吸那么模糊。失望减少了,焦虑消失了,手与笔与纸与字与书写的真正关系又出现了。

  胡平,你看,我这象是在写情书,眼睛居然有些湿潮,也不知是对笔的久违造成的,还是用笔给你写信的缘故。

  小胡畔可能不会用笔写字了吧。我以为让孩子们记住用笔写字,比让他们在美国学汉语更好些。我们这代人没法摆脱方块字的束缚了,这是宿命。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摆脱汉语,这实在是个操蛋的民族发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

  国内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监狱,出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但是苦难的记忆又让我无法离开,这算不算自虐狂?

  实在找不出我和刘霞的合影,只好寄去我自己的了。

  刘霞问王艾及孩子们好!

  晓波

  2000年5月12日
 
2   [USMedEdu 于 2010-12-13 16:38:45 提到] [FROM: 142.]
零八宪章(简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 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 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 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 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 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 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 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 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 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 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 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 备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 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 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 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 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憲章(繁体中文版)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曆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争曆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将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曆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于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于當時内憂外患的特定曆史條件,共和政體隻是昙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卷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内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曆程被迫中斷。抗日戰争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啓了憲政曆程,然而國共内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緻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财富和民衆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複,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于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爲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系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緻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财産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别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着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曆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爲本”的内在要求。中國的曆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于人民,政府爲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别、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争、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于人民;
(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
(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産生;
(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
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爲“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并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爲的邊界,并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在世界範圍内,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爲本、參與爲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着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删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爲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爲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爲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确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産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盡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于憲法,效忠于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争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将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爲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爲,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确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争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幹預與違憲限制。
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颠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幹預。審查并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務于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爲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财産保護:确立和保護私有财産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産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産權改革,明晰産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财稅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随意加稅、開征新稅。通過産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争機制,降低金融準入門檻,爲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環境保護:保護生态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爲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确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爲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轉型正義:爲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複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爲世界大國,作爲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爲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裏,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爲此,我們本着勇于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餘年來锲而不舍的追求與夢想。




日文版: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e/597ba5ce0aa3d216cfc15f464f68cfd2

08憲章(日本語版)
一、まえがき
 今年は中国立憲百年、「世界人権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の壁」誕生30周年であり、また中国政府が「市民的及び政治的権利に関する国際規約」 に署名して10周年である。長い間の人権災難と困難かつ曲折に満ちた闘いの歴史の後に、目覚めた中国国民は、自由・平等・人権が人類共同の普遍的価値であ り、民主・共和・憲政が現代政治の基本的制度枠組みであることを日増しにはっきりと認識しつつある。こうした普遍的価値と基本的政治制度枠組みを取り除い た「現代化」は、人の権利をはく奪し、人間性を腐らせ、人の尊厳を踏みにじる災難である。21世紀の中国がどこに向かうのか。この種の権威主義的統治下の 「現代化」か? それとも普遍的価値を認め、主流文明に溶け込み、民主政体を樹立するのか? それは避けることのできない選択である。

 19世紀中葉の歴史の激変は、中国の伝統的専制制度の腐敗を暴露し、中華大地の「数千年間なかった大変動」の序幕を開いた。洋務運動はうつわ面で の改良を追求し、甲午戦争(日清戦争1894年)の敗戦は再び体制の時代遅れを暴露した。戊戌変法(1898年)は制度面での革新に触れたために、守旧派 の残酷な鎮圧にあって失敗した。辛亥革命(1911年)は表面的には2000年余り続いた皇帝制度を埋葬し、アジアで最初の共和国を建国した。しかし、当 時の内憂外患の歴史的条件に阻害され、共和政体はごく短命に終わり、専制主義が捲土重来した。うつわの模倣と制度更新の失敗は、国民に文化的病根に対する 反省を促し、ついに「科学と民主」を旗印とする「五四」新文化運動がおこったが、内戦の頻発と外敵の侵入により、中国政治の民主化過程は中断された。抗日 戦争勝利後の中国は再び憲政をスタートさせたが、国共内戦の結果は中国を現代版全体主義の深淵に陥れた。1949年に建国した「新中国」は、名義上は「人 民共和国」だが、実際は「党の天下」であった。政権党はすべての政治・経済・社会資源を独占し、反右派闘争、大躍進、文革、六四、民間宗教および人権擁護 活動弾圧など一連の人権災害を引き起こし、数千万人の命を奪い、国民と国家は甚だしい代価を支払わされた。

 20世紀後期の「改革開放」で、中国は毛沢東時代の普遍的貧困と絶対的全体主義から抜け出し、民間の富と民衆の生活水準は大幅に向上し、個人の経 済的自由と社会的権利は部分的に回復し、市民社会が育ち始め、民間の人権と政治的自由への要求は日増しに高まっている。統治者も市場化と私有化の経済改革 を進めると同時に、人権の拒絶から徐々に人権を認める方向に変わっている。中国政府は、1997年、1998年にそれぞれ二つの重要な国際人権規約に署名 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は2004年の憲法改正で「人権の尊重と保障」を憲法に書き込んだ。今年はまた「国家人権行動計画」を制定し、実行することを約束し た。しかし、こうした政治的進歩はいままでのところほとんど紙の上にとどまっている。法律があっても法治がなく、憲法があっても憲政がなく、依然として誰 もが知っている政治的現実がある。統治集団は引き続き権威主義統治を維持し、政治改革を拒絶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官僚は腐敗し、法治は実現せず、人権は色あ せ、道徳は滅び、社会は二極分化し、経済は奇形的発展をし、自然環境と人文環境は二重に破壊され、国民の自由・財産・幸福追求の権利は制度的保障を得られ ず、各種の社会矛盾が蓄積し続け、不満は高まり続けている。とりわけ官民対立の激化と、騒乱事件の激増はまさに破滅的な制御不能に向かっており、現行体制 の時代遅れは直ちに改めざるをえない状態に立ち至っている。

二、我々の基本理念
 中国の将来の運命を決めるこの歴史の岐路に立って、百年来の近代化の歴史を顧みたとき、下記の基本理念を再び述べる必要がある。

自由:自由は普遍的価値の核心である。言論・出版・信仰・集会・結社・移動・ストライキ・デモ行進などの権利は自由の具体的表現である。自由が盛んでなければ、現代文明とはいえない。
人 権:人権は国家が賜与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すべての人が生まれながらに有する権利である。人権保障は、政府の主な目標であり、公権力の合法性の基礎であり、 また「人をもって本とす」(最近の中共のスローガン「以人為本」)の内在的要求である。中国のこれまでの毎回の政治災害はいずれも統治当局が人権を無視し たことと密接に関係する。人は国家の主体であり、国家は人民に奉仕し、政府は人民のために存在するのである。

 平等:ひとりひとりの人は、社会的地位・職業・性別・経済状況・人種・肌の色・宗教・政治的信条にかかわらず、その人格・尊厳・自由はみな平等で ある。法の下でのすべての人の平等の原則は必ず実現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ず、国民の社会的・経済的・文化的・政治的権利の平等の原則が実現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共和:共和とはすなわち「皆がともに治め、平和的に共存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は権力分立によるチェック・アンド・バランスと利益均衡であり、多 くの利益要素・さまざまな社会集団・多元的な文化と信条を追求する集団が、平等な参加・公平な競争・共同の政治対話の基礎の上に、平和的方法で公共の事務 を処理することである。

 民主:もっとも基本的な意味は主権在民と民選政府である。民主には以下の基本的特徴がある。
(1)政府の合法性は人民に由来し、政治権力の源は人民である。
(2)政治的統治は人民の選択を経てなされる。
(3)国民は真正の選挙権を享有し、各級政府の主要政務官吏は必ず定期的な選挙によって選ば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多数者の決定を尊重し、同時に少数者の基本的人権を尊重する。一言でいえば、民主は政府を「民有、民治、民享」の現代の公器である。

 憲政:憲政は法律と法に基づく統治により憲法が定めた国民の基本的自由と権利を保障する原則である。それは、政府の権力と行為の限界を線引きし、あわせて対応する制度的措置を提供する。

 中国では、帝国皇帝の権力の時代はすでに過去のものとなった。世界的にも、権威主義体制はすでに黄昏が近い。国民は本当の国家の主人になるべきで ある。「明君」、「清官」に依存する臣民意識を払いのけ、権利を基本とし参加を責任とする市民意識を広め、自由を実践し、民主を自ら行い、法の支配を順守 することこそが中国の根本的な活路である。

三、我々の基本的主張
 そのために、我々は責任をもって、また建設的な公民精神によって国家政治制度と市民的権利および社会発展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以下の具体的な主張をする。

憲法改正:前述の価値理念に基づいて憲法を改正し、現行憲法の中の主権在民原則にそぐわない条文を削除し、憲法を本当に人権の保証書および公権力への許可証にし、いかなる個人・団体・党派も違反してはならない実施可能な最高法規とし、中国の民主化の法的な基礎を固める。
権 力分立:権力分立の現代的政府を作り、立法・司法・行政三権分立を保証する。法に基づく行政と責任政府の原則を確立し、行政権力の過剰な拡張を防止する。 政府は納税者に対して責任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央と地方の間に権力分立とチェック・アンド・バランスの制度を確立し、中央権力は必ず憲法で授権の範 囲を定め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ず、地方は充分に自治を実施する。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関は直接選挙により選出され、立法は公平正義の原則を堅持し、立法民主を行う。
司法の独立:司法は党派を超越し、いかなる干渉も受けず、司法の独立を行い、司法の公正を保障する。憲法裁判所を設立し、違憲審査制度をつくり、憲法の権威を守る。可及的速やかに国の法治を深刻に脅かす共産党の各級政法委員会を解散させ、公器の私用を防ぐ。
公 器公用:軍隊の国家化を実現する。軍人は憲法に忠誠を誓い、国家に忠誠を誓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政党組織は軍隊から退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軍隊の職業化 レベルを高める。警察を含むすべての公務員は政治的中立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公務員任用における党派差別を撤廃し、党派にかかわらず平等に任用する。
人 権保障:人権を確実に保障し、人の尊厳を守る。最高民意機関が責任を有する人権委員会を設立し、政府が公権力を乱用して人権を侵害することを防ぐ。とりわ け国民の人身の自由は保障されねばならず、何人も不法な逮捕・拘禁・召喚・尋問・処罰を受けない。労働教養制度(行政罰としての懲役)を廃止する。
公職選挙:全面的に民主選挙制度を実施し、一人一票の平等選挙を実現する。各級行政首長の直接選挙は制度化され段階的に実施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定期的な自由競争選挙と法定の公職への国民の選挙参加は奪うことのできない基本的人権である。
都市と農村の平等:現行の都市と農村二元戸籍制度を廃止し、国民一律平等の憲法上の権利を実現し、国民の移動の自由の権利を保障する。
結社の自由:国民の結社の自由権を保障し、現行の社団登記許可制を届出制に改める。結社の制限を撤廃し、憲法と法律により政党の行為を定め、一党独占の統治特権を廃止し、政党活動の自由と公平競争の原則を確立し、政党政治の正常化と法制化を実現する。
集会の自由:平和的集会・デモ・示威行動など表現の自由は、憲法の定める国民の基本的自由であり、政権党と政府は不法な干渉や違憲の制限を加えてはならない。
言論の自由:言論の自由・出版の自由・学術研究の自由を実現し、国民の知る権利と監督権を保障する。「新聞法」と「出版法」を制定し、報道の制限を撤廃し、現行「刑法」中の「国家政権転覆扇動罪」条項を廃止し、言論の処罰を根絶する。
宗 教の自由:宗教の自由と信仰の自由を保障する。政教分離を実施し、宗教活動が政府の干渉を受けないようにする。国民の宗教的自由を制限する行政法規・行政 規則・地方法規を審査し撤廃する。行政が立法により宗教活動を管理することを禁止する。宗教団体(宗教活動場所を含む)は登記されて初めて合法的地位を獲 得するという事前許可制を撤廃し、これに代えていかなる審査も必要としない届出制とする。
国民教育:一党統治への奉仕や濃厚なイデオロギー的色彩の政治教育と政治試験を廃止し、普遍的価値と市民的権利を基本とする国民教育を推進し、国民意識を確立し、社会に奉仕する国民の美徳を提唱する。
財 産の保護:私有財産権を確立し保護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市場経済制度を行い、創業の自由を保障し、行政による独占を排除する。最高民意機関が責任を有する 国有資産管理委員会を設立し、合法的に秩序立って財産権改革を進め、財産権の帰属と責任者を明確にする。新土地運動を展開し、土地の私有化を推進し、国民 とりわけ農民の土地所有権を確実に保障する。
財税改革:財政民主主義を確立し納税者の権利を保障する。権限と責任の明確な公共財政制度 の枠組みと運営メカニズムを構築し、各級政府の合理的な財政分権体系を構築する。税制の大改革を行い、税率を低減し、税制を簡素化し、税負担を公平化す る。公共選択や民意機関の決議を経ずに、行政部門は増税・新規課税を行ってはならない。財産権改革を通じて、多元的市場主体と競争メカニズムを導入し、金 融参入の敷居を下げ、民間金融の発展に条件を提供し、金融システムの活力を充分に発揮させる。
社会保障:全国民をカバーする社会保障制度を構築し、国民の教育・医療・養老・就職などの面でだれもが最も基本的な保障を得られるようにする。
環境保護:生態環境を保護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を提唱し、子孫と全人類に責任を果たす。国家と各級官吏は必ずそのために相応の責任を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を明確にする。民間組織の環境保護における参加と監督作用を発揮させる。
連 邦共和:平等・公正の態度で地区の平和と発展を維持し、責任ある大国のイメージを作る。香港・マカオの自由制度を維持する。自由民主の前提のもとに、平等 な協議と相互協力により海峡両岸の和解案を追求する。大きな知恵で各民族の共同の繁栄が可能な道と制度設計を探求し、立憲民主制の枠組みの下で中華連邦共 和国を樹立する。
正義の転換:これまでの度重なる政治運動で政治的迫害を受けた人々とその家族の名誉を回復し、国家賠償を行う。すべて の政治犯と良心の囚人を釈放する。すべての信仰により罪に問われた人々を釈放する。真相調査委員会を設立し歴史的事件の真相を解明し、責任を明らかにし、 正義を鼓舞する。それを基礎として社会の和解を追求する。
四、結語
 中国は世界の大国として、国連安全保障理事会の5つの常任理事国の一つとしてまた人権理事会のメンバーとして、人類の平 和事業と人権の進歩のために貢献すべきである。しかし遺憾なことに、今日の世界のすべての大国の中で、ただ中国だけがいまだに権威主義の政治の中にいる。 またそのために絶え間なく人権災害と社会危機が発生しており、中華民族の発展を縛り、人類文明の進歩を制約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局面は絶対に改めねばなら ない! 政治の民主改革はもう後には延ばせない。

 そこで、我々は実行の勇気という市民的精神に基づき、「08憲章」を発表する。我々はすべての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を共有する中国国民が、朝野 の別なく、身分にかかわらず、小異を残して大同につき、積極的に市民運動に参加し、共に中国社会の偉大な変革を推進し、できるだけ早く自由・民主・憲政の 国家を作り上げ、国民が百年以上の間根気よく追求し続けてきた夢を共に実現することを希望する。
括弧内は訳注。

英文版: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2210

Charter 08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The following text of Charter 08, signed by hundre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Perry Link,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issue of The New York Review dated January 15, which goes on sale on January 2.
—The Editors

The document below, signed by over three hundred prominent Chinese citizens, was conceived and written in conscious admi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Charter 77 in Czechoslovakia, where, in January 1977, more than two hundred Czech and Slovak intellectuals formed a

loose, informal, and open association of people... united by the will to striv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for respect for human and civil rights in our country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Chinese document calls not for ameliorative reform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but for an end to some of its essential features, including one-party rule, and their replacement with a system based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prominent citizens who have signed the document are 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government, and include not only well-known dissi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ut also middle-level officials and rural leaders. They have chosen December 10,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the day on which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ideas and to outline their vision of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China. They intend “Charter 08” to serve as a blueprint for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signers of the document will form an informal group, open-ended in size but united by a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beyond.

On December 8 two prominent signers of the Charter, Zhang Zuhua and Liu Xiaobo, were detained by the police. Zhang Zuhua has since been released; as of December 9, Liu Xiabo remains in custody.
—Perry Link
Frederick Douglass Book Prize Announcement


I. Foreword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writing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2008 also marks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appearance of Democracy Wall in Beijing, and the tenth of China’s sig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e are approaching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of pro-democracy student protesters.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endured human rights disasters and uncountable struggles across these same years, now include many who see clearly that freedom,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are universal values of humankind and that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re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protecting these values.

By departing from these val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modernization” has proven disastrous. It has stripped people of their rights, destroyed their dignity, and corrupted normal human intercourse. So we ask: Where is China head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it continue with “modernization”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or will it embrace universal human values, join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ed nations, and build a democratic system? There can be no avoiding these questions.

The shock of the Western impact upo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id bare a decadent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often called “the greatest changes in thousands of years” for China. A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followed, but this aimed simply at appropriating the technology to build gunboats and other Western material objects. China’s humiliating naval defeat at the hands of Japan in 1895 only confirmed the obsolescence of China’s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first attempts at modern political change came with the ill-fated summer of reforms in 1898, but these were cruelly crushed by ultraconservatives at China’s imperial court. With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hich inaugurated Asia’s first republic, the authoritarian imperial system that had lasted for centuries was finally supposed to have been laid to rest. But social conflict inside our country and external pressures were to prevent it; China fell into a patchwork of warlord fiefdoms and the new republic became a fleeting dream.

The failure of both “self-strengthening” and political renovation caused many of our forebears to reflect deeply on whether a “cultural illness” was afflicting our country. This mood gave ris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the late 1910s, to the championing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Yet that effort, too, foundered as warlord chaos persisted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beginning in Manchuria in 1931] brought national crisis.

Victory over Japan in 1945 offered one more chance for China to move toward modern government, but the Communist defeat of the Nationalists in the civil war thrust the nation into the abys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new China” that emerged in 1949 proclaimed that “the people are sovereign” but in fact set up a system in which “the Party is all-powerfu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ized control of all organs of the state and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and, using these, has produced a long trail of human rights disasters, including, among many others,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7),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the June Fourth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1989), and the current repression of all unauthorized religion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eiquan rights movement [a movement that aims to defend citizens’ rights promulgated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igned]. During all thi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paid a gargantuan price. Tens of millions have lost their lives, and several generations have seen their freedom, their happiness, and their human dignity cruelly trampled.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gave the Chinese people relief from the pervasive poverty and totalitarianism of the Mao Zedong era and brought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the wealth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many Chinese as well as a partial restor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rights. Civil society began to grow, and popular calls for more rights and more political freedom have grown apace. As the ruling elite itself moved toward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t began to shift from an outright rejection of “rights” to a partial acknowledgment of them.

In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ed two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in 2004 it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include the phrase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this year, 2008, it has promised to promote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is political progress has extended no further than the paper on which it is written. The political reality, which is plain for anyone to see, is that China has many laws but no rule of law; it has a constitution but n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uling elite continues to cling to its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fights off any move toward political change.

The stultifying results are endemic official corruption, an undermining of the rule of law, weak human rights, decay in public ethics, crony capitalism, growing inequality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poor, pillag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of the human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xacerbation of a long list of social conflicts, especially, in recent times, a sharpening animosity between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As these conflicts and crises grow ever more intense, and as the ruling elite continues with impunity to crush and to strip away the rights of citizens to freedom, to property, and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e see the powerless in our society—the vulnerable groups,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suppressed and monitored, who have suffered cruelty and even torture, and who have had no adequate avenues for their protests, no courts to hear their pleas—becoming more militant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violent conflict of disastrous proportions. The decline of the current system has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change is no longer optional.


II. 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for China, and our future hangs in the balance. In reviewing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r more, we reiterate and endorse basic universal values as follows:

Freedom. Freedom is at the core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reedom in where to live, and the freedoms to strike, to demonstrate, and to protest, among others, are the forms that freedom takes. Without freedom, China will always remain far from civilized ideals.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are not bestowed by a state. Every person is born with inherent rights to dignity and freedom. The government exis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its citizens. The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must be authorized by the people. The succession of political disasters in China’s recent history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ruling regime’s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

Equality. The integrity, dignity, and freedom of every person—regardless of social station, occupation, sex, economic condition, ethnicity, skin color, religion, or political belief—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Principl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equality of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must be upheld.

Republicanism. Republicanism, which holds that power should be balanced among differen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should be served,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ideal of “fairness in all under heaven.” It allows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assemblies, and people with a variety of cultures and beliefs, to exercise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and to deliberate in order to reach peaceful resolution of public questions on a basis of equal access to government and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Democracy.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re that the people ar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select their government. Democracy has these characteristics:
(1) Political 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legitimacy of a regime derives from the people.
(2) Political power is exercised through choices that the people make.
(3) The holders of major official posts in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are determined through periodic competitive elections.
(4) While honoring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the fundamental dignit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of minorities are protected. In short, democracy is a modern means for achieving government truly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Constitutional rule. Constitutional rule is rule through a legal system and legal regulations to implement principles that are spelled out in a constitution. It means protecting the freedom and the rights of citizens, limiting and defining the scope of legitimate government power, and providing the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necessary to serve these ends.


III. What We Advocate
Authoritarianism is in general decline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China, too, the era of emperors and overlords is on the way out. The time is arriving everywhere for citizens to be masters of states. For China the path that leads out of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is to divest ourselves of the authoritarian notion of reliance on an “enlightened overlord” or an “honest official” and to turn instead toward a system of libertie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oward foster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citizens who see rights as fundamental and participation as a duty. Accordingly, and in a spirit of this duty as responsible and constructive citizens, we offer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citizens’ righ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Constitution. We should recast our present constitution, rescinding its provisions that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that sovereignty resides with the people and turning it into a document that genuinely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authorizes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serves as the legal underpinning of China’s democratization.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the highest law in the land, beyond violation by any individual, group, or political party.
Separation of powers. We should construct a modern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separation of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power is guaranteed. We need an Administrative Law that defines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prevents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Govern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taxpayers. Division of power betwee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that central powers are only those specifically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all other powers belong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Legislative democracy. Members of legislative bodies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chosen by direct election, and legislative democracy should observe just and impartial principle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above the interests of any particular political party and judges must be independent. We need to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al supreme court and institute procedures 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hould abolish all of the Committees on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that now allow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t every level to decide politically-sensitive cases in advance and out of court. We should strictly forbid the use of public offices for private purposes.
Public Control of Public Servants. The military should be made answerabl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ot to a political party, and should be made more professional. Military personnel should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remain nonpartisan.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shall be prohibited in the military. All public officials including police should serve as nonpartisans, an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favoring one political party in the hiring of public servants must end.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 There shall be strict guarantees of human right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There should be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sponsible to the highest legislative body, that will prevent the government from abusing public power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 democratic and constitutional China especially must guarantee the personal freedom of citizens. No one shall suffer illegal arrest, detention, arraignment, interrogation, or punishment. The syste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must be abolished.
Election of Public Officials. There shall b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based on “one person, one vote.” The direct el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heads at the levels of county, city, province, and n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ed. The rights to hold periodic free elections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m as a citizen are inalienable.
Rural–Urban Equality. The two-tier household registry system must be abolished. This system favors urban residents and harms rural residents. We should establish instead a system that gives every citizen the sam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same freedom to choose where to live.
Freedom to Form Groups.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form groups must be guaranteed. The current system for registering nongovernment groups, which requires a group to be “approved,” should be replaced by a system in which a group simply registers itself.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which means that we must abolish the special privilege of one party to monopolize power and must guarantee principles of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Freedom to Assemble.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peaceful assembly, demonstration, protest,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 citiz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be permitted to subject these to illegal interference or unconstitutional obstruc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should make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academic freedom universal, thereby guaranteeing that citizens can be informed and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of political supervision. These freedoms should be upheld by a Press Law that abolishes political 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The provision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that refers to “the crime of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must be abolished. We should end the practice of viewing words as crimes.
Freedom of Religion. We must guarantee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d institute a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 There must be no 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 in peaceful religious activities. We should abolish any laws, regulations, or local rules that limit or suppress the religious freedom of citizens. We should abolish the current system that requires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ir places of worship) to get official approval in advance and substitute for it a system in which registry is optional and, for those who choose to register, automatic.
Civic Education. In our schools we should abolish political curriculums and examinations that are designed to indoctrinate students in state ideology and to instill support for the rule of one party. We should replace them with civic education that advances universal values and citizens’ rights, fosters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s civic virtues that serve society.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protect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and promote an economic system of free and fair markets. We should do away with government monopolies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guarantee the freedom to start new enterpris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mmittee on State-Owned Property, reporting to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that will monitor the transf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private ownership in a fair, competitive, and orderly manner. We should institute a land reform that promotes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buy and sell land, and allows the true value of private property to be adequately reflected in the market.
Financial and Tax Reform. We should establish a democratically regulated and accountable system of public finance that ensures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 rights and that operates through legal procedures. We need a system by which public revenues that belong to a certain level of government—central, provincial, county or local—are controlled at that level. We need major tax reform that will abolish any unfair taxes, simplify the tax system, and spread the tax burden fairly.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not be able to raise taxes, or institute new ones, without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the approval of a democratic assembly. We should reform the ownership system in order to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a wider variety of market participants.
Social Security. We should establish a fair and 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covers all citizens and ensures basic access to education, health care, retirement security,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e need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a way that is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to our descendents and to the rest of humanity. This means insisting that the state and its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not only do what they must do to achieve these goals, but also accept the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 Federated Republic. A democratic China should seek to act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contributing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by approaching others in a spirit of equality and fairnes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we should support the freedoms that already exist. With respect to Taiwan, we should declare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then, negotiating as equals, and ready to compromise, seek a formula for peaceful unification. We should approach disputes in the national-minority areas of China with an open mind, seeking ways to find a workabl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all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can flourish. We should aim ultimately at a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communities of China.
Truth in Reconciliation. We should restore the reputations of all people, includ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suffered political stigma in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of the past or who have been labeled as criminals because of their thought, speech, or faith. The state should pay reparations to these peopl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must be released. There should be a Truth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charged with finding the facts about past injustices and atrocities, determin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upholding justice, and, on these bases, seeking social reconciliation.
China, as a major nation of the world, as one of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as a member of the UN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should be contributing to peace for humankind and progress toward human rights. Unfortunately, we stand today as the only country among the major nations that remains mired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Our political system continues to produce human rights disasters and social crises, thereby not only constricting China’s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limiting the progress of all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must change, truly it mus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can be put off no longer.

Accordingly, we dare to put civic spirit into practice by announcing Charter 08. We hope that our fellow citizens who feel a similar sense of crisis,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whether they are inside the government or not, and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will set aside small differences to embrace the broad goals of this citizens’ movement. Together we can work for major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for the rapid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democratic, and constitutional country. We can bring to reality the goals and ideals that our people have incessantly been seeking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can bring a brilliant new chapter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3   [USMedEdu 于 2010-12-10 19:35:32 提到] [FROM: 24.]
胡峻玲:狱中的灯塔(cm1012b)


  在自由的阳光中和绿色的大地上,我们每天工作、吃饭、游玩。时时我会想起一个狱中的身影。当我们享受着人生的基本快乐和其乐融融的亲情,有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在阴暗潮湿的狱室里苦度时日。为了我们的幸福,有一个人在受难。如耶稣背上十字架,他为全中国的自由承受苦难。

  在过去21年中,刘晓波坐了4次牢,总计有8年。从现在算起,他还有10年的刑期。他的罪名:发表文章,并号召人们签署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08宪章”。这个宪章重申宪法的最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并号召立法民主和司法独立。这些简单而基本的诉求不能为中国政府容忍。

  在判刑的法庭上,刘晓波作了如下陈述[1]: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关押着众多如刘晓波一样的良心犯人:仍然在押的刘贤斌、刚刚被释放的秦永敏、正在劳教所的胡佳,创办天网而去年又一次被判刑的黄琦等等。另外还有目前关押的30多个新闻记者,以及维权律师。刘贤斌在过去20年来四次被捕坐牢有14年;秦永敏因办人权观察被判了12年,从1998年身陷囹圄至今。

  诺贝尔和平奖把刘晓波从一个中国内部的作家,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象征人物。他延承了100年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精神和传统。他与纳粹德国下的奥西埃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波兰的瓦文萨并肩站立。他的囚禁使得他与曼德拉和昂山素姬堪比美名。世界的人们或许没有听说中国那许多在押的政治犯,但他们知道一个狱中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成为一个象征和代表。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一个为自由呐喊的作家被一个暴力机器捂住了嘴。这种个人勇气是激励人类几百年来冲击暴政、争取自由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从华盛顿带领的美国独立起义,到智利人民反对军政府的斗争,到波兰团结工会的地下斗争,一代代人,一个个不同的国家都在歌颂着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向往:自由、平等、做人的基本权利。世界上每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们都会认同刘晓波和他的基本理念,感动于他的个人勇气。

  刘晓波成为了世界的良心,刘晓波的监禁代表着世界的不自由。正因为如此,无数的国家才会站出来为刘晓波讲话,无数的报纸评论才会无保留地支持刘晓波。在狱中多呆一天,刘晓波的形象就更圣洁。曾关押过曼德拉监狱和囚室,现在欢迎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满怀敬仰的参观。今天刘晓波在的锦州监狱和他的牢房,也必将会成为未来人们的景仰之地。

  对于中国人,刘晓波成为感召的动力。因为他的无畏入狱,监狱不再变得可怕。从此会有一批又一批人以他为榜样,冲击中国监狱的高墙。暴力依靠人们的惧怕而成功。但政府用来惩罚人们的判刑变成一种荣耀,政府就失去了其威慑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刘晓波。他们不怕打压,不怕坐牢,继续勇敢地发出他们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变得足够大、足够洪亮时,极权的堡垒就会轰然倒塌。

  今天的刘晓波仍在狱中受难,今天的中国还在枷锁下徘徊,世界在无助地观望。刘晓波的不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自由,因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紧紧相连。

  今夜有一盏远方的灯塔。它点燃在遥远的锦州,照彻着黑暗。让我们为中国的民主继续努力,中国光明的一天已经不远。

  注[1]《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4   [USMedEdu 于 2010-12-10 19:34:37 提到] [FROM: 24.]
歪脖子树: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写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之前



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和专制依然在唱对台戏。这是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台戏的赛事后,开始的第二轮比赛。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唱砸了。苏联解体、东欧等国纷纷反水,只留下中国、朝鲜越南、少4个老孤寡少溃不成军。中共不甘心从此退出舞台,它改良唱腔,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剧目:经济开放,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政治收紧,依然坚持一党专制。第二轮的对台戏竞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色彩已经淡化,凸显出来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和平”和“中国特色”的对立。

用唱对台戏的办法,不动刀枪,来宣传民主理念或弘扬专制主义,淘汰落后文化制度,让观众决定取舍。这是一种文明的竞争方式,合乎诺贝尔精神。

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难摆脱专制思维的局限性,毫无公平竞赛的精神。它紧密盯梢和打击向民主舞台喝彩的观众,更不用说在它的舞台面前嘘声了——那非整死你不可!

习惯操纵一切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演出过程中何时喝彩,彩声多高,是艺术策划的一部分,是配合灯光布景实现预定演出效果的一项音响技术。而嘘声是为竞赛对手準备的,旨在反衬自己演出的成功------这一切都是由后台总导演指挥的,是由混在两边舞台下观众中的小混混实施的。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是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大声喝彩。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的嫉恨。为了抵销这一喝彩声的效果,中共喉舌们开始鼓噪:”“诺贝尔和平奖受西方势力操纵,成为反华工具”。

那么就让我们先说说“西方势力”。

首先指出,在诺贝尔奖评选过程中,“西方势力”就不是一股势力。今年初诺贝尔和平奖有237人(组织)得到提名,到9月份剩下几名进入最后角逐。每个被提名人背后都有一股西方势力支持。想要整合西方各国在野在朝的政治势力向挪威政府或者评委施压,指名道姓要求把诺贝尔奖颁给刘晓波,技术上达不到,制度上不允许,现实中也没有。

目前能够整合西方的也只有文化的力量。数百年来,欧美大陆经过文艺复兴、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近代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遭受过专制统治、宗教迫害、民族仇杀的磨难,人民由蒙昧开始觉醒,走向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由衷的追求和推崇。这种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各地人民又从自身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念。民主、自由、人权、和平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具有无可辩驳的普世价值。

如果说这种文化的力量影响着诺贝尔评委会委员们的思维判断。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公正地说,西方的行政权力难以操作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无形中左右着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

文化的影响和幕后操作以实现某种阴谋是绝然不同的。中共既拿不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传条子打招呼的证据,又翻不出法国政府遣特使捎口信的内幕。“操作论”只是中共根据自己熟悉的黑道规矩来臆测文明社会的的行为。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中国行政权力试图操作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参与这一操作的政府官员有名有姓。先有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预先警告:如果刘晓波得奖,会被北京认为是“不友好举动”,“为中挪关系带来不和谐因素”。继而有驻挪威大使向挪威议会施压。评奖结果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公开批评:“亵渎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位发言人姜瑜在记者会上说“挪威诺委会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在公开支持中国境内违法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开挑战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中挪关系要恢复到以前的友好关系,我看困难。”

中国政府还接连采取一系列报复行动:拒签挪威访华团,停止中挪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限制刘晓波妻子及友人出国;串联一些国家抵制颁奖仪式等。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所说:“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如此积极而且直接地试图阻止参大使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例子”。

泱泱大国,恼羞成怒,其势也汹汹。中共动用特务盯梢、网络管制、舆论导向,外交施压等等一切手段,在国内镇压一介文弱书生,在国际谩侮一个小雅之邦,已经失去理智。

传闻中共要推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和平奖”满足自己的操作欲。与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普世价值相对抗。当然,中共有它自由表达政治理念的权利。只是“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就要布告天下。在这个议题上,中共一贯语义含混,如口含热元宵,咕咕哝哝说不清楚。这次干脆挑明了。“中国特色”就是 “专制、封锁、特权、和谐”。外国人士或许不明白“和谐”一词含义。只要指出什么是“不和谐”就行了:冤民上访是不和谐,揭露当红高官贪污是不和谐,海外人士批评共产党专制,那更是国际性大不和谐。

这样金正日、胡锦涛盟兄契弟可以毫无悬念地拥抱金奖。
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舞台前更是扬起一片嘘声。

人云亦云:江泽民手拙,把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胡锦涛手巧,雕塑了刘晓波人权和平斗士的形象。

12-07-2010

                    ※   ※   ※   ※   ※

                          不朽的诺贝尔

                          ·歪脖子树·

1888 年,大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哥哥路德维·诺贝尔(Ludvig Nobel),旅游法国,途中在戛纳病逝。法国的媒体忙中出错,以为是大发明家本人归天。一家报纸抢先用大标题发布新闻:“贩卖死亡的商人死了”。评论说诺贝尔发明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使得枪炮的威力空前强大,作战人员伤亡数目剧增,诺贝尔就是靠贩卖死亡而暴敛巨财,以致富可敌国。

顺便说一下,新闻界为了抢先同行,常常预先写好名人显贵的卟告,等到名人咽气,立即填上死亡时间地点,即付印刷发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被新闻界预先制定了卟告的人物。

这个新闻乌龙事件,让诺贝尔站在棺材外面看到了法国新闻界对他的盖棺定论。可以想象,诺贝尔心情很坏,他没料到自己死后被说的这么糟糕。

一,从贫民儿童到翩翩阔少

阿尔佛雷德.诺贝尔可以说生不逢时。他的父亲伊迈纽.诺贝尔因公司破产而声誉扫地。伊迈纽( Immanuel Nobel )被债主们逼得团团转,最后决定背井离乡到俄国闯运气,留下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瑞典苦守。诺贝尔的两个哥哥在街头卖火柴补贴家用。弟兄三个先后就读教会举办的JAKOB贫民学校。这所小学聚集着一堆衣衫破旧、肮脏丑陋的穷人孩子,他们鼻子冻得红肿,老是流着鼻涕。孩子们经常列队四处募捐,他们到富人院落唱圣诗,吹打乐器。小诺贝尔已经显出了他的出众天赋。他可以从容地大段背诵圣经。可惜富人经常不给他显露的机会。富人不喜欢这些脏兮兮的孩子进入他们的大雅之堂,把他们拦在门外,给些布施,打发走开。

好在童年的苦日子不算太长。诺贝尔9岁那年,父亲在俄国混出了点名堂。伊迈纽在瑞典无人问津的打井技术,在俄国派上了用场。伊迈纽还是一个社交大师。他结识了俄国沙皇的海军将领,并得到制造反舰水雷的订单,在俄国设立了兵工厂。事业起死回生的伊迈纽还清了瑞典的债务,还风风光光地把妻儿接到俄国。

伊迈纽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特别为阿尔弗雷德聘请了著名的教授作私人教师。少年诺贝尔显示了惊人的语言天才。移民俄国一年时间,诺贝尔就可以流畅地用俄语交谈。17岁时诺贝尔又赴美国留学,投奔一位瑞典籍的教授门下,专攻化学。同时很轻松地掌握了英语。

其实,青年的诺贝尔更喜欢文学和诗歌。他被认为很有潜力的未来作家之星。诺贝尔用不同的语言写诗,有时动手写小说。他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还得到一枚银质奖章。可是父亲并不顾及他的爱好,一心要把他培养成化学工程师。

二,危险的发明生涯

有人说诺贝尔的发明放在今天,也未必评得上诺贝尔奖。这话不无道理。在自然科学方面,评委们的目光热切盯着在科学前沿有重大理论突破者,而对于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创造,评委就显得冷漠淡定。

从诺贝尔最著名的两项发明来看: 烈性炸药(Dynamite)只是将前人已经合成的硝化甘油,改造得易于控制和安全使用;无烟火药(Smokless Powder or Ballistite)的化学成分是硝化纤维,这是由诺贝尔首次在试验室生成的一种新物质,很有创意,但是很难说有什么化学理论上的突破。诺贝尔一生所为 就是打造联系科学理论和工业生产的链条,将理论付诸实际应用。毫无悬念,这条链条也直接锚定工业利润。

诺贝尔的发明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需要高度技巧的实验技术和大胆冷静的心理素质。如在高空悬索上做翻跟斗的杂技,每天都在和死神纠缠在一起。1864年9月3日,试验室发生爆炸,诺贝尔的弟弟艾米(Emil.Nobel)被当场炸死。瑞典政府慎重关切这次事故,并且禁止诺贝尔父子在靠近居民的区域进行试验和生产。诺贝尔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他买了一艘旧货船,把设备搬入船上,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湖面上(Bockholm Bay),继续开发研究。诺贝尔依然废寝忘食投入试验,经常连续几天不出试验室,疯子一样地工作。诺贝尔说,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感到自己的生命力。对事业的执着终于使他得到成功。

烈性炸药售2.5克郎一磅。市场需求急剧增长。人们统计过,诺贝尔的烈性炸药90%用于开矿、修路、掘进山洞等民用事业。人们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爆炸力量。工程建设速度大大提高。无烟火药的使用开创了枪炮的现代化时代。旧式黑色火药爆发后产生烟尘残渣附着于枪膛或炮膛内壁,发射之后就需要擦拭。子弹和枪膛不可能配合精密,射击的精度和距离有限。而无烟火药爆发后产生的全是气体,枪膛内一尘不染,子弹可以连发直到枪管发红。这是机关枪、冲锋枪设计的基础。无烟火药的爆发力强大,配合精准枪支,大大扩大了杀人范围。一位英国阻击手在阿富汗创造了2500米外击毙一名恐怖分子的记录。另一位阻击手,在1600米外用28秒钟射杀5名塔利班士兵。

诺贝尔的试验工作屡经生命危险,他的成果用于军事则又大大增加了士兵生命的危险。

三,严谨求实的科学家

诺贝尔对于科学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还在俄国的时候,父亲伊迈纽自称是世界第一个发明了水下水雷的人——水雷飘浮在水面下,来往船只不易发现,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年轻的诺贝尔当即给父亲指出,他不配“第一个发明”的荣誉。美国早在革命战争时,就有人制造了水下水雷。只是工作不可靠,没有造成多少威胁,被人们遗忘了。在无烟火药发明之前,诺贝尔还发明了另一种发射火药。这种火药烟尘很少爆发力强。已经比老火药大大进了一步。伊迈纽在新闻媒体面前称,该发射火药是老火药爆发力的20倍。诺贝尔马上写信纠正,指责父亲夸大其辞。根据试验室测定,新火药爆发力是老火药的4倍。

诺贝尔甚至毫不客气批评父亲的虚荣心,父亲没有实质加入实验室工作,登记专利时却冠上伊迈纽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讲,伊迈纽.诺贝尔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发明家,他是受到瑞典科学院和皇室表彰的人物。却被儿子的无情揭露弄得狼狈不堪,一度父子关系紧张。

在伊迈纽的小儿子艾米(Emal)在试验事故被炸身亡之后,伊迈纽因为伤心过度而引起中风。从此伊迈纽隐退。诺贝尔父子争执也渐趋风平浪静,但是父子通信却保留下来,记录着诺贝尔的性情风格。

四,真诚的和平主义者

诺贝尔说:“就我而言,我希望所有的枪械都应该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它们用作展览。”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即使我做了棺材铺的老板。也不希望天下流行瘟疫的。”

诺贝尔的一部分商业利益和军火有关,但是诺贝尔又真诚地希望战争不要发生。他的和平主义理念树立和他的一生阅历有关。他出生瑞典,成长于俄国,留学于美国,长居于法国,小居意大利。他的跨国公司有90座工厂设立在21个国家。他精通五种语言,(有资料指出他对意大利语也相当精通,如此则为六种语言)行走欧洲,处理业务,从不需翻译。诺贝尔说:“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他是世界的人,他的家安在世界各地。

诺贝尔希望各国和睦相处,战争是他憎恨的。他设立和平奖,提倡民族之间发展友谊,鼓励裁军、消减战备,就表达了这一愿望。

五,深沉、孤独、内向、谦卑的性格

当天下人嫉妒上帝赋予诺贝尔太多的天才和太多的财富的时候。诺贝尔本人却依旧郁郁寡欢。诺贝尔一生从不恃才倨傲或仗财气粗。他总是谦卑、冷静地思考自己人生的缺憾:他天生有神经性头痛的疾病,经常发作痛苦不堪,所以自称可怜的生物;他虽有所爱但终未成眷属,以致一生未婚;他一生发明专利有355个,却没有一个孩子;相对于一个完美人生,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成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1887年,哥哥路德维要阿尔弗雷德写一自传以丰富诺贝尔家谱。阿尔弗雷德并不感兴趣,推脱不过的情况下,他写出这样一段让人目瞪口呆的自我评价:阿尔弗雷德——一个可怜的生物,接生大夫本该在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把他掐死的。最大美德:洁身自好而且从不麻烦别人。最大不足:既无妻子孩子也无开朗性情和特别嗜好。最大愿望:不要被活埋。最大原罪:不敬财神。一生中最重要事件:无。

当然对于诺贝尔这样妄自菲薄的评价,很多人包括路德维是不赞同的。社会要把他拥簇到荣誉殿堂的黄金椅上,他却一屁股坐在尘埃里,不识抬举。

这里解释一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儿童时就流传着一个人在棺材内复活的故事,复活者从内叩棺呼救,情形恐怖。这件事给诺贝尔心理上留下阴影,终生不散。所以有“最大愿望:不被活埋。”的说法。父亲伊迈纽.诺贝尔是一个天马行空式的发明家。一大堆的好主意和怪想法。他设计了一种棺材,棺材可以从内部打开,底部留有供呼吸的空气孔,还备有一条绳索放在入殓者手边,一旦复活可以拉动墓地的警铃......不过他的这个古怪设计没有人采用。

六,尖刻的富翁慷慨无量

朋友遇到经济困难,诺贝尔乐意相助,出手大方。也有人把诺贝尔看成一只肥牛,拔一毛无妨,待有能力还款时依旧装聋作哑。此时诺贝尔就变得尖酸刻薄了。

诺贝尔的一封讨债信是这样写的:

老弟:

你又一次忘记归还我的一笔小钱,我觉得拖欠的得足够意思啦!现在我以瑞典救济协会的名义向你讨帐,用这笔钱救助乡下穷人。

这笔小钱后来证明是一笔1万克朗的大款。诺贝尔毫不含糊,把它转手捐赠给慈善救济组织。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慷慨让世人目瞪口呆,那是在他的遗嘱公布之后。诺贝尔只把6%的财产用于赠给亲友、佣人、遗嘱执行人等。94%的财产做为诺贝尔奖的基金。用基金的利息奖给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文学、世界和平五个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候选人不必是斯堪迪纳维亚人士,世界各国的人都有资格入选。这个具有国际主义大气魄的诺贝尔奖的设立,标新立异,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

诺贝尔的亲属,有好多人心里并不情愿,憋着一股气,试图从诺贝尔遗嘱的合法性入手推翻遗嘱;一位瑞典国会议员批评:“当瑞典还有好多贫民为衣食而忧的情形下,把这麽多巨款奖励给毫不相干的外国人,是不道德的。”瑞典国王也曾放话说:“诺贝尔这样做是不爱国的行为。”

诺贝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反驳国王:“陛下,我爱的是世界,瑞典已经被包括在世界之内了。”

七,不朽的的诺贝尔

诺贝尔已经成为偶像型人物。他被誉为发明创造之神,慷慨博爱之神。诺贝尔奖被公认为世界最具声誉的奖励。

诺贝尔颁奖盛会就是一个世界各国精英交流思想、融合感情的交谊会。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迪纳维亚出了这样一个世界级伟人而自豪,世界因为有了诺贝尔奖而多了共同语言。诺贝尔奖对于世界文明的推进作用,功莫大焉!

回顾诺贝尔奖发行的历史。虽然有议论说,某人更应该得到某项诺贝尔奖。但是很少有人对诺贝尔的立奖原则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也只是说,颁奖给刘晓波是“亵渎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也是把“诺贝尔和平奖”视作神明,只不过是被评奖委员会“亵渎”了,令神明蒙羞受辱。要让神明昭雪的话,最好就是颁奖于把刘晓波送入监狱的胡锦涛。

过去有这样一句套话:“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装扮作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在修辞上有雄辩力,在事实上却空泛无据。把这句话改装一下,让它雄辩而有事实基础。这就是:诺贝尔精神在道义上的胜利,逼得反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也不得不扮作诺贝尔精神的追随者。撼山易,撼诺贝尔难。

诺贝尔的精神不朽,也一再从反对它的人那里得到证明。

12-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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