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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国界医生讲述救治生活:酬劳是病人康复
作者:USMedEdu
发表时间:2008-02-24
更新时间:200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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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国界医生讲述救治生活:酬劳是病人康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罗雪挥 实习记者/李楠


  亲身奔赴全球的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金牌令。屠铮是惟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疗志愿人员

  “到医院后的第一个震惊”,这是2007年4月19日,来自中国北京的“无国界医生”屠铮,写下电子日志的标题。

  屠铮去之前已对利比里亚的性暴力泛滥有所耳闻。2007年头4个月,“无国界医生”在首都蒙罗维亚,平均每个月接诊135个受害人。其中1/3的性暴力幸存者不到12岁。

  屠铮首次在“无国界医生”工作的Benson医院执行任务,依然震惊、愤怒、难过。当天接受检查的三个性暴力受害人,分别是13岁、5岁和4岁。

  作为该院惟一的妇产科医生,屠铮将在未来半年内,负责接生及妇科手术,参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援项目。

  成为“无国界医生”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从北京出发,志愿跋涉到与伦敦一样位于“零时区”的利比里亚,参与当地的战后重建,对屠铮而言,这无异于人生的一次长征。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同是1971年,一群法国医生在巴黎创立“无国界医生”。这群医生于1968年至1970年间,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非洲比夫拉(Biafra)的救援工作。当时的红十字会必须获得当地政府许可,才可以在某个地方工作,同时必须保持缄默。尼日利亚战争于1970年结束,共有100万人死亡。

  红十字会要求成员对这些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年轻的法国医生们拒绝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不理会政治或信仰,而以受害者利益为优先的救助组织。

  另外一批于1970年在孟加拉援助水灾的医生,发现当地天灾救援工作的不足。这两批医生共同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的成立。

  1990年,屠铮在北京四中被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在这里,屠铮听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名字。

  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你要是来“无国界医生”,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不置可否,此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职妇科主治医师。

  潘渊没有放弃。2006年秋天,他到北京办理签证,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起码是一段人生经历,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此时她也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自己振作起来。屠铮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察她对“无国界医生”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 2006年12月底,赴香港面试。

  “星期几”孩子

  “热爱自由使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利比里亚国徽上的一句话。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个面积略大于中国江苏省、一度富庶的国家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人道危机。利比里亚共有300万人口,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队伍首先进驻,坚持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当全球传媒和国际焦点已经转移视线,“无国界医生”们仍然留下来,为当地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培训医护人员,重建医院诊所,为灾难幸存者作心理辅导。屠铮便是其中的一分子。

  2007年3月,屠铮正式接到“无国界医生”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她向单位提出申请,表示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回来。院方同意在执行任务期间保留其职位。屠铮的家人也积极鼓励。哥哥说,只要你想好了,也没有什么可嘱咐的;好好地去,好好地回,注意安全。

  初来乍到,她曾经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有的在战争中遭受过重创,却还在见证往昔的灯红酒绿。“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她清晰地记得自己抵达和离开的日子,都是14日,即“4月14日”和“10月14日”。这半年里,朋友们的祝福和担忧参半。有人发来邮件,“在那个神奇的土地上做个狮子王。”每当这时候,屠铮都会心地一笑。

  她所到达的“神奇之地”几乎是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外交部驻利比里亚使馆网站公布的最新信息,截至2007年8月,该国注册医生仅为121人,婴儿死亡率为15.7%,幼儿死亡率为23.5%,孕产妇死亡率为0.79%,均为世界最高。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

  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神奇的“B超”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无国界医生”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

  屠铮有一次和同事聊天,她觉得利比里亚的孩子太倒霉了。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 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早在屠铮赴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Redemption Hospital)就发生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个较大的国立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出发,到医院进行早交班,而后查房,处理当天医疗事务:哪些患者需要动手术,哪些仅需要专业的咨询服务。中午休息一小时,志愿人员通常是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下午5点可以离开。

  “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屠铮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她有一次在手术室当场痛哭。一位利比里亚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在中国还能做个栓塞,在那边不可能。当时觉得挺无助的,只能撒手让她走。”

  此时屠铮到利比里亚还不到一周。她哭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同事纷纷过来安慰屠铮,他们告诉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很好了。

  那位大出血的产妇最后缓了过来。

  在维生器械匮乏的状况下,与死神拔河的挑战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都不说话。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地缓过来。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和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预备一个子宫切除手术。病人由另一个省远道而来,两年前曾进行过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现在复发并且有严重的痛经症状。在手术探察的过程中,屠铮发现病人的子宫增大,并且与膀胱、肠管粘在一起。如果继续进行切除手术,可能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损害,而在这个简陋的手术环境中,假如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是致命的伤害。

  外科医生建议屠铮放弃。屠铮认为,粘连的区域并不大,如果能从粘连处的子宫浆膜或者子宫肌层下切开,就有望安全地完成手术。屠铮希望试一试。手术室里,当地的护士和麻醉师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眼神。她说服了外科医生,手术成功了。两个星期后,病人逐渐康复,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除了12个到14个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挺能干的”,常常叫她“White Woman”。这里人只分黑人和白人。

  除了尽力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那里的医护人员特别愿意跟你学点什么。”利比里亚的妇女通常是怀孕四五个月才来做流产,时常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屠铮的步骤是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屠铮渐渐放手,开始不戴手套看着,再后来甚至去隔壁查房。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前不久与香港“无国界医生”联络,她听说那里一直还没有找到妇科医生来顶她的班,屠铮暗自庆幸自己教了一批徒弟,“想必那些器械护士们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全球一家亲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中受益到什么程度。”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也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同工作。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比如美国、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菲律宾、新西兰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参与动机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分别。无论初衷如何,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很投入,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比如队里一些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志愿人员,“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设法抽一段时间,想就自己的所长帮助别人。”

  屠铮的好友、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优秀护士,曾经得过新西兰国家奖,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很多年了,在组织中“如鱼得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病患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Benson医院的队长则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孩,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后转入“无国界医生”做行政管理,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她,如今对医疗救助已经颇有心得。

  在周末,志愿人员的住地就成了各国的美食荟萃。“老外”们用烤箱,每次至少要两三个小时。轮到屠铮,她买两只鸡,做红烧鸡块,用的是明火,很快就上桌,味道还不错。虽然利比里亚民生艰困,但是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比如中国酱油,甚至还有花椒、大料。

  也有不少中国人在利比里亚经商务工。屠铮有一次去市集买鱼,意外碰到一个东北老板,大家聊得很高兴,鱼也免费了。屠铮还经常带同事去中国餐馆,那里有上海馆子,也有东北菜。她用中国话点菜,比如“地三鲜”。同事们对中国不是一般地好奇。屠铮也会在吃饭时趁机培养“中国通”,比如告诉大家,中国人吃饭时很讲究坐的方位,哪个是领导的位置,哪个是埋单的位置,喝酒干杯时杯子要放低一点。

  身在利比里亚,屠铮自己也飞快地入乡随俗,逐步了解且尊重当地的文化。比如利比里亚人在握手之后,会弹一下手指,不然就表示你这个人不可信赖。屠铮弹习惯了,后来和欧洲人握手也弹一下手指。

  谁是下一个志愿人员?

  “有人自愿跋涉六千公里,去替人包扎绷带,这点很重要。它表达出对生命的重视。起初你或许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渐你会体察他人。”一位法国医生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制作的宣传短片中表示。

  “无国界医生只是生活里的一部分。”2007年10月,屠铮返回北京,守诺回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在妇科病房的屠铮,长发用银色的发卡精心盘起,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看上去既专业又利落,与以前的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她怀念做“无国界医生”时所收获的无与伦比的信任,包括病人家属在内,“我付出了,他们真心实意感谢我,我觉得这付出挺值的。”而在中国看门诊,假设一天看40个病人,有两个人表现出质疑,比如有病人质问她,你给我开的药对吗?你这个能行吗?屠铮就会很难受。“我觉得医生至少是个普通人,普通人里好人还是多数的,医护人员也是这样的。”

  将来是否还会去从事“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屠铮说要看机会。毕竟“无国界医生”需要付出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很珍惜目前的岗位,这是她喜欢的一份工作。

  屠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不认为自己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或者是为此放弃了很多。她的初衷更多的是为了自救,而6个月的任务结束后,屠铮觉得自己复原了。

  令屠铮意外的收获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无国界医生”感兴趣。百度网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热心网友精心贴上了“无国界医生”的介绍,甚至包括“无国界医生”各种在大陆的相关消息。“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则如全球各地的办事处,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行政、研究和联系等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工。

  “志愿精神是一种全球性的东西。”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评价,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社会越来越全球化,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了服务,而且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以后还有很多这样的力量生长出来。

□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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