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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母语和母国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4-06-02
更新时间:2014-06-02
浏览:431次
评论: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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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74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
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
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
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
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
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
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
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
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
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
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
紧张的地方。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
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
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
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
语和母国”。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
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
众谋反——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
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
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
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
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
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
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
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
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
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
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
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
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
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
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
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
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
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
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
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
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
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
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
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
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
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
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
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
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
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
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
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
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
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
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
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
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现在
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
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
——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
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
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
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
后,再装回去。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
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
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
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
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
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
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
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
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
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
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
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
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
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
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
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
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
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
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
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
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
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
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
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
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群里找,一找,找
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
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
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
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
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
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
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
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
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
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我
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
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
后”。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
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
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
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
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
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
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
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
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
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
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
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
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
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
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
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
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
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
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
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
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
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
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
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
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
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
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
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
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
口号标语。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
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
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
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
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
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
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
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
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
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
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
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最早到联合
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
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
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
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
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
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
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
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
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
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
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
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
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
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
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
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
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
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
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
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
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
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
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
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
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
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
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
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
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
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
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
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
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
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
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
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
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
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
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
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
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
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
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
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
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
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
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
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
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
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
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
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
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
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
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
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
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
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
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
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
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
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
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
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
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
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代人,别林斯基,
还有更早的果戈里,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
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
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
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
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和莫索尔斯基对应,画家是列
宾和苏里柯夫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
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
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
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
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
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
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
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
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
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
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
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
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
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
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
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
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
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
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
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
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
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
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
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
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
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
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倾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
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
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
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
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
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
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
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
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
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
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
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
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
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
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
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什么印度
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
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
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
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
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
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
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
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
族群,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
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
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
做生意,对内,可以成全群群认同,族群和谐——是这
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群的母语不影
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群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
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
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
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
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
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
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
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
了。”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
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
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
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
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
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
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
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
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
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
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
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
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
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
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
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
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
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
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
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
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
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
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
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
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
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
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
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
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
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
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
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
就是,民开始自愚。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
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
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
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
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
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
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
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
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
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
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
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
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
家顾彬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
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
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
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
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
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
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
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
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
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
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
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
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
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
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
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
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
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
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
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
紧停住,少谈新加坡。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
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
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熟人社
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
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
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群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
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群居抱团吧。非常抱歉,
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
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
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
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
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
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
会不是诉诸群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
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
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
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
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
听说过这个名字。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
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
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
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
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
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
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
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
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
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
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
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
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
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
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
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
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
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
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
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
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
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
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
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
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
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
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
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
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
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
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
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
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
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
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
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
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
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
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
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
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
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
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
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
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
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
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
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
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
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
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
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
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
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
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
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
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
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
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
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
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
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
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
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
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
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
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
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
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
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
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
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
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
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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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4-06-10 15:49:03 提到] [FROM: 72.]
尚德塞:中国发展的效率与代价
发表于 2014 年 06 月 08 日 由 lixindai
  有学者声言,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是一党执政,相比一党执政的另类意
义,其不言而喻的其实特指中共党国制。当前,在西方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等等发展困境之际,相较而言持续稳定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以
其党国制威权效率,对带领人类进入现代化纪元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挑
战,中国党国制更有治国效率的宣张甚嚣尘上。

  效率就是投入产出效益,党国制效率必须有成本制约,其成本包括政治
经济国防思想文化公民权力民生福祉等等所有国家构成价值,党国制的综合
效率与分类效率,通过统计计算是可以计量投入产出效益的。那么,中国党
国制的效率到底是正还是负值、是高还是低值?环保部刚刚发布了《2013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笔者就此为重点做一大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效率,可以用年增长率和GDP计量产出,除资本外用能耗
环境人工等计量投入,那么,中国GDP与能耗关系如何呢?常识是科技进步
对降低能耗的作用是显著的,越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单位GDP能耗的峰值
越低,从英国的1.0toe/千美元、美国的0.9toe/千美元,依次下降到
日本峰值时的0.3toe/千美元左右(toe-Ton Oil Equivalent 吨油
当量)。中国尚未达到工业化高峰而能耗却居高不下,2011年单位GDP能
耗0.796toe/千美元(2011年野村控股公司据各国每增加百万美元GDP耗
石油量,所制“全球能源低效国排行榜”数据,远超中国自统数据),位居全
球倒数第四。相应的宏观经济表现则是,中国能源消耗总量2011年占世界
比重高达21%,碳排放占世界比重更高达25%,均超过世界经济体老大美国
排名世界第一,而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0.5%及美国的40+%。

高速发展世界老二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效率并不轻快。

  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经济状况的背后原因之一,则是党国制效率。“如果
取消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政府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张
维迎教授14年前尖锐之言引发社会热议焦点,2年前复媒体采访他进步坚持
上述观点,“12年过去以后,我更坚信这一点,腐败就是权力导致的,如果
审批废除了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腐败。“

对于权力寻租的审批腐败成本,几年前曾经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经
济学家韩志国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要计算行政审批的经济成本,永远
不可能有准确的数据。那些审批不通过的项目,有多少是市场条件下的好项
目,能给社会带来多大价值,永远不得而知;审批通过的项目,有多少是重
复建设,浪费资源,谁也说不清楚。”他建议应该从中国现在的经济效率来
看行政审批的问题。韩志国告诉记者,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说“我国消耗
了世界上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油气,才创造占世
界8%的GDP。”

韩志国认为,这8%的GDP如果除去重复建设部分,实际有效GDP份额可能只
占5%。党国制所谓“选贤任能”,无可避免地方政府绩效与GDP挂钩,招商
引资短平快助推拼规模高耗能项目上马,且政府长期实行能源管制政策以及
国进民退的做大政策,使得市场价格不能充分体现能源价格的稀缺性和提高
企业竞争性,由此误导着企业向高耗能道路越走越远。而作为行政审批改革
最早的参与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余晖近日接
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张维迎教授也曾是行政审批改革咨
询专家组28人之一,所以他对张维迎教授的上述言论并不陌生,“他表达的
意思没错,指出了行政审批的成本,但具体数据可以商榷,也许比他估算的
低,也许还要高。”余晖认为,”

从表面上看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取消审批事项,但实
际上取消和调整的事项远远没有触及核心的垄断利益,而且越往后,所涉及
的行政审批的合法性就越强,取消和改革的难度显然会越大。”

  当今李政府行政改革的重点之一依旧是消除权力审批导致经济发展质量
的低效率,然而党国制的一元化集权性难关重重。中国陷入升级困境的产业
群,体制性障碍远危于技术性障碍。

  由于高能耗的投入产出方式,广泛涉及冶金化工等初级加工业,所致高
废渣废水废气排放,必然结果就是对环境的高污染,其中更有大量不可恢复
性的土地资源毁坏和水资源毁坏。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数据,全
国耕种土地面积的污染超标率为10.4%,而土壤总超标率为16.1%。环保部
南京环科所2013年数据,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
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
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长黄珠松淮海辽、浙
闽西南西北诸河等十大水系的国控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即污水和
废水的断面比例分别19.3%和9.0%共计近30%。较地表水更严重的是广泛
的地下水污染,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
例为59.6%。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数据,中国污水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中国
水环境的COD(化学需氧量)承载力为740.9万吨,但2010年全国第一次
污染源调查报告,COD实际排放量为3028.96万吨,约为中国水环境COD承
载力的4倍。

  同样由于追求农业高产出,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我国农药使用量达
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黑龙江农业监测站站长说:“目前,
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云南农
业大学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
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激素的有机污染。

  不仅污染加重,而且还在转移扩散。当前,我国土壤污染还出现了有毒
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
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
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环境污染对于土地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情
无疑雪上加霜。

  空气污染的国民体验,2013年备受公众责难的笼罩全国五分之一国土
的雾霾,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环境灾难,被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称为“
当今全球最大的环境灾害”,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易表示,“很遗憾的是,
30年时光过去”,但是整体情况还在恶化,而且形势非常严峻。原因主要有
三方面:一是这30年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模
式还没有彻底改变,没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办事,“就是只顾GDP增
长,不顾环境影响,不顾资源消耗”;二是没有按照法律办事,虽然水污染
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已出台,但是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的现象;三是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虽然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在,但是我
们有很多事情现在去检查并不专业,做的方法并不专业。”

  GDP在党国制推动下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党国制无效环境管理。全球化给
了中国接受先发国家淘汰产业的转移产能,有幸实现了产业高速发展;同时
必然接受了先发国家淘汰产业的污染转移,不幸重复了先发国家的污染历
史。工程院院士王浩说,“这110年来污染的特征,像1900年的时候主要是
粪便污染、大肠杆菌、细菌这些,再以后是重金属和氮磷营养物,现在是重
金属、氮磷营养物,持久性有机物再加上二次污染,对发达国家来说不同的
时期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突出的主要矛盾,但是对中
国来说30年里走过了国外两三百里走过的路,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非常
快,面临非常复杂的水环境问题,国外一个时期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中国这30
年里特别是在当前都集中出现了。所以说是叠加性、复合型的污染”。

  那么,中共党国制GDP的非资本性成本是多少呢?2010年环保部环境
规划院最后一次发布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即人们俗称的绿色GDP)的部分
结果。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5389.5亿元,占
GDP的比例为3.5%左右。当年GDP增长率为10.4%,实质就是透支未来治污
成本的增长率,而这个成本的高昂性决定了其将远远高于2010年
GDP3.5%。

  对于土地治污,有学者表示,结合国外已有实践,预防成本相对治理成
本,有一个比方,污染之前土地的成本是1的话,那么污染之后,防止污染
扩散以及防止污染造成后果的成本是10,而污染蔓延开来后治理完成则需要
达到100。2013年有关数据显示,全国耕地污染面积约1000-2000万公顷
占全耕地面积8-16%,按中间值1500万公顷2.25亿亩计算,其贬值价值将
超过18亿总耕地成本8倍,这又是透支未来治污成本的增长率。

  至于已经令人惊心动魄的水污染治理成本呢?一个极端示例是,“春都
明镜”滇池,至今投入639亿元治理未见成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滇池
水质一直维持在劣V类。2011年,昆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317.69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441.57亿元。有媒体报道,当
地有官员表示,从滇池污染治理的资金使用情况看,每年昆明市对滇池的投
入占到其财政支出的30%左右。昆明市政府每年对滇池污染治理的投入用了
当年财政支出的近1/3。与之形成同类对比的,日本的琵琶湖也是内陆湖,
跟滇池的情况很相像,琵琶湖几百亿美元方治理成功,滇池才投入几百亿人
民币差的还很远。另一个具有普遍性例子,华北平原位于我国重要的经济战
略发展区域,地下水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饮用水源和战略资源。2013年4月由
环保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水利部联合编制的《华北平原
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媒体报道语焉不详笼统提示方
案“成本极高”。

  据2012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
长王玉庆所谈,我国每年环境污染的财产性损失,如工业污水处理成本、农
渔业的收成损失,包括部分生态损失很难计算;而健康损失,计算起来更困
难。估计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2011年中国GDP为
47万亿增长率9%,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2.35万亿至2.82
万亿元,也就是超过2万亿元。这就是不被关注的隐形成本,实际要大大冲
抵GDP增长率,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曾做过相关研究,环境污染每制造1
块钱的利润,却要花60块钱来治理,还要花15块钱去看病,数据可能国情
有别但常识却是治污成本必定远高于污染生产成本,当今GDP远期成本惊人
高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尚处于低端,这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只能是拼能源与
资源型的高污染高碳经济。党国制GDP效率,就是压缩发展进程浓缩环境污
染没有丝毫干净清爽的污色效率,重蹈先发国家工业化毁坏性之路,其所谓
高效率意味着环境换GDP的高自毁性,不可能是优质效率。新世纪进入世界
前列经济体,严重的环境污染迫使中共治国加重污染治理,又在重复发达国
家先污染后治理之路,中共GDP效率没有丝毫创新沿袭先发国家老路亦步亦
趋毫不高明。

  而另外无需赘述的是,成本比较的中国的后发优势之一,就是低廉的人
工和劳动环境。低工酬低劳保低福利低维权,这种构成中国劳工阶级的低人
权状况、人道主义负效率低效率和后发劣势,却是全球化产业链价值转化的
客观无奈;而中国劳工阶级的沉默忍耐,正是中共党国制追求发展速度更有
强权效率的社会压制力量,可以远比其他国家更苛刻利用后发优势,节制劳
工优待资本实现产业高速发展的公开诀窍亦不高明。而从人工报酬对立面的
资本回报率而言,中共党国制亦绝非高人一筹。日本经济起飞进入世界首二
的高速发展时期的1965-1980年,资本回报率平均高达28%;而在1978-
2006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期,中国资本回报率虽高达21+%却并不比首创欧
美之外经济奇迹的日本强,2008年金融危机后降至11-15%,2010年中国
经济超日居二,资本回报率的白重恩数据却低至5%后才回升?虽然中国资本
回报率得益于高投资粗放式初级经济发展的便宜,相比稳定成熟发达国家依
旧可以保持较高份额,但是中共党国制经济却在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中无
法象东亚国家那样快速得手,经济效率受到的挑战日益加剧。同期,日本劳
动者所得份额从41.44%升至51.6%,而中国劳动者所得份额却从49.57%
降至40.61%;即使降低劳动者所得份额,可比性的资本回报率依旧未能高
出日本。两组数据非常直观表现了中共党国制并非绝超的经济效率,也非常
直观表现了中共党国制经济效率的不公平性。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资本溢流实现国家间不断创新转移
新旧产业接续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个产业链成为世界产业一环,
毫无例外即极大得利亦极大损利,无论它如何体大量巨如何标榜特色,都无
法超脱全球化资本产业链环之利弊。毛时代更严苛的党国制濒临崩溃的效
率,与改革开放承接全球化产业链环高效率的极端反差对比,生动证明党国
制正价效率恰恰得益于全球化背后推手——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中共
党国制效率就是资本与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效率,党国制的强权之手必须顾及
那只无形之手起舞,这是中共亦承认市场经济由“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
的根本性观念之变。共产党承认资本与市场的无法被否定的客观力量,就是
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战胜长期以意识形态高居性的党派自负,中共党国制因
循而动方所获益,这就是资本与市场的强大正道效率。

  至于社会其他,人们讥称中共党国制财富增长快速堪称世界第一,但中
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学术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学术豆腐渣更
是举世闻名;高教大跃进,中国大学数量世界第一,却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
学;科技尖端上天揽月,日用民生毒害横行;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但几乎没有世界知名的品牌,小小的涡轮叶片就难住了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
展之路;中国奥运会金牌第一,但中国人平均的身体素质却排名世界末流,
以致“小日本”的身高都超过同龄中国人;中国官方媒体处处阳光明媚,网络
媒体每每污浊阴暗,官言正腔高调民众总是“老不信”,社会分裂沟壑纵横耗
资巨大的维稳成本……党国制高效率实际是以经济效率争取国家治权合法性,
狂热追求经济产出的物产财富显性指标,对文化思想民主文明等软性成本隐
形成本远期成本弱势群体人权价值压榨下的各种社会成本高消耗效率,其一
党专权必然无所牵制行政处事决策成本低执行成本高反复“折腾”,无效GDP
高效率。

  仿效东亚各经济体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初期高速发展后,当今中国正
面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期,国家亟需转变发展方式产业升级,而党国制
下国企垄断惰性低效、教育科技僵化腐败以及民企地位虚弱,导致至今经济
转型产业升级疲软无力,解放市场经济的本质力量——自由竞争并重蹈当年东
亚国家政府主导成功的转型发展方式,是党国制不二之选。然而,中国经济
结构和国民素质以及社会文明程度,却远逊于当年东亚国家状况,中共党国
制主导后续发展除非更强权更专断更无惧牺牲文明性绝不会继续成功,毫无
疑问这就是无法解脱的中国特色威权野蛮的发展方式。然而,从投资拉动-
出口导向转向后续发展阶段,必然就是扩大国家内需提高国民生活消费阶
段,党国制的更强权更专断更无惧牺牲文明性,恰恰无法适应更自由更活跃
更富创新竟优精神的国民思想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更高消费品质社会,社会
客观状况与发展需求的巨大矛盾,党国制首先陷入转型发展的深重困境。相
比东亚各国,要么继承西方殖民统治的文明遗产,要么处于美国势力直接控
制下的外部监督,其威权高压政体的残酷,亦不得不确立自由民主思想价值
以及宪政文明国家价值并留下自由民主社会活动空间,而一旦国家跨越中等
收入转型发展期开始现代社会建设,就在各自国情下勃发自由民主新潮最终
完成现代国家转型。而中共党国制社会却缺乏这些内外部条件,特色掩蔽下
企图永远维持党国制威权政体,这是违反人性和人类普世价值将被历史证明
的新“唯意志论”幻想。

  苏联首创的党国制,国家垄断资本计划经济,在非均衡发展状况下建立
强大国家,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武力军备思想文化输出扩张,与资本主义全球
对峙,如果它的崩溃是国有制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那么,当今
中国党国制,转向近似混合经济基础的集权政体,沿循东亚模式取得的成
功,到底能维持其时代不变万世永存吗?

  中共理论附庸无论如何否认,改革开放后成功的中共党国制就是受启于
与中国亲缘的东亚各国的威权主义模式,其不啻等于特色威权主义体制。没
有东亚国家尤其是败于大陆崛起离岛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其党国制威权资本
主义巨大成功的同种同文民族性启示和优胜比较,中共是无法在结束文革和
社会主义世界性败落后,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了与市场经
济与美国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间,合理衔接的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方式。
相比东亚威权主义政体,中共党国制体现了世界少数超大专制文明历史背景
的国家,以及长期革命执政经验丰富世界第一大党,混组合成的自我稳定性
强自我革新性弱的特大一党专权威权政体。而与东亚威权政体国家更根本的
国家意识形态差别的状况下,中共以社会主义全面彻底隔绝过西方自由民主
价值及其政体,中国社会长期丧失自由民主人权文明价值和宪政文明的传播
和教化。依于这种国家规模和执政党的差别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共
更固执自身的历史特性和意识形态功利性,更排斥始自西方开化的自由民主
现代意识,更迷恋自身的大国国力优势及其世界影响力,更幻梦追求超越和
主导整个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国民族的优等性。中共党国制越是强势发展越是
三自信排斥世界主流价值,民众越是对中国未来担忧。能够成为国家主人成
为个人命运的主宰而不是党国制幸民,绝非党国制所谓国强民富就能给予
的,这就是民众期望与党国制愿景的根本差异。党国制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差
异,不会永远维持正价效率,也必将永远被民众和世界质疑。

来源: 共识网
 
2   [dokknife 于 2014-06-09 09:48:36 提到] [FROM: 209.]
弄臣和帮闲的又一行径——评张艺谋新片《归来》    

 近一周,鸵鸟中国“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雅皮小资们,微
博短信、茶余饭间津津乐道的话题,除了黄海波的嫖
娼,就是张艺谋的《归来》——可见虽然被一贬再贬,
张导兀自余威不减,“轻轻地挥一挥手”地归来,就能搞
出嫖娼一样的轰动效应,“大师”就是“大师”呀。    我一
向看不上张艺谋,或者说我早就看透了张艺谋,从没在
他身上浪费过金钱。这次禁不住小朋友的怂恿,我“移
金山、挪玉柱”,垂观下看,算是近十年里终于看了一
部冯小刚之外的国产电影,    乍一看,张艺谋拍《归
来》,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他终于从甘作一个插科
打诨、凑趣邀宠、自污哗众、粉饰太平、“文化美容”的
朝廷弄臣和权贵帮闲的自我作践、自我堕落的道路上,
回归到“导演”角色,重新对现实苦难和历史罪孽投射了
些许关注。    果真是这样吗?。    冯小刚是我欣赏的唯
一一个中国导演,也是让我可以看其作品的唯一一个中
国导演。因此,我自然就会把《归来》和冯小刚的近似
作品《唐山大地震》做比较。从情节设计、内心呈现、
情绪表达、人物冲突、情感挣扎以及构图和视觉的冲击
力与震撼力上,《归来》都远远比不上《唐山大地
震》。更要命的是,《归来》怎么看怎么都有一种“举
阳不起”的感觉。《唐山大地震》除了开始的山摇地
动、生命绞缠、亦活亦死外,看似平台期,却一直动态
不绝,九浅一深地层层蓄势,蓄到了母女相认一节,突
然间石破天惊地喷薄而出,实现了整场最高潮,让人酣
畅淋漓、痛快恣肆。而《归来》从头到尾,一直在慢慢
蠕动,嗫嚅呻吟,后来等得实在忍不住了问高潮什么时
候来;一问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了;搞不清是
早泄还是滑精,反正没了,等张导的下次吧。    如此令
人扫兴、让人不爽的结果,只会发生在处女作和做处女
的青涩少年身上,不该是拍了20部电影、御女无算、生
了猫狗双胎的张导所为。难道是张导已经年迈气亏、力
不从心?    5月19日新媒体网易娱乐登出了一遍报
导:“《归来》主创解读张艺谋改变:苦难不再是重
点”,让我们看出了究竟。    报导内容如下:    《归
来》主创解读张艺谋改变:苦难不再是重点    2011年
12月张艺谋个人第19部导演作品《金陵十三钗》上映,
这部电影在当年遭遇了冲奥失败、票房失利两大重创,
被视为张艺谋导演生涯的一次滑铁卢,时隔三年之后张
艺谋的新片《归来》登陆内地影市,然而在《金陵十三
钗》和《归来》之间的三年时间里,这个被誉为“国
师”的中国顶级导演,经历了和张伟平的决裂与解约,
经历妻子儿女的曝光与偷拍,经历了甚嚣尘上的超生事
件罚款风波,当在是非纷扰中沉浮了三年的张艺谋,再
次带着作品而不是八卦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不管是
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本人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以下《归
来》的四位主创将围绕“张艺谋归来的改变”做出四种讲
述,从中我们勾勒出一段张艺谋这些年的“回归”轨
迹。    再拍文革戏“苦难”不再是重点        20年前的《活
着》与《归来》十分相似,都是以那段特殊年代为背景
的作品。只是《活着》中更多的描写了那个时代背景下
给人带来的伤痛,更多的是控诉和反思,《归来》并没
有像《活着》那样过多的渲染那个特殊年代,“文革”在
《归来》中基本不见,避开”原著《陆犯焉识》前半部
主角苦难求生的部分,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更小的角
度,将背景和反思淡化,转而加入更多的是“治愈”“原
谅”这样的主题,通过动乱年代后一个破碎家庭的重
建,让人物和“情”成为电影的主题部分。        原小说在
年代跨度上展示了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陆焉识一生的
起伏,而影片《归来》只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进行
了拍摄。在“文革”时期的苦难不再提起,对于“为何不拍
全本”,张艺谋认为原著之丰富,能拍三部曲,而《归
来》是冰山一角的拍摄方法。很多人拿题材相同的《活
着》与《归来》对比,张艺谋认为两部电影有可比性,
但自己没有刻意回避苦难,而自己也没必要再拍一部
《活着》,才有了《归来》里更多的宽容的变
化。         张艺谋解读:我不是回避或者妥协,最早你拍
电影初生之犊不畏虎,那时候年轻那时候你也不愿意想
那么多,可能就会做决定,现在你就会想很多,想很多
不是想那些其他的东西,就电影本身你会想很多,因为
观众对你电影的要求也高了,他不会光看你的三板斧,
看你的一股锐气就OK了,对于电影的整体文化水平,
价值判断和整个观赏水平都高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决定
一个动作,其实你会想一想这不是迟疑,不是犹豫不
决,而是想找到更准确,更高级的方法。而至少是我是
求变的,因为我再拍一个《活着》没必要的。不受外界
的影响,想回到自己的感受上。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
讲述这段历史。我觉得《归来》《活着》完全可以比
较,这是一个同一个题材,只是不同的处理,《活着》
是直接描写不同的历史时代,而且历史时代中直接交织
了生与死,它是直接的,而且有时候波澜壮阔,只给人
心的那种东西,直击人心。而《归来》是把大时代引到
后面去,丝丝入扣地通过小细节通过一句话一个道具一
个眼神去传递,所以两部电影完全是同类题材的两种拍
法。我们今天看文革中许多这样的故事,大家其实都是
原谅,因为大家都理解那个时代,比这个极端的例子多
的是。出卖甚至迫害,亲人之间例子太多了。我觉得那
是我在那个时代下人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我们都
是时代的某种直接的一个载体,今天其实大家都是回头
来中国人的这种心态都是这样子,宽容、宽恕和理
解。        江湖地位改变张艺谋考虑方式  《归来》是陈
道明第三次和张艺谋合作,早在三十年前他们曾经一起
拍摄了张军钊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当时张艺谋是这
部电影的摄影师,而陈道明出演的角色是片中的锄奸科
科长,而这对彼此见证了对方处女作的搭档又曾经在
2002年拍摄了武侠电影《英雄》,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
电影的“大片时代”。对于亲眼见证过张艺谋崛起、转型
和归来的陈道明而言,这一次张艺谋“归来”有很大变
化。而在《归来》拍摄期间,正好赶上张艺谋超生事件
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陈道明眼中,现在的张艺谋考
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了,举手投足也比过去略显迟
疑,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儿可以,现在的张艺谋抬起
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
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在陈道明看来有人说张艺
谋“归来”是不对的,“他一直在的,只不过是在坐的板凳
不一样。”         陈道明解读:他(张艺谋)走过的路他
的创作的历程和他在这个行业的前进节奏跟过去当然不
一样,都有变化,考虑问题可能更复杂,考虑的方面可
能更多了。不像过去他就知道拍电影,其他什么都不
管,他不会去考虑票房,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任
何都不考虑,只是拍电影。现在因为他走到现在了,他
的声誉他的江湖地位不允许他只是单纯地去考虑一个电
影自我的东西了,它还有必须考虑群体性的,从众的,
包括集体利益的,包括社会效应的,可能考虑的方方面
面比过去多多了,那么举手投足比过去就略显迟疑了,
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儿可以,只要是他舒服,现在抬
起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
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不光是经济利益,包括社会利
益,社会效益,包括方方面面。所以活的可能比过去更
累了。          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
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
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归来》)
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表现了一
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
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在控诉,连
怨言都没有。(《归来》)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
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
这个人还在愈合。导演最后选择的方式就是可能选择的
通通都是“减法”方式而已,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
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
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张艺谋的“归来”比之前更加沉
着        曾经和张艺谋有过十次合作的巩俐,应该说是国
师曾经的“电影缪斯”.........巩俐说张艺谋拍《归来》却不
想重复自己,不想用很渲染很喧哗的一个色彩,或是重
复之前的东西。在巩俐这次的张艺谋变得更加深刻,也
更加沉着。        巩俐解读:(略)张艺谋用减法拍《归
来》哭戏不再是卖点    邹静之是《归来》这部电影当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本片编剧),作为中国当代最富
盛名的影视剧编剧,邹静之曾经在2005年和张艺谋合作
过电影《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事后并没有被过度谈
论,然而当年却因为和陈凯歌的《无极》同期上映而被
评论为:输了票房赢了口碑,目前看来《归来》在有的
地方和《千里走单骑》有着近似的风格:都是那样的平
实冲淡隽永温情。        然而和《千里走单骑》相比,
《归来》有着更大的时代背景,更长的时间跨度,以及
更深沉更复杂的人性,然而却少了《千里走单骑》里对
于父子亲情不舍的追问,以及对地方民俗的宏大的展
现,对于编剧邹静之而言,张艺谋之前的电影,都是非
常浓烈、非常张扬那样的人物和故事,这是一次“做减
法”的创作过程,首先他尽量削减了严歌苓原著当中那
些残酷凄厉的文革场景描述,让长达20年的伤口在电影
的前30分钟展现完毕,而后面他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伤
口去慢慢愈合,没有刻意煽情的片段。邹静之解读:
(略)”       (该文很长,我做了一些删节,最主要、最
核心的意思都保留着,特别是都保留在我用黑体标注了
的句子里。)        原来如此!        刚听说《归来》的梗
概,熟悉历史的人们不仅奇怪,在执政党刻意忘却、掩
饰历史的此刻,在文化、传媒管制空前严苛的今天,软
骨头、无底线的张艺谋何以生是非、挠虎须、犯天颜、
寻苦头地重拍文革题材?上面这篇“四人帮”式的自供
状,让我们着着实实地明白了真相:张艺谋哪里是“重
新对现实苦难和历史罪孽投射关注”,张艺谋何曾是“从
插科打诨、凑趣邀宠、自污哗众、粉饰太平、‘文化美
容’的自我作践、自我堕落的道路上回归到‘导演’角色”,
恰恰相反,他是处心积虑地在配合着“刻意忘却、掩饰
历史”,是深思熟虑地在附和着“文化、传媒空前严苛的
管制”。说《归来》是应命而作、奉旨而制,我们没有
证据,但无疑他是在以一种更隐晦、更伪善的方式“小
骂大帮忙”,继续着一个弄臣和帮闲的行径。        看看
吧,张艺谋亲口承认,他在蓄意抹杀“那个特殊年代”,
蓄意掩饰“文革的苦难”, 蓄意“让文革背景基本不见”,
蓄意掩盖”原著主角苦难求生”的事实,蓄意消灭对那个
罪恶年代的“控诉和反思”,蓄意让人们忘记“残酷凄厉的
文革场景”,蓄意“要人们永远‘不再提起文革时期的苦
难’”,蓄意让人民 “治愈”、“原谅”、“宽容”。为了这个目
的,帮闲和弄臣张艺谋居然无耻地说出了连执政党都不
好意思说的话:“我们今天看文革中许多这样的故事,
大家其实都是原谅,因为大家都理解那个时代,比这个
极端的例子多的是。出卖甚至迫害,亲人之间例子太多
了。我觉得那是我在那个时代下人不能控制自己,不能
自主,我们都是时代的某种直接的一个载体,今天其实
大家都是回头来中国人的这种心态都是这样子,宽容、
宽恕和理解。”能说出这种言辞的人——如果我们还把他
称之为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丧尽天
良。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旷世苦难,给无数无辜
者带来的刻骨戕害,世世代代无法消除,几千几万年不
能治愈。可是,面对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远远
超过希特勒纳粹匪徒所作所为的暴行罪恶,用帮闲的帮
闲陈道明的话说:张艺谋“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
没有。”  说他丧尽天良,难道还冤枉他吗?        当文革
的血腥通过“重庆事件”再一次让人们感同身受的今天,
当温家宝振聋发聩的警告“文革的悲剧不是不可能重
演”犹在耳畔的今天,当对文革的留恋像鬼魂一样无时
无刻不笼罩着我们的今天,当整个社会、包括无数文革
中助纣为虐者都在不断觉醒、不断良心发现地或挺身赴
义、或犹抱琵琶地懊悔致歉的今天,用帮闲的帮闲陈道
明的话说:张艺谋却“自返而归”地“做减法”,“尽量削减
了严歌苓原著当中那些残酷凄厉的文革场景描述”,轻
描淡写地“让长达20年的伤口在电影的前30分钟展现完
毕”,“让这个伤口去慢慢愈合......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
点地愈”;不但如此,“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
人还在愈合。”从这段文理不通的话里,我们更清楚地
看到,张艺谋为了拍马屁,是如何霸王硬上弓 “硬邦邦
顶上”地强奸民意的。说他丧尽天良,难道还冤枉他
吗?        不问是非的原谅,没有原则的宽容,不做清算
的忘却,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纵容作恶、伙同
犯罪。“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不公布文革真相,我们
绝对不能忘却;不厘清历史责任,我们绝对不可原谅;
不罪己悔过自新,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不定谳罪魁祸
首,我们的创伤永世不可能愈合。        从前勃兰特代表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纳粹德国向犹太人下跪忏悔,以色
列人可以宽恕和原谅;今天安倍如果代表和他几代相隔
的军国主义战犯向中国人鞠躬道歉,中国人也应该宽恕
和原谅。但是,和文革元凶血脉相连、道统相继的执政
党迄今为止有的只是掩盖、狡辩和谎言,而从未有过真
诚的忏悔和道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义务去宽恕和原
谅呢?        在现代文明的政治文化里,人身清算已是野
蛮的过去。但是,这不等于历史不需要清算、不等于罪
行不需要清算、不等于责任不需要清算、不等于道义不
需要清算。金大中上台后,1996年全斗焕受到重新审
判,并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反人类罪、谋杀
上司未遂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一年后金大中将其特
赦释放。此一过程看似多此一举,实则大含深意——这
就是要庄严地昭告天下:出来混,早晚要还的;罪犯可
以赦免,但正义必须伸张,否则无以告冤魂、无以警效
尤。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执政党在全世界面前顿足
捶胸、诅咒发誓“绝不秋后算账”。然而,还没等到秋
后,执政党就迫不及待地算了账,不但算得锱铢必较,
而且还透支了其后几十年的信用。自诩天赋永远先进的
执政党都如此小肚鸡肠,命定原罪的我们如果如此大度
宽容,岂不是太不给“三个代表者”留面子了吗?        在
老一辈执政党里尚属宽厚的朱德,曾经在“反右”最疯狂
的时候私下感叹:共产党何必要这样搞,这样去世世代
代结怨仇?但是,五十四年过去了,朱德的担心没有应
验:曾经被凌辱、践踏和摧残的人们并没有和共产党结
下冤仇;相反,他们的后代不但将前辈们受过的凌辱、
践踏和摧残忘的一干二净,还在犹自主动献上“宽
容”、“原谅”以取悦当道。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犯践,真的
这样容易“宽容”,那么,不但执政党看不起我们,我们
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下作,真的这
样容易“原谅”,那么,不但我们自己是在作践自己,执
政党都应该继续作践我们,        共产极权制度的鼻祖列
宁说过一句话:“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极左的鲁迅
说过另一句话:“让别人去宽恕吧,我,一个都不原
谅。”    帮闲和弄臣张艺谋的行径,不但让我们作呕和
鄙视,连有骨头的极权主义者和做派都会恶心喝不
齿。    补:        王尔德有一句举世闻名的话:“为艺术
而艺术”,后来被电影巨头米高梅(MGM)借拉丁
文“ars gratia artis”引为公司不二座右铭,并镌刻进
LOGO。对在奴化谄媚、利欲熏心氛围中长大的中国电
影人来说,“为艺术而艺术”是对婊子谈忠贞。但是,像
张艺谋这样公然坦陈:“最早你拍电影初生之犊不畏
虎,那时候年轻那时候你也不愿意想那么多,可能就会
做决定,现在你就会想很多”,像陈道明这样公然声
称:“他(张艺谋)走过的路、他的创作历程和他在这
个行业的前进节奏跟过去当然不一样,都有变化,考虑
问题可能更复杂,考虑的方面可能更多了。不像过去他
就知道拍电影,其他什么都不管,他不会去考虑票房,
也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任何都不考虑,只是拍电
影。现在因为他走到现在了,他的声誉他的江湖地位不
允许他只是单纯地去考虑一个电影自我的东西了,它还
有必须考虑群体性的,从众的,包括集体利益的,包括
社会效应的,可能考虑的方方面面比过去多多了,那么
举手投足比过去就略显迟疑了,不像过去抬手就放在这
儿可以,只要是他舒服,现在抬起手来有时候放下去的
时候可能要顾忌各个方面怎么样放才能够利益最大化。
不光是经济利益,包括社会利益,社会效益,包括方方
面面。所以活的可能比过去更累了”,则还是让我们难
以置信还有如此廉耻全无、厚颜无度的“艺术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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