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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习近平:《关于八九六四的红皮书》(谨供参考)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3-12-23
更新时间:2013-12-23
浏览:219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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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习近平:《关于八九六四的红皮书》 送交者: 求真知 2013年12月23日
(谨供参考)


习近平:《关于八九六四的红皮书》


关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我与党内同志,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同志, 作了很多次的讨论,包括个别和集体讨论,但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也征求了党内老同志的意见,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新制定的党内民主原则,凡遇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必须在政治局常委会内达成一致,然后征求前政治局常委老同志们的意见,如果也一致认可,方可以政治局党中央名义,作出最终决定。于是,八九 六四的问题,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无法作出结论。

看来,八九六四的天安门事件,在我的任期内,党中央和政治局是无法给出答案的。今年,是我任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第一年,我认为有必要,以我个人的身份,即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向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交代我对八九六四看法和立场。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给我提意见。

文化大革命已经有结论了,是毛主席犯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大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表态,“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大家知道,文革结束于1976年10月。1978年,距文革结束才两年,我们伟大英明正确的党,就能够看到也能够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及时作出了决议,一方面承认毛主席的错误,另一方面对十年文革作了盖棺定论。能够及时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我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是在不断犯错不断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地方武装割据到解放全中国。

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不断同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和错误路线作斗争。最后,毛泽东同志自身也犯了错误。邓小平同志早在文革期间,就挺身而出,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作斗争。最后,掌握真理的邓小平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十年文革,被党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被党的决议认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这些都是党的历史。回顾这些历史,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学习,学习他们敢于同犯错误的同志,和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

如果,邓小平同志,在八九六四中犯了错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像毛主席邓小平当年那样,同犯了错误的邓小平同志作斗争呢?

八九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错误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我们党为何不大声宣传八九六四的光荣历史,如同宣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新中国历史一样。否则,一些外国势力为何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干涉我们内政?还不是因为有把柄落在他人手上?从没听说外国政府借口文革干涉我们的内政,就是因为文革是内政,而八九六四事件是反人类的屠杀行为。

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应该如同党对待文革一样,来对待八九六四;要像党否定文革一样,来否定八九六四;要像十一届六中全会一样,把八九六四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同志,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把发动文革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样。

这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为难的?既然党有先例,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作为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何不能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历史错误?

以上都不是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八九六四的错误,是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不是党的错误,要把八九六四与党割裂开来,不能让党替邓小平同志背负屠杀老百姓的千古骂名。

文革,十年浩劫,毛泽东同志,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林彪四人帮对文革负有次要责任。八九六四,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对八九六四负有主要责任,其他同志,如李鹏王震陈希同等同志,负有次要责任。

我发表这篇八九六四红皮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打倒谁,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崇高地位。在党的利益面前,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江青同志、李鹏同志等,个人名誉都算不了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牢记这样一个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党的利益,即使粉身碎骨,即使牺牲个人生命和荣誉,都在所不惜。

所以,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对八九六四屠杀北京学生市民的错误,以党中央名义,得出最终结论,作出最终决定,是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是陷党于不义,是置党于死地的愚蠢行为。

我是党的总书记,但首先是一名党员,我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如果党中央政治局一意孤行,为了维护明显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名誉,继续罔顾对党的名誉损害,以致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危害党的政权,我只好与你们一起,做好遗臭万年的准备。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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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22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3-12-30 12:53:09 提到] [FROM: 72.]
悟空孙:圣诞光环下的毛泽东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30 10:21


今年,从网络上学到了一个英文新词:Christmaos,原来,中国的12月26日,正是西方的12月25日,圣人降临的日子。

毛泽东又热起来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继续把毛泽东神化,也有同样多的人把毛泽东丑化,臭化。 但无论如何,120年前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历史。无论你爱他还是恨他,毛泽东始终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人的头顶上漂浮。

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八卦毛泽东和张玉凤的私情,可以渲染毛泽东和女文工团员的艳遇,甚至调侃毛泽东和儿媳的十指相扣,但是要严肃地给毛泽东在历史上做一个准确的定位,任何缺乏事实真相与理性论述的结论都不能面对历史最终的判别。

其实,对毛泽东做什么定论已无关重要,因为中国社会的道路已经和毛泽东所指示的方向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今天研究毛泽东不在于研究他“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毛泽东是“神”还是“魔”的争论无一例外都是个人情绪的发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而弄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影响,才是对中国今后发展具有意义的思考。

毫无疑问,早年的毛泽东的确是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以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投身到革命中去的,因为他目睹了晚清的腐朽没落,也曾经历了民初的战乱,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以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他去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时的毛泽东,身上也一定流淌着忧国忧民的热血,但是他绝不会狂妄到对于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都不屑,让自己在这苍茫大地上一主沉浮。

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一千年前的中国没有本质的差别,“革命”说穿了就是“造反”,所以毛泽东和刘邦,和朱元璋和洪秀全也就没有本质的不同。刘邦、朱元璋代表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毛泽东也是。拿刘、朱作为参照来定位毛泽东,毛就没有那么神秘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所做的一切都是封建皇权的必然产物。朱元璋造反,也就为了吃一口饱饭,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把成吉思汗的子孙一步步逼入死角,直到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只剩下一个陈友谅,他还是决定“缓称王”,而要先“广积粮”。毛泽东同样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这个千年古国的一国之君,直到1945年,毛泽东才公开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也许我们会质问:为什么20世纪的风流人物毛泽东还走不出朱元璋的皇权思维,为什么西方社会早就踏上民主法制了,毛泽东还坚守独裁专制呢?

因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作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孙中山都认为在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集权是必要的,要“以专制推进民主”;蒋介石更加独断专行,即使毛泽东之后的伟人邓小平都是一个独裁者,我们要求中国的末代皇帝,或者是从皇权向现代公民社会演变中的一位过渡人物来发扬民主是不是过于天真与不切合实际了?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社会在民主法制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是上天还是没有让华盛顿、林肯降临在中国,为什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目前只能有江主席、胡书记和习总管?这,才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好好思考的。

不错,毛泽东的独裁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然而造就毛泽东的不正是你我这样普通的中国人吗?托洛斯基在评价斯大林的时候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 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这句话放在毛泽东身上也是十分正确的。

今天,我们不应该把新中国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毛泽东,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只反昏君而不反思造就昏君的土壤。我总是记得刘晓波说的话:“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这绝不是在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历史终究会有一个公正的定论,简单地用“功”“过”来概括毛泽东的一身不免有些粗糙,还是冯友兰先生的话有些道理:毛泽东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建立新中国,毛泽东有不可否认的贡献,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蒋介石腐败无能,旧中国不亡天理不容。也有人说,如果蒋介石把毛泽东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中国的今天必定会更好。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国也会出现朱泽东,刘泽东;没有蒋介石,中国会有宋介石,孔介石,陈介石;而“泽东”们必定胜利, “介石”们必定失败。历史演变的轨迹必然如此。

从分析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也来假设一下,如果毛泽东失败了,中国的今天会怎样?

没有毛泽东,中国自然不会有土改、不会有四清、更不会有大跃进和文革,但是中国大地将土匪黑社会横行、娼妓肆虐、毒品泛滥、贪腐丛生——这一切不都反映在毛泽东身后的当今社会了吗?我们痛恨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恐怖,但是我们忘记了蒋介石在台湾施行的白色恐怖,我们只知道文革中整死的人不可计数,但我们并不在意十多万台湾同胞在白色恐怖中以“言论叛乱罪“受难,数以千计的人被处死。

没有毛泽东,蒋介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是他的儿子蒋经国。小蒋会将中国带上民主之路吗?我认为不能。台湾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独势力。如果蒋介石留在了大陆, 台独不复存在,也就没有民进党,民主从何开始?当然,蒋介石会得到美国的支持,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对美国俯首帖耳的附庸,美国大兵将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美国军舰将游弋在黄浦江上。中国,充其量是另一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度。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将在很长一个时期无法发展自己的基础工业,中国将造不出自己的飞机、轮船和火车,更别谈卫星、火箭与核武,中国的国防无法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外蒙独立了,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新疆变成“东突”或俄国的走卒,而朝鲜半岛都是美国的后花园,面对列强的扩张,中国谈什么发展?经济如何腾飞?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不管是蒋介石的失败还是毛泽东的胜利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无奈,我们没有必要把个人拿出来做一个靶子批判,把责任推给一个昏君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身上是同一种可笑的思维。

至于毛泽东的治国术那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之所以会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将中国带入一个又一个运动的漩涡,这与历史和社会乃至国际大气候都有密不可分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成为中国革命的明灯,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至少“联俄联共”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对这段历史我无力加以分析,我只想从毛泽东自身的个性对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做个简单的剖析。

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国家其实也是一个诗人的国度。我们是一个用诗意思维的国度,是诗魂诗魄萦绕的国度。然而,诗毕竟不是现实,华丽虚幻的诗意过后,热血散尽,诗人若不脚踏实地的做事还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不是鸡飞狗跳就是一地鸡毛了。

自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还有什么能阻止今天的“风流人物”搞大跃进,放卫星,大革命,阳谋阴招,文革运动这一系列的红雨随心翻作浪任着性子来,诗人治国不把国民经济治得崩溃,不把全国人民治疯狂才怪呢!

诗人的国度自然充满了诗意和感性,这种诗人的特性,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缺乏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判断,我们不喜欢追究细节,我们不在乎后果,当我们的情绪和情感随着诗意开始泛滥,我们首先给事物定下调子和目标,然后就在这个目标和调子下开始折腾,手段和方法在达到目的前面只是一个辅助,一切为了目的服务,最后的成败只是道德上的评判。

我们在诗人的号召下,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诗人治国,是口号治国,中国的口号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口号虽然豪情万丈但从来就不靠谱,当年的15年赶英超美,铲平喜马拉雅,今天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都成了假大空。

诗人治国并非毛泽东的独创,那个擅长吟诗作画,书法一流的李后主到头来不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吗? 南唐也就在“不堪回首月明中”里结束了。李白幸好没有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去做唐明皇的丞相,否则马嵬坡岂止杨贵妃一个冤魂呢!

诗性的思维靠不住,诗人的精神往往是病态的冲动与不计后果的狂热,诗人治国是盲人骑奔马,诗人治国早该休矣。

“治人”是评价毛泽东不可回避的话题,无论把毛泽东捧的多高,美化的多么神圣,成千上万直接或间接死在毛泽东手里的冤魂是不允许我们绕过这滩血腥的。

大跃进中死了多少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具体的数字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事实的认定:人祸。如果说大跃进是毛泽东诗人情怀的昏招,那么全民族头脑发热,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也是造成这一灾难的根源。至于文革,就不是能用诗人情怀能解释的了。

文革究竟为什么发生,目前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发动文革一定和毛泽东巩固权力有关,只是“皇权”被裹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衣,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毛泽东把战场上的思维用在了和平时期的政治运作里,他对于“敌人”有着神经质的敏感,任何与最高权力接近的人都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质,给全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窝里斗的绝佳机会,文革中相当一部分屈死的冤魂,是个人或帮派泄愤的殉葬品,连武斗的两派,都不是一个阶级打击另一个阶级,两个同时宣称保卫毛主席的“革命造反团”可以机枪坦克把对方置于死地。即便是毛泽东煽动的对走资派的打击,若没有一大批普通人做毛泽东的打手,文革是断然闹不到这个程度的。

毛泽东自己一生都在和人斗,敌人斗完了就把身边的人当作敌人继续斗,直到把“牛鬼蛇神”都斗得干干净净,把全国人民都斗成服服帖帖的奴隶,把自己斗成了孤家寡人。

当然,毛泽东对列强也毫不手软。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来饱受内战和外强蹂躏的国家,毛泽东结束了内战之后,第一次用拳头在“八国联军”(朝鲜)面前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毛泽东的军事天才为毛泽东的神位奠定了第一层牢固的基础。

今天,民众对毛狂热的崇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信仰,如果倒退一千年,参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今天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情, “毛教”将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崭新的宗教。宗教情怀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是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可,只不过是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度里人们对心灵慰藉的需求,对精神领袖的呼唤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企盼。

宗教,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宗教一定要和政治剥离。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和愚昧落后的分水岭。中国社会没有产生本土的宗教, 所以某些貌似宗教的理念就极易被当成宗教来膜拜。 “儒家思想”即为一例,当这个本是一种哲学学说的理论成了维持社会的唯一经典,当四书五经成了选拔“国家干部”的唯一标准,当“仁义道德”成了维护伦理的唯一基石,儒家思想就成了准国教——“儒教”。从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文化成了维系每一代封建王朝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虽然这本身不是儒家文化的错。正好像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时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当政教不分,无论此“教”有多么伟大,“教民”们终将被“教皇”奴化,“教皇”拥有掌控政权的最高权力,国家也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灾难。

看到这两天国内“数万人”三叩九拜地朝拜毛泽东,我相信他们都是真诚的,在这些人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耶稣。按理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在一个古老而信仰缺乏的国度里民众崇拜一个120年前诞生的“大救星”并没有什么奇怪,说到底信仰也是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我们也不要嘲笑那些神化毛泽东的“毛粉”们,其实我们有些人自己一面嘲笑对毛泽东的崇拜,一面又把和毛泽东有几分相似的老愤青曼德拉捧上了神坛。这个崇尚暴力革命,治国无能,对黑人残杀白人,黑人之间“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上万人死亡束手无策的人真的那么伟大吗?

看,神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里的7位大佬齐刷刷地向一具死去37年的尸体鞠躬的时候,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凉:这个国家的政治要走出雾霾还任重道远。个人可以崇毛,但是国家政治必须和毛剥离。

不过,对于最高权力层的崇毛,我是深表怀疑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身的“正统接班人”的身份,他们虽然还要高举毛泽东这面大旗,但是他们却不敢正视,更不敢也没有能力执行毛泽东曾经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理论思想。更别谈毛泽东当年对蒋介石的呼吁:“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废止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绝不是一无是处,他的伟大或许就在这几句话。毛泽东不是希特勒,否则在毛泽东去世后,西方政要们不会称他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和“伟大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德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恶行,而毛泽东罪行只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传承,毛泽东不过是中国封建历史的缩影。

无论如何,丑化毛泽东和神话毛泽东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只不过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只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值得借鉴的遗产。

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施民主改革,废止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这些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吗?

怕只怕,今天的所谓“毛派”们,都只是一些好龙的叶公。

我们应当站在审视历史的高度,把毛泽东看成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人,所有对个人的神话和妖魔化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探讨毛泽东现象为的是理清我们自己的思绪,从而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和在历史中留下痕迹的过客,有了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才能提高自身的眼界和素质。有了这样的眼界和素质,我们才能提高自己,并通过提高自己而改变自己,改变别人,改变国家。

让我们记住一段著名的碑文: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收到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从我做起,改变自己,改变每一个中国人。但愿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2   [dokknife 于 2013-12-30 12:37:29 提到] [FROM: 72.]
韩少功:革命后记—写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30 00:23


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一个寓言,描写动物们不忍人类压迫,通过革命赶走了人。但动物中的内乱不绝,名为“雪球”的家伙被领袖视为内奸,派九条狗强行驱逐。后来那些大大小小的“雪球”也陆续落入冤案,被领袖“拿破仑”铁腕清除。

作为这个动物天国的最高宪章,他们的“七戒”被悄悄修改,其最后一条本来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修改版本却成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奥威尔是一个纠结之人,不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又以《动物农场》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的忧虑与绝望,对极权体制予以强烈警告,以至最终不惜去兼任告密者,充当英国情报机构布设在知识界的长耳与深喉。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读到这本书的。我在美国旅行,震惊于一个天高地阔和五彩斑斓的富国——当时中国人均国内产值仅及美国的百分之五。我拨打直通全球的程控电话,回想在国内邮局申请一个长途电话时的苦苦等待。我看到机场上巨型客机鱼贯而出列队候飞,回想国内公交车站前一大群乘客抢门的拥挤和厮打。我在水门公寓一位教授家看到了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屏幕上闪出不可思议的文字和图画。更重要的,我被餐馆里的小伙子迷住了,他居然把小生意做成了自己肢体的舞蹈,嘴里的音乐,脸上的卡通画,就像每时每刻都在过节。这与我记忆里国营饭店里那种表情的冷若冰霜和苦大仇深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美国总统!”我想起一个前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美国公园里晨跑,辨出另一个晨跑者时的无比惊讶。在那一刻,我差不多就是那个间谍,强烈感受到内心一种轰然坍塌。

一个青年人站在思想废墟上,却没地方可去。我后来叩访另一个西方国家时,入境处的移民局官员一眼就看准了我,看准了这一张黄种人的脸。他查验了护照,查验了签证,索要访问邀请书,索要我在这个国家的旅馆预订信息……久久折腾后,他翻了一下眼皮:“有钱吗?给我看看。”

我怔住了,觉得对方的要求无礼。

要我掏钱?要我当众数钱?要数出多少钱才算够?为什么对别人不用验钱却偏偏挑上我一个?如果我的钱不够,甚至没有钱,我的护照、签证、邀请书、旅馆定单等就只能统统作废?签证代表了贵国的承诺,邀请书代表了贵国政府机构的敬重,护照上的国徽章更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居然都狗屁不是,还抵不上几张绿票子?我摸到了背包里的钱,最终未拿出来。

“一边去!”

对方大概不耐烦我的三流英语,发出大声喝斥,以免耽误我身后其他旅客的手续。直到两个钟头后,因一位看似边检负责头儿的犹豫,因我的接机朋友通过电话多方交涉,我才得以在不验钱的条件下过闸。

我从此明白,一条入境闸口黄线分隔的,不仅有不同制度,还有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的。富国不是雷锋,也没义务当集体雷锋,对数以亿计的穷棒子展开臂膀微笑热拥。面对刁难和喝斥,我不能不深感屈辱,也对身后一片祖国大陆怨愤交迸。我不知道我的肤色、母语、国籍,何时才能在一个移民官眼里不再成为窃贼的疑点。

时值“文革”结束十周年。一位英国女生,名叫弗兰姬,蓝眼金髮的那种,肯定是左翼组织的,在西方活得很另类的,在深夜的大街上给我派发纪念“文革”的传单。我久久看着传单上的毛泽东,揣测他如果在世,此时该会如何想,比如会不会继续激赏传单上的那些往事:红卫兵振臂高呼,舞台上白毛女举枪跳跃,老教授在田间收割早稻,工人们在图纸前指挥巨轮的建造……还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苦人民”的口号。

我后来日渐倾向于相信:他不会,也许不会。事情一定是这样,他早已在“文革”的半途就心境苍茫失去信心,否则他不会从一九七二年起就恢复邓小平、杨成武、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数百高官的职务,其中某一次会议通过的复出者竟多达三百多人;他也不会平反贺龙、罗瑞卿、王稼祥等,不会让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公开露面,使各地解脱干部比例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他也不会在一九七五年再一次启动平反复职高潮,有关通知文件飞如雪片,包括平反陶铸、胡耀邦、陆定一、傅连璋、陈丕显、王恩茂、李维汉等,让自己昔日大批政治对手重返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等方面要职;他也不会特赦监狱中所有国民党的在押人员。不仅日本皇军或者德国纳粹没这样干过,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大尺度的政治退让与权力分享,即江青等人愤愤不已的“举逸民”和“回潮”“复辟”,在法国革命史和苏俄革命史上都鲜有其例。

他正在把很多筹码交还给对手,看似自信,更像自疑。特别重要的,他明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是“文革”的压箱家底,看家本钱,护家亲兵,但也许是出于失望,阻止他们登基似乎成了他的一条政治底线。为此,他不惜一再周折,宁可选择倔强的邓小平于前,选择庸常的华国锋于后——两人看上去都偏离“文革”甚远。

这不像是一些偶然和随意的决定。

事实上,从某个角度看,恰恰是这些决定加速了“文革”的终结。一个老人深居密室,其思虑外人难以揣度。不过,从公开材料看,他在一九七二年后的形象更像一个和事老,虽强撑一面“文革”之旗,但到处讲“团结”,到处说“安定”,小心弥合党内派别裂痕,有一种进退两难和左右皆疑。与某些人的印象不同,他此后一系列言说在我看来已不再具有进攻性,与其说是说服别人,勿宁说是宽解自己;与其说是寻找新的理论战场,勿宁说是寻找理论的防线与退路。批儒家,评《水浒传》,辩斥资产阶级法权……发生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的这些舆论大戏,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超高空的笔墨飞行,有点随意点染,信马由缰,镜花水月,无迹可求,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如联系起来看,倒也不是打什么禅语,不过是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文革”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自林彪出逃给这事泼粪,让共产党名誉跳水,他在新闻镜头中一下苍老憔悴了许多。“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他在庾信这一《枯树赋》前一定心境悲凉。他在卧榻边一大圈书堆中辗转反侧,似在一次次说服自己:“文革”没什么大错,至少算不上全错——但这种说服的前提,恰好是巨大的困惑挥之不去,正把他死死地抓住。

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

不是说“文革”的手段太狠吗?他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的法家:一心强国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哪能没有严刑峻法?哪能不行一点铁腕霸道?

不是说“文革”的代价太大吗?他把目光投向宋江一伙的教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补缺漏,不改构架,虽成本有所减省,多留一点坛坛罐罐,但那样的小打小闹的半调子革命于事何补?

不是说“文革”的标尺太高吗?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纲领》的批判:连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大破的对象,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到底是做得太多还是做得太少?离革命理想尚有十万八千里,共产党人眼下不过是下下乡,出出汗,晒黑一张脸,在五七干校混个两年三载,凭什么就要拍桌子骂娘?

……

不知他是否真有过这样的自我对话。

可注意的是,他鄙薄儒家“仁政”之时,恰是给大批受难者平反复职送温暖之际;他赞扬“反皇帝”之余,却未给左派发动高层清算(如针对周恩来)以任何鼓励;他让大家讨论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奇怪话题,八竿子打不着的共产主义原教旨,却毫无具体政策跟进的动静。大家该拿的工资还是拿,该得的级别还是得,该有的自留地和自由集市还是有……上海市准备了一套恢复供给制的摸底方案,当然是自扰多事,最终有风无雨。劳模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提议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让“小公有”升级为“大公有”,在赵紫阳、谭启龙等人反对之下只能胎死腹中。甚至连“开后门”这种很像“资产阶级”的东西,比“法权”更可恶的“特权”,也几乎被毛泽东忽略,曾嘱周恩来、江青等不必大动干戈。

如此等等,自“文革”开始以来,理论宣传与实际运作的脱节在这四年里十分奇怪,思想的空转、虚打、不及物令人费解。一切揣摩圣意的政治敏感后来都被证明为错。老百姓十分茫然,在政治学习时常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呵欠连天,腰酸背痛,只能相信北京那边闹出了多动症,瞎抽风——也许这正透露出某种复杂心结。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一幕肯定使他震惊,但他无法阻止这一天到来。他的“三七开”一说看来得不到人们认可。他的和事老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迫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为了重振国势,他曾提议全民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权力已如一块病毒成堆的硬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充电无济于事。为了弥合社会裂痕,他数年来一次次请回“走资派”,也宽大“造反派”,还特赦和安置大批旧政权人士……但这一类技术性减压,无法遏制结构性的增压。身处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他无法缓解政治的总体性恶变,只能用问题解决问题,用代价减免代价,拆东墙补西墙,直到大家都成了破墙,“文革”的负资产累积最大化。随着民众对“四个现代化”热切向往,随着地下市场经济八方潮涌,生长“文革”的水土环境早已不再。

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海,泪飞如雨,各种标语迸溅出电花石火,逆上谋反的流言不胫而走……毛泽东曾说:要“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这种形式和方式终于指向他自己。他赞扬、鼓动、训练、指挥的“造反有理”,现在居然全面哗变,矛头倒转。

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无助。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人山人海中静静地直指天穹,引导一个民族的百年想象。很多人在碑下的浮雕故事前也许都寻思过: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境况?是什么样的生活?千万英烈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究竟要通向何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上《礼运篇》,出自《礼记》,为儒家“大同”思想的源头,差不多是中国最初版本的公共主义纲领。

身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一员,毛泽东却谙熟古籍,勤翻卷帙,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明断暗续,其《矛盾论》与老、庄的辩证法,其《实践论》与儒家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都有清晰可辨的血缘之续。他有圣王合一之风,总爱想一些大事,在著名的五七指示里曾描绘出一幅比《礼运篇》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图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农民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种一职多业和一专多能的奇特设计,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不仅要铲除社会等级和“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要淡化劳动分工,庇护所有人的平等人生。这一种亦官亦民、脑体兼备的反社会异化蓝本,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提出并随即公布,曾被很多人视为革命之魂,最重要的制度顶层设计,最富有建设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幸的是,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些说法日益飘渺。哪怕官方媒体时有提及,在很多人看来它更像不贴身的云外仙境,没多少工夫再去顾及。

他们要的首先是没有警察或政工人员突然敲门的夜晚,是面包,是加班奖金,是尼龙袜、电子表以及日立牌黑白电视机。一位境外记者说:西方不是用核武器而是靠家用电器重新攻破了中国。

“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他们的民间公投。

正是这一年,毛泽东有一次看电影《难忘的战斗》,随着高昂雄壮的片中配乐,见人民解放军当年列队入城,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突然控制不住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放声大哭,诧异的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起来中途退场。他的大哭想必与不久前天安门那一份公投的结果有关。风悲雨苦,树老枝残,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想当年欢声雷动,看今日却是千夫所指——往事岂堪回首?

来源:观察者网


 
3   [dokknife 于 2013-12-29 16:15:00 提到] [FROM: 72.]
胡平: 我们不是小白鼠——驳“毛泽东是探索者”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8 00:24


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前后,围绕着对毛的评价再度引发激烈的争议。

当局评毛的基调依然遵循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所谓“七三开”。可是,32年过去了,当局的所作所为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日中国也远非当年可比;因此,即便是按照当局自己的标准,“决议”也早已过时,“七三开”也早就被大大地突破了。

我们知道,当年《决议》对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涉及经济方面的很少,例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决议》对毛时代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仍是高度肯定的,对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的。在当时,农村的经济改革才刚刚起步,人民公社依然保存,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还不到20%。对外开放还只限于深圳蛇口的弹丸之地,城市的经济改革,国企的经济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那时的国企工人压根儿还没想到他们竟会沦落为弱势群体。如今叫得震天响的“市场经济”,翻遍当年的中央文件,你也找不到一处提及。

自《决议》公布以来的32年,中共当局大力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至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今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和毛时代的经济体制大相径庭,完全两样。当年中共在计算毛泽东的功过时,是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件事算到功劳簿上的,而按照现在的标准,这部分功劳其实应该算成过错。那怎么还能叫七三开呢?按照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至少也该叫“倒七三”即“三七开”吧--与时俱进嘛。

中共当局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在经济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根本是两码事。那么,怎么才能在肯定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又尽量对毛氏社会主义文过饰非,不承认其巨大的负面性和破坏性,甚至还要赋予它某种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意义呢?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新说法,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者。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发表文章,称“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者”。紧接着,《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着重指出“毛泽东带领新中国做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量探索”,他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历史局限性”,有的是“不成功的探索”。习近平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毛泽东是探索者,强调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属于“有益的探索”,属于“难以避免的曲折”,并引用格言“失败为成功之母”,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以及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新时期改革的必要铺垫和“出发阵地”。习近平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因此,犯错误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还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同意毛泽东是探索者,上述推论似乎就是成立的。众所周知,德国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尔利希为了发明一种能治梅毒病的药,经历了605次失败,第606次才成功,因此这种药也被叫做606。我们能指责先前605次失败是错误而予以批判予以否定吗?没有先前的失败,能有后来的成功吗?

要驳倒上面这套说法,一个段子就够了,正像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答:是不是艺术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他们就该先拿小白鼠做试验了。

人类为了进取,为了发展,各种各样的探索总是必需的。但是,探索之所以叫探索,就在于探索者预先对他的想法做法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探索的态度必然是开放的态度,宽容的态度。可是,共产党搞探索却极其武断专横,总是摆出一副真理在手只此一家的姿态,不准别人批评,不准别人做不同的探索。毛时代自不待言,即使如今改革了,那种封闭的霸道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本来不错,但问题是,凭什么只准你摸石头,不准我们摸呢?当年魏京生办了一份刊物,名字就叫《探索》,还只不过是在纸上摸石头,就被邓小平下令抓进监狱判18年重刑。这难道也能叫探索?

探索就是试验。对人的事情做试验,要求你必须事先征得被试验者的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共产党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它所谓的试验完全是强加给人民的,因此根本不是试验,不是探索。毛泽东的问题是,他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毛泽东为了“探索”它那套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用武力夺得政权;在夺得政权后,毛泽东又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用最残暴的手段消灭了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不断地对一切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以无情打击,对一切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狠加批判,把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当作国家头等大事,致使几百万人人头落地,几千万人死于饥荒,至于因思想问题言论问题而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以及受株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样的滔天罪恶,岂是区区“探索”二字就可了的?!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4   [dokknife 于 2013-12-29 16:12:51 提到] [FROM: 72.]
何频:邓改革是毛“文革”的继续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9 01:16


中国研究院和《新史记》杂志於2013年11月23日在纽约举办研讨会,邀请12位学者丶媒体人来探讨毛的历史功罪丶毛的遗産丶毛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等问题。以下为何频发言:

何频(明镜集团CEO,政治评论家):

我本来对毛泽东没有什麽话可说,但我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不得不讲几句话。

我对从文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描述毛泽东丶评价毛泽东,没有多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文学可以对一个人的复杂性格做多侧面的描述:一个流氓也可能有很善良的一面,一个强奸妇女的人也可能曾经有过真正的爱情;我对站在历史学立场的探究也没有兴趣,很多历史的细节你可以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可以成为一门学问——研究毛泽东有没有胡子,你就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对我们更有现实价值。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毛泽东;一个是政治意义上的毛泽东。政治意义上的毛泽东和法律意义上的毛泽东,都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就是准确丶精确。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在跟法律有关的单位工作过,最近这麽多年在海外,朋友中律师比较多,自己也受到法律熏陶,看的东西也有很多和法律相关。我觉得,西方司法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啓示就是,案件可能是复杂的,但讨论到具体案情,要非常非常简单丶直接——只有很简单,才会很精确。而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用模糊语言,尤其是似乎“理性”的语言,却把很多东西变得完全没有人性,丧失感性,比如说“一分为二”呀,比如说“客观全面”丶“实事求是”呀。刚才有人讲,毛泽东有独裁的一方面,也有理想的一方面,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呀,甚至还说到流氓的竞争机制呀,把很多东西就搅糊涂了,搅糊涂以後你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麽去评价毛了。

任何一个独裁者,任何一个罪大恶极的流氓,都可以找到理由为他辩解,回答得可以很模糊,说他“杀了人但曾经做了好事”。对於法律来讲,其实你只要回答我,几点几分到了杀人现场?是不是杀了那个人?政治评价也是一样的,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共的领袖,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非正常死亡了那麽多人,还要用什麽“理性”去评价他有做得正确的一方面?

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这麽说,当然没问题;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和法律的角度是一样的,一个人杀了人,就是杀了人;一个人是独裁者,就是独裁者,而不能说这个独裁者做过什麽好事,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准确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正是因为这种“一分为二”,什麽“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评价毛泽东,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场“革命”,另外一场毛泽东恶果的继续发扬——这就是“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不否定毛泽东,才使改革具有合法性:前一个阶段是犯了“错误”,而不是犯了“罪”,後一个阶段才不是惩治犯罪,而是“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所以,才造成了从毛泽东开始执政以来,在中国造成了两重浩劫,第一场浩劫就是“文革”,第二场浩劫就是“改革”。改革的实际後果,我们现在越来越很清楚地看到了:正是因为拒绝彻底地否定毛泽东所造成的。对人们价值观念所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对民族人文传统的破坏,从更长时间看,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实际恰恰是对毛泽东的继续,而不是对毛泽东的一种结束。如果当年邓小平不是说对毛泽东“一分为二”丶“几分几分”的评价,当时就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那中国根本就没有“改革”这一说,政治可能更早进入了文明。模糊的语言,比那种完全赞扬毛泽东还要可怕,因为它貌似公正丶貌似理性,却会给人似是而非的引导。

第三点,毛泽东在未来的历史地位问题。我很尊重的一位政治学者曾经对我讲:现在评价毛泽东之所以不理性,是因为人们还有很沉重的感情包袱,有的人是否定毛泽东,有的人认为要客观地看待毛泽东,有的人甚至认为毛泽东那一套是对的,不管持有哪种看法,都是太多深受毛泽东的直接影响,才使得对毛评价不客观。他说如果过了一百年,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会客观和平静一些丶会理性一些。这番话给我影响很深。但是我经过自己的反覆思考以後,我否定了这种看法。

我认为将毛泽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他未来将不会有真正很重要的地位。原因非常简单: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并不是他独立地丶原创性地发明的。他只是将别人的一套东西,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暴露弊病丶出现危机的阶段,前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验接过来,他领导的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已,而毛泽东只是在中国做了延续和发展。

我最近跑了一些东欧国家,例如到阿尔巴尼亚,到罗马尼亚丶前南斯拉夫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感到与过去我在中国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见毛所做的,并非独一无二。毛泽东所做的那些东西,被毛粉所赞扬的某些东西,其实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差不多,都是用所谓“自己特色的(中国的,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等等)社会主义”的名目。他们也跟苏联有时好,有时不好,好的时候,自命为我们是“以苏联爲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不好的时候,就说我们在“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其实跟他们是一路货色,他哪有多少自己对人类文明的独创性贡献?

历史的长河按照今天这样急速地发展下去,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共享文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固有的丶僵化的局限性於一国的文化丶政治遗产,对新一代的影响力较低,而且,会越来越低。只有能让人类文明共享的东西,共同存在的价值,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在下一代人中间,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没那麽重要。他们看的是手机,接受的是微信,他们今天的价值观还有不同甚至对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非洲,还是在美洲,那只是因为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坚持维护自己统治的一套制度,拒绝全球化大潮。我相信,在20年丶50年以後,100年以後,这种顽抗被克服,全球是一体的。

如果中国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甚至坚持毛路线成功了,那就是人类文明另一次大失败丶大挫折。

按我的想像,中国未来无非是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中国在未来某一天丶某一个时刻丶某一个事件,历史突然逆转,产生了新的变化,中国走向了文明的起跑线;第二种情况,中共按照目前的路子,确实会变得比较强大,而西方在某些方面有些衰退。但是当中国军事崛起丶专制崛起,成为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的时候,灭顶之灾的时刻也就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整体上看,我是很乐观的。

毛泽东对我们这一代人命运和思想的影响太深刻了;但是放到历史的长河来看,真的不算什麽:他既没有秦始皇的本事,也没有希特勒的本事,跟前共党国家相比,中共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实验走得更远一点而已——中国人的悲剧就在於,有了一个毛泽东,还有了一个邓小平。

《新史记》特约记者 马俭丶记者 高伐林整理

来源:《新史记》17期
 
5   [dokknife 于 2013-12-28 23:38:48 提到] [FROM: 71.]
胡平: 我们不是小白鼠——驳“毛泽东是探索者”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
12-28 00:24 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前后,围绕着对毛的评价再度引发
激烈的争议。当局评毛的基调依然遵循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所谓“七三
开”。可是,32年过去了,当局的所作所为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
日中国也远非当年可比;因此,即便是按照当局自己的标准,“决
议”也早已过时,“七三开”也早就被大大地突破了。我们知道,当年
《决议》对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涉及经济方面的很少,
例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
议,以及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决议》对毛时代建立起来的计
划经济体制仍是高度肯定的,对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的。在当时,农村的经济改
革才刚刚起步,人民公社依然保存,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
还不到20%。对外开放还只限于深圳蛇口的弹丸之地,城市的经济改
革,国企的经济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那时的国企工人压根儿还没想
到他们竟会沦落为弱势群体。如今叫得震天响的“市场经济”,翻遍当
年的中央文件,你也找不到一处提及。自《决议》公布以来的32年,
中共当局大力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至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
的转型。如今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和毛时代的经济体制大相径庭,完
全两样。当年中共在计算毛泽东的功过时,是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
件事算到功劳簿上的,而按照现在的标准,这部分功劳其实应该算成
过错。那怎么还能叫七三开呢?按照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至少也该
叫“倒七三”即“三七开”吧--与时俱进嘛。中共当局显然也意识到这
个问题。他们知道,在经济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和毛泽东
的社会主义根本是两码事。那么,怎么才能在肯定特色社会主义的前
提下,又尽量对毛氏社会主义文过饰非,不承认其巨大的负面性和破
坏性,甚至还要赋予它某种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意义呢?于是他们就发
明了一种新说法,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不久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发表文章,称“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探索者”。紧接着,《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着重指出“毛泽东带
领新中国做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量探索”,他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历史
局限性”,有的是“不成功的探索”。习近平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毛泽东是探索者,强调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属于“有益
的探索”,属于“难以避免的曲折”,并引用格言“失败为成功之母”,说
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以及它提
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新时期改革的必要铺垫和“出发阵
地”。习近平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
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
通道路”;因此,犯错误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还是
有益的。如果我们同意毛泽东是探索者,上述推论似乎就是成立的。
众所周知,德国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尔利希为了发明一种能治梅
毒病的药,经历了605次失败,第606次才成功,因此这种药也被叫做
606。我们能指责先前605次失败是错误而予以批判予以否定吗?没有
先前的失败,能有后来的成功吗?要驳倒上面这套说法,一个段子就
够了,正像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
术?答:是不是艺术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他们
就该先拿小白鼠做试验了。人类为了进取,为了发展,各种各样的探
索总是必需的。但是,探索之所以叫探索,就在于探索者预先对他的
想法做法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探索的态度必然是开放的态度,宽
容的态度。可是,共产党搞探索却极其武断专横,总是摆出一副真理
在手只此一家的姿态,不准别人批评,不准别人做不同的探索。毛时
代自不待言,即使如今改革了,那种封闭的霸道的态度仍然没有改
变。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本来不错,但问题是,凭什么只
准你摸石头,不准我们摸呢?当年魏京生办了一份刊物,名字就叫
《探索》,还只不过是在纸上摸石头,就被邓小平下令抓进监狱判18
年重刑。这难道也能叫探索?探索就是试验。对人的事情做试验,要
求你必须事先征得被试验者的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搞社会主
义,什么时候征求过我们的同意?共产党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
它所谓的试验完全是强加给人民的,因此根本不是试验,不是探索。
毛泽东的问题是,他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毛泽东为了“探索”它那套
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用武力夺
得政权;在夺得政权后,毛泽东又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用最残暴的
手段消灭了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把全体人民
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不断地对一切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以
无情打击,对一切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狠加批判,把防止所谓资本主义
复辟当作国家头等大事,致使几百万人人头落地,几千万人死于饥
荒,至于因思想问题言论问题而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以及受株连者更
是不计其数。这样的滔天罪恶,岂是区区“探索”二字就可了的?!来
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6   [dokknife 于 2013-12-27 15:09:57 提到] [FROM: 72.]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26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轻的毛泽东同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

  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这个伟大历史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这一伟大奋斗历程和成果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同志们、朋友们!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同志们、朋友们!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同志们、朋友们!

  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

  同志们、朋友们!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同志们、朋友们!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的先辈们为实现这个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继续前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勇于攻坚克难,敢于迎难而上,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7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42:56 提到] [FROM: 72.]
中国以复杂心态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26 10:37


12月26日,中国举行了规模有所降低的庆祝活动,纪念中共政权创建者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当局以复杂心态纪念毛泽东诞辰,争取在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这个棘手问题上保持微妙平衡,既要展现中共政权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又要避免体制内和民间的左派势力利用毛的遗产抵制中国日益深化的改革。

*七常委对毛三鞠躬*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政治局七常委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这一天前往北京的毛泽东纪念堂,向毛泽东坐像三鞠躬。随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全体成员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

在新华社发表的这条简讯后面列举了中共领导层以往纪念毛泽东诞辰的“事实”,指出中国领导层在毛泽东大型纪念日参拜毛泽东已成惯例,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都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瞻仰这位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奠基人。显然这种报道是精心安排的,意在冲淡今年中共最高领导层参拜毛泽东的意义。

*如何对待毛遗产*

在当今中国,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已成为当局的一个棘手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毛泽东当年制定的高度集权专制和完全计划经济的路线渐行渐远。上个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迄今为止中共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最大胆的改革方案 ,被体制内和民间的一些毛左派人士斥之为对毛的“背叛”。这些人至今仍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们指责过去30年来的改革“走得太远”,产生了社会不平等和官员腐败等“严重后果”。

路透社援引与中国高层“有关联”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今年仍有高级别的纪念活动,但活动的规模和数量将受到限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常委露面是为了在三中全会之后安抚左派人士。”

中国官方媒体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引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王占阳的话说,当局不希望纪念毛泽东的活动过于高调,因为“地方上有些保守派人士和既得利益官员想要通过错误地倡导毛泽东最保守的思想,来限制改革。”

*左右纠结 审慎拜毛*

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待毛泽东遗产的心态很复杂,他们不得不谨慎地处理纪念毛的问题。

他说:“我想他们很纠结。一方面毛作为中共领导人和所谓‘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们不得不继续高举毛的旗帜。但同时现在的许多最高领导人他们的父辈既是毛时代的老臣,也是毛时代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回想起文革或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的家庭所受到的迫害,他们肯定还是有痛苦的记忆。”

习近平对文革这段历史有切身的痛苦记忆。他的父亲习仲勋被投入监狱,他本人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道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据报道,上个月早些时候,习近平在视察湖南省时,一反中国最高领导人惯例,途经毛泽东家乡韶山而不顾,并且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定下基调:“庄严、简朴、务实”。

官方媒体严格遵循了上方的意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12月26号这一天的头版只字未提毛泽东诞辰,只是在第七版发表了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另据媒体报道,原本为纪念毛泽东诞辰的几个大型活动都做了部分调整或完全的改变,包括把一个专门纪念毛泽东诞辰的大型音乐会改编为新年晚会。

*自由派人士失望*

尽管中共高层有意对纪念活动加以限制,但自由派学者仍对中共七常委高调参拜毛泽东感到不满。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说,虽然毛诞120周年的纪念活动比100周年和110周年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规模小了许多,但人们对习近平怀有更大的期待,因此他率领七常委对毛三鞠躬的行为令人失望。

陈永苗说:“由于习近平的身份比较特别,许多右翼人士都希望他往民主新政的方向走,比如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中国也确实到了转向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现在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比江时代和胡时代要强烈100倍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人们都希望习近平不要去祭拜毛泽东。即使他降低了规模,但习近平去毛泽东纪念堂参拜的心理震撼力和社会反响还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已经离世多年,可是他在民间和地方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据湖南省的湘潭日报报道,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花费了大约20亿人民币,举办了12个纪念活动。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邓小平时代因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被判刑入狱多年,最近他却得以和毛泽东的其他家人一道,在湖南省举行的纪念活动中高调亮相。

□ 美国之音

 
8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8:46 提到] [FROM: 72.]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发布者 wy 在 13-12-26 13:08


我于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18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痩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17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辩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

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2013-12-17


 
9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8:19 提到] [FROM: 72.]
沈敏特:“四大历史功绩”带来的四大启发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7 00:39


  12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署名逄先知的文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认真拜读了。

  我得坦白,在我心中对毛泽东尚无定评。虽然有过很多说法,如“三七开”、“倒三七”等等,我都未能弄懂;因为“懂”来自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真相基本透明;二是道理彻底说清。而时至今日,我所得到的一是很多结论,如“不容否定”、“必须继承”等等,二是很多帽子,如否定毛泽东就是“别有用心”、“阴谋企图如何如何”等等,:就是不公布真相,不讲清道理。因此,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想是不是要摆点事实,讲点道理了。

  读罢的第一感觉是:老调重弹,继续糊弄。不过,还是有收获的,这收获就是文章展示了怎么糊弄所体现的方法和观念;可以说启发是大大的。很巧的是,这篇文章把毛泽东的功绩概括为四条,而它给予的启发,恰好也是四条。

  评价一个“伟人”是可以不提他生平中的大事的;可以尽情地掐头去尾。

  毛泽东对自己有过明白无误的自评,即他的一生主要的是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这篇文章的气势是要告诉人们,应当给毛泽东一个公允的、全面的定评;可恰恰是对毛泽东自定的大事----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就当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而要全面评价毛泽东,一不能绕过文化大革命,二不能对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轻描淡写。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你要评价华盛顿,不能不谈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评价林肯,不能淡化解放黑奴;评价爱因斯坦,不能不说相对论;评价希特勒,不能绕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周作人和当汉奸,彭德怀和上书毛泽东,居里暨夫人和镭的发现,杨振宁和获得诺贝尔奖,东条英机和侵华战争……每个人都有与他的人格、品德、学养、功过,血肉相连、无法分割的主要行为与主要事件,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这个人,也无法对他(她)作出公允的评价。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一位哲人说得对,他说:一个荒谬的结论,也能找到很多“事实”来加以证明;因此必须从事实的总体中去把握事实,这才能达到实事求是的效果。是的,一个坏人的身上也会有长处,如果避开他的毛病,放大他的长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优秀人物”。反之,一个好人也有缺点,如果讳言他的长处,放大他的缺点,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就是“问题人物”了。

  如果是“伟人”,一切功劳都可以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篇文章列举了毛泽东的四大功劳是,一是共和国,二是先进的党,三是人民军队,四是毛泽东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创造和建立的。

  于是,我又不懂了。

  共和国的“共和”是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两条:一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国有国法,共和国的国法就是宪法。一个连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放在眼里,经常是越过人大,以“最高指示”来治国的人;一个领导起草宪法,但不把宪法当回事儿,而公然倡导“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能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所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大量利国利民、趋利避害的事情,才维持和推动了这个共和国艰难的存在和发展。

  至于毛泽东思想,我这个人头脑简单,我想无非就是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算不算毛泽东的思想。有人说,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包括在内。于是,就带来了两大问题。

  一是哲学问题,二是道德问题。

  哲学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没有完美无缺,达于“顶峰”的学说。包括马克思学说,大家都承认,有不准确和过时的成分,是有待于发展的学说。这个哲学原理是不是到毛泽东思想为止,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的例外,它只有正确,没有错误。

  道德问题。是不是这样一个伟人,只需要享受“正确”带来的荣耀与特权,而无须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总之,所有的功劳归他所有。

  一个功勋卓绝的“伟人”,哪怕他的方针政策造成了千万人的死亡,他都无责无罪。

  由于不涉及毛泽东的错误,于是,从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的中的非正常死亡是责是罪,都无损于这位“伟人”的伟大。这就无形中设定了一个大家必须认可的规范,即领袖在道德与法律上是有“豁免权”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在领袖身上是不适用的。这里必须实行特制的“领袖准则”。

  逄先知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个准则。而这个准则目前还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使用,尤其是此次120周年的活动过程中。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慎明,目前正在干着一件“拨乱反正”的大事,即证明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不是三千多万。对于核准数字,我没有意见,我甚至认为愈准确愈好,最好落实到有名有姓的每一个人头上,以便实现国家赔偿。但李慎明的目标不是为此,而是要证明有人“造谣”,“污蔑和攻击伟大领袖”。这我就又不懂了。如果最后落实不是三千多万,而是十万八万,这饿死人就成了无责无罪,甚至无损于“伟大领袖的威望”的好事吗?对老百姓的饿死毫不愧疚,毫不悲伤,却要义愤填膺、义正词严的来追究数字的多少,甚至镜子里照出脸上有脏,就要兴师动众地追究镜子的“罪责”,我要问良知何在,人道何在,起码的理性何在?要知道,在一个和平时期,无端地饿死一个人,都是天地不容的!

  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晚年的探索的失误,就没有改革创新之路”,我简直惊诧到了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程度。是的,我们流行过一句话:坏事变好事。于是带来了一系列误读,以为坏事等于好事,以为亏得有坏事,否则哪来的好事,等等。是的,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但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和条件,那就是总结与反思。否则,坏事还要坏下去,好事永远来不了。文革之灾转换为改革开放之成,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原因,那就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思。没有这个常识性的认识,就会出现大笑话,大颠倒。我们就得去感谢希特勒,没有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哪有中、美、英、苏、法等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我们就得去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没有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哪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还真有人感谢日本侵华的,那就是毛泽东。

  评价“伟人”的功绩,可以以掩盖真相为前提条件。

  逄先知文章的很多结论是没有以真相的披露为前提的;结论没有建立在真相的疏理上。这已经是很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卫士”的习惯。

  譬如,讲到毛泽东建国的功勋,却没有涉及建国的来由。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那一时期的言论,是有很多民主的承诺的;诸如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以及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空,等等;这是建国成功的动力。但是请问,建国之后,这些承诺他兑现了吗?事实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在他否定这些承诺的时候,连他的战友们都感到吃惊,最后在威压下只得承认自己是“小脚女人”,跟不上了。一个够格的政治家的起码品德是信守承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起码标准是:听其言,观其行。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的真相全都掩盖起来,我们又何能对这件事作出准确的评价呢?

  最近全世界都在带着极大的敬意悼念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他的伟大功勋是实现了种族平等,手段就是两个:一是和解,二是和解的前提必须是澄清真相。我们要取得对毛泽东的全民族的共识,必须是公开真相。要评价的功勋,有要掩盖真相,那就成了南辕北辙,是绝不能成事的。毛泽东已去世多年,按国际惯例,已经过了档案保密期,公开有关真相,应该是可能可行的。

  是的,怎样评价毛泽东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评价的问题上取得全民的基本共识,又是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的前提之一。而我以为,解决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必须有一个类似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样一个全民性规模的交流。单靠几个领导表态,或靠类似逄先知这样的笔杆子的几篇大作,是无济于事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必须公民化的社会,任何强制性的手段都具有段暂性,只有靠“知情知理”的大多数人的“人心”,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是必须尽可能地披露真相。这些年来,文革已经成了不可触的“敏感词语”,多数年轻人和普通老百姓对共和国的历史茫然无知,他们对这样的大事只能报两种对策,一盲从起哄,二不信一切;真切的共识是没有的。

  三是创造一个共守的游戏规则,即我们在书面上也提倡过却不肯实行的规则,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让大家在和谐的环境和气氛中,畅开胸怀,畅所欲言。

  没有这三个条件,不懂的事情恐怕就永远不懂了。在什么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我大概只能保留一个“不懂权”了!

  2013-12-26

来源: 共识网


 
10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7:55 提到] [FROM: 72.]
王康:毛泽东的门户——蛇变龙管窥
发布者 wy 在 13-12-26 14:11




毛泽东的幽灵像层层雾霾,一直盘桓在中国上空,至今犹然。

毛有一种癖好,对外国人说实话,向古人吐真言。比如与美国记者斯诺谈人生,跟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争辩中国革命和他本人的残酷性,披露谁是接班人,和日本物理学家坂田仓一讨论辩证法,与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探讨哲学,在尼克松面前回顾与蒋介石的交道,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孔夫子坏话,吹捧秦始皇……

毛的西方知己史沫特莱以其女性直觉发现,毛有一扇门户,始终没有对人打开。毛不只一扇门户,我们不妨耐心勘舆,略窥其堂墺



第一扇门户,来自德国。作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毛网漏吞舟地完成了其东西方歷史文化的首次综合。经由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杂乱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生命空虚论、尼采超人哲学、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实用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以及日本武者小路篤实新村主义……对青年毛一脑子四书五经三国水滸西游的“封建糟粕”,不啻摧枯拉朽。德国思想家泡尔森一本《伦理学原理》犹契毛心。北大教授杨昌济把此书作教材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未来的毛女婿从中获致的灵感,将把中国带到何种处境。

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费希特发表《致日尔曼同胞书》,黑格尔、特莱希克、尼采、瓦格纳、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施密特等(康德除外)三代德国哲人大师都在垒筑绝对理性大厦,并把德意志帝国建在顶层。纯粹理性主义与民族浪漫主义最终从思想和精神上催生了纳粹德国。泡尔森《伦理学原理》為德式绝对精神完成了道德阐述。他断断不敢奢望,其基本伦理将对中国產生深远影响。《伦理学原理》之于毛,不啻醍醐灌顶。他為此书写下12000言心得,远远超过其一生所读书物。泡尔森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一,我是宇宙的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為我而存有,此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筹;二,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不予思考与负责;三,破坏乃最高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是宇宙法则,还是最后和最高的人类伦理。它们也与中国《易经》已降求变求新求异,“万物皆备於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儒家心性之学相通。如果没有德国思想的输入,毛最多成為黄巢、洪秀全一类狂徒梟雄。青年文人毛泽东别无长技,但以文字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云云。

不难想像,对於出身微贱、处境逼狭、老大不举的毛,泡尔森打开的是何等新颖广阔的新世界。在满清覆亡“云横九派”的乱世,那位性格怪癖的德国伦理学大师,使“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毛看到可以一举超越全部彰碍的大道。下面一段批语,正是毛终身信奉的大原则: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
也。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
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
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
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
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
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
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
躬与之现实也。

泡尔森是毛第一位和终身导师,第一道门户开啟者。他在毛的头脑中激起的看似荒诞不经而又狂妄难喻的念头,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歷史旋即為毛开啟另一门户,依然来自德国:马克思主义。毛再次身歷醍醐灌顶。世界之谜原来可以这样阐释并破解:阶级斗争,无產阶级专政。“一个幽灵,共產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盪”这样的德式警句之于毛,远非中国几千年各式陈词滥调所可凑泊。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第一国际,……欧洲远隔万里,却以连续爆发的革命震袭毛。中国几千年所有反叛的英雄好汉何曾拥有这样的气魄和志向:

共產党人不屑於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
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
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產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產者在
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纷繁芜杂的人类世界,歷史之谜的破解,只待“最后的斗争”。毛在读完三本小册子《共產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社会主义论》(柯卡普)后,速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终身不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歷史首次出现了激进主义思潮,彻底和全部解决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成為压倒性选择,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歷史辩证法正好提供了其他西方理论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马克思之於毛,比泡尔森更进一步,从歷史哲学、世界观展示了歷史决定论前景,赋予暴力、斗争、专政以“科学”的合法正义性。

29岁的马克思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满怀蔑视。不知毛在读到《共產党宣言》下述文字时作何感想:

(西方)资產阶级使乡村屈服於城市的统治……使未
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於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
从属於资產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於西方。

对毛一代中共领袖,马克思的欧洲中心意识和西方优越论怎麼跟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相平衡,另人费解。马克思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格尚且强烈置疑,说到中国,比他同时代的欧洲人更加鄙夷不屑:

东方一切现像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
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
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於人,却始终是东
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
的范围内,成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创精神。

作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著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马克思的深层隐秘,毛不会知晓,也许他在《共產党宣言》的文本裡已经领会到这名瀆神者的信息:

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
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
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那时我将如神一般,在暴风
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胸中的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无疑,在马克思那裡,毛出人头地的人生愿望得到空前的鼓励和啟示。毛以自己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概括為“造反有理”,无论多麼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的皈依。马克思為毛打开的门,将以无数中国人的头颅来铺垫。——这名德国犹太人是否為此负责,当需另一篇文字辩析。



為毛打开的第三、第四扇门,从德国转移到了俄国。这个与中国素昧千年的国度,对东方的回忆是240年蒙古—韃靼军事专制主义的铁蹄统治。似乎是一种轮回式的报应,俄国把成吉思汗的现代遗產回馈给中国:列寧—斯大林主义。

列寧不甘於俄国因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而不具產业无產阶级革命的资格,组织职业革命家队伍,翻转俄国后继以一党专政强行改造俄国。1922年,垂危中的列寧几乎一念之间提出“全世界无產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以建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全球苏维埃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宿命般地进入俄国革命之门。

按毛式思维,马克思為中共奠定了世界歷史观和社会改造理论,列寧则提供了方法论,而斯大林发展出统治术和治理模式:一个职业革命家队伍组成的党,这个党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军事共產主义的铁血管理,必要的战略退却(新经济政策),全盘集体化,指令性统制经济(五年计划),超速工业化(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先)……最重要的是几条基本原则:意识形态至上,一刻也不能松懈对俄国人民的思想钳制和灌输;一党专制,决不容许任何挑战;实行警察统治,废止法治;个人独裁。须臾不可离的是,必须保持钢铁般的冷酷,花岗石般的意志,不断开动绞肉机,扭紧恐怖统治的发条。

毛曾饱受莫斯科的羞辱与冷遇,1949—50朝覲莫斯科期间,一度面临惨遭废黜的窘境,他却只在斯大林死后私下报怨。列寧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象征,毛称斯大林是父亲和导师。真正的原因在於,毛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列寧斯大林,他的江山只是海市蜃楼。再屈辱,也需公开声明向苏联“一边倒”,“一切服从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更重要的是,只有苏联模式才能满足毛的理想。——有朝一日,成為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

把毛的罪错的一半,算在列寧斯大林身上,不是為毛开脱。1949年后毛的所有举措,列寧斯大林几乎都实行过,毛并没有僭越。称毛是列寧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好学生,毛当之无愧。

从马克思到列寧,一个现代准宗教世界得以诞生。《共產党宣言》即其《圣经》,共產主义即其天堂,马克思即其救世主,无產阶级即其选民,莫斯科即其耶路撒冷,资產阶级即其撒旦,所有不遵循马列正统者即其异端,暴力恐惧专政战争即其手段。一种斩新的世界观宇宙观轻而易举取代中国古老浮泛的天下主义。卡尔列寧需要东方信徒,第三国际需要支那支部,《共產主义ABC》(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需要中国读者。被泡尔森魅惑的毛庚即成為马列弟子。伦理学的德国思想迅即改换為政治与歷史的德式思想:解释世界不过属於庸俗思想家的旧式报负,改造世界才是新世界的新使命。



但是,毛毕竟统治着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会甘居马克思教区一名东方主教的地位。也许从1949年开始,毛就苦心运思,致力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翻转晋身為“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的大人物。

毛的第五扇门就在中国,毛一生都就在这扇门后,那是毛所属并夺取天下的家產:农民起义。当毛以“枪桿子裡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农民造反方式起家并争得党内最高权力时,他必须用马克思列寧主义的词藻把它们包装得无违“经典理论”,以获得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毛对泡尔森和马克思的破坏哲学的运用与发展中,找到了“痞子运动”的先进性。1949年后,又把它提升到某种神圣高度,发展出毛式“人民崇拜”。马克思以物质和经济发展為歷史动力,列寧把“党”作為最高统治工具,斯大林以个人独裁君临党和国家,毛照单全收而另闢蹊径,独创“人民拜物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一旦被蛊惑煽动起来,确实能够翻天覆地。毛一经完成把自己的绝对独裁与人民力量结合后,他就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法力。歷史的苦涩逻辑是,这种法力注定从属於毛从德国和俄国那裡获得的灵感,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媾合,具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曾出现过的毁灭性力量。

在收拾党内党外一切对手之前,毛曾直接亮出其本来面目,称道歷史上膾人心肝的恶徒盗跖為风流人物,位居五帝三皇之上: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马克思认為,农民阶级在歷史之外,毫无歷史首创精神,注定被工业文明淘汰;列寧被迫承认“工农联盟”,斯大林对农民实行“超经济掠夺”;毛泽东却深知中国农村裡的盗跖们最具破坏性,因而是革命的中坚和基础。痞子们的仇恨、愚昧、残忍、兽性才是毛最欣赏最需要的革命品质。

六 
        
1958年反右后,毛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门,一扇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所有西方俄国人不曾观览过的门:中国古代头号暴君秦始皇。1960年代,毛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產主义正统地位的同时,返回中国帝制传统。毛意识到,人民即使拥有巨大的力量,却可能发生蜕化和分裂。只有一种力量能将全体中国人牢牢控制,那就是中国2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央大一统帝国。

这个帝国拥有一种特殊的现代意义,一种世界价值。毛完全不顾正统马克思教义,把秦帝国与不堪其暴虐统治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合二為一。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后灵感,直到暮年,毛念兹在兹者已非马克思列寧斯大林,而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除毛外,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读懂了毛最后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的遗產,成了毛最后一道门户。始皇帝(开天闢地),万世一系(千百万红色事业接班人),焚书坑儒(意识形态至上),严刑峻法(恐怖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好大喜功(集中力量办大事),书同文,车同轨,九洲同风,普天之下……(世界革命)

如此这般,毛先后走进两扇德国门户、两扇俄国门户后,返回两扇中国门户,使自己成為中西古今破坏力量和毁灭意欲的集大成者。如此,才可理解毛对眼泪、流血、死亡為何持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超然”姿态,才可解读毛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狂词浪句诸如“感谢日本皇君侵略中国”、“中国人死掉三亿也……”、“扫除一切害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搅得周天寒澈”……才可明白毛何故全然不顾及几十年追随抬举卖命的同侪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人的顏面死活,不把几十百把万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几千万农民无端成饿殍、上亿中国人斗得死去活来的惨状当回事,才可清楚毛為何绝不施仁政,绝不行宪政,绝不下罪己詔。——非但如此,毛在中国人大规模生命倾覆的血腥味中,分明產生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与欣悦。

用通常独夫民贼、独裁者来形容和谴责毛,已显得苍白陈旧。跟毛的邪恶残暴姦诈阴毒相比,《圣经》裡的撒旦、但丁《神曲》中地狱裡的暴君都显得平庸乏味,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笔下的兇手恶棍几乎可以算好人了。



西欧社会党人曾流传一则故事。列寧死后去敲天堂大门,看守大门的保罗问是何人,答曰马克思资本的利息。马克思在门裡听到后当着保罗的面把门关上。毛一定有自知之明,不敢到马克思那裡报到。秦始皇大概会认这名孝子贤孙,但毛怎麼也不能公开承认这种非马克思主义身份。甘作盗跖传人,实在太下贱。毛只剩下一条路,在六扇门户后面游盪,不时露出不同的面孔。

没有人(包括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和所有中共领袖)能够跟随毛走进他的门户,——毛不曾、也不能把门后的货色显示於人。他的结局也因此注定:生命尽头,眾叛亲离,形影相吊,只好苦吟在中国辉煌诗文殿堂并不显赫的北周文人庾信那首并不闻名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低诵唐代二流诗人罗隐的旧句: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此时的毛,多少还原了一丝正常人的本性,却又矫情地自喻為一名无法无天的游方老僧。

毛泽东以其83年的折腾,给中国带来一次次浩劫,无意中充当了歷史的特殊工具。19世纪在德国兴起的有害观念——马克思主义,企图解决欧洲近代危机,在欧洲主流文明自我修复后,转移到欧亚交接地的专制俄国。20世纪俄国发生的布尔什维革命,在丧失了欧洲革命可能性后,把它的信息输送到亚细亚的中国。毛的发明在於,把传统中国农民造反和大一统帝国作為两大利器和祭品献给歷史的二道贩运,以确保和维持德俄两国灾难性思想对中国的征服,以实现他“千秋功罪”的理想。没有掌过生杀予夺权力的马克思只能构思某种血腥乌托邦,列寧斯大林创建的苏联,74年间吞噬了6,600万俄国人生命(莫斯科大学库尔干诺夫教授统计),毛在大权独揽的28年裡,让8000餘万中国人死於非命。几颗“龙胆”孵出的“跳蚤”波尔布特们则把自己国家三分之一的同胞送进地狱。就在近几日,北韩金家王朝末代皇帝还在上演公开弒亲屠戚的血腥丑剧。

马克思列寧主义已在西方和俄国名誉扫地,农民造反和秦始皇帝国在中国还有深厚土壤。只要毛的遗產——东西方破坏性力量的合一——还没有分离,没有祛除,中国就仍然陷於噩梦般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现代最深宿命,我们还看不到完全摆脱这一宿命的前景。中国底层仍然向往农民造反,毛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上层仍然迷恋帝国,毛仍然是他们的宗主;御用文仍然遵命重新学习马列主义,顶层仍然在重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迷梦。——最恢诡的是,这一切几乎笼罩在某种“无意识”状态,这正是毛“法力无边”的证明。中国拥有几大优势:核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0年内成為世界第一经济共同体的前景、為所欲為的现代极权主义制度、四分之一人类、2000年帝国传统、空前强烈的民粹主义、同样空前强烈的称霸天下的稀世大梦。一种不曾出现过的大帝国利维坦正在东方地方地平线抬头,戴著19世纪的德国面具、20世纪的俄国衣钵和2000年前的秦帝国皇冠以及同样古老的农民造反顶子,带着毛式既狰狞又“慈祥”的高深莫测的笑容,在中国徘徊,寻觅新的契机和新的毁灭。



事实上,阴差阳错地坐拥巨量财富又危机四伏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又重新乞灵与毛。马克思早已预告过的歷史轮回似乎又在中国上演: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著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我们却不能像马克思那样超然。中国几千年来,20世纪以来,不断上演的正是帝制復辟的闹剧。按某种歷史逻辑和文明惯例,出了个毛泽东的中国,早该出现否极泰来的转机。然而,產生毛的歷史环境和精神动力仍然存在,佔据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的干尸和悬掛在城楼的头像,还像恶咒一样压在中国的印堂上。君不见,连刘小枫一类饱学之士都忍不住认毛作父至於封神称圣,父辈被毛玩弄折磨的太子党们竟违背人性常情地奉毛為始皇帝,12月26日毛120年诞辰,中国各地大小毛粉将大张旗鼓地為毛招魂,天下吊诡,莫此為甚。

奥思威辛的毒气室和古拉格群岛的死亡营已经不可逆转地宣判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名暴君,比他们更甚一筹的毛,却不仅没有受到应有审判,反倒呈现东山再起的态势。如果毛的阴魂捲土重来,中国将再罹劫难,甚至祸及世界。

谨略作小结。德国现代史家梅尼克指出,虽然纳粹罪行不能全由德国文化精神负责,但德国歷史中的“恶魔”成分确实是其20世纪浩劫的病灶。同样,毛对中国的祸害也具有深厚的歷史传统和民族性中的腐朽根基,与希特勒一度将德国带进深渊一样,毛充分地煽动和强化了深植在中国歷史土壤和民族心性中的黑暗元素。

毛的破坏性更在於,20世纪发生在欧洲和俄国的灾难性事变為他提供了东方专制主义不曾拥有的现代极权主义思想资源和社会力量。毛的独创性在於,他把中国与西方、俄国的专制元素结合為一种空前可怖的毁灭性力量。不幸的是,歷史一二再、再二三地发生有利於毛的变局。即此而论,毛是现代中国的最大宿命。

究竟继续遭受毛阴魂的纠缠,陷溺在毛时代的长夜中,还是拆卸毛的幽门暗户,清除内裡的污秽腥臊,走向阳光灿烂的天地,何去何从,歷史在拭目以待。

乱曰:
走穴结巢宗马列,復辟秦皇歌盗跖。
剥麟铲角掀龙盘,无毛寡皮见冬蛇。


 
11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7:26 提到] [FROM: 72.]
葛惟昆:知识结构与人格结构——兼议毛泽东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7 00:43


  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眼界、作为、成就,但首先影响他的品格,或者说人格结构。

  人类知识不断发展,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也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所谓知识结构,不仅指精深的专门知识,更包含广博的知识面,从而具有事业发展实际需要的最合理、最优化的知识体系。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从而构筑美好的人格结构,是教育的终极使命,社会的理想目标。

  一,知识结构决定论

  人们都熟知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把知识加以概括:“历史使人明智;诗词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这就是四百多年前人们对理想的知识结构的理解。到了21世纪的今天,要成为卓有建树和杰出成就的人,不能不具有健全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一切事业的基石和出发点。反过来,一个人的修养和成就,也大致可以溯源于知识结构。

  就我们日常生活眼光所及,很容易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观察出他或她的教育水平。虽然知识结构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所受教育的程度,例如得到博士学位的人,也很可能缺乏许多方面的常识,或再如穷乡僻壤的农民,却可能具有理工科人才没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修养,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教育无疑是形成知识结构的主要通道。这个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自我教育。学校教育中的综合素质教育,已经在另一篇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文章中做过专门的讨论。

  自然科学的大师,一般都知识渊博、学养深厚。李政道先生说:“我是学物理的,不过我不专看物理书,还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人们认为:在年轻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书多看一些,头脑就能比较灵活。”爱因斯坦不但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并具有杰出的音乐素养。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艺术世界,要成为艺术大师,也同样需要丰厚的知识根基。中国著名导演谢飞先生说,要成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思想家。真正的艺术,要反映世界,特别是要刻画人物,没有对社会和人性的真知灼见,仅凭某项具体的技艺,是不足以成为艺术大师的。

  伟大的政治家,更需要完整的知识结构,因为他要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是社会的综合体,牵涉的事务错综复杂,并且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紧迫性。英国人眼中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丘吉尔,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他曾经叱咤风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他就被英国选民淘汰出局,因为英国人担心他未必是重振英国的最适当的人选,也就是对他的知识结构和治理能力发生了怀疑。

  二,人格结构的形成

  关于人格结构,心理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构架。佛洛依德的结构模型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位于无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构成本我,是人格的生物面,遵循“快乐原则”;自我(Ego):

  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自我的作用是一方面能使个体意识到其认识能力;另一方面使个体为了适应现实而对本我加以约束和压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是人格的社会面,是“道德化的自我”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超我的力量是指导自我、限制本我,遵循“理想原则”。

  佛洛依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冲突-协调的矛盾运动之中。本我在于寻求自身的生存,寻求本能欲望的满足,是必要的原动力;超我在监督、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以保证正常的人际关系;而自我既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并找到途径满足本我欲望又要接受超我的监督,还要反映客观现实,分析现实的条件和自我的处境,以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与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只有处理好与本我、现实、超我之间的关系,心理才不会发生异常。

  实际上,人格不但具有层次,也同时具有多重性。心理学把多重人格界定为“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严重的多重人格就成为一种精神疾病。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只有一种主体人格。此时所有的情感、思想和言行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不显出另一身份的痕迹。不定期一段时候,通常是在受到精神刺激之后,可突然转变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切情感、思想和言行按照后继人格的方式行事。这时,个体对过去的身份完全遗忘,仿佛从心理上另换了一个人。从一种人格到另一种人格的转化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当后继的人格开始“执政”时,原先的主体人格是意识不到的,并忘却之前已发生过的事情。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则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它的基本假设是: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

  显而易见,只有较高层次的需求,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才更受知识结构的制约。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

  三,历史的经验教训

  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对于伟大人物,更具有根本的意义。按照人格层次的学说,当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与他的职责或历史使命相适应时,他的人格结构中的积极方面更会焕发出人性的光辉;而当他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其职责和历史使命时,人格结构中的消极因素就更会扭曲地呈现出来,其结果,不但造成个人的悲剧,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更可能造成历史的悲剧。

  适逢伟大人物毛泽东120年诞辰,这是跨越两个甲子的重大日子。人们以各种方式、从多种角度,和抱不同态度来纪念和杜衡这位历史人物。当我们研讨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时,毛泽东也是一个特色鲜明、内容庞织、经验丰富,以及教训深刻的典型。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评议毛泽东,也是一种独特的纪念。

  著名哲学家王若水讨论过毛泽东的知识结构问题。他说,毛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毛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这里面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面列的《自然辩证法》,多半是毛喜欢看的那份杂志,而不是恩格斯的那本著作。”“毛总把《资治通鉴》放在床头…..,他把这部书读了十七遍。这是无法置信的。”

  王若水明确地指出:“毛似乎也很少读西方的著作,尽管他一直在学英文,他读的书的确很多,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可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

  作为渊博的学者,毛泽东精通中国古籍、谙熟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起码有三项使他超凡脱群,前无古人:

  第一,兵法:他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读兵书(如《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更通过战争的实践,成为远筹帷幄、驾驭重大战争格局的伟大的军事家和统帅。

  第二,谋略:他通过读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也包括历史小说,例如他嘱咐毛岸英多读明清笔记小说),更通过残酷的斗争实践,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精通政务、谙熟权术,成为驾轻就熟、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大谋略家。

  第三,诗词:毛泽东不但熟读历史、经书,也非常爱好文学,并且对文学理解深刻、见识独到。例如他偏爱曹操、李白,他自己的诗词更是大气磅礴、文笔超群。与之相关,在书法上,毛体也别具一格,豪放洒脱。

  但是正如王若水所说,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他,实为历史条件所限。简而言之,他缺少的是对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了解。知识结构的这种缺陷,对于一个常人,可能只是限制了他的成就而已,而作为一位治国者,它就可能带来灾难了。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处无需赘述。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知识结构缺陷造成的危害,不只限于眼界、视野,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影响一个人的人格结构;而人格缺陷的损伤,再反过来破坏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导致荒谬的决策,酿成巨大的损失、惨烈的悲剧。解放以后的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和文化革命,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人格缺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人的态度、人际关系。对于毛泽东来说,特别表现在对待共事者、对同志的态度。反右斗争,实际上主要针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三面红旗,针对稳健的实际执政的同志周恩来等,文化革命,就更明显地针对从新中国建国之处已出现分歧的战友刘少奇等。他关于彭德怀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抹杀历史、无视友情、个人意气的品质,一种带有严重缺陷的人格。毛泽东没有实现佛洛依德的超我阶段,即“道德化的自我”,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指导自我、限制本我,遵循“理想原则”。晚年的毛泽东是孤独的。

  从需要层次的角度来理解,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但是一个人只能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事情,必须干称职的工作,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毛泽东知识结构的不足,使他事实上不称职于他所担负的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责任,尽管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罕见的军事统帅。他也同样具有人格的多重化。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

  在人才的培养中,重视知识结构的建树,重视人格结构的形成,应当成为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来源: 共识网2013-12-26


 
12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7:05 提到] [FROM: 72.]
西澳凯文:小儿毛泽东与弟畜毛泽东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27 10:03


今天是12月26日,即毛新宇将军及众多“毛粉”们倡导的“毛诞”节,以这样的题目来纪念“伟大领袖”的诞辰,诸多“毛粉”闻之一定会拍案而起,如“伤”考妣似的指责我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因“小儿”无论在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有“小辈”或“小人”之意,是为蔑称,“畜”字则更加不堪。如此这般的对“伟大领袖”进行恶毒攻击,套用“文革”时期的流行语言,恐怕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且慢,稍安毋躁,“小儿毛泽东”与“弟畜毛泽东”实非本人发明也并非咱家专利,实不敢掠人之美。始作俑者乃为一代诗词大家,一生写过几十首歌颂“伟大领袖”之诗词,像郭沫若一样被一些人冠以“文学侍卫”或“马屁诗人”的柳亚子。而这两句话的意思也并非贬义,据柳氏自述:此乃充满敬仰和友善之意。各位不信,有案可查。话可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说起:

话说当年,“伟大领袖”受“蒋委员长”邀请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柳亚子先生不仅很写了几首赞誉的诗词,还“索句渝州叶正黄”,把“伟大领袖”一生所作诗词中那首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最高的《沁园春·雪》要来向报刊和公众推介,并在跋语中赞道:“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他也依照原韵和词一首,结尾处有“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之句。此举立刻引起一时轰动并传为佳话。更有意思的是,柳亚子不仅向毛索句,还向毛索字;并请当时只有25岁的青年篆刻家曹立庵为毛治印两方,一为阴文“毛泽东印”,另一为阳文“润之”,“伟大领袖”见后甚为喜爱,当即使用,盖印在为柳亚子手书《沁园春·雪》的词幅上。这两方印章毛氏在今后的书法作品和馈赠中也曾多次使用过。

在向“伟大领袖”赠印章的同时,柳也请曹为自己刻了两枚闲章,其中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另一枚的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第一方印文中的王尔德乃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晚年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著称。“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字正平,为东汉末年才子,其人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连“建安七子”的大多数都不放在眼里,只看得起那个四岁即能让梨的孔融和那个耻笑过曹操多次,而在最后一次嘲笑曹操吃鸡肋“嚼之无肉,弃之有味”,被曹以乱传军令为借口所杀的杨修。祢衡常对人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称孔融为“大儿”是因为孔比他大20多岁,而杨修则比他小几岁,故称“小儿”。此乃汉时用法,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有“好男儿”、“男子汉”、“大丈夫”之意。这种用法一直使用到近、现代,直至柳亚子。如“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也曾在其影响巨大的《革命军》论著中使用过“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表示对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两位风云人物和领袖的爱戴及尊崇。

另一方印章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讲得是汉初名将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人仗义,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袁丝家里,像事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等人的故事。一说“兄事”为古时礼教中的“三从四德”的三从(从父、从兄、从夫)之一。记得当年上小学时回老家度暑假,很有些封建礼教的二姑告我要“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当时很不解,心想,我就是长子,那有兄可从?后来才明白,她是在说自己,因爷爷不在了,她就得听从和尊重自己的兄长即我父的意见。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古礼长兄为父,意表尊重之意。弟畜,其字古义有两层意思:1、顺德。《礼记》:“顺于道,不逆于伦,谓之畜。”又注:畜,顺德也。2、孝敬。《礼记》:“无服之丧,以畜万邦。”又注:畜,孝也。

查柳亚子年谱,其生于1887年,比生于1878年的斯大林小了近10岁,而又比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长6岁,故第一枚闲章表达了自己可像祢衡之对于孔融和杨修那样,与自己敬仰的斯大林和敬佩并熟稔的毛泽东“称兄道弟”,并也像祢衡那样亲昵的把他们称为“大儿”和“小儿”。而第二枚闲章则表达了要像对兄长那样尊敬斯大林,也要像爱护弟辈那样维护毛泽东。

谁知,这样的一种表达在20年后的“文革”时期却引起了一段公案,涉及了许多人和事。“文革”悍将康生先是在66年春,把两枚印章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反动之极”,“应彻底销毁”。还质问当年保存这两枚印章的“革博”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后来,以“为革命研究历史”成名的戚本禹一夜之间红得发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掌文化部大权,派人来到“革博”,召开全馆群众大会,又将封存的卡片、文物照片和底版取出当众销毁。紧接着,在如火如荼的“文革”运动中,“造反派组织”对曾经记录、整理、保管和知情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大批判”和“揪斗”,有的被红卫兵小将剃阴阳头,受尽各种侮辱;有的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直至昏死。就连当年的“革博”馆长李兆炳,一个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共,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曾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也在劫难逃。“。。。他受到的迫害更残酷,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牛棚”,多次被施以“踩杠子”酷刑,他的双脚踝骨被压断,后来手臂也被压断。数次刑讯下来,李兆炳的手脚全部残废,直到去世再未能站立起来。(以上资料见晓农:《由柳亚子印章引发的冤案》,《世纪》,2001年第4期)。就连那位为柳氏治印的专家曹立庵也受到牵连,被视为“黑书画家”、“反动资本家”和“老反革命”而长期批斗。直到文革以后,柳案平反,这些人的境遇也才跟着改变,冤屈也才有了说法。

可以想见,柳亚子如不是去世的早,即因此事下场恐怕就比老舍还要惨,又若不是生前写了那许多赞颂“伟大领袖”的诗词,又与毛私交甚笃,与“伟大领袖”的关系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剪不断,理还乱”,恐怕也得像孔府中的孔氏三代一样,被“掘墓鞭尸”,“挫骨扬灰”。

这似乎看起来与柳氏当年的初衷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因此有人得出结论:“此事倒是提醒人们,‘歌功颂德’其实也有风险,有时,风险还不小呢”。无疑,这便是那句“拍马屁别拍在蹄子上,当心让撂上一蹶子”的雅化了。而本人却有另外的一些看法:“御前文学侍卫”也罢,“马屁诗人”也罢,除去那些歌功颂德的成分以外,柳氏对“伟大领袖”的判断和评价却总是极有“前瞻性”,十分准确,并多次一语成谶,不服不行。试举几例:

1929年间,当毛与朱德一起在井冈山、湘南一带竖起造反大旗,向“国民政府”展开“武装斗争”时,连与柳氏背景和身份相仿,同为文学泰斗和思想家的鲁迅都不予看好,谓之“山大王”。而柳氏却写诗予以高度赞扬: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
并世支那两列宁。

“两列宁”,柳氏在诗末自注为“孙中山、毛润之”。当时,共产党只是“星星之火”,毛泽东也还不是共产党的领袖,甚至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柳亚子却将其与“国父”孙中山并列,笃定为“中国的列宁”,谁想“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兑现,毛也成为真正的“大王”,不能不承认其慧眼独具,眼光过人。这是其一。

其二、1945年初,柳亚子又赋诗一首登在《新华日报》上,题目是《延安一首,正月二十六日赋寄润芝》:

工农康乐新天地,
革命功成万众和。
世界光明两灯塔,
延安遥接莫斯科。

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叶,红色革命的灯塔一直都在苏联,在莫斯科。中共的成立和发展,一直都未离开过苏共和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连“伟大领袖”都著文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至少在50年代中叶,斯大林逝世的前后几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都尊奉莫斯科为领导。中共自己在50年代末期,至少在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之前都一直未敢侈谈自己就是世界革命中心或承当灯塔的角色,而柳亚子,一介党外人士,在40年代就将穷乡僻壤的“延安”与“莫斯科”并列,称为“世界革命两灯塔“。又是20年后,中苏大论战结束,毛开始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并开始指导所谓“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帝反修反殖的革命斗争”。此乃“二”语成谶。而此时柳氏已作古,但却不得不再次承认其慧眼独具,世所罕见。

其三、就是这两个“小儿毛泽东”与“弟畜毛泽东”的印章了。你说你这个柳亚子,写诗就写诗,赞颂就赞颂,索字就索字,治印就治印好了,何故“无厘头”的再治这么两方闲印,莫非真有预感,已前瞻性的考虑到有人以后要把“伟大领袖”骂成“小人”和“畜生”?如果不是,为何又特请曹立庵在一方闲章上刻边款云:“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1945年。亚子。”(见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这分明是笃定以后一定就是有人会有这样的理解并就此做文章的,故立此存照。而事实也确实这样,20年后又是“一语成谶”,直至今日,“伟大领袖”是神、是人、是鬼、是魔、还是畜生都仍然在争论之中。

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是柳亚子先生有当今某些大师之类自诩的能开天眼的特异功能?还是具有当年袁天罡、李淳风之流的推背之功?何以能这样“料事如神”?不过,所虑的那些“不察的昧者”,能把“小儿毛泽东”与“弟畜毛泽东”解读为“小人毛泽东”与“吾弟畜生毛泽东”的始作俑者却是印章和书法专家,也是“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号称“中共党内理论家”和学富五车的康生同志,这却是先生始料未及的吧?而对先生及其友人和知情者大加櫡サ娜词恰拔按罅煨洹钡囊话镒匪嬲撸懦浦飨醚滴胺赡窬。吖放搿钡钠荼居硗疽约跋执懊邸泵堑那氨 - 红卫兵之流,恐怕这也是写了那么多赞颂“伟大领袖”之诗词的先生在天之灵所不能理解的吧?!呜呼!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诞辰120周年


 
13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35:56 提到] [FROM: 72.]
江迅:毛诞辰120周年挺毛贬毛激战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27 10:38


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国各界各地评毛之争论日趋激烈,一方将毛泽东打造成神,而另一方则视毛泽东为罪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试图显示不崇毛,但又关心毛纪念活动的筹备;似乎在平衡左右,也显示知晓毛问题的敏感。

毛泽东,是一种政治符号。说起这一天,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难于梳理情感的日子: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辰日,对毛泽东,是褒?是贬?二零一三年的这一天,是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舆论场显得不同寻常。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七年了,对他的功过评说,依然是迥然不同且针锋相对。在神州大地,从年初就开始「挺毛」和「去毛」、「崇毛」与「贬毛」的论战,群情激奋,众声喧哗。越接近这一日子,口水辩论也随之越来越激烈,一方将毛泽东打造成神,而另一方则视毛泽东为罪人。论战双方都看着总书记习近平对此反应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聚焦毛诞辰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官方纪念活动,习近平是否讲话,讲什么话。毛泽东诞辰,既考验着习近平如何处置的智慧,也成了中国政治风向标,审读习近平执政下中国未来十年走向和路径的窗口。

这几天,纪念毛泽东诞辰举办活动,最震撼的首数山西太原市。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严冬寒风。山西大学毛泽东像前,数千民众聚集。山西大学主办「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各界群众和学生参与。由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的旗帜方阵游行,成为是日活动主场。旗帜方阵由中共党旗、国旗各六十面,共一百二十面组成,寓意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四十一幅毛画像表示毛泽东思想主导政坛四十一年。党旗国旗和画像,在大学生手持下,摆成了「120」大字。现场有学生高喊「誓死效忠毛泽东」。有大学生举着大牌,上书:「永恒的毛泽东日12.26,人民的节日,人民节」。太原小店区坞城路街头出现大批「红卫兵」,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是太原理工大学的学生和教授。

现场有中国政治思想工作网、晋之韵公益创业俱乐部、山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阳泉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长治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吕梁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灵石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运城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各大学社团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和手持党旗、国旗、红旗的数千人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

纪念活动透过歌唱红歌纪念毛,朗诵《想念毛泽东》、《七旬老太梦见毛主席》,高举毛头像跳集体舞,活动伴随纪念毛泽东诞辰青年学生集体宣读主题为「爱国爱党,薪火相传」的爱国誓词结束。毛泽东特型演员张瑞奇还在山西大学的主题纪念活动上现身,模仿毛泽东开国大典上的演讲,与民众互动,令场上氛围热烈,学生与小区民众一同高唱红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活动持续五个小时。这让很多经历过文革痛苦的人惊呼:「文革回来了。」

合唱红歌缅怀旧时

纪念毛的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内地几十个城市延续,江西省南昌市有大批人在公园纪念毛主席冥寿;北京天坛公园有人派发二百本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和二百枚毛泽东像章,众人合唱红歌,缅怀旧时;广州黄花剧院五百多湖南人纪念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其实,这几个月来,各地的纪念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可谓此起彼伏。九月二十二日,山西太原举办书画展,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出席。十月十八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等举办联谊会,三百多名红后代相聚,其中有毛泽东亲属李敏、李讷、王景清、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等人。十月二十八日,由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协办的纪念毛诞辰理论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出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作主题报告,一百四十多名专家学者、老干部和现任官员出席会议。

十一月十六日,由中国书画艺术产业联盟、中国名家书画研究院和华图教育联合举办的纪念毛诞辰的百余名部长、将军、书画名家笔会在北京举行。十二月八日,江西省井岗山举行纪念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毛泽东女儿李敏、外孙女孔东梅、外孙女婿陈东升、陈毅之子陈昊苏、朱德外孙刘康、粟裕之子粟戎生、黄克诚之女黄楠、谭震林之子谭晓光等红军后代百余人参加座谈。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在座谈会上表示,要深切缅怀毛为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追思、学习毛泽东「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许多人倡议当局,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命名为「毛诞节」。

不过,更多人却对民间和官方出现的这种「过度怀念是否会重演文革」表示担忧。人们注意到,其实在各地组织举行毛的大型纪念活动,大多「经上级指示」,需延迟或取消。原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因突然被要求审批报批而被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歌唱祖国传诵经典》大型新年文艺晚会,曲目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不见踪影,宣传海报中与毛相关的内容也被删改。

随后又传出消息,中央电视台原定在毛诞辰日前后的黄金时段,播出百集史诗电视剧《毛泽东》上部六十集,被中南海高层要求改播《聂荣臻》。这部《毛泽东》由香港亚洲联合卫视特别策划,携手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联合制作推出,亚洲联合卫视在海外独家首播。不过,十二月二十五日,央视黄金时段最终仍开播了这部大片。

日前,毛泽东之女李敏在江西省井岗山出席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但官方媒体对此仅仅作了小篇幅百字报道。前不久,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在前往河南省郑州参加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途中,遭当地警方拦下,警方告知活动不能举办,并称「这是上级指示」,郑州市公安局还查验陪同的乌有之乡工作人员身份证,填写返回天津的申请……这类消息时有所闻。忽左忽右,时而令「拥毛派」兴奋,时而让「去毛派」叫好。

十一月三日至五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湖南省湘西、长沙的农村、企业考察,特别关注扶贫开发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人们注意到,在距离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仅仅一个多月的此际,他却绕开了毛泽东家乡韶山,故意避开敏感的「毛泽东」,五日新华社发出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新闻稿,没有一字涉及毛泽东。

不过,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六日发出消息,省委是日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徐守盛为此提出六点要求:第五点是要扎实做好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各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隆重、简朴、务实办纪念活动的指示精神」,扎实做好筹备工作。原来,习近平在考察湖南期间,还是对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作了指令:隆重、简朴、务实。但在五日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却没有提及。

早在二零一三年年初,毛泽东故乡湖南省韶山市便将纪念毛诞辰作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任务」。十月,湖南湘潭市委披露,五大群众性纪念活动的筹备,正按时间节点和质量要求有序开展;十二个重点纪念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十九亿元人民币(约合三亿二千美元)。

省委书记徐守盛要求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组织好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建设。十月,大陆各省市都收到中央要求各地不得擅自举办纪念活动,不得大操大办,各地举办纪念活动须经中央批准,按中央统一安排部署。

习近平留下的「隆重、简朴、务实」六个字,被视为给热情纪念毛诞的湖南当局套上「紧箍咒」。有学者认为,「从习近平的角度,也许这种『互不否定』,就是不左不右的『中立』态势,习近平过毛家乡而不入,试图显示他没有崇毛;但是在省委的会议上,他又关心毛纪念活动筹备情况,显然,这是在玩左右平衡把戏。不过,至少习近平了解到毛问题的敏感性」。

十一月初,正紧张筹备纪念毛诞的湖南官场,却迎来「煞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巡视组。十二月十八日,距离毛诞辰尚有一周,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成了中共十八大后中纪委反腐整风拿下的第十五位省部级高官。同一天,湖南省纪委也发布通报称,该省衡阳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童名谦在湖南为官三十年,胡国初在衡阳为官四十余年,地道「地方官」下台引发政坛人事地震。湖南近年发生的「李旺阳被自杀」事件、「唐慧劳教案」、「瓜农被打死官方抢尸」等事件而声名远扬,民间对官场的不满积怨颇深。在湖南,毕竟纪念毛诞的主流活动都由官方主导,中纪委的反腐举措已对毛诞纪念带来冲击。有京城学者认为,在此前一个多月派驻中纪委巡视组,正是中央的一种有意为之。

当下,人们聚焦毛诞辰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官方纪念活动,习近平是否讲话,讲什么话。早先,习近平已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是从整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下,不少人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治空间越来越紧,对新闻出版网络言论控制越来越严,各地抓捕异议人士成风,官方媒体「批判宪政」而重树「毛泽东思想」的舆论也越来越有市场,令人坐卧不安。不少人认为未来习近平就是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他的一招一式都在摹仿毛泽东,诸如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整党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回归再现。不过,客居京城的当年右派、知名学者铁流却坚信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绝不是毛泽东的孙子」。

铁流认为,习近平不会回归毛泽东封建独裁统治的专横时代,更不会重启阶级斗争整人、害人、杀人的历史,他定会带领人民走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的民主法治之路。

铁流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曾身处中国权力高位,是延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他勤俭仆实,敬民如父,从不整人害人,从不玩权术说假话。这么一个好干部、好领导人,仍被毛泽东先后残害三次,整整关押十六年,直到毛死,四人帮倒台,才获彻底「平反」,后主政广东,开发创办深圳特区。习仲勋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是党内坚定民主改革派。铁流与他近距接触过,受益不少,对他十分敬重。

有其父,必有其子

铁流说,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由于习仲勋被整的原因,习近平自小就是「狗崽子」,受凌受辱,还被「劳教」过,年仅十五岁就发配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孤独生活。因家庭原因多次申请入团、入党被拒。习近平一生所敬仰和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他老爸习仲勋。零一年习近平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铁流继续说,习仲勋顶天立地,大公无私,在暴君毛泽东的重压打击下,也不求饶低头,仍严管儿女,告诉他们要正直做人。

除了早先的乌有之乡网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是「崇毛褒毛」、「挺毛拥毛」的大本营。被视为替毛辩护的「专业户」、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否定毛泽东是别有用心》、《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等,不厌其烦向人贩卖他的尊毛崇毛观,公开否认「大跃进」期间饿死人,否认「反右」和「文革」期间中共当局践踏人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发表《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绩不容抹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驳对毛泽东的丑化》等文章,批判「非毛化」思潮。在北京学者司马南、韩德强等毛粉眼中,那些批评毛泽东、呼吁「批判文革」、「反思文革」的群体都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在透过丑化毛进而颠覆中共。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韩德强更认为,毛泽东「本来就是神」。

毛泽东去世后至今,国人对毛的功过评说,迥然不同而针锋相对。早先有北京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知名学者辛子陵要把毛还原成人,被一些拥毛派认为「罪大恶极」而遭提议公诉。不过,《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评价毛泽东早已不需要问号,一个叹号足矣。

□ 亚洲周刊

 
14   [dokknife 于 2013-12-24 15:55:39 提到] [FROM: 72.]
何兵:红色法官董必武悲剧人生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4 00:48


  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共建政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他曾对子女说,自己是一块抹布。虽然不起眼,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告诫子女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当主帅,他自己是跑了一辈子的龙套。作家何兵撰文《一块被丢弃的“抹布”—— 红旗下的法官之董必武》,揭秘中共元老董必武鲜为人知的悲情往事。

  红色司法的元老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1954年9月,当选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长。与他搭班子的,是副院长高克林、马锡五、张志让。[1]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班子,专业与非专业、党内与党外完美结合,都有革命的热忱。这个班子里,董必武资历最老。他是前清的秀才,1903年到武昌参加乡试时,因好奇地朝衙门里张望,被衙役饱以拳脚,“从此恨死当官人”。

  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1934年江西苏区成立最高法院,他是首任院长。1945年3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逝世后,联合国秘书长专电悼念,称他为联合国的创始者之一。在延安,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被尊为“延安五老”。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彭真是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法委,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的工作。他任劳任怨,不在意个人得失。他对子女说,自己是一块抹布。虽然不起眼,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告诫子女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当主帅,他自己是跑了一辈子的龙套。

  雄心勃勃

  董必武到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坦言:“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答。”他接手的法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国民党《六法全书》已废,“人民的法律”迟迟不来。共产党沿习根据地时期的运动传统,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一波接一波运动。人们迷信运动而不是法律。

  虽然接手一个烂摊子,但他雄心勃勃。

  他安排最高法院法官到全国调研,制定刑事和民事程序审理规则。他提醒热衷于运动的人,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对于党政不分,他说:“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2]他还明确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要将人民司法纳入正轨。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说:“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3]

  他台前台后卖力地跑龙套,不料有人认为他跑偏了。1957年10月9日和10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警惕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7年底,各行各业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不甘落后,口号震天:苦干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审判工作要做到“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满意”;公检法三机关要联合办案,三个机关的首长“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好象无动于衷。1958年4月,最高法院召开了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董必武委婉地说:“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

  他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小政变

  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团访问东欧和苏联,8月7日返京。在此期间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罗瑞卿,董必武只是成员之一——他和彭真掉换了位置。随即,中央政法小组指令最高法院会同司法部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检查、总结八年来的工作”。2006年1月出版的《董必武传》评价说:这次会议未点董必武的名字,但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讲过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一直是党和国家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既然是所谓‘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8月7日董必武回到北京。8月13日,公安、检察、司法三个会议召开联席大会,请董必武讲话——其实是看他如何表态。

  他的表态很好。他说:“各位批评得对,我完全接受……”而他有的观点,毛当年曾经明确支持。1951年10月18日,身为政务院副总理,他写信给毛主席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毛12月4日复信说:“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

  司法会议结束后,最高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情况报告》,说:“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也有类似的提法:“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4]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后来,毛主席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1958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北等地视察时指出:“发展钢铁生产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最高法院成立了炼钢办公室。

  一块被丢弃的抹布

  董必武是个倔强的人。他儿子董良羽说,父亲有一副“温和长者”的面孔,实则内心倔强,是个硬汉子。虽然自己被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

  董必武也是个识相的人。1959年3月25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十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

  毛批示说:“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

  他明升暗降,心存忌惮,不再言谈政法,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农村要积极地推广利用沼气”。他有个孙女小名毛毛。家人逗她玩,把拳头举过头顶喊:“打倒毛毛!”董必武立即哼住了他。在公开发表的诗作里,他勉励夫人学习毛着“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儿子“毛选诸篇读尚勤”……

  他不时地写诗和毛主席奉和。任是如此,文革期间他的儿子两次坐牢。他私下里说,儿子是在替他坐牢。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这类发泄不满的诗,还有许多。为了防止别人认出来,他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合着写,然后把整张整张的报纸涂成墨色。夫人提醒他:“不要写了!”他笑着举起全黑的报纸说:“谁看得出来?”

  此后董必武一直任国家副主席。林彪事件后,有一天他在家听广播。播音员说,国家代主席董必武接受某某大使递交国书。董必武一愣:“我怎么成了国家代主席?”

  他像一块抹布,被丢弃在一边。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据说毛泽东悲痛得断食断饮,整整放了一天张元干《贺新郎》的录音:“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1982年,彭真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重新当权后,彭真对法治有了新认识。主持宪法起草时,他特别主张把“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如今,大家都在赞颂彭真对法治的贡献。当年他协助毛泽东拿下董必武,此一段旧事,已无人再提。

  注释:

  [1]高克林,陕西华县人,追随刘志丹闹革命起家,任前担任最高检副检察长。马锡五,陕西保安人,长期在根据地从事司法,以作风便民,常在田间地头办案扬名——人称“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任最高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张志让,江西武进人。历任北京大学、东吴大学法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任大理院推事、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法官。“七君子”案他是实际首席辩护律师,地下党称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新中国一成立即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4]崔敏:“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回顾与反思”

来源: 《一块被丢弃的“抹布”》

 
15   [dokknife 于 2013-12-24 15:53:40 提到] [FROM: 72.]
Brutus:去毛为什么那么难?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24 09:54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即将来临。小时候记得整天高呼,毛主席万岁!不知有多少是发自肺腑的,懂事的看当时的个人家境和待遇,不懂事的跟着瞎喊。

按理说,毛在大跃进当中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加上文革的动乱,人权的糟蹋,早超过了历代的任何君王,属于罪该万死之类,可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拥护他,有的甚至把他当神来供,这是为什么?

毛主张共同富裕,主张平等,主张民主,希望大家过富裕的生活,否则大跃进就没必要了。文革前期,有不少精英拿着异常高的工资,过着完全脱离大众的生活,不少百姓对这类人非常仇恨。记得看过一文革出版的小册子,叫做《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当时的贫富悬殊一点也不亚于现在,可见文革是有群众基础的。历史又在重复,如果现在又搞一次文革,估计会有不少底层群众支持。现在的权贵有几个是靠自己努力的?正因为这样,群众才会怀念毛泽东,只有毛才敢对这些贪官污吏叫板。

毛是体制内的人,目前还被党和政府肯定,毛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安放着。拿毛出来说事是非常正常的,风险最低,和自己最为关切。毛是犯了不少错误,他独裁,不懂管理,只有诗人的浪漫,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他能够被借用,能为自己出气或许能达到目的就足够了。可以说,去毛是不可能的。

此外,习近平也需要利用毛来均衡日益扩展的贫富差距,否则只有等着亡党。民主在目前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事,但发展党内的两部分利益代表是绝对应该的,也就是说:一部分是站在发展或代表富人的一边,而另一部分代表穷人,这样的政策才能平衡。这跟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差不多。没有两派的平衡将会造成政策上的长期不平衡,最终导致动乱,一切发展都完蛋了,又得重来一遍。

总而言之,在目前的环境下,除毛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的办法是重新调整党内高层决策的结构,让两派都有代表,除此之外,人大也必须有这样的结构,当然后者的独立性还是值得怀疑。高等法院就别提了,中国离法治还远着呢。


 
16   [dokknife 于 2013-12-24 15:53:20 提到] [FROM: 72.]
周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24 09:50


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最有争议的人物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四大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中(巧合的是他们各领风骚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毛泽东的影响力最大。他的画像至今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尽了一个多甲子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幻,仍屹立不倒。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不管他/她如今生活在世界何方、是拥毛还是反毛,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蛋”,身上都烙有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十三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管他/她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生来就被毛泽东参与缔造的执政党领导、在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里生活,且这一现实在可见的将来仍无法改变。

毛泽东又是二十世纪中国四大人物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不像其他三位比较能盖棺论定。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其拥毛还是反毛的立场受个人经历、时代大环境尤其是所处地位的多重影响。如中国当今第一、二号人物习近平和李克强,当年他们在农村插队时,或许在心里把毛咒了一千遍;当位极毛泽东奠基的红朝之巅时,他们当然毫无选择地成为拥毛派。只有曾生活在毛时代的我等海外中国人,在跳出红色“大酱缸”多年、接触了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价值观后,且拥毛还是反毛的立场对自己再无切身利害关系,才能比较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一. 毛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登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有历史必然性。二十世纪初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革命起初追求英美式的民主代议制度。但一次大战后,英美式的民主代议制度一度退潮,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新思潮在西方兴起。主张“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的代表官绅上层社会的国民党一心模彷法西斯德国,希望建立党国一体的体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则希望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次大战以实行法西斯主义的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一度席卷半个地球。在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被视为“治国无能”的蒋介石顺理成章败走台湾,被民间颂为“东方红”的毛泽东顺理成章登上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舞台。

二. 多重灾难的始作俑者

笔者认为:评判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毛式准皇帝/国家主席历史地位的客观标准,是他的执政曾为这个国家的臣民带去和留下了些什么。以头号红歌《东方红》中的歌词 “他为人民谋幸福”为标准来评判,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近现代最专制、最黑暗和最疯狂地鼓吹个人崇拜的时代,个人崇拜的肉麻、普遍和疯狂连封建皇帝都会感到汗颜。毛泽东时代也是和平时期生产力多次遭到极大人为破坏的时代,破坏的方式和理由都荒诞不堪。不论毛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原始动机和理由多么“高尚”,客观上毛泽东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反右运动”用“阳谋”打出的五十五万个“右派”;“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创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在和平和非瘟疫时期死亡人数的世界纪录;“十年文革”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罗百姓,无人能幸免于难。毛泽东是这些灾难的始作蛹者,或要负最大的责任。

三. 奠基“政治中国”的灵魂人物

毛泽东曾形容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中国着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曾这样评论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毛泽东是个复杂多重的政治人物,他对中国的影响也必然是复杂多重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虽然中国人民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站立起来,但自那时起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确实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并逐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一党制集权政府,铲除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族体制,各项政令得以贯彻到最基层,昔日中国“政出多门”的现象得以终结。土地国有化和建立国营企业等一系列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治国方针,为大规模发展生产力铺平了道路,扫除了障碍。文字改革和“两弹一星”等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等三次不同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安全获得了基本保证。毛泽东是奠基“政治中国”的灵魂人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政治中国”的基础上的,否则不可能很快造就邓记“在经济上站起来”的“经济中国”。这方面的一个鲜明例子是中印对比。印度与中国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拥有众多人口的亚洲文明古国。它们在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内独立建国,建国前两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架构都很落后,毛泽东去世时两国的生产力和贫穷度也处于差不多的水平。印度建国后一直采纳最标准的西方式民主制度,但如今中国的人均GDP为印度的四倍。

四. 毛时代的结束:以无数生灵为代价

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在毛去世前五个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反对毛泽东统治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说明当时仍处在严密控制下的中国社会对毛的容忍度已接近临界点。毛如果再多活几年,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将发起更多的抗争甚至暴动,但那时的中国却再无周恩来、邓小平一类温和睿智的人物主政,中国将经历更多的动荡,中国人将遭受更长更深重的苦难和牺牲。从这一点说,中国和中国人还是比较幸运的。

毛去世前仅一个多月,距毛居住的北京直线距离仅一百五十五公里的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级特大地震(中国官方有意将震级缩小为7.8级),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轻伤70多万人,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伤亡人数第一名,整个唐山市也被夷为平地。唐山大地震不仅是“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也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据说唐山大地震后毛泽东曾嚎啕大哭,官媒将毛的此举吹捧为毛“爱人民”。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残酷国内战争和建国后的三次对外战争。面对尸山血海般的伤亡,毛早已心如铁石;毛曾放言准备牺牲中国一半的人口,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毛更对“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这样视人命如草芥的人物,且在重病中,怎会在意唐山的伤亡人数?笔者认为:虽然毛自诩为无神论者,也从不会公开为自己的种种倒行逆施忏悔,但在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毛肯定是想起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由唐山大地震想到了“天谴说”,想到了这些悲惨死去的唐山人都是为他先行“陪葬”的铺垫。正是想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毛泽东才会嚎啕大哭。

五.历史的审视、评说和诠释

二千多年后,秦始皇及其创立的封建制度还在被历史学家的锐眼审视、在历史演讲台上任人评说、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被不同的编导和不同的作者作不同的诠释。笔者相信:从现在起二千多年后,“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及其当政时的政绩和一系列错误仍将被那时的历史学家的锐眼审视、在历史演讲台上任人评说、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被不同的编导和不同的作者作不同的诠释(如果那时历史学家、演讲人和影视/文学作品都继续存在的话)。谁让秦始皇和毛泽东都是在历史转折点时走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的高压统治既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致死了那么多无辜的黎民百姓,以致永远都充满争议?


 
17   [dokknife 于 2013-12-24 15:52:39 提到] [FROM: 72.]
中国网络观察:毛诞见危机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24 10:06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新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上台伊始,就高调大力赞美中共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和独裁者毛泽东。中共各地各级机构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在大力宣传和操办今年12月26日的所谓的“毛诞节”。

随着毛泽东生日120周年的临近,中共显然进入一种危机状态。所谓的“危机”意思,一方面是危险,危害,另一方面则是机遇,机会。

在观察家们看来,今年的毛诞使中共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危境,面临一种难以摆脱的危害。与此同时,专攻当今中国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则获得一种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好机会,使他们得以直接观测通常是极其隐秘的中国最高层政治,直接观测平时连中共高级干部也难得一见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有志于今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子而言,毛诞120周年的到来更是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让他们可以获得一种可以进行最生动、最能说明问题、并最富有悬念和戏剧性的观测试验机会。这种天赐良机可以让初学者对一些社科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并由此一举了解、理解社会科学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进而确立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概念。

*毛诞危机的沿革*

不知是什么原因,给当代中国带来无穷祸害之后死于1976年的毛泽东生前对自己的生日一直比较低调。中共的宣传材料总是说,毛泽东从来不大力庆祝自己的生日。

毛泽东死后,如何评价毛,如何纪念毛泽东的生日在过去的将近40里就成为中共当局的一个头痛问题。一方面中共当局继承并维持的政权是毛泽东及其同辈用武力夺取的政权,中共当局不愿否定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也就不愿否定毛泽东。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害人数以亿计,害死的人也数以千万计,并且也坑害、迫害了他自己的无数同党,其中包括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及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邓小平和习仲勋只是由于侥幸才活下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等许多中共“老革命”没有那么幸运,于是在毛泽东所发动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简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中国国内外的分析家们多年来注意到,对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共高级领导人来说,毛泽东害死中国人几百万、几千万显然不值得重视,更不需大力否定。中共当局的宣传甚至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害死那么多中国人是 “摸索社会主义建设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交出的必要的学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习仲勋等高级干部的残害和迫害则是中共当局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否定的。但是,中共当局重视并否定毛泽东对其同辈同党(即中共宣传机关所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并非是基于的是非善恶、人类良知或基本人权观,而是基于无法回避的政治需要。

简而言之,这里所谓的“无法回避的政治需要”是指,毛泽东为迫害其同辈同党而发明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非常怪异、非常滑稽的罪名,如说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习仲勋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野心家、阴谋家”。

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否定毛泽东,以否定毛泽东或给他们扣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党野心家”之类的怪异罪名。

于是,当代中国政治就出现了延续将近40年的奇怪一幕------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当局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而维护毛泽东,反对否定毛泽东;但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当局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又不得不否认毛泽东。

观察家们认为,对毛泽东的这种不能否定又必须否定的怪异局面,是毛诞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所在。从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是中共的机会,维护毛泽东是坚持维护中共政权合法性所必须的。但从另一面来说,毛泽东对中共又意味着危险或危害,否定毛泽东又是维护毛泽东之后的中共当局合法性所必须的。

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对付这种怪异局面的办法是尽力躲避或淡化毛泽东,对毛泽东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和做法。

然而,习近平上台以来,一反中共当局的上述做法,对毛泽东大力赞扬,从而重新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凸显出他自己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当局的合法性危机,使他成为中国国内外的笑柄,并导致“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不胫而走,四处流传。

*应对颂毛的麻烦*

习近平大力颂扬毛泽东,从而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国民内外的大笑柄,主要是因为他颂扬毛泽东,就等于是承认或变相地承认他的亲爹爹是一个“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这种公开的或私下的嘲笑显然使习近平及其家人和中共当局感到狼狈不堪。

在今年10月,中共当局试图借助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来为习近平和中共当局解围。习远平发表长篇文章,特意强调毛泽东当年对他爹爹习仲勋赞扬有加,下毒手迫害他爹爹习仲勋的是毛泽东的鹰犬和打手康生。

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远平的这种说法对他哥哥、中共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帮助不大,因为即使是人们完全接受习远平的上述说法,也只能是让习近平得以避免“赞美暴君”之讥,但却坐实了习近平“赞美昏君”的恶名。众所周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的十六年是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康生时代。

总而言之,颂扬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祸患的毛泽东,给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当局带来无穷的麻烦,危害,危险,并使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柄。对于颂扬毛泽东所带来的麻烦或招致的嘲笑和谴责,中共当局大致采取了六种在观察家们看来各有利弊、成效不一的宣传应对措施:

1)对批评毛和批评颂毛的意见假装看不见、听不到,置之不理;这种应对办法的有利之处是省力省事,其弊端是批评者会由此觉得中共当局理屈词穷,更加可笑,因而批评得更来劲,更深入;

2)对批评毛的意见作出间接委婉地回应,为毛或毛领导的中共当局的恶行做委婉的辩护;例如,中共当局宣传说,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号令中共逼迫中国民众搞“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导致至少3000万中国人饿死期间,毛泽东也与中国人民同甘苦,不再吃猪肉;然而,毛泽东当年的食谱一举粉碎了中共的宣传:在中国人大批饿死、饿殍遍野的时候,毛泽东在那些年以大虾来取代猪肉;

3)声言毛泽东只是在晚年、尤其是临终前的10年才犯了重大的错误,在其他历史时段毛泽东基本上是英明伟大的;但这种说法面临历史记录的挑战;尤其是毛泽东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共产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害死中共同党无数的历史记录无法掩盖的时候;

4)声言毛泽东的种种罪行或过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或污蔑;然而,中共这种宣传也很难取得多少成效;仅举一例,毛泽东对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莫名其妙的迫害实在无法跟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毛泽东的造谣或污蔑扯上任何的干系;即使是人们完全相信迫害习仲勋的是康生,不是毛泽东,但中共宣传机关到现在也只能是承认康生是毛泽东的鹰犬,而不是任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鹰犬;

5)通过亲中共的人或网络特工私下非正式地放风,宣传习近平并不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大傻瓜,习公开颂扬毛,并不妨碍习近平私下骂毛泽东是坏蛋,习近平颂扬毛只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采取的很容易理解的手法(非常有趣的是,常驻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一位专门为中共当局说话的留言者就是这么说);然而,中共的这种非正式说法在观察家看来也很成问题,因为这种说法等于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卑鄙无耻的阴谋家;

6)大力宣传毛泽东以及他所统帅的中共当局虽然给中国人带来很多的灾难、痛苦、伤害、死亡,但毛泽东为中国后来的大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探索了道路,因而毛泽东对中国、对中共依然是功勋卓著,依然是一个伟人,是一个给当代中国带来更多的好处而不是灾难的领导人。

这种说法目前已经近乎成为中共当局的正式说法。在毛诞120周年到来之际,这种说法经过中共宣传部门的鼓励、提倡,目前正在得到亲中共的网民和中共网络特工(即中国公众所鄙视的拿中共秘密津贴为中共做宣传的“五毛党”)的大力传播,其中一个常见的、显然是经过中共宣传部门引导和加工的版本是:

“他(毛泽东)用实践探明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沟壑、坦途,如果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集体的探索也许不会有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今天的人们还会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

*颂毛困难超大*

应当指出,赞同或持有这种说法的不但包括中共宣传机关,包括中国国内的所谓“毛左”、“新左派”,而且也包括一些专门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专业学者。

然而,这种说法的最大致命伤是,其赞同者无一例外地都不愿意让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好友成为毛泽东及其同党如此建设中国的铺路石或牺牲品;因此,这种说法被公众普遍认为是极端自私自利,而且丧尽天良。

批评者指出,毛泽东一生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其诸多罪恶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而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彭真、习仲勋等人因为深受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一度也有有限的、但也是明确的、明显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直接受到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凋零,中共最高领导层对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批评得越来越少,最终几乎消失。

在这方面,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形成鲜明的对比。习近平虽然也身受毛泽东独断专行之害,但对毛泽东却赞美有加,对毛泽东害人、也害了他的家人的独断专行避而不谈,但他父亲习仲勋则终生对毛泽东的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给予明确的批判和否定,并一直忧心忡忡地担心,中共会再出一个毛泽东那样的领导人祸害中共,祸害中国。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在毛诞12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网民在四处传播一段历史故事:

“习仲勋和彭真谈话。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综上所述,“毛泽东虽然害了很多中国人但使为中国发展走出了贡献”这种为毛辩护的说法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至少从简单的个人利害的角度来看,持有这种说法的人都不愿意为了中国的发展而被毛泽东坑害或害死。

至少,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前多次明确表示他本人不愿意充当毛泽东集权专制的牺牲品,也不认为他以及他的家人遭受毛泽东迫害是中国的建设和进步所必需的,是一种应当引以自豪、并且应当向子孙后代推荐的好事。

另外,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来说,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即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都拥有其独一无二、盖世无双的价值,因此不应当用作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的观点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

到了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则用其特有的简洁而犀利的文笔,阐述了康德用繁复而细致的语言所讲述的同样道理,这就是,即使即便是为了达到独立、自由、正义等等崇高目的,也不能牺牲无辜者的生命:

“我的母亲就可能在一辆有轨电车上。假如(通过炸毁电车来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就是正义,我还是更想要我的母亲。”(Ma mère peut se trouver dans un de ces tramways. Si c'est cela la justice, je préfère ma mère.)

加缪这句话早已成为世界名言,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已经成为不容挑战的公理,挑战这一价值观几乎就等于是反人类。

中共宣传部门控制的中国媒体虽然进来发表了一系列反普世价值观的文章,但至少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本人显然还是对普世价值观心存顾忌,就跟习近平本人显然依然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孝道”依然心存顾忌、不愿意被公众讥笑为“认贼作父”一样。

*拥毛论拙劣不堪*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反邓小平以来的前任尽力回避毛泽东的做法,高调赞美毛泽东,并表示要效法毛泽东的治国、治党的做法。习近平由此给自己招来无穷的麻烦,成为中国国内外的笑柄。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注意到,在中国国内,紧跟习近平颂扬毛泽东的“毛左”的言论,使习近平显得更加可笑,更加难堪。

中国军队的大校戴旭就是这种力图给习近平帮忙、但实际上却使习近平显得更加可笑和难堪的最著名的“毛左”之一。在毛诞120周年即将带来之际,戴旭通过博客和微博发表系列文章,为毛泽东唱颂歌和“正名”,同时也使他自己和习近平成为中国网民和国内外观察家的大娱乐,大笑柄。

戴旭发表的最新博文说:

“对毛泽东进行“神”“人”分离,是解放思想、完成新阶段历史使命的必须。但是,正如文革发动起来后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在局部造成失控混乱一样,改革开放后对毛泽东影响的淡化也被反华势力所利用,在主流意识形态将毛泽东请下神坛之后,这些势力喊着“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口号,趁机对毛泽东进行“星火燎原”式的妖魔化,在神的毛泽东、人的毛泽东之后,以虚构乱编和污言秽语,全力打造一个“魔”的毛泽东。…

“以史为鉴地对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总结很有必要,对毛泽东的个人功过进行评述也属正常。但这种总结和评述必须是客观、理性、超越个人恩怨的,如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但在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以网络、手机为平台的新媒体上,特别是在外资掌控、被西方政治理念洗脑的人员把控的一些大型门户网站上,这种理性、客观的文章已十分罕见,铺天盖地充斥着的大都是对毛泽东的肆意污蔑。这种情形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弹,社会上多次发生民众自发围追堵截、公开揭批反毛辱毛人士的情况。”

戴旭在这里显然是认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的互联网显然已经被对中共和中国怀有敌意的外资势力和“被西方政治理念洗脑的人员”控制。戴旭没有说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理念是否属于“西方政治理念,”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这些被洗脑的人为什么又能如此脑筋灵活,能力超强,能如此巧妙,协调行动,逼得中共宣传部门领导的至少200万网络特工人员节节败退。

但是,对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来说,戴旭的这种连“天方夜谭”也算不上的语无伦次还不是最好玩的。最好玩的是戴旭博客的题头:

“仗剑直言,血溅文章,为国请命,甘为鹰犬”。

在观察家们看来,戴旭的这些说法十足地显示了他无知,无畏,无耻,无德,无能,他甚至连基本的汉语都不通,不懂,但却自恃甚高;戴旭显然不知道,拿着利剑要一个身份比自己低的人接受自己的说法(仗剑直言),这种行为叫土匪流氓;如此要一个比自己身份高的人接受自己的说法,则是“犯上作乱”,是“叛乱”、“兵变”、“政变”。

另外,戴旭显然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环境十分黑暗,万分危险,甚至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让他这个全心爱国的人也不得不做好为自己的爱国言论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血溅文章);而且,戴旭还进一步显示了他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即将跌入致命的深渊,需要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挽救中国(为国请命);另外,戴旭显然是认为他的主子、上司、上级是邪恶无耻之徒,会喜欢用他这样的打手或杀手勇于替主子残害忠良、杀戮无辜(甘为鹰犬)。

于是,戴旭就这样在当今中国成为一个难得的给公众提供娱乐的特殊人才。

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上台接掌中国大位以来,习近平当局的一系列言行令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十分忧虑,也十分娱乐。而戴旭这样的颂毛和拥习的“毛左”对这种旷世罕见的全民娱乐贡献甚巨。

戴旭的言论导致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在纷纷笑谈和认真讨论:戴旭这种“毛左”到底是超级黑,还是超级蠢。

鉴于超级黑(超级反讽、超级黑色幽默)需要超级的智力和幽默感,鉴于“毛左”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过人的智力和幽默感,观察家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戴旭及其他“毛左”这类表面上是歌颂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实际上是给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扣屎盆子的言论,并非是超级黑,而是超级蠢。

*习近平的撤退*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大力颂扬毛泽东,结果给他自己带来了大麻烦,大危害,大损失。习近平尽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显然已经感觉到难以继续容纳或承受这种麻烦或损害。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习近平及中共当局一直在做出艰苦卓绝的、因而是常常自相矛盾的努力,试图给他减少颂毛所造成的麻烦和损失。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中共湖南当局耗费数以十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大力操办毛诞120周年。在这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招致广泛的抨击和嘲笑之际,习近平公开表示纪念毛泽东的活动要“简朴、务实”,似乎也是有意撇清跟湖南当局的干系,以避免也被批评为赞同或支持浪费挥霍民脂民膏。

此外,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上个星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即将举行的纪念毛泽东的歌唱会在最后一分钟被腰斩;原计划在毛泽东生日那天,也就是12月26日的举行的一场大型歌颂毛泽东的演唱会也被改成了新年迎新歌舞会。

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发表报道说,中共宣传部门控制下的中国出版业界至少在今年不会出版新版《毛泽东语录》。而先前中国官方多次正式报道说,为了配合毛诞120周年,新版《毛泽东语录》即将出版。

*科学观测天赐良机*

习近平当局先前高调颂扬毛泽东,如今又如此低调地而匆忙地后退,使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今年12月26日到来之际获得了一次难得而宝贵的观测和验证的机会,就像天文学家获得一次有如“日全食”或“金星凌日”一般的观测和验证机会一样。

从专业的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对某一种现实现象进行观察并提出可以进行观测验证的假说。而中国网民已经给研究中国当今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两个可以进行观测验证的科研假说:

1)“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即习近平虽然发出过种种成问题、成笑话的言论,但他还是一个没有丧尽天良、依然有是非善恶感的人,就跟他父亲习仲勋一样);

2)“习近平是毛泽东的孙子”(即习近平或者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地无视毛泽东种种独断专行的恶行,并有心效法毛泽东的做法)。

以上这两种社会科学科研假说,到底哪一种更贴近或更有可能贴近现实?在12月26日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或初学者可以进行观测验证。

具体地说,在12月26日到来的时候,研究者必将观察到如下四现象之一,即:

1)习近平将明确无误地表示,他无意认贼作父,无意粉饰或掩盖毛的种种罪行;
2)习近平会跟其历任的前任一样回避毛诞期间的公众活动,回避毛泽东;
3)习近平会参加公众活动,发表公开讲话,对毛泽东发出言不由衷的的赞扬和批评;
4)习近平会逆流而上,敢于反潮流,再度高调大力赞扬毛泽东。

在毛诞即将到来之际,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或初学者正在急切地盼望即将到来的观测验证机会。在毛诞到来之际,上述的四种可以观测到的现象,将为研究者的科研假说提供不同程度的证实和证伪,从而增进人类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知。

与此同时,毛诞到来之际,习近平届时无论有没有出场表现,无论有什么表现,都将是中国公众津津乐道的谈资或笑料。

□ 美国之音

 
18   [dokknife 于 2013-12-23 21:12:44 提到] [FROM: 72.]
周永康之后 习近平敢动温家宝吗?

2013-12-23 17:12:38 东方日报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调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权力须尊重法律,尊重人民;若是越界,只会玩火自焚」。这为下一步宣布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埋下了伏笔,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陈规陋习将被打破。

 李东生是一位长期负责宣传的官员,曾官至中宣部副部长,但由于周永康的庇护,最后转换仕途跑道,成为公安部副部长。外界传闻他与周永康存在诸多交易,是其心腹亲信。李东生的下台,说明周永康被宣布调查已为期不远。

  事实上,在本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决定对周永康立案调查,并由中办主任栗战书亲自通知周。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向省部级官员作了通报。之所以没有向全国宣布,主要是各地还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及近日即将举办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为了避免周案的冲击,一直延至今日尚未公布。

  伴随着周永康被调查,内地政法体制的改革也将紧锣密鼓展开。周永康掌管政法体系十年,建立了密布全国的维稳体制,每年的花费高达七千多亿元,数额甚至超过军费。这种体制以高压的方式,粗暴打压百姓正常的诉求,为权贵保驾护航,将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成敌我矛盾,早已是千夫所指。随着周永康被调查,高度集权的政法体系也将进行全面大调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便是一例。

  元老豪门 胆战心惊

  周永康被查对权贵们的震撼远大于对百姓的震撼,尤其是那些贪赃枉法,被海外媒体踢爆拥有亿万财富的政治局常委家族们,兔死狐悲,他们不可能不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轮被打的对象。过去,中共内部有一个潜规则,反腐败只能到政治局委员,而只要成为政治局常委,便可以拥有免于调查的金牌,无论外面风狂雨骤,也不管有多少确凿证据,他们都可以高枕无忧。但如今第五代改变了游戏规则,不管是谁,一查到底,这势必让这些元老豪门胆战心惊。

  众所周知,周永康虽然是一只大老虎,但中共政坛的大老虎们巨鳄们还大有人在,他们有的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掌握央企,垄断某个行业,有的与跨国资本相互勾结,吃里扒外,还有的利用金融工具,侵吞国有资产,早就富可敌国,温家宝家族便是典型一例,虽然温家宝屡屡做骚自证清白,但在《纽约时报》狂轰滥炸的披露下,整个家族的财富利益链早就街知巷闻,就看第五代敢不敢查。

  如果周永康被查了,而温家宝安然无恙,只会坐实外界有关整肃周永康只是权力斗争的判断。如果周、温两家以及更多的家族被揭开了盖子,反腐才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   [dokknife 于 2013-12-23 18:38:31 提到] [FROM: 72.]
华润董事长上了王岐山的黑名单 震惊各界

2013-12-19 07:30:42 明镜月刊

  说来另外一位老总,也上了王岐山的黑名单。







  自大陆《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中共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使其于2013年5月落马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7月再次实名举报副部级高官、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有渎职、巨额贪腐之嫌,震惊各界。

  7月2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对媒体表示,他于7月5日在纸上刊登了《华润电力并购煤矿成放羊场被指数十亿国资流失》的报导后,曾接到威胁电话,甚至连他老家的家人都接到过威胁电话。

  王文志称,后来他就想,公开吧,公开后,反而他能安全点。于是7月17日,他再次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他称实名举报,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个人行为。






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实名举报

  王文志称,2013年春节后,有人往报社给他邮寄了一些举报宋林在山西金业资产收购案中存在违规行为的材料。他称,举报人此前他并不认识,但看了资料后,他就觉得这是件事很有新闻价值,于是一个月后,他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开始著手调查。

  他称,开始调查是挺费劲的,先得透过关系多方核实线索,然后他先后到山西实地调查四次,蒐集证据。挺有意思的是去探访红崖头煤矿时,在当地转了一天,问了许多人,竟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煤矿。后来还是一位放羊老汉提起,莫不是他常去放羊的地方,才算找到了。

  王文志称,根据调查,在这起收购案中,宋林的个人意见起了很大作用。有证据证明,付款环节是在宋林的指示下完成的。

  在这次收购案中,以近80亿元收购山西金业煤矿,高于竞争对手收购金额约50亿元,宋林等华润高管涉嫌渎职甚至巨额贪腐行为;同时,该交易存在违规评估, 违规提前支付收购款项,所购企业严重亏损,导致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所购企业其中一个红崖头煤矿,甚至沦为当地农民放羊之地。

  总部设在香港湾仔的华润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企业,和中银、招商局和中旅列为在港四大中资机构。

  针对王文志实名举报一事,华润集团7月17日下午发布声明称,所谓举报中存在诸多揣测、臆断乃至恶意诽谤之辞。华润称对诋毁、诽谤公司声誉的言行,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及追偿经济损失的权利。
 
20   [dokknife 于 2013-12-23 18:36:25 提到] [FROM: 72.]
一份报告让三中全会震动 王岐山问怎么办?

2013-12-23 14:22:41 争鸣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由中纪委印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各级官员违规持有住房产权758万多套,市值9万亿人民币,引起与会者震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称住房和办公用房是官场腐败最突出、最泛滥情况之一。他与中纪委副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祝就“报告”在各分组会上提出怎么办,怎么解决?








  官方调查报告引发三中全会与会者震动

  港媒《争鸣》杂志12月号发表岑琛的报导“三中全会上引起震动的一份调查报告官员违规占房逾七百万套”说,在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上,中纪委印发的一份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审计署联合所作的《关于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干部住房和办公用房超标、违规持有情况》的调查显示:

  “在职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干部和已退离休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干部至2013年3月底,持有产权的违规住房近758,4400万套;已退离休省级干部占用原工作部门、单位办公室有1077间,平均每间150平方米......”

  此项报告在三中全会上引起震动。王岐山和中纪委副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祝就“报告”在各分组会上提出怎么办,怎么解决?据知,各分组的反应是“沉闷”、“紧张”。有关报告是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从今年4月下旬展开调查至9月中旬完成。

  王岐山在分组发言时抛出一句话:“不管如何,违规持有产权住房的财产,依据宪法是属于全民的。不解决好,能下得了台?”

  官媒质疑“清理”行动不透明缺监督

  12月11日,中共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文称,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据《新京报》12月13日报导,9月上旬至12月上旬,大陆一些地方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22个省区市、56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单位、27家中管金融企业和中管企业、12所中管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清退了违规配备的公车。班子成员普遍腾退了多占的办公用房、福利性住房。

  报导质疑,官员违法违规现象很多,但很多清理行动更像是一次内部行动,没有公开详细信息,公众无从监督。通过哪些办法进行清退也未彻底公开。清理结果只是几个模煳的数据,缺乏详细的信息。模煳的数据缺乏说服力。只有相关信息具体,才有说服力,对其他官员才有警示教育意义。

  “清退官员违规用车用房的前提是彻底摸底,并公开相关信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清退。”

  官商勾结推助大陆房价持续暴涨

  中共官员住房用车等多占超配问题由来已久,官员享受特权,追求奢靡,不仅造成了政府支出的极大浪费,也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近十年来,大陆房价一路飙升,动辄每平方米上万元的价格,早已让中低收入群体不堪重负。尽管中共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控房政策和方略,但越调房价越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房价的持续暴涨?时寒冰先生曾撰文抨击高房价七大罪魁祸首,其中就有官商勾结和投机、富人占有多套住房。

  投机和富人拥有多套住房暂且不论,中共政府官员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批地权和贷款权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则用贿款直接从事房地产交易,低价购进房产等着升值赚钱或出租牟利。如此“空手套白狼”成了许多贪官热衷的财富聚积游戏,而贿赂成本又被房产商纳入房价成本中——更可怕的恶性循环是,官商勾结消除了房产商的后顾之忧,使之敢于囤积土地推动房价上涨。

  官员住房等级化、特权化是中共痼疾

  岑琛的文章说,中共官员住房等级化、特权化,已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痼疾,亦是官场腐败的特征之一。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在60年代的大饥荒期间,毛在全国各文化名城、风光胜地营建行宫四十多座,为中国历代帝王之最。现今各级党政高官将七百多万套公房据为己有,总市值已有九万亿元人民币。王岐山是否能解决这一腐败难题,或许并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这个党是否腐烂到底。
 
21   [dokknife 于 2013-12-23 15:15:56 提到] [FROM: 72.]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3(未删节版)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1 00:50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得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的则是如何平滑地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来源: 作者博客2013-12-20

 
22   [dokknife 于 2013-12-23 15:15:22 提到] [FROM: 72.]
又到每年“毛诞节” 批毛颂毛分贝高

2013-12-23 11:58:22 美国之音

  再过几天,又到了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一如既往,每到此日必然引起很多记忆和口水。批毛者斥其“独夫民贼”、“祸国殃民”、“荼毒百姓”,颂之者赞其“一统江山”、“造福黎民”。







  毛泽东功过,理不清的话题

  星期一,环球时报做一民调:你是否同意对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评价?

  到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有8千多网民参与,同意者为86%,不同意者为14%。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也有一份类似民调问题是:毛曾预言,中国若发生右派政变,其政权很可能短命,会被左派打倒。毛死后其亲信被右派和中间派联手逮捕,后来左派一直没能夺取政权。毛左能重掌大权吗?

  回答有4个选项:

  1,能,政权不会被一派永霸,三十年左派,三十年右派,又快轮到左派了。

  此项的回答率是7.6%。

  2,不能,毛左是革命有术,治国建国无方,即便上台也维持不了多久。

  此项回答是46.8%。

  3,当局要切记毛的上述预言,毛左志在政权,颂毛有风险,宣传需谨慎。

  选此项者为19.4%。

  4,同意曾为江泽民智囊的刘吉在2009年的预测:有90%的可能性沿着邓改革开放方向前进,左派上台和右派胜利从而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各为5%选此项者为26.2%。

  到北京时间星期一晚间,一共有1千4百多网友参与投票。

  在环球网和VOA中文网,每次做有关毛的民意调查,答案总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两个极端。

  环时:否定毛乃少数人幼稚狂想

  在12月23日,环球时报还发表了社评题目是:否定毛泽东,少数人的幼稚狂想。

  社评说: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是“主流认识”。社评还说,毛的革命造成的结果具有“高度积极性”,“用几十年的时间改变了中 国的一穷二白,使人权发展逐渐走向正轨,这不仅使中国在世界穷国中脱颖而出,而且使西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社评还说,在中国国内,还不具备否 定毛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它还说:全盘否定和肯定毛,都是“高度情绪化”。

  社评最后说:否定毛,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不是“史争”,而是现实政治斗争一种特殊方式。“一些以史争名义从事挖掘中国政治墙角活动的人,他们就应在一定的边界上受到来自中国主流社会的抵制。这是潜规则,也是明规则。”

  胡总网上捧毛,骂者云集

  该报总编胡锡进,还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推荐了这一社评:毛泽东已经去世37年,他的120岁诞辰仍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令人惊讶。环球时报今天发了关于毛的 社评,环球网、新浪网都是放在正常评论的位置上,没特别推广,但到中午时评论都已近万条。显然毛泽东时代对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几个小时内,这一微博有将近一千跟帖评论,严词抨击和反对者众多。

  Rachelpa说:当然有影响,饿死几千万人。

  一招决胜:是啊,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了。

  北京色浪:我只知道没有毛主席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

  一头活猪:钱上全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脑袋,能不“千丝万缕的影响”吗?

  更多的网友是反思:

  乱云飞渡:毛一生最大的罪行在于,整风运动扩大化,无辜害死无数知识分子!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无辜百姓,文化革命残忍迫害开国元老,残害无辜百姓,毁灭文化古迹!并且暗中支持红色高棉邪恶政权在柬埔寨犯下惨绝人寰的反人类滔天罪行!这些罪恶都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

  嘉兴伊甸:毛的时代对今天中国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中国之所以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上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十年愚民教育造成的后果——崇拜暴君、崇拜权力 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胡锡进的《环球时报》是推行愚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的倒行逆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行。

  也有一些网友赞同胡锡进观点:

  火样流年:正视毛泽东,才能获得他的经验,吸取他的教训,才是真正的中国态度!不走毛泽东的人民路线,中国就永远走不出王朝暴力更替的历史死循环。按道理 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朝风:任何领袖人物都有时代特征和局限性,既不要把他们当神看,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是几代人的记忆,毕竟,他为了梦想牺牲了多位亲人,毕竟,他家没 有亲戚搞特权,没有将国家的钱变为自家的钱,毕竟,他还知道国家贫穷时自己不能吃肉,还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小罗11337:毛泽东不仅影响现在的中国还将世世代代有影响!因为毛泽东已和新中国融为一体他的影响是任何人不能比的!感到惊讶是你忘了历史!要饮水思源!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法上尊者: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位领导以实现平民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所表现出的国家平民主义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后,随 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出现,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平民主义已在处于衰落的过程中, 但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平民主义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高歌子见:毛的影响,历史愈深,影响会更深入。

  Twins孪生姐妹:水军真的不少。有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蒋介石为家人捞了多少财富,转移到美国的资产有多少,小人们最好也研究研究。毛泽东的伟大不会因为小人的存在而打折扣。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会永存在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历史篇章中。

  柒柒 我们说好每天都是五月天:还是要理智一点吧。毛虽然有错,但也不能因为错就完全否定他的功绩吧,如果没有毛,中国可能现在还没完全解放吧,如果连独立主权都没有哪来的改革开放和越来越好的生活?什么时候大家才能理智地看问题。

  网管发威,贬毛网民遭删贴

  上述这些网评,不论褒贬,都通过了网管的审查,但有的评论命运不佳,被网管所屏蔽,像这样一条:陆伟民律师:人生最悲催的是:夫妻二人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反革命集团头目。

  有幸通过审查的网友钱塘大隐士发一微博说:“老右派”徐铸成在收看审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电视后曾感慨,如果“他”在,应该站在哪儿?是法官?还是证人?或者......。后来恍然,如果“他”在,就不会有这次审判。

  还有些网友也被网管删贴或屏蔽。比如借古讽今或影射直批当今社会者:

  互粉哥V:一个坏社会是林冲没了,高衙内还在;鲁达没了,镇关西还在;武松没了,蒋门神还在;杨志没了,牛二还在;宋江没了,张文远还在;卢俊义燕青没 了,李固贾氏还在;浪里白条没了,浪荡白肉一大堆.....还有时迁做国企高管;孙二娘开人肉包子连锁店;白日鼠编剧本,荧屏上全是蒙汗药…/转。

  弹弓子E: 曾有一村落,财主家有几百亩地,其他农户平均十几亩。天使降临,对农户们说:你们祖先不善经营,把地都卖了。我教你们,慢慢把地挣回来。农户:要多久?天 使:快则一代,慢则两三代。天使课堂初时爆满,但不久就没人来了。他正纳闷,小天使来报告:昨天魔鬼开了课堂,今天他就带着农户分财主家地去了。

  网友林之豹说:没有人否认历史,但是在历史面前能公开公正吗?不要像斯大林那样,过世了几十年,才承认卡廷惨案是苏联干的。有功可以说,有过一笔带过,甚至不准议论,这种态度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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