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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3-12-23
更新时间:2013-12-23
浏览:13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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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2 00:29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沙文汉(解放前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陈修良(解放前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夫妇 57年被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H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老H,老H对她说,是昆明的M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M,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M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M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M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M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S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解放军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 地下党员本应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其中岁数还不过大的很少数人,让他们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已临近离休年龄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4年11月初稿 ,2007年5月改定

  [穆广仁 北京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翻译部翻译、国际新闻编辑部编辑、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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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5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3-12-28 23:50:45 提到] [FROM: 71.]
: 被中宣部追杀多次改名的记者庞皎明辞职记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
12-28 00:22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庞皎明辞职了,从中国最敢言
的媒体之一的财新传媒辞职了。本周末,在网易真话频道上周末主办
的“深度报道十年论坛”上,庞皎明宣布辞职,他详细回顾了他几次更
换名字,以逃避中宣部的追查,甚至是对他职业生命几度“追杀”的全
过程。很多媒体同行虽然对这段故事早有耳闻,或身边甚至自己都有
类似的经历,在纸媒崩解的当下,听到这些细节,仍让抱团取暖的媒
体人们为他的的离开痛惜不已。 在这段公开访谈中,庞皎明宣布,他
刚在上周(12月16日)刚离开财新,他说,“我现在和财新没有关系
了,所以讲话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因为没有太多的顾忌。” 庞皎明的
代表作品是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刊发的《邵氏孤儿》,这篇报道讲
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湖南邵阳部分超生女婴因无力缴纳超生罚
款等种种原因,被当地计生官员抢走,送进孤儿院;院方在收取巨额
收养费后,将其以孤儿的名义交给美国收养家庭收养,此后,许多家
长寻女多年至今,而调查显示,这一现象并非仅在湖南邵阳发生。庞
皎明回忆,2007年,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时候的时候接
触“邵氏弃儿”的爆料,但不能发表出来。当时他工作用的名字是庞皎
明,是他的本名。后来庞因为对武广高铁劣质建材丑闻的报道,被铁
道部方面投诉至中宣部,不得不离开《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南方都
市报深度新闻部后,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上官敫铭”,还在一直关
注“邵氏弃儿”,但也因为环境的原因没能报出来。此后,庞皎明在南
都待了三年,之后去了财新,当时财新刚从《财经》杂志独立出来进
行创业。“邵氏弃儿”的稿子终于得以发表。 庞皎明自述,这篇稿子对
于财新而言,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是最好的一篇,"没有之一",
财新总编辑胡舒立私底下给了他一笔钱作为奖励。 事情的另一面是,
这篇报道给庞皎明带来有很大的打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力。2011年
5月9日,报道发表后,他马上又被“有关部门”(应为中宣部)盯上
了。 庞皎明回忆,湖南方面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手段,当时,他所有的
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电脑都被入侵。除了他的电脑外,财新另一名跟进
这一报道的记者赵和娟的个人信箱也被侵入。中宣部发现,原来上官
敫铭就是庞皎明,大概4个月后,他被中宣部勒令开除,后来,后来
财新只好用“比较智慧”的方式让他再换了一个名字。 庞皎明回忆说,
他跟胡舒立说想换一个谁都想不起来的名字,当时他起的是一个比较
女性化的笔名叫“黄依梦”,胡舒立看了问是什么意思?庞解释说是“黄
粱一梦”的意思。 据说,胡舒立感觉太“悲凉”,不让他用这个名字。讨
论了之后,胡舒立建议,“郑道”这个名字很大气,寓意“人间正道”,
所以庞皎明就用了“郑道”这个新的笔名。 变成“郑道”的庞皎明又开始
投入一线的采访,但是因为做了几期封面报道,还有一定的影响,他
又被中宣部发现了,“说不是让开除了这个人吗,怎么又出现了?” 据
说,当时胡舒立回应宣传主管部门说,“你们以为开除庞皎明那么容
易?如果开除的话,万一他忍不住说出来,那可能是一个国际事件,
所以当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事内部解决了。”之后的十八大
前后大约一年,因为严酷的新闻环境,庞皎明被彻底停职。到今年四
月份,庞皎明和财新方面觉得,形势有所好转,可以出来活动了,就
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做了不少选题,写了很多稿子。8月份抚顺大
水,庞皎明去采访。因为报道的死亡人数与官方口径不一,有关方面
又注意到他,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怎么这个人又出现了?” 这一次
《新世纪周刊》“慌了”。后来,他们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报
告,说“郑道”其实并不是“上官敫铭”也不是“庞皎明”,郑道是法制组的
集体笔名。 庞皎明的离职决心与此直接相关,他说,“当然这很智
慧,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辛辛苦苦的把郑道”的名
气做出来,现在又归零了,我觉得环境非常不好。”2011年,《邵氏
孤儿》报道刊发后四个月,庞皎明被中宣部勒令开除,当时,他的一
位朋友把这个消息隐讳地发在了微博上。 很多人问怎么会被开除了?
但是庞皎明说,“我不好说明。”新闻圈外人对此可能很难理解。 某种
程度上,中国的新闻管制机器类似洪门三合会的刑堂,并不是渲染它
有“三刀六洞”的残酷,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动辄有记者被杀不同,与
中国为数众多的异议者、良心犯牢狱之灾相比,中国的记者完全因职
业而非贪腐的原因坐牢真不算多。和洪门三合会的刑堂一样,中宣部
的禁令,开除令,事前并非不能公关,但一经发出即秘密执行,不容
上诉和申辩,甚至连公开申辩和抵制都可能带来风险,会被认为泄露
了这一社团的机密。和秘密会社一般,即便自己离开了这个圈子,对
这套秘密法典的讨论,还是可能给仍在淫威之下的前同事、前东家带
来被报复的风 险。 而此次庞皎明对中宣部和《新世纪周刊》和他的
几年的纠缠和斗争的解密,某种程度上,让仍处于淫威之下的财新有
些尴尬。 这几天,胡舒立和她的财新传媒近日刚宣布,换了新东家,
上海背景的资金入股,黎瑞刚成为财新的董事长,财新的媒体注册正
从浙江迁移到北京,庞皎明的这一发言,自然给财新的外部环境带来
某些不确定因素。荒谬却很现实的是,对庞的发言,一位媒体人忍不
住说,“你这么说,会让舒立被动的。”这正是黑帮化的刑堂执法所期
待的结果。 对这些遭遇,庞皎明表示,虽然离开的一个原因是对时局
比较悲观。但他又觉得,“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去探索
也好,斗争也好,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方式,可能一条路走不通,或者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尝试。”他说,“我走出这一步,以后我可能会比
较扎实的做一些打破信息的垄断等事情,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
并不悲观。” 

来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   [dokknife 于 2013-12-24 17:07:05 提到] [FROM: 72.]
许知远: 我们这一代被捕的年轻人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4 00:46


第一节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子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往右转就进村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从剃头到按摩等服务都提供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地连成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子驶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着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远处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楼的建筑工人。这时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时刻,抽烟、喝茶、和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地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着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地抖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地挂在悬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筑起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庄中最庞大的建筑群了。它的规模隐藏在院墙与铁门里,只能看到两幢大约六、七层高的办公楼。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那里是否是被关押人员所住之处,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网络上流传着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里,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九天前税务部门突然造访「公盟」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完全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中国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这里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但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可能会一不小心就颠覆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体,保护那些上网的青年免受色情内容的伤害……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不容许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会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这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从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还记得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吗?极权体制透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出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能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沦为单向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权者了解这些,因此登记一家非营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涵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为中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经济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利,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成新联盟,利益垄断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成功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更经常受到侵害……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列车轰然前进的同时,许多人从车上跌下,被巨轮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挤在上访途中,或是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媒体不但被意识形态控制,更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也很少关注到这些人,因为精英们要大谈的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无可避免的牺牲品。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对他们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过去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更何况是这些普通人。至于广大的公众,因为身边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许的安全感……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透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一些希望。但他们想成立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数十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谘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协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表明姿态,而是以具体的行动推动增长公民权利,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增加希望。

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在体制内。许志永自从二〇〇三年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利用他的新身分,揭露种种问题。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公盟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他们在某些时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得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团体——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当然也因此减少了。

许志永生于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两年前,我们因为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许志永谈论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世界。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让我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曾经撇过头去,假装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节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们的困境。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暗藏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这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

许志永在席间还试图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想起了两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谈,当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二〇〇八年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会有所收敛,不同的民间组织都该利用此一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之前,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弱势者经由网络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可能与强势者进行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的却是政府权力借着重大的国家事件而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扩张国家权力才能应对。赈灾只能由政府出面,伤亡名单是国家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国家的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公务员才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线民,轻易地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分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许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赔,他探访京城的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地拘留过,这些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受难却失语的人寻求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的个人际遇中,会感觉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道别。我记得他离去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对许志永这位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以更谨慎的方式对待,而不会下重手。何况,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温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点,社区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第二节

大约六年前,在北京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似地讲起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的经历。我和余杰结识于一九九七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三级,但不同系。我记得初次读到他油印出版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这些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具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的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地单恋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突然之间,余杰在大学中、在青年间、在社会精英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十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十年,但一个年轻人跳了出来,用他明显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二十五岁,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舒服。二○○○年毕业后,余杰发现原本该接收他的单位拒绝了他。他成了独立作家,但依旧引起争议。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试图剖析一九九○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且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一九九三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在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连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提升、交往圈子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被划分到异议作家的群落。紧接着,他的著作无法继续在中国出版,中国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我们离开大学之后,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也或许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过分的道德判断便会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网络热潮在一九九九年席卷中国,成为新偶像人物的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时代精神载体的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

我先是在网络公司工作,而后进入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导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画体制,民营企业家如何成为时代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这些东西如今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地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的……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然而六年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曾以为我们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力量,将中国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地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正视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还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

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但对这个社会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中国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我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诗句:

纳粹开始追缉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囚禁社民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成员,
我没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冲着我来,
此时已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因此,让我们走出网络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吧。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我们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富有建设性的一员。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説明;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理解中国的现状;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能感受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聊那些艺人八卦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放弃那些自我原谅,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接着这种影响会扩散开来,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我和余杰也恢复了联系。「我彻夜没睡,放声大哭」,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余杰在短信里这么说。当时,他人正在旧金山,目睹电视画面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新闻发布,刘晓波得奖了。

我多少能体会余杰泪水中的复杂成分,除了狂喜,更有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过去十年中,他是刘晓波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共同参与的独立中文笔会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中一小群异议人士的临时避难所。残酷的国家机器固然可憎,反对者内部的争吵同样令人心焦。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保持独立的人格、建设性的态度更是难上加难。有时你不禁沮丧,中国掉入了历史的陷阱,它的统治者与反对者都有一颗专制的头脑,总是重演着小暴君推翻大暴君的剧码。与此同时,他们还多少不安地看到国际社会的暧昧态度,人人都急着想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赞叹「中国模式」的成效,至于民主、自由、人权,倒像是历史的陈旧之物。

「当你觉得一切毫无希望时,上帝突然给了你这样一个礼物。」余杰说。他回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他住处社区的一家餐厅里。餐厅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七、八个青年人,他们奉命来监视余杰,似乎担心这个文弱的作家,突然会带来不测的威胁。不过,这监视的形态与气氛已经有了变化。昔日的意识形态早就失效,这些青年再也不会认定自己在报效党与国家,他们会无奈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一脸身不由己的表情。别试图激发起他们的人性温暖,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n)中的一幕从不发生。你在许多时刻会感觉中国社会正陷入汉娜.鄂兰所说的「banality of evil——平凡的邪恶」,每个人都以看似无奈的方式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行,别期待这强大的惯性会立刻改变。

我和余杰仍有许多分歧。我赞赏他持续的勇气,却对他过分简单的思维感觉不适。我们在一起时,各自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角色。他是知识渊博的中文系研究生、新锐作家,我是个大学三年级的文学青年。这感觉令人既舒服,又别扭。我觉得余杰成了自己的姿态的俘虏,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声音,却不再是个讲究语言与思想的作家。

在聚餐隔天,他在自己家被软禁了。四个小夥子日夜守在他家门口,其中一个还因为气温突然骤降而得了重感冒。来探访余杰的人被拦住,他则不能离家。接着,他的手机被切断,成为北京这座拥挤城市中的隔离者。这不自由的状态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他和刘晓波一样,都是国家的敌人……

第三节

二〇〇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见到志永。他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次释放和捉捕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这个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相反地,他似乎更乐观了。既然尝过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况且,获释本身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

像以往一样,我们的交谈仍是表层的、事物性的、甚至有点玄怪。他说自己在看守所时,内心出奇的平静,满脑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时空变化的问题。我想探究他内心的软弱无助,还有他深切的焦虑、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无意进入这种话题。我试着理解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或许我不是个好的交谈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他单纯,却仍是个谜一般的朋友。

将近二年后,我再次见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礼上。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者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我交流时,带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期待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是行动者,而且做出了个人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别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而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的张力,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又过了二年,二〇一三年的八月末,我听到志永又被拘压的消息,我竟没有半点惊讶,或是其他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〇〇七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场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而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二〇〇八年竟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捩点。巨大的成功让共产党政权更加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像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晓波到艾未未,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也因此,许志永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第四节

「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索多玛城中当一个「义人」固然不幸,但一个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结果。他接着写道,「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受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美德的不停追问」。

郭玉闪和许志永的友情从十年前的北大就已开始了。十年来,这两个昔日一起喝酒、谈论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国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郭玉闪也因「传知行研究所」的努力与在营救陈光诚行动中的表现赢得广泛关注。

郭玉闪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见的悲观。我们认识不过半年,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当然还有喋喋不休的言说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上,他对刚刚上台的新领导人毫无期待,反而表明一种悲观——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这论调与当时中国盛行的期望态度大为不同,大多人乐于相信在一个平庸的胡温时代结束后,新继任者会打破这个僵局。如今看来,这僵局的确开始打破,却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新领导用一种新的强硬手段来控制社会。

我从未和许志永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与郭玉闪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放松感,他很少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与自怜。他还保有对知识、生活的强烈热情——从哈耶克的经济原理到杜甫的感时忧怀,他都能滔滔不绝。他也有一种自嘲精神,回忆起恋爱时光时,更能让我们笑翻在地。郭玉闪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因为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难成为极端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有适度的圆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与「国宝」与片警的奇妙关系,由于被监视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早已彼此熟悉,甚至还卷入这些监视者的个人生活,为他们的子女上学出谋划策。郭玉闪也知道,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适度的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庞然的国家机器,他似乎从来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的焦灼,反而有一种好兵帅克式的戏谑。

在某些时候,我面对粗壮、健谈、永动机式的郭玉闪时,心中会生出另一种历史感,他让我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七〇年代台湾的党外政治人物。这些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时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实在感,一种面对时代变幻的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郭玉闪的福建人身分有关,他的家乡曾是洪门的发源地,而且过去三十年来充斥着发财致富的野蛮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闪、许志永还是他的其他同志,他们似乎找不到让能让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们从河南、福建的小城来到北京,获取了现代知识,被一种正义感驱动,试图去纠正错误,但却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孤立。十年来,郭玉闪依靠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和媒体的支持、同志间的帮助,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傲慢的国家权力,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那么地微小,尽管这微弱的声音与力量在某些时刻会被媒体放大出来。

两周前,我去探望郭玉闪,他的楼下整日停着一辆警车,他被限制自由行动。他在那个短暂的下午依旧兴致勃勃,但偶尔还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这句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感而发。就在几天前,许志永被捕,他的传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运。一贯老练如他,也不知道这次的风暴会有多么猛烈,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索多玛与雅典的比喻让郭玉闪流露出少见的不确定性,这也让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种个人的美感。人类漫长的抗争历史,历来都是在这巨大的不确定与彷徨中进行的——人们明知自己的行动难以获胜,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闪、许志永等人都太过孤立了,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社会共鸣,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响应。我们的时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叶芝所感慨的——最聪明的不承担责任,最有热情的却缺乏头脑。

又有一个人入狱了。我想起了郭玉闪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权入狱,中国的『美丽岛阵营』就形成了。」玉闪一直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深感兴趣。在他心中,他与志永仍是异端,而他们的朋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王功权却是另一种角色。王功权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的甜头,他的旧识新知都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这样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这会惊醒沉睡的中国社会与精英群体吗?

王功权真的被捕了,但带来的震撼却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大。谁也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变成中国精英改变态度的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者,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我想起了在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第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分捍卫社会良知。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像我这样自认温和的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得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我们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进湖中的小石子,没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许知远,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等。

来源: 墙外楼

 
3   [dokknife 于 2013-12-23 14:48:48 提到] [FROM: 72.]
何清涟:中国媒体业的严冬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20 10:21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新闻自由有关,比如中国仍然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媒记者为签证与北京反复交涉等等。但因新闻管制与舆论控制是中国政府的日常业务,中国的媒体业者面临的烦恼,远比外媒记者的签证烦恼更大。

*洗脑工具被再洗脑*

最近这三个月以来,北京打压媒体堪称双管齐下:一是攘内,抓捕、惩罚与规训等方式全用,目的是加强对本国媒体业者的思想控制;二是靖外,以拒绝续发签证的方式,让外媒加强自律以求在中国立足的机会。

在“攘内”的各项举措中,规训媒体人使之成为更合格的洗脑工具,是中宣部视为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建设性”措施。法广12月17日消息称,中宣部将牵头共建高校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均为中宣部的共建试点。这一模式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建模式”之推广。早在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开始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新闻学院,前者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政策导向等方面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各种支持。据说,中宣部已将相关通知发到相关省份和高校,共建协议文本也必须按照复旦模式,明确要求由省委宣传部派人出任相关高校新闻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或院长。

为什么要这样做?据称中国宣传高层认为,国内一些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教育不力,西方的传播学思想盛行,自由主义观念严重,需要大力改造。因此官方谋划,由省级宣传官员出任这些大学新闻学院的负责人,掌握教学中的意识形态方向,培养优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即合格的“喉舌”。

这只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未来的媒体从业者洗脑的一个重大步骤。据《华尔街日报》8月报道,中宣部下令,在全国官方媒体供职的所有记者和编辑,都必须在当月上课修习马克思主义至少两天,培训人数达30万人以上。外界将此举视为中共进一步加强控制传媒之举。其实,这种“学习培训”过去亦曾有过,8月份这次只是扩大了规模,加强了造势。从媒体消息可知,中央电视台从今年4月起,就开展以“信念、理想、责任”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几个月之内,全台共有776人次参加集中培训,其中300余名播音员主持人第一批接受培训。中国新闻出版网6月22日曾登载“柴静等央视名嘴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体会”,芮成钢、王小丫等一大批“名嘴”都名列其中。

本来,中国的媒体从业者“多年来接受党的教育”,是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自家人”,这些年无非是学习了一下“华尔街报道体”等西方报道方式,学会了用不枯燥的方式采写新闻,但中国当局还是很不放心,一定要用这种办“学习班”的方式让媒体人接受“再教育”,让其思想再次“格式化”。

*何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前苏联与中共不断“丰富与发展”,目前至少有三条主要“原则”:

一、“喉舌论”,即媒体是党的“喉舌”。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的第二章中,详述了中共如何将媒体视为“喉舌”,并用各种法律法规型塑强化这一功能,但并未细述其“理论起源”。“喉舌论”其实是用来比喻媒体的宣传功能,起源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该章程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党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在马恩选集中,经常可见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词语,反复表述无产阶级党报的性质与功能。

二、媒体是教育工具。列宁有关“宣传工作”的思考对马恩有继承也有发展,他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因此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在延安时期,中共已将 “宣传鼓动工作”界定为“党内教育工作”、“群众鼓动工作”、“文化运动”、“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等几方面内容。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

如今,媒体充当“教育工具”这点依然未变,但群众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这点得“与时俱进”,这就派生出了第三点:

三、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所谓“舆论导向”,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歪曲事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报道“真相”不是媒体的任务,这些喉舌媒体只能按照当局的意旨解释事件的发生与走向。发展到现在,凡是不符合政府需要的新闻或者网络消息,统统被视为“谣言”,传播者被当作“传谣者”惩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保护记者委员会(纽约)在其最新的报告中公布,截止本月初,全世界有211名记者被关押, 而监禁记者最多的前三个国家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中国共关押了32名记者编辑与博客作者。

提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要与所谓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做斗争。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坚持媒体良知,坚持自由言说,其社会功能之一是监督权力,优秀的记者往往就是不畏权势的“扒粪者”。中共鼓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无视事实真相,没有良心,唯执政者利益是从。这一原则,从毛泽东开始,历经几代领导人,媒体控制时松时紧,但党管媒体并视媒体为“党的喉舌”这点从未变过。毛泽东曾对其秘书林克说过:“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注,指游行示威)差不多”,在大跃进受到批评后,毛又说过一段名言:“全国70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就是70万条错误,报纸一年到头也登不完。如果报纸上光登坏事就要灭亡。”陈云更是将新闻自由上升到政治安危的高度来考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这种思维至今仍然主宰北京当政者的头脑,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中国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臭老九”,除了在高校教书之外,被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让其中的“极品”当“笔杆子”,如为中苏辩论写“九评苏共”,在文革时期充当梁效、石一歌等写作班子成员;二是在媒体充当“喉舌”,但无论是“笔杆子”还是“喉舌”,都只是高级工具,工具不需要自己的思想,只需要贯彻领袖即党的意图就行了。改革开放后,笔杆子晋升为“智囊”,即可以贡献计谋的策士,媒体人有时也可以有限度地写些文章,尤其是反映民生疾苦的非政治类话题。如今,政治整肃日益严苛,媒体将面对又一个漫长的严冬。

□ 美国之音

 
4   [dokknife 于 2013-12-23 14:48:24 提到] [FROM: 72.]
wblx:“普世价值”之辨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22 09:30


“五四”运动至今,已近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天覆地翻的变化,从满清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从共和到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国家成为了当今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人的思想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到了原点,“五四”中被中国人追崇的民主与自由精神,到了现在,又成了问题,“普世价值”及其“宪政”之争,仿佛把中国又打回到了一百年前。

要搞清普世价值以及是否存在,最好是先弄清普世价值的词义;否则,鸡同鸭讲,永远也辩不出是非。

“普世价值”是一个复合词,由两个双音节词“普世”和“价值”组成,在汉语词汇结构中可说是联合短语—两个不分主次的并列名词;也可说是定中短语—“普世(的)”作为形容词修饰“价值”。这是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特点,也是麻烦。这种词义语法结构的混乱,常是导致中国人思想混乱的一个原因,下面还会谈到。

先说“普世”。“普世”是由“普”与“世”两个字构成,表示了空间性和时间性,换句话说,就是古今中外,不分过去和现在,也不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中文的“普世”对应的英文有不同的词汇,一是Universal(宇宙的,全面的,全世界的,人类全体的等等), 这是最常用的翻译,另一个是Ecumenism(形容词为Ecumenical)。Ecumenism 来自希腊语 oikoumenē ,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这个词常用来指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这一运动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所发起整合所有派别的运动。此外,还有一个词为Catholicism(形容词为Catholic);Catholicism通常翻译为天主教,但它的原意为“普世的”、“大公的”,所以Catholicism又被称为罗马公教(因为它以罗马为中心)。这几个英文词汇也造成了中文“普世”的混乱。的确,“普世”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色彩和宗教背景。但现在通常所说的“普世”应该不仅是文化的,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的。

再谈“价值”的定义。谈到价值,有两点区别需要搞清:一是价值和价值观的区别,二是价值和真理的区别。先看“价值”对应的英文 value 的定义:(1) (mass noun) the regard that something is held to deserve; the importance, worth, or usefulness of something; (2) (values) principles or standards of behaviour; one’s judgment of what is important in life. 第一个定义既通常所说的“价值”;第二个意义在中文里又经常被说成“价值观”(注意英文是复数)。因此,中文的“价值”实际上有两种涵义,一是客观的物体所具有可用性;二是主观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行为。因此一来,更造成了中文“普世价值”的混乱;谈到“普世价值”时,有的人是客观角度看,有的人从主观方法谈。

此外,“价值”与“真理”也常常纠缠不清。真理是哲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真理与价值的纠缠在于真理具有价值性,这是真理的主观意义,但是,真理更重要的是客观性,真理对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正确反映。但如果说是“价值观”,就不会混淆了。

此外,“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有时也混为一探。有些人主张以“共同价值”取代“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是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有地域性和时效性,A和B具有的共同价值,未必对C适用;A、B 和C在二十世纪具有的共同价值并不一定在二十一世纪还能适用。

所以,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准确地说应该是“普世价值观”,是所有人类(不分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所具有的行为准则。它不只是适用于某些人(国家或政治团体的),它是全人类的。那为什么中国人把“普世价值观”说成了“普世价值”?这是与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律有关,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是最主要的词汇结构,其次是四音节词,三音节词及五音节词通常只用于专用词汇。(顺便说一句,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对称的民族,这种现象在其文化中比比皆是,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一句子或一种意思缩成词汇时,最优先的方法是双音节词,当变成复合词时,四音节词是最佳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观”被说成了“普世价值”,而这一字之差也就造成了认识上的差距。

搞清了普世价值的定义,再来讨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就应该比较容易了。我们从人类社会生活的三个层次—生理层次,文化层次,政治层次—来谈论这个问题。

先从生理层次说起,生物学的研究已确认,现代人类都来自非洲,大约二十万年前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为了适应不同的环 境,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身体出现了不同的变异,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发色、长像和体型,有了“种族”的 概念。但尽管有这种外表的差异,人类仍旧保留许多共性,都有共同的生理、心理活动规律,如饮食睡眠、保持健康、喜怒哀乐与爱憎之心等。前两年,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1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所控制的,它们是:好奇心、食物、荣誉感(道德)、被社会排斥的恐惧、性、 体育运动、秩序、独立、复仇、社会交往、家庭、社会声望、厌恶、公民权、力量。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提出了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类有5个层次的本能: (1) 生理上的需要;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性的方面的要求。(2) 安全上的需要。(3) 感情上的需要。(4) 尊重的需要。(5) 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了一个层次必然会有高一层次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的本能。对于人类(不同的种族或群体)生理上的共同价值应该是不存在异议的,否则,“人类”这个定义就失去了实质意义。

现在再来看文化层次上的价值。文化包括语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习俗等方面。尽管语言的差异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语言的普遍性原理是各国语言学家都在努力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已经发现了不少规律;而且,既然人类都是从非洲而来,总有一天,科学研究会发现人类的语言是怎样随随着基因变异而发生分化的。真善美是所有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共性。虽然传统的中国主要关心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哲学关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两者的实质最终都要归结到“真”(人性关系的真诚和自然法则的真实)。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体现的都是“爱”,教导人们向善去恶。(当然,各种宗教中还存在原教旨主义和邪教,它们并不是宗教的主流。)美在文学艺术中是一个分歧非常大的话题,但从美的实质审美情感所具有理性内涵来看,中西审美观的差异仍旧可以消除,都是可以给人带来快感体验的创作。在所有的社会习俗中,真诚、友谊,合作、助人为乐都是为人赞扬的,而撒谎、偷窃、贪污、乱伦都是被人指责的。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其它领域。

最后谈政治层面,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政治层面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政府模式,二是社会制度。政府模式指政府以怎样的方式组成和管理自己;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多党轮流执政,一党独裁和政教合一。社会制度是政府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和管理人民,主要有两种:民主的和专制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府一般是民主模式,一党独裁的政府有可能是民主的,例如新加坡,但通常是专制的,甚至是极度专制(个人独裁)。但一个政府不论多么独裁和专制,都有一个底限:统治者不能一意孤行,政府不能无法无天(理)。即使在过去的封建王朝,皇帝也不能独断专行,也得上朝聆听大臣的意见;对待人民,即使再残暴,也得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这个底限就是社会制度中的基本价值观,其实也就是民主和人权。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两者的差别,通常用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来表示。民主指数是解析世界各种的民主程度的指数,该指数衡量了五个指标:选举程序与多样性、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公民自由。民主指数的分值从0分到10分。换句话说,民主和人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概念,民主指数则是相对范畴。因此,普世价值之争其实是民主指数之争,那些高分值民主指数的国家对低分值民主指数的国家的批评,而低分值民主指数的国家不愿意接受这种批评。

承不承认普世价值问题的实质也是承不承认人类是否有终极的理想社会模式。过去,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模式,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这种思想已经被历史否认了。西方的资本主义认为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种看法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到了最高潮,可是,随着美国的衰落,这种观点也受到到很多人的质疑。另外,穆斯林信徒对世界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因此,普世价值令人怀疑并不奇观,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人类不会有共识。但是,从长远来看,人类会不会达到一个大同世界? 如果承认,普世价值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否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要是这样,人类所有的努力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中国人的努力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独立王国吗?我们是不是只有等到人类即将灭绝时(地球遭遇浩劫)才能看到普世价值是多么重要?

2013.12


 
5   [dokknife 于 2013-12-23 14:47:58 提到] [FROM: 72.]
政变加情杀 三起车祸引发中南海大震荡

2013-12-23 08:26:52 多维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各路人士过得好不安生。导火索皆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日晚间19时40分发布的一则短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重磅消息发出后,党报官媒开始为反腐动真格再次抢占舆论先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打虎无禁区”为主题发布微评;李东生落马前所在的公安部开始删除简历,当晚22时,李东生的简历已经从公安部官网“领导信息”中消失;微博平台中也尽可能消除旁逸斜出的各种坊间传闻。很快,与李东生以及周永康相关的各色人等都成了禁搜词,包括央视主持人王小丫在内。后者正是传言紧随李东生之后即将被调查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的妻子。

  李东生突然落马,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当局打掉的一只真老虎。原因有二:其一,他是蒋洁敏之后落马的又一中央委员,也是12年内落马的第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其二,他是周永康案心脏地带的政法系统高官,在公安部“部领导”信息中的位置仅次于部长郭声琨、副部长杨焕宁,在9位副部长中排名第二。虽然中国主流媒体迫于政治红线只能铺排已知事实,但很多人已然对李东生落马的背后寓意了然于胸。

  政变加情杀 三起车祸疑团重重

  原本在文宣系统如鱼得水、业绩颇佳的李东生,缘何会涉足从未曾有过履职经验的政法系统?围绕这一突如其来的仕途转型,坊间说法四起。多维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李东生攀附周永康内幕其实与一起车祸有关。这起关涉人命的车祸,一度使得李东生抬不起头来。周永康出面为其摆平后,李东生便誓死效忠于周,成为其当仁不让的马仔。也正是因为命案缠身,所以李东生为保全自身,也为避免给周造成困扰,故而低调行事,尽量避开公共场合的聚光灯。

  而李东生与周永康最初的结识,复又牵出了另一起车祸。有消息称,周永康与小其28岁的央视主持人贾晓烨的结合即是由李东生牵线搭桥。对于贾晓烨的政治背景外界传言很多,而根据公开资料,她生于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编辑。20世纪90年代末,在CCTV2任职的贾晓烨经常同摄影师一起采访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双方结下关系。彼时,为娶贾为妻,周永康不惜设计车祸谋杀第一任妻子。

  第三起车祸,与李东生没有直接关联,但周永康难逃口水堵截。早在中共十八大前,北京市保福寺桥发生一桩法拉利轿车交通事故,据西方媒体发布的骇人听闻“独家消息”,此案件勾连出了高层的系列政治交易。周永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是一边替人消灾,一边以此相要挟谋取政变。

  政变、谋杀漩涡中的周永康,已然褪去了人们对常委级别高官的想象。不过,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先例,似乎又无形中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箴言——很多政治传言往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薄案中,有谷开来和王立军如胶似漆的婚外恋,有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导致的夫妻反目,有徐明这个钱袋子为薄家鞍前马后,也有薄熙来扇王立军耳光酿成的叛逃……可以说,庭审前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传言一一被证实。待到比薄案更恶劣、更具影响力的周永康案,如果也有微博直播这样的展示平台,恐怕也将逐一泄底。

  打虎风声紧 官媒齐出动

  李东生被调查经过一个周末的发酵,网络舆情正在适度降温,但官方媒体的“打虎”正能量还在持续喷涌。《人民日报》继第一时间的“反腐无禁区”微评后连发两论,21日的《从严治党 党建科学化跃升新台阶》,将2013年党建最鲜明的底色归纳为一个“严”字。23日的《“打虎”实绩照亮反腐新局》则言制度之网越织越密,映照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贪官“翻船”的必然性正越来越大。一年来,随着一连串的组合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这条反腐主线,被勾勒得格外清晰。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正人必先正己”成为共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我要举报”专栏,“鼠标直通中央纪委”变为现实;加强纪检派驻工作,创新巡视方式方法,巡视组所到之处激浊扬清……此外,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规划,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内法规也不断为反腐倡廉筑牢地基。制度之网越织越密,化解“牛栏关猫”的尴尬,使社会各界对“伸手必被捉”越来越充满信心。

  刚刚立下反腐大功劳的中纪委,22日17时13分在官网头条位置推出《从媒体岁末盘点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一文。此处所谓“盘点”,说的正是一些媒体对今年反腐工作的盘点。中央声音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为主,辅以王岐山的工作报告,习王合力吹响反腐集结号。媒体盘点则以《人民日报》、《瞭望》、中央电视台、《四川日报》以及发展论坛为主。后者盘点的中央纪委这一年,一度引得民众纷纷将2013年度大奖进行口头授予。中青报当家评论员曹林附议,“老王不辱使命!”在此之前,中纪委官网已有另一篇追忆毛泽东当年打虎的重头戏《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从我做起 惩腐不贷》,主人公那句“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令闻者无不色变。

  《环球时报》虽然没有被中纪委收录,但一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不仅有新词“廉洁拐点”作为开头,还有极富诗意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作为结语。在高波看来,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这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腐败治理的多版本“例外说”愈显苍白乏力。从刘志军、薄熙来、蒋洁敏再到李东生,“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老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前面,只能瑟瑟发抖。

  另一关键晴雨表是腐败发生域或特权查处域的变化。从地方要员、部委高官、国资领域到政法系统,纵观李春城、刘铁男、蒋洁敏、李东生等人的落马轨迹,所揭示的治权落点的质性变化更值得关注和期待。因为它透显出围剿特权领地的宽度和纵深感,以及倒逼公权复归良政善治的力度和方向感。所以说,李东生的落马不只是中国腐败治理实践的一个新注脚,更有望被视为中国政治治理进步和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改革优化的一个新地标。

  当官确实有风险,12月更是每天一名官员落马。虽然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将其风险值与矿难人数类比有失偏颇,但时至今日的反腐节奏已经让文武百官胆战心惊,官不聊生哀怨声四起。人民网观点频道碰撞出的火花是对比之下的疑窦——当官风险超矿难,公考爆棚为“玩命”?周文斌的感慨,“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官场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前半部分着实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后半部分规避风险的办法,确也是实实在在的上上策。

  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香港《东方日报》转引海外媒体的报道称,中共首波反腐已进入结束阶段,第二波行动将在春节后展开,官方媒体新华网转引了此消息。如若消息属实,那么万众期待的大老虎周永康,恐怕也将延后至2014年才能拨云见日。三起车祸的诸多疑云和内幕,也不得不在坊间继续流窜一段时间才能见分晓。 

 (泉野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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