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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东方红”
作者:dokknife
发表时间:2013-12-03
更新时间:2013-12-03
浏览:589次
评论: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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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随感四则(一)关于个人崇拜——反思“东方红”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03 09:10


【王西麟简介:王西麟于193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山西稷山,童年在甘肃平凉度过。l2岁时父亲亡故,为减轻母亲负担,他参加了途经家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与西方音乐的相遇虽属偶然,但却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参军前,他已在贫穷偏僻的甘肃省平凉县教会小学学会了风琴和五线谱。在军中,他又自学了基本乐理,演奏胡琴、手风琴和各种铜管乐器,并逐渐开始为小型吹奏乐队配器和编曲。1955年,王西麟被送到北京的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因学习优秀,两年后又被送往该校在上海的教师预备学校。

王西麟自幼喜爱文学和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由于在同学中技术出众被称作“王交响”。1962年25岁时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即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命运和历史的宽阔胸怀,被导师瞿维评价为“作品具有交响性戏剧性,布局宽广,感情充沛”。后因激烈批评当时的文艺方针而受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下放山西长治达14年,其间被监禁、管制、劳役和批斗。尽管如此,王西麟视音乐为生命,在山西深入了解了上党梆子、蒲剧等地方戏曲,后来还争取到领导当地乐团进行艰辛而顽强的创作和演出,14年间在极端艰苦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下还创作了6部作品。1977年底在李德伦的帮助下被恢复名誉,调入名不见经传的北京歌舞团至今,音乐理念为正规音乐学院的保守气氛所不容,始终未能在音乐学院正式任教。生活非常简朴。

1995年,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说:“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专业界对王西麟音乐作品的评价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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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注1:本文根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年11月25日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也可分开各节而分次发表。特注2006年5月31日】

【作者自注2: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2007年4月31日】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真诚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我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 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镪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项背耳!美国《时代》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苏联音乐的历史启示》)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能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的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的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 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著)。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的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需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大量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西欧各国,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 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红旗歌谣》),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完全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小调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的亲切感,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完全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和艺术的高水准。

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而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是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 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 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峰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峰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更有甚者,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再加上《国歌》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东方红日》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溶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 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的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浏阳河》,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峰籍贯山西, 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的山西中部的晋中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如今胡锦濤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黄山颂》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由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籍贯如此具有特殊意义,这大概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现象,也根本背离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曾有过的为了为同乡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的”同乡会””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社会组织,以及档次更底下的推而广之的地方性的封建会道门如青红帮、哥老会、袍哥等等组织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游民的文化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人的贵同乡也都光辉几分,难道没有“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腐朽观念的影子吗?难道没有封建传统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意味吗?而其词曲作者、改编者、演唱者无不乘直升机而立马飞黄腾达,比文学界的一本书主义更走红,音乐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辈子而且相传数批梯队,已是司空见惯了。《东方红》虽是陕北民歌, 但是由于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陕北民歌或陕北民间音乐五十年都走遍全国;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风的作品,如《挑担茶叶进北京》等等,不论其艺术水准高下,也都有了特别身份而被特开绿灯不胫而走。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本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却不是象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的作曲家柯达衣和巴托克那样地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而深入研究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的,其独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决定性的关注,领导人一退出历史,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而这个问题,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学者却从未曾发现或讨论过。当然,此类产品的出世和走红,并非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明确发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们的务求紧跟蓄意所为,而且大都是由于力献忠诚的善良愿望而致。但是这难道不正是犬儒主义和鲁迅早已说过的“争当奴隶而不得”吗?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的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的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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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8条评论
1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47:08 提到] [FROM: 72.]
栗奇程:也说“中国出了个”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25 10:03


哪个地方哪个时代能保定不出个狂人呢? 狂人出在文学艺术那边,您也许看见一个天才,也许看见一个笑柄。狂人出在政治——孙中山所说的”众人之事“——这边,您也可能看见一个天才,但更可能看见的,是一个奸雄。

德国出过希特勒,德国人已经谈清楚了。俄国出过斯大林,俄国人正要谈清楚。中国出过嬴政,出过刘彻,出过李世民,出过赵匡胤,出过成吉思汗,还出过朱元璋和毛泽东,中国人却不想谈清楚或者谈不清楚吗?

出了、出过那么一个角色,不是谁能管得的。天地之间,什么人都可能出,客观地、不带感情地说,好人坏人都有出世的权利。如果说,因为中国出过那么一串人物,今后也还免不了要出,中国就——如英语中所说—— doomed永远要重复前两千年的历史,那,说什么呢? 这么说吧,那我们还用得着来读《华夏文摘》上面的多数文章吗?

中国,现实如何改变,历史将如何书写,不应取决于某种角色的出或不出,应取决于人群、社会如何看待和应对他们。

面对毛泽东,周恩来无可奈何,从刘少奇邓小平到党员们到人民都在教他服从毛泽东,不然就没你立足之地。周恩来已矣!毛泽东身后,历届中共领导人别的没记住,可记住了一条:党内不容再出一个毛泽东。只要再有毛泽东,谁也保不住自己和家人将是怎么个死法。这些中共人做到了谨防党内再出一个“雄主”,他们对得起共产党了。可是,我们所要求于他们的,是共产党应该对得起中国社会,对得起中国人民,若不如此,要共产党何用?

从"中国出了个”扯开,说了以上的话,是假设共产党作为一个严肃政党仍然可以理喻,那显然是另外文章的题目。扯回来说,应当是这么一句话: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没出息解释为历史有力量,中国人。


王克斌:试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25 10:31


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是还活着,到明天就该100岁了。一个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吐个不字的强人,在他去世之后,竟然有恨他的,有爱他的,有赞他的,有骂他的。自然各有各的依据,各有各的理由。然而不管是哪一方的评价,都把问题集中到他个人的身上,缺乏历史和环境的分析。要想客观公允地评价毛的一生,必须要联系到中国至少100多年的国情。毛泽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影响不是短暂的。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将有利于未来国策的制定,有利于革新国家制度和文化,有利于让中华民族扎扎实实地屹立于世界。

一代枭雄毛泽东虽然辞世37年,然而至今他的遗体还在水晶棺内供人瞻仰,他的思想还在影响当权者的决策,他造就的均等的社会还在有人留恋,当然,他的名声也在遭人唾骂。尽管民间议论纷纷,至今还没见到官方对他的系统结论。即使那位把中国倒腾得底朝天的邓副主席也不敢或不愿说出他的怨愤与不满。对毛的中肯客观的评价有助于探讨中国未来的走向,有助于决定中华民族后人的命运。无疑,他是个伟人,是个巨人,保守地估计,他对中国的影响恐怕要持续百年之久。对毛的历史贡献和错误应当有个能为多数人能接受的公论。历史就是已经客观演绎过的确确凿凿的事实,想回避也办不到。与其回避,不如正视,展开公开的讨论,还原出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首先,毛是位杰出的农民领袖。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他是湖南农民的子弟,他看到从清末到民初贫苦农民的苦难。因此他要代表农民说话,领导他们开展暴力革命,获得土地,翻身解放。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了多数。他的口号和举动迎合了农民的口味,这是毛的革命成功的根基。他反过来又依靠农民,获得了广泛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所以才能够历尽千辛万苦,走出黄洋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全面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放农民的办法却效仿了历代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这种办法在中国无法奏效。因为中国地主少,贫农多,即使把所有的地主的财产都平分给农民,大家还是富不起来。结果只能落得个均贫。的确,从数学的角度,让多数人共同富起来难,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易。因而毛泽东的革命以解放农民开始却以继续奴役农民而告终。农民为抗日和解放战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到头来还是被农村户口世世代代地束缚在黄土地上,缴税纳粮。为了维护为数不多的城市人口的利益,农产品的价格压得不能再低,农民继续过着与往日没大区别的日子。如果说毛泽东对不起谁的话,他最对不起的是农民。

毛泽东出现于满清末期,他曾目睹了晚清的腐朽没落,他曾经历了民初的战乱,于是他从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开始,笃信宣传了十月革命吹来的马克思主义,开展新青年运动,展现了一个爱国青年不满现状、渴望革新的精神状态。此时他已经对封建军阀吐露不满,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位年轻人开始要挑战旧的制度和社会,他蔑视那些大腹便便犹如粪土的万户公侯,有一日他要挺身一跃,用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去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和众多爱国青年一样,那时他身上流着忧国忧民的热血。

不久,他拿起了武器,搞起了革命。采取暴力手段,没收了地主、富农的财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他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指望那星星之火发起燎原之势。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敌军围困万千冲,他自巍然不动。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乐观地看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他从天落。在第三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他又开始了漫长的征途,在马蹄和喇叭声音交织的情景中,他想到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了逶迤的五岭和磅礴的乌蒙,终于完成25000里长征的史诗,保存了仅剩5%的革命力量,三军过后尽开颜。这一阶段对毛泽东个人来说是充满了艰难曲折,受过批判,丢过军权。但是他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在遵义重新获得军事领导权。在六盘山上,他凭借着尚存的一点力量,慨叹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体现了他的百折不饶始终不渝的信心和勇气。

1935年他开始建立延安根据地。这时中国已经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红军为了生存和抗日,和国军讲和,有了几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机会。八路军逐渐扩编,战斗力由弱转强。这时,置身于莽莽的北国大地,毛泽东开始言表了他的帝王心态。他历数了几位有影响的强君明主的短处,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他对着漫天大雪,踌躇满志地喊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又过了1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杀进紫禁城,让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

1945年,把日军赶出国土之后,中国的两大势力集团开始逐鹿中原,争夺霸主。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树立起绝对的领导权威。他运筹帷幄,指挥着万马千军,横扫千敌如卷席,让美式装备的蒋委员长维营步步磋和及。由于他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兵源和给养上如鱼得水。因而,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把国民政府驱赶到台湾。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尽正道是沧桑。他直接引用了李贺的诗句,革命没有情谊可讲,战争没有情谊可言。

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应当说,在建国前,毛泽东的贡献和成就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他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他获得了党内同仁的拥戴,他开辟了一条夺取政权的艰难曲折的途径。尽管这个途径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毛泽东在历时近30年的卓绝的斗争中表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和顽强的毅力,他可以驾驭文武百官,把全国当作棋盘,一步步走向胜利。

他的问题主要出在解放后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政策。最初,他搞土改,搞公私合营,企图兑现他对农民的承诺,当然,坑了那些苦心经营稍有余钱剩米的地富资本家们。应当说,土改和合营虽然剥夺了富人的财产,但并没有给农民和多数人带来富裕。因为中国太穷了,靠几个资本家和地主的钱财只能除掉中国的富人,其结果也只能是均贫。他从一个农民的角度,简单地把分散财产当作强国富民的手段,他不知道应当鼓励私人的企业和经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力,自己去创造财富。毛的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进入歧途。

几年后,他又把政治路线强行施加到经济政策中,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又集中为国有,把农民们赶进了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又在城里开展大跃进,超英赶美,号称三面红旗。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中国人带进了饥饿的深渊,饿了三年,饿死了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几千万的百姓。毛的狭隘的农民意识铸成了经济战线的接连失误。

毛的错误在另一条战线也很荒唐可怕,这就是从政治思想治国安民的理念。农民的狭隘与保守使得他不但仇富,而且仇恨知识分子,仇视文化,甚至挑战传统的道德风尚。1957年的反右斗争,他封住了众人之口,强化了他的独裁地位。继之而来的则是四清和历时10年的大革文化命。这一系列上层建筑领域人为挑起的斗争把中国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他老人家怀着满心的惆怅与疑忌躺进了金碧辉煌的纪念堂。

毛泽东从一个杰出的农民领袖嬗变为一个整人不断无法无天的暴君,这个过程值得认真分析与探讨,从而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现。

毛泽东是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炎黄的子孙,他的身上流着炎黄的血液,他的身上秉承了炎黄的基因。回头看看过去,不是人民是否需要毛泽东,而是人民已经接受了毛,已经需要了毛,已经支持了毛。因而,把毛泽东骂个狗血喷头,甚至鞭尸500是不客观的,不公正的。毛泽东是历史的产物,他不能摆脱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他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他不能接受西方的文化,甚至文化人。其实,在华夏的这片曾经闭关锁国土地上,即使在开放的今天,一时半会儿也出不了华盛顿,林肯,甚至戈别切夫。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百姓的素质,上帝只能派来江主席,胡总书记,和擅温中国梦的习大总管,只能形成层层雾霾缭绕的贪官群体,只能让百姓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帝王霸权造成的结果。改起来难,绝非一朝一夕。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能孤立静止,必须联系到上下5千年的历史长河,必须联系到我们的祖先的文化和制度的第一次抉择。像毛泽东这样的平民出身而成功的领袖在历史上只有过两次,一次是汉高祖刘邦,另一次则是明太祖朱元璋。如果说刘邦是地痞流氓,说朱洪武是要饭的和尚,毛泽东则是个饱读诗书的能文能武的国产知识分子,他还是个文学家,书法家,诗人。尽管他的诗词在韵律上不全准确,但那气势、那王者之风却无人堪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除了苏俄,没到过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上帝开恩,把毛泽东的气魄和干练嫁接到思想开明的孙逸仙先生的身上,今天的中国或许会有一组截然不同的波函数和哈密尔顿量H,民主共和的几率将会趋近于1。

从历史的角度,毛泽东是个开天辟地的伟人,可惜他开出来的还是封建主义的那片天,他辟出来的还是帝王将相的那块地。毛泽东曾经试图摆脱过封建的电场形成的制约,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也是一个强带电体,携带着封建社会的同种电荷。当他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后,他本身的强电场又强加到中国和百姓身上。就此而论,高干子孙留学美欧乃是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断。当有那么几个良心未泯的红三代,官二代把民主之经从西天取回后,中国或许会重正化到辛亥革命的子午线上。

在大革命时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民主人士,都曾涌现出过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救国的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个时代尽管黑暗,尽管贫困,但却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辈出的年代。毛泽东自然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今,尽管有不少人骂他,但是能够为了理念奉献终身的确寥寥无几,枪声未响,临阵脱逃。因为经过文革和开放的一冷一热的巨大冲击,老百姓的道德观念已经面目全非。从上至下,大家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买房买车买LV, 没人关心国家的安危。有了钱往国外转,肚子大了到外国产, 当了官就把钱贪,想赚钱就坑蒙拐骗。这是毛泽东时代所绝对不容的恶习。也许正因为此,还有部分人怀念那艰苦贫穷但还注重尊严的50年代。毛泽东没有私产,毛泽东的后人也没有发财当官,至于他那歪戴军帽的将军孙子,恐怕也不是他的遗愿。对毛泽东过错不应包容,但不能忽略他伟大清廉的一面,也不能忽略历史和环境压在他背上的沉重的包袱。

一代天骄毛泽东有错误,甚至罪过,但是即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的八辈祖宗也无济于事。他是一只雄鹰,鹰有时比鸡飞的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虽然我们今天不希望毛泽东再现,但是他的业绩和路线已经成为了民族的遗产。我们的责任是如何从这些遗产中挖掘出那些有益的成分。


慕容雪村:中国新标语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5 00:57


2013年12月24日

我的老同学林如今已经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员,和许多官员一样,他崇拜毛泽东,同时却极度反对商业化,常常引用毛的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他去过纽约,最喜欢的是自由女神像,当然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点精神”,最不喜欢的是时代广场,因为“那里只有生意,全无精神”(而天安门广场在精神上要高贵得多)。

时代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确实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都遍布广告,不同的是,在纽约,做广告的是商业品牌;而在北京,则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样的标语视为广告,在一段时期内,上述八个大字牢牢占据天安门城楼的一侧(后来才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每到十月一日,也就是共产中国的国庆日,这个广场还会出现许多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

1949年以来,标语一直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活在这些简单而粗暴的话语之下。只不过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些话语对人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或许可以视之为老式宣传在信息时代最后的的挣扎。

最近一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按统一风格、统一模板制作的标语画,没人作过准确的统计,但估计总数要超过几亿张甚至几十亿张,它们贴在公园里,在工地围挡上,在学校的墙壁上……几乎无所不在,令人目不暇接,却很少有报纸或电视台报道过它们,这些标语画是谁制作的?目的何在?花了多少钱?完全不得而知。

这些标语的内容颇为庞杂,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赞美,包括“共产党好,百姓乐”、“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在这一主题之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是来自毛时代的话语,只是画风作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颂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后者是六十年代谱写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一位藏族歌手,她的歌声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很多次,当我走过村口,都能听到喇叭里放的她的美得令人心碎的声音: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那时我还不知道“光辉照我心”的意思,错误地听成“光会找我亲”,还以为这是一首我那个年纪不太适合的浪漫歌曲。

共产党似乎准备用这些标语画来重新树立它的权威,但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错乱感,两个月前,在长沙,我曾对着一张“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招贴画久久停留,好像回到了我出生不久的那个年代。在七十年代的的山野间,这样的话或许可以打动人的心灵,但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四望高楼林立,满目车水马龙,重提给党唱支山歌,或者把党比作母亲,都让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其次是对中国梦的诠释和解读,包括“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强国梦”,“用智慧汗水铸就中国梦”等等。

“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他的前任们一样,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显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创造,“中国梦”可以视为是他的发硎之作,在接下来的九年里,相信类似的流行词还会不断涌现。

虽然官方对“中国梦”的解读还不算详尽,但各领域、各地区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应的版本,论地域则有河南梦、广东梦、四川梦……论行业则有航天梦、航母梦、体育梦……而成都一家专治不孕的医院更是别出心裁地演绎成了“中国梦,怀孕梦”。

在习近平本人的版本中,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据习近平的讲话,要实现这个梦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最近几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显然它们已经成了宣传部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东西依然行之有效,他们很天真地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只要国家富强了,自己的生活也会跟着好起来。但在微博上,也开始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富强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富足繁盛的时期,但最后还是不免覆亡,共产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同时,这样的宣传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问题: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做些什么?

第三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包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行善最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为先”。对我父母那一辈人而言,这样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他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年间,这些显然都属于应该破除的“封建时代的糟粕”。

而最近十几年来,政府大概是发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巨大维稳价值,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孝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二十四孝,这是大约700年前的一位古人收集整理的二十四个与孝有关的故事。

这24个故事多少都有点极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9和第21个故事,前者讲的是一个人怕儿子跟自己的母亲争夺食物,就把儿子带出去活埋;后者讲的是一个人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所以就偷偷地尝食父亲的大便。

从上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质疑孝道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他们清醒地看到孝道中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意味,主张“移孝作爱”,即:子女要爱父母,但父母也要平等地爱子女。

我的朋友、学者冉云飞曾著文论述孝道中的经济剥削意义。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所以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我推测其用意,除了可以省钱,恐怕也是看中了其中的顺从意味,那就是:不管父母做了什么,都必须假定他是出于善良的好心,然后无条件地服从。再联想到把党比作母亲的歌曲,以及旧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这个事实,其用意就更加明显。

六十几年来,即便在最偏远的小山村,也可以见到许多标语,从“永远忠于党”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从“把革命进行到底”到“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包括网上常常被人取笑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和“抢劫军车是违法行为”。

在我读书的八十年代,标语始终伴随我的成长,开运动会时,我们要高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的话。在每间学校的门口,都可以看到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还是毛泽东的话,“团结”和“活泼”我都可以理解,“严肃”我勉强可以理解,但始终想不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紧张?紧张什么?这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紧张?

遵循六十四年来的传统,这些新出现的新标语在风格上依然明快、直接,文字琅琅上口,易诵易读易记,只要坚持宣传,相信它们也会深入人心,像过去的六十四年一样,不仅影响人们的语言风格,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缺点是稍嫌粗暴,不太注重内在逻辑,为什么“共产党好”,百姓就会“乐”?有哪些统计数据支持这个判断?做过什么样的论证?不得而知。从语法上看,许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谁“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希望13亿中国人都来为党唱一首山歌吗?

我没有理由反对人们唱歌,唯一的担心是,党的官员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来听他们唱,这些官员实在太忙了,连下跪和哀求都没时间受理,而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要见到他们并不容易,说不定还要通过重重的安检。

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已经不叫Propaganda Department,而是改称Publicity Department,与之相适应,新出现的标语也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打倒”“批臭”“严肃打击”等剑拔弩张的词语不见了,代之以清新温和的词句,有些简直可以算是温柔忠厚;其次是画风更加亲切,有民间艺术,有大师之作,有些还带点卡通风格,看上去平易近人。

对这些新出现的标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出租司机老张说:嘿,哪有工夫理那些东西呀,忙赚钱还来不及呢。在公司工作的许小姐说:挺好看的,估计要花不少钱吧?

曾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认为这些新标语手法很专业,形式也很新颖,“估计是外包广告公司设计的”。而在我的朋友王小山看来,这些标语只配得上两个字的评价:无聊。“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到底要干什么?”

而我的老同学、官员林的看法不尽相同:“无聊当然无聊,可谁会在乎?我们能把这么无聊的东西贴到无数面墙上,你能吗?”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作者。本文英译稿由Stacy Mosher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2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44:49 提到] [FROM: 72.]
顾土:警惕另一种“非毛化”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5 00:47


“非毛化”是近来被不断批判的一种倾向,但在这些文章里,你会发现另一种“非毛化”,其倾向更为严重;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说法,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早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毛泽东,而是被想象化、片面化、碎片化、截留化的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叙述和评价,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属于贬低毛泽东、歪曲毛泽东、抹煞毛泽东。如果依照当时的罪名,应该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将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于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

1956 年以后的阶级斗争历史被淡化

评价毛泽东的革命业绩,不妨分为三大阶段,即1949 年夺取中国国家政权之前、1950 年至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7 年至毛泽东去世。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及其老战友并肩率领中国共产党推翻旧政权的历史时期;1956年之前,是毛泽东与多数老战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进入“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7年开始到最终,应该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既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时代,又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时代,更是全世界都无法复制的时代,当然也是毛泽东与绝大多数老战友逐步分道扬镳的时代。

古往今来,推翻一个旧政权创立一个新政权,在全世界不计其数。中国历史自成汤打败夏桀开始,每个朝代的开国之王或帝,都是开国领袖,也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都是在野或未当政的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的核心。在环境的逼迫下,在大军压境面前,在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时,很多措施和方式,属于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或是在特殊情形中的特殊举动,有些是迎合民心,也有些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顺应当时的社会诉求,还有的是出于对当朝者的痛恨和反叛而采取的对立手法。他们的口号、号召、说法、论说,是夺权舆论的一部分,是站在反对当政者立场上发表的说辞,至于能否兑现,是否表里如一,是否一以贯之,就要看他们取得天下之后的表现了。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就只是一种鼓动口号和夺权宣传,如果他果真打下了整个江山,这个口号能否坚持,就值得怀疑了。对于李自成夺权前和夺权后的所言所行,连毛泽东都很清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整风文件,就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前,1945年毛泽东与路透社记者的问答中阐述的那些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没有实行,也没有想实行。其实,延安的很多做法和说法也只能产生在延安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后,有的不可能继续,有的也没必要继续,事实上也确实没能保留下来。总是叙述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来表现自己的历史,是模糊了特定场合和特定年代,最终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和诗情里的感怀。夺权采用什么方式,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直接攻取城市,仅仅是一种夺权的形式,关键在于最终能否夺取政权。只要夺权就是成功,与是什么主义、建立什么社会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先占农村,先占山头,再攻城市,也并不罕见,无法直接占领城市的时候几乎都是先占山为王。将一种作战方式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其实并没有将毛泽东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位置上,而只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而已。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追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的也是其愿望的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这一时期依照标准的说法,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着一致性。而且,这一时期的目标只是推翻,完成的是改朝换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推翻之后建立的究竟是个什么社会,仍是个未知数,还要看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不能因此就说建立了什么社会。其实,近现代中国完成改朝换代的还有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在完成改朝换代后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的治国意图恐怕到了台湾才结出了果实。

所谓过渡时期,很明显,是旧时代遗留和新时代创造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设想创立的社会,也不是毛泽东所想要保持的社会。最初时,毛泽东等人还设想这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最后却在短短数年内就迅速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应该说,既来自于旧时代遗留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来自于新时代创立的公私合营、国营和互助组加合作社,还有的是来自于两种体制并存而产生的效应。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其根本意图是要取消旧时代的遗留,而当时的那种并存也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不过是暂且的过渡罢了。近些年,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时代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因为短短几年间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生产成就也特别明显。但这种说法实际却又是非常尴尬的,因为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时期,其中还有私营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巨大功劳,而且这一时期最终还被很快“过渡”掉了。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发表的文章,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思想来看待,不能作为1949 年以后27 年执政的整体思想来评价。因为涉及1956年后的说法和想法,还要看后来的执政历史和思想发展历史,比如《论十大关系》和1957 年初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多并没有实现,有很多还背道而驰,思想核心很快就转变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

1957 年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整整19年,是毛泽东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主要业绩的完成时期,更是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治国理政思想独立发展形成的时期。但是,在很多批判“非毛化”文章里,在很多歌颂毛泽东功大于过的文章中,1957年以后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简单地以失误而蔽之,或者干脆语焉不详,甚或压根儿不提。

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历次政治运动被轻描化

在批判“非毛化”的文字里,毛泽东已经被退化成“开国领袖”,功绩也被矮化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了;就是说,将毛泽东的一生定格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史中。在中国历史中完成“国家统一”的大有人在,而且统一的版图还更大。民族独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事实;即便抗日战争时期,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华民族就不独立,因为中国毕竟没有亡国。依照现代革命传统的说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没有完全独立。可是,专制社会的人治、家天下、一言堂、株连、文字狱、刑讯逼供、权比法大,一直延续到很久以后,而半殖民地的典型特征——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将受外国严重影响、被强国所制约也算做一种半殖民地,那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和制约又算什么?过去被我们称做“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等,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都不能算不独立;欧洲很多受强国影响的中小发达国家,从前深受苏联和中国影响和制约的越南、朝鲜、柬埔寨,我们也不能说人家不独立。其实,就像土地改革,有的政权采取和平方式,有的政权采取暴力方式那样,摆脱外国影响和制约,有的是一步闹翻,势不两立,而有的则是循序渐进,双方互利,但同样都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和平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更有益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更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国家比较贫弱时,为了国家建设和国民生活的需要,依赖外援,求助于强国,受相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影响,在当代世界及其正常。这也好像自己强大之后,也会去影响、制约、援助其他弱小国家一样,属于自然而然。

就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被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1949年以后的政权长期是阶级的政权,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导师,是阶级斗争思想的舵手。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正在被遗忘和淡化,一说起毛泽东的成就,几乎都在“新民主主义”和“过渡”时期的那些事情里打转。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仅仅如此,那中共自成立以来几十年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红色革命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长达27年的执政历史,就难以解释了。因为这个党和领袖最初与最终的理想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从事的也是世界革命,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始终贯穿在毛泽东生前的一切言行中,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一生念念不忘的根本大业。不能因为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允许私人雇工了,准许拥有私人财产了,于是乎就将历史也改头换面了,只在那里说说建国大业了。

从批判武训开始,一直到文革,中国的政治运动紧锣密鼓,从未间断,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影响深远,直至彻底摧毁了文化传统,荡涤了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民族的精神世界,让绝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了洗心革面的状态,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的思想资源。这些由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指挥的政治运动, 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影响上讲,才是毛泽东执政27 年的主要业绩,是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政治运动的起源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而不是什么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假如仅仅将毛泽东的业绩限定在开国,那他27年的执政历史就是完全的空白,而且是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变身为19 世纪至20世纪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绝不允许的,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变身,在毛泽东时代,其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其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直接对象,其人物叫做“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其理论依据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清除这些人物,恰恰是毛最后的革命。

批判“非毛化”的文章还将经济建设的成就、核武器、人造卫星作为毛泽东的主要业绩。可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就始终在高度警惕并严厉批判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问路,始终是毛泽东批判的靶子;与刘少奇等人的决裂,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与陈伯达等人的对立,1975年开始对重返政治舞台后的邓小平的严重不满,对周恩来的长期不信任,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即便提“促生产”,也是放在“抓革命”之后,而且是靠“抓革命”来“促生产”。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成就最大,尤其在斯大林去世后,经济建设更成为国家的重点,不但核武器世界一流,而且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等都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毛泽东所批判和痛恨的恰恰正是这样的苏联,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尽管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了,可却变修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泽东语)

20 世纪,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修正主义,还是反修正主义, 无论半封建国家还是全封建国家,除了短命的红色高棉这样的“彻底革命派”外,只要是和平发展时期,几乎都在进行经济建设,都在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还想干什么?只是有的成就斐然,有的一无所成;有的迅速腾飞,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比例失调,有的和谐发展;有的只顾重工业而荒废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有的更加重视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评价这样的经济建设,重点不在有没有,而是达没达到自己国家应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毛泽东时代,报纸和文件几乎每天都在号召和炫耀钢产量,都在要求农业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可常年进展迟缓。农业亩产,不是虚夸就是停滞不前;钢产量,报纸宣传还总是用19世纪和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做比较,却不知道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发展速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被取消、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号召和炫耀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产量不但迅速攀升,还大大过剩了,卖不出去了,收购不了了!核武器也是20世纪人类的发明,但纳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些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在试验,都有成功或接近成功。其中有的是富国,也有的就是穷国,有的是不顾人民死活,有的是想征服世界,有的则是为一姓一家一个利益集团服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此外,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核武器或从来没想过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家实力,从来也不弱于那些发展了核武器的地方,甚至更为强大。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要对打下工业基础和发展核武器的文革前17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到各阶层领导加以全面批判和揭露,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也证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既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同样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其实,在当今那些批判“非毛化”的人群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视而不见,却只专注于社会的另一面。这不也说明他们更看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与科学技术?不然,为什么一谈到毛泽东领导的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时代,偏偏又热衷于拿经济建设说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深受苏联影响,得到苏联的技术、专家、贷款的全力支持。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那一套体制和思路并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与苏联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在苏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政权,发展并奠定了那样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苏联,厥功甚伟。那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一大批留苏学生回国,用苏联技术为祖国服务。他们的技术专长,正好迎合了当时的经济建设需求,对当时的工业基础建设和原子能发展贡献极大。没有他们,光靠工农兵的热情,哪来的成就?不幸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的还含冤而死。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的最大经济手笔就是“三面红旗”,因为“三面红旗” 与旧中国毫无关系,也与苏联当时的影响没多少关联。说“三面红旗”是经济,还不如说是政治,因为在毛泽东的治下,经济也是政治。为了捍卫“三面红旗” 的果实,1959年庐山会议不惜对彭德怀等老战友开刀,打成反党集团,而“三面红旗”的后果,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在具体数字上各执一词而已。此外,毛泽东的业绩都是政治运动,最终出现了文革。有人说建设“大三线”是功绩,其实这是战备;如果不是为了战备,相信毛泽东也不会将工厂非要建到要什么没什么的山沟里去。至于石油开采、汽车工业,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发展的经济,而且发展迅速的也并不少见,不属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特有的成就。

谈历史功绩时不能只讲一种;讲一种就会顾此失彼,反而扭曲了历史。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从一战失败中彻底翻身,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的士气”,但在政治上,却犯下了反人类罪,最后被人类所不齿。红色高棉在反对外来侵略时非常英勇,所以赢得了民心;但上台后对柬埔寨各阶层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最终被全世界所抛弃。

有的批判“非毛化”文章,一说到毛泽东的功绩就喜欢用“毛泽东领导下”,一到错误就变成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康生、四人帮或者当时的领导层都有责任。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出了问题,主要领导人都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的共识,而且早在20世纪就已经得到认可。不然,为什么那时候发生的许多不幸和灾难,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归罪于太后、总统、总理、执政、委员长呢?何况,毛当政的权威和声望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我们也一再歌颂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有些运动,比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现在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成绩。可即便是成就,其中就没有严重负面的内容?任何政治运动,都是人治的结果,都是抛弃法制的产物。在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运动中,冤假错案必然横行;在政治高压下违心作证,说假话取悦当权者,添油加醋揭发批斗对象,借运动挟嫌报复,不能不成为一大社会风景。那些在一边倒的政治情境下的揭发控诉有多少水分? 那些没有申辩、失去辩护、缺乏专业素养的审案,能不误判、错判、胡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还有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他们的主要意见就是对此前各类运动中的错杀、误杀不满,要求平反。他们的意见至今仍然认定是反党吗?以阶级斗争观念主导审判早在1950年前就已经盛行,电影《徐秋影案件》原型邵玉魁的冤屈便是明证。而这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式的侦破、断案、审判,实际上始终贯穿着改革开放前的所有社会生活之中。

反修防修这一思想核心和行动指南被彻底虚无化

今天讲毛泽东的业绩,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反修防修的内容。而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反修防修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不但主导着政治运动,也深深渗透在全社会的一切生活中。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紧密围绕着反修防修而进行,连“养儿防老”都改成“养儿防修”了;全国人民都会背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件件都在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彻底揪出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 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主流历史。可以说,失去了反修防修,就失去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完整的毛泽东,一个主要的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有歌颂毛泽东文章中认定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核心就是反修防修,行动就是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保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更重要,因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毛泽东时代人人天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剥离了反修防修,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主要业绩,也就剥离了毛泽东的思想基本。

反修防修思想的核心,就是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则是殷鉴。防止中国走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走的道路,是毛泽东近20年始终不忘的斗争目标。苏联,正是在建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的时候,被毛泽东认定为变修了。在毛泽东的眼里,政治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与不变修相比,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次要的。所以,用工业基础、军事力量等等来评价毛泽东的业绩,本身就是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相对立的,是对毛泽东政治业绩的根本否认。

1957 年之前,毛泽东文章不少,但很多说法都没兑现。如果真能依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说的那样,文革也不至于那么残酷无情。1957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但他的具体实践却表露出真实的思想和意识。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始终体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始终表达出反修防修的目的,始终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的各类最新指示不断通过文件或报刊文章发布到全国各阶层,引发全国人民的全力学习和深入贯彻,其中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剔除了这些内容,毛泽东的主要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生前最看重的成就和贡献如今正在被人虚无化,他不大在意或并不看重的历史正在被当做他奋斗一生的主要内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彻底转变为与孙中山等人一样的新三民主义者、新民主主义者。因为,他最在意的那些成就和贡献无不以失败告终,连最拥戴他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在他死后不久,就急匆匆抓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忠实信徒,赶紧结束了文革,转向了“大干快上”的经济建设。

他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的革命实践尽管名义都很新颖,但手法却是历史的老套路,家天下、一言堂、文字狱、株连、人治、抄家、游街示众,每一项在中国历史中都能找到无数的例证。而且在他的治下,还达到了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一概登峰造极。至于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等等,则来自于过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虽然都十分必要,但是,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欧洲国家的医疗保险全覆盖,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他都没有学习和实践,而是采用了最简单最容易最方便最讲阶级斗争也最无法持久的方式,比如短期培训赤脚医生、医疗队下乡、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参加运动闹革命、学生批判老师、放弃学习下放生产第一线劳动锻炼、工农兵上大学、课本改用领袖文章和阶级斗争素材、文科大学停办,再加上对学术权威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批判,等等。结果,苏联的全民公费医疗至今让俄罗斯人民受用无穷,医疗保险全覆盖也成为当今中国的奋斗目标,而欧美国家的教育改革实践已经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人才,还吸引了中国的青少年纷纷出国留学。

我想,若九泉之下的毛泽东有知,他最始料不及且最啼笑皆非的就是,今天他的很多信徒竟然都是当年应该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有老板,有亿万富翁,有走资派,有雇工剥削和出租房屋的工商业者及富农,也有各种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的人物。信奉他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找不出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徐景贤那样出口成章、下笔有神的秀才,而都是些出口就骂、抬手就打的教授。而在很多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是一个大搞残酷阶级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进行你死我活路线斗争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毛泽东。这是那些不满现状者幻觉中的毛泽东。有人还以被他打倒的那么多人仍然信奉他为依据,借以证明他的正确和权威。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已经畅行了数千年,这并不能证明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民领袖的魅力。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些,不但适用于接班人,也更应该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身。但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很多思想都将自己彻底刨除在外了。失去了反修防修,失去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失去了不间断的路线斗争,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吗?

来源:《记忆》2013 年11 月30 日第104 期


 
3   [dokknife 于 2013-12-27 14:44:09 提到] [FROM: 72.]
叶永烈:关于《叶永烈: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的真相
发布者 qianren 在 13-12-25 10:41


友人王君从美国给我发来2013年12月23日的《华夏快递》,内中有《叶永烈: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其实这篇文章已经是“冷饭”,2012年就在网上流传,这次无非是借毛泽东120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又重新“炒”一下而已。(CND编者注:这是一位读者推荐的文章,包括编者的话,都不是CND编辑写的,特此说明,并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向叶永烈先生致歉。)

此前我已经多次发表文章,说明冒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作多达50多种。其中包括在《叶永烈: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反复引用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

编者的话也令人匪夷所思:“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又一次令我茫然。《同舟共进》杂志确实发表过我的许多文章,我也发表过关于胡耀邦的多篇文章,但是并无在“《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

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发表和出版的大量作品,其中包括60万字的《邓小平改变中国》、50万字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等。《邓小平改变中国》被译成法文、阿拉伯文出版。《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在香港、台湾出版,并译成法文、阿拉伯文出版。我的新著70万字的《改革开放大功臣——万里》即将推出。

对于毛泽东,我以为陈云的12字评价最为确切,即“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关于毛泽东的诸多著作,就是贯穿陈云的这一评价。关于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我写了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不仅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而且还出版了英文版和法文版。关于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我写了长篇《反右派始末》以及182万字的《“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另外,最近我还出版了60万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增订本,写了毛泽东的35位秘书,此书出了韩文版。

值得提到的是,我常去美国。我在美国也有诸多友人。所以奉劝那些人不要以为在美国、加拿大随意造谣,别人就不知道。

2013年9月1日,美国Words without Borders 发表我的《My Shadow Library: A Chinese Author》,详细谈及我的著作在中国大陆被盗版以及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众多伪书。德国《世界报》亦有相关报道。

附上2012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长篇自传《华丽转身》(上、下卷)中《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一节,可以从中略知中国大陆冒名伪书之盛。

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多达50种

在我的书房里,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整整一个书架,除了陈放着我的作品各种各样的盗版本之外,还陈放着一大排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多达近50种!

我追踪伪书已经十多年了,内中有许多故事……

1994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要准备起诉他们出版社以及作者叶永烈!

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听完电话,我这才知道:市场上发现一本署名叶永烈的《江青秘传》,印着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过我的《江青传》,而这本《江青秘传》比我的《江青传》多一个“秘”字。朱仲丽说,《江青秘传》是她写的,署笔名“珠珊”,由香港星晨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经查核,那是不法书商玩弄的新花样,那就是把朱仲丽的著作安上我的名字加以盗版。

朱仲丽还曾经通过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利保护委员会打电话与我交涉。当她得知是不法书商所为,她与我同为受害者,这才作罢。

不久,我在上海的书摊上买到这本《江青秘传》,第一次见到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

2000年,上海作家吴基民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去看望住院的姐姐,发现姐姐正在看《叶永烈文集》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那本书是他姐姐向病友借的。他在书店里买不到这本书,问我能不能送一本《毛泽东与周恩来》给他?

我又一次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毛泽东与周恩来》!

不久,温州记者 林勇 先生打来电话,说是正在读《叶永烈文集》中的《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刘少奇》。我意识到肯定有人冒用我的名义出版伪书。我立即请 林勇 先生在温州给我买了这几本伪书。

收到之后,我发现其中的《毛泽东与林彪》似曾相识。我记得在香港时曾经买过一本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当即从书架上取下对照,竟然一模一样!
经查核,香港作家 冯治军 先生写了四本书关于毛泽东的书,即《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与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被内地的盗版商看中,居然冠以“《叶永烈文集》”的名义,盗用远方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不法书商之所以把书名都颠倒一下,之所以打起“《叶永烈文集》”旗号,是因为我写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给人以“配套”的感觉。

据说,这四本伪书还出了十六开版本,并从深圳流入香港。有的香港读者见了,给出版商皇福图书公司打电话,说是冯治军“抄袭”了叶永烈的作品,使 冯 先生非常尴尬。皇福图书公司以及 冯治军 先生与我取得联系,消除了误会,决心联手打击盗版书商。皇福图书公司在香港多家媒体发表声明:

《邓小平与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冯治军著,皇福图书出版,被中国多家出版社以“叶永烈著”之名大肆盗版翻印,害得叶氏不得不公开向传媒澄清自己的清白,为出版界之罕见。

200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给我在洛杉矶的老同学打电话。我说起即将去加拿大温哥华,她马上说赖昌星正在加拿大温哥华,可以去采访……我感到奇怪,她为什么跟我说起赖昌星呢?原来,她在美国也读到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关于赖昌星的伪书,以为是我写的!
我写过“红色三部曲”,不法书商居然借题发挥,把“黑色三部曲”安在我的头上,即《真关长赖昌星大传》(冒用远方人民出版社名义)、《杨钰莹红楼醉高官》(冒用百花文艺出版社名义)、《三个名星与赖昌星在红楼里的日日夜夜》(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后来,我还发现伪书《赖昌星的幕僚》(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也冒用我的名字出版。

在伪书《杨钰莹红楼醉高官》的勒口上,还印着我的照片以及简介,这清楚表明不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叶永烈所写。

《中华读书报》在报道中写道:

这本版权页标明2001年12月第1版的《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不到11月就提前面世了。该书封面上有杨钰莹、赖昌星的照片,印制粗糙,内容只是选编了远华集团的资料,错别字连篇,第292页居然将“杨钰莹”印成了“杨整莹”;内封印有叶永烈的照片和简介,其内容为:“作家叶永烈总是在不断地更弦改辙,在题材领域超越自我,向读者奉献有意思又有深度和广度的力作。相信读者读后不会失望,并惊奇叶永烈文风之善变。《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以远华案为背景,是叶永烈黑色三部曲中的一部。”叶永烈说:“看来书商对我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我有‘红色三部曲’,也知道我是经常变换风格。不过我没写过‘黑色三部曲’,不知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接着做出一套‘三部曲’。”

2003年,我不断接到朋友们的电话,说是正在读我的“新著”。这一年,竟然一下子出现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22种伪书(仅限于我自己收集到的),远远超过我自己的出书速度!

为什么在2003年会出现冒用我的名字的伪书?那是因为从2002年年底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中国政局出现了新面孔、新气象。出于广大读者企望了解中国新政坛的需要,一大批假冒我的名义的中共高层纪实文学迅速推出,形成了从未有过的高峰。其中有《中南海的新领袖》、《胡锦涛传奇》、《新任总理温家宝》、《政治新动向》、《新高层机要秘事》、《新人物春秋》、《高层秘闻》、《惊爆内幕》等等。

通常的伪书,大都粗制滥造。然而,在2003年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前夕,我发现一本印得相当精致、上下两卷的《毛泽东一生家世》,冒用我的名字出版。这两卷书还绕着一根“腰带”,上面居然也印着“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字样!书中附有许多毛泽东照片。

这本印制精美的伪书,欺骗性更大,居然堂而皇之进入一些书店销售,我甚至还在网上见到销售。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仅仅是我自己买到的)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目录:

(一)《江青秘传》 冒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名义 1994年2月版
(二)《毛泽东与林彪》 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三)《毛泽东与刘少奇》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四)《毛泽东与周恩来》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1年6月版
(五)《权力的游戏——毛泽东与林彪交往秘录》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0年7月版
(六)《真关长赖昌星大传》 冒用远方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1年11月版
(七)《杨钰莹红楼醉高官》 冒用百花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八)《三个名星与赖昌星在红楼里的日日夜夜》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九)《赖昌星的幕僚》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十)《“焚书坑儒”――毛泽东反右派始末》冒用中国文艺出版社 2002年4月版
(十一)《政坛新权贵》 冒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2年12月版
(十二)《震惊中南海》 冒用新潮文艺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十三)《毛林争权真相》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十四)《高层密闻》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五)《惊爆内幕》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六)《中共高层政治夫妻大揭秘》 冒用明镜出版社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七)《政治新动向》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八)《新政坛风云榜》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九)《红楼性报告》 冒用中国海关出版社名义 2003年2月版
(二十)《胡锦涛传奇》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3年3月版
(二十一)《红楼龙虎豹·杨钰莹》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2003年3月版
(二十二)《中南海的新领袖》 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5月版
(二十三)《新人物春秋》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四)《新高层机要秘事》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新任总理温家宝》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六)《北京透天机》 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5月版
(二十七)《毛泽东一生家世》(上、下卷)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3年8月版
(二十八)《高层较量》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3年9月版
(二十九)《特写中南海》(上、下卷)冒用中国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3年9月版
(三十)《超级内幕》 冒用国际文联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10月版
(三十一)《董文华忆红楼》 冒用时事出版社名义 2003年10月版
(三十二)《特别揭密》 冒用中国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三)《复活蒋介石》 冒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四)《复活周恩来》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五)《毛林争权真相》 冒用时事出版社名义 2004年1月版
(三十六)《面对危难的毛泽东》冒用海南出版社名义 2004年1月版
(三十七)《悲剧人生彭德怀》 冒用中国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4年2月版
(三十八)《不宣而战》 冒用中国国防出版社名义 2004年4月版
(三十九)《解密X档案》 冒用南方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4年4月版
(四十)《北京战争》 冒用解放军出版社 名义 2004年7月版
(四十一)《高官与风水》 冒用内蒙古文艺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四十二)《文革内幕》 冒用人民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4年8月版
(四十三)《高官与风文》 冒用内蒙古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4年8月版
(四十四)《高层权力斗争》 冒用东方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5年4月版
(四十五)《他将怎样改变中国——胡锦涛传》 冒用世纪出版集团名义2005年9月版
(四十六)《超级内幕》 冒用国际文联出版(另一种版本) 2006年1月版
(四十七)《中国文革死亡档案揭秘》冒用国防大学出版社名义 2006年12月版
(四十八)《高层政坛恩怨》 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6年12月版
(四十九)《高层人物风水天机揭密》冒用中州古籍出版社名义 2009年1月版
(五十)《解密真相》 冒用南海文化出版社名义 2009年11月版
(五十一)《蒋介石家书日记》 冒用团结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五十二)《高层内参》 冒用新疆出版社名义 2010年4月版
(五十三)《秦城冤案秘闻》 冒用中国党史出版社名义 2007年版
(五十四)《蒋介石家书日记上、下册》冒用团结出版社名义 2012年1月版

此外还有:《老新闻》,冒用叶永烈名义主编,冒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政界奇闻趣事大观》,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

《文革悲剧》一书的作者封皮写的是叶永烈着,揭开封皮,是辛子陵着。

《秦城冤案秘闻》,据云是文革史作家叶永烈编着的纪实文学,记述了彭德怀,彭真黄克城,贺龙,罗瑞卿,田汉,陆定一,刘仁,班禅等开国元勋和文化名人在狱中鲜为人知的生活

《国共十大军事对手大比拼》,作者 叶永烈, 郭辉 出版商 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2

盗版、冒名,严重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名誉权。但是,我在明处,盗版书商躲在暗处,“冤无头,债无主”;倘若到法院起诉,则不知被告在何处。冒名之风,愈演愈烈。在“3·15”到来之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重点打击伪书之时,期望能够狠狠打击出版伪书的不法书商,清理图书市场。

为了反击盗版与冒名伪书,富敏荣律师在2002年选择了“3·15”前夕,在上海举行了“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研讨会”。研讨会在上海电视台举行。我带去了各种各样的盗版本、冒名书,进行现场展览,铺满两张乒乓球桌。这次理论研讨会,对冒名出版进行了一致的声讨,并指出“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应负的法律责任。由于此前从未就“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举行过研讨会,所以这次研讨会的反响颇为强烈,诸多新闻媒体加以报道。

除了发现诸多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之外,令我惊讶的是,还出现了冒用我的名字的“伪手稿”!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报道《“伪手稿”惊现网络》:

本报讯 (记者 王洪波)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致书本报记者,声明日前在网上进行拍卖的叶永烈手稿实乃伪造,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叶永烈告诉记者,8月30日 ,他接到作家陈村打来的电话,说是“孔夫子旧书网” 上在拍卖叶永烈手稿,还附有手稿照片。叶永烈感到很惊讶。从1992年起,他就改用电脑写作,从此没有手稿。网上拍卖其手稿,势必是早年的作品。叶永烈赶紧按照陈村提供的线索上网查找,果真发现网上在拍卖标明为叶永烈手稿的《毛岸英之死》。叶永烈说,他虽然曾经多次采访过毛岸英的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但是并未写过《毛岸英之死》。幸好网上附有手稿的照片。一看,那是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而他从来不用这种稿纸。放大手稿之后,看清那些字根本不是自己的手迹。再一看,在标题《毛岸英之死》下面,写着另一位作者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叶永烈”三字——这三个字也不是叶永烈的手迹!网上还有对这一伪造的手稿的评论:“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叶永烈随即给陈村发了E-mail,告诉他那不是自己的手稿。陈村很快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声明:“ 叶永烈 先生称这手稿是伪造的!”叶永烈也在这一网页上留言:“我查看之后,发现这根本不是我的手稿,是冒名的!我从未写过《毛岸英之死》。手稿的笔迹也不是我的。”不过,在声明发出之前,那份伪造的叶永烈手稿经几位买家角逐,已经成交。

叶永烈告诉记者:“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仅限于我自己买到的,已经多达40多种,似乎‘司空见惯’了。然而,冒用我的名义的伪手稿,则是头一回发现。”叶永烈说:“往日只听说画家的画稿有赝品,如今作伪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作家手稿。”叶永烈希望借本报提醒喜欢在旧货市场上淘作家手稿的朋友:当心伪手稿!

(2013年12月24日于上海)


叶永烈:重新评价毛泽东为期不远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23 10:06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 * *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

“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

“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

“……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 * * *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 一读者推荐

 
4   [dokknife 于 2013-12-23 14:40:49 提到] [FROM: 72.]
陈小鲁谈“西化、分化”论:我们还想赤化全球呢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23 00:53


  摘要:陈小鲁:你要说人家化我们,那是当然,我们还想赤化全球呢。这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吗?我认为不是,恰恰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西化”无非是强调民主自由,对反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更有利,而且我们也不同意照搬西方,也照搬不了。

  最大的维稳是树立法律的权威

  人物周刊:在道歉的前一晚上,你专门读了《五四宪法》,为什么?

  陈小鲁:因为我要准备一个发言嘛。说句老实话,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对《五四宪法》毫无印象,其实我那时候也20岁了。

  我们讲政策,没有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脉相承的。我说文化革命的最大问题是违宪,党内矛盾永远有,今天有、明天有,干群矛盾、官民矛盾也是永远有的,中国有,外国也有,我们要总结的就是坚决树立宪法的权威。

  人物周刊:这个想法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陈小鲁:1986年我在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想法。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很隆重通过、宣布的,那么就应该成为制约任何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的准则。有什么矛盾在宪法、法律基础上解决,不能法外解决。我们搞维稳,最大的维稳是什么?就是树立法律的权威。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对于校领导被批斗和劳改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你当时没有打人,据学校老师讲,你还保护了很多人。

  陈小鲁:这就又是一个误区了。什么叫批斗领导?把领导揪到台上去,低头认罪,这本身是侮辱人的尊严的,这个事就是违法的,宪法讲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人物周刊:那文斗呢?

  陈小鲁:文斗也是不对的,凭什么斗人家?当时没有这样认识,现在提高到这个角度上来了。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学生领袖,有人说,那应该说是一个领导责任。

  陈小鲁:对啊,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就是代表大家道歉,不能搞人人过关。我们党为什么要出历史问题决议,因为你是一个组织,党组织必须站出来说话。

  但是我讲的道歉,有分寸的。我讲了两条(组织对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的批斗;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对武斗制止不力),我对这两条表示道歉。我并没有承担打人的责任,谁打人谁的责任。但是我们的造反破坏了学校正常的秩序,我只对这个问题道歉。

  人物周刊:对学校老师的愧疚,四十多年来在内心里都是困扰、心结?

  陈小鲁:应该说是困扰了。因为什么?我们学校如果不死人的话,还行,关键是死人了,学校书记自杀了,这个责任是大了。我是愧疚的,其实当时也可以不关押,把他放回家不也可以吗?

  人物周刊:道歉后心里的包袱放下了一些?

  陈小鲁:也可以这么说。我反复说,道歉不是最近才开始做的,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就有反思。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干部,是8月19号,出现学生打人我才成立了“西纠”(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这是我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以后可能就成逍遥派了。

  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经常举例子,就2011年反日游行当中出现了殴打日系车主的情况,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更可怕的是,为什么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人制止?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句话?跟文化革命是一样的,是一种群羊效益,恐惧在群众当中,你不敢出来制止。很多人并不见得认为打人对,但是有一群狂热分子,尽管是少数人但威慑了所有人,这是最可怕的。

  我认为一定要让群众认识到打人是违法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去保护其他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旁观,你就有罪。这件事眼睁睁就在我们身边,时隔不远。

  人物周刊:以你的经历来看,不去制止暴力的人,缺什么呢?勇气?

  陈小鲁:就是缺勇气。当时那个环境,群众狂热的劲头,他担心自己挨打,所以我说是人人恐惧的年代。这种恐惧还在不在?还在,特定时间还会出现。

  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不满意的就是官媒对此事的处理,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那不行,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否则就等于纵容。尽管后来判了那个人,但是要宣传,因为下次还有游行。执政党一定要态度鲜明。

  消除暴戾之气

  人物周刊:不光中国,很多国家政治运动过后,一些人逃避,给自己开脱,理由就是大环境的错误,我自己左右不了。

  陈小鲁: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谓趋利避害就是一种人性恶的一个根源。你说要承担责任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做出赔偿呢?你本来事业很辉煌,主动承认这个事,你在政治上(会受影响)。

  人物周刊:你个人有没有受到压力?会有人说不要再讲,有这种压力吗?

  陈小鲁:应该说没有。中国有一个“人情大于政治”,认识我的人,不赞同我的想法不会跟我讲的。咱俩关系不错,你的事不是做什么坏事,道个歉,没有为别的事情。一般人讲你何苦呢?都47年了,还要说,你出什么风头?

  人物周刊:有人质疑你是出风头?

  陈小鲁:有。你领什么风?跟什么风?还有说你要道歉,那你爹也得道歉。他不知道我爹道过歉,我父亲62年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不就是道歉吗?共产党都道歉过,决议就是道歉。

  人物周刊:有说法觉得,陈小鲁出来道歉,跟他本人和他家庭在“文革”中的表现有关,没打人,陈毅元帅抗争过,所以没有太多负担。

  陈小鲁:也有这个情况,我可能比较超脱一点,卷得不那么深,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想。当天我们道歉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的批斗会是我组织的,但是温校长提到的时候,我立刻就说是我组织的,道歉就是要真诚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岁数了,我又不是为了道歉想出名,你说我不讲行不行,不讲可以。

  其实文化革命中,我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领袖,我又没有参加过红卫兵,但是我用红卫兵的名义做过事,比如说解散民主党派,比如说成立“西纠”。

  人物周刊:现在对“文革”反思很多,对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有认定和评判。但是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人都很狂热,理智和判断不能起作用。

  陈小鲁:所以要树立法律的权威。2011年反日游行和当时有点像,人不一样,我们都六十多岁了,游行的也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和“文革”时一样呢?我们的反思有现实意义。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怎么去消除文化革命的基因?消除民众当中的暴戾之气?官员暴力执法,百姓暴力争斗,更可笑的是知识分子网上吵架到公园约斗,匪夷所思,都是知识分子、教授,君子动口不动手。

  人物周刊:之前已经零星有一些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道歉引起很大关注,不过很可能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陈小鲁:那不管,过不过去,我们并不想以此来改变社会或者是怎么样。要振臂一呼,要八方呼应,都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多少同学会,我们提到毛主席了吗?没有,提到“四人帮”了吗?没提。我们只是做自己的事情,社会上有这么大反应我们没料到,要冷下来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高速运转,一个东西爆发大家都关注,很快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我们还继续,把校史博客搞完就差不多了。

  公民要有自主意识

  人物周刊:暴戾之气从哪里来?文化的还是革命的?

  陈小鲁:是人性,一到乱世人性中的恶就会发作,大规模社会动乱,抢、杀,农民起义的破坏力极大,文化革命也是一样。文化革命前本来有很多规矩、纪律,社会有秩序,有老师、有校领导、有公安,全部取消,就把你放到一个绝对自由(的情境下)。除了毛主席高高在上,下面没人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事,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公安局不进学校,那意味着什么呢?学校没人管,爱怎么样怎么样,打死就打死了。

  人物周刊:政治领袖之下就是群众,中间没有机关、政治团体?

  陈小鲁:对。毛主席有一个理想主义化,他就想社会扁平化,他看到了政府、干部队伍有点官僚主义,社会走向等级制,就想打破这个。当然毛主席搞文化革命有种种因素,但这也是他的一种考量,一种政治理想。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放开让学生成立组织,犯大忌,但是他有这个气魄,成立还支持,造反有理,群众专政。

  人物周刊:按照那个时候的理解,“扁平化”就是民主?

  陈小鲁:我们现在做一个历史分析,毛主席当时有一个想法,但是做过了,搞大民主,不应该搞大民主,上面一个领袖对着下面亿万群众,最后没办法就把党组织搞垮了,制度搞垮了,军队请出来了。其实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正常的渠道去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就够了。

  扁平化是要减少层级,就是针对阶层固化,但要慢慢来,它要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公民意识的增强,要社会开放才能做到扁平化,包括信息社会的发展,当时是做不到的。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放权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国家大事,这就是一种扁平化的过程。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群众为什么突然就被发动起来,因为社会上、政治上只有一种声音,知识分子等在“反右”时候打掉了。

  陈小鲁:有这方面的问题,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容易狂热。如果当时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社会,有人会反对你。

  人物周刊:民众在历史当中尤其是在新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上面有一个号召大家就起来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思考在哪里?

  陈小鲁:公民要有自主意识,要有主人翁的意识,我是国家的主人,我要能够批评领导,要能建议,所以任志强说批评政府是爱国,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这个是非常朴实的语言。我们要创造人人都来为国贡献,人人都自主,大家都自己管好自己,发展社会组织,不让政府操心,等于说社会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要启蒙,要关心国家大事。

  既然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大家都说话?有人问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很简单,像井冈山,朱老总挑粮,毛泽东和战士是一样的伙食。共产党的力量就在这。是不是有点乌托邦?最简单的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少封路不封山”。其实老百姓对当官的要求不多,中国还是要求明君清官,人家承认你权威、领袖,你特殊一点没关系,但是顾忌一点老百姓,讲点平等,尊重一点老百姓,就都解决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现在搞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陈小鲁:群众路线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还应该真正发动群众才能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就是让老百姓知情、参与。现代社会有几条是一定要的,一个是权力的制衡,不能权力集一人之身,否则就是安危系于一人之身,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很危险的。第二个是群众参与,老百姓生活、文化水平提高,眼界开拓,他就要参与公共事务,应该开拓渠道。

  现在要求公布财产,梅德韦杰夫说这个事情都是各国的惯例,没有特殊的,中国特殊了。《环球时报》还要说,公开是对的,但是在中国往往会被利用。被谁利用?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公布。关键是什么?确实形成了权贵阶层,他们非法占有了很多资源。当然了,我也同意不要贸然公布,中央带头,领导带带头,因为习近平他们也没多少财产,作出样子来,慢慢来可以。比如说新提拔当官的公布财产,老了就算了,退休就算了。

  人物周刊:新人新政策?

  陈小鲁:对啊,提你当处长了,你把财产先在党内公布。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怕原地不动,不能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说到权力制衡,你怎么看党内民主?

  陈小鲁:按党章办事,该开会开会,该做决议做决议,有些决议要公布的,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

  人物周刊:现在的干部群体好像“唯上”一点。

  陈小鲁:有这个倾向,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你升官的是顶头上司,有个性、有一些意见的干部往往都要靠边站。任用制度问题,还有待遇,你的待遇相差很大,大家只好往上爬,过去年代,处长、司局长都差不多,甚至一些老处长比局长工资高。

  父辈的政治理想

  人物周刊:陈毅元帅对你的教诲和影响是什么?

  陈小鲁:他给我讲大道理,为人民服务。他对我很宽松,不要求你的学习成绩,及格就行,不要求你入党入团,都没有,他就是讲你要为人民服务,你要克服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你要平等待人,就讲这个。

  有时候他会注重我们语文方面、文学方面,因为他喜欢诗词,比如他看到一首诗,说你念一念,他让我念《北国风光》,我那个时候才四年级,当时念不下来,也不太懂,但是我哥懂,他就讲。

  人物周刊:你好像曾经提到陈毅元帅不同意你和兄弟从政?

  陈小鲁: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当年还没有到从政的时候,还在中学。只是我大哥要学文,我父亲不同意,学文不是从政。我父亲对我来说很宽松,对我大哥我不知道,第一个成绩要及格,不及格老师要找的,我四年级就曾经不及格。第二个,政治上没有要求,比如必须入团,我入团很晚,64年下半年才入团的,入党不用说了,我中学没有入党。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做人的大道理:为人民服务,不要搞特殊化,要尊重群众,我的功劳都是人民给的,党给的,跟我都没有、跟你就更没有关系了。

  人物周刊:有的干部家里会有意识地培养政治素养。

  陈小鲁:也可能有,有的会知道很多事情,有的干部子弟知道比较多,经常听他说,我们就怀疑他能够看到文件。但是不是有意培养不一定,也可能家里管文件管得比较松。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红二代?

  陈小鲁:红二代就是父母打过仗的,扛过枪的,一般红二代还是指高级干部,职务高一点。红二代就是老革命的子弟,至于个体来讲,差别很大了,有的后来就是普通工作人员。红二代现在基本上都退了,也有的还在任职。红二代当了高官的,还是少数。

  人物周刊:毛泽东时代的“红色”在你身上还留存多少?

  陈小鲁:毛主席当时讲阶级斗争,强调传统教育,传统教育还是对的。当年我们上团课,一方面讲阶级斗争,一方面讲人生观,封建阶级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资产阶级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产阶级就是应该为革命而学习,这是人生观教育。阶级斗争是党的政策教育,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阶级斗争就讲过了。

  人物周刊:父辈的政治理想,作为红二代,你觉得有传承的责任吗?

  陈小鲁:当然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人物周刊:传承的内容就是共产主义?有没有包括怎么达至共产主义的一套路线?

  陈小鲁:那些就根据现在讲的,要争取平等,现在收入差别比较大,阶层比较固化,要打破这个层级,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一个内容。实现民主,就是要加强公民的参与,毛主席说,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共产主义是个远大目标,将来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不能说遥不可及,但我们这辈子可能完不成,再过50年、100年也不见得能够完成。毕竟能够比较接近这个目标,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

  人物周刊:红二代对父辈的政治理想应该是怎样一种态度?是完整地接受,还是可以实用主义地变通?

  陈小鲁:我不懂你说的变通指什么,大目标是不能变的,具体走什么道路上当然可以。总的向平等、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觉得差别不大,一样受穷那也不对,邓小平提出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缩小这个差别,现在这个差别比较大,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缩小差距。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权贵资本主义”?

  陈小鲁:这个词一般地讲,大家都懂,当官的、有权的,但是你要真正做社会分析的话,那就要很清楚地去描述。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恐怕还不能这么说,但是有这个倾向,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贪官动用公权力谋私利,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研究的,究竟是不是形成了权贵。

  人物周刊:红二代也会涉及这个问题?

  陈小鲁:大家都会思考的,关于权贵阶层,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一般他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定义是不是形成了,中国现在的阶层状况是怎样的,这个还不一定,笼统地知道在中国语境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准确?你要描绘他的财产、他的权力,要划清这个边界,不能说干部都是,就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了。

  人物周刊:红二代身份有尴尬的地方,取得了成绩,有人说你是红二代;犯了错,也会联系到你的身份,你会感到这种困扰吗?

  陈小鲁:这个无所谓的,关键你违法没有,你是不是通过什么权力去谋私,损害了别人或国家的利益,这是主要的。社会上的评论,你不是红二代人家也有评论,富二代、官二代,只要你成功人士,后面总有人在说你的。富一代人家都讲,说你有原罪,也确实,你真要不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发不了财,怎么突然就搞了几个亿几十个亿,他不找几个人支持他,不从银行找找关系?

  红二代从建国以后,除了在文化革命的10年,不到10年,5年期间,他们处于一个低谷,剩下时间都是处于优势地位,那老百姓就会有意见。打天下坐天下,老一辈有功劳,后代有什么功劳?为什么就是你处于优势?

  人物周刊:你会受到这个困扰吗?

  陈小鲁:我不会,第一个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你看我这个衣服,我的衣服都不超过100块钱的,我并没有什么珠宝古玩,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再一个,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管好自己就完了。

  人物周刊:对于子女,你会怎么去要求他们?

  陈小鲁:那就是做个好人就行了,别偷别抢,自食其力,我并不要求他怎么样,像我儿子,他现在就是个体户,既没有到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也没有到国企当什么干部,他就靠他自己的力量。

  人物周刊:如果他要从政呢?

  陈小鲁:如果是他的选择我当然支持,关键是他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不能代替他。我们一般不太管这个事,你说了他也不听,有代沟的。我们就是比较现实,我们的路就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我们能帮就帮他一把,帮不了就算了,不会刻意要怎么样。

  红二代“无足轻重”

  人物周刊:1986年为什么选择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陈小鲁:第一个是有朋友推荐,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了解一下党中央的运作程序,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参加了。

  人物周刊:他们看中你的是哪一点?

  陈小鲁:看中我在国外的经历和高干子弟的身份。

  人物周刊:这个身份有什么帮助?

  陈小鲁:没什么帮助。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可能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

  人物周刊:像你这样观点的多吗?

  陈小鲁:我不知道,至少有一部分赞同。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流行的“西化、分化”论?

  陈小鲁:你要说人家化我们,那是当然,我们还想赤化全球呢。这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吗?我认为不是,恰恰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西化”无非是强调民主自由,对反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更有利,而且我们也不同意照搬西方,也照搬不了。

  人物周刊:你跟其他红二代的交往是怎样的?

  陈小鲁:比如最近到银川,就一大堆红二代,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诗词画展,我们到那去捧场,到红军当年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毛主席的足迹。

  人物周刊:大家聊的话题很政治吗?

  陈小鲁:不,不很政治,一般讲讲历史,这个事那个事。

  人物周刊:即使是历史上,先辈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陈小鲁:也有意见不一致,但是大家比较平和。像我们这种人,你不谈,我也不说。我道歉这件事,确实有几个人跟我讲过,两三个人说,你写得好写得对,但是我们不方便公开场合讲。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有看法,何必挑头呢?我是这样的,与这些人交往当中察言观色,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一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谈总之不能伤了和气,你过分坚持我就不说了,我不是讲了吗?违心的话我不说,我不会去跟风,我就一条,我不说不行吗?

  人物周刊:这次去银川聚会的人里面,有不赞同你为“文革”中的行为道歉的?

  陈小鲁:肯定会有,谁也不讲,一样的,人情大于王法,我们之间的交情,我不同意你我不会跟你讲的,我同意你可以跟你讲。

  人物周刊:你估计保留意见多吗?

  陈小鲁:那我不知道,没人说这个事情,肯定会有,多不多不知道,但也有人公开跟我讲你写得好、写得对。经过我的解释他更明白,道歉不是为了跟风,是我们同学会的活动。

  人物周刊:平时红色后代聚在一起谈时事政治吗?

  陈小鲁:不会,特别是不谈现实的政治,谈一点历史是可以的,给现实政治谈得不多,要谈也是比较低层次的,谈谈下面有些什么问题,不去牵扯到中央的,也是一个自我保护,也可以说是对中央的支持。

  人物周刊:等于说红色后代交往中会有一种默契?

  陈小鲁:是,普通同学都会有默契,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会多说的,如果牵扯比较近的话就不会说。比如说美国登月是造假的,摄影棚拍的,那我们可以吵一吵。会议论一下哪个地方出了什么事,但是不牵扯到中央政治和国内的政治。

  人物周刊:跟比较熟的人呢?

  陈小鲁:熟的人观点一样,就谈得多一点,他可能主动找你谈,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你也不会去谈,如果你知道观点不大一致,大家在一块交往,你想我们也不是天天坐在一起,也不容易,半年见一次,肯定都是“身体怎么样啊”。

  人物周刊:你觉得红色后代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小鲁:无足轻重,人也不多,都是七老八十的了。

  人物周刊:一些传言好像说得很有影响。

  陈小鲁:什么影响?领导都敬而远之,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过气了,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2013-12-22

 
5   [dokknife 于 2013-12-23 14:38:34 提到] [FROM: 72.]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国掀起毛热新高潮
发布者 guzheng 在 13-12-23 10:11


已故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即,中国各地在政府和官媒主导下,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掀起了新的一轮毛泽东热。有观察人士说,毛泽东热完全是官方主导的。

不过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在中国现阶段,全盘否定毛泽东既做不到,也说不通。

今年12月26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者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连日来,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为毛泽东诞辰造势。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日报连续发表纪念毛泽东的重量级文章之后,星期一,环球时报以社评形式刊登“否定毛泽东,少数人的幼稚狂想”一文,反驳国内外“一味贬低”或“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潮。

民间挺毛派更是充满激情,各种纪念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左派组织乌有之乡的网刊发表知名毛左人士司马南的激情演讲,题为“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另一位知名左派人士韩德强在他自己创办的“正道网”上发表“人民之神毛泽东”的文章,公开喊出毛泽东“本来就是神”的口号,把推崇毛泽东的热潮推向新高峰。

与此同时,山西、江西、湖南和北京各地掀起毛泽东诞辰纪念潮。据香港南华早报观察,内地兴起一股新的“毛泽东热”,从毛泽东喜爱的红烧肉到毛主席像章以及“红宝书”,几乎所有带有毛泽东标记的东西都很受民众欢迎。

相比之下,在中国网站论坛上一度十分活跃的贬毛派却显得有些低调。历史学者章立凡说,挺毛派借毛泽东诞辰的机会高调掀起纪念毛泽东热潮的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得到了政府和当局的支持。

章立凡:“我相信是这样。官方最高领导人对毛的评价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所谓 ‘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其实说得也就是这个意思,即对毛要肯定,对毛时代也要肯定。因为他们担心否定了这段历史,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我想,这是官方的意思。”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大力推广“红色文化”,推崇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时髦言论和价值观,甚至以毛泽东的言论作为打击腐败的警训,以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作为倡导廉洁的理论基础。但是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法治方面的改革措施于毛泽东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有评论人士说很难看清习近平的真面目,也有人把他看作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人。但更多的人愿意把这次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看作是习近平执政道路上的一个风向标。

章立凡认为,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很纠结,一方面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言行在当代中国根本行不通,他们许多人的父辈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奠基者,彻底否定毛就等于否定自己。

他说:“他们对毛怀有一种教主式的感情,即使毛犯了错误,错误地打击了他们的父辈,但毛还是他们的领袖,就是做教主做什么,即使错了也是对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是怀着这种情感来看待毛,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历史的局限性,从党派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民族的利益出发。所以他们不可能对毛做出正确的、历史的评价。”

但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全盘否定毛泽东当前在中国实际上既行不通,在道理上也说不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伟人或民族英雄,而主张全盘否定毛泽东的绝对是少数。他引述环球时报最新的民意调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定毛泽东功大于过。

胡锡进说:一个民族全盘否定自己的开国领袖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这样做违背事实。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奠基式的工作,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颓势,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虽然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所做的事业对中国人民来说远远利大于弊。如果全盘否定,那是不客观的。”

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目前仍能感受到毛泽东的象征性影响,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数千人排队等候瞻仰毛泽东遗容,仅此便可说明毛泽东在普通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

□ 美国之音

 
6   [dokknife 于 2013-12-18 14:59:37 提到] [FROM: 72.]
郭于华:不要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8 00:52


“在从事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长久以来致力于陕北农村的口述历史研究,在其多年“倾听底层”的经历里,她总结出了底层叙述中的“苦难”主题。而像沈博爱、姜淑梅、姬铁见等开始利用互联网、出版等各种方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的这些“民间记录者”,主题依然没有逃脱郭于华对底层叙述的“苦难”总结。

郭于华将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就像要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历史权利。”

时代周报: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也不感兴趣,而且觉得自己的过去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写。

郭于华: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农村做农民的口述历史研究时,很多访谈对象一开始是不愿意讲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没意思”,“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其实是对历史权利的一种放弃。

在所谓的主流历史中,人是被视而不见的——尤其是普通人,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他们可能会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进行了什么样的战争,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人。直至今天,大家也还在热烈地争论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个人是以数字方式呈现的,没有面目,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当然,这样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连这样的数字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今天强调另外一种历史存在状态的时候,就要把人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要像保护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历史权利。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去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他们是有愿望讲述的。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就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主体还是一个被消失的状态。面对很多东西我们都非常被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一个人的记忆也都弥足珍贵。

时代周报:个体在讲述经历时,会不会存在记忆的偏差或扭曲?你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郭于华:一个人的回忆,因其发生在生命的特定阶段,感受的确会不一样。如“文革”,在当时还是小孩的人心中,就没有那么差——他们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再一个,记忆是否发生偏差、发生多大偏差,也与回忆者当下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人说,现在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因为在今天他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贪污腐败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在毛时代,贪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其实,今天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多问他一句:回到过去好不好?他又立马就会说不愿意了。

遮掩、扩大、遗忘、扭曲,在历史讲述和个人经历回忆上,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者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如多重证据。同一个事件听不同人的说法,从而判断、接近历史真相—谁也不能说自己能够还原历史真相,只能说逐渐接近。但如果有关历史只有一种声音,而且强迫你统一接受,那就一定是不实的。

时代周报:在阅读上述三本书时,我同样感受到了“苦难”—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刻意渲染。应该怎么理解“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郭于华:可以用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来理解这句话: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正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美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现的、关于法国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作品,直译过来是《世界的重量》——现在经常翻译为《世界的苦难》,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境,个体所承受的困扰、苦闷,看上去是主观层面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反映的却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话听起来很绕,但是也不难理解。临时工、移民群体,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扰,看上去都有一个个人原因,但实际上作为研究者,绝不能将这些原因都归到个人的身上。

来源:《时代周报》


栗奇程:这些历史学者啊!
发布者 baichuan 在 13-12-18 09:26


  『大陆学者杨奎松曾经惊讶于黄仁宇的糊涂,在他看来,曾写出《万历十五年》这种杰作,那样睿智的一个人,居然会以一个传闻断定共产党的酷虐,而不深究士兵出生入死的动因。黄仁宇曾从一个军官的口中听说,东北四平战役解放军士兵构成密集方队,完全不守军事规则,在机关枪密度极大的扇面扫射下,成排成排冒死冲锋,尸体堆叠狼藉。他于是断定出林彪的残忍和共产党的无情。当然还有关于林彪的那个著名传说:当手下报来伤亡数字时,林彪的回答是,我不听数字,只要结果。杨奎松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即使他们以“炮灰”的面目出现,背后也有千千万万个土改的身影在晃动,正是“民气”的飙升,才使得连枪都没摸过多少时间的新兵蛋子能不顾生死地疯狂鏖战,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至于土改中的过火虐杀行为,则是另一个层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了。 』

以上是历史学者杨念群《龙应台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一文中的段落。

我不敢说读得懂黄仁宇,
也不能说了解杨奎松;
只从杨念群的转述来看,
真不知道什么叫作糊涂。

杨奎松说黄仁宇糊涂的两件事,一是听信了国军军官说四平战役中共军用了人海或人肉冲锋的战法,二是听信了说林彪不问数字只要结果的故事。然而,杨奎松并没有能──甚至也没有想──去证明那两个说法为不实,或者毋宁说他先自确认了那两个故事为真实,却只认为黄仁宇不懂故事背后的原因。呜呼,这能说是黄仁宇糊涂吗?对同一件史实,你根据你的知识和观念去解释,我根据我的知识和观念去解释;你说我糊涂,我说你糊涂。请问你我要让读者看什么呢?

说学问的事情,我必须尊重学者,尊重他们的广博知识和理论。但是,说“层面”也好,“反思”也好,行文说理总得遵从基本的形式逻辑。以上这一小节,在常识和普通逻辑的范围,我们不必绕行太远,也不必叹息奎松和念群两位杨学者太深奥,相信自己就尽够了。这些学者是怎么了?


 
7   [dokknife 于 2013-12-16 15:59:57 提到] [FROM: 72.]
中国网民:处决张成泽决不是朝鲜的内务
发布者 lixindai 在 13-12-15 00:56


作者:安德烈

三十而立的金正恩消灭了自己的姑父、数周前仍很显赫的二号人物张成泽,速度快,手段残忍,举世罕见。金氏王朝“青出于蓝胜于蓝”,世人震惊。美国的表态大意是只有朝鲜这样残暴的政权才能做出这样的事。问起中国的看法,外交部淡淡一句“这是朝鲜的内政”。不少中国网民听了这句话后很受刺激。

打开“猫眼论坛”即可窥一斑。汉唐的英各兰认为,“外交部这样表态很冷血,并且很没有原则,很没有大国风范。虽然我们小百姓不能判定张成泽和中国关系有多好。但是,中国这样表态很不妥。让人很失望。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并且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领头羊,而且,口口声声说在世界上要承当更多的责任,他就不能这样没有个性,没有原则,没胆量。这样在国际上会被人小瞧。因为,这样的形象连本国的百姓都小瞧,何况国际”。

有些人直截了当批评政府的不干涉政策。ZyCYC1124说:“不干涉内政的对外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使我们失去了很多朋友。往小事上说,邻居打架出了人命你也不管,还说是家事不能管。这是不是一种不负责的作法?”

dfsm1962谆谆告诫:“不说原则,不讲对错,做和事佬,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不分好坏的一帮自我利益团伙,最终没有朋友的一帮历史小人”。

中国近来一直强调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中国对这件事情的表态让网民失望。一个叫“两岁读报男”的愤愤不平地说:“世界第二强国的弱外交,弱的全世界丢人现眼”。老马的意见也差不多:“美国校园抢杀,美国飓风成灾,美国黑人暴动……哪样不是他们国内事务?只要有这样的事发生,那绝对是前后方连线,滚动播出,专家评论,不一而足。 对发生在眼皮下,并且还每年接受我大把援助的国家发生的甚至还有针对我的嫌疑的事却说是他的国内事务,而不置一词。未免使人齿冷。所谓无附加条件的无私援 助其实真的是凯子援助。收援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予取予求,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以后如果再援助他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提出符合自己利益要求,要 给他立下规矩,否则就让他滚他的”。

毛时代常常说中朝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两国的关系是“鲜血凝成的友谊”。这让不少网民想起当年中国派出志愿军到朝鲜打仗的事,事情的性质姑且不论,中国死了十几万军人是真的。sunm_k2问道:“中国为了今天的朝鲜付出了那么多年轻人的生命啊,今天怎么就是人家内部事务了呢?那个时候怎么就不说是内部事务呢”?algae12也是同样的观点:“既然是内务,为什么当年要抗美援朝,助纣为虐,让金家王朝肆无忌惮地奴役百姓?” 佐罗二世问:“当年北朝鲜入侵南朝鲜就不是朝鲜内部事务了?”

有些人举一反三,想起中国外交部平日对不少国家说三道四,于是有感而发。clk88988说:“日本修宪也是日本的内部事务,旁人不得说三道四,是这个意思吧”?北极风雪则认为:“按道理说,南非种族隔离也是内部事,也就没必要去纪念曼老头了; 造核武虽然是内部事,但首先威胁的就是东北边境。但是,只要不投靠美国、日本和韩国,只要不让韩国饮马鸭绿江和天池,即使连续爆核弹也只好忍了”。

朝鲜公布的张成泽罪行书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引起网民普遍的注意,这句话是,“张成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亲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掮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5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

这里面的“外国”指的是谁?网民们觉得指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直接参与了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开发。名字叫“刚刚惹了百姓”的网民说:这件事“实在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三胖子这个贱人,在审判他姑父时,时不时地提到的‘外国’,不就是中国吗?所谓他姑父当了‘卖国贼’,不就是说他姑父租太平洋西岸的港口给中国吗?如果他这港口还跟以前一样继续租,那我们不管他杀几个姑父;如果他吃完了我们的粮食用完了汽油花完了钱,脸一翻变卦,港口不给我们用了, 敢说跟我们没关系?”

金正恩杀人手段残忍,一些中国网民气急败坏,也开骂了:“我说中国养这么条咬主子的疯狗干嘛?!TMD,养条狗不会看门,起码会摇尾巴;尾巴也不会摇,再怎么也不能咬喂它的主人吧!亏得三胖子还好意思说他姑父‘狗不如’,难道他自己能比上狗?恁臭不要脸了!中国就别给他吃!养这龟孙子没用!”

更有些人觉得,朝鲜变得这样可怕,北京是不是有点姑息养奸。大红狼批评说:“金家王朝之猖獗,就是中国政府惯出来的。朝鲜多次杀害政治异见者,这是是反人道反文明的恶行,中国何时批评过?不批评也罢,用外交辞令表示一下‘遗憾’或 ‘不解’,也能对金家有所警告不是?一个唇齿相依、有着‘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邻国发生这样的大事,你无动于衷,只想和朝鲜发展贸易关系?将来金三打上 门来,你怎么说啊?”

更有些人把矛头指向外交部,整子说:“什么时候,那些发言人的陈词滥调改一改,中国的屁股才能算崛起了”。强力围观号认为:“外交部脑残部,明明牵涉到中国还躲躲闪闪。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每年支援那么多物资喂狗去了? 多年来听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行尸走肉,没血没肉。一看到这些词语,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其实说句旁观者的话,外交部发言人也只是传声筒罢了,要求他们发表高见恐怕勉为其难。

不少网民思考得很远,网络鉴定师在题为“朝鲜的残酷政治彻底剥光了毛左的画皮”的短文中写道:“让世界人民拥戴很困难吗?朝鲜愚民都相信金三胖子是受到世界人民拥戴的‘红太阳’。就算现在朝鲜开放了,他们很多人仍旧会这么认为,因为灌输就是力量。文革大民主很‘民主’吗?朝鲜全民揭批张成泽的群众运动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翻版。只不过这种民主永远主不到金三胖子的头上。朝鲜很先进吗?朝鲜典型的残酷封建宫廷政治彻底剥光了毛左的‘画皮’”。

核聚变777认为:“今日朝鲜发生的事情,以前包括现在毒菜下的中华大地还上演少了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伟大领袖腊肉一句话概括:与人斗其乐无穷!包括亲人。所以朝鲜的刘少奇翻船了,不足为奇,哪怕是自己的至亲,谁斗赢了谁就是王,输了的是寇,毫无道理可言,反正指鹿为马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朝鲜正在发动全国上下“拥护”金正恩下令枪决张成泽的决定,在极其有限的精心放出来的画面上,用广播员的话说,拥护者们“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对叛徒的仇恨”。金正恩这样做希望得到什么呢?希望就此彻底巩固政权?还是极度恐惧有人夺权的表现。在这里也许用得上另外一个当代屠夫斯大林的一句丧心病狂的话:“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

来源:法国广播电台


 
8   [dokknife 于 2013-12-03 16:33:44 提到] [FROM: 72.]
石岩: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发布者 wy 在 13-12-03 06:47


【本文获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提名奖。获奖理由:报道为一个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许是“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立传,包含了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历史的洪流、动人的音乐,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文字交响曲,是人物稿中的精品。】

获奖感言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王西麟诉说苦难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虽然戴着助听器,他的耳朵还是很背,所以说话的声音很大,近乎咆哮。说着说着,下巴抖动,一行老泪滚出来,他用手背擦拭。

2011年冬天,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下午去作曲家王西麟家里听他讲他的故事,故而对他的家有特别深的印象:那是一栋建于1980年代的红砖居民楼,王西麟的家在四楼,套内面积大约50几平。采光不好,但是收拾得窗明几净。通往阳台的窗户被改造成一个多宝格式的花架子,几盆吊兰长得很好。老式弹簧沙发和两只宜家风格的躺椅上都铺着洁净的浴巾。陈年的演出海报张贴在墙上。写字台上扔着一柄放大镜和一副老花镜。钢琴挨着写字台,转过身去就能弹钢琴,再转过身来,就能写字。熨烫得平平展展的西装、大衣、围巾,用衣架挂在衣柜的扶手上。

有时候,钟点工来做饭,小屋被浓郁的醋香充满。房主的“老西儿”本色尽显无遗。此时再回味王西麟那些融汇秦晋民间音乐元素的交响乐作品,会越发觉得那些作品的质朴、有力。

但如果认为他的作品里仅有民族风,那是大错特错。王西麟的作品精致严密,诗意却并没有被严密的乐思窒息。沉重和轻盈、人生不可承受之重和刹那的超脱、欢愉,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听他的作品演奏会,连我这个音乐白丁都被深深打动。

王西麟是一个“愤老”。对“主旋律”音乐、对音乐教育的现状、对学术腐败、对热点时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经常诉诸文字,四处投稿,四处被拒。话题敏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文字相比,他的音乐实在是高级得多的语言。经过音乐的过滤,所有的偏狭、抱怨、激愤都被剔除干净。难怪他的同行说他的作品像舍利子。

相比王西麟的音乐,这篇记录他经历、行状的小文实在拙劣。稿件见报后,有读者评论说,王西麟的经历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精神史。我想,苦难值得尊重,但比苦难本身更要紧的是苦难结晶物的品相、质地。以这个标准衡量,年过七旬的王西麟是个好艺术家,也是一条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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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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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瑞士演出结束,王西麟谢幕。音乐会演奏了他的新作《钢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乐》。 (受访者/供图)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75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云南音诗》: 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年11月6日,48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8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总谱之后,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15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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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起点“匪窝”:找上门来的音乐

1949年,王西麟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个偶然。

那年7月,西北野战军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就地吸收“新鲜血液”。放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很快围了一圈。王西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两位军人把他带回了兵营。

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胡宗南保安处的处长。1945年,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在“匪窝”,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辗转到了张家口,1948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有人说父亲做了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被傅作义派去支援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丧父的打击加上失恋,哥哥试图自杀,出院后沉默寡言,后来慢慢痴呆。因为家贫,王西麟也一度失学。

上过一年初中,在部队文工团算高学历,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风琴的重任。1952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11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乐曲里来的,品质相当纯正。王西麟很快脱颖而出,当上小教员教战友乐理。1955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入学,19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资料室,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上海军乐学校只上了半年,学校解散,学员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呢?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里受旧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1960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信里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

暑假,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爱上一个钢琴系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一向被认为技术最强的钢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25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声大噪的何占豪的同类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乐四重奏》却只在系内做了两次讲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证明,在创作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是切实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11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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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左上)与哥哥、姐姐、妈妈在一起。姐姐后来到新疆劳改,哥哥精神失常。这是全家人为数不多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

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文革”结束:叫不醒的人

1978年,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选中了王西麟1963年创作的《云南音诗》。那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持续不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半年之后拿到500元奖金,20年来王西麟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年冬天,李德伦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1956年上军乐学校时部队发的。

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回不到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北京是回来了,可14年青春一去不复返。14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1980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18岁的老友。

“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知识还是工作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外,女儿是惟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应该及早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语无伦次。“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开起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5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需要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原定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写出交响诗《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云岗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团,王西麟看过那些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极乐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耸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庙堂。”王西麟对自己说。

乱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太行山印象》、《动》和《吟》小试牛刀,王西麟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动机出现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押着,挨村游斗,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

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直到1986-1988年,他辗转获得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1989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一家溽热的小客栈,潜心研究《为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这个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他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多年以后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年,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年读到《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

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首演。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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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很庆幸自己在军乐队学的是手风琴,因为通过键盘乐器可以学到更多的乐理知识。 (受访者/供图)

《第四交响曲》:不该说的话

梁和平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场空前绝后的音乐会。

在王西麟五十几平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站在局促的客厅兼书房里拉琴。王西麟坐在沙发上,用一张嘴代替整个乐队,“嘀嗒嘚,嘀嗒嘚”地伴奏。三五听众围坐四周,一曲终了,人们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礼地谢幕、返场。

1999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40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将演奏《第四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等若干曲目。北京的思想界、理论界对这场音乐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编辑卢跃刚专门在中国音乐学院为王西麟张罗了一次百余位京城名流参与的座谈会。

会上,王西麟放了10年前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即席演讲,一张嘴就刹不住闸。王西麟就“20世纪最大的悲剧”说了一句在别人看来“当时不该说的话”。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乐团就被告知:王老师,文化局让您去开会。“不去,马上要排练了!”王西麟低头走进排练厅,却发现指挥谭利华没来,说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王西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给朋友打电话另找指挥,一面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挥棒抬起又落下,没有一个乐手响应。王西麟这才回过味来。

文化局催开会的“十二道金牌”又来了。王西麟叫来已到京为《第四交响乐》做准备的斯特雷夫、自己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和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吴澜,驱车前往文化局。吴澜当时在为瑞典拍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家的纪录片,此时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着摄像机,走进文化局执法科的办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王西麟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演”,跟女公务员发生争执,对方一度要叫保安。10分钟谈话很快结束,音乐会取消了。回程时,激动过后的王西麟开始难过。两三天之后,梁和平接到电话:晚上你带着机器来,我们家有一场音乐会。

2001年,中国爱乐乐团邀请“20世纪最后的作曲大师”、“活着的贝多芬”潘德列斯基来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打电话回家:潘德列斯基来了,你想办法把你的曲子拿给他看,如果他不赞赏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西麟辗转打听到潘德列斯基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码,拨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写了一首交响乐,可以请你看看吗?

谱子送过去,第二天通电话,“作品很棒!快来!”潘氏向王西麟允诺,他会说服中国爱乐乐团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过望,可是过了几天也没有下文,后来知道,“爱乐”不愿冒此风险。作为补偿,潘氏给王西麟写了一封角逐格莱威米尔作曲大奖的推荐信。但信寄出去的时候,这年的评选已经截止。

《第四交响曲》雪藏4年,2004年由王西麟的学术知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悄悄上演。一年之后,CCTV-3《音乐人生》为王西麟录制了50分钟的专题节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为他办一场个人音乐会,《第四交响曲》在京首演。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第四”非但不美,听的时候甚至给人痛苦的感觉,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正如德国作曲家艾斯勒评论勋伯格的音乐“有一种绝望的基本音调”,“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勋伯格“没有使他出生的社会秩序变形,他没有将它美化,他没有给它涂脂抹粉。他在他的时代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却是真实的”。

2008年“第四”在罗马演出,一位意大利雕塑家说:“‘第四’里面有三个人:有爱心的人、愤怒的人、怀疑的人。”

尾声:打不破的主旋律

《第四交响曲》这一波三折的悲喜剧,既不是王西麟音乐生涯中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1980年批评“聂耳冼星海道路”,1988年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检讨“毛的文艺路线”,都曾让他错失可能受重用的机会;甚至多年来在国内音乐学院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

1990年代,王西麟教过不少“黑课”。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王西麟几十个课时教下去,有些学生整理课堂笔记拿去在学术期刊发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辅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人连续三次在国际作曲大赛中拿到名次,但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2005年10月,王西麟接到《人民音乐》和音乐家协会的座谈会邀请,这样的邀请他已经多年没收到了。每位与会者的桌前放了一页纸,当日的讨论主题清楚地写在上面:深入开展主旋律创作。

一看题目,王西麟的血就往头上涌。2002年,第五代知名作曲家郭文景应邀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作品《东方红日》,王西麟正在香港演出,刚到广州就从报纸上读到对《东方红日》的大幅报道:第一乐章《日出》、第二乐章《春天》、第三乐章《新时代》,分别采用《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作为创作动机;第四乐章《伟大复兴》则采用《国歌》为创作主题。

王西麟三次把索尔仁尼琴写给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抄下来,寄给郭文景。信中有言“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

三封信不见回声,王西麟在《人民音乐》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立刻引发舌战。他的激烈言辞被对方抓住,作为反击炮弹:日丹诺夫式的思维,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创作自由……

《人民音乐》和音协的座谈会,让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论战,在头脑中盘旋了几年的话脱口而出: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

一位老作曲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另一位作曲家温和地开腔:平时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王西麟想强调的是回归音乐本身。

2010年,最新作品《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在瑞士获得热烈反响,王西麟满心希望,回国之后会有人请他讲学,他甚至打电话毛遂自荐。一家权威音乐学院的掌门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不敢请你讲,你的作品可以听,话就不要说了。

“你应该向肖斯塔科维奇学习,把真话放到音乐里,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说假话。”苏立华多次相劝。

“寂寞孤立是强大的,人是软弱渺小的,偶尔两者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但瞬间即逝……我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王西麟摇头苦笑。

“我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是37年之后,莫扎特也只活了36年!1997年我创作的交响合唱《国殇》迄今十四年还没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后,已经算最顺利的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张唱片。”在网上看到国家大剧院重金约请三位国外作曲家来华采风、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感慨。

2011年末,在中国的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举行一个月之后,王西麟意外收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演讲邀请,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过五六十个听众,王西麟却要悉心准备好几天。在清华的演讲,安排在周日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从7点讲到10点。两个学生给他看了两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一是香港出版的他1980年代创作的器乐流行作品的塑胶唱片,那作品他自己都早忘了;一是从网上搜集的各种关于他的信息,A4纸打印,有目录,两厘米厚。很多资料王西麟自己都没看到过。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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