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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芦笛文集
作者: waterloo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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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60601000000 ~ 20160701000000


2016-06-16 09:19:24

主题: 清真学理论总结 花4 新 1、一名msl在开枪或者自爆前,我们无法确定这名msl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薛定谔的msl,也被称为买买提测不准原理。 2 、同样的,什叶派忍弹和逊尼派忍弹不
清真学理论总结  花4 新
1、一名msl在开枪或者自爆前,我们无法确定这名msl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薛定谔的msl,也被称为买买提测不准原理。

2 、同样的,什叶派忍弹和逊尼派忍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辆自爆车里,这是哈里发不相容原理。

3、南美洲的一个msl背诵古兰经会引起北美的一系列爆炸,这就是著名的穆罕穆德蝴蝶效应

4、一个msl在众目睽睽的社交网络上呼吁大家理性,呈现温和的性质;而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boom地一下就自爆了,呈现极端的性质。这种现象被称为默罕默德的温极二象性。

5、当外界提供足够的清真能量后基态的温和msl将成为激发态的极端msl,这称为清真的跃迁。

6、如果如果一个绿绿掌握自爆技术,无论他是否已经自爆,最终他一定会自爆,这就是所谓的穆罕穆德墨菲定律。

7、恐怖分子的袭击频率是不规则的,是永不停歇的,当白左的势力越大,频率越高,这就是赛义德布朗运动。

8、一个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必要暴力行为和剩余暴力行为,必要暴力用于发泄日常的不良情绪,剩余暴力被阿訇利用对古兰经的解释权无偿使用了。这就是清真剩余暴力理论。

9、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清真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不清真就是不清真。群众路线,一切为了袭击,一切依靠袭击,从教徒中来,到咖啡乐中去。独立自主,自立更生,即使是白左也不能干涉清真的行为。

10、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msl收到的优待的增加,他从该优待中连续增加的每一项优待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越来越小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被人们称为遵从真主者的边际优待递减规律。

11、一个msl永远处于温和与极端的叠加态,当你观察时,他会马上确定他的状态是温和还是极端,这称为msl的坍缩

12、温和msl总是自发的向极端msl转变,不可能把极端msl变成温和msl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为安拉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13、清真学三大定律

清真守恒定律一:一个msl社会系统的信徒U增量等于外界皈依于它的信徒数量Q与外界消失的卡费勒A的和。

清真守恒定律二:msl可以自发地从温和派转向极端派,但不可能自发地从极端派转向温和派。

清真守恒定律三:绝对温和派不可达到。

14、选任意一个msl,他同时处于极端和温和两种状态,你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具体状态,除非他开枪或自爆。这叫msl的极端温和二相性。当他手里有枪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极端的一面,当他势单力孤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温和的一面。

15、两个相距遥远距离的msl,一个号召发动河蟹,另一个立即受到影响随之变得极端,这种鬼魅似的远距作用叫做msl的量子纠缠

16、不管以何参照系,ysl教的[和谐]都恒定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圣训不变原理。

17、你站在一个msl旁边在猜测他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他也在猜测你是否发现了他的意图,这个就叫黑暗绿绿猜疑链。

18、一群极端msl有半数发生自爆所需要的时间,叫穆罕默德半衰期。

19、根据计算可以得出一个msl极端的临界值,若比这更极端的则会自爆,这个临界值就是“伊本瓦哈比极限”

20、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绿绿不可能与非绿二者处于相同状态,这称为默罕默德不相容原理。

21、在接触绿绿之后,人类的智商下降量将会同接触时间一起呈线性正向变化,这被称之为胡克的清真原理,其变化程度视该绿绿的极端温和指数而定,该指数又被称为穆氏弹性模量。

22、当集中居住的温和绿绿达到一定数量后,只要出现一个极端绿绿,就会以其为中心不断将周围的绿绿转化为极端绿绿,这称为易卜拉欣链式反应,其数量称为瓦哈比临界数量。

23、每当一个msl率先实施自爆,总会带动群体内的多数温和msl仿照他的行为,转变为极端msl,这叫清真羊群效应

24、只有咖啡乐生存的环境是一潭死水,一旦这个环境融入了一个msl,众多的咖啡乐就会在他的刺激下,向msl进行转换。同样的,只有msl生存的环境是温和的,而当这个环境进入了一只咖啡乐,众多的温和派msl就会在他的刺激下,向极端派进行转化,所以鲶鱼效应教育msl,一切都是咖啡乐的错。

25、纯msl状态中,并不需要加入卡乐菲的情况下,msl集团的生态会启动末位淘汰制。

首先最不清真的会被消灭,然后按照不符合圣训的程度逐渐消灭,直至最后一人。这种效应我们称之为 清真驱逐不清真

26、剩战产生的过程如下,极端msl是推动雪球的那个最初动力,一旦获得了起步优势,那么就能迅速吸引温和派团聚在周围,并向极端派进行转变。一旦msl发动河蟹,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那么温和派msl向极端派转变的数量会增多,这是msl口红效应

27、如果地球上,咖啡乐的数量比msl多两倍,那么温和派msl转化为极端msl的几率就会多两倍,KBXJ发生的概率就会多四倍,如果咖啡乐的数量比msl多三倍,那么温和派msl转化为极端msl的几率就会多三倍,KBXJ发生的概率就会多六倍,这是msl苛希纳定律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6-06-12 18:20:54

主题: 贺龙惨死真相:因为听到什么得罪毛泽东(图) 文章来源: 基层回首 于 2016-06-12 08:38:4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打印本新闻 (被阅读 10872 次
贺龙惨死真相:因为听到什么得罪毛泽东(图)
文章来源: 基层回首 于 2016-06-12 08:38:43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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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本文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出版。

  贺龙元帅服照(图源:VCG)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 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 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 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 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都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 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

  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都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拼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6-06-01 21:26:37

主题: 第 5 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
第 5 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 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 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 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 1949 年、1950 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 ,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

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 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1】 。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 20 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

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 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

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 2:薄一波错误】 。

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 。

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

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 3:对主席身边人的分类】 。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注 4】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 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 5:关于“你一个我一个” 】 。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

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 。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

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 ,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

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 ( “国际派” )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

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 1977 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 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
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


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莫斯科派”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待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

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绕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 1953年 6 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 “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 1977 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 。在这种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 (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 1955 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 。

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 ,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 1955 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西楼和居仁堂是一个楼吗?】 ,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

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 《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 “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 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大树将军】 ,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

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 “两个务必”、 “进城赶考”、 “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 、 “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 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 ,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 1957 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 “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 ”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 “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 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点王震的名如何?】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 1:刘邦的苦衷:汉高祖 11 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 2:薄一波错误(后补)

注 3: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 ,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 ,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 4: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秩序论” (后补)

注 5: “你一个我一个” ,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516 通知” , “文革 16 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 6: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0 页, “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 7: “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 1966 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 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 。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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