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信息::
名称: 劳柯作品
作者: jguojob
域名: blog.mitbbs.com/jguojob
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20501000000 ~ 20120601000000


2012-05-12 14:16:01

主题: 父亲
父亲

贴一篇旧文, 向天下所有的父亲和将要做父亲的人致敬

作者:劳柯 [平静幸福]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近五十岁。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没有年轻过。

那个时候村里和父亲差不多年龄的人都留光头,父亲也是。镇上的李师傅是个剃头匠,
每隔几天都会带着他的四角架和油乎乎的厚帆布来到大队前的广场上。四角架是用来放
脸盆的,脸盆里是白乎乎的肥皂水,是用来洗头的。那油乎乎的帆布是用来磨剃头刀的
,李师傅总把它挂在腰间。

父亲每一次去理发总会带着我。李师傅会先用肥皂水给父亲擦头,然后把明晃晃的剃头
刀在帆布上蹭几下,就开始给父亲刮头。由于父亲理的勤,刮头的时候我总能听到刺啦
的声音。父亲的头发总是很短,直到我上高中我都没有分出父亲的头发黑的多还是白的
多。

刮完以后,父亲会把头伸进肥皂水里让李师傅再给他洗一下。然后会满意地摸着自己光
头说:“这一次刮得好!”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头发变得很少,慢慢地也就不再刮头。

我是父亲的第六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但是父亲并不溺爱我,虽然他很少打我。小
的时候我是家里最闹人的,不怕母亲也不怕姐姐们,但是我非常怕父亲。父亲的走路声
和咳嗽声在小时候我看来非常的特殊,每一次我在家里对姐姐们无理取闹时,一旦听到
那特殊的脚步声或咳嗽声,我的一切吵闹都会嘎然而止。

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书。按照他现在的说法他让我去读书不过是想让我认识几个字罢了,
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大学。父亲看到希望是我上初中以后,老师都说我学习好,父亲也就
看到了希望。从那个时候起,父亲也就开始关注我的读书。

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开始做一些小生意。从一个城市里收各式的废铜烂铁,然后拉到另
外一个城市卖。如果他偶尔收到旧书,就会先拿回家来让我看有没有我用的上的,我也
就找出很多武侠小说看。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看武侠小说被老师发现了,他告诉了父亲
。父亲没有打我,只是把所有我捡出来的书都拿出去卖了,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
过他往家里带过旧书。

父亲还是打过我的。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参加了初中中专考试,我想父亲对那一次考试满
怀希望。我也夸下海口说一定能考上,但是成绩出来,我发现自己名落孙三。每一次父
亲问我,我总是搪塞说成绩还没有出来,这样一直瞒他到暑假结束,最后他还是知道了
真相。父亲从外边回来的时候我正蹲着喝汤,他没有说一句话就朝我一脚踢过来,汤洒
了一地。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踢了我一脚以后,父亲却蹲在门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后来复读了一年初中,第二年考上了县里最后的高中。等到高考结束以后,父亲总说
:“这考大学的比牛毛还多,考上的比牛角还少。怎么可能会轮到我们呢?”我就对他
说:“不是‘轮’,是根据成绩排的。”父亲就会默默地不再作声。等我拿到大学通知
书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高兴,只是拍拍我说:“我儿子,还真行。”

时光如梭,如今我大学毕业都十几年了,父亲也已经是个八十岁的老人,饭量也大不如
从前,耳朵也不好使唤。去年回国和父亲一切去北京做自动扶梯的时候,我想搀扶他。
父亲摇摇手说:“不用,我自己行。”我就紧贴着他站了。等到头,父亲一个趔趄,我
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臂,一刹那,我感到父亲的手臂软软的,没有了一点肌肉。我的鼻子
一酸,赶紧扭头装作看身后的扶梯。父亲说:“其实你不扶我,我也站的住。不要看我
那么瘦,没有听说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吗?”




父亲好抽烟。现在虽然因为年龄的原因有所减少,但是三天至少也要两包。

我小的时候,父亲每到秋忙结束以后就会自制旱烟。这种烟制作起来很简单,就是找一
些旧报纸或者旧书,先把这些纸撕成长方形,然后卷成一个细细的喇叭状,先把细的一
端封了,而后从大的一端装碎烟叶,等把烟叶压紧了,然后把大端也封上,这样一根旱
烟也就制作好了。等抽的时候,只需把细端的封口扯去就可以了。

记忆中父亲很少抽成包的洋烟。按照他的话说是洋烟不够劲。

前几年在母亲和姐姐们的规劝下,父亲下定决心戒烟。不过才戒了几个月,他就有些挺
不住。在得了一场病以后,他对大姐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爱好,就好抽烟,这烟
我戒不得。”戒烟运动也就宣告结束。不过从这以后,父亲不再抽自制的土烟,开始抽
洋烟。原因是他听说洋烟的过滤咀可以过滤烟中的有害物质。

说来也怪,自从重新开始吸烟以后,他的身体要比戒烟期间好了很多,母亲和姐姐们也
就不再劝他。

父亲基本上滴酒不沾。即使是逢年过节,他也不喝酒。每当有亲戚朋友来来邀请他喝酒
,他总会说:“酒不是什么好物件,喝多了误事。”有的时候实在抹不开面,喝上一两
盅。不管自己喝多少,喝完酒以后父亲就会去睡觉。

慢慢地,熟人都知道了他这个特点,也就不劝他喝酒。有一次我回国带了一瓶红酒给他
,还告诉他说每天晚上喝点这红酒可养身体的。他记住了这话,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喝上
一点。那瓶红酒他至少喝了一年。后来我问他还要不要喝,他说:“不要,不要,这酒
除了酸,没有别的味道。”

除了抽烟,父亲还有个爱好就是玩一种叫‘五猴子’的纸牌。小的时候看父亲玩过,不
过我最后也没有学会。记忆中母亲和父亲吵嘴,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父亲因为玩这种牌
而忘了正事。

最近几年按父亲的说法他已经没有了‘正事’可做,可是他玩这种牌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原因是村里现在只有几个人会玩这种牌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凑齐四个人,玩不了几
圈就有人挺不住。现在只有春节那几天,村里的老人才会凑在一起玩上几圈,不过输赢
都是很小的。

冬天对于老人来说是非常漫长的。外面很冷,出去走动害怕感冒,但窝在家里又无事可
做。前两天我打电话到家里,听到父亲老咳,就劝他不要抽太多的烟。母亲说:“谁也
劝不住他,冬天没事,就窝在家里抽烟。”我说:“可以烧水泡茶啊。”父亲说:“喝
着呢,喝茶的时候总算计着你什么时候能来。”母亲说:“他昨天说梦话还说你春节要
来的。你下一趟什么时候来啊?”

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我下一次回去的日子。如果我告诉了他们,
不管离现在还有多长时间,他们都会一天天地算。



天气只要一凉下来,父亲就会咳。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咳起来真的让人提心吊胆。

像父亲这样年龄的人,我们村很多人都咳。据说这是因为小的时候干重活累得,称为‘
劳伤’。但母亲不认为父亲的咳是因为干了很重的活。她总说:“这是小的时候饿得,
是‘饿痨’。”

父亲小的时候挨过饿,不过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当时的情况。每当我问他的时候,他
就会说:“我一直到十八岁都还没有穿过鞋子,脚上的茧子厚的连蒺藜都刺不进去。”
至于他小时候,他没有说过。

父亲没有见过爷爷。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爷爷就死在了战场上。那个时候国共的第
一次合作刚刚结束,爷爷是国民党那边的人,在一次战斗中因为拉肚子跑不快被打死。
这些是父亲告诉我的,他是听和爷爷一起参军的一个姓朱的同村人说的。

奶奶去世的时候虽然文革已经进入了尾声,但是找一个国民党军官的遗骨仍然被定为反
革命或者其他的罪名。父亲和大伯在那个姓朱的人的带领下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江西挖过
来几块人骨和奶奶合葬。后来大伯去世了埋在爷爷奶奶墓的左侧,再后来堂哥说大伯的
坟地不好把大伯坟搬走了。

现在我每一次回去,父亲总要领我给爷爷奶奶烧纸。父亲说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一岁,我
很喜欢她抱我。今年夏天回去,我和父亲散步来到爷爷奶奶那孤零零的坟头前,已经八
十几岁父亲对我说:“等我不在了,就埋在这里。”说着他指了指坟的右侧。等回到家
,他又对我说:“你和堂哥一定要给你爷爷立碑记,这样等你的小孩子回来,看到这个
碑记也知道和谁家近。”

我母亲却极力反对给爷爷立碑记,她总说:“这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还立什么
碑记。况且儿子都不经常回来,孙子能回来吗?”后来父亲做的让步,这立碑记的事也
就没有再提过。

父亲不识字,直到我二姐上了学,父亲才从女儿那儿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父亲说我们
家族原先也是读书的,从明末都清末十八代都是单传,就是只有一个儿子,他们都是教
书的。我爷爷的爷爷也是教书的,家境还算富裕。为了改变单传的命运,他收了一个养
子,就是给我父亲的爷爷收了一个哥哥。后来这个哥哥侵占了所有的家产。

那个养子的后人就在我们村居住下来,和我们一个姓。有一次他们家族中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和堂哥闹矛盾,就吵嚷着说:“我和你们不是爷们,我要改姓,姓胡。”父亲听他
这么说,当众打了他一耳光,说:“你再说一遍,谁姓胡?”那人看父亲发了火,就软
了下来,不住地道歉:“二爷,你别发火,我错了。我不姓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管闲事,事后他也没有给我提起过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父亲一出生就被他的舅舅抱走了。

那个时候他舅舅已经结婚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小孩。这样过了十几年,他的舅舅续了房
,接着就给父亲生了一个表妹,没有过多久添了一个表弟。父亲就回到了奶奶的身边,
改回本来的姓。

父亲的表弟比父亲小将近二十岁,也是父亲同辈的亲戚中惟一在世的。记忆中我小的时
候他总到我们家来,不管大小事总要请教一下父亲。母亲常说:“你表叔到现在还欠我
们钱呢。”每当母亲这样说时,父亲总保持沉默。

上次回国,我和堂哥去了一趟表叔家。看到表叔瘦得像是用一个个树枝扎起来的人,肩
胛骨似乎都可以把衬衫刺破。他有两个儿子,可是全家都出去打工了。他们老两口在家
里养猪,弄得整个院子都臭烘烘的。

“这个老头子待他表弟比亲弟弟都亲。”母亲说。其实父亲没有亲弟弟,只有一个哥哥
和姐姐,另外父亲还有一个堂弟。我的堂叔曾经可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一直到现在父亲
每一次提起他这个堂弟脸上遮不住得意与骄傲。


堂叔做过大队的很多年支部书记。“你叔可是完全靠自己做起来的。”父亲总用叔叔的
成功来教育,“那个时候支部书记可是要管八个村。”然后父亲就会扳着指头给我说都
是那几个村。

堂叔是因为反对计划生育政策被撤职的。后来他老喝酒,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得了食
道癌。我临走的时候,他还对我说:“等你毕业分配了,我到你那儿住着看病。”堂叔
没有等我到毕业,那年冬天他就去了。“一直到死,他都拿着酒瓶。”父亲说。

父亲很少提他在舅舅家那十几年的生活,不过他经常想我提起姑姑。父亲说姑姑十几岁
就出嫁了,嫁的地方离我们村有三十多里路。父亲在刚刚回到村里的那一年经常去姑姑
家。姑父是做烧饼卖,日子过得还可以。父亲说他最后一次去姑姑家是一九四七年的秋
天,在路过土山集的时候结果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在里面。

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在土山集打了三天三夜。“连棵树都没有了。”父亲说。
最后共产党没有打下土沙集撤了。父亲就被抓去从集了往外拉尸体。“那可是万人坑。
”父亲说:“有的人还活着,也给埋了。人命不值钱。”

后来父亲给国民党抬伤员,到姑姑村的时候就跑到了姑姑家。“你姑姑把我藏到了地窖
了。”父亲说:“我躲过了一劫,你姑姑被流弹打中了。”

姑姑只有一个女儿,听母亲说我表姐年轻的时候总住在我们家。后来姑父又结婚了,两
家一直来往到我小时候。有一次表姐到我们家借钱,母亲确实也没有钱借给她,从那以
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她来过。

上次打电话,父亲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都八十多了。我们家的人,从我
老爷爷那一辈除了我二叔活到七十三,还没有人活过六十岁。我的阳寿够长了。我们活
着还有什么希望啊”我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和过去不一样了。况且抱孙子就是你的希
望啊”父亲说:“说的也是。和你上学的,人家的孩子都上初中了。”

听到母亲声音说:“瞎操心,你还希望他回国呢,他怎么不回来呢。孩子多有什么好,
我们有六个孩子,现在谁还听你啊。”



不知道父亲和大伯的感情有多深,毕竟从小的时候他旧没有和大伯生活在一块。大伯去
世以后我很少从听到父亲提起过他。

父亲的话很少,特别是在家里的时候。大伯的话更少,坐下来就如一尊神一样,动也不
动,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大神仙。相应地父亲也就成了‘二神仙’。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只觉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这个绰号称呼父亲了。

记得小时候每到年关大伯,父亲和堂叔会开一次家庭会。现在我觉得每一次开会最后都
会变成大伯的批判会。父亲没有给我提起过为什么要批判大伯,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我看
来,父亲和叔叔都不如大伯。大伯当时在建筑队工作,是国家的正式职工。

母亲说伯母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去世的。我对她的记忆仅仅是小时候看到堂哥家里桌子上
的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中年妇女躲在玻璃后面慈祥地笑。堂哥结婚以后,那张照片也不
见了。

其实我对大伯的记忆也是非常模糊的。他总住在工地上,偶尔回来一次就会住在我们三
家从生产队分到的一间牛屋里,那里有一张用麦秸堆成的地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大伯回来得时候偶尔会给我带一个夹肉的烧饼。我也在牛屋住过一晚,被麦秸扎的浑身
痒,后来我再也不在那里住了。

大伯曾送给父亲一顶工地上用的安全帽。帽子是用硬塑料做的,白色的。父亲就戴着它
干农活,还不住地说戴着帽子真的很凉快。我也戴过几次,感觉到风从耳边呜呜过,戴
草帽绝对没有那种感觉。其实在我现在看来,由于帽沿很窄,安全帽根本当不住太阳。

大伯和父亲一样,从没有上过学。他自杀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大伯是在春节前几天去世的。父亲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做年货,两手都是面骑着自
行车跑到城里大伯住的地方。

当天下午父亲,叔叔和堂哥就把大伯的遗体拉了回来,然后买了棺材埋在爷爷右边。记
得当时父亲并没有哭,不过那天晚上父亲哭了,很小声地哭。母亲问:“他有没有留下
什么啊?”父亲说:“没有,管事也说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母亲就没在说话,父亲哭
了一会又说:“满地都是烟头。”

如今三十多年多过去了,堂哥的儿子已经有了儿子,不知道在父亲的脑海里还有多少大
伯的影子,而我对大伯的记忆似乎一点都没有了。

几年前为了找一本书,我打开了一个很多年都没有动过箱子,意外地找到了大伯送给父
亲的那顶安全帽,虽然积了很多灰尘,洗净以后仍然是雪白雪白的。我不懂事外甥就拿
着帽子到处乱扔,不一会就把帽子砸成了两半。

母亲责备他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到你手里就玩不了十分钟。”小外甥就忽灵着眼睛
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父亲说:“砸就砸了,你说他有什么用。”然后弯下腰把帽子
收起来说:“这顶帽子可是你大老爷给我的。”

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提起大伯。



堂哥给大伯改林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大学。他请人把已经去世多年的大伯扒了出来从新安
葬在村的正西。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和父亲商量过,父亲坚决不同意。不过堂哥还
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堂哥这样做的原因我是后来知道的。听人说他请了个风水先生看了我爷爷的坟,风水先
生说我爷爷埋的地方是个宝地,不过只旺二门。也就是说只有我父亲(父亲排行老二,
我们那里称为二门。)这一门的后人才会兴旺发达。我想风水先生的说法很让堂哥伤心
,况且有人告诉他说我父亲原来也是风水先生。

重新安葬大伯的时候父亲没有去。从那个时候以后叔侄关系就紧张起来,一直到我出国
,我也没有听父母说堂哥主动到我们家看过他们。

俗话说‘好东西吃不够,亲人恼不透。’父亲和堂哥的关系在我出国以后还是好了起来
。有一次父亲趁我姐姐和姐夫都在时候当着堂哥面说:“儿子是不会回来了,我在村里
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你哥管,以后你们谁也不准争。”

其实父亲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块宅基地。为了怕日后生变,他让堂哥在一块宅
基地里盖的房子,在另外一块里种上了树。

我很乐见这样的结果,这样父亲也好有个照顾。但是母亲对父亲的这个决定很是不满,
她对我说:“对门的孙叔把宅基地给自己儿子还收钱了,他到好。都给了侄子。”母亲
犟不过父亲。父亲说:“这些总归是他的,儿子不会回来要这些东西了。”

至于父亲会不会看风水,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有一次我问他,他刚想说。就被母亲
抢过去说:“别听他瞎说,他怎么可能会那手艺。”父亲没有接着说下去,只是摇了摇
头。

记得父亲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他晚上路过土山集南边的芦苇丛,看到
前面有灯光,而且听到有人说话,等他走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等走过了那里再回头看
时发现还是有灯光,还是有人说话,他又折了回去还是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他听说先前
路过那里的人都见到了很多鬼,回到家里都病了。父亲最后说:“鬼怕我。”也许从那
个时候起父亲就相信鬼真的怕他。他可能从那时起开始捉鬼或者给别人看起了风水。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给别人家看过风水,但我确实见过父亲在我们家捉过一次鬼。

我记得那是在我高二的暑假,我的最小的姐姐当时怀孕已经几个月突然病了。姐夫出去
打工,父亲和我就用车拉着姐姐到镇上的医院,医生检查完说姐姐没病,可是再次回到
家里的时候姐姐难受的坐立不安。

母亲就去地里找堂哥,我和父亲在家里看着姐姐却不知所措。突然父亲站了起来,先脱
去了鞋,然后从厨房里拿来菜刀,站在门框外不住地用菜刀砍门楣,口中还不住地说着
什么。不一会满脸都是汗。

我和姐姐吃惊地看着他。不知道吓着了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反正还没有等母亲和堂哥来
,姐姐就感觉好多了。



在我出国以前,父亲基本上不给我说他过去的事。不过现在有些不同了,我每一次回国
,他都会偶尔提起他坎坷的人生。父亲给我说的最多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窜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明白‘窜’意思,听多了我就明白了。父亲这里的‘窜’是‘
偷’的意思。

有一次父亲又给我讲‘窜’的危险与痛苦。在旁边的母亲说:“又表功了,你不去窜,
他们姊妹几个都得饿死。”母亲说的可能没错。我大姐死于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三姐
死在七十年代初。她们俩个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其实我一直只有三个姐姐。

听母亲这样说,父亲说:“我表什么功,我还蹲过监狱呢。”母亲抢白说:“你蹲监狱
总不是因为窜。那时才一个孩子,你去窜什么啊?”父亲就不再说话,开始抽烟。

不能说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不过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全家都怕他。凡是他确定的事
,没有人可是说服他改变,当然也包括母亲。现在年纪大了,母亲的话越来越管用,时
不时还要抢白一下父亲。

父亲到底是怎么蹲牢的,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听母亲讲在身为民兵连长的堂叔升任支部
书记以前,有人告诉父亲为日本人做过事,是汉奸。对这一点我一直表示怀疑,因为抗
日战争结束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就成了汉奸,一个孩子还能为日本
人做什么呢?

即使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到底为日本人做过什么。反正告发的人证据确凿,还当着面称父
亲为‘二鬼子’。父亲被抓到了公社里,判了三年徒刑。送到了济南监狱。

父亲却因祸得福。服了两年刑以后提前释放,还被招为监狱的工人。父亲的工作是为犯
人做饭。

父亲转成工人以后,母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去济南看他。直到现在,那一次
仍然是母亲唯一一次坐火车的经历。每一次提起,她就说:“火车真稳当,茶杯放在桌
子上,一动都不动。”然后她就会补充说:“他是个换破烂的命,在济南好好的,非得
回来。如果不会来,我现在都在济南了。”

父亲对自己后来辞掉工作回到家乡似乎一点都不后悔。他说:“我们在济南就没有儿子
了。”母亲说:“你要这个儿子真好,我看她不可能把你送到南北坑(坟)里去。”父
亲说:“我不怕,我还有女儿呢。”母亲就反问他:“那你要儿子干吗?”父亲就会沉
默,或者去喝茶,或者去抽烟。

我大姐是在父亲做牢的时候死去的。母亲去了一趟济南怀上了我现在的大姐。大姐出生
的时候,父亲请不到假,就要辞职回来。堂叔写信告诉他不让他来。告诉他说成为一名
工人很不容易,不要看眼前,要看将来。父亲总算没有回来。不过父亲最终还是没有挺
住,两年以后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辞职回来了。那个时候堂叔已经是支部书
记,因为父亲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就被安排为一个生产队的队长。

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开始‘窜’的,我想应该是做完队长以后的事情。

有一次,父亲神神秘秘地问我:“你在美国,算不算汉奸?”我说:“我是工作。”父
亲说:“在美国就是为美国人工作,也算汉奸了。”我想了想说:“汉奸是为外国人工
作,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我没有损害中国的利益,仅仅是工作,是养家糊口,不是汉
奸。”

不知道父亲听懂了没有,他点点头说:“不是汉奸就好!。”



母亲总说父亲是换破烂的命,吃不了国家的皇粮。对于这种说法,父亲从来都不反驳。
不过有的时候他会这么说:“换破烂的命能培养出大学生出来?”母亲就说:“那是你
培养的吗?你教过他几个字?”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父亲用换破烂的方式养活了我们全
家,还供应了我读书。记得我高中的同学中大部分是农村的,有些同学到月末的时候总
缺钱,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等我上了大学,每学期开学父亲总是让我把
钱带的足足的。

父亲换破烂其实也非常偶然。

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很多家都用起了化肥,记得当时最为著名的化肥是
美国二铵。不过父亲不信,他认为那一小袋化肥怎么也比不上几板车的积肥。可是事实
和他想象地相反。几年下来,除了我们家,其他家粮食特别是小麦都可以自给自足,而
我们家每年都缺粮。

记得有一年出河工,父亲是做饭的,就把别人吃剩下的一块快馍收集起来带回了家。母
亲把这些馍馍从新蒸了一下,虽然有些已经发霉,我们姊妹几个吃的都很香。也许是这
件事情刺激了父亲。

父亲说他第一次换破烂转了很多个村子都没有敢张口吆喝,不过等他真的吆喝出口了,
就再也没有难为情过。

在我现在看来,父亲刚开始从事的不应该称为换破烂,应该叫小生意。父亲是跟邻村的
一个孤寡老婆子学的。第一次她借给父亲五块钱,然后带着父亲去城里取了货。记忆中
父亲取来的货包括一些针线,五颜六色的头绳,糖果,和一些小孩的玩艺。然后父亲把
这些东西放在一个木制箱子里,骑着自行车各村吆喝着买。后来赚了钱就买了一个扑楞
鼓,只需要摇一下,比吆喝的响,而且嗓子不累。

那个时候很少人家里有钱,他们就会拿一些破东西和父亲换,然后父亲再把换来的东西
卖掉换成钱。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说父亲是换破烂的。

父亲干这个生意的时候每天很早就出发,母亲来不及做饭,每天都给父亲熬糊糊。父亲
中午是舍不得在外面吃饭的,所以每天只吃晚上一顿。我总怀疑现在父亲的咳嗽都是那
个时候吃饭不饱落下的。
   
等父亲吃完饭,母亲就会把父亲当天换来的钱进行分类。大部分是硬币:一分,两分,
五分。记得当时没有一毛的硬币。母亲把这些硬币每二十个相同的用纸卷成柱状,然后
竖着放在桌子上。当时看着母亲摆弄硬币确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自从父亲卖起了杂活,家里的状况就好了起来。大概五六年以后,父亲又跟着别人去商
丘,那里有火车站,有很多废铜烂铁。父亲就改成在商丘直接用钱买这些废弃东西,然
后拉到菏泽买,其实赚得就是一个力气钱。这一干就是十几年,父亲不知道用脚量了多
少遍商丘到菏泽的距离。

后来菏泽也有了火车站,父亲就蹲在了菏泽。虽然没有原来赚得钱多了,但总算不用再
去丈量那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电视上放一部名为《破烂王》电视剧,父亲看过几集,后来不住地摇头说:“换破烂可
没有电视里演的这么轻松。”我大学毕业以后,已经将近七十岁的父亲才停止了换破烂
,用他的话说功成名就,也该退休了。


退休以后的父亲得过一次脑血栓。不过当时他没有告诉,姐姐们也没有。由于堂哥是赤
脚医生,救治地及时,那场病对父亲的身体没有影响。但是从那以后,父亲的耳朵慢慢
地不好使唤了。

姐姐就带着他到医院里去配助听器,检查完以后医生告诉父亲说助听器有好和差两种,
好的一千块,差的五百块。父亲说什么都要差的,硬说这差的和好的没有区别。姐姐犟
不过他,就买了差的。

差的才一年就有很大的噪音,没办法带。姐姐再让他检查,他说什么都不去了。他说:
“你们说话,我可以看口型,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母亲和父亲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母亲证实给姐姐说:“他知道我们说什么,不信你说给他看看。”搞得姐姐哭笑不得。

有一次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告诉我说:“听他们两个说活跟吵架似的,说小声了,爸听
不到。”

姐姐们坐在他对面和他说话,他看着口型还真能猜出七八成。和我在电话上说话十句能
够猜对一句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情况,无论我怎么大声地说,他的话总是和我的话象差很
多。每一次打电话都要母亲做翻译。

前两天我打电话回家,母亲不在,父亲接的电话。他拿起电话来说:“谁啊?”
我一听是父亲的声音,就大声地说:“大,是我。”还好他听出我的声音。我接着说:
“娘在家吗?”

父亲说:“我吃过了。你放学了吗?”虽然我已经毕业很多年,父亲和母亲仍然用上学
和放学来问我。

我说:“我刚回到家里。”

父亲说:“你春节要回来。”

我说:“春节不回去,你儿媳妇怀孕了。”

父亲说:“夏天刚回来过,春节就不要来了,废钱。”

我说:“我是不回去了。”

父亲说:“你娘啊,她出去了。还有事么?”

我说:“没有了。”父亲听懂了最后一句话,接着他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又打电话回去。母亲接起电话第一句就问:“不是说好春节不来吗?你大说他听得真
真切切地你说春节要回来。”

我说:“他全听错了,我说你儿媳妇怀孕了。”母亲说:“真的啊!”就听父亲在旁边
问:“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母亲对他说:“不死的老头子,他们不回来,你要做爷爷
了。”

我听到了父亲的笑,紧接着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Prose 版



2012-05-11 22:04:27

主题: 母亲
母亲 

以此旧文向天下所有的母亲或者将要做母亲的人祝福..


作者:平静幸福 [劳柯]

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就连最简单的十个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

小时候记得母亲记账的方法是在床头的墙上画杠杠,横七竖八。别人是看不懂的,但是那些杠杠代表的意义在母亲心里却是一清二楚。虽然小时候经济来往很简单,都是问谁家借钱了,谁家问自己借钱这类的事,不过十几年下来母亲床边的墙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杠杠。这些杠杠是母亲的宝贝,是绝对不允许我去碰的。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的老屋被推倒重盖。母亲舍不得在新墙上画杠杠,就问我要了一本硬皮的本子和一支铅笔准备用来记账。后来也没有用上,因为家里的经济来往变得更加简单。母亲就用这个本本记电话号码。本本被仔细地装在一个小包里,母亲把包挂在床头。

如果说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宝贝的话,就是的那部电话。不论谁用电话,母亲总会好好地在旁边看着,她很怕别人把电话弄坏。用她的话说如果电话坏了,她就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

为了方便母亲给我打电话,姐姐把我的电话号码在键盘上贴了颜色,然后写下拨打的顺序。母亲试过几次都没有给我拨通,从那以后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她都要请人来拨打。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一则要麻烦别人,二则知道从国内往美国打电话费很贵。不知道是谁告诉她的说一句话要八块钱。所以母亲给我打电话只说一句话:“儿子,给我打过来。”后来我手机可以显示国际号码,母亲连那一句话也不说了,电话一通不等我接就挂了,还不时地告诉我说:“你一看是家里的号码,不要接,直接打过来就可以了。”

母亲总是这么省,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来花。她总对我们说:“我和你爸那样不会过日子,你们几个能长大成人?”有一次我劝她说:“现在你不用省了,我们不会让你缺钱的。”母亲有自己的理由,她这样说:“你们赚钱也不容易,花你们的钱我更要省了。”

过去冬天没事的时候父亲喜欢打一种叫‘五猴子’的牌,输赢很小。母亲总是管着他,不让他去打。小的时候他们两个吵架大多数是因为父亲打牌输了钱。记得有一次父亲输掉过年的两块钱,母亲和他大吵了一场,带着我去了姥姥家。现在母亲不再管父亲打牌,不过有的时候她会说:“凡正是孩子们的钱,你舍得输就输吧。”其实父亲也舍不得花钱,即使到现在,一个冬天下来,也输不了十块钱。

母亲有六个孩子,长大成人四个。虽然我们姊妹几个都成家了,但母亲对我们的牵挂丝毫减弱。她说:“你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么能不挂啊!”二姐的脾气不好,有的时候会和母亲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母亲就会非常生气,说:“以后你不要来了。”如果过一段时间二姐没来,母亲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二呢子怎么不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过去她会让父亲去二姐家去看看,现在有了电话心里一挂念就请人给姐姐们打电话。


三个姐姐都知道母亲脾气,隔三差五地都会到家里看一下或者打一个电话。



母亲是非常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但是在我们那儿的农村一对夫妇一个小孩的情况仍然很少见。我二姐和三姐都有一个小孩,这很大一部分来自母亲的反对。母亲常说:“谁家孩子多谁家遭殃,大人受罪,孩子也跟着受罪。”二姐本来想再要一个小孩,母亲比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还要耐心地做二姐的工作,最后使她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不知道母亲养活六个小孩受过什么样的罪,每当我们问起小时候的事,她总是说:“反正你们也没有享过福。”听外婆说母亲从小有病,一直到我小的时候才好彻底,在那以前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外婆是小脚,是我们村大户人家的女儿。外公家离我们村有三十多里路,也是村里的大户,不过外婆嫁过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多少地产,只有很大的院落和房子。母亲说:“八路军,中央军,日本人都在家里驻扎过。”母亲还说八路军最好,说起中央军母亲似乎只记得一个瘸子,她说那个瘸子屁股上总挂一个瓷缸,走一下就响一下。外婆纠正说那不是中央军,是日本人。

母亲小父亲十一岁,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刚刚五岁。不知道母亲对战争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她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外婆说母亲的病是被日本打出来的。母亲从小脾气就有点犟。听外婆说有一次因为和一个驻扎在家里日本兵抢东西,被枪托子打在头上,从那以后母亲的精神就不怎么正常。外婆常说:“你娘命苦,你大的命也不好,不知道他怎么和你娘过了一辈子。你娘说闹就闹。”我没有见过母亲闹,按照外婆的说法从我记事起母亲的病就好了。

我曾经问过大姐母亲闹起来是什么样子。大姐没有具体地给我讲,她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她说我小的时候母亲一犯病就会把我头朝下脚朝上抱着。她还补充说:“你二姐上学的时候是给我报的名,后来为了看你三姐就让你二姐去上了。等你三姐大了,又给我报了名去上学,后来为来看你,我没有上几天就不上了。”大姐没有读过书,但是在我看来她是我们姊妹四个中是最稳重,最能挺事的人。

记忆中母亲基本上不下地干活,地里的活都是父亲和大姐干。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三顿饭,和家里卫生,然后就是给我们几个做衣服。

母亲特别爱干净。我们村是沙土地,到处都是尘土,可是我们家里地面上很少有尘土。地面是硬土做的,母亲总是把硬土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母亲不会织布,布有些是外婆织的,有些是奶奶织的留下来的。我出国的时候,母亲还拿出两床织的红绿相间的棉布床单给我,说是外婆留下来的。父亲做生意以后,经常从城里换来一些旧衣服,母亲就改这些旧衣服给我们穿。

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要一件海军汗衫,有蓝白条那种。后来父亲换到了一件,不过我穿上去太大了,母亲就让我就把下半截塞到裤子里,三姐还羡慕说:“你看,西式裤子外扎腰,真愣。” 当然裤子也是父亲换的。

那天我非常神气地去上学。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同学说我穿的是女式裤子,我就给他们争论。他们说:“男士的裤子都是前开门,女式才是偏开门。你看,你的是偏看门,还不是女孩子的裤子。”

为了盖住偏开门,我只有把塞到裤子的汗衫拿出了,都快到膝盖了,象穿了一个裙子。回到家,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就紧赶着把偏开门缝上,从新在裤子的前面开了门。第二天我就穿上了前开门的裤子。



每一次打电话回去,母亲总是问我有没有放学或者什么时候去上学。虽然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但是她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

母亲很少下地干农活,这在农村妇女中是不多见的。地里的活都由父亲和姐姐们承担。母亲就在家里做饭和洗衣服。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闲过,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坑边洗衣服……. 她似乎有做不完的事。

父亲刚开始干生意那几年,母亲总是要起很早给父亲做早饭。等父亲走了,然和再给我们几个姊妹们做早饭。等我上了学,我的‘上学’和‘放学’也成为了母亲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

农村里的学校和城里的不同。早上要先上早自习,然后回家吃早饭。记得那个时候有月亮的晚上特别亮,母亲也就把握不住时间。怕我迟到又怕我去的太早,后半夜有月亮的晚上母亲总要起来好几次看天是不是亮了。因为这个原因我小学从来没有迟到过。

母亲有早睡的习惯。我上初中的时候要上晚自习到八点半,母亲早睡的习惯也就被改变了。每一次上完自习回来,母亲总会在村口等我。当时还觉得母亲等我让我在同学面前很没有面子,还很生气地说过她几次,现在想想真不应该那样去做。


我初三复课那一年,学校离我们村有六七里的路程。有一天下大雪,我就住在同学家里没有回去,这是去上学的时候和母亲说的好的。第二天我来到学校,看到教室门口一帮人围着,等我走近了发现母亲缩着肩膀蹲在墙角,二姐站在旁边。看到我母亲眼泪都出来了。后来二姐说那天晚上母亲差一点就犯病了,父亲不在,如果犯了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我记事起母亲的病就没有犯过。虽然外婆和邻居都说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常犯病,但我仍然非常怀疑母亲‘精神有病’的说法,等我懂事了,每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非常反感,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对外婆就有了看法。

直到现在姐姐们还开玩笑说母亲偏心,母亲辩解说:“我还偏心,小的时候打他打的最厉害。现在打不动了。”我已经不记得小时候母亲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打过我。等我长大以后,母亲也常把‘打我’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不过她从来没有打过我。

大姐说我小时候特别闹人,而且闹起来没头没尾。大姐和母亲都舍不得打我,就自创一种方法:捂。每当我闹人闹得厉害的时候就把我盖到被子里‘捂’。大姐说其实没有真正的‘捂’过,说我一看到母亲拿被子就不闹了,但是等把被子放回去我就又闹起来。每当说起这些事,母亲总是不住地摇头说:“你是磨人精托生的,小时候太闹人了。”

隔壁村有一家卖蒸馍的,每天一大早都会对着我们家喊上几声:“蒸馍啊。”他知道母亲每天都早上都要给我买一个蒸馍。蒸馍是白面做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几次我在被窝里吃蒸馍三姐站在床边看我吃蒸馍的模样。

虽然每天早上吃一个蒸馍,小的时候我的身体并不好,上小学的时候总是肚子疼。母亲没有钱给我看病,就到处打听偏方。后来她听说弹药可以治疗肚子疼,就把父亲换来的没有用过的子弹用门鼻子把弹头蛂下来,把弹药倒出来让我吃。说来也真奇怪,每一次吃了弹药,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弹药,有的时候一天要吃两到三次。

父母现在年岁都大了,关系倒是反转了过来。原来母亲听父亲的,现在父亲听母亲的。有一次我和母亲讲道理,话说得重了。在一旁的父亲说:“儿子,可不能给你娘这样说话,你娘一辈子可不容易。”父亲的话说得我鼻子酸酸的。小时候每次从外面回到家,如果第一眼看不到母亲,我就会问:“娘去哪里了?”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说过这句话了。



我很难用爱情这个词来表达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母经常吵架。虽然他们吵架的原因五花八门,不过我现在想想大概都是因为穷。那个时候的农民入冬以后就没有什么事做,男的就会聚在一起玩一种叫‘五猴子’的牌。虽然这种牌输赢很小,但是母亲却强烈反对父亲玩。母亲总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牌场里找父亲,这使父亲非常恼火。

如果正好赢了钱,他们俩也许不会吵架;但是如果是输了钱,从牌场里一出来两个人就会吵架。吵架总是以母亲痛哭流涕而结束。

如果吵得厉害,母亲就会到自己的舅舅家去。母亲的外婆家在我们村东头,不过母亲的外婆和外公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到舅舅家给自己舅母哭诉,有几次发下狠话说再也不回来。有一次母亲在自己舅舅家住了两天,不过后来还是自己回来了。她回来说怕我们几个孩子饿着。

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在第一次围剿中被打死。因为这个原因奶奶领了很多年国民政府的抚恤金,这些钱都被奶奶装在罐子里藏着,等到解放了都成了废纸。因为穷,父亲一直到三十都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年龄。

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和父亲是哪一年结婚的。母亲说她不记得,只知道自己当时二十一岁。如果她说是对的,他们应该是1961年结婚的,那一年父亲已经三十二岁了。

母亲不知道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她甚至于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除了毛泽东,母亲就知道刘少奇。母亲说:“都是刘少奇搞歪风,把我们迁到了黑龙江。要不是这样,我怎么会嫁到这里。”

刘少奇当主席以后在鲁西南建一个大水库。母亲所在的村被规划到水库里,全村被迁到了黑龙江。母亲说:“那个水库总共就用过一次,后来就荒废了。”我们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有库里库外的说法。后来被移民到黑龙江的人家都陆续搬了回来,那么大一个移民工程现在看来只剩下库里库外的分界线:一条土筑的大堤。

姥姥家在黑龙江只住了一年就搬了回来。那个时候库里都是水,姥姥就带着母亲住到自己的娘家:我们村。

姥姥常常对我说:“那个时候你母亲常犯病,一旦犯病饭也不知道吃,人也不认识。”姥姥的说法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证实。我没有问过父亲,有一次我问小舅,小舅说:“你母亲就是心强,没有病。”

母亲怎么认识了父亲,又为什么嫁给了父亲,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长大成人四个。现在一说起孩子,母亲就摇头:“孩子多,苦啊!孩子受罪,大人也受罪。”

母亲反对父亲 ‘赌博’一直到父亲因为母亲的反对而大病一场为止。

那一年我已经读了高中,因为父亲做小生意家庭条件好了很多。那天下大雪,父亲被母亲从牌场里叫了出来,闷闷不乐,刚一出牌场就一脚滑倒得了脑血栓。

堂哥说父亲的病是气的,亏得治疗的及时,要不即使不会有生命危险,也会半身瘫痪。父亲后来躺了几天就痊愈了。不过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去牌场找过父亲。现在父亲也经常去牌场,不过已经很少玩牌,偶尔玩一场,母亲在背地里会对姐姐们说:“又玩牌了,一辈子改不了。”

家里的钱从我记事起都是母亲管的,母亲把这些钱放在只有她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有几次母亲去姥姥家,父亲翻遍了家却没有找到一分钱。现在日子好起来了,母亲的手依然很紧。父亲每次赶集买东西,母亲总会把多余的钱收回来,说:“你花钱的时候我再给你,没有事自己身上装钱干吗。”

母亲总认为父亲抽烟也是家庭的一大开销,所以从小就严格地控制我:不让我抽烟,喝酒。直到现在我滴酒不沾,烟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外公和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因为赡养老人的事总闹矛盾,凡事都要到我家要我父亲拿最后的主意。但是我的两个舅舅并不是每一次都听父亲,有一次竟然在我们家里吵了起来。那一次母亲把她的两个弟弟轰了出去,还大声地说:“你们俩个谁也不怨,都不孝顺。”


从我记事起,外公和外婆很少在我们家住,但是他们经常在小姨家住。这使我认为母亲在他们面前并不受待见。外婆偶尔来住上几天,外公似乎从来没有住过。有一次外婆来住,父亲从集市上买了面包,母亲就把面包放在火烤了给外婆吃,满院子都是面包的香味。我馋得满嘴都是口水,外婆要给我吃,母亲硬是不肯。

外婆是小脚,不过走起路来还算稳当。其实像母亲这个年纪,也有很多人也是小脚,但母亲不是。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外婆母亲小的时候有没有裹过脚,外婆说:“裹过几次,她怕疼。不过谁也管不住她。”从语气上听,外婆还是希望母亲裹脚的。

母亲不迷信也不信教。外婆信基督教,她有的时候也会劝母亲去信教。劝的无非是人死以后要去天堂之类的话。每当听到人有来生的时候,母亲就说:“人死如灯灭,灯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还管它去不去天堂。”即使是过春节,母亲也从来都烧香,更不会请什么老天爷财神爷之类的东西。记忆中过年的时候母亲只买一张灶王爷,她买灶王爷其实只是想要灶王爷下端的‘历子’,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日子。她虽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却认识二十四‘历子’。

外婆是在我上大学那年冬天去世的。报丧的人天还没有亮就赶到我们家。母亲正在用锤子砸压水井上的冰,看到自己远方的一个侄子突然来了,一锤砸在自己的腿上。还没有等报丧的人说话,她就坐在冰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外婆病重的时候母亲去看过几次,但从来没有长住过,因为母亲在外面住一天就开始挂家,晚上就会睡不着。

外婆去世后两年外公也去世了。外公去世那天我正好在家里,母亲买了很多很多纸钱,在我们屋后东西大路上烧。边烧纸,边嘟嘟囔囔地说话。我已经不记得母亲说的原话,或者当时本来就没有听懂她说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她从此没有了爹娘。

现在母亲的‘娘家人’只剩下小舅和小姨。每一次逢年过节打电话回家母亲有没有给小舅和小姨打电话,如果我还没有打,她就催促我说:“一会放下电话就给你舅和姨打电话,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一家人。你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小姨做的,家里的重活都你舅给干的。”

上一次我回国一起和母亲去看舅舅。我小时候外婆住的房子已经不在了。表哥和表嫂们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小舅和小舅母在。刚一进屋,母亲就蹲在门槛上哭,非得要到外公外婆的坟上去。舅母和舅舅怎么也劝不住。

我和舅舅就带上纸钱随母亲来去外公外婆的坟,她一路上都在哭,等到了坟前哭得更厉害了。母亲边哭边说:“爹啊,娘啊,女儿没有孝顺过你们,现在你们走了,我来到这里去谁家啊?谁又想着我啊?”


随着年龄,母亲的长相越来越像外婆,甚至于脸上皱纹的走向,走路的姿势都和记忆中的外婆一模一样。但是母亲的性格和外婆不一样,有些地方甚至于恰恰相反,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什么事都听自己丈夫的。

我没有问过母亲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做决定。连姐姐们婚姻这样的大事母亲也基本上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父亲问母亲的想法,母亲就会说:“你看着可以就可以吧。”

大姐是外婆做媒,姨娘做亲,大姐的婆婆是母亲的堂姐。大姐夫是高中毕业,外婆说大姐夫可以在县城里找到正式工作。记得当时父亲对着门亲事特别认真,还专门把堂叔和大伯请到到家里商量。当时还是支部书记的堂叔说小孩看上去很精明,不过就怕国家认为是近亲结婚,结婚的时候麻烦。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说:“我堂姐是养的,和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母亲说的没错,大姐的婆婆长得高高胖胖的,和母亲那一族人一点都不一样。我一直称呼她为‘白姨’,好像不母亲大两岁的样子。白姨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得了半身不遂,卧床很多年。有一年暑假,我和母亲一起到大姐去,母亲就去看白姨。那一次两个人说了很多。后来白姨走了,母亲在家里哭了一场。

二姐夫是我们邻村的,他和我二姐订婚以前跟着父亲在商丘做换破烂的生意。那个是很多年轻人以换破烂的名义去偷东西,二姐夫不这样,父亲慢慢地喜欢上了他。不过二姐夫的父亲却是不怎么样一个人,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不正经干’,所以父亲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事情拖了几年,后来总算成了。

二姐夫人很好,待二姐也很好,母亲特别喜欢他。不过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正哭着给二姐和二姐夫说话,二姐夫靠门蹲着,不住地点头。母亲说:“谁会嫁到你们这样的人家,你父亲不正经混。现在倒是厉害起来了,结婚以前你怎么不和二凤吵架啊?”二姐夫不住地道歉说:“大娘,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二姐和二姐夫吵架了,不过我知道二姐的脾气,应该不怨二姐夫。无论怎么样,母亲总还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好。

等到三姐谈婚论嫁的时候,即使在我们农村,自由恋爱也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媒人给三姐提过几次,不过父亲都不如意。有一次相亲回来,见父亲咳声叹气,母亲就说:“同文叔他们家的大妮子谈一个朋友很好,我们见过。要不也让三妮子自己去谈吧。”一听这话,父亲‘腾’地一声站了起来,说:“门都没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母亲关于三姐婚姻的任何建议。

三姐夫后来还是别人介绍的,虽然算不上自由恋爱,但总算比二姐和大姐要强一点,父亲允许他们俩在没有结婚以前可以到城里去玩。结婚以后,三姐夫试过各式方法去赚钱,但大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看得出来,母亲对三姐夫这一点非常的不满意。每当我们四个都道家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母亲就会说:“你们几个一点要接济三凤,她过的最穷。”

后来三姐大病过一次,按母亲的说法都是贫困引起的。在往后推,贫困都是因为三姐夫不正经混引起的。自从那以后,母亲会因为这件事情抱怨父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四个孩子都离开那个家以后,家里的事情一下子有母亲做起了主,当然现在家里也没有了什么大事。

  七

我们那儿有句俗话:‘三辈子不出娘家门’说的是即使到自己的孙子辈,从长相上看还是和自己的娘家人相同。母亲说我长得很像外公,特别是看人时的眼神。这使母亲总是担心我的一些性格会像外公。

外公家原本是他村里的大户,但到外公成人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败。外公虽然没有继承到什么财产,但却有很多旧社会男人的不良习气。母亲常说外公对孩子和外婆很不好。电话上如果一段时间听不到妻的声音,母亲就会怀疑我和妻吵架了,就会让妻在电话上给她说两句。其实他们也说不了啥,母亲听不懂普通话,妻子对山东的土话也是半懂不懂。然后母亲会在电话上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待人家,如果那天你不好,看我见到你怎么打你。”

母亲常说要‘打我’。有一次在家里,母亲又说要打我,父亲就把擀面杖递给他。她拿着面杖,当然没有打我。最后自己给自己找台阶说:“打不动了。”

母亲还是‘打得动的’,不过我每一次回国见到母亲,总感觉到她比上一次我见她的时候又苍老了很多。母亲的牙齿都掉光了,嚼起来下颚的幅度很到。我和姐姐们都劝她去镶牙,她说:“习惯了,假牙没准还没有牙床好用呢。”

母亲说她现在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吃的。说到吃的,母亲就会补充说:“做了一辈子饭,年纪大了倒不想做饭了,每天都不知道做什么吃。”村里的别的老人经常到女儿家去住,我父母却很少到我姐姐家去。父亲偶尔会到姐姐家住上一两天,母亲却是从来不去住。她说:“住女儿家不习惯,还是自己家好。”

上个月的初五是我父亲八十二岁的生日,父亲嫌麻烦就不想过生日,就在生日的前一天‘躲’到大姐家。大姐让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住,母亲怎么也不去。她说家里有很多东西,她要看家。其实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按父亲的说法家里的东西扔到大街上都没有人去捡。

父亲临走时发狠说:“即使你不去,我也要在大女儿家住十天,到十五回来。”母亲说:“你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反正我不去,我要在家里等儿子的电话。”

父亲没有在姐姐家住十天,只住了一天。生日的那天下午就回去了。他对大姐说:“你娘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即使时在白天,我出去一会她都要找我,我还是回去吧,反正生日也过完了。”大姐怎么也留不住他。

父亲骑着电动车到村口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母亲站在屋后的大路上正朝西看,看到父亲,她说:“怎么这么晚?天都快黑了。这不是叫孩子们担心。”

《完》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Literature 版



BBS 未名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