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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50401000000 ~ 20150501000000


2015-04-08 10:02:35

主题: 我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读《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读书评书】

我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读《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作者:余杰

 

一九八九年五月,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访华,这是自六
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第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
中国。那时,天安门广场被抗议的学生佔据,欢迎仪式
被迫取消——不过,中国的大学生们并不是抗议戈巴契
夫,而是把他看作改革的英雄,他们倒是盼望戈巴契夫
到广场上来与大家会面。访华期间,戈巴契夫与赵紫阳
有过一场轻松的交谈。然而,两人都不曾想到,此后他
们个人及各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那
场会面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天安门屠杀,赵紫阳拒绝
执行邓小平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命令,被非法罢黜乃至
软禁至死;以后二十多年间,中国走向极权政治与赵紫
阳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溷搭的不归路。而那场会面之
后两年多,戈巴契夫的改革遭遇顿挫,保守派发动
的“八一九”政变虽然失败,但戈巴契夫很快失去权力,
被迫辞职,随即苏联解体,苏共沦为非法组织。

 

赵紫阳去世前几年,他的老部下、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
导正冒着风险,使用京剧和儿歌的录音带,录製了赵紫
阳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谈话,并偷运到海外。赵紫阳秘
书鲍彤之子鲍朴用两年时间将这批录音带整理出版,比
当年被罢黜的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更轰动世界。
晚年的赵紫阳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却拥有了思想和精
神的自由。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反思历史、批判现实、
展望未来。他的历史地位早已确立,晚年的思想突破更
是锦上添花,诚如美国汉学家麦克法夸尔所论:“如今
的中国,赵紫阳是一个不被承认的人。当未来一切事过
境迁,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
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这些人的名字将万
古流芳,唯乱臣贼子终将遗佚。”

 

八十年代的改革究竟走了多远?

 

戈巴契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他与赵会谈时,赵说中
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对此,赵澄清说:“我没
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当时,赵只
是陈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
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
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赵紫阳说:“我有意用了‘治’而
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从这个细节中看出,赵紫
阳是中共领袖中少有的坦诚之人,他不愿用他人传播的
错误信息来拔高自己,而是竭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包括陈云、李先
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等八位中共
元老始终拥有最高决策权,凌驾于总书记胡耀邦、赵紫
阳之上,并先后将胡赵废黜,史称“八老治国”。学者徐
庆全在《中共“八老”与八十年代政局》一文中指出,顾
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为“八
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

 

当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赵紫阳勉强同意接替胡耀邦遗
留的总书记职位,若保守派占据此职位,则经济改革的
成果亦将不保。但是,赵紫阳的根基比胡耀邦还要不
稳。他长期在地方上任职,担任总理期间主要处理经济
事务,一旦掌管党务、意识形态等领域,立即感到力有
不逮。他名为总书记,实为秘书长,必须取得邓小平的
信任和支持,还要平衡与各个元老的关係。一个巧媳
妇,伺候八个婆婆,能不难吗?

 

是邓小平本人对新理念的接受度,而不是赵紫阳的心胸
和思路,决定了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能走多远。
赵回忆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邓再三提醒和告诫赵
及其领导的写作班子,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
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邓在接见外宾时说,
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
表面上是以效率为重,其实是害怕失去权力。所以,赵
紫阳推动的改革,只能在此紧箍咒下展开。

 

十三大之后,赵已经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比
如,他希望扩大人大和政协的实权,使之往国会上院和
下院的方向发展,元老们却要将人大和政协限制在橡皮
图章的范畴内;他主张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在工厂实
行厂长负责制,但地方党委强烈反对,他们习惯于党委
总览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他提
出“改革政治思想工作”,遭致工厂裡搞思想政治工作的
人反对,全国一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革了
他们的命。这些改革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而被取消,甚至
大幅倒退。比如,赵紫阳一度取消了中央政法委,但九
十年代以后政法委权力扩张、气焰嚣张,周永康时代的
政法委践踏法治、无恶不作。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整肃
了周永康,却仍然保留了政法委并将其收归总书记直接
控制。谁是真正的改革者,从处理政法委的方式上就可
以看得一清二楚。

 

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无所谓了

 

与戈巴契夫一样,赵紫阳也是“半截子的英雄”。由于时
势的限制,他们的改革事业半途而废。不过,叶利钦掌
权后,大大加快戈巴契夫没有完成的改革,甚至将改革
升格为革命,迅速终结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而赵紫阳
遭到老人帮罢黜,中国走上回头路,十三亿人民至今仍
然饱受共产党之蹂躏。如此看来,在“立功”层面,赵紫
阳不如戈巴契夫;但是,在“立德”层面,赵紫阳却超过
了戈巴契夫——赵紫阳实现了他的诺言,“绝不做镇压学
生的总书记”,维护了自我人格的完整和完美;而戈巴
契夫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年,半推半就地向保守派低
头,默许了苏联军队对立陶宛独立运动的镇压,酿成了
流血惨剧。

 

当莫斯科镇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风声越来越紧张
的时候,民主派人士、作家阿达莫维奇在一次演讲中
说:“戈巴契夫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双手没有沾鲜
血的领导人,但愿我们能记住他在此时此刻的模
样。”他同时向戈巴契夫喊话说:“但是,只要军方开始
进行流血攻击,那些鲜血就会溅到你的西装上。”

 

果然,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苏联坦克碾过立陶宛国
土,克格勃精锐部队攻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电视大
楼,士兵射杀十四人,数百人受伤。维尔纽斯的鲜血,
瓦解了改革派人士对戈巴契夫的信任。人们如梦初醒地
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再也不支持戈巴契夫了。人
真的得被骗几次,才会明白一些道理。”还有人乾脆宣
告说:“就在维尔纽斯的血腥星期天之后,所谓‘充满人
道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思维’与‘欧洲世界的共同家园’到
底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镇压的开始之际,就
是改革的终结之时。

 

与戈巴契夫“一失足成千古恨”相反,赵紫阳拂袖而去,
做到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九八九
年五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决定戒严、对
学生镇压。赵紫阳描述当时的场景说,在位的五名常委
的立场是:两票对两票,一票中立。但最后的决策是邓
小平独自作出的,并未经过一个常委投票表决的正式程
序。那么,多年来在邓面前委曲求全的赵紫阳,这一次
为何不惜与之决裂呢?赵紫阳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之
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在于对学潮的性质
和镇压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所不同。我要对历史负
责,绝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他宁可失去权力,成
为囚徒,也不参与这件肮髒而残暴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赵紫阳的这一决定。有人说,若当
时赵紫阳不与邓小平作最后摊牌,服从邓小平的决定,
维持自己的地位,等风头一过,仍可继续推动改革大
业。而赵一旦失去权力,改革派必然满盘皆输。所以,
不妨“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此种马基亚维利式的思维方式,乃是“让策略压
倒价值”。若是赵紫阳参与杀人的决策,像戈巴契夫那
样“将鲜血溅到西装上”,那么他即便日后能推动改革,
改革也毫无政治正当性可言。若是如此,赵紫阳就不再
是赵紫阳了,赵紫阳就跟李鹏没有根本的区别了。

 

议会民主制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赵紫阳的秘书及作为“替罪羊”被下狱的鲍彤,在为本书
所写的序言中评论说:“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
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
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
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
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
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
者。”当江泽民、温家宝和马云之流,为六四屠杀寻找
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时候,鲍彤的这段话戳穿了这张华美
的画皮。

 

对于政治家来说,失去权力无疑是一种锥心之痛。有的
政治家在失去权力之后,像一头受伤的狮子,躲在角落
里舔自己的伤口,沉溺于自怜自艾之中,被选民抛弃的
二战英雄丘吉尔就是如此;有的政治家则有一种卧薪尝
胆的坚毅,即便在情势最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伺机而
动,文革中被毛泽东流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就是如此。而
赵紫阳在长达十六年的幽居岁月中,不绝望,不后悔,
不怨天尤人,不自我美化,而是手不释卷读禁书,没有
禁区思无邪,完成了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飞跃。
与胡启立屈辱地由罢职常委转任部长,从此卑躬屈膝、
谨言慎行的人生轨迹截然相反,赵紫阳在九十年代初甚
至拒绝了邓小平主动邀请他复出的“善意”,他绝不认
错,心怀坦荡,质本洁来还洁去。

 

在全盘认同世界民主大潮这一点上,赵紫阳比任何一个
在位或卸任的中共领导人都走得更远。赵紫阳在谈话中
明确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是
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
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
度。……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
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
式。”他高屋建瓴地观察和总结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几
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
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
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赵紫阳已
经不仅是一个自我设限的、“党主民主”式的“党内开明
派”,而与刘晓波一样堪称“百分之百的民主派”。

 

对于赵紫阳晚年思想飞跃这一现象,麦克法夸尔认为,
这从反面表明了中共体制本身的不兼容性。他反问
说:“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
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
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余力,或者安全感,使
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呢?”这
个疑问,恐怕到了中国像苏共那样覆灭的时候,也没有
人能够回答。

 

赵紫阳去世时,有民间人士为其撰写了一幅挽联:“明
修正史,暗修秘史,谁曾秉笔修青史;你说朝阳,他说
夕阳,我且凭心说紫阳。”这一挽联恰好可以概括赵紫
阳来自三十六卷录音带的历史告白。

 

转自:RFA

2015/4/2 转



2015-04-06 12:43:01

主题: 何清涟: 死囚器官移植- -周永康难以独自承担之罪/VOA
何清涟: 死囚器官移植- -周永康难以独自承担之罪
发表于 2015 年 03 月 29 日 由 guzheng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做客凤凰卫视节目《公益中国》时谈到,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一条肮脏的利
益链条,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但将时点选在官方宣布周案将公开
审理,并时不时提醒这个“反党叛党集团”还有后台之际,总引发一种猜想:此案阻力甚大,不如
此“扒皮”,难以在党内高层服众。

周薄二人与死刑犯器官及尸体买卖的关系

中共极不愿意提起的丑恶政绩当中,包含死刑犯器官移植,以及贩卖死刑犯尸体用来制作人体标
本。与死刑犯有关的事情,当然与政法口脱不了干系。但象这样将其与周永康直接挂钩,尚属首
次。北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清算对死刑犯的反人道行为,而是另有政治目的。以下梳理“周薄
反党叛党集团”主要人物与此有关的反人道行为。

周永康,2002-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2007-201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至2012年11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主任。

无可置疑的是:周执掌公安部与政法委前后,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大国。《器官捐献迷
宫》(《南方周末》2010年3月26日)引述广东省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
器官供体从短缺走向丰富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
倍。随之器官短缺,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2002年以前的责任,应有他人承担;2002
年以后的责任,周永康无可推卸。

薄熙来,1994年直至2000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及代省长,足迹一直未离开辽宁省大连市。薄取得
在大连政坛的决策权,大概始于1989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任大连代市长并
迅速成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大连就成为薄的领地。

有“死亡博士”之称的德国人冯·哈根斯1999年成立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公司。尽管哈根斯一
直拒绝说明制作标本的尸源由何方提供,但中国青年网在《大连哈根斯公司疑用死刑犯做人体展览
引争议》(2012年8月22日)一文中,明确说明不仅哈根斯,就连其竞争对手——美国第一展览公
司的人体展览,其尸源都“完全依靠中国合作伙伴”,这家公司公开声明“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人体全
身及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不是来自在中国监狱被监禁或被处决的人”。哈根斯在大连的公
司于2012年2月29日被查封,查封之前20余天,即2月6日深夜,发生了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
该事件发生后,薄熙来的政治命运已注定无法逆转。

还有谁应对此负责?

最近中共宣布的“反党叛党集团”的后台,即呼之欲出的曾庆红,与上述事情有什么关系呢?1999
年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公司成立,时间早于周永康就职于公安部与政法委之前,提供尸源之事
应该与周没有关系。经查证,任建新从1992年-1998年2月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1998年
3月-2007年10月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但这两人目前似乎不在中纪委的清查名单之上,那后台就
只能是中央政法委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央书记处负责人了,而曾庆红正好从1997年至2007年12月
担任中央书记处实际负责人。“十五大”期间,中央书记处事权很大,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
中央政法委、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均在其管辖之下;2012年11月“十六大”以后,政治局常委共有九
人,党内各种重要部门“掌门”,如分管宣传口的李长春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都晋身为政治局常
委,因而中宣部和政法系统不再向曾庆红负责,周永康则于2002年开始担任公安部部长与中央政
法委副书记。

综上所述,2002年之前的贩卖死刑犯器官及尸体之反人道罪,与周永康应该没有关系,周需要对
2002年以后的罪行负责。

薄先涉入死刑犯尸体买卖,周后成为死刑犯器官买卖利益链条的始端。如果要说背后有共同线索,
那就是曾庆红任职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主管政法委工作。死刑犯的器官与尸体被当作商品买卖,并构
成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既是中国人的耻辱与痛,更是批准这项买卖、允许这种商业活动存在并藉
以谋利的中国政府之耻辱,不仅在国际社会饱受诟病。更为国人所痛恨,如果不是这时为了扒“周
薄反党叛党集团”的皮,激起公愤,我相信中共不会将这件事情拿出来公示。

器官买卖溯源:制度之恶

但实际上,在中国,将死刑犯当作器官供体的开创者并非上述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人。令人感到可悲
的是,这在中国是有法律依据的“合法行为”。

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迫
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
犯”,同时,他还承认了器官移植这项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巅”的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
开始临床尝试。不久之后,《财经》杂志在国内发布了“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无论是黄洁夫先生还是《财经》杂志,都未涉及到一部法规,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颁布时间
是1984年10月9日,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目前仍未见明文废止。

几年前,国人根本不知有这部法规性条例存在,我写了一篇《一部剥夺死者尊严的“1984”法规》
介绍这部法规,指出该法规第四款第4条规定:“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
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
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
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也就是说,利用死刑犯器官与尸体牟取商业利益,在中国是“有法可依”的,周永康们的恶行既是
他们充分利用部门便利的行为,而且还具有“合法性”。2007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规定了安全有效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与保密原则、非商业化原则等,但只字未提这部
1984年的利用死刑犯尸体的暂行条例是否废止。

人权要进步,恶法应废止

正因为有死刑犯这一“器官供体仓库”,中国的器官移植出现几个大问题,一是“中国98%器官移植
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这意思是说,司法和军事系统成了主要供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06年4月17日报道《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二是“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
体人群”,据《凤凰周刊》在《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2013年11月5日)一文中分析,官方
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
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
1.2万至2万个死刑犯中挑选。该文还谈到,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
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成为盗卖器官的目标。

上述数字后面隐藏的残酷与反人道,几乎让人不敢多想、深想。

在国内时,我曾与一些司法界人士讨论过这问题。但那时有人认为,死刑犯本来就难逃一死,其器
官用来服务于其他有需要的人,算是变废为宝。近年来,随着人权观念的进步,有部分中国人(包
括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开始意识到对死刑犯这种做法是反人道行为,中国媒体上日渐多起来
的批评揭露,表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终止这种以杀戮生命为代价的器官移植,中国政府不仅要揭露惩罚周永康这类利益链条的培植
者,还应该明令废止那部“1984法规”。相比较之下,中国是否强大还在其次,首要之事是中国人
必须要有生命的尊严。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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