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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8 11:13:03

主题: 王炯华:李培根校长的遗憾与中国大学的救赎
王炯华:李培根校长的遗憾与中国大学的救赎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8 日 由 baichuan

深受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欢迎的“根叔”李培根校长卸任之际以他特有的风格作了“离任演说”。这不是一篇过五关斩六将、面面俱到的任内总结,而是一篇倾重自责、遗憾、致歉的心灵道白。既彰显了李校长个人的人格和无奈,又表明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痼疾和改革的难度,还表达了他“独立、自由、责任”的大学理念和安顿灵魂、人格养成的人文情怀。他的“离任演说”实在是一位良知教育家对中国大学的真切感受,既难能可贵,又十分深沉,很值得国人深思。

张鸣先生早说过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即教育部大学,李校长“离任演说”虽然讲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事,但其实是中国大学都存在的事。进一步说,教育部之内有党组,大学之中有党委,轮到校长就是二把手了。联系到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实际上是“领导不负责、负责不领导”的中国大学体制,一所教育部大学也就是一所党校(党的学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校长检视自己任内所留下的诸如学校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未尽人意,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由发展的教育还未落实,对校园中多官气、少学气以及对大学管理结构缺陷无能为力等等方面的许多自责、遗憾和致歉(有人统计共有19处),公平地说,既是校长的事,更是教育部长兼党组书记和大学党委书记的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觉得李校长实有太多的无奈,不必过于为任内未竟之事自责、遗憾和致歉。

本来,中国严格或原本意义的大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大学的辉煌也是在民国时期。那时的大学实行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只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决不受政府、更不受政党的领导和干涉,是真正的校长负责制。唯其权大责任重,那时候的校长不仅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而且还特别牛。

敢抗命于政府的有蔡元培。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虽经各方的竭力慰留,他还是再度出任北大校长。但到1923年1月17日,他再次愤而辞职,并于次日在《晨报》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敢提出条件的有竺可桢。因为浙江大学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拟在12月下旬某天举行示威游行,时任校长郭任远将情况向浙江省和杭州市当局报告,致使当天浙大被军警包围而引起公愤。浙大学生公开提出驱逐校长,郭氏好几个月不敢露面,直到1936年三四月份,浙大仍然群龙无首(那时没有副校长,当然也没有国民党党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三顾毛庐”,恭请竺可桢出山。他本不愿意放弃其气象学专业,勉为其难之中竟提出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学校的一切人事由学校自己决定,上面不得有任何干预;二是政府必须充分满足学校的经费;三是自己只做一年校长,然后离开。蒋氏和国民政府接受了他三个条件,他再无退路,只好于1936年5月到任。他有了自由、宽松的办学条件,包括国民政府的充裕到位的财力支持,便大显身手,广揽人才,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思想,终于把浙大办成可与清华、燕京、南开齐名的著名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他放弃只作一年校长的初衷,领导浙大四次大搬迁。从杭州到浙西,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搬到贵州遵义。浙大不仅没有损伤元气,而且有所发展,在遵义还建立了医学院。后来颇受欢迎的电影《流亡大学》正是反映浙大四次大搬迁的史实。在浙大搬迁中,他十几岁的儿子病死了,原配夫人也去世了,他都顾不上。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内争恶斗中,共产党很高明地开展学生运动,常常发动学生或游行示威,或罢课抗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接不暇、处处被动挨打之中,或在学校成立训导处,三青团,或向学校派出复兴社(特务)。但在一些大学却出现“拉偏架”:一方面,一些校长抵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些钳制学生运动的举措,例如其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公开说:“我这个高等学府,你国民党来搞政治活动,进行干扰,给我脸上抹黑,那不行!高等学府是搞学问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师、教授却掩护、保护参加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对于大学的“拉偏架”,国民党和政府当局还无可奈何。顺便说说,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在清华大学受过冯友兰等教授保护的一些地下党学生官至中央枢要,但对保护过他们而在历次政治运动受批斗的冯友兰等教授却从不反过来施援手。

国民政府也企图在大学实行党化教育。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随着中央集权取代联省自治,党化教育开始从地方推行到全国,规定教科书必须遵守“三适合原则”: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1929年4月,当局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又规定“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接着,有关方面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还声明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并规定如下:“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它社会主义学说。”要求大学生“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它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年8月,当局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终于取消公民教育,将公民课与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课。然而,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却受到胡适、罗隆基、任鸿隽等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任鸿隽的言论尤其发人深省!他分析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本质区别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国民政府终于没辄,只得取消党化教育,恢复公民课。

1949年,军代表接管大学以后通过政治学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院系调整,国民政府建立起来的欧美大学体制被全面颠覆,到1957年反右特别是1958年教育革命,中国大陆终于建立起至今通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中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又是部省双重领导制。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除了文革前吴玉章、李达、陈望道、匡亚民等少数权威大学校长还有那么一点实权乃至敢于抗命,例如武汉大学李达校长1963年因为与湖北省委的人事纠纷打电报向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请辞;除了文革后期到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集党委书记、校长一身二任的大学领导人例如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曾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校长也就是“你懂的”那么回事了!即使李培根校长“很赞成”“大学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也有能力领导主持好一所大学,然而他却“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他深沉地说,“当自由、‘实事求是’的欲望和良知被某些僵化的意识所遮蔽时,作为校长的我还是不闻不问;即便对于希望有一点涂鸦自由的学生们,我也没有公开发出任何声音。”特别是,他“希望学生们能很好地面对过去与未来。既要知道革命先贤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也要了解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等”。就是说,“如果大学生对国家过去的错误和痛楚多一些了解,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恐怖,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就容易理解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就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从而真正地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他真诚地说自己“也曾希望我们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不要被意识形态所淹没和遮蔽,也曾想过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然而作为校长的他却“胆怯”了。所有这些,都是李校长的遗憾,其实更是他的无奈!他做了九年校长,为华中科技大学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现在离任而去当然已不属“出师未捷”;但却身不由己、壮志难酬,也会“长使英雄泪满襟”!

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学已经不是一般的党化教育,而是教育党化。不仅建立了史所罕见的党化教育体制,使大学向着畸形方向演进:日益庞大而完善的党的组织机构,日益加强和落实的党的全面全盘领导,日益浓墨重彩的政治化、行政化和官本位,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普适大学通则已经成为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公民教育也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还一意孤行地放弃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最后便造成今日整个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匮乏。这当然已不是一位大学校长管的了、能负责的!也不是一位教育部长兼党组书记和一位大学党委书记管的了、能负责的!中国大学整体上需要救赎!路在何方?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已经用顾孟余的旧话呼吁:“一切党派退出学校”。这应当是大学救赎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更是最艰难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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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离任演说
李培根
二0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此时此刻,我要衷心感谢中组部、教育部、湖北省委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衷心感谢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这些年给予我的一切,不管是信任、支持、宽容,还是批评;特别感谢路钢同志的智慧、魄力、贡献以及与我合作时表现出的忍耐。自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感谢亲朋和同事对我的支持、鼓励以及类似于 “上台终有下台时” 那样始终萦绕在我的耳际的箴言。

这九年中有太多的事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此刻我最想表达的只是那些因为我的能力不足给学校留下的遗憾,也给我自己留下的诸多遗憾和歉意。

这些年,学校的发展有一些颇为遗憾的地方。我没能把“船舶海洋”四个字写大;文科若干学科的发展没有显著变化;医科还欠缺高峰;转化医学中心大楼还未动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还未落到实处;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我希望“让学生自由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生可能还是未脱离那种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对这些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和歉意。

我希望学生们能很好地面对过去与未来。既要知道革命先贤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也要了解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等。如果大学生对国家过去的错误和痛楚多一些了解,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恐怖,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就容易理解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就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从而真正地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未来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为了未来,学子们需要何种思想前瞻?需要怎样的思想储备?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现实中的、或者当下流行的价值观。在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这一点上,我做得太少,于此只能感到遗憾。

这几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孩子们没少抱怨:自习要抢座位;图书馆关门时间太早;食堂饭菜的质量怎么变差了,到底是不是没赚学生们一分钱?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偌大的校园居然没有一个游泳池;有些运动还得交钱;自行车常常被偷;夏日彻夜难眠;如此等等。我们的工作没能做好,或迟迟才做,我要表示遗憾与歉意。

我不仅感到遗憾且颇为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所谓“学位门”事件。记得有一次我出面与学生对话时,我还反问,为何好多学校如此,其它学校的学生不闹,而我们的学生意见这么大?因为我以为其它大学的独立学院与我们独立学院的情况一样。后来有一位干部告诉我,有的学校的确不一样。当时我心里五味杂陈,真是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而且我的官僚使学校失去了纠正的最佳时机,伤害了部分学生及校友的感情。

谁都赞成大学生应该有健全的人格,但是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够的。有的同学逃避现实社会,让自己龟缩在虚拟的现实中;少数同学欠缺起码的公德;有的人把入党当成实现自己预期和目的的工具;也有人不自觉地成为别人或者某种权力的工具;凡此种种,当看到某些学生心灵田园荒芜的时候,心灵被役使的时候,自然会感到我们的人格教育是有缺陷的。长期以来我们党提倡“实事求是”,但在我们的课堂中,在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中,究竟给他们灌输了多少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我也曾希望我们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不要被意识形态所淹没和遮蔽,也曾想过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然而,作为校长的我却胆怯了。如今只能徒有遗憾了!

上任之初,曾对几位资深学者和老领导说到,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在任期内能使学校的风气变得更好一些。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充满学气,有简单的文化,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回想起来,当初的我竟那么幼稚!后来的我竟变得有几分成熟!我还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学风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人做学问,行忽悠之能事,或则应景,或则奉命,有奶便是娘;有的人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学者的斯文,更无士人的高贵与尊严。所有这些趋利而忘义的现象虽发生在少数或个别人身上,却并不鲜见于我们的校园。我看到了,却无良策,惭愧啊!

我甚为遗憾的是,教师们支撑了学校的发展,给足了学校的体面,而学校却没能给他们足够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部分教师还缺乏像样的办公和实验条件;有一些青年教师收入低、压力大,有很多新进教师眼巴巴地盯着“周转房”;另外有些中老年教师为他们的工作量算计时,其体面和尊严几许?作为校长,我没能在发展与维护他们体面中找到最佳平衡点,实在对不起!

还有我们的离退休人员,收入低,生活拮据。尤其是有些空巢老人,贫困、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他们可是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理应有尊严地安度晚年。部分离退休人员希望在校园里建专门的“老年公寓”供需要特别照顾的老人们度过余生,但我没有同意,至今依然不赞成。然而,我又拿不出办法让他们摆脱困境。对此,我只能仰天长叹,空有遗憾!

很多教育家和社会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大学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我很赞成!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当自由、“实事求是”的欲望和良知被某些僵化的意识所遮蔽时,作为校长的我还是不闻不问;即便对于希望有一点涂鸦自由的学生们,我也没有公开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一个学生愤怒的声音始终在我耳边回绕:“也许校长大人日理万机,哪能管我们这等屁事!”在此,我要就我的沉默向他们表示歉意。
这些年,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生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

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纵然过去的几年留下诸多遗憾,但未来国家及其教育的深化改革使我们充满希望,新的领导班子也会带来新的活力与气象。我完全相信,新班子会很快地消除因为我的能力问题给学校带来的遗憾。就让你们的遗憾随培根而离去,让你们的希望随新校长而到来!当然,我更希望,党和政府能够逐步消除并非仅存在于华中科技大学中的那些遗憾!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再次真诚地向你们告别!告别大家,我得稍许停歇,让灵魂跟上;我得继续求索,让灵魂安顿何处?我当然会继续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保守的那块领地——教育,即将告别什么?中国的教育将抵达何方?

未来我将与大家一起,为崛起的华中大,为独立、自由、责任的华中大而祝福!

谢谢大家!



2014-05-27 17:32:19

主题: 创造屠杀机会
北京地铁千人排安检 被批创造大屠杀机会

2014-05-26 22:40:19  苹果日报  [8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只搭个地铁,竟通过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鉴于近来恐怖攻击案件频传,中国当局近日起在北京主要地铁站实施超夸张的「反恐措施」,不但乘客与携带物品都须检查才能进站,站外更架设比人还高的铁栏杆围住乘客,引发民众激烈反弹,网友痛批「根本是为恐怖份子创造大屠杀的机会。」 
 
  连月来在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不断出现维人攻击事件,令中国当局绷紧神经,不但在新疆当地展开严密的「打击恐怖份子」行动,昨宣称5月来已逮捕2百多名可疑恐怖份子,包括陕西西安、湖北武汉等各省市也纷纷成立反恐小组,并展开密集的反恐演练。 

  首都北京更在「反恐」与「六四事件25周年」的阴影笼罩下,展开超级严格的安检与交通管制措施,包括在北京地铁人潮最多的天安门、王府井、建国门及龙泽、八角游乐园等9个站点,展开「人物同检」措施,不但所有乘客携带物品须经X光检查,乘客还得一个个接受安检人员的手持扫描器检查。 

  跑出去机会都没 

  不仅如此,当局还在各地铁站门口架起比人还要高的铁栏杆,围住排队人龙,乘客一旦进入「地铁排队铁围笼」中,便成了瓮中鳖,只能跟著排队进站没有其他去处,民众痛批:「一旦发生踩踏和袭击,连跑出去的可能都没有。」 

  进站得花1小时 

  夸张的安检措施让原本就拥挤的北京地铁站,几乎成了「罚站场」,乘客光是排队进站就得耗去数十分钟甚至1小时以上,有部分乘客不满此措施,当场扔包包、摔东西拒绝安检,但现场部署大批警力,不满民众当场就被警方带走。此外,北京当局下令,未来若遇上暴力恐怖活动,警员无须鸣枪示警,可直接对恐怖份子开枪。



2014-05-27 15:36:23

主题: 夕阳颂.唱和
夕阳颂。       

-力刀-                            

海燕追日向云飞, 
斑斓彩霞绽余晖。
展翅扶摇向天啸,                
夕阳万重胜晨辉。


夕阳颂。  

佚名
              
溶金赫日彩霞飞,
曛色斑斓上翠微。
把酒临风向天啸,
夕阳未必逊晨辉。



2014-05-27 11:13:48

主题: 首例同卵四胞胎
世上首例同卵四胞胎将上幼儿园 萌到出汁(高清组图)

文章来源: 每日邮报 于 2014-05-26 20:23:28 

四胞胎并不罕见,但由同一胚胎发育成的四胞胎可就是真正的罕见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一对夫妇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成功育出四胞胎姐妹,由同一胚胎发育而成,属世界首例。日前,已经14个月大的孩子们正式开始了幼儿园之旅。

 来自英国的克拉克夫妇于整整九年都在想办法要个孩子,但却一直没能成功,于是他们选择了人工授精。终于,在14个月前,四个可爱的小女孩儿降生了。她们不仅实现了父母的心愿,还成为世上首例由同一个胚胎发育而来的四胞胎。这四个小家伙出生时总重才10磅(约4.55公斤),克拉克夫妇给她们分别取名为达西(Darcy)、卡洛琳(Caroline)、伊莉莎(Elisha)和亚丽克西斯(Alexis)。四姐妹目前已经14个月大,于本月23号在南约克郡罗瑟勒姆医院附属的一家幼儿园正式开启了幼儿园生活。

 四胞胎的父亲贾斯汀说,“孩子们看起来非常享受幼儿园的生活,非常期待看到她们全天在这里的样子。她们很乖很听话,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她们早产了整整十个星期,所以她们的一切在我们看来都非常来之不易。我们真的很骄傲。”幼儿园的经理海伦·史密斯也表示,四个小姐妹能到这里来,她们也很高兴。

 在怀孕24周时,克拉克夫人气喘吁吁地被送到医院。不过医生控制住了情况,直到30周开实施了剖腹产手术,取出了胎儿。贾斯汀说,”我们当时都很激动。毕竟我们努力了九年,等的就是这一时刻。”37岁的医院护士克里斯汀早前接受采访时说,“当我们发现我们即将迎来四胞胎时,简直无法相信。我当时完全说不出话来,知道亲眼看到她们出生才敢相信。”



2014-05-27 10:59:32

主题: 记者痛忆六四
美记者痛忆六四成堆尸体:曾以为北京人没有道德感(图)

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于 2014-05-26 20:34:08 -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邵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撤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2014-05-24 21:01:00

主题: 央视与西媒
CCTV与西方媒体的区别!句句发人深思!
2013-12-10 → →点此关注 头脑风暴

1、连续发生假货泛滥、食物中毒等事件后── 
  西方媒体:政府应当反省,加大整治、监管力度,
不能推诿责任!
  CCTV:公民应该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识别假货的
能力,不要购买过期变质食品。

  2、贫困山区的孩子上不起学,要靠乡村教师拼了
老命捐助── 
  西方媒体:这是教育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失职和
耻辱。
  CCTV:号召大家学习乡村教师,这是时代的光荣
和国家的骄傲!

  3、抓了一个大贪官,追回了XX万元巨额赃款── 
  西方媒体:这说明监督机制有漏洞,应该反思。
  CCTV:监督部门及时发现问题,为国家挽回了巨
额损失,成绩斐然。

  4、煤矿屡屡塌方、爆炸── 
  西方媒体: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官员引咎辞职。
  CCTV:事故引起了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
视,他怒斥下级、亲笔批示,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
律责任!

  5、遇到穷凶极恶的亡命徒── 
  西方媒体:提醒广大公民及时报警,避免与歹徒发
生冲突。
  CCTV:呼吁广大公民见义勇为、冲上去与歹徒玩
命,只有大家一起上、社会治安才能根本好转。

  6、辖区一贫如洗,村民们饥寒交迫、看不起病── 
  西方媒体:主管官员的支持率严重下降,民众强烈
不满。
  CCTV:主管官员政绩卓著,亲自下乡给农民"送温
暖",农民们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亲切地把这些官员
称作好公仆、领路人、贴心者、父母官。

  7、西方媒体节目都是什么事儿大、什么事儿新鲜
什么就排前面;
  CCTV则是谁官大谁就排前面,某些领导说句大话
回回都排在当日头条。

  8、西方媒体节目里有好事也有坏事,
  CCTV里则都是好事;如果有坏事,那一定是在最后
几分钟的国际要闻里。

  9、西方媒体节目里的环境问题总是很严峻,尽管
他们国家的河流看上去很清澈;
  CCTV里的环境治理总是捷报频传、再上一个新台
阶,尽管他们国家的河流又黑又臭。

  10、西方媒体节目里没有整天强调教育、医疗的重
要性,却也没多少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CCTV里重视教育、医疗改革、取缔乱收费天天结
硕果,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11、西方媒体节目里的官员没有把为纳税人着想挂
在嘴边,但他们的数量从不膨胀、办公楼也非常简易;
  CCTV里的官员总在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但他们的
队伍越来越臃肿、公车和办公楼也越来越奢侈。

中美的对比--剖析的真是精辟啊! 
  1、 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要讨好; 中国:谁见了市
长都要讨好。
  2、 美国:老百姓可以乱搞,当官的不可以; 中
国:当官的可以乱搞,老百姓不可以。 
  3、 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 中
国:公共知识分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 
  4、 美国:批判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 中
国:歌颂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 
  5、 美国:国穷民富,政府宁愿欠中国巨款,去保
民生福利; 中国:国富民穷,政府宁愿牺牲民生也要去
买美国政府贬值国债。 
  6、 美国:学校甚少政治教育,而精英都很爱国; 
中国:学校强调政治教育,但精英纷纷移民。 
  7、 美国: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运动; 中国:少年
运动员业余时间学习。 
  8、 美国:在向中国的传统学习; 中国:在向美国
的现代学习。 
  9、 美国人:喜欢到中国领养小孩; 中国人:喜欢
到美国生小孩。 10、 美国政府:外悍内善,对哪个国
家都不怕得罪,只讨好本国人民; 中国政府:外善内
悍,对哪个国家都不愿得罪,只不怕得罪人民 
  所以看到的人欢迎转发,否则中国怎么发展百姓都
没好日子...... 你看两桶油就知道了,人家涨,它一定马
上涨!人家跌,它坚决不跌!



2014-05-23 18:27:12

主题: 中国大批优秀医生逃离公立医院
玩不过 中国大批优秀医生逃离公立医院

2014-05-23 15:05:30  南方周末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



2014-05-23 15:43:03

主题: 甘肃强沙尘暴
天昏地暗:甘肃遭强沙尘暴袭击黄沙漫天(高清组图)

文章来源: 腾讯 于 2014-05-23 09:53:17 
 5月23日上午,甘肃玉门市境内天空出现鲜见的云层景观,霎时天昏地暗,一场伴有6至7级西风的沙尘暴狂卷着大街小巷。杨棋焜 摄



2014-05-23 14:57:45

主题: 镇反死几十万
毛泽东的鼓励使镇反死者超三大战役(图)

文章来源: 炎黄春秋 于 2014-05-21 20:1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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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而镇压反革命运动,则是中共建政初期有名的三大运动之一。在这场历时两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有几十万人被杀,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中发表原题为《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中说,镇反运动中死者超过三大战役。

1950年镇反运动中的场景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14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5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6、7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5月10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1958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9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进入5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数量的75%,按712000人计算,即有543000多人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从“双十”指示下发起,有一个传达贯彻、组织实施的过程,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2、3、4、5四个月,在1951年1月份之前只捕、杀了少数人,6、7、8、9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5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15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30万人——笔者),“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1107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2014-05-22 12:25:07

主题: 庞静: 浅谈热爱祖国
浅谈热爱祖国

发表于 2013 年 03 月 22 日 由 庞静
 

庞静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自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天起,热爱祖国就成了我心中反复掂量的题目。将近三十载的移民岁月,我的国籍已经变了,可这个题目还是在我心里时上时下。

我不善长咬文嚼字,但这热爱祖国四字随着心潮在心中颠沛流离几十载,由不得我想装糊涂。热爱是一种情感,在此这种情感施予的对象是祖国。国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界定疆土,人们在这片疆土上自主自制地生存繁衍。国前冠祖应该是指祖先开创的疆土。我从中国移民美国,虽然我持有美国护照,虽然我在美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根据我的浅薄见识,中国是我的祖国。美国是我儿孙们的祖国。

我刚刚离开祖国时,热爱祖国的感情很单纯。我乘飞机翻山越岭穿过太平洋到达了美国,开始了我向往的又一段人生旅程。我的父母长辈们,兄弟姐妹们,发小朋友们,老师同学们继续留在祖国。我祖先们的坟墓骨灰深深地埋在祖国。只要他们在那里,我的心就系在那里。在我求学的岁月里,我省吃俭用,从微薄的生活费用中节省出机票,飞回祖国去看望他们。儿子们刚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就手上牵一个背上绑一个千辛万苦地把他们带到中国,告诉他们这就是妈妈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种热爱想念牵挂的感情虽然不是汹涌波澜,却如同涓涓细流经久不息。这种感情是我从出生到远渡重洋前的二十多年在祖国那片土地上日月朝夕滋生积累的。这种热爱祖国的感情中有没有政治色彩? 当然有。只要这种感情中掺杂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这种感情就有了政治色彩。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相对关系。我所牵挂的至今还生活在祖国的每一个人每一组群体都与祖国有一个相对的关系。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奥斯汀教授家参加夏日周末聚会。教授家的后院至少有两英亩的面积,四周参天大树,中间绿草茵茵。有人踢足球,有人烤肉,有人扔飞碟,也有人拿着冷饮杯子四处散步聊天。不知道因何而起,我那聊天的一伙朋友中有人拿中国教授的生活和美国教授的生活做比较。也是中国留学生的文迪漫不经心地说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这些肉的,要说养这样的房子想都不用想。她说的是事实,可却引起当年的我勃然大怒。我生气地问她:你是不是中国人哪?!周围的朋友们看到我的反应都有些莫名其妙。当时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们格格不入,愤然离开了。

分析当年那一幕,那时我把自己当成祖国同胞的一分子。儿不嫌母丑,以及家丑不可外扬这一类古训从启蒙识字之前就开始在我心中植根。那一幕其实是我的潜意识主导我以那样的方式释放热爱祖国的感情。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试图把现在的我放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之中。我不会再有过激的反应了,但我却会心痛。我在异国他乡学习,工作,成家,生儿育女,我的感情也在日常的琐碎之中沉淀,滋生,变味。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十分自然,可回头一看,心里却是茫然惶惑。我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祖国同胞的一分子了。

如今在我那些依然生活在祖国的同胞们面前我不敢轻易直述心中所想,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与他们想的不一样,我害怕被同胞们指为异类。为什么? 因为二十几年西方环境的耳濡目染使我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大多数祖国同胞们不一样了。对于祖国,我已经是一个局外人。我清楚地知道祖国和祖国的政府是两码事。可是许多局内人却很难一码归一码地把祖国和政府分清楚。当一个局外人批评祖国的政府时,那些局内人经常地误认为局外人在诋毁他们的祖国。当一个局外人痛斥一种顽疾恶习时,那些局内人经常地误认为被骂的是他们。所以我们局外人受到忘了祖宗不再热爱祖国的指责不足为怪。无论如何,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都不能切断一个局外人热爱祖国的感情。

坦诚地说,我一点都没有再回归祖国的愿望。我清楚地了解自己不再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尽管我在自己新的国家里生活得自由自在,但我心里对祖国的牵挂没有一天松开过。二十几年前当我趴在电视机前看着坦克装甲车驰过长安大街,那履带似乎是从我的心上碾过。五年前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着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我和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亲一起流泪。也是几年前,当我读到了国内毒奶粉的报道,我一边庆幸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远离罪恶,一边又思考我的那些同胞们如何才能远离罪恶。

记得十几年前回到祖国,在父亲弥留的病房里,我与一位前来探病的伯伯聊起美国炸了中国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资深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竟然不相信美国的电视会实况播放这段新闻,他也不相信我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竟然通过传媒知道自己的政府在国外做的不光彩的事情。我猜他一定也不相信我有全方位的思考自由,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自由地讲出我自己的想法。当时为了不过份地刺激老人,我没有向他求证这一点。正是因为我拥有知道的权力、思想的自由、以及言论的自由这些祖国的同胞们所没有的优越,我更加为在祖国发生的痛心事件痛心疾首,这都源于热爱祖国。

近几年我周围的两个朋友因为试图把美国的技术情报出卖给中国而被美国政府先后判刑 (郁向东案和秦榆案)。有人说他们的行为是热爱祖国所致。错。他们的行为纯粹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如果当初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兼职为技术情报间谍,那么间谍应该做间谍的工作,无可指责。事实上他们没有间谍的身份,却想借工作便利发一笔横财。如果要标榜这是热爱祖国的行为,那就是亵渎了热爱祖国。

去年年初我回到中国。我看到北京上海的摩天大楼,流畅的高速公路,豪华消费的俱乐部。我很高兴祖国有了这一切标志现代文明的道具。可去年年底在各大城市上演的反日闹剧又让我瞠目结舌。这出闹剧的主角是八零后九零后。他们应该不再被毛那尊神左右了,应该没有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洗过脑。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愚蠢地上演这一出闹剧? 他们的行为与四五十年前的红卫兵造反何其相像。 仅仅是因为年轻吗? 不负责任的发泄愤怒是人生一件快事。人天生就会被煽动,就会选择性听取潜意识里想听的,这是所有愚昧的根源。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以为是日本人造成了他们的失业,因此他们群殴出现在底特律街头的黄种人。他们愤怒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福特车的质量为什么会输给日本车。恐怖组织飞机炸塌世贸大厦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仇视穆斯林,他们仇视的同时完全没有考虑为什么这一宗教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教众有增无减。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愚昧。可我唯独为祖国同胞们的愚昧而心痛。因为我热爱祖国。我希望祖国的年轻一代更善于用他们的头脑,更能够担当起兴国的责任。

最近为了中国日本钓鱼岛的所属争端,我那些生活在祖国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为夺回主权声援他们的政府。在中国的历史上朝朝代代发生过无数次掠夺侵占和割疆让土的事情。当兵的扛枪吃粮,当官的建功立业。国家需要之时,所有男儿都理所当然地为政府的行为付出鲜血和生命,他们在付出之前确信是在为祖国捐躯,却没有深究最终利益的归属。就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有多少人当时就了解跨过鸭碌江的真正目的。统治者为了那真正的目的而不能把真正的目的告诉捐献鲜血和生命的官兵们。为了博取百姓们义无反顾的支持和捐献,统治者喊出了最冠冕堂皇的口号:保家卫国。几十年之后中国政府当年所扶持的北朝鲜政府除了子袭父的王位,还成了世界共睹的流氓无赖政府。当年中国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三八线以北的百姓们如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报喜不报忧,这是人天生的劣性。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老祖宗文化的一斑。亲属不告知病人得了重症是祖国同胞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而我对此却无法认同,我的意识已经被西方文化侵蚀了。我认为无论善意还是别有用心,隐瞒就是造就愚昧。对民众封锁信息封锁言论就是害怕民众的觉醒。我实在想劝告我的同胞们在付出鲜血和生命之前多考虑一番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最终利益。我想劝告他们在为政府争一个现归于别国的小岛之时,多想一想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有自治权吗?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致力于推翻帝制,推行宪政。一百多年后的如今,中国有宪政吗?

我并不奢望每一个人都能认同我这腔热爱祖国的感情。不论别人如何看待我这局外人,我只想真诚地宣告我热爱祖国。我的祖先们埋在那里,我的亲朋好友们还要世代生活在那里,看着祖国的现状,我希望我的祖国同胞们能够无拘无束地多想一想。



2014-05-22 12:00:54

主题: 田松:警惕科学家
田松:警惕科学家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22 日 由 lixindai
 

  二零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作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要再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二零零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他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用了很多科学家,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FDA、环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他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利益关联。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所谓学妖,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警惕

  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当生产者受到资本的约束,并且有逐利动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能保证中性、中立、客观?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你不懂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电的原理,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做出判断。

  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道德。默顿曾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精神四原则说—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顿对科学共同体的期许,从来不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描述。一来,科学家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来,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前鉴不远,黄万里先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都无法阻挡三门峡与三峡大坝。一位与其所属共同体相对立的科学家,会迅速被边缘化。他在体制中所处的任何位置都会被人取代。这个共同体成批出厂的硕士博士,绝大多数是接受了共同体整体范式的,会主动与体制合作。反过来,也只有那些愿意与体制合作的人,才会获得体制中的位置。因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去危害社会。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作为个体都是好人,但是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来源: 读书2014年第4期



2014-05-21 13:01:40

主题: 毛泽东与反右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李 锐
 

2008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责任编辑 杜 晋)



2014-05-21 12:27:17

主题: 洪振快: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炎黄春秋杂志 2014年第5期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洪振快

2014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绍光认为1958-1961年的死亡率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正常情形。

真相到底怎么样,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当时的档案。但是,公开的相关档案至今仍然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大饥荒的官方信息?为此,笔者查阅了数百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官修地方志,再结合部分已经公开的档案的内容,以展示官方资料所披露的大饥荒情形。



地方志如何处理大饥荒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胡乔木、习仲勋、曾三、邓力群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一轮新修地方志的热潮。修纂地方志需要利用档案,但档案涉及保密问题。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提交中宣部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强调“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求“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分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要求:“编修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有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机密,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均不得载入志书。鉴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方志暂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地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经过审批手续。省、市、县志经各级编纂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地方各级保密委员会审核。”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涉外、保密等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送上级党委审查。”“新方志的出版工作,由各地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传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地方志指导小组“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1988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同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宣部提交《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提出保密法公布实施,“这使各地新编地方志在保密工作上有了明确的准绳”,建议对1983年提出的新编地方志暂限内部发行的规定做适当修改:省志经省级党委或政府验收合格、审查批准后可以公开发行,市志、县志经同级党委或政府审查、批准,并报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后,亦可以公开发行。中宣部于次年1月28日批复同意该意见,但表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新编地方志公开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由于这一原因,新修地方志(第一轮)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

由于编修地方志的目的是反映“辉煌成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还要“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则要“及时请示报告”,还要遵守保密规定,修完后要经过层层审查,如此等等,致使地方志在处理1958-1962年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情况时显得异常谨慎。

地方志专家、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仓修良先生曾特别关心过地方志里如何处理大饥荒的问题:“80年代初修志工作刚开始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有一定市场,大家都还心有余悸。因此,有些内容不敢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记得当时萧县志办的同志曾经问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是否要记载?我回答说当然要记载。那么如何记载呢?我则回答说那就用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的书法来反映吧,即用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来反映吧。可见当时我也没有要求他们直接把饿死人的数字明确记载下来,因为当时的气候确实不可能这样写。”他举了新华社四位记者1980年的调查报告《告别饥饿》1998年才得以出版,副标题取名“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自然也要反映到修志上面,有许多内容就不记载了,有的记了也含糊其辞,内容则尽量减少”。

就笔者查阅数百种地方志所得出的印象,仓修良先生的所说的“不记载”、“含糊其辞”、“尽量减少”等情形,是修志者普遍采取的策略。不过,对有的修志者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河南信阳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惨重,被称“信阳事件”。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曾昭辉曾经撰文透露,《信阳县志》出版后,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尖锐地批评我们在志书不能‘秉笔直书’——回避了‘信阳事件’这个敏感问题”,“原县水利局副局长周九皋曾多次在有关会上或在大街上,当众质问我:你老曾写的啥信阳县志?为什么对‘过粮食关’(信阳事件),在书中只字不提!?信阳县在1959—1961年饿死五六万人,你们为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曾昭辉“甚感狼狈”,同时又感到“十分委屈”,终于吐露了实情:“时在1988年前后,我和时任县志办党支部书记的李杰民、副主任兼总编的付良征,以及全办10多名编辑们都十分重视‘信阳事件’的编写工作,为此并收集了大量有关‘过粮食关’的材料,但是在数次信阳地区史志办开会时,领导多次郑重、严肃地专题提出过:‘信阳事件不能写’,并一再强调我们的志书观点,要与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志书,这是组织纪律,丝毫也不能含糊。老实说,我们全办同志当时对此决定和说法是有意见的。认为文件上又要我们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又限制我们不要‘乱写’(指信阳事件),给我们设置‘禁区’,还说‘这是纪律,否则要犯政治错误’等等。作为共产党员、下级,我们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

由于上述原因,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信阳县志》里面看不到对“信阳事件”的具体记载,但是它并不是笔者所翻阅的县志中最糟糕的,因为它里面不仅有1960年“死亡达42548人,净增率为-67‰”的表述,还提供了“1953-1985年人口增长情况一览表”,提供了信阳县历年死亡人数,包括1959年死亡16402人、1960年死亡42548人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还有1959年“农民因缺粮,而导致浮肿、紫绀等疾病流行”的表述。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志中,甚至出现篡改死亡人数的恶劣情况,比如《无为县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无为县志》提供了一份《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其中1958年底的总人口是950056人,1959年底为82025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这就是说,无为县在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二年内人口减少了287499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不外死亡和外流。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1959年为86278人,1960年为41703人,合计127981人。外流,这两年净迁出16184人。两者合计,只有144165人,与减少的人数相差甚大。同时,这两年还出生了22887人。因此,县志的人口数字是矛盾的。根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提供的安徽省公安厅汇总的各县人口死亡数字,1960年无为县死亡人数是126524人,比县志多出84821人,相差这么大,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编修县志时做了手脚,隐瞒了死亡人口。

《无为县志》的情况并非孤例。当然,也有一部分县志是比较客观的,比如《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渭县志》不仅介绍了该县的大饥荒情况,列出了死亡数字,而且多处明确提到“人相食”,是极少见的敢于明确说出“人相食”事实的县志(据笔者所见,承认“人相食”的地方志,除《通渭县志》外,仅见《张掖地区志》采录了《通渭县志》的相关记载,另有甘肃《高台县志》承认“出现食死尸的严重情况”)。《通渭县志》能够如此“另类”是有原因的。据该县志主编张尚质透露,“当时县委书记在审读志稿时,曾把他找去,问及三年困难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志稿中记载那么严重吗?他就将当年有关档案搬给书记查看,看到志稿所记都是有根有据,于是他就签了字。”张尚质当年是《甘肃日报》的记者,灾后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当时他回到家乡,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张尚质所在村,人饿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三口。所以在编纂县志时力求反映真实情况。由于主编的特殊,加上领导相对开明,所以才有了不多见的《通渭县志》。

由于上述原因,从地方志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揭示大饥荒的全貌,地方志中的大饥荒年份人口死亡数字可能不实,隐瞒了死亡人数。这既可能是编修地方志时研究不够,未得到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档案材料,也可能是修志者不能据实写史,乃至有意篡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原始档案可能就有问题,在大饥荒年份就没有据实统计死亡人数。比如上述的无为县和安徽省,《安徽省志·人口志》公开了公安机关年报中的1960年全省死亡人数2218280人、死亡率68.58‰的数字,同时认为该数字不实,“人口实际损失更大”;据公安年报统计数,安徽省1959-1961年三年中人口自然减少161.5万人,而《安徽省志·人口志》认为这“与实际减少量有较大误差”,实际“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这意味着,公安年报的人口死亡数字有很大的缩水。部分县志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比如定远县,公安年报中1960年死亡率只有99.89‰,而在县志中却高达313.21‰。

由此可知,从地方志了解大饥荒有很大的局限性。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与实际情况相比,有可能是缩小的,但绝不可能夸大。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地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的,它毕竟提供了经官方认可的大饥荒死亡情况,对了解全国大饥荒的基本情况仍有很大价值。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基本情况



地方志按行政区划编修,常见是县志、地区志、省志。以下从县、地区、省分述地方志提供的大饥荒的基本情况:

(一)县级:1960年最高死亡率达383.2‰,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68个县一年死亡超过395万人

1. 最高死亡率达383.2‰

河南信阳地区的淮滨县,据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人口为378144人,1960年降至266166人,一年内减少111978人,其中死亡102007人,1960年死亡率为383.2‰,这是笔者所见地方志中明确记载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撰文回忆说,他的秘书余德鸿在半个月内回淮滨县老家两次,第一次回家埋大爷大娘,第二次回家埋父母。四个老人家全都是饿死的,但当时不能说是饿死的,统统说成是瘟疫传染而死的。张树藩追问村里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人埋。余德鸿自己撰文说:“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那个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占半数左右。”



《淮滨县历年人口变动指数表》(部分)



文献来源:《淮滨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69页。



安徽定远县是另一个死亡率超过300‰的县。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人口为646053人,1960年下降到468807人,一年中急剧减少了177246人;1960年出生率5.45‰,死亡率313.21‰,自然增长率-307.76‰。定远县的死亡率从1949-1958年,最高的是1955年,为11.30‰,最低的是1953年,为3.89‰,较多的是7‰多一点,十年平均为6.51‰。而1959年死亡率为20.02‰,1960年更高达313.21‰,县志总结历年人口变动情况说,1959-1961年“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使人口锐减”,可见当年大饥荒的严重。



定远县历年人口数字

文献来源:《定远县志》,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全国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

在笔者翻阅的县志中,死亡率非常高的还有河南光山县、息县,安徽宣城县,甘肃通渭县,贵州余庆县(1960年并入湄潭县)、金沙县等,死亡率都超过或接近200‰。仅从笔者翻阅过的地方志中,就发现1960年前后全国40多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以下是这些县的情况,死亡率后面未标明年份者均为1960年:



大饥荒期间死亡率超过100‰的县

(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

序号  县名  死亡率    所属地区

1 淮滨县  383.2‰   河南信阳专区

2  定远县  313.21‰   安徽蚌埠专区

3  光山县  276.9‰   河南信阳专区

4  息 县  274.71‰   河南信阳专区

5  宣城县  210.37‰   安徽芜湖专区

6  通渭县  204.2‰   甘肃定西专区

7  余庆县  199.80‰   贵州遵义专区

8   赤水县  182.11‰   贵州遵义专区

9  无为县  170.65‰   安徽芜湖专区

10  太和县 163.47‰   安徽阜阳专区

11  金沙县 >157.68‰  贵州毕节专区

12  荥经县  151.13‰(1959年),

        111.46‰(1960年)四川雅安专区

13  新蔡县  147.00‰   河南信阳专区

14  亳 县  145.95‰   安徽阜阳专区

15  桐梓县  142.40‰   贵州遵义专区

16  垫江县  141.05‰  四川涪陵专区

17  固始县  139.12‰   河南信阳专区

18  正阳县  138.20‰   河南信阳专区

19  乐业县  137.61‰   广西百色专区

20  涪陵县  136.45‰(1960年),

      110.96‰(1959年)四川涪陵专区

21  眉山县  133.46‰   四川乐山专区

22  宿 县  30.32‰   安徽蚌埠专区

23  环江县  121.75‰  广西柳州专区

24  秀山县  120.7‰(1959年),

        114.82‰(1960年)四川涪陵专区

25  五河县  120.45‰   安徽蚌埠专区

26  凤阳县  119.46‰   安徽蚌埠专区

27  阜阳县  118.31‰   安徽阜阳专区

28  新津县  116.33‰   四川温江专区

29  资阳县  116.60‰   四川内江专区

30  肥东县  113.31‰   安徽合肥市

31  遵义县  108.53‰   贵州遵义专区

32  蒲江县  107.88‰   四川温江专区

33  大邑县  107.84‰   四川温江专区

34  上蔡县  106.69‰   河南信阳专区

35  简阳县  102.96‰   四川内江专区

36  大足县  102.98‰(1961年)四川江津专区

37  万 县  102.12‰(1961年)四川万县专区

38  巢 县  101.24‰   安徽合肥市

39  商城县  >100‰   河南信阳专区

40  荣 县  >100‰    四川内江专区

41  郫 县  >100‰   四川温江专区

42  石柱县  >100‰    四川涪陵专区

43  酉阳县  >100‰   四川涪陵专区

 说明:文献依据地方志,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注明,绝大部分数字为地方志直接记载,少数几个依据地方志相关记载推算。金沙县,自然增长率-157.68‰,死亡率还应加上出生率。

 上述43县,四川16个,安徽11个,河南8个,贵州5个,广西2个,甘肃1个。从地区来看,涉及18个专区(市),四川即有涪陵、内江、温江、江津、万县、乐山、雅安7个专区,安徽涉及滁县、芜湖、阜阳、蚌埠、合肥5个专区(市)。有死亡率超过100‰的省份,都是饥荒严重的省份,涉及专区(市)越多,也意味着该省饥荒越严重、死人越多,如四川、安徽。

除上面43县之外,还有一些县大饥荒期间死亡率超过100‰。比如,青海湟中县,1960年底该县县委书记刘择西揭发说:“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由此可知,湟中县1960年的死亡率高于128.7‰。此外,河南南阳专区在大饥荒中死亡惨重,其中唐河县,1959年末761613人,至1960年末仅剩669875人,一年中下降91738人,1960年平均人口为715744人,这减少的9万多人中,部分为外流人口,大部分应为死亡,加上1960年出生相抵消的人口,1960年死亡率很可能超过100‰。贵州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凤冈县(并县前)1960年死亡率都在200‰上下。甘肃高台县,1960、1961两年中至少有一年死亡率超过100‰。

因此,上述名单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还有待发现和补充。死亡率超过100‰是什么概念?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按照《唐山市志》的记载,1976年唐山全市死亡242002人,死亡率44.8‰,其中市区死亡144184人(包括正常死亡和因地震以外的各种原因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死亡率134.7‰。这就是说,以唐山大地震的惨烈,1976年唐山市的死亡率也只有44.8‰,处于震中、人口密集的市区,死亡率也不过134.7‰。

3.全国有70多个县在1960年死亡超过3万人

由于各县人口基数不同,死亡率高不等于死亡人数的绝对值就高。笔者从翻阅过的地方志中发现,有70多个县在1960年一年中死亡即超过3万人,其中68个有明确的死亡数字,合计为3955408人,平均每县58168人。由于这些县只有少数几个当年总人口超过100万,正常死亡率以10‰计算,百万人口一年正常死亡也不过1万人,68个县都按百万人口算,正常死亡也不过68万人,由此可知这些县的非正常死亡在1960年一年至少已有327万人。如若加上大饥荒期间其他年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数字将更为惊人。以排序第13的涪陵县来说,1960年死亡人数82714人,死亡率136.45‰,1959年死亡81123人,死亡率110.96%,1958年死亡26036人,死亡率32.27‰,1961年死亡24333人,死亡率44.40‰,四年中死亡214206人,自然增长连续四年为负值。仅这四年,非正常死亡就有约18万人。《涪陵市志》原副主编金家富先生1960年在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现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任基干民兵连文书等职,他提供了该生产队1959-1961年的死亡具体情况,包括村民的家庭和死亡者姓名:299人中,除一位老人病故属正常死亡外,患浮肿病致死者有75人,占总人数的25%。



1960年死亡超过3万人的县

 (据地方志不完全统计)

序号 县名 死亡人数 所属专区 

1 定远县 174112 安徽蚌埠专区

2 阜阳县 134128 安徽阜阳专区

3 无为县 126524 安徽芜湖专区

4 太和县 119853 安徽阜阳专区

5 宿 县 111234 安徽蚌埠专区

6 息 县 107263 河南信阳专区

7 淮滨县 102007 河南信阳专区

8 亳 县 100807 安徽阜阳专区

9 光山县 99378 河南信阳专区

10 固始县 99163 河南信阳专区

11 简阳县 93472 四川内江专区

12 宣城县 82773 安徽芜湖专区

13 涪陵县 82714 四川涪陵专区

14 肥东县 81550 安徽合肥市

15 资中县 77356 四川内江专区

16 遵义县 71832 贵州遵义专区

17 临泉县 71392 安徽阜阳专区

18 寿 县 70906 安徽六安专区

19 资阳县 70364 四川内江专区

20 垫江县 70232 四川涪陵专区

21 上蔡县 70071 河南信阳专区

22 新蔡县 69729 河南信阳专区

23 富顺县 60042 四川宜宾专区

24 泸 县 57812 四川宜宾专区

25 开 县 56964 四川万县专区

26 眉山县 56884 四川乐山专区

27 金沙县 55000 贵州毕节专区

28 涡阳县 54088 安徽阜阳专区

29 濉溪县 52500 安徽蚌埠专区

30 正阳县 48179 河南信阳专区

31 桐梓县 46012 贵州遵义专区

32 巢 县 45571 安徽合肥市

33 凤台县 44480 安徽阜阳专区

34 肥西县 43900 安徽合肥市

35 乐至县 43191 四川内江专区

36 信阳县 42548 河南信阳专区

37 宣汉县 41911 四川达县专区

38 五河县 41829 安徽蚌埠专区

39 安岳县 41709 四川内江专区

40 凤阳县 41706 安徽蚌埠专区

41 霍邱县 41360 安徽六安专区

42 六安县 40880 安徽六安专区

43 宜宾县 40613 四川宜宾专区

44 内江县 40448 四川内江专区

45 威远县 40308 四川内江专区

46 颖上县 40190 安徽阜阳专区

47 阜南县 39615 安徽阜阳专区

48 云阳县 39381 四川万县专区

49 灵璧县 38388 安徽蚌埠专区

50 古蔺县 36338 四川宜宾专区

51 平舆县 36204 河南信阳专区

52 梁平县 35867 四川万县专区

53 江北县 35830 四川江津专区

54 秀山县 35479 四川涪陵专区

55 蒙城县 34447 安徽阜阳专区

56 赤水县 34293 贵州遵义专区

57 庐江县 33801 安徽六安专区

58 犍为县 33502 四川乐山专区

59 怀远县 33292 安徽蚌埠专区

60 大邑县 33045 四川温江专区

61 大足县 32883 四川江津专区

62 合川县 32544 四川江津专区

63 渠 县 31456 四川达县专区

64 合江县 31215 四川宜宾专区

65 万 县 30774 四川万县专区

66 萧 县 30718 安徽蚌埠专区

67 潢川县 30693 河南信阳专区

68 天长县 30658 河南信阳专区

说明:文献依据地方志,绝大部分数字为地方志直接记载,少数几个依据记载的总人口、死亡率推算。金沙县,为1961年1月16日中共金沙县委《关于“金沙事件”的报告》中指出的“金沙事件”死亡人数,见《金沙县志》。



以上摘录的只是各县1960年的死亡数字,如果算上各县大饥荒期间其他年份的死亡人数,数字将更为惊人。

上述68县,四川、安徽各27个县,河南10个县,贵州4个县。除这些县外,还有一些县非常严重,比如通渭县,据县志记载,该县1958年冬“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 等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625人,死亡3687人……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1960年初,共外流19081人,死亡42024人。至年底,共死亡60210人,外流11940人。……至1961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32人,绝户2168户,有孤儿1200人,寡妇3000多人。3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72150人,比1958年秋的总人数减少25.4%。”从上述表述来看,应该是从1958年冬到1960年底总共死亡60210人(但未表述清楚这些死亡者是否包括正常死亡),其中1958年冬死亡3687人,1959年和1960年共死亡56523人,由于其中“1960年初”意义不明确,不清楚1959年和1960年的准确数字,故未列入上述名单中,但这两年中有一年死亡超过3万人是没有疑义的。又比如四川仁寿县,1961年死亡42464人,总人口1961年比1958年减少186151人,1960年死亡人数可能比1961年还多,但缺乏准确数据,故未列入上述名单。四川荣县,县志记载该县1957年底总人口为66.88万人,“1958至1961年,受‘三高五风’和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为49.17万人,人口再生产出现‘低出生,高死亡,负增长’类型。共出生2.52万人,年均6300人,死亡18.95万人,年均4.74万人,自然减少16.43万人,年均4.11万人”。该县1958-1961年死亡18.95万人,年均4.74万人,而1950-1957年总共才死亡5.29万人,年均6612人,由此可粗略推算非正常死亡超过16万人,可见饥荒之严重,也可以大略推知,其1959-1961年三年中应有两个年份的死亡率在100‰、死亡人数在6万以上。



安徽公安机关统计的1960年各县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文献来源:《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在上述68县中,四川27县的人口数字比较齐全,其1960年合计死亡1282334人,1959-1961年合计死亡2952534人,发生饥荒的年份(主要是1958-1962年,极少数县份算上1957年)死亡人数超过364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266万人。从总人口来看,各县统计1958年底为1887.7万人,1961年底为1609.7万人,三年中减少了278万人。

四川大饥荒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死亡最严重的不一定是1960年。有些县1959年或1961年的死亡超过1960年,如上述27县中,1959年开县死亡62486人、云阳县死亡44836人、梁平县死亡52394人、渠县死亡46286人,1961年宜宾县死亡49515人、大足县死亡50044人、万县死亡78841人,均超过1960年的死亡人数。此外,未列入上述27县中的还有多个县在1959年或1961年死亡超过3万人。比如忠县,1960年死亡24928人,1959年死亡则为33225人。又如酉阳县,四川省委的统计显示1960年人口增长率高于-100‰,总人口则从1958年末的478046人,到1961年末减少到387422人,三年中减少了90624人,可知1960年死亡超过4万人,也有可能达到5万人甚至更多。彭水县1958-1961年死亡79943人,人口从375002人下降到315282人。石柱县1960年死亡率高于100‰,1958-1961年死亡118625人,人口从1956年的391592人持续6年下降,至1961年仅剩242990人。丰都县,1958-1961年人口从547389人降低至439582人,减少了107807人。这些县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都极其严重,但未公布精确的死亡数字。

上述70多个县大饥荒期间的死亡数字已极为惊人,仅四川的30多个县非正常死亡已有300万人光景。

(二)地级:信阳、内江、涪陵、遵义等专区最为惨烈,18个专区(地区)非正常死亡900万人

笔者考察了18个专区(地区),从中了解到惊人的死亡数字。

1. 地方志显示信阳专区非正常死亡百万人

河南信阳专区是大饥荒期间死人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一般都认为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当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调查的结果是“八百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中央调查组李坚等人的调查说饿死105万人。地方志记载和公开的档案资料,与这些调查结论相吻合。

1959、1960年的信阳专区,后分为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据《信阳地区志》,该地区1959年死亡113257人、1960年死亡482592人,合计595849人,即约59.6万人。据《驻马店地区志》,该地区1959年死亡8.45万人,1960年死亡37.68万人,考虑到这两年所属泌阳县归属南阳专区,应予扣除,1960年泌阳县死亡15154人,1959年死亡以4500人计算(该县1959年总人口在46万人上下,死亡率以10‰计算,应有4600人),则信阳专区所属驻马店地区1959年死亡约8万人,1960年死亡约36.2万人,合计两年死亡约44.2万。以此计算,合计信阳专区1959、1960年两年死亡103.8万人。信阳专区的总人口,1959年约828万人,1960年747万人。正常死亡两年均以800万人、死亡率10‰计算每年为8万人,由此可知两年非正常死亡约87.8万人;即便正常死亡两年均以800万人、死亡率12‰计算,非正常死亡也有84.6万人。

以上是根据两部地区志所得的数字。但是,根据各县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则统计结果超出地区志数字。比如1959年,根据《驻马店地区志》,该地区死亡8.45万人,但在未计算驻马店市(县级)、确山县、泌阳县、遂平县的情况下,仅西平、上蔡、汝南、平舆、新蔡、正阳六县的死亡人数即达91961人。再者,县志所记载的死亡数字也比档案中反映的数字小。比如潢川县,县志记载1959年死亡6358人,1960年死亡30693人,合计37051人,而中共潢川县委常委1960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中已明确指出潢川县委多次故意瞒报死亡人数,“省委检查组最后澄清实际伤亡55032人,超过县委原统计报告数字一万余人”。又比如,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但据县志,1959、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正阳县是59194人,新蔡县是80648人,均小于信阳地委报告中的数字。



信阳地区、驻马店地区历年死亡数字






文献来源:《信阳地区卫生志》,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信阳地区卫生局1986年印,第11-12页;《驻马店地区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由上可知,地方志提供的死亡数字小于实际死亡人数,因此《信阳地区志》和《驻马店地区志》提供的信阳专区1959、1960年死亡103.8万人的数字是缩水的。

此外,《驻马店市志》提供了一个数字: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全区800万人,死亡14.2%。以此计算,死亡113.6万人。在7个月内死亡113.6万人,正常死亡以5.6万计(正常死亡率按12‰计算,800万人年正常死亡为9.6万人,月正常死亡0.8万人),则非正常死亡108万人,即使正常死亡算8.8万人,非正常死亡也有105万人。这条材料也与“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百万人的说法一致。

另外,已经公开的档案材料也支持上述说法。中共信阳地委1962年7月10日作出的《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中说:“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河南大饥荒发生后,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先后三次向中南局、中央做检讨。其中,1961年1月5日,吴芝圃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南局呈递了他关于信阳事件及河南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他自己称之为“初步检讨”,检讨中说:“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这两份材料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信阳非正常死亡百万人的说法。

2. 内江专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超过信阳专区

四川内江地区的死亡数字最全。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内江地区人口志》提供了该地区1954-1985年所属9县(市)的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从年末总人口可以算出年平均人口,再乘以死亡率,就可以算出死亡人数。据此计算,所属各县1960年死亡情况是:内江市5597人,内江县40448人,资中县63022人,资阳县68653人,简阳县74751人,威远县40308人,安岳县41709人,乐至县32638人,隆昌县19266人,合计386392人。但是,在查核各县县志时,发现上述死亡情况有较多缩水情况,比如,按县志记载,资中县死亡77356人,资阳县死亡70364人,简阳县死亡93472人,乐至县死亡43191人,都高于从《内江地区人口志》算出的数字。若以县志为据,县志无载者按《内江地区人口志》计算,上述9县1960年死亡达431713人。按同样的方法计算,9县在发生饥荒的1958-1961年总共死亡1117798人。大饥荒时期的内江专区,还有一个荣县(后划归自贡市),其1958-1961年死亡不少于18.95人。以此合计,内江专区1958-1961年死亡人数高达1307298人。荣县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不会少于16万人。其余9县,1957年末总人口为629.7万人,至1961年底降低至521.5万人,四年中减少了108.2万人。这9个县四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平均死亡率按12‰计算,也不过28.4万人,可知非正常死亡约83.4万人,加上荣县,非正常死亡超过99万人。若平均死亡率按10‰计算,则非正常死亡超过104万人,这还没算上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依照官方资料,内江专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实际上超过信阳专区,因为总人口内江专区少于信阳专区。

3. 全国18个专区(地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估计有900万人

除信阳专区和内江专区外,四川涪陵、宜宾、温江、万县、达县、乐山6个专区及重庆市(以1985年的政区统计,含大饥荒时期的江津专区)、凉山彝族自治州,河南南阳、周口专区,安徽阜阳专区、合肥市,贵州遵义、毕节专区,湖南常德地区,甘肃定西地区,大饥荒期间死亡情况都很严重。

宜宾、温江、达县、乐山地区及重庆市、凉山州均有较精确的死亡数字,1959-1961年死亡约409万人,万县专区、涪陵专区按各县数字加总估计分别有80万人和100万人,故粗略估计8个地市1959-1961年死亡高达589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约473万人。如果算上内江地区,则非正常死亡约583万人。1960年宜宾专区含现泸州市,其所属各县,据《百年泸州》一书所述:“非正常死亡泸县13万1859人,合江76166人,纳溪39400人,富顺仅两年就死亡11万9577人。导致田土该种无人种,该收无人收,有的地方连犁耙手都找不到。虽然到处都办了肿病医院进行救治,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河南南阳地区,1959年末人口590.7万,1960年末降至559.1万,一年中骤减31.6万人,当年死亡29.5万人,正常死亡在6.5万左右,非正常死亡达23万人。周口地区1960年死亡151463人,总人口约500万,正常死亡五六万人,可知非正常死亡应超过9万人。

安徽阜阳专区10县(现阜阳地区9县加凤台县),合肥市4市县(合肥市、肥西县、肥东县、巢县),据公安年报的缩水数字,1960年分别死亡668116人和177431人。阜阳地区9县,总人口1959年681.3万人,1960年602.5万人,一年中减少了78.8万人,死亡率97.1‰,死亡623636人,正常死亡率以12‰计算,非正常死亡54.7万人。凤台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约3.9万人。故阜阳专区1960年非正常死亡约58.6万人。肥西县、肥东县、巢县1960年共死亡171021人,正常死亡率以12‰计算,非正常死亡14.8万人。以此知之,不计合肥市(县级),1960年阜阳专区和合肥市非正常死亡约73.4万人。

贵州遵义专区1959-1961年饥荒严重、死亡惨烈,被称为“遵义事件”。遵义专区下辖十来个市、县。饿死人最严重的是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而成的大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在5个月中,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遵义县和赤水县非正常死亡也特别严重,合计约有10万人。整个遵义专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应有五十几万人。毕节专区1958-1961年共死亡346351人,非正常死亡应超过19万人。

湖南常德地区(辖2区6县1市,现常德市)1959年死亡10.40万人,1960年死亡18.37万人,1961年死亡11.45万人,三年共死亡40.22万人,非正常死亡约30.7万人。

甘肃定西地区下辖定西、通渭、陇西、渭源、临洮、漳县、岷县七县,1959年死亡42837人,1960年死亡117342人,两年非正常死亡约12.5万人。

以上18个专区(地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900万人。

(三)省级:河南、四川、安徽三省非正常死亡不下1300万人

1958-1962年的大饥荒,各省之间差别很大。饥荒严重的省份,从上述死亡率超过100‰、年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的县,以及18个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多的专区(地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最严重的当属四川,次则安徽、河南、贵州、甘肃等省。

四川,1958-1962年死亡人数分别为178.18万人、328.20万人、364.74万人、192.36万人、94.65万人,五年内共死亡1158.13万人。四川省总人口,1957-1961年末分别为7081万人、7077.9万人、6897.3万人、6619.8万人、6459.2万人,1958-1961年持续四年下降,呈负增长状态,四年间减少了621.8万人,到1962年才止住下降势头(6485.6万人)。四川的人口数据,《四川省志·地理志》的“人口篇”、《四川省情》(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编纂)、《中国人口·四川卷》等书记载一致。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介绍,为了纠正1958年后人口统计数据失实的情况,应公安部和四川省委的要求,四川省公安厅部署从1961年冬到1962年4月“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然后层层统计汇总”,“弄清了全省从1954年以来历年的总人口数,人口出生数和死亡数,查清了人口统计上的差错数字”。按照上述数据,四川1958-1962年共死亡1158.13万人,非正常死亡约800万人。

四川死亡的严重情况,从一份权威统计资料可以看出:“1958年,眉山等地农村发生‘水肿病’(亦称‘肿病’),1959年春,各地时有发生,当年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加。到1960年初,在全省140个县流行,当年人口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其中65个县超过-50‰,41个县超过-60‰,23个县超过-70‰,17个县超过-80‰,8个县超过-90‰,石柱、荣县、涪陵、秀山、酉阳、荥经、资阳七县超过-100‰……由于全省粮食继续紧张,‘水肿病’直到1962年才停止蔓延”。由此可知,1960年四川自然增长率超过-50‰的县有161个,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0年四川省共有县级单位173个(171个县、2个自治县),由此可知1960年四川绝大部分的县死亡率都在50‰以上。而且死亡率超过100‰的有十几个,不少县还是连续两年死亡率在100‰以上,连续四五年人口持续下降,由此可见四川死亡之严重。

安徽省,据《安徽省志·人口志》,1959年至1961年,“三年内全省共出生141.8万人,死亡303.3万人,自然减少161.5万人”,该数字为公安机关年报统计数,“与实际减少量有较大误差。实际三年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从历年死亡人口数字看,安徽死亡严重的是1958年到1960年,分别死亡415820人、570080人、2218280人,合计3032780人,即上述引文中所说的303.3万人。但是,这个数字来自公安机关年报,已被《安徽省志·人口志》否定,因为根据此数,1959-1961年人口自然减少仅161.5万人,而实际三年净减少人口406.5万人。部分县志的记载已证实公安机关年报不实,如定远县。



安徽省历年人口死亡率变动曲线图

  文献来源:《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据大饥荒时期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回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认为,1959-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

安徽大饥荒的严重性,从1960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看出来:据公安年报数字,死亡率在100‰以上的有9个,在50‰—100‰之间的有35个,合计44个,占75个市县总数的59%,即有将近六成的市县死亡率在50‰以上,而这还是死亡人数实际上大大缩水的公安年报的统计数。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光景,就算从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

河南省,1958-1960年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据上文统计,信阳专区加南阳、周口两个地区非正常死亡已超过130万。此外,商丘专区问题也很严重,非正常死亡估计有十多万人(所属柘城、鹿邑、永城三县非正常死亡即有八九万人)。再者,河南总人口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61万人,当年净迁出11万人,自然减少约150万人。综合上述信息,可以确定大饥荒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150万人只可能是低估,而绝不可能是高估。

由上可知,依据官方公开的材料估计,四川、安徽、河南三省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已不下1300万人。

大饥荒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迄今为止官方没有公布数字。但从地方志提供的经官方认可的数字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饥荒”的存在无法否认掉,人命关天,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试图否定发生过大饥荒的事实,认为那是“重大谣言”。其实,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正常、“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等等说法,都是完全缺乏官方材料支持的臆说,严重脱离事实。任何“研究”,都必须尊重事实。孙经先声称自己研究过程中“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根据笔者从地方志查证的情况来看,这是公然撒谎。因为据本文前面提到的1960年死亡率在100‰以上和死亡在3万人以上的县,总共不过80来个,只占其所谓“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七分之一,仅1960年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已远远超出250万人,更不用说全国1958-1962年数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了。



(责任编辑 黄 钟)



2014-05-16 11:49:01

主题: 打黑英雄何在
重庆“打黑英雄”今何在? 多人入狱

2014-04-07 22:58:32  搜狐新闻  

     4月4日晚,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经现场勘查,周渝系自杀。在薄熙来王立军主政时代,周渝曾是“打黑功臣”,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状奖章。然而岁月如风,山城重庆已巨变,昔日的“打黑英雄”今何在?搜狐新闻做出独家盘点。 
  
  重庆往事:“薄王打黑风暴” 

  2007年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提出"平安重庆"的目标。次年6月,他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辽宁调至重庆任公安局局长,重庆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唱红"运动,将许多盘踞在重庆多年的"黑社 会"头目批捕入狱。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8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反黑唱红"在此过程中亦引发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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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王从"保护伞"开刀,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调查,当年重庆公安系统20余处级以上官员先后因涉黑落马;同时以最强硬姿态打掉多个涉黑团伙,杨天庆、刘成虎、陈明亮等多人被判死刑,龚刚模等被判处无期徒刑。 

  争议:李庄因涉嫌造伪证被批捕 

  “黑老大”龚刚模被指控涉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重罪。李庄受龚刚模亲属委托为其辩护,在渝行使辩护人职责时,李庄被指违反法律规定,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吊了八天八夜、打得大小便失禁"等谎言,并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予以翻供。 

  一审李庄坚决不认罪,获刑2年6个月,二审写《悔罪书》认罪,被减刑一年,获刑一年六个月。出狱前遭"漏罪"起诉,后检方以出现新证据为由,主动撤诉。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同年12月12日正式提起申诉,要求撤销有罪判决,改判无罪。2012年11月15日,李庄与王誓华、龚刚华、龚云飞一起向最高检控告重庆"李庄专案组"构陷李庄。 


  结局:昔日“英雄”今何在? 

  “薄王”皆谢幕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2012年0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4日对王立军案作出一审宣判,对王立军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那些“打黑英雄”们 

  一等功臣唐建华因受贿罪被批捕,曾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嫡系人马郭维国获刑11年,在尼尔·伍德死亡案件中包庇薄谷开来毁灭证据;王立军心腹王智亦因包庇薄谷开来被判5年;“明星”警察熊峰虽然仍保留着副支队长职务,但已不插手案件日渐消沉……



2014-05-16 11:39:26

主题: 中国毒蘑菇
中国毒蘑菇 让全世界心惊肉跳
2014-05-15 20:13:13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关注中越领海争端的同时,德国媒体也开始对另一种“中国式占领”感到担忧。不知不觉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水果蔬菜生产大国。但其出口食品的质量,却并不能让人放心。 

  德国电视一台(DasErste)网站本周四(5月15日)在大众服务类节目"加加减减"(plusminus)中关注中国进口食品安全。该节目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对多种来自中国的食品进行检查,结果让人有所担忧。 

  报道在开头写道:"许多消费者都认为来自中国的食品有安全风险。因为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大量使用农药。这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就连中国官方的说法都承认有超过60%的水源受到污染,另外有大约六分之一的 土地因重金属含量过高而不适宜耕种。中国产食品总是能在各种检查中引起人们的注意。欧盟记录了所有欧洲范围内处理食品违规的行为。中国悲剧性的首当其冲。" 

  对中国食品不放心 

  虽然欧洲已经加强了对中国产食品进口的检查,但该专题节目希望知道,是否仍有许多含高浓度农药的食品从中国进入德国。该节目委托一家权威实验室,检查了来自中国的三种食品。它们分别是:柚子、干香菇和花生。 

  报道指出:"对干香菇的检查结果最应引起警惕。许多样品的尼古丁含量超出法定值三倍。尼古丁在中国被用来抵御虫灾。但欧洲和美国都禁止使用尼古丁来保护植物……在标为'野生蘑菇'的食品中,检测人员发现了一些被欧盟禁止,或极具争议的农药。检查结果虽然没有超出法定最高值。但目前仍不清楚的是,这些食品的进口商为什么不禁止其供货方使用欧盟违禁类农药。" 

  但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食品是可以放心享用的。报道称:"对于柚子来说:警报可以解除。实验室在样品中只找到了一些常规的农药痕迹,其含量符合法律规定。对花生的检查发现其含镉量非常高。但欧盟目前对此没有上限规定。然而这些花生到了瑞士就无法被出售。" 

  作者写道:"中国成为世界水果蔬菜生产大国的过程几乎不为人知。因为许多来自中国的食材都只出现在加工过的食品中。对于这类食品来说,生产者没有义务标明原材料产地。他们也不必就相关的询问给出解答……2012年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学生感染诺如病毒的例子表明:来自中国的食材早就成为了我们每天的盘中餐。" 

  "争夺中国海的前哨战" 

  同时,德语媒体继续关注不断升级的中越争端。《法兰克福评论报》周四发表文章题为"争夺中国海的前哨战"(Scharmützel um Chinas See)。 

  作者指出:"中国和其太平洋地区邻国爆发争端的时机在 美国总统奥巴马几周前拜访亚洲之后。华盛顿在乌克兰及叙利亚问题上明显的保守态度让各盟国倍感不安,动摇了它们对这把曾经的保护伞的信任。而北京看上去则更重视让东南亚各国知道,华盛顿究竟是怎样的一只纸老虎。" 

  文章在最后写道:"两年以来,中国越来越蛮横的希望把南中国海变为'中国南海'。北京方面看来是想通过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海域的冲突表明其坚定立场。从中国的逻辑来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菲律宾 不久前将了中国海防力量一军。马尼拉曾成功突破中国船只的拦阻,为一艘搁浅海军舰艇完成补给任务。



2014-05-15 15:03:12

主题: 1亿现金啥样
能源局司长家中上亿现金 1亿现金啥样

2014-05-15 08:53:15  财新网/凤凰网  

资料图: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财新记者多方证实,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 

  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查询部委网站可知,仅2013年至今,就有青海鱼卡矿区鱼卡一井、山西离柳矿区沙曲一号矿井、山西离柳矿区沙曲二号矿井及选煤厂等改扩建项目获得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核准。 

  魏长期在发改委煤炭处工作。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魏鹏远由煤炭处处长升任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属于正处级副司长。据财新记者了解,核电司副司长郝卫平也在同年由电力处处长升任电力司副司长。无独有偶,郝卫平日前也被在关部门带走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郝的妻子。 

  魏鹏远曾鼓励煤电联营。能源局官网资料显示,2011年9月,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曾公开表示,煤电联营将被作为长期政策坚持下去,为鼓励煤电联营深入推进,在项目审核批准方面会有特殊待遇。此后山西省政府下发《山西省促进煤炭电力企业协调发展实施方案》,并专门成立煤炭电力企业协调发展领导组,全面推动煤电联营。后促成多桩交易,如山西同煤集团控股中电投漳泽电力、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与山西国际电力战略重组,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华电所属山西和信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转让的股权。 

  魏鹏远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在2014年1月9日。当时,魏鹏远与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财政部税政司等部门领导一行九人,在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局长乔乃琛陪同下,到岱庄煤矿调研。



2014-05-14 16:12:03

主题: 老刀侃球:今年usta比赛得第一场单打
发信人: dokknife (老刀_温柔一刀客), 信区: Dok_Tennis_Salon
标  题: 老刀侃球:今年usta比赛得第一场单打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May 14 15:50:35 2014, 美东)

老刀侃球:今年usta比赛得第一场单打


 昨晚,USTA 18-40+组3。5比赛。

 到了地方,队长给了一桶球,说,你打第一单打。吃了一惊,没想到全队队员都是壮小
 伙,不是亚裔,ABC或鬼子,都要比我小10-30多岁,却让我老人家去打一单。
 也不好推托,就上场与对手练球,对手也是亚裔小伙,30多岁,动作尤其反手不错,
 熟练规范。期间还玩了一手FF曾多次表演过的反身裆下击球,让人惊艳。心想,小伙
 子技术不错,今晚要硬战苦战了。

 开打,我猜到发球,轻松保发,然后破发,保发,3:0领先,感觉对手还是经验不足
 ,练习动作不错,上阵结果,双误发球,UE送分,显然,是新手。很快,4;2,5:
2,6:2,拿下首盘,体力消耗也不大,倒是对手明显不适应我的打法,被调动的满
 场跑,体力消耗很大,中间休息,换了汗衫又跑出去拿了条毛巾。第二盘,与首盘完全
 一样进程,最后同样比分,6:2,2:0轻取对手,全队第一个结束比赛。下来和队长
 交流报告比分又围观了队友得比赛,提前离开。最后,全队也以5:0全胜对手,虽然
 两场有惊无险地进入抢10比赛。

 今年比赛得第一场单打。后面可能还有。



2014-05-13 13:21:43

主题: 赵紫阳的下台
《纽时》侧面解读赵紫阳的下台始末 高层激烈斗争(图)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14-05-13 09:32:23 - 

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打破了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让赵紫阳在邓小平面前彻底失宠。赵不愿指挥一场对学生的镇压,选择辞职。在中共高层政治的迷宫中,就连党内权贵也会迷失,赵紫阳显然成了牺牲品。《纽约时报》5月12日刊发的《天安门事件的核心一幕:赵紫阳的下台》一文,回顾了六四事件前后中共高层的激烈斗争,从另个角度解读了赵紫阳下台的始末。

2005年1月21日,香港民主派组织“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赵紫阳的烛光晚会。

1989年5月中旬,将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抗议已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张刚是一些寻求缓和学生抗议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的一员。他们一直试图劝说政府和示威者做出让步,以结束那场激烈的对抗,保护腹背受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时,赵紫阳与党内元老邓小平的分歧日渐加大。

 张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天深夜,另一名官员走开接了个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那名官员称,党内领导人围绕天安门抗议的分歧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转向我说,‘小平的家里开了会,紫阳靠边了。’”

 “当时的政治平衡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一旦爆发学生运动,这种脆弱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张刚说。“一方面,我们没办法控制老同志,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办法满足学生的要求。”1989年,张刚供职于赵紫阳领导下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他于同年逃往海外,最后到达美国。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

 大约两天后,赵紫阳诡异地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他的那次现身很有名。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业已下令在北京城区戒严,而此举将会让成千上万名士兵与学生和民众展开对抗。在5月19日约凌晨4点,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在照相机和惊愕的学生的包围下请求抗议者结束绝食抗议,回到校园。

“我们来得太晚了,”出生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他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对他们说。他说完后,学生们纷纷围着他索要签名。

 这次戏剧性事件以6月4日的镇压行动而告终,赵紫阳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时隔25年后,此事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赵紫阳看望学生后的第二天,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在北京城区实行戒严,开启了抗议者和军人之间长达两周的对峙。起初,学生抗议者和同情抗议的民众挡住了军队,但6月3日夜里,军人进城,被授权在夺回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开枪。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和旁观者在街头遇害。

 对共产党当局而言,赵紫阳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禁忌。赵紫阳2005年去世时,官方几乎没怎么提及他。1989年,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指责赵紫阳分裂领导层,向外界泄露高层的分歧,导致北京的动荡局势恶化。但对敬佩他的人而言,赵紫阳难能可贵地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不愿指挥一场大屠杀。

 不过,一些敬佩他的人也承认,赵紫阳错误地解读了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当邓小平转而反对他,支持希望对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做出强硬回应的李鹏等人时,他应对不力。

“赵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吴伟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1989年时,吴伟是赵紫阳的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他一直认为邓对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没有去想邓小平不支持他的时候会怎么样,没有对党内斗争尖锐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90年4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的家里。

 在1989年倾覆的政治平衡涉及各有取舍的交易和高层之间的联盟。在之前10年,尽管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官员,与对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支持的自由化政策感到恐惧的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但他们之间的交易与联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石。掌控这些交易的是邓小平。对任何重大决策而言,这个元老人物的支持至关重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随即引发了学生抗议,而上述紧张关系也开始急剧深化。学生的抗议活动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也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领导人面临着赋予民众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以及走向民主的呼吁。

 赵紫阳赞成捍卫一党专制,但他希望通过对话及加快改革步伐的承诺来平息抗议活动。不过,邓小平站到了希望采取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一边,尤其是将学生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威胁的李鹏。《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文中谴责抗议活动是反党“动乱”。这一定性引发了赵紫阳的担忧,尽管它反映的是邓小平的观点。

 政治学者严加其曾在1989年之前担任赵紫阳的顾问,曾在逐步推进自由化的政改方案上出谋划策。“赵紫阳想慢慢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当年的镇压事件后,严加其流亡海外,现居美国。

 他说,“邓小平担心,如果学生运动继续加强的话,他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一样被赶下台。”那段时间,邓小平遭到激进学生的排斥和攻击,这些人大力拥护毛泽东当年的呼吁,要求将破坏革命纯洁性的官员清除出去。

 中国的高层政治极为隐秘,在这个推崇混沌、忌讳直白的迷宫般的体制中,就连党内权贵也会迷失。赵紫阳显然成了牺牲品。1989年的时候,他以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却发觉自己失宠,继而被视为敌人而遭到唾弃。

4月23日,赵紫阳开始了策划已久的朝鲜之行。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称,赵紫阳走之前,从邓小平那里获悉,期望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然而,回国以后,赵紫阳试图推翻那篇反映邓小平观点、谴责抗议者展开“动乱” 的《人民日报》社论。赵紫阳过世后,他的回忆录于2009年在海外出版。文中讲述了他如何通过讲话和施压来努力淡化这一社论。然而,这样的努力惹恼了邓小平。

 接下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抗议者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到访北京。赵紫阳此时出现了关键性误判。戈尔巴乔夫此行是为了进行高级会晤,以展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对手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就此结束。

 然而,5月16日,赵紫阳做出了让邓小平非常恼怒的举动。尽管赵紫阳是正式的总书记,但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恢复。他还解释,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邓小平来掌舵。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表示,他没有其他想法,不过是想确保,苏联代表团理解戈邓会晤的重要性。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赵紫阳说。“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

邓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则认为,赵紫阳的言论是企图将领导层的分歧公开化,并且迫使邓小平走出幕后,为政治危机担责。曾担任政府官员的张刚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给赵紫阳打了一个小时电话,从头到尾都是骂。”

或许,赵紫阳本可以带着政治伤口保住地位,但他与邓小平的分歧涉及一个重大决策——是否通过戒严令来迫使学生离开广场。根据当时的总理李鹏的回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召集的会议中,当着赵紫阳等高级领导人的面,邓小平提出实施戒严。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称,他当天准备了一封辞职信,不过与他关系密切的军中领导人杨尚昆劝他收回,警告消息传出去会使形势更加激化。然而当晚,赵紫阳告诉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他不能主持在北京举办的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赵紫阳回忆,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告诉其他领导人,“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作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纽约时报》记者。 



2014-05-13 11:24:20

主题: 楚寒:悲天悯人的“防艾奶奶”- -向艾滋病防治活动家高耀洁医生致敬
楚寒:悲天悯人的“防艾奶奶”- -向艾滋病防治活动家高耀洁医生致敬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2 日 由 guzheng
 

近日,在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上,读到一篇由女记者Kathleen McLaughlin撰写的报道:《高耀洁:出走美国的防艾奶奶》(The AIDS Granny In Exile)。文中提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叫高耀洁的妇科医生把艾滋病在中国农村肆意横行的可怕成因和之后政府的掩饰统统揭示给了世人,而因此,她也成为了在中国难以立足的人。最终她因威胁到当局的利益被迫出走美国,如今85岁高龄的她独居纽约曼哈顿,无亲无友,亦无悔。

这位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退休医生、美国女记者眼中的“防艾奶奶”、河南中医学院的退休教授及妇科肿瘤专家,她似乎总爱跟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当局过不去,由此她遭受了一连串的阻力和压制。老太太年逾八旬了,双脚是三寸金莲,很小;脾气却犟得像头牛,很大。这十几年来,她为防治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奔走呐喊,常常弄得有关当局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高老太太真是很不识时务,自己病弱交加,患有药物性肝硬化、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病症,却不好好地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安享她的晚年,而是在六十多岁时艰难地投身到抗击艾滋病的义务工作中去。在各种场合,她痛心疾首地一遍遍强调: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说是采血和输血,而不是官方所说的静脉毒品注射传播和性传播。这让有关当局如芒在背,无论是血浆经济、组织卖血,还是血站管理上的失职,这场艾滋病严重蔓延的灾难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成天喊着“权为民所用”的河南地方当局啊。于是,当局以中原大省的国家机器来封堵一个羸弱的八旬老妇的义举,威胁、侮辱、谩骂、软禁、限制出国领奖访问、指责她制造谣言、取消她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指控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等手段层出不穷,最多的时候她家的楼房下围满了五十多名警员。面对这些,老太太没有退缩,她大声宣告:“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这让人在笑话老太太螳臂当车的同时,实在要为政府高官们捍卫自身权位的文功武治而击掌赞叹了。

高老太太还很不通情理。前些年世界妇女权益组织“生命之音”邀请她赴美,要颁发“全球女性领袖”奖给她,高官们接二连三去她家“劝告”她不要去,以免家丑外扬,她拒绝了;后来在美国前第一夫人、当时的美国参议员希拉里介入下能去了,高官们要她顺便为政府筹集些款回来,她又拒绝了。她一次次地对高官们说“不”,弄得平日里听惯了奉承话的这些人灰头土脸。这些高居庙堂的高官们遇到了老太太的牛脾气,真是没辙。

高老太太还很不够厚道,说话真是刻薄。譬如她常在公开场合嘲讽河南省一位女高官为“双眼皮狗”,抨击此人身居要职,却耗费大笔公弩去韩国实施“双眼皮手术”,还以五十元一篇文章的价格雇佣枪手对自己进行谩骂、攻击。这样尖酸的话,实在是对这位女高官大不敬。该女强人位高权重,举手投足间攸关全省发展之大计,把脸蛋儿整漂亮点也是为了政府的形象啊,你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点呢?

这位“不识时务”的老太太内心有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她自费踏上了防治艾滋病的漫长道路,她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书籍,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她与其他志愿者团队一起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帮助艾滋病孤儿,并收集实际数据,一次次地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直至向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艾滋病传染。正如学者北明所说:“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等于把自己嫁给了中国妇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精湛的医道和毕生的精力与关爱,就是她无偿的嫁妆。高耀洁教授就是中国的德雷莎修女,是中国贫病交加者的福星。”

这位“不会做人”的老太太得罪了当局,却赢得了民心。因为她捍卫的是一群可怜人——中国最穷的人、被艾滋病阴影笼罩的人、被忽视了权利的人、在社会底层受苦挣扎的人。在她一路走来的这条艰难坎坷的抗击艾滋病的道路上,有关当局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们为一己私利置国家前途于不顾,乃是民族之逆子;而老骥伏枥的高老太太,心系万民之安危,实为民族之母亲。

几年前,已届八十岁高龄的高老太太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我为中国最穷的人而来”,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在出席颁奖典礼的仪式上,老太太拒绝穿带礼服,而是穿着一件艾滋病人送来的黑底白花、手工缝制的中式外套,这件艾滋病患者送的外套她很珍惜,因为符合她为苍生献祭的心情。当天会上,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全体起立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还有一件事令高老太太终生难忘:在颁奖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美国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购买了机票,乘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首都华盛顿,又花了三百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想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与她合影留念。见到高耀洁后,美国老年女士诚挚地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医生及防艾活动家说:“你是这个世上最善良的人,救了很多可怜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以前在印度的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我时常想象这一幕动人的场景,它让我感动了很久很久,也让我看到了一种在这个时代早已失落的精神,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上绽放光华。目睹这种人性的光芒和悲天悯人的高贵品格,我感到此生何其幸也,心里头因此平添了一点安慰,也更加有了信心在暗夜中期待晨光。谨以此文向“防艾奶奶”高耀洁医生表达我的一份敬意,并祝福她的晚年生活。

写于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2014-05-13 10:56:21

主题: 报导镇压真相
六四当天报导镇压真相 吴学谦儿子无悔

2014-05-13 07:08:30  法广  

前外交部长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 

  前中国国务委员及前外交部长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25年前的六四当天,在北京的电台公开谴责解放军镇压天安门的行径,后来不只招来本人4年劳役之苦,据悉还连累父亲吴学谦的仕途,但吴晓镛13日接受香港商业电台简短的访问时显示,他对当年的行为并不后悔。 
  
  这是吴晓镛25年来,首次接受访问谈及他对六四事件的感想。吴学谦2008年病逝,当时的凤凰卫视曾经专访吴晓镛,但播出的节目并无提及六四事件。 

  当年身为中国官方传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晓镛,将六四当日早上路上所见、心中所想,用两分钟的时间写了16行字的新闻稿,在电台播出,报道解放军镇压情况,讉责政权行径,但亦因此失去人身自由。 

  吴晓镛接受访问时说,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移居美国近20年的吴晓镛,目前仍做传媒工作。他说,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解放军伤害人民,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决定讲真话。他认为,到了互联网时代,官方仍想继续控制言论,是非常不智。 

  据一些境外的网站报导,吴晓镛六四当天在电台撰写的新闻稿,6月4日早上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台播出,据称由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念出,大意如下: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2014-05-12 13:19:43

主题: 老刀侃球:江跑NJ踢馆行
发信人: dokknife (老刀_温柔一刀客), 信区: Dok_Tennis_Salon
标  题: 老刀侃球:江跑NJ踢馆行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12 13:18:32 2014, 美东)

老刀侃球:江跑NJ踢馆行


 5/11/14, 周日下午,NJ某公园球场。

 自接到阿姆死壮得狗巴巴狼烟信号,扎装整齐,带上国内新来得球友戴乐,直奔NJ。
 快到球场,看见前面车似乎是老阿的。到地果然全家出动。

 江跑和I/O一车也同时到达。二话不说,江跑和阿姆对练热身,戴乐和NJ0880
 7对拉,我和CATTEMPLAR热身,各自捉对儿开打厮杀。未及,我6:1砍C
 AT于马下,戴乐也两盘大比分轻取NJ08807,而阿姆与江跑还胶着死掐,不时
 听到阿姆怪叫声,只见江跑稳扎稳打,不住攻击阿姆反手,压制性的底线上旋让阿姆非
 常不适陷入被动,往常和CC对打得蛮力暴抽反手全然不再,只有被动反手推挡,功力
 立马丧失一半,而且发球双误纷纷。结果最后以接近比分5:7被挑下赤腿马,当然,
 赛前和领导及儿子和不知什么人已经在日头下耗了2小时也是失利因素,不过,臭手就
 是臭了,找理由也不行。。。。。。呵呵。

 这时,肯一家也到了,肯和江跑对练热身,这边我和肯领导搭档与阿姆家的搭档CAT
 混双。阿领导在死壮得暴力派影响下,竟然不在乎我这等弱4得攻击,面对网前我的快
 打快拨,应对自如反应奇快,而且高旋底线球也 得心应手。她俩也是欺软怕硬,把球
 净朝久未摸拍得孩他娘肯领导那里送,战术很明显而且凑效,肯在旁边急得支招,无奈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收效,我俩就保;了我得发球局,阿领导一对儿以6:2(?)击败
 我俩。

 这时,老妖和WESTPHERE翩翩来迟。我高喊,江跑正与肯厮杀,无暇砍你项上
 人头,我就越俎代庖吧?我让WESTPHERE与戴乐对掐,我和老妖单挑,说实话
 自去年打过两场都以3:6输给他后,再无机会过招,只是双打时搭档或对打过。我也
 急于要找他试试磨了一年刀看看快慢如何,是我刀快还是他脖子硬。。。。。。

 肯与江跑厮杀正紧,我俩也开打。我背对阳光上来保发成功,换边又破发,以2:0领
 先,信心大增,心想,刀磨了一年半,征战江湖多阵,看来老妖脖子也就如此了。。。
 。。。心动,神散,结果对着阳光,发球局立刻也被破,换边,静静神,采用流氓战法
 ,小球引他上网,然后高挑后场,让他面对阳光扣杀一再下网,折腾一番,措其妖气。
 效果良好,很快以4:1领先,最后,6:3胜了首盘。结果,这时也感到体力不支,气
 喘吁吁,两腿发软,跟不上步点,发球也一再双误,全然没有前面得威力。而老妖这时
 邪劲突发趁我体力不支发球没有威胁,采用暴力对击抢上网压制,结果,很快以5:0
 领先,眼看要吞蛋,,我趁换边,擦汗喝水静静心情,念念定心诀,祷告上苍助我一臂
 之力。果然,祷告感动老天,发球威力从现,终于保发,成功破蛋。但还是1:6输了
 。后,打抢10,到底顶不住他这少壮妖人的飞毛腿,以4:10输了抢10。虽败此
 阵,倒也让我信心恢复,感觉如保持开始得体能,还未成饭桶,面对比我小10岁的妖
 精,尚可一战。。。。。。呵呵

 那厢,肯持主场之利有趁江跑苦战阿姆一盘,占尽先机,以6:0,6:1暴力蹂躏江跑
 ,让其踢馆计划彻底无望,也断了和我再打得念头,其实,此时以3小时过去,大日头
 下,失水过多,我也没汽油跟他单挑了。戴乐也以暴力流对WESTPHERE的求道
 派,斩尽杀绝痛下杀手,以6:2取胜。接着又和阿姆对打上来3:0领先,但,也是体
 力不支,加上阿姆变化战术,反手感觉回来,6:3反败为胜。期间,俩人数次一分要
 对拉20-30拍,后来回家路上,小戴告诉我,那几个长对拉把汽油一下烧净,跟不
 上了。俩人对打质量也颇亮眼,有阿姆录像为证。

 我和NJ08807搭档又与老妖/IO对打,结果,6:2痛揍二人一盘,又换了老
 妖/WESTPHERE搭档,照样挑二人于马下,这两场完全是我搭档NJ0880
 7得出彩和发挥,因为,对面敌人把炮火都送我搭档了,让我基本休息观战,除了发球
 局,基本是搭档独自面对对面敌人得狂轰滥炸,竟然顶住不说,一再打出神仙球。让老
 妖和他搭档无可奈何。这俩场都在主赛场也有录像证明。

 到6:40,全部赛完,大家也都烧干汽油,全部喝光了带来得水。尽兴而归。分手,
 一众悍将猛女去饭馆腐败,我和老姚及I/O急于回家给领导消假过节吃饭,只好离去
 ,与江跑握手道别,约定8-9月得美网公开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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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0 13:20:51

主题: 全面堕落社会
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堕落社会
2014-04-14 来深圳 喝智靓 智靓

当代中国商人已成为最无道德的一群,卖木耳的用福尔
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
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水银鱼、三聚氰胺奶
粉、石灰面粉、神奇牛肉、坑渠油、涂色馒头,这些化
学食品接二连三出现使中国人再度成为新时代东亚病
夫。

     中国地产开发商则见钱眼开,既哄抬房价,欺行霸
市,让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房奴,同时又偷工减料,炮
制大量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而黑矿主只要有利可
图,哪管他人死活。
     至于救死扶伤的医院,早就成了索命的阎王殿,而白
衣天使则成为黑白无常。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
已堕落成误人子弟、道德败坏的元凶。
殿陛之间禽兽食禄
     升斗小民也是笑贫不笑娼,见利忘义,见钱眼开。你
要问路吗?对不起,拿"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
冰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
地大叫:"拿钱来就救"。于黑恶势力,则抽刀向更弱
者,贩卖儿童,虐童为丐,甚至取人内脏,贩卖器官。
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

中国全面进入堕落的十大"缺德"行业
    无独有偶,有感于频繁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很多网友
列述当前中国大陆十大"缺德"行业,其中教育业居首。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缺德是损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话,教育
行业的缺德就是损害人们的人格和灵魂健康。如果说身
体的损害还有医院可以治疗的话,灵魂健康的损害就无
药可救了。  
1、教育行业
    把教育行业列在这里感到很悲哀,很痛心!曾经
的"灵魂工程师",本来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行业,却堕
落的如此之快,令人感叹!教育的金钱化和产业化是最
大的根源!因为钱,我们敬爱的老师们还有学校,以垂
直落体的速度从天上直接掉到了地下,直奔地狱而去。
研究证明,一个人灵魂的健康成长,只和自己家庭和老
师有主要关系。可是我们的老师们和学校都干了什么
呢?
    幼儿园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不给孩子小红花;小
学的老师会因为没有送礼而当众羞辱孩子;中学为了升
学率把所有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取消,培养出一个个"豆
芽菜"和"考试机器";大学为了增收疯狂扩招,培养出无
数个"半成品"找不到工作还要"被就业",像奥数这种摧
残儿童灵魂、人格的丑陋东西,也因为金钱利益被大张
旗鼓地释放出来,坑害了无数孩子。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缺德是损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话,教
育行业的缺德就是损害人们的人格和灵魂健康。如果说
身体的损害还有医院可以治疗的话,灵魂健康的损害就
无药可救了!之所以我把教育行业列在缺德第一位,因
为它不仅能毁了青少年这一代人,还毁了中国的前途!
国家的未来栋梁统统完蛋了,国家的前途还有什么指望
呢?教育行业的道德缺失,毁灭家庭未来希望,动摇国
家未来根基,是最缺德的行为!轻如鸿毛!望广大教师
朋友们深思。

2、煤炭采矿行业(主要指私营)    
    这是一个很"黑"的行业,不光是指工作环境,还有生
存环境。这里以山西煤老板为例说明一下。一些私营煤
矿的构成如下:煤老板雇佣打手,除了事故死了人要立
即埋掉。大部份煤老板在北京拥有多处豪宅,每天有专
车把当天的现金收入送到北京然后藏匿或汇往国外,以
确保煤矿银行帐号上基本没有"余粮",么做主要为了随
时防止煤矿出事跑路,且不用赔钱。
    因为钱太多不知道如何花,五毒俱全是一定的,在车
展上买豪车是一定的,在北京买房子也是一定的,且一
次要买好多套。我曾经听说某个别墅区有个山西煤老板
一次就买了8套1千多万的别墅,分给亲戚和马仔住,最
后一套实在没人住了,就给了他们家的狗住。他们宁肯
花1千多万买房给狗住,也不愿意多花一分钱添置一些
安全设备,给矿工买保险。
    对这样的人,还谈什么道德?可以毫不开张地说:这
些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沾满了矿工的血汗。就是这些人却
是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们的最爱。不知道这些开发商在数
钱的时候会不会想想上面矿工的血汗?会不会想到把这
些钱捐出来一部份给矿工买保险呢?真是不仁不义,轻
于鸿毛!

3、医疗行业
    中国医疗行业鱼龙混杂,道德败坏!从业人员从诈骗
犯到强奸犯都有。各种骗子医院大行其道,医托盛行,
并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欺骗患者。一个感冒黑你个几百块
钱那算是仁慈了,见死不救都经常能见诸报端。乱收费
乱开药收红包的现象已经是主要创收手段和普遍真理。
    我的一个朋友到东北某着名三甲医院开刀住院,一进
去就被同房病友好心提醒,所有开销必须一条一条仔细
比对,而且到时候一定要大闹特闹才有可能把钱要回
来。我朋友一开始还怀疑,这可是三甲医院,不会明目
张胆地耍流氓吧?后来才发现,病友的话真是金玉良
言。几乎每一种花费上都被加上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多余
开销。我朋友后来一条一条地和他们闹,而且是带着人
往大了闹。最后查到手术时的费用,因为是昏迷状态,
实在不知道当时到底用了多少绷带、输了多少血,只能
作罢。最后医院也被闹怕了,费用居然退了快一半。
4、制药行业
    中国制药行是世界一大奇观!一是新药多!二是药厂
多!这两项均为世界之最!说我们的研发能力世界最强
你相信吗?在国外只有博士以上的最顶尖人物才有可能
进入药厂研发部,我们药厂的研发能力是相当缺乏的。
药品的重要销售途径是靠广告和回扣收买医生。
    如此众多的新药,主要来源是以旧换新,还听说过拿
国外专利作废的药到国内的。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勾结药
监局,那位被枪毙的药监局郑局长任内就批了数万个新
药,其中最猖狂的时候一年就批了上万个。
    据后来知情人回忆,当时的盛况真是惊人: 药品注册
司聚满了送钱的人,只要送钱,新药三分钟即可通过审
批,以至于被国外同行当成上厕所聊天的笑料。
    其实缺乏研发新药能力也就罢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
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好好研究开发一下也有可能带来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像同仁堂,一直长盛不衰。
民间有那么多秘方偏方,如果药厂都能好好加以利用,
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贵中医遗产也有救了,中医也早就走
上世界了。这样我们的药厂就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即
得到了经济效益又造福了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5、食品行业
    我曾经因为个人崇拜坚持喝某个牌子的牛奶长达数
年,不知喝了多少三聚氰胺进肚子。件刚发生时我非常
难过,坚持认为这些企业的上层老总们也是不知情的受
害者,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个圈子里连傻瓜都知道三聚氰
胺。
    这只是食品行业缺德的一个缩影,只要监管不到的地
方立刻就会有人捣鬼,我们天天吃进去多少毒素根本无
法计算!像蔬菜瓜果之类的食品全面监管起来非常困
难。仅举一个亲眼看到的例子: 我有一次去农村玩,看
到一片种大葱的田地,一老农正往田里倒一种稀释过的
剧毒农药(类似敌敌畏),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这样
能让大葱长的粗大好看,一亩地要倒好几瓶。我问老农
这大葱有农药残留对身体不好吧?老农倒是"朴实",指
着不远处的一小块地说,没事,我们自己只吃那边种的
东西,这边种的都是卖给城里人吃的。我呆呆地望着绿
油油的田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终于明白了为什么
癌症现在已经是常见病了。

6、娱乐行业
    该行业从业人员特征是"男盗女娼","五毒俱全",在
这个圈子"道德"这个词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虚
荣"、"堕落"、"集邮"、"不择手段"成了本行业的代名
词,"满嘴谎言"是他们这个行业的基本行为准则,吸毒
则是他们放松玩High的常用手段。
    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行业里,无数的年轻男女"惨遭
蹂躏"。基于其行业特性,容易成为社会大众兴趣所
在,特别是青少年的关注,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极坏的
榜样。
    这些年来,娱乐圈的光环吸引了众多家庭花费无数心
血培养孩子,希望成为明星,最后却成为"三陪"或"小二
小三",悲可叹!这个圈子像一个铺满鲜花的大火坑,
无数人被鲜花吸引跳了下去,被烧的骨头都不剩。
 
7、房地产行业
    在鸿毛帖中将房奴列入了鸿毛一族的行列。那么我要
说,逼着所有人当鸿毛的人和行业必然就是鸿毛,而且
是更轻的鸿毛。行业和烟草行业正好相反,行业本身并
没有什么缺德之说,主要是从业人员的道德缺失非常厉
害。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上到下素质之差,档次之
低,有目共睹。来寄希望于房地产行业调整后该行业能
够好好自省和提升一下,但市场稍微回暖他们就迫不及
待地跳了出来,涨价的,偷工减料的,假卖房的,售楼
小姐们的白眼……都和从前一样。
    总是听说"房地产对拉动内需很重要",但现在大家都已
经明白了高房价的消费会长时间严重影响其他消费能
力,特别是在中国,往往影响几代人几个家庭的消费能
力。

8、股票投资行业
    经地这次金融风暴,该行业"孔雀的屁股"终于露出来
了。因为是最直接与钱打交道的行业,所以也是最典型
的唯利是图行业。此行业上上下下充斥着金钱至上理
念,缺德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因为他们从来不谈
这个问题。事实早已证明,该行业造富神话大都建立在
别人(也包括广大中小股民)的痛苦之上。
    "老鼠仓"横行程度远超我们想像,被抓那是倒霉。股
票价值投资理念很难建立起来,"炒"股票是通行的理
念。
    该行业的光鲜外衣和优厚收入吸引了无数最顶尖的人
材趋之若鹜,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金钱同化,自甘堕
落。看那些股评家们,还有投行的银行家们,哪个不是
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是学历越高,欺骗性越强,
后果越恶劣。由于钱来的太快,自身的人格和道德水平
又太低,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活作风腐化之极,整天醉
生梦死,轻如鸿毛。
 
9、保健品行业
    从国外购买来激素,运回来后一兑水,然后花重金做
恶俗广告,再把价格翻上几十倍往二三级城市和农村一
卖,这就是中国保健品的典型做法。这在保健品行业算
比较文明的了,因为至少还没有放什么有毒东西,吃了
最多也就是亢奋一下,早熟一点。
    保健品行业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
要你有胆有钱,就能把一个垃圾产品做大做强!然后美
其名曰:我们的东西又吃不死人!最多没用呗!全方位
的广告轰炸,怎么恶俗怎么来,把市场空间全部填满,
小企业根本没有发展空间,哪怕有很好的产品。那个鸿
毛帖子上提到的"醒元本草"也许就是个好例子。如果能
有效防治疲劳驾驶,能拯救多少条生命啊,现在却只能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销售,这也说明小企业做大做强是
非常苦困难的。
 
10、烟草行业
    该行业是为数不多的以损害人民身体健康为主要目标
的行业,除了能交大量的税收以及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之
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当然了,抽烟是可以缓
解压力,愉悦精神,但后果过于恶劣,人要是得了绝症
死了还谈什么愉悦精神?
    和别的缺德行业有所不同的是,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基
本上并不存在什么很严重的道德缺失(除了一些贪污腐
化的问题),只是在做一份工作而已,特此正名。



2014-05-09 14:02:33

主题: 陈向阳:中西反差- -面对死亡
陈向阳:中西反差- -面对死亡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7 日 由 guzheng
 

三十年前刚出国时看电影,见到葬礼追思会上有人笑的镜头,我想这是电影,瞎拍。谁知后来去了几次葬礼,惊奇地发现,电影没瞎拍,人们真的笑了。致悼词的人第一句是:我们来赞美一个生命(We come here to celebrate a life)。悼词之后,一些亲朋好友也上去讲话,都回忆死者生前的美好片断,尤其是幽默逗人的事情,于是下面不时响起笑声。当然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比如死者英年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还有特别悲痛的亲人。但人们仍然回忆死者一生最美好的时刻,专注于生的精彩,而非死的悲哀。

咱们中国正相反,追悼会上你乐一个试试?别管是亲朋好友,或只有一面之交,别管内心的悲伤是十分还是一份甚至是零,一律要保持哀容。那气氛必须要沉痛,要放哀乐。对了,在澳洲的葬礼上还没听到过类似的哀乐。有一次追思会上也有音乐,那是死者的儿子演奏的,是他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段曲子,一点都不哀。在中国的农村更讲老规矩,死了人必须哭。尤其是死者的女性家属,常常哭成一片。其实有些人在死者生前不孝不亲,可人一咽气却大哭起来,还哭得有词有调:“你怎么就这么狠心走啦,丢下我们…..”。这是规矩,是传统,非得这么办。

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有“老喜丧”,把长寿老人的丧事当喜事办。更有意思的是,1930年代林语堂的笔下也对比了中西的丧事,那时欧洲人的葬礼庄严肃穆,而中国人(当然是有钱人家)的丧事却喧哗铺张,有如闹剧。

不仅在死后,生前面对死亡时,中西的反差也不小。在中国有谁得了不治之症,医生和家属通常对病人隐瞒真相,怕惊吓了病人会加速病情恶化。在澳洲(或整个西方)却相反,医生第一个告诉的往往正是病人自己,而由病人决定是否对其他人保密。似乎西人更坚强些。他们也不在乎谈论自己的死亡,有的刚到中年就立遗嘱,早早地把身后事安排好。中国人轻易不想,更不谈论自己的死,太晦气。亲朋好友的死更不能当面说。哪怕心里明白他/她的病没治了,没几天了,当面却非要说见好,有希望。极少有人问一下,你对身后的事有什么愿望,想怎么安排?中国老人留下正式遗嘱的太少,弄得子女为遗产打架。就连到了海外,许多华人也不愿立遗嘱,不愿买人寿保险,嫌不吉利。

西人在死亡临近时较为理性也是因为大多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比如,面对绝症,他们基本都接受医生建议的“合理应对”:能治就治,不能治则减痛,提高存活质量,充分享用剩下的时间。而许多国人呢,只要有钱,或能借到钱,就治疗到底,总盼着奇迹发生。医院说治不了,就四处找“神医”,试偏方,甚至找“大师”发功,再拜佛许愿。反正是乱投医,不少并不富裕的家庭就这样花光了积蓄,欠下了债。

总之,中国人更忌惮死亡,知道躲不过去了,也要蒙上眼,不愿正视。西人不是不怕死,只是更能理性面对。既然无可避免,那就让它的伤害小一点。有遗嘱保证按自己的愿望处置身后事,多少是一点安慰。尽早知道自己的末日临近,抓紧时间做最想做的事就更重要了。而乱投医,蒙起眼睛,不仅躲不掉,还耽误了最后的宝贵时光,是最糟糕的选择。

至于对死去的亲朋好友,回避伤痛,尽量回想他/她生前的美妙,这也是西人的明智,与国人的“盖棺定论”摆功评好根本不是一回事。西人是在“仰望星空”:茫茫宇宙中生命是奇迹般的小概率事件,每个人都是多么幸运地来到世上,虽然又不可避免地离去,也让咱们先欣赏美妙的奇迹吧,干嘛要悲叹离去而折磨自己呢?

西人在死亡面前较为从容,也可能因为他们的“死后世界”比我们的要光明些,至少不那么可怕。当然,真正的死后世界谁也不知道什么样,到底有没有。那是人类的最大谜团,也是最大的恐惧。安抚人的宗教首先应对的就是它。西方基督教描绘的死后世界有天堂:充满了鲜花、音乐和阳光。当然也有地狱,用以威慑恶人。大多数西人都自信有资格进天堂。这个光明前景显然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呢,大多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但对死后世界也有些传统说法,比起人家的天堂惨多了:别管好人坏人,一辈子行善还是作恶,死后一律往地下去,那里叫阴间,黑乎乎的没有一点阳光,却有阎王、判官、小鬼。恶人到了那里要下油锅、上刀山、滚钉板,受不完的罪。好人虽然免刑,可在那阴森森的地方也好受不了。

至于安乐死,则更显示了中西的分野。许多绝症病人或衰竭老人的最后阶段根本不再有任何活着的乐趣,只是毫无希望地拖延着痛苦。他们有没有权力让自己少受点罪?无论中西,总有些病人和老人会自己采取行动。医生显然可以帮助他们做得更好更无痛。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西方国家(荷兰、比利时、瑞士?)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但整个西方有广泛的讨论和呼吁。很多西人原则上不反对安乐死,只是认为:医院和医生的职责是拯救生命,而非结束生命。

在中国,也曾有人提出过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为不合国情!且不说这如何违背文化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还有一个大问题:如笔者的一个朋友说,安乐死到了中国肯定会被滥用,使杀人合法化!我辩驳: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管着呢。但朋友说,在中国什么不能造假?什么不能通融?所以安乐死若在中国合法化,后果会相当可怕。

中国人的死还有个政治因素呢。北大一位老先生进入弥留之际时,家属决定放弃抢救,任其自然。可上级却来了指示,对这种“国宝级”的人物要抢救到底。于是,老先生在完全昏迷中插着各种管子,又多耗了一个多月。更有不少大人物以植物人的状态坚持数月甚至数年。他们只要还喘气(别管自己喘还是呼吸机代劳)就是一种政治存在,就具有某种政治作用。

西方国家里也不是没有怪事,但总体上说,西人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贴近科学和任其自然。中国人可就复杂多了。要不怎么总宣称咱们博大精深呢?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四期(cm1405b)



2014-05-09 02:12:34

主题: 诺奖华裔
看了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名单,让人深思!
2014-04-23


这六十年教育实在是中国第一奇耻大辱!
 
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六十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名
单。为什么要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不知
道,有人在刻意遗忘这些事实!
 
1、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
籍,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时年31岁; 
 
2、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
籍,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时年35岁; 
 
3、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祖籍山东日照,在台湾
读完中学和大学,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
岁; 
 
4、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在台湾读完
中学和大学,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5、#达#赖: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
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6、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
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7、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
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8、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作家、翻译家、编
剧,1987年出走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获奖前的几个月刚刚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获奖代表作《灵山》原是作
家出版社的一部约稿并预付了3000元稿费,; 
 
9、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2008年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10、高锟: 1933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2009年获得
诺贝物理学奖,时年76岁。 
 
在这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目前国内仅承认8名,达
#赖和高行健因政治背景并未获得内地的承认。10人中
除两位(朱棣文和钱永健)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有
8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
锟、达#赖、高行健)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
期“旧社会”的教育,而且大都处于战争年代,而在49年
至今的6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学生中竟然没
有一人,这说明了什么?我就不明白了,“万恶的旧社
会”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这60年的时间里就没培
养出一个!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只有约四亿,而在这60年中我国的
人口已翻了3.5倍之多!不要再拿中国国情来跟我说
话,同样的人种,中华民国培养的8位拿了奖,为什
么“新中国”培养不出来?中国国情没决定“中国人民共和
国”的人不能拿诺贝尔奖。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说小
了是教育体制问题,说大了就是整个国家制度问题!在
这里我只说小的,说大了说不定人家要请我去喝茶的。

我们先来看看民国的教育,再回头来看看今天的教育。

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成功是有目
共睹的:1948年,牛津大学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承认
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
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这几所学校获得
学士学位,且平均成绩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
高等生的资格。而在1928年,美国则是将民国当时的国
立和私立大学分为A,B,C三类,A类大学的毕业生可
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民国时期的教育,不
仅有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这
样的优秀国立大学,还有如民间教育人士创办的私立大
学,如南开大学。有不少教会创办的闻名世界的教会学
校,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基督教卫理公会的金陵大学,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等等。

再回来看看今天的教育,国立大学我不说了,以免有人
跳出来说我小民没资格评论。私立学校呢?看看今天私
立学校的生存环境,我都不想说了!这60年,除了培养
大批的“奴才”、“工具”,还培养过什么?天天喊创新意
识,为什么我们还是世界最大的垃圾厂?升学压力让中
小学生压得除了会做题,什么都不会。思想没一点独立
性,教师就是上帝,什么都是对的。除了会给学生灌
输“高分思想”“愚民思想”,还会什么?基层是这样,上
面就高素质?别再拿什么《爱迪生救妈妈》来糊弄我们
的孩子,你要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给你写篇《牛顿救
爸爸》。你在给我们孩子灌输这些垃圾的时候,你的孩
子在中国吗?整个中小学教育就是“奴才”“考试工具”教
育模式!
 
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说,其实诺贝尔奖没什么实际意
义。那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是没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一大批拿着人民的钱,整天在研究这
个教育思想、那个教学方法的管理者和教学者难道不应
该反思?当权者不应该反思?你们拿人民的钱治好
了“人民”的奥运金牌饥渴症,一派大国崛起的模样。今
天你们是不是又打算拿人民的钱来治疗“人民”的诺贝尔
奖饥渴症?



2014-05-08 16:06:59

主题: 第57穿青族
尴尬的中国第57个民族 身份不被识别走向消亡(图)

文章来源: 南都周刊 于 2014-05-08 11:26:48 - 

据媒体报道,村民郭丹欣的最新身份证上,民族一栏里终于有了“穿青人”三个字。这个56个民族之外的族群,多数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确认民族成份开始,穿青人这个是否属于汉族身份的问题,一直都存在于被承认和被否认之间。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不少穿青人在更换第二代身份证时发现,自己的民族一栏变成汉族。在争议之中,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未识别民族,有着67万人口的穿青族正在走向消亡。


“我属于一个尴尬的民族,一个被承认又被否认的民族,一个即将消失民族——穿青族”。

10月26日,以这句话开头的一个简短的帖子,在用户数量已超过两千万的新浪微博上引发了关注。网名“笑楚”的发帖者称,在最近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她的“穿青族”同胞们将面临民族成分被变更的危机。

 这个闻所未闻的民族称谓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五十六个民族里并没有“穿青族”这个成员。

50年前的定性

“在外面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民族,因为那听起来像是个神话”。11月7日晚,在贵州省织金县城的一家嘈杂的小饭馆里,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面色尴尬地对记者说。

 这位姑娘就是“笑楚”。她的真实姓名叫李芊墨,32岁,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人,现居上海。

 这里是李芊墨已经逝世的父亲的故乡。最近数年中,她每年都要回来一趟。她正在尝试以织金县为探索源头,去揭开56个民族之外的另一个幽暗群体——“穿青族”的谜团。

 民族身份的尴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时隐时现地困扰着她。

 李芊墨的父亲李发荣,1949年出生于织金县八步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十多岁就远离故乡,走南闯北,后来成家。

 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等穿青人的特殊节日,李发荣会当成节日来过,使得同事们常常笑称其为“苗哥”——在他们眼里,这位性格直爽的贵州汉子所说的“青”族,不过是苗族的分支罢了。

 但李芊墨记得,她小时候见到自家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青”字。直到现在,在李发荣的大哥——居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李发兴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依然写着“青”字。

 童年时代,李芊墨一直被父亲的同事们称为“小苗女”。但在家的时候,他曾经严肃地告诉女儿,“记住,你的民族是青族。”李发荣没有解释为什么。

 这一切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说起。

1953年,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理清国内各民族的基本构成是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各地上报的少数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贵州省就有80多种。“穿青族”正是其中之一。

 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上,一份标题为《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的材料提到了当年的普查情况,并指出:“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

 两年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贵州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工作组,开始深入毕节、安顺等穿青人聚居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支工作组的带头人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专家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2006年)中描述了这次调查的详情。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完成了一份《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判断穿青人是明朝初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进入黔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并最终认定:穿青人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费孝通教授当时认为:“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汉人有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但基于民族团结的初衷,国家允许穿青人在个人资料中填写“青”这一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民族成分。

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民族组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时,费孝通回顾了当年工作组从历史、语言、地理、政治、经济等角度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并重申“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他同时也强调,为了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代的结论一直不被李发荣这样的穿青人认同。

民间的自我识别

 原织金县宣传部副部长张成坤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穿青人与彝族、苗族一样,是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这位71岁的老人自称穿青人,是当地穿青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

11月8日上午,李芊墨找到了位于织金县一条狭窄小巷里张成坤的家。张成坤和王殿华已经等在家里。后者75岁,也是穿青人。

 两位老者向李芊墨讲述了穿青人自我识别民族成分的往事。

1981年,贵州省政府开展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织金、纳雍、大方三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工作组,开始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进行第二次调查。张成坤、王殿华当年均是工作组的成员。

 张成坤说,工作组采用查阅历史文献、家谱、实地考察、走访老年人等方式,搜集分析了穿青人的历史源流、迁徙历程、文化特征、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资料。

 四年后,在成文于1985年2月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中,当地工作组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观点:穿青人是以贵州土著民族为主,并在漫长历史中与外籍迁入人口融合而生的一个少数民族。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这个观点至今被众多穿青精英人士所认同。

 一个月后,这份报告被有关人员带到北京汇报。张成坤回忆说,这份报告加上厚厚一摞附加材料,“足足有八斤重”。

 但报告最终未获批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那次汇报的详情至今少有人知。在张成坤的记忆里,从此之后,贵州省内再未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政府层面的识别工作。但在民间,穿青人呼吁国家承认其为少数民族的声音却并未断绝。

1985年,中国开始逐渐实施身份证制度。次年4月,为了维护民族安定团结,贵州省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明确指示在当地的穿青、蔡家等人群的民族成分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

 王殿华认为,正是29号文件的出台,使得被归入“其他未识别民族”的穿青人依然在含混中得以延续。

 李芊墨拥有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97年,那时她在湖南读书,上面还是印着“青”字。

文化痕迹

 在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后,我国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于穿青族,仍旧被列为“其他未识别民族”。

 虽然国家没有承认“穿青族”是少数民族,但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约73万未识别民族人口中,穿青人的数量多达约67万。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南、黔西南五个地、州、市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内。

2006年8月,疾病缠身的李发荣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想回乡与亲人们作最后告别。已在上海工作的李芊墨专程陪伴父亲回了一趟陌生的故乡——织金县八步镇。

 陪伴父亲回到故乡后的几天里,李芊墨走访了几乎所有亲戚——她终于与一直以来萦绕于心的穿青人对接了。一年后,李发荣与世长辞。

 此后,李芊墨每年都回一次故乡。在那些穿梭在熙攘县城、偏僻山村的时间里,她总是随身挂着一部相机,希望记录到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但结果让她惊讶——即便在穿青人数量超过20万的织金县,她甚至连一件穿青人的传统服装都未曾见过。

 李芊墨近几年来对穿青人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于几年前偶然在织金县找到的一本书——《穿青人历史与文化》。这本书向她讲述了穿青人独一无二的图腾——猴;崇奉一种被称为“五显”的神祗;饮食上“天上不吃雕、鸽、雁,地上不吃牛、马、犬”,妇女有“三节袖两节衣”、“三把头”之类的独特服饰发型;还有种种异于外族的节日、婚姻、丧葬习俗……

这本书的主编——现任织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宏枢正是穿青人。李芊墨这次回乡幸运地见到了他。

 在陈宏枢家里,李芊墨终于见到了穿青女性的独特服饰—一整套青黑色为底,在领子、袖口、裙摆等处绣着五颜六色图纹的宽大长袍。李芊墨试穿了这套服装。她请人用相机从各个角度拍下了全新的自己。陈宏枢告诉她,这是以往穿青贵族妇女的款式。




 服装是陈宏枢数年前专门托人定做的,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被摆在衣柜的最底层。陈宏枢说,类似的服装在整个织金县都踪影难寻,“别说是年轻人,连老年人都早已不穿了”。

 第二天清早,在王殿华指引下,李芊墨在织金县另一位老人的破旧屋子里,再次见到了穿青文化的另一抹痕迹——三把外形类似二胡的陈旧乐器——一种穿青人在碰到红白喜事时必不可少的乐器。李芊墨记得小时候家里曾有过这样一把乐器,每当父亲小酌之后,就会拿出来摆弄一番,乘兴拉上几段。

 要拜访的老人外出,在李芊墨的请求下,王殿华坐在一张旧沙发的扶手上为她演奏了一曲。演奏前,他花了不少工夫调试音色——乐器很久没被人碰过了。

 当沙哑而古怪的琴声响起后,李芊墨安静地蹲在地上,一只手撑着下巴倾听,另一只手举着自己的iPhone手机记录。

 老人家里几名幼童对琴声无动于衷,他们全被李芊墨手里亮晶晶的手机吸引住了。一曲拉完,王殿华将乐器轻轻放下,叹息着说,这种乐器现在也很少见了。

 当李芊墨听说贵州六枝特区郎岱镇下辖的一个偏僻山村偶尔还有人穿着穿青服饰,甚至还有老人会梳穿青人特有的发型——“三把头”时,她又动身了。

 经过不时会刮擦到汽车底盘的一段漫长山路后,李芊墨走进了这个小山村。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外出打工去了,只有老幼妇孺们留在家里。但他们的穿着打扮已与外人无异。听到李芊墨想看看“三把头”的愿望后,刚从庄稼地里回来的王礼芬满足了她的愿望。

 这位67岁的穿青老人花了差不多十分钟时间,将李芊墨的长发东盘西绕后,束成了一个造型奇异的发型。李芊墨请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王礼芬松手之后,这个被李芊墨称为“传说中的发型”随即飘落消失。

 临别前,王礼芬的媳妇——41岁的穿青妇女刘金兰送了几件她多年前缝制的传统穿青饰品给李芊墨。李芊墨兴奋不已,这是她搜集到的第一批穿青物品。但王礼芬对此感到难为情,她腼腆地笑着说,当地人现在穿戴这样的东西出门,会“很笑人”(意指会被别人笑话)。

 李芊墨可不这样认为。

 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似乎正在全方位退去。这让李芊墨十分不安。在贵州的日子里,她每晚都呆在宾馆整理旅途中记录到的图文音像资料。她打算把这些资料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们浏览。

迁移中的尴尬

 现在,即便年轻一辈早在互联网上创建了专门的穿青人论坛,但在那些关于民族成分的热烈讨论中,大多是对已有资料的不断重复。

 由陈宏枢牵头编撰的《穿青人历史与文化》几乎是当地唯一关于穿青人的书籍。但这本七年前只印了2000本的书末尾印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从未公开发行。

 在毕节,“穿青人”似乎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毕节日报社的杨春明说,除了领导姓名旁的标注外,“穿青人”这三个字从未在毕节当地的媒体上出现过。他说穿青人“就像一个报道禁区”。

 由于国家的民族代码标准中没有“穿青人”一项,当穿青人离开贵州到外省求学、工作时,他们往往会因为找不到对应的民族代码,而遭遇到难以办理身份证、户口迁徙之类的困扰。

 杨春明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前,他的儿子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当时由于户口无法迁入当地派出所,一度不能获得学籍。杨春明最后托人找到关系才解决了问题。“其他人的民族成分都是打印的,只有我儿子的是手写上去的”。

 《南都周刊》记者在贵州省内穿青人最多的毕节市采访时(织金县即属该市管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领导称,目前当地有上百万人长期在外求学、务工,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穿青人,“他们应该享受到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政府服务”。但他承认,现实中很难实现。

 甚至在毕节大方县,当地企业家李发永数年前在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拿到的新身份证上,原先的“穿青人”莫名其妙地被改成了“汉”。

 这位57岁的企业家对此倒是不太在意,“现在全民族大团结,什么族都无所谓”。他的精力都放在了企业上。但他的小儿子——31岁的李华难以理解父亲的态度,“如果是我,就一定要去问个为什么”。

 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说,每当他听到穿青人的民曲民调时,感觉“就像在跟祖先们交流一样”。他认为外界的流行音乐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力量。

 曾在大方县坡脚中学任教的退休教师李辉回忆说,大约在2003年前后,国家在针对穿青人民族成分的填法时提出过统一填写“汉族”的意见,但这一度在穿青人中激起了不小的反对情绪。事后,贵州省民委联合省公安厅将此情况上报了上级有关部门。这一说法在杨然的论文中也有提及。

2003年8月28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批复意见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这一政策“过渡”得并不好——去年,李辉在换二代身份证时,碰到了与李发永一模一样的遭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原本的“穿青人”变成了“汉”。在他之前,李芊墨也因相似原因,变成了汉族。

 另一名目前在北京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穿青人郭翰超,今年6月24日曾到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与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该机构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承担民族识别工作。

 根据郭翰超的讲述,国家当前对穿青人民族问题的解决态度是,“总体思路是不着急,要维护社会稳定,稳妥地采用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在不突破现有55个少数民族界限的框架内,基本原则是将穿青人“归并为相似的少数民族”。

 但郭翰超从政策法规司了解到,目前国家民委正在各地开展调研,并建议第三代居民身份证不出现民族成分。如果这一建议最终得以实施,穿青人今后办理第三代居民身份证时,将不再为民族成分无法确认而费尽周折。

 民族身份带给穿青人的不只是迁徙上的麻烦。2005年,李芊墨和多位女性网络写手出版了两本情感类书籍。新书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时,当出版人介绍了李芊墨的“穿青人”身份后,不少人眼中满是怀疑,“他们以为这是策划出来的噱头”。

“我不怪外界的不理解,因为我也对自己的民族一所无知,就像语言障碍者一样,说完一句‘我是穿青人’,便没了下文。”李芊墨说。

 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11月

 记者:周鹏 实习生吴桂霞 摄影:孙炯

 (David)



2014-05-08 16:01:54

主题: 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水果 苹果草莓葡萄居前三
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水果 苹果草莓葡萄居前三
  
 
 RCI 赵黎  2014-05-08 12:04:10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根据设在美国的“环境工作组” (EMG)公布的名单,颇受大众青睐的苹果、草莓和葡萄是受农药污染最严重的前三名,而牛油果、玉米和菠萝则是最农药污染最少的前三名,其中牛油果为最“清洁”果蔬,只有不到1% 的牛油果被检测出含农药残留。 

  EMG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目的是监督消费品、食品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以尽量帮助消费者减少饮食中的农药摄入量。 

  该组织根据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进行的样本测试分析,对消费者最常吃的48种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进行排名,发布 “肮脏12“ 和 “清洁15” 名单。 


苹果再次“荣”登榜首,连续第四年成为受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水果。 

  2014年 “肮脏12”(Dirty Dozen)的排名如下(按含农药残余量从多至少排列): 

  苹果 

  草莓 

  葡萄 

  芹菜 

  桃子 

  菠菜 

  甜柿子椒 

  油桃 

  黄瓜 

  樱桃西红柿 

  土豆 

  豌豆 

  2014 “清洁15” (Clean15)的排名如下: 

  牛油果 (Avocadoes) 

  玉米 

  菠萝 

  卷心菜 

  速冻甜豌豆 

  洋葱 

  绿芦笋 (Asparagus) 

  芒果 

  木瓜 

  猕猴桃 

  茄子 

  柚子 

  哈密瓜 

  菜花 

  红薯 

  (赵黎制作)



2014-05-07 20:34:33

主题: 老刀侃球:NY/NJ地面有雨
发信人: dokknife (老刀_温柔一刀客), 信区: Dok_Tennis_Salon
标  题: 老刀侃球:NY/NJ地面有雨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May  7 20:33:58 2014, 美东)

老刀侃球:NY/NJ地面有雨。。。。。。

 近日,NY/NJ地面有雨。。。。。。

 首先是NJ帮众匪徒们在阿姆死壮带领下,杀奔CSI欲踢馆报上次NY GANGS
 征讨NJ主场打成平手之血耻。特地招徕高富帅兄弟和5。0女友。NY主帅ERIC
 也不敢怠慢,召集全联盟商讨应战之策,首先,今年联盟冠军VADIM豪爽地把冠军
 奖金奉献作为主场比赛开销,并应允披挂上阵。然后,自5。0的HECTOR到我这
 3。5最低段位的都踊跃擦拳磨掌应战。

 4/26晚,周六黄道吉日,7点于CSI室内NJ/NY匪帮们得对决开打。老刀受
 宠若惊地被ERIC委以殿后重任打第5点1,3,4场,无奈,因与当天6点UST
 A比赛冲突,只好请假放弃了第一场。谁知,下午突下阵雨,结果,原定室外6点开始
 的比赛推迟到7点改室内。一算,就是8:30结束,近一小时拥挤路程也赶不赢第二
 场了,又只好临时通知主帅放弃第二场。USTA比赛,倒是很顺利,与搭档合作十分
 融洽和谐,轻松地2:0打掉对手,用时不到1个半小时。比赛一结束,换了湿汗衫跟
 队友打了招呼就急匆匆驾车赶往CSI希望赶上最后一场。一路超速,,紧赶慢赶离开
 赛5分钟赶到,ERIC见了大叫到,快进场打吧。。。。。。

 由于匆忙,也不顾得询问战况,上阵就打,好在搭档是曾在联盟联赛中搭档和对打过得
 东欧大个子猛汉,彼此熟悉,所以,配合也密切,发挥都很满意,我由于刚结束比赛,
 也活动热身正好,打来舒心顺手,发球局都轻松保住,而且ACE不少,让搭档赞许,
 他比我段位高,技术也好。但对手也非等闲之辈,俩人配合很好,技术发挥正常,双方
 各自保发,比分交替十分胶着,从1:1一直打到6:6,恰好到时熄灯,结束整个对决
 赛事。双方皆大欢喜。

 下来一问主帅,我纽约帮以15:10大胜NJ,保住了主场得荣誉,给来犯之敌以毁
 灭性打击。但由于,我只打了最后一场,不知整个赛况,反正只知最后一场双方主帅对
 决,ERIC刀劈阿姆死壮于马下,隔壁双打战友也枪挑CC/老妖一对。。。。。具
 体惨况容他们自己交代去了。主帅见了,问,既然太晚,何必再赶了?我答到,尚能饭
 ,者要得是争这口气,ERIC点头赞许,并说,6:6,好比分。。。。。呵呵

 话说,此战结束,树欲静而风不止。先是圣城江跑要偷偷进村袭击NJ/NY,已定下
 周日进庄。同时探马报,有水牛城匪帮牛人由DAVIDUSC204带领,下下周进
 犯NJ/NY与踢馆一决雌雄谁是公牛人。。。。。。

 阿姆死壮正为NY踢馆失利懊恼,听说有好货上门,大喜,没有狼粪,撮了堆干狗巴巴
 点起算狼烟信号,通令NJ/NY众金刚排阵应战。

 欲知战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014-05-07 14:07:34

主题: 医笑而过zt
医笑而过——谁总结的,笑死了。
2014-05-01 转自网络 结核之家
 
【人暖腿、狗暖嘴】

一日大风降温,一同事风湿复发,腿痛难忍,去看医
生,医生嘱其注意腿部保暖。 于是他便买了一条很厚的
羽绒裤穿上。同事皆笑他。 他正色道:“这叫‘人暖腿、
狗暖嘴’。” 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
大口罩站在他背后…


【输液】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的飞快。 一抬头
看到瓶子见底了,顿时慌神儿了,就喊道:“服务员,
满上!”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有痔疮么?】

一外科医生去餐厅吃饭,点菜时服务员总挠屁股。

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么?

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谱点,菜谱没有的不要点
~


【知识改变命运】

微博雷语:某女,本可以当月嫂,月入超万。想休假就
暂时挂职。但她吭哧吭哧读了博士,当了妇产科大夫,
于是大夜班是常事,急救是便饭,遇疑难杂症食不知
味,月入紧巴巴五千,被人怀疑收红包拿回扣,有被砍
杀之危险。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装修】

和同学推病人到手术室开刀,隔壁是骨科手术,电锯、
电钻等器械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咚咚咚”,“嗞嗞
嗞”,“呜~”。病人问我:“医生,隔壁怎么在搞装修
啊?”我满头黑线,要不要告诉他是在做手术呢....


【我怀孕了】

某女医生前两天终于升级准妈妈了,老公让她赶紧跟主
任说下,争取减点工作好好保胎,午饭在食堂碰见主
任,她难掩兴奋地汇报“头儿,我怀孕了”周围突然就安
静了,主任楞了半天,憋出一句“你老公知道了吗?”她
脑抽地答了一句“他让我找你”……周围瞬间鸦雀无声!


【没听清害死人】

有一医生哥们是个肛肠科大夫,一次聚会问他为啥选择
了这么个科室,哥们叹口气说道,那时还在转科,一次
和医院里几个老大夫吃饭,遂打探医院哪个科室挣钱
多,有说外科的,有说骨科的。这时医院一位德高望重
的老主任说:屁!眼科最挣钱!于是哥们最后选择了肛
肠科。ps:没听清害死人啊


【不遵医嘱惹的祸】

一个县长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被送到医院。医生
诊断后说:“给他念个官复原职的通知,兴许就好
了。”县长妻子想:“既然要念,干脆念个厅长,让他高
兴高兴。”哪知县长一听挺身而起,大笑气绝身亡。医
生遗憾地说:“不遵医嘱,擅自加大剂量。”


【祖辈都姓焦】

焦大爷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 医生说:“勿同房!” 焦
大爷说:“家就一间房。” 医生解释道:“勿同床!” 焦大
爷说:“家就一张床。” 医生没办法,只得说的更直
接:“勿性 交!” 焦大爷痛苦的说:“我家祖辈都姓焦!”


【想得长远】

何医生向护士包小姐求婚,包小姐一口拒绝了。何医生
吃惊地问她是什么原因?包小姐说:“我嫁了你,生个
孩子,岂不成了荷包蛋了!”


【听医生的话】

lz因为发烧了去了医院,医生二话不说拿出体温计给
我,我也二话不说拿了就往嘴里放,医生看了我一眼温
柔的说到:"腋下。"我一愣,想了想,还是听话的举起右
手伸出两根手指,叫了一声:"耶!"


【哈哈哈女的】

一男人狂奔到心理诊所内:“医生我好苦啊!请你救救
我!”  “别慌,你有什么苦处,慢慢告诉我,才能为
你解析治疗。”  “我最近每个晚上都会梦到貂禅、杨
贵妃、李师师、董小宛。她们都是一丝不挂地裸身围绕
在我身边啊!”  “哇塞!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多
的美梦,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啊!”  “什么艳福不浅
啊!你可知道,在梦里我竟然也是女的!


【乱轮】

我是个实习医生,那天电梯门口等电梯,遇到学妹,学
妹问我:“你下周轮哪一个科室?”

我:“内分泌科。”

学妹:“你们怎么轮转的?”

我:“我们乱轮。”语一出电梯门恰打开,一瞬间,见到
到表情抽动的一群人。


【点滴】

现在看病真贵,随便打个点滴,就一百来块钱,而且都
是很小一瓶,我问护士以前都是大瓶的,现在怎么都这
么小瓶了? 护士微笑的对我说:“节约用水,从点滴做
起。”


【医学趣闻】

一天,微生物教研室的老师给寄生虫教研室打电话,是
这样问的:“喂,寄生虫吗?我是微生物啊……”

还有一次找解剖教研室的李克功——“喂,找谁
呢?”——“解剖李克功……”


【小时候。。。】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
让我去掏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医
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
个掏大粪的……


【翻身做主人】

神经内科护士要监督病人翻身,2小时一次,一天值班
护士接班查房,问病人家属:什么时候翻的身啊?只见
家属一脸的差异,说:什么?护士姐姐又问:什么时候
翻的身?病人一脸无奈,答:49年呗。。。。。。当场
差点晕倒!!!

估计家属也纳闷,怎么在这个医院住院这么难啊,还也
做问答题???


【我是长春的】

儿科血液病房,早晨站在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
称急淋)的小孩床前和主任交班说:这是急淋的患者,
话音未落,这个小孩操着一口浓郁的东北口音说:不,
我是长春的。


【小便器】

我们科有个大夫姓刘,一日刘大夫上手术,局麻,没有
接导尿。手术中患者说:“大夫,我要尿尿。”刘大夫对
巡台护士说:“给他取一个小便器来。”巡台去拿,几分
钟还没回来。患者不停喊要小便,说:“大夫,我憋不
住了。”刘大夫怒道:“××怎么那么慢。”然后转头对本组
一参观手术的进修医生说:“催××快一点,他憋不住
了。”进修一声遂到门口大喊:“快一点拿小便器来!!
刘大夫说他憋不住了!!!”

全场惊愕。刘大夫差点把剪刀扔过去。


【舒不舒服】

在手术室,一实习同学有点紧张,打完麻醉后,本想问
病人有什么不舒服吗?结果问成了“你舒不舒服啊?”

众人笑晕!


【关系很好】

我上次写了个门诊手术同意书,叫病人家属签名,并写
上与病人关系。他写完我一看,他在关系一栏很潇洒地
写着“很好”


【“植物大战僵尸”医院版】

每天医院一开门,我就觉得是一大波僵尸在靠近。分诊
台是大坚果,减缓僵尸进攻的脚步,各个诊室医生是豌
豆射手,分排得打击敌人。主诊医生是樱桃炸弹,一个
顶三个用,耐心滴老专家们的柜员是单发射手,总能消
灭敌人,但需要很长时间。老头老太太是看报纸僵尸,
平时动作很慢,一旦惹毛了就发疯了。不讲理的是怪兽
僵尸,还时不时就抛个小僵尸攻击我们,用激烈言语攻
击。关键是打僵尸时还得注意医德医风标准服务,让患
者不满意了就疯了!有的顺利通关,有时还得打无尽
版。


【收拾行李】

有个孕妇快要临盆了,宝宝在肚子里动来动去,让她睡
不踏实觉。这天晚上,她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丈夫
问:“你怎么还不睡觉?”孕妇气乎乎的说:“你儿子不睡
觉呗!”丈夫想了想说:“他应该是知道要出来了,在里
面收拾行李呢……”


【切身之痛】

发烧了,去医务室打点滴,护土MM扎了好几次都扎歪
了,她很抱歉地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新来实习
的...」看她长得怪可爱的,我摆摆手:「没事没事」。
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


【生不如死】

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了……那就是,停尸房有空调,他们寝室没有。


【经典实习生病程记录】

1、一病程写到:今天天气暖洋洋,我随主任去查房,
主任问病人怎么样,病人说好,主任笑了,病人也笑
了……(身边亲身发生的事情,后来主任把那病历从六楼
扔了下去……)

2、听说过一份病历,写的是狗咬伤,这样写到:“人狗
大战,狗胜….”

3、95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实习时,有个××医科大学的
实习同学写道:患者今天感觉很不舒服,原因是3天不
能解出大便。给予果导1片,大便未解出,又给1片,还
是没有解出。请示××主治医师,指示再给2片。病人服
用后顺利解出许多大便,目前患者感觉好极了。

4、俺们医院的查房记录(也绝对真实):××主任冒着漫
天大雪,步入病房,紧紧握住病人的双手,问道:老
王,今天好点了没?

5、一病程记录这样写:病人今日腹痛,放了一个大屁
带二个小屁后腹痛消失。



2014-05-07 13:30:07

主题: 卖国贼的自白
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2014-05-07 李承鹏 领袖

有个爱国者用iPhone在微博上刷屏:“我十多年没买过
日货,一点都不影响生活。”就像一点都不知道:
iPhone的闪存来自东芝,图像传感器则是索尼……
 
有个企业家宣布:即日起只用国产小米手机。我只好用
马甲发去私信:小米的显示屏来自夏普。
 
有家电视台宣布连续三天停播日系广告。我好奇它怎么
说服自己忘掉专业常识:中国所有电视台的摄像机、编
辑机、信号发射机、差转台设备几乎都是日货。
 
差不多是个冷笑话。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分工协作大工厂
的今天,脑子得洗到什么程度才会固执一百年前的袜子
作坊思路。当一块电池里面也有几国的资本或技术,如
果买了日系车就是卖国,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红旗轿
车里有多少日本技术。车不过代步工具,如果代步工具
代表政治立场,那关云长骑了吕布的赤兔马,刘备岂不
认为他暗藏贰心?
 
看到此时,这个盛产脑残的国度肯定有人反驳:关云长
的赤兔马是战利品,日系车却是跟日本人做生意。一看
就是《雪豹》粉丝,脑子里的战利品只有三八大盖。你
的智力水准已不允许你明白:做生意就是和平时期的战
争,赚的钱就是战利品。没那么多拼刺刀的战法了,最
大的战斗是经济战。这不是我的逻辑,邓小平牛逼的地
方就是让经过大饥荒、大备战与全世界大多数为敌也被
看不起的中国人,终于明白战斗除了拼刺刀,还要跟敌
人做生意,赚比敌人更多的钱就是赢了敌人……历经这
样的战斗,中国才没像一百年前那样被欺负。你不会不
知道,一辆中日合资的本田,中国比日本赚得多得多,
进口纯日产车中国也赚得不少。你当然可以说为了民族
大义宁可不赚日本人的臭钱,可是,有钱才能造航母,
航母不正是你民族大义的象征吗。
 
自从不知哪路神仙说了只要连续三个月抵制日货日本经
济必溃这个论断,经典“全球化模式”就被山寨理论给秒
了。全球经济千丝万缕,他以为是抵制淘宝店家,刷点
恶评它就缴械投降。然后又说“不跟日本合作,我们跟
美国、德国、法国人、意大利合作”,我都不好意思把
八国联军的名单一一列出了。又提到沃尔沃。他真不该
忘记,瑞典的诺贝尔奖其实更阴险。如果凡有宿仇就断
绝商业合作,最后,我们只好跟朝鲜合办一家汽车厂,
鉴于两国世代修好,品牌就叫“修好”,以表示随便这款
车烂在哪条路,保证能修好……可是他真该翻翻历史,
朝鲜师团在几十年前的南京城里干过什么。
 
这些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一塌糊涂的爱国者,最好不要用
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LED、方便面,不要用WIFI模
块、主容电板、蕊片,取款时避开日立牌ATM机,如果
内急,宁肯憋出膀臂炎也不用TOTO、美标,为了爱
国,上街都穿着尿不湿,尽管国产尿不湿品质不好,也
坚决不用满大街的美国P&G和日本牌子……
 
最好的抵制日本,就是我们真强大,而不是粘副雄狮牌
胸毛。如果这个民族有优质的教育、严谨的学术、公正
的司法、廉洁的官府,让更多有才华的青年找到工作,
让业界既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也有祖传三代埋头做一
个锁头的工艺精神。国货强大,哪还有日货市场。可
惜,中国没有三代人埋头制造一个锁头的精神,只有着
世界上最多的开锁师傅和包打开广告。这是现状。
 
你不去改变现状,却打着爱国旗号去干涉同胞的财产。
你确定自己拥有这个道德权吗?用着日本技术的手机约
人砸店、敲着日本技术的电脑上帖骂汉奸,你可不可以
先把自家日本电器砸了,再出门装大尾巴狼。一切不过
因为开了一辆中日合资车而非日本装甲车,以前捉奸在
床,现在捉汉奸在路上。当号称最伟大最杰出的民族每
天都有成千上万名汉奸跑在路上,从物种学这也很不合
理。香港、台湾满大街都是日系车,你敢说他们是汉
奸,他们每一回都冲在保钓最前沿。
 
我是一个爱国者,钓鱼岛是我们的就得去收复它,以强
拆队的速度平了它;而不是天天躲家里骂,你一直没有
日到日本人,却只是在曰本人,最后变成另一个猥琐民
族,曰本人。
 
有脑残说,我们不是要绝对地清除日货,只是表明爱国
态度让小日本吓一跳。可小日本吓了一跳吗?倒是数十
城的打砸抢行动让国人吓了一跳。看见那些人拿着板手
和砖头冲过来,你有没有心惊胆战给亲友打电话:最近
风声紧,你的日系车千万别上路……然后高举拳头,厉
声痛骂日系车。拧不拧巴。
 
还有脑残说,我也反对打砸抢,只是通过抵制日货唤醒
国人的尊严。可是,民主唤不醒你的尊严,一辈子没见
过选票激发不了你的尊严,那么多贪腐没有刺痛你的尊
严,这时瞅着一桩特别安全又能找到存在感的事,你就
慨然上街,还嫌不上街的同胞不进步。阿Q嫌小D不进
步?
 
想必看过那歹徒手持U型锁砸向西安车主的视频了吧,
头骨破碎的声音这么清晰,这可是自己的同胞,不过用
血汗钱买辆中日合资车便遭此劫。爱国贼从不敢真地抵
抗外敌,只敢对自己人下手以填充生活失落感。别跟我
说这只是一小撮,别说你只抵制日货但反对暴力,你就
是推波助澜,无数史家记载得很清楚,群体无意识下,
百年以来每回抵制日货受伤最重的都是中国人,敢问停
播日系广告的电视台们,赔偿金是不是又该纳税人出?
 
知道山东蔬菜基地、苹果,主要出口地是日本吗?知道
贵州的山货主要出口是日本吗?几百万中国工农失业,
你觉得这很爱国吗?有人说,幸好爱国贼们不知道秦山
核电站2期工程是和三菱重工签的,不知道反应堆压力
容器和冷却泵都是日货,不知道向中国出口第三代核电
技术的西屋公司也是东芝持股……其实,他们知道了也
不敢去砸,他们压根儿不是去砸日货而是给二流子思想
贴上爱国金箔,打着热爱民族的旗号去祸害同胞。你
看,最大宗出口日本的稀土产业,任何一次都没受到冲
击,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武警。
 
支持国货,可不能支持烂货。最近曾因三鹿事件被处分
的孙咸泽,荣升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这是另一个岛的失
守,比钓鱼岛失守更重要。因为,那个岛上面没住得有
中国人,这个岛住了十三亿人。我始终觉得,钓鱼岛属
于中国,中国属于我们,我们比钓鱼岛更重要,无论高
楼还是航母,爱国的前提,是爱惜我们自己。有媒体说
不惜扔原子弹,还有人满脸核辐射的自豪表情打出“宁
肯大陆长满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当然,这种愿景不
是不可能实现,就是,《物种再次起源》。
 
中国要牛逼,可是一部分中国人总以负牛逼的方式想获
得牛逼。总结这场爱国行动就是干了以下的事:砸了国
人买的车,踹了美国人发明的7-11,抢了瑞士的劳力
士,毁了奥地利钢琴,还有极爱国但不识字的人跑去韩
国料理门口示威……简直是个跨国行动,可这些勇敢的
人竟无一游过海去夺回钓鱼岛。
 
然后,丰田表示将缩小在华产量了,这让爱国者觉得在
抵制日系代步工具的战斗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估计短时
间内他们还理解不了赤兔马这战利品和邓小平改革开
放“战利品”相同的内在关系,联想到最近又开始流行
说“犯我大汉,虽远必诛”,我只好换一个浅显的例子:
昔汉武大帝,不仅热衷于重金购爱买西域马,还大胆启
用胡人教练,予重任、赏美酒,终于帮帝国打出决定性
的大胜仗。纵观中华历史,每当国家把精力用在吸引西
域的马、技术、诗歌的时候,就是它辉煌的年代。
 
以上是一个卖国贼的自白。



2014-05-05 16:18:36

主题: 知识分子责任
瓦茨拉夫•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4 日 由 thchen
 

【原题记: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1989年至1992年),也是捷克独立(1993年1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后第一任总统(1993年至2003年)。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haweier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来源:现代大学周刊2014-02-28



2014-05-02 12:33:19

主题: 收养中国残婴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arenting 讨论区 】
 发信人: dpg (肖浪--君子不党), 信区: Parenting
标  题: 说说我的网球教练收养中国残疾婴儿的故事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May  2 10:55:41 2014, 美东)

这个人是我们球队的网球教练,叫Sandra Philips,还有几天就50岁了。

 她是牙买加人,父亲代表过巴拿马参加过某些网球赛事,家里算当地比较富裕的。她年
 轻时候拿奖学金到美国大学打网球,然后认识了她第一任丈夫,也同是那个大学网球校
 队的。毕业后两个人结婚,拿到香港一个网球俱乐部的邀请,去那里做head coach,所
 以两个人就到了香港,并且一呆5年。

 在香港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孩子相差2,3岁。他们除了上班之外,每个月到广
 东的某个地方(听她说的声音貌似是肇庆,但是不sure)的孤儿院作义工,在那里她认
 得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已经2岁多了,被绑在椅子上,因为挣扎,所以腿上都是绳索
 勒磨出的伤痕,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流脓。里面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她是脑瘫儿,生下
 来就被父母放弃了。她一辈子不可能会说话会走路。怕她有危险所以才绑在椅子上。
Sandra说,这样不行的,她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再不治会得败血症死了。她要求对方让
 她把小女孩带去看医生。对方一再劝说她们不要白费力,但是她一再坚持,还签了一些
 生死文书啥的,才把孩子带出去看医生。

 她看病同时也问医生,这个孩子将来还有希望能走路么?医生说要做全面检查。后来他
 们利用复诊机会带孩子去做了检查,结论是如果做全面康复,或许有机会。她就义无反
 顾地给孩子请了康复医师。医生没周几次去孤儿院给孩子做康复。就在这个时候,她们
 在香港的合同到期了,她丈夫在美国拿到新的offer,她们全家要回美国了。她觉得如
 果她就此离开,这个孩子会继续被绑在椅子上,一生可能都会这么就过去了。她于是和
 丈夫商量要收养这个孩子。她丈夫开始觉得她一定是疯了,她们自己的小孩子还不到1
岁,大孩子也才3岁,两个人回到美国前途未卜,怎么能收养一个健康状况很差,而且
 是不是能康复都不得而知的婴儿呢?最后她反复说服,终于她丈夫也同意她收养这个孩
 子。

 办手续过程也非常错综复杂,其间也有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一定要收养,不如收养一个
 健康的孩子。她却坚决地说:这个孩子最需要我。历经很多困难,终于在他们上飞机之
 前把手续办好。结果在美国入关的时候有遇到麻烦。她当时是美国绿卡,还不是公民,
 收养程序不完整。她对移民官说,你如果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就不会不让我把她带回
 美国了。她最终说服了移民官,同意她先把孩子带进来再补办一些手续。就这样,这个
 中国残疾婴儿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

 这个孩子5岁才真正学会走路,但是如今已经UF大四马上毕业了。她大学头两年还在UWF
校队打网球。她16岁的时候,Sandra把她身世写出来给她看,她很就不能释怀。如今她
 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南美和欧洲,但是坚决不去中国。Sandra说,你父母或者处于什么
 非常艰难的境况,但是他们给了你生命,而且给了你机会,你不应该不原谅他们。

Sandra早年和第一任丈夫离婚,有一段自己一边教网球一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直到遇
 到第二任丈夫。他们结婚后有了一个儿子。现在三个女儿都已经或者将近大学毕业,儿
 子小学二年级。去年她买了一辆FJ cruiser,说这是她一生开的第一辆新车。她作为一
 个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却自愿负担起抚养一个残疾婴儿的担子,从而改变了一个人的一
 生。她从来没有到场宣扬这些,都是因为大家都好奇,私下里八卦,或者问她,才点点
 滴滴地知道的。

 祝他们全家幸福。



2014-05-02 01:33:14

主题: 撕下了孔子学院的画皮
【关注】美国政府撕下了孔子学院的画皮
2014-04-23 爱龄网

还有人记得孔子学院网站的招标吗?
一般说来,维护一个像孔子学院那样门可罗雀的网站,
年服务费最多不过十几万元,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
部)却支付了3520万元。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中标
公告,这个天价维护费我们永远无从知道。
以“汉语国际推广”为招牌的孔子学院,一年耗费多少税
款? 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此后更是一年更比一
年多。希望工程历经20多年,也才募集50来亿。这么大
把撒钱到国外去搞教育,怎么就舍不得花点钱在自己祖
国的花朵上?
据百度,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
堂,共计691所。美国是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共
60多所。每建立一所孔子学院需要多少钱?复旦大学教
授葛剑雄提供的数据是50万美元。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
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至少几百万美元。至于
教育部,则从来不肯告诉中国人民——做好事不留名,
唯有在这样的事上,教育部才坚决要当活雷锋。
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
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
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
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
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
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
币的取款机。
学者赵进斌是这样看待孔子学院的:按照中国的作法,
欧洲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
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
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
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
们看不到这些。赵进斌由此得出结论,教育部鼓吹
的“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又一次荒唐
的文化大跃进。
中国已进入空前绝后的盛世,随着《大国崛起》,中国
动辄很不高兴,很生气,西方包括东南亚诸国都早已明
白,招惹中国后果很严重;如此一来,理应万国来朝,
何需满世界烧钱去建孔子学院?香港学者吴三兴认为,
靠赔本赚吆喝和的荒唐行为“输出软势力”,只能使海外
侨胞感到心寒、更加鄙视或离心离德。
终于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了,这个国家叫美利坚。但这一
回却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因为她是在自己的国土下对自
己的大学教育进行规范:美国大学教育是不得忽悠人
的,进入美国大学的科目,必须符合美国的高等教育认
证;于是乎,中国设在美国的60多所“三无”孔子学院,
全部得滚蛋。
来自网友@斯文君愛競紅的一段话:
当大众为孔子学院的教师被美国驱逐而愤愤不平时,不
妨看看美国的孔子学院都在玩什么猫腻:红官二代利用
孔子学院向国内申请官方办学经费,然后让高官子女在
里面任教。目的只有一个,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帮他们拿
到绿卡。明修孔夫子的栈道,暗度他们红二代的陈仓。
——关掉何妨?关我屁事?



2014-04-29 10:13:29

主题: 高瑜被失踪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下落不明”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01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分享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与外界失去联系(资料照片)
高瑜近日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家人也不知去向。

据香港媒体和维权网报道,在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六四异见人士、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香港《明报》说,北京独立学者高瑜自上周六(4月26日)起失去联系,她原定当日出席《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25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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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则表示,高瑜自上周四(4月24日)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家人也不知去向。

该报引述赵紫阳时代中共智囊姚监复称,本月26日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25周年,他与高瑜原定一同参加研讨会,但高瑜没去,她的儿子和丈夫也罕见不在家。

BBC中文网星期二(4月29日)致电高瑜家电话,家中电话无人接听。

中国维权律师藤彪和艺术家艾未未等也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布紧急寻人启示,呼吁各界人士帮助寻找高瑜。

天安门学运示威学生(资料照片,18/05/1989)
高瑜曾在1989年6月3日,因介入学运支持学生被秘密逮捕,次年获释(资料照片)。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对高瑜的失踪,应该去找政府。鲍彤说,高瑜失踪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政府让她失踪;二可能是政府无能,无法保障公民权利。两种情况政府都有责任。

维权网说,分析人士认为高瑜开始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24日到26日之间,而失踪的原因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包括中共当局可能为了阻止高瑜在德国之声发布新的稿件,以及阻止高瑜在近期出国等。

现年70岁的高瑜原定5月2日到香港参加国际中文笔会会议。组织人声称目前也不知高瑜的任何消息。明报说,消息人士称她的“被失踪”与会议无关,但与她近期写的多篇时评有关。

《苹果日报》引述不愿具名的大陆异见人士说,高瑜“高瑜”,与高瑜近年来高调在海外发文、接受采访,揭露中共内幕,以及对“习李新政”有诸多批评有关。

高瑜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中新社记者,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后该报被停刊。

高瑜曾两度入狱。第一次是1989年6月3日,因介入学运支持学生被秘密逮捕,次年获释;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因给《镜报》撰稿而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监六年,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维权网称,高瑜现在担任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作者、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特约评论员,以及香港明镜系刊物特约撰稿人。

(撰稿:萧尔 责编:李莉)


刘逸明:高瑜去哪儿了?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03 日 由 s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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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失踪成为近日海外媒体和中国民间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一个星期过去了,高瑜依然杳无音信,这让关注她的人格外揪心。虽然在确定她失踪之后,海外媒体都有关于她的报道,但均为分析和评论,并无进一步的消息。

高瑜失踪之所以让人感觉到一头雾水,除了来得很突然之外,还因为她的儿子也同时失踪。因为高瑜缺席了4月26日的一场民间研讨会,其他与会者才意识到她可能受控,之后拨打她和儿子的手机以及家中的座机电话,要么显示关机,要么无人接听。

高瑜在异议阵营当中属于非常活跃的那种,她不仅每天上推特发消息,而且经常为海外媒体撰稿。她的推特消息止于4月23日,之后再无更新。当天晚间11点多钟,笔者还曾与她在网上交流,次日傍晚,再发消息给她时便没了回音。当时,看到消息成功发送过去,并未意识到她出了状况,因为在此前跟她之间消息往来迟缓的情况经常出现。
 根据与高瑜交流的经验判断,她的电脑常常是不关机的,而手机则是24小时开机。因此,在她失踪过后,网络电话依然可以接通和接受消息并不奇怪。最近这些天,笔者每天都拨打她的手机,但均显示已经关机,而网络电话则直到4月29日晚间才无法接通。

高瑜究竟是哪一天开始失踪的?4月23日下半夜失踪的可能性显然极小,因为素无警方在下半夜出警抓异议人士的先例。后有香港记者证实,在4月24日清晨还曾联系过高瑜,当时她说自己很忙,需要很晚才能回家。初步判断,高瑜开始失踪的日期介于24日到26日之间。从高瑜此前每天都更新推特而自24日开始不再更新的情况看,她开始失踪的日期应该是24日。

虽然高瑜在4月24日就开始失踪,但外界真正意识到她可能已经失踪的时间是4月26日。有两个事件可以佐证,一是她没有如期参与当天的民间关于《人民日报》当年“四二六”社论的研讨会,二是她原本答应德国之声编辑在当天传递《党性VS人性》之下篇,结果一直没有出现。

高瑜究竟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脑海里盘旋。一开始,很多人就意识到高瑜被警方控制了,也有人猜测可能是病倒了,或者是被绑架了。从母子两人都失踪的情况看,病倒完全可以排除,只剩下两种可能。高瑜年届七旬,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只是嫉恶如仇,常常撰文揭露高层黑幕,将她视为眼中钉的,除了警方,就是那些不干不净的高官。不管高瑜是被警方带走,还是被人不明身份者绑架,其实都是官方行为。

在得知高瑜失踪之后,鲍彤先生撰文称,不管高瑜是因为什么缘故失踪,官方都难辞其咎。的确,在连高瑜的亲属都失踪的情况下,能查清高瑜去向和提供进一步消息的唯有官方。遗憾的是,高瑜失踪已经一周,依然音信全无,而北京警方似乎无动于衷。短时间内,知道高瑜去向的或许只有官方。

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最近这几天几乎每天都在关注高瑜失踪一事,但是从报道看,这些媒体并不知道高瑜的丈夫已经过世。事实上,在春节前夕,高瑜的丈夫就在一天夜晚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过世。当时高瑜正在国外访问,丈夫突然过世出乎她的意料,她没想到丈夫会走得这么匆忙。

高瑜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她回国之后,或许是因为丈夫过世,她在悲伤中大病一场。直到春节过后,丈夫才得以安葬。笔者后来才得知,她丈夫已经瘫痪在床很多年,这些年,基本上都是高瑜在照料。丈夫去世时73岁,能活到这个岁数,跟高瑜的悉心照料有很大的关系。

高瑜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媒体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妻子和母亲。即使是对我这样才疏学浅的后生,她也表现出了老牛舐犊般的情怀,从不会因为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而表现得高高在上。《南风窗》记者章剑锋曾经向我打听高瑜的联系方式,在两人取得联系之后,高瑜对这位素不相识的记者依然表现得和蔼可亲,不厌其烦。

高瑜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既爱人,又爱动物。她在家里养了几只花狸猫,当她和儿子均失踪,人去楼空的情况下,真不敢想象她的几只花狸猫会有怎样的命运,倘若门窗都已经紧闭,花狸猫无法外出觅食,而家中又无人喂养,它们或许只有死路一条。等到高瑜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可能又会为几条小生命的逝去而伤心落泪。

高瑜打算在5月初赴香港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的活动,有多家媒体分析认为她的失踪是因为当局要阻止她赴港。其实,高瑜去年就有被阻止赴港的经历,倘若仅仅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本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将母子两人一齐控制。高瑜此次失踪,应该跟她撰文披露了太多高层黑幕有关。此前,高瑜曾提前一个半月披露将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将亲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的消息。

高瑜原系中新社记者,1989年出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六四”事件导致该报停刊。此后,高瑜曾两次被捕,第二次是在1993年10月,她在囚禁十个月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获准“保外就医”。高瑜几十年如一日,对新闻事业孜孜以求,获得了包括联合国新闻自由奖在内的一系列新闻大奖。

高瑜失踪,十有八九是落在了官方的手中。如果真是这样,那官方打算如何处置她?从高瑜已经年满七旬来看,强加罪名判她十年八载有期徒刑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那样无异于判她死刑。但从她儿子也一同失踪的情况来看,事情绝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次,估计当局是要动真格了,即使哪一天将她释放,也不会让她有足够的自由。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很多人曾对其怀抱革故鼎新的期望。当时,高瑜曾经告诉我,习近平上台之后,可能管制更为严厉。事实证明,她的推断是正确的,她如今失去自由就是对她这一预言的最好注释。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了,即使情况比预料当中的要好,估计最近这一个多月,高瑜也得度日如年,而其他各类敏感人士也将不同程度地承受当局的骚扰和打压。高瑜堪称中国民间寻求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一面旗帜,让高瑜失踪不会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而会激起更多人的义愤,让他们在抗争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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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30日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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