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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30 19:55:35

主题: 沈崇强奸案
“1946年美军强奸案”当事女生沈崇去世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 由 guzheng

沈峻滑雪照

青年丁聪与沈峻

2011年黄苗子去世,沈峻手书《悼苗子》。

据澎湃新闻报道 【丁聪夫人沈峻去世,她就是1946年
曾推动历史的沈崇】1946年平安夜,北大先修班女生沈
崇半路遭2名美军实施强奸。全国数十城市学生举行示
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此事成为中共领导反美运动导
火线。后来,沈崇改名为沈峻,于1957年和丁聪结为伉
俪。

1946年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回顾(来源:现代快
报)

1947年1月30日,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临时法庭内,
正在审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案,这就是“北平美军强奸
案”。这起案件在当时非常轰动,媒体也进行了为期1个
多月的连续报道,究竟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如何,在国
民党《中央日报》上有详细的描述。

发生在北平的美军强奸案

“北平美军强奸案”发生在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受害
人是一名北大的19岁女生沈崇。当晚大约8点左右,沈
崇独自一人正走在前往电影院的路上,突然遭到两名美
国海军陆战队员的挟持,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
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
广场,就在那里,沈崇遭到皮尔逊强奸。

案件发生后,《中央日报》并没有立刻报道,而是到12
月29日,也就是第5天才突然在报纸上出现一条小豆腐
块新闻,报道的也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关于北平学生正
为此事组建正义联合会的报道。报道称:北平各大学学
生500余人在当晚聚集北大开会,讨论组织北平各大学
生正义联合会,对美兵奸污女生事件提出严重抗议,要
求惩凶赔偿,保证不再有相同事件发生,并提出要游行
示威。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两千多名学生在北京
举行了联合示威游行,持续长达三个小时。

示威游行发生后,美军当局才发现此事严重了,拘押了
涉案的两名士兵,并命令全体兵员当天不准外出,“军
调部美方人员,自携饭盒,美记者沿途摄影,见记者连
呼‘狼狈’。”

至此,《中央日报》才开始每天刊登有关“北平美军强
奸案”的报道,对于此案的进展也开始一一报道。

事实上,案件发生后,位于北京的一些媒体已经有报道
此案的。资料记载,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
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相。北平
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
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
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
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
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
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
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可是,26日北
平的《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
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
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而事情闹到这一步,作为国民党官方媒体的《中央日
报》也不得不刊登了。

大学生罢课向美大使司徒雷登请愿

北平学生举行游行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
也加入声援行列。在1946年12月31日晚,中央大学学
生代表151人举行了临时会议,讨论出几点:1、慰问被
难女生;2、元旦起罢课三天;3、并在1月2日游行;
4、请美方赔偿;5、严惩凶犯。而金陵大学全体学生也
提出几点,除慰问游行外,他们还准备写一封致司徒
(司徒雷登)大使及告美国人士书,及告社会人士书。

很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戏剧专科学校等南京五所
高校700多位学生便举行了游行,途经林森路、新街口
等地,最后来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要求见司徒雷登大
使。但他们并没有见到司徒雷登,而是受到一位参赞接
见,参赞告诉学生:司徒大使已经等候游行队伍半天
了,但因为要赴蒋介石主席庆祝新年的宴会,所以留他
接待请愿代表。司徒雷登走前也留下一封他的声明,以
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内容大体就是他也在等候北平美海
军当局彻底侦查,如果犯法属实,一定军法处置等。

第二天,学生们又来到美大使馆,这次见到了司徒雷
登,他们向司徒雷登提出了三点要求:1、惩凶;2、当
事人应向全中国人道歉;3、在华美军务请撤离中国。
而司徒雷登的态度非常“亲善”,首先他对学生提出的要
求会考虑转达,又对学生的一腔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并
对他们的朝气蓬勃深感欣慰。学生们在听了司徒雷登的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后,又见他态度慈祥,都备受感
动,双方握手之后学生就退出了。

此事不仅惊动举国上下,美方特使马歇尔将军也对此十
分关注,并电召平津美军司令晋京报告详细情形。

政府对事件态度与大学生截然相反

虽然表面看上去一切都很平静,但国民政府对此事的态
度却非常微妙。学生们提出的要求除了针对此案本身
外,还提出了美军撤兵的要求,认为中国的地盘有美军
驻扎很不合适。

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却在1947年1月5日发布了这样一个
指令:北平两美兵犯下奸污中国女生事情,现在美方已
经将犯事的美兵依法交付军事审讯,我北平市政府也在
就地交涉之中。此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
应接受法律制裁,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自不应因
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也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
有损侮辱我友邦或友邦人民。各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
关,务各本此旨,负责劝导,遇有可能越轨的行为,定
当负责阻止为要。

除了国民政府,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学生提出的美军撤
华等口号也并不赞同。比如参与此案审讯的北大校长胡
适就曾对记者称:美兵侮辱本校女生行为,是个法律问
题,美方应速解决。学生示威游行,本人在感情上很同
情,因东西方文化不同,东方人贞操观念,西方人不太
了解,但罢课举动,则不必。

有记者问他关于游行中有美军撤华等口号,是否离题太
远时,胡适回答:美军应否驻华,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事
情,纯是政治问题,与此不幸事件不可混为一谈,但感
情上发生连带作用,则所不免。

有人在第一时间发现却未及时营救

时间到了1947年1月17日,案件终于开庭审讯,而关于
这起案件的过程,也是疑点重重,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1、强奸;2、胁迫强
奸;3、奸非(未婚男女发生性行为);4、破坏军纪;
5、妨害风化。

刚开始,被告对1、2、4、5项罪名都不承认,只承认第
3项罪名。后来法庭传讯了几位证人,其中一位叫孟昭
杰的汽车修理工为此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他说,在1946年12月24日晚上8点半,他在东长安街平
安电影院门口买香烟,目睹两个美国士兵架着一个女人
去了平安电影院对面的树林中,此女有哭声,所以他就
约同事赵玉华、赵泽田、马文彬、强志新等五人一起前
往。两个美兵架着此女到了南大地草场,他们五人有两
人有手电,在距离美兵两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美兵和
该女子在南大地墙根下,另一个美兵则站在距离他们两
尺的地方。于是他们返回平安电影院报告正在这里检票
的两个稽查人员,七个人一起到了南大地草场,但到了
那里被美兵驱逐,于是他们又返回报告巡逻警察,一起
到有该女哭声处调查。

接下来,法庭先后传唤了所有曾到现场的这些证人。其
中和孟昭杰一同去的四人供词都差不多,并且强志新指
出,有个美兵曾夺一名稽查员的手枪。而赵泽田则称在
后来返回时看到一只带血和沙土的手套,并听到女的哭
声,但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而一位稽查员承认有个美
兵抢夺了他的三八式手枪,另一位稽查员则因为语言不
通,并被美兵驱逐,就未敢靠近。

而最后来的其中一个警察称,当他们到达时,听到女人
哭声,并看到一美兵和一女躺在地上,他喝令美兵起
来,美兵用粗暴言辞回答了他,并且和他打了起来,后
来美兵想逃跑,被他们几个人抓住,而美兵曾想抢抱该
女,但该女躲在了他身后,衣服凌乱,精神似乎受到刺
激,并称自己被强奸。而此时已经晚上11点半左右,距
离沈崇被架走已经有3个多小时。

案件迷雾重重

结局出人意料

1947年1月18日,被害人沈崇出庭作证,讲述了自己的
被害经过。据她描述,她一个人在北京求学,住在姐夫
家。1946年12月24日晚,她本想去平安影院看电影,
但走到对面树林旁时,突然被两个美兵架走,她想喊救
命,却被一个美兵掩住了嘴巴,两个美兵把她架到南大
地墙根强奸,这时发现了手电光,强奸后,美兵又把她
拉向东,仍在南墙根下,又发现手电光,所以此次强奸
未遂。后来她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她曾脱身逃出,
但又被抓住,并滑入沟中,后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被
强奸,此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哭喊,脖子也被掐住,后又
在东空地被强奸。这时忽然有人以枪喝令美兵起来,三
人似乎有争斗,这时人也越来越多……法医给沈崇做检
查,发现她腿上及下身都有伤痕。

到1947年1月21日,双方展开辩护,被告辩护指出:在
事发当晚,事发地点周围行人多在百人以上,都未听到
沈的叫喊,又有中国兵士七人往观,都没听到沈呼喊。
前后三小时之久之性行为,而臀部等处都没有伤痕,可
见未有挣扎。而被害人称被扼住颈部,但颈部也没有伤
痕。而膝盖小腿上的伤痕,是在当天11小时后才发现,
也不能算是理由。所以可能是沈同意与被告发生性行为
的。而当天她并没有向值勤美国宪兵控诉被强奸,可能
是她的姐夫计划好后才控诉的。

而检察官驳斥:沈未喊叫,但中国兵作证称听到三次。
扼住颈部不一定就有伤痕,所以不能认为同意性交。而
当日没有控诉强奸,原因不确,可能是语言不通……

至1月22日,关于美兵强奸案的第一个判决终于公布:
美军伍长皮尔逊强奸罪成立;对第3(奸非)及第5(妨害风
化)两罪撤销;判刑15年。

而在1月30日这天,法庭开始对强奸案帮凶普利查德公
审,其罪状为:1、被告目睹皮尔逊之非法性行为,而
不以全力侦查并拘捕使之受应得之惩罚。2、对良好秩
序及军纪之妨碍罪。并于2月1日宣布罪名成立。判10个
月监禁。

本以为案件尘埃落定,但到了6月中旬,美海军法官以
证据不足为由,建议释放皮尔逊并恢复其伍长职务。最
后犯人在美国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现代快报2012年1
月31日报道)

□ 一读者推荐



2014-12-30 11:20:16

主题: 全家去听爵士
全家去听爵士月

红蓓


寒假中的女儿提出想听jazz concert,一家人一块去,
老爹老妈赶快买票求之不得。

在寒风中排队等待开场, 前后有不少年轻人,不知真的
是粉丝,还是完成to-do list的慕名来访这家位于
Greenwich Village 的游客。

狭窄的楼道,昏黄的灯光,老照片的环绕,让你有种走
进黑白电影的时空穿梭。跳跃的音符,纷乱的节奏,捉
摸不定的旋律,让你情不自禁摇摆身体晃动脑袋。

jazz大概就是以制造和抒发内心骚乱使人欲罢不能吧。
午夜回家,帝国大厦的节日彩灯温暖地提醒我又近岁
末,年轮翻转。

谢谢女儿,又带着我们体验文化和存储家庭记忆



2014-12-30 10:13:48

主题: 发改委刘振秋被双规,罪行滔天
发改委刘振秋被双规,罪行滔天,应千刀万剐!
2014-12-26 刘总编 掌上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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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刚
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
军和李才华。加之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
员郭剑英被查,这个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
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
官落马地。
上述5名落马的司级官员,均直接或间接管过药品价
格。刘振秋曾是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等,今
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刚刚升任司长。副
司长周望军,也长期分管医药,约一周前被查的郭剑英
长期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担任价
格司副巡视员。
在曹长庆、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等人主管中国药品
价格期间,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品价格离奇离谱成
为全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持
续数年挑战社会神经的底线。

刘振秋、郭剑英等被检方带走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
的判决,哪怕他们收受赃款的金额超过10亿、20亿,也
不足以获得“全球最大的罪犯”之“殊荣”,这是因为他们
所制定并维护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大得
无法衡量。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加价率管制政策的滔
天罪行:


滔天罪行之一:让中国的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至是
几十倍,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仅仅是央视曝光的药价虚高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
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
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
虚高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08-2012,国家投入了2万多个亿的背景下,个人卫
生支出的金额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5875.86亿元上升
到2012年的9654.55亿元,增加了3778.69亿元,较
2008年上涨了64.31%。


滔天罪行之二:倒逼药厂只能千方百计抬高药价,让政
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成为一个罪恶的载体,重创政府公
信力

我国自1999年开始进行药品集中招标的试点,由于当时
执行的是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政策,不执行顺价加价
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中标价也就是采购价越低,医
疗机构获取的购销差价就越大,集中招标采购的头几
年,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价每年以20%的比率下
降。

但是,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价的持续下降戳穿了发改委所
指定的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的事实。正如
原卫生部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
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
的!”

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刘振秋、郭剑英们于
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让医疗机构的药
品采购价越低、损失越大,低价中标的药品成为无人问
津的死标,逼迫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了,倒
逼药厂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

为了生存,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改变投标策略,变低价投
标为高价投标,让药品的中标价虚高离谱的情况频繁被
媒体曝光。药企攻关形成的高价药不但让社会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而且让政府主导的药品招标行为成为损伤政
府公信力的严重问题。


滔天罪行之三: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且愈
演愈烈,毁了我们一代医生,让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
的白眼狼


芦笋片的回扣占到了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酯
的回扣占到零售价的35%,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的贿赂
成本占到了药价的20-30%……在央视曝光的福建漳州医
疗腐败案中,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
生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同样被央视曝光的高州
医院腐败案中,有382名医务人员主动上缴回扣款,调
查组共追缴违纪金额580多万元……一代医生被毁掉,白
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滔天罪行之四:让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每年致死人数是
在医院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介绍,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
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
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作为溶媒的大输液泛滥成灾
折射了抗生素、中药注射剂等回扣药品的滥用极为严
重。据统计,由于医生的收入90%来源于药品回扣,在
回扣的刺激下,我国每年过度用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
数,占在医院死亡人数的25%。


滔天罪行之五:激化医患矛盾,暴力袭医案频发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企必须豢养大量的医药
代表为医生提供回扣,公关并绑架医生,把医生变成了
谋财害命的白眼狼,导致患者殴打、砍杀医生的案件频
发且愈演愈烈。每年医患冲突案件高达9万起,世界罕
见。2012年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伤医、杀医事件高达
16起,砍死医务人员5人。2013年1月发生4起暴力袭医
案,其中2人直接致死。


滔天罪行之六:让医院的管理行为扭曲,医院成为祸害
百姓的“狼窝”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医生拿药品回扣根本
就不损害医院的药品加价收益,不拿白不拿,是“肥水
不流外人田”,因此医院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睁一只闭
一只眼,医院的管理行为完全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
的“狼窝”。


滔天罪行之七:让政府的巨额投入打了水漂

2009-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
元,年均增幅24.4%。但是政府海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
降低老百姓的就医负担,而是流进了药厂、医生、医药
代表的腰包。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五年新医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我
国卫生总费用从2008年的14535.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
27826.84亿元,增加了13291.4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
91.44%。政府巨额投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让老百姓看
病更贵更难,不但多花了钱,还丢了命。


滔天罪行之八:让大量安全有效的廉价药消失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
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掉回扣小的药品,大
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逐渐被赶出医院市
场,从市场上消失。让大量的伪新药占领市场,这些伪
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副作用大,疗效差,摧残着老百
姓的身心健康。

在低价药日益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备受社会质疑时,
发改委出台低价药目录,允许低价药可以在日均使用费
用(化药3元、中成药5元)标准下自由定价,但是在加
价率管制政策下,这些药品的价格即便是涨到极限,在
现有基础上上涨10倍,回扣的空间也不具备竞争力,不
会有什么销量。


滔天罪行之九:伪新药盛行,让每年两百亿的创新投入
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
须想尽一切办法搞所谓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审批了1万多
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
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
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实际
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全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
企业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定高
价,类似的情况还有申报独家品规和名目繁多的科技奖
项。

由于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
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
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成为坑害老百姓
的助推剂。


滔天罪行之十:让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破坏了我国
药品生产行业的正常发展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谁不高定价,谁就没有回扣空
间,谁不搞回扣,谁就死路一条。在谋求高定价的过程
中,药品生产企业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
搬动了省长和书记。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药品生
产企业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
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来洗出现金,偷逃所得税。
药品生产企业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的
管理,而是用于公关政府、贿赂医生,整个行业乌烟瘴
气,极不正常。


滔天罪行之十一:让药品流通企业只能通过为医生回扣
逃税洗钱,倒买倒卖税票、做两套账,让我国药品流通
行业长期处于“多小散乱差”的状态。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品流通行业倒买倒卖税
票、逃税洗钱极为猖獗,因为这种洗钱的方式比生产企
业直接洗钱的成本要低很多。大量的药品流通企业,完
全靠过票生存,这是我国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达13000
多家、个个都能生存的原因。

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
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
司来“经营”。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多小散乱差”的状况
持续得不到改变,归根结底是加价率管制政策造成的。


滔天罪行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人
(药虫子、药贩子)手上,他们让医生行为扭曲,坑害
老百姓

为了定高价,药品生产企业成立专门的公关办,大搞伪
新药,公关物价部门;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巨额现金,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虚列巨额开支,或倒买倒卖税票,
逃税洗钱。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
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
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无证经营、挂靠经营的人数数
以百万计,医药代表(居间人、自然人、药虫子等)的
人数已经超过医生的人数。


滔天罪行之十三:让官场腐败成风,重创政府公信力

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
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法宝。在“高
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要疯狂的公关众多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物
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
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
员……重庆、广东、湖南都曾曝光了官员与药价虚高的
腐败窝案……这一次,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们自己
进去了,这一窝案,再一次极大的重创了政府的公信
力。


滔天罪行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
中,肆意妄为,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
虚高得离谱,没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
低得无法生产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
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为了定高
价,药厂的老板们挖空心思满足刘振秋、郭剑英等人的
需求,投取所好,供其所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

凡是有人“做工作”的品种,经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十
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如葡醛酸钠注射液价
格虚高9137%;凡是没有人“做工作”的,或者生产同类
产品厂家太多而无法“做工作”的,经审定的价格可以低
到无法生产,例如,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作为临床急救
用药,医生不可能不用,生产的厂家很多,没有人去价
格司做工作,尽管该药品的生产成本早已突破400元/瓶
(10g*50ml),但发改委的最高限价却一直维系在330
元,导致患者不得不到药店去花600元购买该药品送到
医院。

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等深知
加价率管制必然倒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选择“高定价、
大回扣”的隐性交易竞争,深知药厂要想“高定价”就必须
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深知大回扣必然扭曲一代医生、导
致医生的过度用药,深知医生过度用药必然让国家的财
政投入打水漂并且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深知医生的过度用药必然导致医患矛盾的激化,深
知回扣的泛滥必然淘汰安全有效的经典廉价老药、催生
一大堆安全隐患极高的伪新药(如中药注射剂),深
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必然导致药品生产
和流通的全行业扭曲,深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
销体系不但要腐蚀整个医生队伍而且要腐蚀一大群政府
官员……


可以这样说,刘振秋、郭剑英等等人比任何都更加明白
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危害远超任何一次世界战争,远超任
何瘟疫,早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不顾
药物滥用所导致的亿万患者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不顾
药品回扣把几百万白衣天使腐蚀为吞噬患者血汗的白眼
狼,不顾几万亿医改资金打了水漂,为了自己的那一点
部门权力和个人的那一点蝇头小利,他们百般抵赖,否
认事实,忽悠人民,欺骗党和政府,在顺价加价15%这
一荒唐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荒
唐的零差率政策,极力维护加价率管制这一荒唐的政
策,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即便是他们的贪腐金额达到10亿,20亿,相比于全社会
遭受的损失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完全是
微不足道。这是何等恶劣的行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
刘振秋、郭剑英称之为“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一点也不
过分。

更加恶劣的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
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
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的要
求后,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
等人比谁都明白,党中央的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而说
的,就是说给他们听的,已经给他们指明了道路。

但他们在已经贪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依旧欲壑难填,
不思悔改,不愿收手,还是不甘心将权力交给市场,嘴
巴上讲要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行动上却百般抵赖,迟迟
不肯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的荒唐管制政策,搞阳
奉阴违,搞软抵抗。现如今,他们被检方带走,这真是
罪有应得,罪该万死!



2014-12-30 00:40:38

主题: 中国,你凭什么去救那个恶邻俄罗斯?
中国,你凭什么去救那个恶邻俄罗斯?
2014-12-23 点这里訂閱 奋言奋语


                                                                 文|胡赛萌
几个月前,睥睨西方列强的普京大帝一举将克里米亚并
入俄罗斯辽阔的版图,彼时,普京在国内的声望如日中
天,欧洲和美国眼睁睁地看着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不
断膨胀而又无可奈何。

在随后的舆论风暴中,许多严肃的媒体甚至开始探
讨“美俄新冷战”这一惊悚的话题。或许,这并不是媒体
的耸人听闻,而是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此时的俄
罗斯 风头正劲,在国际舞台上凌厉凶狠,全世界都对这
个野心勃勃的国家无计可施。然而,谁会料到几个月后
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毫无预兆地降
临在 了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身上,普京梦寐以求
的帝国复兴梦还未起航便遭遇了最为沉重的打击。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一路下滑,很快便先后突破了100
美元和90美元的两大心理关口。11月13日,石油价格
更是跌至每桶74.21美元。据估计,原油价格每下跌10
美元,俄罗斯便遭受324亿美元的损失。雪上加霜的
是,伴随着油价持续下跌的是卢布大幅度的贬值,卢布
兑美元15日较上一个交易日猛跌8%,16日再读大跌。
据统计,今年卢布的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一半,成为全球
最不稳定的货币。无论是油价的下跌还是卢布的贬值,
以及外资的逃离,这些必然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严重伤
害,而且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支撑俄经济的强有力因素,
俄罗斯迎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境地。

对 于这次俄罗斯面对的经济危机,中国究竟该如何自处
呢?是鼎力相助还是隔岸观火,亦或是抓紧机会落井下
石?中国政府的选择大概是第一种,这一点从中共中央
机 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社论可以看出。在
其社论《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倒下,这谁都知道》一文
中,“中俄战略合作是两国国家利益互动的杰作。一个
不向 美国和西方示弱的俄罗斯对中国国家利益提供了重
要策应,中俄相互需求,是一组彼此背靠背的战略关
系。”

或许,《环球时报》忘了北极熊侵吞中国600万 平方公
里领土的历史;或许,《环球时报》忘了苏联红军在东
北是如何奸淫我们的同胞;或许,《环球时报》忘了苏
联曾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或许,《环球时报》 忘了某
主义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用喻培耘的话来
说,“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遭受的惨烈横祸,俄罗
斯更是‘功不可没’、‘居功至伟’!因此勿庸讳 言,从过去
到现在乃至未来,俄罗斯都是伤害中国最深、威胁中国
最烈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贪得无厌、极度自私、野心勃勃的恶邻,
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及时与之划清界线,并联合国际正义
力量对其进行压制,若是胆敢再犯我疆土杀我人民,一
定 要给予迎头痛击,使其不敢再对我中华有觊觎之心。
令人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恶邻,却一直奉
为座上宾,甚至开门揖盗地将其引狼入室,把十几亿中
国 人民都绑在了普京那野心勃勃的战车之上。

在 于欧美等政治势力的博弈中,普京将中国作为马前卒
和挡箭牌,时不时地还拿朝鲜的金三胖来恶心一下中
国;在经贸合作中,更是明着暗着让中国吃亏,中国纳
税人 数十亿元的血汗钱动辄就打了水漂。这次俄罗斯的
困境纯属其咎由自取,就像二战后遭受惩处的德国和日
本,完全是他们自作孽,根本没必要同情。

然 而,不知是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本着对抗民主美
国的需求,总之中国政府开始频频向困境中的俄罗斯抛
媚眼了。日前,李克强在阿斯塔纳会见俄总理梅德韦杰
夫 时就明确表态:“中方愿同俄方扩大能源合作……加强
高铁合作……发挥好中俄在俄远东地区的合作互补优
势,中方愿扩大向俄远东地区投资,参与远东跨越式开
发 区建设……中方也愿同俄方探讨在非资源领域尤其是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中 国官方态度很明确,要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各方面合
作,总之就是要倾中国之力解俄罗斯之困,就差如当年
某党那样打出“保卫苏联”的旗号了。中国统治者自古就 
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予外邦不予家
奴”的传统,从天朝的朝拜制度到共和国的外援惯例,
中国统治者最善于从民众嘴里抠出粮食,然后毕恭毕敬 
地献给那些贪得无厌的白眼儿狼。

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欧洲经济一片低迷,而此时中
国温州也遭遇资金链崩盘的问题,于是中国官方媒体发
出了“救欧洲还是救温州”的矫情问题。难道这些媒体不
知道人家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远甩我们天朝p民N条大街
吗?一个仍有数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国家有什么资格
去拯救一个早就几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

这 次中国对俄罗斯的慷慨不也是如此吗?人家俄罗斯经
济再不景气,但俄罗斯人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
福利远胜于天朝民众,更不用说政府对多子女家庭和老
年 人家庭的特殊照顾。反观中国,所谓经济高速发展了
三四十年,结果呢?年轻人买不起房,中年人养不起小
孩,老年人看不起病,就最后那么一丁点的社保和养老
基 金也时刻被那群混蛋惦记着,不是提高社保缴费额度
便是延迟退休。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从民众口袋里掏
钱!但凡一个情感正常、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俄罗斯
救不 得,也救不了,真正该救的是本国那些还挣扎在贫
困线上的悲苦人民。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则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
重新焕发活力,而一直叫嚷着救这个救那个的中国则失
去了一次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被四万亿和极度宽松的
货币政 策刺激,救活了一批僵尸企业,并将房价的泡沫
继续吹涨。今天,类似的事情似乎又将出现了,可是记
吃不记打的中央政府并不打算吸取教训,依然义无反顾
地位恶 邻俄罗斯火中取栗。

其 实,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对本国统治者来说也并
非一无所获。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自己治下的民众
看到,原来别国都不行,都得我们去拯救,无非就是为
了 证明自己治国有方,别人都不行,唯独这边风景独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拯救别国的真金白银都是怎
么来的,不外乎任意调整税率、超发货币、狂卖土地,
垄断 一切自然资源……总之,强势政府对弱势民众的巧
取豪夺不过只是分分钟钟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那些还在为救俄罗斯而叫好的人真该去医院好好验一验
自己 的DNA,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炎黄子孙。



2014-12-29 12:57:31

主题: 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由 guzheng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着十几台推土机在三江教堂的墙垣间横冲直撞,戴先生(音译)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担心——既担心自己,也担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来。他说:“大批警察封锁道路和周围的山。他们之前已经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切断手机信号,试图阻止任何人靠近。”

戴先生假扮拆迁人员,成功越过外围由防暴警察组成的警戒圈,挤进半山腰的一群教徒中,目睹着庞大的教堂被强拆。“语言形容不出这场面有多让人心痛,”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道。他从另一片教区赶来,加入到试图保卫这座教堂的教徒行列中。“我只是不住想到耶稣的话——‘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定会遭到神的审判。”

2014年4月28日,这座屹立于中国沿海城市温州市郊的新教大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始打压基督教这一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有大约1亿基督徒,多于拥有8670万党员的执政党——共产党。按照西方的思想传统,现代性理应带来世俗化,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现代中国,伴随现代性出现的却是曾被贬为“人民的鸦片”、因而遭禁的各种宗教大举卷土重来。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既属于“外国”宗教、又与之前以炮舰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时代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派),在争夺中国人心灵归宿的竞争中成为大赢家。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威权领导人既鄙视又担心任何不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一看似不可阻挡的趋势非常令人不安。

温州三江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遏制基督教崛起行动的开始。政府的行为包括骚扰和拘押教徒,拆除温州及浙江省各地的十字架和教堂。左图为2014年4月28日的教堂,右图为一天之后的场景。

“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几乎肯定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此非常警惕,”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表示,“中国官员经常援引波兰的经历,他们认为当年天主教会帮助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虽然两国的国情并不真正具有可比性,但是党仍将基督教视为需要压制的严重威胁。”

4月份,政府无视数千名在三江教堂边上搭营抗议数周的当地基督徒,强行拆除了该教堂。这座教堂历时6年建成,成本约为3000万元人民币(合310万英镑),形似摩门教徒的礼拜堂,顶上是一个红色大十字架。它的拆除只用了不到一天。之后又有几座教堂被毁,整个温州乃至浙江省各地多达300座教堂上显眼的十字架也被当局强拆,有几次强拆发生在当局与教徒激烈对峙之后。数百人被短暂拘留,一些人至今仍然在押,面临通常被用于惩罚政治异见人士的含糊罪名。

基督教中国“殉难记”

温州和浙江政府在公开场合声称,拆毁教堂和拆除十字架只是在执行有关城市规划和违章建筑的规定。但根据对数十名教徒、宗教学者、分析人士和地方官员的采访,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很清楚拆毁三江教堂是一场持续一年的联合行动的开始,旨在遏制基督教在浙江省的发展。 

对于担心这一“颠覆性”宗教传播的政府而言,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在中国素有“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个明显的靶子。直到不久以前,市区和周围农村林立的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和巨型的霓虹灯十字架是温州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当地教会团体估计,温州人口中至少有10%——逾120万人——经常参加新教礼拜活动。就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天主教徒人数少得多,但也有数十万。今年,天主教徒也被迫拆除十字架,受到骚扰,因为“非法”礼拜活动受到的监视和拘禁有所增加。

理论上,宗教自由得到中国宪法的保障,但在实践中,一切宗教组织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其活动受到严格的管控和监视。访华的外国客人如果来到官方批准设立的教堂,首先便会注意到警方的监控摄像头,它们安装在教堂内的显眼位置,目的是监视从事礼拜活动的牧师和教徒。中国天主教徒只被允许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控制的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接向共产党报告,不承认教皇,也不与梵蒂冈维持关系。中国新教徒理论上只能参加由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运行、不分宗派的新教教会。

政府声称中国只有约2300万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即便是负责编纂和公布这些数据的官员也承认,该数字对实际情况的低估严重到了荒谬的程度,捏造这样的数字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参加官方“合法”教会的人数已经远远不止2300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数千万教徒参加未经官方承认或批准的地下“家庭教会”。这几万个地下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主要是新教教会)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往往得到地方官员的容忍,有时甚至被允许公开活动,前提是它们不公然“搞政治”。

中国许多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会坚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终会到来——译者注)。殉难以及国家的迫害实际上让它们更加来劲;它们欢迎打压,视其为自己作出宗教牺牲的证明。这往往使得政府的镇压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直到不久以前,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还被视为政府包容地下教会兴起的正面榜样。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温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温和、包容的地方。温州人将基督教传遍全国各地是出了名的,”一家地下教会的牧师表示,该教会有8000多名教徒。他要求保密身份,因为当局曾警告,如果他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将面临牢狱之灾。“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信任和合作,家庭教会的礼拜人数总是远远多于官方(即政府批准的)教会。”

这位中年牧师和两位较年轻的男性教徒同意在一个深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地点是在温州远郊一条小巷的一间安全屋。这间位于四楼的小公寓灯光明亮,墙上贴满了教会慈善项目的照片、圣歌的曲谱以及宗教圣像。一只大蟑螂爬上紧挨着卫生间的墙角。

两位年轻的教徒紧张地坐着,边剥边吃葵花籽,每当听到屋外传来脚步声,两人会轮流起身在门边听着。牧师本人开一辆新买的小轿车,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商人无异,但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透露出的抑扬顿挫,表明他擅长于激励人心的讲道。

他介绍了独腿“苏格兰农民”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将新教传到温州的历程。曹雅直1867年来到温州,一呆就是23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接手了曹雅直的工作,他1882年来到中国,在温州住了29年。苏慧廉的《论语》译本备受称赞,1920年回到英国后,被任命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语文教授。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目渐增的温州教徒经历了历届政府的镇压和排外运动的压迫,但他们遭遇的最严峻考验是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后。1958年,浙江省和温州市被指定为消灭宗教试点地区,这场运动在1966至1976年血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当地基督教团体表示,即便是在“三自”官方教会被赋予清除新教任务的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地下教会的教徒人数仍然增长十倍。在温州,许多人担心当下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的行动是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再现——浙江再次成为试点地区,为更大规模的宗教压迫行动铺路。

当前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据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紧密。当地官员和数名自称知情的人士表示,夏宝龙是佛教徒,在个人层面对全省各地涌现的大教堂和十字架觉得反感。但数名研究中国宗教政策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中央的明确批准,这样大规模的协同行动绝不会被允许发生。

该结论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被拆的三江教堂并非由“非法”的地下教徒修建,而是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获得批准的分支建造的。“相当清楚的是,此次行动象征着全国层面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浙江和温州被选为试点,以观察国内外的反应,”傅希秋(Bob Fu)表示。傅希秋曾是中国的异见牧师,后来建立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中国的宗教自由。傅希秋称:“过去一年里全国各地有数千名教徒被拘押,我认为,这场打击基督教的运动在规模和蛮横程度上是文革之后未见的。”

英国《金融时报》数月以来多次试图与中国的中央和省级宗教管理部门交谈,但没有任何官员同意接受正式采访或对当前政策进行澄清。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旨在遏制基督教在华影响力上升的行动?浙江省运动发生的背景是一项覆盖范围更广的打压政策,自从习近平主席两年前掌权以来,该政策已导致数十名温和派知识分子和批评人士被羁押,各种形式的异见受到严厉压制。一些分析人士提到习近平高调弘扬“中国人的”宗教和传统,如佛教和儒学。他们表示,目前的反基督教运动与习近平对西方的怀疑有关,甚至可能与他暗地里也许信佛有关。习近平在被提拔至中国最高领导层之前,曾在浙江担任了5年的省委书记,这意味着浙江省的运动更不可能在未经他点头的情况下发生。

北京方面的意图不是镇压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即便这确实是目标,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迟滞它的迅速兴起,置其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除了发展速度之外,党还非常关注皈依基督教的人群类型。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整个国家在文革过后迎来复兴之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主要是贫困、农村、未受教育的人士,而且多为女性和老年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基督教徒八成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如今,新信教者多数来自繁荣的城市,受教育程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加,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在放弃了空想共产主义和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党在过去30年里也一直依靠这些中产阶层人士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党作出了痛苦的改变,从试图消灭宗教和古老文化,转向告诉人民“致富光荣”。如今,在经历了物欲横流和不平等加剧的几十年后,就连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叹息,现代中国社会充斥着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缺乏理想和道德。

为了填补这种道德空白,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诉诸于旧方法和旧符号,煽起对日本和英国等昔日侵略者的民族主义仇恨,并且重新搬出上世纪60年代那套宣传套路。普通百姓再一次被铺天盖地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包围,如不知疲倦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以及偷偷给战友们洗袜子的模范战士雷锋。但对于日益精明和世故的城镇中产阶层而言,这些灌输“传统”价值观的努力只能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多么空洞多么苍白。这些英雄形象让许多人注意到中国体制的矛盾——号称社会主义,却连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也有困难,而顶层被一小群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的威权政治精英所垄断。

楚延庆是中原家庭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于2004年在北京郊外的一家酒店成立。它的24名成员多为政治活动人士,他们持续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骚扰。楚延庆曾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示威者,该运动最后遭到流血镇压。那段经历给他留下创伤,产生深深的幻灭感,最终促使他在2003年皈依新教。他和他的小教会正是中共最忌惮的组织有方的基督教徒政治活动分子。

他滔滔不绝地描述道,中国社会的瓦解,开启了他所称的基督教当下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国比以前富有得多,大多数人够吃够穿,但没有精神上的营养;既然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便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粮,而基督教能提供这些,”楚延庆表示,“事实上,唯一能匹敌共产党权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基督教首次接触到中国是在公元7世纪,由信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的东叙利亚教徒传入。罗马天主教教士13世纪抵达中国,14世纪初的北京(即元首都大都——译者注)甚至短暂出现过方济各会大主教。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认为,基督教正式进入“天朝”是在1601年,会说中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建立了长驻的传教团。

之后的100多年里,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中国君主的容忍,甚至被请入皇宫,让他们与东道主分享西方的技术和艺术知识。但随着18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廷颁令禁止多项中国习俗,清朝皇帝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对被发现在华传教者一律处死。

率先在中国传播新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抵达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翻译《圣经》,而当时这两种行为均可被处死。马礼逊还兼任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在日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外国侵华战争中,这一点成为基督教和中国所受屈辱之间紧密联系的象征。在将香港等地割让给西方战胜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列入了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条款。但即便有此相助,新教传教士仍然算不上特别成功。马礼逊在中国传教27年,仅仅说服25人皈依。到了1900年,历经数千名传教士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新教徒的人数也只有10万。

共产党1949年革命胜利时,中国有约80万名新教徒,人数远远少于大约300万名天主教徒,而当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名天主教徒,逾5800万名新教徒。根据每年增长10%的保守估计,杨凤岗等人推测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已有1亿人左右。在天主教徒人数增速慢得多的同时,新教教会(尤其是“非法”的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新教的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

耶稣会会士、学者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终身教授。他在谈及中国的“信仰市场”,以及新教为何能够成功满足这个市场的宗教信仰需求时,听上去颇像个经济学家。

“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新的民众宗教。它迎合中国的仪式和社群传统,又使人感觉国际化,觉得自己是全球团体的一员,”他表示,“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基于神职人员的权力,因此信徒对于发展团体的责任感较轻,而新教更具创业性质,它向信徒提供更多自由和权力,任何人都可以创立教会团体。”在地下活动的天主教团体需要与梵蒂冈教廷建立秘密联系,但新教徒只要拿着一本《圣经》便可以与别人一起创立自己的教会,这一概念与中国公民社会及个人赋权的兴起很相配。

王依林(音)是家里的第四代天主教徒,虽然只有16岁,但相貌和举止都老成得多。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尽管没有朋友或同学是教徒,但王依林表示,他们觉得他的天主教信仰很酷、富有异国情调。近期一个周日的下午,他独自去北京市中心一座装饰华丽、拥有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他表示,在一个秩序混乱、压力沉重的社会,天主教“让我的生活更有序,让我有规则可循,让我培养自控力”。

10分钟车程外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新教教堂,在这里,20岁的设计师韩闯(音)描述道,自己在一年前迁居中国首都之后,重拾了身为农民的外婆的新教信仰。“我小时候病重差点死掉,但我外婆拼命祈祷,结果我活了下来——我的外婆和母亲都是农民,她们相信这是奇迹,相信基督教带来好运、健康和好生意,”韩闯表示,“我搬到北京之后开始去教堂,我觉得,在混乱和腐败的现代社会,教会为人提供了一种道德根基,而且有助于培养一种自尊感。”韩闯和王依林均表示,他们认为天主教比新教更严格、更严肃,新教则更受欢迎,容易吸引那些家里没有信基督教传统的年轻人。新教的灵活性也留下了充分的个人解读空间。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中国许多非正统和极端宗教组织大多发端于富有感召力的地下新教教会边缘团体。

10月中旬,29岁的张帆及其父、55岁的张立冬被判处死刑,他们在华东某地的一家麦当劳(McDonald’s)餐厅残忍杀害了一名女子,因为受害者拒绝与他们一起信奉“全能神”教。这一传播末日论、笃信千禧年主义的团体又称“东方闪电”,声称其数百万信徒均相信耶稣已经回到世上,化身一名中国女子,直到不久前还居住在中国中部。该团体还认为中共——即它所称的“大红龙”——是其死敌,告诉信徒他们的责任是搏斗并杀死“魔鬼”。今年5月,一则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全国震惊。视频中,张氏父女和其他四人(包括一名12岁少年)用椅子和棍棒将受害女子殴打至死,同时其他顾客旁观或逃跑。作为回应,政府在全国范围开展针对“全能神”的镇压行动,在官方电视台上播出张立冬的画面。张立冬在电视上认罪,但辩称受害女子是“恶魔”,用超自然力量攻击自己,而他是在自卫。

中国政府2009年将14个邪教组织列入监视清单,其中12个均是根据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创立。中国与一些神神秘秘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漫长而又动荡,此类信仰容易在迷信、难以管束的内陆农村生根发芽。至今,太平天国(1850年诞生、1864年覆亡)叛乱仍是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超过2500万人被杀。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失意的知识分子,四考科举而不中。在一次赴考途中,洪秀全从一位美国传教士那里获得一本《圣经》的中译本。在压力和失落的折磨下,洪秀全精神崩溃,之后他灵光一现,认定自己其实是耶稣的弟弟,被派往世间创立“天国”,消灭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恶魔”。在近20年的战争后,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终于被获得英法殖民军队帮助的清军击败。在巅峰时期,太平天国的疆域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半数地区,定都南方大城市南京。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地下教会等群众宗教运动的忌惮,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对太平天国屠杀的记忆。但奇怪的是,中共的官方立场对洪秀全及其追随者抱着一种宽容甚至浪漫的观点。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南京老城区一座典雅的传统中式宫殿内,四周为巧夺天工的古典园林,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表述了党对太平天国的官方定论。博物馆入口处是一座英雄般的洪秀全半身像,中英双语写成的铭文歌颂太平天国“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史诗。”展品将叛军描绘为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先驱,以赞许的态度强调叛军并不认真的土改努力,尤其是他们对英国等“外国侵略者”的反感。整个博物馆仅有一处提及基督教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那是在后廊的一个小展区,这是令人愕然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

在南京的另一边,在该市郊外一个新的工业区,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刚刚印制了它的第1.25亿本精装版《圣经》。在巨大的厂房中央,数百本为肯尼亚圣经协会(Bible Society of Kenya)印刷的《圣经》正从生产线下线,叠放在一起,旁边是中文版《天主教青年圣经》(Catholic Youth Bible)和《牛津英汉词典》(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团体仍向教徒募捐,目的是购买《圣经》并偷运至蒙昧、异教的中国,他们认为《圣经》在中国仍是禁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国外购买的《圣经》很有可能是在南京的这座工厂印刷的。

该厂由全球组织——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y)和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合办,后者是中国首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并获得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组织(NGO)。工厂的最大客户是政府控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该协会向全国约5.7万座教堂提供补贴并发放《圣经》。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邱仲辉解释了政府为何允许该厂在1987年成立,印刷在之前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期间被查禁和焚毁的《圣经》。“如果中国教堂没有《圣经》,你能想象会冒出多少极端宗教组织吗?”他表示,“政府认识到它不能阻止人们信教,因此它宁可让人们获得《圣经》,信守基督教的主流教义。”

邱仲辉是新教在中国最受政治认可的代表。为了低调从事传教活动,爱德基金会全面与政府合作。它利用印刷业务利润和国内外捐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扶贫到环保等一系列慈善计划。在此过程中,它小心翼翼,不违反任何一项针对传教的政府禁令。“我们不会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圣经》,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传播福音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不允许的,”邱仲辉表示,“如果人们想知道我们为何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邱仲辉表示,作为基督徒,看到浙江省和温州市教堂和十字架被拆的图片让他不安。但在他所在的江苏省,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尚未改变政策,也没有动用邻省浙江那样比较高压的政策。

回到温州,一座已经长成的果园被移栽至近6个月前三江教堂屹立的地方。一位在果树间穿行的中年妇女指着泥地中露出的几块砖头说:“过去这里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几里外就能看到房顶的十字架。我听说这惹怒了官员,于是他们拆毁了它,还抹去了痕迹。”拆除行动甚至激怒了当地的非教徒,他们认为这是当地官员在省委书记心血来潮的授意下践踏法律的行为。

对浙江的基督徒和熟悉政府宗教政策的人士而言,这场行动的含义无疑不止于此——它是一个压制宗教的试点项目,如果当局认为浙江取得了成功,它很有可能在别处复制。

但即使北京方面真的将反基督教斗争扩展至全国,它充其量只能指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基督教国家的日子晚点到来。“目前的打压以及拆教堂、拆十字架、抓人入狱的行动,不会显著减慢信教者人数的增加,”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表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实际上会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火上浇油。”

译者/何黎

□ FT中文网



2014-12-29 12:30:18

主题: 谢泳:美国解密沈崇案:事实真相为何?
谢泳:美国解密沈崇案:事实真相为何?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各位好:

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不过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在这个演讲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评价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中,因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我先从这个事件的发生说起。

学生要求美军“滚”出大陆

一、事件起源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相。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二、沈崇事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说过:“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被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先修班还不能算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2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三、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

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

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

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1卷21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

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北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沈崇事件档案在美国解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

据周先生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
2、手套的描述。
3、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
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
5、大衣的描述。
6、内裤的描述。
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8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8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2和4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

关于沈崇案的一些背景材料讲完了,因为是演讲,材料的来源没有详细告诉大家,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谢谢大家。

来源:《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李公明/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2-29 02:01:38

主题: 支持孙海英
焦点 | 再一次“支持孙海英
2014-12-29 基督教耶稣基督网络教会

形态心战,亮出的第三种武器,就是披着基督教外衣、
传播扩散美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中共党员——孙海
英。
哈哈,忍不住笑出了声。世界第一强国,超级大国,为
了扳倒中国,竟然使用如此弱小之“武器”?中国好歹也
是东方雄狮啊,人口也比美国多几倍,怎么一个近60岁
的普通演员,就成了“第三种武器”,而且要把中国“扳
倒”了?也太“抬举”孙海英了吧?前两种武器我不知道是
什么,但是想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武器。也太把美国
不当美国了吧?!
“披着基督教外衣、传播扩散美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
观”,这种话怎么听着耳熟,不错,是退回30多年前的
流行语言。这个作者不会是睡了30年才醒吧,居然没有
看见前不久习大大和美国总统友好会谈的镜头?地球人
都知道啊!
难道中国的高官和各级领导可以频繁出入美国学习访
问,可以大手大脚地买美国的国债,可以允许美国好莱
坞大片轰炸似的文化渗透,可以允许美国的苹果轻松占
领中国市场,可以允许中国孩子把学费大把大把地扔向
美国,可以允许大量的中国名人,政协委员,各级高官
加入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国总统和国家,就不能允许
一个中国公民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吗?就不能允许一
个基督徒公开地传扬“主”的大能和恩典吗?
《环球时报》称,自2011年7月开始,百度百科资料显
示中共党员身份的孙海英连续发表多条“信主以后才知
道”的微博,正式公开了其信仰基督教的事实。孙在微
博连续不断地歌颂“主”的神圣与恩德,越来越多抹黑、
诋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甚至抹杀中国历史文明的内
容。

基督徒传扬基督的名,这不是孙海英的发明,也不是美
国人的传统,而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离开这个世界时,
留给所有基督徒的大使命。几乎每个基督徒都在行使这
个权利和使命,只不过孙海英是名人,他说了,他们看
到了,就不爽了。然而在主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合一
的,中国几千万基督徒每天都在说着“感谢主”,称颂赞
美主的名,要是想扳倒谁,应该早就扳倒了吧?
耶稣来到世界不是要扳倒谁,而是要拯救人类。
没错,美国是一个基督立国的国家,总统就职宣誓会请
牧师,并且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国会有祷告团,美元
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信仰上帝”,正因此美国成为特别受
上帝祝福的国家。但是强大并不见得就一定要扳倒谁,
古巴这么小一个国家,就在他眼皮下面,他也没有扳倒
他,而是最终握手言和。
基督教不是美国人的专利,美国建国才几百年,基督教
诞生2000年了。1000多年前基督教就沿着丝绸之路传
到了中国,不是美国人传的,而是东方传教士传过来
的。《环球时报》这位记者需要补课,不仅要补中美关
系的课,还要补基督教历史课。查一查中国最早的学
校,医院,图书馆,养老院,孤儿院……是谁建立的。
21世纪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孙海英即便想要
传播文明国度的价值观,也不用“披着基督教”的外衣
吧?连国家都已经握手了,他干嘛把自己搞成阴谋家似
的,披着狼外婆的衣服,帮助美国扳倒中国?天下奇
闻。
感谢神借着《环球时报》的文章,让全世界再一次把目
光聚集到基督的身上,聚集到基督徒的身上。有些媒体
呼吁开除孙海英的党籍,质疑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演好
一个共产党员?看看全国网友的回应吧,大多数并不是
基督徒,但是都坚定地站在了孙海英一边。
“孙海英是演不了周永康徐才厚那样的党员,他不会以
权谋私,不会包二奶,不会行贿受贿,不会欺上瞒下,
不会玩弄权术,不会贪污腐败……”
“X报说的不错,党员确实是靠演出来的……”
话不好听,却很真实。
不用炒作,不用包装,孙海英又成了当红的名星,无意
间彰显了神的大名。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还真要感谢
那些炮轰孙海英的人,协助孙海英传了福音。或许他的
本意是想弘扬主旋律,结果却引火烧身,帮了党的倒
忙。引用圣经的一句话:“饶恕他们吧,他们在做什
么,他们不晓得。”
在这里我由衷地佩服孙海英弟兄。圣经说了,口里承
认,心里相信的可称为基督徒。我知道有很多体制内的
党员干部走进了教会,但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
徒,包括我自己也是有顾虑的。请大家理解,目前的体
制下,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会带来麻烦。因此我
们“温顺像鸽子,灵巧像蛇”。但是孙海英不怕,大声承
认,喊的全世界都知道。上帝的名,就从他口里传开
了。他的形象没有受损,反而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不
怕?有信心啊。“不要怕,只要信。”
哈利路亚。
目前在中国,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话语权,很少能
在公开场合彰显自己的观点,进入不了主流媒体。感谢
主用这样一种方式,让神的话语走进了主流媒体,走进
了千家万户。感谢主,感谢孙海英,感谢那些诋毁基督
教的人们。“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听到福音的人有福
了。
神是多么奇妙啊。
让我们站在一起,大声发出我们的声音:“支持孙海
英”。

孙海英剧照
原标题:王小石:美国欲“扳倒中国”已亮出三种武器
冷战虽然已经伴随苏联解体而结束,但国际上意识形态
的交锋仅仅是阶段性缓和而并没有彻底消失。中国以社
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发展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此后上升势头不减。美国为防止操控世界资源
分配的霸权旁落,近年来在如何遏制中国的发展上不计
成本。以推广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侵袭是重要
战略手段之一,前美国大使放言“用互联网影响数亿年
轻人扳倒中国”便是明证。
由于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白人移民庄园主、资本家出钱出
枪雇佣士兵跟英军作战,美国独立的大股东便是有资产
的白人男性,故而当时也只有他们才有选举权。因此,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主要来自于欧洲白人移民的基
督教宗教意识。美国人大多数笃信基督教,可能比中国
人里无神论者的比例还高。所谓“天赋人权”中的“天”,
是指上帝;而美国欲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就
是美利坚人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选民”(旧约)。虽
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直接干预政
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潜移默化,
无所不在。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一书中便
明确阐述美国是基督教文明。美国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一
便是基督教信仰占绝对主流地位,正如中国的无神论信
仰占主流地位。
美国“扳倒中国”的意识形态心战,目前看主要亮出了三
种武器。第一种武器是2013年前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两
个舆论场大肆鼓吹普世价值,本质是美国价值观。但腐
败君主制的沙特竟是美国盟友,以及对外宣称“人权高
于主权”扶持颜色革命对华尔街运动却暴力压制等双重
标准曝光,普世价值成了笑话,中国民众看个透彻。第
二种武器是2013年南周新年贺词事件热炒的宪政概念,
就是想借宪法的名头推销美国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
军队国家化和多党制,本质是反中国当前宪法的,贺某
人更曾撰文明言此处关节。试图接续普世价值未完成的
意识形态洗脑事业。十八大四中全会制定依法治国路线
后,高举现行宪法,强化党的领导,公知的西方宪政梦
就像肥皂泡一样砰地碎了。
第三种武器则稍显隐蔽一些,是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传播
扩散美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不像前两种武器都只涉
及政治领域,这第三种武器刻意与宗教领域沾边,以宗
教信仰自由做挡箭牌,其实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行为,
而是依托基督教传教活动做政治观念洗脑,意图颠覆广
大民众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境外的反华势力多数
都已基督化,试图洗弱身上的政治色彩,如柴玲、余杰
等,最为典型的是《河殇》的撰稿人之一的远志明,八
十年代末学潮后流亡海外。1990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
线,主编《民主中国》杂志等。1991年受洗成为基督
徒。如今以境外NGO神州传播协会总编导的身份在大陆
开展传教事务,甚至在微博注册帐号@远牧师发表鼓动
信教以及涉及政治的言论。
微博上个别拥有几百万关注者的名人大V无论在微博上
还是现实中都与远志明互动密切,演员孙海英便是其中
之一。自2011年7月开始,百度百科资料显示中共党员
身份的孙海英突兀地连续发表多条“信主以后才知道”微
博,似是正式公开了其信仰基督教的事实。尽管中共党
章规定孙海英作为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不准许信教,但
这并未能阻止孙在微博持续不断地歌颂“主”的神圣与恩
德。更让人震惊的是,伴随着孙海英信教的深入,他的
微博上越来越多抹黑、诋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甚至抹
杀中国历史文明的内容。例如:1.“我国的执政者无论遇
到何等大的事,只要用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指导人的思想
和工作就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2014.12.18)2.“我
们这代人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思想意识里面只
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不通人性;行为被"与人斗
其乐无穷"牢牢牵制,所以,人人意淫。它已严重影响
我们国家的发展,到了必须要清除的时候了!它先使我
们丧失思维能力,再使我们的后辈无行为能力。我们的
国家等于没有未来,只有混吃等死!”(2012.8.31)3.“我
们总说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谁有记录?可以拿出来给世
人看看吗?要准确的,不要胡编的。犹太人的《圣经》
和犹太历清楚的记录人类历史距今5765
年。”(2014.12.22)不知孙海英是被洗脑,还是有意为
之,而其自身的党员信教、发表政治煽动以及历史虚无
主义言论客观上都有利于披着基督外衣境外NGO组织的
政治目的,何况也涉嫌违反了党章与相关法规,越过了
言论自由的边界。惟愿孙海英能够悬崖勒马,不要在背
离国家民族安定发展的方向越走越远。
披着基督教外衣并与境外势力勾连的NGO,已经不再限
于传教或言论范畴,近年来暴力化、运作群体事件的倾
向格外突出。南乐教会黑社会化运作,北京守望教会长
期聚集滋事,开封天主教徒霸占中学摆十字架,围攻打
伤咬伤师生;乃至今年温州基督教数百教徒有组织对抗
政府依法拆除教堂违建事件,等等。
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
前站长大卫.艾克曼这样说:”未来30年内,中国可能有
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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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挑战。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境外背景NGO已经在宗教
信仰自由的名号下发起了意识形态心战,在社会基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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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3 12:44:23

主题: 五丘: “红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
红歌作者们的悲哀
“红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       

作者-五丘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

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歌词都明白畅晓,曲调都优美动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

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

《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

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

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
“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国歌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音乐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毛泽东老婆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 “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甘肃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著《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

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著《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

 “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

    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2014-12-22 11:04:15

主题: 宋永毅:构筑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
宋永毅:构筑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 由 lixindai

——写在《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系列完成之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第八年始,七名旅美的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一起,于无声中启动了一个名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的构筑。伴随着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和星转斗移的,是我们整整十六年的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的努力。随着这最后一个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出版(香港中大出版社发行),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终于初步完成了。迄今为止,整个数据库系列收集了共约32,000份原始文献,大约107,460,000中文字 (一亿七百四十六万字)。 其中中共的文件和内部档案,约占了总文献数的40%左右,读者可一瞥如下的简表:

数据库名称/出版时间/版别/所收原始文献数

* 《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2002年初版—2014年/第三版/6,749篇
*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年初版—2013年/第二版/10,102篇
*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2013年初版—2014年/第二版/6,024 篇
* 《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将在2014年年底出版/第一版/9,089 篇

今天,我们可以无愧地说:这一史料系列已经是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关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集体记忆的数据库。此外,它又是一个以现代图书馆学和信息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完全动态开放的电子数据库。

回顾十六年前这一历史工程的起因,主要还只是想向海外学术界提供文革研究的方便。身处美国中国研究圈和图书馆界的我们,深知研究文革研究的原始资料的匮乏。于是就有了第一个数据库、《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在2002年的出版。但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又一发而不可收地投入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乃至土改、镇反等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史料工程中去的呢?简言之,不仅是职责,更是良知。

在我们挑选、编撰文革数据库的近七千份原始资料时,首先震惊于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恶性重复。它们非但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之间又一脉相承。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的“地富反坏”的大屠杀的档案里,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某种发展: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野蛮的私刑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了受害者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财”——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合作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这些发现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仅仅把我们的史料工程局限于文革便会切断历史的源流关系,无法反映出整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政治运动的全貌。

一部当代中国史, 其实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毛泽东和中共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颠覆常态化的国家治理—制度、法规和合法程序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运行机制上完全借助于领袖和中央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动的大规模暴力型的群众运动。这不仅一次次地引发常态社会秩序的混乱,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暂的。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年初发动“三反运动”,想籍此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确实也打出了几百万只大小“老虎”,还公审枪毙了近五十名党内相当级别的干部。虽然当时党内的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其他的腐败现象却此起彼伏了起来。为此,毛又只得在1953年初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再如,当代中国史上同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常常重复出现。自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如“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没有停止,但党内的风气却越“整”越坏,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1952-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外,1960年初毛泽东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内容完全相同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那两次“五反运动”是1952年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和1963年3月的全社会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解决了党内的腐败和派系问题,其结果是命中注定般地走向了规模更大、内容更广、手段更激烈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文革数据库起步,延伸到编撰整个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史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震秫于这些政治运动的数目之多,间隙之密, 以及它们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和由此造成的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就政治运动数目而言,以1949-1956年中共建国初期为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便有四十种之多。它们分别是: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党内整风、推销公债、抗美援朝、全民捐献、镇压反革命、反政治谣言、反地方主义、宗教三自运动 (自治、自养、自传)、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倾向、清理“中层”、“内层”、司法改革、清理积案、对党忠诚老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补课、审干、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增产节约、批判《武训传》、新三反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四反 (反行贿、反欺骗、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统购统销、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李四喜思想、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换言之,仅在中共建国初中期的六年里,平均每年的政治运动就有六、七种之密、之多。尽管上述运动不少是在经济和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但在毛泽东时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们都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形式展开的。

在本数据库中收集的三万二千多份原始文献,有着警醒和揭示因年湮代远而为人遗忘了的真相的功能。 例如,大多数人都以为“土地改革”是中共解放后农村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其实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新解放区的“征粮运动”才是。 从1949年到1950年初, 中共在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征粮运动”。这次运动罔顾刚刚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征收了整年的粮赋的事实,用武力强迫农民重复缴纳一年的公粮。对于富裕农民和所谓的“大户”,粮税更是加征到了200%到300%的不合理的程度。在邓小平主政的云、贵、川三省,就对不满的民众更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征粮”的手段,人为地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其结果是“官逼民反”——激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民变,连不少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也重新“反水”。这些“暴乱”当然被当时在军事上已经占了强势的解放军镇压了下去。在一年后中共中央的不少文件中也对过激的征粮运动做了反省和纠正。但是凡参加了这一抗粮运动民众却仍无一不被打为“反革命”被镇压。余下者也一一在其后的“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清算杀戮。如果读者看完我们数据库中的近百份有关“征粮运动”的原始文件, 便不难得知: 其实中共农村政策的失衡,并不起源于人民公社或农业合作化,而是早于土地改革的“征粮运动”。

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 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七十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见: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 了。 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到五亿计算,应当大略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不管是在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还是在近代世界的革命史上,如此高人数的大规模处决“前朝遗民”的运动都是少见的。以十九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虽然内战中的双方也都曾杀红了眼、牺牲了约七十五万名士兵。但在南军投降后北军并没有在南方大举“镇反”,残杀已经放下了武器的南方奴隶主“反革命分子”。

十多年来,我们几乎都是在极其痛心、恐惧和荒诞交织的心态中阅读和编撰这数万份档案和文献的。因为它们记载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那些政治运动里所经历的无数的斗争和被斗、自杀和被杀,乃至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除了无休无止的监禁杀戮,这些政治运动还以“革命”的名义人为地制造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饥荒”, 迫使数以千百万的农民或卖儿鬻女、流亡他乡,或饿孚旷野、人竞相食。尽管今天看来这些举国疯狂的“运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是一份作为华裔学人的沉甸甸的良知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些历史文献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忠实客观地保存下来:为今人和后者都提供一个以史为鉴的机会。这样,这一数据库的意义就又有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到保存民族集体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升华。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史上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它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毕竟不远。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性的重复并非是不可能的。

来源:香港《动向》2014年12月号。



2014-12-20 20:20:30

主题: 2014战果
盘点2014战果:


1. 纽约华人网协公开赛8.0B组男双冠军;
2. 纽约曼哈顿和新泽西北USTA 3.5 地区冠军;
3. USTA3.5成人组 东区,亚军;
4. WTT 3.5 50岁以上组 东区和 滨州赛区冠军;
5. WTT 3.5 50岁以上组 全国冠军。
6. 注册USTA, WTT, 长岛联赛共25个队,有正式记录的比赛150+/-。Early bump 回到4.0.....



2014-12-19 16:11:35

主题: Nature:2014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Nature:2014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2014-12-19 生物探索

12月1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2014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这十大人物是本年度一些重要科学进展及事件的中心人物。其中与生物学有关的主要有癌症免疫疗法研究人员Suzanne Topalian、干细胞疗法研究者Masayo Takahashi、对抗埃博拉的医生Sheik Humarr Khan、结构生物学Sjors Scheres。

Suzanne Topalian:信念坚定的抗癌斗士(癌症免疫疗法)



Topalian是一位坚信癌症免疫疗法并为之奋斗的临床医生,她参与开发的一种癌症药物,今年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

这种药物属于PD-1抑制剂,可以激活免疫系统的T细胞对肿瘤发动攻击。今年七月,日本政府基于Topalian领导的临床试验,率先批准了首个PD-1抑制剂,
nivolumab。两个月之后,美国FDA批准了另一种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一些分析家预计,这类药物将成为癌症治疗的主力军。

当Topalian还是医科学生的时候就相信,利用机体自身防御可以对抗癌症。就算在癌症免疫疗法备受质疑的时候(早期临床试验结果不理想),Topalian也依旧很坚定。

2006年Topalian帮助启动了nivolumab的临床试验,并于2012年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文章显示,nivolumab在一些晚期黑色素瘤和肺癌患者中引起了强烈应答。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批准这类药物用于肺癌治疗。随着PD-1抑制剂和其他癌症免疫疗法的成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投身到了这一领域中。

Sheik Humarr Khan:对抗埃博拉的医生



“我害怕死亡,我必须说,因为我珍惜我的生命。就算你穿上最严密的保护服,你仍然冒着风险,”他曾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这么说。他是在西非塞拉利昂对抗埃博拉的领队医生,叫谢赫-乌马尔-汗( Sheik Humarr Khan)。他治疗了超过100个感染者。他还是塞拉利昂唯一一位病毒性出血热专家,是该国抗疫行动的领头人物。

他参与了首个埃博拉测序研究,他拒绝出国坚持留在塞拉利昂治疗自己的同胞,7月29日他死于埃博拉感染。Khan生前所在团队正在西非各地区安装测序仪,以便
继续跟踪埃博拉的发展。

Masayo Takahashi:给干细胞领域带来光明的眼科专家



高桥政代是日本理化研究所(RIKEN)发育生物学中心(CDB)的一名眼科医生。世界上首例iPS细胞治疗所用的视网膜组织就是她通过iPS重编程获得的。


今年9月12日,日本兵库县一名70多岁、患有“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女性,接受了全球首例将诱导多能干细胞制成的视网膜细胞移植入体内的手术,高桥政代在现场全程见证了手术过程。该患者于6天后从实施手术的尖端医疗中心医院出院。医院表示患者没有并发症等问题,情况良好,今后该患者将继续到医院接受诊疗,团队将用约一年时间评估移植细胞的安全性与效果,之后也将继续确认是否癌变等iPS细胞治疗中最受担心的问题。

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2007年开发了人类iPS细胞,而高桥实现临床应用距此只有7年,时间之短实属罕见。11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保罗•纳弗拉
于宣布,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高桥政代被选为干细胞研究领域的“年度人物”。

Sjors Scheres:结构生物学家



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复杂分子机器,今年Scheres获得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核糖体图像。然而,作为一个结构生物学家他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核糖体,“我的主要贡献是数学方面的,” Scheres说。

Scheres的数学为结构生物学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一领域曾经是X射线晶体学技术的天下,现在冷冻电镜(cryo-EM)却占据了优势,这多亏了Sjors开发的软件。这个软件能够将cryo-EM图像转变为精细的分子结构,让生物学们更简单更清晰的看到分子机器。

2010年Scheres加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之后,显微镜技术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Scheres意识到需要更好的计算机程序来解读大量的数据,于是他把自己关在
办公室里写了一个出来,这就是RELION。

“他一个人呆了几年,然后就拿出了这个美妙的软件,”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Venki Ramakrishnan说。Ramakrishnan曾通过X射线晶体学技术揭示了细菌核糖体的结构,而Cryo-EM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今年,Ramakrishnan与Scheres合作为人们展示了酵母和人类核糖体的精密结构。现在Ramakrishnan实验室基本上已经改用冷冻电镜了。

Scheres还在破解更多更复杂的结构。举例来说,他和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合作确定了γ-分泌酶的结构,这是一种与阿尔茨海默症有关的蛋白。

Maryam Mirzakhani:伊朗女数学家,获2014菲尔兹奖



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于8月13日公布,现年38岁、从小热衷于文学而对数学不感兴趣的玛利亚姆•莫兹坎尼(Maryam Mirzakhani)获此殊荣,并成为历史
上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这是自居里夫人获得诺奖之后,科学界的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曾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剑桥大学的蒂莫西•高尔斯爵士(Sir Tim Gowers)评价说,“尽管女性一直在为数学领域做着最高水平的贡献,公众却很少看到这一事实。菲尔兹奖有了第一位女获奖者,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多,我希望她们的存在能够破解关于女性和数学的许多谬见,并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将数学研究作为可能的事业选择。”

Pete Frates:ALS患者,“冰桶挑战”倡导者



这个夏天,一场爱心接力活动“冰桶挑战”席卷全球,无论是政商界人士还是名人明星,纷纷加入到这场关注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公益活动中。

“冰桶挑战”的发起人是波士顿学院棒球队前队长皮特•弗雷茨(Pete Frates)等人,2012年,他被检查出患有ALS。今年7月,他向一些朋友发出了“冰桶挑战”,视频上传到网上后,奇迹般促使了比尔•盖茨、苹果CEO库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科技界、政治界知名人士的率先响应。

9月底,这场公益活动逐渐落下帷幕,但是这场龙卷风式的“冰桶挑战”不仅为ALS协会募集了4,180万美元(约合2.57亿元人民币)的,更让一直被人们“冷落”的罕见病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Andrea Accomazzo:罗塞塔号彗星探测器飞行负责人



“罗塞塔”计划于1993年展开,耗资13亿欧元。若取得成功,这将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彗星。

今年11月12日,欧洲太空总署称, “罗塞塔号”(Rosetta)对一颗彗星发射了菲莱(Philae)登陆器,这是罗塞塔号首次向彗星发射登陆器,将令人类得以史无前例地窥探太阳系起源之谜。

此次飞行负责人埃克马索(Andrea Accomazzo)说,“菲莱”号探测器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日8点35分被从运载飞船上弹出。“菲莱”号探测器会尝试降落在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表面,携带10项仪器,将在该彗星上展开实验。

Radhika Nagpal:机器人研究者



通过自然界自我组织现象的启发,哈佛大学研究人员Radhika Nagpal等人研制出一个由1024个机器人组成的集群。这个千人机器群组可形成复杂的二维图像,包
括星星、扳手和字母“K”。

这一现象特殊的地方在于:在此千人机器群组出现之前,大多机器集群的组成个数不超过100个。这是今年Nagpal的实验室第二篇机器人集群的论文。此前,他们的研究关注通过蚁群特性研发的机器人在没有任何领导者的情况下形成不同的三维结构。

经过多年的研究,至少在实验室,研究人员终于找到构建大型的机器人集群的临界点,其中包括硬件和算法。借助实验中运用到的工程物理系统,这些机器人集群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的自我组织系统。此外,这些原理使我们向创造人工集群迈出第一步,为我们在未来利用这一原理应用于包括救灾,环境监测,甚至艺术创造等领域作准备。

David Spergel:“宇宙暴胀”研究人员



天文学家是在利用某类超新星研究遥远宇宙时发现宇宙正在膨胀的。Ia型超新星是彻底毁灭的白矮星。由于此类超新星爆发时释放出的能量相同,天文学家可以借此推算出它的光度。这就好像你预先知道灯泡的功率一样。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David Spergel解释说:“如果你知道一个灯泡有多亮,通过观测到的流量值,你就能计算出它离你有多远。”远处的Ia型超新星看起来比近处的同类超新星黯淡,所以前者离我们更加遥远。

科学家把导致宇宙平稳膨胀的罪魁祸首——一种外向压力——称为暗能量。在宇宙膨胀的同时,引力(可被视为一种内向压力)可以让膨胀减速。但是物质因为宇宙膨胀而逐渐四散分离,引力的减速作用也渐渐势微。而暗能量的外向“压力”似乎不受膨胀影响,仍然保持恒定。因此,暗能量的重要性逐渐超过物质,致使宇宙加速膨胀。今天,暗能量占了宇宙全部物质的68%,而且所有迹象表明它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

宇宙学家构造了一个状态方程来描述暗能量压强与其能量密度的关系。方程特征参数w的取值可能有3种。“如果w等于-1,宇宙将一直膨胀下去,”Spergel说。“如果w大于-1,随着宇宙膨胀,暗能量将随时间减少,其作用也会减弱。”加速膨胀将会减慢并最终停止下来。宇宙的膨胀也会逐渐减慢,直到物质重新夺过控制权。

不过,w的取值还有第3种特别不招人喜欢的选项。如果w小于-1,即暗能量的压强随时间增加,那么宇宙将会膨胀得越来越快,直到时空本身也在“大撕裂”中被扯成碎片。举个例子,如果w值接近-1.5,宇宙将在从今天算起220亿年后灭亡。在那个最终时刻到来之前10亿年,星系团将消亡。在那之前6千万年,银河系将被撕扯得四分五裂。太阳系将会幸存到最后3个月,行星则能够坚持到大约最后半小时。

“目前,我们知道w的值接近-1,“Spergel补充说道,“但我们对这个值还非常不确定,以至我们仍然不知道宇宙的最终命运到底是上面三种中的哪一种。”

Koppillil Radhakrishnan: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负责人



2013年11月,印度首枚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在印度东海岸的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的主席Koppillil Radhakrishnan在发射成功后表示,“旅程才刚刚开始,更有挑战性的任务还在后面。”

今年9月24日,ISRO将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成功地送入火星轨道,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执行火星任务的国家。

Koppillil Radhakrishnan出席《星际远航:印度火星任务和之后》的新书发表会时表示,火星任务的成功是下一个科学任务的开端,ISRO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何时进行要视此次火星任务而定,可能会在2018或2020年。



2014-12-19 13:30:34

主题: garland: 美国华人医生的追求
发信人: garland (南山无言), 信区: Medicalpractice
标  题: 美国华人医生的追求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Dec 10 20:34:24 2014, 美东)

A++谈到我们华人医生牛气,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牛气,还有这个牛气该怎么
用到好处。哈哈。

在美国做医生都很自信,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医生。比起国内的同仁,不论是知识的更新
上,还是新技术的运用上,都是信心十足。以至于部分的在美中国医生开始考虑如何到
国内发挥热力,甚至有改变中国目前不良医疗环境的想法。

说到美国整体的医疗体制和医疗质量,比起中国的情况,无疑是不在一个等级上。我经
常回国,与国内的同仁有交流。我常说,国内对西医的认知和把握还处在初级阶段。数
年下来还是这个结论。思维老套,不求改变,行业间垄断存在严重,大部分医生的培训
还是原始的师傅带徒弟性质。现代的医疗质量讲求的是安全性,有效性,及时性,公平
性,效率性和病人中心原则。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做的很好。作为心脏科医生我就举心脏
科病例来说明。我所在的这个医院,两百床位不到,可能相当于国内二级医院规模。美
国的每一个医院都遵循相同的高标准的医疗质量守则。我们这样的小医院,心外科每年
做到90例左右的心脏手术。我们的搭桥手术和美国顶级大医院的疗效相近,平均术后5
天出院。与国内三甲医院交流,告诉我在国内5天胸管都没拔呢。急性心梗支架介入,
DoorToBalloon时间我们可以做到小于70分钟,术后平均48小时出院。国内很多三级医
院没有急性心梗处理条件,很多三甲医院到不到基本的Doortoballoon90分钟要求。在
美国出院后有一系列的标准化治疗措施,包括医生门诊随访,电子处方到病人药房,护
士或社工上门服务,上门物理治疗等等。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病人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经历了美国规范的住院医生培训,独立行医的中国医生,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比国内同
仁更优越的条件和在更完善的体制下工作的机会。我们见识到更新更好的医疗知识和技
术,我们感受到良好医疗环境和体制的作用。我们有理由充满自信,有为国内改善就医
条件做贡献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和高度是建立在
巨人的肩上,这个巨人就是美国较为完善的医疗体制。医生是医疗质量行使的主体,但
不是全部。一个好的医疗成果是有一个完善的医疗团队共同完成。就如一个手术的完成
,技艺精湛的医生的术中过程只是手术的一部分,更重要关键的是,术前的准备,护士
的宣教,前台的预约,麻醉师的精心照顾,术后护士的观察及术后物理治疗人员的配合
等等。如果脱离了这个团队,我们医生什么也干不了。中国国内目前最缺的不是医生,
不是新技术,也不是护士,而是一个良好的体制和规范的制度。体制改变只有由上而下
的进行。有一个好的样板在面前,中国要做的不应该是照搬而是却其糟粕的借鉴。美国
体制存在它的不完善和浪费严重的一面。很好的结合中美之间的互补是最大的赢家。我
们了解美国的优势,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在美国的中国医生对于中国的医改可以
起到很好的促进甚至决定性作用。

回国学术交流义务门诊等等的小打小闹改变不了中国的医疗局面。广大的在美中国医生
应该结成大联盟,全方位的介入中国的医疗改革。有了良好的医疗环境和规范制度,医
生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病人才能得到满意的医疗质量。我们的理想是高尚的,我们知
道改变一个体制或者完善一个制度是长期而艰难的。让我们携起手一起为之奋斗。
--

※ 来源:·WWW 未名空间站 网址:mitbbs.com 移动:在应用商店搜索未名空间·[FROM: 99.]


附录:

发信人: Aplusplus (Hakuna Matata), 信区: Medicalpractice
标  题: 华人医生的牛气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Dec  8 23:52:25 2014, 美东)

最近在华人医生创业网上混了一段时间,充分感觉到华人医生的牛气。

这个创业群可以说囊括了基本上所有科的华人医生,当然病理和麻醉占绝大多数。 主
要是这两个专业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时间和金钱。 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把他们的YY尽情的挥洒在微信上,每天还有精华反复重播,一时间群情激昂,踌躇满志
,粪土当今万年侯。  当年毛主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美国的中国医生凭什么那么牛? 在academic当PD, 还是发明创造接近Nobel? 或者在
private practice,年收入几个米,开医院建连锁诊所, 还是常常到中国去慈善? 我
看没有几个能够做到。 我知道的相当一部分华人医生是在VA或者Kaiser这样的机构工
作,同样拿工资,为什么他们照样牛?

很早以前,这个版有个在德州做麻醉的说过, 如果兜里有很多钱,心里的感觉是非常
好的,其他相对就不重要了。 华人医生在美国可能很普通,但比起国内医生来,钱的
优势是显然的。 其他的比如受人尊重,病人数目多,口碑好等等国内医生都不缺。医
疗技术国外有优势,但医学诊断治疗虽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关怀, 后者华人医生身
居海
外没有一点优势。  而国内医生可能觉得能当书记院长什么的,社会地位高,但这在美
国好像没什么值得稀罕的。

人感觉好了就想到中国发挥,让感觉更好,这个是人之常情,但现实恐怕没这么简单。
国内提防美国医生恐怕比当年提防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警觉,所以到中国去创业并非想象
的那么容易。当然有一部分华人医生以天下之忧而忧为己任,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中
国医疗。 事实上方励之不需要在中国,大陆照样资产阶级自由化。

其实华人医生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创业呢? 在美国搞个华人医院成就感不比回国搞医院
差,如果有华人医生竞选美国参议员,我保证捐款,因为这才是华人医生真正应该做的
事。



--
Stay hungry, stay stupid.
※ 修改:·Aplusplus 於 Dec  8 23:56:42 2014 修改本文·[FROM: 71.]



2014-12-16 12:50:48

主题: 郎咸平: 当今中国的两大祸害
当今中国的两大祸害
2014-12-16 郎咸平经济学

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深层次的问题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
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

富人没有远见;

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
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2003年,中国共计有3000个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近两年国有企业转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亿万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2005年,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人们的想像,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

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作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 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边流浪边打工,有一天和几个先发起来的朋友在上海宾馆附近闲逛,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姑娘在乞讨,不住给过往行人打躬作辑,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钱。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跑过去在她的破碗里丢下十元零钞。朋友们马上提醒我,说这些人都是“骗子”,不值得同情,我刚才的行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鲜血还急着给他人疗痔疮”,说白了是“傻冒”。

我当时听了这话很呐闷,心想就算这些人是“骗子”,一掷千金的富人们路过时丢下一元钱也损失不了什么啊?中国人干吗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计较呢?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
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矿主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种情况: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 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 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成了强盗的男人就会去抢矿主,然后把矿主杀死。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第二种情况是“短视”。

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

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纪中期美国的石油大王;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依旧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汽车大王。

中国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镇压了!逃亡了!破产了!今天的中国富豪一百年后会向何处去?如是他们不改变自己的作法,结局应该不会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其财富并非来自勤劳智慧,尤其是亿万级富豪,其财富来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超级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靠钻体制的漏洞积敛起来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靠勤劳和智慧产生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纪石油革命时代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那样的机会。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特权”!是靠伤害国家和社会积敛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绝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平民暴动。因为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中国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顺守”一说。既然有相当多的富豪财富来路不公正,现在该是他们把不法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主要的是为了你们家族的百年大计。

这里我想问富人一个问题:你是愿意把财富拿到花枝招展的体面人群中享用呢?还是愿意拿到象非洲那样饿得皮包骨的穷人群体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财富在国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会努力争取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最好不要发生,在满眼都是穷人的社会里我拥有再多财富也没有多大意义,说不准想找个漂亮点的小蜜也难上加难,因为饥民世界里不容易产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种情况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里,那份孤独不是一个富人能够忍受的。为了争取第一种结局,我得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群变成体面人,变成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一部分出来为他们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一部分有“远见”的富豪,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富人集团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标题为《民族与历史》的论文,为作者的观点与见识深深倾倒。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总裁。如果中国的大总裁们都有他那样的“远见”,中国的悲剧无疑会大大减轻。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酮和鲁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酮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 “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
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酮、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酮、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
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
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
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次年的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在任“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郎咸平经济学
郎咸平,为民代言,披露现实,大胆建言,在反腐败、
中国经济、房地产、中国教育、大学生就业等社会热点
问题上,都有全面深刻的解读和切合实际的建议。其网
络文章和视频遍布互联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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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6 09:57:23

主题: 揭草仙:2014年美国心脏学会等关于处理胆固醇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指导意见
揭草仙:2014年美国心脏学会等关于处理胆固醇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指导意见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 由 guzheng

刚读到美国心脏病学院(ACC)和美国心脏病学会(AHA)根据新研究结果发布的指导意见(对2013年指导原则的更新)。其中最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建议年龄介于66至75岁的老年人,无论是否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都应该考虑服用降胆固醇药物斯达汀(Statin),来降低心脏病发作与中风风险。根据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行的《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这个年龄层中,97%女性和100%男性,即使胆固醇浓度正常,都应该服用斯达汀类药物。

新研究不但建议所有心脏疾病,糖尿病与高胆固醇病患服用像是立普妥(Lipitor)等他汀类药物,其他在未来10年心脏疾病与中风风险高于7.5%的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服用这类药物来降低风险。不幸的是,根据其使用的程序计算,几乎所有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未来10年心脏疾病与中风风险都会高于这个数字。不能不承认,65岁以上这个老年年龄本身就是心脑血管风险的极大危险因子。所谓“未来10年心脑血管疾病发作风险因子”是根据更新的 ASCVD 危险因子计算程序, http://my.americanheart.org/cvriskcalculator,计算出来。

但是,接着不久我便收到两位朋友传来的相同内容的email,标题是:“猪油是好的胆固醇,亚硝酸盐是一种有益身体健康的的血管扩张剂,運動和心情勝過一切藥品”。

我的感觉像是吃进一只苍蝇 – 我们熟知的医学结论怎么就让一个不知姓名者轻易推翻了,不但如此,许多人为其传播出力。

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在网上,无论中英文,一查还真是大吃一惊,许多类似观点文章,包括研究报告对我们多少年来深信不疑的关于饱和脂肪酸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凶看法提出了真正挑战。怎么回事,难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也出现在科学研究本身?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有必要相信任何“科学结论”?

但是仔细读了一些文章知道,其实这些“新研究报告”也不能完全推翻过去的结论。只是用新的荟萃分析数据对过去有关饱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联系提出了异议 – 饱和脂肪酸并不像过去认识的那样危害人类心血管。新看法没有给出原来关于饱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间病理研究和它们之间因果联系为什么不对的的令人信服解释?所谓”饱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等等。既然是新的研究,多数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结论不是十分肯定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辩论。当然,笔者不可能,也无能力提出任何判断意见。本文目的不是参与这类讨论,辩论。

联系到刚刚读到的美国心脏学会等权威部门最新的关于服用降低胆固醇药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指导建议,我在这方面只能相信后者,而不是没有充分研究,耸人听闻的一些新结果。

笔者认为,为了正确理解美国心脏学会新指导意见,关键要正确理解关于胆固醇的生理和(导致心血管疾病)病理知识:

(1) 胆固醇是身体许多组织需要的重要营养。比如,它是生成细胞膜重要原料,身体皮肤在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合成维生素D的原料也是它,一些激素也是以它为原料得到的。它在脑细胞合成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等等。所以我们能想到,婴幼儿,青少年时期特别需要它。

(2)胆固醇是一种浅红黄色蜡质状物质,和脂肪一样,不能融于水/血液。于是,在进入血液之前身体用可溶于水的蛋白包裹它,成为脂蛋白,这样才可能被血液运送到身体组织。和脂肪不同的是,过多的胆固醇不能被燃烧成热量,从汗液排出,或者通过运动消耗掉。

血液中胆固醇被分为:

a) 低密度脂蛋白(LDL-C),它容易在血管壁中沉淀,是心血管最大危险因素,被称为坏胆固醇;
b) 高密度脂蛋白(HDL-C)能将LDL带回到肝脏,在那里被处理,排泄掉,故被称为好胆固醇;

在2014年指导原则中,美国心脏学会等机构重复: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表明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ASCVD),包括冠状心脏疾病,中风和外周动脉疾病的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低密度胆固醇会缓慢地在动脉血管壁沉积,生成斑块。并导致血液凝块。严重的,动脉血管壁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黄油,缩小了血管通道,并且使得血管壁变得更硬,失去弹性。高血脂的直接损害会导致全身动脉粥样硬化。80%的动脉粥样硬化是由高血脂造成,而动脉硬化会直接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3) 胆固醇是在动物肝脏里被合成出来的。所以,所有来自动物的食物,肉,脂肪,奶,内脏,蛋,等,都含有胆固醇。其它食物不含胆固醇。但是使用经过高温反复加热的植物油以及商业目的用植物油制造出来的固态油含有反式脂肪。它会提高身体的低密度胆固醇。

人肝脏当然也制造胆固醇。它每天产生约1000毫克的胆固醇。这足够人体自身需要。所以,胆固醇和维生素不同,没有必要从食物中吃进。据说一般情况,人体胆固醇70%是自身产生的。

(4) 高胆固醇可能来自家族原因,即从基因带来。另外,过多摄入高胆固醇食物,也可能造成。过高的胆固醇当然容易通过验血查出,它多出现在老年人,糖尿病人或其他有某些健康问题的人身上。它可能导致皮肤出现浅红黄色,被称为黄斑瘤(xanthomas)的东西。这些黄斑瘤大小不一,可能出现在身上各处,特别是关节,手,眼睑上。比如,通过镜子检查自己的眼睑,你可能发现这种斑瘤。

(5) 按照美国标准,全部胆固醇不应超过200 mg/dL。 但是,过低,低过 160 mg/dL,也可能预示健康问题,甚至癌症,抑郁症。等。只是还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 谁导致谁?

(6)许多研究表明,运动对身体里胆固醇有好处。比如提高高密度胆固醇。甚至降低低密度胆固醇,或总胆固醇。

综合以上所述,人体肝脏制造胆固醇完全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在前面提到的那个Email文章就是将老年性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和“缺乏胆固醇”混为一谈。老年会出现的“萎缩”表现在身体各个方面,比如骨骼,皮肤,头发,内脏,等等,不光是大脑。这种萎缩的原因是人到老年基因修复能力逐渐降低造成。老年痴呆症有其自身基因等更为复杂的原因,绝对不是只要多吃进“猪油这种好胆固醇”就能避免的。

那么有人说猪油是“好胆固醇”,到底对不对?本文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其实看看世界上有许多人,比如信奉穆斯林教,素食者,以牛肉为主要肉类消费的许多西方人,难道他们因为不吃或少吃这种“好胆固醇”,比起爱吃猪肉的中国人身体更差?

我们通过吃动物食品得到丰富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等等重要营养。含胆固醇高的东西常常是香,口感好,这是很不幸的。但是摄入一定量肉类,对于老年人是必要的。许多健康长寿的老年人都爱吃肉。但是因此摄入的胆固醇却对老年人没有必要,甚至有害的。

美国心脏学会等发布的2014年关于胆固醇指导原则中提到的建议几乎所有65岁以上老人服用的他汀(Statin)类药物,其作用原理主要通过在肝脏中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起作用。他汀类药物被用来治疗21岁以上高血脂病人,效果十分好。指导原则中说:随机对照实验表明,服用他汀类药物确实能够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ASCVD)危险。

这个更新的指南重点将会减少ASCVD发生在下面四类受益组:

(1)临床上被诊断是ASCVD(即,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或有心肌梗死病史,稳定或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或其它动脉血管重建,曾经发生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动脉粥样硬化或原发性外周动脉疾病);

(2)LDL-C水平高过190 mg/dL(4.92 mmol/ 升);

(3)低密度胆固醇达到 70〜189 mg/dL (1.81至4.90mmol/升) 的40至75岁的糖尿病人,但是没有临床ASCVD;

(4)虽然没有临床ASCVD或糖尿病,但是计算的10年心脏病危险因子大于7.5%的人。很不幸的是,年龄高于65岁的绝大多数老人,即使胆固醇正常,都落入此类。

□ 读者投稿



2014-12-16 09:54:50

主题: Lady-Sea: 曾经消失的南京大屠杀
曾经消失的南京大屠杀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 由 lixindai

作者:Lady-Sea国学微说

国人有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如果说,建国后直至1980年代,中国的教科书都是没有南京大屠杀,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相信吗? 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老百姓说穿了是很愚钝的,你不在传媒(过去是人民日报和电台,现在是微博和CCTV)和中学层次的教科书上写上,他们往往就不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就以为俄罗斯在2008年入侵了美国乔治亚州,在中国,近年的一次调查中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五分之一就文革始于哪一年写不知道。

所以,千万别高估老百姓的智商和求知欲。所以你举一千本一万本60-82年间出过的书里提到南京大屠杀,都与传媒和教科书里是否存在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没法证明当时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脑海里,是存在的。

几个人的回忆

吴先斌,作为64年生的人,他就没有从报纸或是教科书上得知南京大屠杀,是外公告诉他的,当时他相当震惊。(南都《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后面有附文)

朱世巍:他写到曾经有人因为提出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必要的就被打为右派,然后他的老师要以做贼一样谨慎神秘的口气告诉小学生的他(《东线:第一个冬天》68页)。

之后笔者买到了几本当年用的教科书和教辅,《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上教1960年版,207页是1937年年表所在位置,有老毛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和七七事变,平型关大捷等列在一起。没南京一个字。

1960年高中毕业生用《高中历史总复习纲要》,325页关于抗战,分别四小节,是日本侵华,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结成,苏联对中国支持,美英的态度(一句话就是纵容和暗地支持)。

徐师大历史系1978年编世界历史大事纪年,493-494页是37-38年的年表,有老毛的论持久战,有七七事变,后面的提到过”大陆交通线战役”"美国用原子弹杀害广岛长崎几万居民(503页)”。世界历史大事可能对中国史的篇幅有限,那么来看一下徐师大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77年编成,79年印刷版,还是什么南京的屠杀都没记录。人教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1960版),60-61页几乎用了整页内容讲平型关大捷,讲得栩栩如生(每页各半面),然后62页南京一失陷就没了,南京大屠杀?没见到。然后是老毛的持久战,从62页的半页写到了63页全页。之后是大篇幅讲解放区的大生产与整风的事,讲打退反共高潮。至于日军暴行也不是完全没有,72页底下五分之一的篇幅到73页是讲反扫荡,反清乡的。然后74页底下四分之一篇幅到了75页几乎全部页面都是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的,让人看了觉得国民党基本上和日本人一样坏。

文革期间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供高中生用的,一样没有南京大屠杀。至于人民日报的报道,可以参看《人民日报之非主流关键词》,里面说了从1960年某篇文章到1982年某篇为止,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现在人民日报可供搜索的资料库已经失灵,笔者只好试着设法一年一年地买人民日报合订本,尽力地试着检查这个说法的可靠性。

补充一点材料

梅汝璈在那个主张抗日战争被国共之间斗争歪曲的年代,他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附: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南都记者 高龙

201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烛光祭、守灵仪式、世界和平法会、国际和平集会,幸存者赴日证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显示这一主题日益受关注。

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却面临着窘境。她到南京采访时,没有看到大屠杀遗址,却看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老房屋和老街景被拆除。张纯如观察到的事实,正映射了这场旷世灾难的命运:在公众视野中,它曾长期”消失”。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曾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

“老师不讲,教科书不提”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曾为舆论禁区。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说,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进行攻击与诽谤。”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在日本国内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70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

解放后30多年,南京大屠杀也曾在国内教育中长期缺失。

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谈起南京大屠杀,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外公,一位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人。

上世纪70年代,吴先斌上小学。有一次外公带他去南京秦淮河洗澡。在石头城桥边时,老人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年幼的吴先斌听了非常震惊,”外公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难道他说错了?可他是我最亲近的人啊。”当时,小学生吴先斌接受的抗战教育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曾经缺失了,但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过。”吴先斌觉得官方的修史不能表达全部情感,后来产生了创办民间博物馆的设想。2006年,他出资创办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收藏了2700多件文物。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也经历了没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1963-1968年,经盛鸿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上世纪70年代末,他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在南京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大学时代的经盛鸿接触到关于国民党抗战评价是这样的词汇:”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

史料:从确载到阙如

1938年1月,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后来情形渐渐发生改变。1948年11月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抗战史讲话》,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不过重点落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在南京就采取逃跑主义,不战而逃。”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从”七七”到”八一五”》,则没有涉及这次浩劫,而是对比国共的抗战表现。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和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话》,”南京大屠杀”都没有出现。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经盛鸿介绍,在学术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

屈指可数的异数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1960年,由高兴祖牵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部分师生,开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2年,写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是一本几万字的油印本,只供内部交流。

“当时高兴祖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困难重重,没有人理睬,没有人重视,查找资料困难,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后来他想方设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没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多大。”经盛鸿说。

“南京好人”

遭遇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抗美援朝时,凡是与美国沾边的都受到批判,”在这两个学校任教的美国教师,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国特务,或被批臭,或被驱逐,赶走之后还要批判。还让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交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张纯如发现,朝鲜战争时,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屠杀的恶棍,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另外的文章则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组织,与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

“三个世界”理论:日本被认为可以争取团结

经盛鸿介绍,在南京保卫战中,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在建国后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

“抗战胜利后参加审判南京大屠杀日军战犯的国民政府法官,也被打成’反动法官’,坐牢的坐牢,关押的关押,流放的流放,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好下场。在这个背景下,自然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经盛鸿说。

学者王锦思提及,1959年,日本战犯被组织来南京,但不是去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而是去雨花台默哀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先烈。

经盛鸿介绍,”文革”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重回公众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1982年是一个节点。

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针对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此后,中方展开调查。

1983年11月,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筹备建立纪念馆。

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

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

记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仍未将”南京大屠杀”收入,却收入了”南京惨案”词条,描述了1949年南京示威游行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打死2人的史实。

被忽略的还有遗址、幸存者199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旅游辞典》,描述了革命烈士陵园雨花台,对南京大屠杀遗址只字未提,199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小辞典》亦如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亦命途多舛。1995年,当张纯如踏上南京寻觅幸存者的时候,看到幸存者是一些穷人,”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提供了一份2007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名单,上面的许多老人已经离世,如今幸存者不足200人。

其中一位健在的,是79岁的马庭宝。父亲在1937年的大屠杀中遇害时,马庭宝只有两岁。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居住在南京市一间只有17平米的房子里,房子没有卫生间。退休前,马庭宝是普通工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每月领取几十元的薪水。他说,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没有被公开提起过。解放后很长时间,他作为幸存者未获任何政府援助。

直到2004年———南京大屠杀67年后,马庭宝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门的第一笔援助金,一年500元,该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一年1400元。2005年,马庭宝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

时至今日,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正不断深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一块颀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遇难者300000″,最开始用3种文字介绍,如今发展到了11种。

参考资料:

经盛鸿著《为了维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 与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经盛鸿著《枷锁下的金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
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来源:明镜网



【华夏诗苑】叶如钢: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4 日 由 baichuan

南京。 1937年 12月13日。
杀戮开始。 强暴开始。 摧毁开始。
人间地狱开始。

南京城外的旷野躺着成千上万尸体
长江的水面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尸体
长江的滩和岸上躺着成千上万尸体
南京城墙下躺着一具具尸体
南京城里躺着一具具尸体
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尸体
南京,一辆辆车运载尸体
尸体, 堆积成山
巨大土坑里, 填满尸体
三千人, 一次被屠杀: 汉中门外
九千人, 一次被屠杀: 鱼雷营
三万人, 一次被屠杀:宝塔桥
五千人, 一次被屠杀: 中山码头
第六天, 夜, 下关草鞋峡:
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八人。
机枪扫射。 乱刀砍戮。 煤油焚烧。
十万人。 被屠杀
十五万人。 被屠杀
二十万人。 被屠杀
三十万人。 被屠杀

南京大屠杀—
世界历史的巨大荒原上
矗立的一道黑色高墙
三十万个名字
在黑色高墙上永远睁着眼睛



2014-12-12 17:30:47

主题: 记者以身殉职
Obituaries

Michel du Cille, Post photojournalist who won Pulitzer 
three times, dies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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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eer of Michel du C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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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du Cille died at 58 doing the work he loved. He 
was completely devoted to the story of Ebola, and he 
was determined to stay on the story despite its risks.

By Matt Schudel December 11 at 9:16 PM 

Michel du Cille, a Washington Post photojournalist 
who was a three-time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for 
his dramatic images of human struggle and triumph, 
and who recently chronicled the plight of Ebola 
patients and the people who cared for them, died 
Thursday while on assignment for The Post in Liberia. 
He was 58.

He collapsed while returning on foot from a village in 
the Salala district of Liberia’s Bong County, where he 
had been working on a project. He was transported 
over dirt roads to a hospital two hours away but was 
declared dead on arrival of an apparent heart attack.

Mr. du Cille won two Pulitzer Prizes for photography 
with the Miami Herald in the 1980s and joined The 
Post in 1988. In 2008, he shared his third Pulitzer, with 
Post reporters Dana Priest and Anne Hull, for an 
investigative series on the treatment of veterans at 
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

“Michel had returned to Liberia on Tuesday after a 
four-week break that included showing his 
photographs at the Addis Foto Fest in Ethi-o-pia,” 
Washington Post Executive Editor Martin Baron said 
in a statement to the newspaper’s staff.

“We are all heartbroken,” he continued. “We have lost 
a beloved colleague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complished photographers.”

Michel du Cille was asked to make some remarks 
about his experiences covering Ebola in Liberia to 
share with his colleagues. This was filmed in Ethiopia 
while Michel was at a photo conference. He passed 
away in Liberia on Thursday, Dec. 11. (The 
Washington Post)

Mr. du Cille served as The Post’s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and as an assistant managing editor for 
several years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field as a full-
time “shooter,” the job in which he always felt most 
comfortable. He was renowned among journalists for 
his ability to look inside a crisis and find enduring 
portraits of sorrow, dignity and perseverance.

His assignments often took him to places of strife and 
deprivation, from Sudan to Afghanistan, where he 
came under fire in 2013. He covered civil wars in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in the 1990s before returning 
to west Africa this year to cover the Ebola outbreak.

In Liberia, Mr. du Cille wore full-body protective gear 
and operated his cameras through heavy rubber 
gloves. He photographed the stricken patients, but he 
also managed to convey the emotional toll of the 
disease on victims’ families.

“It is profoundly difficult not to be a feeling human 
being while covering the Ebola crisis,” Mr. du 
Cille wrote in The Post in October. “Sometimes, the 
harshness of a gruesome scene simply cannot be 
sanitized. . . . But I believe that the world must see the 
horrible and dehumanizing effects of Ebola.

“The story must be told; so one moves around with 
tender care, gingerly, without extreme intrusion.”

Mr. du Cille was unwillingly thrust into the public 
debate surrounding Ebola when Syracuse University 
in New York state rescinded an October invitation to 
speak to photojournalism students. He had undergone 
a voluntary 21-day monitoring period for Ebola and 
showed no signs of having the disease.

In his Post article, he said he was “angered” by the 
decision, which he called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Michel du Cille recounts his experience reporting in 
Afghanistan, where he was following members of the 
Afghan National Army. (Michel du Cille, Anup Kaphle, 
May-Ying Lam, Kevin Sieff/The Washington Post)

“Especially now,” he wrote, “I am cognizant of what I 
could have told them — about the power and 
necessity of capturing images- that interpret the 
human experience while daily life unfolds under the 
cloud of Ebola.”

Earlier in his career at The Post, Mr. du Cille spent 
months covering the tragedy of the treatment of 
veterans returning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q.

Priest, a Post reporter assigned to theWalter Reed 
investigation, was initially concerned that a 
photographer, carrying cameras and other equipment, 
might “scare away the soldiers and families who were 
risking a lot to talk to us.” Instead, his friendly manner 
put sources at ease, and many began to ask for him 
on subsequent visits

“I remember introducing him to a skittish soldier 
whose room he had to talk himself into to document 
the black mold growing on the walls,” Priest said. “We 
were at a restaurant, and 10 minutes into the 
conversation, the two of them were talking like long-
lost friends. I don’t think I’ve ever worked with anyone 
else like him. He was so gracious and patient with 
people, and so thoroughly loved what he was doing.

“His love for journalism rubbed off on me and his 
colleagues.”

Michelangelo Everard du Cille was born Jan. 24, 1956, 
in Kingston, Jamaica. His father was a minister in 
Jamaica and became a journalist after the family 
moved to Georgia in the early 1970s.

Mr. du Cille was 16 and still in high school when he 
began his photography career at the Gainesville Times 
in Georgia. He had internships at the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and the Miami Herald before 
graduating from Indiana University in 1981. He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from Ohio 
University in 1994.

He joined the Herald’s photography staff in 1981 and 
won his first Pulitzer — which he shared with Carol 
Guzy, who also later moved to The Post — for 
coverage of a volcano eruption in Colombia in 1985.

Two years later, Mr. du Cille spent months 
photographing life inside a crack house in Miami, 
capturing the drug’s devastating effect on a 
community. His work earned him a second Pulitzer, 
this time for feature photography.

The editor on the project was Gene Weingarten, who 
later became a two-time Pulitzer-winning writer at The 
Post.

“After a couple of weeks,” Weingarten said, “I asked 
him how the shoots were going. He said, ‘No pictures 
yet. I haven’t taken my camera. First comes trust, then 
the work.’ ”

Mr. du Cille joined The Post as a photo editor in 1988 
and became known not just for his unerring eye 
through the lens but also for his keen ability to 
observe talent. He recruited many of the paper’s 
photojournalists and oversaw The Post’s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2010 Haitian 
earthquake, which won a Pulitzer Prize.

He helped advance the paper’s photography into the 
digital age, with the developing of online galleries and 
other ways of displaying visual content on the Web. 
He was instrumental in shooting and producing The 
Post’s monumental 2006 series, “Being a Black Man” 
and became a mentor for African American and other 
minority photograph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e was a courageous witness and a powerful 
storyteller,” said Kenny Irby, with the Poynter Institute 
in Florida. Irby, who had known Mr. du Cille for 35 
years, said he brought those traits to his assignments 
and was known for “giving” voice to the voiceless and 
preserving the dignity of those who were in his 
viewfinder.

Late in his career, Mr. du Cille continued to take on 
demanding assig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surviving a bout with cancer and two knee 
replacements, he “jumped at the opportunity” to cove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in 2013. He and Post reporter 
Kevin Sieff came under fire in a region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Our rest was brief, as sounds of unrelenting gunfire 
suddenly began,” Mr. du Cille wrote in a first-person 
account. “It seemed so very, very close, and it was. 
The [Afghan] commander, Col. Mohammed Daowood, 
sprinted past with a pistol in his hands. I began to 
follow him. Moments later, Sieff said, “We need to take 
cover … and get your helmet back on.”

Mr. du Cille’s first marriage, to Christine Clarke, ended 
in divorce. Survivors include his wife of five years, 
Post photographer Nikki Kahn; and two children from 
his first marriage, Leighton du Cille and Lesley Anne 
du Cille.

In his October article about covering the Ebola crisis 
in Africa, Mr. du Cille wrote about the anguish he felt 
when the only help he could offer was through his 
camera.

Writing about the sister of one Ebola patient, he said: 
“She asked me questions that I could not completely 
understand and could not answer. . . .

“To me, her eyes said, ‘This is the end.’ I looked at her 
and said, ‘You know she is very, very sick.’ She said, 
‘Yes, I know.’ As I tried to continue our fruitless 
conversation, my voice broke and suddenly tears 
came involuntarily. By then, more patients arrived by 
ambulance and I resumed taking photographs.”

Emily Langer, Mary Pat Flaherty and Adam Bernstein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In his own words: Documenting with dignity in the 
Ebola zone

Veteran photographer recounts his first Afghan war 
assignment

Covering Ebola with Michel du Cille

Documenting with dignity in the Ebola zone

RIP, Michel du Cille: Photojournalist. Storyteller. Visual 
genius.



2014-12-12 08:42:40

主题: 甲状腺肿物鉴别诊断知识
认识甲状腺结节:书本上学不到的甲状腺知识,赶紧收
藏(一)
2014-11-27 doctor-x 知己知医and与健康做朋友

身边患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检查器械技术的
不断提高,当B超分辨率达到1mm,60-70%中国人都能
检查到甲状腺结节。也就是说3个中国人中就有2个有结
节。这样显得甲状腺结节都不像是病了。
我们经常听说,谁谁去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还是多发
的。谁谁平时好好的,单位体检查出甲状腺有结节,还
要开刀。是的,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么不痛不痒,起病
隐匿。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甲状腺结节,到底要不要紧
呢?

甲状腺结节中,85-95%是良性结节。在甲状腺恶性结节
中,90%以上又都是低度恶性的。

1、查甲状腺,B超好还是CT、磁共振好?

甲状腺的影像学检查中,就是B超最准。CT、磁共振
(MRI)都比不上。除非要看周围组织的详细情况,可
以再做磁共振。

2、甲状腺B超结果怎么看?

B超看3点:按照权重依次为:边界—钙化—血流。

下面来说说报告上常见的几种描述:
1)“边界欠清”:
良性结节一般边界清楚,恶性的因为有对周围组织有侵
袭。边界可以不清晰。但是,炎性的病灶,不是恶性
的,因为它可以以有渗出,边界也是不清楚的。
2)“点状强回声”:
可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胶质,这是良性的标志。一种
是钙化,恶性一般都有钙化,并且多为微小钙化;但,
有钙化不一定都是恶性的。
2)“内部血流紊乱”:
血流分为内部血流、外部血流。恶性的多有内部血流紊
乱。

①边界不清。
②微小钙化。
③内部血流紊乱。
以上这3点,如果一点没有,不用当心,良性可能性很
大。有1-2点的,不放心就做个穿刺。3点都有,恶性可
能性大。

鉴别良恶性结节,除了上面三点之外,还可以看:是否
与周围组织有粘连,有无淋巴结转移,短期内是否迅速
增大,生长方式(纵向生长的恶性结节可能性偏大),
结节大小(结节>50px的也建议手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B超检查医生的经验以及机器的分辨率
可能对B超结果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而B超结果对判
断结节性质又是特别重要的参考,所以建议需要明确鉴
别结节性质的可以去大型医院找有经验的B超医生做检
查。

3、良性结节怎么办? 

TSH高会使甲状腺结节长大,所以有结节的人要求TSH
低,在0.5-1.0之间。
TSH与T3、T4有反馈关系,TSH高,可以促进T3、T4
水平升高;而T3、T4的升高,又会反馈使得TSH水平降
低。
有结节的人应该适当降低TSH水平。有什么方法呢?首
选食疗。
哪些食物缩结节?
海产品。对,没看错,是海产品。甲状腺良性结节的人
多吃海产品,而不是如一般人想象长结节了不能吃海
货。TSH如果>2.5,则需要吃优甲乐来控制结节。
哪些食物会长结节呢?
十字花科食物:卷心菜、白萝卜等,因为可以使T3、
T4合成受阻,从而升高TSH,所以是长结节的,少吃,
但也不是禁忌,毕竟一天你也吃不了太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甲状腺结节患者,只要TpoAb、
TgAb、TRAb这些抗体是阴性,无需忌碘;若TpoAb、
TgAb、TRAb阳性,则要少吃海带、紫菜类高碘食物。

良性结节可以定期复查B超。由于每次B超探头切面的不
同,结果报告上描述的结节大小有几毫米的偏差是正常
的。尽管良性结节可以通过食疗,但目前还没有可以明
显缩小结节的措施。也没必要苛求,良性结节只要不明
显增大,不痛不痒,不影响甲状腺功能,根本无需太在
意。

4、说说食物中的碘

如果把食盐中的碘算1倍,那么,
①海带、紫菜、海苔这一类的海产品是1000倍;
②贝壳类、蟹类是100倍;
③鱼、虾、鱿鱼、乌贼是10倍;
④鸡精是700倍。

5、甲状腺癌:



甲状腺恶性肿瘤,根据病理类型分为乳头状癌、滤泡性
癌、髓样癌、未分化癌、淋巴瘤和转移瘤。其中低度恶
性的,包括乳头状癌、滤泡性癌,占到92%左右。三年
存活率90%以上。这类低度恶性的肿瘤组织可以摄取
碘,即使有转移,不管转移到身体哪个部位,都可以用
同位素(放射性碘)杀掉。
滤泡状瘤和滤泡状癌用细针穿刺方法是分辨不出来的,
只有通过活检才能观察到是否突破包膜从而分辨。而且
即使是滤泡状瘤,什么时候会突破包膜也没有办法预
测。所以,只要是滤泡性的,不管是瘤还是癌,都建议
手术。
对于乳头状癌,需不需要手术,一直存有争议。一方认
为知道病理结果为恶性,如果不手术很容易有长期心理
负担;并且如果出现转移,需要用同位素治疗,治疗之
前还是得先手术。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确定是恶性的就一
定要手术。而另一方认为,发现一个甲状腺癌就手术一
个,这是过度医疗。因为根据日本一项研究,甲状腺乳
头状癌5年转移率1%,10年转移率5%,并且发现有转移
之后再去做手术,也没观察到有术后再次转移发生。所
以手术不需要那么积极,造成过度医疗。
而对于手术是全切还是部分切除也是存在争议。

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流程:手术全切或近全切—
放射性碘治疗进行残余病灶清除—左旋T4药物进行10年
以上的TSH抑制治疗—1年内全身扫描和Tg检查。
术后TSH抑制治疗:有转移的,要求TSH控制在0.1-
0.5。没有转移的控制在0.5-1.0。
术后除了查甲功,还要随访CEA等肿瘤标志物,至少要
查一次血钙、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明确手术中
很容易受损伤的甲状旁腺有无受到影响,甲状旁腺关系
到人体血钙、血磷水平的调节。

信息来源于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王曙教授、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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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2 00:22:48

主题: 大师:吴清源
毛豫卿:吴清源到底有多牛逼?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由 lixindai

  吴清源先生于近日仙逝,估计会有不少人觉得奇
怪:一个下围棋的日籍华人去世了,为什么要闹得这么
大张旗鼓的?如果仔细翻一下关于吴清源的新闻,会发
现一周前恰好是他的百岁生日,于是数百社会名流齐聚
北京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典。奇怪的人可能就更要奇
怪:什么杨振宁,聂卫平,张震……三教九流什么人都
有,干嘛聚在一起给这么个老头过生日?

  虽然满腔缅怀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做
个吴清源先生的科普更有意义一些。

  首先要说明吴清源先生的职业:围棋手。他一辈子
都干这个,没干过别的,目测也干不好别的。这就牵扯
到围棋是个什么东西——简单地说,中国总讲“琴棋书
画”四艺,其中的“棋”就是围棋,是种很有些年头也很复
杂的棋类。

  自古以来,围棋手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因为四艺之
中,围棋就比较特殊。另外三艺都是纯粹的艺术,讲究
的是知音难觅,纵然有高下之分,也是人们主观评判出
来的——围棋不是,本质上讲,围棋首先是一种竞技棋
类,只要下棋,必分输赢。但是围棋和象棋、军旗、跳
棋、飞行棋、大富翁游戏棋又有些不一样,围棋比较玄
乎,除了纯粹的输赢之外,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就像读
本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
绵一个道理。参考《天龙八部》擂鼓山“珍珑棋局”那一
段的描写,不同的人透过围棋会体会到一些不同的东
西。所以围棋手自古以来的身份也比较诡异,跨度非常
大——下的好的,叫国手(国手这个词仅限于围棋,别
的棋类哪怕你再强,也不能享受这个称呼),享受国士
待遇,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下的不好的,在街头摆个棋
摊让大家来下,一盘几文钱,和别的街头卖艺的也没什
么区别。

  吴清源就是一名纯粹的围棋手。他以围棋谋生,以
围棋养家,也以围棋名留青史。

  吴清源先生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
是孤独的一生。可以说一辈子沉迷于围棋之中,除了围
棋,他什么都没弄明白,活的稀里糊涂,甚至还弄出了
个汉奸的名号。

  他生于福建,幼年全家就迁居北京。由于出身名门
望族,从小衣食无忧,加上父亲本身曾经留学日本,是
个超级围棋迷,所以他才能接触围棋并且沉迷其中。那
个年代正赶上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一般劳苦大众没心
情也没工夫研究围棋这种东西,所以研究围棋的前提基
本上就是衣食无忧。吴清源很早就显露出过人的围棋天
赋,在福建罕逢敌手之后,在北京也迅速打响了名头,
11岁成为段祺瑞的门客,每个月靠下棋可以领100块大
洋。恰逢那时赶上家道中落,所以吴清源很早就依靠下
棋补贴家用了。考虑到100块大洋那时惊人的购买力,
只能感叹天才就是牛逼。

  吴清源一生的转折来源于1925年他11岁的时候。
在一个台湾人的撮合下,当时在北京已经打出了名头的
吴清源被安排和一个日本高手下了一盘棋。说是日本高
手,据考证也就是职业初段的水准,最终吴清源险胜。
这盘胜利引起了一个日本商人山崎有民的注意,他开始
考虑想办法让吴清源去日本学棋。

这里就牵扯到了第二个问题——好端端的在中国学棋不
行吗?干嘛要去日本学棋?事实上,不行,那时候想学
棋,还只能去日本。

  虽然围棋这东西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他老人家闲着
无聊发明出来的,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之后,到了
民国在中国已经很是式微。原因很简单,之前也提过
——天天兵荒马乱的,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填饱肚子和
别被干掉,谁有心思学围棋这种东西?本身学围棋就费
时费力,有这工夫多种两亩地不好吗?反倒是当年的遣
唐使在返回日本的时候把围棋这玩意带了过去。日本那
时候什么都学中国,一看这玩意在中国都算是有文化的
玩意,立刻开始仔细钻研。几百年下来,让他们钻研出
了门道,论棋艺水平,到了20世纪初,两个国家根本就
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差距的大小基本可以参考CBA和
NBA,或者中超和英超。

  山崎这人有日本人特有的认真,自从见了吴清源一
面之后,他就把带吴清源去日本的心思给坚定了下来。
在他看来,吴清源是围棋天才,这种天才留在中国就是
浪费,只有日本才能发挥他的才能。恰好山崎作为一个
围棋迷,认识当时日本棋院的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于是
他没事儿就给濑越宪作讲:中国有个天才少年吴清源
啊,你一定要看看他的棋。讲的次数多了,濑越宪作也
来了兴致。

  于是接下来1926年到1927年吴清源分别和旅中的
日本棋院职业棋手下了几盘棋,吴清源表现优异,去日
本学棋的事情也正式提上了日程。1928年的时候吴清源
以日本棋院的留学考察生的名义正式东渡日本,那一年
他14岁。孤身一人,留学生每个月有200个大洋的补
助,而当时他家就指望他这200个大洋养家糊口。

  接下来的5年中,吴清源的棋艺突飞猛进,名头也
越打越响。简单的说就是一路从青铜5杀到了钻石组,
成为了当时日本瞩目的新星。但是真正让吴清源开始全
日本闻名的,是1933年他面对秀哉名人干的一件大逆不
道的事情。

  这里牵扯到了第三个问题——秀哉名人是谁,对他
干点啥就能称得上大逆不道?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在围棋上也是这
样。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就形成了最强的四大围棋世
家:本因坊、井上、安井、林。但是其他三家远远不如
本因坊家,因此渐渐的本因坊家在日本棋坛就拥有了至
高无上的地位,可以看作日本棋坛的皇族。但是本因坊
世家并不以血缘来传位,而是师徒传授。每代的世家掌
门人都被称为“x世本因坊”,弄得一股浓浓的“第x代火
影”即视感。而一世本因坊日海在位的时候,织田信长
册封他为“名人”,从此世家与称号系统结合,日本在执
政者的支持下形成了正式的棋士制度。这个秀哉名人,
就是第21世本因坊,也是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秀哉
在去世前把本因坊称号捐给了日本棋院,建立了本因坊
比赛,从此以后每届的获胜者即自动成为下一世本因
坊。如果是日本人获胜,还要因此改名。比如山下敬吾
2012年拿了本因坊冠军,从此他就多了一个名字“本因
坊道吾”。

1933年的吴清源因为成绩优异,战胜了多位同龄对手,
获得了向21世本因坊秀哉名人挑战的权利。说是挑战,
但是在当时的日本看来,不过是获得了让秀哉指导一下
的机会。就像你在中忍考试的时候,因为前面表现优
异,在最后一关获得了和火影交手的机会,正常人的第
一反应,应该是好紧张好激动,然后又觉得自己没有希
望获胜。但是吴清源先生身为天才,这个时候就显露出
了他与众不同的高逼格——他决定用他研究出的新布局
战术打败秀哉。相当于这位幸运的中忍打算用新开发的
忍术做掉火影。这一年,吴清源19岁。这盘棋吴清源执
黑先行,第一步下在了右上“三三”位。这个位置在本因
坊一脉看来,叫做“鬼门”,是绝对不允许在开局第一手
下的地方。所以吴清源同学这一手的意思就很鲜明了:
做好准备,我是来打你的脸的。

紧接着吴清源的第二手和第三手分别下在了星位和天
元。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下法,而且充满了藐视权威
的意味——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布局从不下星位,第三手
天元这种事更是只有欺负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才会下出
来。在至高无上的秀哉面前这么下,摆明了不给前辈面
子。所以这盘棋第一天的棋谱被读卖新闻社刊登在报纸
上之后,全日本轰动——大家都知道了有个大逆不道的
小孩子在秀哉名人面前装逼。

  由于吴清源的招法完全出乎秀哉意料之外,事实上
他这辈子从没见过,所以秀哉早早宣布打挂结束了第一
天的对局。

  这里牵扯到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第一天的棋
谱”?什么叫打挂?

  原因很简单。那时的日本,上手拥有随时暂停棋局
的权利,下得不舒服,说声“我头痛打挂谢谢”,棋局就
暂停了,只能第二天再战。秀哉作为上手,就享有这种
权利——所以这盘棋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下到了
1934年1月29日,整整3个半月,期间一共打挂了14
次。而每天打挂之后,读卖新闻社就把今天的棋谱刊登
在报纸上,基本上第二天就会抢购一空,也算趁机捞足
了销量。

  需要说明的是,秀哉名人很不地道。他每次因为头
痛打挂之后一回家,头立刻就不痛了。而这时他的家里
已经坐满了他的弟子,各个都是职业棋士。然后大家就
开始研究吴清源今天又下了什么棋,我们应该如何应
对,明天我们又该下点什么,活生生的专职参谋。而吴
清源同学在这3个多月里还有11盘比赛要下,因为他是
职业棋手,不下比赛就没有出场费,就没法赚钱养家。

  比赛一直到一大半的时候,吴清源都占据明显优
势。但是最终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了第160手
的妙手,帮助秀哉挽回了劣势,最终吴清源以2目惜
败。

秀哉名人利用这场胜利保住了最后的颜面,但是吴清源
同学的名气已经打响,全日本都知道有个中国小子敢跟
秀哉名人装逼,而且还几乎成功了。吴清源下出的新式
布局也正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鉴于它几乎干掉秀哉的
强大威力,再也没人敢视其为邪魔外道,而是开始认真
研究。而且由于吴清源同学在这盘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
遇,打挂这个制度随后就基本被取消了。

但是在这一年,吴清源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件备受争议的
事情——作为日本棋院的特派棋手去东北和伪满洲国的
皇帝溥仪下指导棋,并且随后在1936年加入了日本国
籍,而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了5年。从此掀开了关
于他是不是汉奸的讨论,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以后会仔
细讲。

  到了1938年,前面提到的本因坊秀哉名人宣布引
退,按照惯例要下一盘引退棋。这盘棋的对手是吴清源
先生的好友,当时日本棋坛的另一位高手“鬼童丸”木古
实七段(对,你们没看错,就是大蛇丸的手下那个鬼童
丸),最终失去了打挂特权的秀哉名人不敌。于是大家
想,第一人隐退了,那么战胜了第一人的木古实是否就
是最强了?但是一想还有吴清源,又觉得这事儿没准,
于是决定采取最直接的办法,让这两个人比一比,不就
知道谁最强了?

  上一次尝到了甜头的读卖新闻社立刻撺掇出了一场
在镰仓举行的十番棋对决。这一年是1939年,昭和14
年。从此,吴清源开始了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番棋
制霸年代,在这期间,他达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独孤
求败。

  首先要说明一下,日本的十番棋有什么特殊的地
方。简单的说,这不是单纯的连着下十盘棋,而是赌上
身为棋士全部荣誉的战争。

  那个年代的围棋,还没有“贴目”或者“让点”一说,
所以执黑先行代表抢占了先机,是具有优势的。那么十
番棋,要下10盘,到底怎么决定谁下黑棋谁下白棋呢?
日本人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棋力,也就是段位来判断。

  双方段位相同,为平手,那么下棋的时候是“平
先”,也就是一人一盘黑棋,谁也不占便宜;一方高于
另一方一段,那么就要采取“先相先”手和,也就是低手
第一盘执黑,接下来的每三盘棋里面有两盘棋执黑;如
果实力差距更大,就要采取“定先”,也就是低手的一方
永远执黑;差距更大,就要采取“先二先”,然后是“二先
二”,“定二”……以此类推,优势越来越明显。也可以理
解为dota或者lol的中单solo,如果实力差距大,一上来
按规定高段位的必须先白送低段位的人头,至于送几个
要看段位差多少,送完才正式开始比赛。

为什么说日本的十番棋赌上了职业棋士的全部荣誉?因
为十番棋规定采取升降制,也就是每当双方的胜局差达
到4场(4:0,5:1,……)的时候,落后的一方就降半先:原
本大家是平先的,改为先相先,原本就是先相先的,改
成让先……被降半先在日本的职业棋士看来是不可以容
忍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己不具备和对手平等对弈的资
格,自己是“下手”。从此以后不论在任何场合,只要相
同的两人进行十番棋比赛,那么先前的升降级要被累
计,也就意味着自己一辈子在对手面前就没有抬头做人
的资格了。

由于这种残酷的规定,所以每位下十番棋的棋手都竭尽
全力,殚精竭虑,为此折寿的也不在少数。而1939年的
镰仓十番棋第一盘中,木古实就因为过于投入,流了鼻
血,没办法只好到一旁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
弃棋局,而是挣扎着下完了第一盘,最终惜败。

镰仓十番棋下到第5局时,吴清源4:1领先,再胜一盘木
古实就要降级,于是木古实剃了光头,以示在第六盘决
一死战的决心。可惜第6局依然不敌,被吴清源打至先
相先手和。最终吴清源6胜4负获胜,木古实被降半先。

镰仓十番棋比赛的1939年,正值中日民族关系最紧张的
时刻,抗日战争打得激烈,日本国内的仇中情绪也很严
重。吴清源迫于生计虽然加入了日本国籍(为什么迫于
生计等下会解释),但是并不被当做日本人对待。由于
战胜了木古实,他的生活不断受到骚扰,甚至还遭受了
死亡威胁。而就在这种状态下,吴清源迎来了下一个对
手雁金准一八段。

日本不能接受最强称号到了一个中国人手中,于是读卖
新闻社开始积极物色下一个对手。最终他们找到了秀哉
名人的师兄,当年和秀哉争夺本因坊称号的雁金准一八
段。作为老资格的高手,全日本都对他报以巨大的期
望。结果雁金准一八段果然没有被降级——在5局结束吴
清源4:1领先之后,雁金准一出于名誉问题放弃剩余比
赛认输了……也不知道他这算是要脸还是不要脸……

紧接着吴清源又和藤泽库之助进行了十番棋对决,吴清
源4胜6负——看上去貌似是吴清源输了,但是由于比赛
是在让先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说10盘棋藤泽全部执
黑,因此如果不能把吴清源打降级,就是藤泽失败,可
惜从始至终吴清源就没有给过藤泽让自己降级的机会。

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不能忍了——自己辛辛苦苦挑选高
手过来,棋谱全国刊载,结果一个一个就是送菜的?于
是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吊销了吴清源的日本国籍,而日
本棋院拒绝任何非日本棋手参加自己举办的比赛——也
就是说,吴清源一下子变成了无国籍无编制的双无人
士。失去了日本棋院在编棋手的身份,吴清源也就失去
了别的生活来源,他没法参加日本棋院的比赛获取对局
费,因此十番棋比赛的对局费一下子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来源。

  于是接下来的十年里日本棋坛出现了一种极端搞笑
的状态——日本的职业棋士们龙争虎斗,杀个不亦乐
乎,决出最强的高手。然后这个高手就被送去和吴清源
下十番棋,然后被吴清源干掉,而且一定会被杀得降
级。日本人一看这个不行了,接着挑,挑出新的再送去
下十番棋,然后再被吴清源干掉。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了10次。

被干掉的人中,有21世本因坊桥本宇太郎,22世本因坊
高川格,23世本因坊坂田荣男……。21世本因坊桥本宇
太郎最有名的事迹,除了创建独立于日本棋院的关西棋
院,就是“核爆之局”——他和岩本薰(也是被吴清源干
掉的人之一)在广岛郊区进行争夺本因坊称号的比赛。
结果广岛原子弹爆炸,桥本宇太郎整个人都被掀到了房
间外面,但是爆炸过后两人依然坚持继续对局并且分出
了胜负,而爆炸地点距离他们比赛的房屋只有10公里。
刚才提到的藤泽库之助也在其中。之前因为年轻段位
低,以让先身份下的十番棋他不服气,所以他升段后以
平先的身份开始下了两次十番棋。结果第一次吴清源7
胜2负1和把他降到先相先手和;第二次以先相先开始,
下到第6盘吴清源就5胜1负把他打成了定先手和。下到
第6盘的时候,藤泽库之助写好了要递交给日本棋院的
辞呈,如果再输就辞去职业棋士的身份,结果这么大的
决心也没能帮他逃过再次降级的命运。这位感觉脸上挂
不住,自动放弃了剩下的比赛。从此以后这位日本历史
上第一位正式九段只要遇见吴清源,就再也逃不过被让
先的命运。

  17年间,吴清源一共和当世最强的职业棋士下了10
次十番棋,以吴清源全胜告终。这10次十番棋中吴清源
只要输任何一次,以当时特殊的形势和他的身份,他都
将万劫不复。读卖新闻社因此将这些十番棋称为“悬崖
上的白刃战”。但是吴清源一次都没有让支持他的人失
望,所有对手最终都被吴清源打至先相先手和或者让先
手和,无一幸免。因为这无敌于天下的战绩是在昭和年
间取得,他由此被称为“昭和棋圣”。

  后来日本人自己不好意思了,终于允许吴清源参加
他们举办的比赛。然后吴清源在最强者决定战中8胜2负
夺冠。再然后1961年名人战前夕,吴清源在自己人迹罕
至的家门口被突然驶过的一辆摩托车撞飞,从此身体大
不如前,进入半隐退状态——至于为什么那个人迹罕至
的地方会突然出现一辆摩托车直挺挺冲他撞过去,没有
人知道。

  自此之后,吴清源基本不再参加比赛,而是专心于
指导后辈和对围棋的下法进行革新——大家可以理解
为,他转行当教练了。但是从此以后的围棋第一人失去
了悬念,当世所有的超一流棋士基本都公认为吴清源。
如同贝利之于足球,乔丹之于篮球,他建立了至高无上
的地位——后面当然也会有马拉多纳、梅西、科比、詹
姆斯这些人出现,但是王者只有一个。而比上述两位更
为伟大的地方在于,吴清源以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开启了
围棋的新时代,在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围棋完全是两个样
子,他以一己之力对一项运动的革新超过了其他运动一
代甚至几代人的作用。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川端康成写的《名人》,或
者看看田壮壮导演,张震主演的《吴清源》,或许能体
会一些这位无敌棋圣的一些风采。

  PS:吴清源的国籍问题很复杂,基本可以用“棋艺无
双,气节有亏”来形容。不过我个人坚持认为虽然气节
有亏,但是算不上汉奸。有空会再写一篇关于他国籍的
问题。这篇只是希望做个科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位
离世的百岁老人,对于围棋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PPS:有几个错误被指出,感谢各位。

  首先是吴清源的生日,是6月12日,我是11月24号
恰好看生日庆典的新闻,因此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其次是本因坊的世代,桥本宇太郎并没有世代。我
因为记得秀哉之后的本因坊是桥本宇太郎,所以犯了两
个错误:第一是秀哉之后的本因坊并不是人人有称号,
只有名誉本因坊才有世代称号,比如高川格(22世本因
坊高川秀格),坂田荣男(23世本因坊坂田荣寿),赵
治勋(25世本因坊治勋,这货是日籍韩国人所以这名
字),第二是秀哉之后的第一位比赛决出的本因坊是
1943年的关山利一,因为这人除了得本因坊没啥大成
就,我把他忘了…

  最后是关于日本布局的问题:我说星位以前没人
下,这话的确不准确。但是星位在日本围棋中一直被视
为非正统。我的第一本围棋书是山部俊郎九段编的《围
棋定式大辞典》,这人是个老派的日本棋手,所以他编
的这本书1000多页,光小目定式就有500多页,星位、
三三、高目、目外和其他加起来不到一半,星位在其中
还算少的,可以看出老派日本围棋对于星位的态度。本
质上是因为老派日本围棋重视边角不重视中腹控制;

至于打挂被基本取消,个人认为说法还算准确。因为虽
然在后来的三大头衔战(本因坊、名人、棋圣)中保留
了所谓的打挂制度,但是头衔拥有者只是拥有了在规定
时间前提前暂停比赛的权利,而且第二天必须必须继续
比赛,不像秀哉可以回去一下和门人弟子商量好几天,
本质上算是对头衔拥有者的一种尊重,不公平的意味已
经很少了。



2014-12-09 10:38:52

主题: 王伟明:三年饿死几千万,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
王伟明:三年饿死几千万,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7 日 由 lixindai

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党是拥有60多年执政经验、8000多万党员的成熟大党,怎么可能连当代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特大事件都弄不清楚?

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是饿死了几千万,就像讨论八年抗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成立于1949年一样荒谬绝伦,因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几百年前的事情引起争议很正常,因为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已作古,无法调查;乌拉圭、阿根廷的事情弄不清楚也很正常,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便调查。发生在我国的,大批亲历者、见证者还健在的事情弄不清楚,岂不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更何况是涉及几千万生命的大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对待,实地调查研究,结合其它史料,真相一定能浮出水面。

饿死几千万,党中央是清楚的,也是承认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要知道,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

除了《党史》,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其他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等。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前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

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党是拥有60多年执政经验、8000多万党员的成熟大党,怎么可能连当代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特大事件都弄不清楚?如果有人认为弄不清楚,他才是真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连这都弄不清,怎么有能力建设国家?怎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还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重大谣言”,其想象力让人叹服。《党史》经过中央审查批准,《党史》的表态就是中央的表态,难道中央竟然幼稚到相信抹黑自己的“重大谣言”的程度?《党史》曾经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和最权威的专家),难道他们也被谣言欺骗了?《党史》还征求了中央许多重要部门的意见,以及各省省委的意见,难道他们也都听信了谣言?出版社追随“某些西方敌对势力”传播“重大谣言”,不怕犯政治错误?

这样一个“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谣言,居然骗过了党中央,骗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骗过了专家学者,骗过了中央许多重要部门,骗过了各省省委,完全是人间奇迹啊!

所有中央领导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亲身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有些就是来自安徽、山东等重灾区。难道他们想了解实情还要通过“某些西方敌对势力”?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把天下人当傻子?

饿死几千万,有无数具体的例子可以作证,比如安徽省凤阳县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像这样有名有姓有精确地址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这话说得莫名其妙,没人说过典型事例能代替全貌。但是如果典型事例俯拾即是,足以反映全貌,因为如果饿死几千万是“谣言”,绝对举不出那么多例子。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证据:亲历者口述史、访谈,新华社记者回忆,学者研究成果,前政府官员回忆,地方志,解密资料,中央调查报告,等等等等,数量之多,已不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网络上赞同“几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饿死几千万是“谣言”,那么这就是一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群策群力,密切配合,积极响应,广泛参与”的轰轰烈烈的造谣运动!

那些否认大饥荒的人,我不信他们没有看过这些资料。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你把大把大把的资料亲自交他手里,他也会闭上眼睛不看,下次辩论,他仍然说“你说饿死几千万,为什么拿不出证据?”

这样一个再明确不过的问题,为何争论不休?因为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事实,偏要编造种种理由,千方百计予以否认。在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经先教授,他“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理论核心是户口“漏报”和“重报”。

该理论根本不值一驳。

首先,它无法对那么多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完全有理由相信,孙经先及其拥护者肯定看过那些证据——而且不止一遍。但是他们采取了鸵鸟战术,装没看见,因为他们既无法证明那些证据是假的,又无法用自己发明的理论解释。理论和事实矛盾,你说是事实错了还是理论错了?就是孙经先本人,对这个理论的谬误也是心知肚明的。

其次,驳“倒”的前提是它得先“立”起来,立都立不起来,谈何驳倒?你有必要打“倒”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吗?

为什么立不起来?因为他拿不出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明过程,全是猜的。他说“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举几个例子还不是易如反掌?某年某月某人从甲地迁往乙地,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成为有双重户籍的人。某年某月某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他的《还历史以真相》一文,洋洋洒洒224页,一个证据也没有。不但没有任何具体实例,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总之证据数为0。

这样的“理论”,我一天能发明几百个!

孙氏理论,也不符合常识。

3010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1072万人重报户籍,超过三分之一,可见这是多么轻而易举。显然,另三分之二要想重报户籍,也能轻易办成。如此说为真,则有两种可能:全国的户口管理人员都不懂业务,被钻了空子,或者全都失职渎职。这显然是对广大户口管理人员的污蔑。

他说: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1912万虚假户籍人口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这显然不合常理:既然1964年就发现了“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并修正了错误,为什么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1982年每年户籍统计人口数据时,还要采用未经修正的错误数据?

他的唯一理论依据也是不成立的。他说: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迁入(包括婚入):全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交出迁移证或者缴验其它证件……后,登入迁入登记册。”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漏洞,这就是:在办理户口迁入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这就表明在迁移时可以不在原居住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就能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入,只要能有“其它证件”。这就为这一时期出现大量人口重报(含虚报)户籍提供法规上的可能性。

孙经先想当然地把“其它证件”当成“其它任何证件”了。他认为只要有了“其它证件”,就能重报虚报户籍了。但是户籍管理人员不会这么傻。你拿学生证、毕业证、结婚证、准生证、预防接种证、党员证、老人证、残疾证、借书证、工作证、教师资格证试试?它们也是“其它证件”,但都没有迁移证的效力。如果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证件管用,谁弄不来“其它证件”?岂不是人人可以重报虚报?

众所周知,第一手资料(也叫原始资料)可靠度高,说服力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首选。只有在寻找第一手资料十分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的情况下,才会采用其它资料。“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不久,搜集第一手资料易如反掌。但是孙经先和所有否定“3000万”的人,断然放弃寻找第一手资料,一头扎进图书馆,和统计数字死磕到底,这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说怪也不怪,知道了孙经先们的“研究”目的,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据孙经先自己说,“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证明“饿死3000万”是荒谬的,这是典型的结论先行,先下结论,再找论据。由于第一手资料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果断舍弃了。由于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所以漏洞百出,闹出天大的笑话。

更加可笑的是,这样荒谬的理论,居然得到某些人的高度评价。不知我这篇文章,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吗?

估计很难,他们会捂住眼睛不看的。

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来源:共识网



2014-12-04 20:13:19

主题: 叶定伟:我国抗癌之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
我国抗癌之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
2014-12-04 医学界肿瘤频道

作者:叶定伟 龙江 来源:中国科学报

编者按:今天晒一篇今年的老文。虽然它不是最新发表的,但是其中的观点却不过时。有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跟患者之间似乎隔着一层沟通的障碍,这恰恰妨碍了对疾病的有效治疗。

不同的国籍、肤色、人种,都会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一个共同的“杀手”——癌症。我们总是喜欢“晒”出自己的诊疗效果和五年生存率,来和欧美发达国家“比高低”。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常见肿瘤的发病趋势、早期检出率、科普教育入手,看看我们的抗癌之路和先进发达国家还有多少差距。

筛查意识缺乏 制约治疗效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大肠癌发病率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目前,结直肠癌已经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富贵病”,在城市地区发病率每年以4.5%的速度在增长。我们发现,和欧美发达国家相似的发病率背后,中国大肠癌患者中早期诊断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超过80%的患者确诊大肠癌时疾病已发展至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制约了治疗效果。

临床中,大肠癌中的原位癌无需“开腹”,通过腹腔镜引导下的肠癌根治术,便能实现在较快的时间内摘除病灶,无须后续的放疗、化疗,就能获得基本治愈。大肠癌I期5年生存率高达90%以上。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项历时3年在闵行社区大肠癌筛查的数据显示,癌前期病例检出率达到1830/10万,大肠癌检出率201/10万,早期12例,早期发现率达到33%。远远高于本市大肠癌早期诊断率11%,起到了尽早发现、及时诊断、早期治疗的效果。

如今,肠镜、便隐血实验、肛门指检、CEA和CA19-9等肿瘤标志物都是早期发现肠癌的利器。不过,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忽视了前两项检查。体检时外科医生会做指检,可多数人觉得不舒服或不好意思,选择了放弃,也有很多人大便隐血试验阳性时因害怕肠镜检查,放弃发现早期大肠癌的黄金机会,错失治疗最佳时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妇科肿瘤的宫颈癌中。上海地区,女性生殖道癌症中宫颈癌是排在最后面的,且发病率逐年下降。但从全国来看,其发病率就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妇女缺乏早期筛查的意识,也不做体检,往往出现了阴道出血等症状时才去就诊,初诊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宫颈癌早已不是一种常见癌,究其原因,巴氏涂片等宫颈癌早期筛查理念以及宫颈癌疫苗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宫颈癌的发生率,即便发生也往往都是早期病变,通过手术便能实现有效根治,生存期也有了更久的保障。

治疗规范与否关系患者预后

规范,它是肿瘤治疗的一条生命线,它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和生存期。手术中,肿瘤的规范治疗指的是在不破坏瘤床的条件下,精确、无误地摘除病灶。而从大的方面而言,治疗必须依照国际NCNN诊疗指南这本肿瘤治疗的“圣经”,严格进行。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肿瘤治疗要做到“规范”二字任重而道远。尽管指南被誉为治疗的“圣经”,但是不同的患者病情千差万别,所有治疗方案都需要经过综合诊治团队的讨论后,依据每个患者的个体情况、治疗获益程度,做出规范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随着诊疗机器的推陈出新,躲藏于肺部和头颈部的微小“结节”被准确地“抓”了出来。良恶之辨,切留之择,既考验着大夫,也是摆在患者眼前的一道两难选择。此时,无论结节好坏的“一刀切”,都将会给患者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

此时此刻,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甲状腺肿瘤或者肺部结节临床诊断为良性,应注意平时定期进行医学检查和随访工作,关注结节的形态变化。如果一名患者被怀疑为癌症,首先需要进行血液检查和影像探查,有条件的医院应该做细针穿刺检查,通过诊断中的金标准“病理”来明确结节的良恶以及病理分型,再根据诊断的结果决定是否手术、手术方式以及切除范围的选择。

规范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个体化的综合治疗。肿瘤患者的治疗必须以诊断金标准——病理为依据,实施个体化的综合治疗。同一个癌症,不同的分型、不同的分期、不同的年龄,治疗方案也应该在指南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以保证每个患者能够最大程度地获益。

以女性高发的乳腺癌为例,乳腺癌治疗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对于临床早期(即一、二、部分三期早)的患者,主要施以手术治疗。对术后检测还有复发高危因素的病人,应作术后辅助全身治疗;部分Ⅱ期和Ⅲ期的病人,可根据病情,先行全身性治疗,待缩小病灶后,然后再行根治手术。而Ⅳ期有远处转移不适宜手术治疗的患者,可用药物治疗。

肿瘤治疗只有在这样严谨、科学、规范的六字指引下,才能使患者获得较好预后的可能。

科普缺失错过治疗黄金期

肿瘤从最初的产生、发展到最后的扩散,整个过程一般历时多年,其间的“癌信号”也时常向我们警示。但是,科普教育的缺失,让我们时常对这些早期“癌信号”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些非特异症状的早期信号,我们经常忽视或者漏诊,进而错失了治疗黄金期。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防癌抗癌宣传立体而深入。对于癌症的早期信号,人们的脑海中也始终紧绷一根弦。

在诊疗中,有些肾癌早期患者可以出现非特异症状,但极易被忽视,往往仅关注于表面病症的治疗,殊不知有更具威胁的“定时炸弹”潜伏在体内,中年突发高血压或糖尿病就是如此。通常,肾癌伴发的高血压,是由于肿瘤分泌“肾素”,导致血压明显升高。此外,贫血、消瘦、乏力、低热、盗汗、精神不振、食欲不佳、消化不良、恶心、便秘、肝功能异常、胃肠功能紊乱等诸多肾脏以外的异常表现,也有可能是早期肾癌的信号。

同样,以近些年发病速度增幅最快的胰腺癌为例,患者早期会出现上腹部饱胀不适,上腹隐痛及腰背酸痛、食欲减退、厌油腻食物、恶心、呕吐、消瘦、乏力、中年突发糖尿病等癌信号。也正是这种不典型的早期症状,加上缺失的科普教育,使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去内科、消化科、骨科、传染科等科室进行慢性胃病的诊疗,待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才意识到去看肿瘤科。

如果这些患者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科普信息,当出现上述类似慢性胃病的症状时,第一时间前往肿瘤科“排爆除险”,或许我们能够在癌症还处于原位癌的时期就予以根治,治疗效果也将大幅度提升。

(作者叶定伟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上海市抗癌协会理事长;龙江为上海市抗癌协会秘书长)



2014-12-04 19:56:14

主题: 杀人索子弹费
独一无二的子弹费
2014-12-03 历史派




林昭被枪毙后,公安找到林昭的母亲索取五分钱子弹费,林母当场昏厥。

记得上小学时,村里有人被枪毙,公安到家里收子弹费,很多人来看热闹,我有幸赶上,目睹了全部过程。来的两个公安都是年轻人,说明来意后,被枪毙了儿子的父亲一头撞在墙上,流了很多血,躺在地上,嘴里一直重复一句话:“你们把我也枪毙了吧!”一家人哭作一团,悲愤交加。这两个公安不耐烦一直在催,像催命。后来人越围越多,母亲掏出五角钱背着脸递过去,公安找回两角五放在桌子上,正义凛然的走了。

许多年后,这位母亲掏出五角钱时那颤抖的手一直在记忆里晃着。钱是用来买东西的,这位母亲消费的两角五是买了一颗子弹,打烂儿子脑袋的子弹。


林昭

我很想知道枪毙后向家属讨子弹费这条律条是谁制定的,它是怎么想的,是什么样的五脏结构?令人惊叹的是,这条款竟然在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执行了三十年之久而没人站出来质疑。杀掉你,子弹费你还得给我掏。这应该载入史册。

美国一死囚执行死刑前,照例大吃一顿。这家伙吃了大餐还喝了红酒,没想突发脑溢血当场挂了。比执行死刑早死了40分钟。其亲属因此状告监狱救护不力,明知高血压还让喝酒,让死囚丧失了本应享受40分钟的美好生命。

官司赢了。40分钟的价值是350万美元赔偿费。

人类文明的标志不是金字塔、长城的雄伟,不是高铁的长度楼的高度,而是来自于对人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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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 12:29:36

主题: 杭州伊萍:共产国父列宁的真实故事
杭州伊萍:共产国父列宁的真实故事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4 日 由 baichuan

中共言必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里的列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指导着十几亿中国人思想的列宁主义到底鼓吹什么?今天让我来讲讲列宁的真实故事。

俄国在地理上属于欧洲,但由于其地理位置远离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远离政治和经济都比较发达的西欧,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到十九世纪末仍然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一大截,曾经被人冠以“欧洲病夫”的称号。沙皇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到1861年才废除了世袭农奴制的经济体系,1905年,君主专制的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给君主立宪制的日本,震撼了俄国军政界,迫使沙皇于1906年立宪。1914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本来就很虚弱的俄国经济遭受重创,军队和民众的士气低落,人民对沙皇统治的不满日益激化。1917年3月(西方旧历二月),二月革命在俄国发生,沙皇统治被推翻,由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成立,新政府的宗旨是谋求政治改革,建立一个以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部门和立宪议会。临时政府主要由自由主义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派政党-信奉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以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等政党组成。社会民主工人党实际又分为两个政党,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俄文原意是多数)和较温和的孟什维克(意思是少数)。

俄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俄国走入政体变革带来的必然的阵痛时期,议会选举迟迟没有实现,俄国也仍然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退出,社会局势动荡不息。1917年11月7日(西方旧历十月二十五日),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发动十月革命,以武装起义方式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由于临时政府无力抵抗,起义军几乎没有流一滴血就轻松占领了政府所在地-冬宫。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表示将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并要求选举将自由主义派的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起义的第二天,正是苏维埃大会召开日,由于其他党派成员的缺席,大会组成了由布尔什维克成员占百分之六十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国会,其余国会成员主要来自赞同武装起义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新成立的共和国自称代表俄国的工农兵大众,选用锤子和镰刀符号做国旗,新组成的苏维埃国会则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宣告俄国将立即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地法令》勒令无偿没收所有私人土地,下令所有银行收归国有,没收一切私人银行账号,没收所有教会财产,所有矿藏工厂归苏维埃管理等等。在起义后一天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就开始镇压自由主义派领袖,十八个前政府官员被逮捕关押,并有两人已被枪决。紧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开始对言论实行严格管制,许多非布尔什维克出版社被关闭,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查才能发表。

尽管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孟什维克等其他政派对布尔什维克的所做所为极为反感,最初曾抵制布尔什维克,退出苏维埃大会,但为了实现他们长期追求的宪政目标,这些党派最终选择了接受立即进行立宪议会选举的要求。不久,立宪议会选举开始,经过四千多万选民的投票,1918年1月初揭晓的最终投票结果为: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议会席位,社会革命党得到了百分之六十的席位,除去社会革命党左派得到的四十个席位,社会革命党主流派仍然占有370个席位,在总共707个席位中,明显过半。1918年1月5日,立宪议会大会在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召开,大会拒绝通过苏维埃国会提交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和一切矿藏工厂收归国有等条款。列宁对此早有准备,之前就做过“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的指示,布尔什维克指挥下的军队当天开进首都,将彼得格勒戒严,列宁政府宣称议会决定违反了人民的意愿,是反革命行为,命令军队强行解散了立宪议会。布尔什维克违反宪政规则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彼得格勒街头同日就出现了游行抗议,布尔什维克军队向街头和平示威的民众开枪射击,镇压抗议活动。

立宪会议被解散后,投票给社会革命党的农民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没收土地的政策,企业主们也无法容忍布尔什维克把工厂矿场收归国有。1918年3月,列宁与德国签订条约,宣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单独讲和停战,又激起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社会革命党左派也因此与列宁分裂。该条约使俄国丧失了大片欧洲国土,列宁在条约签署的当月,为保证中央政府所在地远离前线,仓促将俄国首都从彼得格勒搬到了离欧洲边界更远的莫斯科。不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多股势力集结起来,组成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激战,西方多国也因为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残酷本性而支持白军,俄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内战。尽管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远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由于列宁建立的政党机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暴力机器,俄国内战最后以列宁党完胜而于1922年告终,苏维埃联盟(苏联)成立。不幸的是,列宁党在一个国家今天的胜利,意味着这个国家明天的失败,预示着这个国家人民未来的灾难,这一历史结论已经在俄国,东欧,中国,北朝鲜等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

列宁以暴力夺取政权,也依赖于暴力来巩固他的革命成果。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建立起权限很广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契卡机关可以随意逮捕人,拥有不经审判便可进行枪决的特别权力,列宁甚至公开宣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 以恐怖手段来消灭国内的所谓“反革命势力”,以暴力手法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把新俄国建成为一个警察国家。据学者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被契卡绞死或枪决的人数可能多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受害者不仅有反对派势力成员,也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沙皇一家包括沙皇十三岁的儿子也全部被枪决。除了恐怖和暴力,列宁式的新社会还有思想被政府独断控制,言论上只允许一种声音,一切都要保密,政府一方面用恐怖来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方又对自己的人民以及外国人充满了不合理的恐惧和防范心理等等特征。

孟什维克在列宁解散议会后立即与社会革命党联合发表传单,谴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了人民,但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在内战中保持了中立,宣称自己是第三力量,尽管如此,孟什维克仍然没有逃脱被列宁铲除的命运。内战接近尾声时,列宁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大批逮捕孟什维克成员,孟什维克里几个曾经与他共同创建社会民主工人党的老战友,被同意流放国外,孟什维克政党从此消亡。与后来的斯大林相比,列宁还算手下留情,至少没有大批枪决自己曾经的战友。

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起改名为俄国共产党,1925年起又改称全联盟共产党(简称联共)。

按照前苏联教科书的说法,社会民主工人党当初分裂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其主要分歧在于对政党组织严密性的不同看法,但实际上,这两派之间的分歧远不止如何组织政党,两派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要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孟什维克提倡通过政治多元化,民主选举和议会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则相信起义和暴动,列宁最推崇的社会变革模式是法国大革命,崇尚的是暴力和恐怖,主张以暴力来夺取政权,以暴力来改造旧世界。列宁称孟什维克是动摇分子,是机会主义者,指出,按照孟什维克的方式,无产阶级永远也无法掌权。列宁这后一句话,倒符合事实,纵观世界所有民主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通过选举,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和统治。

其实,哪怕按照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仅仅看政党组织形式的区别,我们也能看出谁邪恶,谁人性。列宁提倡把社会民主工人党建立成一个严密的政党组织,个人必须达到一定要求才能入党,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成为党员后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内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其他党员必须对核心高度服从,是一种集权式的组织;而孟什维克派则提倡建立一个宽松的政党,不需要高度集中化组织化,党员来去自如,与大多数西方现代政党相似。列宁的政党模式,使得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刻起就丧失了自由,成为没有思想自由的机器人,完全受制于党内核心人物,而整个布尔什维克政党则成为一个被核心人物意志随意操纵的机器,这种政党模式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叫法是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实质上的核心领导人专政,是共产党组织邪恶的根源之一。列宁政党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最神圣最崇高的纲领,据说列宁演讲起来常常是言必称马克思,但列宁的政党模式却把马克思提出的无阶级平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抛出了窗外,在党内就建立了少数核心领导和广大党员群众两个地位悬殊的阶级。而列宁党里的核心人物-所谓的少数职业革命家,其实都和列宁一样,是来自相对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以做工为生,也不靠种地为业,更不是被无产阶级投票选为核心人物,但他们自称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工农兵群众,要求无产阶级群众对他们绝对服从。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诠释上,列宁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主张,抛弃了马克思早期理论中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所有论述,认为,对落后的俄国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实质就是革命(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的原型),而革命是如此地至高无上,为了革命取得胜利,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列宁曾经说:“革命是一份强硬的事业,你不能带着白手套,指望不脏你的手”,“共产党不是淑女学校,有时恶棍正是革命所需要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论革命的部分,很多地方是以列宁语录为蓝本衍生出来的。

早在俄国内战初期,1919年3月,列宁就成立了共产国际,目标是在全世界发动革命。当时俄国正在经历内战,经济非常困难,民众还处在饥荒之中,不久后,1921年,俄国出现了波及三十多个省的严重饥荒,五百多万人因饥饿死亡,但列宁从来没有停止过拨出大量的钱款支援世界革命。对列宁来讲,革命是最崇高的目标,俄国人民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共产国际成立后,立即帮助意大利,德国,瑞典,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列宁把视线扩展到了东方,这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受命来到北京,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命运从此被改变,由列宁出资,完全遵从列宁模式的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近三十年后,列宁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掌控中国的大权,建立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西方人常用“founding father”这个说法,指的是初次创建模式的先人,比如美国的国父们是华盛顿,杰佛逊等定下当代美国国家模式的先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其执政党的的组织模式和统治模式完全是由列宁创建规定的,列宁自然而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中共今天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统治理念,以及极度惧怕自己的人民和外国人,成天幻想有一个境外敌对势力等特征,正是来自它的基因,来自它的国父-列宁。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维基中文网和Dmitri Volkogonov写的《Lenin:A New Biography》英译版。Dmitri Volkogonov是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



2014-12-03 09:27:08

主题: 半生为人读后
女作家徐晓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警方带走(附:弱者的胜利- -徐晓作品《半生为人》读后)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01 日 由 qianren

中国女作家、财新传媒《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徐晓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警方带走。

(德国之声中文网)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出”寻人启事”,称11月26日女作家徐晓被北京市局预审总队带走,亲属在徐晓被带走24小时后才获知消息。亲属询问,警方给出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目前这则微博已经被新浪管理员删除。

据维基百科”徐晓”词条中录入的信息,1975年,许晓曾被中国政府指控参加”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她从1979年起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自1982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著有《半生为人》等。

外界推测,徐晓被警方带走同民间教育机构立人遭官方肃整有关。立人官方网页自我介绍称,”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个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成立于2007年9月,总部位于成都。立人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配合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从而拓宽本地文化视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

2012年夏天,徐晓曾受到立人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但当年夏天该学校的活动遭到官方禁止。

BBC报道称,立人大学的一些成员曾是传知行的研究员。但”徐晓与传知行的关系并不明确”。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之一郭玉闪今年10月被警方拘留。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去年遭官方关闭。

11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微博上发表的”柔弱但却有温度”一文中写道:”我早就说过,真正的改革开放,真正的社会和谐,其实很简单,作为执政者不是一定要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放松紧绷的神经,放开紧握的拳头,给社会以正常的空间,还人民以正当的权利,实在是良善之举,也是明智之举。须知,依法治国的根本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要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用法治民,更不能依想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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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高尔泰

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有了《半生为人》,徐晓已经无愧于生活所给她的苦难。 (张立宪/图)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老版《半生为人》书影,新版将于2012年5月份推出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 南方周末



2014-12-02 18:14:52

主题: 考?还是不考?这是个问题--给大龄犹豫中得CMG们
考?还是不考?这是个问题--给大龄犹豫中得CMG们

力刀


发信人: dokknife (老刀_温柔一刀客), 信区: MedicalCareer
标  题: Re: 何去何从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Dec  2 17:56:08 2014, 美东)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edicalCareer/31576069.html


我说一句吧:

无论支持还是劝退的都是废话,这是只有你自己能决定和搞清楚得事情。
跟你要不要与谁结婚一样的事情,鞋子是要你穿得,合适与否只有你自己
最清楚。作为搞科研多年,继续走下去,还是破釜沉舟搏一把考医生?这
是个艰难得选择。。。。。。

我的建议:坐下来,与那一口子,甚至父母,拿张纸,中间划道线,一边:
考的利,一边:考得弊病;或者你自己的定义选词。然后,一条条都列出来,
而且相对应,然后自己去打分,领导和父母也各自打分,互不影响,然后,
大家再一起对着各自得答案,分析比较
后,做决定。

记住,这不是你一个人,一时半会得事,事关重大,要认真仔细和平常心理
智地分析思考做决定的事。人生路上这样得分叉路口要做决定得机会不多,
可能这是你这辈子最重要得决定了--除了结婚成家与否。

考还是不考,正反我都能给你一堆例子,感动人稀离哗啦的40多,俩仨宝
妈宝爹成功得有,有顺利进去又半途而非甚至出来后几年不做了的都有。它
们与你无任何关系。它们得故事就是一个几个故事,而你和你家人要为此付
出下半生的。。。。。

问问你自己,回答一个最基本得问题:你,到底要什么? 然后再说和考虑如
何去做得技术问题。



发信人: mitstudy (me), 信区: MedicalCareer
标  题: 何去何从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Nov 24 11:29:33 2014, 美东)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edicalCareer/31576069.html

十几年前,带着对research 憧憬, 来到了美国读Ph.D., 一切不是太理想,Ph.D. 和
postdoc 都是一把辛酸泪. 曾经的热情都化为泡影.虽然已混到junior faculty. 但是
回首这些年, 我到底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吗?继续走research 的路, 会是我当初想
象的那样吗?

国内top医学院毕业,大医院住院医若干年(来美国前), 转眼间, 毕业已经快20年了。
这些年来, USMLE的书拿起来无数次, 又放下了无数次。 终于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
了。但年龄已经过40.

我还有希望吗?



2014-12-02 18:08:43

主题: iche: 面試見聞一二
发信人: iche (iche), 信区: MedicalCareer
标  题: 面試見聞一二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Nov 24 21:22:39 2014, 美东)

最近有機會和幾個面試的人聊天
有一些或許可以對各位看官有幫助

所有的交流 〈email, phone call, pre-interview dinner, small talk with 
greeter/ PC, interview session, post-interview phone call/ email, 
verbal/ 
non-verbal/ body language〉都會被記錄,特出的不論好壞,會影響結果
e.g., a meeting was held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 all  candidates 
were 
rank into four categories: upper/ middle/ low/ un-rank

Package (USMLE, honors, LoR- chair/ dean/ prof, PS, global experience, 
paper
/ publication) 是非常非常重要
All transform to one final score. (e.g., USMLE 15points for 250 & up, 
10points for 235-349, LoR- prof 15points for outstanding, 10points for 
excellent, 5points for good, one publication 1point till 5points. ) 

人格特質 (成熟大方,不幼稚,不極端,不討人厭,有洞察力)
e.g., one candidate grew up from miserable family (stated in his PS,) 
but 
held a mature attitude toward it. During the interview, he did not 
even 
mention about it. Chair was impressed and call him to follow up- 
although 
his package is just mediocre.

祝好運 好賣



2014-11-26 17:59:06

主题: 上了世界日报
世界日报常规报纸和电子版今天刊登我写得新泽西ASIAN SENSATIO
N队夺得WTT 全国网球赛3.5壮年组冠军得新闻及照片。。。。。

过节得礼物!



2014-11-13 19:39:16

主题: WTT冠军
老刀侃球:WTT网站公布结果和我队获胜照片


http://www.wtt.com/page.aspx?article_id=4680


13 teams win national championships at Mylan WTT Rec League Nationals 
in Indian Wells

New York, N.Y. (November 10, 2014) - 

The Mylan WTT Rec National championship title is one that teams don’t 
want to give up. Past champions, including four 2013 title teams, won 
in five of the 13 divisions this weekend at the Mylan WTT Nationals 
held at Indian Wells Tennis Garden in Indian Wells, Calif., Nov. 7-9. 
First time champions were crowned in eight of the divisions over the 
three-day national finals.

Teams from California, Florida, Hawaii, New Jersey, New York, Ohio, 
Texas and Puerto Rico topped a field of more than 490 players from 20
states and Puerto Rico to take home national championship titles. 
After a competitive national qualifier season between February and
October of this year, teams advanced to the Finals by winning titles 
in their respective divisions at nine tourna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ll matches were played using the WTT format, a fast-paced team format 
that encourages equal contributions from both genders. A team
has a minimum of four players, two men and two women. The WTT format 
uses six no-ad sets: men’s and women’s doubles, men’s and
women’s singles and two sets of mixed doubles.

The weekend kicked off with a Wilson clinic, one of the largest demo 
clinics in the U.S., and player party with Mylan WTT co-founder Billie
Jean King in attenda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ylan World 
TeamTennis or the Mylan WTT Recreational League, visit WTT.com or call 
866-PLAY-WTT.

SENIOR 3.5 DIVISION:

Another new national champion was crowned in the Senior 3.5 Division 
as the Asian Sensations of Englewood Cliffs, N.J. (pictured to the 
left) outdistanced the field with a 4-1 round robin record to win the 
title. Bounty Hunters of St. Louis, Mo., NY Silverstreaks of Troy,
N.Y., and Sumar Smash of Denver, Pa. all finished tied for second with 
3-2 records. Sumar handed the Sensations their only loss in an 
exciting 24-23 Supertiebreaker but Bounty Hunters finished in second 
place based on a better head-to-head record. 

Members of the Asian Sensations are Sherry Shan, Montville, N.J.; Lulu 
Liu, Englewood Cliffs, N.J.; Gang He, Elmhurst, N.Y.; Steven Yang, 
Lincoln Park, N.J.; Frank Li, Whippany, N.J.; Donald Yee (captain), 
Englewood Cliffs, N.J.; Yi-Fan Hu, Teaneck, N.J.; and Yvonne Tsai
, Old Tappan, N.J.

SENIOR 4.0 DIVISION:
The Intrepids of North Miami, Fla., successfully defended their 2013 
title with a 34-20 victory over Evergreen of Long Valley, N.J., in the
Senior 4.0 Championship Final. Intrepids team members are Norflett 
Harris (captain), North Miami, Fla.; Arthur Givens, North Miami, Fla.;
Willie Marshall, Miramar, Fla.; Lavenia Ferguson, Cleveland, Ohio; 
Joel Palmer, North Miami, Fla.; Claudia Oates, Cleveland, Ohio; and
Sylvinia David, North Miami, 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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