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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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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10301000000 ~ 20110401000000


2011-03-29 16:21:55

主题: 审判异见人士
(组图)中国茉莉花首例 作家冉云飞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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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2011-03-29 07:10:55

四川作家冉云飞向来作风较為高调,昨天被成都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网上图片)

北京警方2月20日在王府井严封第一次茉莉花集会,不断吹哨子驱散人群。(资料图片)

《明报》报道,  
被指散播「?莉花革命信息」的四川作家冉云飞,遭扣留超过1个月后,昨天被成都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成為首个因「中国茉利花」而将被审判的异见人士,一旦法庭判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5年以上的监禁。

在2月中旬,有网民首次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呼吁2月20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举行聚会,争取自由民主。但在集会举行之前,冉云飞被指散播?莉花革命信息,被四川警方带走。4日后,冉云飞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為理由刑事拘留。

关押逾月起诉 罪成至少判5年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天称,四川成都检察院当日已批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冉云飞。冉云飞妻子王伟亦证实,她昨天上午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书,通知书上还指冉云飞目前被关押在成都都江堰看守所。该中心又说,冉云飞被正式逮捕后,将进入起诉程序。虽然他的罪名由被刑拘时较重的「颠覆国家政权」,变成目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3月25日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另一异见人士刘贤斌被重判10年。

妻盼当局按法律程序办事

根据中国《刑法》,「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為终身监禁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5年以上监禁。

消息引述冉云飞友人称,当局最终没有以「颠覆国家政权」拘捕冉云飞,是因為没有足够证据指其组织反政府活动,才改為「以言入罪」。而王伟表示,希望当局能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司法是有形的,所以我们面临这样事情的时候,需要一步一步走过来」。

46岁的冉云飞生于重庆,曾入选「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在2008年12月,冉云飞成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自网上有人号召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后,内地当局收紧对各地异见人士的监控,冉云飞是第一个因响应「?莉花革命」而被拘捕的异见人士,原籍广东的哈尔滨网民梁海怡早前也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而「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涉及「?莉花革命」的有9人因类似罪名被刑事拘捕。



2011-03-28 19:27:23

主题: 中国记者陆铿
永远的首席记者,永远的新闻主角(上) 2011-01-30 18:39:38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78644   

 
   有人赞誉陆铿说:“哪里有新闻,哪里有陆铿。”而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哪里有陆铿,哪里有新闻。”有家杂志形容:他的一生只做过两件事,当记者,当囚犯。不过,他做这两件事实在只能用“传奇”两字来形容。传奇之事,有一件落到头上,就足慰平生;而他则遇上了十件、二十件


◆高伐林


  陆铿递过来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仍然印着“大声”两个字──陆铿,号“大声”,他以“大声”自豪,也以“大声”自许,尽管他已经八十有六,与他过去相比,“声”已经不那么“大”,但闯荡了新闻和政治江湖六十多个春秋的陆铿,谈兴不减,豪气仍旧,脾气依然。 
  在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南加州的幽静府邸,笔者见到了来此作客的陆铿和他的伴侣崔蓉芝。他们俩原计划当天离开南加州回旧金山的,陆铿听说忘年之交何频这天晚上要从美国东部过来,便多留一天,要与何频见个面再动身,还要将他去年出版的《大记者三章》一书,当面赠给何频一本。 
  就从《大记者三章》聊起。陆铿回忆起去年初秋自己八五大寿时开新书发表会,虽然下着大雨,但是贺客如云。“柏扬的太太先来了,他自己后来也来了。但我一开腔,就骂他不该与陈水扁搞在一起。柏扬气得说:我是来给你拜寿的,反而挨了你一顿骂!?哈哈哈!──第二天好多报纸登出来:陆铿与柏扬大吵!”讲到这里,陆铿得意得像个孩子。 





陆铿(左)的伴侣崔蓉芝,将他的《大记者三章》递给许家屯(右)。(高伐林摄)


祖师级记者 

  陆铿堪称中国新闻记者这一行当中的祖父级元老。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他,受萧乾引导,走上了新闻道路,从此不可救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陆铿出名,是在1940年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助理编辑兼播音员的一次现场采访。曾与罗斯福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访华,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范庄大花园隆重招待。21岁的陆铿去采访,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著麦克风往上走,警卫喝令他拿走,陆铿急中生智,向宋美龄高喊求助:“夫人!我是广播记者!”宋美龄手一摆对警卫说:“让他!”陆乘机走过去举起麦克风:各位听众,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广播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铿作为中国派往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随著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的盟军,一路杀向满目疮痍的德国──浩浩荡荡进柏林的240个战地记者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国记者。 
  或许正如崔蓉芝所说,陆铿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了,对近前的事也一会儿记得一会儿记不清;但他对于久远往事却都历历在目。他对笔者回忆起,希特勒的总理府办公室一片狼藉,他却从地上捡起一尊任人踢过去踩过来的“元首”雕像,放回了桌上。“希特勒是十恶不赦的元凶巨恶,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但是也不应该侮辱他。” 
  在办公室里,他还捡到了尚未来得及颁发下去的纳粹铁十字勋章,后来在纽伦堡审判前夕,他就用一枚勋章收买了看管战犯的中尉,放他秘密去看了被绝对禁止与外人接触的战犯戈林。 
  他在那一次欧洲之行中,会晤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签字者,当了洋和尚的陆征祥,又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特别接见”。后来,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代总编辑,他参观了麦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国共交锋,年近而立的陆铿如鱼得水,穿梭于两方之间,采访生涯多彩多姿,曾与主持调停的美国马歇尔特使八上八下庐山。 
  在《大记者三章》中,他重新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出格之事: 
  当时国、共与美国“三人小组”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特使马歇尔都很善于应对媒体,惟独国民党代表、一级上将徐永昌,极其谨慎,避不见记者的面,连他这个“本党党报”的采访主任也不见。陆铿火了,去了一次、两次,到第三次还是见不着徐,他对参谋说,下次再来,还遭拒绝,我就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徐永昌失踪”!参谋哼一声,意思是“谅你小子也不敢”! 
  结果他还真敢。“徐永昌失踪”消息发出来,蒋介石下令让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查问,陆铿接电话讲了原委,陈布雷哭笑不得,连说:“胡闹,胡闹,真是胡闹!”不过陈汇报给蒋时,讲了陆铿这番原由,蒋介石便要徐永昌改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徐永昌与陆铿不打不相识,后来私谊竟发展到“分享美色”的程度。 
  陆铿的新闻生涯被迫中断了二十多年,重返采访第一线时已经是年近花甲。崔蓉芝对笔者提起此事,赞叹不已:“虽然他二十多年被共产党关在监狱里,尤其是两次单独监禁,不准看书报、不能写字,不能讲话──连自言自语和唱歌都不行!可是他被释放一来到香港后,很快就能够跟上时代,融入社会!” 
  他一重返,就不肯退下采访第一线。李登辉回母校康乃尔大学,年过古稀的陆铿竟也出现在扛着摄像机、攥着采访本抢新闻的记者中,争着提问,让李登辉吃了一惊。 
  有人赞誉陆铿说:“哪里有新闻,哪里有陆铿。”而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哪里有陆铿,哪里有新闻。”他的一生经历实在只能用“传奇”两字来形容。传奇之事,有一件落到头上,就足慰平生;而他则遇上了十件、二十件。他自己说过,“新闻第一,女人第二”,女人的事暂且按下不提,为了新闻,他不知多少次濒临绝境,凭着大胆莽撞,也靠着运气,总是在命悬一线时死里逃生。 

吉人有天佑 

  有家杂志形容陆铿:他这一生只做过两件事,当记者,当囚犯。国民党的牢坐过,共产党的牢也坐过,而且一坐二十年;两次险些丢了命,无数次批逆鳞、犯龙颜、闯大祸。 
  陆铿回忆说:1947年7月29日,他在自己供职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出一条消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3,446万9,792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消息虽是属实,刊登却是擅自。当时国共正进入决战时刻,共产党正千方百计抓国民党腐败、应该被打倒的把柄呢,国民党党报却不打自招!此文一出而天下惊,陆铿本人已经做好锒铛入狱的思想准备,但拒不说出谁提供的新闻,声称“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蒋介石一听大怒,说:“我不管记者不记者,我是总裁,他是党员,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回话:“我申请退党,不作党员好了!” 
  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蒋介石亲自出面把他找去追查消息来源的经过: 

  ……没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着什么。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胆子说:“报告校长,是不是准我多讲两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著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么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么打?”接著,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结论是党和国家均面临著危机。这时,我注意到,随著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后他的头竟有时候随着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做了结语:“我为什么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统是大公无私的。”……“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惟果站起来替陆铿承担责任,请求只处分自己。蒋介石“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天大的风暴终于过去。 

  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时已经脱离《中央日报》、在广州办起《天地新闻》日报的陆铿,哪肯放过这个大事件?在自己报纸的头版头条,放了张长江示意图,标出安徽荻港等三处解放军可能渡江的地点。他还真说准了一处,当局认为陆铿连共军从哪里渡江都知道,岂不是如假包换的“共谍”?下令封报、抓人。陆铿还以为这是出风头的机会,写了篇告别社论《自由精神不死》,进了狱中才感不妙:广东警备司令叶肇外号“剃刀”,说杀就杀的。幸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才,探监保人;阎锡山与陆铿也有交情,蒋介石当时又正要倚仗阎锡山来跟李宗仁斗,“阎长官”的面子还比较大,终于将陆铿“取保候审”。陆铿连夜乘和平轮逃往香港。 

老鼠进风箱 

  不过,“天网恢恢”,在国民党那儿死里逃生,在共产党这儿却运交华盖。 
  1949年云南落入解放军之手,陆铿却不知死活,搭国民党省主席卢汉小舅子运鸦片的飞机去昆明接家眷。一下飞机,便让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团团围住,以“代表阎锡山来接管云南”之罪关了四年。后来冰心等人给他担保,总算获释,邵力子也极力保荐,陆铿被安排在云南省政协当了一回“民主人士”。没过两年安稳日子,赶上了“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陆铿到底还是本性难移,被领导再三戴高帽子戴昏了头,提出三点意见:建议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建议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建议准许老记者办民间报纸,唱唱对台戏也不妨。 
  他在“反右”中会有什么下场,不言而喻。老帐新帐一起算,关起来审查一段日子,被正式判刑十年。崔蓉芝说:“他‘文革’中刑满了,上边又来文件:‘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在监狱里改造。’又多关了八年!”不过,陆铿倒是与那位失马的塞翁心相通,说幸亏当时关在被戏称为“防空洞”、“保险箱”的牢里,要在外面,多半早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一直关了18年,1978年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当局要“落实政策”,问他当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算什么级别?陆说“没级”。当局便比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给他定了副部级待遇。看在他过去批判过国民党的份上,同意他去香港办媒体,当个统战样板。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国安部长)凌云等人设宴送行,席间问他的感想,陆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是当共产党的犯人,最好过的是作共产党的客人。”主人啼笑皆非。 
  看来陆铿可以苦尽甘来了,没想到仍然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先是1982年接受访问和发表文章说“蒋总统经国先生的身体不好”,“建议不要连任总统”,结果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不得“登台”,过了八年,1990年才终于解禁;又因批评中共“六四”屠杀,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登陆”。他在德国汉堡演讲时说:我用八年抗战精神,抗下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再用八年,相信能抗下共产党的黑名单!但是,“六四”迄今都快两个八年了,他还是登不了陆。不过,陆铿却一点沧桑感没有,成天乐呵呵没事儿人一样,自我调侃:“千古奇观:一个人上一边黑名单已经不容易了,我还上了两边的黑名单!” 
  卜少夫给陆铿祝寿题过一联:“爱恨心胸一沧海,去留肝胆两昆仑”。多么贴切! 
  陆铿曾经将自己这种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性格归结于遗传。他出身于一个世家大族,却很早就感受到了家道衰落,念中学的时候,便遭逢八年离乱,身无分文去逃难,遭遇湘西悍匪抢劫。但是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九四四年冬出国前,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河南叶县寄到重庆的信,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现在河南叶县正下着大雪。叶县郊外一个茅草房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上睡了一个老太爷,他已陷入绝粮状态。你猜他是谁?他就是你爹,赶快寄钱来!’”──什么境况了,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确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北京学者陈小雅将陆铿与大陆报人的命运相比较,得出“人格与环境相联系”的结论。她说,陆铿在国民党内惹的祸并不小于胡绩伟在共产党内惹的祸,但他的结果,并没有胡绩伟悲惨。纵观大陆有良知的报人的命运──邓拓,刘宾雁,无不类似,大陆社会尚不具备那种适合“记者人格”成立的社会条件;而陆铿所在的社会,允许“记者人格”的萌发与成长。记者不端国民党的饭碗,还可以端“自由报人”的饭碗。 
  陆铿作为一个端国民党饭碗的人,应不应该发表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陈小雅说,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必然是:记者要不要对政治负责任?她回答说:记者之所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分化出来,正是适应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信息交流及自我监测(包括自我校正)需要的产物。从工具层面看,记者职业只不过是信息传播的承载与报导者;然而,从价值层面看,它却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和“人民利益”的监护者。记者的天职是对事实进行准确迅速的报导,如果说他也有党派、有主顾的话,他不能、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事实的真相。而“陆铿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报人,就在于他对这种记者的天职的自觉”。 

一言丧了“邦”? 

  现实世界,远比提出某一种理想人格要复杂。陆铿采访胡耀邦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人们仍毁誉不一。 
  许家屯告诉笔者,陆铿提出要采访中共领导人,他当时积极促成,帮忙向北京请示联系。采访谁呢?他们权衡过:采访邓小平吧,两个“西南蛮子”顶起牛来无法收场怎么办?采访赵紫阳吧,陆铿觉得赵擅打太极拳,采访起来不会有很大收获;最后商定,采访为人比较爽直的胡耀邦。许家屯想,邓小平之后就是胡耀邦当家了么。 
  198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和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的陆铿,进行了长时间坦率交谈,论及对台用武、评毛、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人权等等敏感话题。 
  陆铿不亏为快手,马上根据录音整理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6月1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这篇文章犹如一颗极具冲击力的重磅炸弹,震撼海内外。美国务院马上将访问全文译成英文,刊于《每日报导》,一位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他(指胡)是被一个非常具进攻性的记者追问所刺激才讲出这番话的”。外交界、政治界极度重视从采访中展现的中共领袖前所未有的开明形象;新闻界则对高超老道的采访者赞不绝口,认为可算新闻采访的经典之作。 
  可陆铿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篇采访记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胡耀邦1987年初被逼下台,罪状之一就是“接受陆铿访问,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在陆铿《大记者三章》中全文收录了《胡耀邦访问记》,还详细记述了当时的一段秘辛:“我虽然坐了那么长久中共的监狱,付出了血、汗、泪的代价,但‘新闻第一’的习惯,仍牢牢扎根在思想里。……更使我感到不安的,即胡耀邦见到《百姓》的大样后曾提出七点,请多修订,而被我拒绝。” 
  事情是这样的:耿飙的女儿耿燕当时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许家屯的助理,5月29日,她打电话问陆铿是否可以对这篇访问记“先睹为快”?陆铿答应了。耿燕便来取去了大样,回到新华分社呈递给许家屯。许一看,关系重大,当天就派专人送到北京交胡耀邦过目。胡耀邦一点没耽误,接到就看,第二天就派专人送回。 
  陆铿说:胡耀邦阅后希望改动了七处,其中三处无关宏旨,是希望删掉胡耀邦谈话中的“哈哈……”,以免给人不够严肃的印象;另有一处是涉及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 
  麻烦大的是三处实质性修改。 
  一处,是陆铿提及王震是胡耀邦的“浏阳同乡”,胡耀邦说:“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铿说:“那是南北呼应。”胡笑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胡耀邦建议这句删去。 
  一处,是陆铿谈到胡乔木“文革”中表现不好,“特别是‘批邓’中表现得很不好啊”,胡耀邦情不自禁地说:“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嘛,哈哈……(他)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胡耀邦也要求删掉。 
  还有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兼任(军委主席)了”。这是非常犯忌的,胡要求删去。 
  当香港新华分社秘书长杨奇和副秘书长牛钊来向陆铿传达这些意见时,陆铿心里盘算开了:杂志已经付印,修改起来麻烦很大。而且,他认为此文将引起国际重视的是谈台湾问题的部分,既然这一部分胡耀邦并未作只字改动,那么涉及党内关系的表述,不改又能严重到哪里呢? 
  他最后决定不改,写了个简函解释说时间仓促,已经付印,无法改动,请杨、牛带回去转呈。 
  陆铿在《大记者三章》中专有一篇《一言丧邦之后》,说“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地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 
  “一言丧邦”的“邦”字,是双关。他这个说法,有些人不以为然,许家屯也认为:胡耀邦哪里是“一言”能“丧”得了的?他遭人嫉恨已久啊。 
  (写于2005年,未完待续)

附录 陆铿简历

  陆铿,号大声,云南保山人,生于1919年。1940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助理编辑兼播音员,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并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1944年与人在重庆创办《新闻天地》,1949年与人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任发行人。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天地新闻》被封,首次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1949年12月,决定在日本出报,经香港返回昆明接家眷时身陷共产党大牢;1954年被冰心等人担保出狱;但随后又因言论而被判刑10年,一直关押到“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才被释放。后赴香港,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直到1994年,同时每周为《信报》撰写专栏。 
  著有《麦帅治下的日韩》、《胡耀邦访问记》、《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人间佛教的星云》、《陆铿看两岸》、《别闹了,登辉先生》,《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 
 
 (续前)要名不要钱 

  我见到的陆铿,身著藏青西服,白毛衣,红背心,胸前一枚金黄色的葵花徽章闪闪眩眼。他挺直身躯坐在沙发上,颇有衰老不在话下的气派。夕阳从他身后的窗户喷涌而入,在他的头上燃起白色的烈焰。虽已经是耄耋之年,视野却仍然宽阔,兴趣仍然广泛。他与主人和笔者闲聊,话题广阔天空,从中南海人事更迭,到美国司法秘辛…… 
  陆铿“要名不要钱”是圈内早已熟知的。自己靠笔吃饭,要的就是独立性。他在《大记者三章》中现身说法告诫说,记者要经得起四种试炼:第一种试炼,是光环与自我膨胀;第二种试炼,是面对钞票、美人计和封官许愿等等方式收买的诱惑;第三种试炼,是面对政治的坚持和风骨;第四种试炼,是失意时刻的挫折。 
  许家屯在执掌新华社香港分社时,出于统战的考虑,给陆铿十万港币,陆铿却辞而不受,原封奉还。他知道,拿人家的手软。收下这十万港币,就是出让自己的“言论自由”新闻良心的第一步。这一奉还,倒赢得了许家屯的尊重。 
  不过,陆铿爱名。人们都这么说,其义褒贬互见:“爱名”,一方面是说他爱名节,另一方面也说他爱出风头,对浮名、虚名孜孜以求。 
  面临死亡还在琢磨如何拟定自己被杀新闻的标题——这是所有描写陆铿的文章肯定都要提到的:“1951年在中共搞大镇压运动时,我主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如果我被杀,新闻标题怎么做?因为我当时被指控的罪名是代表阎锡山接收云南,又是云南人,又在卢汉易帜所谓‘起义’后,专机飞昆明。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我考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题目:‘万人争看杀陆铿’。自己得意极了,暗暗得意了两天;而那时同监房的人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愁眉苦脸。”(见《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这就是陆铿!

女人排第二 

  陆铿在谈到记者要经得起的“第二种试炼”中,对“美人计”有几句有趣的夫子自道:“在我一生,追求美人,动脑筋钻人家空子,努力想要把人家搞上手的事情是有的,大概也因为已经这么主动地在追求美人了,所以就根本没曾碰过什么别人对我使美人计的情况。” 这与他自己承认的“新闻第一,女人第二”异曲同工。 
  陆铿选女人第一标准是漂亮,其次是温柔。他的夫人杨惜珍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校花”,漂亮自不必说。五十年代,陆铿坐牢,当牙科医生、与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夫人也被牵连入狱;“文革”中,杨惜珍是“反革命分子家属”,不知吃过多少苦头。但她独立将五个孩子抚养大,苦等陆铿18年,感动了无数人。一位女作家为此警告陆铿:“你要是背叛了杨惜珍,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你扔石头!” 
  然而有句西谚说得妙:老人要是爱上谁了,好比老房子着了火,没救了。陆铿后来冒“天下人扔石头”的风险,狂热地追求起比自己小24岁的崔蓉芝。 
  崔蓉芝是台湾旅美作家江南的遗孀,早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江南真名叫刘宜良,经过多年采访写作,出版了《蒋经国传》,其中写到很多黑暗政治内幕,引起蒋经国震怒。崔蓉芝对笔者说,《蒋经国传》当时其实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了;江南被杀,直接原因是他还要接著写《吴国祯传》,访问过吴国祯,书中要写到蒋氏集团策划杀吴国祯的经过。这下蒋经国受不了了,手下人让“竹联帮”的人来杀江南。崔蓉芝回忆说,“杀江南时我也在场,他一打开车库门,守候在门外的人就冲着他连开三枪……”那是1984年。
  江南遇刺,陆铿震惊之余,凭借他新闻记者的洞察力,在接受《中国时报》美洲版访谈时冲口而出:不是仇杀,不是财杀,不是情杀,而是政治谋杀!美国调查人员很快查清了此案的底细,逮捕了凶手,证实了他的话。他接受崔蓉芝委托,主持纪念江南座谈会,使他与崔蓉芝的心却越来越近了,为采访新闻可以连命都不要的陆铿,形容说他用比跑新闻还更热烈的态度来追崔蓉芝,崔蓉芝回忆,陆铿一天打十几通电话给她。这时陆铿的妻子杨惜珍早已受洗成为基督徒,长住纽约,淡泊尘世,陆铿却长住洛杉矶西来寺写作。陆、崔最后在将江南安葬在中国黄山时结为伴侣。陆铿“明人不做暗事”,一五一十写给杨惜珍:“我欠你的‘债’不要说这辈子,下辈子也还不完了。”后来对孩子也说:“妈妈进天堂,爸爸入地狱。”赞成并鼓励子女站在妈妈一边。陆铿有三子二女和众多孙辈,据称多数因此不跟陆来往。陆、崔突破了24岁的年龄距离,虽然并未正式办理结婚,却相互扶持,定居在旧金山中国城附近,挺过了江南案后的风风雨雨。
  笔者对陆铿与崔蓉芝感慨道:有时候个人的遭遇,竟能改变国家、民族的走向和命运。你们两人,竟然各自与大陆和台湾的一件大事件发生关联,而且竟然都是后果与初衷相违,一件是好事坏结果,一件是坏事好结果:
  陆大哥对胡耀邦做了一次精彩采访,结果却被中共高层保守势力抓住了“倒胡”的借口,一闷棍把他打了下去,间接导致了1989年的悲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延误了多少年;
  而“江南案”却正相反:因为江南在美国被刺,引起美国对台湾的看法与政策发生剧变,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开放党禁报禁,威权国家就此走上了转型为民主制度的不归路。江南这样死,也真是死得其所,有了很大的正面价值!
  陆铿与崔蓉芝颔首同意笔者的看法,崔蓉芝说:蒋经国当时确实有心要栽培蒋孝武接班,蒋孝武那时正想介入台湾的情报系统。但是出了“江南案”,他不敢这么干了! 

义气陆大哥 

  陆铿与崔蓉芝当天等着与何频见面一直等到夜深,何频不巧因为洛杉矶高速公路上严重塞车,迟迟没有露面。陆铿差不多每隔五分钟就要问一句:“怎么何频还没有到?”他担心路上出了什么安全问题,牵挂之情溢于言表。当何频终于赶到,陆铿与他紧紧握手、合影之后,就不得不告辞了。何频后来非常感慨:“这就是陆铿!对朋友最讲义气的陆大哥!”他对笔者说,陆铿是新闻界的前辈,是他非常景仰的“大哥”,虽然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陆铿所代表的新闻风格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说的记者永远要保持“殉道的精神”,应该成为今天新闻人的座右铭。 
  陆铿再三说:“我现在没有奢望,只希望再活四年!”我开始听错了:“你希望再活四十年!?”陆铿笑了:我要求不能太高啊,活得太累了,再活四年,就好! 
  为什么不多不少是四年呢?陆铿想看到什么? 
  崔蓉芝笑道:他是新闻迷呀,总要赶上一个大新闻。四年之后他九十岁,“再活四年”大概是为了让媒体们好做标题啊!不过,能活多久,他哪有决定权!? 
  四年之后,将是“五四”九十周年,还将是“六四”二十周年。 
  陆铿身体很好,各方面都很正常。在他有生之年,还会有什么惊人之举?读者只有等著看了。 
  他充满信心地说:“下辈子,我还是要当记者。” 
  (写于2005年)


  陆铿(左)与比他大三岁的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多次促膝交谈。(高伐林摄)



附录:著名老报人陆铿走完漫长新闻路(摘录)

  旅居加州旧金山的著名老报人陆铿的漫长新闻路走到了终点。2008年6月8日下午,陆铿在家跌倒,几天后送到圣法兰西斯医院住进加护病房,后来一度病情有所缓解,转到普通病房;随后医生又下达病危通知,最终于6月21日当地时间傍晚7时零5分,因肺血栓以及心肺肾功能衰竭逝世,享年89岁。
  他多年的伴侣崔蓉芝女士一直守护他。从美国德拉瓦州赶来的长子陆可望,从云南赶来的次子陆可信,以及大孙女陆赞美随待在侧。陆铿的女儿陆南达于父亲住院间,曾从纽约到旧金山探望。陆铿还有一儿一女陆可人和陆南军。

一生只作了两件事:记者,囚犯(略) 

《胡耀邦访问记》的轩然大波(略)

“下辈子还要当记者”

  1982年,陆铿接受司马文武(江春男)访问时说,蒋经国总统“身体不好”,“建议不要连任总统”,结果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登台”,过了八年,1990年才终于解禁;又因批评中共“六四”镇压,并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出走赴美后,陆铿介绍许家屯入住星云大师在洛杉矶的西来寺,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登陆”。他自我调侃:“千古奇观:一个人上一边黑名单已经不容易了,我还上了两边的黑名单!”他在德国汉堡演讲时说:我用八年抗战精神,抗下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再用八年,相信能抗下共产党的黑名单!
  结果“六四”过了两个八年,他罹患老年痴呆症之后,中国当局2006年11月才同意其返乡要求,并于2007年3月底成行,由崔蓉芝陪同,回到故乡云南保山,了却了多年心愿。
  卜少夫给陆铿祝寿题过一联:“爱恨心胸一沧海,去留肝胆两昆仑”。被认为是相当贴切的评价。
  笔者曾于2005年采访过陆铿,当时他说:“我没有奢望,只希望再活四年!”--活到九十岁。这位“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想活到“五四”九十周年,活到“六四”二十周年。他终究未能如愿。
  崔蓉芝说,对于后事,陆铿生前曾有交代:在旧金山火化,骨灰安葬在云南昆明西郊金宝山的名人园,墓碑上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崔蓉芝还说,计划为陆铿雕一铜像,竖于墓前,并镌刻其简历。
  不管怎样,笔者记得陆铿曾充满信心地说:“下辈子,我还是要当记者。”(高伐林写于2008年6月)



2011-03-28 19:01:24

主题: zt 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内幕 (未经证实,仅供内部参考)
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内幕 我14名秘密军事人员牺牲!

 4枚钻地弹从7层的使馆楼顶一直钻到了地下4层,当场地下室
14名军事技术人员死亡,2名重伤,其他8人轻伤。

炸馆是在1999年5月8日,炸馆是因为中国在道义上支持巴尔干
的南斯拉夫,那个时候全世界媒体都在报告美军的战况,南斯
拉夫人上街庆祝获得了自由和民主,而中国偏偏报告南斯拉夫
平民被炸,人民在上街反抗美国的侵略。最重要的是中国还援
助南斯拉夫雷达和很多军事物品,而且南军用中国的雷达打下
了一架美国的F-117,F-117的残骸被送到了驻南斯拉夫中国使
馆,但是残骸中留有飞机失事自动卫星定位系统,但是南军根
本不晓得,到使馆中国工程师马上切断定位系统的电源,但来
不及了,已经被美国的卫星定位出来了,五角大楼马上上报美
国联邦军事委员会,说中国使馆藏了美国的F117残骸,美国最
高司令长官克林顿火冒三丈,美国联邦军事委员会经过3天的磋
商决定给中国一个下马威,4月1日零晨命令一架B-2轰炸机携带
4枚无弹头的钻地穿甲弹从美国本土执行绝密计划。

中国政府3月30日下午接到驻南使馆有关于F-117的残骸,当晚
从兰州机场起飞一架军用飞机火速赶往南斯拉夫,机上人员包
括18名技术人员和11名其他服务人员领导以及3名驾驶员。

3月31日凌晨到达南斯拉夫,当即赶望使馆,在使馆地下室研究
起来了F-117的残骸。

4月2日凌晨B-2在大西洋经过两次加油后到达南斯拉夫预定地
点,B-2轰炸机还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在预定地点停留15分钟
(此时联邦军事委员最高司令克林顿下达实施X-行动)B-2轰炸
机接到上级命令,对XX点的军事设施进行摧毁。顿时4枚无弹
头的钻地穿甲弹飞出了机舱,飞机马上返航(一个飞行员说妈
的从丹佛飞来居然就干这个事,难道这里住的是米洛舍维奇,
妈的累死了)。

4枚钻地弹从7层的使馆楼顶一直钻到了地下4层,当场地下室
14名军事技术人员死亡,2名重伤,其他8人轻伤。

使馆上层3人为使馆人员死亡(邵云环、许杏虎、朱颖)
中国牺牲的16名(后有2名重伤死亡)技术人员默默和F-117残
骸运回了兰州。

由于得到F-117残骸,中国飞机隐身等技术提高20年,美国计划
全部F-117在2008年前退役。

而撞机是由于中国新型核潜艇093在北部湾海试。美国海军EP-
3E电子侦察机从关岛起飞来侦察,中国获悉美国飞机来侦察,
马上派飞机拦截,由于拦截时飞机靠的太近而撞上了。

中国的电子侦察技术提升20年!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
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政府提出要求,是否能够把F-117的部分
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甚至出钱买也可以,在中国和南政府
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
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
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
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
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炸毁导航系统
中最重要的部件,但是,问题发生了: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
失灵,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
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定位信息,这使得美
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国人发
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可想见,美国老当时大吃一惊,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核心机密。

但是,虽然当时美国人有很多种办法(包括派海豹部队夺回
等),美国人却选择导弹袭击这样一种方式,估计是对中国在
国际上支持南政府非常不满,同时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
残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
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然而,美国人又一次失望,那枚
炸弹居然没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
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

前些天去了沈飞实习,在实习之前有国安局的给我们做了入厂
保密教育其中就提到了原来列为高度保密的99年驻南联盟使馆
被炸的内幕,当然今天是解密的文件了,不然我也不敢在这里
与大家公飨。

说到这我不得不提起F-117隐型轰炸机,大家都知道它是洛克西
德马丁公司与本世纪70年代研发的一种优秀轰炸机,它的隐身
效果除了它那反常规的气动布局(外型)外还与它的外表涂层(吸
收雷达波)有关,这些努力的结果使它拥有非常出色的隐身能
力,从而达到隐蔽突袭的战术效果,在历经了几次局部战争之
后,它更是赢得了不被击落的神话这样的美誉,而在上次的巴
尔干之战却被南联盟击落。

问题就出在这里,几乎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因而很多谍报机关
都盯着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现役)的隐身飞机的残骸
(残骸在南联盟境内),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中国可以弄到残
骸的一部分(外表蒙皮),中国就完全有可能破译,并且反研出
(并且掌握这项技术)反隐身涂层的技术,从而使美国研究多年,
花了很多精力和金钱的技术在中国面前不再隐身!

其实,中国当时的驻南使馆的30位记者至少有12位是从事谍报
身份的特工人员(其实每个国家的对外使节,记者都有不少是从
事这个工作的,只不过各国都对此保持缄默,心照不宣罢了)。
而美国的CIA(情报部门)在飞机(F117)被击落的现场附近发现了
中国“记者”,这个情报立刻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重视,在经
过一翻权衡之后,决定对这个可能导致美国重大损失的“物
据”进行毁灭,而不让其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当时美国空军就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启动仅在美国中部怀
特黑德空军基地(具体名字忘了,好象是这个)的B-2隐身轰炸机
对中国记者的驻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共发射了5枚
JDMA精确制导炸弹对其轰炸,其中2枚准确的从中国记者所在
的床上穿床而过,一枚没爆炸(后被中国运回国内,使中国的精
确制导炸弹的研制推进了10年--据有关专家推测)。

这样就制造了震惊世界,令所有中国人为之愤怒的中国驻南使
馆被炸事件,事件发生后由于其事件的特殊性,中国只是例行
的对其行经进行谴责,而深藏在背后的隐情就这样被双方隐而
不发。在网上,引发了著名的“红客攻击美国”事件。


震撼内幕:克林顿曝光美轰炸中国大使馆是既定目标

2010年08月8日 10:38 下午

1999年5月13日,在5枚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由于美国国会的议
员们强烈要求说明真相,克林顿总统来到国会发表了秘密讲话。
“首先,我必须申明,我的以下讲话,将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当然也是最
高机密。虽然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用怕谁,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也不想
制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烦。”“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来,就美国的综合国力而言,我
们在全球不仅没有对手,而且完全有能力控制全球。”“我所要描述的新战略的目标
将是从现在起,美国将成为人类的最后唯一的帝国。”“我们制定了详细的目标:第
一步:北约东扩。”“诸位已经看到,在科索沃战事上,原来我们还对他(俄罗斯)心
有余悸,现在,他几乎成了一丝不挂的乞丐。但是,我想诸位议员能够明确地了
解,我们的东扩,不仅仅是让叶利钦出出洋相,我们东扩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亚板
块,在那里,在东南亚有一个我们头痛的地方,就是中国。”“总之,在这条路上虽
然也有一点冒险性,但基本上没有可以阻挡我们的敌人。一个完全在美国领导下的
21世纪很快就会到来。”(全场掌声)
接下来,克林顿针对议员们的提问,将美国的战略意图表露得清清楚楚。
一议员:总统阁下,科索沃战事久拖不决,费用一增再增,到底还要打多久?
克林顿:“纵观一部美国的发展和发达的历史,二次世界大战给我国经济带来高
速发展已经足以证明,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议员:科索沃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朝鲜或越南,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泥潭?
克林顿:“海湾战争已证明了我们在战争中的伤亡几乎等于零,这就像玩一个电
子游戏。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和不多的、必须赖以生存的家当与我
们赌博。”
一议员: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的一再失误,造成1500多名平民伤亡和中国驻南
大使馆被炸,这是否证明,我们的战争机器已不再受控制或有别的原因?
克林顿: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所有的轰炸目标都是既定目标。同时,我想引
用中国领导人的一句话:炸完军事目标、道路、桥梁,我们还能炸什么呢。但轰炸
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再重申一遍: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一议员:毫无疑问,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结果,刚才阁下也承认
了这一点。可是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
克林顿:除了莫斯科,东扩——不仅仅指东欧,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让
我们更担心的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核大国,那就是中国。他本来应该在10年以
前就已分成7个国家,可是,至今仍似乎牢不可破。尽管在我们的各种打压下,他
的发展仍然令人吃惊,而且等他自行内部肢解的可能性不大。出于一种考虑,应该
让他沿着前苏联的老路走,即疯狂地军备,这样足以拖他下水。不远的将来,他将同样因经济崩溃而无力对我们说“不”,并且沦为国际乞丐。
一议员:据说中国的核武器如果在美国本土有效爆炸,可以把美国毁灭若干
次。采取这样一种危险的策略是不是慎重?
克林顿:“在此之前,我们做了慎重的研究,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得出的结
论是:首先,“误炸”会刺激中国人,但不致引发中国领导人启动核按钮。”
“况且还有一个愚蠢的承诺(指的是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
用核武器的政策)。其次,中国人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需要我们的科技。”“因此,他
们在全球最不想得罪的就是美国。第三,有鉴于此,他们能做的一切也只有抗议而
已。”“第四,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他们动手,这里我又要再次引用朱镕基的话,既
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全出自美国,我们还怕什么呢。”
一议员:那么人权是否高于主权?
克林顿:我觉得在我作完前面有关美国全球战略的谈话后再问这个问题,是政
治上的幼稚。
一议员:客观上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可是轰炸使馆这一事件将
会使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况且已经造成大规模的反美情绪。毫无疑问,这也同样会
影响到本国企业界的利益。总统阁下是如何认为的?
克林顿:“在我们的全球战略中,这(中国)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但我可以预见,
中国领导人比我们更渴望恢复中美关系。”“他们的几张关键的底牌也在我们手中,
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做点文
章,是不难找到话题的。”“要在欧亚板块全面达到我们的目的,仍然有些麻烦的地
方诸如中国和印度等,不过我们的形势仍然有利。在东方,有日本和台湾,作为我
们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中国形成钳制的形势。”“全球将按我们的游戏规则进
行,任何行动必须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之下。在这之后,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外星人,如果他们存在,而且比我们强大的话。”(掌声雷动)



2011-03-27 23:32:32

主题: 中国媒体曝光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
中国媒体曝光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3月22日 转载)

     去年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称抗战胜利源自中共领导。而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流传颇广,也颇多争议,但罕见媒体公开报道。近日,上海媒体《文汇读书周报》披露,日军入侵帮助中共壮大、扩充自己,最终推翻国民党,毛泽东因此感谢日本。
    
     《文汇读书周报》上月底发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的书评《〈“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说,该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自云:“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博讯 boxun.com)

    
    陈铁健引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2008年,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曾刊文《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称,“感谢”敌人、“感谢”对手及其类似的用词,是毛泽东的一个语言特点和表述习惯,不过,陈铁健对此并不认同。他引用抗战史专家张振鹍《“感谢”就是感谢》一文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往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甚至完全不能占领。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清除敌伪势力;壮大自己,扩充自己,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这就“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陈铁健认为,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中间地带”论并无多大理论色彩,而在于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旋于两国政策的缝隙之间,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以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
    
    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但毛泽东心中的革命功利主义却始终未变。
    
    杨奎松指出,“毛泽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从苏联来的”。中苏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旧会把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甚至看成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19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两国冲突不断,从打口水战到刀兵相见,即使如此,毛泽东治国治党治民理念中的“革命”、 “消灭”观丝毫未减,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另外,《“中间地带”的革命》还披露,苏联给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武器和资金援助。例如,1945年10月,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允许在一个月内向中共军队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仅仅是个前头。1947年苏联向东北、华北中共军队提供15,100万卢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33,540万卢布,1949年更增至42,060万卢布,各类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交付中共东北、华北部队,足以装备几十万大军。这哪里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加机枪”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修订再版。杨奎松再版序云:“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大错特错”酿成的。
    
    陈铁健没有具体指明毛泽东哪一年对谁说过“感谢日本侵略”。据《正确理解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一语》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说,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民主报编者



2011-03-27 22:46:58

主题: 央视撑卡扎菲
老子懂法语,你骗鬼啊!网民揭CCTV造假撑卡扎菲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2011-03-27 16:27:13 给 苹果日报 发送悄悄话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老子懂法语,你骗鬼啊!网民揭CCTV造假撑卡扎菲 苹果日报

    利比亚爆发推翻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中国舆论为显「走向国际」也大事报道,但立场偏向狂人卡达菲。内地网民踢爆中央电视台为撑狂人,竟将利比亚民众欢迎联军的画面,解说成民众集会支持卡达菲,网民指央视「丢人」。

    网民还贴出央视截图,利比亚民众以中文标语,告示中国不要支持卡达菲。

    网民林奇在新浪微博贴文指:「昨天( 26日), cctv(央视)硬把举着『法兰西万岁』标语的利比亚人,说成是卡达菲支持者。今天利比亚人急了,直接用中文写标语。」他又称:「真难为利比亚人了,国家乱成一团,还要现学汉语。」随文还贴出央视截图,是利比亚班加西万人集会,打出标语「 Vive le France」(法国万岁),欢呼联军攻击卡达菲政府军,以及集会者用中文写「卡扎菲(即卡达菲)是说谎者」的截图。有网民斥央视:「老子懂法语,你骗鬼啊!」



何清涟:卡扎菲挨打,北京缘何心痛?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 美国之音



2011-03-26 16:52:17

主题: 判处异议人士
(图文)美国谴责中国判处异议人士刘贤斌监禁
BBC    2011-03-25 20:48:59

  美国官员对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维权人士刘贤斌10年监禁一事提出批评,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刘贤斌。

  法新社援引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迫害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个人的作法,与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人权标准,包括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不符。

  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国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贤斌,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和平表达言论的自由。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佩洛西表示,监禁刘贤斌显示中国根本无视法治和人权。

  经常抨击中国人权记录的佩洛西说,中国政府应当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贤斌,听从中国民众要求增加管制透明度、打击腐败、尊重言论自由的呼声。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早些时候对BBC中文网说,四川省遂宁市中级法院周五(3月25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贤斌10年监禁。

  刘贤斌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也曾参与1989年北京民运和组织“中国民主党”。他此前曾分别因“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入狱。

  选用其它媒体播放器

  他在去年6月底再度被捕。起诉书指出,刘贤斌在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期间在海外网站发表了一些文章,其内容“诋毁”中共政权。

  针对刘贤斌的判决,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应当立即释放刘贤斌。

  国际特赦声明说,只因写了文章批评中共,刘贤斌就被中国当局判处10年监禁,这是歪曲正义。声明说:“刘贤斌没有犯任何罪,他是一名良心犯,应被立即释放”。

  香港支联会亦不就刘贤斌的判决提出抗议,要求马上释放刘贤斌等异议和维权人士。


批豆渣工程 中国异议人士遭重判10年
苹果日报    2011-03-26 15:51:49

纽约民主团体去年7月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示威,抗议刘贤斌被捕。翻摄网路

曾参与六四天安门学运、《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知名异议人士刘贤斌,因撰文批评川震豆腐渣工程被捕,昨被四川省遂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10年,仅次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11年徒刑。民主人士指出,如此罕见的重刑,令人忧心其他遭拘禁的中国异议人士处境。

路透报导,遂宁市法院周边昨戒备森严,附近2公里内遭警方封路,3处通往法院的路口布满警车和警察,封锁车辆和行人,气氛紧张。昨出庭旁听的人数虽有21人,但其中19人是官方安排的,只有刘贤斌妻子陈明先和刘的大哥是真正的亲属。

「我无罪 我抗议」

陈明先昨透过电话表示,刘贤斌原希望在审讯结束时进行结桉陈词,但遭法官强行禁止,他的自辩声明也被法院人员收走,从头到尾只获准说了6个字:「我无罪,我抗议。」

起诉书称,刘贤斌在2009年4月至去年2月期间,在海外网站发表一些涉嫌「诋毁」国家的文章,但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披露,刘贤斌因撰写4篇抨击川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被捕。去年6月28日他被警方强行带走、抄家,被扣押的9个多月期间,香港民主派曾多次到中国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前示威,呼吁尽快释放刘贤斌。

刑期仅次刘晓波

曾担任刘晓波辩护律师的人权律师莫少平认为,继刘晓波被判11年徒刑之后,如此的重判已经是非常罕见,莫少平忧心其他遭拘禁的异议人士处境恐更加艰难,也显示官方持续打压异议人士的趋势不变,「这已是政策」。

已是第三次入狱

现年43岁的刘贤斌长期致力中国民主运动,这次已是第三次入狱,距离上次出狱仅短短2年半,如今再度被重判入狱震惊民运界。



2011-03-26 14:52:30

主题: 今天,俺很不厚道缺德地练习时沙袋了一个小老印一回
发信人: dokknife (力刀_麦地辅导员), 信区: Tennis
标  题: 今天,俺很不厚道缺德地练习时沙袋了一个小老印一回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Mar 26 03:08:06 2011, 美东)



俺这大半年是猛练单反,最近功力大长,对打已经能做到该单反就只管猛抽而不再
全是反手削了,虽然稳定还不够,但力道也还是挺猛。今天原定双打日,但可能取
消通知的电邮俺没看见,去俱乐部竟然3个全部空场却只有一个老印小伙计在练发球,
他也就是3.0偏上不到3.5,一直老想跟俺套近乎找俺练,俺没看上他,而且也已排满了
和固定搭档对打日程,所以一直没对着单练过,只是双打会过。于是,俺也就只好跟对
练了。都站正手位,他先练发球,俺就练接发回击,把他当机器用了,正反都打,更多
练反手,抽得小印满地找牙,后来两筐打完,他倒很勤快地拾满筐送到俺这边让俺发球
他练接发,呵呵,老刀又是很不厚道地开大斜线,竟然30%能发到后1/3发球区边线上,
那是绝对死角了,偏开底线外角3米多而且直接撞边墙,根本无空间,小印一直接不着
,急了,站到外角外等,俺于是就又瞄T角发,闹得他最后直摇头,都快没兴趣了,俺
也有点累了,于是放球喂球让他打了几个长程对拉,一个小时结束。

练完,俺觉得拿低自己太多的小老印当沙袋,虽然作为做人不厚道缺德了点而且有
点内疚,但又一想俺也得练习不是?俺时间也很宝贵的,他又不是付钱请俺当教练
给他喂球来的。

更何况,人梅超风练成九阴白骨爪不也是要拿没武功的小民来练爪才成功的嘛。俺跟比
俺高的对手打,他们不也把俺当沙袋来着?

这么一想,就心安理德了,回家小酒一喝,很爽。估计梅超风当年叉完人脑袋也是
很爽的。

靠,以后,隔三差五的,俺也得去沙袋别人,不能老被当沙袋。。。。。。
--

※ 来源:·WWW 未名空间站 中国: mitbbs.cn 海外: mitbbs.com·[FROM: 24.78.]



2011-03-25 12:57:20

主题: zt: 也谈CND 五毛:各类特色五毛鉴赏 / 《五毛之歌》
乐趣横生
华夏巨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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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数: 1821


  Re: 也谈CND 五毛:各类特色五毛鉴赏  

赫赫,五毛的发言,和他们本人的性格关系不大,和他们的“行政级别”关系却很大,五毛级别不同,其发言方式/风格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高级五毛享有一定的话语特权,其言论自由度也较大。下面把五毛级别由低到高,大体总结一下:

1)新手上路。多是80或90后,只是转贴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一般只刷墙上贴和撒传单,不参与辩论。

2)低级五毛。靠溅脏水,描绘性器官,YY性关系等来维持生计,属吃屎的干活。

3)中级五毛。参与辩论,力图引导思想和舆论,使之和匪党的“政策”保持一致,偶尔也溅脏水,YY一把。

4)高级五毛。除做一小部分中级五毛的日常工作外,其主要攻击对象是中共过去,现在,和未来潜在的敌人,他们有点特权,可以骂骂中共,赞赞民主以提升形象和增加可信度。

5)特级五毛。伪装成自由主义者,如唐人李敖之流。

以上各级五毛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大“避讳”,那就是绝对不参加对当今中共高级头目“彼此关系”的讨论和“个人评价”(除非得到上峰特别指示),这是他们的“绝对纪律”,所以,回避不回避对政治局常委的个人议论,这是验证五毛的一个很准确的方法。



  Re: 也谈CND 五毛:各类特色五毛鉴赏  
《五毛之歌》

俺是党妈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
唤俺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

狼奶从小奶大俺,党妈豢养多辛苦;
哪管是非对与错,党妈示意俺就吼。

敢说人民比党大,俺豁狗命与你斗;
只要贪官碗里有,屁颠屁颠捡口漏。

俺是五毛俺怕谁,劝你多把安全顾;
敢对党妈有微词,定将跨国来追捕。



2011-03-25 02:54:23

主题: 双枪老太婆
双枪老太婆建国后因为太积极而被逼退党

新华网    2011-03-24 22:33:16

  [导读]有人感叹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一点儿事情都没有。……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资料图:陈联诗

  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
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 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一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二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三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质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四

  陈联诗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几乎说不出话来。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年的时间在找党,没想到找回来的党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陈联诗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1982年 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2011-03-24 18:45:18

主题: 林彪下葬经过
林彪下葬经过:一尸体被折断双臂 中国大使三鞠躬(图) 凤凰网

核心提示: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历史》,作者:阎明,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文益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2011-03-21 20:38:09

主题: 许家屯20年
许家屯出走20年首次受中国报刊赞扬  2011-03-20 19:06:49 

  许家屯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一直受到中国官方和媒体抨击。但《中国改革》杂志最新一期却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肯定他的贡献。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奉献心血的推动者,因最高层权争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现在向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迈出可喜的一步


  今天读到《中国改革》2011年3月号的一篇重头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赞扬了建立海南特区的几位推手:王震、许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现许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这样热情肯定,我感到十分惊喜。(该文全文附后)
  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是在赵紫阳垮台之后,被骗到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审查,最后郁郁而终;而刚刚卸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的许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后,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样的对待,于是出走国外,远避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许家屯今年95岁(1916年出生),仍然隐居在美国加州的Chino Hill——这个地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中国”之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两本回忆录。2002年开始,我对许家屯的经历发生了兴趣,承蒙老人不弃,多次对我长谈,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听他讲述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许家屯老人。(高伐林2009年摄。老人时年93岁)

  对于老人过去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职的经历,我尚在整理。但是对他出走之后的生活与思想,对他回忆在香港期间的几件大事,我几年来陆续发表过几篇深度报导。记得在多维博客刊出时,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听到的更多的是抨击和谩骂。在这些读者看来,身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国,就是“叛徒”、“卖国贼”;而他居然还要表达自己怀念故国的心情、还要坚持揭露当年港英当局,简直就“两面不是人”。
  看到《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转载这篇文章的明镜网编者按所说:
  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许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得力的地方领袖人物,但两人均因为最高层一时的权争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时,王震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也为民间所忽视。

  编者按中关于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复杂的,不应神化,也不应妖魔化。记得我在《总书记审歌记:回忆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经写过我对王震的直观印象:
  此前我们听说王震是党内保守派大将,此后还听说他与胡耀邦关系抵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观印象却相反,王震居然表现得开通风趣,与胡耀邦一唱一和,听到这儿他插言说:“生活不仅要‘充满阳光’,还要‘充满星光’──年轻人要谈恋爱嘛!”后来他居然又大谈起“凯恩斯理论”,谈起“文化界是第三产业”,观点且不论,他能吐出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词儿已经让我纳罕不已。

  许家屯多次向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申请回国,落叶归根,却一直未能如愿。我祈望,这位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为香港顺利回归中国付出过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能够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


附:建立海南特区的推动者:王震、许家屯、梁湘

徐庆全,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3期,转自“明镜网”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央决策层面来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就加速海南岛的建设集思广益。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这一年12月,受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开发建设、对外开放提出意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数次到过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进行广泛交谈。
  座谈中,王震指出:“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有23年的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海南岛理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何立波:《王震与经济特区改革》,《党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从海南考察后回到广州后,召开了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海南的领导人雷宇、罗天等参加了会议。雷宇后来回忆说:
  我们从海南赶来,主要是罗天汇报的,罗天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要吃晚饭了。最后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把海南岛的改革开发讲了五条意见。王震听得很清楚,他说,就按照雷宇汇报的五条意见给国务院起草个报告。然后在我汇报的基础上,写了一个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草稿。这个草稿先拿到国务院经济特区办,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宝,有一个组长叫张戈,最后张戈要我们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们海南岛的谢汝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十一号文件严格来讲就是我汇报的那五条(杨继绳采访雷宇记录)。
  王震在会上做了专题讲话。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10月,《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出台。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当年,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酿成了举国震惊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在中央处理“汽车事件”的过程中,一些紧急措施未免矫枉过正,使得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也几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汽车事件”两年后,1986年2月,赵紫阳同胡启立、田纪云到海南岛考察。10月,王震来到广东,召见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当年在延安时,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王震将考察海南的任务交给梁湘,包含着对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条件优越、土地相对平整,原有居民较少和便于封闭隔离等综合比较优势,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听取省领导关于洋浦开发问题的汇报,并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不料,海南这种举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协会上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风波”。为平息风波,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 “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注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为了表示对洋浦开发的态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开发商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开发。

许家屯上书邓小平,建议开发海南

  海南“汽车事件”前后,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香港媒体和香港财团对海南的开发抱有极大热情,许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推动海南开放的脚步。
  1986年,许家屯在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见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许家屯认为,果真如此,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为此,从未去过海南的许家屯,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开分组会的间隙,请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陪同许家屯考察。许家屯认为,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只待开发。他向姚文绪讲了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说,“汽车事件”后,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许家屯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后,许家屯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他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岛),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许家屯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批示的大意为: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许家屯被聘请为顾问,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开发。对洋浦开发计划,许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风波”发生后,梁湘和许士杰向许家屯求援,许直接向王震、赵紫阳反映情况,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许家屯直接向李鹏建议,继续启动洋浦开发项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许家屯乘与江泽民见面的机会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中央早一点批准洋浦开发(本节内容据相关知情人的回忆)。

梁湘赴海南勾画特区蓝图

  1986年10月,领受王震指派的任务后,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结束后,梁湘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
  报告中,梁湘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海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海南的现状与它所处的地位仍然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
  1、要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允许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对进口生产用的物质和出口海南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资金自由进出,外商来往方便。在步骤上,则可先恢复和落实中共中央[1983]11号文件所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然后逐步实行上述政策。
  2、要扩大自主权,把海南升格为省一级的体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许可权,直属国务院领导。
  还要理顺海南内部的关系。海南省成为省一级体制后,可以考虑以地域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为界限,切成东南西北中“五大块”,分成五个地级市,即加积市、三亚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辖,各县由地级市管辖。
  3、当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兴建国际机场,把现有5个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新建扩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能源方面,抓紧兴建天然气发电站、火力发电厂和水电站,迅速提高供电能力。
  电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电话线路,尽快实现全岛各市镇自动电话,并能对全国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以及一些外国自动拨号,使电讯网络内外沟通。交通、能源、电信建设的项目,海南早已上报,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批准,以便及早动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海南得天独厚、风景优美等自然优势,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积极建立橡胶、南药、咖啡、胡椒、茶叶、腰果、可可、凤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对虾、石斑鱼等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丰富的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发展冶金、矿业、建材、橡胶制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业。还要把旅游业作为加快开发建设的一大产业来抓,先在三亚周围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点的避寒、冬泳、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
  海南的开发建设要做好规划,突出重点,逐步铺开。近期应该着重开发海口市、三亚市和通什市。
  4、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可从广东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也可到全国各地公开招聘一批干部,以调整充实海南各级领导班子。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这份没有公开披露过的报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报告没有一句空话,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勾画出海南特区发展的蓝图。
  王震看到报告后很赞赏,立即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阅示。王震还把梁湘来信的副本转给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是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赵紫阳问:“你对开发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说:“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赵紫阳说:“你已名声在外,是急流勇退,还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的消息后,主动上书赵紫阳,请求到海南工作。这样,许士杰和梁湘就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
  (徐庆全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许家屯讲得兴起。(高伐林2007年摄。老人时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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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文章:“风水”轮流转,如今到洋家





评论(18)  引用  浏览(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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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德孤  留言时间:2011-03-20 21:53:57 
许先生无论是当年在江苏当第一把手,还是后来出任香港新华社,都是功不可没。就算他人在海外,还是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的国家和党的事情。此人人品甚佳。我对其印象非常好,开明,豁达,人虽老,脑子不腐朽。当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比其它地方开始得早,发展得快,这里和他的开明思想有关。

谢谢高先生分享信息。

请帮忙删除前面一个留言。有错字。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0 22:08:59 
谢谢德孤关注、留言!
遵嘱删去您第一段留言。 

作者:好啊好啊  留言时间:2011-03-21 04:22:50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正在悄悄的在改变?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08:47:08 
凡是在中国推动资本主义改革的, 都不是好东西!许家屯当年在江苏, 顶着“小岗村”, 才是他的闪光点。 如果许与楼主搞在一起,那才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悲哀!!!
流放拍什么, 只要主义真。 许从一开始, 不就是为了主义而去的吗?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1 10:02:20 
谢谢“好啊好啊”。希望如此:“中国的政治正在悄悄的在改变”!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1 10:03:10 
谢谢lesson发表看法。您说的“许家屯当年在江苏, 顶着‘小岗村’”,不知能否提供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并不是这么回事呀? 

作者:润之毛  留言时间:2011-03-21 11:39:58 
现代社会发展的第一原则是信息原则。感谢辛劳的高先生为读者提供准确的更多的信息! 

作者:大清人  留言时间:2011-03-21 12:11:46 
历史终将会恢复原来的面目,只是时间问题。可惜中国人多数被洗脑太深,以至于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抨击和谩骂。”太可以理解了。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3:00:32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1-03-21 10:03:10
谢谢lesson发表看法。您说的“许家屯当年在江苏, 顶着‘小岗村’”,不知能否提供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并不是这么回事呀?

有关这个, 网上很容易找到。 你也可以直接找他谈。 其实, 文革后的高级干部中, 抵制这不在少数。邓小平淫威, 强行推行小岗村,造成了三农问题, 给农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以后的问题还会更严重。 不信, 二十年后我们在这里再见。 除非, 农村政策改弦更张, 回归毛主义!

可是, 不少高级干部是当年从国统区跑到延安的抗日青年学生出身, 投机性很大。很快举手投降并不遗余力参与进去。

当年的江苏, 可以说蒸蒸日上。 可以, 这么说吧, 改革三十年来, 苏南百姓实际利益得到不大。 那么, 三十年经济发展到哪里去了呢? 到了少数富翁手里。 这个少数,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绝对数是不小。

你是海外民运中, 少数几个较为理性的人, 也有才干。 可惜, 你没有看清谁才是真正的“人民”。 您为民请命,本可以做得很出色。 关键在于对中国的历史、现状站在什么立场出发。

你在团中央工作期间, 见到的人事斗争,在当年的语境下, 很容易理解为勾心斗角。 其实, 到了哪个层面, 哪怕是权力之争,都是关系到百姓前途的。 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政治现实。 资改派就是以所谓的“人性”论, 来否定文革的。 结果呢, 现在这一切, 你满意吗?

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 是一帖迷魂剂。海外民运许多的人行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只是屁股站错了。 只要否定、诬陷毛泽东, 就是与中国百姓为敌! 这是不以你我意志为转移的。认为现在没有了阶级斗争, 不是政治上的幼稚病, 就是本身有问题。

也许, 你认为你不关心政治, 只关注历史。 历史离得了政治?政治离得了历史吗???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3:15:49 
江苏分田到户是较晚的一个省。 许家屯为此得罪了邓小平。 

其实, 当年那个环境,许多高干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握自己,有些抵制的人, 倒并不是他们有多少水平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要不, 就不会有陈云,王震、叶剑英等临死的千悔了。

薄一波葬礼上放国际歌而不是哀乐。 真正的共产党人啊! 死后方明显其本色。 

没有薄一波的教诲, 薄熙来能有今天吗? 薄一波以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当年他没有叛变他的组织。否则, 哪有至死信仰不变的?

基本上, 由于文革中受冲击的怨气, 许多高干开始都跟着邓小平走的。 胡耀斑, 赵紫阳。。。都不例外。 这些人间的差别, 只有程度的差别, 没有本质的差别。 只有那些在死神面前千(打不出正确的字, 清谅)悔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3:19:56 
另外,《中国改革》是什么杂志? 谁把持着??? 题目大可不必哗众取宠。政治与历史是然(借用)生兄弟,政治与文学还是有距离的。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3:23:42 
最后, 希望楼主把自己了解的许对包产到户那段历史的看法写出来。 

作者:易  留言时间:2011-03-21 13:55:29 
国内论坛可以比较实事求是的谈论历史,国人之幸,许家屯先生之幸。可喜可贺。

lesson 说了不少,谈阶级斗争,对改革的反对,可惜只是差不多一样的议论,没有多少启发人思考的实际的东西。

高伐林先生为发掘史料所作之工作,也许会得到更多读者肯定。至少本人是十分感激的。 

作者:丹青  留言时间:2011-03-21 16:08:11 
荣毅仁的回信证明当时海南确实具备发展潜力,并且会很大,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将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不需我多言。而同期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时的回答让我很惊讶,同时也上升了几分敬佩,在客观上很能够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仅凭此一点,就为党内的多人开了一个先河,与当前部级和省级贪腐官员的人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至今你走在海南的大街上,可以感到当地的民众对他们多年前老领导的回忆和追昔。
许家屯,梁湘都是我敬仰的人物,老高何不今后多写些这一类的文章? 

作者:Oak tree  留言时间:2011-03-21 16:53:07 
To \"Lesson\":

\" 薄一波葬礼上放国际歌而不是哀乐。 真正的共产党人啊! 死后方明显其本色。 
没有薄一波的教诲, 薄熙来能有今天吗? 薄一波以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当年他没有叛变他的组织。否则, 哪有至死信仰不变的?\"

Why did 薄熙来 send his son to U.K., not China\'s countryside ?

Why did Liu Shao-qi protect 薄一波 while Liu himself was a \"traitor\" ?

Why did most Chinese in China not like Culture Revolution ?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7:50:02 
To Oak Tree:

Why did 薄熙来 send his son to U.K., not China\'s countryside ?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hy you are here?


Why did Liu Shao-qi protect 薄一波 while Liu himself was a \"traitor\" ?

Liu\'s \"traitor\" is associated with his other arrests. However, regarding to the \"61 traitors\", they obeyed the order from their organization.

Why did most Chinese in China not like Culture Revolution ?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most Chinese\"? 

作者:lesson  留言时间:2011-03-21 17:55:06 
To 易:


\"lesson 说了不少,谈阶级斗争,对改革的反对,可惜只是差不多一样的议论,没有多少启发人思考的实际的东西\"。

谢谢你的注意与评论。

我压根儿没有水平几句话就能讲透那么深的问题。 有没有启发, 完全取决于你的世界观。比起就事论事, 论而无道,还是能引起你的注意, 足唉! 

作者:expertise  留言时间:2011-03-21 19:06:35 
老高,谢谢每次都有好文欣赏。支持!盼更多的新作!



2011-03-10 00:16:03

主题: 佟屏亚: 评《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评《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作者:佟屏亚
  http://blog.sina.com.cn/cornexpert

  南方周末3月3日以两个版面发表叶永烈先生《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一文,我通读了两遍,尘封心底五十多年的沉重记忆重新被揭开,很多事情如鲠
在喉,不吐不快。

  钱学森先生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高山仰止;他的功劳永垂史册,
受到国人崇敬。无须赘言。

  叶永烈先生用几万字的篇幅,试图论证钱学森先生提出“万斤亩”的科学性,
并以此赞颂钱先生“博学广闻”,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叶永烈所说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
青年报》,大意是: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
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钱先生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把每年
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
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
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而稍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钱先生则
进一步从更为专业的角度论证,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要注意当时的社会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几桩大事:取得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巩固了农村阵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连续的“思想改造”和“反右派”斗争控制了意识形态领域。在一
片歌颂、赞美和锣鼓声中,尽显骄傲和自信的领导人以极其亢奋的激情希望中华
大地“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快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试图发动
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农业“大跃进”运动。

  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这篇短文为
农业“大跃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科学领域引发灾难性的影响。

  毛泽东在南北视察时曾多次提及“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为各地
放“卫星”提供了依据。高产“卫星”咋听起来好像是神话故事,敲击着人们的
神经,但领袖表态了,科学家论证了,人民日报刊登了,各级官员跟着干了。在
短短的几个月里,农业“大跃进”擢升高潮,放卫星一浪高过一浪,从6月到11
月报道的各种“卫星”达39次。小麦最高“卫星” 7 320斤,玉米最高“卫星” 
35 394斤,水稻最高“卫星” 130 434斤,甘薯最高“卫星”567 570斤等等。

  叶永烈行文手法不是写传记,而是以“客观评价”为钱学森的文章论证、辨
解: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是经过精确论证的;二是那篇文章
经编辑“戴帽穿靴”引出的严重后果,与钱学森无关,还含混其辞地说可能钱先
生“没有过目”,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钱先生写的。三是毛泽东曾多次提及“我看
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时隔50年,今天只有九秩遐龄的李锐先生健在,因
为是李锐和毛泽东两人的谈话,被认为可能是 “孤证”。四是钱学森曾“向毛
泽东检讨”纯属瞎编。即1997年祁淑英、魏根发著《钱学森》一书记述的:钱学
森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向主席检讨!”“那
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
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叶永烈指责该书作者是任意瞎编,杜撰篡改。不知
道该书作者听到这样的指责能说些什么?

  叶永烈文章丝毫没有谈及钱学森文章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大跃进起到的推波助
澜的作用,特别是对农业科技领域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给科研人员带来的巨大压力。
农业科研人员置身这场疾风暴雨式群众运动的最前沿,钱学森先生的理论尽人皆
知,明知“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30%转化为植物产量”亩产几万斤是可
望而不可及的计算出来的理论设想(今天充其量光能利用率只有5%),面对遍地
放“卫星”,农业科研人员必须表明态度,有的被逼无奈不得不说假话,而那些
实事求是的科学家遭到严历的批判。

  1958年8月22日,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教师轮流登台
报告自己拟放“卫星”指标。我目睹了农业科学家的各类表态,那些登台敢于放
言“高指标”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授,要实现亩产万斤甚至10万斤,都在
一片掌声中“过关”,而讲科学说实话的教授在一阵又一阵“保守、落后”口号
声中下不了台,甚至有的被逼得痛哭流涕。记忆犹深的是德高望重著名小麦专家
蔡先生,他发言“小麦高产指标800斤”,台下一片哄笑;第二次他把小麦亩产
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被通过。蔡先生争辩说,他培育的农大183小麦品种
最多只能打700斤,又是一片哄笑声。最后蔡先生免为其难地把小麦高产指标提
高到“亩产1 000斤”,才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了台。

  1958年8月,北京农业大学下放分队到山东省寿张县台前公社参加劳动,我
作为学生和玉米遗传育种家李先生组成一个高产小组。上级指令要标帜 “玉米
亩产万斤”。这位1948年从美回国的科学家不同意;农业大学下放队组织了两次
“帮助会”,好心人劝说,钱先生都已经论述亩产几万斤了,你写个“万斤目标”
怕什么?李先生争辩说,他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800斤,亩产
千斤都很困难,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李先生因此被批判为“右倾保守”
并被“拔白旗”。当年冬季我被指派参加“寿张农业大跃进展览”筹备工作,赫
然看到在李先生名下的玉米“卫星”亩产35 062斤。

  农业“大跃进”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恢宏、震惊世界的壮举,开篇是壮丽的,
结局是惨烈的,它给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把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
对农业科研人员更是一场永远难忘的噩梦。很多以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人,
被冠以怀疑、反对“卫星”,横遭指摘和批判;顺波逐流、拥护“大跃进”,就
要违背良心说假话,就得承认自己“落后保守”,任何一种选择都是痛苦的难堪
的。许多农业科学家或院所负责人,或遭受批判或被“拔白旗”乃至被撤职,还
有归国不久的科学家在畸形变态环境中抑郁地死去。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金无足赤,
瑕不掩瑜。此文只是质疑叶永烈先生,试图用几万字的篇幅论证《粮食亩产量会
有多少》的科学性,文章逻辑混乱,破绽百出,甚至说“这篇短文把钱学森推进
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但却完全回避此文在农业“大跃进”时期产生的不良
影响;他引用的今天的农业科研领域发生的事情也多有谬误,可以说是“外行冒
充内行”编故事。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写名人传记最重要的是客观、真实、严谨。
建议叶永烈先生不要急于匆忙出书,最好再广征博采,特别要征询老一代农业科
学家的看法和意见。要么在《钱学森》一书中真实地写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一文引发的后果,要么撤去这一章节,为后人留下钱学森先生完美的名声和形象。

  (关于农业大跃进时期农业科学家的遭遇,敬请参阅拙文:“农业大跃进考
量农业科学家”,录入作者著《逆向思辩—点击中国农业科学》)

(XYS20110308)


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

  作者: 叶永烈
  2011-03-02南方周末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梦想钱学森:他就是一个科学家——儿子眼中的父亲钱
学森 

  编者按: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但他在专业之外的一些见解,有的很有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
的,大概就是被视为1958年浮夸风“推手”的所谓“万斤亩”公案了。本文作者
叶永烈先生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
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
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
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
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
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
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
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
今揭载于此,以飨读者。

  我最近出版的65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
过大量的史实,“用事实说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钱学森是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异常感人的;

  第二,钱学森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总策划”、“总设
计师”、“总工程师”,做出了关键性的、历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采访中,在火箭、导弹专业方面,我几乎没有听到对于钱学森的任何非议。
钱学森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然而,钱学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
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点,是知识广博的表现,也是他关心
社会、关心人民的体现。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
只要翻一翻《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就不难发现,钱学森晚
年对三峡工程,对数学哲学,对嫁接技术,对文物收藏,对牛肉面与洋快餐……
都有兴趣,而且在通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钱学森讲谈录——哲学、科学、艺
术》一书,则收录了钱学森关于哲学、思维、美学、音乐、建筑、园林等等诸多
方面的文章。

  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
的科学家。

  然而,专家毕竟只是在专业范围之内的行家里手。钱学森在专业之外的种种
见解,有的引发争议,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评……

  “万斤亩”公案

  钱学森受到抨击最多的,莫过于1958年的“万斤亩”公案,几乎成了钱学森
第一大“罪状”。

  当钱学森还健在的时候,《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刘健、王胜春
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一文,就这样写道: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
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
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
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这里所说的“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指的就是钱学森。

  就连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Bradley 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该刊发
表的《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做出
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这么写道:

  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议,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1961
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

  Bradley Perret显然是夸大其词。

  2009年3月28日,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
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
周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
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
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
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
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以上这几篇文章,都还算“客气”。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
在海外,在网络上,攻击钱学森的言词更加激烈……

  可以说,从国内到国外,在“万斤亩”问题上钱学森备受批评以至指责,这
是人所共知的。

  “高产卫星”是怎么放起来的?

  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

  自从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1号”在1957年10月4
日跃上太空之后,“卫星”在中国成了最时尚、最流行的新名词。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
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很巧,这个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

  4天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
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
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
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
产3530斤”的标题。从此,“高产卫星”一词便频频见于中国各媒体。

  随后,“卫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卖会上此伏彼起的叫板声
一般,很快就突破了亩产万斤的大关。

  “吹牛比赛”的高峰,出现在1958年9月12日。这天《广西日报》头版整版
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

  对于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肯定。请读一读1958年
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收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是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出来。

  须知,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中的话,可见当时的“万斤亩”浪潮是何等
的壮观。

  钱学森七论“万斤亩”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钱学森的所谓“万斤亩”公案。

  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钱学森曾经六次从科学的角度
撰文谈及所谓“万斤亩”问题。另外,在1993年又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

  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
实现以后》;

  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第四篇,1958年6月《农业科学》第12期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学通报》第3期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
考虑农业工业化》;

  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农业中的力学问
题》;

  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

  通常人们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粮食
亩产量会有多少?》;

  对这一问题稍有些研究的人,知道多一点,能举出《人民日报》、《中国青
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的三篇文章。

  笔者后来查到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的文章,以为也就这么四篇。

  为了深入探讨“万斤亩”这一公案,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查找了钱学森自己保
留的剪报,又找出了《农业科学》和《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复印给了笔者。

  另外,钱永刚还找到钱学森1993年4月21日写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钱
学森在这封信中针对海外传言再度论述了“万斤亩”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文献。

  这样,终于找齐了钱学森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即六篇文章与一封书信,
便于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从标题上来看,钱学森专门谈“万斤亩”的问题,也就那篇《粮食亩产量会
有多少?》。产生影响最大的,便是这篇包括标题以及标点符号在内也总共只有
552字的“豆腐干”文章。

  严格地说,《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是钱学
森的文章。这在后面将会述及。

  然而,引起激烈争议、使钱学森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恰恰是这篇短文!

  早在1956年就开始计算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
名义发表了钱学森的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这是钱学森在一次小
型座谈会上的谈话,记者根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后发表。从标题就可以
看出,钱学森的发言主要并不是谈“万斤亩”的问题。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
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
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
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
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

  八千市斤的淀粉,换算成小麦或者稻谷,当然也就在万斤以上。钱学森所说
的“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也就是“亩产万斤”。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因为标题不起眼,所以并未引起太
大的注意。

  钱学森为什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谈起“万斤亩”问题呢?

  据钱学森的学生、两院院士郑哲敏回忆:

  1956年春,在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科学院制定12年规划。在中间休息聊天
时,钱学森就在计算大概每天太阳辐射到叶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为实际上植物
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觉得农作物的产量一定有增长的潜力。(《亩产万斤-气功
-钱学森》,《科学新闻》2009年11月9日)

  也就是说,早在1956年春,钱学森就已经在思考、计算这一问题了。那时候,
还压根儿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

  就连《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
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
与“高产卫星”无关。“科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完全正当。因为科学家说
一个事情时,总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样,就会怎样。”郑哲敏说。

  为展望农业美好前景而提出

  钱学森关于“万斤亩”的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
后》,发表在1958年第6期的《科学大众》杂志。

  所谓“农业发展纲要”,也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从1956年起到1967年这12年内,粮食每亩平
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
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 
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
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

  为了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之后的美好前景,《科学大众》杂志编辑部
特约钱学森撰文。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写了署名文
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这篇文章总共作了8点展望:

  人工控制气候提上了日程;
  农业生产接近了工业生产的方式;
  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
  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
  养殖小球藻成了农村的新副业;
  工业支援农工;
  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
  将来的农场。

  不难看出,这是钱学森乐观展望十年之后中国农业前景的文章,是一篇充满
乐观情绪的畅想式的文章。他既谈了“人工控制气候”,也谈了“农业的工厂化
生产”等等。钱学森在“农业展望”之中的第7点“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
谈到了农业的单位亩产问题——也就是他从1956年春就开始研究、计算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
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
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
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

  在这里,钱学森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
现在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麦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
斤。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农业的展望,是农业的将来,就太阳能的转换的
科学计算而言,钱学森并没有错误,至今仍是中国农业努力的目标。

  用计算尺反复核算

  钱学森还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由于
《农业科学》是半月刊,所以这篇文章当在1958年6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为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全文约1300字。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
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

  钱学森经过一番论述和计算,最后做出结论:

  我们相信在一亩地上一年产20万斤干物质是可能的。像稻、麦等作物,我们
可以算总干物质的1/5是籽粒,4/5是茎杆。那么只要我们也做到20万斤干物质,
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这在今天自然还是一个理想,
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钱学森所说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当时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在2010年5月17日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
1958年5月,钱学森写完一篇文章,交给张可文寄出去。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
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

  张可文回忆说,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
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电话是张可文接的。她转告钱学
森。当时,钱学森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当着张可文进行计算:
每亩田接受的太阳能是多少,打个折扣,转化为多少粮食。钱学森告诉张可文,
计算是无误的。

  张可文打电话给《农业科学》编辑部,钱学森经过复核,准确无误。

  张可文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表明,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
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

  细析552字的短文

  从钱学森一系列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钱学森的第一篇文章《发挥集体智慧
是唯一好办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第三篇
文章《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写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
星”之前。

  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
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
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
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
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惟一例外而且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署名钱学森
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发表在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刚刚开
始“放”起来的时候。《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总共552字,1958年6月
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全文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
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
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
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
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
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
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
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
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
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
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
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
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在发表时,还配了一幅署名娄桑的漫画,画着太阳手持“太阳能”
对小麦说:“你把这些都吃掉,还能长大二千倍!”

  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标题很吸引人,文
章加了花边,而且图文并茂,所以很快就引起注意,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钱学森
前两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影响大,最重要的是把钱学森的理论计算,跟当时正在盛行的亩
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联系起来。然而,这篇短文的开头前两段共149字,明显
地不同于钱学森行文的风格。看得出,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加工的文字。

  不光是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和美国的学者毛海波、
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也作出这样的判断,认为
这是被《中国青年报》编辑添加的文字:

  被添加了的文字包括三方面内容:

  1.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
  2.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的一个动人的消息
  3.总结式口号

  以上三方面内容中的前两点内容,其实是抄录了两段公开发表的消息文字,
这种抄录法在写作中是被允许的,没有疑义,这里不作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钱
学森为什么要把自己已经在 《科学大众》上发表了的文章中的第七小节的段落
中“挖”出两百个字来,再在这“挖”出来的两百字前面,加上两段抄录来的文
字,再换上一个《粮食的亩产量会有多少?》这样的宣传味浓郁的题目,急急忙
忙放到《中国青年报》上来再刊登一次,这是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正常情况”
下会去做的事情吗?(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刘雅臻,George 
C.Cheung,《最新发现:制止浮夸风钱学森有功》,2009年11月《美洲时代星期
刊》512期)

  《中国青年报》编辑给钱学森的文章加了149个字,把钱学森在1956年春就
开始思考、研究的科学问题,跟1958年“大跃进”中的所谓亩产万斤的“高产卫
星”联系在一起,钱学森这位卫星专家变成为“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

  毛海波等以为:

  这件事情是哪几位好心编辑和记者及相关领导帮助钱学森做的?现在已成了
一桩无头案,因为大多数人已作了古,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才使得钱学
森从此乘上了遭人诟病的历史列车,几十年来,指责钱学森的文章陆续面世,许
多人以钱学森这篇文章为证据之一。

  《中国青年报》“操盘手”泄露天机

  其实,这并非“一桩无头案”,当事人也没有“已作了古”。

  据我所知,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操盘手”,乃当时《中国青
年报》科学副刊编辑Z君。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结识于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全
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前几年我的朋友尹传红先生从北京来沪,知道我与Z君有旧,
跟我聊起Z君的种种“轶闻”,说Z君曾经为郭沫若整理过一篇讲话稿,深得郭沫
若赞赏。接着,尹传红还说,钱学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当时,作为聊天,
听过算数,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着手写作钱学森传记时,就请尹传红确切回忆
Z君与他谈话的内容。

  尹传红很认真,专门写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于2009年10月5日用电子邮件
发给我。征得尹传红的同意,现摘录其中几段:

  我始终认为,Z是个好人。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当时特
定的背景、条件制约,也有他个人的认识局限。
  下面,我就试着回忆一下听闻那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吧。
  1998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我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应《中国文化
报》之约,来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的办公室,参与“科学
与人文对话”系列对谈。其间我从樊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具体书名忘了),内
中收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文章。
  在翻到钱学森写的那篇 《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时,我随口说了一句:
“钱学森那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也讲那种大话?”这时樊洪业说:“可别小瞧了这
篇文章,当年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它,才相信粮食高产‘卫星’
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我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次活动上见到Z。闲聊时说起过去的
一些事情,我无意中提到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Z听了当
即大笑(他平时就很爱笑),拍了拍我说:“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我
摇头,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惊讶:“是您捉的刀?”他说:“是我根
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上他
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
  Z还说,他也没想到经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会看到,并且产生了那么大
的影响。

  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的,而是Z君为之捉刀!

  不过,我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Z君所说“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
发言整理的”,不确,这并不是Z君记忆的差错,而是故意的托词。

  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
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
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

  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是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粮
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几天前出版的。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
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注意到其中的第7段《农业
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
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在结尾处加上口号式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
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
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

  经过Z君这样一番精心“加工”,钱学森原本谈农业展望的一段文字,变成
了解答当时的“热点问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因为在农业“高产卫
星”频放“大跃进”岁月,千千万万读者不约而同地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
少?”这么一来,钱学森变成了专为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注解的科学家!

  倘若不是那天与尹传红聊天时,Z君在兴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机”,脱口而
出说钱学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难以揭开《粮食亩产量会有
多少?》的内幕。

  为了希望Z君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于2010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走访Z君
家,看望久违的Z君。很遗憾,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

  当天晚上,Z君请他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转告他的两点意见: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二是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

  至于Z君为什么“不想说,也不再说”,我不得而知。其实Z君当时主持《中
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笔政,把钱学森发表于别的杂志上的长文中挖出一段,精心
加工,“梳妆打扮”一番,在《中国青年报》上“闪亮登场”,这原本只是表明
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紧紧扣住时事焦点发表相应的文章。也许
今日的Z君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说,也不再说”。尽管如
此,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清楚。

  我找Z君,原本还想核实一个问题,即Z君所说的“整理稿”是否“让他(钱
学森)看过,征得他同意”。

  由于Z君“不想说,也不再说”,他的编辑加工是否征得了钱学森的同意,
就无法核对了。我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
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

  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
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
说什么。

  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
就没有说什么。

  然而正是由于钱学森没有说什么,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为是钱学森写的,
把钱学森推进流言的深深的旋涡之中……

  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尽调查《中国青年报》那篇短文的发表经过,那是因为这
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关村参观“中国科
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曾经对钱学森这么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
介绍。(《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
展览会》,1958年11月15日《风讯台》)

  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
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
《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这篇短文广受关注。

  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
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说: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
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
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一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67页)
中,李锐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
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
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还是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
78页)中写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谈话时,当时担
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

  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
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锐在周小舟的话后面,加了这样的补充:

  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
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另外,据李锐笔记,1959年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经对周小舟说及:

  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
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经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
“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

  也就是说,毛泽东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
文。尤为严重的是那句“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
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不过,关于毛泽东谈论那篇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的相关记载,都出自李
锐笔下。李锐提及的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周小舟,都已成故人,死无对证。

  为了查清事实,201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走访当事人李锐。虽说李锐九十有
三,却人如其名,眼光敏锐,思想敏锐。那天上午,他一口气跟我谈了近三个小
时。

  李锐对我说,他跟钱学森,“无一面之缘”,所以跟钱学森无怨无恨。他听
毛泽东几度谈起钱学森时,他并没有读过《中国青年报》上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
那篇短文。他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才知道钱学森就万斤亩写了文章。

  李锐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起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那篇短文,总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期间,在武昌的东湖别墅,毛泽
东找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还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他出席了会议。毛泽东约他单独谈话。

  李锐说,在这两次谈话中,他问起为何相信万斤亩,毛泽东都提及了钱学森
的文章。

  我问,当时还有没有别人在场?

  李锐说,只有他与毛泽东。

  我又问,当时做笔记了吗?

  李锐说,没有。但是毛泽东的话,他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
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李锐回答说,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

  所谓“冒叫一声”

  前引《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的《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
展览会》一文,发表于 1958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可
以说是一篇当时不多见的毛泽东与钱学森会面情况的文字记录。《风讯台》是这
样报道的: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
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
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
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
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
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
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
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
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
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
声”。臧克家在他的《毛泽东和诗》中,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
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
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
嘛……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

  毛泽东对钱学森所说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显
而易见是指那篇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
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
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钱学森当时是就农
业发展远景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粮食的计算,“如何达到这个数字(即亩产四万
斤),我也不知道”。至于钱学森所说“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也确实如此。所以他在1959年发表在《科学通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
文章,对此进行了更加详尽、准确的计算。到了1993年,钱学森再度进行计算,
得出的结论是粮粒“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远远高于他在1958年所计算
的亩产四万斤的数字。

  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

  然而,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
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
事”。

  在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这样
编造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假故事: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
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
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对照1958年11月15日的《风讯台》报道原文,可以看出作者进行了明显的杜
撰和篡改:

  一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并没有“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
席说道:‘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二是《风讯台》报道原文中也没有“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
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三是钱学森对毛泽东说“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
题”,又是子虚乌有!钱学森什么时候对毛泽东当面“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
用的潜力问题”?

  四是作者把钱学森所说的“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篡改为
“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种任意瞎编的虚假故事,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钱学森倘若当面
向毛泽东“检讨”,这就表明钱学森承认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他写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那天,钱学森究竟跟毛泽东主席说了些什么呢?1976年9月16日钱学森在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中写道:“1958年10月27
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肯
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
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事实表明,钱学森从来没有认为他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计算是“缺乏科
学根据的”。钱学森也从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
当面向主席检讨!”

  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要揭穿所谓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这种“假故事”很简单,因为在
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钱学森又发表了《农业
中的力学问题》一文。那是钱学森应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而写的。钱
学森详细地论述了“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
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
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
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
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
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
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
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
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
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
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
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另外,钱学森发表在1959年2月第3期《科学通报》(半月刊)的“展望未来
的科学”专栏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中也指出:

  自然,要实现这样一个复杂交错生产的生产系统,里面自然有电气化、自动
化的问题,但也有尖端的科学问题。例如,从日光能源来计算通过光合作用所产
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约24万斤。如果一半是粮食,那么稻、麦、玉
米等的年产量可以是每亩12万斤(并秧的不在此例)。但这是说作物只能从光合
作用生产粮食,不能直接利用土壤中的有机物。到底能不能?如果农作物这样的
高级植物也能像菌类一样直接利用有机物,岂不就突破了太阳光能量的限制,那
么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制地提高吗?这问题很值得研究。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钱学森一向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
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

  钱永刚教授把一封钱学森从未发表的信,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那是钱学森
于1993年4月21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回信。孙玄先生在海外听说关于钱学森的
万斤亩的种种传言,向钱学森提出相关的问题。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4月14日来示及附件拜读。我非常高兴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见。您可以公
开发表您的见解以便大家参考。我只讲两点:
  (一)据我确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用的(名字)是钱均夫,不是钱家
治。
  (二)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
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
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
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
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
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国的亩产最高记录为1.5吨。所以您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
信了。

  也就是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并
劝说孙玄先生不要“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

  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
就是 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
万斤亩!

  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
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钱学森的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
属无稽之谈——钱学森称之为“不实之辞”。

  三点客观评价

  在笔者看来,钱学森的“万斤亩”文章,应当从以下三点进行客观评价:

  一是“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
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
“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
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
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
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
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经过《中国青年报》
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
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
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
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
“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三是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
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钱学森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怎么可
能成为“大跃进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写
的,也不可能成为“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

  钱学森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发展远景写了一系列展望
性的文章,无非是为了描绘《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美好前景,
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

  公案自有公论

  应当说,毛泽东在1956年对于粮食的亩产量的判断是符合科学的。毛泽东在
制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曾经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
斤行不行?”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10年3月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水稻亩产做出这样的概括:

  目前,全球水稻的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即便科技发达的日本,其亩
产也只有445公斤。无论是杂交水稻的单产,还是种植面积,中国都领先日本。
  中国种植的杂交水稻面积达到2.4亿亩后,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7000
万人。袁隆平表示,到2015年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的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80岁高龄的袁隆平甚至希望,自己90岁的时候,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
积的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中国新闻社2010年3月7日电讯,记者赵建华、刘
育英报道)

  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权威。按照他的说法,直到2020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
大面积的亩产才能达到1000公斤,也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所提出的“半个世纪搞
到亩产二千斤”。

  这清楚表明,曾经种过田的毛泽东,对于水稻亩产量的估计是非常准确而科
学的。

  既然毛泽东在1956年认为中国经过“半个世纪”才能“搞到亩产二千斤”,
那么在1958年怎么就会相信中国水稻亩产超过一万斤呢?

  如同邓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的谈话中所指
出的,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开始
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9页)。此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头脑开
始发热,对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表示赞赏:

  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
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
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
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
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
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薛攀皋,《科学家与农民竞放
“卫星”》,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

  到了1958年11月召开武昌会议的时候,“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经开始冷却,
浮夸风备受质疑,亩产万斤的“农业卫星”一颗颗落地。

  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发热的头脑开始清醒。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
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
中说,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
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
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
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
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从吹嘘亩产万斤到实际上只有亩产300斤,表明毛泽东头脑“降温”。毛泽
东还特别强调“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毛泽东,《党内通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37页)

  钱学森并未道歉。在钱学森看来,他当时所做的太阳能转换为粮食的科学推
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确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93年又一次
对太阳能转换为粮食作了一番科学推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

  然而,有人却把1958年以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一
古脑儿推到钱学森头上,把钱学森污名化。如同钱学森的学生、原国务委员宋健
所指出的:

  “我发现,在中国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在钱学森回国以后,对于他对我们的
国家、对我们的军队和国防事业的贡献,了解并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
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结果使人很愤怒。”(宋健,《控制论和系统科学
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期)



2011-03-07 18:50:31

主题: 北京草木皆兵
北京城内草木皆兵 妙龄女手持鲜花遭警察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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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2011-03-07 07:43:18 
 


昨天下午是茉莉花聚会约定时间,北京城内草木皆兵,图中手持红色鲜花的女子和友人在西单路过时被警员问话。(法新社) 

 
昨日在北京的两处网上号召的「茉莉花」集会地点都戒备森严,除制服警察、治安员外,还有大批「耳机党」便衣在路边、街旁店内巡逻。

来往的外国人都被查看护照,记者需登记证件,有年轻人被口头盘问。警方带有摄录机和移动微波发射装置,相信是拍摄路面人群情?,并即时传回总部。北京商业区西单文化广场以铁皮墙围起,墙内停放多部警车和环卫车。西单的「耳机党」中有维吾尔族人面孔,未知是否由外地调来增援。

网民指北大吁避开人群

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昨日中午亦有大批公安戒备,中关村地铁站亦一度以需要维修理由封闭,因為网上发起鼓动高校学生到该处作「茉莉花革命」集会。

有网民则在twitter指出,北京大学向学生发出通知,?他们这两天尽量远离海龙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大厦区域,「在校外遇到人群聚集务必做到不停留、不围观、迅速通过」。

至于上海的集合点人民广场,除了多辆警车巡逻外,更将靠近集会地点的地铁站出口关闭。另一集合地点和平影都一带,只看到入口处站满制服和便衣警员,和平影都则暂停营业。中央社引述一名记者称,最少有15名外国记者在和平影都一带被警方带走。

深圳方面,集合地点在华强北路的麦当劳门口,然而该处有3间麦当劳,警员在每一间麦当劳门外均作出部署,合共超过100人,更在警车上准备了多个防暴盾牌,不过,3间麦当劳门外均没有示威出现。

另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陕西省教育厅向西安市各大专院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学校採取措施,昨日尽量不要让学生外出,西安最少有11所大学封闭校区。



2011-03-02 11:17:10

主题: 外国记者被打
北京强硬:外国记者被打是“歪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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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2011-03-02 07:45:07 
 


有多名身分不明的男子周日下午在北京王府井把一位外国记者推到在地,并包围了他。同日,有多名外国记者被短暂拘留,一名彭博社记者称被殴打。(路透社) 

 
《明报》报道,正值当局对茉莉花高度紧张之时,北京有高校告诫学生,近期不要参加任何聚会,以免被误会成是非法集会。在「茉莉花革命」中几乎波澜不惊的重庆,也拘捕了两名转发相关集会信息的学生。而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昨天就北京公安殴打外国记者一事回应指出,警方对记者只是「依法进行疏导」,记者不应「歪曲事实」。

Twitter消息指出,北京有大学校方近日劝诫学生尽量不要组织集体活动,因為容易被误会成在集会,有一个班级本来下午组织同学出外打羽毛球,最后却要分批前往。也有学校召集教职员开会,要求关注学生中的异常行动并及时上报。

德国之声报道,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上周六(2月26日)有两名学生因為在网上转发「茉莉花革命」的信息被拘,仍未获释。该学院目前已经封校,逾2.5万名学生不得出校门,但校方拒绝就回答记者询问。自从2月20日以来,各地均有大批异见人士被拘捕。其中,北京的前「六四」学运领袖丁矛和成都的异见作家冉云飞等人,均因在网上转发了聚会信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名刑事拘留。

因受到黑客攻击多次瘫痪的博讯新闻网周一(28日)宣布停止发布茉莉花的相关消息后,行动发起者将活动消息改在Twitter、facebook和Google社交网站上传播。

姜瑜质疑记者「未问原因就走了」

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就周日(27日)在北京王府井处有外国记者被警察殴打一事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愤怒,并指「无论国内或国外的所有记者,都应该有报道中国新闻的自由,而毋需恐惧非法殴打或法律允许的拘留」。声明还指北京当局违反京奥时期啟用的採访自由规定,限制在京记者的行动,协会对此表示失望。

而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昨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对周日王府井发生的事件时回应道,记者在繁华的街道上长时间逗留拍摄影响秩序,警方只是依法进行疏导,记者「不要歪曲事实」。当记者指被拘留后未被告知原因,姜瑜质疑记者為何在未问清原因的情?下就「很高兴地走了」,她耸肩说道,「好奇怪啊」。

茉莉代号改為「三个代表」

另外,网络昨再有宣称「茉莉花革命发起人」所发声明,号召民眾参加下周日的第三次集会,指活动代号改為「三个代表」,集会城市增至41个,遍及大陆、香港、台湾、美国。随?全国两会将至,除北京加强维安,据指新疆亦气氛紧张。自称发起者又发出题為《致微笑革命的伟大参与者》声明,指茉莉花集会行动分三个阶段,初期是在全国微笑散步,中期為各人手持茉莉花作记认,后期是时机成熟的集体聚会、相互送花、谈论政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疆乌鲁木齐亦气氛紧张,巡逻警员持续增加,5名维族人上周更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被捕,但未知是否与集会有关。当局也加强网络管控,过滤维吾尔语「茉莉花革命」等字眼。


反华阴谋?中国就王府井事件指责外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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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2011-03-01 22:22:5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星期二(3月1日)发表谈话,就2月27日在北京和上海市中心中国警察与外国  
记者发生衝突的事件指责外国记者。 
  姜瑜在这次例行的新闻发佈会上表示,这么多的记者前往一个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繁忙商业区去造成拥堵,是没有道理的。

  「谁的指示」

  她还质疑说,这么多的记者到那里去,他们是得到谁的指示到那里去的?

  有记者说,姜瑜的这项质疑似乎是想说明,星期日发生在北京和上海市中心的事件是一场反华阴谋。



中国动用大批警力防止示威发生

  在中东和北非发生一系列导致当权者下台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些活动人士通过美国的一个中文网站发出唿吁,在中国各城市举行类似于「茉莉花革命」的和平聚会。

  2月27日下午两点是约定的聚会时间,而北京王府井商业街是约定的聚会地点之一。这项约定吸引了大批的外国记者和中国警察,双方发生了衝突。

  「严重骚扰」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说,来自15家新闻机构的记者星期日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遭到严重骚扰」。

  BBC驻北京记者顾求真说,他和他的电视摄影师受到短时间拘押,受到粗暴对待,警察在把他押往警车的过程中揪了他的头髮。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协调人迪茨发表声明说,外国记者星期日在北京的遭遇显示了「2008年奥运会以来对外国媒体的最严重的侵犯」。

  中国外交部网站没有发表姜瑜批评记者的上述谈话内容,但是引述她的话说,「希望各国记者在中国各地採访时,能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与地方有关方面加强沟通配合,共同维护良好的採访环境。」



2011-03-02 11:15:10

主题: 精神病院很火
中国精神病院为何很火 异化的N种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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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2011-03-01 21:29:24 
 
  导读]精神病院多了不少附加功能:上访者被当地政府“精神病”、贪官、罪犯为逃避惩罚伪装成精神病



  “被精神病”收治12年 举报者郭元荣艰难新生

 
  精神病院,一个让国人恐惧的名字。随着社会转型,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精神病院越来越火也是情理之中。然而,如今的精神病院多了不少附加功能:上访者被当地政府“精神病”、贪官、罪犯为逃避惩罚伪装成精神病、因家庭矛盾被送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越来越火”的背后值得反思,而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人都可能面临“被精神病”的危险。

  精神病院异化的N种附加功能

  功能一:成拦截上访“维稳”工具。2010年4月,湖北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后,被送进派出所,之后又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而家属竟被蒙在鼓里。《新京报》则报道了另一个极端的例子: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其主治医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诚然,依靠权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可不分青红皂白,滥施权力的大棒,动辄对百姓施以拳脚,这不是管理而是权力暴力。

  功能二:成谋财害命合法执照。2010年3月5日,从日本回国的朱金红第三次在南通遭遇娘家人的疑似“绑架”,并在3月8日被强行送进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 (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起疑似案件的主谋,朱金红的母亲唐美兰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极具爆发力地公开表示“只要女儿把房产交出来,我就接她出院,否则就是没有好透”。

  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功能三:成逃避惩罚的“保护伞”。譬如陕西汉阴杀人魔王邱兴华残杀10人后报纸鼓噪其“有精神病”;杀害6人的湖北京山“魔头”张金富落网了,有媒体又大肆喧嚣他“精神病发作杀人”,企图借鉴定让其逃脱法律应有制裁。杀死副局长的广东梦溪县海洋渔业局局长暴露后,也有传媒立即鼓吹和散布他有“精神疾病”的言论,企图误导舆论开脱杀人犯。

  在权利、关系和金钱等等的运作下,利用“精神病”来保护各类杀人犯罪分子已成为社会和司法领域里日益凸显的一种歪风邪气。与日俱增的、利用“精神病”使杀人罪犯逃避严惩的现象,值得各级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密切关注

  “被精神病”背后的影子规则

  一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精神病”角色来保护自己或打击异己的事件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湖北十堰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精神病医院、河南漯河上访农民徐林东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关了6年、江苏的朱金红女士被疑为谋财的母亲唐美兰强送到医院强制治疗……近年来,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照此下去,每个人都随时有可能“被精神病”的危险。

  谁赋予了精神病诸多“角色”

  按常理来说,把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是一件技术层面的事情,即是说,通过医生的技术诊断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以及是否需要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和控制。但是,由于精神病人具有法律意义和伦理意义上的免责“特权”,精神病角色客观上存在被利用的可能。例如,“装疯卖傻”说的就是当事人主动利用精神病人的角色来为自己开脱罪责或换取人生安全的策略。在这里,“精神病”是一个迷惑人的假面具,一种类似于动物保护色之类的东西。

  精神病人之所以具有免责特权,是因为精神病人不具有正常的心智。在此意义上,“精神病”就是一个“标签”,一个“污名”,一旦某人被判定为精神病人,被贴上了“精神不正常”的标签,就被归于另类。精神病人的这种污名特征也存在被利用的可能。例如,把正常人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对异己实施打击报复或消除异己威胁的“高明”手段。

  不论是“主动精神病”(装疯卖傻)还是“被精神病”(被迫害),均是一种制度扭曲条件下的权谋与策略。显然,精神病角色的判定与控制,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制度层面的事情。一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精神病”角色来保护自己或打击异己的事件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很显然,“主动精神病”与“被精神病”现象的意义,不在于精神病本身的判定与控制的技术,而在于它们折射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更深、更广层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哪里出了问题,以致“精神病”角色被频繁地加以策略性地利用?

  一般来说,“被精神病”的情况多过“主动精神病”的情况。原因很简单,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轻易去装扮疯子来逃避威胁,因为装疯卖傻的成本实在太大。而“被精神病”则是一种迫害与打击策略,对阴谋家来说,玩起来轻车熟路。因此,接下来笔者只讨论“被精神病”的情况。

  把精神正常的异己或威胁性对手当作疯子而关进精神病院,是一种消除威胁的手段,是一种对威胁性对手进行精神施害的阴谋,是违背法律与人权、践踏人身自由的黑社会行为。当公权部门采取这种策略,其负面后果就更加严重。“被精神病”涉及施害者的行为谋略。而任何谋略,都可分为合法与非法两类。“被精神病”所涉及的正是非法谋略。非法谋略能够存在,说明我们的社会秩序还存在漏洞,以致让这种非法谋略获得生存的足够土壤。

  违法谋略钻了制度或规则的空子

  发达国家不同于不发达国家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只有一套规则,而没有另外一套用来肢解该套规则的影子规则(潜规则);发达国家的规则体系具有很强的刚性,得到普遍遵守,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规则体系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产物,得到严格实施,并内化为人们的习惯。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的规则体系不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因此得不到普遍遵守,或者说,要使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常常要付出超常的规则实施成本;相应地,影子规则(潜规则)或违法谋略(阴谋)常常被一些人们用来肢解正式规则。当采纳影子规则或违规谋略不受惩罚,就等于变相鼓励人们采用影子规则与违法谋略。其结果是,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丛林法则与违法谋略获得存在的土壤。而“被精神病”就是一种丛林法则与违法谋略获得生存空间的结果。

  杜绝“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仅仅从修修补补的微观技术环节着手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宏观制度着眼。所谓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说法,就是博弈规则,包括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社会要有序,必须做到各种规则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普遍遵守,为此,必须让大众参与到各种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使规则成为体现社会共同意志的产物。同时,各种规则之间要兼容与配套,既要避免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相克,又要防止制度之间出现真空,避免给违法谋略留下制度缝隙。权谋者之所以可以用“精神病人”的标签来打击异己,就是因为这种违法谋略可以在达成自己的目的以后不受惩罚,即违法谋略钻了制度或规则的空子。

  在现实生活中,最容易“被精神病”的群体往往是那些矢志不渝的上访者。他们给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带来无尽的“麻烦”。当这些“麻烦”让这些官员忍无可忍的时候,个别官员就产生了把这些上访者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的动机。可见,“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与我们的利益申诉渠道有限和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不健全有关。引人深思的是,官民矛盾为何会走入无法化解的“死结”,以致官员会采用把这些“一根筋”的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手段来处理这些“死结”。

  就上访问题而形成的“被精神病”现象来说,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权大于法的情况还时有存在。权往往与谋联系在一起,如果权谋可以超越法律,或者可以隐蔽地操纵法律的判决,那么,运用权势与权谋把那些“一根筋”的上访者当作精神病人关起来,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转型社会出现制度缝隙是难免的,这意味着“被精神病”还可能会继续出现。但一个社会要进步,就必须从这些负面事件中吸取教训,必须不断从错误中学习,修补制度的缝隙,促进制度的完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做”,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做”,因为每一步改革,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当一些人的既定的利益要被割舍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对社会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有好处,但他们并不愿意,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要紧。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精神病”收治乱局与制度困境

  中国的精神卫生保障领域,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正被人利用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

  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保障方面问题颇多。一项保障精神卫生人权的制度被异化,出现了诸多借精神病治疗侵犯人权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我国精神卫生保障出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加快精神卫生立法

  我国近年社会经济发展极快,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逐年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精神卫生保障方面制度建设的缺位,导致精神病人权保障方面的问题突出。深圳律师黄雪涛完成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精神卫生保障方面的八大制度缺陷,比如,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导致出现“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后,出来寻求司法救济无门及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等等。这些制度上的缺陷,随着我国精神病人数量的大幅上升,导致我国精神卫生保障的现状极为严重。

  既有人利用权力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也有人利用制度上的漏洞,把家庭矛盾中的另一方送进精神病院,甚至出现了贪官、罪犯为逃避惩罚伪装成精神病的现象。这表明,中国的精神卫生保障领域,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正被人利用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快精神卫生立法,不仅是我国精神卫生保障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为此,从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方面的管理制度看,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应尽快解决提上议事日程。首先要通过立法强化国家在精神卫生保障方面的责任。与高发病率和庞大的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甚至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了解,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国家在精神卫生领域方面的投入太少,带来最大后果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精神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治和保护,就可能成为社会得不到保护的根源之一。故适当和合理的资源投入,使精神病人有所治疗和保护,是保护 “你”和“我”及社会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措施。

  国家应当在精神卫生保障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由于观念和制度问题,我国长期以来把精神卫生保障主要作为家庭责任,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在法律方面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家庭责任推到了不合理的地步。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对于有暴力倾向的重症患者,政府给予的救助远远不够。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救助又严重不足,重重压力之下的家庭只能被迫放弃治疗,或者把患者囚禁起来,或者遗弃。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国家不能把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和社会责任完全交由病人家属。出于对精神病人和社会的保障,国家应当在精神卫生保障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扩大社会的责任,减轻精神病人家庭的责任和负担,使国家、社会和家庭在分担精神卫生保障方面的责任合理化。

  其次,对收治精神病人的程序要立法,要有严格的限制和制约。精神病人的收治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要通过制度建设,坚决彻底地杜绝“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的危险”。世卫组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问题》中就明确规定,为防止病情的“严重恶化”,允许非自愿留医。然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非自愿治疗只有在如果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的情况下才被视为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强制进入精神病院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而且这种最后的手段必须有程序的保证。比如,强制性病人必须由家属送到精神病院,外人不得将病人送到精神病院。这就能有效地防止有些地方将上访人员送进精神病院。同时,家属将病人送进精神病院,必须有精神病院的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不能由个别医生决定。如果一时来不及,必须事后有精神病院鉴定委员会的结论。

  此外,对于非自愿收治,要有司法救济的渠道。目前在我国出现的一些个案,暴露出我国在精神病患者权利保障方面的严重不足。我国目前的精神病人管理制度,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过高的“监护人”地位,同时剥夺了精神病患者应有的权利。正如有材料反映的,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时却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用,这对精神病患者合法权利的保障极为不利。南通朱金红被自己的母亲唐南美兰带人将其绑到精神病院。而有关医院不能出示任何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精神病的有力证据。虽然朱金红一再抗议,甚至在她同学朋友的求救信引起社会关注后,有关部门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后,医院仍然能以“只有监护人可以将精神病患者接出院” 加以阻止,这不但可笑,甚至荒诞。而荒诞的背后,正是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严重不足及精神病患者权利被彻底剥夺的现实,须引起我国立法部门的高度关注。

  “被精神病”的2个样本

  样本1:谁该接他出院回家?

  当事人:陈淼盛 事发地:北京

  住院时间:1995年10月11日-2008年9月15日

  陈淼盛被送入医院整整一年之后,家人才从单位那里知道了他的下落。

  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是,他的妻子是一位患病多年的精神病人,就在陈淼盛入院之前,他的妻子也正在住院治疗;单位把陈淼盛送入医院后,并没有通知到他的妻子。当家属们在医院找到陈淼盛时,他显得有些颓废,并且念叨着:“我也只能住在这儿了,死了往外一拉。”没想到一语成谶。

  没有人敢于猜测,如果当时单位或家人中的一方改变做法,是否能够将陈淼盛从命运的悲剧中拯救出来。2008年6月3日,他在医院中摔倒,左股骨胫骨骨折,从此卧床。三个多月后,65岁的陈淼盛在医院中去世。一张死亡证明为他的人生写下最后的句号:“猝死,肺炎。”

  样本2:她还在逃亡路上

  当事人:朱金红 事发地:江苏南通

  住院时间:2010年3月8日-9月14日

  朱金红2010年3月回国后,她被母亲唐美兰强行送入老家江苏南通的精神病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医院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在朱金红住院191天后放其回家。本月初,朱金红被妇联接到一处庇护所暂住,但唐美兰也硬要搬来同住。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责骂,两天后朱金红悄悄离开庇护所,从此走上了逃亡路。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为了钱财而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

  社会安全阀与维稳新思维

  一些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的差别化、贫富差距的拉大、贪腐之风的蔓延等现象必然诱发许多不稳定因素。除自然灾害因素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事件和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由社会矛盾积聚造成的,如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第二类是社会公共事件,主要是行政的不作为导致的,如矿难的发生、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等。

  在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到的不仅是当地政府,更多地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纵向的政府合作或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这就需要一种网状的政府组织通过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共同治理,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各地方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分权与合作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以此提升行政效能、创建“服务规制型”政府。换言之府际治理的实质,就是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利益关系、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中进行协调与合作。

  合作缺失致使信访的安全阀功用降低

  首先,各级政府间合作能力不足与相关法律缺失。如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当地政府事隔十天后才向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延误了治理灾情的最佳时间。此事件暴露了环保部门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的不畅、省内不同部门合作治理的滞障缺失、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失衡等府际协调的问题。

  其次,信访工作不到位与政府服务职能弱化。如2008年11月17日甘肃陇南市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由于信访干部未及时接访和处理,导致聚集群众不断增加、进而发生砸坏车辆与打伤武警的激烈冲突。群众上访的受阻,必然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实施强制性的利益表达。当前不少地区的信访工作存在着无明确权限、流于形式、互相推诿等问题,这是一种政府服务职能弱化的表现,它造成了上下沟通渠道不畅和信访安全阀功用的降低。

  再次,政务公开建设不完备与统合性的信息管理缺乏。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不但可提高各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还能使公民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适时调整维权活动、增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特别在自然灾害与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由于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以及不确定性,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和政府决策对于稳定人心、化解危机、平息矛盾非常重要。

  最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与协调治理滞后。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近年来,由于我国不同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了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偶然因素极易引发大规模群体冲突,如这两年发生的孟连事件、石首事件等。当前我国利益流向出现两极态势,富豪阶层增多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很大,超低收入群体有2.7亿之多。随着人们公平诉求意识的不断增强,收入分配不公的感受深深刺激和影响着群体行为。然而,对该问题的协调治理却相对滞后。一方面,各级政府既没有通过调整国有资产配置等手段来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贫富差距,也没有通过立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以求府际间公共服务和各地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粗暴手段,企图靠打压来遏制,岂不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方式非但不会化解矛盾,反而更易激化冲突。

  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

  应增强制度的吸纳能力,扩大制度化参与,在社会保障与公共预警等方面为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重视合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健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协商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

  调整和协调服务职能。今后我国的维稳工作应朝着服务转移和地方政府自行调整机制方向努力。但是,这一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推卸和放弃维稳的职责,恰恰相反,要协调政府服务职能,首先要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其次要继续扩大政务信息的公开范围;第三,在继续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通畅信访举报渠道、建立信访举报人法律保障体系的同时,要明确信访五大系统各自的职责范围,避免在公民上访中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探寻事前化解矛盾的机制。为根治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引发的社会危机,今后我国需要建立开放互动、相互信任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健全合作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加快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投入,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中低收入阶层。要充分运用府际治理体系、宏观经济职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税收调节等措施努力缩小地区间、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从根源上化解基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要想真正解决维稳问题,既需要重构新的维稳体系,也需要改变旧有思维定势,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这就要求执政者具有较高的道德、业务水准和智慧。未来确立维稳新思维的核心是努力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培养公仆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教育和约束每一位公务员为民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在对待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时,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力争及时、公正、合理地解决,变堵为疏,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关于要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精辟论述,无疑应成为今后我们树立新的维稳思维的指导思想。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河北北方学院教师)



2011-02-23 01:51:27

主题: 卡扎菲和64
卡扎菲拿北京说事:天安门事件显示有必要镇压
BBC    2011-02-22 18:10:44
    卡扎菲以北京武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为例,表明利比亚当局对付抗议者的行动是有必要的。

  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周二(22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中,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并拒绝下台。

  他提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3年宪政危机、美军2004年攻打伊拉克费卢杰叁个例子。

  卡扎菲说,俄罗斯总统派坦克炮击国家杜马,直到把里面的国会议员都赶出来。当时西方并没有反对,还说叶利钦的行动符合法律。

抗议民众把遇难者的相片放在一辆利比亚装甲车上。

  卡扎菲接着说,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了好几天,中国领导人然后派坦克进入,把学生摧毁、清除。

  在伊拉克战争上,卡扎菲表示:「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旗号空袭费卢杰。」

  卡扎菲指出:「中国的统一和俄罗斯的统一,比少数示威者更重要。」

  2004年3月,4名美国黑水公司的保安人员在费卢杰被伊拉克抵抗武装打死。

  美军4月围攻费卢杰,估计造成城内4000到6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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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春雨:打从西边出来的太阳 
发布者 siyu 在 11-03-02 08:51 
  
                            ·傅春雨· 

(一) 

太阳有时候也会从西边出来。最近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在公元两千零壹十壹年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安理会通过决议,是寻常事,就像太阳要从东方升起一样。但这一天通过的决议,是制裁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以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并将此案递交战争罪法庭。这也算不上新鲜,比如零五年也针对苏丹通过了类似决议。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的。新鲜的是,这次是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一致通过,中国既没有投反对票,也没有投弃权票,而是破天荒投了赞成票! 

---哒哒,太阳从西边冒出来了? 

中国这回咋就没顶住压力,咋就放弃了原则呢?竟然也跟着西方霸权主义一道,粗暴地干涉了一把它国内政?人权能高于主权么,外交部咋整的?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晕晕忽忽的,搞不清是咋回事? 

(二) 

不管咋整的,这回中国可算是和世界接了次轨。 

这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终于“站在了历史上正确的一边”。和其它十四国代表站一排,不显比谁矮一截,也不像比谁气短心虚,算是为国争了光。屁民与有荣焉。不像上次制裁苏丹,别别扭扭,吭吭吱吱,看着都寒碜。本来嘛,大国外交,要的就是这点风度。当然啦,要是代表们表情再轻松自然一点,就更是完胜了。 

和世界接了轨,大小也是个进步。何况这次接轨接得严丝合缝,光洁平滑,一点痕迹都不露。这么漂亮的活儿,是应该鼓巴巴掌,好好宣传表扬的。可屁民们直纳闷:外交部咋就这么低调谦虚?中宣部咋就这么不给力呢?怎么没见新闻联播连篇累牍地重点播报,像播报其它接轨成绩一样?怎么也不见水平高深的“环球时报”分析说道,讲讲它对中国崛起的深远意义?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稀里糊涂的,搞不清该做啥? 

(三)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的发言,也充分体现了外交部低调务实的风格。李代表说中国投赞成票,是“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李代表对着镜头,那表情就像是一年级小朋友抄了别人的答案交作业一样,谦虚谨慎得可爱。 

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不易啊,难为了他们。屁民理解。可屁民们不理解的是,中宣部做工作为什么这么偷工减料,短斤缺两?李代表所说的“极为特殊的情况”,墙内的屁民简直就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利比亚有啥特殊情况呀?只好靠爱翻墙的好事者替中宣部打义工,才知道是卡扎菲这斯不仅用防空导弹,飞机扔炸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而且还在电视上振振有词,表明他是以中国为榜样“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样\"。\"在坦克前面的那些人被碾碎了,中国的统一比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人更重要”,他也要如此对付示威者。 

卡扎菲这斯忒不识时务,哪壶不开他偏要提哪壶。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神经兮兮的,搞不清该不该避嫌疑? 

(四) 

也活该他卡扎菲倒霉,不是我堂堂天朝背信弃义,不顾老朋友,实在是我天朝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知道我天朝维稳维得多艰难吗?就在安理会讨论表决的这些天,中东波强震撼动神州,茉莉花到处飘香落仔。紫禁城外地陷东南(注),互联网上“五毛”爆发,蜀犬吠日,详瑞纷呈。 

你卡扎菲跌到不要紧,可千万别往我这个方向砸呀。你不提那一壶,老朋友我还能装成不痛不痒的样子,帮你扛着点,至少弃个权什么的。可你偏偏提了那一壶,护你我就是引火烧身啊。哪怕是弃权,也会成为众矢之的,风险太大啦。 

我家老大已经发话啦,要把不和谐的因素降到最小。外交部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对打心眼里不赞成的决议投赞成票呀!对不住啦,老朋友。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心烦意乱,顾不上三姑妈四舅婆的? 

(五)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继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之后,联合国47个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唾弃了卡扎菲的利比亚代表在内)以共识方式通过决议,谴责在利比亚最近犯下的严重和蓄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决定对利比亚当局对示威者进行镇压可能犯下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同时建议联大取消利比亚人权理事会会员国资格。 

猜猜怎么着?中国代表在抵挡了一阵子后,又不得不再唾面自干,勉强加入共识,让太阳再次从西边升起。 

这此,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王群还来了个别出心裁的发言,声称此项取消成员资格的行动“不构成人权理事会的先例”。好一个“不构成先例”。活脱脱一幅阿Q快照:一边挨屁板,一边张嘴大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当然,也不排除中国代表果真是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那么,谁会是这“下不为”的“一例”呢?不会是超稳定的中国吧? 

莫非这“下一例”已经在“时刻准备着”,要发扬光大天安门“壮举”,超越狂人卡扎菲?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疯狂错乱,做事也就会没个准谱? 

(六) 

正像有屁民指出的那样,卡扎菲从本朝取经偷艺,是中国唯一一次成功的价值输出。 

看来中宣部,环球时报所言不虚,中国在崛起,中国特色的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和替代选择。值此西方衰败,我朝实力和影响大增之际,正宜借开张大吉之良机,猛打广告,强力推销才是,怎么反倒这么谦虚低调,悄声遮掩,慌忙否认,赶紧撇清?连一向坚持的“原则”把自己嘴巴抽得啪啪的响也都顾不上啦? 

合着中国特色的模式与三鹿奶粉或其它有毒产品一样,是专供内销,不能出口的啊? 

中国的老百姓怎么就这么贱?他们的素质怎么就比北非沙漠的贝多因部落还差一大截啊?唉,中国共产党真不幸,摊上了这么个落后的民族!换了是别的党,早就不全心全意地为她服务了! 

太阳要是从西边出来,人就会颠三倒四的,辩不出个真假虚实? 

(注)二月27日之前,传言中的第二波“茉莉花散步”地点之一,王府井麦当劳门前被围了起来,声称有地陷,需维修,禁止行人通行。 

□ 读者投稿 
 

发信人: monkeylady (MonkeyQueen), 信区: ChinaNews
标  题: 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声泪俱下止住了中国代表“不干涉内政”zt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Mar  1 15:49:30 2011, 美东)

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
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

制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
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镇压
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
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
,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
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
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
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
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在利比
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
。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
,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
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
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
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 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
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大家一道
,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
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
,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
提到第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
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府还在
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
,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本国平
民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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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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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水到中国新闻版来灌吧,来了,你就是主人,只需要你遵守版规。

http://www.mitbbs.com/bbsdoc/ChinaNews.html


※ 来源:·WWW 未名空间站 海外: mitbbs.com 中国: mitbbs.cn·[FROM: 65.94.]

月1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暂停利比亚人权理事会会员国问题发言

  联合国大会暂停了利比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国的资格,理由是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在这个北非国家“严重和有系统地践踏了抗议者的人权”。这项决议星期二在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中获得通过。

 
  在此之前,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这个权利委员会推荐这个议案。这是针对卡扎菲政府残酷镇压反对派示威者、国际社会为孤立卡扎菲政府所做的最新努力。这一决定并不会永远将利比亚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摈除,但在联合国大会决定是否完全恢复利比亚的理事国资格之前,利比亚不能参加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个举动表示欢迎。他还表示非常支持安理会把利比亚交国际刑事法庭法办的做法。他说,这些行动发出一个强烈信息,即“没有人可以逃避惩罚,那些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人必会受到惩罚。”潘基文称来自利比亚的最新报导是“令人警醒的”,他表示对卡扎菲“明显的煽动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感到深切担忧。

  他说武器库和核武库做好准备对付他说称的亲政府“恐吓社区的帮派”。这位联合国领导人还被援引表示有“可靠和一致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利比亚政府“法外杀戮、任意逮捕、拘留和动用酷刑”的相关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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