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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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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10201000000 ~ 20110301000000


2011-02-24 13:53:17

主题: 华北上空烟雾
触目惊心的灰棕色:美宇航局卫星拍摄华北平原(图)  
  
 文章来源: 网易探索 于 2011-02-24 09: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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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美国宇航局卫星日前拍摄的一副照片显示,浓密的烟雾正笼罩在中国的北部平原地区上空,烟雾非常浓厚,呈灰棕色,以致于很难看清楚地面上的情况。

  上图是2011年2月20日上午11点35分,由美国宇航局的Terra卫星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辐射计(MODIS)所拍摄的气象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浓密的烟雾正笼罩在中国的北部平原地区上空,烟雾非常浓厚,呈灰棕色,以致于很难看清楚地面上的情况。北京机场在同一时间的气象台所公布的能见度仅为3公里,而下午的能见度又下降至约1.8公里。

  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冬天里,经常会因为污染气体的漫延而出现浓雾天气,今年北京的浓雾天气已于一周前开始出现。

  目前还无从得知2月20日的这场浓雾中具体含有哪些污染物,但其中很可能含有黑炭、烟尘和地面臭氧等气体。烟尘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特别是柴油和煤)、木材和其他生物燃料燃烧而释放出来的。这个过程还可能会释放出若干化学物质,然后在阳光的作用下形成臭氧气体——甲烷,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而在中国,煤炭是用于家庭取暖、做饭和制造能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燃料。

  烟尘和臭氧都会伤害人类的呼吸系统,长期吸入会对肺造成损害。同时,臭氧也会危害植物,造成粮食减产,而烟尘和甲烷(可以生成臭氧的一种气体)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气体。而事实上,联合国本周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未来的40年中,减少黑炭和甲烷的排放量,将会把因气候变暖而不断上升的全球温度降低一半以上。通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对烟尘和甲烷的排放进行控制,全球的温度变化在短期里可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

  由70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小组将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交16项相关的控制措施,如使用可以对燃料进行完全燃烧的炉灶,在汽车上安装粒子过滤器等等,这都能利用现有的技术来大大减少黑炭和甲烷所带来的大气污染。而这些措施也能改善空气质量,增加粮食生产,防止至少250万人死于大气污染。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烟尘排放量最高,所以他们将会非常容易地看到减少污染气体排放而带来的经济和健康方面的益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参阅对美国宇航局的主持该科学小组的气候学家德鲁·辛德尔的采访文章《净化空气在短期内可以限制气候变暖现象》。

  美国宇航局通过多种传感器(包括MODIS)来对全球的污染情况进行跟踪,同时,目前最昂贵的用于对烟尘进行监测的传感器将安装在一颗名为Glory的新卫星上,计划在2011年2月23日发射升空。Glory可以对大气中各种粒子进行区分,从而监控那些人造粒子(如烟尘)对地球气候的影响。



2011-02-24 13:45:15

主题: 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华夏文摘】华新民: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cm1102c) 
发布者 thchen 在 11-02-18 09:09 


·华新民· 


一,故乡的背影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老人去世后,在网上读到了他在八十岁那年写的《八十自述》一文。他的叔父钱穆在八十岁时写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在台湾发行。钱伟长到八十岁写自述,看来是仿效叔父的做法。 
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地方,那是一个钱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但是他在自述中说:“我4岁时家宅失火,七房桥旧宅被焚,全家迁居荡口。”荡口在七房桥以东五里路,现在有了公路,无锡、苏州的郊区公共车也就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他在自述中回忆家乡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荡口,这正是笔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按中国传统规矩,我得称钱伟长是我的“乡贤”,虽然没有机会见过他的面。他关于早年家乡的回忆,加上他的叔父钱穆的回忆,让我对于自己出生前的一、二代人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增长了不少见识,那是故乡已经远去和消失了的背影。 

一,故乡的背影 

荡口是以我们华姓人为主的集镇。我看到一份家族资料上说,在元末的各路汉人造反大军中,那一带属于张士诚的势力范围,等到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我们华氏的祖先因为追随过张士诚的队伍,站错了队,受到惩罚——禁止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这事我们后代怨不得祖宗,谁叫你不幸错生在了那个地区呢?就像湖南、江西多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浙江多历史反革命一样,历史的大潮卷过来,谁也不知道卷进了红潮还是黑潮,会被卷到哪里去。 

任何时代都是一样,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先富起来的人,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款中多是下海经商的无业返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以至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被朱洪武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只能从事当时社会的职业仕农工商之末流:酿酒和酱油的制造和销售。在后来的年代里,同执政者的愿望相反,荡口的商业繁荣起来,发展成一个方圆几十里农村的中心集镇,也出了一些大户人家和书香门第。这种状况,在我开始记事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残留:那时家乡还有若干酱油的作坊,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提到他的一位名叫华山的小学老师,五十年代还在世,他家就是开酱油作坊的,在镇上也算得上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另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碎或完整的坛坛罐罐,以至有些人家的围墙的顶部都是用这种剩余的酱油罐和酒坛子充当砖瓦砌起来的。 

钱伟长号称是所谓“三钱”之一,三人都来自苏浙地区的钱氏宗族,据说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实际上非常悬殊。钱学森出生于杭州的丝绸富商之家,可谓出身“豪门”;钱三强则称得上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又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至于钱伟长,家境清贫,而且至少是“贫三代”,不折不扣的出身“寒门”。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他们家“先前也阔过”,有良田十万亩,不过那是十八世祖宗时代的事。到钱伟长祖父这一辈,家里已经没有田产。他祖父体弱多病,不胜科举考试的艰难,只能在家乡设馆授徒,后来也作些管理宗族事务、给人家写状纸一类的事,大致说来,职业就是“塾师”和“讼师”。钱伟长的父亲名钱挚,字声一,短寿,生前一直是乡村小学教师。因此,钱伟长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说:“父亲中年39岁早逝……,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钱伟长家无地无房,他父亲当乡村教师是一家收入的唯一来源,父亲一旦去世就断了生计,不过旧社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也不见得总是像“忆苦思甜”会上说的那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上面这段自述表明,当时那个社会里穷人也可能得到救济:一个名为华倩朔的人,曾是他父亲和叔父钱穆的小学教师,免费给钱家的孤儿寡母提供了住所。此人是我们镇上的名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人世,似乎还在中学里教点书,人人都尊称他“倩朔先生”。我那时刚开始识字,以为他名字叫“浅”,不懂为什么不管什么辈份的人都叫他“浅叔”还要外加“先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在乡间流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些:他在前清得过功名,曾经到广西、云南一带做过县官,还从那边带了一个夫人回来,被家乡人称为“广太”。流传最多的是他慷慨助人的故事。有一则说,某陌生人急需用钱向他告借,他听了后说:“我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借给你,你去某处把我的旧房拆了,砖瓦木料可以换些钱,够救你的急了。” 

倩朔先生不仅有视钱财如浮云的古代侠士之风,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钱穆在他的《师友杂忆》中这样记载这位老师:“唱歌先生华倩朔师,名振,初字树田,荡口镇人,尤为一校师生共仰之中心……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丰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师擅书法,亦能绘事,并能吟诗填词。……曾编写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顺便说一句,也是去年逝世的画家华君武虽然出生于杭州,他的祖居也在倩朔先生居住的黄石弄里,两家可能有相当近的亲族关系。 

除了华倩朔的慷慨相助,钱家的孤寡还得到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的救济粮,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所谓“义庄”,实际上就是一种家族内互助的社会慈善组织,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普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义庄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很多地名如“老义庄场”、“新义庄”、“襄义庄”等等,门前往往是粮船靠岸的码头和宽阔平整的砖石铺的晒谷场,还见证着它们曾经的风光。年轻的时候没有细究,这些年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它们的来历。原来它们起源于北宋范仲淹的——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制度创新”,这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的政治家借鉴佛教寺庙的庙产概念,用在宗族祠堂,就是由宗族里富有的家族捐出部分土地作为宗族的公产,用这些土地出租或其他方式经营得来的收入接济宗族内的贫困户,一般是失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孤寡老弱,有的还划出一定的份额,专门补助宗族内子弟的学习和赴考的费用。大概因为范仲淹是苏州人,所以义庄在苏州府所辖地区十分普及,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了鼓励这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专门通令给予嘉奖和保护,禁止宗族公产的转让。在这种政策倾斜鼓励下,义庄的公产只可增不许减,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资料说,我们荡口华家的老义庄曾经拥有几千亩土地,被称为“江南第一义庄”,其他姓氏的宗族也有或大或小的义庄。 

钱伟长的祖父和父亲都早逝,其家庭两代人都受惠于义庄的救济。钱穆在他的《八十忆双亲》中说,他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的大哥(即钱伟长之父)也不过十八岁,他们依例在钱氏怀海义庄领取抚恤。他记得,在他父亲去世的当年除夕“午后,先兄去七房桥领取义庄钱米,……余一人独坐大门槛上,守候先兄,久久不见其归。”情景虽然凄凉,但是同族人的帮助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直到几年后他的大哥在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有了收入为止。 

可见,百年前的故乡,已然有了“集体所有”的公产——虽然那是属于同姓的宗族,有了民间的慈善组织,还有守护传统道德的士绅,做着扶弱济贫的善事。读者今天读到钱穆、钱伟长叔侄的回忆中那些在困境中受到救助的文字,也会同作者一样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像这样温情的文字在他们的回忆中还有许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讲到他进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的经历,也同样感人——光绪末年(1908年),他和兄长在荡口的小学读书,其兄在四年级毕业班,他还在三年级,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刚创始,他因为从小聪颖,受到老师鼓励,跳级随兄长和其他毕业班同学一起前往报考,起初别人都录取了,他本人未被录取,过了十来天,就在他大哥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上学的前夕,他就读的小学得到通知说他本人也被录取了,他的体育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跟他的大哥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体育老师连上学的铺盖都替他准备好了。上路的那天,学校的校主,我们镇上的首富,还专门派管家把他们护送到无锡的火车上。这类“感动中国”的事情,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绝的。并不是到了“新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 

如果说,他们幼年在家乡得到的救助出自于宗族和乡亲的关系,那么随着他们学业的升级,得到的资助来源也就更为广阔。钱穆的大哥在常州读一年师范即毕业,回到家乡办学,因为有了职业和收入,“先母即令先兄不再领怀海义庄之抚恤。”但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大哥,薪水微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领取救济粮米的时候,钱穆在常州读书难以为继,这时荡口小学里的旧师长,“为余申请得无锡县城中某恤孤会之奖学金,得不辍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钱伟长身上,他在《八十自述》中说:“苏州高中毕业时,立刻遇到了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难关,升学呢还是就业。一方面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亟需就业养家……。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可见当时的慈善助学事业,已经超越宗族的界限,而开始有惠及全社会的组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慈善组织的帮助,钱穆和钱伟长不会有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就会少了一位国学大师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钱氏叔侄在他们回忆中叙述的故乡社会风情,几乎没有提到过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印证了近年有些学者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发现”:那是一个还保留着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政府管治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是以士绅和宗族为主导的自治社会。例如,钱穆回忆里讲到他的父亲在世时因为钱氏义庄发放救济的不公,同他的同族长辈打官司,乡下没有政府的代表,双方要坐船到无锡城里的衙门去对簿公堂。那时的社会,当然不是莺歌燕舞,有贫富不均,宗族争斗,天灾人祸,百姓也有当时常见的吸毒、纳妾等陋习——钱穆就不讳言自己父亲长期抽食鸦片。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传统和习俗,如前文所述的乐善好施,鼓励年轻人读书。而且,人与人交往讲究诚信,如钱穆回忆里讲:“先父在时,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例不付款,待年终清结。先父卒后,……一日,上街购酱油,先母令携钱往,随购随付。店铺中人不受。余坚欲付,铺中人坚不纳。谓:‘汝家例可记账,何急为。’不得已,携钱归。其他店铺亦然。……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可见,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靠救济生活,但是店家并不歧视“弱势群体”,仍然坚持以前的做法,接受他们的赊账,而他们也坚持年终将赊账结清。这样一种买卖双方的诚信,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靠传统道德维系。假如今天的中国哪怕还保留一点点这样的诚信,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民工讨薪悲剧发生了。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全书最前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里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的一生信念,无疑同他早年在家乡的个人感受有很大关系,他要用一生的研究来报答和弘扬使他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中国传统社会。今天来看,中国历史中这些有正面意义的传统,本来确实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演变成为新社会中的积极因素的。即使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义庄,也有着“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演化为惠及整个社区的民间慈善组织。须知,钱穆和钱伟长在荡口就读的小学,本来是华家有钱人开设的私塾,只招收华姓子弟入学,但是在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它也与时俱进,成了向四乡所有学童开放的新式学堂,钱穆进入那所小学的时候是刚废除科举的1905年,差不多是第一届的学生,从他的回忆中,我们看不到校方对外姓人有什么歧视。宗族办的私塾平稳地演化为新式学堂,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族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有教无类”也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坚持的原则。同样的理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为公思想在中国也是自古以来深入士大夫人心的普世价值,由不同宗族的义庄联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对全社区开放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信也不会遇到大的阻力。可惜,在随后的新社会里,义庄和乡村士绅一起被当作“封建残余”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政权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是消灭中国民间社会自治的运动,使得政权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和每家每户,实行了一种没有民间社会的政府包办主义,和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完全南辕北辙。六十年后的今天,才有人出来想起来要重建民间社会,假如当年能把传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公益因素保留下来,今天的重建任务就不必从零开始。 

二,真相隐去的“旧社会” 

像笔者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人们,读钱氏叔侄的回忆,会觉得他们叙述的旧社会,同当年教科书里和文艺作品中灌输的旧社会形象完全不同。当时的书报刊物、文艺演出里提到旧社会,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时期,用“万恶”二字就可以概括。旧社会就是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还不了债的就要用女儿抵债,就要进刘文彩的水牢。旧社会里的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南霸天一类的地富反坏,旧社会的“成功人士”都是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在旧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应该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一定要认识自己家庭的剥削本质,如果流露出有丝毫认为自己父母靠勤俭起家的想法,就会有教师、辅导员和同学来帮助你提高认识,直到你承认“乌鸦没有不黑的,起家没有不靠剥削的”。即使是出身于职员、小业主一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也要检查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革命动摇性之类的家庭烙印。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就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信他们当年在学校争取入团、入党时,这类思想汇报一定没有少写。可想而知,对“旧社会”缺少亲身的体验的青少年,在这样的妖魔化教育下成长起来,会对那个时代和来自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有什么样的印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里,这样写道:1962年,她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们。“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 

其实,旧社会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像周扒皮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正如旧社会的贫苦农民中也有少数流氓地痞一样。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只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艺术形象。据罗点点说,她的姥爷、姥姥这样的地主分子,“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鱼肉乡里的事情,甚至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出过不少的贡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像罗瑞卿夫妇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也很多,例如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无悔的岁月》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浦在廷——也就是邓小平的岳丈——的发家史:浦在廷是驰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公司的创办人,从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白手起家,他“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当年的阶级教育是“为富者一定不仁”,但是当年为了抗日和姐妹一起奔赴延安的浦代英却说:“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拮据。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 

可惜,浦代英这些话是在文革过去了二十年之久才讲的。罗点点对自己姥爷、姥姥在旧社会的真实生活的了解也是她母亲在文革之后才告诉她的。在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罗瑞卿都是妖魔化“旧社会”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的领导者。位子更高的周恩来,也是最经常提到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领导人,假如当年有人斗胆问他:你的父辈祖辈人究竟干了哪些欺男霸女、丧尽天良的事情?相信他也回答不上来。然而,这些“新中国”的执政者,为了证明他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把“旧社会”的真相隐去,在周恩来为实际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里,他们这样来描写旧社会:“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他们心里明知自己的父母就不是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人,却一定要让全中国的青少年们接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教。结果就是像罗点点说的那样,她把自己的姥爷和姥姥也当成了周扒皮。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红卫兵拷打她的姥姥,她只是“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心都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和这些红卫兵都是吸着同样的乳汁长大的。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人们常常会问:那些平时温良恭谦让的女子中学学生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把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的暴徒?罗点点的自述至少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三,钱穆、钱伟长叔侄的人生歧路 

钱伟长的自述回忆了他在1948、49年间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知解放之将至,在心情激动中,有坚守岗位,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1948年12月24日,“我和董寿莘没有回家吃饭,请同学向家里打了一个招呼,二人骑自行车直奔石景山,在首钢见了原清华教授孟庆基,现已改名孟少农,他是入城工作组的人员,首钢业已解放,由他们派车送我们到达良乡司令部。晚8点到达良乡,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3位同志,我们汇报了清华情况,师生护校的激情,以及全校完好无损,只是粮食仅够3天的情况。叶帅当即指示钱俊瑞同志,把军粮一部分急救学校师生。我也汇报了岳父孔繁爵受华东局转中央军委之命,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首长,其平易近人,爱护师生的感情,深受感动。钱俊瑞是家乡鸿声里的族兄,知其名从未见过面,他是四叔的学生(小学),当然曾问及四叔,知在无锡江南大学,曾叮嘱我写信去请他留下来为解放后的教育服务。” 

这里的“四叔”,即是钱穆,实际上钱穆在家里行二,但是因为叔伯堂兄弟联合排行为四,所以取字“宾四”,钱伟长叫他四叔。钱伟长少年丧父,读中学时一直跟随着钱穆,叔侄二人情同父子。可是在对待“解放”的态度方面,两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钱穆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创办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钱伟长是否遵照钱俊瑞的叮嘱给叔父写了劝留的信,钱穆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们无从了解。不过,据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他在看到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后,“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这个“族叔孙卿”名钱基厚,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字子泉)的孪生兄弟,也是无锡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钱穆没有听取荣家和钱孙卿的劝告,还是离开了无锡,南下到广州,并最后出境到了香港。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国共两党对于争取学者教授、社会贤达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到即将失守的北平“抢救学人”,但没有多大成果,据钱伟长回忆,“到1948年12月18日学校里只有三位教授和二位讲师乘飞机南去,其余269位教师全部留校,学校照常上课。”共产党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迎接解放,有些重点的知名人士则由地下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护他们免受国民党胁迫和危害。不过钱穆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任何两党高层人士对他的关照,他似乎不在任何一党的重要人士的名单上。从国民党方面来说,主导安排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的是朱家骅、傅斯年这样的“海归”,拥有西方名牌大学的学位,像钱穆这样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自学成材者,在他们眼中似乎还不够份量。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里就没有钱穆,或许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和左倾人士的眼里,钱穆则是一个坚持孔孟之道的守旧分子,据钱穆回忆,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穆对陈寅恪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诸笔墨而已。”显然,他不会是共产党高层想要花力气争取的对象。看来,钱俊瑞对于钱伟长的叮嘱,更多是出于他个人对老师礼貌性的问候。 

如此看来,1949年的钱穆像一叶小舟混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无人问津。那么,为什么到了1949年8月,毛泽东要在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钱穆同胡适、傅斯年一起归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去呢?他做了什么事让毛泽东如此愤怒呢?我们没有毛泽东或他的笔杆子起草该文时的内部资料。不过,钱穆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那年春天的一番谈话,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点线索。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败退广州,刚出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会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人,或许因为阎锡山本人一向崇尚儒家学说,钱穆刚好应聘到广州华侨大学,无党无派的他也一起被请了去。钱穆在会上即席发言,说抗战时军队在前方保卫后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军队溃败,“恐不可恃。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这些话分明是在替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以图东山再起。在毛泽东的眼里,尤其可恶的是,那些深受党国恩泽的名教授,如国民党员朱光潜、冯友兰等都决定留下同新政权合作,偏偏这个“党不疼国不爱”的钱穆,不识时务,自己跳出来像伯夷、叔齐一样要替旧政权守节。在接下来的另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里,毛泽东好像余怒未消,已经作古数千年、没有招他惹他的伯夷也受到株连,被骂成了“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而且是同胡适、傅斯年绑在一起,大概是钱穆自己也没有料到的。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这样写道:“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这确实有点历史的误会。钱穆不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物。他说,抗战前“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为校长,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他们没有给钱穆发聘请函。而钱穆本人也不愿意去,他说:“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最后,他挑了一个私人新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安静地做自己的学问。至于说到同国民党的关系,钱穆比胡适、傅斯年要疏远得多,他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胡、傅二人后来一直是台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班头,而钱穆在香港一留十几年,始终以办学为生,直到从中文大学退休,而且大陆文革动乱开始后才迁居台湾,此时傅斯年和胡适已经先后离世。 

事实上,钱穆的若干学术观点也同国民党的正统教义相悖。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将太平天国一律称为“洪杨之乱”,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也是“凡是派”,要求他改为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得到过孙中山肯定的。钱穆对此抗辩道:“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信奉“必也正名乎”的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必须正名为“洪杨之乱”,在这件事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知道,被毛泽东在反右时捆绑在一起批判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实际上是民盟里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同样,钱穆同胡适、傅斯年等人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他曾这样评说胡适等人:“而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内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钱穆的这些论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尽管不为国民党所看重,却仍然要给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进言,而且决定离开大陆。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比全盘西化还要不能接受的“苏联化”,新中国所尊的共产主义,同“洪杨之乱”尊的耶稣,一样都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以及他们的西化主张,是为后来的“苏联化”开通了道路,也是有历史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批判钱穆也不算误会,因为钱穆的反共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历史观。 

话说回来,钱穆对共产党政权的看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绝对,他当时到香港而不去台湾,也有驻足观望的意思,他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所以他想看一看中共有没有“开国气象”。然而新政权外交上的“一边倒”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证实了他对中国“苏联化”的担忧: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他以前的同事、友人都作了自我否定或者受到批判斗争。1957年,在他培养下长大的侄子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在全国报刊上受到声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期间,大量饥民逃港,香港居民纷纷给国内邮寄白糖、猪油一类的食品解救他们的亲属;钱穆的小兄弟钱文——人称“起八先生”——当时在家乡荡口,也收到了兄长从香港寄来的包裹和港币,是我们镇上少数有“外汇券”的人,持这种外汇券可以到无锡城里“侨汇商店”购买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可惜起八先生当时失业在家,只能拿外汇券跟别人换了人民币维持起码的生活。据钱伟长回忆,他的这位“八叔”以前经常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在那几年得了浮肿病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去世。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受到红卫兵的毁坏,这在钱穆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人看来简直就是“亡天下”的征兆。痛心疾首的他一直到死都把1949年的解放“正名”为“赤化”,而且誓言“赤祸”不除,决不回乡。 

四,钱穆和家人的大江大海 

当时新政权曾在香港争取那些观望的旧政权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1955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回归就是他们工作成功的例子。钱穆大概也在统战部门的视野之内。1950年,他尊敬的老师吕思勉曾写信劝他回归,在回信中,钱穆说:“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由于他对于中共政权的这种决绝态度,他至死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就使他和家庭亲属长期相隔两地,发生了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一样的故事。 

“左倾教授”钱伟长同他叔叔在1949年分道扬镳,一直到1981年才在香港有机会重逢。据钱穆的夫人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后所撰《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一文回忆,那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其前身为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邀请钱伟长到该校“新亚学术讲座”作讲演。钱穆夫妇从台湾赴香港,使叔侄二人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相聚。此后两人又相见了几次,在这几次见面中,免不了相互诉说离别之情以及钱伟长向他叔父介绍家乡故人的变迁。除此之外,钱穆每一次见面都叮嘱侄儿远离政治。1983年,钱伟长带同夫人孔祥瑛到香港讲学,钱穆夫妇也为纪念中文大学成立二十周年而在香港。据钱胡美琦在《时代的悲剧》中回忆,双方见面时,钱穆“当面叫祥瑛要多照顾好伟长,少问政治,把精力多放在学术教育上。以后我和祥瑛通信,宾四总是嘱我在信上写这几句话。有一年,我因事赴港,正巧伟长同时也要赴港开会。……动身前,我问宾四有什么话要带给伟长,他还是这几句,只加一句‘要多听太太劝告’。伟长年龄比我大一截,我十分为难。但伟长脾气好,不论宾四把这话重复多少遍,他从不生气。只解释说,两岸的社会情况不同,他会有分寸的。”——显然,钱穆对于侄儿热衷政治是很不以为然的,他的反复叮嘱实际上是一种批评,言外之意大概是:当年你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不能翻身,不能参与重大研究项目,荒废了业务,而且连累子女上不了大学。现在总算改正了,在共产党下面参与政治,你要懂得急流勇退,免得重蹈覆辙啊。 

其实钱穆反对钱伟长卷入政治是一贯的,包括当初促使钱伟长进入清华后由文史科转学理工科。钱伟长在他的自述中说他的“弃文从理”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重复类似的说法。然而,他不曾提到在这件事上他四叔的意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荡口,还有不少见过伟长光屁股在河里洗澡的长辈和老人,笔者从他们那里听说的是,钱穆一直告诫侄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可以推想,叔父的意见有相当的份量,对于钱伟长“弃文从理”的影响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他当初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穆对于钱伟长的批评只是点到为止,毕竟那是侄儿,他对于自己的子女就用不着那么欲言又止了。1949年的大江大海,把钱穆同留在大陆的三子二女隔开了三十二年,1980年,当他同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在香港重逢时,《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回忆的以下一幕令人们印象深刻:“当晚在旅店吃过晚饭已经九点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话家常。那知宾四正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座所有的人吓了一跳。他用手指着儿女们问‘你们谁是共产党?’他虽面带笑容,也使刚见面的儿女一时惊得不知所措。……四个子女迟疑了一下,还是老大钱拙先开了口。他说,‘当年以我们的家庭背景,怎么可能被允许入党呢?’我赶忙接着把话题扯开了……。”“宾四接着又问起十个孙辈的学名,听了儿女一一报上名字,显得很不开心。他说:这哪象是读书人家取的名字。”——显然,钱穆对于子女是否与受共产党“赤化”是很在乎的,连孙辈起的名字,想必带有那个时代的革命气息,也让他不快。那次钱穆和子女会面一星期,“前三天,宾四专一批评共产党思想阶级斗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后三天,他对儿女一再重复讲伦理孝道的重要,要他们回去后多用功读孔子论语。并嘱他们各自好好教导自己的子女。我们的会亲,真像是天天在补课,而且是密集的方式。”——钱穆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也有若干得意的门生弟子,而自己的子女却没有一个传承他的学问和文化历史观,一定是他十分伤心的事。 

让钱穆更加伤心的是,他的儿女没有对他说实话:钱穆回台湾后,从一位新亚校友的口中得知,他的三子钱逊,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钱夫人说:“儿子的实况,竟是从外人口里获知,以宾四的性格,他是难以承受这个事实的。从此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难解的心结。”其实,钱穆对此或许是有预感的,因为钱逊从小就是令他最不放心的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钱穆在苏州的时候,钱逊还只是中学生,就曾去信苏联使馆索取书籍,被他发现后严厉训斥。在他同子女香港会面的时候,他被告知钱逊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实际上,清华这样的工科大学当时是没有哲学系科的,也不大会有专讲哲学的教员,所谓“教哲学”,实际上就是给各系学生讲授政治课,就算是教哲学,也只能是马列主义哲学。如果钱穆熟悉一点大陆的国情,就会对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猜出八九分。从儿子这方面来讲,这样告诉钱穆,无非是一个善意的“忽悠”,希望可以减少对反共老爸的思想冲击。而父亲这方面,却对此一直纠结于心,钱夫人说,钱穆向她表示,“当年父子思想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须作何解说。三十多年来,整个国家成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是非对错,事实已摆在了眼前。如今父子重得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交待?……儿女们只谈大陆生活的改善,吃穿都比从前有进步,这更使他不耐。宾四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 

钱穆和他的子侄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道路上的分歧,只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一个缩影。从晚清开始,受到对外战争一次次失败的刺激,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从中体西用到变法维新,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从科学民主到共产主义,一浪比一浪激进,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弃如蔽履。钱穆这样坚守中国传统的文人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冥顽不灵的守旧分子。年轻一代人,甚至同代人,大多追逐时髦的西化甚至“苏联化”思潮,没有人理会儒学、传统文化这类无用的“古董”。子女同父母在政治信仰上异途,甚至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是上世纪后半叶司空见惯的现象。钱穆个人的遭遇,只是这大的时代悲剧之一例。笔者读钱穆夫人的这一段回忆,觉得钱穆在香港对子女“秋后算账”式的训话,是他在几十年中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寂寞、磨难和挫折积累起的感伤和激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终于有了无需顾忌地一吐为快的机会。 

五,螳螂捕蝉:蒋南翔和钱伟长 

回想起来,钱穆及其代表的传统派在1949年前虽然受到西化思潮的挤压,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还有一席之地,话语权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占主流地位的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西化派”中的欧美派,他们毕竟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熏陶,而且还保留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君子风度。到了1949年后,“西化派”中的苏联派掌权,传统派的话语权,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于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事们,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的“芝生”和“锡予”,即冯友兰和汤用彤等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检讨,真心或者违心地否定自己过去受过的教育和学术主张,同胡适和他的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学习和服赝马列主义。比较起来,钱穆在香港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经济上,却是过着流亡者的生活。新亚书院初创的时候,学生不足百人,教学、办公和师生住宿都挤在一栋楼的两层,夜里有的学生在楼顶上露宿,有的蜷卧楼梯上。那种困境,除了没有饿死,真的跟首阳上的伯夷、叔齐差不多。 

此时,他的侄子钱伟长在北京却进入了他一生中风头最健的高峰期。他在《八十自述》中说,“从此一直到1957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视察东北高教和厂矿修复工作,出席世界青年和平联合大会,参与宪法起草,出国访问缅甸和印度。他所担任职务,除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科学院的学术秘书外,还兼任种类繁多的跟业务沾边或不沾边职务:如全国青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甚至还担任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协会长。当然,这一切风光和忙碌,随着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嘎然而止,从此走进长达二十多年的人生低谷,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于自己在反右派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遭遇,只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带过:“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6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接着就是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儿子竟也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壮工。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进行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钱伟长在他的回忆里把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于教育思想方面的争论。同谁争论呢?他没有说。荡口的父老乡亲,乡下人见识短浅,有的说是无锡人钱伟长斗不过宜兴人蒋南翔,有的说是小户人家出身的人斗不过大户人家的少爷。替他叹息之余,不免也有埋怨:伟长吃亏就吃亏在一张嘴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钱伟长从小能说会道,得理不让人,有“铁嘴”的名声——要是他少说几句,要是他听得进阿叔宾四的话: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少问政治,多做学问,何至于会跌这么大的跟斗呵? 

钱伟长的社会活动极多,尊敬他的人和讥刺他的人都称他为“万能科学家”,鸣放期间的言论也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主张理工合校,对全面学习苏联有保留,宣扬英美的大学教育等等。不过,依笔者“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以下这段话恐怕是他被打成右派的要害,这是刊载于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钱伟长发言:“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板板六十四”是我们家乡用来形容一个人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土话,别地方的人大多听不懂,居然也上了人民日报。这是“引蛇出洞”阶段,需要把他们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同所谓“教育思想方面的论争”比起来,这段话才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校务、系务由谁当家?助教和留学生的选拔、教师提级由谁说了算?显然,钱伟长觉得校务委员、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以及教授是有资格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当家做主”的,而实际上却插不上手,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钱伟长的这些怨言,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是很自然的,他在自述中一再强调自己爱国和革命都不后于人:1931年“九一八”后,他为了救国而“弃文学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各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和示威活动,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他就回国参加了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复校工作,比钱学森、郭永怀早回国近十年;在此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他就同许多地下党的负责人接触,在家中招待地下党人员;在国民党撤退时,反对清华大学跟随南迁,还代表清华大学护校斗争的师生到京郊解放区同入城工作组和解放军领导联络接管清华大学事宜。既然解放就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自己又有这样一份光荣的经历,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舍我其谁? 

他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在“另外一条线”的眼里,和蒋南翔的革命经历相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蒋南翔同钱伟长同年出生,而且可以算是同乡:宜兴同无锡是相邻的两个县,历史上都属于常州府、苏州专区,现在都划归无锡市管辖。蒋1932年入清华,比钱晚一年,如果不是钱伟长转学到物理系,他们还是中文系的前后届同学。然而蒋的革命资历确实不是钱能够比的。蒋南翔入学后第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当钱伟长在大学毕业后留校读研,并随清华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蒋南翔则在北平、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对两人都是关键的年份:钱考取庚款留学到了北美,蒋则到了延安。待到1950年他们在清华重逢,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海归教授,副教务长,自诩为“老清华”;一个是“另外一条线”上派到母校来的新校长。如此同学同乡之谊,为什么蒋要把钱打成右派呢?同是清华校友的韦君宜也纳闷,她在《思痛录》中问道:“(蒋南翔)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上面引述的钱伟长发言里:两个老同学,都要在清华大学当家作主,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57年7月14日,反击右派已经开始,《人民日报》刊登钱伟长的言论:“……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实际上,两人的恩怨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个明白。右派分子在文革后几乎全部改正,只是在中央保留几个人,以示反右运动的必要性,而钱伟长在清华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拖到八十年代才由胡耀邦干预得以改正。因为文革后的清华大学又成了“蒋管区”,钱伟长虽然得到改正也无法施展,只能带着破碎了的在清华当家作主的梦想,黯然离开了清华。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对这位影响自己一生命运至深的学弟连一个字都不提。 

当然,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不是用他同蒋南翔两人的个人恩怨就可以概括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黄万里教授和许多师生,甚至连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袁永熙也被定为右派,从党内清除出去。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袁永熙夫妇都是抗战时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父亲和女儿、女婿两代人走上政治上对立的异途,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又一例证。他们的结局比钱穆和他的家人要惨烈得多:陈布雷在1948年末,看到国民党政权失败之不可挽回,在南京自杀。女婿袁永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陈琏与其离婚,子女也都随母姓,以划清界线。文革中陈琏因为家庭关系,加上曾有被捕后在父亲活动下被释放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审查。1967年,不堪精神压力的陈琏在上海跳楼自杀,走上了她父亲十九年前的同一条黄泉路。 

袁永熙为什么会被打为右派呢?据他的儿子陈必大回忆:“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袁永熙就是因为缺乏“政权意识”,拉不下情面,心慈手软,结果自己也成了右派。蒋南翔的水平就在于他对于政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核心利益”——有着高度的敏感。文革中清华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蒯大富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得了蒋校长的真传,他在一张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如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蒯氏语录”使他一度受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赏识,从而名扬天下。 

不能说蒋南翔的看法毫无道理。当年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确实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反对国民党,未必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望,用我们荡口的另外一位乡贤王莘在“歌唱祖国”这首歌里写下的歌词来说,就是“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钱伟长,还有那位当年在无锡“于共军渡江有深望”,力劝钱穆留下来迎接解放军的钱孙卿先生,应该都属于这样的“独立自由派”,他们以期盼的心情迎接解放,无非是希望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希望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知识分子或许还希望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结果,到1957年,钱伟长成了民主同盟的大右派。钱孙卿在新政权成立后担任过江苏省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到了1957年连同儿子都没有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就是在北平城外叮嘱钱伟长写信让钱穆留下来的老资格共产党员钱俊瑞,看来也只是党的同路人,他担任过最初的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位子给了“民主人士”马叙伦。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各部部长如果是民主人士的话,实际当家的是党组书记。所以,钱俊瑞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但是往后却官越做越小,不久就退到学术领域。老家的乡亲们都看出来了:毛主席不喜欢钱俊瑞。这位老教育部长虽然逃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逃得过1966年开始的浩劫,十年文革中被监禁了八年。 

按说,蒋南翔对掌权、用权有如此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同毛泽东、林彪的思想十分一致,应当在党内一帆风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南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沦为被教育、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这发生在他把钱伟长、黄万里、袁永熙以及一大批师生打成右派后不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时的处境同钱伟长在1957年的处境颇有雷同:钱伟长当年以为校务委员会、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应该当家做主的,但是“另外有一条线”,走在他们的前面把决定都做好了。眼下的蒋南翔,以为自己代表党在清华当家作主理所当然的时候,“另外有一条线”却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入手,揪出了“三家村”和邓拓,接着把彭真和整个北京市委一锅端。作为当年华北地下党的重要干部,彭真的老部下,蒋南翔毫无悬念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分子”。这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告诉蒋南翔: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大学贯彻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当年加入的北平地下党是叛徒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党”。有一度蒋南翔的党籍都成了问题,被认为是假党员。总而言之,不管在清华文革的什么时期,工作组时期也好,造反派掌权时期或工宣队军宣队掌权时期也好,他都是人人喊打的清华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较起来,早成了“死老虎”的钱伟长虽然还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毛泽东在“六厂二校经验”中的批示,得到了“一批二用”的待遇。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钱伟长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美——他在海外学界有一定的名声和广泛的关系,又曾被批判为“亲美”和“右派”,让他出国向世界展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的良好待遇,显然比“仇美”的钱学森出国效果更好。荡口的乡亲们,看到他出国的报道,也庆幸他跌了跟斗总算还有出头之日。有一年,他写信回乡,说在某次国宴上吃到了家乡的银鱼,已经多年没有尝到这样的美味了。乡亲们赶紧买了几斤上好的银鱼,托进京的人给这位在外面闯了祸的游子带去。 

六,难言的“被告密”事件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对于他在1986年末发生的所谓“告密事件”中的作用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不提不等于不重要,笔者相信,这件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包括他写自述的时候。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商量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他们联名写了一个开会的通知,散发给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希望在来年以费用自理的方式在春节假期里开这么一个会议来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没有料到,两个月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并导致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以此为发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同时传达了邓小平在当年12月30日的讲话:“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于是,钱伟长、费孝通告密的传言就在社会上,尤其在士林中不胫而走。有的传言还说,钱伟长在告密的时候,还说了方励之的坏话,表示自己要同他划清界限,甚至还暗示上边要解决自己的职位问题。到了1987年3月,钱伟长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告密求荣的传言。 

大概是因为不愿意用最坏的恶意推测这位乡贤,笔者对这些传言一直将信将疑。当事人方励之在钱伟长逝世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又进一步增加了我对钱伟长“告密”的疑惑。他在文中没有透露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有承诺不再提这件事,不过他在文中所有提到被告密三个字时都加了引号。这让笔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许、刘、方三人联名的那封信,是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和通知,方先生说,信写成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显然他们在发信时不指望所有人都会响应和参加,并没有刻意保密。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是瞒不过当局的,尤其是收信人多是民主党派人士,而这些党派的高层,布满了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所以方先生颇有深意地给被告密三字加了引号,以表明在发起者方面来说,散发此信不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没有秘密可言,既然无密,何告之有?所谓“告密”,就像近年里“被增长”、“被就业”等等词汇中的“增长”、“就业”一样,是由有关部门制造出来的。实情或许是,钱伟长当时确实做了不甚妥当的事,但没想到有心人将这件事炒作为“告密”向社会上放风。 

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件事:八十年代的人们刚从文革这场浩劫中走出来,回顾历史时发现,假如当年能够采纳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许多批评意见,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更不至于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右派分子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文艺作品被赋予了坚持真理的“受难者”形象。像钱伟长、费孝通这样一些当年受到全国声讨的右派分子,从前的“历史污点”洗刷一清,而且转化成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声望,一时有成为知识界领袖之势,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当年钱伟长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他们禁演了另一部称颂右派分子的电影“苦恋”,期望可以阻止这种势头,却引起相反的效果。“被告密”事件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起到了一石两鸟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反右历史讨论会”这件令这些人难堪的事,另一方面,又使费、钱等前右派分子成了“告密者”,从道德高峰上跌落下来,让人们想起蒋南翔的话:“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本来不是告密的事件,“被”整成了“告密”事件,自己在士林中的清誉毁于一旦,钱伟长的懊恼和无奈,是可以想象的。追悔莫及之余,他要设法把损害控制到最小程度,于是找到了与方励之同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钱临照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钱伟长算是找对了人,根据方先生的回忆,当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自己在反右后的“准右派”身份无法发表,钱临照当时是《物理学报》副总编辑,替他换了一个假名使他的论文得以发表,为此钱临照在文革中还受到了追究。有方的恩师钱临照出面说项,钱伟长的恳请获得了方先生爽快的允诺。因此我们目前还不能得知这件事的真相,希望将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不致粉碎笔者对乡贤钱伟长的所有温情和敬意。值得一提的是,钱临照教授的父亲,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位连夜给钱穆准备好铺盖,使他顺利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念书的小学体育老师。两件相隔八十年的事,钱伟长和他叔父两代人,在困境中竟有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历史的巧合如此,不能不使人惊异和慨叹。 

2011年2月16日



2011-02-24 13:40:23

主题: 中国茉莉花
全球瞩目 中国茉莉花革命再次开始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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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    2011-02-24 09:42:58 
 


据《世界日报》报道:继上周20日网上号召中国民众定点定时集会后,总部在美国的网站「博讯」23日再现「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召集的讯息,自称召集人号召27日的集会城市增至18个,包括新增了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两个敏感城市。同时因为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3日、5日召开,为方便讯息传播,集会以「两会」作为行动代号。此举将可达到鱼目混珠效果,因为中国网管不可能封杀所有出现「两会」的讯息。

 
这次号召再度引发中国当局高度戒备。若以「两会」一词另加各市集会地点名称在中国网路上搜索,如在搜索引擎「百度」输入「两会+王府井」,没有出现与「茉莉花」集会有关的讯息;另在新浪微博输入「两会+王府井」、「两会+人民广场」等,则均被过滤。

刊登「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消息的境外网站「博讯网」网站23日仍然被遭受攻击,在临时架设的网站上,刊发召集人最新通告,号召中国民众从27日开始,每周日下午2时到指定地点集会,并「顺势而为」,喊出要求政治改革及司法独立等口号。通告指,代号为「两会」是为方便于在内地互联网传播,「例如成都网友可以给朋友发消息说本周『两会』在春熙路麦当劳门前召开」。

通告并建议:「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同时,「请参与者守望相助。如发生参与集会人员受到不良对待,以最大容忍处理,旁人请及时支持。集会结束时不留垃圾,以华人的高素质品格,并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

网站第一次发出「中国茉莉花革命」通告要中国民众自动于本月20日下午2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主要城市按时现身,表达意见。此事经海外媒体广泛报导,引起注意。但中国当局高度戒备,在主要城市布下多重警力与军力,如埃及等地的示威抗议浪潮没有发生。

通告建议行动的口号是:「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保障私产权、维护司法独立、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通告所公布的「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增为18个城市: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天津—鼓楼下、南京—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西安—北大街原家乐福门口、郑州—二七路百货大楼前、成都—春熙路麦当劳门前、济南—银座购物广场前、长沙—五一广场新大新大厦门口、杭州—湖滨路凯悦酒店前至音乐喷泉一带、福州—五一广场越洋图书城门前、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正门、渖阳—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长春—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武汉—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拉萨—八廓街大昭寺广场、哈尔滨—西大直街康宁路路口世纪联华门口、乌鲁木齐—建设路人民电影院门口。

但最新这一波的集会号召仍然没有说明号召者的身分,但22日晚「博讯网」有自称组织者发出「致全国人民公开信」,信中重申政府日益贪污腐败,老百姓并没有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受益。文中指出「我们并不在乎实行一党制,两党制,还是三党制,并不是一定要推翻目前的政府。」内容与最先的召集帖口号「结束一党专政」等明显有所不同。


号召推翻中共统治 中国茉莉革命越闹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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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    2011-02-24 07:43:44 
 
 
《世界日报》转述香港东方日报报导,由于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为防茉莉花落地生根,当局继续采取铁腕措施,消息指「茉莉花革命」集会活动参与者中,至少四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刑事拘留。另传上海亦有三、四名参与者被捕,其中一女子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刑拘。 

号召推翻中共统治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除较早前证实被刑拘的哈尔滨市民梁海怡及前学运领袖陈卫外,还有异议人士华春辉和丁矛被刑拘。其中35岁的华春辉,19、20日于一些网站传播集会通知。分析指出,号召集会者以推翻中共统治作号召,导致参与者轻易被冠上「颠覆政权」的罪名。 


东方日报报导,在上海,维权妇女谈兰英的儿子23日证实收到警方的刑事拘留书。谈兰英20日中午避开当局监控溜出家参与活动,傍晚即与家人失去联系。北京23日亦有访民到公安部外要求释放维权人士,四人被带走。另有消息指北京当局已严禁报导利比亚抗议、镇压事件,而博讯网23日指再度受到攻击,临时网站无法正常显示,须再度易址。 


另据香港媒体报导,被指在网上转发中国茉莉花活动的北京网民「张书记」被警方带走,之前被捕的四川博客写手冉云飞、北京律师江天勇、唐吉田仍然音信全无。不过,在twitter网站上出现大批新注册帐号,以粗口谩骂支持「茉莉花革命」的人士,有网民认为是官方组织「五毛党」(收钱发表指定留言者)反攻。 


国际组织抗议打压 


据报导,国际特赦、独立中文笔会等多个人权组织已发声明抗议中国打压维权人士。 


据了解,首度出现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凡是造谣、诽谤或以其它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遭此罪入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爱滋维权人士胡佳、调查川震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谭作人等,其中刘晓波被判刑11年最高。



2011-02-23 17:01:53

主题: 北京空气糟糕
美国使馆称北京空气糟糕到无法检测的地步   
 
 核心提示:美驻北京大使馆21日独立检测结果显示,北京该天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08年初,美国使馆在使馆大楼上建立了空气检测站,其发布数据常和北京官方有出入。中国环保专家称美使馆数据不全面。

  据2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21日的北京因为大雾,空气污染达到五级“重度污染”,成为2011年首个重度污染天。而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当天的独立检测结果显示,21日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

  根据北京环保局发布的数据,2月21日北京大多数地区的空气质量等级为最低的五级,属重污染,“老人和儿童应避免外出”。同一天,美国使馆则用“危险且超过指标”形容当天北京空气质量的检测结果。法新社称,该词的意思是说,空气质量低于可检测的最差水平500点。而根据美国标准,500点是空气污染的最高指数,对所有人都构成健康危害。



  《环球时报》记者22日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了解到,从2008年初开始,美国使馆开始在使馆一大楼上建立空气监测站,并在其“推特”网页上每隔一小时更新有关数据。但其数据常和北京官方发布的数据有出入。2009年7月,美国使馆发言人澄清说,美国使馆的空气监测站仅提供使馆大楼区域的空气质量信息,无法监测全北京空气。而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位于北京的繁华地带,车流较多,空气污染一般较北京其他地区严重。



  据悉,美国使馆的检测数据采用美国环保署的标准,即监测直径小于2.5微米的悬浮颗粒数量,而北京市环保局的监测对象为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使馆检测北京空气是出于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考虑,让他们了解自己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2010年11月,美国大使馆曾用“疯狂得糟糕”形容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后因“用词不当”删掉有关表述。



  对此,中国环保监测专家表示,北京有一套完整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综合了分布在全市27个空气质量监测子站的数据。而美国使馆仅通过一个监测点位的数据来对一个区域空气质量做全面评价,是不科学的。



  法新社21日还称,北京众多火力发电厂和街道上480多万辆汽车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

 
 北京连续3天雾霾 
2011/2/24 1:05:05  

  据新华社电  截至23日,北京已连续3天雾霾“缠身”难以消散,空气质量一路下滑至中到重度污染。其中,21日北京市区空气污染指数高达333,成为北京今年以来第一个五级重度污染天。 

  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了解到,近日静风稳定以及大雾天气严重影响了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京城空气质量21日达到五级重度污染,22日为四级中度重污染,出行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22日,朝阳奥体中心、海淀北部新区、石景山区古城等6个监控站点达重度污染,其中奥体中心监控站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394。 

  据北京市气象部门预计,23日夜间受一股冷空气影响,盘踞北京多日的雾气将有所消退,空气质量将得以好转,但空气质量依然无法达标,将会是轻微污染或轻度污染。



2011-02-23 16:25:18

主题: 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
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就国际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以下是讲话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讲话稿翻译。──《美国参考》编按

国务卿克林顿: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十分高兴能再次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过去近20年时间里,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我要特别感谢纳普(Knapp)校长和勒曼(Lerman)教务长,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述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注,而且我知道也引起了这样的关注。或许在我今天的演说中,我们可以开始一场更加热烈的辩论,对我们从电视机上实时看到的需求作出反应。

1月2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整个埃及的互联网被屏蔽。在此前四天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有一个新政府。整个世界,从电视机上、手提电脑上、手机上和智能手机上注视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来自埃及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大量涌现。通过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新闻记者传递现场报道。抗议民众协调下一步的行动。各阶层公民在国家的这一历史关头相互交流着希望与担忧。

世界各地亿万人民作出了实时反应:“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而后,政府动用了切断机制。手机服务中断,电视卫星信号遭到干扰,几乎整个国家都无法上网。政府不愿意人民相互交流,不愿意让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消息,当然不愿意让全世界目击一切。

埃及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联想起18个月以前在伊朗发生的另一次抗议活动,那时,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束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举行了游行。伊朗的抗议者也通过网站进行组织。手机拍摄的一个视频显示一位名叫妮达(Neda)的女青年被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打死,在几个小时内,各地的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

伊朗当局也利用了技术。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通过查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成员的网上档案追踪他们。而且,如同埃及,伊朗政府曾一度完全关闭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在当局查抄抗议者住宅,袭击大学宿舍,实施大规模逮捕,虐待并向人群射击后,抗议活动终止。

但在埃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尽管网络被关闭,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人们通过传单和口头传话组织示威游行,他们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与世界联络。五天后,政府的行动有所收敛,人们在埃及又可以上网了。随后,埃及当局力图通过互联网控制抗议活动,下令移动电话公司发亲政府短信,逮捕博文作者和抗议活动的网络组织者。然而,在抗议活动进行了18天之后,政府失败,总统辞职。

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和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伊朗本周再次使用暴力对付争取基本自由的抗议民众——远非仅仅事关互联网。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都是因为对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极度不满而举行抗议。他们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而当局则跟踪、阻止和逮捕他们。这些都不是互联网所为,而是人的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公民和当局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反映了互联技术的力量——它一方面发挥了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成为扼杀或压制这一变革的手段。

目前,一些方面正在就互联网是一种解放力量还是压制力量展开辩论。但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得要领。埃及之所以鼓舞人心并非因为他们使用推特作为联络手段,而是因为人们走到一起,坚持要求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伊朗的情况之所以恶劣并非因为伊朗当局使用脸谱来跟踪和逮捕反对派人士,而是因为其政府时时侵犯伊朗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论这些行动让我们倍受鼓舞或义愤填膺,均是我们的价值观使然,包括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感、由此衍生的各种权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原则。正是这些价值观驱动我们去思考我们前行的道路。现在有20亿人上网,接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在不同类型的政体之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然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公共场所——世界的公民广场、课堂、市场、咖啡馆和夜总会,我们所有20亿网民以及每时每刻还在增加的人们都对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其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为了保持一个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互联网,我们必须认真讨论一下有关指导原则:现有哪些规则、哪些规则不应当存在、理由是什么;哪些行为应加以鼓励或阻止,如何去做。

此处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一如我们不应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任何公共广场,无论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这些公共场所的价值来自于人们能够在那里从事的各种活动,无论是举行一次集会、出售蔬菜、或是私下交谈。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并不也绝不应当服务于某一特定议程。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们每天要在网上走到一起,进行安全与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来指导我们。

一年前,作为该愿景的一个起点,我曾呼吁全球承诺保障互联网自由,以保护网上的人权,就如同我们在网络以外保护人权一样。个人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向领导人请愿的权利、基于他们的信仰进行礼拜的权利——这些都是普世权利,无论是在公共广场还是在私人博客中行使。集会与结社自由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在网上聚集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正如聚集在教堂或工会大厅一样。

我把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共同称为相互联络的自由。美国支持世界各地人民享有这一自由,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有机会行使这种自由。我们也支持让更多人上网。另外,由于互联网必须平稳、可靠地运行才有价值,我们支持当今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使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畅通。

在我讲话后的一年来,全世界人民继续使用互联网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在网上揭露政府腐败,俄罗斯的民众在网上跟踪荒火并组织起志愿消防队,叙利亚的孩子们利用“脸谱网”(Facebook)揭露老师对他们的虐待,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组织帮助父母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大规模活动。

与此同时,互联网继续在许多国家受到多种限制。在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内容,把搜索请求重新定向到错误页面;在缅甸,独立的新闻网站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所破坏;在古巴,政府正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内联网,而不让其公民进入全球性的互联网;在越南,批评政府的博客作者遭到逮捕和凌辱;在伊朗,当局封锁反对派和新闻媒体的网站,打击社交媒体,并为迫害其公民在网上窃取他们的个人身份资料。

这些行为反映出一种复杂且极不稳定的局面,在以后数年中,随着更多的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与互联网连接,情势必将变得更为严重。我们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决定未来互联网的面貌。企业必须选择是否以及如何进入那些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地区的市场;人们必须选择在网上如何规范自己的行动、哪些信息可以与人共享以及与谁共享、哪些观点可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各国政府则必须选择是否履行它们保护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承诺。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一清二楚。在互联网自由的尺度上,我们将自己置于开放的一端。我们认识到开放的互联网会带来种种挑战。它要求有基本规则,防范不端和有害行为。就像所有自由一样,互联网自由也会引起紧张,但是我们相信其利大于弊。

今天我想要讨论几个我们在保护与捍卫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时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会率先指出,我本人或者美国政府都没有全部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我们知道全部的问题。但我们致力提出问题,协助引导对话,不仅捍卫普世原则,也捍卫我们人民和伙伴的利益。

第一个挑战是实现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通常被视作平等而对立:拥有其中一个越多,另一个就相对越少。事实上,我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安全,自由是脆弱的。没有自由,安全是压制性的。我们的挑战在于找到恰当的尺度:有足够的安全让我们享有自由,但不使其过多或过少而危害自由。

为互联网找出这种恰当尺度至关重要,因为带给互联网史无前例的力量的那些特征——开放、平等效应、广度与速度——也能让有害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恐怖份子和极端份子集团利用互联网来吸收成员、策划和发起攻击。人贩子利用互联网来寻找及诱拐新的受害者使之沦为现代奴隶。儿童色情狂通过互联网利用儿童。骇客闯入金融机构、移动电话网络以及个人电子邮件帐户。

因此,我们需要有成功的战略来打击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但又不至于限制互联网最了不起的特征——开放。美国正在网上积极追查与遏止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的活动。我们投资于本国的网络安全,旨在既预防网络事件,也减少它们的影响。我们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空间的跨国犯罪。美国政府倾注投资,协助其他国家培养各自的执法实力。我们也批准了《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Budapest Cybercrime Convention)。该公约确定出各国必须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互联网不被犯罪份子与恐怖份子利用,同时仍然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

在我们竭力防范攻击或逮捕犯罪份子的同时,我们继续坚持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美国有决心制止网上和网下的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都将依照我们的法律和价值观来追求这些目标。

然而,其他人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安全经常被用来作为蛮横镇压自由的借口。这种战术在数字时代并非新技俩,但是随着互联网赋予政府新的能力来追查及惩罚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它现在带来新的影响。那些逮捕博客作者、窥探公民的和平活动、限制公民上网的政府,可能宣称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按照他们的定义,这也许甚至是诚心实意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错误路线。那些箝制互联网自由的政府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人民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不可能永久。

第二个挑战在于既保护透明度,也保护机密。互联网强大的透明文化是基于它能够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唾手可得。然而,除了作为公共空间外,互联网也是私人交流的渠道。要使这一点得以继续,就必须能够保护在线的机密交流。设想一下人们和组织机构依靠保密交流来运作的种种方式。企业开发新产品以便领先同业时会举行秘密商谈。新闻记者对某些具体的信息来源予以保密,以保护他们不被曝光或遭到报复。政府也仰赖网上和网下的机密交流。联机技术的存在可能使保密更加困难,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保密的需要。

我知道,近几个月来因为“维基解密”(WikiLeaks)的缘故,政府的保密工作已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但从许多方面看,这方面的议论并不切实际。从根本上看,“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政府文件遭到盗窃,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有人认为,这样的盗窃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政府有责任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在我国公民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对此,恕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公诸于众,则美国既不能为我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又不能促进全世界的人权和民主。保密通讯使我国政府有可能顺利开展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

请考虑一下我们与前苏联诸国为保障流失核材料的安全共同进行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具体细节实行保密,恐怖主义分子或罪犯就不太可能找到并盗走核材料为他们自己所用。再考虑一下 “维基解密”公诸于众的文件内容。在不考虑任何具体文件是否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维基解密”公布的许多电文都与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工作有关。我们的外交人员与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公民密切合作,共同抵制专制政府的恶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维基解密”公布这些外交电文,增加了人们面临的危险。

保密工作对于上述这类行动至关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只要敲击键盘就可以把能够造成危险的信息发往世界各地。当然,各国政府也有责任保持透明。我们获得人民的许可进行治理,但这种许可必须在了解工作性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还不能向公众公布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必须有明智的判断。我们必须经常审查我们的标准,坚持严格的标准。在美国,我们有各种法律,保证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奧巴馬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有关资料,目的是鼓励公民参与,普遍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

美国政府为保护美国,为保障我国人民的自由及支持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拥有的能力,取决于哪些情况需要公开及哪些情况应该而且必须不予公开,对两者需要进行权衡。这杆天平应该而且将始终向公开化倾斜,但天平完全倾向一边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需要明确一点。我说过“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这种做法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我们批评“维基解密”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互联网。我们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承诺不因“维基解密”受到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还要说一句:在泄密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进行了干预,强迫民营企业拒绝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有些政治人士和专家学者公开号召企业断绝与“维基解密”的关系,而其他人则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公务员是我国公开辩论中的组成部分,但表达意见与强制行动仍然有区别。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或执行涉及“维基解密”的决策,工商业可能已经作出的业务决定并非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指令行事。

第三个挑战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采取包容和谦和的态度。我不需要告诉在座各位: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 虚假的、 攻击性的、 煽动性的、新奇的、真实的和美好的,应有尽有。

互联网上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意见和想法,既说明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又反映了我们人类的多样性。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但我们说的话会产生后果。仇视性或诽谤性的话语有可能煽起敌对情绪,加深分裂并引发暴力行为。这股力量在互联网上得到提升。偏执的言论往往会被扩大,达到无法收回的地步。当然,因特网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化解分歧、建立信任和理解的特殊空间。

一些人认为,为了鼓励宽容,政府必须封杀煽动仇恨的观点。我们认为,限制言论的措施很少奏效,往往还会成为侵犯言论自由的借口。相反,历史一再证明,对付恶意言论的更好办法是鼓励更多的言论。人们能够也应该公开反对不宽容与仇恨。通过自由辩论,那些 有价值的观点一般会得到加强,而站不住脚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一般会被淘汰,这一过程或许不会立即完成,但终将如此。

这种做法虽然不会立刻使每一个煽动仇恨的观点丧失欺骗性或说服每一位偏执狂改变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效果远胜于任何其他做法。删除文字、封杀内容、逮捕发表意见的人,这些行为压抑言论,但并不触及所表达的思想。这只会迫使持那些观点的人们走向边缘,其结果是他们的信念加深,也不会受到挑战。

去年夏天,美国负责追踪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活动的特使汉娜·罗森塔尔(Hannah Rosenthal)率领美国伊玛目和穆斯林领袖代表团访问了达豪(Dachau)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不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没有人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然而通过参观这些集中营,他们表示愿意听取不同观点。此行产生了实效。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用笔留下和平的祝愿,游客留言簿中的许多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成。参观结束时,他们宣读了一份共同起草和签名的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犹太行为。

思想交流的平台发挥了作用。这些领袖人物并未因其过去的立场遭到逮捕或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们的清真寺没有被关闭。国家并没有用暴力迫使他们就范。人们只是向他们陈述事实,与他们沟通和交换看法。

美国根据法规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对某些类别的言论加以限制。我们有关于诽谤和诋毁、损害名誉以及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的法规。不过,我们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执行这些法规,而且公民有权就这些法规的具体实施提出上诉。即使大部分人认为某一言论具有侵犯性,我们也不加以限制。的确,历史上基于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理由禁止某种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曾因为否认君权神授或呼吁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人人平等而受到处罚。此类限制手段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今天,类似的限制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依然存在。

然而,在网络言论方面,美国选择恪守我们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我们敦促我国人民言语文明,认识到其网络语言的威力及影响力。我们在本国目睹了网上的恃强凌弱言行所造成的可怕而悲惨的后果。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应该作出表率,这体现于我们所确定的基调和倡导的思想。不过,作出表率还意味着帮助别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干涉和剥夺那些选择。我们以法律的力量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借助理性的力量战胜仇恨。

这三大原则并非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得到促进。它们会导致紧张关系,构成挑战。但是,我们不必作出取舍。自由与安全、透明度与保密性、言论自由与宽容——这些要素共同奠定了自由、开放、稳定的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稳定的因特网,使普世人权得到尊重,也为更大进步和长久繁荣创造空间。

有些国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剥夺网上权利,竭力筑起永久的墙壁,把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达、社会互动等不同类别的活动隔离开来。这些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保留或压制网络活动。然而这并非易事。搜索引擎将商家与新顾客连接起来,还通过传递和组织新闻信息吸引用户。社交网络并不仅仅是朋友们分享图片的空间,人们借此交流政治观点,支持社会公益活动,或联络专业人员就新的商机进行合作。

至于那些分割互联网、封锁政治内容或从总体上禁止某些类别的意见表达的墙壁、或允许某些形式的和平集会但禁止其他形式的和平集会、或恐吓人民不让他们表达其想法的屏障,竖立起来很容易,但长期维持就没那么容易,不只是因为人类的智慧会找到绕过和穿越它们的方法,还因为互联网并没有分成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互联网,互联网只有一个。要把企图改变这一现实的屏障维持下去需付出各种代价,包括道德、政治和经济代价。短期内一些国家也许能够承受这些代价,但我们相信长期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试图在商业上开放而禁止自由表达是要在多方面付出机会代价的,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潜力。

当国家限制互联网的自由时,它们也限制了自己的经济前途。它们的年轻人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对话和辩论,不能充分看到激励人们推陈出新的自由追求。禁止对官员进行批评使政府更容易腐败,从而带来有长期影响的经济扭曲。法治下的思想自由和公平竞争是激发经济创新的要素。

所以,不足为奇的是,由70多家企业组成的欧美商业理事会(European-American Business Council)上周发表了一项强有力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声明。如果你在大力推行政治审查和监视政策的国家投资,你的网站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被关闭,你的服务器可能被政府非法侵入,你的设计可能被盗窃,你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不遵守某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命令面临被逮捕或驱逐出境的威胁。在未来某个时间,这种情况给你的利润和信誉带来的风险将大于潜在的回报,特别是在其他地方的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候。

就此而言,有些人会指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似乎是一种例外,在那里,互联网受到严厉审查,经济增长却依然强劲。显然,有许多企业愿意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政策而进入这些市场。而在短期内——甚至也许在中期——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成功地维持一个被分割的互联网。但是,这些限制将带来长远的代价,最终成为一个抑制增长和发展的绞索。

政治上也会有代价。让我们看一下突尼斯,该国的网络经济活动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网络审查与中国和伊朗不相上下。突尼斯一度把互联网分为经济互联网和“包罗所有其他内容”的互联网,最终无法持续。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连接技术,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感到不满意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其结果是激发了一场导致革命性变革的运动。叙利亚政府也在试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在上周,政府三年来首次取消了对脸谱网(Facebook)和优兔网(Youtube)的禁令。但昨天,一位十几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在博客上表达了她的政治观点被裁定犯有间谍罪,并被判处五年徒刑。

这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使用平台就会锒铛入狱,那么想得到表达平台的要求就不能满足。我们认为,为互联网自由设置了障碍的政府——不管是技术过滤、审查制度、或是对那些在网上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进行攻击——最终会发现自己是作茧自缚。 他们将面临一个独裁者的两难境地,要么让墙壁坍塌,要么为继续维持而付出代价,后者意味着更多地使用镇压手段,这犹如在失利的一手牌上加倍下注,另一方面,思想封锁和人才损失也导致日益失去更多机会。

我呼吁世界各国和我们一道接受一个信念,即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会促使国家更强大、更繁荣。从根本上说,它源于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抱有的另一个信念,即开放社会能带来最持久的进步,法治是公正与和平最坚定的基础,蓬勃的创新来自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表达和探索。这并不是寄希望于电脑或手机,而是寄希望于人民。我们相信,与世界各地有同样的寄托,即希望遵循开放社会赖以生存的普世权利的政府和人民结成合作伙伴,我们就能保持互联网作为人人共享的开放空间。这将长期惠及我们共同的进步和繁荣。美国将继续倡导发展这样一个互联网,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对创新打开大门,在全世界各地共同操作,获得足以获得人民信任的安全保障,达到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可靠程度。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全球联盟的出现,这个联盟由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数字活动人士组成,力争推动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得到了全球各地一些政府的大力合作,并因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而深受鼓舞,该倡议汇聚起公司、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诸如如何应对政府的审查规定,如何决定是否出售可用于侵权的技术,以及如何在云端运算的环境下处理隐私问题。在大家齐心协力推动这项共同事业的时候,我们需要已对互联网自由做出有原则、有意义的承诺的强大企业伙伴。

我们认识到,网络自由要具备真正意义就必须应用到现实世界的积极行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公民社会2.0倡议(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积极努力,联络非政府组织和倡导人士,提供将扩大他们的影响的技术和培训。我们还承诺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对话。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上周,我们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我们还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这使我们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

我们对互联网自由的承诺是对人民权利的承诺,我们也会相应地采取行动。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美国会继续为处于互联网受压制的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使他们避开过滤机制,让这些人的能力比审查者、骇客以及那些因他们的网上言论而殴打和关押他们的恶棍更胜一筹。

尽管我们力求保护和支持的各项权利清晰明确,但侵犯这些权利的各种手段却越来越错综复杂。我知道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对任何一项技术注资,但我们认为对抗互联网上的压制行为没有什么制胜的法宝。没有所谓的“app” (应用软件)。(笑声)你们大家现在就开始做吧。(笑声)因此,我们采取全面和创新的方法——外交与技术相结合,维护各种工具的分配网络,对第一线人员提供直接的支持。

近3年来,我们已通过一项公开程序发放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争性赠款,该程序包括由技术和政策专家进行的跨机构评估,以支持正在利用尖端手段对抗互联网压制行为的新涌现的技术人员和活动人士群体。今年,我们还将追加提供2,500万美元赠款。我们正在采用风险资本方式,支持综合开发技术、工具和培训,并随着更多的人转而使用移动装置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倾听当地的呼声,了解数字维权人士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我们的多样性做法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应对他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进行适应性调整。我们支持多种工具,以便在压制性政府找到办法钳制其中一种工具的时候能让其他工具发挥作用。我们投资开发尖端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压制性政府不停地翻新钳制手段,而我们必须走在他们前面。

此外,我们正在率先努力,以增进网络安全和网上创新,建设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倡开放和共同操作标准,并加强应对网络威胁的国际合作。国防部副部长林恩就在昨天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所有这些努力都在继续推进10年来为维护一个开放、安全、可靠的互联网开展的工作。在今后一年中,本届政府将完成一项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为今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制定路线。

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点内容,其重要性今后几年只会日益增加。为此,我设立了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yber Issues),以促进我们在网络安全和其他事务上的工作,并为国务院内部及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合作提供便利。我已提名由克里斯托弗·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领导这个新设立的办公室,他曾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网络安全资深主任,20年来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领导工作。

近10年来互联网用户迅猛增加,凡目睹者无不赞叹。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今后20年,还将有近50亿人加入上网行列。而未来将由这些人来决定。

因此,我们正着眼于长期的工作。与网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不同,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进展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几秒钟即产生效果。我们今天阐述的行动方针将决定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是否将得到机会享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带来的自由、安全与繁荣。

展望未来,让我们牢记,互联网自由所涉及的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网上活动,而是关系到确保互联网继续是一个可以从事各种活动的空间——从宏大、划时代、历史性的运动直至微小、普通的人类日常活动。

我们要求保持互联网的开放,为了埃及抗议者可以通过社会媒体组织游行;为了身处异地的留学生通过电子邮件向家人发送她本学期拍摄的照片;为了越南律师写博文揭露腐败现象;为了美国少年受到欺侮后从网上获得支持的言论;为了肯尼亚小企业主利用移动银行管理盈利;为了中国哲学家撰写论文从网上查找学术期刊;为了巴西科学家实时与海外同行分享数据;为了人们每天在通过互联网与亲人联系,查看新闻,从事自己的工作并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讨论之时进行的无以计数的互动。

互联网自由涉及保护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空间,以便这一空间不仅为今天在场的学生所用,而且为你们之后的学生和所有的后来者所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我们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抵制我们一贯反对的那些人,那些想采取扼杀和压制手段、想宣扬他们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而不接受任何其他看法的人。我们要求你们为这场斗争贡献力量。这是一场捍卫人权、保护人类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斗争。

非常感谢大家。(掌声)

□ 美国参考



2011-02-22 11:37:42

主题: 64屠杀示意图
六四屠杀示意图 北京大屠杀(六月三日二十二时至六月五日零时)

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历史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余英时

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悲剧--天安门屠杀。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

“这一事件的核心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家的军队,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 电视上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这一残酷事实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更不发生任何解释的问题。所以天安门屠杀作为 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Crimeagainsthumanity)。

我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的人权语言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孟子早就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让我 举一个具体的史例说明我的论点。明朝万历29年(1601)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激起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 时地方当局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独太守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 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一种决不可恕的罪行?”

然而,这样一个全世界人亲眼目睹的已完成的历史事实,这样一个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决不可恕的罪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各色人 物出于不同动机的“反思”,随着中国在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来“清清楚楚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的“已完成的历史”,日益模糊暗 淡下去。

对于十九年前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官方的论调始终不变,那就是邓小平在屠杀之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定的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 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事实。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

我相信只要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在中国存在一天,这个调子就不会变。有人说已经变了,不是改称“六四”“风波”了吗?我引邓小平这段话,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风波”是邓的原话,就是指“动乱”,指“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的“这场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卷入这场悲剧,在其中扮演过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员,事过境迁,借“反思”为名,对当年“已完成的事实”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样的“历史”。

第一种,从根本上否定1989年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把那场运动塑造为“无理性”、“非民主”、“一次满帆而无锚的航行(甚至没有舵),在情绪的风暴里挟下 盲目地疾驶,直到覆灭。”他们指责参与运动的民众“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而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 漫、游戏欲;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锋头之中,彼 此封锁资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终的屠杀创造了另一种形象,天安门广场很可能落得个闹剧结局。”

第二种,把造成六四屠杀的历史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激进学生蓄意激怒政府杀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据”是学生领袖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Cunningham)的录像讲话片段:

柴玲:“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悲哀,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才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为什么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这个录像在六四屠杀后曾在美国ABC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类似言论并不特别,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就在开学典 礼上讲过“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远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那么引人注目。而在6年之 后,1995年4月30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Tyler从卡玛(CarmaHinton)高富贵(RichardGordon)的影 片《天安门》中专门摘出此节,作为激进学生的“秘密策略”挑动政府杀人做出报导时,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围剿所谓“民主激进主义”、“民主浪漫主义” 的子弹。

第三种“反思”者,把1989年这场运动视为“中断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大倒退”,中国的农民、工人、学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亿农民三亿文盲, 农业社会的政治特点主要表现为君权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对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抱持着疑惧的态度”;“学生的行动方式最终成为改革被 清算的根据”。其结论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东亚与东欧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的特殊国情,既是与孕育社会现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大国。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但是又是一个经过了共产 主义革命的社会。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又是一个古老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非共产主义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的经济现代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正在逐步推进 的政治民主化,中国走不通;在并非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突破共产党一党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这个前提下可能实现的经济现代化,中国也走不 通。”

第四种,无限拔高“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如严家其说:“‘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 ‘六四冲击波’形成了20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亡西德。‘柏林 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75万东德人涌进西德。‘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 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西欧与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20世纪的全部历 史表明,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全社会公有化’并实施‘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由‘非共政权’推动 ‘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最后一种,把天安门屠杀视为既老又病的邓小平被“大剂量”施以药物后出现“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导致的悲剧:

“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一个年届85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着的人,他的‘没有退路’的感 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 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如果江之枫 的言论确有其事实根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地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第一次,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 后,发出那个终身难以挽回的425讲话;第二次,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以后的事态,均 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这五种“反思”,前三种从不同角度否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第四种则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种运动提升至“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者认为民主 运动导致的屠杀悲剧“中断”了中国改革进程,后者则认为悲剧“推动”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倾向认同所谓“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 共化”的“中国模式”。至于最后一种,所“根据”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牌局》是一本虚拟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论。

二、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

邓小平做出天安门屠杀的决策,绝非服用“大剂量”药物后出现的“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所导致,亦非被激进学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长期观 察“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深思熟虑的反自由化大战略。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 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

为什么?因为有邓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即使从现在回头看,邓小平比前述五种“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关 系”。邓小平说的“国际大气候”,就是1970年代中期从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扩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欧亚大陆的 共产主义国家。邓小平说的“中国小气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 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

邓小平把胡乔木的稿子拿给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那时邓小平的思路,是拒绝胡乔木而倾向胡耀邦的。他废弃了胡乔木的 稿子,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强调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批评了党内“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 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可以说,那时的邓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民主派的立场上,拒绝了反民主的专政派。那时邓小平还讲过更激进的民主派言论,如:
“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 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 好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这是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邓小平的发言。两天后邓小平到了美国,回来后发动了一场所谓“惩罚越 南”的战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出现了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的独裁者”的大字报。在短短两个月中,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从倾向民主派,拒绝专政派转移到 拒绝民主派、倾向专政派,于1979年3月30日发表了胡乔木为他起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把他两个月前设想的“民主大文章”抛 到了九霄云外。邓小平说:

“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 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 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 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不是转回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邓小平自己废弃的那篇胡乔木草稿的“思路”了吗?三个月前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三个月后却成了邓小平自己的“思路”。那么,同一个邓小平,两种“思路”,三次讲话,究竟何者为真?何者是假?以何为准呢?

我看都是真的。这就是邓小平自己讲的“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邓小平的“注意力”在转变毛泽东时代 留下来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的状况,所以“看法”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邓小平的“注意力” 转向胡乔木们向他报告的社会上那般“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党内也有人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 险,甚至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倾向,所以“看法”也就跟着转向胡乔木代表的专政派“思路”了。

自此以后六、七年,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专政派之间转过来、转过去,时而主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而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 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的最后决裂;也是邓小平“反自由化”大战略的最后确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上 那场“大辩论”,专政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击败民主派。然后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 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当时学生运动虽因胡耀邦处置得当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党内民主派遭到“清算”。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杀气腾腾,扬言“不怕流血”,“来 一个抓一个”!

但事后专政派的夺权目标没有实现。因为邓小平确立的“反自由化”大战略是“两手硬”: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坚持用专政手段 对付自由民主人权运动)要硬;另一手坚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发展经济也要硬。邓小平认为专政派只有专政一手,没有开放一手,所以不能 用专政派推荐的“左王”邓力群取代胡耀邦,而选择了赵紫阳。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时,讲过一篇话:

“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 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

这篇话奠定了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1987年初至1988年上半年)。但专政派不愿看到他们打败胡耀邦的“胜利果实”落到赵紫阳手里。 1988年春节,王震先到珠海,住进珠海宾馆的“元首套房”,号称“养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讨“倒赵”大计。这年5月,邓小平提出物价改革,讲得很 凶,他说: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赵紫阳在邓小平的“闯关”令下,组织经济学家设计出几套物价改革方案。人们没有料到,当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1988年8月15至17日)在北 戴河讨论这些方案的消息传出,在全国范围激起民众抢购物资、用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致使物价改革一关未闯,就不战而退,给了专政派对赵紫阳发动攻击的 机会。这就是说,即使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专政派同赵紫阳的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专政派明知物价改革是邓小平的创议,所以他们攻击赵紫 阳的重心,很快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挑拨赵紫阳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个“要害”。

专政派攻击赵紫阳的第一个“要害”是电视片《河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88年9月访华时,赵紫阳送他一部拷片,说“值得一看”。王震、邓力群、李先念等借此大作文章。邓力群说:

“赵紫阳支持《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非常欣赏‘新纪元’这个说法。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帮助 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邓力群即以此主题帮王震弄了个书面发言:

“《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 元’。这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 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 权术的阴谋家。”

邓力群在王震书面发言中描绘的赵紫阳,其实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他依附专政派老人,利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耍弄政治权术,结集“反自由化”势力打击、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领导人,实现其夺取权力的野心和阴谋。

邓小平对此早有察觉,早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和邓力群之间有一次有趣的对话,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

邓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条意见。----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意见送给陈云等人)。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你们两位之间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陈云的主张,我宣传过;你的主张,我宣传过。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这表明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对邓力群的“左”。等到全会上发生了那场邓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辩论,看到除了陆定一、万里之外,杨尚 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宋任穷、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边,邓小平也就从反邓力群的“左”,转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的 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而专政派在胡耀邦下台后,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 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赵紫阳。邓力群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 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由此可见,专政派要推翻赵紫阳,让坚持毛泽东全面专政理论的邓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针;有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都无可避免。1987年1月他 们推翻胡耀邦,本来就是要邓力群上台,结果却让邓小平把“胜利果实”给了赵紫阳。所以自1988年夏季开始,专政派就抓住物价改革、《河殇》电视片和新权 威主义三个题目作文章批赵。

专政派发现赵紫阳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主张与邓小平相通,光批“自由化”批不倒赵,因此按照邓力群的主意,把批赵重心转向《河殇》的“新纪元”和“新权威主义”,提升到赵紫阳同邓小平竞争“谁是新权威”,在党内形成分庭抗礼的“两个司令部”。

这时赵紫阳手下的部分幕僚,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国内外鼓吹“新权威主义”。有人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90周年座谈会上以“光绪”与“慈禧”暗喻赵紫阳与邓小 平,主张中国现代化需要“干纲独断”的政治强人。还有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称“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党政军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领袖--赵紫阳的手 中”。香港也出现了“假如赵紫阳是独裁者”的文章。这些动作被专政派利用为倒赵的炮弹,“光绪”要结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广为传播。

国际上,1988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澎湃、涌向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年。6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双方拆除和销毁 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并就尊重人权、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展开谈判,为结束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布“对政 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毁中央集权的政府僵化体制及其命令压迫机制这一官僚巨石”,“苏联的变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他宣布“释放全部政治 犯”并许诺将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1989年1月6日,数十万在1930-1950年代的二十年间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 1989年2月14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3月26日,苏联举行1918年以来第一次包括非共产党政党的全国性选举,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被俄 共中央政治局开除的激进派领导人叶尔钦在莫斯科选区赢得压倒性的89%选票,一些苏联共和国开始要求独立,在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乔治亚脱离苏 联。

东欧局势比苏联更加激荡。1988年,戈尔巴乔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1989年1月,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反对党成立,共产党40年的垄断 地位被打破。3月28日,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第一次被允许参选议员,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共产党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政纲是“民主、融入欧洲、反 对共产主义、保持匈牙利价值”。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奥地利的长达218英里的安全围墙。在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共产党政府与 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于1989年4月5日签订了一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协议。

由此可见,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汹涌而上,冲过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来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了。邓小平对此已有预感。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 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尔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中国不能允许随 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是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 放心。”

所以认为“六四悲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八九民运折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改革进程”;或者认为“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代表”,等等说法,都是对历史的扭曲。

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发生,是由于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即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这场风波迟早要来”。邓小平“对付”这场风波“一不能 乱、二不能退、不让步、不迁就、不怕流血,不怕外国人议论”的大战略,是早就确定了的。胡耀邦去世(1989年4月15日),只是使这场风波来得早了一 点。邓小平的大动作慢了一点,只是为躲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至于戈尔巴乔夫一走,邓小平立即出手、宣布戒严后军队一度被阻到不了天安门,邓小平只能把罪责 推给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

这一切对邓小平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四个坚持”。他既不允许中国出现“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也不允许“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共产党一党垄断政权 这个“基本原则上”,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是一步也不能退的。因此,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悲剧和他的决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三、全球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

六四屠杀的结局,是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是北京市民支持学生运动的失败,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失败。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六四屠杀是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邓小平的坦克、机枪阻挡在天安门下。

我曾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把六四屠杀比喻为邓小平的“新淮海战役”:
“邓小平对赵紫阳与学生都忍无可忍,他彷佛堕入四十年前‘淮海战役’的旧梦,决心再尝试一次调动几十万大军围歼‘动乱’的‘新淮海战役’。他两年多前早想 一试,1986年末学生运动时,他就提出实行军管,称赞雅罗泽尔斯基对付波兰团结工会实行军管的办法好。这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错过了。
于是一声令下,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天安门广场。别看广场上几万学生,手无寸铁,疲惫不堪,哪里抵得上四十年前淮海战场上武器精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然而这支手无寸铁的、疲惫的力量,却代表了‘世界大气候’与‘中国小气候’,代表了世界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主流。”

对邓小平来说,六四屠杀是他的“反自由化”题中应有之义,是他抵挡“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抵挡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战略部署,岂能是老人 家服药后的冲动?也绝非一个女学生的“秘密策略”足以挑起或赵紫阳们的好心劝说所阻止得了的。邓小平要对付的大敌,是这股自由化民主化的世界历史主流。

至于李鹏、陈希同们的挑拨,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知识精英们自以为能帮助赵紫阳的愚蠢策略,可能对邓小平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邓小平要打这场“新淮海战役”,是决心早定,完全出自主动而非被迫的。

当时要阻止这一场悲剧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赵紫阳运用他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与体制外自由民主力量联合,坚定地站在学生与民众一边,亲临前线阻挡军队,如同叶尔钦两年后在苏联八月政变时做的那样。我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1989年的北京就民众显示的力量来看,绝不弱于1991年的莫斯科。北京民众在李鹏宣布戒严令后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达半个月之久。不同的是在长安 街上勇敢爬上坦克车的是一名普通青年王伟林,而不是‘中国的叶尔钦’。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赵紫阳爬上一辆坦克演说,表明他反对戒严,呼吁军队拒绝向民众开 枪返回军营,由他采取宪法步骤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和平解决,那么历史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赵紫阳那时还掌握着三个方面的主动权。第一,他掌握着传播媒介的 主动权。主管宣传舆的是赵的盟友胡启立与芮杏文,当时新闻界从上到下坚定地站在民主力量一边。而且电视、广播在中国的覆盖面很大。赵紫阳只要掌握这个主动 权号令全国,取得民众支持,邓小平即使掌握军队也无可奈何,因为军人也有头脑,会接受民众和舆论的影响。第二,他掌握着影响国家合法权力机构的主动权。赵 紫阳是党的总书记,党内合法的第一把手,有权指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党员领导人。人大委员长万里、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都是民主改革派。万里当时在国外明确表示 支持民主,随时准备回国。赵紫阳假如掌握这个主动权请万里、习仲勋召开紧急人大讨论国内局势,与街头民主运动内外配合,完全可以挫败李鹏政府内的强硬派。 第三,他掌握着对话的主动权。假如赵紫阳亲自出来同学生对话,达成妥协,并通过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平息民怨民怒,把社会稳定下来,仅凭这一点也可以剥夺强 硬派行使暴力的借口。然而赵紫阳什么也没有做。犹豫再三之后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说几句‘我老了,无所谓了’之类的空话,却把赤手空拳的学生与民众留在 强硬派枪口之下。”

为什么邓小平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来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

邓小平动用军队的确切数字,官方从未公布。官方只报导过邓小平1989年6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一百余人。另外据解放军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军路线》等著作披露的信息,执行进军任务的,至少有北京、沈阳、济南三个军区的27、38、39、 63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十三个军,大约15至25万军队。

邓小平调动这么多军队,不是仅仅对付学生和民众。他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大小气候”,已经深刻影响到他的党国和党军内部。他要以党制党,以军制军,防止赵紫阳这个“新权威”另立“司令部”,分裂党和军队同他对抗。

事实上赵紫阳并没有同邓小平对抗的另一个“司令部”,他祇是保留个人意见,反对邓小平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然而那些打着赵紫阳旗号在学生中活动的知识精英,的确做了不少祸害学生也祸害赵紫阳的蠢事,像那篇莫名其妙的〈五?一七声明〉: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 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 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 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问题在于赵紫阳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宣布”,根本没有把邓小平“推出去”的意图。这个《五?一七声明》却给专政派提供了向邓小平证明赵紫阳“操纵、利用学潮”推翻他的证据,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十三大以来,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 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尔巴乔 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为什么昨天讲了这个事呢?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 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 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良好。在此之前,陈希同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负责人做过解 释,说明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 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帮助。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 一切事情都是由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赵紫阳确乎没有想伤害邓小平,但严家其们的《五?一七声明》,却愚蠢地把赵紫阳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当做了“打倒邓小平个人独裁”的动员令。

然而当独裁者的军队和坦克滚滚开向天安门时,他们却丢下赵紫阳和学生出国流亡,在国外宣布他们的“胜利”:“正是‘六四事件’影响了全球。‘六四’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变。”

错了。“六四”不是历史进步的转折点,“六四”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中国“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是:

第一,学生与民众低估了“专政派”镇压自由民主运动的决心与能力。北京民众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时,裹在头上的布条写着:“你有十一亿军队吗?”有人甚至在子弹打进胸膛、流血倒下前,还以为自己中的是“橡皮子弹”。

虽然邓小平不断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但要讲,而且要用。”人们还是不相信邓小平敢于命令“人民子弟兵”如此残酷地屠杀人民。但对于“专政派”来说,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党国专制政权的生命必须继续以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正如陈云所说:
“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所谓民主选举的非法组织,承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承认和平演变,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几十年战争、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

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胡锦涛西藏“平暴”,共产党这个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屠杀人民的决心和能力绝不可低估。

第二,学生与民众高估了共产党内部改革派的力量和勇气。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欲退又留,一个重要因素是等待改革派出来“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解决问题,比如等待6月20日人大会议召开。事实上共产党内改革派在面对专政派强大压力时,并无勇气同对手决一胜负。

在当时特定形势下(世界民主化浪潮大气候和中国民主运动小气候)赵紫阳如果有勇气面对专政派放手一搏,并非没有扭转局势的可能。据陈一谘评估:

“在这次八九民运中,党政部门司局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在正、副部长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最明显的是在5月15 日到18日这几天,各界名人都出来表示态度,希望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希望政府用强硬办法。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队副委员 长。离休的八百多名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

如前文提到,假如赵紫阳像两年后的叶尔钦那样爬上一辆坦克演说,让军队返回军营,局势可能改观,这是上策。但赵紫阳错失这一转瞬即逝的成功机会。

赵紫阳的第二种选择是同专政派妥协。即邓小平和元老们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戒严决定后,赵紫阳不再坚持反对戒严的正确主张,服从邓小平,由赵自己执 行戒严决定,并亲自与学生对话让学生看清形势,劝导学生离开广场。这样做专政派自然不会善罢罢休,赵紫阳和广场学生仍难免被“秋后算帐”,但“六四”屠城 悲剧或可避免。

这是中策,也是1986年底1987年初胡耀邦的选择,他在邓小平和专政派压力下作了违心检讨,自己出来和平结束学生运动后提出辞呈下台。事后他承认自己软弱,一是为保护学生,二是避免牵连家属受害。

结果赵紫阳选择了下策,保留个人意见,退下历史舞台。

第三,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未能成为民主运动与体制内改革派之间的“桥梁”,反而替专政派制造出一举击败民主运动与改革派的武器。

例如北京社会研究所知识精英的“三线计划”。他们把学生运动推到“一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二线”,“指导和制约学生”;“三线”由该所所长主持,“利用一线、二线造成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

他们自居学生运动(体制外)与政府(体制内)之间的“桥梁”,其实是一座根本不通的断桥。

还有那份〈五?一七声明〉,自作聪明宣布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是决心对邓小平摊牌,根本是子虚乌有,却给专政派提供了一颗“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重磅炸弹。

第四,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自由与共产党奴役制度的历史性角斗中,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六四”屠杀通过美国CNN电视实况报导,震惊了世界。美国政治领袖当时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向公众表示谴责屠夫、制裁暴政;一面暗通款曲,向屠夫示好,寻 求与其“合作”,助其“稳定”,以维持自由大国与共产奴役制度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balanceofpower)。

1989年6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制裁中国修正案》,第二天(6月30日)布什总统就遣特使史考克罗夫特 (BrentScowcroft)和伊戈尔伯格(LawrenceEagleburger)秘密访问北京,向邓小平示好。他们遭到邓小平一顿痛斥,无功而 返。邓小平说:

“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绝不会让步。”

邓小平敢于如此蛮横对待老布什的特使,因为他看透了美国软弱可欺。早在密使派出一周之前(6月23日),邓小平收到老布什密信。信中说:

“对于阁下对贵国人民的贡献及引导贵国进步,本人极为敬重,有鉴于此,敝人提笔写这封信,请求阁下协助维系这层贵我双方都认为至为重要的关系。敝人已经竭 尽所能,不干预中国内政,敝人尊重贵我两国社会、制度之歧异。敝人只是要向阁下保证,我们希望这个难题能获得解决,既能令阁下满意,又不违我们对基本原则 的主张。朋友之间有歧见必须设法消弭。”

这封信让邓小平一眼看穿,美国政府的所谓制裁,不过是应付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姿态。因而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逼老布什全线退却。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地继续扩大搜捕和公开处决参加民主运动的中国青年。

两名密使在北京碰壁回来,布什在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真的很希望中国采取行动解决目前关系紧绷的问题,可惜未能如愿。”他再次借口通报七国高峰会写信给邓小平,说:“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词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等等。

邓小平回信继续指责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对中国进行制裁,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改变。”

布什见邓小平态度强硬,于10月、11月连续请尼克松和季辛吉访问北京充当说客。邓小平面对这两位中国的“老朋友”,嘴里还是说硬话,态度上开始缓和下 来。他一面对尼克松说:“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煽动起来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美国之音太不象话,一批撒谎的 人在干事。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制定国策,要吃亏的。”一面又说:“你是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 去,开辟未来。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 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尼克松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在美国《时代》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美关系的危机〉中说:
“东亚安全问题上,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与此同时,苏联在这一地区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对于美国平衡亚洲力量,特别是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就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维护同中国的合作 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可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平衡其它的力量,以在太平洋地区取得有利于美国的大国均衡。”

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主张的联中制日、联中制俄大战略。老布什看来接受了他的主张。邓小平在11月6日接到老布什来信,信中表示:“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 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来信建议,在老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帕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 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12月9日,老布什的特使史考克罗夫一行再度访问北京。这一回是公开的。美国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一揽子方案”,包括:“美国取消制裁”,“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邓小平的报答是:“同意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

老布什如此急切地帮邓小平从“六四”屠杀的内外困境中走出,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强烈批评。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契尔(GeorgeMitchell)在国会抨击这是“美国总统以最不恰当、最令人尴尬的方式向中共政府屈服,是对高压的共产中国政权表里不一的磕头外交。”

《华盛顿邮报》批评老布什的决定是“对一个实行镇压和沾满鲜血的政府做出的安抚性让步。”

谁说“六四”屠杀没有胜利者?

胜利者是邓小平。邓小平通过清洗赵紫阳达成了他同专政派的联盟,打退了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阻挡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开始了他的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四、奴役制度挑战自由的历史没有终结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和坦克、机枪阻挡在中国天安门下,但并没有从全球退却。它绕过血腥的天安门广场,半年后抵达柏林墙下。东德共产党 没有效法邓小平下令镇压,让欢呼的民众推倒了这座分隔共产奴役制度与自由世界的监狱之墙。罗马尼亚独裁者西奥塞古下了镇压令,军队拒不执行,反而逮捕和枪 决了这位共产暴君。整个东欧共产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自由。

最后效法邓小平的是发动苏联1991年8月政变的亚纳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宣布自己代行总统职务,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 管国家全部权力,调动苏联红军镇压莫斯科俄罗斯大厦前的示威民众。这出政变闹剧一度获得中国共产党专政派王震等人的喝采,以为莫斯科成了“天安门第二”。

然而当俄罗斯总统叶尔钦爬上一辆坦克演说,与民众一道阻挡军队时,塔曼装甲师的战车调转炮口保卫叶尔钦,堵住政变阴谋者的路。存在74年的苏联共产帝国随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欧初兴之时,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富裕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二十年后,全球超过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进入民主国家行 列。有人从而认为人类已走向“历史的终点”,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言:“我们可能正走向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的终点,并以西 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型态。”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产奴役制度挑战自由民主浪潮的历史没有终结。天安门屠杀后中国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的迅速崛起,正在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却。人们迄今尚未认识到这种新奴役制度的扩张对人类自由的巨大威胁。

因为它是寄生在全球资本主义肌体之上的新共产奴役制度;它向全球自由国家和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它引进全球的资本、资源、信息、人才、技术,与全球跨国资本共同榨取本国劳工,分享高额利润,深受全球大企业的欢迎。

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RobertZoellick)在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 任〉(\"WhitherChina:FromMembershipToResponsibility)的演说中,把中国这种新共产奴役制度的崛起,定义为 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其根据是中国在他指出的下列各个方面,“与前苏联截然不 同”: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决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所有这些,正是共产中国鉴于苏联共产制度崩溃的教训而采取的新战略,但没有改变其共产奴役制度的本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把毛泽东的封闭式共产奴 役制度改造为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改变的是这个奴役制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自力更生”的锁国战略变为“改革开放”的全球战略。而共产奴役制度支配下不自 由的巨大人力资源,一旦同全球自由资本与现代先进技术相结合,其增长的经济、科技实力足以使中国迅速在军事上霸权崛起。

西方自由国家对中国新奴役制度的霸权崛起有一种误判,就是佐立克演说的结论中所说:“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 国合作。”在佐立克看来,美国给今日中国开放的共产奴役制度输血,扶植它在经济、军事上崛起;等它更加强大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自动放弃权力垄断,接受自 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平演变”为“明日的民主中国”。
这是天真的幻想。有人不是报导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重复出现41次“民主”吗?不错,他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民 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制 衡、一切权力归“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天安门屠杀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物。胡锦涛在他从江泽民手中 接过军权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上早就说过:

“国内媒体打着政治改革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苏联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多元化,造成党和人民思想混乱中解体的。”

中国新奴役制度军事扩张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台湾。它一天吞并不了台湾,就一天没有安全感。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为什么那么害怕台湾入联公投?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的一票就能否定台湾入联,怕什么?

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奴役制度中国,怕的不是台湾入联,它自己就有22年没有入联。它怕的是台湾公投,怕的是台湾人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是对中国 被奴役人民的示范,是对中国共产奴役制度的最大威胁。它将使中国共产奴役制度永远征服不了台湾人民,也将使中国人民效法台湾人民从被奴役走向自由的榜样。

我们今天纪念2?28:6?4就是中国的2?28,2?28就是台湾的6?4,都是奴役制度为巩固恐怖统治杀戮中国人民和台湾精英。只要奴役制度挑战自由 的历史没有终结,6?4和2?28的悲剧随时可以重演。哪一天共产奴役制度开始用“一个中国”绞索套住台湾、遭到自由的台湾人民反抗之时,就是2?28、 6?4悲剧重演之日。

我们接受2?28和6?4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自由人民不能对奴役制度妥协、退让,放弃自由、民主、独立的坚持。

台湾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自由之国。她今天面对共产中国的军事和统战双重威胁。共产中国的军事力量征服不了台湾人民。最危险的,是台湾内部被中国共产党统战的“一中”势力与中国国民党旧党国传统势力连手在台湾“变天”,自愿套进共产奴役制度的“一中”绞索。

自由国家如果选择错误,可以倒退为不自由国家。1930年代的德国,选择希特勒,不但德国“变天”,变成纳粹帝国;当时全球33个自由国家中的22个变了天。

一个月后的2008总统大选,台湾就面对这样的选择。台湾如果“变天”,不但失去自由民主制度,连国家都会失去,台湾的天变成中国的天。

马英九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国骄子。凡走过的必留痕迹,他的经历大家知道。今天他的背后,不仅有旧党国体制留下的传统旧势力,还有胡锦涛中国这些年来经营的统 战势力。马英九主张“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主张同中国共产奴役制度签订“和平协议”。马英九不久前访问日本时说:

“当选后先要把两年前连战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达成的共同愿景落实,变成政策、计划和协议”

什么是连战、胡锦涛“共同愿景”?就是共产中国绞刑架上准备绞杀民主台湾的那根绞索“一个中国”。你伸长脖子套了进去,唯一的前途就是一命呜呼。“30年至50年和平协议”,不过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中国特色”,过去叫做“绞监候”。

这一点毛泽东在1972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时就说得坦率:“一个中国”就是“一个吃掉一个”,蒋介石的“一个中国”要反攻大陆,吃掉“毛匪”;毛泽东的“一个中国”要解放台湾,吃掉“蒋帮”。那时毛泽东自知还没有力量吃得下,才说“等一百年让子孙后代去解决”。

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把台湾推进到自由、民主、独立国家的今天,难道还要让马英九把这个新生之国虚拟为“一个中国”送上们去,让胡锦涛那个实体的“一个中国”吃掉吗?

纪念2?28和6?4,就要记住历史的教训,拒绝奴役制度和向奴役制度妥协的旧势力,不让人民已经获得的自由、民主、独立得而复失。



2011-02-20 13:50:08

主题: 被打扮的历史
李江琳:从一份文件看历史是怎样被打扮的
发布者 guzheng 在 11-02-14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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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琳

1959年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噶厦主要官员、经师以及家人离开罗布林卡。由于仓促出走,许多文件没能带走。“拉萨战役”后,解放军在罗布林卡收缴了噶厦政府的大量文件。对中共来说,这些文件可以用来证明“噶厦政府预谋叛乱”。可是,几十年来,公布的文件只有1959年4月发表的达赖喇嘛与谭冠三往来的六封信。资料显示,谭冠三共写了四封信,“达赖喇嘛与1959年3 月16日给谭冠三复信后,18日,中共中央代拟了谭冠三给达赖喇嘛的第四封信。”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166页),可这第四封信一直没有公布。

我在研究1959拉萨事件时,找到1959年5月7日的新华社内参,其中刊登了一份重要的“缴获文件”。内参全文如下:

新华社拉萨讯 最近在罗布林卡的译仓(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中发现了一份叛匪发给各宗(县)溪(乡)的命令的底稿。叛匪在这个命令中胁迫各地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都要到拉萨来参加叛乱,甚至公开威胁说,如有“贪生惜命,抛弃事业者,定将依军纪给予惩处”。

这个文件是用竹笔黑墨写在藏皮纸上的。原文系藏文,文件长四十五公分半,宽五十八公分半,略大于半张报纸。原件无日期。文件的全文如下:

广大的各宗溪:
康藏僧俗人民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正在进行,你们全体属于教地(按指西藏)之僧俗人众,均需为佛法着想而增军,督促征召18岁以上、60 岁以下的人,并暂时由各地自己筹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来拉萨,不得怠慢。如有对宗教之事不负责任、贪生惜命、抛弃事业者,将依军纪给予惩处,而不是口头说说罢了。此事切记为要。

西藏全体会议土猪年月日

这份“没有日期”的文件出现在1995年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乱》188页)的时候,却有了日期:

“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溪发布的命令
土猪年(1959年3月13日)”

1959 年内参中的文件是以“西藏全体会议”的名义,1995年变成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而且还有了一个奇怪的日期:3月13日。这个日期非常重要。 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原定达赖喇嘛于3月10日到军区观看文艺表演的消息引起藏民疑虑,包围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而引起的。达赖喇嘛于3月17日深夜出走,3月20日解放军炮轰罗布林卡,开始镇压。“西藏全体会议”的这个文件,是中方用来证明藏方有预谋、有计划发动叛乱,主动下手的证据。发布于3月 13日,即达赖喇嘛出走之前,是这份文件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必要条件。

可是,为什么在1959年5月7日的新华社内参里公布时没有这个日期,而到1995年却出现了呢?藏历只有土猪年,没有月日,公历完整的年月日又是怎么来的?

1959 年之前,拉萨使用两套计时系统,藏人延续历史习惯,使用藏历,中方官员使用公历;藏人使用“印度时间”,中方人员使用“北京时间”。这份用藏文书写、写给藏人看的文件,只有不完整的藏历日期,却有完整的公历日期,这不符合藏人习惯。因此,我认为这个日期十分可疑,一定是后来加上去的。

1995年《平息西藏叛乱》是“内部发行,不得引用”的资料,也就是说,虽然该书所收录的文件已对原文进行过删减和修改,但仍然不是给普通读者看的。给普通读者看的是2008年出版的“官方正史”《解放西藏史》。这本书中引用了上述文件,但引文却是:

“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于13日向西藏各宗发出命令。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岁到60岁的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来拉萨,不得怠慢’。”(《解放西藏史》363页)。

将这三份资料比较,篡改的痕迹和过程一目了然。

然而,对这份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可见,日期和内容有个很大的矛盾:内参和“内部资料”中的文件均称写信时,“武装斗争正在进行”,显示该文件起草时,战事已经开始,故“西藏全体会议”令各地符合条件的男人自带武器速来拉萨增援。也就是说,该文件是在作战过程中写的。可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是,1959年3月13 日,拉萨事件中的武装冲突尚未开始,前一日部分噶厦官员和人民代表在开会时,还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求中央宽容”。3月13日还没有任何理由称“武装斗争正在进行”。《解放西藏史》的编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个矛盾,于是把“武装斗争正在进行”改成“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这样一改, “现在进行时”变成了“将来时”,看上去就比较合理了。

好在,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时任噶厦秘书的格杰巴·丹增多吉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提及起草该文件的详情:

“19 日……孜本叙亏巴(按:即雪苦巴,“拉萨事件”中被选为“协调小组”负责人之一。)和四品官洛桑次旺二人专门把我叫到司令部,令我草拟一份‘全西藏人民站起来,向红汉人共产党进行反击战斗。拉萨附近的个寺院和广大的贵族、政府、寺院的百姓要心怀政教之安乐,令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所有僧侣民众,自带武器和干粮,昼夜兼程前来增援’的指示件。按此指示我又草拟了一份指令稿,然后又誊写了15份,盖上了司令部的印信,准备颁发。但因炮声越来越大,子弹犹如雨点般地飞来,所以此指令未能找到机会送出去。”(《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77页)

可见,这一文件是在解放军开始轰炸罗布林卡之后起草的,而且并未颁发。事实上,1959年3月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的藏人只是自发地包围罗布林卡,向噶厦政府请愿,要保护达赖喇嘛。至今没有证据显示藏人实施了进攻解放军的军事部署。相反,有文件证明,中国政府最高领导早就计划大打一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调动和部署。1959年拉萨的武装冲突,是解放军按照计划主动发动的。但是多年来的宣传一直说是藏人乃至噶厦政府主动发动叛乱,解放军只是去平息叛乱。几十年后,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无日期的文件上就神秘地出现了3月13日这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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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0 13:46:19

主题: 清华教授: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清华教授: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发布者 thchen 在 11-02-18 08:12


人民网2月14日转载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现已被从网络中删除,引起网民的猜测,这是人民网工作人员的失误,还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又一个春天?有评论指,该文旗帜鲜明、立场明确、条理清晰的分析了作者对当下社会情况及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文章如下: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 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 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

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 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 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孙立平)

□ 一读者推荐



2011-02-20 13:37:58

主题: 网络长城之父方滨兴有话要说
网络长城之父方滨兴有话要说



方滨兴,中国网络长城之父注册了6个VPN(虚拟专用网络)账号,他通过VPN连接一些他当初帮助屏蔽的网站。

50岁的方滨兴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他说:“在家里的电脑上我有6个VPN账号,但我只将它们用来测试GFW与VPN谁更厉害。”

“我对乱七八糟的消息,例如反政府的信息,不感兴趣。”

最近中国大陆流传着一个受欢迎的笑话:去年圣诞节时马克·扎克伯格突访北京。这位备受挫折的Facebook创办人向中国的网络创业者展示了如何穿越网络长城。

他告诉企业家们:“当我一到达,我就不能登录我的Facebook账户了。”

这则笑话也许不是真的,但中国的网络长城相当强大,它屏蔽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网站,其中包括: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Wikileaks。

方滨兴的作品让他在十二月新浪开微博账号的时候饱受网络批评。在3小时内,大约1万网民给他留言,其中几乎没有称赞之辞。

为国牺牲

方滨兴自身定位为学者,他说:他只做对的事,无论如何,他会坚定不移。

他证实他是网络长城关键部分的主要设计者。据报道网络长城1998年开始,2003年正式推出。

几天后方滨兴关闭了它的新浪微薄,并且直到现在一直对此事件保持沉默。

“我将网民对我的辱骂视为我为国家所作的牺牲。”方滨兴说:“有些人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失态。比如美国签证没通过,他会背地里骂签证官。

对方滨兴的大量挖苦和辱骂全是因为他建立的关键字过滤技术,因为方的作用,这种技术可以过滤有争议的关键词并屏蔽被视为敏感的网站。

方滨兴拒绝透露网络长城是如何运作的,他双手抱胸说:“这是机密。”

方滨兴说网络长城的未来不由他说了算。

方滨兴咧嘴而笑:“因为我的项目是最优秀的,所以最终入选。”然后他停了一下又说,“那时国家急需一套这样的系统。”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说:1998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转折点。

张说:那时门户网站新浪和搜狐首先出现,中国网民达到一百万,同时政府开始认真对待互联网。

张说:建立网络长城是对未知的新生事物的自然反应。

耐心和理性

这位网络长城之父并未回避要保护中国大陆、监控互联网信息流动的重大决定。

他说:这种防火墙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中国不是唯一监控和管理互联网的地方。

“据我所知,大约180个国家包括韩国和美国也监控互联网。”

当提到与中国独特的设计比较时,他回避了关于海外的网络审查的数量和质量的话题。

部分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当遇到网站内容违反法律的时候,会禁止连接网站,例如:德国屏蔽新纳粹的信息。

使中国网民烦恼的是不能上Facebook和Youtube等明显无恶意的网站。

据报道当被问及突尼斯和埃及之后谁会是下一个进行政治变动的国家。助力推翻埃及穆巴拉克专制的Wael Ghonim回答说,“这要问Facebook。”社会网络工具不仅仅是为娱乐而设计。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周四说:今年美国政府会花2500万美元帮助网民绕过诸如中国网络长城等限制,实现完全自由地互联网信息流动。

当被问及如何评论希拉里在这周更早的讲话时,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重复以前官方的评论说,“中国网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

持久战

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志安指出:上一个十年,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在网民的意识中和言论自由上已取得较大进步。

“这样的改变是巨大的,中国的互联网仍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听取外国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观点,但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日程表。这个进程要花时间,我们应该有耐心和理性。”

方滨兴承认他的网络长城在分辨好坏信息上做得不够好,如果一个网站包含敏感词,这个防火墙经常因为技术的限制而简单地屏蔽全部。他预计未来网络长城会变得更复杂。

方说:“这个防火墙监视和屏蔽所有信息。这就像因为安全门不能很好地区分水和硝酸甘油,乘客就不许带水登机一样。”

说话之前,网络长城之父总是要停顿几秒,然后用深思熟虑地用平和的语调说出。

方声称:“要求更加开放的信息流动代表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一种软实力威胁。”

“一些国家希望朝鲜开放互联网,但如果它真的做了,其他的国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上海时,他向中国学生谈到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的重要性。

一些分析认为近些年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言论自由有所扩展,同时另外一些则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将一如既往地与网络长城作战。

中国拥有超过4.5亿网民,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

方说,在网络长城和虚拟私人网络之间将会是持久战。

“目前网络长城是相对落后的,需要改善。这种情况好比交通控制。司机应该遵守规则,网民也应该如此。”

方滨兴简介

1960年生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
1977年邓小平同意恢复高考,当年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他成功成为27.3万名大学生中的一员
1978-1989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计算机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4-1999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
1999年开始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
2000-2007年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
200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1年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获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
2007年公安部信息安全特别顾问
2007年国防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2007年12月被任命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原文Great Firewall father speaks out by FangYunyu,刊载于环球时报英文版。ZJL译。



2011-02-20 13:35:38

主题: 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抗议 政府出动军警抓人
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抗议 政府出动军警抓人

万维读者网    2011-02-20 09:35:35

    万维读者网晓微综合报道:在北非和中东多国的「茉莉花革命」继续延烧之际,中国19日阻止维权人士发起的、拟于20日在国内各城市举行的集会示威。美联社20日晨报导,当局先后带走14名维权人士。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则表示,19日至20日,在北京、浙江、四川、贵州、湖南和上海等地,共有超过百名异议或上访人士被带走、限制外出或下落不明。

    当局怀疑他们可能与美国网站「博讯」刊出的贴文有文,该贴文号召中国网民20日下午2时到北京、上海、天津及广州等全国13个主要城市的广场集会,提出政治改革、改善民生及新闻自由等诉求。

    中共中央19日还在北京召集省部级高官赴北京开会,部署如何因应国外风起云涌的民主大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都出席了该次大会,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要求加强信息网络管理,引导网上舆论并控制流动人口。

    胡锦涛向高层官员强调,当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要求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由于中东多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时机敏感,北京当局突然召开这一会议,用意明显。

    经常报导中国敏感新闻话题的「博讯」网站,19日刊出「中国『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贴文,号召包括「结石宝宝」家长、下岗工人和拆迁户等民众参加,并提出「只要是对未来还有梦的中国人,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地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贴文提出要工作、要住房、要公义以及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和新闻自由等口号。但发布该消息的「博讯」网站怀疑因此遭到攻击,使网站瘫痪。大陆互联网站相关的帖子都被删除,

    此前中国网络红人「红衣大叔」曾创作「怒吼吧,埃及雄狮」短片,用歌曲来声援埃及和中东国家人民的民主,在网上疯传,但旋即遭到封杀删除。

    美联社援引德国维权人士苏宇彤说,中国公安先后带走14名维权人士。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太太表示,公安人员19日晚带走了她的丈夫,目前下落不明。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北京异议人士何德普和太太,今早想外出买菜时,在家门被公安人员拦截,不准两人外出。而曾经在北京企图自焚的上访人士王学勘则指出,有公安15日晚登门,禁止她外出。中心相信,是与茉莉花革命有关。

已有多人失踪或被带走

    网路运动号召民众集结、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示威活动之后,社会运动人士今天表示,多名重要中国维权人士已经失踪,或被警方带走。

    中国社运人士表示,自昨天起,已有15名中国维权律师和社运人士失踪,中国政府显然也加强网路监控。

    活跃人士指出,在各界散传「中国茉莉花革命」贴文,呼吁今天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特定地点高呼口号之后,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都被警方拘提。

    维权律师倪玉兰告诉法新社(AFP):「这几天,许多人权捍卫者都失踪了(被警方拘留),其他人则被软禁在家,行动电话完全被封锁。」

    倪玉兰自己和丈夫都受到监视,她说:「派到我家外头的公安人数增加了。我们一出门,他们就跟踪尾随。」

    维权律师滕彪、许志永、江天勇等人的电话今天都无法接通。亲友和社运人士说,他们都被警方拘留。

各地军区严阵以待

    让茉莉花香飘一会儿,飘越长城,飘到北京王府井,飘到天津鼓楼下,再飘到广州人民公园。「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公义;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波澜壮阔的革命狂潮,由非洲蔓延到中国,内地网民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号召群众今天上街,沉默散步或高呼口号,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传闻解放军严阵以待,已提升至「战备状态」,也有大量访民被拦截严查。

    今年 1月 14日,北非突尼斯总统阿里下台,结束 23年独裁统治,以该国国花茉莉花为名的革命取得胜利,感动全球。 2月 11日,在位 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2月 20日的今天,中国人民尝试把茉莉花的种子散落黄土地。
中国网民上周开始默默起革命,透过 twitter等社交网站推动一场中国茉莉花革命。有关讯息大意说:「不管你是结石宝宝的家长、拆迁户、还是上访者;不管你是不喜欢有人说爸爸是李刚、还是不喜欢看温影帝表演;不管你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还是共产党员;在这一刻,你我都是中国人,你我都是对未来还有梦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为我们子孙的未来负责。」

    网民在 twitter不停转发「中国茉莉花革命」的集合通知。

    该讯息续说:「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号,或许,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改变……集会结束时,不要留下垃圾,中国人是高素质的,是有条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集会地点散佈在全国 13个主要城市,时间是今天下午 2时。网民呼吁,集会以散步为主,尤其是早期的集会不建议喊口号,避免早期活动被镇压或扼杀。散步人士尽量保持沉默,如果相互交流,应尽量把话题集中在通货膨胀、国民福利、贪污腐败等,不要过多谈论结束一党专政话题。
事件已触动北京的神经。网上流传,有解放军的朋友向网民提出警告,不要再发佈有关茉莉花革命的相关内容,并抱怨他们部队现在都不许休息,已提升到战备状态了。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全国两会两周后在北京召开,照例将引来各地访民,当局为提防茉莉花革命在此敏感时期被複製引爆,正在部署「大截访」。关注访民的「阳光公益」创办人刘安军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约有一百多人被当地的截访者绑架走了,大规模的这种绑架会在本周末开始。

    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时因反对镇压学生被撤职坐牢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昨日在电话中表示,对内地民众发起「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感到「很鼓舞」,他说:「虽然最后还不知怎麽样,但说明民众有(争民主的)正气,很可嘉。」

    茉莉花可会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内地着名博客作家莫之许认为,端视北京的态度。他在 twitter留言说:「我觉得吧,这个中国茉莉花行动是一挺好的行为艺术策划,国际、流行、时尚,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当真了就输了;革命不会因为艺术策划而点燃,只会因为中南海的错误决定而点燃。」

    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则说,北京先后吸取了八九民运及 08年西藏骚乱的教训,在全国各地安装大量摄录监察系统,又把知识分子吸纳进党政机关,大大减少了群众集会的能力。他说:「突尼斯同埃及都係要靠知识分子主导革命,但係喺内地,好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冇咗佢哋,好难喺中国发动茉莉花革命。」

中国茉莉花革命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集会地点
 
1)哈尔滨 哈尔滨电影院门口
2)长春 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3)渖阳 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4)北京 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5)天津 鼓楼下
6)西安 北大街家乐福门口
7)南京 鼓楼广场秀水街百货门口
8)上海 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
9)成都 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
10)武汉 解放大道世贸广场麦当劳门口
11)杭州 武林广场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12)长沙 五一广场新大新大厦门口
13)广州 人民公园星巴克门口

茉莉花革命唤醒新闻界

    中国网民号召今日全国 13城市民众走上街头,发起「第一次茉莉花革命」之时,广东南方报业集团前资深新闻人长平也呼吁内地新闻界,勇于挣脱言论枷锁,表达对言论禁锢下社会频发不公现象的不满。上月被南方报业除名的他,目前正力争出版书作,反映内地民间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新型反抗。

    长平接受本港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对自己因批评当局遭除名不感后悔,呼吁内地新闻界同仁,要勇敢挣脱言论限制的枷锁,争取新闻自由。电视台拍到他与一众同仁在惜别宴席上的情况,送行者中包括曾在其手下工作的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前主任彭晓芸,她是因报道开罪当局,不久前被报馆除名。

    长平在酒席上说:「我离开了,但失去的并不是枷锁,因为我并没有戴着它。我希望大家也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他表示虽离开南方报业,但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前景仍然乐观,因为中国的传媒人已经觉醒,大家正在共同努力,同时也有待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提高。

    长平指,过去 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勐发展,但没有让底层人民得到相应的好处,城乡强拆令人髮指,到了掠夺和非法拘禁人民的地步。据悉他目前正争取出版一部反映内地社会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新型反抗的书作,暂名叫《抗议的重生》,但据悉由于当局审查等原因,出版并不顺利,原定春节前一定交货,但迄今未能面市。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报业集团辖下《南方周末》、《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在南方报业 10多年,多次因撰写有违当局意识形态的文章而受批评; 08年拉萨骚乱后,他在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网发表评论文章「西藏真相从那裡来」,质疑中共的西藏政策,惹当局恼怒,被调离採编部门,委以研究虚职。

    过去两年他口笔不停,在互联网和各地演讲中继续发声,批评当局政策,更拒绝上级要求他收声的指令。消息指,中宣部某副部长前不久在广东视察时,点名要南方报业集团将他「清理出队伍」。上月底,南方报业以「合同到期不再续约」为名,将他除名。事件引起内地传媒界譁然,在网上发起声援,有数千人签署。



2011-02-20 13:34:56

主题: 林辉: 蒋介石身边最大的中共特务的下场
蒋介石身边最大的中共特务的下场

作者:林辉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率先挑起了内战。三年战争,中共夺取了江山,国民党败走台湾。国民党落败,绝非是中共军队有多么了不起,而是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外, 更在于国民党内部那些“重量级”的中共间谍的内应。此文要说的就是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据说毛所言的“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 就占去五十万。想一想,当两个对手鏖战之际,一方早已知晓另一方的作战计划,胜负不是早已定矣?

郭汝瑰是四川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5月,郭汝瑰在四川秘密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因不满中共不抗战而追随国民党抗日。1937年,郭 汝瑰作为42旅代旅长,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其后,郭汝瑰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调 到国防研究院任委员,专门培养“全能将校”;不久,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又任命他为训练团副大队长。

抗战胜利后,郭汝瑰已荣升为国民党中将,不仅是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且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素以“挖心战”为能事的中共当然也“相中”了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何况他曾参加过中共。于是派人经常在他耳边吹风,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由此让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再次开始憧憬起来。

最终,郭汝瑰选择了背叛对自己信赖有加的蒋介石,而成为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间谍。他除了多次与董必武见面,还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也有人称,郭汝瑰其实一直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还被提升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并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 到各战区视察。换言之,国民党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郭汝瑰都了若指掌。而大量生死攸关的情报,均被已成为了中共间谍的郭及时送到了毛的手中,其中 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 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泄露军情外,还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中共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如1947年3月,在郭汝瑰协同顾 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时,他一直对蒋中正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蒋介石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而放“刘邓大军 ”突出黄泛区直抵沙河。

当年在徐蚌会战中被中共俘虏的国军将领杜聿明曾怀疑过郭汝瑰,并当面指斥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

有了郭汝瑰这样一个甘心为中共效力之人,结果如何不难想像,就是国民党处处被围、被打,直至将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的蒋介石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想必蒋介石依旧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信任之人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为中共坐拥天下立下了大功的郭汝瑰,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的日子却只能用“凄风苦雨”来形容。生性多疑的毛在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并未授予其军衔,也没有恢复其党籍,只是任命他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后在镇反中,诬陷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 长,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

不知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中,郭汝瑰是否会意识自己曾经的背叛是如何的令人不耻,是如何对不起对自己无比信赖的蒋介石;也许才会意识到毛泽东根本无法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真实的共产党与自己心目中的共产党真是天壤之别。

据说,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1978 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从中共那里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而终于有些清醒的他在晚年时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 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内中披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 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 先生是抗日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什么还用说吗?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他的子女后来如此评价父亲:“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大学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名小学生。”也许,从做人上而言,郭汝瑰也少了“诚”和“忠”吧。



2011-02-17 10:17:34

主题: 消失22年六四抗命将军首次露面不后悔(两篇报道)
消失22年六四抗命将军首次露面不后悔(两篇报道) 
 
  
1.消失22年六四抗命将军首次露面不后悔
2.港媒大赞六四抗命将军称无愧中国军人良心

                    ※   ※   ※   ※   ※

                    消失22年六四抗命将军首次露面不后悔

据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六四”抗命英雄徐勤先将军依然健在!有海外友人14号碰巧联络到这位当年公开抵制上级命令,拒绝率部进京镇压学生运动的前解放军38军军长。这是他因抗命消失22年之后,首次公开对外发声。

据香港《苹果日报》15号的报道,这是一次非常偶然的采访,由于有事要向毛泽东前秘书、中共党内开明老人李锐先生请教,这位友人14号中午致电李宅,不经意得知徐勤先将军正好也在李家。

据悉,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备受关注的徐勤先已经在公众面前消失了22年之久,海外此前曾有舆论称,他已被中共枪毙;近年又有消息说,他已经病逝。徐将军对来自海外友人的问候,多次表示感谢,当听到海外有传闻说他已去世时,老人哈哈大笑说:“那倒没有!我的身体还算可以,有点小毛病,但问题不大”。在被问到对22年前拒绝率部进京镇压学生有何想法?以及是否后悔时,他神态淡定地回答说:“已经过去的事儿,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当年)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

徐勤先表示,他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并非戴罪之身,现在还是来去自由,“有时住北京,有时住石家庄”。据与他相熟的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在新书中透露,徐刑满出狱后,当局起初安排他在河北的保定居住,但保定是38军多年以来的驻地,他的部下太多,为避免出事改为安置在石家庄。

报道又说,关于徐勤先六四抗命事件的详情,新华社前资深记者杨继绳于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披露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新书还附有徐的近照,让其尊容首次曝光。杨继绳在书中透露,当年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治,5月17日接到北京军区开会通知。与会者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调兵戒严的命令,要军长们当即表态,但徐表示:“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

李于是要他“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致电政委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然后就回到医院。他后来与朋友谈及这个事件时称:“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中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得悉事件后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并告知军委主席邓小平,邓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后被军事法庭判监五年、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

《苹果日报》的报道又说,近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积满白雪的地面上被人写下了“六四”两个大字,相关的照片迅速在推特上流传,引起广泛关注。几乎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埃及人民反政府抗争胜利的消息,对此,中共继续低调处理,任何有关埃及的敏感帖子都会被迅速从网上删除,埃及的装甲车和军车图片也同样在被禁目录中。有分析人士认为,埃及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潮及军方的坦克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也是北京当局最为敏感的神经。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的“六四”抗命英雄徐勤先将军也在消失多年之后于此时首次露面,更令人感受到其“宁愿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罪人”的恢宏正气,以及“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坚定信念,与其不愧为中国军人的良心。

□ 法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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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媒大赞六四抗命将军称无愧中国军人良心

当埃及民众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时,多少国人被唤醒了22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当美国讚扬埃及军人不向示威者开枪时,多少军人被唤醒了22年前长安街枪林弹雨的羞愧。但是,当年抗命不带兵镇压学生的解放军陆军38军军长徐勤先,直到今日仍然可以无悔、无愧,正正代表了中国军人的良心。


开罗解放广场的反政府抗争,终以人民的胜利、独裁者的流亡而落幕,但早前民众与军警、坦克对峙的场面,一幕幕惊心动魄,一幕幕令人回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悲哀的是,中共领导人当年选择了血腥镇压,中国的军人当年多数选择了执行中共的命令;令人感叹的是,埃及民众远比中国民众幸运,这或许也是历史的进步。

徐勤先当年抗命的详情,他接受新华社资深记者访问的相片、接受海外友人访问的声音,适逢此时曝光,更令人感受到其「宁愿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的恢宏正气,更令人感受到其「做了就没甚麽后悔的」坚定信念,更令人感受到其不愧为中国军人的良心。

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一直将军队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建政后的和平时期,都在解放军中推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中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就是执行对军人洗脑的党务人员。因此,徐勤先当年抗命,不带兵出征镇压学生,但38军仍在政委王福义等带领下,参加了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更有八名士兵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屠夫」。

身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徐勤先,深知抗命是杀头之罪,但仍做出了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选择。一如他后来在军事法庭受审时所陈述:「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沾污这个历史。」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

□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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