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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10101000000 ~ 20110201000000


2011-01-23 14:30:18

主题: 傅春雨:关于“自发欢迎”的几个问题
傅春雨:关于“自发欢迎”的几个问题
发布者 guzheng 在 11-01-23 08:46


                            ·傅春雨·

一、是\"自发\"还是\"被自发\"?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11年1月18日至1月21日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胡所到之处,都有以华人学生会,同乡会等名义组织的,据说是\"自发\"的欢迎。

很多网友质疑这些欢迎是不是\"自发\"?从转上网的有关通知来看,这些\"自发欢迎\"都由组织者安排车辆来回接送,并提供不同程度的饮食与交通补助。并且,参加者被要求提前报名,提供姓名,电话,E址,还说\"名额有限\"。再者,欢迎的标语,横幅,旗帜等必须由组织者统一制作,任何自带标志需事先取得组织者同意。还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不同组织者筹办的欢迎活动分布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均匀地覆盖了胡主席行程中有可能与公众互动的场合。这样高度协调,严格组织的\" 自发欢迎\",显然属于\"中国模式\"。

常听说\"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广到全世界。看来此言不虚, \"被代表\",\"被自愿\"的殊荣不再由国内同胞专美,海外的“爱国”华侨华人、留学生也尽可以享受\"被自发\"。

二、是去\"欢迎\"还是去“扎场子”?

去年胡锦涛也到访过美国,那次并没有\"自发\"的欢迎活动。当时,有关方面还放话称为推进礼宾改革,今后领导人出访将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迎送。本来,这是一个进步,说明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礼宾改革的必要,并不在乎欢迎场面,不是要摆谱。

那么,言犹在耳,这次怎么又退回去\"自发\"了呢?而且,真搞欢迎,有一场也就足够了,有必要一场接一场地办流水席,搞接力赛吗?

个中的奥妙在于,自发或非自发的\"欢迎\"不止一类。胡主席来访,民主异议人士,藏胞维胞台湾同胞,法轮功人士照例会组织些另类\"欢迎\",表达他们的诉求。胡主席上次访美虽没看到\"中国模式\"的\"自发欢迎\",但还是碰上了些世界通行模式的\"欢迎\"。胡主席心里肯定不爽,他手下的人一定觉得很失职,很丢面子。而这次胡主席正式访问,正值刘小波获得若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自然会广受关注。于是这次又有\"自发欢迎\"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 \"自发\"欢迎其实不在乎欢迎场面,不是要摆谱,而在于\"屏蔽\",在于占地盘,排挤遮压另类“欢迎”。所以才有必要一场接一场,把胡主席有可能被另类\"欢迎\"的时间场合都照顾到。也就只好难为各位“爱国”华侨华人、留学生,多\"自发\"几回去给胡主席扎场子,辛苦辛苦。

国内网民在电脑上看不到敏感词,那是网管们的功劳。中国的电视观众看不到另类\"欢迎\"场面,“爱国”的华侨华人、留学生居功崛伟。光荣是自不待说,大冷的天,这任务也是足够艰巨。一点小小补助,就实在不足挂齿了。

三、是当公民还是当顺民?

这样的\"欢迎\"该不该去呢?回答可能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定位和选择。

前不久有报道,中宣部发文要媒体禁用\"公民\"及\"公民社会\"的字眼。中宣部也有实事求是的时候,中国眼下本来就没有公民,何狂称之?。炎黄子孙在天朝疆域之内,只能做顺民,当臣民,那是伟光正的\"核心利益\"所在,小百姓别无选择。世界也不可说三道四。可在胡主席就要到访的美国,\"中国模式\"好像暂时还没有普及推广到位。华人做公民(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还是继续做天朝顺民,个人多少还是可以有些选择的。

想做公民的,就应该懂得,在公民社会,宽容异议,保护少数,是一个基本的准则和理念。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的异议,皆有和平表达之空间和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容破坏,侵犯和打压。\"表达,也让别人表达\" 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起码常识和素养。

愿做顺民的,就会以为任何形式的异议,任何不同意政府声音的表达都是上犯天条,罪不容赦。在专制社会,胆敢表达异议,立刻会被施暴警察\"平息\",\"粉碎\",投入黑牢。作为一个顺民的起码常识和素养,段位高的会做出义愤填膺状,冲黑牢里的傻子吐几口唾沫,或再踏上一只脚蹂躏几下。段位低一些的也知道适时地拍手称快,坚决拥护。再低一些的,至少要假装什么也没看见,\"闷声发大财\"。

可在胡主席就要到访的美国,对付那些忤逆不恭的示弱抗议,用J-20运几万施暴警察来粉碎,暂时还不太方便。只好由使馆的同志们发扬\"白区\"地下斗争的光荣传统和看家本事,让学生会,同乡会出面去组织\"欢迎\",去给胡主席扎场子,站人墙。

在国内,不想做公民,做不成公民,罢了。可到了国外,还是不当公民甘做顺民的,真让人错愕。“不明真相”去单纯欢迎或凑热闹的,情有可原。可有些明知这类变调\"欢迎\"原委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大概是像法严寺的贾桂,顺惯了。不顺就周身不自在,不舒服。而且一旦看见别人不“顺”,立刻就像好斗的蛐蛐被拨弄了须子一样,必欲\"顺\"之而后快!以前的类似场合,上去抢标语,围攻辱骂,掐架动粗的,乃至闹上公堂,吃官司的,时有所闻。这次没听说有类似事件,看来是学得乖巧了些。只是技术性地屏蔽排挤异议表达。令人好笑的是,许多“欢迎”者大老远地折腾到指定地点,在严寒中伫立翘首好几个小时,与示弱者壁垒对峙,最后连胡主席车队的影子都没看到。原来组织者声东击西,胡主席的车队早已安然绕道而行,成功地避免了不爽。虽然没有“迎”到胡主席,一睹萎人风采,可毕竟还是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这些“爱国”的华侨华人、留学生身子虽冷点,累点,想必心里还是充满了幸福感。人家黄继光为革命枪眼都可以睹,这点小小的奉献算什么?领导就不用表扬啦。

听说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本人还要残暴。道县大屠杀一类的史实可资印证。专制制度下的顺民,比专制者本人更缺乏宽容精神,更加不能容忍异议。某些\"爱国\"的华侨华人、留学生的行为则可作注脚。

四、展现什么样的大国形象?

该不该再继续组织这样的变调“欢迎”?中国领导人其实应该三思。

中国要和平崛起,不称霸。世界耳熟能详。世界也在\"听其言而观其行\"。中国的领导人出访,无疑是世界\"观其行\"的一个绝好机会。

老说美国搞霸权主义,霸道得很。可它再霸道,布什,奥巴马出访,总少不了有抗议示威,规模还不小。也没听说它的使馆在背后搞什么名堂。中国不搞霸权,不耍霸道。可领导人出访做客在外,都蛮横得连个小小示弱都容不下,暗中兴师动众,撒纳税人的银子组织“对抗赛”,甚至上演全武行,“顺我者亮,逆我者藏”都搞到人家的地盘上了,这不是耍霸道,搞霸权是什么?

中国不搞霸权,不耍霸道。可中国不喜欢的人,谁敢邀请访问?中国不待见的人,谁敢接待?找制裁呢!中国特判的饭醉分子,一个民间组织也敢给奖?它政府还管不了?取消交流,不给合同!一个颁奖仪式,做得比当年纳粹还过分,这不是耍霸道,搞霸权是什么?

常抱怨世界不了解中国。要说呢,这抱怨也有几分道理。世界其实还真不怎么了解中国,像“躲猫猫”,“俯卧撑”一类的,老外哪知晓?听说中国的人权好三倍,人家正将信将疑,胡主席一出访,坏了,人家不信了。一看那动辄一两千人的“欢迎” 阵仗,把示弱的消解于无形。人家难免要想,在外面都这么霸道威风,在自家院子里消解异议还不知用些啥手段哩!那三倍是不是也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样,水分多了点?正如奥运火炬传递时,对藏人抗议的过度反应,“蓝衣卫士”的粗暴举动,让欧洲许多历来亲中的自由派人士对中国政府第一次有了感性的认识,谁又能说这不是后来刘晓波获奖的契机之一?

宽容异议,容许反对,让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和平地表达,在充分而公平的表达中竞争,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国的崛起,不能自外于这个主流。世界决不会适应一个在内外都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中国“崛起”。

中国号称要抢夺话语权,要展现软实力,不能就这么幅小肚鸡肠,心胸狭窄的模样吧?胡主席出访沿途,几里地长的欢迎红海洋,和挪威的空椅子一样,才是中国目前的真实形象名片,是在时代广场砸多少钱也抵消不了的。

□ 读者投稿



2011-01-19 01:13:32

主题: 钱云会案真相
钱云会案真相:警棍打倒再碾死 镇长在车上
都市快报    2011-01-18 15:36:08

钱云会案真相:警棍打倒再碾死 镇长在车上
都市快报    2011-01-18 15:36:08

昆明《都市时报》顶住压力,肩负起媒体作为大众舆论的道义责任,在北京时间一月十八日于A14版登出关于钱云会一案被政府官方极力掩盖的,令人震惊的真相。整篇报道揭开了钱云会之死的重重黑幕。这篇报道在刊出后不久,就理所当然的在相关部门的压力下被“和谐”。

以下是报道文章内容:

  近日,一篇名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揭秘钱云会案真相》的帖子在新浪博客、龙城茶座、巨野论坛等地流传(新浪博客中内容随后被删除)。帖子称:12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抵达寨桥村,在8天内独家寻访到几位现场目击证人,本文主要内容为对现场证人的调查记录。

  调查记录分别分为“现场”、“钱云会本人”、“现场清理与证人被拘”、“现场目击证人”、“车速和录像”、“案发时间”、“死亡录像与最后电话”、“副镇长是否不在现场”等8部分内容。

  该帖子共12000余字,本报截取其中最为核心的两部分


  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口,53岁的寨桥村前任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一辆车号为皖K5B323的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左前轮下(上图)。

  由于死者钱云会有多年上访经历,加之现场死者状态被村民认为奇特,又有目击者钱成宇坚称是谋杀,村民主张保护现场、刑事立案,而警方认定为交通事故要求清理现场,事件当天发生了警民冲突,即村民口中的“抢夺尸体”事件,引起世界范围的舆论关注。

  12月27日下午4点30分,乐清市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事件为“交通肇事案件”,肇事司机无证驾驶,当时采取了刹车措施,已被刑拘。12 月28日凌晨,浙江省温州市委对事件作出处理决定,由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12月29日晚,温州市公安局宣布,钱云会命案事实已经查清,排除谋杀可能,确定为交通肇事案。


  之后,多个民间观察团赴乐清调查钱云会案。当地媒体于1月15日报道称,浙江乐清钱云会案结束侦查将移送检方。

  A

  现场清理与证人被拘调查部分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

  钱云会的小女钱旭玲:

  “我是11点不到,到的现场。有很多人、有交警。


  “村民围着,保护现场要求刑事立案。

  “母亲一直哭。母亲身体一向不好,下午我去医院给母亲带点滴过来,很多警察已经把现场围起来。我在外面,要求警察让开,我好进去,说我是家属还不让进吗,就被抓了。

  “派出所的说街控录下村民打人了,我说,我父亲上午死你们说没录下,死了没一会儿,村民打派出所的人,你们怎么就录下了?”

  【2010年12月29日下午,寨桥村,钱家】

  钱云会的女婿赵旭:


  “村民是不让破坏现场,有人说要等记者来拍照。下午4点,我被卡住后脖颈抓走,动一下就挨一警棍。录完口供后关到看守所,在厕所里挨打。我上三次厕所,被打了两次,提出给家里打个电话,又被带到厕所打了一顿。”


  【2010年12月29日上午,寨桥村,钱家】

  钱云会堂弟:


  “25号上午,我到达时,交警已经出了现场,他们大概是9点50分左右到的。10点过,交警提出,这是交通事故,车由交警带走,尸体请家属带走。我没同意。因为村民说这是一场谋杀钱成宇在现场对交警举报,他亲眼看见几个人在马路上推搡扭打,以为是开玩笑,车子慢慢地开过来,一个人倒地被轧在车子下面,走近了看见是钱云会我要求看街控,和交警一起到派出所要求看街控视频,派出所不同意,连交警都不让进门。

  “派出所的人说,所里的人被村民打了,街控都录下来了。

  “回到现场后,队长说,那就到市交警支队去看。到市区后,我被领着做了几个小时的笔录,终于获得准许,但是打开电脑,没有录像资料,说那个街控没有连接。

  “再次回到现场,大约下午2点多,人、车还在原地,有80多个特警持警棍和盾牌在附近,全村人都出来了,村民围护着现场不让动。治安大队队长侯金海穿着便衣进来,有人认出来了,围着打伤了他。下午4点左右,上千警察来了,带着11条警犬,现场抓了十多个村民。现场被破坏,车子和尸体都带走了。钱成宇是现场目击证人,第二天也被抓走。”


  B

  现场目击证人调查部分

  【钱成宇录音】


  2010年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一王姓村民手中获得一份手机录音。这份记录时间为12月25日10点42分的录音,长仅1分47秒,其中出现多个不同口音,均为本地方言。村民介绍,其中嗓音含糊的男低音为钱成宇的口音。

  村民许某对记者翻译了能听清的几句:“我站在车左边,他在右边(指面对车头),车这么大,我也看不到……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司机)保安带走了,保安把我挡开,不让我抓(司机)……”

  12月31日网络公民组成的调查团也获得了这份录音,他们从录音中听到的钱成宇话语是:“我站这里,云会已经翻过来了,绊倒,不知道车子里面有没有人。”


  提供录音的王姓村民在30日介绍,这段录音是在跟交警谈时录下的,交谈时间远不止两分钟,他只录了1分47秒,怕被注意没敢多录,当时也没想到钱成宇会被抓走。

  【钱成宇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与央视记者采访】


  12月29日在看守所被安排接受央视采访时钱成宇说:“这条马路有16米多,我从四五米的地方看见这个车走动了六七十公分……”

  在看守所他被安排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法制日报12月30日报道:“钱成宇说:‘……政府把地拿走了,钱给那么少,我们不同意,村长带头反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被谋杀的。’记者问,这只是他的推测,有什么证据。钱成宇说:‘车子开到了左边,还不刹车,难道不是谋杀?百分之一百是谋杀。’”

  【自称是全程目击证人的目新一(化名)与记者签署保密协议,并保证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12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寻访到乐清公民目新一。在记者提供保密保证书,保证绝不在报纸和网络等公开场合透露他的身份、职业、姓名后,他也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签署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在获得人身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自己亲眼看见了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目新一说自己那天正好到寨桥去看朋友,从小卖部那边进村,在村里与公路平行朝南岳镇方向走,和公路相隔只有一排房子,快走到靠近村口位置时看到钱云会被谋杀的过程。

  “9点25分,工程车停在距离钱云会死亡点5米左右远的地方,当时车上没有人。

  “凶杀发生过程只有两分多钟。

  “9点30分—9点33分,这是事发的真正时间。

  “4个戴头盔穿蓝色特警衣服的人,身上没有警号,他们用警棍把钱云会打倒,压住后招手喊工程车过来,停在5米外的车子慢慢地开过来,那边两个人闪开到车子外边去,这边两个人按着,车子后边还有20多个穿特警服装的人。车轧过来后,车后面有两个人上前来看死没死。这时钱成宇走到车子跟前来了。钱成宇当时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

  “司机从车上下来后,拿出手机打电话报警。


  “司机被人带走了。

  “后面穿警服的拦住钱成宇,不让他追司机。

  “我看到,有4个到了现场的目击者,钱成宇不是第一个目击者,第一个是女的,她干涉,被穿特警服的人一把甩开,她出现20秒之后,钱成宇出现,钱成宇出现之后25秒左右,第三个目击证人到达现场,再隔15秒,现场出现了第四个目击者。”

  【2011年1月1日下午,南岳镇】

  目新二(化名)讲述:

  “那天我从外地回家,正好路过寨桥。


  “看见现场,车前车后都是穿蓝衣服的人,有一个人一边喊救命啊一边朝着车后方向跑着追人,走近一看,钱云会的脚还在翘翘不停地动,我说你们怎么不救人啊,穿蓝色衣服的人都往车后退,一个老女人在旁边哭喊说,‘没天理啊,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你们给弄死了’,旁边还有个女的劝她莫哭赶紧走。”

  【2011年1月2日上午,寨桥村】

  目新三(化名)讲述:


  “大约是9点30分过一点,听见钱成宇的喊声我跑上公路来看的。

  “我看见钱成宇一路追赶了几十米远才回来。车子那边,我走近一看,我们村长钱云会叫人家给轧死了。旁边两个女的,说是去庙里烧香回来的,我没注意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后来黄迪燕出来作证我才知道她的名字。

  “村民都出来了,我也没注意那两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钱成宇跟大家说,亲眼看见几个人把钱云会打倒,车子很慢很慢地开过来轧死村长。他说车子里面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副镇长徐祥忠。我说,钱成宇你看清楚没有,不要瞎讲,钱成宇说,我亲眼看到的,最多我死好了!”



2011-01-17 12:21:53

主题: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95周年感言 


岁月如水,逝者如斯。转眼间,耀邦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二十一个春夏秋冬,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耀邦,经常情不自禁地谈起耀邦。

二十一年,二十一番花开花落,我们仍清晰地感到,耀邦从来就没离开我们,他依然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无时无刻不和我们在一起,共忧患,同凉热。

二十一年,世事沧桑,变化之大,让人有如隔世之感;但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流淌着的,是人们对耀邦的不尽思念,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不倦思考和探索。

今天是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我无意去谈耀邦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这样宏大的话题,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解读、体察和感悟,就此谈一点个人感想。

人生如旅。人的生命是一个既长又短的过程。

人,生而平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是豪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人各有志。道不同,志不同,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从而使具有相同生命的人,人格有高低之分,人品有好坏之别,人性有善恶之辨,人生有成败之论。

八十年前,十多岁的耀邦从湖南浏阳的山村农舍走出,投身到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幸福、求解放的事业中来,为此孜孜奋斗达六十余年。其间饱经风霜,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他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他对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使他平凡的人生注入了伟大的内涵,提升了他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他整个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从而青史留名,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道路。

近二十年来,我常想,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他有别于其他人,即他独特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准则是什么呢?我想,如果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纵观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实践,他终生的追求和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基石和支点。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形成了他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他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果断平反冤假错案,诚恳吁请小平出山,奋力推进战略大转移,披肝沥胆推动全面改革开放……一桩桩,一件件,无不顺应历史潮流,无不顺应党心民心。在这过程中,明枪暗箭,凄风苦雨,蜚短流长,他全然不顾,坚持道义担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内和社会上开始出现消极腐败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议论,也引起了耀邦高度警觉和重视。耀邦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并以此为题,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实说,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他忧心于党的前途命运。我至今记得,八千人大会后,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说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他还用一种凝重的语气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今天,重温这番话,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造就了他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在耀邦身上,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是强烈而自觉的。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办当主任,一次去看望叶帅。叶帅特别关心地问:政治局、书记处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能听进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能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决策。叶帅听了很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直到现在,很多同志还留恋那一段党内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养成了他的清廉作风和求实精神。在耀邦心目中,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人民呼声重达千钧。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很注意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体察民瘼,倾听民声,尊重民意。他和广大老百姓的心贴得很近,很紧。在总书记位置上,他亲自批阅新华社内参数千件,足迹遍于全国一千多个县。想不到,这一点后来被一些人指责,竟成了他的所谓“错误”。

正是立于这个基石和支点,锻造了他的坦荡胸怀和磊落性格。耀邦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他至真至纯,有时近乎天真的程度。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世故圆滑。他几乎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以至自己被算计了,也不失本性,不改一颗赤子之心。他心里始终充满了阳光,这阳光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连反对他的人都承认,耀邦是个品德高尚、光明正大的人。

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博大的胸怀,优良的品德,坚定的操守,构成了耀邦特殊的人格。耀邦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自以为是,更不自诩为一贯正确。这就是耀邦的魅力所在。

人的一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耀邦一生也曾面临各种选择。但我们看到的是,他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真理,在风浪面前选择坚定,在高压面前选择抗争,在得失面前选择良知,在误会面前选择理解,在后进面前选择善意和提携,在差异面前选择比较和包容……正是这样一次一次选择,使他一生在心灵上和肉体上深受戕害,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与此同时,他却赢得了人世间最稀有的珍宝——人心,赢得了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信赖。有人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共产党的形象代言人。对此,耀邦是当之无愧的。

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权重,万人仰视,可以得到表面上热烈的掌声和客气的笑脸,但不一定得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尊重和水乳交融般的感情;银海金山,富可敌国,可以买到香车宝马,豪宅盛宴,却买不到知识、品德和人格;哗众取宠,表面文章,可以哄人于一时,但换不到真心的拥护和信赖。

人心可贵,人心难得。人心得失,存亡攸关。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只有你把一个滚烫的心捧出来,奉送给人民,人民才能把真心交给你。

公道可贵,公道难得。公道不在庙堂在草野,不在史书在人心。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人铭记即不朽,活在人心变永生。

耀邦用他一生的实践,演绎和诠释了人生、人格、人心的全部真谛,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长期在耀邦手下工作。我是受他影响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灵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早先我对这一点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越加深刻。

追随耀邦的脚步,牢记他的教诲,以他的人生为标尺,以他的人格作典范,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是我的心愿。

让我们祈愿耀邦忧国忧民之心在九泉之下能够安宁。

愿我们所有人、健在者、后来者都学习耀邦,把人生的路走好!

□ 《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2011-01-14 11:15:20

主题: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发布者 guzheng 在 11-01-14 08:34 
 
  
                            余英时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余辛。
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鈎赚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
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周恩来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后骨灰遍撒在中国大陆,据说这是执行他的遗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诗便是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曾以“观于海者”的笔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不久,徐复观先生来信告诉我说,《大公报》中的人曾向他探询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诗中对周恩来流露了一点同情的意思。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仍然是“神”,而中共党内的人竟对诗中“伴君如伴虎”的讥讽视若无覩,可见他们在私底下已经非常不满于毛的专横。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听到不少大陆内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说,知识份子自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遭到有史以来从所未有过的践踏和迫害,而周恩来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这首诗基本上是为大陆知识份子“代言”的,诗末“早春”两字出于费孝通“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今典”。我记得当时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报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开始两句似是“毕竟狂澜挽不回,遽怜遗蜕化飞灰”;结句是“早识权奇是乱媒。”其余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来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政治敌手,他的感慨自是发乎内心。

从发大是大非的立场说,李先生“早识权奇是乱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晚以来便席卷了欧洲,然后又通过日本而传到了中国,成为好几代知识份子的“鸦片”,“流风余韵”,迄今犹在。在政治社会秩序比较上轨道的国家,这种批判思潮未始不可发生提撕精神、激动社会良心的积极作用。但在动乱之邦,这种纯否定的激进思想最后势不免导致“火延崑岗,玉石俱焚”的大悲剧。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便是两个最明显的史例。以前许多知识份子激情于道德热情,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预言,因此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解释成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用共产党的惯用语说,即所谓“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于年来,由于共产主义的破产,西方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从从而得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结论,有人甚至提出法国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论点出现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进思潮并不是全由于客观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反的,激进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它的成长和发扬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小圈子中相激荡所造成的。(可参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书“知识份子”一章所引资料及其与法国启蒙思潮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以上一段话旨在说明周恩来当年在巴黎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间,中国有一、两千青年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青年中颇多家境贫寒,甚至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的,因此到法国去找出路,并藉此获得“留学”的资格。但他们多不通法语,在法国既不能“勤工”,也无从“俭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事实上的流落在巴黎,成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国际暗中支持下,周恩来发展组织自然便以他们为主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早期的成员出身于“勤工俭学”的,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些人离开了中国,又未接触法国社会,但激进的思想和情绪则在他们的圈子内不断滋长,这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知识份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激进分子,先后如出一辙。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法、俄两国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长远的传统,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激进派则间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观念,便遽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

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灵活手腕早在巴黎时代便已充分显露,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可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而言,他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一般二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受党与第三国际的约束,便已不可能再有个人的见解。这正如中古时代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既不可能对“上帝”发生任何怀疑,也不敢对教廷的决策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此,才能开始了解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几年来,评论周恩来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致有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直接间接受过周恩来的“保护”的人,尤其是仍然认同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的人,对他是肯定的、赞扬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可为代表。他强调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对于周在“文革”期紧紧跟随着毛泽东的表现,邓小平这样为他辩护:“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从受过他保护的邓小平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从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场上出发(这样的人现在多来自大陆内部),论者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辞,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事实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说孔子是“巧伪人”,即使影射周为“佞臣”,不过用意不同而已。)这一道德判断也有大量的事实为根据。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恰合于古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无调和的余地,也不必调和,每个人尽可依据自己的观点而选择其中之一。我虽是学历史的人,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褒贬观点并无兴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谈周恩来为什么会落到邓小平所说的“处的地位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于非“助纣为虐”不可。

我在去年为“人间”所写《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来到延安以后便已澈底认识到:中共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只有走毛泽东所规划的“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许真是“心悦诚服”。至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李锐说: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前引书,页三一五)。对毛的“个人崇拜”早起于延安时代,这是城市知识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种表示,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赋予毛以“最后决定之权”。毛的“绝对权威”已无人能违抗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在将来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2011-01-14 10:58:08

主题: zt 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脚印的真相
zt 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脚印的真相 
 
  
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有一个固定的座位,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这个座位上钻研学习,结果在座位下的水泥地上都磨出了脚印。直到2006年9月23日,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栏目还在继续讲述着这个故事:“人类的脚负担着身体的重量,于是在站立和行走中会留下脚印。脚印的深浅取决于承接面的硬度,松软的雪地显然比水泥地更容易留下脚印。不过,马克思几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图书馆学习,终于在水泥地上也留下了脚印,看来,毅力和恒心也能磨出脚印。”

我进了图书馆以后,自然好奇当年马克思坐在什么地方。就和图书管理员问起,马克思当年坐的那张固定的位置在哪里,她笑着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都问过她这个问题,但是,每天来这里的人这么多,我们是绝对不会为某一个特定的读者安排特定的座位的。更何况,他也不可能每天坐在同一个座位上。

我当时很惊讶,继续追问,得到她非常肯定的回答,她只告诉我,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神话故事(fable),马克思是绝对没有固定座位的。更不要说什么天天看书,脚把地上磨出一个坑这么可笑(funny but impossible)的事情了。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木乃伊,就是为了看马克思当年的座位。所以我继续问了里面的更高的主管,他非常耐心地和我解释,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他们对每一个读者都一视同仁,至于地板,他风趣地和我说,我们的地毯是经常换的,他估计连地毯都磨不出洞来,别说水泥地了。

清华大学的刘兵在他所写的《大英博物馆点滴》一文中也记述了相同的经历。他说,“恐怕许多中国人都会熟知马克思的故事,其中很有名的一段,就是说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里写作《资本论》,固定坐在一个座位上,数年下来,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脚印。当我走进这个阅览大厅时,头脑中自然也有这一故事的背景。按照博物馆的介绍,在这座阅览室里,150年来,无数的学者、革命家、作家、诗人、音乐家、学生和抄写员曾来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在一圈的说明牌中,果然有一块牌子是介绍马克思的。这块以‘阅览室与革命’为题的牌子上写道:这间阅览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筑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的源泉。最深地植根于这间阅览室的政治体系是共产主义。卡尔·马克思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中每天来到这里。1850年6月,马克思最先被旧的阅览室接待。从1857年起,他在这里从事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数项计划的研究。很可能,他使用的是离他所需要的参考书不远处的L、M、N、O、P几排的座位。

当我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交谈,问起这块说明牌的介绍,并讲了在国内流传的说法后,一位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说法应该是一种‘神话式’的传说,马克思并不是固定地坐在某个订好的座位上。不过,那位工作人员又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某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这里参观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只好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当年就坐在某某排某某号,因为那里离参考书比较近的一个座位。结果戈尔巴乔夫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又补充说,在那么多年里,至少马克思应该在那个位置上坐过一次吧,所以他们回答戈尔巴乔夫的话也不能算完全骗人。”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说道:“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我们当年读小学的时候,有课文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面读书,然后留下了很深的脚印。所以我当时想,我将来如果到了伦敦看大英博物馆,我肯定会去认一认哪两个是马克思的脚印。但后来走的地方多了,我怀疑这个说法,因为博物馆、图书馆你可以去占一个位子,但不止你一个人坐,所以怎么辨认哪些是马克思的脚印,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不比少林寺里面的练拳,可以不断地跺,最后看得出来哪些是少林僧人的脚印,这种情况在大英博物馆基本上不太可能。后来到了那里以后,突然就发现这纯粹是一个好玩的想像。这些大概只能说是我们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敬编出来的,但是这个说法非常流行。”“后来我问到英国人,‘你们知道马克思的脚印吗?’他们全都不知道。”



2011-01-14 00:26:38

主题: 封从德:《六四日记》6月4日全文
封从德:《六四日记》6月4日全文
发布者 siyu 在 11-01-13 08:59

                             封从德

首次公布《六四日记》6月4日全文文字电子版

这里首次公布《“六四日记”6月4日全文》文字电子版。1991年初写完89学运备忘录》后,曾将该日单独整理出来,于1992年6月4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一个独家专稿,题目是《六四血夜──广场灯灭的一刻》。2008~2009年重新整理《备忘录》,根据18年的资料收集整理经验,在该日加了21 个注。

近日因为刘晓波获奖事,89年“6.4”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引起众说纷纭。这里将拙著《六四日记》中6月4日正文及注释的全文发表于此,以便大家参考、引用。

另外,我还整理了一个视频《“六四”凌晨天安门广场撤离过程录音(刘晓波、周舵、封从德)》,见: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06080

封从德 2011-01-03

提要

转移指挥部新建广播站
纪念碑上坚持非暴力
同仇敌忾,死守广场
“谈判”还是“斡旋”?
四点正,广场灯灭

四君子劝撤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心理分析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李禄带队折回广场

六部口坦克压死11同学
西四路口无力组织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怒烧《解放军报》社标语
死亡数字二千七?

解散指挥部疏散外地同学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去导师和丁校长家求助
小白兔

【6月4日星期日阴,下午雷阵雨 昼30℃夜20℃】

☆转移指挥部新建广播站

凌晨1点。转移了财务部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下一步要转移指挥部。我建议将广场上所有同学都集中到纪念碑周围,并在那边安一个广播站,凭借地势作最后抵抗。李录与柴玲留在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中请求同学们向纪念碑汇聚,并批驳了“拿起武器”的言论,强调学生运动历来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么:在纪念碑上重建指挥部。两个广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都不能继续作指挥部。我让李录和柴玲等人二个小时之后到纪念碑三层去找我,便告辞开始行动。

新的广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挥部)建在纪念碑三层西南角,即原先财务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项帐蓬。这个方位最不容易受到军队攻击 ──我估计军队主要从西面和北面来。而确保军队找不到学生的指挥系统,是我重建广播站和指挥部的主要原则。重建广播站,技术并不复杂,只须将“学运之声” 的广播器材搬上来即可。我们启用了那台长期不用的发电机来供电,以防军方突然断电。有两桶汽油,足够烧一夜。我请了一位懂行的同学专门看管发电机,并让人将汽油隐藏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以防不测。〔2〕

☆纪念碑上坚持非暴力

凌晨2点过,柴玲、李录等人撤到纪念碑三层上来,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王童告诉我,他将那里所有的器材都砸烂了,只带了一只收录机上来。〔3〕

随着指挥部转移过来,各种情报、争议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流血事件的报告依然不绝于耳,纪念碑上的市民和学生便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都戏剧性地汇聚到柴玲的头上──一个工人拿一只手枪顶着柴玲:“我的兄弟已经被打死了,你们学生要是还要说甚么 ‘非暴力’的屁话,我就一枪崩了你!”另一个学生则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冲她喊道:“谁对军队动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谁要是说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 〔4〕

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 “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骚动,新的广播两度险些被冲垮。那个拿枪的工人大约是“工人敢死队” 的,后来这班人马干脆离开纪念碑,红着眼去跟军队拼命去了。后来听说没有一个有下落。

我竭力维护指挥部的秩序,一面在广播中不断呼叫008和北大28支队来虚张声势,一面将带上来的那二箱“北京大学”T恤衫分发给守卫在广播站周围的同学,实际上无论是谁,套上这身“号衣”便自然成了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周围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气势之下,再也没人捣乱了。一个简单的技术,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新开放的广播,采用“自由论坛”的形式,让大家自由辩论,实际上还有发泄与稳定情绪的作用。经过一段激烈的辩论,“非暴力”的原则得到了捍卫。这个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眼下,大军压境,一个人的暴力反抗等于是全体遭殃;长远来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坚持非暴力,不让血仇一环接一环地反覆下去,便等于是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和祖国的安宁。一个市民拿过话筒说:“原来我不懂甚么是非暴力,现在我明白了,这才是对付军队最明智的办法。”

☆同仇敌忾,死守广场

3 点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绝食四君子赶到广播站,要劝说同学们撤离。〔5〕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词曲作家,我不光觉得《龙的传人》唱出了中国人的屈辱与希望,也十分欣赏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陆共产党允许的文化氛围之内,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与个性的艺术家。而刘晓波在激进反传统的大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因而,他们的劝说,最初引起许多同学的惊讶与反感: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这背后的潜意识大概是:你们当然很清楚,夹在学生最中间,是无法临阵脱逃的。

共同抵御外强的决心,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与指挥部讲和的,还有那些平时总来与我作对的人。刘强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称“无领无袖”,这时也到广播站来,重重地点点头,说:嗯,烈火见真金。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敢死队的人也站到指挥部一边。大林和程真上到纪念碑来同我们拥抱,说要与我们死守到底。刘晓波低声地对柴玲说:“吾尔开希真不是个东西!我现在才理解你们。”〔6〕

“绝食四君子”最初在广播中劝说大家的,尚是关于坚持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他们依然习惯长篇大论,但我记得很深的是刘晓波说: “……请你们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则等于是谋害大家的性命,也给政府制造口实,损害整个学生运动的形象。”口才最好的还数侯德健,他说:“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这时,柴玲和李禄去北面巡视,我在广播中配合他们,请大家将手中的砖块、木棍、汽油瓶和枪枝交给指挥部。我重申了学运一贯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及这个原则与达到我们追求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指挥部的权威和同学们应遵守的纪律。我要求○○八的下属、北大28支队和所有在场的纠察队员配合指挥部的收枪行动。

一个工人含着眼泪交出一挺重机枪,辛苦和其它同学抬到毛主席纪念堂前的群雕下给砸了。木棍、砖块、枪械集中到一个帐篷中,由专人看守。刘晓波也收了一些枪砸了。

二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传口信到指挥部:“我们一定与同学们坚持到最后!”我很感动地在广播中向大家宣布这个情况,纪念碑上一阵掌声。这时只有极少的外国记者敢于到广场上来。

☆“谈判”还是“斡旋”?

接下来,“四君子”开始劝撤了。滔滔不绝有半个小时。停顿之间,纪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与枪声如除夕的炮丈,从远处传来。

自然也有同学操起话筒表示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1)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2)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7〕

这时,许多同学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军队决心且已经采用了最为残酷的手段。大家还不能相信,这些“人民子弟兵”会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弹来驱赶人群,而会用恶毒的开花子弹(达姆弹)。许多人设想到的最坏情况不过是头上挨两棍子,最多打伤打残抓进监牢。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南韩学生与警察对峙时的催泪弹、警棍和橡皮子弹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两年在大陆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镜头。

在辩论过程中,指挥部除了坚持提倡非暴力原则以外,并没有加入。我作为广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辩论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点着急了,侯德健过来向我提议:由他们四人出面,与军方谈判,要求和平撤离广场,要求戒严部队在大家撤出时保证安全,他希望征得指挥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对侯德健说:

“你们愿意做甚么,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态去与戒严部队交涉,我个人表示钦佩;但是,你们绝不能说是代表学生指挥部去与军方谈判。与军方交涉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同学们的表决才能生效。”

我记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确得到我的这样界定之后,才与另三个走下纪念碑,去与军方交涉的。因此,这次所谓“谈判”,勿宁称为 “斡旋”。

这时是凌晨3点3刻。

☆四点正,广场灯灭

凌晨4点正,广场上的灯全灭了。惊骇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着一道道闪光向纪念碑袭来。刹那间,一切都象是凝固了,广场上静得怕人。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将已经准备好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录音在广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从南面的纪念堂方向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响,是士兵在向纪念碑点射,大概用的是自动步枪。当时我是站着的,面向东北,刘光一下子将我的头按下,后来他说,当时一颗子弹就在我们俩的头顶上空穿过,语气神情,颇有责备之色。而当时我觉得要蹲下身来躲枪弹,简直是一种羞辱。

点射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很快,他们便将喇叭壳打成蜂窝一般,但是并没完全击中连到广播站的导线。我实在惊诧于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无顾忌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枪!

而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恶发生?

☆四君子劝撤

4 点半,广场上的灯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谈判”回来,继续纪念碑上的去留之争。侯德健在广播中对大家说,戒严部队愿意在广场东南角留出一条通道,让同学们和平撤走,保证不向和平的同学开枪。记得他提到,戒严部队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点之前务必撤出广场,这是他们接到的命令中清场的最后期限。〔8〕

侯德健接下来要劝大家赶快走,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阵阵的咒骂:

“软骨头!投降派!”

“侯德健,你滚开!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没人拦你!”

……

有人冲到广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说是不许他再动摇军心,周围的纠察队员死死地围住广播站,保护四君子与指挥部成员。

刘晓波抓住话筒,急了就结巴:

“同学们,我是,刘晓波!我是刘晓波!请大家相信我们,不要牺牲了!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样的。”

咒骂的势头稍微平息下来,侯德健缓过一口气,接着对大家劝说道:

“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在静听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轻微的哭声。“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

是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但是,要大家撤走,这时还缺少一种形式。没有人愿意站起身来率先撤走。四个知识分子显然没有组织的经验。

一片寂静。

这时,刘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话筒在我手里。柴玲蜷在我旁边似乎睡着了,我不忍心去惊动她。〔9〕李录显得很沉默。静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录好一会儿,要把话筒给他,以为他会象往常一样,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表决。但是,不知何故,李录似乎并没领会我的意思,照旧的沉默。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内心异样的平静,宛如一汪清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妙时刻。在我平常最应该困倦的时刻,我的头脑中异常清醒地产生了一个计划:口头表决。我这时感到最强烈的责任是作个表决,而并不十分在乎表决的结果如何。“马上!必须快!”

是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纪念碑的表决,事后想起都觉得奇妙,因为我当时对形势的险恶并无切身感受。从一点左右,我就在纪念碑三层东南角上,几乎寸步不离,担心广播站被人夺走或毁坏。而北面广场和长安街的一切情况我都没看,既不清楚戒严部开枪杀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这一时刻广场实际上已布满士兵,离我们最近的已经到了纪念碑北面的台阶下。我甚至没注意到广场上中共发布的一道道通告。

表决,必须有个表决。我确信,表决本身,比表决结果还要重要。这既因经验形成的对于民主程序的信念,又与我当时的矛盾心情有关:这时我已不再坚持死守,原因不仅是因为侯德健的说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坚守广场”的优势意识已经被打破,军心已经不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时,任何群体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御攻击的。

于是,我站稳脚根,握住话筒,凭借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现在情况不允许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我们就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我数一,二,三,然后愿意留守广场的喊‘留守’;再数一,二,三,同意撤离的喊 ‘撤离’。重复一遍,……”

没人质疑这样的表决方法。我就此执行。结果,我听到两次喊声大小不相上下,无法作绝对的分辨。但是,这时的情形不容许我们指挥人员有任何迟疑,于是,我紧握话筒,向在场的三、五千学生和市民,宣布了这一决断:

“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较大,因此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马上撤离广场!请大家少数服从多数,马上撤离广场!”没有欢呼,也没有咒骂,但隐约听到有人抽泣。我进一步宣布了撤退方案:“同学们、工人、市民们,请分批有秩序地离开纪念碑,各校旗帜先打起来走在前面,从广场东南角,撤到海淀区去。”

心理分析

关于撤离决定,进一步说明原因如下:

1、这一决议虽然几乎只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头表决之后,我同身边的人小声征询了几句,没有人说留,而刘光非常坚决地在我耳边催促说“喊撤的大声,喊撤的大声!”他绝不是个胆小鬼。李禄也不再反对撤离。

2、心理分析。喊“撤离”的人应当不如喊“坚守”的人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听起来一样大声,自然判断喊撤的人更多。

3、战术分析。即使双方各占一半,我也倾向于撤。因为若决定留,那么对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数的人自行散去,实际的后果只能是更加动摇军心,使纪念碑上的组织结构疏松;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趋势,还是会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带走,而其混乱局面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这部分人留下,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撤,一旦受到军队的攻击,哪怕是只有少数人撒腿开跑,整个场面必然大乱。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十分担忧军队乘虚而入,而在混乱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几个弱小者,必然被中共当作笑柄,说死伤的学生是被同学自己踩的,玷污学生运动的形象。这样的判断来自几次亲身观察,〔10〕这样的预计结果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4、战略分析。断然决定“撤”,也与当时的理论有关。即所谓“启蒙运动”,这是运动中许多言论和大字报的主调。既是 “启蒙”,目光就要放远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这三千同学的生命,绝不应当象有的人希望的那样,拿去换取甚么政治功效。我将他们视为未来中国民主之光。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处堵军车的同学和市民,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必然将再遍布全国各地,经过北京血与火的洗礼,争取自由的意志与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将牢牢在心中扎根。十年、20年之后,这些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富强的希望的种子,必将在祖国的秀丽山川之间,开花、结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决断时,我也有不少顾虑。最大的顾虑是觉得对不起阻挡军队的民众,担忧北京市民将怎样看待学生,也担心政府会怎样加以利用。因此,在说“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让历史来作评价吧。当时内心异常的平静与坚定,使我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撤离的决定刚宣布,军方便加紧了行动。一排点射,喇叭被彻底打哑了。当我和柴玲、李禄等人随队伍走下纪念碑三层南侧的台阶时,十来个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经占领了第三层,离我们不到五米远。他们头戴钢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举着小型冲锋枪,在三层上得意地来回走动,或是忙于收查广播站的器材与文件──自然,他们所获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转移。

这时是4点50分,离7点的期限还差二个多小时。

军方没有遵守承诺。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离时同学们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缓慢。走下纪念碑,向东南形成一股庞大而缓滞的人流。我夹在这人流中,默默然,一种决战后的疲惫,几丝对未来的茫然。刘光与我寸步不离,随时警惕地环顾左右。离开纪念碑不到100米时,柴玲和李禄过来,说:“为了稳定军心,我们指挥部应该走到队伍最前列带领同学们,也让同学们知道,指挥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于是我们向前赶,边赶边对同学们说:“这里是指挥部,我们同大家在一起。”周围逐渐汇集了一些失散的护卫人员和秘书处的同学。

纪念堂北侧集中了好几百士兵,到了南侧时,则见成千上万黑压压一片钢盔。但是,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向前门方向走时,并没任何阻碍。大家照旧在两侧拉起了纠察线,近处有零星的市民围观。大家边走边唱《国际歌》,声音低沉,眼含热泪。有的市民安慰说:“同学们,好样的。我们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有的市民习惯地鼓起掌来,随即便有同学去拦道,“还鼓甚么掌啊。” 然后是一片抽泣。

悲愤、压抑的情绪到了极点。

到前门大街时,遇到许多队士兵,或严阵以待,或频频调动。这时,同学们终于爆发了:“狗!”“法西斯!”……军队中无人理睬同学们的咒骂。

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这大概出自内疚,觉得对不住保护我们广场的同学而拼死堵军车的市民。〔11〕

我默然无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禄带队折回广场

绕过正阳门楼,向西走到前门大街时,我们赶到了队伍的前头。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烧鸡店”。指挥部成员在队伍前列一字排开,柴玲居中,我与李录护其左右,大家手挽着手,迎接前面的危险与挑战。

李录建议说:“我们带着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从天安门向西数,主要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六部口、西单、民族饭店、复兴门、木樨地、军事博物馆、公主坟和五棵松。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象。空旷的长安街上,没有尸体,没有士兵,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李禄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12〕

于是,大家继续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压死11同学

从六部口街口到电报大街约300米,我们快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汇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11个同学!〔13〕【见插图63、64】

我震惊而愤怒,发誓要报仇。

接着,有市民将此前在六部口与西单死难者的部分名单交给我们。记得那是写在几页通讯录上的,两处分别有20几个和十几个名字与单位,是在送往医院时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单路口。十分呛鼻的毒气弹烟雾还没散尽,证明这里也发生过激战。这时,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么阴沉,空气是那么滞闷。猛然间,发现一个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画着几个乌红的字:【见插图65】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

这时6点半,天已蒙蒙亮,市民们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华的街面上,再也见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亲在垂泪!

☆西四路口无力组织

我一路上沉闷地思考着眼下的种种情景,对军队的行动大惑不解。最让我费解的是,为甚么要在周末采取流血镇压行动?“6.4”是星期天,市民们都在家休息,聚众反抗的风险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游行多在星期天──那么为何偏偏选这时镇压呢?为何不能等一、两天呢?反正已经十几天了都不能实施戒严,也不着急一两天。另外,显然不同的军队各有区别,有的部队相当克制,有的却那么凶残。这又是为什么?看来,军政高层很可能出现了大分裂,比赵紫阳更进一步的分裂,而这次镇压背后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一次政变!我又想到了邓小平在4月底便让38军带棉衣,杨尚昆说“军队进城,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许多内幕,都在迷雾之中。

内疚感越来越强。看到“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的文字,想象昨夜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牺牲;又看到空旷的街面,显然戒严部队并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北京,而我们却在撤回学校;这时,纪念碑上的争议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无颜向北京市民交代。这时我想,大屠杀后民众会不会起来抗暴,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会不会发生?我决定一试,准备重返广场,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内游行,吸引民众参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终于明白,指挥部已经无力组织任何行动了。我带着最前面的开路纠察向东折,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校的同学却往北走,而混乱之中,北大、人大和清华等队伍则向西奔海淀方向。我赶快放弃向东折回的尝试,找了半天才在西边找到指挥部,而这时已经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录带着队伍向西来与我汇合,奔海淀方向。许多人不断钻到第一排,俨然以指挥部成员自居。我和刘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这时,开始有市民站在路边,递给同学们油条、馒头做早点。这时,有几个同学手中提着血衣摊着子弹,向市民展示军队的罪恶,边走边叙述: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见了学生,个个垂泪,有的女人经不住,就“呜呜”地哭起来。一路上都是这样。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约有20来人站在路当间议论着甚么。我猛然见到十字路口当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横躺着四具尸体!急忙跑到市民当中,拉着一个过路的三轮车工人的手,央求他将尸体收起来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闪中,我说愿出钱买他的三轮车。

这时,市民们围了过来,一个中年壮汉将我推到一边,愤愤地粗声对我喊道:

“你们学生要敢作这样的事,我就跟你们没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长者提示我说:“学生,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军啊!昨晚这里百姓死了40多个,可比他们惨。你看那边(他指着东面一家医院,有几个护士出入),连穿白大褂的都不愿救这班凶手啊!”

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些尸首浑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还是泥。有一个似乎还抽搐几下却没有呻吟。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几分内疚和十分无奈之中,弃之而去。后队的同学绕过他们,不知最后有没有人将他们收殓起来。

☆怒烧《解放军报》社标语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军报》社门口,因为是星期天,里面空无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几个同学翻过铁栅门,爬到里面的建筑上将墙上挂垂着的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实施戒严,维护首都人民的安定团结”之类的红布标语点上火,烧了。一路上,同学们一见到这样的标语就要发疯似地烧掉。

从阜城门外立交桥向北,沿展览路到了西苑饭店,几十层高的大楼上也挂有这样的巨幅标语。同学们费了较长时间,才爬到楼顶,将标语卸下,用火烧掉。我实在困得要命,躺在马路上便睡着了。

李禄将我拍醒,队伍要继续开拔。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赶快与北大筹委会联系,安排这批外地同学食宿。于是,在西苑饭店外想找辆出租,刘光拦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学校!”我只好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学先回北大报信。

☆死亡数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后,便不断听到死亡数字在不断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惊诧: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了统计数字?对其可靠性十分怀疑。到了西苑,见同学抱着一台收音机,这才恍然大悟:地球对面的“美国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伤亡情况方面,可能比我们广场指挥部还要详尽而迅速。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之音”报导死了二千七百人,说是红十字会负责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电台叫 “中广新闻网”,后来才知是台湾新办的,也有类似的报导。我告诉周围的同学,在指挥部查实之前,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数字,否则记者又会从同学们口中“引证” 死亡数字。〔14〕

队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时,只剩下500人左右。许多是外地同学。临近黄庄时,老广──我那个党员同学──十分兴奋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们还活着!”

张伯笠这一夜没同指挥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时归队。〔15〕到中关村时有上千市民围观,伯笠十分起劲地施展了他的演讲才华。到北大校门口时,筹委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几百北大师生围着广场同学,听柴玲和伯笠向他们控诉军队的暴行。【见插图66、 67

我无法记录那么多的眼泪。沿途总有妇女号啕大哭,无人不掩面而泣。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夜全城的人都没睡,他们很清楚长安街上的惨状。

☆解散指挥部疏散外地同学

回到北大,已临近中午。我们将队伍带到29楼外面,北大筹委会安排了这些同学的食宿。有许多教师、市民愿意将外地同学领回家中,以躲避军队的搜捕。我与筹委会的常劲等人谈了几句,便带着广场指挥部的人到28楼广播站去,在广播中,我向广场回来的同学宣布广场指挥部解散,对他们的安排由北大筹委会接替。

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屋里有柴玲、李禄、我、辛苦、刘光、马斌及李禄的二个保安。

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16〕拿着一张条子要请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记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说甚么。李录好象与她很熟络,同她聊了一会,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17〕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录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总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了三组,辛苦、李录及其保安一组,他们只要了600元!他们竟是靠着这么点钱,最先逃离了大陆。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准备我们的逃亡。首先要换衣服,我们到29楼找到那个博士生,他给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换上。我将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里,请他保留或处置。〔18〕

从这位计算机博士生的口中,我们又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他昨晚也到了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排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甚么?‘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甚么?一个女孩,不到20,左手插腰,右手挥动着(博士学给我们看),站在路当间,她竟相信坦克会在她面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过去。……”

他没有哭,只是低着头说,他已不再激动,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来时,听雷雨之中,有筹委会在广播中放罗大佑的歌: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甚么道理? ……

☆去导师和丁校长家求助

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后,见我已经让马斌走了,而我并没有甚么现实的出逃计划,她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儿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国际关系学院,想到办托福班的老师那里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车却没有车。柴玲很烦,在我们这样的不和之中,刘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俩单独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给他一点钱,但他愣是坚持分文不要!〔19〕

国关去不了,我们只好再去蔚秀园找我导师,希望她能收留我们躲藏。我的导师惊讶地问:“真杀人了吗?”她家住有亲戚,不便收留,于是她打电话找丁石孙校长。丁校长还记得我,约我们去他那里。从我导师所在的蔚秀园到丁校长的中关园,要穿过校园,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倾盆大雨,却将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长那里,他也只能对我们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你们要留在学校,我可以保证你们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后,我也难料。”他认为他不公然反对当局,留在校长任内,对北大同学更有好处,至少可多保护一些师生。〔20〕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失望,在雨后的校园内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切已成过去,前途却很渺茫。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无力感,向我们袭来。

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

“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

说完就走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甚么知觉,心已麻木。柴玲也极其平静,好象没听见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园,经过暴雨的洗礼,空气异常清新,与筹委会广播站中的紧张气氛宛如两个世界。我们继续在电教北面踯躅,突然柴玲脸上一副欢欣,宛如幼儿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昨夜的枪声并不影响它迎接新的阳光。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我们曾一道养了几只,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经对未来完全放弃了希望?还是依然对生命有执着的顽强?她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她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她,含着泪说:

“我对不住你。我完全没有准备后路。”

柴玲一听,眼泪也落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草地边发誓:活下去!

从此,我们振作起来。具体办法依然没有,我想到同学那里借两部自行车,走到了29楼外时,常劲十分惊异地看着我们:

“你们怎么还没跑!40人黑名单上有你们,知道吗?李鹏说见到这些人可就地处决!”这时我才惭愧地说,我们没甚么办法可想。危难之中,还是北大筹委会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和两部自行车,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躲避。〔21〕天已蒙蒙黑,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北大,怀里揣着八千元钱,从此踏上了长达十个月的逃亡之路。

【附注】

1、广场最后几个小时最好的录象记录是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拍摄的,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过。

2、最后的广播站没有甚么帐篷,而是穿北大体恤衫“制服”的纠察队围成的一圈。边上有个小帐篷,但我们不在里面。

3、目前确切知道的广场上的“6.4”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兴,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另外,凌晨2点半左右,学生纠察总指挥张健在广场东北角被一团级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中弹倒地,被送往同仁医院。最近,留在他体内的子弹才动手术取出2/3,还有1/3与骨肉连在一起永远留在体内了。

4、李禄也记得类似的场面,但在子夜前。见《回顾与反思》第309 页。

5、据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此前邵江从屠杀现场跑回广场,请四人劝同学们撤,刘晓波起初反对但被说服,于是四人到绝食团广播站劝柴玲和李禄无果,这时“好在纪念碑上还有另一个广播站,好在同学们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禄,或封从德──作者注:李禄当时在绝食团广播站),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人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见侯德健《我的亲身经历》(《天安门民主运动资料汇编》第 339页)。

6、刘晓波的回忆里面也有这句话,但变成柴玲对他讲的。这句话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诉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后关头终于团结一致,而刘晓波也终于明白吾尔开希是怎么一回事。

7、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无稽之谈,说柴玲对刘晓波、侯德健讲:“赵紫阳派人来传话,要求学生在广场坚持到天明”。这应该是编造的,因为我一直在广播站,寸步不离,完全没见到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最后的现场录音中也没有;而最后宣布撤离的是我,如果柴玲有这个想法,至少也应该告诉我。这应该是甚么人故意编造的或以讹传讹。李禄在自传中说是一个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说的,当时拿了一把手枪对着柴玲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天亮,赵紫阳会带军队起义来支持学生……”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 197页。

8、当时在场的《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也听到最后期限是早晨7 点,见她在该报6月7日七版“天安门广场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记述。李禄自传中也记为7点,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 199、201页。

9、刘晓波在书中说,“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留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 ‘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这不可能,因为我记得那时柴玲就躺在我身边。

10、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间新华门那次。

11、直到写备忘录时我还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挥部时,李禄和柴玲设定的加入指挥部的条件:在同学死去之前先作牺牲。他们的话大概与此有关。另外,和平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走到前门之前也有伤亡,当时在队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击了二~三人的中弹情况,王磊(西北大学学生)还抬了两个伤亡同学去前门医院。见《六四档案》网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实录》。

12、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坦克碾压 11个同学之后,“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我记得李禄带队伍向东是在之前,我们刚上长安街时,但我完全没有印象当时张伯笠在场,尤其是对他和李禄的争议更没印象。

13、据丁子霖《疯狂的坦克》一文,‘6.4’清晨“六部口死者五人,伤者九人,一共14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30岁,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董晓军(20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王培文))(21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6级)、田道民(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龚纪芳(19岁,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受伤的九人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85级)、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四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学)。见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第 194~199页。最近查到香港《明报》6月15日头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杀戮的照片,其中一张明确写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两个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学是北航纠察队员。对照《丁子霖名单》,可以判定这位男同学就是其中的47号虢安民,23 岁,已通过考研,“‘6.4’凌晨,头部中弹,当即死亡,半边脸被炸飞,遗体于当日停放在政法大学主楼大厅,数日后由北航领回。”这样,六部口死者至少七人,而从当时指挥部得到的报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见证(如吴仁华、高新、蔡崇国),应该是 11位死者,中间差了四人,我推测很可能是外地同学,因为:(1)上述16位死伤者全是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2)广场外地同学比例很高,最后撤离时也应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学零散,辨认身分较难,亲人无法及时赶到,很多从此就成为“六四失踪者”。从《丁子霖名单》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学只有一位是明确在北京遇难,另有二人失踪,总共只有三个外地同学,这个比例显然有问题。

14、我当时并不太相信二千七这个数字,尤其是那些说有五、六千甚至上万的,所以8日到武汉大学时还让柴玲留个录音以正视听。但后来燎解到红十字会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准确,因为它与另外两个来源的数字吻合:(1)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数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将近三千;二、美国学者 Timothy Brook书中有“6.4”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 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见常劲、王有才《六四口述实录》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 61~162。“6.4”后不久,吾尔开希在香港电视上说“广场死亡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广见6月29日港台各种报纸),但后来承认那是夸大,又说 “我相信广场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个‘6.4’ 死亡〕大约是一千人左右”(《开放》1995年6月11页)。戴晴也有类似转变,她在“6.4”当天说“最少有两千群众及学生在军队冲突中死亡”(《联合报》6月5日2版),后来则说“我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开放》1993年2月46页)。李禄则在7月 12日对外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6.4’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联合报》7月14日2版)。

15、张伯笠多次回忆他在“6.4”凌晨的活动,每次说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闻自由导报》上的文章中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肯塔基烧鸡店与士兵对峙,后又在前门附近的急救站见到很多伤员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采访时,张伯笠则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同学们去了纪念碑,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纪念碑上撤离的全过程。两个说法显然矛盾,其中许多错误也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如我最后进行口头投票是用广播而非“一个小喇嘛”;又如他说撤退时和指挥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记得当时李禄和柴玲对他的消失还颇有微词;尤其是他说“我们第一排出来迎接军队,解放军的枪口都对着你,所以侯德建就过来说:‘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点儿,对着天,好不好?’”这根本不是当时的情形,而据侯德健的自述,侯并不在那里,他既没从东南角走(而是去了历史博物馆前)、也不是早几批撤出来的。另外,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虽然第一章便是描写“6.4”的情况,但完全没提及前门的经历,而是从广场撤离开始讲起,并说走出广场时还“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三个小时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随后对六部口的叙述也有许多类似问题,都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另外,1994年张伯笠在《回忆天安门民主大学》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张翘就在民主大学台下,“一个兢兢业业廉法刚正的共产党干部,值得信赖的兄长”,张伯笠受他的影响很大,铁道部领导专程让他来带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见《中国之春》1994 年1月87页。

16、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

17、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6.4”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懋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

18、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没有记下来,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也许就是常劲说的严勇。据常劲修订补充,当时北大校方请他到校长办公室“以对同学们负责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确认北大死亡四人,并要求筹委会解散以保护校园不被戒严部队进驻,当时北大校党委副书记说,“如果戒严部队强行进入北大校园,北大百年光荣传统会毁于一旦”。常劲记得名单上有化学系的讲师萧波、学生孙辉和概率系的严文。常劲对严文印象很深,他哥哥严勇是计算机系博士生,很活跃很支持筹委会,而严文在 5月29日左右从常劲那里得到批准借到摄像机,“6.3”晚上就去屠杀现场拍摄,为历史作证。那台摄像机是丁健从美国带回来捐赠给筹委会的,丁健代表美国留学生送来大笔的捐款(“6.4”丁健曾任全美学自联副主席,后回国下海,任亚信科技董事长)。据丁子霖名单描述,严文当时23岁,“6.4:凌晨1时许,在木樨地帮助摄像时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脉,送海军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严文为记录历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为高昂的代价。

19、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

20、当时我不知道丁石孙校长“为了作出抗议,已经辞去党籍” (《香港时报》6月5日引述北大校内的一张告示)。

21、据常劲修订补充,他当时给了我们500元,然后找到谢剑,谢剑又让筹委会财务部的刘蓉(北大图书馆系学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兑换倦,并把他们的自行车送给我们。我们完全没用他们给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

□ 民主论坛



2011-01-08 18:08:45

主题: 星辰的翅膀: 面对谣言,胡总该生气还是该悲哀?
星辰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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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日志正文 
  
  面对谣言,胡总该生气还是该悲哀? 2011-01-08 10:12:14   
   
 
 花77元住一个45平米的廉租房,被“证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贫困户;而“77元房客租金涉嫌造假,其身份为北京ZF公务员”消息的发布者被斥责为造谣者。据说,网友们气势磅礴地怒骂造谣者,甚至说:“网上造谣者真是其心当诛!”“严重同意户主起诉造谣和传谣者”、“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我们都有责任不传谣、不信谣。” 这阵势,恰如前几天,网友们怒火滔天地斥责政府作秀、欺骗。

看来,网络民主只是一个迷思了,几天之间,网络舆论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映出完全相反的所谓“民意”。胡总一怒,网络异色,这个我理解。古代有天子之怒,血流成河的说法。胡总一怒,这谣言发源地“走漏风声”的公务员就不要当了,照某些网友的说法“其心当诛”,让他血流成桶似乎才能显胡总中国第一领袖的威风!

胡总亲民的一个举动,惹出一则广被传播的“谣言”,然后动用纳税人的钱再去追查谣言的发源地,这耐人寻味啊,同学们。我要是上网,发个帖子说“胡总是个女人”。你说,这个谣言能不能引起轰动,能不能广泛传播?不能啊,同学们。大家不相信啊,不被普遍相信的东西也传播不远啊。胡总不反思自己的这个举动是否太违背了普通百姓的心理预期,反而天子一怒揪出“走漏风声”,这有点太没有君子风度。

政府与其花时间金钱去辟谣,不如公布廉租房的申请标准和程序,让最广大的人民知道这不是梦想,这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是每个困难的家庭都可以享受到的来自社会、政府和执政党的关怀。这谣言不攻自破啊。

想当年商鞅,不就是摆了一块木头,宣布谁要是把它搬到城门口就赏多少金子。大多数人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啊。也许,当时就很多人嘲笑商鞅是个骗子。商鞅生气了吗?他命令警察追查谁说了他是骗子了没有?没有啊!

网上还真没有几个说胡总是骗子的,大多都说胡总是被地方官给骗了。胡总受到的羞辱比商鞅小多了。商鞅没有发怒,反而耐心等到一个二愣子真把木头搬到了城门口,那小子就捡了一个便宜。而商鞅捡了个大便宜,就是树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威信。

记得当年有人问孔子,一个国家如何才能站立的住。孔夫子说“足兵、足粮、足信”。那人又问如果这三样只能持有两样,夫子会去掉哪样?孔夫子说去掉“足兵”。那人很有股二愣子劲,又问如果剩下的两样只能持有一样,问夫子去掉哪样?伟大的孔夫子说“足粮”。

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导师、中国文化的奠定者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前就给我们指出:一个国君可以没有足够的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但只要拥有来自人民足够的信任,他就可以在春秋那样的乱世站立得住!

据说,胡总被造谣很生气,但俺觉得他起初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很悲哀”才对。胡总本来要演一出“取信于民”的戏,要让人民相信面对高房价的压抑,政府没有忘记低收入的困难户。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谣言,能够蔓延,说明谣言在广大人群的心灵中被认为是“合理的”、“极可能的”。李洪志说他推迟了地球毁灭三十年,为什么不像“77元房客租金涉嫌造假,其身份为北京ZF公务员”获得轰动效应?人们对这两种说法的心理预期不同啊。是谁让人们倾向于相信这后一种“谣言”?不就是你政府长期不取信于民啊。

胡总作为主角的戏演砸了,不回去反思自己演技问题,也不思考人们相信谣言的原因,反而怪罪台下观众不配合,要大家“不传谣、不信谣”,有点没有品位啊。要早知是谣言,我还传什么劲啊;早知是谣言,我信个屁呀!我哪知道这是谣言,我以为是真的,我才信才传啊。我相信了这个谣言,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俺就不知道如何申请廉租房,没听说过谁申请到了廉租房,俺忍受的是数千块钱的房租而不是77元,俺遭受到的都是官员处心积虑地占有各种利益而俺们小百姓都靠边站!你政府只要不压榨我,官员不欺负我,给我宪法基本的权利,俺就谢天谢地了。你怪我相信谣言,那是因为你政府长期以来的作为渐渐失去了我的信任。你一次次地骗了我,还怪我养成了不信任你的习惯,你是不是太无赖了点?



2011-01-07 16:55:03

主题: 陈丹青: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
陈丹青: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 
 
  
 吴怀尧

“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陈丹青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多面陈丹青

先做一道选择题。陈丹青是:A.海归,B.教授,C.画家,D.作家,E.公众知识分子。

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这道题。任意选项,或者全选,都会有人告诉你:恭喜你,答对了!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说:“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的陈丹青,在一个公开场合,激扬地说:“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

2008年,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仍旧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他的多重身份,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他是多面的。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傻逼!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文革”,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洋气”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现在上海的艺术,整体上既不洋,也不左——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

吴怀尧: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台湾的片子,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早期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积上,台湾算是弹丸之地,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诸如李敖、柏杨、侯孝贤、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如果我说,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你会同意吗?

陈丹青: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文化氛围”比较,但台湾出人,不是因为文化氛围,而是相对大陆,比较自由,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都对台湾不满意。

吴怀尧: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你说他“一看就是一个流氓”,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

陈丹青:媒体喜欢耸动,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并予夸张。那是形容词,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事后家卫请我吃饭,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他说对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即便从电影故事看,事实上欧美多少电影以黑帮流氓作主题。

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难推荐“三部电影”,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好电影太多了。

教授

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他愤然辞职,由此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同年杂文集《退步集》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吴怀尧:你25岁时考上美院,其时正好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据说在考大学的前几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真有这事吗?坊间还流传一种说法,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真是这样?

陈丹青:具体情况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样。但考试前几天忽然被取消资格,完全没这事。那时国家拼命鼓励所有年轻人考试,每个县委公开发放申请表,谁都可以填表申请。国家十年不招生,急坏了。

吴怀尧: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要改变这种考试制度,关键点在哪儿?对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陈丹青:我对制度的改变与否,不抱希望,那是许多人的饭碗,不能随便改动。我对出人才不绝望。人才是挡不住的。

吴怀尧:你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的经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打架与被打的经历?

陈丹青:我小时候很乖,听话,又很顽皮,叛逆。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媒体夸张了我的判逆。许多记者一见我,发现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大概以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吴怀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毕达哥拉斯说:她们有三个神圣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儿,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后被叫着母亲。能否说说你对女性的看法?

陈丹青:上帝创造男女。我对女性谈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太多人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也谈不出对女性的“看法”,一个男人对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这要看你面对一位怎样的女性。我不会对太宽泛的词语发表意见:“女性”一词什么都没说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岁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应的显然不是这俩年龄段的“女性”。

吴怀尧:那我们来谈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纪大讲堂,你和贾樟柯围绕电影《小武》展开对话,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提问也很踊跃。退场时,我看见有个男同学冲着台上大喊:“我爱你!”看得出,不少年轻人对你很是崇拜,不少听上去“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你也面带微笑,耐心作答,你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丹青:我喜欢小孩,喜欢看见年轻人。中老年人要么对年轻人讨厌——年轻人处处提醒他们,你老了,快死了——要么看见年轻人会高兴。我属于后一种吧。我年轻时,凡是对我们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会喜欢。

吴怀尧:既然这么喜欢年轻人,那你有生之年,还会参与体制内的教育吗?

陈丹青:体制不变,我不会参与。

画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他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轰动,并获得持久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画家身份都不会被忽略。

吴怀尧:1979年你在拉萨画的《西藏组画》共计七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出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画作公开后,轰动一时,被誉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如何评价《西藏组画》?它们的命运如何?二十多年来,说起你,大家总会想到《西藏组画》,这让你感到得意还是尴尬?

陈丹青:我觉得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的画。

吴怀尧:去年你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不久,《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这种价格,很多明清时期的画作都达不到,对此你怎么看?很多人都以为艺术家一天到晚在数钱,实际情况如何?

陈丹青:我对太过疯狂的事情,说不出看法。疯狂不需要看法。目前不少幸运的艺术家可能是在数钱,但我自己知道,艺术家并不是天天在喝咖啡。真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工作狂,而且独自工作。有谁会看见艺术家独自工作的情形呢?工作是不能展览的。

艺术市场问题的误区之一,是媒体总要问艺术家,完全错了,应该问买家和卖家,那是商场的事物,作品只是货品,理论上和一双皮鞋或一支口红一样。
吴怀尧:相比国画,油画毕竟是舶来品,但什么国画就是卖不过油画?

陈丹青:国画被认为是纸本的,油画是布面的,物质,以及保存的久长,似乎是价格的一个理由,当然,那是西方给出的理由。问题是中国在太多事物上认同西方的准则。董其昌与委拉士开支同代,可是董的作品在拍卖行的起价甚至不如今日哪位中年画家。而委拉士开支要是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数倍于我们一次拍卖赢利的总和。

吴怀尧:画家黄永砯称美术馆为坟墓,他说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请说说你对美术馆的理解和定义。

陈丹青:美术馆的确是坟墓。一个没有坟墓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黄永砯认为学不到东西,我没意见。没有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学到或学不到“东西”,只看你想不想学。我喜欢进美术馆,但不会想到学什么,只是喜欢走进去看,发呆。我对美术馆无法给出定义,我只是看见,一个有美术馆的社会与没有美术馆的社会,大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美术馆,现在的国家美术馆只能叫陈列场所,不是真正的美术馆,更没有“美术馆文化”,那是一个专业,“美术馆学”就像“图书馆学”一样,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现在的中国美术馆就是轮流租场子付钱,画马马虎虎挂起来,大家热闹一场,就算玩儿过了。

吴怀尧:美术界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家村”现象。先是圆明园画家村,继而是798艺术区,还有现在已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京郊宋庄画家村、上苑画家村,这些“画家村”村你关注吗?你觉得它们的崛起和衰落,和艺术有关系吗?

陈丹青:自从资本主义兴起,画家不再受雇于王朝、贵族、教宗,个体的自由的艺术家出现了,于是变成波希米亚人。北京艺术家群体和窝点再对不过,这种动物自会寻找栖息聚合的区域,然后创作。一件创作能否成为艺术品,能否被确认为艺术品,前提是你得持续创作。

吴怀尧:你认为齐白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那么吴冠中呢?这位对中国美术界影响深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3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对此说法,你作何评价?

陈丹青:我的私人意见,以为齐白石是过去百年最重要的中国画家,我的理由是:百年来的西画家固然有杰出者,但和欧洲人比,还差得远,国画家更多,但和历代古人比,也差得远,但齐先生的花鸟画独树一格,比清的吴昌硕更清新、更出趣。论高雅,齐固然不及宋元人,但宋元没有他那样的类型和风格。

吴冠中先生被全国美术界关注,是在文革后,因为那时文艺一片凋零,我们忽然发现还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前辈。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人到欧洲留学,这时,吴先生独一无二。当时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都很老了,而且被文革摧残,不可能发生影响,而吴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才五十岁出头。

吴怀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冠中有个观点,“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这些观点你赞同吗?

陈丹青:我不清楚非洲目前的艺术是什么,但吴先生说出了大家都看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而是几乎谁都明白,但不说。

吴怀尧: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假如伦勃朗或毕加索坐在你的正对面,你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你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喜欢以否定前人来体现自己,对此你如何看?

陈丹青:如果否定前人能体现自己,那就请否定前人吧。我热爱“前人”。上个月我去了维也纳,特意去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勃特的故居。非常感动的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活着,可是没有这些“前人”。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

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

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士开支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3月初,时为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丹青,因连续5年考生外语成绩未能及格而招生落空,毅然辞职;同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其辞职报道,此后一个多月,这一辞职事件引发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陈丹青也藉此在艺术圈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成为大众眼中和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今年上半年,你与韩寒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当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时,你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节目播出后,舆论激奋;在网络上,因为“炮轰文学大家”,韩寒更是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在此期间,你基本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另外,对于公众的激烈反应你是否预料到了?如何看待他们的声讨?

陈丹青:我认真写了回应文章,投给时常催稿的南方周末评论版“自由谈”栏目,被退稿了。我体谅他们。节目制作方湖南电视台也给上级作了检查——在那篇回应文字末尾,我写到茅盾是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巴金是全国作协名誉主席: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么?

上海作家陈村,我的一位老朋友,也在自己网站中批评韩寒与我。我对他的批评逐句回应,承陈村大度,贴在他的“小众菜园”论坛上。

我一时想不出对这次集体声讨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12年前王朔撰写长文质疑鲁迅后,舆论如何。那时没有网络,纸媒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倒是有朋友告诉我,1935年,巴金好友李健吾曾公开为文批评巴金的小说,互相打了将近一年“笔仗”。他俩此后是终生好友,文革前后两家家属还曾有过艰难的物质支持。

我还记得鲁迅发表小说集之后,二十多岁的清华学生李长之即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评析鲁迅哪几篇写得好,怎样好,哪几篇不够好,怎样不好,然后寄给鲁迅。鲁迅回信,还送自己的照片给他。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

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说来惭愧,我与韩寒只是聊天,根本算不得文学批评。

吴怀尧:你回应陈村的帖子我在论坛上看过,你说过一句话,“我从未读过70后80后的任何一本书,此后也未必会读。我读书很少很少的。”你读书少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信70后80后的能写出好作品?

陈丹青:哪一代人都能写出好作品、滥作品。可是80后、70后、60后、包括我辈50后作者写的书,我读得很少很少,或几乎没读。年轻时读书,因为不上学,有得是时间,中年至今,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却越来越多,包括杂志报纸网络,哪里读得过来。画家堆里,我读书大约算是略微多的,和真的读书人比:作家、学者,则我读的书少得可怜。

吴怀尧:读书不如经历重要吗?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学历?

陈丹青:读书、经历,都重要,也都不重要,还看书本和经历遭遇谁。至于学历,也看人。王安忆与我学历相同,初中毕业,至今没上过高中大学,可是她在复旦中文系当教授,还是作协主席。阿城初中毕业,至今也没上过大学,可是王安忆也佩服他。

学历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看人只看他那个“人”,那张脸,如果有趣,我就发生兴趣。我一点不想贬低学历,你瞧陈寅恪,学历多么齐整,可是他在欧美上学,不要学历,学得意思到了,就走开。蔡元培请陈独秀去北大当文科头目,陈学历不够,蔡帮他伪造学历。

吴怀尧:在媒体笔下,你一天到晚开骂,凶巴巴的样子。你说,“其实是媒体把我变成这样,媒体就像是蟋蟀草,引诱我跳出来斗。”你真的是一只容易引诱的“蟋蟀”吗?

陈丹青:我是在认真批评,不是骂。今天的媒体和舆论会将一个批评者说成是“愤青”,说他在“骂人”。也难怪,除了媒体要制造耸动,一个集体沉默,不敢说话的空间,会自动以“愤青”、“骂人”之类消解批评,嘲弄说话的人——大家巴望听傻逼站出来叫骂,解解闷,同时耍弄批评者,以便集体性置身事外。

吴怀尧:最后一个问题。在做这次专访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访谈以及相关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是有问必答,而且热烈真诚。但最近几年,你变得游刃有余,成为各种观点的生产者,让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诚和严肃。诚如你所言,很多媒体喜欢耸人听闻,但并非所有记者都如此。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何不选择彻底拒绝媒体?

陈丹青:好问题。刚回国时,八年前,国内媒体对我好奇,我也对国内种种好奇,凡事初打交道,双方新鲜,自然比较“热烈真诚”。近年采访太多了,不免应对不暇。

我沮丧的是近十年来遭遇的记者、学生、同行,问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开口的话题,几乎一样,几乎没变,南北各大学,不管名牌还是杂牌,除了极个别例外,所有学生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是一样的,递上来的条子,连字迹和错字都相似——你想想看,这样折腾八年,怎么持续“热烈真诚”?

但我自以为是真诚的,严肃的,不然我不会计较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彻底拒绝媒体”,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绝你这篇访谈,你乐意么?一个人老是处在被要求的状况中,怎么弄都是不对的,因为他被假定必须满足所有人,你觉得有这样的家伙能满足所有人吗?——我不会彻底拒绝什么,或接受什么,杜尚说得好,拒绝或接受,其实是一回事。

□ 新华网 2009-01-13



2011-01-06 01:41:05

主题: 挥一挥手: 此次回国,感受多:盛世观礼,分享国内见闻
此次回国,感受多:盛世观礼,分享国内见闻

挥一挥手    2011-01-05 18:48:26

  盛 世 观 礼: 国 内 见 闻(一)

  在国内一段时间,有一些切肤感受,说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借此机会再回味一下,就像小时候吃完了红烧肉再舔舔调羹咂咂嘴那样——回想美味的时候比享受美味更幸福。

  吃

  吃在中国,已是很渺小的一件事了。饭店三步一家,无论大饭店小吃店,生意都红火得不得了。自己第一个感觉:国人胃口怎么这么好?!

  活着,吃就是活着的最基本的明证。国人曾经饥饿过,几千年历史就是饥饿和反饥饿的历史。现在终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吃饱饭才是人权,从这个层面讲,国内的人权十分充分。政府和老百姓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指责人权的西方说一声:

  NO!

  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注重最讲究最爱吃的民族。

  因为中国人不相信来世,享受现世的幸福,于是满足口腹之欲就成为活着的一个主要和重要事情。国人把吃饭——请人吃、被请吃提升为和地位身份有关的社交事件,一个稍微有点社会地位和交际范围的人,差不多每晚都有饭局安排;我的一个亲戚(包括我认识的几个生意场朋友)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的美方代表,晚饭几乎都是在酒宴饭局吃的。我有过几顿饭局,饭店都不错,富丽而堂皇,菜做得也精致,在美国是吃不到的。偶尔磋一顿,味道好极了。三天两头吃,绝对于身体是有害的。这点我可以打保票。但是国人从不这么想,吃得很来劲。

  我真为那些朋友亲戚担心。

  关于请吃和被请吃,这次回国我积累了一点经验。以前你请人吃饭,是你有面子;现在倒过来了,人家来吃饭局,是给你面子。话说回国之初,我请一干画界朋友吃饭,朋友替我选了一处酒店,开个包间。结果只到了六位,剩下满桌子菜,让我很没面子。后来知道了,再请客,一定是个个当面约定,再三敲定,而且要强调不来是不给我面子,把话说得绝一点,表情诚恳,好似不来咱们就绝交断情那样悲壮。结果请人吃一桌我就像个乞丐似的。

  我这是干嘛呀?操他大爷的,这是骂我自己呢。谁叫咱不是名人大腕呢?

  吃酒席,最不爽的是喝红酒!无论是我请人还是人请我,一听到开红酒我就心疼心酸——操泥马呀,真够黑啊!

  在美国也经常喝红酒,多少知道一点红酒的底细。国内稍微上点档次的饭店里最贱的一瓶红酒都在千元左右。这种酒在国外顶多也就是二三十美元一瓶呐——我看,那也不值,或许只有十几美元呢。

  这敲诈也忒狠心了点。这叫敲洋盘——谁叫你信洋货?喝洋酒?

  但是我听说了,那些进口红酒未必是真洋酒。台湾商人从国外进口大桶原装酒,兑水兑次酒,再装瓶贴上洋标签,做洋酒出售。告诉我的是个生意人,看我心疼义愤填膺,便告诉我真相,是想让我更加心疼不是?

  他真当我那么傻?咱屁股一拍,回美国喝红酒去!

  和吃有关的还有几件事。

  在我家附近靠徐家汇的地段,路上一溜儿都是餐馆,属于中等档次但装潢气派。有一天我逛街就看见其中一家餐馆贴出一张堂皇告示,只有几个大字和三个惊叹号,看得我心惊肉跳:

  本店不用地沟油!!!

  估计是行业竞争忒剧烈了,这老板才想出这一招,也是狗急了跳墙的苯招。他不怕得罪同行?

  这老板可能刚入行不久,求财心切;或许是个野路子二愣子?我甚至想老板是河南人氏,那地方出来的人手段都比较独特。

  其实国人对地沟油都已经麻木了,久入鲍厮不闻其臭,生意好坏和使用什么油绝无关系。那告示实在是很幽默又嚣张的一则商业和社会广告。过几天再经过那地段,告示已经消失了。没准老板决定使用地沟油了?

  说起地沟油,那是没钱人的消费,我们在国外的华人看了十分愤怒,这东东怎么可以吃?可是国内人根本不当回事,照吃不误,餐馆生意红火就是证明。有钱人当然不吃地沟油,超市里有买茶精油,还是名牌货,广告做得铺天盖地,价钱比原装的外国橄榄油还贵。风行了有些年了。但是7月份所有媒体报道这茶精油含超量致癌物质,突然从超市全面下架,企业老总也在媒体向全国消费者说声:对不起。看来,有钱人吃东西也不能保质,只有吃外国货最安全了。这家企业在半年前就被发现问题,但是拖了这么久才公告,一定是有关各方在较量、权衡、沟通,安排,看来该家企业背景还不够硬,最后下架了。

  母亲每周吃两只鸽子,放点西洋参清蒸,只喝汤。小时候家里养过鸽子,鸽子炖的汤是清清的有香气。可是眼下这鸽子汤是什么呀,黄颜色的,鸽子肉有股味道。家人当滋补好东西让我吃,我不能吃;我劝家人也不要吃。可是不吃这还有什么可以吃呢?家人又特意买了散养童子鸡给我吃,可是那鸡浑身是黄颜色,肥壮,哪里像什么童子鸡,倒像是鸡大爷,炖的汤也是黄色的;以前的鸡汤,上面浮一层黄油,撩开了鸡汤是清白的。我勉强吃了一次,也有一股独特味道。我叫家人再也不用为我的吃操心。我告诉家人朋友,一,海鲜的不吃,二,黄鳝等河鲜的也不吃,三,豆制品的不吃。他们以为我在海外信了佛,吃素了呢。其实那几样东西最容易下毒,毒素特强。但是我还不能特意强调这点,以免遭误解为大国洋奴姿态,还只能哼哼哈哈说习惯了吃蔬菜清淡食物。

  国内的食品安全完全没有安全可言。信誉诚心良心崩坏首先就体现在吃上面。关于吃,我还会有专篇论说。这不,刚有国内报道,国人百分之九十不相信食品安全!真可怕!

  我在国内拉了三趟肚子,一次比一次厉害,最后一次延续了一周多,到医院验血验大便配药才止住,弄得我一身虚弱。虽然我的思想依然强壮,但是我的肠胃经过这么多年的洗涤,已经十分脆弱,经不起摧折了。最后几个月我每天晚上基本喝粥,多吃蔬菜。自己引以得意的是这次回去谢绝了不少餐宴,在吃上面基本严守了最初的戒定。我的拉肚子因该是水质引起的。

  那么,此次观光盛世,在吃上面很亏了是不?

  其实,非也!我吃到了最好的美食。

  我在苏州西山,每天吃的是自家地里种的时新蔬菜瓜果。想吃马兰头了,就到菜园子割一框;想吃荠菜了,就到地里揪几把;番茄、豆角、茄子、冬瓜、南瓜、紫骨叶、蘑菇、枇杷、桃子、葡萄------还有家养的鸡、鸭、鸽子;我甚至吃到了多年未吃到的野生太湖黄鳝,那种味道岂是靠避孕药催大的象鳗鱼一样肥大的黄鳝所能比得?我还经常吃自己钓上来的太湖昂仔鱼,鲜嫩无比。太湖三白,是名产,没少吃。说起来太湖现在污染也不轻,但是我毕竟不是神仙嘛,不食人间烟火。还有自家池塘种的莲藕,因时节关系没能吃到果实,我只看见绿绿荷叶和白洁荷花。

  我这是吃的特供食品啊。

  在盛世里吃是有得吃的,比起三十年前口粮定标卖粮凭票肚里没有油水的日子真是天上人间啦;但要想吃一顿健康无毒的饭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行

  在盛世里出游,不要以为就顺水推舟,悠哉游哉了,也是有惊心动魄时光的。

  那就是我坐在车上的时候。

  交通的发展,以一日千里形容并不过分。但是在享受交通便利的同时,也许人们更关心安全,尤其是像我这类反对糟蹋生命的人。

  国内的车子像蟑螂是乱窜的,嗖——横插过来了;嗖——窜到你前面了;嗖——突然左转右拐了;嗖——急刹车了。我坐在地士里,每次都被惊吓。也经常劝诫司机:慢慢开,我不急,安全第一。但是我不急司机急,在都市里开车就像在杀开一条血路那样。异向行驶在国外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在国内开车因形势权益而可以临时做异向行驶,这是家常便饭。我在成都和多个城市甚至上海看到高峰时间车子开到异向道上,而异向道上的车也习惯了,竟然避开行驶,路警也熟视无睹 ——中国特色的事物实在很多,充斥在生活的许多领域。

  弯道车让直行车。但是许多次我经历过从商场或停车场进入车道的车主根本不看左面来车直接上道的,一个右拐屁股冒烟刺溜一下窜到你前面去了。那真是惊骇。我问司机:他们不怕撞车?撞了车他们是全责。司机回答:他们知道直行车会让道的。噢,这是抢占先机啊!

  说得没错。开车就是抢道,否则你会寸步难行。

  有一次和朋友们到外地玩。车主是个下海的博士,开车异常凶猛灵活,左突右冲。他告诉我开车经验,在国内开车你要把路上所有的驾驶都认定是不会开车的,因此你就会刻刻警惕不会出事。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总结语:在国内开车只能开到60岁,神经高度紧张经受不了。确实如此,我坐车都是一惊一咋的。

  在都市里最自得的是那些机电、电动车了,像游鱼一样在车海里遨游,他们熟悉各种规则和行驶游戏,并积累了经验,虽然他们没有有车族那样的身份荣耀,可是他们却真实享受了交通便利的实惠。我有几个朋友,都是先买了车,很快就卖了。

  听说了更可怕的事情。现在国内流行黑车,在二三线城市十分猖獗。有人花一点钱买辆黑车,然后造一块假牌照(从网上得到真车的号码)就开始载客运货赚钱。出了车祸把车一扔走人,倒霉的是真正拥有那块牌照的车主。真车主往往收到莫名其妙的告票,这类官司很普遍。起初我以为只是极个别现象,后来知道这是平常稀松事。

  真是匪夷所思!我感到惊奇,难以置信。朋友们笑我很幼稚。那是一种生活常态,他们都习以为常,只是希望别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已。生活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迫使人提防人、提防权力机构、提防一切他认为足以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人和事。中国人的精明甚至聪明,应该是从这种土壤里培育出来的。

  所以好斗啊,还精于内斗。可怕至极。

  街上行人也是在车阵的缝隙里见缝插针穿梭而过。人经常和车对阵。走在路上,机动车的急刹车——轱辘摩擦的声音不绝于耳,像尖物划玻璃那样刺耳,触心境!

  急刹车是交通的常见现象,也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在急急赶路,遇到路障,刹车停脚,绕个弯子再急急赶。

  交通是有法规的,人们都心知肚明。但是生活紧迫需要赶路,权益变通便成为默契,心领神会比法规更能调节行为。国内驾驶与其说是照章行驶,不如说是靠人际融会作参照。出了车祸不是违法的结果,而是没有默契好。国人不去思考怎样遵法开车,所以往往一出车祸,双方都是立即掏出手机找关系(这不是我想象,而是真实情况,我看到听到的很多)。国人宁愿花力气去培养人际关系,而不愿意花费一点精神去探究法规。

  心平静气啊。难得,难得。

  其实,交通状况折射了国人的心态,生态。

  当然,说话也要有一说一的,这和自己刚看了电视剧《手机》应该没有关系。国内公交车的改进,是挑剔的我无话可说的,起码,上海的公交车,无论从设施,还是服务,甚至乘客文明,从硬件到软件都堪称一流。我虽然挑剔,但还是公正的。上海的地铁也很方便,映像很好。但也听说过不少负面评价,也许自己不是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乘坐,所以悠哉游哉,没能全面体验,属于私自观感。但总比北京的地铁好许多倍。

  每当我站在街头等交通灯转换,看见车流奔涌杜塞,无数电动车往来穿梭,人流汹涌,使我联想起蟑螂;太阳光从云霾中冲刺出来,直射在芸芸众生身上,一阵烦恼,一阵骚动,一阵无奈,会从心底升起。

  我觉得假如自己生活在其中,我会像个蟑螂那样;当然,我可以逃避啊,找一个清静地方歇着去,但是,那不过是一只离群的蟑螂啊,不是吗?不要以为有钱人就不像蟑螂了,他就是一只金龟子,一个大鳄,受环境污染,也是浑身蟑螂气啊。况且很多有钱人原本就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呢。

  我说的蟑螂,只是用以形容人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个个是英雄。

  盛世里,车是有的开的,但是安全要自保;而且时时要祈祷上苍保佑。

  交通比较乱像。不如吃那样光鲜,三时有序。

  性

  性开放,也是盛世一大特色。

  暧昧服务行业十分流行,洗脚按摩店也是三步一家,和饭店紧挨着,嘴巴吃顺了,下面也要顺畅一下的。

  性服务高级的有会所,低档的有发廊,还有各类按摩店。

  性服务古已有之,历史上的盛世也是娼妓业昌盛的年代。妓女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是最早的公共事业。官妓历代都有,宋朝为盛。就是在49年后,中南海里陪舞的文工团员就是穿军装的官妓。

  性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成为交际的润滑剂和人脉的中介。

  男男女女开口说话,带点黄腔司空见惯,暧昧双关语流行于工作场所,影视剧里的台词和戏台上的艺人更是作了表率,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钱和性,是国人最直接最关注的事情。

  活在国内,那是真爽啊。我们算是都没捞上好时光。

  嫖妓如行善,庞大的色情业从业人员靠着广大嫖客挣得银子,嫖客的钱养活她们及她们的家庭,这些女孩子大都是从乡村小镇来到大城市,她们在自己家乡几乎没有活路,没有女人会喜欢做鸡,但是女人有自救的本钱,那就是自己的身体。不要用鄙夷的眼光看她们,她们其实活得很干净,比道貌岸然者干净得多。看到国内某地把妓女抓起来挂上牌子游街示众,这真他妈王八蛋!

  我想,在这些决定示众的官员中,就有不少嫖客!

  从人格上,我尊重妓女。

  不少头脑简单的人就此怀念那个没有妓女的年代。他(她)们没有看到在那个年代即使没有妓女,但是通奸并没有绝迹,人性是灭绝不了的。中南海里有官妓呢。那种不正常的年代,感情压抑,就只能喊口号游行搞内斗了。文明社会不是靠压抑人性来维持的,而是在更高的人性层面来引导社会道德走向。这方面西方国家亦未必是表率。一个成熟公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有多层次的包容性。

  有一则消息报道,政府扫黄,抓到几个熟面孔。其中一个中年卖淫女,审问她为何屡教不改,她回答:同情那些民工兄弟。他们没地方也没钱找女人。每次收费10块,没钱的5块。收入仅刚好够她租房吃饭费用。这就不单单是为钱卖淫了。人性是丰富的。一份社会调查结果认为妓女的诚信度优于政府官员。

  国内经济迅猛发展,女性从业人员各行各业增多,出色的不少,应该是男女平等局面了吧。

  其实,不!以我观察,实情恰恰相反。

  我多次在公共场合或者隐秘街角看到年青恋人闹矛盾,都是女的在哭,不管看起来像是白领还是民工,无一例外。而男的劝解告慰表白,千篇一律好像是在念台词,我带着观察的心去听所以特别留意。就是在影视作品里为感情呕心沥血的大多数也是女性。

  经济富足了,但人的感情却在淡化,女性比较感性吧,在感情的确定上比男人要认真。但是国内男人游戏的场所太多太方便,女人相对而言游戏的选择比男人狭窄,女性在一定年龄就认真考虑婚姻。况且封建意识造成女多男少生态不平衡,在物竞天择原则下,男人更游刃有余了,无论是精英白领还是民工,都一样。虽然在经济上女性比以前比上代人更独立,但是在以男人为主的物质世界里,女人的感情价值却在降低,她的人格地位也在下降,这和经济发展不一定同步,甚至相反。就说那个大闹演播室的精英胡紫薇吧,闹得满城风雨,到最后还不是回到那个猪头央视支持人身边了吗?退一万步想,她就是满世界找,天下男人一个德性,她也只有妥协一条道。

  那么,不妥协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剩女”产生。其实“剩女”这个称呼就是大男人主义虚妄的明证。所谓剩女,都是在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和失望后,对男性社会表示绝望、不同流合污的女性,比起“妄男”来优秀多了。

  现在国内对男女平等的现状没有耐心和必要去探讨,想当然的认为经济发展必会带来男女平等,其实缪矣!大量外地省城乡镇女孩子(都是低学历)到大城市打工,堕入风尘,从社会阶层划分的意义上无疑是隐性的女性地位跌落的象征。

  那一天做鸭子的多了,局面就翻过来了。

  广告

  国内的广告令我印象深刻。几乎所有的影视明星都在电视和平面广告大作特作广告,最火的是王刚,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做演员时的艺术神采,尽是物欲贪婪神色。他做的古董节目,拿锤子敲假货时的姿态,假模假样十分恶心,他本人就是个空心大假货,嘿嘿。他作了几个药物的电视广告,一副言不由衷滑头滑脑的样子。钱已经把他毁了,可他自己还不明白,正活得有滋有味呢。

  国内正流行捞钱,一阵阵的,现在是药品和酒的电视广告大潮,凭着知名度明星们正赶趟呢。

  侯耀华作的药广告,有九个是假药。厂商早就作了精明打算,请一个明星打广告,假不假的,真不真的,马上能提高销售量,以全国人口计算,收入绝对可观。扣除报酬,就是马上关厂子,也赚得下辈子够用了。

  这就是为什么药品保健养生品广告特别火的原因。

  成龙代言的霸王生发剂,查出来含致癌物质,但是照样卖,不下架,可见成龙爱国的厚实功底和背景。

  真正好药,有效保健品,需要如此做广告吗?酒香不怕巷子深呀,古话如此说的。

  我对家人和要好的朋友说:千万别买那些药物保健品。

  从明星们投入广告的情况看,亦能看出明星的品质。偶一为之不为过,但是要牢记你的本质是演员。各行各业坚持操守,那就是社会道德水准的基点,尤其是明星名人,更具表率标杆作用。在中国,倒是妓女敬业,应该列于职业操守榜首。呵呵。

  国外的明星也做商业广告,但没有如此规模投入,却经常听到或看报导谁谁明星投入社会公益慈善广告了。

  中国出个国际级大师不容易,年轻的朗朗是一个。他也赶热闹,做了两个广告,一个是蒙牛奶品广告,一个是金融产品广告。马友友也做广告,但是画面里没有他本人身影,只有他的大提琴出现,代言的是国际知名品牌,广告十分诗意,有品味有艺术性,符合他大师身架。

  中国奶制品行业一直是块污染蒙羞地。果然, 蒙牛接着发生商业丑闻。中国的国际级大师得来不易,尤其肩负13亿人和党的重负,祖国的荣誉啊,除了本人要珍惜名声,国人也要维护其名声,名声比金钱贵重。朗朗为蒙牛做广告,是自贬身价,他缺钱吗?我只能摇头!

  这是怎么啦?俺滴同胞!

  等那帮子明星效应淡化下去,我想接着就是政府退役官员要上阵了吧。某个中央部门官儿退下来为某企业做广告,效应不会比过气明星差。

  看着吧,中国是屡产奇迹的国度。

  物欲,物欲横流啊。

  方显出盛世本色。

  新闻宣传

  回国这段时间,基本没看报,没看电视(除了世界杯和中国达人秀),也就是没有参与此阶段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关注,也不上网看新闻。结果觉得自己活得很自在,很快乐。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的惬意啊,隔海再看海外愤青们,觉得他们可爱,纯情,太把自己当棵葱。国内人民根本不关心党啊,国啊,只有钱,和性,还有吃喝,那真是个滋润。那些个喊口号上街的不是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就是劣势(还不是弱势,因为弱势已经是广大人民了)族群。

  国内的思念毛泽东的是些什么人呢?基本是上无砖瓦下无寸地、或是被强占财产的劣势民众,他们也不是真觉得毛乍滴,只是举一个幌子反对当局,就像古时候那五斗米、白莲什么的作幌子一样。不信,别有用心者如果许诺他们一栋房、2千块一月,他们马上就可以加入一栋房教、2千钱教的。

  这当然是愚民教化的结果,责任在当局,不在民众。

  也有一些教授学者捧毛的,虽然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自由和福利。这类人不是从小因出身低贱或者自身面目可憎,遭受冷遇甚至歧视(中国是歧视意识最深的国家之一),以致心中充满郁愤,有强烈出人头地意识,性格好斗,自然把毛捧为偶像。典型就是北大教授、传言是孔子七十九代孙的,此人歪嘴斜眼,和人争论如地痞耍赖,哪里有教授风度!若真的老毛在世,这种人在北大做伙夫也不够格呀。

  我回国之初,正是南方旱灾,接着是青海玉树、甘肃山崩泥石流。

  旱灾其实已经延续了几个月,我搞不明白在它刚刚为害初期当地政府都干吗了去呢?为什么一定要到天绝人路时再大力出手呢?我十分疑惑。

  就说说新闻报道是怎样报道救灾的。

  我不看电视,但有时陪侍在家人身旁偶尔也不得不观赏一下电视新闻。

  有一个村支部书记救灾,不救自家的,先救村民。报道里重点强调他的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然后记者引导性问答,书记说了司空见惯的以身作则的回应,于是就给思考能力比较弱的民众留下了党员干部领导的优秀人品和特殊材料塑造的映像。这种报道比比皆是。

  我决不否认基层甚至上层确实有这样的有责任心、人品及格的干部,但这和是不是党员应该没有绝对干系,说大了,是人性使然,说小一点,难道不正是咱国人的做人传统吗,再缩小一点范围说,你是领导,就该这么做,不这么做就是失职。孔子的教导哪里去了?难道都跑到国外光顾着开办孔子学院了?

  老实讲,现在还能当块招牌重振道德和民心的也就是孔二老啦!

  这就令人怀疑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目的了。国内不提倡传统文化,提倡党文化,却跑到国外推行孔子,言行不一啊。

  千万别再把孔子也变成假货呵。不会是空子学院吧。有人怀疑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看国内新闻,一个字:假。

  假货流行成为国货,责任在当局。最糟糕的是,民众的心,也变成假的了,公众场合和私下场合说的不一样。有人还以为唱唱红歌就能把人心唱红,他太单纯,太纯情,太是棵葱了,你能搞愚民,百姓就不能顺势忽悠?

  刁民就是这样炼成滴!民众本来不刁,单纯诚信,有一说一,环境让他们觉着这样不安全,于是为了寻求安全感,开始说假话,干假事。

  假大空,不是我挥手发明的呵。早有定论。

  那段时间,打开电视,就是救灾,就是世博。全国那么些频道都放统一的节目。

  你习惯么?你喜爱么?

  狂轰滥炸,是在喂猪食啊?

  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百分之七十是讲国共打仗的,什么剿匪啊,情报啊,大战役啊。

  你习惯么?你喜爱么?

  这是一种文化手淫行为。

  国共内斗早已成为过去,那段历史是所有中国人的不幸。蒋介石不是卖国贼。 国民党被打败,当然是它自己腐败所致,也是历史选择强者的规律。国共内斗,不存在对错,只有胜负,符合中国历来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史实。

  连篇累牍,累不累啊?这不是治阳痿的伪哥是什么?

  此次回国,感受多多。在盛世里巡游,开开眼界。繁荣是确实的,进步也是事实。但盛世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相信这是很多人的共同问题。

  有了钱,做人就会大样,因为大款嘛。现在是大款,但是因为以前是穷人,还被人狠狠欺负过,掌过嘴,踹过屁股;现在这势头是要掌看不顺眼的嘴、踹小样的屁股了。心中总有一份怨气,甩不掉的自卑啊——其实那是咱祖宗不争气呀,和咱现在有么子关系?中国人容易憋气,好像受了八辈子的气。一遇见什么事儿,就撒气,使小性子。说来道去的,就是我爷爷被你妈的先辈儿踹过一脚;你二大爷哪年哪月掌掴我三舅姥爷一个巴掌------

  都盛世了呀,还大款呢。盛世要有盛世的规模,大款要有大款的架势。

  在盛世里做大爷,也是一门学问呐。

  接下来,挥手要说说“盛世”。

  什么是盛世? 如何做大爷?(再续)



2011-01-06 01:21:44

主题: 禽兽中国贩奴
(图文)禽兽不如:中国贩奴真相大披露
新民周刊    2011-01-05 13:39:08

自由的日子过久了,容易浮云起来,一直浮到一天突然问自己:不好意思,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啦?

事出四川渠县“蓄奴”,正常人当然要怒发冲冠,听说过黑奴、听说过白奴、听说过混血奴,但听说过“黄奴”吗?这不是一个新名词的诞生,而是一记结结实实的拷问: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

因为恍惚中又要记得初中时的课本,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人类迄今最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是初级的),怎么忽然倒退到殷商“妇好墓中人”了呢。

这个地方真是十分的奇怪,一会儿“坐三望二”,一会儿“汤姆小屋”,弄得你也智障了,又要欠揍地问:今夕到底何夕!

消息称四川渠县官方救助站经营的“奴工基地”,从2000年成立的首日起,就在铁棒皮鞭的高压下强迫“被救助”的智障人员和其他流浪者从事惊人的体力劳动,与猪狗同食同榻之余还对外贩奴,远到新疆,近到渠县各乡镇的制砖、农田、建筑工地,被打死、饿死、冻死、病死者,大有人在,所得血汗利润全部纳入承包人囊中。

如果你气坏了,我劝你息怒,因为有渠县这样的“蓄奴”地方,产生这样的“残疾人自强队”难道令你意外吗?

值得围观的是,目前渠县政府正在“自查”。让蓄奴的有机会否认蓄奴。一如责令偷汉的自查床上用品,你能责怪我等“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吗?

在中国,换掉一茬蓄奴的地方官员为什么如此困难?(主笔/胡展奋)

曾令全与他的智障人培训基地

三星村的村民们也时常会听到基地内传出的智障人被打的“呼天叫娘”声。有村民说,“有时候半夜里听到隔壁在打癫子,听得人都不敢睡觉。”


是“慈善家”还是“铁公鸡”?


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工钱三四年一分都领不到……12名智障“包身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遭受的非人待遇经媒体曝光后人神共愤,但消息传到四川省渠县渠江镇三星村并未激起太大的波澜,村民们基于这十多年来对同村的曾令全以及他后来创办的所谓 “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了解,认为曾令全将12名智障人“卖”到新疆做“包身工”不足为奇。

曾令全以及“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多年来打着慈善旗号所干的迫害、剥削智障人的勾当在三星村乃至整个渠县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让村民们觉得有些意外的是,这个早已被当地老百姓背地里咒骂过千百回的曾令全,这次似乎真的要被绳之以法了。

“会不会又被放出来哦?”三星村的很多村民并不敢公开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围在已经被取缔了的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培训基地”门口看热闹,回避采访,但是当暮色降临,记者逐户单独采访时,村民们纷纷怒骂曾令全“丧天良”。

曾令全是一个怎样的人?由于12名智障人在新疆黑工厂遭受非人待遇曝光,曾令全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渠县警方刑拘,这之后,曾令全的父母、弟弟、弟媳以及其他一些亲戚聚集在培训基地内,冒充群众的身份不断向记者们“感叹”曾令全的心地善良、“谴责”当地政府的“背信弃义”。在“群众”身份被揭穿后,曾令全的家人仍不断抱怨:“曾令全是一个好人,明明做的善事,怎么现在成了坏事?!”

曾令全的妻子李素琼在被刑拘前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俩外出打工多年后决定回家创业,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村里养猪。当上猪倌后,曾令全经常到渠县县城农贸市场收摊贩们丢掉的骨头回来喂猪。1993年正月,曾令全在农贸市场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蓬头垢面,便问对方愿不愿意跟他回去养猪,对方回答“要得!”,曾令全便将他领回了家,这是曾令全领回来的第一个残疾人,名叫李兵。3年后,曾令全又在农贸市场看到身材瘦小、满脸污垢的流浪人员李小平,这一年除了将李小平领回家,曾令全还带回了时年23岁、大脑异常的朱国庆。

李素琼回忆,三个流浪汉被曾令全收养的故事当时在渠县引起轰动,渠县官员短短数月先后七次来考察。1996年11月15日,时任渠县县委书记张家林在区委书记熊忠华及民政局局长刘福全的陪同下亲赴曾家。张家林兴奋不已,盛赞“我们国家官员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小曾做到了!”并在渠县党员大会上号召向曾令全学习。自此,渠县开始宣传曾令全的事迹。曾令全的村子位于幸福坝,因为“一个猪倌和三个乞丐”的故事,曾令全家当时被当地媒体称为“幸福坝中的 ‘幸福院’”。曾令全因此还获得了渠县政府部门拨发的15000元“爱心款”用来壮大其事业。

不过,李素琼所说的这个曾令全收养智障流浪人员的善意动机,在三星村尤其一些与曾令全平素走动较多的村民看来纯属曾令全往自己脸上贴金。村民王华 (化名)说,他与曾令全平时关系甚好,“他一开始就动了歪脑筋,把癫子(当地人对智障人的称呼)带回来帮自己养猪,不要付工钱,只要管饭即可。”王华说,曾令全的脑子很灵活,“典型的小聪明。他能说会道,明明是利用癫子,却被他说成做善事。”

让村民们更为不满的是,三星村筹资修路,每户每人要掏80元,但曾令全非但一分不肯掏,还向现任村干部追要1000元的吃喝费,说是前任村干部在他家吃饭欠下的。村干部让曾令全拿出凭证,曾令全拿不出,但就是对村干部纠缠不清,无奈之下,村委会非但没能从曾令全那里拿到一分钱的修路费,反倒倒贴了几百元给曾令全。

“那时候曾令全已经靠剥削癫子发家致富了,修路费其实一共只有2万多元,在其他村,富了的老板压根就不用老百姓掏这个钱。”有村民抱怨。“你说,这样一个公认的铁公鸡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倒贴钱来做善事?!”王华觉得很滑稽。

曾令全一直谋划让自己的残疾人自强队取得合法身份,2006年,他给渠县政府递交了成立“残疾人自强队”的申请,曾令全表示从2003年到2006年初以来,他先后收养了137名残疾人,自贴资金20多万元。

“简直就是扯淡,曾令全利用癫子赚了多少钱?!三星村没人不知道。”王华很愤慨。

“劳务输出”

现年46岁的曾令全从1993年至今到底“收养”了多少智障人,目前又有多少智障人被他以所谓“劳务输出”的形式卖到外地做“包身工”,这些“包身工”又分布在哪些地区,由于官方的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这些还是一个谜。知情村民王华透露,曾令全最初只是在渠县范围内寻找智障人员,他常骑着一辆刷有“自强”和“救助”字样的摩托车去各村搜寻,找到后就以打工为名或骗或强行拉到培教基地,后来,拉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扩展至周边县市,“只要穿着破烂就可能被他强行拉上车带回家”。

王华介绍:“他发展了一个拉人的网络,只要帮他拉来一名流浪汉,就会得到最少100元的好处费,好处费的多少取决于癫子的身体状况与运送癫子的路途远近。”不过,女的流浪人员以及明显没有劳动能力的流浪人员曾令全并不收养,“这就足以说明他动机不纯,压根就不是为了做慈善”。

在三星村周边做煤炭生意的曾建国被村民们斥为替曾令全找“癫子”的“拉人队长”,村民们说,他每帮曾令全拉来一个“癫子”就会得到几百元。对此曾建国大喊冤枉,他说曾令全曾经找他,表明收“癫子”是得到渠县政府同意的,但是规模要做大,包括卫生员、培训队长都要有,希望曾建国支持他。曾建国的老婆后来发现曾建国的照片被曾令全贴在培训基地墙上,委派的职务是队长,“我们就问他做队长要负什么责任,拿多少工资。曾令全说这完全是做好事,连他自己都是倒贴钱,因此没有工资”。曾建国因此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和照片除去,“没钱,我做什么队长?”他强调没有帮曾令全拉过人,只是有两次看到街上有流浪汉,打电话让曾令全来拉人,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老婆的责备:是一个!哪来两个?!

“收养”的智障人多了,曾令全开始谋划搞一个基地,2007年,由于三星村的小学废弃,曾令全花费4.5万元将校舍购买下来,又花了几万元整改、装修,建成了一个培训基地,对外,曾令全把这个基地称作“乞丐收容所”或者“渠县残疾人自强队培训基地”。

但这个所谓的乞丐收容所却被三星村的村民们私下里称为“监狱”、被关在里面的智障人被村民们形容为“犯人”。

曾令全的家人说,智障人到了“培训基地”就结束了流浪,他们首先被安排理发、洗澡、看病;吃得也很好,早餐是包子、馒头,午餐还有肉,晚餐有时是面条、有时候是米饭;衣着不再破破烂烂,而是统一发放了迷彩服、鞋子。

曾令全将村小学改建为2层的培训基地,一楼是办公室、卫生室、食堂、活动室,二楼是智障人的卧室。围墙隔壁就是曾令全的小洋楼,虽算不上豪华,但在三星村也是首屈一指了,村民们说,以前他们并不能随便跨过围墙、铁门进入培训基地。

王华进去过多次,他说,办公室摆着麻将桌,更像曾令全的活动室,卫生室形同虚设,曾令全的父亲是一名退休教师,曾做过赤脚医生,“癫子生病都是靠这个赤脚医生配药。”至于伙食,王华说,“不能说差,甚至比村里一些老人吃得好,不过也不是曾家说的那样顿顿有肉,一般癫子们做苦活时,菜里会有一些油水。曾令全一家平时也并不与癫子们吃同一锅饭。”

在二楼卧室内,智障人平时就寝的十几张床铺显然在曾令全被刑拘后,已经被曾家人煞费苦心地重新布置过。曾家人换上的是统一的绿色被褥、垫被,这些被褥很单薄,不到2厘米厚,在湿冷的山区,村民们的秋被都比这些被子厚。细闻,这些被褥压根就没有人睡过的气息,知情人士指着屋角的一堆被褥说,那才是“癫子”们平时睡的。翻开屋角堆积的被褥,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鼻而来,一样的单薄,不一样的却是被褥、棉胎已经黑得发亮。

村民们说,他们之所以将“乞丐收留所”称为监狱,是因为智障人一旦进入这里就没有了自由。“说是培训,其实就是给癫子上规矩,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不听话就打!”

曾令全曾宣称他摸索了一套对残障尤其是智障人的科学管理培训体系,包括思想教育、军训、跑步、干活等。但曾妹夫罗政的父亲罗天汉却揭露,所谓的体系核心只有一条:打!

罗天汉在2005年前后曾帮曾令全管过7天的工人。“他心太狠了,用电线折起来打屁股,刚收来的人,先打一顿,打得血肉模糊,坐都坐不住。边打还边问,想吃饱吗?或者用电棒直接打。”罗天汉说,“癫子”们通常六七个人被编为一个班,智力情况较好的当班长,职责是监督干活情况,晚上向曾令全汇报,谁偷懒,曾令全就打谁。

因为觉得太残忍,罗天汉后来不干了。他劝儿子不要跟曾令全混在一起,但罗政不听,终于在2006年,因为涉及在湖南耒阳一黑砖厂内奴役、虐待十多名智障人并导致一名乞丐被打致死,罗政被判刑8年,罗天汉也因此与曾令全翻了脸,但他说曾令全六亲不认,争执中把他推倒在地,至今腰伤仍有隐痛。

三星村的村民们也时常会听到基地内传出的智障人被打的“呼天叫娘”声。有村民说,“有时候半夜里听到隔壁在打癫子,听得人都不敢睡觉。”

王华说,有智障人不堪忍受暴力,逃跑过,但是被曾令全抓回来,“又是一顿暴打,不给饭吃,再也不敢跑了。”根据知情村民的介绍,智障人在这个培训基地“上规矩十多天后”一般就会被曾令全派出去务工。

有多少智障人沦为“包身工”?

曾令全的妻子李素琼说,收留的残疾人多了,就把他们送到各地去打工,这些人都是经过休养与训练了的,都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曾家人出示的曾令全在 2006年年初写给当地政府的请求成立“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申请显示:残疾人自强队由曾令全任队长,李素琼任会计,一组组长段成波带残疾人8名在深圳打工,二组族长罗政带残疾人17名在湖南打工,三组组长徐林带残疾人7名在广州打工,四组组长李心灵(实为李兴林)带残疾人5名在新疆打工,五组组长兰克云带20名残疾人正在我(指曾令全)家培训。

李素琼反复强调,把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组织起来培训,然后送出去打工是在做好事,“总比在垃圾堆里拣垃圾吃好!”对于输出的智障人打工有无报酬,李素琼说,这些人在他们家吃穿用住都要开支。“用工的老板支付报酬给我们,我们的做法是在除去所有开支后,每天给每个残疾人预留18元,作为他们将来的生活保障,也打算给他们买保险之类的。

李素琼甚至说,考虑到这些残疾人难以自理金钱,所以才让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的厂长李兴林将工资打回了渠县曾令全设置的账上。这些钱不会乱用的,是计划下一步条件改善一些后,夫妻俩准备修养老院或福利院,这些残疾人回来后可以用于养老费用和他们平时的吃住,如果他们愿意回家,也可以带着这些钱回去。

不过李素琼在被刑拘前的这番说辞被王华等知情村民批驳为“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每个残疾人每天预留18元作为将来的生活保障?!放屁!骗谁呢?把账给我看看?是不是每个残疾人都有一个固定的账号?”王华气不打一处来,“曾令全把一些癫子租出去,一个月的工钱只有300元,你一天能预留出来 18元?!”

王华说,他曾经劝曾令全给每个智障人建立一个账号,“多少存一点进去,哪怕只有一百元,这样日后人家家人找来,你曾令全也不会被动。但这个铁公鸡就是不听。”王华介绍,曾经有智障人的家属找到三星村问曾令全要人,曾令全反倒其势汹汹,逼着人家支付生活费,否则就不许把人领走。

曾令全目前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曾家人的说法是六七十人,但记者调查,曾家人极有可能又在撒谎。

李兴林剥削智障人被新疆媒体曝光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曾令全,但知情人士透露,曾令全起初并不以为然。李兴林12月12日一早便让儿子李成龙带着12名智障工人乘坐长途车返回四川,自己则单独坐火车回到成都。

李兴林父子逃离新疆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出批示,要求严厉打击丑恶现象,“即着专门小组协调相关省份,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

2010年12月14日下午6点,李兴林父子二人在成都被抓,12名智障人得以解救,李兴林父子原本是想把智障人带回渠县还给曾令全的。

“曾令全最初很强势,说他压根不怕。”知情人士透露,曾令全照旧带着三星村基地内的16名智障人到渠县县城某工地上打工,渠县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直到夜里7点多才等到了这批刚从工地上回来的智障人。此后,根据曾令全的交代,渠县警方分别在广东与北京解救了10名与30多名智障人。

“绝对不止这些人。”王华说,曾令全目前至少有十几支智障人队伍在外地打工,“广东、北京、天津、湖南、湖北、新疆、四川……都有!”

曾令全的父亲曾永明接受采访时说漏了嘴,他承认,目前有十几支队伍在外地打工,而曾令全从2007年开始盈利。曾永明介绍,曾令全有十多个管理员,他们带智障人到外地打工前一般要交给曾令全八千到一万元不等的押金,春节回川后结账,所有工资必须打入曾令全的账户,然后四六分成,曾令全占四成,按照曾永明的介绍,每年年终给管理员的分成高达六七十万元。

此外,曾令全年终还会根据绩效发奖金,每个月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正常出工就算效益良好,会有800到1000元的奖金。

曾令全的弟弟曾国华、妹妹曾令菊、女儿曾德凤、女婿以及其他一些亲属按照村民们的披露,都带着智障人在外地打工。有群众向本刊记者反映,三星村附近有一个建材市场,一个外号曾桥儿,本名曾建桥的人常年带着一支“癫子”搬运队打工,所有的“癫子”都是从曾令全那里租来的。“不分昼夜,只要送货的卡车来了,癫子们就要上去搬运,一件琉璃瓦几十斤,我亲眼看到一个癫子搬着搬着就把琉璃瓦扔了,不肯干活,站在那里哭。” 一名建材老板透露,这名智障人当晚被曾令全领回基地,第二天又乖乖干活了。

“奥秘就是打,我亲眼看他对着癫子噼里啪啦煽耳光。”王华告诉记者。他估算曾令全起码控制了三四百个智障人。

三星村的村民到了年底就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天刚亮,曾令全就骑着摩托车,后面跟着长长的“癫子”队伍,每个“癫子”两只手上都握着一块板砖,跑慢了就会被打。曾令全曾经跟王华解释过,说这样是为了增强“癫子”们的体力,好干活。“队伍起码100多人,很壮观,而这些只是跟曾令全从外地回来的一部分。”

曾令全的亲友将“癫子”们带到外地打工后,也会复制曾令全的管理模式,从所在地的街头“捡”回流浪人员,棍棒教育壮大队伍。罗政在湖南出事就是师从曾令全所致。“这样算起来,人数就更多了。”王华认为。

放高利贷,命案在身

王华说,据他了解,这些智障人在外地多的一个月可以赚到2000元左右,但钱全部被曾令全私吞了。为此,曾令全乃至他的亲属全都在这几年发了财,曾令全以及他弟弟的房子在当地都是相当耀眼。号称贴钱做慈善的曾令全2010年5月花15万元买了一辆银灰色的本田轿车,在培训基地,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凌志轿车。

李素琼解释,凌志车是朋友寄存的,但王华等知情人士却披露,这是另一个黑幕。三星村人尽皆知——曾令全在放高利贷!

根据此前与曾令全的交流,王华推断,曾令全这些年来靠剥削智障人,起码赚了几百万元。“有了钱之后,他开始放高利贷,建材市场不少老板都问他借过高利贷。”王华告诉记者,“××50万元、××100万元……曾令全家中停放的黑色凌志车就是一个还不出高利贷的老板抵押给曾令全的。”

有了钱之后的曾令全在村民们看来表现出了一夜暴富者惯有的陋习,村民们说他甚至有了一个1977年出生、跟他女儿差不多大的情妇。渠江镇八益驾校的易维全谈起曾令全就怒骂此人是一个地痞流氓,惹怒易维全的事情是,几个月前,曾令全的情妇到八益驾校学驾驶,霸道占车挤走其他学员不说,最后由于自身原因,路考通不过,曾令全多次到驾校闹事,甚至扬言殴打驾校管理者,最终驾校不堪骚扰赔钱了事。

有了钱后的曾令全在村民们看来仍旧是一个“比刘文彩还要刘文彩”的“铁公鸡”,王华说,他对“癫子们”的态度实在令人看不下去,有一次当街殴打“癫子”,被忍无可忍的村民怒斥,“你不能这样对待残疾人!不许打人!”

记者在渠县民政局救助站见到了被从曾令全的培训基地解救出来的16名智障人,一名叫刘成云的智障人惊魂未定地诉说,他被曾令全安排到工地搬砖,不小心打烂了几块砖,就被责令跪下,然后被曾令全的人用手抽嘴巴,用篾条抽头。

来自孝感的李红阶自称去年在渠县街头流浪,被曾令全抓进“乞丐收容所”,进去就打,之后逼着他到工地搬砖、和水泥,天没亮就出发,天黑了还要加班。 “早上起床晚了,拿起鞭子就抽,跑也跑不掉,抓回来就打!”这些智障者多数神志不清,但所有能够表述的智障者都高喊“我想回家”。

王华直摇头,他说,这些智障人在曾令全眼里完全就是他用来赚钱的工具,三星村的村民们告诉记者,几年前,曾令全带着“癫子”在渠县砂石码头卸砂石,当场淹死了两个,但曾令全没有报警,“火化了一个,埋了一个,听说砂石老板赔了几千元就了事了”。

记者就此找到了砂石码头的老板向久昌,他回忆,几年前,曾令全曾经带着十几个“癫子”到他的码头打工,工钱跟正常人一样,“一个月一千多元,干了一年左右。”向久昌说,“癫子”实际只淹死了一个,还有一个跑了,“按照我跟曾令全的用工协议,我只负责发工资,其他的事情一概由曾令全负责,但癫子淹死后,我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觉得必须要找到尸体,因此我垫资把人捞了上来。”

曾令全没有报警,也没有纠缠向久昌,淹死的癫子的尸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曾令全私下处理了,仿佛这个世界上压根就不曾有过这个人。

渠县官方难脱干系

谈及多年来为何没人向有关部门举报曾令全,村民们说这是因为曾令全不断宣扬组建残疾人自强队,抓癫子劳动是得到渠县政府批准的。曾令全因为工资被拖欠,曾经带着几个智障人到北京找到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邓朴方对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很重视,让秘书接待了他们。但这事被曾令全说成是连邓朴方都支持他抓智障人打工。

村民们告诉记者,县上领导每年都来曾令全的培训基地参观、慰问,而每次曾令全都让“癫子们”穿上旧式军装走正步给领导汇报表演,因此村民们逐渐相信曾令全有官方背景。

此次新疆事发后,渠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做了一件令外界广为质疑的事情——派人赶在媒体到来之前搜走了培训基地一堆物证。曾令全的弟媳黄长琼说,这些证据包括渠县民政、残联、统战等部门此前颁发的铜牌、荣誉证书、锦旗、批复的文件以及县各个部门领导前来视察、慰问的照片等。曾家人说,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曾令全收留残疾人并派到外地务工完全是在渠县相关部门支持下进行的。

基地办公室里还曾挂有一张自强队组织结构图。排在第一位的是董事长熊克志、第二位才是曾令全,熊克志曾担任渠县县长、人大主任,但他否认了自己是残疾人自强队的董事长,他认为曾令全懂得利用政治。

因为渠县民政局局长王勇说曾令全所谓的渠县乞丐收养所没有任何审批,政府也不可能审批,这全系曾令全的个人行为,对于曾令全的具体情况,自己也是从网上知道此事,其他一概不知道。曾家指责渠县政府在竭力想跟此事撇清关系,为此摆出了另一些证据。

曾令全的外甥黄曾(音)在基地二楼宿舍打开一个包裹,指着里面的被褥、棉大衣说这些都是渠县民政局送来的。曾家人回忆2009年、2010年连续两个春节,渠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和民政局干部都到培教基地视察慰问。“他们送来了60件棉大衣、10壶油、大半片猪肉、20袋大米……”曾家人说,培训基地多年来都是渠县民政系统的慈善典范,“政府说他们事先不知情,可能嘛?!”黄曾抱怨。

黄长琼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复印件,内容为:兹证明“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经渠县政府同意、人大许可,成立属实。在证明文件上签字盖章的包括当时的渠西乡政府、渠县民政局、派出所,日期为2000年3月20日。

这是渠县首次对曾令全的“乞丐收养所”作出官方认定,据记者调查,渠县民政局最初曾试图将这个收养所收归当时的渠县收容遣送站管辖,定名为“渠县收容遣送站渠西教育场”。不过,曾令全认为这是民政局眼红,想夺他的利,因此四处上访,认为渠县民政局的做法改变了他个人自筹自办公益事业的性质。

曾令全的妻子李素琼在被刑拘前解释,渠县收容遣送站(现渠县救助站前身)在水口乡太平寨麻风病院原址建立了一个收容教育基地,实际上是准备与曾令全一样进行劳务输出,当时的收容遣送站站长(现救助站站长)刘定明还曾提出让曾令全去管理,月工资1000元,太平寨基地的管理人杨军义也多次找曾商议合作,都被曾拒绝。为此,双方曾发生冲突,收容遣送站以没有户口为名突袭曾令全家,将智障人全部带走,曾令全最终妥协。根据曾家人的介绍,双方的合作模式为:收容站将残障人送给曾令全培训,然后外派务工,所得收入与收容站分成。此外,收容站在接到生意但人手不够时,也会向曾要人。

2003年,渠县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渠县救助管理站,但双方的合作仍在延续,曾家出示了一份证据,表明2006年杨军义与曾令全签订了一份用工协定,杨军义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从曾令全处领走了三名智障人。

记者翻阅相关卷宗发现,2006年,曾令全的妹夫罗政在湖南耒阳被捕后也曾交代,所有智障工人的工资都没有发,而是曾令全和政府部门分成。不过,对曾家上述所有指控,渠县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刘定明在接受采访时坚决否认。

2006年,罗政被抓曾牵出了曾令全以及“渠县残疾人自强队”,曾令全因此被湖南警方追捕,这是曾令全与渠县救助站合作后的第一次危机,但曾令全并未受到影响。几乎在湖南警方要求渠县警方协助追捕曾令全的同时,曾令全居然顺利拿到了渠县渠江镇民政办批复同意“残疾人自强队”改名为“渠县渠江镇残疾人自强队”的批复文件。渠江镇鼓励曾令全“为促进我镇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有了渠县相关部门的“尚方宝剑”,曾令全的“慈善事业”从此“蓬勃发展”,其个人后来也在2009年、2010年当上了渠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执委,不仅得到政府多部门的赞誉,更是获得了政治光环,他还神通广大地为部分智障人办了身份证、低保,每月骗取政府补助。

当初给曾令全这些政治光环和特殊照顾的部门现在却都在正义凛然地“喊冤”与“辟谣”。

已退休的原渠县人大主任熊克志表示,2009年,他陪统战部副部长张有荣到培教基地慰问时曾提出两个问题:一,残疾人是否享受到了与正常人同等的人权;二,这些残疾人挣的钱是否真的用在了自己身上。

“做善事和打着善事的牌子去敛财是两码事。”熊认为他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曾令全说的,不如说是在提醒当时在场的官员。“可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12月16日深夜10点多,渠县相关部门又做出了让自己陷入舆论被动的举动:在记者们结束一天的采访离开三星村后,他们突然组织了几十人分乘七辆车连夜赶到曾令全的“培训基地”,将旗杆砸毁,连同基地内剩余的锦旗、标语一同带走。

曾令全的弟弟曾国华勃然大怒,他宣称已被政府逼急了,将向记者透露更黑的内幕。但他后来又变卦了,表示记者必须将家庭住址告诉他。

“我还要在这里生活,如果你们不保护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渠县官办“奴工基地”揭秘

村民们说,这里比曾令全的“培训基地”要黑百倍,因为在曾令全的基地内,智障人员至少还能吃饱,但在太平寨,被强制奴役的流浪人员吃的是红薯稀饭,甚至是菜叶煮稀粥,食不果腹,难见腥荤。因为实在太饥饿了,“奴工”们出外劳作时常忍不住偷吃,甚至看到生肉,不管卫生与否塞到嘴里就吞。


求助人员沦为奴工

曾令全奴役智障人,触犯众怒,但他并不是最黑的,在渠县有一个比曾令全及其“残疾人自强队”更黑的“奴工基地”,其管理手段、剥削模式与曾令全极其相似,且手段更为残忍,性质更为恶劣——这个“奴工基地”是官方背景的。

如同曾令全的勾当在三星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渠县水口乡坪花村三组的太平寨,也有一个多年的公开秘密——建在此地的渠县救助站太平寨救助基地简直就是一个魔窟。

渠县救助站太平寨救助基地距离渠县县城约40多公里,山路崎岖,相当偏僻,记者在这个基地看到,此处地势险要,东、南、北三面是最高处达60多米的悬崖,西面是一面3米高600多米长的石墙。它的前身是渠县麻风病院,随着麻风病人治愈或死亡,麻风病院逐渐废弃,直至十年前被当时的渠县收容遣送站租用为收容教育基地。

不过,这个被高墙、悬崖与外界阻隔的收容教育基地被村民们指责为从创办第一天起就强迫被收容人员劳动,不给报酬。收容遣送制度在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被废除后,收容遣送站变身为救助站,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后,太平寨曾停用二十多天,但此后很快又重新开张。

太平寨救助基地自成立以来,负责人就一直是渠县救助站的护送股股长杨军义,曾令全的弟弟曾国华向记者反映,曾令全与杨军义之间有秘密的用工协议,杨军义曾经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曾令全“收留”的三名智障人。曾国华还揭露,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以前跟曾令全的关系很好,“他经常把收容站的人送到这边来,后来他跟我哥要钱太多,最后闹翻脸了。后来自己搞了一个收容站,自己做起了生意。”曾国华反复说,在曾家的智障人很多是刘定明送来的,而且是以私人名义送来,然后收钱。

记者曾就此向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求证,他矢口否认。但当记者来到水口乡,很多村民都表示,他们对上述情况早有耳闻,更为惊人的是,村民们表示,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些原本到救助站求助的流浪人员被送到太平寨救助基地,管理者牵着狼狗、带着警棍暴力胁迫“被救助人员”劳动,遇有不从,抄起板凳扁担就打。

太平寨救助基地占地140多亩,寨内种有100多亩农田、果园,并在后面的麻风病房养猪牛羊等牲口,按照村民们的表述,被奴役的这些流浪人员除了要负责寨内的劳作,还被强行派出去为周边的农民收谷子、到建筑工地做苦工,他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三五十元,但就这一点工资也全被太平寨救助基地的负责人拿走。

有知情人士披露,杨军义甚至在太平寨附近的乡镇承包一个砖厂长达两年,其间,杨军义强迫十多名智障流浪人员在砖厂干活,但工资分文不付。

曾令全奴役智障人事发后,杨军义突然消失在公众视野,而太平寨救助基地的牌子也被摘走。知情人士透露,寨内的十多个智障人员已经被秘密转移。

目前的太平寨救助基地是大门紧锁,狼狗守院。

住地下室,食不果腹

杨军义假借“救助”名义奴役流浪人员尤其是智障人的巅峰是在2005年,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其日常控制的求助人员多达六七十人,但凡到渠县救助站求助的人都会被拉到太平寨基地,在暴力的胁迫下强制劳动。

在这个炼狱一般的地方,被奴役的流浪人员生活惨淡,远不及曾令全的培训基地,太平寨救助基地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分成9间客房,其中5个标间、4个单间,基本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隔壁相连的平房中设有厨房和餐厅,可供50人进餐。在一间标间里,记者看到贴有一份关于“太平寨桃花农庄”的简介,这份标注为2003年5月1日的简介表明,这里是一个游客休闲、度假、避暑、观光、娱乐的“最佳去处”,但这只是其光鲜的外表,记者发现无论是楼上还是楼下,甚至院前都设有一些自动麻将桌,丝毫没有救助基地的影子。

基地的奥秘在地下,穿过餐厅有水泥楼梯通往地下,那里阴暗的水泥地下室是奴工们的住所。奴工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水泥墩上铺一层稻草就是一张床,杨军义将民政局接受的社会捐赠的床褥拿来给奴工们盖。

村民们说,这里比曾令全的“培训基地”要黑百倍,因为在曾令全的基地内,智障人员至少还能吃饱,但在太平寨,被强制奴役的流浪人员吃的是红薯稀饭,甚至是菜叶煮稀粥,食不果腹,难见腥荤。因为实在太饥饿了,“奴工”们出外劳作时常忍不住偷吃,甚至看到生肉,不管卫生与否塞到嘴里就吞。

几个月前,一名50多岁,编号“3号”的智障人在被弄到太平寨救助基地几年后,偷吃生肉发病而亡。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被村民们公认为是杨军义,2006年,杨军义在太平寨办农家乐,发生命案,后杨军义将救助基地承包出去,根据记者调查,前后有近 10个老板承包过太平寨。办酒厂、猪场、果园,用工全为被囚禁在此的流浪求助人员,杨军义与曾令全一样将这些流浪人员当成了私人财产,承包价格很低,每年只有2万元,而这些钱全都进了杨军义的腰包。

渠县涂溪镇梅湾村党支部书记何明与李明华是太平寨救助基地目前的承包者,李明华承认,所有的承包款都给了杨军义,但杨并未出具任何票据。多年来,杨军义与承包商合作,持续将求助人员送至太平寨强制劳役,以李明华为例,其承包了其他农户20多亩耕地,一直让杨军义控制的智障人耕种,记者采访时,发现了一名智障老人正在李明华的地里劳作。

这名智障老人自称王福能,60多岁,已经在李明华这里做了很久的劳工。根据周边村民的介绍,太平寨内的奴工们“吃的是牲口饭、做的是牲口活”,三伏天,从上午干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吃饭,连草帽都没有。晚上10点多才能收工。

杨军义还与曾令全一样曾将智障人送往外地打工,2007年,此人曾安排一个名叫燕桂芬的人带着数名智障人到新疆打工,但从此消息全无。

曾令全的妹夫罗政2006年在湖南因为通过鞭打、电击等暴力手段强迫智障人为黑砖厂打工被判刑8年,其当时交代,所有智障人的工资都被汇给曾令全,由曾令全与渠县民政局领导分成。

由于官方拒绝接受采访,目前不知道罗政所说的“领导”是杨军义还是刘定明。

逃跑者被打死

从曾令全的救助基地被解救出的智障人反映他们逃跑一旦被抓就会遭受毒打,而在太平寨救助基地,这样的情况更为令人发指。太平寨救助基地的高墙上插满了玻璃碎片,但仍旧有不堪忍受暴力奴役的智力正常的求助人员奋力逃跑。2005年的一个深夜,村民王某和父亲就救助了一名逃跑者,王某当时因为建房子,将砖块堆积在太平寨围墙下,逃跑的奴工因此从高墙跳下,借助砖堆逃脱,他向王某讨要了一只手电,喝了一碗稀饭,拒绝了王某父亲给他的钱,顺着坡逃走了。

并不是每一个逃跑者都有这样的幸运,水口乡坪花村三组的村民目睹了其中一名逃跑者被抓回来后,用绳子捆起吊着殴打,后坠入悬崖。崖下的村民报案,救助基地又将尸体搬回去秘密埋葬,村民们义愤填膺,组织人员找到了埋尸地点。村民们至今提起当时的情形仍难抑愤怒,大骂不已。对于救助基地内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村民们曾多次到县、市集体上访,但却失望而归。

麻风病院的医生雍朝彬还透露,一些被遗弃的婴儿送到太平寨救助基地,因为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只有养死的,没有养活的”。

杨军义以及太平寨救助基地内的这些黑幕,让人难以置信,这居然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太平寨内的智障人目前已经被“及时转移”,不过,从寨内刚翻耕的农地、待喂养的牛羊,还有那个孤零零站在山坡上放牛的智障人,人们还是可以看出端倪。这名智障人的编号是“5号”,他被关在太平寨已有5年。

“5号”是目前基地唯一剩下的智障人,他在救助基地的任务是养猪养牛,由于很多智障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基地的管理者平时就以编号呼唤他们,久而久之,“5号”就成了这名少年的名字。

基地楼上的标间空着,但5年来,“5号”却只能睡在地下室。他的房间房门是道铁栅栏,上面挂着一张破布,屋内,一个水泥墩子就是床,墩子上摆着破得露出弹簧的床垫,床的周边墙角是一圈小便槽,直接通向室外。

不过这已经是整理过的,村民们说,平时床其实只是稻草铺就,“5号”平时吃饭的厨房在地下一楼的一间厨房,肮脏的大锅里正在煮着一锅带叶萝卜。“5号”说这是给猪吃的,而他自己则指着旁边一堆用来烧猪食的生萝卜说这就是他的食物。

“对太平寨以及杨军义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情。”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扔下这句话后再也不肯回应。

谎言终究是要被揭穿的,2010年12月21日,渠县连续发出两次通告,经调查杨军义在被指派为渠县救助安置基地负责人期间,私下以个人名义与“渠县残疾人自强队”曾令全曾签有智障人员用工协议。该县事件责任调查组决定对杨军义纳入曾令全案一并侦查;当日下午,该县公安局对杨军义刑事拘留。同时,渠县救助站站长刘定明已被渠县民政局宣布停职,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

由渠县纪委监察局牵头对曾令全一案涉及的部门监管、民政救助、残疾人权益保护等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责任调查,对有违法违纪、失职渎职行为的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将严肃处理。

发人深省的是,本应对流浪人员施行救助的救助站最终何以沦为“奴工基地”?


阳光下的罪恶

曾令全将智障人卖到外地打工,牟取暴利绝非新疆一次。记者在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基地发现了一本通讯簿,上面记录了分布于四川、湖南、广东、江苏、北京等多地砖厂、建筑工地老板的电话号码,在基地,记者还发现了曾令全与南通某工地的用工协议。

 

黑工厂“佳尔思”

很遗憾,由于监管部门的失职,12名智障人员在新疆托克逊县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遭受的非人待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居然没有被制止。如果不是群众最终难以忍受良心的煎熬,愤然向媒体举报,这个在国道边堂而皇之进行的罪恶恐怕还将继续,而曾令全以及“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的真面目恐也难以被揭穿。

12名智障人员在佳尔思厂内的劳动环境让人担忧,接到举报的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工厂内部地上的粉尘没过脚踝,风一吹,粉尘就往鼻子、嘴巴里钻,但是身上落满粉尘的工人,除了一名在鼻子上挂着一片不起任何作用的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防护。

工厂的老板李兴林是一名来自四川南充的农民,40多岁,他居然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的用工是手续齐全的,因为他与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他甚至认为残疾人自强队的负责人曾令全是在做善事,因为他组建了自强队,让智障人“自力更生”。

2008年9月9日,李兴林与曾令全签订了一份《劳动协议》,但这份所谓的协议只有两人的指印,没有任何公证机关的证明,在这份协议前,李兴林已经从曾令全那里接收了一批智障人。这份协议写明,经甲(李兴林)、乙(曾令全)双方协商,甲方用乙方(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第二批队员5名。前面的人员按前面订的协议不变,继续实行。在签字之日起,一次性支付5名队员半年工资9000元,所欠工资于2008年10月15日起,每月付750元,到2009年9月 15日付完。第二批队员5人,每月每人工资300元。第二批5名队员,2008年9月15日至2009年9月15日期间,每人工资3600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活干,甲方必须给乙方付清工资。

这就是这些智障人的“卖身契”,他们的苦难就此开始,李兴林每个月都要向曾令全支付工资,他出具的2010年11月12日的转账凭条表明上个月他将2520元工资通过一个名叫蔡涛的人转入了曾令全的账户,不过,智障“包身工”们却得不到一分钱。

李兴林又是怎样管理这些智障人的呢?佳尔思厂不远处的一个王姓老板揭露,他从没见过这样狠心的老板,动不动就朝工人脸上打巴掌,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一名叫“蛋蛋”的工人曾经想跑,被老板娘发现后在老板娘指着的位置跪下,而后脸上挨了老板娘几巴掌。

在佳尔思厂,这些智障人员按照李兴林的介绍,“从不爱洗澡,从不喜欢戴口罩”。李兴林的话外音似乎自己对这些智障人已经仁至义尽,但事实揭穿了他的谎言。在这家工厂,工人们住处冰冷而简易,褥子就是一层薄薄的床单,甚至只是铺了层硬纸壳。

到了吃饭的时候,老板娘将盛面的铝锅放在地上,一勺勺舀给工人,两条狗不时探进锅内舔食面条,老板娘举着勺子冲狗吆喝,狗不听,她也就不管了。这个场景被当时在场的记者拍了下来,很多人在看到这张照片后愤怒地上网谴责,然而李兴林却不以为然。

在李兴林的逻辑里,他认为自己与曾令全签订了劳动协议就可以心安理得强迫智障人从事强体力劳动,甚至,他还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这些傻子在外边得不到温暖,在这里有饭吃”。他甚至冷血地说,“这些人,站时是个光鸡蛋,死了就是方块块。”怕记者不明白,他又补充:“活着的时候不值钱,死了就值钱了。”

在李兴林的眼里,这些可怜的智障人完全就是工具,而不是鲜活的生命,事实上,工厂开在国道边,群众此前也不是没有举报过,库米什镇派出所副所长付昌民表示,派出所也曾去厂里查看过,但厂老板称与四川省民政部门签署过用工合同,就没再过问。

尽管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做善事,李兴林对自己的罪行还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当媒体曝光后,他就立即将12名智障人带回四川,想还给曾令全,一推了之。

在新疆警方的跨省追捕下,李兴林刚回到成都就落入法网。

湖南命案后的遗憾

曾令全并不够狡猾,早在四年前他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但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未被绳之以法,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四年内,他的“事业”日益壮大,更多智障人深受其害,直至此次新疆事发。

2006年5月13日,一名乞丐被抓至湖南耒阳市锡里砖厂强迫做工,因乞丐不从,被殴打,后抛至野外死亡,耒阳市公安侦查案件时发现,锡里砖厂内大量来自四川的工人或精神不正常或痴呆,管理人员常采用捆绑,用铁棍、竹片和机器皮带抽打,甚至电击等残忍的方式强迫残疾人劳动,并不付工资。这批外地工人就是来自渠县的“残疾人自强队”。

锡里砖厂老板翁秀清和监工罗政交代:19名民工都是渠县曾令全带过来的。翁秀清和曾令全签订了用工合同,工钱支付给曾令全,曾令全派妹夫罗政在厂里管理四川工人。

自2005年被曾令全送到锡里砖厂,18名智障人从没拿过工资。其实按照翁秀清与曾令全签订的合同,他们每人900元一个月,其中绰号叫“成龙”和 “拐子”的工人每月300元,余小欧是450元一个月。出事的第二天,5月14日早晨,刚发了4月的工资,19个人一共11000多元。但钱却全部由罗政领去汇给曾令全。

罗政管理智障人的手段就是暴力,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罗政在砖厂机房里专门安装了插座和电线,对不听话不做事的人,就捆起来,然后用220伏的电击打。工人罗小平说,罗政经常用电击我,把我的手都烧臭了。罗政还经常威胁我说:“不听话,就打死你!”

2006年5月,锡里砖厂业务扩大,工人不够,翁秀清再次向曾令全要人。曾允诺后,翁秀清派翁梅龙去四川接人。可是曾令全的业务也很好,到了四川后,曾令全变卦了,只肯给四五个残疾人。翁梅龙看了“货”,只有两个能勉强干活,最后空手而归。

翁秀雄于是向翁秀清提出:他们的“癫子”也是从街上捡来的,我们何不也从耒阳城里捡几个“癫子”回来做事?11日晚上8点多,翁秀雄、翁梅龙喊上四川民工彭国强、付海,四人驾驶砖厂拖砖的卡车从耒阳蓝天市场菜场里逮住了一个流浪汉(死者)带回砖厂。由于这名流浪汉精神不正常,且不听话,不肯干活,却很能吃饭,从11日晚到12日晚上,他不断遭到砖厂管理者的殴打,12日晚上6点多,翁秀雄要付海用皮带将流浪汉双手捆住绑在新机房的木桩上殴打,翁秀清用电源线接机房电源电击流浪汉脚部,翁梅龙用电动机皮带抽打其大腿处;翁秀雄又命令其他工人用搅拌机的皮带抽打流浪汉。

打了十多分钟,流浪汉惨叫不断。罗政要流浪汉干活,流浪汉还是不愿干活。殴打再次开始,直打到流浪汉垂下了头。晚上9点多钟,翁秀雄觉得流浪汉做不了事,决定放他走,便将其扔到市委后山一工地。当夜,流浪汉死亡。

这起案件发生后,耒阳公安曾赴渠县抓捕曾令全,但曾已逃跑。罗政当时交代,曾令全收养残疾人做工已有10年左右,渠县民政部门委托曾令全收留残疾人,能干活的,让他们干活,曾令全把他们带到村子的一个大房子里,然后要他们干农活,教他们搬运、挑担。

47岁的王川元是渠县岩丰区汉碑乡玉青村8组的村民,他是锡里砖厂川籍民工中仅有几个头脑正常的民工之一。2005年10月,曾令全来到王川元家喊他出来打工,说是给30元钱一天,每月5日发工资,王川元就跟他来了。但到了这里后,从来没有提过工钱的事。王川元说:“连做事吃饭都要挨打,还有哪个敢问工钱?”

被强迫打人的付海来自四川仪陇,他最初在渠县收垃圾。2005年的一天,他被曾令全逮住。曾令全说他经过中残联批准有权收流浪者,将付海的身份证和卖垃圾的1900多元钱收走。付海被强迫搞基建一个多月,后被曾送到东莞、深圳搞建筑,两个多月后,又被曾令全送到了耒阳锡里砖厂。

四年前的这起案件第一次曝光了曾令全以及“渠县残疾人自强队”通过暴力控制智障人,强迫劳动,剥削的黑幕。但是,罗政认为,他们是合法的用工模式,是当地相关政府部门认可的。罗政承认工钱没发给工人,而是曾令全和政府部门分成。

令警方意外的是,翁秀清等人的亲属在案发后居然到检察院控告警方,理由是:他们的用工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和表彰。警方的调查办案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慈善事业”。

当年,耒阳市公安局曾向渠县警方发出通告,请他们协查曾令全,但一直杳无音讯。此间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规模进一步扩大,甚至受到渠县相关部门的表彰,并成为渠县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愤懑的事情,由于地方公安、劳动、民政部门的失职,导致曾令全逍遥法外,更多智障人落入他的魔掌。

这是阳光下的罪恶,更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黑色救助站的幕后有什么

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这样丧天害理的恶事呢?

在调查新疆使用智障人做奴工的案件中,查出了一个四川渠县的黑奴工基地,一个叫曾令全的人,十几年来一直以“自强队”的名义,在周边地区和城市强行 “征集”智障人,然后把他们卖出做奴工牟利。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在当地居然屡次得到民政部门的表彰。当人们指责渠县政府比较官僚,比较不负责之时,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这个县民政局所属的救助站和救助基地,居然干的事跟曾令全一模一样,也是强行收集智障人,然后把他们卖出去做奴工牟利。由于有官方的背景,这里的智障人待遇更差,逃跑者受到的惩罚更加严酷。现在,这个救助站和救助基地的负责人已经被刑拘。

显然,这是1949年以来,全国第一起由官方民政机构插手的恶性拐卖人口的事件。事件的恶劣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客观地说,即使对我这样一个经常接触社会黑暗面,神经足够坚强的人来说,这个案件的黑恶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政府主导的强拆致人自焚,已经够可怕的了,但毕竟还要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而且还只是间接加害于人,而这种黑奴工的贩卖,无论怎么说,都属于赤裸裸的黑社会行径。

尽管渠县救助站的黑恶超出了我们的忍受限度,但这种恶行,在本质上都源于一种冲动,就是政府牟利的冲动。少数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曾经是被某些西方学者称道的现象,认为这种公司化,拉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当市场秩序已经初步确立,政府的公司化依然有增无已,不是及时退出做守夜人和仲裁者,政府就变成了握有超级权力的巨无霸公司。政府自身和政府中人,就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公权力为自己牟利。这时的政府,公司属性就压过了政府属性,追求利益,成为政府的基本动力。

到了这般境地,这样的政府公司,事实上是没有人可以给它踩刹车的,更谈不上监督和制约了。因此,这样的政府公司就会沿着趋利的轨道一直滑下去,直至滑向犯罪,能干出什么坏事来,真是无法预料。这里,有政府中人个人性质的犯罪,也有某些政府组织的有组织犯罪。以前,曾经出现过负责缉毒的警察,利用手里的权力,从放纵毒贩走到自己亲自贩毒的事。而现在,又出现了民政救助站,借用救助残疾和智障人的机会,从事智障人贩卖的事件。这种事,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是救助站和救助基地负责人个别的行为,只可能是一桩集体犯罪。这桩案件后面还有谁,有何种背景,我们还不清楚,但这样大规模的奴役和贩卖人口,一做就做了如此长的时间,若说救助站和救助基地的主管部门完全不知情,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毕竟,这不是关在黑屋子里交易,这是一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关押、围捕逃逸者的公开犯罪。

显然,这样的犯罪,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底线。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这样丧天害理的恶事呢?仅仅是因为利益吗?卖一个智障人做奴工,能挣多少钱呢?可以想象,即使价格再高,也抵不上强拆的利益。可以想象,为一个地方的民政部门,他们没有强拆的权力,又羡慕别的部门的油水,因此,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想辙。可以说,为了挣钱,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挖掘了遍,最后居然把主意打到了智障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趋利的冲动,盖过了一切,道德、法律,包括作为人起码的良心,一走,就走了这么远。这期间,山西黑砖窑事件爆发,举国一致声讨,居然没有让他们收手。如此肆无忌惮,如此胆大妄为,真是令人惊掉了眼镜。

渠县事件告诉我们,政府的公司化,已经到了一个何等可怕的境地,会产生何种后果,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在不久的将来,政府也许就不再是政府,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黑社会了,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再是人,而且是禽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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