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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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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00801000000 ~ 20100901000000


2010-08-25 18:59:18

主题: 京藏高速堵车
全世界震惊了 京藏高速堵车超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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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2010-08-25 10:33:31 
 


  京藏高速超过10天的超级大堵车让国际舆论看了中国的笑话。它们认定中国正经历世界史上最长的交通拥堵,“数以天计”的拥堵与大部分国家高速公路拥堵最多几小时相比实在“太夸张”。CNN 因此劝告为早晨炼狱般堵车烦恼的美国人“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中国”。一家新西兰媒体还期待着何时能有婴儿在这个“柏油社区”中降生。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象征,中国高速公路在过去20多年里经历了从一米没有到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的发展奇迹,但一场堵车便令外媒质疑包括交通在内的中国基础设施存在无法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尴尬。联想到中国每年需要再增1000万辆车,世界媒体的想象力就更没边了。问题是,中国的道路建设能更快吗?

 
  “你还在为早上炼狱般的堵车烦恼不已?那你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在中国”。23日,CNN以此开头的报道说,中国京藏高速进京方向14日开始的大堵车让上千名司机的脚在刹车板上踩了9天,“史诗般的拥堵”一度超过100公里。英国《卫报》当日题为“欢迎来到世界最严重堵车现场”的报道也说,这是史上最长的交通堵塞之一。法新社23日说,其实早在今年6、7月份,京藏高速一些路段的交通状况已有如蜗牛爬行一般。

  24日,中国媒体传出的消息是京藏高速的拥堵情况已有所缓解,但邻近的110国道因要维修施工也出现拥堵。而国际媒体当日还在援引此前的消息预测大堵车有可能持续一个月。

  在这场罕见堵车中,外媒将目光投向了事件中的3个主要人群:无奈焦虑的被困司机,借堵车兜售食品的邻近居民,以及中国的道路管理者,《卫报》说,司机们大多向命运低了头,他们靠在路边下棋或打牌消磨时问,有人甚至提议把乐队请到路边来演出。邻近居民则被称借机高价兜售食品赚钱,而“美国之音”描述中国道路管理者的状态是“他们在焦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新西兰先驱报》24日用一种戏谑的口气说,“现在,我们等待的下一个新闻是何时会有第一个婴儿在这个柏油社区降生,按照现在的缓解速度,他或她人生的第一个生日或许也会在柏油路上度过”。 《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并非只有玩笑,文章还注意到此次堵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章说,发生拥堵的京藏高速是连接北京与河北、内蒙古两省的重要通道,2000万北京人所需的煤等物资有不少需要通过该段高速运送。英国《金融时报》说,这次庞大的拥堵也许预示着有事要发生。文章说,当经济学家们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将经济发展成果向内陆地区扩散时.他们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严再的拥堵。对北京输送货物受阻将给中国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文章还说,从空气污染到贫富不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已为外界所知,但类似这样的交通拥堵今后有可能经常发生,因为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消费者一年抢购的汽车总数超过1000万辆。《金融时报》此文在标题中用了monster一词。在英文中它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庞大”,而更常见的是“怪物”。不过,此次京藏高速大堵车也许并非史上车辆排队距离最长的交通拥堵。

  据日本官方记载,1995年日本名神高速与东名高速之间的堵车距离曾达到l54公里,但拥堵时间没有达到此次中国堵车以天计算的程度。

  全长约3710公里的京藏高速公路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国家高速公路。起点为北京,终点为西藏的拉萨,途经河北、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如此重要的一条要道为何发生这么严重的拥堵,而且10天都不能完全缓解,这是国内外舆论连日来最想破解的难题。

  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分析称,京藏高速的拥堵可能是因为邻近的通往北京的110国道正处于维修中而导致,大量大型货车别无选择涌入了这条本来就不堪重负的高速公踌。而在拥堵过程中,车队里还不时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更加剧了100公里长队的拥堵程度,BBC认为,此事显示出中国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在道路维护、管理及建设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

  据专家介绍,中国实际上是高速公路发展迅速的国家,从1988年中国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跃居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所长段进宇24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目前规划的高速公路里程数达到10万公里,预计不久就会超越拥有8万公里高速公路的美国。 段进宇表示,就这次大堵车来看,京藏高速八达岭段建成后,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堵车,从来没彻底缓解过。这是因为北京两边都是山区,从内蒙古、山西、河北北部等地南下可分流的公路非常有限。而运输蔬菜、副食品和煤进京的大货车很多。正在建设的京包高速等其他高速应该可以起到很好的分流作用,但由于地理状况差,工程浩大,修建很慢。日前能起到分流作用的干道只有与之平行的1lO国道。此外,八达岭高速公路设计早,存在设计缺陷,有4公里号称“死亡路段”,连续下坡,事故频发,这也进一步加剧堵车。如今这段高速公路限制大货车通行,犬、大量超载大货车转向110国道导致其路面破损严重,不得不进行整修,通行能力因此减少了一半。至于如何才能尽快结束这场拥堵,段进宇认为,目前只能依靠媒体广发通知,让其他进京车辆不要再走这条路,剩下的也只有慢慢等待了。

  “早上5时40分闹钟一响,芝加哥医生斯莫尔立刻从床上弹起,洗漱后赶在6点出发,因为他知道每天赶到医院的上班之路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当他的车驶上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道路的拥堵让斯莫尔完全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享用他的咖啡,伴随着车辆的缓慢爬行,他还可以一边看芝加哥的日出,一边听体育新闻广播。”2006年1月,美国《新闻周刊》曾用一篇以此为开头的文章讲述美国人的交通状况,文章题目便是“漫长又磨人的道路”。在西方,交通拥堵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普世悲剧”,而从国际舆论报道看,高速公路拥堵也曾令多国头痛。

  英国《卫报》说,巴西圣保罗也曾发生过公路大堵车,迫使男男女女干脆在车里慢条斯理地刮起胡子,涂起口红。有人干脆把车子锁上,走到附近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等待。今年1月,英国M11高速公路也曾因为大雪瘫痪,堵车长达20多个小时。当时《环球时报》驻英国记者也身处堵车长龙当中,所幸只被因了7个小时。而这已是《环球时报》驻英、美、德、日四国记者中经历过高速堵车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加拿大广播公司23日一项题为 “你人生最长一次堵车有多久”的民调显示,选择“超过8小时”一项的人不足4%。

  24日,有中国媒体将大拥堵归咎于“北京不放行”,还有媒体怀疑堵车背后有人为因素。一些分析人士则呼吁政府给被困司机提供更多帮助。段进宇认为,中国高速公路有一点与外国不同——道路收费高。在逐利心理驱使下,急于控制路费和油耗成本的大货车经常超载超限,而这又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拥堵。段进字说,疏通道路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修路,二是加强管理,目前中国高速公路的管理难就难在利益协调,因此短期内只能靠修路解决问题。



2010-08-25 13:18:56

主题: 崔卫平:告别乌托邦——访问《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作者潘鸣啸
崔卫平:告别乌托邦——访问《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作者潘鸣啸先生 
发布者 thchen 在 10-08-25 09:14 


  
第一次见潘鸣啸先生,是在秦晖先生家,一个儒雅的法国学者,高个儿,神态睿智、宁静。他很快就让我觉得很生气。第一,他将汉语说得那么好,“儿”音那么准确;第二,他的神情各方面都像中国人,他的谦和,他的内向,他带一些无奈的微笑,仿佛已经探到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并从中生长了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我对他的民族失掉神秘感,而且让我对自己的本民族失掉神秘感。

在同时失掉了对于两个民族的神秘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于老潘本人的神秘感,尤其是对于这本书的神秘感——《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于今年1月份出版之后,很快加印了第二版。老潘告诉我,听说该书已经在盗版市场上出现。我回答他,有盗版,您应该感到荣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荣誉。

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采访无数人和阅毕无数书籍、文件、卷宗之后,写出了有关这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专著——它的前因后果、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宏观叙事穿插着丰富的具体细节,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份硕果。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当事人还活在人间。让活着的人读到他们自己的历史,面对自身的过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它是一本严格规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书来读的历史著作。

带着这样那样的好奇心,我访问了潘鸣啸先生。

贫下中农不理解革命

问:你说你最早接触的一批知青是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那么你与中国的接触最早是在香港吗?

答:我1968年就开始学中文。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对中国哲学、文化也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参加那些法国大学生的毛派组织,我一向都对个人崇拜觉得不对味,觉得个人崇拜是跟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文革”断了文化交流,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最便宜的飞机票到香港,那是最接近中国的地方。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1971年。一到香港就是林彪倒台,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起先香港的报纸上流传林彪有问题,可能死掉什么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法国人,都说这是谣言,结果证实这是真的。这让我觉得香港台湾那些报纸说的话不一定是错的。

到了香港我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汉语,我的进步很快,因为我选择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的人。我不想学粤语,我知道不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几年以后我偶尔通过一个朋友,碰到一批刚刚从广东省偷渡出来的知青,那个时候很多的。比较接近澳门和香港的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知青了,他们差不多都偷渡出来了,偷渡了几万,至少几万。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说辛苦,在香港做工人,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关心国事,他们出了一个很小的民间刊物叫《黄河》。我和另外两个法国学中文的朋友跟他们谈话,谈得非常有意思,觉得那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中国很封闭。

问: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吸引你?

答:首先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大部分都还是有理想的,当过红卫兵,跟工农兵相结合,他们在乡下继续讨论革命什么的。可是后来他们一到那边发现不可想象的落后,那么穷。他们说还有一些地区有抢婚的习惯,我想中国还是这样的时代,真的是没想到。

问:你没来之前,觉得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受宣传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在大学只能看《红旗》杂志这样的刊物,我们都相信以前的中国穷、不平等,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平等了,不一定说是很好的日子,可是差不多没有太穷的人。可是他们(指偷渡的知青)跟我们讲的是,中国还是那么落后。他们说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可是你跟那些农民谈话,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他们仅仅为了吃饭就从早到晚拼了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农民还经常会做一些损害公共财产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很受刺激,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完全理解了,因为人们的生活那么苦,这是本能的一种反映。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我就是从他们得到了同样的一种经历,从完全乌托邦的一种理想,就面对了历史,到面对了现实。

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这样一件浩瀚如烟的工作,耗费了你许多年的时间精力,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去?

答:“六八情结”。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全球化,全世界的青年是有一种共同的兴趣的。我们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社会公平,对人类的命运什么的都积极关心。在中学的时候我要放弃学习跑到印度,还好我的父母把我的护照扣下来,没有让我走。后来跟越南战争也有关系。法国的学生反对美国人征战越南什么的。这个运动开始是几百个人游行示威,他们不是共产党(指法共)控制,完全是比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很浓的,这些人有幽默感。我们有一种本能的正义感,也要去。而且,当时有个部长说,“有一小撮极端分子闹事”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有幽默感,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你当时是大学生了吗?参加后做了什么?

答:当时我是大学生,二年级,学哲学的。5月10号之后,索邦大学关门了。一些人开始用一些铁的东西,把石头路上的石头挖出来,当作路障。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反对,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非暴力的。可是那个时候非暴力是不行的,警察冲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选择是不是扔石头了。而且那天警察用催泪弹,比较厉害,有人把车烧掉了,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当然比起中国那么多事情还是不算厉害,可是在法国还是算得上一种风暴嘛。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参加,我跟当时我的女朋友我们去参加占领当时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剧院。我们要占领一些法国的大学、文化机构什么的。

问:占领以后怎么办呢?

答:法国政府还好,如果他们完全跟我们抵抗的话,那就会有死人的事。还好,他们只是砸那个门。因为是法国国家的剧院,有那个法国国旗的,我就让我女朋友站在我肩上,我们把法国国旗拿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你看我有多么“红”!以后我们在里面,整天开会,讨论,我们要跟工人阶级结合什么的,算是占领区吧。有些人就到大工厂去做宣传,雷诺汽车厂什么的,后来整个法国都罢工了,13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示威。是一百万人参加,非常伟大。本来那些非常大的工会,法共,都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做,后来他们觉得因为有这种力量,从下面的力量,就一定要参加,不然他们就要被抛弃,然后他们就参加了。很快,就没有石油了,没有车了,我就骑自行车,那时我们很开心的,觉得巴黎已经是解放区了,没有警察。警察不敢出面的。

问:“革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答:革命就是把戴高乐赶走。一旦把他赶走,然后搞一些苏维埃,搞一些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我们也是对那个巴黎公社很感兴趣。后来和中国红卫兵谈,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要搞一个巴黎公社,而我们就在巴黎。

政治上不成功,但在社会方面变化非常大

问:结果是怎么收场的?

答:后来戴高乐就失踪了,他坐直升机到了德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他马上说把议会解散了,然后在全国选举,可是他说他本人不会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人说选举就是骗人,但我们没法把整个百姓的思想都统一起来,很多农村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选举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选了戴高乐。我们就觉得完蛋了,还好我们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搞了很多恐怖主义的活动。后来我就离开了,去香港了,有一些人就继续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些毛派,他们完全是放弃了学习,去工厂,农村工作。

问:算是失败吗?

答:还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失败,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变化非常大。

问:什么样的变化?

答:比如教育。我也参加了与教育部长的谈判,说我们不要考试什么的。教育制度改了很多,特别是大学,活跃了很多,大学课程、科目也有许多选择。一二年级不用考试,老师给你做一个评价就好。还有,男女关系,事实上1968年开始的时候是男女关系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当时有男女宿舍,男生不准许进女生宿舍,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接着就有闹事的,男生占领了女生宿舍。我们不但要政治解放还要性解放。

问:这个当然很有名。还有呢?

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妇女堕胎,那个时候是非法的。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怀孕了,因为保守的天主教的力量,就不可以堕胎,他们只能去找一个非法的医生,很痛苦的。这在1974年之后就完全改了。还有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从那之后,就松了,自由了。所以我觉得1968年影响很大,对法国来说,打开了一些局面,在社会方面。

因为这个,我反省

问:考虑过你们为什么失败吗?

答:我们没有完全失败,只是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只能失败,因为我们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过时了。我不是说马克思的东西完全都过时了。只是现在看来,他的主义过时了。比如他说的阶级,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东西,但你要以为阶级斗争是历史上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那你就是疯子。在这方面,我们也成熟了。后来我们也反省了。觉得这种斯大林制度是不行的,是没得救了,还是宁愿有戴高乐也不愿意有斯大林。后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知道了这个制度那么恶劣,觉得这个路是不能走的,要找另一条路,虽然我们不要右派的路,但左派的路我们是要自由的。所以后来就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往民主社会主义上发展了。

问:您本人呢?

答:1979年2月我到北京。我天天去看民主墙,后来就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感兴趣了。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代,他们是当过知青的,现在就当民主运动的分子了。我觉得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开始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就离心了,完全开始追寻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这一代有很多共同语言。你看现在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知青也是这样的,从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变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的要求不是那么大,我知道理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可是至少有一些进步。

问:无论如何,民主法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框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追寻、有待实现的东西。

答:因为这个,我反省。在西方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起,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没有这些东西的国家,那就是一种苦难。我们还是应该懂得它的宝贵。真正的民主不可能陈旧,真正的民主会随时变的。没有最后最高的一个纲领,它是随时被人民选择、讨论的。民主就是一个框子,由我们往里面放东西。但至少要有这种框架的民主,有这种原则。每隔几年就投票,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可以没有顾虑的。心里怎么坏都不能表现得太坏,他还是有顾虑的。

有人会觉得我说这话是反动的

问:开始承认自己也有好东西了,而不是永远将眼光投向别处?

答:我觉得法国的民主还是不够,还是有权贵来欺压人。但是回想我们法国的历史,我觉得还是幸运的。我们住在一个有法国启蒙、有法国革命的地方。革命有时有暴力血腥什么的不好,但革命也有好的。我记得我跟朱学勤谈,他就不喜欢革命。我说,这个不是老百姓可以选择的,如果一个贵族他欺压老百姓,那老百姓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英国贵族他聪明,他自己改自己。但法国贵族太笨,保守,那个时候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革命以后至少普及了一个概念,就是平等,公民的人权。

问:这个平等是需要制度来保证它实施的。

答:包括选举,包括人权、法制的保护。没有了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是平等的。平等应该包括没有一个人能控制另外一个人。这个不是工资的问题。在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也不是很高的,但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你可以说他和老百姓是平等的吗?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只看经济不看政治。后来我才了解了这个问题。

问:在你看来,假如没有人权的保证,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答:对。后来我看了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的书,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他们用美国的思维方式来了解中国,比如他们研究得很详细,来研究中国上世纪70年代的工资,非常详细,然后他们说,中国还是非常平等的。这个对我来说是笑话。

问:为什么?

答:因为当时的不平等不体现在工资的问题。那个时候你有权力什么都有。如果你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和一个高干子弟、军官的子弟之间,差距那么大,你还可以说是平等吗?他们不能用一个社会的规则来了解另一个社会的规则。当然,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你的工资收入是衡量是否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年代,你去买东西、住房子甚至都不需要花钱。钱在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要,权才是最重要的。

问:有说林彪至死也不认识人民币,他不需要钱,不需要用钱。

答:对!你不懂这个就不能了解中国。我现在也看到中国有些人把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美化。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要往后看,说过去多么好。但那个时代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知识青年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那么你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你就根本不知道到死你是不是能回城。

我们在西方虽然穷人不比富人有很多路,可是还有选择,还有自己的办法。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按理还是不富,就是工作了几个月我就买得起机票,我就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学中文。可是他们(知青)跟我讲的是他们根本不自由,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知道怎么就被送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最后怎么才能回城。没有办法有的就讨好那些干部,有些女知青没有办法,就只有陪那些干部睡啊,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根本不自由。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根本不要往后看。我在法国也有一些中国学生,因为年轻他们都不大了解中国。我以为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其实根本不懂。他们向我学习一些中国历史的基本的常识。

青年人要有自己的理想

问:那么你怎样帮助从中国出去的学生,了解中国的大致框架?

答:我自己不喜欢宣传,也不喜欢反宣传,我只能尽量客观地讲,但客观的讲是需要很多资料的,而且你要将这些资料拼起来,才能比较接近真理。为什么我的书能在中国出,因为我完全不是做正面还是负面的宣传,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客观的东西。在我看来,我的书出了以后,一些中国读者跟我说你的书有很多注释,几乎每一句都有很多注释,而这些注释基本上都是官方资料,我觉得应该这样。应该让那些年轻人了解这些情况,至少不要用那个时代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问:那个时候的理想是要加引号的,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理想,也不能因为那个加引号的理想没有了,永远就没有理想了。现在应该找到你的自主性。

答:你不需要一个伟大领袖给你一个理想。而且现在也根本不可能了,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个人化了。你个人可能有一种怀念那个时代,团结在一起,可是那个时代的团结完全是人为的,铁板一块的,不自愿的。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性,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

□ 财经网



2010-08-24 12:05:23

主题: 余杰: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余杰: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08-24 10:46 
 
  
                            余杰

中国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诸多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

在当局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当中,包括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该片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拿着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眼熟”?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跟中国大陆、跟共产党的党文化毫无关系。

这五十个人真能代表中国吗?比如,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围,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而他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之后,方才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他依托的是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电影工业的平台。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跑龙套”以及参加这部《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国,而是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他的电影的巨大的票房市场,所以要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才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的高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近二十年来,中国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国外。而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当下中国赚钱的机会,暂时回来“裸居”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一篇文章中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伟人”当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中国”就这样无辜地被戈培尔们“代表”了。

□ 《观察》

相关链接:

50名人诠释中国形象,国家形象宣传片国庆前发布(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615



2010-08-23 10:59:27

主题: Robert Reich: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真相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真相 
  
作者:Robert Reich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6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中国成了世界第二,这可是官方消息。根据日本政府今天公布的数字,它的经济总量以第二季度的名义GDP计算,现在已超过日本。而且按照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多一点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高盛说是2027年,普华永道说是2020年)。

千万别被这些数字给误导了。重要的不是中国的排名,也不是中国的生产总值,甚至不是中国达到世界第二的超高速。

重要的是,在它的产量中,中国人得到了多少份额,中国人消费了多少。而这个问题正越来越严重。

中国是有一小群亿万富翁,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非常贫困。通常一个中国人的年收入相当于3,600美元,这个水平排在全世界126个国家之后。(通常一个日本人年收入是39,000美元;而一个美国人年收入是46,400美元。)

是的,中国的老板们已经开始对工人最近提出的更高工资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但是中国人的工资和产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以至于如果把工资水平提升到应有的水平,将可能会引发一场劳工骚乱的海啸。

从汽车到手机,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这不是因为普通的中国人可以轻易地拥有它们,而是因为在13亿人中,有几亿人终于存足够了钱,可以买了。

如果中国人的工资和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继续低于中国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比起中国的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增长得更慢,那我们都会有麻烦。

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以每年10%(今年要低一点)的速度增长的大生产机器。这台机器从周围的世界吞进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它现在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和铜的买家,接近世界第一的原油进口国——吐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同时产生严峻的环境问题。

但是因为中国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必须把这些产品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欧洲、北美和日本)才能继续生产。通过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中国赚到的钱又重新投资到工厂、道路、火车和发电厂来增加中国的产能,然后生产更多。另外一大部分钱被借给或者投资于世界的其它地区(以非常低的代价为美国的赤字预算融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中国的工人不允许,其它国家正在失去工作的人们也不允许。

简单的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或者更多的工人闹事不是答案。这个问题其实比想象的还要大。在全世界,我们正在见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而同时自然环境在持续恶化。因为这台中国机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它也正朝着崩溃飞速前进。

本文作者:Robert Reich 是前劳动部部长(克林顿时期),伯克利大学的教授



2010-08-12 19:57:49

主题: 方励之被告密
方励之: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附照片)  
发布者 guzheng 在 10-08-12 09:24 

  
  ·方励之· 


最近一周,好像有什么人死了,突然又有人问起,1986年底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名的一封关于“反右”的信。特别问到那封信后来是如何“被告密”的。有关那封信的历史,十多年前我就详细写了一文。现在再发表,作为回答。不过,该文不包括“被告密”,现在我也不能附加“被告密”,因为,我有承诺。 

1987年夏,钱临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为与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当即答应了钱临照先生,保证不再谈论“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应钱临照先生,因为钱先生有恩于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报,蒙混过关。 1960年春夏,我开始向“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投寄论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忧各半。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北大王竹溪教授和他分别担任“中国物理学报”正副主编。钱先生先是高兴地对我说: 

“你的那篇论文审稿已通过,即将付排发表。” 

指的是我的“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 一文。钱先生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这其实是钱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当时的政治状况(内控右派),发表论文实属违反政治原则(大小右派,皆失去发表学术论文资格)。钱先生要我用笔名,明显是帮我蒙混过关。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现在仍可查到,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的论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论文。当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到底是留英的。笔名暗指,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1968-1970),钱先生解释说,“王允然”意为“王竹溪先生说行”,再次蒙混过关。所以,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变当年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以下旧文重发,没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张照片(图1),不属于“被告密”。 

                    ※   ※   ※   ※   ※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 

 

图1: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此照片取自许成刚(许良英先生长子,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上的演讲。该年美国物理学会的沙哈洛夫奖授予许良英先生。许成刚代父领奖,并演讲,介绍许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拟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略加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
 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
 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
 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 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 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 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 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 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 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 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
 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
 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分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没“指示”,并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一结束。立即赶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
  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   ※   ※   ※   ※ 

         附: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2010-08-03 10:30:40

主题: 胡少江: 钱伟长和他那一代由“精神贵族”沦落为“精神奴隶”的知识分子
钱伟长和他那一代由“精神贵族”沦落为“精神奴隶”的知识分子 
  
        胡少江 


今天上午,中国科学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钱伟长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与周培源丶钱学森丶郭永怀等四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在早期求学的经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丶清华大学丶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都曾经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和工作过。其中,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四年,而其余三人均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物理学是在美国的加州奠基的。三十出头的钱伟长也正是在加州期间达到了其科学研究的顶峰,他的论文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称赞,并且与爱翁的文章发在同一个集子里。

像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钱伟长是爱中国的。他比著名“三钱”中的钱学森更爱国。钱学森的回国,是被美国人逼回去的。而钱伟长的回国则是自愿的。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回国参与建设了。当然,年轻时代的钱伟长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应该是不在他对国家的爱之下的,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零年,离开战乱的国家到加拿大去求学了。同时,要不是爱科学和爱真理,他也不会在一九五七年口无遮拦,得罪了“朕即国家”的毛皇帝和当时男性政治生殖器还没有长成的“邓太监”了。

一九五七年,钱伟长因为反对苏联办学模式和主张理工合校而被打成右派。随即被剥夺从事科学研究权利。时年四十五岁。随后的二十年,这个享誉国际的科学家经历了大多数正直而敢言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磨难。这个成果卓着的力学家只能成天与扫帚丶拖把丶抹布为伴。已经排好版的《应用数学》一书不仅被禁止出版,他甚至还要赔偿排版费。在文革期间,他曾经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对于这段经历,他在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称之为“分明拿好马当驴使”。他的子女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面对无书可读的子女,其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

但是也如同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钱伟长身上那种高贵的批判精神被逐渐消灭了。在蛮横的“党国”面前,他变得温顺了。在被“党国”剥夺了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一切权利之后,他甚至会对“党国”的任何一点点在伤口上的虚伪的“抚摸”而感激涕零。据北京特种钢厂的一位工人事后回忆,被剥夺了给大学生上课权利的钱伟长,曾经为了被允许给工人师傅们讲一次课而“感动得痛哭流涕”。当然,八十年代以后的优裕生活,更是让他彻底地归顺了“党国”。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为正义奔走的身影,看到的只是一个对“党国”劣行保持缄默的温顺老人。他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如何在“党国”的折磨下由一个精神上的贵族沦落为精神上的奴隶的缩影。

我想在这篇短文的最后加以申明,钱伟长在我的眼中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和年轻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我是非常敬仰的。对他那一代遭受磨难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我没有苛求的权利,也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这里所表达的只是对“阉割”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忿惫和无奈。

附录:【钱伟长去世】

被称为中国力学之父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周五早上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8岁。上海大学宣传部负责人刘绍学表示,上海大学正积极配合北京有关方面,办理钱老治丧事宜。钱伟长为江苏省无锡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应用数学系博士资格,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及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其后先后履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及上海大学校长,亦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伟长早年与导师辛格合作研究板壳内禀理论,开创了板壳理论新方向。他提出的非线型偏微分方程被国际誉为「钱氏摄动法」。他更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力学之父。

□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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