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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9 10:36:31

主题: zt 1946年,谁挑起了内战?
1946年,谁挑起了内战? 
 
送交者: ByStander 2009年04月27日20:27:5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1946年,谁挑起了内战?

在如今的理论界、舆论界、宣传界甚至网上论坛,“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似乎已经天经地义了。可是除了漫画似的攻击性宣传之外, 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严肃的证据。稍微像点样子资料,无非是美军飞机帮助运兵,还有美国总共给了60亿美元贷款,显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在美国的账单上 这个数字是20亿。此外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指挥蒋军进攻解放区这类没有任何实例支持的指控。 

  总之,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宣传中,没有具体的例证。即使最具体的运兵问题,也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作为抗日的盟国, 帮助中国政府军抵达日本占领地区便是帮助内战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比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即1945年8月25日,同样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 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聂鹤亭、邓克明、张际 春、滕代远、刘澜涛、郑维山从延安紧急空运到前线指挥部。只需看一下,这批中 共将领中,除邓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帅中的四个、十大将中也是四个。基本上包 罗了中 共抢占东北、华东、华北的全部指挥核心人员。如果他们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跨越封锁线、敌占区和漫长的崇山峻岭,至少要两个月!M·Z·D在获知 这批大将平安到达后,立即复电蒋介石,次日即赴重庆谈判。可见这次空运是何等重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内战究竟有哪些动作呢?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 共说话为标志的。 

  美国的态度无论在时机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很关键的。在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之前的1940年冬季,国共两党在华中的地盘摩擦已经十分激烈,10月15日结束的黄桥战役,新四军陈毅部在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两个师1.2万人。 

  皖南事变之前的11月1日M·Z·D致电周恩来,计划“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 后方。如采此方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在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11月18日电刘少奇、黄克诚:“听任东北 军与韩德勤打成一片是不利的。”19日作军事安排后电告叶挺、项英:“苏北即须进行一个局部战斗,攻占淮阴、宝应两县间地区,隔断韩、霍两军,打通苏皖联 系。”苏联对毛的这些举动也极其不满,苏联驻中国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宣称,自1940年9月“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国G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 

 而当时苏联给蒋的军事援助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因为担心对新四军的反攻会导致苏联援助的中断,犹豫了一阵,但他毫不怀疑 美国的援助。12月,蒋得知苏联对中 共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苏联与中 共之间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于是发动了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作为对黄桥之 战的惩罚。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20日毛致电周、彭、刘:蒋介石 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 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 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因此,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 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G党有利,也就不算“干涉内政”了。 

  1941年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两党冲突表示不安,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暂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 施。接着罗斯福总统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主任戴普莱(Despres)前往中国告诫蒋介石:“在我看来,这所谓的G党与国民党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 望双方能够消除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戴普莱则进一步解释:“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G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 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 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 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G党。因为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 

  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 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在这种时刻罗斯福的明确表态,对蒋而言是 出乎意料的。为了避免同时与苏、美翻脸,导致中国的抗日战争失去国际援助,蒋不得不顺从美、苏的压力。1月底,蒋在河南发动一次抗日攻势,日本集中五个师 团与国军激战豫东南,又调动六个师团从豫北进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主力撤至豫西。毛立即于2月2日电令“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7日毛在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面动态(情报)》上加按语:“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国民 党的内部矛盾,中间派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经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象征。” 

  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 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 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 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 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 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 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 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讲话:“我们已到了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的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了。”8月9-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9月6日日本 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 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 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 

  美国遭受攻击,与它对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1941年12月1日下午2时5分至4时裕仁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进 攻美国。这次会议决议称:“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 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 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 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这个命令对苏联的描述是:“帝国相信如果不进攻苏联,苏联也 不会对我们开战。” 

  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人会说:“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废话!难道中国抗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国家首先必须为自己的 利益而战,但自己的利益是否兼顾或者伤害别人的利益则是另一回事。至少在这个时期美国是支持正义的。这些必然“只惟上”地回避甚至颠倒黑白地歌颂斯大林, 难道斯大林承认满洲国、低价卖给日本中长铁路、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停止对华军援、撤回援华航空队等反倒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月7日美国国会又 批准国民政府获得5亿美元财政援助;因为美国的压力,英国也借贷5000万英镑。这两笔款项超过国民政府全年预算。罗斯福还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 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罗斯福决心帮助中国战胜日本并建立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战后制约日本的强大力量。我 们不认为美国是纯粹为中国决定政策,美国制定政策为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民主制度的理想。但美国的政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是一种帮助。美国完全可以与苏 联一样只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协,甚至与日本结盟。如果那样做,世界上没有人能击败日美军事联盟,美国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在对日战争中,美 国牺牲了92540人,战伤228182人;击毙日军1587814人,击伤日军60872人。被击毁舰艇133艘;击毁日舰324艘。损失商船98艘, 计519772吨;击毁日商船2259艘,计8141591吨。损失飞机21555架;击毁日机43125架。以上数据均采纳损失国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 

  而且,美国自1941年起,就已经完全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完全了解日本的进攻美国的企图。它从一开始就决定采 取正义立场:“站在被侵略国家的一边。”罗斯福总统宣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英、苏、中提供武器援助总额达470亿。而它 自己对德、日作战消耗的巨大的经费更达2940亿美元。如果美国也像斯大林一样要求加入德意日联盟,世界又将如何?退一步说,假设美国如同斯大林一样,与 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我们又将会如何? 

  我们继续开头的话题。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G党的力量更多地是来自国民 党的错误。”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Davies)为史迪威(Stilwell)准备的备忘录更是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确保他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尽 可能保存实力而指望美国或者俄国的军事力量打败日本;因此只有在确定对日作战消耗的军事装备会有更多补充时,他才可能发动对日攻势;他甚至可能把租借物资 都囤积起来而不是用于对日作战。美使馆参赞文森特(Vincent)预言:国民党领导集团将难以在战后继续统治中国,因为“他们惟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标是 希望维持国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从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和社会变革的需要。以上意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文件中都有保存。于是罗斯福同意对中 共情况作深入了 解。 

  1943年1月,美使馆二秘谢伟思(Service)提交《国共形势》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已经无法战胜G党,如果 忽视中 共,不顾一切支持国民党将妨碍中国抗战并妨碍战后中国的和平及重建。戴维斯报告更称国民党“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公众信任和责任感”,“裙带关系和任 人唯亲盛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他认为国民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会挑起内战,建议“在中国G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派驻军事观察团 ”。 

  面对如此之多对蒋政府不利的外交报告,美国国务院1月下旬考虑由美国大使馆派一名军官访问中 共控制区;2月远东司建 议:“有必要对这种局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并考虑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以促进中国的统一。一种可能的行动路线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G党控制区。这样可以获得双 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 

  罗斯福认为这些外交官提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943年9月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说:他认为,战后最 麻烦的地方是中国,因为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都卷进去。范围和危险性都将比西班牙内战更严重,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政府需要及早采取预防 措施。但向G党地区派驻美国政府官员,会被认为是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举动,但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不能太照顾国民党的面子的。 

  中 共对美国外交官的反映是欢迎的。周恩来1943年3月对戴维斯说,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到陕北、山西等敌后根据地 去搜集情报并常驻那里。而蒋介石对此则愤怒异常,他给宋子文的电报称:美国对中 共的态度“更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 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 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需要说明的是,中 共满心希望美国与之建立官方性质的关系,M·Z·D后来甚至提出访问美国见罗斯福本人;而美国则 不可能背离中国政府去与反政府势力建立官方联系的,这是一个外交原则问题。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愤怒,却又不肯失去美国军事与财政援助。更何况罗斯福正在 魁北克会议、莫斯科会议竭力说服苏联、英国,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大强国地位。 

  1943年1月开始,在美国的表率和压力下,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11国全部与民国政府签约,正式放弃所有在中国的特 权。11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终于成为四大强国领袖,尽管斯大林抵制他而拒绝参会。罗斯福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发挥稳定东 方局势的作用。对这点,他已经在发布《大西洋宪章》时已经与邱吉尔争辩多时,他明确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邱吉尔勃然 大怒:“我当英王首相的目的,并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罗斯福并不退缩,他宣称:“殖民地制度就等于战争。” 

  早在年初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就已经宣布:“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 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 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 

  在开罗,罗斯福与蒋不仅谈论抗日战争,而且讨论战后的马来亚、缅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法在战后不应该回到亚洲。这使蒋介石兴奋异常。 

  但老蒋不知道,罗斯福对他并无好印象,认为蒋夫妇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 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罗斯福还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 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 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让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蒋介石的“同意”显然是应景的,在中国,只要蒋的领袖地位存在, 联合政府只是一句空话。 

但老蒋毕竟要对罗斯福表现一下,回国后他就承诺:在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罗斯福 1944年2月9日致电蒋:美国需要立即派遣一个军事观察团到陕北、山西、华北G党根据地进行工作。老蒋不予答复,但只得让一步。下旬蒋解除了对G党 根据地已经实行五年的新闻封锁,正式批准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正是美国的压力,外国新闻界自1939年就没有到过的延安,现在可以去了。 

  当罗斯福首先提出要求蒋接受延安组织联合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官们更直接地提出类似主张。戴维斯首先上书国务院,主张美 国出面迫使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美国大使高思建议:“由委员长召集包括G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指挥部”。国务卿赫尔也致电高 思:总统和我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 导之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1944年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当 天美国参赞艾切森(Alcheson)立即拜访行政院长孙科、高思大使也随即拜访宋子文、戴季陶,商讨后他又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这个建议。除此之外,罗斯福 派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6月20日来华,带着罗斯福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第四次要求,华莱士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9人到达延安,M·Z·D亲自撰写社论表示热烈地欢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8月7日第二批 9人也到达延安,组长是美军情报官员包瑞德(Barrett)上校。观察组给美国的报告充满了对G党的赞誉,史迪威更明确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 斗志昂扬的G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 共师的问题。这个观察组进驻延安,M·Z·D宣布“实有重大意义”。中 共中央18日称 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 共正式获得国际地位,这个地位完全是美国竭力为之争取的。 

  美国的这个举动并非只是军事需要,它纯粹是为阻止国共关系恶化的一种措施。美国国务院给陆军部长的公函明确指出,派这 个观察组的原因:A.国共关系不断恶化对中国对日作战极其不利;B.如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严重危及中国政治统一的内部冲突,即内战;C.并且可能在将来引起 中国与苏联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基本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G党之间的矛盾。”而包瑞德上校则明白 无误地告知中 共中央:观察组不仅仅收集军事情报,它还将调查共军对美国援华军备的需求情况。 

  以上一系列举措,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说,都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是在“扶蒋反共”或者“挑起内战”。M·Z·D当时自己也说:“防止中国发生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8月中下旬,谢伟思在与毛、周的谈话中介绍了美国政府希望成立包括中 共在内的联合政府,毛、周虽 然很兴奋但仍存犹豫,担心会过分刺激国民党。8月18日周恩来致电驻重庆的代表:目前提出改组政府、实行民主能否获得各党派的响应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同 情?23日毛与谢伟思谈话时依旧回避联合政府问题。中 共驻重庆代表的回电对这个建议表示很乐观,于是9月1日毛在中 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 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 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 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 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下旬M·Z·D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 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M·Z·D年谱》,中,第 546-547页。)由此可见,M·Z·D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 交官,屁股都坐在中 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 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专 制统治,而是企望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 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 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28日从昆明致 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 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 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 

  “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罗斯福并非对中 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 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G党拉进联 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 

  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G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 是史迪威领导的。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 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 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 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 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 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 

  美国的态度终于使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 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讲话,宣布要在抗日和维护领导权两条战线作战,并警告外国别干涉 中国内政。这里的“外国”显然指美国。然后蒋告知赫尔利说:史迪威“是伙同G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干涉。1972年,一本据说是 蒋介石授意的《史迪威事件》在台湾出版,书中详尽地述说美国当年在中国是“扶共反蒋”。只是尚未得以阅读此书,不知老蒋授意是如何描述的。 

  赫尔利马上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 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2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国;高思大使辞职。高思对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罗 斯福11月17日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他的战时对华外交遇到空前绝后的挫折。这事不能说与他对中国统一失望没有关系,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也不可能对 次年2月雅尔塔协议轻易同意斯大林要求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如果认为中国已经不甚可能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罗斯福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也不奇 怪了。我觉得,如果蒋能用毛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罗斯福,雅尔塔的秘密协议也许不会存在了。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总统继续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 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它们联成一体。”但赫尔利确实没有起到良好作用,不但美国官方普遍抱怨这位夸夸其谈的蹩脚外交官,杜鲁门总统也早想罢免他。 11月15日,杜鲁门召回赫尔利,当赫尔利提出辞呈并以为总统照惯例会挽留他时,正中下怀的杜鲁门马上批准了他的辞职。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投降之前,所谓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不成立的。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立即用缴获的日本武器以及部分苏联、捷克武器,还有德国武器提供给中共,(例如莫文骅将军 就曾经警告傅作义,他所属的部队每个师都配备了两门世界上最大的大炮。这种炮是德国制造的。还有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美制武器,无确实证据,不提。)据苏联档 案数据,提供了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 步枪30万枝;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苏联、捷克武器。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 共移交。日本已经投降, 这些武器肯定不会用于打外战的。 

  斯大林显然不象美国人那么迂腐,他一边在公开与中华民国政府调情,另一方面却用大量武器装备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并直接 使用东北的苏联军队,帮助这个势力控制东北。其根本目的就是苏联的利益需要。至于中国的内战,他是不希望消失的,同样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此时斯大林一方 面必须考虑同美国的表面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M·Z·D能够打败蒋介石,他扶持中 共获得更多地盘和更强大的武装,为的是获得在联合政府内更有利的地 位。这与他在欧洲的方针也是一致的。 

  他几乎是强迫毛参加联合政府,重庆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事例。M·Z·D是不情愿的,但又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指示。后来他耿耿 于怀一生的“斯大林不准革命”,就是指的这半年时间内中 共服从“和平民主新阶段”差一点放下武装进入联合政府。而斯大林1948年承认错误,也同样是为这 个阶段给毛施加压力,强迫他与蒋介石合作。 

  美国始终在一相情愿地撮合中国的联合,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驻华军事部门的限制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 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945年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 残杀的内战”。这条训令明确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任何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下旬到中国来调停,为了给马歇尔调停以支持,杜鲁门总统于12月15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美 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但美国深知这个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把这个政府的基础扩大,容纳国内 其他政党,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之在中国国民政府得享公平有效 的代表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杜鲁门还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个诱饵:美国愿意提供5亿美元的贷 款,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接受和使用这笔贷款。 

  如果说,在1945年8月以前M·Z·D还处于弱势,美国以压蒋和谈尚有一线希望的话,在苏联暗中帮助下,不但有了足以装 备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还已经在东北站稳了脚跟的M·Z·D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希望了。奇怪的是,以如此巨大数额的军火支持中 共的苏联,从来没有人说它在挑 动中国内战!无论如何,美国援助的还是合法政府,苏联援助的是反政府势力;援助合法政府的在挑动内战,援助反政府势力的反倒在维护和平了? 

  马歇尔调停被说成是帮助国军吃掉共军,更不知从何说起。12月20日马歇尔抵上海,刚进入国泰饭店,就给魏德迈阅读的 美国政府指示纲要:“你的使命是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G党和知识分子三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 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常驻中国的魏德迈明确告知马歇尔,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国民党决不肯让出一丝一毫的权力;而听命于莫斯科的G党决心要夺 取全部权力。“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来。那个指示行不通。”因此分歧,马歇尔与他的老部下魏德迈长久以来形成的亲密关系到此结束。 

  22日马歇尔抵重庆,23日周恩来等即前往拜访;毛、蒋、马成为三方最高决策人。决定成立军调部执行处,通过G党提 议:国民党放弃对赤峰、多伦的要求,仍由共军占领;G党同意国军开进东北接收主权;立即停战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 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分别发布停战令,毛亲自签署了《中 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意整编全 部中国军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协议允许国军“为重建中国主权的目的”继续进驻东北。 

  中 共中央1月21日给重庆代表团、27日给东北局的指示都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源于苏联的压力。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无 论如何不要作战”,否则将引起“把美国部队引进满洲的极大危险。”这样做的好处是获得“一定的合法地位”,承认中 共在东北的实际占领地区,最后将实行“民 主选举”。确实,周恩来1月17日转给毛的苏共中央意见:中 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 共如再不停战,美国空军会压下 来,要对美国有足够估计。 

  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之下,国共合作现出一片曙光。M·Z·D要求苏联、英国都参与调解,但斯大林拒绝参加。M·Z·D在这一段 时间内心情是不舒畅的,于是他称病告假,让刘少奇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始终决策着中央的重大举措,2月1日,通过周恩来向蒋传达他关于军党分立、长期 合作的意见,并表示愿意亲自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提出整编方案: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 归中 共领导;海军、空军均接受中 共部队,不少于总兵力的30。按马歇尔的方案,中 共控制的军队将占三分之一,而且进入从未有过的海、空军。蒋介石勃然大 怒,竟然破口大骂。经他修改过的方案共军只占五分之一,而且没有海、空军的份额。不过这个方案也于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以《关于军事问题的协 议》通过了。 

  马歇尔主张按照军队化的原则,主张混编国共双方的军队成立国家的国防军。毛于2月6日复电周恩来:“马歇尔所提主张按 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的办法,对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经过11天的争 吵,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还是于2月25日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 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草签的方案规定: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每个师 不超过14000人;其中中 共军队为18个师,分驻华北、华中、东北等地。中 共军队除整编者外,还可以以保安队形式存在。 

  M·Z·D2月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3月4日,马 歇尔抵延安,受到M·Z·D为首的各界热烈欢迎。毛在宴会上致词夸赞马歇尔道:“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 共 也感谢各位是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3月11日马歇尔回美国述职并张罗因和平而给的贷款,并 组织美国军事顾问来华充任整编国共军队军官的教官。 

  其实真正在中国挑动内战的正是斯大林。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诺,把中国东北交给民国政府接收。但实际上却 要求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沈阳乃至东北全境。M·Z·D在重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该大使告诫:“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 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1945年9月14日,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卫斯别夫(其他文电又译为贝 鲁罗索夫中校)赴延安,并接彭真、陈云等回到东北。造成国共争夺东北的局面。仅马歇尔调停告一段落时,1946年2月13日,即M·Z·D夸赞马调停之第四 天,共军即进攻秀水河的国军,歼灭五个营。 

  中国的内战是世界东西方局势趋向紧张的直接结果。在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强迫M·Z·D、美国紧逼蒋介石,国共双方出现了 短暂的缓和。时间从1945年8月中旬到1946年3月上旬。M·Z·D说斯大林“不准革命”正是这个时期。这个“不准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对中 共的扶 持,恰恰相反,他给予中 共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火和物资援助,以及积极主动的扩张地盘的要求和援助。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 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G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下旬,斯大林命令东北苏军通知中 共东北 局:过去苏联顾虑世界和平,态度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强烈要求中 共调集更多部队进东北,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 北。3月8日,苏军突然撤出抚顺、吉林,将政权交给中 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沈阳苏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 共占领,沈阳以南也将不向国民党 移交,一切苏军撤退地区,中 共可以自由破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均指示东北局,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民党去接 收。但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等地,我不能让。这其实也是M·Z·D13日电周恩来时的指示:“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 

  苏军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并强调:凡苏军撤退 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 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 方都不驻兵。 

  3月15日毛致电周,并转告东北局:“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请在谈判时注意不要答 应国民党。”同日出席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16日致电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 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领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批评周恩来。17日致电东北局并转 周恩来:“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18日林彪攻克四平 街,歼国军三千人。 

  23日毛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刻动 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消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25日致电彭 真、林彪:“美方急欲停战,蒋方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打一两个好胜仗,以利谈判和将来”。26日致电东北局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美蒋急于停战之目的在 于使我不能进占哈、长、齐等市,解除反动武装,而利于蒋方接防,请考虑推迟数日再在东北停战协定上签字。”28日致电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及可能条 件下,我必须于数日内以敏捷手段歼灭长、哈、齐三市一切顽军武装,控制全市。对于国民党非武装人员一律软禁,但不得侮辱及杀害。”30日再次致电东北局, 重申28日电令内容。往下M·Z·D电文因篇幅原因略。有兴趣者可以参阅《M·Z·D军事年谱》等著作。在这些文电里M·Z·D自己已经道出:“美方急欲停战”这一事 实,与有些人所说的中“美国挑动内战”完全相反。 

  3月22日夜(请注意本通知与毛23日电文及时间的“巧合”。),苏联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 完毕。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共军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共军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 战略要地。27日,在马歇尔催促下,国共达成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其实已成一纸空文。2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苏军同意尽速撤退长春以便中 共 占领。4月上旬,苏军向中 共移交北满日军武器库,仅机枪就在万挺以上,炮数千门。苏军要求中 共派主力部队控制长、哈、齐等市郊区,以便苏军撤出时顺利夺取 三市。并明确表示,希望中 共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让蒋介石、杜鲁门双方都不能达到目的。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向城内国民党军 发动攻势,首次使用坦克、大炮等重武器,19日完全占领该城。 

  4月18日,回美国述职的马歇尔回到中国,他走以前的和平局面已经被“马歇尔勾结蒋介石挑动内战”搅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 

  从美国的利益需要出发,一个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的就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任何形式的专 制制度都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因此,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联合中 共实现中国的代议制联合政府;杜鲁门总统给中国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惟一条件就是给联合政府。如果美国 “扶蒋反共”,早在G党更弱小的1943年,还往前,1941年1月便不会要挟蒋介石让他容纳G党。1946年6月26日,以蒋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 志,内战爆发。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宣传中所称美国给予国民党的9亿战争剩余武器其实并非武器,只是小型船只、车辆、建 材、空军补给品、通讯器材。美国收款1.75亿美元。8月,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本人发了措词强烈的照会,斥责他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进行“凶残的暗杀”,“ 使用武力、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达到本党的目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蒋介石中国所起的作用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恶感”,如果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美国舆论就 不能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贵国。” 

  美国并开始撤退原来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从2.5万人减少到1.2万人。甚至在1946年7月底,美军车队在北平南部遭袭击,打死若干美国士兵,马歇尔除了认为这是延安方面对美国的最终告别之外,并没有借此事件发难。 

  6月13日、14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受到M·Z·D等强烈反对,马歇尔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将其搁置。拖到8月第79届国会结束自动成为废案。马歇尔还设法使《军事使团法案》未获议会通过。 

  由以上情况得知,美国政府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扶持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历史事实。相反,美国一直企图撮合国共两党,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并使军队完全国家化;执著于实现代议制联合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以稳定亚洲局势。



2009-04-27 17:06:13

主题: 性侵害幼女案
习水性侵害幼女案调查:当地治安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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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    2009-04-27 11:35:41 
  

2008年8月15日,习水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某小学六年级女生李瑜(化名)母亲报案称,李瑜被某私立中学初一女生王清(化名)骗出后遭人强姦。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就此案作出批示。当年10月底,遵义市公安局专案组8名民警进入习水县秘密调查取证,10天后向习水县领导通报“8“15”案件情况。
    
2007年10月,37岁的社会无业人员袁荣会和14岁的辍学女孩刘某及其15岁的男友袁某3人商量,由袁荣会负责提供场所并联繫嫖客,刘某、袁某负责寻找女学生带到位于习水县城关老司法局家属楼袁荣会的家中卖淫。

  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刘某、袁某多次将李瑜、康倩(化名)、王清等10多名中小学女生(多名女生当时未满14周岁)胁迫到袁荣会家中卖淫。

  2009年2月27日,习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袁荣会涉嫌容留、介绍卖淫犯罪,习水县移民办主任李守明、习水县同民镇司法所干部陈村、习水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老师冯支洋、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干部黄永亮、习水县马临工业区土管所所长陈孟然、出租车司机冯勇涉嫌嫖宿幼女犯罪向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月10日,习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母明忠涉嫌嫖宿幼女犯罪向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但舆论对本案应以“嫖宿幼女罪”还是以“强姦罪”起诉存有较大争议,4月22日,当地检察机关撤回补充侦查,理由是“诉讼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证据发生了新变化”。

  《新世纪周刊》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此案背后所展现的生态触目惊心。

  习水性侵害幼女案调查

  让人震惊的不止此案,还有当地的生态

  -本刊记者/吴伟(发自贵州习水)

  新世纪:你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康倩:初一。当时喝醉了,很多朋友在一起睡。

  新世纪:当时你怎么想的?

  康倩:算了。

  新世纪:袁某什么时候逼你出去做第一次的?

  康倩:初一,在树人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些以前的事情还有啥问的嘛?(8分鐘的沉默,玩“泡泡堂”游戏)

  新世纪:你去袁荣会那,谁负责联繫客人?

  康倩:袁某。

  新世纪:袁荣会不负责联繫?

  康倩:她(也)负责联繫啊,但是袁某人熟一些。

  新世纪:他们都在联繫?

  康倩:嗯。

  新世纪:你认识那些客人吗?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吗?

  康倩: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见了才知道。

  新世纪:你去过袁荣会那里几次?

  康倩:两次。

  新世纪:你意识到他们当时是犯法的吗?

  康倩:意识到了啊。

  新世纪:谁第一个怂恿你去做这种事情?

  康倩:刘某。

  新世纪:什么时候?

  康倩:在玉淮(中学)读书的时候。

  新世纪:她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给你说这些东西了?

  康倩:嗯。

  新世纪:你后面为什么要帮袁某?

  康倩:他讲的,如果我不干了,就帮他找个姑娘,去那些地方,要不就打我。

  新世纪:意思是除非你找另外的女孩,否则他就打你?

  康倩:我就不知道他要干嘛了,他没有明说。

  新世纪:当时他有没有威胁给你打毒针什么的?

  康倩:嗯。(3分鐘的沉默)

  新世纪:两次都是强迫?

  康倩:你以为我和袁某关係真的好得很?

  新世纪:当时你想过要报警吗?

  康倩:想过的,但我觉得没用。

  新世纪:除了袁某,还有其他人逼你这样做?

  康倩:还有个啊。警方当时没有问。

  新世纪:谁?

  康倩:欧某。

  新世纪:他多大?

  康倩:不知道。

  新世纪:他怎么胁迫你?

  康倩:强行的嘛。

  新世纪:他有没有成功?

  康倩:成功了啊。

  新世纪:那是第几次?你说只有两次。

  康倩:那是袁某那边两次。

  新世纪:欧某呢?

  康倩:只有一两次。我记不得了,反正我不晓得。欧某把我喊去的。

  新世纪:在哪里?

  康倩:合江(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位于习水县北,2小时车程)

  新世纪:欧某吸毒吗?

  康倩:不吸毒。欧某那不止一次。

  新世纪:多少次?

  康倩:没记。我怎么知道多少次?

  新世纪:你记不清多少次?

  康倩:嗯。

  新世纪:也就是欧某比袁某还坏?

  康倩:嗯。

  新世纪:警方为什么没问你欧某这个事情?

  康倩:警方没问,他们只问了袁某那件事才把我从外边喊回来的。我给他们提到了欧某,他们问都不问。(欧某)通过我朋友的电话,强行把我们俩喊走了。

  新世纪:你和谁?

  康倩:唐莉(化名)。

  新世纪:当时把你俩喊到合江去了?

  康倩:嗯。

  新世纪:待了多久?

  康倩:不记得了。

  新世纪:有没有一个月?

  康倩:没得,不晓得,记不到了。

  新世纪:在合江那就不止一次了?

  康倩:(沉默)到合江的时候,说去找钱,他们就带着我们去,我们不敢回来。又不是只有欧某一个人,还有王某。

  新世纪:就这两个人?

  康倩:还有,另两个不知道名字。

  新世纪:都是习水人?

  康倩:不知道。

  新世纪:什么时候去的?

  康倩:去年。

  新世纪:几月份?

  康倩:记不得了。夏天,2008年,冬天都过了。2007年都过了。

  新世纪:还有没有其他欺负你的人?

  康倩:嗯,还有。有一些姑娘也喊我去,我不去,还把我打了一顿,和我吵。

  新世纪:你记得有哪些人?

  康倩:(自己拿纸条写下了5个女孩的名字)

  新世纪:她们有多大?

  康倩:比我大。大概十六七岁。

  新世纪:还有没有其他威逼你做这个事情的男的?

  康倩:和袁某一起的,熊某。

  新世纪:这些女孩没有成功?

  康倩:没有。他们就放学的时候逮住我不让走,还打我。

  新世纪:这五个女孩有没有自己去做这种事情?

  康倩:有。

  新世纪:哪几个?

  康倩:这几个基本上都有,她们自己找钱自己要。她们要没事的话,在外面认识些混混,就在外面和他们住。

  新世纪:你和唐莉出去做是拿不到钱的?包括合江这几次,还有袁某那边?

  康倩:(点头)

  新世纪:你听说谁卖过自己的第一次?多少钱?唐莉有吗?王清呢?

  康倩:唐莉我不知道。王清本来就不是,她在树人(中学)找了个男朋友。学校的这些人都在搞“麻麻”。

  新世纪:什么是“麻麻”。

  康倩:冰毒。

  新世纪:吸还是卖?

  康倩:吸。

  新世纪:哪些女孩在吸?

  康倩:(指着自己在纸条上写下的女生名字)1、2、3、4、5,全部都在。

  新世纪:你知道冰毒多少钱一克?自己吸过没?

  康倩:不知道,没吸过?

  新世纪:有人威胁你让你吸毒吗?

  康倩:有啊,王进(在纸上写下)。

  新世纪:什么时候的事情?

  康倩:去合江前。他喝醉了,就喊我打针,我不打,我使劲挣扎。他已经被抓了。

  新世纪:因为吸毒还是这个事情?

  康倩:吸毒。

  新世纪:还有没有其他吸毒的?

  康倩:熊某也在。

  新世纪:你写的这些名字中有你的朋友吗?

  康倩:唐莉。其他人都是强迫我的。

  新世纪:你还认识其他类似唐莉这样的女孩吗?

  康倩:有,但是我不认识。有个地方叫水沐年华,你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嘛?有洗澡的,桶桶浴(男女两人赤身进桶洗澡)、鸳鸯、快餐、包夜,就这些。

  新世纪:里面有没有小女孩?

  康倩:不晓得。

  10分鐘后,康倩回忆,欧某等人带她们先后去了贵州赤水县、四川合江县、福建厦门共三处,并在女孩名单处又添加了一人的名字,说六名女孩均为习水县某中学在校生。

  新世纪:你什么时候知道女儿在外面被欺负了?

  康倩父亲(以下简称康父):专案组下来查案子,警察给我打电话找康倩的时候我才知道。

  新世纪:康倩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不爱上学的?

  康父: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只是调皮,喜欢和社会上那些娃儿混,当时她就已经认识袁荣会、袁某了。六年级开始不听话了。

  新世纪:当初选学校的时候,周边的环境你考虑过没?

  康父:没注意过。但选的都是正规学校。

  新世纪:康倩以前在哪个学校读书?

  康父:初一在树人学校念的,离家很近,走路就几分鐘。后来我发现她和这些人裹在一起,就让她住校,每周只回来一次,就是想避免她和外界那些人接触,让她多读点书。

  新世纪: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住校可能会让她与社会上的人接触更多?

  康父:我就想她住校就出来不了,但是没想过她会翻后门的墙啊这些事情。后来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康倩晚自习又没来上,或者是今天下午又没来上课,我就去找,她熟悉的那些同学、经常去的地方。有一次她连续两天没去上课,我接到一个女生打来的电话,说康倩和她一起去遵义玩了,没钱坐车回来。

  这样老是到处找她,时间久了我也有点累、有点烦。我对她说,你再像这样不按时回来的话,我就要打你,其实终归我还是没打她。只有在我和她谈的途中,她老找些藉口不肯说,我才打过她。

  新世纪:听说你曾经用狗链子把她拴在家里,还有把她的头髮剪得像乱草一样,让她没法出门。

  康父:那都是好多次以后了。这都是在树人学校读书的时候发生的,她在那只读到初一下半学期,差一个月读满。后来放暑假,我那会每天都很忙,根本管不过她,康倩就和两个也很调皮的女生杨某、腾某一起玩。后来转校进了玉淮中学,同样住校,康倩就翻墙和那些朋友出去玩。

  2007年10月,有一次我对她妈妈说,你要是没事就跟着康倩,看看是否她直接去学校,结果正好碰到康倩和王清、袁荣会她们在一起,袁某拿着刀子强行让她们跟着走。当时小女儿跟着她妈妈一起去的,她经常和姐姐一起,正好认识袁某。

  新世纪:当时袁某叫她去哪里?干什么?

  康父:我夫人就过去找到袁某闹,后来围观的人多了,袁某他们几个就跑了。康倩说袁某要拉王清跟她走,她过去是帮王清的忙。至于走哪里,干啥,不晓得。我有怀疑,也找她谈过,但她不给我讲。

  新世纪:康倩不回家的话住哪?你知道吗?

  康父:她喜欢去网吧,有一次我在佳和市场里的一个网吧找到过她。为了找她,老县城、西城区,旮旮巷巷的网吧我都找够了。要不她就说在朋友家住,至于玩什么,我不知道。有一次我搜她书包,在里面搜到一包烟,问她是谁给的,她把烟一扔,什么话都不说。

  新世纪:现在你觉得对康倩最亏欠什么?

  康父:我很少在家,常年在外面跑。小学的时候我辅导过家庭作业,教她做应用题、长方形……但我也就只读小学就出来了,她上初中就没法辅导了。康倩的英语还不错。

  新世纪:如果康倩犯了错,您会怎样对她?

  康父:我会先给她讲书要怎么读,人要怎么做。你是个女孩子,是可以有朋友,但去谁家玩,要先给父母请示,要按时回来。朋友不要老是我窜你的门、你窜我的门,衣服鞋子各人穿各人的,不要乱穿。

  她的朋友最怕我,说我像老虎一样,不敢到我家里玩。如果在我家玩久了,也要被我说,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家里父母也要担心出来玩久了不回家。

  我并没有要求她读多少书,我挣钱就是为她读书,只要读得进去就尽量读,我就供她读。

  新世纪:你有没有给她设定最低的标準,比如说高中毕业,甚至读大学?

  康父:我们老家习酒镇离这里7块钱车费,我们那时候5兄弟,家里也很穷,没读过什么书,但我干活非常勤奋。我对她说,别人从农村出来都能进一中那么好的学校,你在这里却读那么差的学校。我还举过很多的例子。

  新世纪:你夫人跟她关係怎样?

  康父:她们之间有矛盾。夫人也没读过书,喜欢到小区下面的茶馆打小麻将,因为这个事情我和她闹的次数太多了,说她没有把孩子管好。康倩在家的时候,夫人要出去打牌,就让康倩在家煮饭、拖地、洗衣服。背开康倩我就训夫人,这些事情要一起做,康倩不会的要教,但当面对康倩说的是这些事情你必须得做。

  新世纪: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你长期在外跑,尤其是建筑包工这块,你要拉一个项目,那也可能去声色场所,你是否去过这样的场合?有没有找过“书包妹”?

  康父:没有。我听朋友说过哪些地方有书包妹,比如东风水库附近就有,也曾开玩笑说“你带我去吧”,但确实没去过。

  请吃饭、抽烟可以,我本身是做小工程,不是赚三四十万的那种大活。那些场所我确实知道,但玩得好的人都知道我的习惯,我喜欢喝茶和斗地主,晚上12点前回家。

  新世纪:这次被审的被告中是否有你认识的人?

  康父:认识啊,母明忠。我不知道她和哪个女生有关係,但是我现在怀疑母明忠和我女儿……我心里很难受。

  新世纪:他是你的好友吗?

  康父:不是。我见过他三次,但他不认识我。

  新世纪:那你们圈子里有这样的现象吗,热衷找幼女。

  康父:有,但没有煤老闆流行。煤老闆招待客人就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有个煤老闆承认,1万8千元一个的,他最少玩过10来个。但我没亲眼看过。煤老闆带动了找幼女的风气,以前有,但没这么流行。这次也有煤老闆被逮啊,后来交钱放人了,是不是钱多就可以放了?

  新世纪:你有没有怀疑过康倩吸毒?

  康父:怀疑过,也谈过很多次。她说她最恨吸毒的,我检查过她的手臂,没有针眼。

  新世纪: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吸毒的?

  康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新世纪:出这个事情后,你考虑过康倩的未来吗?

  康父:(长时间的沉默)(习水)像她这样不听话的女孩实在太多了,我再苦恼都没办法,心里也不好受,成天愁眉苦脸地去外头找(挣)钱。

  我叫过两个她认识的朋友帮着找一下她,如果真的找到了,我就準备给她换一下环境,希望能找到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我尽义务,把她找回来总得找个地方搁。

  新世纪:你认为这仅仅是义务?

  康父:是的,这只能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我希望她大点后能自己懂事。

  新世纪:如果有一个机会某个大城市有个有能力并且知书达理的家庭愿意给她提供帮助,你会放她离开吗?

  康父:愿意,非常支持。

  和袁荣会前夫的对话

  新世纪:你和她平时关係怎样?你怎样评价袁荣会?

  袁荣会前夫(以下简称袁夫):老打架,就是为环境问题,还有经济上的问题,两句话不合就吵架。所以才和她离婚。她嫌我穷,不过到现在她还没结婚,两个孩子都跟了她,因为我当时已经诊断出有病,没有抚养能力。我老是出去跑,但却赚不到钱,她就讨厌我这一点。

  我和她是1991年结婚的。她为人比较和善,在老家评价非常高,包括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她,很孝顺。出事后,我父母都哭过很多次了。我从来没恨过她,她带大了两个孩子,但她没文化。

  新世纪:袁荣会什么时候从农村出来的?然后做过哪些工作?

  袁夫:我和她2002年离婚后,她去广州打了一年半的工,赚了点钱回来就开了个小旅馆,就在劳动局对面(注:位于通往案发地点老司法局宿舍的街口),那时候是4800元一年的租金,有七八个房间。后来又在老车站开过旅馆,那里房租很贵,19800元一年,她没赚到钱反而还赔本了。

  她不像其他的旅馆老闆,下雨天、下雪天也要出去拉客人,特别懒。她说有人来就来,来一个做一个,没人来就算了。

  新世纪:除了普通的住宿,她还经营其他的什么吗?我听说凡是在新、老车站拉客住宿的一般会有特殊服务。

  袁夫:当时还没有,就是从前年(2007年)开始的。

  新世纪:司法局家属楼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袁夫:2006年。

  新世纪:你知道她在这房子里面干什么吗?

  袁夫:(迟疑)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她没有职业,她要生活。那种交易是常事啊,哪里都有。我经常去那边,碰到过女学生,自己来的。开始是别人带过来的,后来是自己来。女生都没有电话(手机),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连袁荣会都不知道。

  新世纪:是谁带过来的?

  袁夫:袁某和刘某啊。以前袁荣会也不认识袁某,他知道她在做这种生意,主动找过来的。我恨他们,以前就恨。

  他们带来后,赚了钱还不给女孩子,我骂过刘某两次,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说这种事情太缺德了,不要做多了,对下一代不好。她说她习惯了。

  新世纪:你觉得她不给女生钱不对?

  袁夫:对啊。首先这个事情不对,不给钱也不对。这钱是人家换来的,是人家的待遇。交易嘛,就应该给钱。

  我也劝过来做的女孩子,这样会把自己一生都毁掉,但她说怕,怕刘某,还有袁某是吸毒的,她们再赚多少钱也不够他花。我见过袁某,很瘦。袁和刘很霸道。

  做一次100块,袁荣会提成30块,她们该得70。但只要袁某和刘某在,刘负责收钱,她们一分钱都得不到。

  袁某和刘某把女孩子带过来后,他俩不来接人就不让女孩子走,要她们把钱全部上缴,她们不敢隐瞒。袁荣会看不惯袁某不给小女孩钱,还私下带她去买衣服。

  他们把小女孩带到宾馆酒店里开处后,想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之所以找到袁荣会这里,就是住得偏僻,很少人去查,还是司法局宿舍。

  那些女孩子出来说是交易,但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还陷进去了。她们保护不了自己,也没有人去保护她们。有一天我给一个女孩子说,你去报警啊。她说在街上怕袁某,我说你回家也可以报警啊,她不说话了,后来还是没报警。再后来,她自己去,催袁荣会叫客人。

  新世纪: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袁夫:2008年碰到过大概二三次吧。我2007年下半年知道这种事情的。她做这种事情就一年多时间。

  新世纪:谁打电话叫女生或者嫖客过来?

  袁夫:女生开始是袁某和刘某带过来,后面是自己来,让我老婆给她叫客人。很急的样子,她说,孃孃你快一点给我叫个客人,我有事要走,要花钱,吃小吃、买衣服啊那些。

  新世纪:袁荣会的电话号码从哪来的?

  袁夫:以前她做旅社的时候就有那些客人进出过吧。

  新世纪:那你说她以前做旅社的时候没有做那种事情?

  袁夫:当时没有做少女,都是些成年的女的,20岁,30多的都有,那种是专业性的,有客人的需求嘛。

  你不知道那种情景,那些女孩子是不是学生完全看不出来,连我老婆她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们小。我对她们说,干嘛那么小就出来赚钱,她就给你说一堆道理。她们哪里都做,小孩子要花钱啊。

  新世纪:她们认识很多袁荣会这样的人?

  袁夫:对,应该是。

  新世纪:那你知道袁某、刘某还送她们去哪吗?

  袁夫:不知道,反正不止袁荣会这一家。

  新世纪:袁荣会怎么认识其他被告的?

  袁夫:母明忠是我们老乡,20年前就认识了。冯支洋是打麻将认识的,袁荣会喜欢到处去打牌,很多客人都这样认识了。其他的是以前做旅馆的时候认识的。

  新世纪:为什么住旅馆、嫖宿还要留下电话号码呢?是不是希望有长期的联繫?

  袁夫:收费很便宜啊,住宿的话15、20元一个晚上,以前才10元。其他费用提收30%。妇女做一次50块,18岁以上那种,旅馆提成15块。

  新世纪:案发后你见过袁荣会吗?

  袁夫:去年8月15日就被抓了,当时我没在,不知道是公安部门,还以为她被绑架了。后来去看守所见过她一次,瘦了,她担心孩子。

  新世纪:孩子现在知道母亲的案子吗?

  袁夫:知道,对他们打击非常大,思想负担很重。

  新世纪:你怎样为孩子打算?

  袁夫:儿子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女儿对读书不感兴趣,天生就这样,她想进工厂做工,但我不愿意,一是苦,二是里面环境乌七八糟。我现在让她在城里面学门手艺。她很内向,一般不和人接触。现在我都不敢离开她,不敢叫她出去,我走过的地方只有习水最复杂。女孩子自尊心再强,受到污染也没用。

  这种现象(性侵犯幼女)很早以前就存在了。案子是去年8月15日发生的,这些人10月底、11月才被抓,前后隔了二三个月,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如此严重的罪行,可能会判个10年8年,他还会在习水待着工作啊?早就跑了。他们根本没觉到这有什么危险。

  现在公佈出来的女生,你看谁家里面上比较困难?至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拿给她们了的。说深点不是一个案子的问题,是习水的风气问题。

  这个组织怎么组织?多数是同龄人,稍微大个一二岁的那种,十五六岁,还有就是吸毒的娃儿,勾结成一帮,然后再去找这些小姑娘。小姑娘又受到金钱的诱惑,也许第一次不太愿意,但是后头多半是自愿的。我都知道在新车站附近有些女孩子主动找(旅馆)老闆,要提“卫生费”如何如何,有的提20块,有的15块,狠点的提30块。我并不是说这些女生很坏,主要是思想已经堕落了,觉得钱比什么都重要。

  新车站附近的旅馆通通都有这样的女生,如果没有就不会有人来住,这自然形成一种竞争。女生是不长期住旅社的,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袁荣会可能觉得开旅社还要交这样那样的费,乾脆就在佳和市场里面买套房子,这样安全。袁某和刘某本来就认识很多妓女和嫖客,再加上袁荣会,因为经济的利益一拍即合。

  佳和市场上不仅袁荣会一家,我都亲自去看过。有人给我开玩笑,走嘛,走佳和市场,因为那边便宜,外面如果要100的话,里面可能就只要50、60、80,但要熟人带。老闆在客厅里面,客人在房间里做完事情就出来给钱。

  习水的帮派多啊,以前哪个帮哪个帮我还知道两三个,但现在娃儿都整聪明了,不起帮派名字。三五几个成立个东西,还有帮规约束。去年以前一个小孩,十四五岁,成立一个帮,还有纸上面写的,每天要给帮里上缴一点东西,哪怕一个鸡蛋也行,证明你对帮派的忠诚。帮派也不大,几个人喝点血酒,也不谈什么帮。

  这些帮派之所以成立,主要还是治安乱了,得不到保护,如果你是个独立的人,被打了哪个帮你?他们自然会想到联合起来,你帮我我帮你,你的哥们多点,我的哥们少点,打过来打过去。以前习水的一些中学里,社会上的有,学生也有,学生裹着社会上的也有。所谓的社会上的实际就是辍学生,初中毕业就不读了,因为是9年制义务教育。下了晚自习后,要不抢学生的钱,要不看到哪个姑娘漂亮就去调戏下。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太严重了,习水才搞了两三次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去年、前年都搞过。整治一过,马上又干起来了。最近中学都不准学生出来,要稍微好一点了。

  我孩子几岁,喊他买瓶矿泉水,就1块5毛钱,钱捏在手上“哗”一声就没有了,抢他的就是个差不多大的娃儿。他给我讲,我也没办法,但他的心理上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都知道老师打他犯法,他打老师不犯法,都聪明。老师吼学生,冲点的学生站起来就给老师一下。去年上半年,区中有个男老师,戴眼镜,吼学生的时候直接被学生“啪”的一刀,手差不多砍断了。拿到医院去医,一问学生未成年,十三四岁。找监护人,监护人死活不买账,“他砍的你,你去找他”。协调后医药费解决了一部分,但砍了还是白砍。所以老师们就觉得,我管他什么,上课打瞌睡不关我的事情,只要不拿刀砍我就行。

  昨天发生一起案件,一个10多岁的娃儿找老妈要钱,不拿,提起刀就砍了老妈11刀,儘是脑壳,玩了几个小时候回去,发现老妈还有点气,赶紧去抢救。

  娃儿吸毒,钱从哪来?男的抢,女的就卖,经常可以看到小孩提着刀在街上砍。吸毒也猖狂得很了,歌厅里半公开的吸。你现在来还觉得西城区这边清净了,以前在钻石年代、东方大豪城经常看到打架,人说哪天钻石年代不打人就是新闻。要想看到以前的习水,隔3个月再来。

  警察对这些女生也没好感,疲了。方方面面造成了这个结果,它和瓮安事件不一样,是沉默地爆发。有记者猜测是不是官官相护,我个人还是认为警察对这种事情已经麻木了。被告里面官最大的是李守明,移民办的主任,实际上在习水是个閒职,没用的。母明忠还达不到左右警察的地步,其他都是股级干部,这些人都左右不了派出所。何况警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会这么轻易左右吗?

  煤老闆在案子里起不了决定作用,习水78家煤矿,一般煤矿是3个以上合伙,大约就是300多个煤老闆。煤老闆除了一个煤矿主要是习水人,大部分是外地的,重庆、北京、河南的都有。

  我相信并不是每一个煤老闆都坏得很。几十上百个煤老闆不可能把习水搞那么乱。煤老闆参与这个很简单,找个把个“书包妹”正常得很,小事一桩。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宾馆、髮廊,直接打个电话带过来就行了。

  这个案子逮住的有公务员、教师、社会上的人,为什么关注公务员和教师?这些人是有身份的。

  习水人普遍有这种心理,受了委屈,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就是运气不好,憋到,不要有什么怨言。哪怕遇到两个人砍,或者面前有摸包,没人上去说不要砍。别说普通公民,就是个别警察都这样。

  习水的问题在中国西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版本。大城市孩子知道要读书好才有出路,有盼头,这边父母对孩子要求是不要老出去惹祸就高兴得很,不找家里赔钱就好了。孩子呢,父母一教育,转身就跑,男生女生都一样,几天几个月不回家,过分叛逆又是怎样造成的?你出去又没有生存能力,是不是又被其他人带坏,你坏了又带坏一大坨。作为父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一张寻人启事 两桩绑架案件

  对这家人而言,炮弹两次落在同一个弹坑里

  -本刊记者/吴伟(发自贵州习水)

  自4月15日下午2点02分离家上学,15岁的初三女生肖小美(化名)至本刊截稿时仍下落不明。打给其父肖泽强的匿名电话称,她在湖南某地的歌舞厅被强迫“上班”;习水县当地的传言说,在水库淹死的女孩子就是她。

  相比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20岁的王江美是幸运还是不幸?在被4个邻居涉嫌绑架强姦21天后,这个双下肢四级残疾,并有轻微智障的女孩于2009年2月9日由家人在习水县东皇镇天鹅村寻获。4月29日早上8点,本案将在当地法院进行庭审。

  她俩是姊妹。肖小美的母亲陈贵芬,是王江美母亲陈国荣的亲妹妹。4月20日,《新世纪周刊》在习水街头寻访,无意间通过张贴于大街上的寻人启事联繫上肖泽强,随后见到了闻讯前来的王家夫妇。

  “整治”期间的少女失踪案

  从家到学校全是大路,没有小道小巷,光天化日,肖小美的父亲肖泽强,一个从农村进城的水泥零售商,怎么也想不通女儿就这样莫名其妙消失了。

  4月15日下午3点,学校老师给他打来电话,肖小美怎么没来上学?肖泽强脑子“嗡”的一下。学习优异、不会上网、没谈恋爱、乖巧听话,他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女儿逃学的理由。

  令肖家发疯的事情发生在次日下午1点40分,肖泽强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称肖小美在他们手上,要求肖家给其指定帐户汇去2.5万元。肖泽强没有听到肖小美的声音,暗中决定暂时不答应此人要求。

  第三天一早,肖泽强赶到派出所报案,并开始在大街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他试着拨昨日的手机号码,“正在通话中”。第四天,此号码停机。

  另一个匿名电话打来,称肖小美现在已经到了湖南某地。此人自称见到两名男子带身穿校服的肖小美去买衣服,肖小美不肯。肖泽强回忆,他满口习水口音。

  随后,肖泽强收到如下短信:“你女儿现在就在歌舞厅,可能不愿干,被管得比较紧,怎不见你来电话?其实我也是看到可怜才通知你一声,我也不是本地人,也不想惹事,要是你过来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地方。”

  第六天,4月20日,正接受《新世纪周刊》询问的肖泽强突然接到帮忙寻女的朋友来电,称肖小美也许被本地吸毒者绑架,有人可能在街上看到了她。肖泽强迅速给朋友发去女儿的手机照片确认,无果。

  肖泽强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在电话那头总带着哭腔:“求求你,帮帮我。”21日,他给指定的帐户汇去了1000元。但与他联繫那人依旧操着一口习水口音,说肖小美在舞厅里。

  “我没办法了。”肖泽强绝望了。4月23日,他听到一个令他心碎的传言,去找了肖小美就读的东皇镇中学,学校让他去找警方。但警方至今也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肖小美失踪案凑巧发生在习水县因“幼女案”引发恶劣影响而组织的安全整治行动期间。

  4月初,习水决定对校园周边、娱乐休閒场所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整治,严查“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扰乱学校治安秩序、涉教涉校等不利因素”,甚至下达通知:“国家公职人员不准在茶楼会所等公共场所打牌赌博,不准进洗脚城、按摩院、洗浴中心、宾馆、髮廊、歌舞厅等场所接受异性按摩或其它色情服务;不准参与其它涉黄、涉赌、涉毒活动。”

  另一起少女绑架案

  “我们已经得到享受了,现在(再)享受一下,你把她强姦后,我们几个马上包车(把她)送到很远的铁路上,把她压死,就可以得到10多万元的赔偿,我们几个就发财了。”

  这段话出自王元海于3月20日向法院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第二页,源于女儿王江美在被成功解救回来后的回忆。王元海说,女儿有轻微智障,并且那时迷药作用未退,但这句话把她吓醒了,牢牢记住了它。

  说此话的是袁图平(小名袁小平),是王家的邻居,被其认定为此案的主谋。2月9日,在寻获女儿的同时,袁图平、罗其太、罗其文三人被王家扭送到习水县城西派出所,另有一名嫌疑对像饶三娃逃脱。四人有亲戚关係。

  诉状中称,2009年1月19日下午4点,被告袁图平趁王元海、陈国荣夫妇不在家,将在外玩耍的王江美用迷药迷晕,与罗其文、饶三娃一起将她带至东皇镇天鹅村罗其文家。

  其后袁图平说出了上述那段话,遭王江美反抗,王随后被三人毒打。

  王家寻找女儿的消息传开,王江美被转移到罗其美家,几天后去了饶三娃家,几天后又被转到了罗其太家,期间据称被罗其文“强行同居”。

  寻女21天后,陈国荣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她找到了罗其太家,在院后发现了晾晒着的自己亲手给女儿织的毛衣。

  此前,习水县城西派出所已将袁图平、罗其太释放,王家在法庭上只能见到警方羁押的嫌疑犯罗其文。王元海向前来通知的派出所民警当场表示了强烈不满。之后,警方的回复是,两人已外出打工难以寻觅。

  据王元海的说法,袁图平曾于2007年4月拐卖过一名叫周梅梅(化名)的青年女子,整整11个月后才被其父母找到,当时已成婚,其父母为此并未上告。

  习水十日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子告子上》

  从贵阳出发蜿蜒9小时山路,临近4月12日子夜时分方抵达习水县城,下车受到一堆老女人的簇拥,“住店吗?住店吗?”这并不奇怪,有出门经验的人大致能读懂个中含义。天黑,看不清她们的眼神。

  这是片被酒神祝福过的土地,方圆6公里范围内,集中了茅台、郎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的酒脉。

  但,随后10日,所见的罪恶令我如坐针毡。

  传言与谣言

  在一家正规点的普通旅馆卸下行囊。我飢肠辘辘,寻往夜市。此刻12日凌晨零点已过,我左顾右盼,试图在周围找到一所学校,以此来解释为何所见皆为10来岁的孩子和20多岁的年轻人。当天周末,或许不该奇怪,只是如此比例,我还以为到了大学背后的小吃街。

  一个身着灰色夹克的少年,14、15岁,朝着老闆扔下5块钱,带走了一包烟。我停止进食望着他,还有老闆。

  没什么特别的。

  回到旅馆,服务员先替一对男女开房,然后轮到我。女孩浅蓝色牛仔裤,18岁左右。

  “性侵害幼女”的案发地点,老司法局家属楼正巧在旅馆背后一条街上。12日中午,通往家属楼的巷子里正张罗着一场婚礼,主人家东奔西跑招呼着道贺的亲戚朋友吃饭。

  案子在县城人所共知,巷口的小吃店老闆娘认识涉嫌组织、容留幼女卖淫的袁荣会,但不熟。她和过来吹牛的隔壁杂货舖老闆娘会情不自禁地同时说话,一个描述街区的少年吸毒现象,一个八卦此处的色情业。她们会在上厕所时遇到女孩们拿针管往身上扎,她们也会冲着从店口路过的那些走路也像在打瞌睡的小孩嗤之以鼻。

  小吃店老闆娘同情袁荣会,据说袁在这个片区的竞争对手前不久刚嫁人洗手不干,躲过一劫。

  敲门,袁家没人。楼下邻居说,出事后司法局和家属们签了一份责任状,要求他们保证不在楼内进行非法活动,并警惕邻居的异常举动。“要不是她两口子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们都还不认识她,出去买菜见面都不会打招呼,怎么警惕?”

  内幕、案子、谣言、传言、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无数粗重的鼻息喷在裸露皮肤上的感觉。

  在习水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採访对象,还有採访对象的朋友秘密向我透露某方面的信息,性交易、征地、腐败、毒品、赌博、高利贷……

  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学公式令我沮丧,每一件事都与生活息息相关,但内容的模糊性却大到无以復加。人传人,我听到的信息是第几次传递,变异过多少次,估计连传的人自己也不清楚。

  事实往往被包裹于意见、偏见、利益、仇恨之中。需要求证的太多了,我是个记者,有探寻、表达事实的权利和责任,但外地记者不应是习水唯一拥有这种权责之人。

  还有多少未知的恐惧?

  通往县城主街的小巷子上公然涂上了购买“枪支、迷药”的联繫电话。

  当袁荣会因“8“15”案发被警方带走时,其前夫的第一反应是“被绑架了”。对不愿读书的女儿,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出去学坏或被欺负,甚至都不敢离开她外出挣钱。他竭力逃避一种罪恶的轮迴。

  受害女生康倩读初中时遭到袁某、欧某,以及一帮其他女生的校外干扰,“天天有人在外面绕,学得进去个鬼。”袁某曾说只有找到代替的女生才放她走,“不出去不好,我就是太义气了”,她自认是替其他女生牺牲。

  康倩的父亲会拉着女儿的手臂查看是否有针眼,毒品成为普通家庭面临的再现实不过的威胁。

  而肖小美和王江美姊妹前后双双被绑架的经历,更令“上学”、“邻居”这两个词都沾染上了恐惧。这里不是二战结束前的索多玛,两个女孩的家庭难道要经历120天?

  返程路过官渡镇,习水曾经的老县城,一个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客车减速行至收费站前,昏昏欲睡的我突然被电线桿上一张寻人启事惊醒,王江美!纸片迎风而动,像是要逃离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是安全的?还有多少是我在短短10天所未知的恐惧?

  绝望的青春

  “8“15”案件目前我所知的几个受害女生,没有家庭条件贫困的。

  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缺乏交流。面对梯田成长的一代,与面对电脑显示器成长的一代,断层不仅仅体现在出生年月上。

  朋友感慨,这里的孩子们两句不中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被传频繁出走、失踪的康倩其实每天都回家,趁家里人都出去时回,爱干嘛干嘛。这个曾被父亲用狗链子禁锢过自由的小女孩,嬉笑地接纳我称她为叛逆的“90后”。

  她并非坏女孩。她喜欢手绘的福娃,喜欢打“响一声”电话。她曾有个高二的男友,爱看他打篮球,她觉得一个高二的文科男生会对学习有帮助,她爱英语,也爱历史。他们之间牵过手,甚至没有接过吻。

  她现在没有幻想、没有理想,碎了,甚至想不起来小学六年级时喜欢的那个美国科学家名字。

  前往玉淮中学採访时,一个中年女人拉住我,希望帮忙在网上寻找她两个月未归的儿子,19岁的他被母亲训了两句就负气出走,但她不知道儿子的QQ号,也没手机。母亲还怀疑儿子吸毒。

  当地一家着名的网吧内,电脑桌面上是遵义某医院的广告,特色诊疗项目为妇科、少女意外怀孕援助、男科,广告宣称对16对35岁的意外怀孕女性援助手术费200元。

  网吧内拥有一二十个不透明玻璃隔出的包厢。带路的当地人说,平时这里面吸毒是常事,早上厕所到处都是注射针管。

  离开网吧时,几个看起来比较HIGH的年轻男女与我一道出门拦的士,第一辆空车的司机定睛一看,“刺熘”一声踩了油门。男的见状退回了楼梯间,馀下两个女的在街头拦到了过往的第三辆空车。4月18日晚我最后一次光顾网吧,前台终于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她瞄了一眼年龄,未作任何登记就还给我了。

  16日,我来到一所中学门口,协警费力地让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排好队,挨个登上过往的公交车。围聚在校门口附近的混混躲得远远地朝此处观望,他认得那几个常来的,也就十六七岁大,“没办法,离校门口太远就管不过来”。学校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台摩托车,放学高峰期刚过,他到处巡游嗬斥着那些落单的女生。

  在这个当地中小学校均採取了特别安全措施防范记者的时期,我没有更多机会去瞭解学生们的所想、所求。

  一个周六,中午12点,见完一个举报者我欲往回走。广场花园里面十来个几岁大的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几乎人手一瓶茅台啤酒,开了瓶盖直接往嘴里灌。一个小男孩主动邀请我加入,这是他的生日聚会,10岁。他们小学五年级。

  青春在此将走向何方,我无从得知。

  几乎所有当地採访对象都对我说,这些事情没什么特别的。

  在县城这个封闭系统内,网络一代的年轻人不愿回到梯田之上,工业提供就业岗位有限,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剩馀劳动力最大的可能。可是消费什么?人的慾望最终无可避免地撞上了伦理的冰山。

  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这片被崇山峻岭包裹之地,时间依然按部就班地消逝。可是,我并不愿听从朋友的建议——3个月后再来探访习水的原生态。我希望这10天我所看到的、做听到的都成为历史。



2009-04-22 14:12:17

主题: 韩寒:像成龙一样学会揣摩圣意
韩寒:像成龙一样学会揣摩圣意 
 
 
                             韩寒

成龙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我觉得成龙这句话看似简单随口,但有着其逻辑上的不可反驳性,也是我写文章这么久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首先,我不能说,中国人不需要管理。对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通常有两种认识,一种就是成龙说的“管理”,一种就是一小撮人说的“服务”。政府自然愿意做老板而不愿意做服务员,因为服务员只能按照行业惯例来收费,而老板可以自定义收费;服务员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而老板可以制定法律。赞同需要管理和赞同需要服务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你到底是能成龙还是成不法分子。

我认为,在这个太自由的地方,我如果认为中国人不需要管,我就会出问题,所以我只能赞同成龙的观点,并且认为应该严加管理。从文化上来讲,我们应该重新开始避讳,比如说,领导人的名字是不能出现的,必须找个其他字代替,比较可喜的是,在很多论坛里我们已经实施了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

所以,在这点上,说成龙胡说的人,都得抓起来,罪名有两个,一个是成龙思想是和上次两会领导的最后讲话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另外一个是,你没有避讳。

其次,成龙说,台湾现在这个样子很乱。

首先,我不能说,台湾现在的XXXX很好,因为我们要会揣摩圣意,《环球时报》是一份揣摩圣意的非常好的报纸,所以,当说起台湾的华人民主时,有些学生会说,哈哈哈哈,这算什么民主啊,互相骂来骂去的还打架,就是个笑话。

你别以为这些学生在讲笑话,他们代表的态度就是圣意,成龙也属于揣摩的非常成功的,虽然在智商上,他们失败了,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成功了。

所以,在这点上,成龙又说对了,台湾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这十个字,是上头一直想说但是憋着不好意思说的话,如果成龙能再接再厉,继续说出“朝鲜现在这个样子很好”“金正日的世袭制度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等话,那就是彻底揣摩到家了。对不起,家是不能说的,忘记避讳了。

成龙又说,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这句话貌似不对啊,一直揣摩的那么准的成龙为什么犯错误了呢,香港已经收回了啊,应该很好才对啊。这普通人就不懂了,这属于深度揣摩。香港在1997收回了没错,但因为英国的残酷殖民和文化封锁,两个凡是,三个代表,七不规范等先进思想并没有影响到香港,而因为文化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实行了一国两制,两制就是两个制度,必须要分出好坏来,成龙的意思是说,香港也不够好,太自由,大家都在虎说八道(避讳),是XXXX的遗毒,如果香港能够和大陆使用一样的制度,那么明天会更好。成龙意在向政府提供决心,香港你们该管一管了。

成龙一直以大哥的形象示人,也象征着他很喜欢管理。从成龙思想和他出席的一些活动,也可以看出成龙其实对大陆的政坛是有一定的追求的,而且要比艺术追求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成龙在新电影刚被大陆禁了还能说出我们过度自由这样的话,这是何等的忍辱负重。从他揣摩功力来讲,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很遗憾,我并不认为成龙能够做到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务,揣摩的再好也只能到文化部仁义大哥的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成龙的名字起的不好,作为艺人,这是个好名字,作为官人,这会影响了他的仕途。成龙这个名字在封建社会,是反动的,在现代社会,又是封建的,这真是个头大的问题,当今圣上也不会允许身边有一个高官的名字叫成龙的,这也太虎视眈眈了,所以至于成龙,他继续拍好看的电影,他的很多电影我也很喜欢看,这就完全可以了。

至于有些网友认为,中国人的确需要管理,要不然真的会很乱,我认为这是在偷换概念。任何国家任何星球的人都需要管理,但管理他们的,不是思想,不是制度,不是文化,不是宗教,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上级部门,而是合理的法律和尽量的公正。人民需要的是被服务而不是被管理,而官员最需要的是被管理而不是被服务,我们很多地方不和谐是因为我们不小心给整反了。不需要管理不是说让你随便杀人放火,看中一个女人就上去强奸,而是说,当一个极其有权有势的人烧了你的房子杀了你的亲人强奸了你的女人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得到应得的下场,而不是在上访的路上被相关部门管理了,并且把你说成是精神病,你找媒体曝光,结果新闻得到了管制,消息全部被封锁,然后你被官方描述成一个虐妻的妄想症,后来在看守所跳橡皮筋摔死了,最后还把你当成丧心病狂的典范写进历史书里。



2009-04-21 23:40:27

主题: 自由在召唤
【纪念六四】杨逢时/ 汪成用:自由在召唤(为纪念六四所作的歌) 

 
 
                          ·杨逢时/ 汪成用· 

带着光荣与沉重,
我们来自遥远的昨天。
为了寻找失去的家园,
我们走遍天涯,
涉水跋山。

啊朋友,
我们还年轻,
我们正勇敢,
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拦。

前方已经蒙亮,
也许那是重生的火焰。
把光荣与沉重留下,
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向前。

啊朋友,
曙光在前方,
自由在召唤,
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拦。



2009-04-17 09:56:01

主题: 思芦: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查豆腐渣?
思芦: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查豆腐渣? 

 
 
                             ·思 芦· 

  汶川地震过去快要一年了。当时政府答应的和马屁文人余秋雨含泪向灾民保证的“救灾的紧急任务过后,就会着手调查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许诺,却迟迟没有着落。不仅如此,就连地震中死亡的学生数目至今也没有一个交代。民间人士对政府不再抱信心,自发调查起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和豆腐渣工程。政府却对此坚决镇压和百般阻挠。长沙李卓熹因制做文化衫,对豆腐渣工程问责,被政府拘捕。环保人士和作家谭作人发起《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地震一周年期间完成对地震中遇难孩子的人数以及豆腐渣工程进行公民独立调查。官方不仅不配合,反而将其拘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民间人士艾未未和同事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统计的学生死亡数字已经达到2400人。地方政府对调查多方阻挠和干扰。艾未未说政府推脱说调查地震死亡学生数字很困难,很复杂。可是如果他们不设置障碍的话,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全部调查清楚。艾未未在网上发布的死亡学生名单,被多次删除。 

  中国政府的作为令我大惑不解:调查豆腐渣工程,对象是奸商和地方贪官。打击奸商和地方贪官,只能正面树立中央政府形象,表明中央反腐的决心。中共应该不至于心疼几个贪官,也不应该对几个奸商投鼠忌器。何必去趟这场浑水?为他们遮遮掩掩?背后一定大有蹊跷。 

  原来中央担心最后查出来的结果会让中国政府很难堪。 

  2009年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说,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的1到2度,这是学校等公共建筑大规模倒塌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成都、都江堰、汶川一带的房屋的抗震等级为7度。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在地震后用即时测量的地震波峰值加速度和峰值速度定义的汶川地震的烈度分布图,只有北川县城一地达到烈度10度,其余地区最高是烈度9度。而按照中国地震局在地震100多天后根据实地评估破坏程度制定的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图,烈度达到11度的地区有2400平方公里。但是据报道,此图制定过程中受到很多非技术因素干扰。地方政府希望尽量把烈度说得高一些。专业人士评说,中国地震局用地震房屋损坏程度来评定烈度,又在建筑设防上使用同一烈度作为标准,构成一个逻辑上的自循环,极其不合理。地震后建筑损害可以因为地震烈度高,也可以因为是豆腐渣。现在都归因于地震烈度,有为奸商贪官们保驾护航之嫌。 

  中国《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学校等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这类房屋应该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多层内框架结构类型,高于普通民房的抗震标准。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乙类建筑应该按照本地区设防高一度的要求。所以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标准,汶川地震带的学校校舍应该能抗烈度8度地震。上述标准还规定“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小、中、大的分界,是由两级烈度来区分。低于设防烈度的,叫做小震,介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之间的,叫做中震,超过罕遇地震的,叫做大震。说明对建筑的抗震标准有至少两度的冗余度。换言之,如果校舍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烈度8度的汶川地震至多只会给校舍带来轻度损害。即使震源中心达到烈度9-10度,也不应该在这次地震时发生倒塌伤人的事故。所以魏宏把校舍倒塌原因诿过于天灾大于设防标准,显然是不成立的。 

  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定一语道破真相:地震中校舍倒塌是因为“这些年都是国家办教育,建造时考虑的抗震度很低;过去国家给拨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平方米。”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教育投资太低。四五百元的标准远低于普通民房的建筑标准。加上地方贪官雁过拔毛,承包商谋取利润。校舍就变成豆腐渣了。对比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建造的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的阿坝州),在这次地震中无一倒塌,没有任何师生伤亡。苗圃行动总干事梁建华解释说:“我们捐建的学校的平均造价达到800-900元/平方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的基础教育投资,如何能造出抗震的校舍? 

  中国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排在世界末尾。中国政府在1993年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前,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4.9%,发达国家的5.1%,欠发达国家的4.1%,这个目标很低。然而,就是这个很低的目标至今仍不能实现。2002年是3.32%;胡温上台后,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继续下降到2.79%;2005年2.82%;2006年2.27%;2007年2.86%。基础教育学生人均投入仅仅是世界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 

  汶川地震后的调查发现:政府办公楼和校舍的倒塌比例是1:11。其原因是政府办公楼的建造预算常常远高于校舍。政府办公楼的建造过程中,和学校校舍的建造一样,也有吃回扣,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政府办公楼的预算高,肉厚油肥,不至于被蛀虫们吃空了。国民政府时期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规定:如果县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拿这个标准,今天共产党的县长全都要人头落地了。 

  政府知道,如果真地查起豆腐渣来,就会查到自己头上,让世人知道豆腐渣校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以才千方百计阻扰民间调查豆腐渣,掩盖地震中校舍到他和学生伤亡的数字,才调动喉舌和马屁文人为自己保驾护航,推脱责任。 

  另一个原因是,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那府里只有门前的一对狮子干净。一查起来,就没有头了。而且大家屁股上都有屎,你咬我,我咬你,盖子一揭就收不了场了。



2009-04-09 13:46:47

主题: 吴强: 中国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山寨”社会
中国为什么成为了一个“山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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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作者简介: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

    在山寨产品廉价共性的另一面,是生产体系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缺乏、研发投入的不足和知识创新的扼杀、以及社会福利和环境水平的降低等等。结果,如此山寨不仅颠覆国际社会的商业规则,也最终损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009可谓山寨年。山寨版不仅在手机业愈益繁荣,而且扩展到了上网本,业内人心惶惶,大有当年VCD机山寨版泛滥的恐慌。山寨一词,几乎成了一个产业魔咒,一旦哪个产业出现山寨版,哪怕是最低端的产品被“山寨化”,整个产业的原有经营者都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逐渐丧失市场份额。

    所以,不难想见,除了第一产业,从事加工业的各行业,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开始对中国的山寨产业忧心忡忡。仍以手机为例,过去几年,大批廉价山寨机已经浩浩荡荡杀进了东南亚、非洲、中东和俄罗斯,它们与品牌机的价格相差十倍甚至更多,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也遭致国际著名厂商的嫉恨。就在不久前,印度电信管理部门终于在业界的抗议声中,着手封杀中国产山寨手机。

    这次山寨手机遭遇的抵制却只是一个最新的信号,山寨手机也许只是山寨模式的最新也是最高级的版本,而山寨货受到抵制已经由来已久,遍及各行各业。事实上,但凡有“山寨”的地方,几无例外,必有抵制的发生。只不过此前的许多例子里“山寨”的色彩没有这么强烈,有关抵制的新闻也没有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比如,多年来中国产的仿冒名牌运动鞋,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当地华商生产的便宜鞋与箱包,中国加工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从玩具、服装到园艺产品、文具、自行车、甚至电机、车床等机电产品等等,常常遭受各国海关清查、反倾销调查、以及当地产业界和权利组织的抗议。即便在津巴布韦、赞比亚这样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廉价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欢,却也同样因为对当地服装产业的威胁而遭到程度不同的抵制。

    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点特征,就是便宜;而被抵制理由各异,从侵犯知识产权、到威胁当地就业、还有血汗工厂产品等等不一而足,山寨手机在印度的问题则与代码规范有关。如此种种,汇成了一个“山寨资本主义”的模样。

    所谓山寨,本来是海盗版的同义词。海盗的历史渊源流长,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或者今天的马六甲海峡和红海都还活跃着。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初,海盗现象更像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一度空前繁荣,代表着掠夺式地破坏商业规则。中国历史上的海盗虽然也算有名,还是比不了山贼文化的深入人心。一部《水浒传》就列四大名著之一,另一部《西游记》的泰半也与各色山寨有关。山寨文化与武侠文化平行,同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普通民众对之并不排斥。这大概也是今天山寨产业的传统文化基础。

    但是,在今天的各色山寨产品背后,与海盗经济相似,同样是掠夺和对现有商业规则的颠覆。仿冒产品侵犯的是知识产权;血汗工厂生产的廉价品掠夺了工人的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被西方国家指责为“福利倾销”;而更多的山寨产品则以仿制取代技术研发、以长期的环境成本换得短期利润。在山寨产品廉价共性的另一面,是生产体系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缺乏、研发投入的不足和知识创新的扼杀、以及社会福利和环境水平的降低等等。结果,如此山寨不仅颠覆国际社会的商业规则,也最终损害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山寨手机的“境界”颇高,避开了DVD机产业的核心芯片和专利付费问题,依靠廉价集成芯片和附加功能取胜,俨然代表着“高级山寨版”,但并未改变山寨文化的本质,仍旧是“阉割版”的模仿。若追根溯源,可从70年代初集体乡镇企业的兴起、或者中苏交恶后的自力更生模式、甚至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生产得出。即便以更古早的洋务运动或中体西用思想来寻找山寨的“阉割版模仿”源头,也许更为恰当,如果以19世纪同期日本的“欧化”来比拟的话。这一系统性的山寨精神不仅见诸文革前后的军队“正规化”之争和工业体系内的“大庆”榜样,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改革路线,我们在移植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 “阉割性模仿”。

    如此说来,山寨版的根源还在于产生“山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如同说没有一个充分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同样,若没有国民充分的自由和权利,那么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山寨版也将继续泛滥,通过山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继续一个世界体系边缘的自我定位。



2009-04-09 12:09:35

主题: 因言获罪
(图文)热血青年质疑中国政府 结果被囚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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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09-04-08 19:21:17 
 


    年仅24岁的王帅刚刚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面前,他一直显得很警觉,不时查看有没有被跟踪,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实在是被弄怕了,有些草木皆兵了。” 

 
  3月6日到3月13日,在上海和河南灵宝看守所,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8天。“我到现在也想不通,在网上发一篇帖子,又没对哪个人指名道姓,怎么就算‘诽谤’了?”王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他更没想到的是,灵宝市公安局的网警会如此有能耐,迅速认定发帖者是远在上海的他,并跨省追捕,将他“捉拿归案”。 

  跨省追捕 

  3月6日下午两时左右,王帅正在上班,忽然有两名著便装的男子来到他们公司。其中一位对他掏出证件,证件显示对方是上海刑侦5队的警员。他们要求王帅“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我们有点事要问你。”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租房的地方有什么事了,就跟他下了楼。”容不得王帅多想,两名便衣将王帅带进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在车里,王帅见到了两名灵宝的老乡,没有亲切的招呼,只有一副冰冷的手铐。后来王帅得知,他们是灵宝市刑警大队的何艶伟和网警大队的李平。 

  此时王帅明白了,肯定是自己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引来了祸端。 

  王帅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刑警何艶伟问。 

  “不就是我举报市政府违法征地的事么。”王帅说。 

  “那就对了,看把你本事大的。你还干过什么?” 

  “没有。” 

  “没有?那些照片怎么跑到网上去的?” 

  王帅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待了3天。3月9日下午,上海警方和灵宝警方一起把王帅提出来,带到火车站。“上火车前戴着手铐,一路上他们一直说,这次只是回去问问你。” 

  王帅说,在车上没有戴手铐,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被铐在了卧铺床沿的栏杆上。“旁边跟我聊天的乘客都不说话了,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因言获罪 

  王帅遭此祸,只因他在网上发了篇“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的帖子。 

  2008年5月28日,当地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 

  市政府书面公告了地上附着物数量及补偿金额,以每年1000元/亩的价格租地,30年为限。为促使农民尽快清理,政府承诺,在规定时间前清理完毕者,便可得3%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的奖励。大部分农民为得到奖金,争先恐后地把果树、小麦等清理了。但有几个村民研究了土地法,发现以租代征是国家正在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先后在三门峡、郑州上访。政府为安抚农民,将租价提高到1年1200元/亩,终于达成协议。 

  王帅的老家在大王镇南阳村,他在电话中得知此事后,感觉政府所为明显违法,就上三门峡土地局、河南省国土厅网站查批文,并通过网络在线信访多次向河南省国土厅递交举报信,但一直没有结果。 

  “农民们大多以为土地是国家的,不知道土地是集体的,国家什么时候想征就征了,只要补偿附着物补偿金和青苗费就行了,有关人员在宣传时也故意这样误导。”王帅专门买了一本农村土地法律的书籍,让村民们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王帅向记者出示了《土地管理法》,其中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而大王镇村民目前得到的补偿只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根本没涉及。 

  2月12日,在多次求助无果的情况下,王帅“迫于无奈和义愤,想通过网络曝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于是将照片发布到网上。” 

  这个帖子一上网就红了,网易、新浪、搜狐、雅虎等都放在首页,也惊动了当地相关部门。 

  “我听说警察去了我家,但没想到,警察竟然到上海来抓我了。”说起此事,王帅仍心有余悸。

  被囚八日 

  3月10日,王帅从上海被带回了灵宝。在公安局,王帅第一次做笔录。“还是那两个警察,他们想让我写悔过书,想让我承认因为征地补偿不满意,诽谤灵宝市政府不抗旱。” 

  “地都征了,还抗什么旱?”王帅反驳说,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更没有诽谤。 

  警察又让他承认照片是移花接木的,王帅拒绝。 

  做完笔录,警察给王帅发了拘留证,罪名是“诽谤”,“这时,警方容许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刚说了一句,‘我现在回来了,在灵宝市公安局’,警察就让我挂掉了。” 

  下午5时,王帅被送到了看守所。 

  王帅的父亲王社平告诉记者,3月6日王帅被抓后,至3月10日到灵宝,河南警方都没有通知其家人。“那天我给儿子打电话打不通,就感到出事了。” 

  家人心急如焚,四处打听无果。直到5天后,他们收到拘留通知书,才知道王帅在灵宝看守所。 

  王社平与灵宝公安局联系,希望能放人,得到的答覆是:把地里的树刨了,人就出来了。王社平说要先见人,才肯刨树。“那就等着吧。”对方说。 

  3月13日,警方将王帅作了取保候审,理由是“证据不足”。后来王帅才知道,原来是他家人和政府达成的协议,把果树砍了,警方才答应放人。“要求我保持沉默,并每两个月写一封‘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他们。”王帅说。 

  这时,王帅离开公司有8天了,他生怕因此被公司辞退,“顾不得许多,就想尽快回到上海”。

  “教训一下” 

  “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看看他在网上说的这些,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抗旱绝招’,明明是混淆视听。这些地被征了,农民让羊把麦苗吃掉,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好炒作的。这样说给我们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灵宝市委宣传部一位王部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王部长说,这个发帖人完全是“造谣”、“诬蔑”,让市里之前为抗旱做的很多工作都白费了,“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 

  王部长说,主要是水利部门认为这个帖子给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反映到公安,然后按照法律程序,对发帖者进行了处理”。 

  说到征地,王部长认为是“省里统一规划,手续完全合法,只是部分村民对补偿有意见”。 

  记者在一份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上看到,题为《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灵宝市20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中写到,同意灵宝市政府征收几个村的土地,灵宝市20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共计33.4314公顷。批复中强调,“要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按照征收土地方案及时支付补偿费用,落实安置措施,保证其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但村民反映,征地后村民生活水平严重降低。苹果是当地的特色产业,比如王帅家,都是20年左右的果树,一亩年收入在7000-8000元左右,租地后一亩地才得1200元。还有村民种的是蔬菜,收入一个大棚就能达到1.5-2万元。 

  王部长的说法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目前政府正在研究一个成熟的办法。“不是不给,只是要想一个较好的补偿方式。” 

  他说,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补偿费给了村干部,被挥霍了,或者发到农民手里,花完了又来找政府。“所以这次就想找个妥善的办法,考虑给农民买社保,让年老者有所养,给年轻人开辟一些就业岗位,比如园区优先用本地农民等。总之是想让失地农民有所保障,但我们的良苦用心一些农民不理解。” 

  至于农民反映的“以租代征”,王部长说,征地手续得一批批地办,由于要赶工期,有些规划内但手续还没办全的,就以租的方式先占下来。王部长说,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跟村民沟通,但总有些村民不理解,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但不应该采取这种在网上发帖的方式,败坏政府名声。” 

  “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王部长最后说。 

  不再“愤青” 

  “这件事确实给我一个深刻教训,以后再不敢‘多管闲事’了。”王帅说。作为上海的一名白领,他这次“打抱不平”确实付出了惨痛代价。“再多拘我几天,工作都该丢了。你知道现在工作不好找,回家务农都没地了!” 

  王帅说,他“早已不做热血青年好多年”,但这次看到乡亲们被“逼到了绝路”,忍不住站了出来。“我本来是想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可根本没用。 ”他向记者展示了通话记录,有打给各级国土部门和相关纪检部门的,“没有任何回音”。这时他才想到在网上发帖,为引起人们注意,用了当时比较热门的“抗旱 ”。 

  “有人说这跟抗旱没关系,可能是,但我说的都是真话,怎么就被当成‘诽谤’了?” 

  “本想帮乡亲们办点事,结果把自己弄进看守所了。现在想想,能出来已经是万幸了,也算得到教训了吧。”

  谁冒犯领导,就用警察去教训他? 

  大河报文章说,灵宝警方的做法,让人想起“最牛县委书记”张治国进京拘捕记者的牛气,他们气势汹汹地跨省和进京拘捕中,都带着一种展示权力的炫耀和威胁意味:竟敢冒犯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捉拿归案”;别以为在我势力范围外就奈何不了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权力的手心! 

  非常佩服灵宝网络警察监控公民的能耐,能从一则网帖迅速查到发帖者的身份信息,准确地判断出发帖者的位置,并迅速实施跨省追捕将其拘捕——如果在监控官员贪腐上有监控公民一半的能耐,公安、检察系统在反贪上也有这种敏锐、高效和严厉,反腐败何至于像如今这么被动和低效。在一些地方,一部分公权资源和监督资源都用在了严厉监控平民和打压公民身上,以至于腐败难以得到遏制,公民权利却不断受到侵犯。 

  然后很佩服灵宝地方在选择性执法上的高效。这个公民是求告无门、被逼无奈下才发帖揭露这个丑闻的,如果灵宝相关部门也能像“跨省追捕”那样高效地处理公民的举报,这个公民会到网络上寻求解决办法吗? 

  灵宝有关部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是胡说八道,给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把灵宝整体形象、灵宝人的利益和灵宝政府的负面形象捆绑到了一起,把发帖人推到了所有灵宝人的对立面,这是什么逻辑? 

  跟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灵宝官员一口咬定发帖人是“造谣”和“诬蔑”,说“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一方面,是不是造谣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交由法律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发帖人做错了事诬蔑了政府官员,应由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并依法给其教训,跨省拘捕公民,违法关押,这样“教训”公民,显然是滥用公权力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 

  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滥用警力,警察不是政府用来“教训”公民的工具,而是为了保卫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权利——可是在不少地方,让人遗憾地看到,谁得罪了政府官员,谁冒犯了政府部门,领导就会让警察去教训他!

  谁该被“教训一下” ? 

  金羊网文章说,王帅所发的帖子,不过是以讽喻的手法举报、批评灵宝政府部门违法占地、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然而,因为这样一篇再正常不过的帖子,即遭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并被关押了8天,这对于一位普通公民来讲,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庆幸的是,王帅在看守所未遭遇“躲猫猫”或“做噩梦”而一命呜呼,否则《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标题要改为“一篇帖子引发的命案”了)。不过,如此遭遇确实“教训深刻”了。  

  讲到“教训”,灵宝市委宣传部一王姓部长的“教训一下”的说法,尤其令人关注——  

  “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看看他在网上说的这些,简直是胡说八道。什么‘抗旱绝招’,明明是混淆视听。这些地被征了,农民让羊把麦苗吃掉,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好炒作的。这样说给我们灵宝带来多坏的影响!”灵宝市委宣传部一位王部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王部长说,这个发帖人完全是 “造谣”、“诬蔑”,“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但不应该采取这种在网上发帖的方式,败坏政府名声。”“做事就要承担责任,受到一定惩罚,至少有点教训,下次不会再犯错。”  

  从王帅遭受了8天的无妄之灾、至今仍心有余悸的情形来看,这位王部长所说的“教训一下”的目的确实已经达到了,甚至其效果不止于此,让灵宝坊间舆论噤若寒蝉也是可能的。然而必须较真的是,王帅应该被“教训一下”吗?王帅的行为究竟违反什么法律、法规?究竟谁该被“教训一下”?  

  且不说《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且不说任何公民都有举报、批评政府的权利,单说王帅的帖子内容也根本不是什么“诬蔑”、“造谣”和“诽谤 ”,况且“诽谤罪”须有受害人并控告才予以受理,试问王帅“诽谤”了谁?谁控告了他?他诽谤的证据又是什么?在循正常渠道、多方举报无果的情况下,王帅在网上发帖披露政府违法占地的问题,何错之有?  

  如果说王帅网上发帖对当地政府的形象和名声有什么负面影响的话,也是政府一手造成而绝不是发帖行为本身或发帖者王帅。可不是吗?灵宝市政府有关部门违法占地、侵害农民利益在前,而后又打压网络舆论、非法拘捕、关押网络传举报者于后,这不仅表明了当地政府的遵纪守法、依法执政的水平低下,视国家法律为无物,还表明当地政府部门对国家依法保护的公民之“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四大权利的公然漠视和粗暴践踏。这才是真正损害政府形象和败坏政府名声的行为。而王帅的发帖举报,正是其公民主体意识的体现,其初衷在于促进政府的纠正违法征地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对此当地政府部门本应当虚心接受并表示感谢。绝不能只因这个举报引起某些人的不高兴,即对其予以非法的拘禁和关押。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灵宝市委宣传部的官员竟然也认为公安机关拘传、关押举报者只是“教训一下”,而且是应该的。  

  实际上,真正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取教训的恰恰是当地公安机关和宣传部门乃至当地的市委、市政府,那些派出警察跨省追捕的主政者,他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从中获取深刻教训。不过,对于迷信手中权力,并且肆无忌惮地飞舞手中权杖者,要其进行自我反省、从中获取教训,简直是与虎谋皮。因此,上级有关部门必须追究灵宝市公安机关非法拘捕举报者的法律责任,而对此负有领导责任的当地政府官员也须受到严肃处理!同样,对于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灵宝市委宣传部的王姓部长,按理也应该被“教训一下”的。但问题是,谁来“教训一下”他们?  

  几天前,天山网《阿凡提评论》主编王大豪,因一篇批评“背领导名字”的短文而被迫辞职。这是“因言获罪”的变种。在倡导民主、法治的今天,“因言获罪”之事,让人心生今夕何年之慨叹。



2009-04-08 18:15:08

主题: 于是想起了当年的掐架。。。。。。
于是想起了当年的掐架。。。。。。


记得去年,医学职业坛上有个小后生上来跟俺掐架说教,什么“大牛CMG们,如我所
认识的CAPA牛人们,从不来论坛,布拉、布拉。。。。”,当时俺痛下杀手砍了小
子几刀。记得另外几个名ID也扔了把小飞针。

今年在博士囤USCAP时,CAPA也同时开会,俺去了,会上CAPA头脑们讲完了,俺同学
秘书长正要宣布散场,俺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说要放两炮,慨然同意。俺就又把CAPA应该提携CMG们进来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得到CAPA赞同。新主席当即拉住俺留下名片,昨天又跟俺电话里唠了个把钟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告知,让JON ZHANG和我把CAPA的网坛建设完善化,并要把我的博客影像联接过去。
并对CMG们的申请住院/FELLOW更多关心和支持。

会上同学和朋友相见,都谈到这个论坛和我的博客及“老刀会”,没见有任何“大
牛”表示不屑的,而且,对我搞刀会如此规模表示惊叹和嫉妒--去USCAP那么多的CMG病理医生,但参加CAPA聚会的确也没老刀会这样规模!其网站论坛访问量不及我个人办的“美国医学教育博客”访问量的千分之一!

嘿嘿。。。。。。



2009-04-07 14:02:57

主题: 韩寒:两个代表——有感央视记者在G20上向奥巴马提问
韩寒:两个代表——有感央视记者在G20上向奥巴马提问 

 
 
                             韩寒

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芮成钢先生在G20上提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一共问了两个问题,但是奥巴马明显对中国不了解,他也只回答了两个,奥巴马应该盛情的邀请他再问一个,这样芮成钢先生就三个代表了,但问题是,他第一个问题已经代表了中国,第二个问题代表了世界,起点已经非常的高,就好比唱歌第一句起高了一样,同样,就像你特别希望看道唱歌起高的人是怎么唱副歌的一样,我会很好奇他第三个问题会代表什么。

如果你是芮成钢,你会怎么去想第三个问题呢?什么能比世界更大,更高,更强,更宏观呢?是代表火星还是代表宇宙呢?

你们都错了,正确的答案是,按照递进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代表党。

当你把这个思路缕清楚以后,你就有资格代表中央电视台了。


RUI CHENGGANG: Rui Chenggang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It seems the world leader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creasing the voice and voting righ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ask two questions instead of just one. First one, on behalf of China...
芮成钢:芮成钢,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既然全球的领导人一直在讲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那么我就想问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代表中国问的...

OBAMA: I may choose which one I want to answer.
奥巴马:我可能只选择其中一个问题回答。
(LAUGHTER)(奥巴马笑)

RUI CHENGGANG: of course.
芮成钢:当然可以。

OBAMA: That\'s always the danger of asking two questions.
奥巴马:问两个问题总是有风险的。

RUI CHENGGANG: First one, you\'ve had a very fruitful meeting with our President. And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S.-China relationship was characterized, in Clinton\'s words, \"strategic,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During the Bush era it was -- the catchphrase, quote, unquote, \"stakehol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xpects China to --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ve you come up with a catchphrase of your own? And, certainly, it is not the G-2, is it?
芮成钢:首先,您和中国国家主席在此次峰会上进行了成果颇丰的会谈。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被克林顿概括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时期,(形容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利益相关者”——当时的布什政府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呢?那当然不会是所谓的G2,对吧?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on behalf of the world, politics is very local, even thoug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global solution, as indicated by your recent preference over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British, which is OK. (Laughter.) How can you make sure that you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so that that local politics will not trump or negatively affect goo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ank you, Mr. President.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代表全世界问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全球性的对策,但政治本身却是非常本土化的,正如您刚才一直优先选择美国和英国的记者提问,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奥巴马笑)
问题是,您如何确保糟糕的本土政治不会干扰或消极的影响到正确的国际经贸往来合作?谢谢,总统先生。

OBAMA: Well, those -- those are excellent questions. On -- on the first question, your American counterparts will tell you I\'m terrible with those little catchphrases and sound bites. So I haven\'t come up with anything catchy yet, but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let me know. (LAUGHTER) I\'ll be happy to use them.
奥巴马:你问得问题都非常精彩。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美国同行们可以告诉你,我最不善于用关键词或短语对事务进行概括了。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用什么精辟的短语来概括。不过你要是有什么建议,不妨告诉我。(笑)我会很高兴的使用它。

In terms of local politics, look,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Japan,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the other participants here. And so I have a direct responsibility to my constituents to make their lives better. That\'s why they put me in there. That accounts for some of the questions here, about how concretely does me being here help them find a job, pay for their home, send their kids to college, live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 will be judged by my effectiveness in meeting their needs and concerns. 
至于本土政治,你看,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日本首相,我不是参加峰会各位的首脑。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这也是前面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我来这里(参与20国峰会)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就业、购买住房、培养孩子上大学、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衡量我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是否能有效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 一读者推荐

相关链接:

伦敦峰会上奥巴马与“代表中国”的记者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243



2009-04-06 22:48:28

主题: 余杰: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余杰: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余杰
     
近年来,在许多社交场合,我经常被问及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共政权还有多长的寿命?询问这个问题的,有我的普通读者,有异议知识分子同道,有体制内的官员,有忧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记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会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因为我更相信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总理并以休克疗法著称的盖达尔的看法:“预测专制制度危机开始的时间颇为困难。有时它很长时间都不到来,但一旦开始便进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盖达尔在其新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通过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专制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这个结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中共计划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际展开耗资巨大的大阅兵仪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规劝五十周年的大阅兵,然而这一苦口的良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不肯服用。那么,这一次的大阅兵,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中共的寿命会比苏共更长吗?

盖达尔在叶利钦执政初期推动休克疗法,并因此遭致广泛的非议和批评。在这本书中,他并未以很大的篇幅来为当年的政策辩护,但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改革路径做了比较。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并不认为俄罗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经历的困境是休克疗法导致的。在他看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国家背负难以控制的外债、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市场处于灾难性的状况、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族际冲突连续不断。苏联领导人并不准备采取挽救财政危局的决定,还在那里讨论改革的计划。”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让盖达尔启动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刮骨疗伤”:要切除恶性肿瘤,就必然出现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后,身体会变得极度虚弱。但这不能成为谴责医生的理由。在经历了一段康复期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走上了正轨。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盖达尔时期的萧条,并不表明盖达尔多么无能;普京时代的繁荣,也不表明普京多么了不起。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从七十多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系中解脱出来而萌发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奠定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大幅增长的坚实基础。所以,对于盖达尔及休克疗法,应当作出公正的评价。

盖达尔认为,一般的专制国家,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来逐一进行,同时进行反倒无法完成过于复杂的任务;而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经济管理体制离开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便无法运作。对于苏联这样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同步。盖达尔对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迟迟未启动经济改革颇有非议,他也不认同某些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赞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学者当作俄罗斯模式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改革家,盖达尔则是将俄罗斯拖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盖达尔指出,经济自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他对“邓式改革”评价并不高,这种模式只是延缓了专制的崩溃,而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写道:“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中国畸形的市场经济体系,于国内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于国际社会而言,用学者秦晖的说法,是以一种“低人权模式”挑战和腐蚀国际经济体系的健康运作。那些中国模式的“歌德派”,与中共当局的想法一样,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猪权”,中国人理应幸福地生活在“动物庄园”之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赞美,表面上是热爱中国,是中国的友好人士,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是蔑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就人权的国度而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是适用的。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购买铺天盖地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基本人权与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猫猫”而惨死的中国人的命运,却不是这些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对此,盖达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他们自己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出卖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们不知何故不予回答,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看来,他们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之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保障。”

专制不能达成稳定,这既是盖达尔对昔日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今日沉醉在“大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中的中国的旁敲侧击。专制为什么不能达成稳定呢?中国有可能成为以专制达成稳定的惟一的例外吗?难道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一句空话吗?中共当局将“稳定”喊地震天响,正说明“不稳定”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盖达尔在本书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专制政权,如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湾、南韩以及南斯拉夫等等,他指出,专制的形式与特征各不相同,但用以维持稳定的无非就是两大法宝,一是暴力,一是谎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失效便是始于暴力和谎言的失效。

那么,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盖达尔指出,依靠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长远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苏联的“八·一九”政变就是如此,并不是政变的首领缺乏果断的勇气而互相推诿,他们当中确实有人下达了开枪的命令,却未能被执行,因为“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

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形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发生。当时,中国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苏联士兵低,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经过长期在军营中的封闭式的洗脑,他们失去了判断基本的是非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仅向群众开枪,而且开着坦克碾压了过去。可见,同样的专制制度,中国来得比它的老大哥更为酷烈与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共当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样,顺利地调动军队并确保军队执行上级的命令向民众开枪呢?即便是胡锦涛本人,恐怕也没有当年邓小平的十足的信心吧?所以,政府官员经常在媒体上宣称,地方政府在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要慎用“警力”(当然更包括没有说出来的“军力”)。因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个额度,这不是一桩抗议获利的买卖。

苏联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便是谎言。被斯大林下令枪杀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在临时前说出了几句真话,他说苏联社会是一个“假面舞会”,是由四种演员组成的,“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 ‘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则指出:“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盖达尔在苏联崩溃前夕便已发现,运作了七十多年的谎言生产机制已经失效,就连宣传部门也丧失了继续欺骗民众的信心,他们所作的各种拙劣的宣传,只是给上级摆摆样子的。用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的说法,这表明当时的苏联进入了一种“衰退式后全能主义”的状态。普通人更愿意相信自由欧洲电台披露的消息,而认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当越来越的真相被老百姓知晓的时候,当局灌输的观念便不攻自破:“苏联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权力寻找论据,则诉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公开的,社会公众已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一制度种种暴行及其形成过程的信息——这些都使苏维埃政权残留的一点合法性荡然无存。”

在谎言的失效的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拥有比昔日的苏联更好的技术条件,那就是互联网的帮助。正如盖达尔所强调的那样,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像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二十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共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无法成为真正的“网络长城”。网络民意日渐凸显出实际的压力,迫使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上网作秀,以安抚网民。但这种作秀究竟能够赢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专制当然不能达成稳定,专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状态。苏联的解体在各阶层都准备不充分的时候来临了,它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在中国专制制度崩溃的前夜,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为未来的民主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

□ 《观察》



2009-04-03 13:10:45

主题: 万精油: 爆炸性新闻
爆炸性新闻‏
From:  [email protected] on behalf of Zhiping You ([email protected])  
Sent: Tue 3/31/09 11:33 AM 
To:  ACT ([email protected]

最近有人给我一个关于祖孙三代同一天生日的连接,里面有明显的统计
错误,最后一句甚至有笑话味道,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其中前面两个例
子在这里贴过,算是把以前的东西搞了一个拼盘。
 
--万精油--
 
==================================================
 

爆炸性新闻

--万精油--



据说有个人很怕坐飞机。说是飞机上有恐怖分子放炸弹。他说他问过专家,每架飞机上
有炸弹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虽然很小,但还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所以他从来不坐飞机。可是有一天有人在机场看见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不是说
飞机上有炸弹吗?他说我又问过专家,每架飞机上有一颗炸弹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
但每架飞机上同时有两颗炸弹的可能性只有百万的平方分之一,也就是说只有万亿分之
一。这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朋友说这数字没错,但两颗炸弹与你坐不坐飞机有什
么关系?他很得意地说:当然有关系啦。不是说同时有两颗炸弹的可能性很小吗,我现
在自带一颗。如果飞机上另外再有一颗炸弹的话,这架飞机上就同时有两颗炸弹。而我
们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去坐飞机。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很可笑。但如果要说清楚他的逻辑可笑在哪里,就需要
用到概率统计中的相关性,独立性等知识。对没有学过概率统计的人,虽然不一定说得
清楚,但由于自带炸弹太过荒谬,也仍然能感觉到其结论的谬误。有些时候,两件事的
相关性不象自带炸弹这么明显,那么由于隐性相关而产生的错误结论就不容易被大众意
识到。新闻媒体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来制造耸人听闻的爆炸性新闻。

几年前北京晨报刊登一篇新闻,题目是:“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19名性伴侣世
界最多”。

这新闻的确是耸人听闻,但它与我这个中国人所了解的中国国情有巨大的差别,对我来
说它确实有爆炸性新闻的效果。炸晕醒过来之后我就想,是我这个人出国太久与现实脱
节还是这新闻数字有问题?为了说明其数字的可信性,那篇新闻还对这些数字的来历作
了详细说明。

    [据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介绍,来自41个国家超过35万人参加了这次关于对待性的
      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其中有超过10万(108720)的中国人参与了这项调查。在
      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当中,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在年龄分布上,以25
      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本次调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

从这段文字看,参加调查的有十万人以上。十万人的采样不算小,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十
万人,又是怎么采的样?新闻说“调查以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这与新闻
标题中“中国人均19名性伴侣”的“中国人”不合,因为有不少中国人不在这个年龄
段以内。那么如果在“中国人”前面加上“年轻”两字是否就准确了呢?也不见得。调
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不上网的年轻人就不在它的代表范围内。另外,一般地说,性
伴侣多(或幻想性伴侣多)的人比较愿意参加这样的调查。虽然匿名,仍然可以满足他
们的虚荣心。严格说起来,我们至少可以说,上网参加调查的人平均应该比一般25-
34岁的年轻人更活跃,更激进。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代表25-34岁的大众。这就是
我前面说的不容易被人意识到的隐性相关性。

这个调查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隐性相关问题,而是调查的可信性问题。网上调查的真
实性有多大?为了让大家信服这个网上调查,那篇新闻还引用了性学专家的话。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马晓年认为,网上调查有两个优点:成本低、
      讲实话。]

网上调查固然是成本很低,但讲实话却未必。这些年大家在网上混都知道许多人网上与
现实生活完全是两个人。现实中撒谎还怕被别人揭穿,网上却可以信口胡说。恶心男可
以是苗条女,中学生可以是大导师。君不见网上选举连狗都能当选,还有什么不可能?
网上调查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判别其真实性。殊不知到了性学专家那里竟然变成了优点。
性学家大约自己有19个性伴侣,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调查可信。

这十万人中,男性占八万多。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许多男人喜欢在这个事上夸张。比如
生殖器的长度调查往往要比实际多出两寸。性伴侣的调查不受寸数限制,更可以随便乱
填。现实生活中或许只有一个性伴侣(甚至处男),网上调查却可能填上30个,大概
是把梦姑也算上了,也算是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了自己的幻想。美国人对这种现象甚至还
搞了一个统计公式,说是对男人在这方面自报的数据一般算法是除以三。

这样的调查结果不是一般的偏差,而是人为地严重加大了数据。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远
离事实的数据居然有人信,而且还大张其鼓地请专家来论证一番,除了爆炸效果之外,
不知道是娱人还是愚己。

与此类似的新闻一个月以前又见到一条。新闻标题是:“这可咋办!广州医院产前亲子
鉴定近八成非亲生”?

单看这标题,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至少是广州人,新生儿八成非亲生。但如果你仔细
读这篇新闻,却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新闻说:“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几乎每年都会收到4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申请,结果
有七八成左右的丈夫发现,妻子怀上的小孩并非亲生。”

这就是典型的标题误导。事实上,“八成”是指做亲子鉴定的人中间的八成。在这些人
中八成非亲生的结果其实并不奇怪。一般来说,去做亲子鉴定的都是有原因的。怀疑非
亲生才会去做亲子鉴定。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而且,非亲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不管
鉴定结果如何都是会影响夫妻感情的。这怀疑应该有很大的根据才会提出来。所以,亲
子鉴定中八成非亲生很正常,因为“非亲生”与“做亲子鉴定”有强相关。但如果把这
“八成”放到大众之中,就变成了很“耸人听闻”的新闻,有了爆炸性。或许这正是标
题党想抓眼球所希望的效果。

这种与统计有关的新闻问题并不只限于中文媒体,英文媒体上的问题也时有出现。前几
天有人给我寄来一个新闻连接,说的是加州 San Jose 有一家三代生日是同一天。
新闻连接见  http://www.mercurynews.com/ci_11801159

三代同生日确实是小概率事件,于是新闻媒体大做文章,连星相家也搬出来了。文章为
了表示其权威性,请了个大学的统计教授算一算祖孙三代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是多大,其
结论是:“一家三代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是百万分之7.5”。(The chances of 
three  generations in one family having the same birthday is: 
\"Seven in a million,\'\'  the professor quickly figured out. Or, 
precisely, 7.5 in a million.)

这百万分之7.5就是1/365的平方。这个算法大有问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一个
祖母可能有不止一个小孩,她的每个小孩也可能有不止一个小孩。如果把平均小孩数乘
上去,则“一家三代同一天生日”的概率要比百万分之7.5大很多。开始我以为是记
者表示错误,后来在统计教授的进一步举例中发现他确实没有考虑到每人不止一个小孩
的问题。(Assuming there  are 30 million grandmothers over the
age of 45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bout 210 chances
of this \"birthday trio\"  occurring.)。

即使不算多个小孩的因素,如果要仔细考究起来,生日之间也不完全独立。如果产妇与
其母亲是同一天生日,而她的预产期又在那几天的话,到了那几天就会有很强的心理暗
示,人为地提前或拖后产期使其与已知的生日重合。如果再扯远一点,文章说产妇一直
与她妈妈住一起。据说有数据显示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妇女经期有趋于同步的倾向。这又
增大了受精以至产期同步的可能性。总起来说,一家三代同生日远不止百万分之7.5。

我把这篇新闻扯进来不是为了找统计教授的错。这可能只是他一时疏忽,没有误导读者
的意思。这篇新闻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当提到刚出生的这个小孩今后是否有可能
又生一个小孩与上面三代有同一天生日的时候,文章说:“祝你好运,Anala,这
只有五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Good luck, Anala. There\'s one chance 
in 50  million that will happen.”)。这完全就是那个带炸弹上飞机的故事
的翻版。不算细节的相关性,Anala的小孩与她同一天生日的可能性是365分之一,
并不因为她自带两颗炸弹(与其母亲与祖母同生日)其概率就变成365的立方(五千
万)分之一。

看到这么一个貌似精确的绝妙结尾,前面那个带炸弹上飞机的笑话已显得不是那么荒谬。
有这种想法的人似乎大有人在。或许有一天真就在某机场出现这么一个爆炸新闻!

 二00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2009-04-03 13:00:40

主题: 卧底冯亦代
章诒和又揭告密案:家有卧底冯亦代(多幅照片) 

 
 
                            章诒和

 
(图)本文作者章诒和全家福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 ,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图)晚年冯亦代以极大的勇气出版了这本日记(李辉整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图)冯亦代给章诒和的信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 “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买果子酱,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骂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斋

□ 南方周末

相关链接:

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110



2009-04-03 12:57:40

主题: 南方周末:大陆“落马富豪”们的铁窗内外
南方周末:大陆“落马富豪”们的铁窗内外 

 
 
牟其中和唐万新在狱中的邂逅,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中国企业史上极为罕见的场景之一。而前者多年前曾有保外就医的机会却加以拒绝,后者于去年保外就医后迫于压力近日重新回至牢房,这种反差更是引人深思。

如今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每年年末,都有传媒列出当年一连串中国“落马富豪”的名单,何况这两年全球闹经济危机,因政商关系掣肘而倒下的企业家有之,自杀者有之,逃亡者亦有之。不过,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一些原先在狱中服刑的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当然,其中有保外就医者,有刑满释放者等。

这样的名字同样能列出一大串,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出狱的原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2008年有原铁本掌门人戴国芳、原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原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原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已回狱中继续服刑)等人,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原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原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原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

这些人无一不曾赫赫有名、入狱前名声如日中天,不过出狱后,他们大都选择默默无闻,至少低调行事。人们大概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也听说郑俊怀要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管金生、戴国芳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

龚家龙倒是接受了重庆一家媒体的采访,殊不知彼时坐在他旁边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陈久霖春节前出狱后刚回国,路过武汉与当地一家媒体的主编喝了一顿酒,其间情绪激动,甚至当场演示新加坡监狱中近乎苛刻的规定和动作,但自此之后,他便收起了自己的这一真性情;同样,大伙都知道禇时健现在经营两千多亩冰糖橙果园不亦乐乎,但他不可能再公开讲起红塔往事。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原诗是:“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我们毋须评价上述企业家的功与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铁窗人生的他们的同行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比他小两岁、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编织着同样的钢铁梦。结果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而后者平安无事,越做越大,并于2008年以350亿元财富成为胡润百富榜的榜眼;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戴国芳走出铁窗时,杜双华的日照钢铁正在抵抗张开血盆大口的“国企哥哥”——山东钢铁的并购。

更具讽刺意味是,郑俊怀于2004年底被捕,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盛极一时。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拙劣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同样,陈久霖出狱前一年,中国远洋[12.26 3.37%]、国航、东航等央企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纷纷出现巨亏,然而,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相反,他们仍能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注资或银行授信。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一词中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南方周末



2009-04-03 12:55:22

主题: 下岗工棚户区
网友实拍: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的悲凉生活(组图)  
 
 
                          作者:巴俊宇

  今天是爸爸85岁生日,我赶回抚顺去为爸爸祝寿。全家人兄弟姊妹全部到场,在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要了两桌酒菜,弟弟为爸爸定了一个大大的蛋糕,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冷

  可是我的心里却很沉重,沈阳今天室外零下22度,抚顺可能零下25度。妈妈的屋子里挺冷,一看温度计才零上15度左右,一摸暖气凉凉的,今年暖气烧得不好。我给妈妈弄了个电地热,可妈妈是个节俭一辈子的人,舍不得用电,只有在下午暖气停的时候才打开,所以屋子里的温度不是很高。想到自己住的花园小区的房子穿着衬衣衬裤还觉得热,有时大冬天还要开开窗散热,而妈妈那里……我真有种罪恶感。

  父母居所最早是父亲享受的干部待遇——解放初在抚顺市九町目九番地九保町(日本老地名)日本人留下来的洋灰二层小楼,一直住了几十年,房子空间有限但其乐融融。后来孩子们都大了,结婚了却没住处,住房问题突出出来,那时分房子可是件大事了。直到80年代动迁,那时我正在上大学,父母为了哥哥和弟弟也能有住房,才把很大的面积分成三个单元,这样父母只剩下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房子坐落在抚顺市普通的工人居住区,是过去的老旧小区,现在这些老旧小区都住着普通的工人,虽然也是两水两气(上水下水,煤气暖气)但和现在的花园小区一比是两重天,现在政府把大量的心思都放在楼盘开发,使得仅占总数不足20%的人群住在占总数不足20%的花园现代小区,政府的配套设施,大量的公共资源都用在这少数人的身上,交通、照明、绿化、供电、煤气、供暖都是确保的,反过来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却享受不到公共财政应该给与的公平的资源,更谈不上“把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百姓”了。

  抚顺——我的家乡,我的血地……

  我摸了摸暖气,凉凉的,我的心也是凉凉的,为什么同样缴纳采暖费,花园小区热量过剩,甚至大量浪费,而普通老旧小区政府规定的起码的供热标准都达不到?同样缴纳的采暖费,这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竭 

  我父母和我那些兄弟姐妹虽不富裕,还算小康生活,起码生活有保障。而想到那些至今还住在棚户区里的下岗工人们,有的连暖气都用不起,有的衣食都无法保障,我的心里就更是拔凉拔凉的。

 
(图)资源彻底枯竭了

 
(图)烟囱上尴尬的记录着1963年的字样,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记忆

  在抚顺有个奇怪的现象:一些“两水两气”居然在阳台上伸出来的烟囱——这在50——80年代期间常见的原始采暖方式。原来一些人交不起采暖费被断了暖气,无奈回到了原始的采暖方式。

  这是个物产丰富的资源型重化工业城市,一个曾辉煌的英雄城市,记得我小时候,那时是大工业时代,抚顺是个有名的煤都,生产优质煤,那时天比现在要冷得多,零下30多度是常有的天气,可我的家里确实暖融融的,我们家里是工矿企业自成体系的供暖系统,暖气烧的很热很热,那时暖气上都要加上防护罩,因为那种“硬气儿”很热,能到60—80度,许多家小孩不注意就会烫伤,那时社会上如供销社、车站到处用的都是简陋的原始炉具,钢板做的大火炉用黑亮的大块煤烧的热热的,有时把钢板烧的通红……是的,那是火红的年代。当然是计划经济,那时资源配置的原始性导致高耗能,低效益,缺少市场配置资源体现的经济活力。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把市场配置资源扭曲为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资源,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少数人的贪婪和骄奢服务就有点离谱了。
  
 
(图)下岗职工生活的棚户区一角

  可现在的她血已经流尽了……重化工业衰退了,资源枯竭了——由于长期过度采掘,抚顺的煤资源已经枯竭,而开发后留下的却是到处的沉陷区,被称为沉落的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在机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战略变迁中,由于国家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的政策失衡,导致这个饱经风雨,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城市,一个满清王朝发祥地的多民族城市,一个为国家建设提供重要能源,立下汗马功劳的城市,在转型和结构调整中逐渐衰落,大批的产业工人沦落为下岗工人衣食无着,更加可怕的、带有几分恐怖的沉落气息正在笼罩着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的上空……

  困

  饭后空闲时间我向弟弟们仔细了解了原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广大产业工人的现状,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都被推到了生活贫困的边缘,产业工人成建制的下岗,其中40-50人员最可怜,再就业很难,原来的单位又不给开工资,又不到退休年龄无法享受社保,可谓进退两难。还有一些是所谓“内退”,只给少量的生活补助,也无法享受社保。更惨的是国有大企业卖给了个人,每个职工给了万八千元“买断工龄”,说白了就推到社会上不管了。就这点保命钱有的黑心小老板还千方百计的克扣、甚至借故不给。无法就业,没有生活来源,为了将来养老每年还得上交养老保险数千元,有的再就业后企业还不给上保险,害的这些人中有的干脆就放弃了养老保险,年龄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没保障,子女教育也处在劣势状态,整个一家人渐渐进入两代人的恶性循环中,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正在悄悄的积累、酝酿……

 
(图)在路口我看见了一个衣着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一般的人,竟然是我小时候的童伴!

  在路口我看见了一个衣着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一般的人,他的形象和他背后那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标语形成巨大反差,像一个讽刺漫画一样在嘲弄我的视觉,我就拍下来他。可仔细一看竟有些眼熟,好像竟然是我小时候的童伴!原来当年桀骜不驯的小愣头青,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无数下岗工人队伍中的一个,再后来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后来一场病彻底把他搞垮了,崩溃了!老婆跑了,孩子也到外面成了漂族,再后来精神分裂了。他现在满脸沧桑、困惑、无奈,头发花白了,艰难的岁月彻底改变了他的肉体和精神…..但改变不了他内心里的疑虑和不平!他一路走着只顾自己默默的嘟囔着:“后悔了,老了,没机会了,只好憋着了,再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妈的,你混蛋,丧尽天良啊……”天知道他自言自语中 “有机会” “冲上去”究竟什么含义?天知道他在宣泄对谁人得愤恨,是在骂他那个跟人跑了的的老婆?我试着和他说话,可他只顾自己述说自己的不解和忧思,意识中丝毫没有我的存在。即使在那已经坍塌的精神世界里他也还是陷入疑虑的、百思不得其解的忧虑和痛苦中,有人说人世间最快乐的正是那些精神病患者,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是无忧无虑。可今天看到他以后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有什么样的痛苦能比即使在精神分裂状态还承受不平、忧思的苦痛更痛苦呢?
   
  旁边的人对我说:“他听不懂的,他疯了”!望着他蹒跚的背影,我心里却在不断地问自己: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或者是这个世界疯了?!

  思

  改革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所有成员均担。然而,中央把改革成本推给地方,地方把改革成本推给企业,企业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发达地区把改革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城市把改革成本转嫁给农村,这公平么?合理么?为什么我的家乡,我们这个沧桑的、英雄的城市还要一次次的承受着磨难和重负? 

  虚夸、浮躁、虚荣、伪善小资文化几何时充斥全社会?京城里几何时开始努力营造一种“中产阶级”的俗媚文化,殊不知那些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恰恰是无数下岗职工、农民工的血汗凝成;如就有很多小老板们连中国字都写不了几百个,居然信誓旦旦的要培养自己的“贵族意识”叫人啼笑皆非?娱乐圈几何时开始嗲声嗲气的扭曲成为变态者的乐园?殊不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故剧正在重演;传媒又如何蜕变成“精神更年期”富婆们的“女权主义”的论坛,殊不知所有的煞有介事的“理论”都是心理和生理的扭曲和变态的拙劣托词,而根源于社会进步的局限和畸形;实业界所谓新生代民营经济几何时取代了当年的靠胆子致富个体户,可换来换去真正的民族资本并没有产生,却生产了一群更加胆大妄为的暴发户,殊不知过去靠胆子致富的是敢于运用权力恩赐“政策”,而现在的暴发户则是直接和权力滥用者勾结大肆掠夺和侵吞……

  在这虚夸、浮躁、虚荣、伪善小资文化背后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良心和良知泯灭了没有?在中国标志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了国际公认的危险临界点,可穷人的困苦却成了新贵们涂脂抹粉,自我标榜的虚荣与虚伪的“施舍”的“托儿”;自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但是城市的思格尔系数下降的幅度较大,10年内下降了12.4个百分点,而农村下降了5.5个百分点。这更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城乡差别正在进一步的拉大,农民正在城市“剥削”农村的过程中呈现赤贫化;而在国内资源在以几何级数的速率迅速破坏,数亿农村人口还在贫困状态,有的几乎要回落到70年代的困苦生活状态。在城市20%人口掌握80%的财富,80%普通阶层只拥有20%的社会资源。而整个经济生活中正在以历史上重来没有过的血腥、野蛮的圈地和掠夺完成着新权力资本的聚集。体制和制度的刚性和野蛮正在“实证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学术命题,而本来很脆弱的民主制度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直气壮的的理由肆无忌惮被扭曲、践踏。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和由此造成的民族、区域差距和矛盾愈来愈重,不同社会阶层正在以不同区域而被非人的划分着。 

  还有许多深层社会问题值得深思,在未来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否则......

  忿

  所以不要和我说那些猫啊狗啊的新贵们的奇闻趣事,不要和我说那些靠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先发展起来的富裕地区的什么超女,快男之类的媚俗,不要和我说那个粉饰太平、低俗浅薄的央视晚会,不要和我说那些为新贵们涂脂抹粉变成了满足新贵虚荣心和偷税漏税渠道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的,也不要和我说什么思想解放啦,不要说我固执老土,我什么都见过,我知道怎么回事。

  也别和我谈什么巨变啦什么的,变是一定变了,有变好的,变得真好!如果看不到这些变化那可真是昧着良心说话。也有变坏的,变得真坏!!如果不承认这一切那也不是实事求是!比如,环境破坏、能源高耗、吸毒走私,贩毒贩人、贪污腐败、行业黑幕、娱乐低俗、医德沦丧、教师腐化、强制动迁、暴力执法、商业贿赂、黑社会、潜规则…….这难道不是事实么?说这些我就忿然。我心里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我是沿着抚顺—沈阳—北京—香港—美国—深圳—沈阳—抚顺这“抛物线”一路走来,一路看来,一路学来,一路感受来的。不要和我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也不要和我卖弄教科书上的概念,我也是念过书的搞理论的教书匠!可我每天就在富丽堂皇的天堂到清贫、苦寒的民间来回穿梭,我就生活在这个矛盾、怪异的区域间里,我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全是这些,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屁股决定脑袋,我最明白的是我的感受,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状况,不是自欺欺人的数字!

  前不久卫生部某副部长来辽宁就医改方案调研,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座谈、征求意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不论什么方案不能一刀切啊,老工业基地和全国情况不一样啊,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过去国家的许多政策都因失衡造成巨大矛盾和差距!” 部长笑着同时也深深理解的说:“老巴在刮东北风啊,老工业地区情况不一样啊,国家一直很关注……”

  其实这样的“东北风”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刮”着,不论学术界、政界,只要有我说话的地方,我都会替老工业基地,为家乡鸣不平!有人概括为我的三个情结:穷人情结、民族情结、家乡情结,而我却多么希望有更高首长能够看到这些情结背后的理性和理智呼吁,关注一下老工业基地那些可怜的下岗职工们。 

  我常常说我的逻辑是冲动的,我的浪漫是思索的,似乎有些离经叛道,其实没什么奇怪的,面对这一切逻辑又怎不会冲动,浪漫又怎不会思索?终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冲动的逻辑绝对是混蛋逻辑!我鄙视那些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当圣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枪手的书院派的无良学者们!不思索的浪漫纯粹是喊春叫床!我更蔑视那些嗲声嗲气的娱乐圈和文人圈中的那些戏子、小文痞们的无病呻吟!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我知道我生活在怎样的色泽中,我生活的色泽自然决定了我的“理论”的“色泽”。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何其英明,何其重要?!和谐社会首先是人和人之间、区域之间的和谐。要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这可不是说说而已,现在这个社会都擅长“话正着说,事反着做”,可老百姓不看说什么,更看做什么,关注老工业基地,关注资源枯竭型城市,关注国企下岗产业工人!

  (文中所有照片均为作者于抚顺市实地拍摄)

□ 中华网论坛



2009-04-02 13:45:31

主题: 感动中国
蹬三轮支教19年,白芳礼感动中国感动不了央视?(附照片)  

 
 
  ●人生的最后旅程蹬三轮车支教19年,捐款35万感动无数网友 

  ●两度落选央视《感动中国》引发网友强烈质疑 

  2月9日,CCTV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揭晓,费俊龙、聂海胜、洪战辉、邰丽华等榜上有名。但就在颁奖的第二天,网上就出现了一片尖锐的声音:“是感动中国还是感动CCTV?”“感动中国已经成为十足的政治秀”……这种种质疑都来源于一位已逝老人的落选———白芳礼,这位老人用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支教19年,共捐款35万元,“他没有感动CCTV的评选员,但是感动了所有善良和有良心的中国人!”至今日评选已结束一个月,这种“鸣不平”之声却依然不息。有网友指出:“关键的是,(央视)作为某种主流代表,何人何事以何种面目进入其关注视野,才是让人更感兴趣的内容。” 

  连续两年提名白芳礼参加《感动中国》评选活动的中国扶贫资金会工作人员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白芳礼老人未能入选表示遗憾,但重要的是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白芳礼老人生前照片———老人在蹬车途中撩起衣服擦汗(1994年摄)。 

  白芳礼,这位平凡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19年,省吃俭用、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钱,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白芳礼两次落选《感动中国》 

  CCTV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正式启动于2005年11月,2006年2月9日晚举行颁奖典礼。“刚刚看完了2005年《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我的心情既平静又激动,平静的是公布的名单大多没有让我真正感动,而激动的是那个离我们而去的93岁的白芳礼老人竟没有入围。”———这是网友“玩酷子弟 007”的观后感《感动中国,你凭什么感动我?》。 

  白芳礼,蹬车56年,支教19年,74岁起共向大中小学和贫困学生捐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老人已于2005年9月23日在天津去世,享年93岁。老人去世后,他的事迹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当老人生前蹬车的照片在网上公布后,许多网友流下了眼泪。因此当他成为CCTV2005《感动中国》推选人物时,入选的呼声非常高。《感动中国》对白芳礼的推选词是“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但,白芳礼还是落选了。很多网友在惋惜的同时,并不知道这已经是白芳礼老人第二次落选《感动中国》,第一次是2004年的评选。 

  “感动了中国人民却感动不了CCTV?” 

  “感动了中国人民却感动不了CCTV?我们把最高精神奖颁发给白芳礼老人!”评选结果揭晓后,立即有很多网友为白芳礼老人鸣不平。“玩酷子弟 007”说:“不得不说,今晚更多的感动是源于我们的‘媒体’。今晚不应该叫《感动中国》而应该叫《感动媒体》。”而网友“珩之恋”为此写了一首小诗:“当我第一次听说您的故事,我泪留满面;当我知道您竟然没有感动中国,我无言。也许您并不需要别人写在纸上的赞誉,但是老百姓把您写在了心里;只有您让我们感到什么叫坦然,什么叫当之无愧,什么叫苍天动容,什么叫大爱无边。” 

  在为白芳礼老人委屈、惋惜的同时,也有网友把矛头含蓄而尖锐地指向获奖者,以一篇影响力甚大的《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为代表: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有曼妙的舞姿和优美的曲线吗?你有能力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对你产生浪漫朦胧的遐想么?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青年吗?你是我们party大力培养的预备党员吗?你也算一个典型?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坐过宇宙飞船翱翔过宇宙吗?你享受过走下飞船后,那无边的花海和雷声鸣般的掌声吗?你只是一个小学都没上过的三轮车夫,怎能与我们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是一个国有大型医院的院长吗?你是一个在医疗界频频作出高姿态,仿佛圣人般能呼风唤雨的资产家么?你的唯一的财富只有那区区20几万,而且还散给了千千万的的贫寒学子。 

  当2005感动中国十大当选人中的所谓艺术家和科学家结束了一场金碧辉煌的晚会的录制,开着自家的高级轿车离开会场的时候,白芳礼,你在哪里? 

  当感动中国的科学家宇航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做长篇报告口若悬河,被万人景仰的时候,白芳礼,你在哪里? 

  白芳礼,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感动中国吗?是因为你那二十年如一日的助学捐款对中国政府根本就是无情的讽刺,是因为你已经升到了天堂没有任何的宣传利用价值,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党员或者所谓的“无党派人士”,你只是一个死后存款数为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让我们的上层阶级根本不屑一顾的老头儿!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 

  CCTV感动中国的优美歌词让人为之无限憧憬和联想,但是在C C T V 的评委或者说在C C T V后台的一些领导眼中,只有伟大的航天员,只有华丽的舞蹈家才能或者说才配感动中国。感动这个词和三轮车夫,社会底层人民和穷光蛋这几个词语是一点关系也沾不到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平凡中折射伟大“这种精神已经丧失殆尽。 

  当我们的社会高层已经习惯用”伟大“这个词语来衡量什么叫做感动,当我们的春节晚会已经开始只为上层人士服务,当从提问幼稚园孩子你将来想选择什么职业得到的回答是飞行员明星大老板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主流精神已经一丝丝的被急功近利和奢华浮躁所取代。 

  当白芳礼无私的二十年如一日的把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助学款交到一个个家境不比白老强多少的学生的手里时,我们的政府正在北京原地拔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我们的电视里正上演着风靡全国的XX女声,我们的小学课本正在删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停手吧,当权者!你们还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点什么?

  白芳礼让我们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线希望,CCTV的感动中国评选又无情的把这微弱的希望扑灭。不,央视扑灭的不是白芳礼的个人荣誉的得失,已经远在天堂的老人不会再计较这些尘世的虚名,央视扑灭的是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当无私和平凡已经不在,我们的明天将何去何从? 

  评选已经过去,结果不能更改。一个朋友在前几天的帖子中提到:总有一种无耻,叫我们泪流满面——我想引用一下: 

  总有一种平凡,叫我们泪流满面。 

  白老先生已经去了,但是正如鲁迅的诗写的一样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愿老人走好,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2009-04-02 13:19:21

主题: 作家调查被捕
四川作家调查地震死难儿童被拘捕(附照片) 
 
 
                          记者:亚微

 

四川环保人士和作家谭作人日前被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析人士认为,谭作人被拘留与他私下整理汶川大地震死难儿童的名单有关。

据设在香港的维权网披露,四川警方3月28号拘留了环保人士、作家谭作人,抄走了他的光碟、手稿和文件,而且对抄家现场进行了拍照。

*发起5.12学生档案倡议书*

维权网的消息说,去年汶川地震后,谭作人发表了多篇文章,今年又发起《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并开始实地走访,希望在地震一周年期间完成公民独立调查。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证实了上述消息。她说,她丈夫被带走时,她正在上班,15岁的女儿在家,等到她回到家时,发现屋里一片混乱。当天,当地的片警打电话通知了谭作人被拘留的消息。

她说:“我们这个片的片警到我家送了一个通知书,让我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拘留书上说, 已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谭作人于3月28日拘留在温江看守所。我说,我要见人。他说见人肯定不行,判刑以后就能见了,你倒是可以给他送点衣服。我说,他那么大的罪名,不已经是政治犯了吗?还要我送衣服干吗?”

*调查遇难学生人数及豆腐渣学校*

谭作人在被拘留前几天,也就是3月23号,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据他介绍,他正在对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孩子的人数以及豆腐渣工程进行调查和统计。

他表示,通过深入乡、村调查,以及从家长那里了解的情况,他搜集了2千多名遇难孩子的名单。谭作人批评政府震后的表现是“不作为”。他说,政府对应该做的灾害调查和死亡人口统计没有做,或者说做了但不公开。

谭作人指出,死难者家属依法维权,被政府以政策或文件代替法律压制下去,这不利于灾区重建和社会稳定。他提出,要实现社会稳定,就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涉及生命责任的问题上,政府不能无视老百姓的基本需求。

成都网络作家和独立评论人士冉云飞认为,谭作人被拘留和512汶川大地震的调查有关:“他曾经写过一个512的倡议书,这个倡议书呼吁大家起来共同调查死难学生的名单,最终搞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但是,据他本人跟我讲,他好像先期把这个倡议书的事情告诉了国安,公布出来,可能引起官方的不安吧。”

*搞死亡学生调查怎能扯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与谭作人相识多年的四川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说,谭作人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在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工作,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事业。

王怡说,汶川地震后,谭作人经常下到灾区关心死难学生的情况。王怡不理解为什么当局把这些活动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联系起来。

他说:“我相信这次抓他应该是跟他对5.12死难者相关的活动有关。我个人很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就在前不久两会的新闻招待会上,四川的省长回答问题说,这个工程很复杂,所以我们拿不出这个名单来,既然这样,民间和公民在做本来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震惊。”

谭作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说,谭作人有时会把自己撰写的文章发给她,她对谭作人文章中充满的正义感表示钦佩。

她说:“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很理性的,可能在有些方面,他和政府有一定的差距。他作为一个公民,以勇气和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述说,我很佩服和赞赏。”

另外,北京鸟巢体育场设计者之一、中国著名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在个人博客上也公布了他统计的死难学生的名单。他呼吁公民调查每个在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学籍、家属,以及去世时的情况。目前,他统计的学生死亡数字已经达到上千人。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截至2008年9月25号,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但迄今为止,官方始终未拿出具体的学生死亡人数。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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