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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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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091201000000 ~ 20100101000000


2009-12-31 09:45:17

主题: 谁比谁更无耻:2009年度中国公众人物耻辱榜 /凯迪社区
谁比谁更无耻:2009年度中国公众人物耻辱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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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社区    2009-12-30 22:06:34 
 
    岁末年终,传媒纷纷推出种种回顾盘点的排行榜,但都以表扬为主,搞笑为辅,缺少一份较真的耻辱榜。

    让我们网民自己搞一份耻辱榜吧。在这个笑贫不笑贪、得势者占尽便宜的社会,除了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搞笑娱乐,也需要有独立的头脑去检点那些丑陋无耻、公然欺世的人与事,把某些无耻钉在耻辱柱上。否则,无耻者会真的以为“愚民”永远可欺、因果并无报应呢。

    耻辱榜不好做。因为得罪人,因为世上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无耻,每个人心中的尺子又各不相同。我能做的,只能是按自己的尺码,抛出一块砖坯而已。

    谁比谁更无耻?我评判的标准都体现于下列的榜单及评语中了。最重要的一项,是看人物言行的社会影响有多恶劣,其对公共权益、公道人心、良知常识带来多大的污损。评判依据均来自公开报道。  

    1.把自己当主子的官僚们

    为是否在本榜单中列入官员,我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

    本来想排除一切官员。因为如果列入的话,这个榜单未免太冗长……

    而且,某些官员的无耻如何排序呢?按情妇多少?按“来源不明”财产大小?按因他们渎职害死的婴儿数量、民工数量?像新闻联播那样,按级别高低?可是,越高级的无耻俺们越惹不起啊。那么,只把几个心直口快“为党说话”办事的小鱼小虾排进耻辱榜吗?对他们来说,岂不显失公平?

    但再一想,如果真的不计官员,对这排行榜中的其他人来说,又太不公平了!在当今中国,几乎每一个可耻的人与事背后,都能发现权力滥用或权力不作为的阴影。

    思前想后,只好为所有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无耻官僚画一张群像,让他们坐耻辱榜头把交椅。这个位置,若他们不坐,便没人敢坐。

    在这个无耻群体中,用钱扇人、索要性服务的邓贵大们,质问记者为谁说话的逯军们,向“暴力抗拆迁”的“燃烧人体”冲锋的钟昌林们,并不是最可耻的,他们的无耻城府还太浅、层次还太低;尸位素餐的劳动保障官员,满嘴“清廉”的高官巨贪,警匪一家的公安局长,公费豪华游的法院院长,也不是最可耻最可怕的,古今中外,贪官污吏从来络绎不绝,凡有权力处必可能滋生权力寻租,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是永远的任务。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其中的体制催生、庇护权力寻租与权力滥用,它实行愚民政策,奖励瞒上欺下的鹰犬和奴才,扼制公民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批评的任何可能;一个社会中最无耻的人,就是那些用无耻手段维护巩固这种无耻体制的人,尤其是其中掌控屁民头脑控制工程的那些官员。因为他们的努力,更多权力滥用者才能继续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有恃无恐,这个体制和官僚集团才能在自称自赞中洋洋得意、拒绝进步。

    与那些公然作威作福、耀武扬威、口无遮拦的官员相比,这些官员的水平往往更高,他们的官话说得更漂亮,他们甚至会怒斥另一些被曝光的无耻官员,似乎他们刚刚知道这些丑恶,并不知道制造这些丑恶的制度根源。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命令之下,与权力丑恶相关的报道和批评就会被消音,不准联想,不准深挖,他们恨不能把手随时伸进屁民的大脑皮层,擦除那上面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麻烦的印迹。他们计划操控一切文化、信息、教育,进而图谋控制一代代屁民的所思所想、所有精神生活,抱负大得吓人。

    虽然这样的官员时时口称公仆,但从他们玩弄民意,规定人民怎么说话、怎么写字、怎么读书、怎么看电影、怎么看电视、怎么上网、怎么唱歌,你就知道,他们与那些晃着枪杆子印把子耀武扬威的官员毫无二致,在他们心中,人民同样不过是屁民,是家禽家畜。

    2.五毛

    上面有视人民为屁民、喜欢控制一切的主子,下面便有主动献媚、制造虚假民意的奴才。这个扭曲自己人格的奴才群体叫“五毛”,屈居耻辱榜亚军,堪称中国一绝。

    五毛真的对“引导舆论”、混淆视听、“维护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我没看到真正的调查研究报告,所以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五毛相当于化妆潜伏的网络超限战特种兵,不过其假想敌主要是国内网民。不论其作战效果如何,五毛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宣示:作为一个人,狡辩、撒谎、扭曲自己的人格,完全无碍,因此还将得到奖赏;作为权力,为了维护统治和既得利益,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什么真相或真理,没有什么公道人心,一切都可以操控,可以制造,可以 “引导”。

    作为网络中往往被网友鄙视的“无名炮灰”,单个的五毛其实是卑微的可怜的,但他们也充分利用网络匿名的自由(这种自由早已是欲控制网络者的心头之恨,只恨暂时无法改变),将人性阴暗的一面发挥展示到极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五毛以活生生的网络日常行为,向世界演示的这种超限战逻辑,才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环境最大的毒害,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3.孙东东·聂永丰

    从网络中的资料看,孙东东,这位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曾被学生封为“北大十大幽默教师”之一,大嘴能辩,课堂内外,天花乱坠。敢放炮,有个性,本是好事,恃才狂放,也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媒体访谈中断定至少99%的老访民是精神病,并建议把他们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这是一个老师、学者该说的话么?

    这样的建议简直要让各地长官和截访干部喜出望外!

    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将来一定会争取更多使用这样的锦囊妙计,只不过精神病院亟需扩建罢了。

    不幸的是,被截访干部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访民,往往真的没有精神病,恰恰在99%之外的那1%中。

    当然,不出意外的是,只要假以时日,不怕他们不得精神病。原来没有病的人都将真的有病,我不说100%,至少99%的人最终会真的被“逼疯”的。

    有学生不相信孙老师说这样的话是有意向谁献策献媚,孙老师只是脑子进水了吧?但看过2008年9月孙东东作为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对三鹿奶粉事件发表的谈话之后,你就会明白,孙专家维护官家颜面、急官家之所急的做法是一以贯之的。当初他就敢向群众“负责任”地说:三鹿事件只是偶发的,政府没什么疏漏,云云。

    这样的专家现在还真不少见。他们“做梦”也不会站到与权力不同的立场上,他们的聪明才智、知识学问,似乎会下意识地为权力鞍前马后帮闲帮忙,却绝不会错站到公众的队伍中。面对布满疑云的公共事件,他们做研究时该有的质疑精神、做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文关怀便烟消云散,好像天生就会“顾全大局”,筛选信息,“安抚”公众……

    也许在这样的专家中,孙东东算不上最无耻的。但我们不妨拿他做个典型。

    这样的专家越多,这个社会中有文化有知识的流氓便越多,屁民愚民就得活得愈加小心。搞不好,肾里长满石头或变成精神病都不知道,有嘴难辩,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不要小看这些专家的能量,也不要小看他们用“知识”换来的好处。

    这一类无耻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便是为垃圾焚烧技术摇旗呐喊的清华大学垃圾专家聂永丰。

    据《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日报道,在1995-1998年间,聂永丰的多篇论文还只是论及垃圾填埋污染防治技术。1998年,他还认为:……焚烧因其投资大、运用费用昂贵、操作管理要求高,在我国的发展受到限制。但随后聂永丰的观点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2000年起在他的专家意见中,焚烧已成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必将成为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技术。

    2000年,也恰恰就是他申请焚烧炉专利的那一年。网民发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里有聂永丰教授的专利发明25项,绝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与此同时,在聂教授的口中垃圾焚烧技术也便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安全了。

    记者的调查还发现,那些高调支持垃圾焚烧的环境专家及研究机构,往往与做相关生意的公司关系密切,有的根本就是同一伙人,好像钞票的两面,一面是貌似科学中立的专家,一面是瞄准巨大利益的商人。

    专家当然也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的专业水准也许毋庸怀疑,但是当背后涉及专家自身的巨大利益,公众自然无法简单相信他们所谓的科学意见,决策者也不应该偏听偏信。

    被利益倾斜客观公正天平的专家也是能够间接杀人的。听听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深圳平湖垃圾焚烧厂周围癌症病人的呻吟,看看他们绝望的眼睛,你就能体会到.

    4.铁凝·周锡生

    耻辱榜上第四的位置必须留给某些名高位重的文化人了。

    说他们是文化人,并不全对,他们往往也是官员或前官员,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少有纯粹的文化名人。但我们又不能把他们看作普通的官员,因为他们自称是“心灵自由”、“创作独立”的艺术家,有些人也真的这么看待他们。

    在中国,艺术家也是归党管的人才。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说:“作协主席的选举,和我们国家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致的,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通过民主程序,然后提名,投票。我们作协另搞一套,不可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作家也是人才的一部分。”他又说:“事实证明,铁凝主席上来后,反映很好。大家很认可,跟我们党组相处得也很好。”

    我拜读过铁主席的一些小说,感觉挺正常的;也拜读过她的献礼雄文《以文学的名义向祖国致敬——写在中国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那感觉就很怪异,请看:

    “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60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的文学事业,十分关怀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制订了体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质要求、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对中国文学事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兴旺、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曾坦承“乐意当官”的铁凝喜欢写什么、怎么写,自然有她的自由,只要她不妨害别人的正当自由。作为个人,她怎么赞美“党和政府” 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都没关系;但她若要代表所有中国作家激动地匍匐在权力面前,就不仅仅是丢她自己的人了;而她在接受采访时,假装不知道书报检查,对身边时刻发生的种种新闻出版审查与限制、对中国言论自由受压制的严酷现实完全视而不见,就太可笑而可耻了。

    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前,铁主席对记者说:“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铁主席说:“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

    说得多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有人坐牢的话也是因为“煽动颠覆”或“泄露国家机密”或“诈骗”或“逃税漏税”或“危害公共安全”,从来不会因为写作!老外哪里懂中文表达的奥妙?

    可以面不改色、心无滞碍地在真话与谎言之间(或者说事物的不同方面之间)转换,大言炎炎时面带优雅的微笑,这就是铁主席在当官的同时保持“心灵自由”的秘诀吗?

    显然,善用此秘诀的中国作家绝非铁凝一人。

    自古至今,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这本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更应是中国艺术家、文化人及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最深的心痛吧。

    然而,奇异并且可耻的是,今日中国不乏声名显赫的作家、艺术家、文化人,却很少有成名者会在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这样的根本问题上站出来说真话、要权利。有人去依附权力,有人沉默,有人玩世,而真诚勇敢、起来担当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声音却始终形不成洪流,为什么?难道这个民族的精神精英集体犬儒萎靡了吗?难道他们也相信中国人就不配享有这些自由吗?

    关于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2009年度最搞最雷的一句话来自周锡生。

    2009年12月,在国新办网络局的全国网络管理高端培训班上,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给大家讲课说:“相对于国外的各种限制,中国的互联网是全世界最开放的。”

    叫我们怎么想呢,周先生的说法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差太远了!

    难道数亿中国网民都得了幻想被封锁、被过滤、被监视的网络被迫害幻想症吗?GFW(Great Fire Wall),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宏伟的防火长城吗?难道,中国执政者不是世界上在封堵过滤控制互联网方面投入最多金钱与精力的政权吗?像朝鲜那样,干脆自绝于互联网世界,倒省钱省事了。

    5.贺海波·陈湛匀

    与官场、娱乐圈一样,今日中国的学术圈也丑闻不断。2009年年3月水落石出的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吴理茂等人系列论文造假案,便是典型一例。

    2009 年3月15日,浙大对外通报,在接到举报后,通过核查贺海波及其所在中药药理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发现原药学院博士后贺海波作为第一作者的8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抄袭原博士生导师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自署上他人名字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因此,浙大决定将贺开除出教师队伍。

    而牵连其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大认为,其署名是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贺海波擅署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论文造假。因此,李对贺海波事件只承担管理不严的责任,不再续聘为院长。在贺海波8篇有造假内容的论文中,通讯作者均署名为吴理茂。因此,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也受到处分。

    陈湛匀则是另一起学术造假案的主人公。


    据新华网2009年4月报道,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过程中,发表的两篇论文存在抄袭,因此陈被撤销相关行政职务及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论文之一,发表于2007年第6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全文约9100字,其中抄袭2300字;论文之二,发表于2007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文约5500字,其中抄袭1660字。 

    这两起个案,不过是中国学术腐败黑幕的一角。

    为什么我要在耻辱榜中列入剽窃造假的科研人员呢?

    因为他们消耗浪费的也是纳税人的钱财,因为他们的丑陋行为 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腐败与集体虚荣主义泛滥的表现,也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程度,与政治腐败一样,也已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由于不合理的体制及腐败的人心,中国大量的科研经费,最后换来的不过是成堆成堆假冒伪劣的垃圾论文,除了糊弄各种形式主义的考评,其实对社会毫无意义。

    6.侯振东·穆桥石

    你也许不知道谁是侯振东,谁是穆桥石,但如果提起河南新密那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还有广州李坑的垃圾焚烧厂,你应该有印象吧。通过媒体的密集报道,“开胸验肺”、“张海超”、“李坑”、“垃圾焚烧”、“二噁英”等都已成为2009年的热词。

    侯振东正是那家让张海超患上尘肺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老板,法国人穆桥石则是法国威立雅公司亚太区总裁,威立雅正是那家让周边村民终年胆战心惊的李坑垃圾发电厂的运营商。

    从职业病到环境污染,中国每年有那么多无辜者受害,除了必须负责的相关官员与专家,是否也应该有相关的企业负责人被拎出来,绑到耻辱柱上示众呢?

    就是这家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07年度的“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在2007年隐瞒了当时职工张海超发现尘肺迹象的体检结果,后来也一直不给张海超提供必需的材料,因此使得他长期无法正常进行职业病鉴定与治疗,加上因为职业病鉴定机构的玩忽职守,最后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

    据张海超说,与他一起在这家公司干过的伙伴,还有得尘肺病的,有的已经死去,最终也没走完职业病鉴定程序,没得到企业的一分钱赔偿。

    我发现,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前后持续数月的“开胸验肺事件”,在振东公司网站上没有一个字的消息或反馈。

    在媒体的关注及有关部门与官员的介入下,张海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还有多少“张海超”依然在生产线上默默劳作、等待尘肺降临的命运呢?从振东公司那儿,竟听不到一丝相关的声音。

    而在整个中国,尘肺病已成头号职业病,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人数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

    有统计说,至2002年底全国检出尘肺病病人58万多名,现存活44万余名,在已查出的尘肺病人中,煤矿尘肺病人占49%,达25万多人。2002年,尘肺病新增病例1.22万例,其中煤矿系统的尘肺病占47.6%,年内死于尘肺病的患者达2343例,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三倍多。

    这些数据,还仅仅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还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专家估计,其他煤矿的尘肺病发生率还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因此,实际病例数字可能比“58万多名”多出一倍,达120万。

    尘肺病是无法根治的,这些人的肺将无可挽回、或快或慢地渐渐变成“石头”,最终将在呼吸困难中跪着惨死。

    谁应该对这些痛苦的生灵和亡魂负责呢?那些没有为员工提供足够劳动保护的老板们,即使逃过了法律的审判,真能够装着没事一般,逃过良心的审判吗?

    从报道看,威立雅公司亚太区总裁穆桥石似乎很有爱心,报道说,他每天都会拿出100元救济别人。威立雅也是号称注重社会责任、支持环境保护的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在广州运营的李坑垃圾发电厂还被政府宣传为“环保样本工程”,但是,附近永兴村村民的感受却如噩梦一般。

    据记者调查,在垃圾焚烧厂建成之前,永兴村10、11、12三个村社1993-2005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例呼吸道癌症,其他癌症只有一例。而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转后的短短3年间,这3个村社800多人中出现了13例癌症病人,且以呼吸道癌症为主。癌症高发现象不只是存在于这3个最靠近焚烧厂的村社。全村19个社的癌症患者人数在垃圾焚烧厂运营后全部上升。离垃圾焚烧厂不超过800米的第14社尤其严重,300个村民中在2006-2009年间已有10人死于癌症,其中9人死于肺癌和鼻咽癌。

    关于一级致癌物二噁英污染,焚烧厂和环保部门并无监测,然而,威立雅李坑项目助理厂长闵延军认为不必为此担忧。他称:垃圾焚烧在低温下会产生二噁英,在773度时二噁英基本分解完成,炉温的行业标准是850度,李坑的焚烧炉温高达979度,所以二噁英会全部分解。

    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从“979度高温”中出炉的黑色炉渣中,居然发现了残留的绳子、布条、红色塑料袋,甚至还有没烧尽的球鞋。

据报道,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诉于2009年8月31日写了道歉书,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不管威立雅的说明有多漂亮,穆桥石的私德看来有多高尚,事实是,他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李坑垃圾发电厂已成附近村民的噩梦,污染的阴影日日夜夜威胁着数千村民的正常生活。冤有头,债有主,总该有人被钉上耻辱柱。

    穆桥石不过是中国成千上万家污染企业老板的代表。这些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他们的利润都建立在被毒害的生命之上。还有很多污染企业及其老板,可能比威立雅和穆桥石更应该感到可耻。

    在可耻的企业背后,总能看到更可耻的官员的嘴脸。这一定律在李坑事件中再次得到验证。

    当记者就李坑垃圾焚烧厂炉渣中发现的塑料袋、球鞋等采访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张建国听后愣了愣,然后坚定地回答:“979度的高温怎么会烧不掉这些东西呢,你一定是看错了!”当多名记者就李坑附近出现的大量癌症病例提出质疑时,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答道:“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一个正常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中的官员,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检查监督、调查研究、排除隐患呢?

    这些官员的言行,真是耻辱榜上谁与争锋了。



2009-12-30 16:01:26

主题: 当止则止: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2009-12-30 13:46:21)

作者:当止则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aa9920100gp6n.html~type=v5_one&label=rela_articletagpub
    中国曾经是一个十分推崇道德的国家,“礼义廉耻”“孔孟之道”曾经主宰着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世界。然而有一天,有些精英发现这些“老古董”过于的束缚思想,于是在改G开F的旗子下,在精英们的无限推崇下,中国开始追求西方的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自然有其长处;但是,这几十年来,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只是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社会的的“诚信”“ 民主”和“法制”却被有意识的“扬弃”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无情的丢掉了。该“接轨”的接轨了,该“特色”的特色了;开放的中国人向极端自私的世界观急速蜕变,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人的劣根性得到了最彻底的发挥。


    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过“礼义廉耻”的教育,“孔孟之道”的熏陶,有过“斗私批修”的灵魂洗礼,有过“雷锋精神”的伟大情操;我们既有过信仰宗教的历史,也有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中国什么都学过,但是,在举国发展经济“致富最光荣”的浪潮中,“一切向钱看”让所有中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唯有个人的利益才是最实际的,而道德、良心、信誉等等,统统被抛弃了。


    于是乎,官场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GDP崇拜——只要是能来钱的项目,无论是深度环境污染项目,还是明显的短视短期行为,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上不误。任江河湖海污染、任青山秀水变色。至于只图眼前利益、一任政绩而大卖农田林地、大赚其钱的,更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都会在冠冕堂皇的“公”字旗号下进行,有的还为此类行为罩上一层光辉的油彩和美丽的面纱。


    于是乎,一些官员私欲膨胀,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拜倒在孔方兄脚下,钻进钱眼里不能自拔。有些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败;习惯于暗箱操作,醉心于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权在握,公帑国库悉数成一己私产;置房产,买别墅,养小蜜,包二奶,不亦乐乎;挥霍浪费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中饱私囊实成家常便饭……这些人,名为官,实为蠹,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钱奴”。


    于是乎,恶商、奸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坑人害民: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三鹿奶粉更披着国家科技进步奖外衣坑害后代……。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黑心的房地产商上通贪官,下结地痞,哄抬房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坑害百姓。至于黑煤矿之类的窑矿主,更是视人命如草芥,视黑煤如黑金,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哪管他人死活?


    于是乎,升斗小民见利忘义,地痞流氓肆意妄为,黑社会横行霸道。你要问个路吗,对不起,拿点“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冰的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地大叫:“拿钱来就救!”还有诸如“笑贫不笑娼(黑、匪,诸如此类)”的论调也大行于世,一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甚至对那些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善行,不以为然、冷嘲热讽,做阱陷害,敲诈勒索;以至操弄司法,为虎作伥。人人以金钱为衡量一事一物的取舍标准,渐渐地将这个社会推向邪路。


    古老的中国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却有着强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被彻底粉碎的时候,法律能够约束到人们心灵的每个角落吗?更何况在一个法律并不健全,又常常被强权破坏的国家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缺德”事件,仅仅暴露的是法制、管理上的问题吗?中国人常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可那不过是一些受害者对不法分子的诅咒罢了,做缺德事情的人从来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回顾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那些缺德事,从工业酒精兑酒,到注水猪、瘦肉精,从苏丹红到阴沟油,从大头奶粉到“三聚氰氨”,从南京徐老太到荆州捞尸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堕落到连婴儿、死人都不放过了,而这些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喜剧:


    ------看到有人摔倒可千万别去扶,这一扶搞不好就是几万块钱的医药费;

    ------看到马路上有人偷东西可千万别吱声,你这一喊多半被小偷围殴一通;

    ------想要跳楼、跳河放心的跳吧,不会有人拦你也不会有人救你;

    ------如果遇到入室盗窃的,最好假装睡着不要高声呼救,以免遭到人身侵害;

    ------如果你与之搏斗,打不过你倒霉,打的过也不能打死打残,否则还是你倒霉;

    …………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事无人敢做,坏事无人敢管!这就是和谐国的生存之道。

  

    这还是哪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吗?!!


    曾经被祖先高高地供在庙堂之上的“道德”“良心”“正义”,今人还有吗!!?


    两千五百年前,管子就把“礼义廉耻”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一个丧失“礼义廉耻”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的,丢掉了“礼义廉耻”,我们看看这个疯狂的“金钱社会”还能走多远!!!



2009-12-26 00:18:20

主题: 老达:影响百余年的德雷福斯事件
老达:影响百余年的德雷福斯事件(cm0912d)

                             
·老 达·



  最近一口气读完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伯恩斯(Micheal Burns)写的《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France and Dreyfus 1999版)由郑均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在阅读西方文论著作中,不时提到德雷福斯事件,只是简单知道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件反犹冤案。不曾想到此事至今已过去110余年了,还被时时提及,伯恩斯的书给我补上一课,他详尽地记录并引用了当时的档案原件,把当时法国国内外卷入此事件的支持与反对德雷福斯双方阵营的行动和言论,毫无偏见的呈现给读者,几乎还原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此书一拈上手就放不下来,惊叹何以一个多世纪了,双方论点还是那么鲜活,具有现实意义,浮想连翩。

  其实整个案情并不复杂:1894年9月一个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法国女特工,在纸篓中栋到一张撕碎的写有法国国防情报的无署名备忘录。她交给陆军统计处(负责法国军方情报部门)军官亨利。亨利吃惊地知悉该备忘录是他的同事埃斯特哈齐所写。他俩同为法德双料间谍。他把备忘录上交,并诬陷同事犹太人德雷福斯。刚巧备忘录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相似。也许是命运,是反犹主义,是同僚的敌意竞争。陆军参谋部草率决定逮捕并判德雷福斯流放与无期徒刑,被囚禁在南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

  1896年时任统计处处长皮卡尔获截叛国电报,得知前备忘录的真正作者是埃斯特哈齐,皮卡尔上告参谋部,参谋部却置之不理,并将皮卡尔调离本职去北非。但皮卡尔事件被捅到参议院副议长处以及媒体并上了报。1898年1月埃斯特哈齐在军事法庭受审,竟获判无罪。为此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左拉受审并被判诽谤罪。皮卡尔也被控泄漏军事秘密,囚禁监狱。八月陆军一职员发现亨利伪造诬陷德雷福斯的文件,亨利被捕,在狱中自杀。埃斯特哈齐逃往英国。1899年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审讯德雷福斯,竟仍被判有罪,但紧接着由总统发布对他特赦。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审判无效,恢复德雷福斯军阶。

  德雷福斯事件明显是件冤案,却竟导致法国全社会卷入,上至共和国总统、总理、议院、军队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形成支持与反对德雷福斯两大阵营。双方都称爱国,为了维护法国的荣誉。德雷福斯的名字已不再属于他本人了,他的名字变成了象征的符号,对于反对的阵营,这个名字代表民族国家的耻辱,犹太异族的象征;而对于支持的阵营,这个名字代表人的尊严,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代表对司法充满信心,国家价值与民族和谐的体现。

  事件的发生正是法国国内社会动荡。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又赔款又割地,民众有深深的屈辱感。要复兴民族,重振法国,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虽然那时已有法令取消对国内犹太人的一切禁止,犹太人可以以公民身份宣誓效忠宪法,享有同样的公民自由权,但并不能铲除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对犹太民族的偏见。德雷福斯的被诬陷,犹太人便被指为卖国贼。但是随着案件的进展,明显是冤案,翻案却困难重重。此时正值巴黎筹备1890年世界博览会期间,国内朝野都要求通达博览会展示法国的国威,在世界面前维护法国声誉是头等共识。而欧美各国对事件的反映几乎普遍的一边倒,认为这样的冤案是欧洲的耻辱,在国际上形成一股反法风潮。甚至有舆论号召抵制参加法国博览会。有的说:“一个权利受损的国家,一个只有反犹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者才能立法的国家是毫无安全可言”。

  1899年军事法庭在强大的压力下重新审讯,并再次判德雷福斯有罪。国内外舆论大哗,当时法国总统进退两难,最后泡制了抹稀泥的大赦令。著名作家左拉立即指出:“阁下今天可耻的大赦代替正义,这不但伤害了国家的良心,也腐蚀了国家的道德。”又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该事件在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可见一斑。正如伯恩斯所说:“事件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与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人性的信念与现代种族主义。”也如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反犹主义的崛起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一种政治武装,德雷福斯事件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一出戏剧的彩排。”百余年来,人们无数次提到此事件,这出戏剧好像并未落幕。

  1985年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委托制造德雷福斯的塑像,法国陆军以刻塑像象征军队的分裂及令人联想到军队的羞辱为由,拒绝代表高等军事学院接受塑像,直到1988年塑像移地揭幕数天后,坟场的墓被人刻上纳粹党徽和反犹的亵渎字句。

  到1994年,事件百周年时,法国军事法庭不但未认错,陆军历史处处长竟轻描淡写地称,德雷福斯的无辜为“普遍获历史学家接纳的论点。”并著文说此事件有三个后果:“政治后果重审是共和派的胜利,它促使社会进入议会制度;军事后果是废除了法国情报部门,并且在德国重新武装时刻削减了经费;对犹太团体的后果是推动了赫策尔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犹太复国运动的起点,……无论如何,直到今天,没有人能确定德雷福斯究竟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牺牲者。”争议依旧,法国国防部长将他调了职位。有人指出,有取材参谋部秘密档案的书,书中仍描述德雷福斯是有罪的,并界定那起事件是法国的奇耻大辱。

  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如同他的前任密特朗一样明白事件的影响会长存下去,希拉克在1998年写给左拉和德雷福斯家族后裔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法国是如何感激你们的先人,你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两位不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她自己和解,让我们永不忘记这个有关爱与和谐的重要教训”。

  伯恩斯的书最后一段文字引人深思:“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70%的人认为从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目前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位评论家补充说:“法国不停地进行精神内战,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结束。”

  法国极右组织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获得18%的选票,使法国左右以及中间派别大为惊讶,联合提高警惕。勒庞竭力鼓吹反犹排外,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这股新的反德雷福斯阵营不但反对犹太人,不承认二战中有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存在,还打击大批移民法国的北非人。他们打着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大旗,在法国中下层民众中,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涨,还大有市场,受到欢迎。

  像法国这样共和体制的民主国家,冤案仍是不免发生。但是像德雷福斯事件这样一波三折,时间长达十二年才平反,在民主国家中也是罕见的。此事件造成法国思想上的分裂,被后人反复提及,反复敲打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争议,让人们记取教训。看来人的尊严和自由、司法的公正与正义、民族的宽容与和谐,不是一蹴可成。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更不是几代人消除得了的。需要人们长期的努力,不时拉响警钟,牢记历史教训,才能防止悲剧的重演。

  对我们民主法治制度尚不健全的国家,类似的错案、冤案比比皆是,在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干过多少不义之事、丧尽天良之事、戳害过多少无辜者、掩盖过多少历史真像。若不是得了健忘症,对于过去不久的那些事应该太熟悉不过了。但是我们被要求把过去不久的历史统统遗忘掉,还时时出来教训民众:“历史宜粗不宜细”、“向前看”、“稳定压倒一切”等等。面对世人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态度,不怕争议,就怕遗忘。我心中感到深深的悲哀与沉重。

□ 读者投稿



2009-12-25 15:57:19

主题: 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度风云人物韩寒——青春公民VS权力(两篇报道)
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度风云人物韩寒——青春公民VS权力(两篇报道)

                            张洁平

韩寒,二十七岁的作家和赛车手,博客浏览量近三亿,他关注、跟进公共维权事件,在上海「钓鱼」事件、杭州「七十码」、强拆民居事件中,言论清醒、有力,产生巨大舆论影响力;作为「八零后」一代,他活得真实、自由,展示中国青春公民的能量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希望。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韩寒成为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度风云人物?

二零零九年,他二十七岁,他做了以下这些事:写了七十八篇博客(部落格、网志),零六年至今累积浏览量两亿九千六百八十多万次,是全球点击总量最高的博客;他出版了创作生涯的第六部长篇小说《他的国》,第九、第十本文集《草》和《可爱的洪水猛兽》,他二零零零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仍在加印,至今销量二百零三点七万册,是中国近二十年来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他创办的杂志《独唱团》已经付印,身为主编的他希望带来「文艺复兴」的理想;十二月二十日,结束了全国汽车拉力赛邵武站的比赛后,他赢得了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组二零零九年度总冠军,也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的双料年度总冠军;此前,他代表中国队出战世界车王争霸赛(ROC),为中国赢得ROC征战史的第一分。

博主、作家、职业车手、主编,这四个身份为这个「八零后」上海青年增添了数不清的传奇元素。他甚至还面容英俊,嗓音温厚,具备了一个偶像明星的基本素质,无论签名售书还是赛车出场都会引起女「粉丝」的尖叫……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选择他成为年度人物的理由。

令人尊敬的,在他的成绩背后。他年少成名,用赛车和出版养活自己和家人,不依赖任何「系统」,游离在所有「圈子」之外。他拒绝加入作协,因为不愿被「豢养」;拒绝受邀与奥巴马对话,因为「不想与一群戏子坐在一起」;抵不过邀请方的热情为上海世博会发言,却以「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为题把世博口号「城市,令生活更美好」折腾得颜面尽失,讲第一句话就获得了转播镜头被掐的「殊荣」。

他只说真话,不理睬权威,也不待见「民意」,在博客上与作家前辈、文坛官员笔战,与「爱国」青年激辩。零九年以来,更屡屡曝光、关注、跟进公共事件,在上海「钓鱼」事件、杭州「七十码」、高速公路路牌腐败、强拆民居事件中,他的言论清醒、有力,伴以巨大的舆论影响力,甚至影响着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人说,这个高一学历的叛逆少年开始比许多教授更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法律学者萧瀚说:「韩寒的思想是成体系的——实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受到的公民精神。韩寒以谐趣的文字表达严肃的道理,不做作,不居高临下,不怨天尤人,自然、幽默而有分寸,如行云流水。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诛心戮肺之论,他批评过很多人和事,但他显然没有恶意。他的文字,是当代中国最干净者之一,也是在传播常识、捍卫常识方面最卓越者之一。」

正是这种有担当的公民精神,是我们推选韩寒为年度人物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欣赏他的人说,韩寒会是下一个鲁迅。不以为然者众。但韩寒却很不给面子地回应:「我理解别人的好意和期盼,但我自己真的不甘于成为下一个某某某。而且鲁迅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待定的。他当然是不错的一个作家,但你看,毛泽东捧得那么高的人,你要认真去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他大抵是说,鲁迅我还看不上呢。不识抬举,又落落大方,与十年前退学的高一少年拒绝复旦的邀请,成名后拒绝作协邀请,或者拒绝奥巴马邀请一样,这个韩寒只真心实意做自己,这种态度一以贯之,从未因成长、名利或者外界环境有所改变。作为个体,他活得真实、自由、可爱。

正如他最新一本博文集的书名所形容的:「可爱的洪水猛兽」。

堪称完美的自我实现

韩寒这个名字,原本是父亲韩仁均的笔名。在韩寒还没有出生之前,韩仁均就把这个自己钟爱的笔名送给了儿子。

韩寒并不是一夜冒起。十七岁时,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老师随手往杯子丢了团布,要求迟到的少年以此为题,写作一篇。少年韩寒挥就一篇《杯中窥人》,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幸亏胡适病死了,否则看到这情景也会气死。」

这篇文章赢得了首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慕名而至的记者却发现,得奖的韩寒,竟然是学校里出名的「差生」:七门考试挂科,留级一年,数学成绩始终在一位数至两位数徘徊,语文仅有区区六十分。报道刊出后,引发全社会关于素质教育政策及「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

在讨论声中,二零零零年,韩寒从上海市松江二中高一退学。同年,出版他在课堂上写就的长篇小说《三重门》。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请来韩寒,十八岁的年轻人遭遇了专家、教授、观众的集体围攻。在大多数成年人眼里,他只是个性格叛逆的坏学生,稍有点才气,就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用「伤仲永」的故事教育他,苦口婆心,气急败坏,同时推出「全面发展全面优秀」的少年典型,以免他教坏了孩子。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现场一名观众大声质疑:「你平时上网聊天是用ICQ还是OICQ还是聊天室?」获得了聊天室的回答后,她宣判这个少年的不成熟:「成熟的人都用ICQ和OICQ!」

那时的韩寒,留着坏孩子的典型长发,表情无谓,沉默。

十年前,成年人把退学的少年当成一个笑话。十年后,他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杀出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

曾被出版社以「文稿阴暗晦涩、不够阳光、可能误导青少年」为由退稿的《三重门》,最终被作家出版社挖掘出版,他从此成了一个赚钱的作家,甚至是中国版税最高的作家之一。从一辆富康轿车开始,他用版税养车,把自己练成了中国最好的职业赛车手,然后又用赛车的收入养家。

他也玩票似的出过唱片,但从不走穴,拒绝一切商业代言和绝大多数媒体邀约。少年时见识过媒体载舟覆舟的本事,他很懂得保护自己的本性。在他的好朋友路金波看来,生活里的韩寒简直可以入选「十佳青年」:孝顺、俭朴、善良、仗义疏财,闲时总在乡下老家待着,给父母亲人买房子,给女人买车,给朋友借钱,收养流浪狗。

父亲记得韩寒退学时说的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放心,我会作出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别人看不起我,我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这个自我实现的故事堪称完美,若不是欠缺了一点「主旋律」,没有和体制发生任何关系,在关键情节上还是体制的叛逃者,他的故事可能已经进了教科书。

韩仁均讲过一个故事:韩寒小时候,一次期末考试,作文题是《我的追求》,要求写八百个字。韩寒写了二百多个字,觉得写到点了,就不写了,结尾说:不管你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去追求那八百个字。

这篇作文当然不及格。但韩寒追逐理想的道路却由此展开。

他再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二零零六年开始博客写作之后,已是畅销书作家和赛车手的他与文坛前辈笔战,一句「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简单粗暴地震惊了所有看官。他对巴金、茅盾、冰心的文字不以为然,批评余秋雨、陈凯歌,把作协斥为国家豢养和驯化作家的基地,说自己如果当选作协主席,第一秒钟就解散作协。

口出狂言、视权威为粪土的小子引来注目,有人说他是《皇帝的新装》里说真话的小孩,视为珍宝;有人则认为他胡闹叛逆,欺师灭祖,拂袖而去。

作家李师江觉得,当时的韩寒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抓住王蒙几句话做文章,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和他曾有交往、后来卷入笔战的解玺璋也批评他并非真正的批判:「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但是,进入二零零八年,申奥火炬传递、地震、抵制家乐福、奥运会等一系列事件中,韩寒在博客上力排众议,劝告他的读者不要去家乐福游行集会,「这不是真正的爱国」,清醒、独立的声音,令众人刮目相看。

二零零九年,他写博客的次数更多,从年初质疑北川灾区不当使用救灾款,到年末质疑国家出台的电动车新政策是断了穷人的活路,整一年不断在公共事件中积极发言,身段之成熟,言辞之老辣,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阅读他的博客。有事发生的时候,许多人甚至会习惯性地去「看看韩寒怎么说」。

浑然天成的自由品性

许多学者喜欢他,尽管他的学历只有高中一年级,而且,真的并没有读过什么理论书籍。

媒体人周筱赟试图弄清楚韩寒的「价值起点」,韩寒却总是对他笑说:「主要我是个乡下人,所以比较天然。」再三追问之下,韩寒能给出的唯一比较靠谱的理由是:「我从小就自由散漫,必须要给自由找到正当的理由,我就一直想一直想,结果就想出来很多借口。」

韩寒说他生性不爱受困,小时候常常违反班规,「班主任常罚我抄班规二十遍,我只好三枝笔一起握。我常对人说,我的一手好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他曾是长跑运动员,后来选择了赛车,正因为「赛车可以超越人体本身的限制」,而且「最让我着迷的是驯服这些暴力机器」。

和韩寒聊天,会发现他自有一套消解权威的思维方式:「他们比较难忽悠我的,是因为我会设身处地去想。我会想,这哥们在写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导演搞出一个电影,那是什么样的过程,他是怎么样一个心理,这样一想,就觉得很好玩,越是正统的东西,被消解得越厉害。」

艾未未把韩寒的这种特性称为「年轻的直觉和自信」:「直觉是说简单的善和恶的评价;自信是说非常信任生命给你的这种权利,没有受到教育的破坏。他极大运用了生命原始的力量。而在教育、知识文化和人的本性的交换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失败的。」

画家陈丹青在和韩寒的聊天中也发现:「他的东西非常感性,他从来没有一个概念在支配他说话。」

往大里说,韩寒身上有未受破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往俗里说,便是他自己的话,「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的消费国度,是一个肉眼看不见苦难的和谐盛世,这里从不缺少名人,也不缺少「感动中国」的英雄。年少成名的韩寒具备了深入体制、进入权贵的一切素质和机会,却始终散淡地游离在所有圈子之外。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悲情落地二十九年,少年韩寒在这里,快乐地实践那个梦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做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

韩寒小档案

1982 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金山。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一等奖,同年在上海松江二中高一留级。2000年退学,同年长篇小说《三重门》出版,至今销量203万册,开始短暂北漂。2001年出版文集《零下一度》。2002年出版小说《像少年啦飞驰》,出版精选集《毒》、《毒2》。2003年出版文集《通稿2003》,代表北京极速车队参加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2004年出版小说《长安乱》,同年出版文集《韩寒五年》,《韩寒五年》法文版获得法国当年10月最畅销图书,同年,获得亚洲宝马方程式资格赛冠军,获得宝马参赛奖学金五万美金。2005年出版随笔《就这么漂来漂去》。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座城池》、文集和唱片《十八禁》,同年开始博客写作,至今博客点击总量近三亿。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光荣日》,夺得了中国汽车场地锦标赛1600 CC组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出版博客精选集《杂的文》;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国》、文集《草》、博客精选集《可爱的洪水猛兽》,夺得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组2009年度总冠军。2009年宣布发行杂志《独唱团》、《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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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二零零九年亚洲周刊风云人物韩寒——我没有立场只分对错

                          张洁平

韩寒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而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他父亲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但不愿意入党,而且还会经常帮他修改博客上的错别字。

眼前的韩寒,笑容谦和,语气平缓,没有博文中的尖锐,也没有传闻里的腼腆。在全国汽车拉力赛的最后一站福建邵武,亚洲周刊专访了二十七岁的韩寒,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两天以后,他获得了职业赛车生涯中第一个全国拉力赛总冠军。以下是专访内容:

你每天分别花多少时间在看书、网络和电视上?

看书一个小时,网络两个小时,电视一个小时,主要是看体育。

你有固定的时间写作吗?

因为我国发生的各种奇异新闻事件的时间不是很固定,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也不是很固定。

这一两年,你开始大量关注公共事件,发声,甚至行动,越来越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自己怎么解释这种变化?

我其实从小就是如此。我只是一个作者,我从小看的书籍都告诉我,一个写作者就应该这样写文章,我一直想说,我的每一篇杂文,其实才是真正的纯文学。而很多人都觉得你是在不务正业。其实,我一直是在务我的正业。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我并不这样想,我只是单纯的去判断对错而已,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对于我来说,如果政府做的是对的,我也会赞美,只可惜当局给我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当局已然夸张地赞美了自己……

许多评论者会因为自己一再批评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而感到无力,你会有这样的无力感吗?

我的无能为力从不体现在这方面。事实上,他们是对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抱有太多的期望了。文人就是文人,如果文人能改变什么,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有一天如果文人真的突然迅速能改变了什么,那一定是被某政治利益所相中的文人。

如果把一切想得好玩一些,就不会那么无力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应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那么的无力,包括总统或者主席,那么这个世界才是好的。

你妥协过吗?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妥协?

我经常妥协,如果一个人说他永不妥协,我认为他一定演猛男演得入戏太深了。

能说说你上一次去地震灾区的经历吗?那次经历是否对你有很大的触动?如果不是地震的话,近年什么事对你的触动最大?

事实上很奇怪,汶川地震真的是大灾难,但真的没有给我什么触动。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讲一个老汉从六十岁一直蹬三轮车蹬到九十岁,蹬车挣了三十多万,自己住在一个小的棚子里面,捐助各种各样的学生,反而这故事我觉得挺触动的。还有比如一个流浪汉死了,这个流浪汉养的一只金毛,一直守在那个窝里,第二天看到终于有好心的市民把这只金毛给领走了,哦,我觉得心里踏实了……事实上,我更能被具体的事情触动。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艾未未,他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名字地去找那些学生。因为那是具体的,真的当一个数字,六万、七万、八万,或者很多很多尸体、倒塌的房子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反倒好像进入一种士兵到战场上的感觉,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触动,或者来不及触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要强调个体,因为个体是最动人的,当所有的人都捆绑成一片的时候,当死亡都变成了数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触动别人。

你觉得自己这种重视个体、自由自在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种态度反而要感谢当局。在一些政治运动或者学生运动以后,他们选择了淡化很多东西,尤其是信仰。我有一个朋友拍了一部电影,叫《梦想照进现实》,那部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有个地方总是不能过,是片中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到「信仰」两个字,电影局说,这不能过,带这两个字就不能过。这说明当局在回避信仰,但它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是没有信仰。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很多人说,你们这代人完了,没有信仰,拜金主义,我说拜金主义也不错啊,虽然不高尚,但安全,至少他们对这个社会无害,对其他人的人生无害,不会像中了邪一样自相残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民族慢慢苏醒的开始,太好了,它终于没有信仰了,终于不会再有那些邪恶的、打着信仰名义的各种坏的东西,它才能慢慢创造别的信仰。我认同这条拜金主义和无信仰的道路,它是一切的根源。

你怎么看待你和国家的关系?

我在去年的家乐福事件里写,要把祖国和母亲分清楚。人家老是说我,你无论说的对错,都要讲大是大非,民族大义就是大是大非。我觉得这个太狭隘了。我是特别希望外星人突然来侵略地球一次,这时候他们可能才知道,那是属于人类的东西,而不是属于民族的东西。

民族大义和祖国母亲是我们从小教育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我其实尊敬有些人觉得要与国家共存亡的想法,但是很多人把概念模糊了,把国家和政权绑在一起。这也没关系,慢慢来吧,总会想清楚的,当你发现你很穷,房子也买不起,什么也买不起,当你发现明明一些恶人,却过着很好的日子,到最后你想去自杀的时候,还要收你一笔捞尸费,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终于会想明白很多事情。

你怎么看艾未未?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大汉,我计划参加他的中指大赛。他和很多所谓的独立分子或者异见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更好玩,心态更好,有恨是正常的,但他心中没有那么多的怨,而且他很有才华。

艾未未因为持续关注地震遇难学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与他有同样关注的谭作人,半年多前已经入狱,现在仍没有结果。你怎么看他们遇到的状况?

我一直很困惑,他们究竟干什么了?他们没干什么呀……我只能说,当局存在不确定性,他们没有标准。要是他们有很多标准,比如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当局如果有一个立法,比如「禁止讨论法」什么的,我现在可以接受的,不跟你开玩笑。你只要把事情放到台面上来:哪些是屏蔽词,屏蔽词你不能说,说了你就要承担一个责任,你规定了,那好,我们不说咯。互相给互相一个面子。事实上你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全世界都知道,归根结底你只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在现阶段就OK了,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说清楚。但你又不告诉人家标准,人家说了,你要去惩罚人家。这就像以前的流氓罪一样,定义是什么,是他们自己掌握的。

说说你的阅读经历吧,从小读什么书?

我读的书很奇怪,很杂,比如《十万个为什么》、钱锺书、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民国时代那批人。那是初中时候,其实那时候看不懂,看不懂他们文章中表达的别的意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写得很好,这是现在的所谓的作家所欠缺的。这七八年我已经很少看书了,都在看杂志,各种各样的杂志,而且我只看买得到的杂志。我也不翻墙。

会去读一些理论类的书吗?比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这类书我完全看不下去的。无论你讲得再有道理、再高深,我就会想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勤勤恳恳晚上在那里写,我就一下觉得没有趣味了,就像李敖看到他老婆也会上厕所一样。我觉得书要好看好玩,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没法入戏。我看的时候老想,这个人写的时候他不该这么写,这么写他煽动力就下降了,要换一句话才能忽悠更多的人。你说这种心态怎么看这种东西,无论西方的当代的马克思的列宁的都一样。我也会试着看看我们领导人的文集,看着看着,咦,这句话露怯了,该给他换掉才能更加忽悠得好一点。

是觉得不需要理论?

理论这个东西,就像对上海很多女孩子来说的一套房子一样,它是给人安全感的东西。但我并不需要理论带给我安全感。就算有个事情,让人看不懂、看不清,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即使有理论,一样也是看不懂,看不清的。我是一个车手,我搞不清楚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但我能把它用得很好,这就行了。

你和你父母沟通多吗?觉得他们了解你吗?

他们还是挺了解我的。我的很多性格受父亲影响。我父亲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还是党报一版的编辑,他又从不愿开后门,也不愿意入党。他觉得入党没有什么大的意思。我觉得,他的人格也很奇怪(笑),他又在宣传部门工作哦,好像一个卧底。其实很多人在政府里面都是这样的,他就觉得那是工作,把工作完成了就好。

你父亲会看你的博客吗?他们同意你的观点吗?

会看,我把博客密码给了我父亲,他会经常上去帮我修改博客上的错别字。他们跟我没有观点冲突,他们只是偶尔觉得你应该稍微缓和一些。我在老家的邻居是村长,他很多时候不同意我的观点。(村长也看你博客?)他自己不看,但听人说到的时候他会不赞同。但我觉得没问题,赞同不赞同都没问题,最后吵不出个结果的时候,大家洗洗去睡,让时间来说真话。哪怕时间没能说真话,这也只是个讨论,不要到最后,看谁手里有权力,就去迫害另外一方,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哪怕你不同意,你动用所有的舆论力量说这个是错的,动用所有的五毛党,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不要诽谤你或者伤害你,不要试图去消灭你的声音,甚至消灭你的肉体。

你不介意五毛党?

人家觉得政府很无耻,怎么有这么多网评员啊五毛党啊,相反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无耻,我觉得这是被允许的,就像你要让你的朋友来捧场,政府不同的是他们发钱,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要到最后,你发现说不过人家,就什么国新办啊、中宣部啊都出动了,这就难看了。最后全国上下只剩下一种声音,空气里飘散着幽怨和悲壮的回响,这个真没有必要,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很多部门还是太老了,办事的方式、手法停留在二三十年之前。他们的公关太差。

你的小说男主角,往往是小镇少年。这是不是你对自己的身份映照?许多地方的乡村在慢慢沦陷,你的老家呢?

因为中国的都市反而很土,而小镇更有情怀,更适合小说。我的乡村也在沦陷,当地政府为了收益,只能卖地,卖了地以后的企业又都是化工企业,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而且那些企业经济状况不好,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巨大的烂尾工程,税收又差,只能继续卖地。最近政府在打我老家附近这块地的主意,对于我本人来说,这种完全不是造福社会的产业,我是不会接受政府的任何条件让我搬迁的。如果要对我的老家进行强制拆迁,我会暴力抵抗到底。届时欢迎海内外媒体和我的读者朋友前来观看,管盒饭。

政府有人来跟你们谈过?他们会顾及你的舆论影响力吗?

四五年前就有这个说法了,他们说过,如果做不通我的工作,会做我父母的工作,做不通父母的,会做他们单位的。所以后来我自己有了一定的收入以后,就让我的父亲母亲都提早退休了。前两天又有人来考察过,我也给镇长写过信。你说影响力,事实上很多东西,我发现完全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你做新闻、或者做舆论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人挺有名气的。但是在他们那里,系统完全是断裂的。有一次我去上海别的区,很多小领导喜欢附庸风雅嘛,他们会握着你的手说哎呀听说你是个作家,你赶紧写些文章帮我们推动一下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啊,我听了开玩笑,说好,那我写写你们政府大楼盖得多风光,他们说好好好……你看,是完全断裂的。

官员与社会脱节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个小官员,他学会了上网,因为想要了解网上「舆情」,但他上了半年的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区政府的官网,原来还有别的网站……所以好多事情,你感觉舆论压力已经很大了,政府却完全没有反应,有的事情你觉得没有什么,对方却会当做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处理。当局就有点像张艺谋的团队,他很想与时俱进,特别想了解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网络在搞什么。但他实在太土了。

你因为发言得罪过人吗?有没有因此遭遇压力或者被整?

说真的,还从来真的没有过任何宣传部门直接找我说让我删改某些文章。有过三四篇文章被删除的,也都是网站和我商量,说这个能不能不写。我说随便,删就删呗。

你觉得你的博客有可能被封吗?为什么?如果博客被封,你会怎么样?

我会和我的博客合影留念。

你觉得这个时代最缺少的质量是什么?

中国的学生课本上所宣扬的,我们中国人假装拥有的所有美德,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

当你老到可以回首往事,给自己下一个结论的时候,你希望给自己一个什么评语?

该生品学兼优、善良正直、独立进取、助人为乐、兴趣广泛、爱护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该生作为一个人类,是合格的。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一期



2009-12-22 10:09:36

主题: “小米加步枪”是一个谎言 /《炎黄论坛》(历史区)
“小米加步枪”是一个谎言 
 
送交者: 揭皇帝新装 2009年12月20日19:34:13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的三年间,共产党的军队从小到大,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共产党能够一举打败国民党,固然有政策对路、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因素,但政权易手得如此迅速,这确实超乎人们的意料,同时也是后人读史时常常感到困惑的。当我读了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后,心中的困惑有点被解开了。



作者在书中(第235页)写道:“这个时候(指二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展开角逐的时期,引者注)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军队的士气和民心的向被对战争固然十分重要,但尤其是在热兵器时代,武器的先进与否对战争的胜负也是至关重要的。鸦片战争中,清军面对英国的入侵者,也不是没表现出过同仇敌忾,作战有的也十分英勇,但以刀箭和土枪土炮对付敌方先进了一个时代的舰队、枪炮,无奈很快就败下阵来了。作为杰出军事指挥家的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毛泽东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资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1945年,又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见上书第235-236页)既然事实如此,为何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变成了‘小米加步枪’ 呢?



作者在书中(第236页)继续写道:“尽管毛泽东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不是因为它不存在,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面用“小米加步枪”来鼓士气、壮军威,另一方面又“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者看似矛盾,却又有深意存焉!通过这样的叙述,使人们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是多么的反动,多么的不得人心,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成了“运输队”,美帝国主义支持他们打内战的坦克、大炮最后都到了我们这里。而我们由于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仅靠“小米加步枪”就打败了他们。一方是腐朽没落的、被人民抛弃的,一方是新兴向上的、为人民所拥护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由胜利者来书写的社会,历史的真相可以被隐去,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去虚构历史、纂改历史。



在我们这个缺少宗教终极信仰的国度,历史及史学一向是被十分重视的,人们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对历史存有一份敬畏之心。虽然“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虽然我们的史学有着浓厚的“史官文化”色彩,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史学也留下了一个十分优良的传统。史才、史识、史德,这是我国古代史家要具备的基本素养;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信史是古代史家的基本追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笔法”等,都为我们的史学树立了标杆,也是我们今人要很好地加以吸取的。面对历史,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尊重史实。当历史的真相普遍被遮蔽时,当历史普遍被伪造、篡改时,当统治者骄横跋扈到了连对历史都无所畏惧时,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就会下降到惊人的地步。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笔者还要补上一句:不尊重历史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前途的。


                  2009、12、20转自《炎黄论坛》(历史区)



2009-12-21 16:22:11

主题: 谢青桐: 储安平,被背叛的遗嘱
储安平,被背叛的遗嘱 

谢青桐 
  
                              

谢泳一本书叫《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书名里短短一句话却贴切地勾勒出储安平卓绝矗立的孤傲气质。

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储望华、殷承宗曾经举办了黄河音乐会。一场文艺晚会,弹奏出《东方红》。今年建国大庆时,殷承宗还在国内巡回演奏。

倘若换作别人,弹奏《东方红》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算是在悉尼歌剧院演奏三天三夜,至多就是让猎奇的西方人领教一下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偏偏演奏者是储望华。储望华,何许人也?中国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的儿子。

四十多年前,储望华的父亲储安平,就是在这《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消失了。让人不懂的是,在今天,移居海外多年的储望华早已是澳大利亚公民,居住在墨尔本富人聚居区。既没有政治压力,也没有生活压力。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文艺演出,为什么要演奏《东方红》?原来,到场的嘉宾有中国的外交官员,储望华特意用一曲《东方红》答谢官员们的捧场,果然卓有成效地取悦了他们。

四十多年了,储望华不去纪念自己的父亲,纪念那让他的父亲名满天下、又付出生命的“党天下”,反而去高歌那置他父亲于死地,置五十多万右派陷入冤狱的《东方红》。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东方红》是为歌颂毛所作。当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矛头直指毛。在1957年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储安平这个一介书生的声音,曾压倒了千百万人的“东方红”的合唱。

储安平?这是个被人淡忘的名字,即便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恐怕也只能对这个冷僻的姓氏摇摇头。我是在1988年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断语都让人触目惊心、难以忘怀。

1940年代,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如果说储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那个时代书生议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所创办的《观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论史的一个新高峰,成为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被国民党查封,“新中国”成立后复刊并改为《新观察》。1957年6月储安平响应毛“大鸣大放”的号召,在毛的“诚恳”动员之下,于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被打成右派。反右之后,储先生曾经到东北旺放羊,从东北旺回北京旧居,带回了一只羊。那时候,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已和他划清界线,此后经年,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相依为命。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储的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这位朋友所追忆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储望华当年也亲眼目睹了他父亲的悲惨与苦难。据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一书中记载,储望华曾回忆,“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

储望华还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到如今,那显然已成为一个被背叛的遗嘱,背叛者正是奏出《东方红》的儿子。据说在墨尔本演奏时,现场华人是掌声雷动。而且另一个演奏者殷承宗是“文革”中“四人帮”的宠儿,因演奏样板戏《红灯记》而出名。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有一点我明白,其实海外的华人和国内的华人一样,健忘是国民共性。



2009-12-21 10:42:21

主题: 枫晴:《赵紫阳回忆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枫晴:《赵紫阳回忆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发布者 siyu 在 09-12-20 10:01 

  
                         
  十二月一日晚上,《赵紫阳回忆录》的三位编辑应邀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英格兰中国问题研讨会」,讲述新书的内容和出版过程。哈佛大学多位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赵紫阳的外孙女、以及八九学生领袖柴玲等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分成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回忆录的三位编辑鲍朴、Renee Chiang和Adi Ignatius以及回忆录英文版序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讲;下半场由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Joseph Fewsmith主讲。Renee Chiang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当老师,是「六四」镇压见证人,她与鲍朴共同翻译和编辑了回忆录。另一位编辑Adi Ignatius是赵紫阳时代《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后来出任《时代杂志》亚洲版编辑,现任哈佛《商业评论》集团总编辑。

  整个过程「保密」到家

  应研讨会主持人历史学教授谷美(Merle Goldman)的要求,Renee为大家讲述了回忆录出版背后的故事。她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说她是鲍朴的太太,回忆录的出版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小型家庭生意。当初他们得知赵紫阳录音带的存在后,就有了要把这些带子整理出版的想法,因此就在香港创立了后来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新世纪出版社。她坦言他们可以最后得到这些录音材料并把事情做成,与鲍朴的父亲鲍彤过去跟赵紫阳的关系密不可分。她说为了保密,他们与有关人员联系,基本上不用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主要依靠面谈。她强调整个过程所有涉及的每个人依靠的只是信任,每个人都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直到书出版以后,一些平日跟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都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她说他们别无选择,生怕当中受到任何干扰,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把书出版,让一切成为现实,才敢对外发布消息。

  回忆录序的作者麦克法夸尔教授证实了Renee关于保密这一说法。他说当初他答应写序后,就和英文出版社签了一份文件,保证保密。后来书出版后,别人问他怎么可以如此守口如瓶,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也举办过与「六四」有关的研讨会,平日大家也会讨论到「六四」和赵紫阳这些话题,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提过回忆录的存在。对此,他开玩笑说:其实保密很容易,你不说就是了。他还提到其实媒体也非常配合这次的保密工作,没有一家媒体为了抢头条而违反协议提前发布消息,像《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是等到协议的时间与其它媒体同时发布消息。他说当初鲍朴和Renee通过朋友引见到费正清中心找他,请他写序,他心里对书的发行情况会是怎么样也没有底,因为毕竟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国内可能还有人关注赵赵紫阳,但在海外,英文版有没有读者,他不知道。结果书出来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开始担心他是否能拿到签证进入中国,结果他还是拿到了签证。他说现在共产党也学聪明了,既没有发动宣传攻势质疑赵紫阳录音带和回忆录的真实性,也没有在边境把他拦住。他开玩笑说,要是把他挡在边境,书肯定又要多卖一万册了。

  中英文版都很畅销

  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在提问时段问及回忆录的发行情况,是否知道有多少国内的高层官员读过回忆录。Adi说书在香港卖了十万册,在台湾卖了三万册,英文版的发行总数还不清楚,但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是肯定的。鲍朴补充说他也不知道国内有多少人读了回忆录,因为整本书的内容已经都可以在网上下载。另外,过去海关没收禁书都给收条,但是他听说有人在入境时被海关没收了《赵紫阳回忆录》却没有拿到收条,这些书都下落不明了。

  这次是鲍朴等第一次到美国介绍《赵紫阳回忆录》。除了哈佛,他们还到了波士顿大学,接下来会去哥伦比亚大学。之前鲍朴与Renee到过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介绍新书。五年前,鲍朴和吴国光、张伟国在赵紫阳刚去世时曾经共同编辑过《赵紫阳纪念文集》,当时Renee是该书的封面设计。

  研讨会结束后,正在哈佛大学上学的赵紫阳外孙女(为了尊重隐私,当事人名字略去)以及八九学生领袖柴玲与主讲者交谈。晚饭期间,赵紫阳外孙女回答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她外公的问题。小姑娘谈吐举止得体,说起她对外公的记忆时情绪激动,眼里含泪。对于外界来说,赵紫阳或许是一个谜,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遗憾;可是对于这位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赵紫阳是她的外公──是她的因为一个良知决定而失去自由至死的亲人。

□ 《动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号

相关链接:

1.赵紫阳秘密录音回忆录将在美国出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2
2. 赵紫阳录音结集出书,专访策划者鲍彤(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3
3.我们终于听到了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说法(赵紫阳录音片断+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594
4.专访鲍彤的儿子鲍朴——谈赵紫阳回忆录出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06
5.赵紫阳鲍彤两家儿女20年受株连情况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04
6. 赵紫阳口述痛史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16
7.赵紫阳回忆录引发香港媒体多重反应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17
8.赵紫阳:不敢公开的审查报告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38
9.邓小平是教父,赵紫阳才是真正的改革设计师——赵紫阳录音回忆《改革历程》读后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53
10. 陈破空:赵紫阳的良心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52
11.杜导正:赵紫阳“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历史是人民写的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64
12.赵紫阳回忆录幕后推手是中共老人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67
13. 赵紫阳: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674
14. 鲍彤:赵紫阳质疑的力量和意义(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27



2009-12-18 16:16:32

主题: 紫雪糕
杨逢时:紫雪糕(cm0912c)(多幅照片) 
发布者 guzheng 在 09-12-18 10:13 
 
  
                             ·杨逢时·

  童年。
  好多好多年以前。
  快乐没有色彩,欢笑没有阳光。
  可是,只要妈妈在,无瑕的童心依然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妈妈大学毕业后便就职于上海某一企业公司。当“解放”的隆隆炮声逼近时,她由老板兼京沪警备区副司令亲自护送出关逃到了香港。外公为她准备了去美国的护照,买好了机票。不料,“小鸟要飞了”的消息传到上海,父亲火速赶到香港,把妈妈追了回来。两人在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上海人结婚不在上海在哪?但上海人又怎能明白从此人是不可能随意走动的。“小鸟”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飞进了深不可测的大鸟笼。妈妈的命运也从此南辕北辙。

  不久,两个姐姐相继出生,妈妈也同时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对一个在“旧社会”完全不问政治,不问国家大事的大小姐,要一下子适应“新中国”热火朝天的生活改造,显然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群众运动和高涨的政治竞赛,妈妈常常不知所措而显得被动落后。生活的不适,性情的压抑,更加剧了病情的发展。又过了好多年,医生建议再生个孩子,期待在坐月子里把病养好。于是,为了给妈妈医病,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只遗憾类风湿关节炎并不把我当回事,妈妈的病没有一点好转。渐渐地她的手臂不能抬高,腿不能伸直。当时已在中学为“新社会”添砖加瓦教书十来年的妈妈,却因行动不便被逼迫退职。领导说,这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之后,妈妈没有了收入没有了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没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切“温暖”。看病当然就成了奢侈而无法也无能继续维持下去。

  夏日,妈妈常会坐在家门口乘凉。我因家里有外婆没资格进托儿所,便整天像一个小“拐仗”似的陪伴在妈妈身边。邻居们都喜欢妈妈,说她很好看像外国人。我虽不懂得好看和外国人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妈妈天生微卷的头发?但每每听到如此的赞美,我便由衷感到骄傲,以至不时地对着镜子里的我琢磨着怎样才能长得像妈妈那样好看。妈妈确实很美。但妈妈似乎很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妈妈身体痛”,小小的我早明白这一道理。但我不能明白的是,其实妈妈的心痛得更厉害。

  那时,弄堂周围经常连续不断地发生着许多奇怪恐怖的事情。十七号的阿婆全家被赶出了家门;十二号的外科医生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一块大黑牌子象个鬼似的天天早出晚归。后排二楼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被抓回来游街示众扫大街;隔壁公寓的中学女老师被自己的学生追得四处躲藏不敢回家。常来家里喝酒的乐团指挥伯伯突然变成了“反革命”被公审枪杀了;十四号的九十岁高龄的外公被拖到人民广场的万人大会上批斗批瘫了,死了。三号的年轻爸爸跳楼自杀了,六号的“飞虎队”叔叔和婶婶双双开煤气中毒自杀了……世界似乎生来就是如此的混乱。我家也免不了被抄父亲被关,银行的存款全部冻结。外婆吓得把首饰丢进阴沟,金条用抽水马桶冲掉。胜似家人的老保姆硬被送回了农村老家,大姐则离家出走去了遥远的边疆立志干一辈子革命……

  一天,一辆大大的救护车把妈妈给拉走了。她吞服了整瓶的安眠药——“妈妈自杀了”。就这样,自杀,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幼儿的语汇。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大人们都不知去了何处,整个楼里整个弄堂都静得可怕。我一人则紧抱着妈妈落下的一双旧皮鞋,躺在妈妈的床上哭喊着“妈妈,妈妈”直到睡着……

  几天后,一辆三轮车意外地把妈妈载回了家。那位车夫把妈妈抱上了三楼,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然后转身抚摸了下我的头,叹了口气,一声不哼走了。我以为这个车夫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他把妈妈送了回来!

  妈妈侧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我。我则胆怯地站在房间的另一头,远远地注视着她。妈妈的脸苍白而美丽。

  “妈妈!”我多想叫,但发现嘴难以张开。

  “妈妈!”我真想扑过去,但腿似乎牢牢地钉在地上。

  “妈妈!”我想笑,我想哭,可我更想抱抱呀,“妈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就自杀了呢?你为什么不要我了呢?”

  像妈妈走的那天一样,屋里静得有些窒息。只有那个破旧的老摆钟固执地在敲打着拍子。不知过了多少次嘀答声,妈妈终于举起了一只手,示意我过去。我感到心在怦怦跳。挪开双腿,我慢慢地靠近了她。“毛儿!”妈妈轻呼着,然后用手把我的头紧贴在她的脸上。“噢!妈妈的脸好冰啊!”一瞬间,我们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在了一起。好久好久,我倚在妈妈的床边,只害怕老摆钟的嘀答声会突然嘎然停止而中断了这世界上绝无比拟的安逸时光……

  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我能找到的剪刀,刀片全都藏了起来。直到一天外婆要裁衣裳,四处找不到剪刀,我这才不得不爬到凳子上打开了我认为妈妈无法打开的衣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交出了所有的收藏。“婆婆,我不要妈妈再自杀。”从不给外婆惹麻烦的我,郑重地作了解释。“不会了。”外婆安慰我,并告诉我说,还有一个礼拜,是妈妈的生日。“真的?”我兴奋起来。“我们包馄饨吧!”“生日当然是吃面。这样妈妈可以长寿。”外婆强调说。可我觉得面好难吃。馄饨不经常吃,而外婆包的馄饨又特别好吃。妈妈也一定会高兴吃馄饨。我对长寿没什么感觉,倒盼望着看到妈妈能有一个好开心的笑容。“那……婆婆你做面,我给妈妈送个礼物!”我为自己这一突然的想法而激动起来。要妈妈高兴有个惊喜,妈妈就不自杀了,便成了我的愿望。可转眼,问题就来了。我送什么呢?我没钱又怎样能买到礼物呢?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苦思暝想好久不得入睡。

  第二天下午洗完澡,外婆照常给我四分钱去弄堂口边上的小胭脂店买棒冰,并照常叮嘱再三,“不许过马路”。当我一蹦一跳跑到店里,踮起脚尖,对着阿姨一手交钱,一手接棒冰的一霎那,我停住了。“我有主意了!我有主意了!”我觉得我的心要跳了出来。“阿姨,我今天不吃棒冰……”看了一眼棒冰,吞了一下口水,似乎生怕自己改变主意,我随即转身跑回了家。我把七天的四分钱作了个加法,那就是等到妈妈生日的那天,我会有二角八分钱!我可以买一块世界上最好吃的紫雪糕送给妈妈!妈妈常说香港有种冰激凌特别好吃,上海只有紫雪糕有些接近那种冰激凌。但紫雪糕不常买到,也比较贵,难得买一次,妈妈自己从不舍得尝,总是让给我们。“我这次要把整个一块紫雪糕全部给妈妈吃!”我相信妈妈一定会好喜欢这个生日礼物。那一晚我作了许多妈妈生日当天的奇妙幻想。又是一个难寐之夜。

  剩下的六天似乎过得比盼新年的到来还慢。一天,两天,三天……,每天从外婆那里拿了四分钱,就跑到外面兜一圈,然后跑到楼上,放进一个小瓶。每次都要一二三四从头把钱数一遍。终于,妈妈的生日到了。我把最后四分钱放进瓶里,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全部倒出,一二三四……没错,整整二角八分钱!一种从未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收起钱,放回瓶里,我便直奔胭脂店。“哟!小朋友,哪能一个礼拜没来买棒冰了?”“我……”似乎不知如何解释为好,便举起小瓶交给阿姨,“这里有两角八分洋钿,我要买一块紫雪糕给妈妈。”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紫雪糕?哟,小朋友,今天不巧,店里没进紫雪糕。”猛然间,我知道我得使劲地忍着,否则我的眼泪会夺眶而出。“勿急,小朋友,这里没有,对马路的小店可能会有。你可以去那里试试。”阿姨边说着边把小瓶放回了我手中。对马路?想起外婆的叮嘱,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我不禁害怕起来。但一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便握紧了小瓶,二话没说硬是朝着马路对面冲去。一辆脚踏车一个急煞车停在我面前,骑车的叔叔吼叫着:“小鬼头,侬寻死啊!”噢,不不,我没找死,但我找到了紫雪糕!

  跑回家,妈妈照样还是躺在床上闭眼休息。我把拿着紫雪糕的手藏在身背后,轻手轻脚地走到她跟前。正琢磨着怎样叫醒她,妈妈却睁开了眼睛。“毛儿,吃棒冰了吗?”她轻声地问着,“还毋没……”我一下觉得腼腆起来,“妈妈……”好是紧张,“妈妈,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买了一块紫雪糕,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费了点劲,我终于一口气说了出来,同时把紫雪糕举到了她面前。“……”妈妈并没马上说话,可她的眼睛好亮啊!“毛儿,你从哪弄来的钱呢?”过了片刻她问道。“我把一个礼拜的棒冰钱省下来了。”我自豪起来。妈妈的眼睛有些湿润。妈妈怎么还没笑呢?“快,妈妈,我给你打开,快吃,否则会化掉的。”我帮妈妈把紫雪糕的蓝底白字的盒子撕开,露出了难得见到的巧克力。“妈妈,吃呀!”我催促着,“好好,毛儿,我吃……”妈妈说着便把紫雪糕放到了嘴里,轻轻地咬了一口。白白的冰激凌顿时从巧克力的外壳内冒出了一角。



  我趴在床边,一丝不苟地紧盯着,“妈妈,好吃伐?”我迫不及待,显然因还没看到妈妈笑而有点着急。“好吃,好吃,交关好吃……”妈妈的脸微红起来。我想,我看着妈妈吃,妈妈可能不好意思,我转身便想离开房间。“毛儿”,妈妈则叫住了我,“来,妈妈已吃过了,剩下的就毛儿吃了。”是吗?我有些难为情,站着没有动。妈妈才吃了一口呀。而我的视线已无法从诱人的紫雪糕上移开了。“你是要妈妈高兴,对吗?”我拼命地点头。“那好,你给妈妈买紫雪糕,妈妈也吃了,妈妈已经好高兴了。现在妈妈看毛儿吃,妈妈会更加高兴!”说罢,妈妈把紫雪糕伸到了我的手里。“快吃,要化了。”我看了一眼妈妈,再看看紫雪糕,犹豫了几秒钟,便张开嘴大大地咬了一口。“噢,妈妈,紫雪糕老老好吃呃!”我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个礼拜没尝到棒冰的馋劲。妈妈笑了,妈妈咯咯地笑了!“太好了,毛儿好宝宝!毛儿真是个乖小囡!”妈妈赞扬着,脸上的笑容显得如此灿烂!我握着紫雪糕兴奋地冲出了房间。

  “妈妈笑了,婆婆!妈妈笑了!”我恨不得让全世界都能知道!紫雪糕你真好!我好开心啊!弄堂里的阳光似乎也突然变得格外地明媚。当我把最后的一口紫雪糕吃完时,我以为那是世界上最为满足最为幸福的一天。“妈妈…”望着楼上妈妈的窗户,我这才想起我还没跟妈妈说声生日快乐呢……

  后记

  今年是妈妈的本命年,而她的生日又正值阴历阳历同一天。四月底,妈妈不顾坐轮椅的不便,执意要从芝加哥回上海探亲,说是最后一次了。但仅去了三个礼拜,她却突然匆匆离开了人世。噩讯传来,我痛不欲生。妈妈怎么又一次和我不辞而别呢?又一次把我撇下了呢?回到她的房间,拿起她平时在家穿的一双紫红棉鞋,坐在她的床边,那个冰凉恐怖的夏日午后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梦想着,我幻想着,有那么一天,那位慈祥的车夫会再次把妈妈载回到我的身边,我和她再次一起分享一块甜美的紫雪糕…

  妈妈,你听见了吗?毛儿将永远永远等待着这一天!

  仅以此文纪念母亲八十四岁生日。









P.S.这篇纪念短文夏天就写好了。但一直不敢再读它……就像现在不敢多想点典(my foster child)一样……但冬至降临,妈妈的骨灰将下葬,便藉此发表此文以示怀念之情……

照片说明:

(1)妈妈
(2)毛儿
(3)以八十四朵玫瑰纪念母亲八十四岁生日
(4)八十年代与母亲在上海家中
(5)本世纪初与母亲在芝加哥家中
(6)(7)去年(2008)夏季带母亲游访纽约华盛顿

□ 寄自美国

相关链接:

杨逢时:追寻自由──“天安门六·四”与“柏林墙崩溃”二十周年音乐烛光晚会结束语 (附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37



2009-12-18 16:07:19

主题: 许知远:经济增长的秘密
许知远:经济增长的秘密 
 
  
                            许知远

人们通常根据当下有限的理解和逻辑来设想将来,以为找到答案,其实只是暂时的替代品。 

到底是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个人们永远在争吵、永远给不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博学而谦逊的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用正在行驶的火车来比喻。从未见过火车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观察,给出各式结论。有的人说是因为车头顶上喷出的白烟向后的推力,有的说力量来自两条铁轨,还有的说是蒸汽机上下起伏的活塞……

对于世上的很多事物、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刻,我们的探索方式都是「事后诸葛亮」与「盲人摸象」的混合体。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其实不过是某种暂时的替代品。在笃信了英国因为工业革命而兴起一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学家们开始争论是否存在「工业革命」;一个世纪前的思想家们认定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而当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兴起时,人们又开始在《论语》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

倘若回看历史,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愚蠢。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有限理解和设定的逻辑,来设想未来,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被几项简单的指标所淹没了。

对于此刻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多人开始认定存在着某种「中国模式」,中国将在二零二零年或二零四零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还只是日后历史学家笔下另一个嘲讽的插曲?这个疑问是双重的,是否存在着特别的中国模式,它能够一直如此继续吗?

因为对于这两个问题缺乏答案。让我们回到另一个相似时刻。保罗·克鲁格曼在一九九四年发表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尽管当时日本奇迹正在褪色,但新加坡、韩国、台湾与香港的崛起则让西方惊呼。「亚洲系统」、「亚洲价值观」、「东亚奇迹」的论调四处迷漫。很多人开始相信,东亚正在创造一种和美国与欧洲都不相同的增长模式。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克鲁格曼首先回到了五零年代。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尽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肯尼迪(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还宣称要埋葬西方。

「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源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这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会伴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

克鲁格曼感慨于人们的健忘。当人们在形容日本奇迹和东亚的奇迹时,再次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像很多作家宣称的那样为西方提供了学习的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未来前景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局限」,克鲁格曼在九四年写道。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模式,要比苏联有效得多。但这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秘密,它们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则,他们有比西方更强的储蓄意愿,愿意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贡献于未来的生产。当经济增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遇到西方同样的增长缓慢。

克鲁格曼的预言被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印证。倘若东亚奇迹中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话,那就是它的腐败和裙带交易一直被更好的隐藏。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谈到了中国。很多人相信,未来的中国与日本或是东亚四小龙都不相同,它的规模太大了,而且增长速度如此迅速,美国的GDP年增长是百分之二点五,而中国是百分之十。「如果中国按照百分之十增长,不到二零一零年,它将比我们的经济体更大」,克鲁格曼猜测说:「但如果中国的增长是更现实些的百分之七,它的GDP将仅仅是我们的百分之八十二。」克鲁格曼想通过这种预测,来表明世界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二零一零年即将到来。中国的GDP总量没有超过美国,只是它的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倘若你耐心比较苏联与东亚的例证,肯定也发现,这其中很难有秘密可言——我们消耗的资源更多,投入的劳动力更多,人们更勤劳,把挣到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热火朝天的修建铁路、公路、住宅楼……你甚至很难说,它是经济政策的成功,有这样的不计后果的投入,它在短期内的增长,却是以长期的消耗为代价的。

查尔斯·金德伯格与保罗·克鲁格曼的故事,或许能为此刻喧嚣的中国模式提供某种参照。他们都在提醒我们,「独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不过是另一个尚待澄清的幻象。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五十一期



2009-12-17 10:27:22

主题: 萨哈罗夫:和平、进步、人权——纪念诺贝尔演说
萨哈罗夫:和平、进步、人权——纪念诺贝尔演说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 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 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 ──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 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五千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 

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1975-12-11) 

□ 《纵览中国》



2009-12-13 15:51:29

主题: 茅于轼公开唱反调:政府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 美国之音
茅于轼公开唱反调:政府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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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2009-12-13 09:51:51 
 


    三百多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在得知刘晓波即将面临起诉并遭受刑罚之时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跟刘晓波秉持相同的理念和追求,愿意跟刘晓波共担刑罚。

 
    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12月10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首先重申他们跟刘晓波共同秉持的理念和追求,认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得到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

    他们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中说,如果刘晓波被起诉,那么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声明说,“对刘晓波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起草并签署《零八宪章》被中国警方拘押整整一年后,日前北京公安部门向检察机关提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刘晓波,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为15年徒刑。

    这份“我们愿意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的首批签名人第一位就是中国著名法学专家于浩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起诉刘晓波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要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抗议。

    于浩成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既违反法律,又违反人心,从来没有一份文件能够有这么多人签署,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资料照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签名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要向当局表示,“你们对刘晓波的看法、你们给刘晓波的惩罚,我们愿意承担,尽管这个惩罚是毫无道理的”。

    茅于轼说,现在到了政府彻底反省的时候了。他说:“胡锦涛讲‘不要瞎折腾’,你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发个《零八宪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会动摇你的统治。你抓刘晓波是不符合宪法的,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嘛,以言治罪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在目前已经签名的3百多名“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负责”的人当中,有在中国各个领域赫赫有名的精英人士,如宪政学者张祖桦、律师张思之、社会学者徐友渔、教授崔卫平、记者李大同、作家赵达功等人;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草根阶层,他们有退休工人、商人、军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无业公民、失地农民、修理工,有人甚至把自己的职业定性为“零八宪章签署人”。

    作家昝爱宗一年前是303名首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之一,现在他也是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第一批人士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底层的农民、访民、出租车司机、菜场卖菜的小贩都知道,中国不能没有法治与人权。

    昝爱宗说,中国宪法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这是天赋人权,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对任何人都有意义,不仅对刘晓波,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包括那些反对《零八宪章》的政府官员以及中国领导人。

    昝爱宗说:“中国如果不按照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来做的话,那他时刻都在担心,时刻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就拼命去压制,但是任何压制是推动不了社会进步的,而且到最后是自己压制自己,因为你共产党的干部自己的人权被侵犯以后,你也没有地方讨公道,到时候你再请国家媒体给你讨公道,你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昝爱宗呼吁还刘晓波一个公道。他说,正如今天香港明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书生文字何来颠覆力?”刘晓波只是以公民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而已。他说,违宪的不是刘晓波,而是逮捕刘晓波的当局。

    《零八宪章》是2008年12月10日为纪念世界人权日发表60周年而发布、由刘晓波起草的一份声明,呼吁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零八宪章》一经发布就得到中国海内外人士的普遍支持和广泛签署。由于《零八宪章》一词遭中国互联网系统的屏蔽,在有8千人签署的基础上已经无法统计具体的签署人数字。



2009-12-11 14:13:01

主题: 康生/曹轶欧
想起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附照片) 

      齐戈


图为康生、曹轶欧和子女的合影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写文章,警告互联网已成为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放大破坏能量的重要手段。他透露说,公安部已经在全国布下六张大网,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天,一系列针对网络的封杀行动开始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服务器被关闭,涉及三十多个省市。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不光是针对那些敏感的境外网站代理服务器,而且包括了国内一些共享网站。

中共从来没有忘记过控制中国社会这一重要目标,已经都60年了,他们有哪天忘记过?无需孟建柱透露,更无须孟建柱提醒,人们都非常清楚中共控制着中国社会这一事实。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毛泽东血腥政治的人们来说,对于他们已经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或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控制,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非常暴力和血腥的控制,无论是监狱还是屠杀。所以我们并不在乎他们还会如何进一步来控制,不外是多一些阴险,多一些无耻罢了。

孟建柱为控制所找到的理由是:互联网已成为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放大破坏能量的重要手段。对于互联网,中共一直都在努力地控制着。从金盾到绿坝,从删帖到监狱。投资不谓不大,手段不谓不狠。只是形势比人强,他们控制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还有人能翻墙而过,也有人通过其他方式传递着这样或那样的信息;使得他们多少有点沮丧,有点生气。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共因此会束手无策,他们只要有决心,控制终归能按照他们的意志实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拿出更野蛮、更血腥手段,摆出毛泽东血腥政治的架势,渗透也好,破坏也罢,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几天疯狂地封杀初见成效,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本来孟建柱说出他要做什么,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威慑业已形成,目的已经达到,至于这个理由是什么已经不重要。可他偏要自圆其说,造出一个“反华”势力来。这不过是他的控制需要一个理由,于是就虚拟一个敌人,罗织起一个罪名而已。纵观中共当政的60年,但凡他们有政治上的目的,有他们政治上的需要,就一定要设法整人搞“运动”;而虚拟敌人、罗织罪名则是这种做法的第一步,无论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制造的敌人,罗织的罪名,事后十有八九被证明是莫须有!建政之初那么多的反革命、敌特,土改时的地主富农,向苏联一边倒时的反苏、反共分子,五七年的反右的右派分子,整饬知识分子时的拔白旗、思想改造,文革的恶毒攻击罪,党内的走资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所有的罪名中,用得最多的不外是反革命,再有就是地富反坏右了。若干年后,这些敌人和罪名真如中共所谓的那样么?当然不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是几千年帝王专制的ABC,古为今用罢了。而背后的真相,往往是党内权斗,内政危机之类。孟建柱在《求实》上的这篇文章,背景异曲同工,操作同出一辙。

在中共历史上最善于制造敌人、罗织罪名者莫过于康生,他被人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实则是个迫害狂。在斯大林的“肃反”时期,他在莫斯科将不少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延安整风时期,他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将大批党员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在庐山会议上,康生不但在把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立下汗马功劳,还莫须有地指责彭德怀原名“彭得华”“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他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炮制了现代文字狱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就是他的“经典”之作。至于文革中,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贺龙政变”这类莫须有的罪名,几乎都出自康生的手笔。像此类的政治迫害和无妄之灾,在那时真是多如牛毛,举不胜举。说到了康生,就不得不想起曹轶欧。

曹轶欧之所以知名,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康生的老婆,而是因为她与康生同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杀手、迫害狂。在有些事情上,她甚至比康生更为奸邪和歹毒。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她就大显身手。她与康生都精通虚拟敌人、罗织罪名的整人之术,许多人在她的手中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文革后,康生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并划入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成员。曹轶欧被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这也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事情到此是不是结束了呢?没有。曹轶欧还被她的恶行自我折磨了将近十年!

曹轶欧患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病症——只是不太清楚她是因为有这种病才有了整人的嗜好,还是因为有整人的嗜好才有了这种病;文革后,曹轶欧的病更加严重。她从北京的小石胡同搬进了木樨地22号楼,这里住着许多曾被康生、曹轶欧迫害过的老干部。曹轶欧住进这座楼后,时时感到犹如生活在囚室中。她终日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一天傍晚,她孙女一进屋,她就“卟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孙女哭喊道:“现在有人要向我报仇,要谋害我,快搭救我吧,不然我活不成了!”孙女并不惊慌,近几年来,曹轶欧疯疯癫癫的,语无伦次,说些出格的话,做些越轨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九九一年,她在紧张、忧虑和恐惧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四处树敌,罗织罪名的把戏耍了几十年,不但把老百姓整得九死一生,也把党内同仁整得五痨七伤。痛定思痛,才有了文革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大家心情舒畅的几年。也许人们会想,这样八方树敌,到处整人的恶行太多,积怨太深,能不能到此为止?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党专制决定了他,极端主义决定了他,崇尚暴力的天性决定了他!在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生命学说为依据的信仰之前,权力崇拜还将继续下去。离开了控制社会这套把戏,不到处树敌、不折腾出阶段性主题,这个体系其实很难维持。胡锦涛讲“不折腾”并非没有道理,似乎他已经注意到了症结所在,但这只是个表象。“折腾”其实是无生命信仰,唯权力崇拜的必然,而这又恰好和一党专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经济建设上的一窝蜂——实则是运动的另一种形式,更不难理解不断虚拟敌人、罗织罪名的实质了。

□ 新世纪



2009-12-10 08:33:27

主题: 刘继杰:敏感词,我们的权利,你们的的耻辱
敏感词,我们的权利,你们的的耻辱

刘继杰


前几天在文学城上开了个博客。有一天发表一篇博到一个论坛上去,突然屏幕上方出现红字,说我的文章内容含有敏感词,禁止上贴。我那篇博的题目是《新闻工作者的底线》,是讲一个叫做大记元的海外网站剽窃国内新闻报道的事。

后来发现,是大记元这三个字是敏感词。为什么是敏感词呢?因为这个网站是被国内定位为反动的网站,不准登陆国内的。而我又不是大记元的,也不是替它做宣传。我是在批评它剽窃,越过了新闻工作者的底线。那也不行。敏感词是不管你是捧它还是批它,只要提它就不行。

但我发表的地方不是国内,而是海外的文学城。据说文学城也是被国内封锁的,国内的网民看不见。但不知为什么,国内不准登陆的网站也搞敏感词儿过滤,而且也和国内一个标准。不知是主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还是用了同一个软件的缘故。

以言治罪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只不过现在是更加发扬光大了。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忌讳的词儿不能题,比如说皇帝的名字什么的。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太大的麻烦,一般皇帝起名字都起那偏僻古怪的字,一个人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的。这可能是最早的敏感词儿。

除了敏感词儿以外,文章的内容也要被人加以分析。如果分析出有不好的动机,那作者可能就有牢狱之祸。鼎鼎有名的苏东波,就因为恶毒攻击罪被判处徒刑五个月。在后来到乾隆皇帝时,闲散文人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被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我觉得文字狱比敏感词儿要好。起码儿文字狱是讲道理的。你如果不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攻击当朝现政权,有关机构是不会找你麻烦的。所以象我这样对各种政权都不反的人来说,是大可以君子坦荡荡的。因为象我这样思想浅薄的人所抨击的,只是一些时弊,并不去从根本制度上去追究它的根源。

但敏感词儿就不一样了,它不管你的动机是好是坏,一律不准说。简单直说吧,它就是让有些词汇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出去。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不让我走大马路,我走小胡同儿。我试了一下,把大记元改成大记什么元就可以畅行无阻了。以后记着,如果您看到我的文章或别人的文章里有好多什么,那不是我水平差,而是为了逃避敏感词儿而不得以而为之的。

好在文革的时候没有敏感词儿这么一说儿。要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些不好的词儿,加上刘少奇三个字儿都成了敏感词儿,那批判会的口号就得喊“打倒叛什么徒,内什么奸,工什么贼刘少什么奇!”这口号喊出来一点儿都不铿锵有力了。到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也成了敏感词儿,就得说批判资什么产阶什么级自什么由化了。等到后人从马王堆挖出我们现在写的文章,一定会以为什么两个字是现如今最时髦儿的关键词呢。说不定还有人能就“什么”二字的历史意义写出几篇博士论文来。

我把这诀窍儿说了出来,可能以后“什么”两个字儿也成了敏感词儿。那我就还得改,要不我怎么批判那大记什么元哪。说不定我得改成“大记那个元”,有点儿西北民歌儿的味道了。如果“哪个”也成了敏感词儿,我就说“大记朗个里个元”,变成花鼓戏。反正不能不让我批。

您看,这敏感词儿把我的好文章给弄得不成样子,就象种公子被阉了一样没劲。而那真正反动的东西,它反而过滤不了。比如说还是那大记什么元吧,经常发表什么几评共产党之类的狗屁文章,但你还滤不掉它,因为那关键词儿是共产党,如果连共产党,核心之类的也变成了敏感词儿的话,人民日报就得开天窗儿了。

所以我觉得,这敏感词儿过滤,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们应该强烈呼吁回到那文字狱的时代,也不要搞敏感词儿这一套。这敏感词不仅达不到预计的政治效果,反而破坏了中华文化,实在是要什么不得,或者是要不什么得。

这敏感词儿,是我们的权利,你们的耻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国际人权日前夜。



2009-12-07 17:46:27

主题: 网球技术练习一点体会:老枪如何保持竞技现况?
网球技术练习一点体会:老枪如何保持竞技现况? 
 
送交者: 力刀 2009年12月07日14:44:59 于 [竞技沙龙] 发送悄悄话 
 
发信人: USMedEdu (US_CMGs), 信区: Tennis
标  题: 一点体会:老枪如何保持竞技现况?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Dec  7 17:15:49 2009, 美东)

网球技术练习一点体会:老枪如何保持竞技现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磨损增加和体力下降陡然的影响,影响了已往尚有的技术的
发挥。单打时的竞争力自然下降。如何保持那点老本儿在场上单打时挣扎和保护自
己最后的几颗牙齿以及为今后过度到完全打双打更有利,自然是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了。

最近,加紧找机会,对着机器仔细一项项技术练习并针对实战情况给自己加点额外
要求来练习。时常一大早和中午去大学网球馆,空荡荡就我一个人不怕丢丑,SET好
机器,跟它过不去,猛抡它一小时。一点体会如下;

1。对机器练单反时,象版大说的,定好直线和斜线底线打点,但我是这样进一步要
求自己:在接球挥拍击出前一瞬间确定要打得那个角然后打出,而不是固定来回变
线,这样练了反手而且更接近实战,尽量在极为短暂一瞬间打出要打得反手球。

2。用机器练反手TOP SPIN接发球和LOB底线球,以及快速上步于中场快挡撩接脚底
球以及攻击性反手平削球。

3。无论正手还是单反直线要求自己尽量打在边线1-2英尺内,基本上就站在双打两
条边线区内。这样好处是对打直线建立信心和追求一击必杀的WINNER。对于以后双
也有帮助无疑。

4。发球无论哪边,打T角,要求发在1英尺宽度之内并争取至少练习在80%以上成
功率。

希望这些练习措施能维持在现有体能和跑动能力下维持一定竞技状态。在POWER和速
度逐步下降时,击球的准确性和隐蔽性提高来争取在短回合三两拍内解决战斗,不
磨战也尽量有自知之明对不必玩命的球,果断放弃,减少肌肉韧带拉伤的可能。

自我估计在无严重受伤情况下,3-5年内还可与小伙子单打格斗一番。

--

※ 修改:·USMedEdu 於 Dec  7 17:16:59 2009 修改本文·[FROM: 140.254.]
※ 来源:·WWW 未名空间站 海外: 中国: ·[FROM: 140.254.]



2009-12-07 10:48:59

主题: 柴静: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纪念顾准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纪念顾准 
  
                            柴静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 ――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 ――“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2009-12-06 19:29:34

主题: zt 被尘封了多年的历史疑案——斯大林的《纵火者训令》(
被尘封了多年的历史疑案——斯大林的《纵火者训令》(附照片) 


  很少人知道的史实,这就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初期,曾下达了一个秘密指令,就是著名的《纵火者训命》。

  《纵火者训命》是后人命名的,原名是1941年11月17日,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的《第0428号》训令。

  关于训令藏在前苏联档案馆的原件,早已被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销毁了。

  训令大至意思是要求内务部队到德国占领区穿着德国党卫队和德军的服装去摧毁和焚烧德占区的居民点,杀死与德军“通好”的居民,并留下几个“证人”已证明德军是因为苏联游击队的袭击而采用的残暴报负手段,以激起占领区苏联(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的反德情绪,有利于发动更多的人加入抗德的游击队。

  另外与德军对阵的前沿纵深40~60公里的居民点,苏军集中使用火炮和迫击炮,使用侦察兵、滑雪兵和游击队,当然还有空军去摧毁所有居民区!
  
  以上的事件我得知后十分震惊,难怪德国许多老兵都不承认在战争初期的破坏行为!更多地说是苏联人自己破坏造成的,目的是在于挑起占领区的居民与德国占领军的仇恨!

  当初有德国人说出这样的事实后,多被驳斥,原因很简单,德国在二战干了大量坏事,像以上这种事苏联不可能也没条件去做,只有占领军才有条件去屠杀和破坏。

  但事实是往往让人无法相信的。1989年原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军军史研究所所长德米特利·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写得一本回忆录《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提到了这个《纵火者训令》。内容关键之处是叫里亚申科大将对他讲述的内容,里亚申科的部队摧毁了好几个村庄。当时这些村庄并未被德军占领。书中许多关键之处均加了省略号,很明显作者想说不敢说。
  
  1985年美国人Corson和Cowley写得一本《新克格勃》的书,披露了许多关于斯大林发布的〈纵火者训令〉的内容,只有第202页上写到关于苏联内政部军经常穿着德国党卫军的服装去那些德军未到达的地区,残暴杀害、奸淫、抢劫,并总有意留下一些活口做见证人——当时并不受注目,因为冷战的原因很容易被理解成污蔑战略对手!
  
  1997年德国《东普鲁士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了一桩重要的二战疑案。就是0428号训令,指明了训令中的细节,训令中命令德国占领区的苏联武装尽可能穿上德军制服去绞死那些和德国人合作的苏联平民,并有意留下“活口”以证明是德军干得。

  该报的依据是: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有人发现了编号为“第429号档案系列461卷宗”的《纵火者训令》原件。是由美国陆军总参谋部东方外军处提供的。

  但是苏联的绝密档案出现在美国,其可信难难免会打一些折扣。
  
  为了澄清历史事实,1990年代德国慕尼黑史实研究所决定立项调查,任命哈特曼和查鲁斯基两个历史学家担任负责人。可是也无法直接找到原件。但他们却验证了苏联敌后武装曾有计划地大规模收集和仿制德军制服,以及在德占区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烧杀!

  他们当时很无奈,因为德国人说没人信,在前苏联,俄罗斯人也不愿说。后来他们在《史实》杂志中撰稿,根据他们掌握的大量历史证据,他们把训令称为“没有界碑的事实”。
  
  许多人不断在寻找关于0428号训令原件的直接证据,但关键证据必须来自前苏联才算最有效可信。问题在于,像这份训令这样的绝密文件是很难作为档案封存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负责人皮霍亚在俄罗斯《星火》杂志上曾撰文吐露:苏联曾实施过一个所谓“控制历史”的计划,对国家档案馆和党务档案馆里的馆藏进行定期清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年间,仅苏联的党务档案馆销毁档案2500万份。1991年苏联解体时,国家档案馆销毁了200多万档案卷宗。
  
  依此判断,像《纵火者训令》这样的绝密档案即使能够保存到苏联解体,也必然在最后一刻彻底蒸发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想了解《纵火者训令》谜底的人都失望了。
  
  但是,奇迹出现了。令德国史学家和国际社会始料不及的是,《纵火者训令》不仅还存在,而且居然由俄罗斯通过其联邦安全局(FSB)将它公诸于世!
  
  2000年2月12日德国《东普鲁士报》刊出了0428号训令的原件,一个被尘封了59年的历史疑案终于被揭开了谜底。
  
  下面就是原件全文:
  
斯大林第0428训令1941年11月17日
  
最高统帅大本营命令:
  
  1.对在主要战线后方40~60公里纵深的德军占领区内的所有居民点,一律摧毁并焚烧,道路两侧的摧毁范围定为20~30公里。在既定半径内毁灭居民点的行动中须调用空军,须大面积使用重炮和迫击炮,同时要使用配备燃烧瓶的侦察、滑雪特遣队和游击武装。狩猎特遣队应主要穿上缴获来的德国陆军和党卫军的制服来实施这一毁灭计划,以此来激发对法西斯占领者的仇恨,并使得在法西斯后方征召游击队员更为容易。必须注意,要留下能够陈述“德军暴行”的活口。
  
  2.为达此目的,每个团要组成由20~30人构成的多个狩猎特遣队,任务是爆炸和焚烧居民点。为实施这次毁灭居民点的行动,必须挑选勇敢的战士。对那些在德军战线后方身着敌方制服、毁灭居民点的人建议颁发勋章。在民众中必须散布是德国人为报复游击队而烧毁了这些村庄和城镇。
  
  事实上,许多德国军官的回忆录多次提到他们的部队在推进过程中不时看到大量居民区在燃烧,在他们身后的占领区,常常发生破坏活动,而这里的居民在事后都十分敌视德军。
  
  关于未知所出的文件中,提到了关于斯大林得知战争开始后,那些被德军迅速占领地区的百姓竟夹道欢迎德军,把德国人当成解放者。斯大林于是下令内务部执行一系列有关激化这些被占区居民与德军的冲突的命令。被后人称作的《纵火者训令》的《0428号训令》出笼了。
  
  有些事实很明显,德国人战争初期进入苏联首先要解决的是犹太人,而许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包括波罗的海人)也死于大屠杀,不得不让人怀疑德国难道不想要个稳定的后方吗?
  
  事实上,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就不断指责苏联内务部队不断伪装成德军进行许多烧杀行为。当然全世界没有人相信德国人的话,因为他们是侵略者。在自己占领的地方出现的杀戮,按正常逻辑这只能是德国人杀人后陷害苏军的行为。二战后许多当年德国兵不断站出来公开否定一些屠杀并非德军所为。(这也包括卡廷)但他们同时也不否定德国人屠杀了许多苏联人。这点上德国人与日本人差别很大,日本右翼分子常常捕风捉影的找到某些所谓“证据”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
  
  当年德国士兵不断申斥自己的冤屈,同时也从不否定德国当年干的坏事。他们常说:德国人在苏联犯下的罪行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那么苏联对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为何全扣上德国人身上?知道的人是有的,那就是苏联最高统率部和德国军队,但一个是不愿说,另一个说出来没人信。最后的结果就是谁最后打败了这笔帐就算到谁头上。德国人总归当定了黑彼特(德语:就如同中国的“冤大头”)。
  
  时隔60多年的今天,这道训令仍然散发着令人震惊的恐怖辐射力。无疑一定程度上成了否定苏军“威战之师”、“人民之师”的猛料。
  
  《纵火者训令》引发了一场充满血腥和传奇性的大规模敌后行动,如果它的攻击对象是杀进苏联家园的德军,它会在战后堂而皇之地载入“二战”史册和苏军战史。然而,只要苏联存在一天,《纵火者训令》就决不可能被全面曝光。
  
  反人类的《纵火者训令》不仅无法为有良知者所接受,就连它的炮制者都无颜把事实昭示于世人。如果不是新一代俄罗斯为了表示和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罪恶彻底割断联系,《纵火者训令》或将成为永世之谜。

  然而,即使这道训令最终浮出了水面,大家仍然无法相信无法接受这一切!



2009-12-04 16:08:31

主题: 第四堵界墙
方励之:第四堵界墙的大尺度效应(cm0912a)(附照片) 
  
                             
·方励之· 



  二战后的世界,建有四堵著名的界墙:柏林墙,南北韩间的非军事区,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大铁篱笆,以及,以色列建造的隔离巴勒斯坦的围墙。我们(方和李)前后横穿过前三堵墙。 第四堵墙,以巴围墙,没有去过(第八届Marcel Grossmann会在耶路撒冷开,没去),一直觉得它同我们关系不大。——错了。 

 

图:以巴围墙,3.6米高。总长度预计为650公里。仍在建造中。图为约旦河西岸Qalqiliya附近的一段。 

  2009年11月9日,西方大小领袖云集柏林,歌手们高唱“欢乐颂”,庆祝柏林墙倒闭二十年。没有以色列参加。那天,我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是反对“抵制以色列”。发信者是CCS(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由一批关心人权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其中不少是学界朋友。要我考虑签名支持,不能置身事外了。 

  事情起因是挪威科学技术大学(NTNU,在Trondheim)的34位教授署名一个提案,建议NTNU抵制与以色列的学术交往。他们主要理由是,以色列建造的围墙,是以种族和信仰为界,破坏人权原则,直接破坏了巴勒斯坦学生和学者的学术交流自由。CCS 的立场是反对这一“抵制”。NTNU的校董会也持反对立场。为避免事态扩大,校董们于11月12日快速地否决了这个提案。所用理由一样,“抵制以色列学界”将会破坏国际范围上的学术交流自由。 

  34教授提案未被接受,“抵制以色列”问题,在学界进一步表面化。 

  抵制,制裁或反对以色列,一直有。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起,阿拉伯世界就抵制和反对。新纳粹,光头党等等极端组织,也都以反犹太复国(anti-Zionism)和排犹(anti-Semitism)为主要目标。这都不奇怪。 

  NTNU的“抵制以色列”,有一点引人注目。NTNU是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的大学。其中的教授们,整体而言应当不是种族或信仰上的基本教义派。他们的提案,应当不是基于“圣战”意识形态。再则, NTNU是在挪威,即主持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 

  在西方学界,公开“抵制以色列”的声音,NTNU并不是第一个。自2002年建造以巴围墙以来,英,美,法,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大学教授公开反对。没有德国学者,可能因为,排犹抵以等言论,会被指为类纳粹,在德国算犯罪。 

  今年夏天在欧洲,就听到议论,欧洲现在有点像经济大萧条后的1930年代:潜在的反犹太复国和排犹的思潮,又复苏了。虽然,1930年代的排犹事态的规模和尺度与现在不同,但历史确有几分类似,令人思考:经济萧条与排犹之间,是否真有历史的相关和轮回? 

  只要在欧洲小住,就能感到潜在的anti-Zionism和anti-Semitism。1978年,我第一次到欧洲,听到有人讲一些故事或笑话。开始听不懂,不知道在笑谁。后来慢慢明白了。就像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那些故事是嘲讽犹太商人的传统笑话段子。 

  这一种族和信仰之间的裂痕之深,我们外人——即不以新约或旧约为信仰的人——很难理解。它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族间的裂痕,还深远。有一次,同一位温文尔雅的米兰大学物理教授,犹太人,在大街上散步,走到著名的米兰天主教大教堂(拿破仑在那里举行加冕礼)附近。我建议,进去看看。我的朋友不客气地脱口而出:“丑陋的教堂,有什麽好看的!”。另一次,同一位德国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物理教授)谈论到金融危机中的骗术“数学”,他说:“我们,德国人,(数学是)1=1,一分钱当一分钱花。而有的人……” ……没有脱口而出,想来是指“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等。 

  广义相对论和相对论天体物理这一行,由爱因斯坦和Marcel Grossmann首创,其中犹太学者的比例特别高。以族裔为界,犹和非犹两造人数量大体相当。1982年,第三届Marcel Grossmann(MG3)会议在上海开,我曾参与组织,美国犹太学者一度准备抵制会议,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到两造之间的千年裂痕。在本行的会议上,两造间话不投机,争论到红脸,再到几近拳脚相加的事件,我见过一次。很难想象,双方皆为有理性修养的物理学家。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所决定的心理力量,有时会强于物理理性。 

  1983年在西柏林时,我们还顺便参观过1936年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场,即纳粹德国主办的那届运动会。那个年代,即1930年代,并非只有纳粹党人相信“雅利安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优秀人种”。另一方面,也常有人告诉我们,什麽人是“上帝的选民”等等。不知谁能到上帝那里核实一下,上帝到底怎麽说的。有个传说,W.泡利(物理诺奖获得者)见过上帝。泡利在世时,极苛刻,凡请他审稿,结论多半是“完全错误”,不能发表。泡利死后,找到上帝,要求看看上帝创造宇宙用的设计图。看后,他传话给“物理评论”主编:上帝这些图不只不正确,它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 

  以巴围墙的设计,小尺度上不算错,减少了自杀炸弹。大尺度呢?有关的效应,已经逐渐显现了。将来的发展,令人关注。无论如何,希望各方守住底线:不拳脚相加,不出界打仗,特别是不打核仗。眼下,各种东西都涨价了,核武的造价则是一降再降,谁都玩得起。 

  下一个十年快到了。世界在流行H1N1/09感冒。欧洲又像1930年代了。希望接下去不要像1940年代。又想到爱因斯坦,他的1930年代是拒绝移民苏联;1940年代是拒绝出任以色列首届总统;1950年代是拒绝为核武背书。2009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及时地给欧巴马先生打了一剂感冒预防针,表彰“欧巴马提出的无核武世界的愿景”。诺贝尔奖不再限于犒赏历史或现行,也开始注意买期货——超越3.6米大墙的愿景,也许是个好主意,发展了爱氏的“三拒绝”。 

□ 寄自美国



2009-12-04 11:59:46

主题: BBC: 冯正虎的机场一月/不让冯正虎回国是中国人的国耻!
冯正虎的机场一月 

  
                            童倩

BBC中文网日本特约记者发自成田机场

中国维权人士冯正虎回国不成、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到星期四满一个月。冯正虎星期四看来脸色苍白、神情中也透着食宿不安带来的疲倦。

日方发通告

冯正虎星期四下午接到日本政府入出境管理局交给他的一封中日文并用的通告,他展示通告说,入管局认为他滞留在日本机场旅客不应逗留的范围,违反了机场相关规定,要求他离开。

冯正虎对BBC中文部记者说,入管局一个月来对他很客气,还给了他见记者的地点和工作日接受采访的时段。他觉得的确给日本、特别是给入管局添了麻烦,但这并非他愿意,他只想回国、回家。

他说,如果他进入日本,再回国被拒,那么他也照样要滞留在东京机场,结果都一样。冯正虎说他的滞留不仅向中国和日本,也向国际社会提出,无视他回国、回家的权力,那么国际上就没法可依。冯正虎说,他早就做好长期抗争的打算,可经得住两三年。

入管局成田机场支局调整官池田文生对BBC记者解释说,这封信只是入管局权限内能做的事,因为冯正虎毕竟在机场已滞留了一个月,入管局从未遇到过这种个案,有些不知所措,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担心冯正虎的健康。

他说,入管局只能把情况向隶属的法务省报告,至于法务省是否与外务省讨论解决的办法,入管局不便过问。

来自香港的慰问

星期四下午,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副主席蔡耀昌等一行四人专程抵达成田机场,慰问冯正虎。他们在机场举着支持士冯正虎回国的标语,司徒华对BBC记者说,香港人很同情冯正虎,但无能为力,因为香港政府也拒绝了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王丹等入境。

司徒华解释一些香港人最近到东京机场慰问冯正虎的行动说,他们不仅是支持冯正虎,也是维护香港自由,对港府不满。司徒华一行慰问过冯正虎后,随即办理入境和出境手续,星期四傍晚便返回了香港。

机场难民

55岁的冯正虎今年4月在上海公安当局劝告他出国回避六四事件20周年的前提下,来到日本。6月7日首次回国时,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拒入境、遣返日本。他在上海有妻子、儿女,至今已尝试八次回国。

11月4日第八次回国时,在浦东机场被中国边检人员和警察强行押送登机折返东京。抵达东京后他拒绝申请入境,从此滞留在日本入出境管理局柜台外,成为事实上既没入境日本、又不能回国的机场难民。

冯正虎身穿中英文“回国、回家”的T恤,令每天数以万计经过他身边的各国旅客目睹他的遭遇,不少人向他表示同情与关切,既有给他送报纸的空姐、也有送他食物的中国旅客。事件也日益引起全球传媒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上星期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已被问及,秦刚表示中国按有关规定办理公民出入境手续,他会询问有关部门。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预定这个月中旬访日前,日本传媒纷纷报道的冯正虎回国悬案如没合理进展,中日首脑握手、干杯的场面难免将引起日本国民反感。

□ BBC 




不让冯正虎回国是中国人的国耻!(附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2-01~02)  

  
                            舒文 

你,一个守法的中国公民,开开心心地走过海关,告别家人,去了美国、加拿大、日本……度过一个假期,或者处理完一个外贸事务,突然间你发现,你不能回到中国了,你见不到国内的家人了。你的国家无缘无故不让你回国了! 

不要以为是天方夜谭,这种荒唐的事就发生在上海人冯正虎的身上。也许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冯正虎先生持有中华人民共和护照,户口居住地是上海市。今年4月1 日合法出国来日本短暂休养,6月7日回国遭到上海浦东机场的警察的禁止入境,继而连续七次回国都遭非法阻止。八次不让冯正虎回国,上海有关部门没有出示任何书面的东西,只是口头上说,领导决定这次还是不让你回国! 

冯正虎说:如果我是通辑犯,我回国,正好来抓我;如果我是政治犯,你应当给出驱逐出境的命令。可是他什么都不是,既不从事政治活动,也无经济犯罪或其它不法行为的嫌疑,堂堂一个中国公民,竟然回不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 

他一直坚守中国《宪法》、法律,没有推翻国家政权的言行。但为什么上海当局禁止他回国回家呢?因为他在上海有效地用他的才识帮助了访民、拆迁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百姓维权,并主办《督查简报》用文字形式传播上海某些官员腐败不公的情况,他还编辑了上海法院司法不公正的案例集。这是上海政府某些官员用国家的名义行某官员之私,用给国家抹黑的方式来阻止优秀的公民回国。 

更严重的是,2009年11月3日冯正虎第八次回国,他已回到上海浦东,在浦东国际机场宾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上海警察伙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上海支店的职员动用暴力手段,将冯正虎强行拖上日本飞机,绑架至日本。但是,冯正虎拒绝入境日本,坚守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冯正虎露宿日本国门外至今12月1日,已28天。每天穿着衣服睡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第一空港南楼入境审查大厅的长椅子上,28天没有洗澡,最初几天没有食品,只能以自来水维生,现在靠入境日本的国内、香港、台湾民众、美国华人以及外国民众的食品空运援助。他成了一个不能回到自己国家的公民,一个上演了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真人版的悲剧人物。 

冯正虎感谢所有为他提供食品及日用品援助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加拿大、德国人、日本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在政府的冷漠与无情之前,公民力量展现出来,不论宗教信仰、政治派别、肤色种族的不同,人类的爱心是共同的,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人给予关爱与援助。 

联合国难民机构也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帮助他申请联合国难民资格。但冯正虎谢绝了,他的答复:“我有自己的国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应该对中国负有责任。现在,我需要回国,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中国当局不让中国国民回国的行为,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条约,也违反中国《宪法》、法律。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宣布不让我回国。我知道,在中国有许多许多的苦难,但我还是愿意留在中国。中国难民越来越少,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冯正虎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不屈不饶争取回国回家权利的精神,赢得国内民众、海外华人及全世界外国人的尊敬。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过去八次把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无情地拒在国门外,现在又漠不关心中国同胞在日本的国门边忍受精神上的羞辱与身体上的折磨。 

冯正虎回不了国,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就都有可能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回不了自己的国家。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国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化的中国,国耻不再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国耻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能平等对待他的国民。 

冯正虎有国难回露宿日本的事件令世界震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等许多国家主要报纸、电视都采访报道,全世界的互联网都在传播,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国内民众、海外华人闻之无比愤恨,这是中国人的国耻。尽管国内当局最近开始封锁这个事件的消息,但国内民众通过翻墙软件轻易地越过网络封锁,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已经知道冯正虎回国的悲惨故事。 

在中国国内,这个故事已经从一个城市流传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人传给他周围所有的人,不仅通过互联网上的网络媒体、博客、twit- ter等微博的传播,而且还通过人与人的口述、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传统的写信邮寄方式告诉他(她)们的亲友、同学、老师及周围所有的人。中国人记住国耻,就是为了永远结束国耻。知耻者近乎勇。 

知道冯正虎回国的悲惨故事,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不可思议,怎么可以不让自己国民回国?即使是罪犯,也应该抓回国。我们的国家怎么啦,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才要被赶走,为什么那些不愿意移民的热血汉子得到这样的下场!我们的国家病了吗?疯了吗?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依法行使监督行政当局的权利,以各种和平方式、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请愿: 

1、请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权,制止地方政府肆无忌惮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
2、请求中国政府履行保护自己国民的义务,让冯正虎回国,结束中国人的国耻。
3、请求中国政府追究不让冯正虎回国、让中国蒙受耻辱的官员责任。 

(2009-12-01) 

                    ※   ※   ※   ※   ※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
(2009-12-01~02)

冯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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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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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1日,是我在日本国门外露宿的第28天。 

昨晚几乎没有睡好,早上起来还是昏沉沉,坐着迷迷糊糊地继续睡觉。恢复精力,中午还要接受美国CNN的采访。 

昨晚22:30后就没有入境旅客,入国管理局工作人员也陆续下班了。我可以上一会儿网。23:30许,入境审查大厅的灯熄了,仅开着办公室的灯,意味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已下班,只有我一人留在大厅里,我也该“下班”了。我去厕所洗脸冲脚,回来后铺“床”睡觉了。 24:11,丹麦的张先生来电话,是为了帮助我的事。凌晨2:00,我翻身醒过来,索性起床,把昨天芝加哥中国留学生送的塑料泡沫隔层拿出来,铺在椅子上,然后睡在睡袋里,尝试一种新的睡觉环境。早上 6:00就被手机电话呼醒,是美国杨先生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美国民运人士今天要去洛杉矶中国领事馆抗议,声援我回国。 

大家都在帮助我,我不得不要接电话,不过这些朋友与我时差不对,他们精力充沛,我却昏昏沉沉。我在大厅里,白天是无法躺下的,只能坐着或走动,仅靠深夜这点睡眠时间,所以为了保持体力,能在这个艰苦环境中坚持下去,以后晚上23:00至早上7:00,我不接电话,请朋友们其他时间给我电话,或发短信,谢谢大家的体谅,并请转告。 

☆2009-12-1 11:00 

中午,美国CNN一行四人来采访,她们来之前给我电话,问我需要什么,是否可以带一些新鲜的食品给我当中餐。我告诉她们,什么也不要买,你们来采访,是不容许带东西进来的。其实,我在这里与坐牢的感觉差不多,不是自由的,与日本国内是完全隔离的。 

这次采访时间比较长,从中午12:00到下午14:00,除了接受主播人的采访,还配合摄影师拍摄我在机场里生活的场景,行走、静坐请愿、电脑上写作、洗手等等。看来,做演员是一个体力活,时间一久也有点累,毕竟这28天不是正常生活,工作繁忙,睡眠不足。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知怎么成了中国人权的形象大使,每天要接受各国的主要媒体采访,这应该是上海领导人的功劳,是他们推荐的。 

CNN是美国大媒体,日本方面比较重视,成田国际机场公司管理部门的领导也出场了,还接受采访,这是他们向美国宣传成田机场的好机会。这个管理部门对我比较友好,也是最早送我一袋食品的日本企业。这位领导还说,与我成了朋友。我的行为与精神得到日本人的敬重。我也感谢他们的理解与帮助。 

☆2009-12-1 19:00 

美国CNN采访结束已下午14:00,我回到我的暂住地,烧一壶水,冲泡一个蒙古快餐面,这是我午餐。 

下午14:40,一位台湾空姐走到我这里,拿着一个热饭团问我:“吃过饭了吗?”我说:“刚吃过。谢谢。”我收下饭团,放在羽绒衣里保温,准备午晚餐时吃。 

过了十分钟,一位台湾男乘务员,是一个说英文的外国人,也拎来一袋给我,其中有一盒煎饺、一盒鲜肉小馒头、一副耳塞、一个眼套。他祝福我:good luck!他想得很周到,塞住耳朵,蒙住眼睛,在人杂喧闹、灯光明亮的大厅里就可以安静睡觉了。其实,我用这些也能睡着,我在国内时就已适用这种生活,通宵开着灯、四个保卫在我身边的狭小房间里我照样睡觉。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坐牢时,就读过一本《菜根谭》,其中有这样一句:静中静,不是静;动中静,才是静。只要心定下来,外界的什么干扰都与你无关。 

5:45,加拿大的空姐又送来一袋食品,又是一个新面孔,但微笑是同样的,看来她们真的要轮流送饭了。这一带也很丰富:两盒汉堡面包、两瓶矿泉水、一罐可口可乐、还有一些水果。明天的一天伙食有了,不用吃干粮。 

我再次告诉朋友们,暂且不要给我送食品。华航、加航的空姐们轮流送饭,我的伙食不成问题,如果可以回国回家后,我应该出国去加拿大、台湾,登门感谢这些善良的空姐、空哥。 

现在,我这个有国难回的人,暂且住在成田机场也挺合适的,这里充满着世界的爱。如果可能的话,就象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的主角维克多一样,找一份临时工,不急着离开。所以,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慢慢商量考虑,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可以避免以后再出现这个不让国民回国的国耻。当然,我现在也不对上海市的领导人生气,没有他们的“英明决策”,我怎么会成为世界名人,又受到国内民众的关爱与支持呢? 

☆2009-12-1 21:00 

把舒文《不让冯正虎回国是中国人的国耻》一文放在twitter上,请各位推友帮助推一下,转载在你们的博客上,让更多国内的民众知道这个故事。 

中国人记住国耻,就是为了永远结束国耻。知耻者近乎勇。 

☆2009-12-1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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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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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2日,是我在日本国门外露宿的第29天。 

早餐是汉堡面包加一杯纯净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凡是从不追求,只是坐着等待,是绝不会产生任何东西。”这是昨天台湾空哥送的鲜肉小馒头的包装盒上的一段格言,在企鸟群的图案下很醒目。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去追求回国的权利,会有那么多人给我送饭支持我吗?如果我们都光说不做,都坐着等待中国的变化,那么中国的法律、人权永远是书本上的东西。今天中国的进步,都是许许多多中国民众的艰难努力所致的。 

☆2009-12-2 09:30 

上午10:45,我在四楼的记者采访区接受日本的大报《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他们两人,其中一位是摄影师。他们是日本新闻媒体中最早现场采访我的记者,上一次11月11日他们来成田机场采访时,我们是被隔着一段通道谈话的,而且不可以摄影。当时日本官方不想让媒体知道这起事件。但是第二天,《朝日新闻》(晚版)以四分之一的版面幅度报道我的遭遇,并配上我穿着“冤”字广告衫的照片,这起事件很快传遍日本。这次采访约45分钟,拍摄了一些我收到民众食品的相片。他们将在报纸上继续报道我的故事。 

☆2009-12-2 12:00 

12:22,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刚知道我回国故事的市民问我:“你是冯正虎吗?还在东京机场吗?”我说:“是的,还在。”他有点疑虑地问:“是冯正虎本人吗?”我说:“我就是冯正虎。”他说: “我听到一个不让你回国的事,几乎不相信,想核实一下是否确有此事。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他们说你违反法律哪一条?”我告诉他: “他们没有告诉我违反哪一条,其实我们法律没有哪一条规定国民不可以回国。如果我违反哪一条,也应该让我回国,抓起来就可以了。”他说:“对、对,是的。”我说:“他们拒绝我回国没有理由,至今只有两句话:冯正虎先生这次你又不能入境了,这是上级领导的决定。”他明白了:“噢,真有此事,这怎么可以?!”我们再说了几句,就结束通话。我想,国内的很多人都象他一样,开始几乎不相信这个故事,但一旦知道后,一定很震撼。 

☆2009-12-2 13:00 

下午14:00,美国NBC News 驻日本记者打来电话,他已到达成田机场,是否可以接受采访。他没有预约,但下午正好没有安排其他记者采访,我同意了。采访、摄影进行了约45分钟。他们也问我一个问题:你回国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去看望我的母亲,而且我过去在国内时,每当我从监狱、或被绑架的秘密拘禁地释放后,第一件的事都是去看望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已90多岁,住在国内的敬老院里。 

15:00结束采访,回到我的家。在我的“床”上多了一袋食品,内中有两块三明治、几瓶饮料。我一看就知道是空姐留下的,饮料盒上都是韩文,是否韩国空姐也加入食品援助的队伍。我不知道是谁,但摄像头里已留下这些善良人的身影。我的“家”是处于绝对安全地区,入境审查大厅是日本警备最严格的地方,到处都是摄像头24小时监视。 

☆2009-12-2 16:00 

我收到一封邮件,一位内蒙古党委的离休老干部告诉我,他捐款50 元,无任何条件,已汇入我的国内账号。非常感谢他的信任与关爱。 

今天周三是上海访民聚集在人民广场边的市政府信访办的日子,许多维权上访民众与我通国际电话,问候与支持我。他们告诉我,他们都要捐款给我。我告诉他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你们不需要汇款,你们能帮助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更多的民众,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大多数国内民众知道之时,也就是我的回国之日。 

☆2009-12-2 19:00 

一位王先生转来焦国标先生的信。焦先生讲得很对:“他可以遵循他的逻辑制裁我,我一定要按我的逻辑不依不饶。这样做,最起码,可以阻止他以同样的手段再加害其他人。上海官方不会再以类似的招数制造第二个冯正虎,北大的反动势力不会再以类似的套路制造第二个焦国标。每个中国人都象厉鬼一样难缠,都象秋菊一样要说法,中国更就适合人类居住了。”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但我之后的黑名单就很难再继续了。最近,我听到北京的光泽、天勇、张凯等律师都顺利回国、王力雄先生也已回国,感到欣慰,这些人在国外访问时的表现是令中国当局很不满意的,但是当局现在还是开明一点了,不想再出现第二个冯正虎,一个已够麻烦了。 

我将国标先生的来信放在我的twitter上,与其他推友分享。 

☆2009-12-2 19:50 

焦国标先生的来信 

正虎兄: 

自看到你在日本机场抗战的消息,我就想打电话给予鼓励。是遇罗锦大姐给你的邮件触动了我把想法变成行动的扳机。 

她说起初想不通你为什么非要回国不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想不通过。我的国,我的父母之邦,我的祖先宗祖留给我的安身立命的土地,我可以想离开,我可以不想回来,可是他不许我回来我就不回来,对不起,我是不会配合的。我不想体恤他们的“下怀”。这也是我2005年半年访学期满即自美返国,而且至今仍然坚持要北大校领导恢复我的工作的基本心理逻辑。他可以遵循他的逻辑制裁我,我一定要按我的逻辑不依不饶。这样做,最起码,可以阻止他以同样的手段再加害其他人。上海官方不会再以类似的招数制造第二个冯正虎,北大的反动势力不会再以类似的套路制造第二个焦国标。每个中国人都象厉鬼一样难缠,都象秋菊一样要说法,中国更就适合人类居住了。 

此前听说过不少在机场被堵回的故事。最近的一例是小乔。我常想,对这种行径难道就没有一块表达抗议的地方吗?现在看来你找到了。这绝对是一个具有专利性质的伟大的技术发明。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器皿。不要轻看你想出此道、做出此行,这是上帝在特别使用你这个器皿的明证。你使命甚大,荣耀无比。 

不明白你和你目前的“王国”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如何。相信你的智慧足可找到一个能够晒晒太阳的技术通道。光合作用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你的公务很繁忙,不多占用你的时间。愿你的心常存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愿上帝的恩惠和安慰与你同在!胜利必定属于你! 焦国标 2009年11月30日北京 

□ 原载《参与》2009-12-01、03



2009-12-03 13:05:45

主题: 自焚抗暴力拆迁
五星红旗挡不住政府暴力 请记住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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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9-12-03 04:54:10 
 


    当唐福珍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插上五星红旗,依然挡不住政府的暴力;当生命已被漠视,当前路已没有方向,死,或者才是最后的抗争,才是百姓唯一的呐喊。

    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办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命悬一线。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定性为暴力抗法,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究竟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在这里被漠视,法律在这里被践踏,本应预见的流血事件却在政府官员的现场指挥下发生了。
 
    在央视《新闻1+1》中,评论员王锡锌说:“一个鲜活的生命,用一种如此极端的、惨烈的方式消失了,我们记住了她的名字——唐福珍。我想,不管谁对谁错,不论谁是谁非,这都是一个悲剧。作为活着的人,我们可能都会追问,悲剧到底因何发生,我们可能还会追问悲剧的后面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在作怪,如果不能够去反思那些悲剧,这样的悲剧有可能将来还会重演。 ”  
 
    唐福珍,一位47岁的金牛区天回镇金华社区妇女,20几天前在一起拆迁纠纷中,她向自己身倒了汽油并点燃。 

    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就是20天前的那段场景,站在楼顶平台,楼提顶端的就是唐福珍。据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介绍,当天他带领执法局人员前去对唐福珍家的违法建筑依法拆除,而唐福珍对执法人员的喊话、劝说,置若罔闻,采取向执法人员投掷砖头,石块,汽油瓶,及点燃汽油等方式进行阻挠。大约僵持了近三个小时后,唐福珍开始向自己身上浇汽油。 

    这幢三层小楼,就是唐福珍原来的家,据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今天的介绍,这个楼为非法建筑,建于1996年,是私营企业主胡昌明,也就是唐福珍的丈夫,在支付4万元青苗补偿费、1万元住房占地款后以租地的名义与金牛区天回镇金华社区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在一直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修建了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及简易结构房屋,用于企业经营。 

    2007年8月,在成都市的一项污水处理厂配套工程建设中,唐福珍和胡昌明的建筑就处于这一重要市政建设工程工程规划红线以内。最后,经历了近两年的做工作,下达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行政复议等,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在今天的情况介绍中,公众还了解到,今年4月10日,金牛区城管执法局曾试图实施过一次拆除,然而胡昌明、唐福珍及其亲属采取投掷汽油瓶和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等方式阻挠,致使依法拆除行动被迫取消。 
 
    这是一个惨烈的画面:为了抵抗强制拆迁,成都女子唐福珍把汽油淋满全身,她抱着一线希望,冲着伸向她的房屋的机械和人一遍遍地喊:“你们退下,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否则我就要自焚了!”

    无人理会。强拆继续进行,一时间,执法人员持械冲入,唐家人仰马翻……最终,在唐福珍竖起的五星红旗下,她决然地点燃了自己……这幅画面让人极为震惊:某些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在面对垂危的“草民”时,人性已经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

    姑且先不管这一事件的双方是非,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就算唐是一个罪犯,如果生命垂危还应紧急施救,何况她只是一个保卫家园的妇女。而面对一个生命的即将消失,执法方面不肯终止强迁举动;甚至,在唐福珍已经燃烧之际,强迁竟然还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执行;甚至,据披露,在唐福珍弥留之际,还不准亲人探视……

    当地政府的强制拆迁,显系有备而去,在拆迁车之外,准备了救护车、警车,唐家被打伤四个,拘走七人。强拆之决心和力度可见一斑。然而,动用如此国家机器,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草民”,这还是人民政府吗?

    唐福珍本来是对政府官员抱有一线希望的。否则,她不会高高树起五星红旗,指望以此唤醒他们,这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否则,她也不会在自戗之前,一再喊话,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成为阻止他们的理由;然而,她最终绝望了,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停下来,那么,一个草民,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停下来,在火光冲天中,彻底停下……
唐福珍以死相抗,不知道当事的政府官员是否内心有过哪怕是一丝的触动?

    这件事的最恶劣处,是政府官员公然漠视百姓生命而无丝毫反省和悔意,当地公检法也配合默契,共同结成了凶手联盟。

    这是为什么?

    近年来,来自政府官员的各种雷人语录屡见不鲜:

    ——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采访违规用地建造别墅的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广州交通部门针对记者询问封闭车道要不要证求市民意见时,发火道:“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啊,臭不臭要不要通知你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长夫妇逛莫高窟因乱摸文物被劝,竟无端打人耳光,被警方讯问时,傲然说道: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就不要浪费警力了!

    他们可能是一些“老实人”,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很多人隐藏在心底的话。在这些官员面前,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统统碰了壁。无视党纪国法、无视群众利益、无视基本道德,这样“豪放”的作为,甚至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晾晒,都懒得费力去遮掩。

    然而,和成都金牛区某些官员相比,他们已经相当“善良”了。金牛的官,看来堪称最“牛”——能在一条即将消失的生命面前,气定神闲,该拆就拆,该打就打,这比几句雷人语录,品级要高得多了,底气也足得多了。这份荒唐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没别的,他们心中很清楚,他们手中的权力很大,让他们可以对百姓颐指气使;更重要的是,这份权力不是人民给的。那些围观的群众,那些捣乱的记者,能动一动他们的乌纱帽吗?相反,上级满不满意意,政绩是不是彰显,才是他最为看重的。

    这让人想起,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专门研究干部考核机制,提出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这可能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试想,如果把干部任用的决定权,把对干部政绩的考评,在很大程度上交给群众的话,干部不再总盯着“上面”的脸色与眼风,不是总想着向上邀功取宠,而是时时关注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如此一来,像公然逼死人命的事情,还会如此理直气壮吗?那些行为不端的官员,还能“带病提拔”吗?跑官要官,还会有供不应求的市场吗?

    毕竟,贿赂个把有提拔权力的上级容易,想“贿赂”民意民心,比登天还难。

    希望唐福珍的生命,能够唤醒一些官员的良知,唤起对强制拆迁的反省,更能唤起吏治的改革。如同孙志刚以死终结了非人道的收容制度,唐福珍之死,能否也终结非人道的强迁制度,终结非人道

    11月13日,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再次前去拆迁。然而,在唐福珍向自己身上浇汽油过去10分钟后,悲剧发生了,她最终点燃了汽油。



2009-12-03 12:54:52

主题: 李南央: 为卡玛辩诬、对历史尽责——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为卡玛辩诬、对历史尽责——我看王容芬的《卡玛和她的网站》一文

李南央
 


王容芬的文章




     年龄渐大,每天过眼的东西不少,记下的却不多。王容芬(下面简称“王”)刊登在2008年2月香港《开放》杂志上的那篇《卡玛和她的网站》(下面简称“卡玛”)是例外之一,只缘文章所述实在太过离谱。我曾向《开放》的总编金钟求惑,他发来了王确认她文章所言属实的答复,更是让我吃惊:书写历史竟然如此地随心所欲!本以为这种思辨阙如、不讲道理的文章读者不会真把它当回事情,没想到在今年“六四”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封丛德发出致《天安门》制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与柴玲对该片制作组“长弓”长达两年的诉讼相呼应,封丛德在他的新书《六四日记》中说:“我从王容芬这篇文章开始暸解到卡玛隐匿的文革经历”,并称卡玛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 将王的“卡玛”一文当成指控卡玛的经典依据。这就不只是对《天安门》这部影片的质疑,而是要将该片的主制片人卡玛本人彻底抹黑。良心让我不能不提起笔写下这篇文章,这不单是为卡玛个人辩诬,更是对历史尽责。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去世,再过二三十年,整整一代人都要走光,我们亲历过的那些事情,将成为纸上的历史,后人再研究时,只能凭借留存下的史料。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有义务留下一份可以让后人与王文比对的资料,供他们辩别真伪。 (博讯 boxun.com) 

     
     王在“卡玛”一文中说:“那時她叫卡玛丽达,六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很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它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王大宾们。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这段陈述远离了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和我的丈夫文革开始时都是北京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当年完全没有听说过卡玛丽达(或卡玛)这个名字;说卡玛的名声“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和王大宾们”,不知道王的这两个“们”包括了几位数,反正在当年北京学生心目中的“造反名人”里,是数不出个卡玛丽达的,况乎北京老百姓了。不过我认识的人中有在文革前听说过卡玛的,是因为她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得了铅球冠军,这个漂亮的外国姑娘引起一帮参加运动会的男生的瞩目。文革前的体育尖子和文革中造反出了名的学生不是一回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王在此段陈述的句尾用了语焉不详的“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作为“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一说的脚注,这就更不对了。我们那一代北京中学生,对曾一度被罩在文革舞台聚光灯下的耀眼人物——宋彬彬、彭小蒙在《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若那时真有一个“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卡玛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且相貌要比宋、彭二位靓丽得多,会至今记忆犹新——大脑皮层在崇拜英雄偶像的青春年华留下的信息是抹不去的。事实是:凡是现在大陆青年人认为很“酷” 的美国、台湾、港澳、高干、明星、老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经过一次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到了文革,均已变成最毒、最黑的东西。1966年文革初期,在血统论红卫兵眼中,卡玛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狗崽子”,我自己那时是反党分子李锐的“狗崽子”,深切地知道“响亮”“一词与“狗崽子”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王在文章中还说:“人民日报曾经登过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的照片,冠以偷梁换柱的标题《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金钟告诉我:“王容芬特别说明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报导‘卡玛丽达.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一事的荒谬。报导中照片上的‘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而率美国……到京,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说卡玛是外籍子女红卫兵的头头,这是被当局高调宣扬的事实。”凭文革过来人的亲身经历,我可以绝对地肯定王的“特别说明”是伪说,但还是请一位熟悉资料检索程序的朋友帮助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我需要用事实说话。这位严谨负责的朋友反复察看了多遍,结果不出我的判断,从1966年6月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到1971年4月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这一期间,卡玛和她的长辈的名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一次,遑论照片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现于《人民日报》是1971年4月以后的事情,那时逐渐有了一些美国人士来访的报导和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的照片,这其中有了卡玛的长辈和她本人。但是这种接见和报导均是毛泽东改变其外交策略的一部分,王将此作为卡玛是红卫兵头头的证据,是完全站不脚的。 
     
     我的朋友也找到了王说的那篇“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的报导,它刊载在197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上,现根据扫描件录全文如下: 
     

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由卡麦丽达•欣顿夫人(注:原文如此)率领的美国青年一行共十七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晚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席道崇、程齐虹、邢洚、林晨、朱良等。欣顿夫人在我国的亲友韩丁、雷洲安、史克、阳早、寒春等也到机场迎接。” 
     
     对照这份原件,王文和她对《开放》总编金钟的“特别说明”共有八处不实和错误。 
     
     1. 王所说的报导标题既是错的:原标题是《美国青年一行十七人到京》,而不是《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王在这个自己编造的标题里还套进了另一个错误,把“卡玛(麦)丽达•辛(欣)顿”中将“名”跟“姓”分开的那一点“•”换成“与”字。是对常识的忽略,还是有意地将一人变为两体,分离出个卡玛,便利自己的指控呢? 


     2. 时间大错:这篇报导的时间是1971年9月30日,不是王对金钟所说的1966年冬。1966年的中国,美国是头号敌人;从敌到“友”的转换始于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因势利导的“乒乓外交”事件,这之间中国外交策略的演变可谓天翻地覆,五年之差非一般之误。 


     3. “报导中照片”之说不实:那天的报导根本没有照片。 


     4. 阐述不实:这篇报导说的就是辛(欣)顿夫人率领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乘飞机到达北京,不是王所说的“其实是卡玛带领一批外籍子女串连回到北京。”在刊登了这篇报导的1971年的9月,政府早完成了对我们这批老三届中学生的“就业”处理,我本人即是在1968年2月15日离开学校进入工厂的,文革大串联久是昔日黄花。说卡玛他们在这年的九月“串连回到北京”,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按王所说的此报导发生在大串联还在进行的1966年冬天,也仍然是天方夜谭。那时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的交通要道都立着:“外国人非经许可不得逾越”的牌子,一支全由外国孩子组成的串联队伍,别说自由游走于中国大地,连出北京城都不要想。 


     5. 历史背景错位:王说“1966年冬天人民日报”将“ 卡玛丽达和一群外国专家子女参加大串联回到北京” 一事“偷梁换柱”成“《卡玛丽达与辛顿夫人率美国青年代表团到京》”。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独断专行到登峰造极,全国上下无人免于毛即法律的恐怖。在那个年代先于毛泽东五年向美国示好,报导、且是“偷梁换柱”地报导有个头号敌人的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不要说《人民日报》的编辑,就是周恩来,借他一百个脑袋,他也不敢干这种事情。我们这些过来人中能相信王的这种臆说的人恐怕不多,但是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保不齐会相信旅德学者王的话。以学者的身份把历史搞得如此地面貌全非,是太不应该了,这是遗祸后代。

 
     6. 违背事实地夸大渲染:该则报导所占篇幅是块“豆腐干”, 其他出现有卡玛名字的报导,也没有任何一篇在任何一处提到卡玛是外籍人员子女红卫兵的头头,王的“这是被当局高调宣传的事实”一说实在是矢人惟恐不伤人。 


     7. “‘辛顿夫人’正是卡玛本人” 断言大谬:卡玛的奶奶和卡玛同名同姓,中文译音都是卡玛丽达•辛顿,或者《人民日报》音译的卡麦丽达•欣顿。卡玛丽达是卡玛曾祖母孩童时一个西班牙女友的名字,出自天主教的一个典故,她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女儿(卡玛的奶奶),卡玛的奶奶又将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孙女(王文所说的卡玛),这种传承姓名的方式在西方并不稀奇。非要把从美国到中国访问的“辛顿夫人”张冠李戴给她的生活在北京的孙女“卡玛丽达”,简直是不讲道理了。 
     
     八、结论错了:王说,这篇报导“给人印象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支持文革来了。” 我想不明白,什么样的思维逻辑会从上述报导中得出“支持文革”的“印象”。 
     
     对这样一段只有一百零八字的短讯,王的引述和解读之错误、之不实有上述八处之多,她在文章中对卡玛其他的连根据都没有提的指控,可信度能有多少? 
     

历史地看待寒春和阳早



     
     王在“卡玛”一文中引用了卡玛的母亲、姑姑等四人的一张大字报。其实这本来是他们递交给国务院专家局的一封信,是后来被人抄成了大字报张贴出去的。王即使全不知情,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做出这个判断也不是件难事。这四个人正在向当局诉求与中国人同等的政治权力——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写大字报的权力,在未获批准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为的。王全文引用了那张“大字报”中提出的要求: 
     
     “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王随后说:“卡玛家族如愿以偿,和中国人一样投入了文革暴力。”卡玛长辈们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即使用今天最严厉的评判眼光,也无法让我同意王的说法。也许第五条“三大革命运动”会令今人有所质疑,三大革命运动的定义是什么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运动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属于人民范畴的中国人都必须投身其内的,而卡玛的母亲和姑姑、姑父作为外国人,被与普通的中国人隔离开来,排斥在外,他们所要求的无非是:“请像中国人一样平等地对待我们”,摆脱被孤立、受猜忌的难堪境况。 
     
     卡玛的姑父阳早和姑姑寒春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知道的。寒春来中国之前是在美国的洛萨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几年前我参观过那个实验室的展览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创立这个实验室时告诉科学家们的是:研制原子弹不是要使用它,而是要抢在希特勒之前拥有,以制约纳粹德国。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抱着早日结束战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愿望,在高原荒漠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当他们看到自己研制出的原子弹对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对生命的摧毁力时,许多人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寒春就是在那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一样,辞去了洛萨莫斯的工作,随后离开了令她理想幻灭的美国,到中国找到正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哥哥韩丁和哥哥的好友阳早。后来她与从事农业的阳早结婚,一同到了陕北农村,帮助那里的农民发展农业和办牛场,一生再也没有碰过核物理研究。记得前几年看到过一个记录阳早、寒春取得中国绿卡和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短片,两位老人在北京郊区的奶牛场与当地的农民亲如一家地劳作,寒春身上穿的是老旧的深蓝色棉大衣,家里的写字桌是用砖头垫起来的。他们拒绝搬入北京城内居住,说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变修了,他们要坚持自己艰苦朴素的革命道路。 
     
     我想起了朱学勤在他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记述的一个场景: 
     
     “夜色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这是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他说的似乎应该是:“我如果再活一次,绝不会加入共产党!”但是,那就不是李慎之了。寒春、阳早、李慎之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都是那个历史、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人物。你可以不理解、不赞同卡玛长辈们的追求,但是你至少应该尊重他们那种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怀,对理想坚韧不拔,永不背弃的人生选择。王在她的文章中充满轻蔑地将他们说成是:“跑到闹市表白自己的廉洁,……我不信他们上当受骗,利令智昏才干得出这种丢人现眼损祖德的勾当。” 如此粗陋、浅薄的言词,真不该出自亲身经历文革惨烈迫害的王容芬之口,读来令人倍感悲哀。 


     
    我认识的卡玛 

     
     在一些人唾骂卡玛,在柴玲的起诉把卡玛的制片组逼到濒临破产的危境的时候,我要说说我认识的卡玛。 
     
     初知卡玛,是无意间在美国公共电视频道看到她拍摄的《天安门》,打开电视,支持学生民主诉求的青年教师梁晓燕,正在批评那些坚决罢课的学生阻止不愿意罢课的学生进入教室,说他们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力。立即觉得制片人所表述的:诉求民主的人并不一定都理解民主的真谛的见解十分深刻。第一次见到卡玛是在北京,她为新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我父亲李锐,那天没有时间深谈,她只是说也想采访我。我告诉她,我在文革中是无名之辈,采访价值不大。但是回到美国后,她还是邀我去他们那简陋的摄影工作室做了一天半的访谈。卡玛说,文革是一个太浩瀚、太广大的题材,可找到的影片资料极为有限,根本没办法拍摄出一部较全面、完整的影片,而文革初是中学生的这一代人成长期间的画面资料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因此选择了以这一代人所受教育的文化土壤为切入点,展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出自各种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人——主要是中学生们,如何会以那样的真诚和热烈追随毛泽东,卷入进那样疯狂的一场浩劫之中,以及他们的觉醒之路。我们这一代无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很多人至今都能背诵出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第一个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的刊头,登出的就是这段语录。我当时就觉得、在看过拍摄完的影片后更是觉得,《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片名起得极好: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时期的奋斗、努力,莫不源于自认为是将来主宰世界的力量。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能投身于革命;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我们最终觉醒,是因为看清了自己哪里是什么太阳,中国只有一个太阳——毛泽东,我们只不过是被愚弄、利用的工具。卡玛后来告诉我,他们选择这个片名时确实有一层反讽的意思。对卡玛担纲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我的态度是一贯的:卡玛作了中国人没有做的事,卡玛作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我敬重她做的工作。 
     
     卡玛的摄影工作室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陈设十分简陋,唯一显出点气派的是那套音响合成和镜头剪接器材。工作室所在的破旧小楼和小楼居于其中的小小的公园,是当地一个故去的居民捐赠给那个城市的。市政府要保留这幢历史建筑就需要雇人守护,钱却无来源。卡玛从拍摄电影获得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从市政府手中租来这幢小楼,承诺了维修保养的责任,双方各得其所。一楼有一个小厨房和一张大圆桌,我在的那天的早餐,是卡玛父亲工作过的山西张庄的乡亲们送的小米熬的粥,外加馒头咸菜,中餐是叫的外卖,七八个工作人员和我这个受访者围在一起“风卷残云”。卡玛的丈夫、有个中国名字的高富贵担任摄影,澳大利亚的顶尖汉学家白杰明被请来担任电影的合作者,他就窝屈在阁楼上睡觉。有一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纯清的台湾姑娘,做资料储存整理,还有几个从大陆来的和我女儿年龄不相上下,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姑娘在那里轮流做义工。 
     
     后来影片在旧金山湾区公映时我和卡玛又一次见面,这里的电视台华语节目《话越地平线》采访了她和白杰明。那是个与观众互动的节目,我没想到打电话进来的会有台湾人,他们感谢二位受访者做了一件好事,向他们这些不了解大陆的人展示了那场“革命”的真实面貌。记得有个大陆来的观众打进了一个对影片有意见的电话,问卡玛为什么要拍暴露中国黑暗面的电影,说现在的中国非常好,不像电影里那样。卡玛回答说:文革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一定制度和条件下都会极度膨胀,德国就出现过希特勒,美国就出现过麦卡西主义。我们有责任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以警醒自己,不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生那样荒谬的事情。美国“911”以后,其实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只是程度不同。例如,只因为法国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就引起一些美国人的痛恨,他们像中国人在文革中把鸡蛋糕改名“斗私糕”,江米条改成“批修条”一样,要把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改成“自由炸”(Freedom fries),还荒唐到国会餐厅张贴的菜单都作了如此的变更。一时间家家都必须挂美国国旗,谁要是对打伊拉克说一个“不”字,就可能被视为不爱国,受到攻击。 
     
     我的朋友朱大年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也是“狗崽子”,卡玛拍“太阳”一片时把他从北京邀请到美国接受采访,就住在卡玛家里。周末卡玛一家出去滑雪,把一串钥匙扔给他就走了。他打电话给我,感慨卡玛对人的真诚和信赖,说我们素昧平生,她也不怕我把她家都偷空了。 
     
     我和卡玛都有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儿,我常常向她请教如何与女儿沟通交流。不管她多忙,在电话上和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给我分析美国文化,分析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孩子的心态和问题。后来我女儿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面试,卡玛到机场接她到自己家,我女儿和她的小儿子一下就成了好朋友,坐在厨房的台子旁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她的小儿子突然问:“你和我妈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认识我妈的呢?”我女儿一下给问住了,说:“让我想想。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妈,是你的妈妈拍个什么电影采访了我妈妈,她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也就成了你妈的好朋友。”小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我妈的好朋友特多,我妈的朋友蹲过监狱的也特多。”女儿在电话中说给我听:“妈妈你的朋友特棒!”能让青春期的女儿在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成年人中看得起谁,不是一件易事。正是卡玛待人的诚恳和她温暖的人情,让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对于饱尝过世态炎凉的我,这种品质比信念、成就……更让我珍视。 
     

卡玛网站的意义

 
     
     王在“卡玛”一文中斥损卡玛的同时赞扬了王友琴,说她“以个人之力在芝加哥大学网页里建了一个文革网站。” 
     
     “以个人之力”,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为王友琴网站的建立作过工作,那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还有那些在大陆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王友琴的采访,提供给网站材料的受难者的未亡人、朋友、同事们,他们的力量更不应忽略不计。文革是一场极为惨烈、极为浩大的人类劫难;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人在运动中的诉求和行为的思想渊源、家庭背景、文化土壤和社会教化之深邃、博杂,如苍穹间之繁星,几乎难以穷尽,绝对不是王文所表达的:参加文革=投入文革暴力,如此简单的等式;对文革的还原,对文革的记忆,对文革暴行的揭露和鞭挞,对参与其中人的分析……这一切的一切,决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的。王友琴管理的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里“为九千五百零一位文革受难者逐一立了纪念页,收录了七十篇纪念文字,一篇珍贵史料,两篇论文。”(王文)这无疑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令人尊敬的工作。卡玛的“Morningsun.org”的中文网页中收集了文革中的很多实物、很多标语口号、很多个人的故事和家庭的遭遇,还原了文革的实景、实地,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它的残酷和荒谬,对文革是另一种角度的揭露,与“纪念园”的资料是互为补充的。王说卡玛的网站“没有一篇论文,连一条文革研究的报导都没有”,是又一处完全不顾事实、既偏执又无端的指责。只要进入Morningsun.org的英文主页,点击library分页,你就会看到这个文库里收集了大量的中外学者研究文革的英文论文,那些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条分缕析、入理鞭笞,让我这个中国人汗颜。 
     
     王在年轻时所占据的思想高度是令人起敬的,但是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不等于永远地拥有真理,可以随意地把一切与己不同的思考一棍子都打成“红卫兵暴力”。每一个希望能够对历史尽到责任的人,应该学会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思想,应该学会包容、尊重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他们的观点,只有如此,才能以客观诚实的态度记述历史、剖析历史,才不会像共产党一样地诛锄异己,永远地走不出历史的怪圈。 
     
     写在美国独立节翌日2009.7.5. 
     
     定稿于2009.8.27.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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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3 10:33:21

主题: 茉莉: 戴晴的法兰克福之战
戴晴的法兰克福之战


        茉莉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女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三馆。赫塔·米勒——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我们背后赶上来,抱住戴晴亲吻了一口,在戴晴脸上留下口红的痕迹。

  对本届书展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一事,流亡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米勒表示反对。经历了三十年东欧专制恐怖的米勒认为: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米勒的小说里,受迫害者只要看见飘扬的红旗,听见嘹亮的军号,就会发疯。所以米勒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采访,而把自己的敬意献给戴晴这样勇敢的中国异议作家。

  不仅是米勒,很多德国人都由衷地钦佩戴晴。在书展前后的一两个月里,德国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认识了光彩夺目的戴晴——一位为言论自由和合法权益而战的中国女作家,他们有的找机会和戴晴合影,有的托人向戴晴致意,表达他们的热情支持。笔者在法兰克福和戴晴相聚的四天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 现代唐·吉诃德与专制的较量


  这是一场“一人敌一国”的战役。9月11日,受邀参加书展研讨会的戴晴在机场吃惊地发现,原已确认的机票被取消,她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了那刚刚退掉的一张机票,飞往法兰克福。从这时起,这位68岁仍然精力充沛、童心未泯的女作家,身不由己地化为一位现代唐·吉诃德,披挂起一身铠甲,登上法兰克福书展这个自由与专制较量的战场。

  但戴晴和古代的唐·吉诃德不同,她敢于冲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却并不脱离现实耽于幻想。骑瘦马持长矛的唐·吉诃德,把风车当作巨人去作战,而戴晴,面对的却是一个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又企图在法兰克福书展显示其“软实力”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雄心勃勃征服世界的文化进军,遇上戴晴等除了笔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士,居然给大大地挫折了一下。

  对于书展主办方来说,这次书展不仅要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也要介绍其它中国人的面孔。因此,邀请异议作家和流亡作家出席书展,是该次活动的题中之义,否则,该次书展就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一要义很难为专制政权所理解,钱大势力大的专制者不肯接受自由社会这一套。为了排斥异议作家,那些习惯于玩弄控制手段的中国人,从头至尾都在向书展主办方施加压力。而德国书展主办方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一再在压力下左右摇摆,进退失据。

  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可笑的事件。例如,主办方向戴晴和贝岭发出邀请,接着取消邀请,最后又收回取消。在书展开幕前的一场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因为有戴晴和贝岭发言,中方代表居然集体短暂离席以示抗议。由于开幕式都是中国官方出席,为了做一个平衡,德国主办方原本安排戴晴和贝岭在国际中心的告别招待会上做简短发言。但中国官方代表团在该场合全体缺席,安排戴晴和贝岭的发言也突然被取消了。


   ◎ “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


  10月18日中午,我从书展的“西藏论坛”上下来,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色哈达,抬头看见戴晴在场外向我招手。戴晴告诉我,她将在下午四点的告别招待会上说几句话之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告别。于是我们陪她一同前去。当时我注意到,戴晴穿了一件蓝地白花的印花布旗袍,很有端庄雅致的中国女性风采。

  然而没想到,在大开香槟酒的告别招待会上,戴晴竟然被取消了发言,由一位印度女出版商取代了戴晴在会上致辞。面对主办方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戴晴只是简单地询问了负责这一活动的经理彼德·利浦肯,就从容不迫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告知媒体她的发言被取消的真相。第二天,德国舆论沸沸扬扬,德国主办者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彼德·利浦肯的职务。

 

图:戴晴与后被解职的书展项目经理彼德·利浦肯 

  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是民主社会抵制强权、维护言论自由的出色成果。在这场战役中,戴晴等人所拥有的,只是德国笔会和媒体的支持,而中国官方却与书展主办者甚至德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自由社会里,媒体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非官方却是中心的角色,对政府和企业都起着监督和制衡的关键作用。这次,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德国媒体不能容忍书展为了利益出卖言论自由,因此全力支持戴晴等人,共同抵制专制者的胡作非为。

  在欣赏戴晴等人的顽强抗争之时,我记起了八十年代时戴晴参加六届妇代会的事件。那一次戴晴被《光明日报》女性同人选作代表,参加选举妇联主席的会议。戴晴在会上公开发难,要求候选人陈慕华回答对她不利的传言等问题,结果差点被革命姐妹轰下台去。尽管在场的记者私下称赞戴晴“干得很漂亮”,但报刊对此一律噤声,唯《中国妇女报》发出一则小文,意思却是:有人想捣乱,但被无产阶级正气压下去了。

  自1989年卷入学运并入狱,戴晴在祖国失去了工作、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等一切,并被禁书封口至今。2008年,她在香港出版了《在如来佛手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其《后记》以这样的话结尾:“曾经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之尊严,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思想独立,言论自由。”


   ◎ 潇洒的戴晴,可怜的官方作家


  二十年来首次获得机会直接面对公众在论坛上发言,戴晴很珍惜书展这个各方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开幕之前的会议上,她一次次面对自己的同胞举手提问,提的都是一些国内无处提的问题,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与出版立法、唯GDP发展的代价等。但她得到的却是官方口径的回答。后来有一次,我和戴晴一起去中国展馆听新闻出版总署局长们的新闻发布时,不管戴晴的手举得多高,已经没有人敢把麦克风递给戴晴了。

  参加此次书展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有一百多名作家,两千多书商,如此雄厚的资金、庞大的阵容,却畏惧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戴晴。这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世界里,很少有人像戴晴一样,具有不同凡响的思考与表达的胆识勇气。她思维敏锐,言辞犀利,怀着关注社会的沉重的忧患之心,不依不饶地追问真实。在大批中国官方作家唯唯诺诺言不由衷之时,她的声音显得刺耳而又响亮。

  与潇洒自如的戴晴相比,那些中国官方作家实在是窝囊可怜。他们本来一个个伶牙俐齿,但在法兰克福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带领,只能像绵羊一样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敢与异议同胞接触。每当德国媒体想找中国作家做个人采访,总是被对方推辞。中国官方大花银子请了德国一家公关公司,只有这家公关公司安排的采访,中国作家才敢接受,他们没有脱离党组织而擅自发言的权利。据说,他们中有人跑到德国笔会和中国异议作家聚集的三馆来听会,回去也只能推说自己迷路了,偶然看见有中国人在说话,就过来听听而已。

 



法兰克福书展的台湾展馆展出不少大陆禁书,其中有茉莉的《山麓那边是西藏》,傅正明的《诗从雪域来》。 



 

      ◎ 《收租院》的谎言与“审父意识”


  这次书展,中国馆的展览有造纸术的发明和电子书籍,有作协主席铁凝和名作家莫言高声赞美德国文豪歌德,有地震后写诗“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文联副主席王兆山,还有江泽民的两本学术专著举行全球首发式。更滑稽的是,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居然从中国运来“唯一的一件中国美术展品”——中国革命宣传泥塑《收租院》。

  戴晴说:“这帮贪官污吏,他们要把软实力向全世界显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既然当局花了这么多钱把一个大谎话运到这儿来,戴晴就觉得自己有义务揭穿谎言。17日下午,我们前往申恩博物馆。在那里,面对栩栩如生的泥塑群雕,戴晴由浅入深地向德国记者和观众说明,这种造假的艺术,是怎样以欺骗手法煽动仇恨,演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戴晴在法兰克福揭露泥塑《收租院》的谎言 
  我则从《收租院》泥塑场景中的箩筐和风谷机,联想到少年时在湖南山乡,和饥肠辘辘的农民一起挑谷子送公粮的情景,共产党统治下的压迫和剥削比《收租院》的国民党时代更甚。我对德国记者说,我是黑五类出身,而戴晴是红色家庭出身,但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1989年的天安门,走入监狱,现在又一起走到法兰克福。

  由此想到,有些人认为戴晴出身于革命家庭,喝共产党奶长大的却骂共产党。其实,人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主要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因素。黑五类出身的我自小从底层接触社会阴暗面,而戴晴的红色家庭出身,令她一直相信共产党的官方宣传,直到三十岁那年,她在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一个《正面战场作战序列》的小册子,发现中共其实只曾在很小的地盘上抗日,这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欺骗。

  从此以后,戴晴清醒了,她开始“审父”,审查她的共产党父亲们——生父、继父、义父和公爹所走过的道路,她认识到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公推的,而是依靠军队夺取的。她和专制主义决裂,着手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从王实味到张东荪,清理历史的血腥和荒谬,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进行拷问。

  岁月似乎没有在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生气勃勃,特立独行,风骨卓然。摆脱了谎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权势的人,戴晴坚守独立精神,诚实而坚毅地,按照自己的良心与信念去生活。虽然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感到绝望,但她坚持做“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她对强权的挑战,是她三十年来韧性反抗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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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2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2009-12-03 09:37:10

主题: 黑色幽默:我成功扶起了一位摔倒老太!附:救助老人安全宝典 ( ZT)
标题:我成功扶起了一位摔倒老太!附:救助老人安全宝典 ( ZT) 


附Google Doc浏览:http://docs.google.com/View?id=dc3nnnvb_1gkgxkfgp 

我在南京成功的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附:救助老人安全宝典) 

长达两月无休止的加班终于结束,终于有半月的假期供我挥霍了。于是,我一人背起了行包,开始了我的快乐free行。 
   
  第一站,我选择了美丽的六朝古都——南京。住在便宜的旅店里,一大早就背起包来到了著名的玄武湖边游逛,我喜欢这样free的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漫游,真切感受这城市的生活气息。 
   
  好多人在晨练,老年人、中年人男男女女,一派祥和的样子。远处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大约60多岁,正走下几级台阶,颤颤悠悠,让人捏把汗。在下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老太脚底一拌摔倒在地。 
   
  四面晨练的人围了上来,我也快步跑过去。老太侧卧在地无法起身,嘴里“哎哟哎哟”声不断。围观的旁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上前相扶的意思。看见我这个背着行包的外地人从远处跑过来,大家自动给我让开道,众人眼睛都看着我,仿佛在说:“年青人力气大,你扶老太起来吧!” 
   
  有没有搞错,大家都是每天一同晨练的老伙伴,摔倒了都没人扶,这是什么世道?老太的“哎哟哎哟”声不断传入耳,激起了我无限的同情心。谁叫我是一个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的大好青年呢? 
   
  老人有难,无人相助,我上! 
   
  赶紧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上书《救助老人安全宝典》,快速扫描了几眼划了红线的要点。 
   
  对于一个象我这样富有爱心的人来说,助人是快乐的。但是,助人是需要有标准程序的,特别是扶助摔倒在地的老太,就象ISO9000,次序不能乱、手续不能缺,否则,助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下面,就请各位跟随我一起,重温我扶起老太的标准动作程序。 
   
  1、 通知家人、亲友前来处理: 
   
  我蹲下身:“老太,你好,你还记得家里的电话或子女亲友的手机号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叫他们来。” 
  老太努力回想:“哎哟,摔的有点头晕,记不起什么电话号码了。” 
  ▲▲▲《救助老人安全宝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最佳救助方式,通知家人亲友!如无法联系,继续以下程序▲▲▲ 
   
  2、 问老太姓名及子女职业: 
   
  我:“老太,请问你姓什么?” 
  老太:“我姓徐,哎哟!” 
  我惊得连退三步:“什么,你难道就是网络江湖传说中著名的徐老太!?” 
  ▲▲▲《救助老人安全宝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徐老太,中止救助程序!报警处理。▲▲▲ 
   
  老太:“错了,我不是徐老太,哎哟!我姓许,允许的许。” 
  我抹了抹汗:“哦,听错了,是许老太。请问你有子女吗?从事什么职业?” 
  老太:“我有一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 
  ▲▲▲《救助老人安全宝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子女在pol.ice局、法院、检查院等强势部门工作,中止救助程序!报警处理。▲▲▲ 
   
  问清老太姓名及子女职业情况,确认救助程序可以继续下去。 
   
  3、 我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书曰—— 
   自愿接受救助声明 
   
  本人XXX,性别(男/女),XX岁,XX市XXXX地址人。因本人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不慎于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于XX地自行摔倒在地,无法起身。 
  本人愿意接受XX市XXX人的热心扶助,本人的所有伤病与XXX无关,一切医疗费用由本人及家人承担,与XXX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字: 
  声明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我把声明大声的给老太读了一遍。 
   
  我:“老太,你如果同意这个声明,就在上面签个字,我马上就可以扶你起来。” 
  老太:“没问题,哎哟!我可以签字。” 
  ▲ ▲▲《救助老人安全宝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拒绝在《自愿接受救助声明》上签字,中止救助程序!报警处理。▲▲▲ 
   
  我掏出笔交给老太的右手,可老太的右手直发抖,笔都握不住,更别提签字了。 
  老太无法签字,难道就要中止救助吗?放心,古道热肠以助人为乐的我早有预备。 
   
  4、 我再从背包里掏出录音笔—— 
   
  我:“老太,你可以照着这张声明读一遍,我录音作为凭据。” 
  老太:“好的,哎哟!” 
   
  我把那张《自愿接受救助声明》摆在老太面前,老太照着念起来: 
   
  “本人许老太哎哟,女,65岁,南京市哎哟XXXX地址人。因本人哎哟年老体衰哎哟!……” 
   
  老太正痛苦吃力的念着,旁边有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发话了:“哎,小伙子!我是本市律师,专攻民事纠纷案件多年,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看。” 
  我接过工作证看了两眼,问道:“有何指教?” 
  律师:“老太不住的哎哟着念你的《自愿接受救助声明》,这个录音恐怕不能作为你免责的证据,法官会认为老太当时受到了胁迫,这样的声明并非老太自愿!” 
   
  我一楞,这点倒没想到:“那……那……” 
  律师:“小伙子,你的热心大家都看见了,但事情并非如你想象的顺利,最好还是报警吧!” 
   
  古道热肠以助人为乐的我,岂能半途而废,别急,我还有预备。 
   
  5、 我又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围观众人齐声惊呼“还有?!”书曰—— 
   
  救助老人目击证明 
   
  XXX,男,XX岁,XX市XXXX地人。XXX于XX年XX月XX日路经XX市XXXX地,发现XXX老爷/老太自行摔倒在地,无法起身。 
  XXX一向古道热肠以助人为乐,有意救助XXX老爷/老太。因XXX老爷/老太摔倒而致身体不便,无法在《自愿接受救助声明》签字认可,或提供有效法律效力的录音证明。 
  为减轻XXX老爷/老太的痛苦,使其及时得到救助,XXX愿意采取行动,在得到XXX老爷/老太口头许可的情况下,扶助XXX老爷/老太起身并送往医院救治。 
   
  以下10位热心的本地人,愿意作为本事件的目击证人,并集体签字担保证明:XXX老爷/老太系自行摔倒,其伤病与XXX无关,其治疗费用由XXX老爷/老太家人子女承担,与XXX无关。 
   
   
  目击证人签名如下: 
   
  证人1: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2: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3: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4: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5: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6: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7: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8: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9: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人10: 住址: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证明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救助老人安全宝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目击证明必须有10位当地居民签字确认,否则中止救助程序!报警处理。▲▲▲ 
   
   
  我向围观的人群挥了挥手上的《目击证明》,深情的说:“本人助人决不轻言放弃,各位热心的南京人民,能否为小弟做个证明,在这上面签个字留个名,万一将来有纠纷,麻烦为我作作证,还小弟清白?” 
   
  人群里一阵低声的议论,很快,那位律师第一个走出来在《目击证明》上签字,在他的带动下,需要的10个目击证人很快签完名。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嘴里不住的说“谢谢,谢谢!”,多热情的南京人民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我把众人签名做证的《救助老人目击证明》给仍躺倒在地不住“哎哟”的老太看,老太的眼里明显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我轻声问:“老太,你看了我这份《目击证明》,同意我扶你起来吗?” 
  老太连声说:“愿意,愿意,哎哟!” 
  ▲ ▲▲《救助老人安全典》用醒目的粗黑体大字写明:扶起老人必须得到本人的确认,否则中止救助程序!报警处理。▲▲▲ 
   
  我把老太扶起来在地上稍坐,然后对大伙说:“谁能叫几辆出租车来,我送老太去医院。那10位目击证人,能否跟我到医院继续做个见证啊?出租车费我来付。” 
   
  这时律师说话了:“小伙子真是个大好人,令人钦佩!我们10位证人都愿意继续跟你去医院做目击证人,车费我们自己出好了。” 
   
  我又差点热泪盈眶(没办法,心肠好的人容易受感动),多好的南京人民啊! 
   
  一大群人赶到医院,直奔急诊室,阵势比较大,连医院院长都惊动了。 
   
  初步诊断,老太右脚踝扭伤浮肿,需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这时医生开出一单子,说:“谁是老太的亲属啊?先交2000元住院押金和检查费,马上要拍片。” 
   
  众人都望着我,我诺诺的说:“这个,那个……,我们都不认识老太,是老太自己不小心摔倒无法起身,我们把她扶起送到医院来了。”其实,我背包里还备有一份《住院押金借款证明》,但这会我有些不好意思拿出来。 
   
  这时,律师已低声的向院长解释了事情的简单经过。只见院长拿过单子,说:“原来是这样,这位外地年青人在我们南京热心的扶助老人,值得我们学习。住院押金的事就不好再难为人家了,我签个字,先给老太检查治疗要紧。” 
   
  我松了口气,助人的事情总算顺利,没有什么环节程序出差错。 
  大约半小时后,舒缓过来的老太,终于记起了家里的电话,家人很快就会赶到。 
   
  我趁大伙不注意,悄悄的出了医院,抬头望着蓝天,心情无比舒畅 


附Google Doc浏览:http://docs.google.com/View?id=dc3nnnvb_1gkgxkf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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