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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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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091101000000 ~ 20091201000000


2009-11-23 12:51:40

主题: (图文)中宣部禁止转载南周专访奥巴马的批示曝光
(图文)中宣部禁止转载南周专访奥巴马的批示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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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2009-11-21 09:46:19 
 


 
11月19日本网义工从网络上看到了中宣部禁止转载南方周末专访奥巴马的具体内容。这是一份由某市宣传部发出的文件,其具体内容如下:

事由: 

中宣部新闻局通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报道,各媒体及其子报子刊、所属网站不得转载。 

领导批示: 

请王部长阅示。请市各媒体,按照上级规定、贯彻执行。 

XXX 

09,11,19



2009-11-19 08:12:12

主题: 网络辛辣:那个叫鲁迅的终于从教科书里滚蛋了! 猫眼看人
网络辛辣:那个叫鲁迅的终于从教科书里滚蛋了! 猫眼看人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2009-11-17 21:15:22

主题: 奥巴马与洪博培唱双簧:给胡锦涛上了一课
奥巴马与洪博培唱双簧:给胡锦涛上了一课

中文网络论坛    2009-11-17 02:12:04

  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全世界把目光再次集中到了中国,这两个如今世界的大哥大,一举一动似乎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西方世界无论对中国是什么看法,都不得不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奥巴马一到上海,马不停蹄,会见市委书记,和市长共进午餐,又别开生面的与中国青年近距离接触,开展对话,新华社现场文字直播实话实说,教育了全中国人民,值得一提的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和洪博培唱了一出双簧,给胡锦涛上了一课,这也是西方媒体无视奥巴马演讲的其他内容,仅仅在这个问题上重点报道和关注的。

  奥巴马在开场白说到:“我认为我们两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似乎认同了中国坚持走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受到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移民的影响,指导我们完善了民主制度”。夸赞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和年轻美国的民主,接着,话题一转,“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这几句话,显然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

  在回答提问的时候,奥巴马说“好吧,我现在请我的洪大使,现在有一个网民通过我们使馆网站提了一个问题。”

  洪博培早有准备,代网民提问:“第一,这个国家有3亿多人使用互联网,有6000万人写博客,你知道防火墙的事情吗?第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 TWITTER?”瞧这个问题问得多么有水平,瞧美国大使和美国总统配合的多么的天衣无缝。这里的防火墙,大概指的就是GFW,而TWITTER是继 YOUTUBE、FLICKR、FACEBOOK等被封堵后,又一个热门网络被伟大的防火墙拒之门外的。

  奥巴马是怎么回答的呢?“首先让我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TWITTER。”这点奥巴马可能没说实话,奥巴马没有用,奥巴马的助手和班底以及美国政府肯定用,至少在竞选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伊朗选举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破天荒地指令TWITTER,还一度被质疑干涉别国内政。“我注意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一直很忙,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很笨重。”这句话看来奥巴马是外行了,要么是当时蒙了,忘了TWITTER是什么东东?

  “但是我还是非常相信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视开放性。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子,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的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在美国我过去谈过,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也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在美国,我们有没有受限制的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应该受到鼓励的。”

  奥巴马说“但是我也应该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作为美国总统,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听到人们在批评我,我认为很自然的。”这个大概是对胡锦涛表示理解,作为国家主席,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的流通,不然会听到太多的批评意见,谁听到批评意见都不爽,我不例外,眼下之意呢,你胡锦涛也不例外。

  奥巴马接着帮胡锦涛分析:“在人处于一个实力地位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这样说是很不负责的。”再来看后面这段话,显然是教育胡锦涛和开导胡锦涛的:“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在美国信息是自由的,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我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才会使得我们的民族制度变得更强,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它迫使我听到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也迫使我审查我正在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审查,要看我是不是真的为美国人民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更强的工具,可以让公民来参与。”

  聪明的奥巴马,通过一问一答,不显山不露水,把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总统的价值观,在全世界人面前,抖擞了一下,又通过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的言喻,把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主席,推到了前台,给涮了一把。这个问题从提问到回答,表面看,是说给现场五百青年听的,是说给网民听的,明眼人一看,显然是说给中国政府听的,是说给胡锦涛主席听的。同时,给中国人民一个交待,给美国人民一个交待。奥巴马总统一到中国,就实实在在地给胡锦涛主席上了一课。



2009-11-12 14:34:49

主题: 真实的“保尔”
2009年07月04日(2009-07-06 09:37:49)标签:杂谈    
               
真实的“保尔·柯察金”

老鬼


记得好像在1968年下乡前,我把一本老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画像给剪下来,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带到了内蒙古大草原,陪了自己多年。从中学时代我就敬佩保尔,非常钟爱他这张画像。觉得保尔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什么是坚强,什么是英勇,看看这张画像就全知道了。

望着保尔的眼睛,那染满硝烟的军服,你能感到一种震慑灵魂的力量。

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这本书了。记得第一次读是母亲借给我看的。她很在乎这本书,让我看完后必须还给她。书比一个砖头厚,封面是白色的,印着几个小小的红军骑兵战士。这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一时间在中国城市里几乎家喻户晓。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事迹曾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当初很多少男少女对革命的狂热向往,对爱情的朦胧憧憬以及对苏联革命小说和歌曲的偏爱,都与这本书有关。

 

                  

 

 

 我早在小学四五年级就会背诵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这段著名的警句。对保尔向朱赫来练拳,把维克多打倒在河里印象深刻,也导致了自己对拳脚的偏爱。他偷手枪并藏在树上的乌鸦窝里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数次偷枪,以至于蹲了海淀拘留所。

 看了电影《保尔·柯察金》后,自己热血沸腾,手脚痒痒,激动难耐,常常挥舞着胳膊,做举刀状,奔跑着,用力劈杀着想象中的敌人。记得那天是在育才小学去南楼宿舍的路上,看见前面走着几个同学,我一时狂热,恍惚地把他们当成白匪军,从后面追上去,经过一姓徐同学身边时,用手猛挥,劈下了那位同学头上的帽子,然后迅速跑开。那个徐同学急了,立刻追我却没追上。我这袭击同学的行为,就是拼命想模仿保尔·柯察金,劈杀敌人。

 在内蒙古劳改期间,我曾用保尔·柯察金带病干活的举动激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感冒了,头剧疼还坚持出工打炮眼,扛石头。

 总之,保尔·柯察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我心悦诚服的偶像,对他崇拜又崇拜。连他的毛病也喜欢。

  然而,前不久网上披露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真实情况,跟书上的保尔截然不同,令人深思。

  2006年11月26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一位俄罗斯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通讯《重铸的生平》。这篇文章记述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护理者,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舅舅的有关情况,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据加林娜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他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

 

      

 

 

  所以,真正的保尔并非像书中所写出生于穷苦工人家庭,很小就去干活,当过司炉工……严格地说他出身于沙皇时代的旧军人家庭,起码母亲是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小说中的保尔比较喜欢打架,有些野性,热爱军旅生活,这很可能是受他军人父亲的遗传。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妮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林娜一家。——原书中虽然把冬妮娅写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但不知何故,我们男的潜意识里都喜欢冬妮娅,暗暗希望能碰上自己的冬妮娅。

“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在保尔患重病后还对他很关照。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女工在与保尔·柯察金结婚后没几年就抛弃他,嫁给了他哥哥。书中为了美化工人阶级,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女工拔高得很完美无缺,实在害人不浅,常常让我们在生活中看错了人。

  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观察人和事物,往往会犯错误,不准确。

 

    

 

               

 

 

 

  最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加林娜还透露:“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弟弟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这意味着保尔·柯察金在参加革命多年后,认识到列宁、斯大林所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自己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所憧憬,所追求的美好社会完全不一样。这说明保尔·柯察金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对斯大林的大清洗,大整肃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

  保尔·柯察金拒绝射杀白军的详情不了解,但如果长官命令你射杀已经放下武器的白军,或者负伤的白军,或者年幼的白军,或者被扣上“叛乱分子”帽子的普通老百姓,保尔·柯察金予以拒绝那是一种觉悟,那是一种高尚和无畏。

  这位保尔姐姐的女儿还说:“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也就是说,他对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不趋炎附势,如果不病死,很可能会被当成反革命枪杀掉。而这才是保尔·柯察金的可贵所在,这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非阿谀逢迎之徒,只服从真理,不向任何权贵低头,哪怕它披着人类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外衣。

  过去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对保尔的印象是——无限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瘫痪后还不虚度光阴,顽强从事写作……他的事迹曾感动了包括母亲与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今天了解到了真实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不迷信当政领导,关键时刻敢于抵制上面错误路线和政策。这比打仗冲锋更需要勇气和水平,更难能可贵!这个真实的保尔更是所有当初崇拜保尔的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真实的“保尔”大大升华了他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大大强化了保尔·柯察金在我们心目中的不朽形象。

  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时代树立起的典型雷锋,它也曾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但却无法像保尔·柯察金那样令人喜爱。因为保尔虽然是塑造出来的,却真实,有人性,犯过错误。比如喜欢打架,喜欢动拳头,有时有点自由散漫,不那么遵守纪律……相比之下,中国塑造出的雷锋却没一点点缺点,毫无私心杂念,不打架,不骂人,乖顺听话,出门就干好事,整天捧着最高当权者的著作学,做梦也梦着最高当权者,一举一动都尊奉最高当权者的意志行事,活脱脱表现出了一个崇拜权力,一切围绕最高当权者转,热爱最高当权者胜过父母,无一丝一毫独立头脑的奴才嘴脸。

 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还提到三个著名的白匪头目:彼得留拉、高尔察克、邓尼金。但历史已经还给了他们清白。

 西蒙·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大学,后成为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反抗苏联统治,曾两度出任乌克兰执政内阁的首脑。俄国早已为彼得留拉平反。2005年当俄国总统普京访问法国时,曾专程到位于巴黎的彼得留拉墓前献花。

 亚历山大·瓦·高尔察克(约1874—1920),俄罗斯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曾率领白卫军与红军作战,并成为同盟国承认的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后被俄国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契卡”秘密处决。俄国现已为高尔察克平反。2008年俄国公映了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从正面讲述了高尔察克传奇的军旅生涯。

 安东·伊·邓尼金(1872-1947),二月革命后任俄军总参谋长。十月革命后组织了一支队伍反对布尔什维克,失败后长期流亡国外。德苏战争时,坚决支持苏联卫国战争。晚年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去世。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版的教科书已将邓尼金列为“爱国将领”。2005年10月,邓尼金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俄政府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所以青年人一定要明白:红色经典不都句句是真理,里面所说的坏人不一定都真是坏人。尤其要知道曾经为亿万中国年轻人所崇拜的保尔·柯察金,真实的他其实也像林昭、张志新一样对专制的社会体制进行过批判和斗争,并曾经被审讯……所以这个英雄是替人民说话的,是真正的英雄,他并没像其他很多英雄那样成为过眼烟云,昙花一现。

 1936年到现在他已去世73年,他的名字依旧闪发光辉,他依旧是我们的楷模。

 所有向往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人们,当你感觉孤独的时候,来看看保尔·柯察金的画像吧。望着保尔的眼睛,那染满硝烟的军服,你能感到一种震慑灵魂的力量。真正的保尔与你们同在。他不拍马屁,敢于面对审讯,敢于抵制上级的错误,永不屈服于任何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淫威,他鼓舞着我们为美好的明天奋斗。



2009-11-12 11:28:04

主题: 三妹:读巫宁坤的《一滴泪》,看中共的迫害史和洗脑术
读巫宁坤的《一滴泪》,看中共的迫害史和洗脑术 

 
  
                            ·三 妹· 

巫宁坤教授的《一滴泪》写的是三十年的家庭史,也是中共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的洗脑史,更是中共政府对人民的三十年的迫害史。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了燕京大学刚刚六个星期,刚成为燕京大学最年轻教授、三十岁刚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时他才初尝了脑子是怎么个洗法和被随意扭曲的滋味。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的冗长的政治报告,七个小时。回到学校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随后而来的“十一”国庆大游行更是激动人心的心脑大洗礼,那令人心旌动荡的红海洋,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沸腾,热浪般人潮的呼声“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群情激荡的红海洋中,哪个“爱国青年”不被感染? 

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结合“三反”运动,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燕京大学就变成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运动。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到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于是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当初邀请巫宁坤返中的陆志韦校长这会儿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教授们一改温文尔雅的气质,满嘴党八股地上台批判校长。连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判完校长,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系主任,再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被批的教授、讲师中,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地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们都痛心地检讨,他也如法炮制,痛骂自己,深挖自己的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等等。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的男生跳了起来给了他当头一棒,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书皮,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个男学生早前从巫宁坤教授处借去的。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翦伯赞居高临下的无礼态度让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翦伯赞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地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还有真正的动机吗?”巫宁坤传记里写道:“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尽苦难。 

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于是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都留在了北京,巫宁坤却被发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毫不尊重个人意志的“组织分配”给在自由美国呆了八年的巫宁坤教授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节“服从组织分配”的洗脑课。 

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落后贫瘠,一到南开大学巫宁坤便被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巫宁坤不在乎生活的贫苦和枯燥,但是他不能忍受那不断的洗脑,还有那由上级审查决定后把要教授的课程硬加进马列主义的枯燥。 

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他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这突然袭击使他瘫在椅子上乖乖地接受“帮助”。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揭发,把巫宁坤一年半来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了会后,许多以前经常交往的同事都远离他了。巫宁坤对那些落井下石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更气愤自己在与人交往中竟那么天真幼稚。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些毒化着宁坤心灵的对洗脑和教师之间互相攻奸的怨愤,使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的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全校召开了“肃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教职员一百多人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地拍桌子,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开场狂吠过后,便开始盘问巫宁坤的历史。提的问题都按时间顺序,目的很明显,要证明他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中,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进他家。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声势汹汹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答话时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话,笔比剑厉害。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开了几天的批斗大会,目的是帮助直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的巫宁坤,而他们帮助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的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一月开始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接着又开始“大鸣大放”的夏天。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引蛇出洞”了,随之而来的打“蛇”运动如疾风骤雨。 

党不断地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整肃迫害运动,可耻的是那些与党同谋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中国知分子的软骨头和良知泯灭就是在这个时候塑造成型。下面是巫宁坤书中描写的反右运动中多数暴政的特有景观:“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是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不自由,毋宁死!巫宁坤面对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残酷。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他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了,关进了“半步桥”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 

以后的三年劳动教养的苦难难以言表,又赶上三年的大饥荒,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边际游走。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就会死在劳改营。三年劳改出来后,他只作为临时工在安徽大学教书。巫宁坤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中共统治下的好景总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独自被下放,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被另行下放到几十里路外的村子。他们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全家离开农村,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至此,他家的近三十年苦难才算结束。 

《一滴泪》作者的文笔流畅幽默,书中看不到一丝作者被洗脑的党八股。他以作者应有的高度、头脑和眼光去描写三十年来共产党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和知识分子被洗脑扭曲的过程。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 

读完《一滴泪》后,我的思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不禁发问,巫宁坤一家的苦难结束了,是不是中国所有百姓人家的苦难也都一并结束了?巫宁坤经历的那些门类繁多的整人运动都过去了,是不是中共就再也不搞别的整人运动了?党对巫宁坤那一代进行了三十年的洗脑,是不是对下一代或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就不搞洗脑了?答案显然是“非也”。 

巫宁坤一家苦难的结束并不说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中共一次次的不同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暴政史证明,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 

巫宁坤家庭苦难结束回到城里工作后,中共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八三年的全国“严打”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整肃“法轮功”运动,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苦难。搞运动中共可以一举两得,既整掉了它要整的假想敌,又给没受整的“被团结的大多数革命群众”洗了脑。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法轮功百姓的运动,凸显了这个整肃加洗脑的过程:先是媒体铺天盖地、狂轰乱炸的妖魔化宣传,海外中共喉舌媒体助纣为虐地跟进;然后是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非法残酷迫害。 

就像当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宁坤和众多“右派”一样,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被押走。他们只因信仰法轮功,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审判,就被非法押送劳改和抓进监狱。而且他们家庭中的许多家长是被双双抓走。法轮功家庭的孩子不准上学,孩子只能失学流浪在街头。电刑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也在整肃法轮功运动中普遍出现和使用。无以数计的法轮功百姓家庭被中共非法迫害,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这场整人运动比中共统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运动都残酷和长久。 

虽然西方的自由人权思想已在世界普及,但中国的这场迫害运动还是得到海内外广大中国人的拥护,可见中共的洗脑术并没有失效。 

有人说,李政道所说的“洗脑子”和巫宁坤经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的洗脑方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没有洗脑了。非也。由于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百姓都是来自共产党不喜欢的、有一定新闻和言论自由度的“旧社会”,所以共产党使用了政治学习大批判式的洗脑方式,以此把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建立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都洗干净。但是,对“新社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共政府只需利用幼儿园和小学的洗脑教学方式就可以轻易达到同等的洗脑目的,洗脑在小学就可以成功完成。对那些经过了小学洗脑教育的后生,政府只要全方位地严密封锁新闻,那些被洗的脑子便会顺其自然地接受官方媒体的单向输入,中共的维稳杀人等套话说辞就会根深蒂固地箝入人们的脑中。在每个大事件和整人运动前,中共都是以此方式轻易地取得了单向输入的成功,而且屡试屡爽,被洗过的脑子还能死硬到经久不变。 

法轮功被迫害十年后,党云亦云的无脑之言到现在仍不绝于耳:什么法轮功是邪教啊,什么法轮功自焚啊,什么法轮功做坏事害人啊,不一而足,被洗过的脑子就是想不到中共是在搞非法群体迫害。六四屠杀二十年后,维稳杀人有理的共产党逻辑到现在仍不绝于耳,说这话的人好像自己就是那执掌生杀权力的中共屠夫,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中共刀下的臣民。 

显而易见,越是奴性大的就越是愤愤地不承认自己被洗脑,越不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的就越没有是非观。哪个大陆中国人能躲过中共的洗脑?著文“亩产万斤”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在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他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均做了丢人的事情,给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点。直到十年前,在他八十八岁时,他才终于明白了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了中共上层要他讲话污蔑法轮功的要求。中国人都是被中共玩耍愚弄的臣民,唯独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了中共的洗脑而自觉地进行了反洗脑,而有人(多数)没意识到中共洗脑仍继续用中共洗过的脑子思维。那被洗过的脑子如同无脑一样的空洞可笑,可笑到丧失了价值判断和是非对错判断的最低本能,尤其是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本能。他们一系列混乱思维中最混乱的是对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认知的颠倒错位。 

政府权力才是摧残压制生命和人权的本源,所以要受到限制和人民的监督。而个人的权利却有着广大的选择自由,只要他不威胁他人的权利和生命,他可以选择不吃饭、不睡觉、不看病、不结婚、不……,他也可以选择去信仰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只要不是暴力。政府不能因此去迫害甚至杀戮这些做自由选择的人。 

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待政府权力本应以苛求批判的态度对之,对民主政权如此,对极权杀人政权就更是如此,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权力趋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和摧残。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个人的自由选择本应以宽容理解态度对之,因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人类生来俱有的天赋人权。被洗脑的知分子的思维却截然相反,他们对执掌权力的中共政府滥用公权力、甚至杀人百般维护,对不看病(看病问题属于可讨论的复杂议题)的无权无势的法轮功个体的自由选择却大喊生命价高。中共政府的群体迫害杀人成了理所当然,而个人的自由选择反倒成了罪状。难怪我的朋友、学者朱学渊说:“怕糊涂虫,更怕自以为是的糊涂虫。”糊涂虫当然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说错话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蔑视生命和个人权利的错话太丢自己的面子,太丢我们中国人的民族面子。我年年在旅游团遇到各种美国人、澳洲人、新西兰人……,他们谨慎地告诉我,许多大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基本概念。听到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咯! 

我本来简单地认为,如果没有通畅的信息,被洗过脑的人就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可如今的现实是,既便把那些被洗过脑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放在信息通畅的自由世界里,哪怕放一辈子,他们如不自觉地进行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那被洗僵化的脑子也不会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在美国生活了一、二十年仍然满脑子党文化的大陆知分子,你就会惊叹中共洗脑术的精湛和对国民洗脑的成功。 

中共虽然整人、洗脑六十年屡试屡爽,虽然扭曲奴化了整个国民,它却在今天终于遇到拼死的抵抗,法轮功百姓一反中国人的奴性反抗了。他们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杜绝中共的洗脑,给六十年受尽苦难和奴化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前途。 

巫宁坤的《一滴泪》所描述的中共迫害和洗脑的苦难历史是共产极权制度造成的,只要这个极权制度存在,迫害就不会结束,洗脑也不会停止。中共统治越长,人民的灾难就越大。铲除共产极权,铲除共产党则是国人不被奴化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进行自我反扭曲和反洗脑是维护自我尊严的当务之急,这才是巫宁坤三十年的家庭苦难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 寄自美国



2009-11-10 13:46:41

主题: AK之父3



2009-11-10 13:46:16

主题: AK之父2



2009-11-10 13:45:45

主题: AK之父1



2009-11-09 10:56:31

主题: 永远的哑姐
Posted on Monday, November 09, 2009 - 07:10 am:         

 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3/25768.html?1257781981


与哑姐(这是她的老网名,我最初认识她时用的,尽管后来她也改用了亚非、政委、 
晚霞等笔名和网名,但我一直用哑姐称呼她)相识于网上十多年了,网下并曾携刀太 
去她家聚会。她是个爽朗的人,我十分敬慕的老网人、铁姐们之一。她去世前,我 
们曾有几次电话长谈,她那爽朗的笑声,那柔和磁性的话音仍在缭绕。哑姐终于走 
了,非常难过,想写点什么,可一时又无从下笔。纪念,当是痛定之后。贴一旧作, 
以慰俺的哑姐,送她上路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 

力刀 


人世苦短,生死无常。 
有幸得花,无缘焚香。 
情为何物?骨痛心伤。 
天人永隔,无言衷肠。 
泪做清雨,青丝伴霜。 
痛定长歌,羌笛低昂。 
逝者如斯,化风飘扬。 
日月如初,灵浴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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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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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亚非,一路走好! 

啸尘 

http://www.jintian.net/today/index.php?uid-7-action-viewspace-itemid-17673 

2009-11-09 01:29:38 


 
亚非 04年夏在香港 


我是昨日夜里上网时,得知朋友亚非不幸因病在美国去世的消息的。非常悲痛。 

我上回跟她通话,是在得知她确证病情的八月间吧。她在电话里笑得那么爽朗开心,谈到她寻求中医辅助治疗的计划,特别有信心,其实我知道,她刚抽完腹水,刚刚能够比较顺畅地说话。她跟我说,不怕,求生的欲望会让人坚强。我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啊!亚非。她大笑,说哪有啥。她跟我聊她的病情,说一年多前是另一种癌,一直在积极治疗,都可以上班了。没想到,这回是这个。我知道那是现代医学无可逆转的类型了。她说医生说只有三个月了。她去年在化疗期间,还坚持一周给在北京的父母打次电话,他们都不知她得了病,这回不行了,“我得告别吧?”她笑着说。她又说,她妹妹介绍她练瑜伽,她在学,很有帮助呢。我喜欢听她的笑声,特别在这种时刻,竟似她在安慰我。说得急的时候,她叫“啸尘”“啸尘,你听我说”---她是叫我“啸尘”的那类朋友,我的另一份珍爱。 

想起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在东部旅行,跟马兰,祥子去往NEWPORT,要拐去亚非在罗德岛布朗大学所在的城市去看她。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的车停在高速公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她拨去电话问路。那是我第一次要见到她,之前,我们作为网络写作的友人,彼此有电邮往来。马兰和祥子因在东部,他们是见过的。亚非听说我要来,在电话里开心得不行,说,得,你来,快点来,我还有事要问你。我过几天就要去中国了。 

我听他们说起她要去中国接养孩子,心里就想,是不是要去广西呢? 

果然。 

那个夜里,我们很开心。到她的家里,见到了她先生JAMES。然后亚非领我们出去城里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餐,大家聊得f好开心。亚非提到她将到我的家乡南宁,领养一个几个月大的被弃的女婴。她掏出照片给我看,我印象极深的是孩子那双大眼。亚非说孩子来自北海。我说,哦,北海的女孩眼睛是很大的。她说,你给我说说广西吧。她对广西毫无印象和感觉,原来填表,表示要领江南的女孩子,但是,这是不可以自主的。他们分她去广西。她听了心里茫然,然后笑说,不过看到你,我就放心啦! 

从此,每一年的圣诞,我都会收到亚非寄来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女儿露易莎是我的小老乡,跟牛同岁。我看着她从一个娃娃,长成少女,打垒球,打篮球,滑旱冰。。。。。。亚非是如此投入的母亲。我为我的小老乡深感幸运。 

前几年,亚非因为她的好友严歌苓翻译电影剧本《扶桑》,来过旧金山湾区,我们却错过了见面的机会。在那个年纪上,我们哪里想得到,如果一次错过,可能就会永远错过呢?约了有机会再见的。我们平日的联系并不频繁。每次联络,她总是说,你要写,你要好好写。尽管我也跟她通报我尝试小说写作的努力,但她总是毫不掩饰地说,她觉得我更合适些散文随笔--“读你的散文,就象站在威尼斯的水边,向任何一个方向转身,都是无尽的风光”---亚非,谢谢你!这话我记了很多很多年,虽然我不怎么写散文了,但是,你这样真诚的鼓励,铭感于心。我理解的,你或许是念旧,就像老朋友总是喜欢认识的时候我的样子。直到我今年初开始比较积极地打理这博客,我给你通报时,你回信还是说:“我爱读你的散文随笔”,意思是相较于小说,她更爱我过去的文字,我叫“啸尘”的时候的文字。我感动的。 

亚非也写很多,在我这个博客的友情链接里,还有她的。这里是她的相关链接: 

http://www.ljhammond.com/yafei/index.htm 

她这一生很短,但是精彩。痛过,苦过,爱过,万水千山走过,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回避的通道上,做出了最坚强的面对。我为她骄傲。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的生活中的女友,笔下的女人,都是那么强势?我不知道强势是指什么。在我,只是自然。我总是为那种坚强,进取,不轻言放弃又聪明智慧的女子所吸引。亚非正是她们中的一位。 

以我的信仰,肉体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永恒。我们会再见的。好姐姐,我会一直怀念你的。走好啊! 



---匆匆记于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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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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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尘: 

关于你的文笔,我和亚非完全一致。 

最初和亚非相识于网上时,她的网名是“哑姐”,我从那时到她离去,一直以此看 
待和称呼她--无论网上网下。真正是把她当作敬慕的老大姐来的。 

她走前三周,从昏睡中醒来,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听到我给她的电话录音了,趁 
着醒来还有劲儿,要赶紧“还账”。。。。。。。 

我让跟教的住院医生离开,关上门,与哑姐长聊了最后一次,她那爽朗明快的笑声、那 
柔和磁性的话音,至今一直在耳边缭绕。期间,我数次不忍地问她:累了歇歇,我没 
有事,咱慢慢聊。她似乎要赶着把希望说的话都说了。我们都很明白,这是最后一次 
在尘世交流了。。。。。。 

之后,我一直就是等待这消息的到来,终于,这一天到了。 

想起你多年前的那篇散文随笔中那句:“我们都有灵肉一拍两散的那天。。。。。。” 


我们终会相聚于另一个世界。 

永远的哑姐。 


力刀 11/9/2009 于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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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16:27:36

主题: 50码/国产56半
发信人: dokknife (力刀_麦地辅导员), 信区: GunsAndGears
标 题: 参赛:国产56半SKS,坐姿无依托,50码慢射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30 13:47:18 2009, 美东)

国产56半SKS,坐姿无依托,50码慢射,,老毛子军剩弹。 

挑两张最好的羞羞,打飞的就免了。。。。。。

Norinco 56 SKS, 50 yards, no stand, iron sight, sitting:



2009-11-02 14:08:19

主题: 同事谈钱学森
A life in interesting times: Tsien with Marble (right)
at Los Angeles Harbor in September 1955, preparing
to board ship to China.

Tsien Revisited


First he was accused, then detained, then deported. Any of this sound familiar? 


But there was a twist to this tale. A Caltech professor talks about his long friendship with the Caltech-trained scientist who became the “father of Chinese rocketry.\"

This past December, Frank Marble, PhD ’48, and his wife, Ora Lee, went to China to visit and help honor their longtime friend Tsien Hsue-Shen, PhD ’39. Many Caltechers, along with Americans who lived through the Red Scare days of the ’50s, have at least a glancing familiarity with Tsien’s story: a brilliant student and later colleague of aerospace pioneer Theodore von Kármán, commended by the U.S. Air Force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it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Chinese-born scientist was accused of harboring Communist sympathies and stripped of his security clearance in 1950. Tsien and those who knew him best said that the allegations were nonsense, and no evidence ever came to light to substantiate them. Despite that, and over a barrage of protests from colleagues in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the INS placed him under a delayed deportation order, and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e and family lived under U.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partial house arrest. In September 1955 they were permitted to leave for China. 


Received with open arms in his homeland, Tsien resumed his research, founded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and,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aeronautics, went on to become the “father” of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 trusted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Party’s inner circle, and the nation’s “most honored scientist.” 


Early in the INS saga, Tsien and his wife had planned to visit China so that their parents could meet their American-born grandchildren for the first time. But the INS impounded his luggage and charged him with concealing classified documents—the most “secret” of which, suspected of containing security codes, turned out upon inspection to be a table of logarithms. In the meantime the FBI had decided that Tsien posed a security risk and imprisoned him in San Pedro; he was freed two weeks later after Caltech president Lee DuBridge, among others, flew to Washington to intervene on his behalf. These incidents undoubtedly helped Tsien to conclude, as he confided to friends, that he had become “an unwelcome guest”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he had spent his whole scientific life. In any case, he was determined to avoid such problems again, and when he sailed to China, he deliberately left all of his research notes and papers behind.




Tsien dining with Mao.

Among the handful of people who saw the Tsien family off in 1955 were Frank and Ora Lee Marble. Marble and Tsien had struck up a warm friendship as aeronautics colleagues, and the Tsien family had stayed at the Marbles’ Pasadena home during their final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sien’s departure, he and Marble corresponded intermittently; then, with the onse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Marble stopped hearing from him. In 1979 Caltech named Tsien a recipient of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in rocket science, but Tsien, although he sent a gracious acknowledgment, did not come to campus to collect it. 


Time passes. In 1981, Frank and Ora Le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o come to Beijing and teach combustion technology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at the Academy’s newly established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mall research institute partly modeled on Caltech. Shortly afterward, the Marble and Tsien families were reuni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5 years. Marble recalls his feelings before they met. “We had had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lived in such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ould our old, easygoing friendship and discussions resume? Or was that something that just wasn’t going to happen?” After half an hour, he says, he had his answer. “There was no obstacle.”



Tsien with Marble in Beijing in 1991.


The two families kept in touch after that and saw each other again in China in 1991. In the years since Tsien had returned to China, Marble had taken on the project of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the extensive research notes—two large file cabinets worth, it turned out—that Tsien had left at Caltech. Tsien repeatedly said he did not want them back, telling Marble at their 1981 reunion, “Frank, American students need them much more than Chinese students.” A decade or so ago, however, he had a change of heart, and, with the help of Tsien’s colleague Cheng Che-Min, PhD ’52, Marble returned the collection to China. Some papers went to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founded decades earlier by Tsien, and others now form the core holdings of the Tsien Library,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established at Xi’an Jiatong University, about 600 miles southwest of Beiji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ubsequently brought out selections from the collection as an elegant, coffee table-type book entitled Manuscripts of H. S. Tsien 1938–1955, whose publication coincided with the December 2001 symposium cele-brating Tsien’s 90th birthday.



In December 2001, receiving Caltech’s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From left, Tsien, Ora Lee Marble,
Frank Marble, and Tsien’s wife, Tsiang Ying.


When Marble went to visit Tsien for that event, he went both as a friend and as the official emissary of Caltech and President Baltimore, bringing with him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that the Institute had presented to Tsien in absentia 23 years ago. Tsien is now permanently confined to bed, so Marble made the formal presentation at his bedside in a ceremony that received widespread coverage in China, and at last provided a fitting coda to Tsien’s long, complicated, and never completely sundered association with Caltech. 





Marble, who is Caltech’s Hayman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Professor of Jet Propulsion, Emeritus, spoke with Caltech News editor Heidi Aspaturian about his recent trip and earlier visits with Tsien in China.

Tsien does not speak much English any more, but his family tells me that he still understands it quite well. He was thoroughly aware that I was presenting Caltech’s highest honor to him at the official request of David Baltimore, and I think he was deeply impressed with and appreciative of that. 


We weren’t able to talk much during my most recent visit, but when I saw him in 1991 and again in 1996, we had some very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I think in general we both felt less constrained than we had during our reunion in 1981. One comment he made to me in 1991 particularly stands out: “You know, Frank, we’ve done a lot for China. People have enough food. They’re working and progress is being made. But Frank, they’re not happy.” He felt very bad about that—almost, I think, a little bit responsible for it, although it was not an area he was involved in at all. His area of activity was military and civilian rocketry, and this was strictly a personal observation. That was about as far as he ever went in saying that things were not ideal.


He obviously has good memories of Caltech. He speaks of the Institute most fondly, and I think that he feels that his time on campus was one of the most enjoyable of his life. In a letter that his wife, Tsiang Ying, wrote us after our recent visit, she said that Tsien still loves to reminisce about Theodore von Kármán and the wonderful times he had at Caltech and to tell the old von Kármán jokes. So I think he stills feels very emotionally tied to the Institute. Bu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during the entire five-year episode with the INS, Caltech was very good to him. The Institute continued to honor his professorship and to respect his reputation.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Lee DuBridge, who vigorously supported Tsien, had difficulties with the Board of Trustees, some of whose members were embarrassed by Tsien’s situation.


Once Tsien returned to China, I don’t think he ever made another trip West. He did travel once to the Soviet Union. Evidently he did not endear himself to his hosts, and he never went back. Otherwise, so far as I know, he did not leave China. I would guess that this was largely by choice—he never was a great one for traveling. I think that he felt he had so many things to do at home that he had no real desire to go elsewhere.


Tsien never spoke to me about how his life and scientific career in America had ended. He was not a person for looking back or for ruminating about how things might have been. He was very much a realist, and my feeling is that he just tuned those last five years in America out. I do know that he felt, at least when all this started,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do bette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he would initially in China, where research conditions at the time were very primitive. I believe that once he returned to China, what he found there was pretty much what he had expected. But he did have very able people working with him. Many of them ha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were devoted to him. I met a few of those who had worked with him in the early days, and they had the highest praise for the way he had laid out and directed the program for rocketry development. I think that Tsien also had the great personal advantage of being techn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on top of things, and he also had the ear of the government. By virtue of his expertise and reputation he could convince officials of what needed to be done and accomplish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couldn’t. 


He did not talk about his experiences during that era. We were both very careful to avoid discussion about anything that touched on sensitive issues. We would talk about every other subject—family, music, literature, and some scientific work that was mutually interesting. He was very enthusiastic and intrigued about some of the work I was doing on combustion processes in vortex flows and told me, “Frank, you have been more honest to von Kármán than I have.” What he meant was that I was still involved i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reas that von Kármán had worked in, but that he 
was now in a very different mode of operation.


Tsien, of course, became a high-ranking, trusted Party official, but it was evident that he had had troub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heard from his colleagues, but never directly from him, that like many leading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he wrote one or two letters of “confession.” Ying, his wife, had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She was head of the Western Vocal Music Department at the Beijing Conservatory, and commuted between work and home on a motorbike. Apparently the Red Guard was after her in some way and so for several months—maybe as long as a year—she just lived at the conservatory until she thought it was safe to go out again. Her students brought her food and other necessities. 


I also spoke to one of Tsien’s close colleagues, Ch’ien Wei-Zhang. He had earned his doctorate in Canada, was a postdoc at Caltech, and had worked with Tsien at JPL. He also went back to China and pursued a very productive career ther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d Guard accused him of all sorts of things, and he wound up spending some time in the countryside, stoking an open-hearth furnace for a time at a steel-manufacturing facility. He had a very difficult time of it. So both Tsien’s family and his research circle were affected, although Tsien himself does not talk about that period beyond referring to it as “the 10 lost years.”


Many people have said that during his last years in Pasadena Tsien was bitter. I never sensed that. He was no doubt hurt, but I never saw him brooding about it. It was something that had happened, and, as he saw it, he had to react in a way that was appropriate. When he felt he was no longer welcome, he resigned from all the technical societies and sometimes his letters were a bit curt. That was about the extent of it. Apart from the first six months between the cancellation of his security clearance and the INS hearing, he and his family more or less went on with their lives as usual. Their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and friends did narrow, which must have been hard. A lot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had become a bit afraid of associating with him socially.


His children were both born here, and they have spent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dults. His son did graduate work at Caltech. His daughter studied medicine on the East Coast and has had quite a successful practice there, but she recently decided she would return to China this summer. Each of them now has a little boy. One of the tender-est pictures I have of Tsien shows him sitting in the backseat of his chauffeur-driven car with one arm around each little four-year-old grandson.


I do think that after his problems with the INS, Tsien lost faith 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but I believe that he has always had very warm feel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came through again and again in the public statements he made, both here during the INS hearings, and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But once he went back to China, I don’t think he wanted ever to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again. When Caltech’s former president Harold Brown visited China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in 1980, Tsien avoided seeing him. When I saw him the next year, I said, “Tsien, you made a big error. Harold Brown is a great admirer of yours and a brilliant guy.” And he said, “I know. It was a mistake on my part.” But that is how he felt about it.


Looking back, I think the most remarkable aspect of the five years he was detained is the resilience with which he returned to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king this period one of his most productive and innovative. He was instrumental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 Jet Propulsion Center, Caltech’s academic focus of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in jet propulsion.


There’s always been a kind of single-mindedness about his work. He decides what is to be done and he organizes it and does it. He does not stop to think halfway through, is this really what I should be working on? And I believe he adopted the same attitude once he returned to China. He did not take time to indulge in speculation or fantasies about “what might have been.” He never indicated to me that he had. He was confronted with a new set of problems, and he devoted himself to working full time to solve them.



2009-11-01 03:58:31

主题: jcx: 从钱学森去世想到的
jcx: 从钱学森去世想到的

送交者: jcx 2009年10月31日14:14:00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中国一代力学巨星钱学森走完他的98年人生后,终于离开我们了。一位自然科学家一生能有如此轰轰烈烈内容,确实不易,也应该算中国特色。他在力学领域,特别是在空气动力学,火箭理论上的成就,应该说举世所知,无可争辩。但是在加上中国特色后又成了像有人说的“只欠缺一个道歉的伟大科学家”。当然,这个“道歉 ”其实就是指他在大跃进初期鼓吹“亩产万斤”并由此带来极坏后果的错误。

据说钱学森有三次“论证”亩产万斤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 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第四版上一块巴掌大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附后) 这种充其量就是类似科普幻想的小文章,本来不应该起到多大作用的,竟然在中国大地上为“农业大跃进”火上加油,起到极大的坏作用,最终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本文不去讨论农业大跃进的是是非非,只谈这个“粮食亩产万斤”理论。

钱是从植物光合作用中对光吸收效率这个单一因素作为出发点来论证他的“理论”的。这十分容易理解。不要说一个力学家,就是植物学家也很难用简单叙述来谈植物生长中其它问题。能量问题才是最基本,最容易被理论家说清楚的东西。对钱的“亩产万斤”的批判这几年在网络上有过不少。有人甚至设计方法计算钱应该对 60年代饿死人承担多大“血债”。今天,钱老刚刚走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给他“算帐”,也不同意那种简单的“算帐办法”。我完全以“好心”来理解,解释他的错误。

从钱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立足的假定是如果植物可以利用太阳光能量的30%的话,农作物的产量将大大提高。因为,通常的这种光合作用光利用效率很低,可能只有2-3%。那么,他的假设(光利用效率提高到30%)有没有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实验和理论都证实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植物只能利用太阳光中可见光这部分,并且是其中主要在440纳米附近的蓝区和680纳米附近的红区,前者位于蓝光区域,后者位于紫光区域,而对于处在500-600纳米之间的绿光吸收的甚少,所以我们看到的植物基本上都是绿色。这部分能量仅占全部自然光能量的30%。即使这部分照射到植物叶面的可被用作光化反应的光,也只有不到30%被植物利用。这是被实验证实的,就是不知道上世纪50年代是不是知道了?所以,经过这两个大约30%的利用,植物叶面能够利用的太阳光能量大概就是10%多些。再考虑阴天下雨,以及植物叶子并不是整齐面向阳光去吸收太阳能(物理学中所说散射截面问题),植物光化合利用效率最高只可能达到5-6%左右。一般比这要低很多。当然,植物光合作用机制非常复杂,上面只是非常简单分析。因此我们知道,钱犯了一个极大错误 - 随意设想光能转换效率。对于一个理论家,这是致命的错误。

但是我还要再为钱老辩护几句。自然科学中一些新理论的提出都是在实验发现了旧理论无法解释实验事实之后提出来的。从钱学森文章看到,他是在“有报导河南某地小麦打出2105斤和3530斤小麦”,以及同样是河南某地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的“实验数据”提出来的。这其实也算理论家的“正常”工作,只是不该是力学家。不过这里他又犯了一个理论家致命的错误:对于“实验事实”,特别是不同寻常,需要“新理论”来解释的“实验数据”,没有经过“重复实验结果” 的核对!没有检查真假。

斯人已去,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去批评他。

* 附钱学森的文章 *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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