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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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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091001000000 ~ 20091101000000


2009-10-30 13:03:41

主题: 野夫:可耻的政治正确——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可耻的政治正确——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野夫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 

□ 观察

相关链接:

1.从文化专制主义的出口看帮闲文人的嘴脸(附三篇相关文章+照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882
2.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受到热议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4039



2009-10-28 12:56:36

主题: zt 长江大学新生为救落水男孩致三人溺亡的真相!
长江大学新生为救落水男孩致三人溺亡的真相! 


下午两点多钟,在荆州市沙市区长江边两名十二三岁男溺水,当时十几名大一学生见势组成人梯下水救人,其中还有不会游泳的和女同学,当第二个小孩快救上岸时,由于体力不支和暗流,人梯散了,九名大学生落水,顿时救喊声一片,正好碰上冬泳队几名六十来岁的老人救起六名大学生,其他三名大学生溺水死亡,在溺水附近就有两条鱼船,船上还有人但没一个人去救,消防队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但说身上没潜水衣等救援装备就在江边打捞一会(新闻镜头)就上岸返回去的,被几名旁边的哭泣的大学生阻止,重新到江边观望并无下水捞人的意思,而海事局的船去看了下就走了,学校的领导在两个小时后才到现场,与刚才提到的两渔船的老板商讨捞尸体的费用一俱尸体一万二,渔船老板才让人开始下水捞,当捞起第一个尸体时,观者哭声一片,那捞起尸体的位置距渔船不到三米,当时只要船上的人把浆丢过去就能获救,我在旁看了心里好难受,而尸体上来医生还拿氧气去抢救的假像,(新闻镜头)此时离事发都三个来小时了,当捞起第二个大学生尸体时,渔船的老板停止行动,说二万四钱没到位,拒绝打捞尸体,旁边潜责声一片.最后老师门下跪才以一万一俱尸体成交,到六点多才打捞上来第三俱尸体,到现在为止,被救的两名小孩却玩起失踪,找不到人了,而这些新闻上却说是消防和海事局打捞尸体上来的,当你看了我说的一切你也许不太相信,但仔细看新闻画面就能看到消防队五六人在潜水里走,海事局的影都没见到过,国家养他们是干什么的,打捞尸体本身就是他们的责任,而而government却没人出来做,我以人格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太寒心了,我实在看不下去。[....]本来都不会死的,当时傍边就有打鱼的船,那些同学哭着跪下求渔民下去救人,几个渔民无动于衷,据说哪里经常有溺水死的当地有打捞队,打捞一个尸体12000,一般是见死不救的!那是财路啊!木偶人:此贴在天涯贴出后,不久被删,再看看CCTV的的高调宣传,鲁迅说的那句还有用:吃人的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崩溃之前, 社会道德首先要沦丧到最低谷, 为社会动乱创造条件。



2009-10-26 09:41:35

主题: 柏林墙20年
周晋: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回眸(附照片) 
  
                            ·周 晋· 



(1986年时的柏林围墙。图左部为东柏林,图右部为西柏林。) 

  20世纪世界史上的最后一块里程碑 

  2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东西方冷战的重要标志—总长155公里、有着28年历史的柏林围墙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那一块块被起重机吊起、被蜂拥而上的人们奋力推倒的沉重墙体,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共产铁幕”终于被撕裂;更化身为政治多米诺骨牌,迅速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产生了连锁反应。短短几个月内,向来被视为铁板一块的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相继分崩离析。全世界都瞪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场席卷东欧的巨变,其势头之猛连西方最反共的观察家也大跌眼镜。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使东欧各政权倒台)波兰花了10年,匈牙利花了10个月,民主德国(东德)花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只花了10天”。当年许多中国民运人士都热衷于把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视为柏林围墙轰然倒塌的前奏曲和引信。美国人一向对在外国发生的事件反应相当迟钝,可1994年我在美国房东的家里看到的一件纪念品改变了我的看法。那件纪念品是一小块被固定在精美基座上的混凝土—柏林围墙的残块,是房东去欧洲旅游时特地带回的,被放在客厅的显著位置。房东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从来不批评“共产政治”,却常常向人炫耀这件纪念品。 

  柏林围墙倒塌两年多后的1991年12月25日,立国长达69年的超级大国苏联正式解体,最后一块政治多米诺骨牌也终于轰然倒下。苏联的解体不仅标志着二十世纪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更标志着以“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俄国“十月革命”为时间起点,席卷了大半个地球、无数人为之奋斗捐躯,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正式谢幕。从这一意义上说,柏林围墙的倒塌无疑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最后一块里程碑。 

  2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柏林围墙倒塌后的2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展现在看得见的方面,更体现在看不见的方面。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大规模核战争的危险基本消除,世界不再被笼罩在核大战的恐怖阴影下。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羁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和施政主轴。 

  苏联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成为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让原本矛头对准苏联东欧集团的国际势力将矛头转向美国,美国成为各方势力的众矢之的,终于领略到了“高处不胜寒”的苦涩滋味,这是胜利者美国未曾料到的。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代表的、不具有姓“社”、姓“资”印记的国际恐怖主义迎来了鼎盛时期,它们是对美国和世界的最大威胁。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为共产革命献身”的左派国际恐怖组织如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以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爱尔兰共和军”等截然不同的是,新冒出的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只愿为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献身。9-11事件就是新国际恐怖主义最暴虐的表现形式,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也一夜之间登上了世界舞台。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国际笑话是:原本手持美国援助的武器抗击苏联人的本。拉登,又捡起了苏联遗弃的武器抗击美国人。笔者认为:冷战不结束,9-11事件当不会发生,至少攻击者不会采取如此冷血暴虐的方式。 

  东西方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副产品,是长期被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和约束的各中小国家内部的矛盾、这些国家与外国的外部矛盾逐渐浮上了台面,并成为主要的国际大事。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爆发了持久激烈的内战,并一步步走向解体;小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闹到分家。如果冷战不结束、苏联不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入侵科索沃、甚至两次海湾战争都不会发生。 

  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六·四事件以及接踵而来的柏林围墙倒塌、东欧变天、苏联解体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巨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影响极大。邓没有选择像如今的朝鲜那样再用欺骗和铁腕的手段治国,而是在党内力排众议,提出了更大胆更全面地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并在1992年以再次南巡的方式公开向外界宣示这条总路线,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大贡献。邓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完全无法走回头路,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走。从这一意义上说,13亿中国人才是柏林围墙倒塌的最大受益群体。 

  经济铁幕登台 资本主义不是万灵药 

  对东欧的各前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今年虽适逢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大庆,但它们却普遍没有庆祝的激情,因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让它们应接不暇。20年来,这些国家政治上经历了连番动荡,经济上纷纷试行过西方开出的“休克疗法”这剂猛药。几番折腾后,好容易才有了经济复苏、政治稳定的局面,却身不由己地再次被投入政治和经济的大熔炉内备受煎熬。今年3月,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领导的联合政府因参议院的不信任案而下台,成为继拉脱维亚和匈牙利之后第三个因金融危机倒台的东欧政府;也是在今年3月,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立陶宛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仅比垃圾级高两档;早前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匈牙利等国的主权评级已被下调至垃圾级。与此同时,欧盟特别峰会拒绝出台专门针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救援计划。虽然东西欧各国政府都誓言要促进欧洲的融合和一体化,但西欧各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和极右政治力量双双因为经济恶化日益抬头,令西欧各国和欧盟的最高决策者顾虑重重。一时之间,“经济铁幕”似乎又重新在东西欧之间拉起,不过这次换成了西欧是拉幕人。 

  柏林围墙倒塌的最大受益者是德国,两德终于得以重新统一。但德国统一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据统计,为建设德东地区和维系当地的社会福利,德西地区每年金援德东地区高达1,000亿欧元(约1,500亿美元)。从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到现在,自德西流向德东的资金合计高达天文数字的2兆欧元。两德统一的代价实在太高昂了。十月四日美国中文的《世界日报》报导:德国统一十九年来,“绝大多数的民调显示:许多德西人对统一后的德国不满意;更多的德东人对统一的结果更为不满,不少人仍激进地认为:宁愿回到分裂的德国”。该报导还说:“前东德人拥有所有的民主权利。不过,德东人拥有的民主只限于政治。在社会及经济上,德东人并未享有民主,至今德东人的薪资仍比德西人低15%至30%,这使许多德东人有二等公民之叹。正因为收入低,又值经济衰退,德东人空有行动自由,但因收入低哪里也去不了”。“统一十九年后,老一辈德东人有怨妇情结,有那种嫁错人之叹;年轻一辈(的德东人)则漠视统一一事,他们认为统一后的德东并没有更好,很多人甚至开始美化当年的社会主义生活,丑化今天资本主义下消费化的德国社会”。 

  对东欧各国的现状,有人会辩称说这是因为前苏联模式的沉屙。但采用美欧大力鼓吹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方式、用二十年的光阴来治疗沉屙难道还不够吗?东欧各国的现状说明:昔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固然不能带给它们光明和希望,但今日美国/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万灵药,至少移植到东欧是“南橘北枳”(美国不也爆发了严重的金融风暴吗)。如中国般“走自己的路”或曰“摸著石头过河”反倒是走对了,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没有经历像苏联、东欧各国那样的动荡,国家没有分裂,其原因众说纷纭。笔者不才,愿意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限于篇幅只作简述。 

  前苏联和中国在本质上的不同 

  前苏联是比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更长久的超级大国。前苏联轰然解体、苏共下台,当时东西方许多人都预测:经历了六。四事件的中国很快会成为苏联第二。但中国通过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开放”,很快熬过了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的政治动荡。非但没有“亡党亡国”,反而创造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经济奇迹。 

  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苏联解体中国却能“起死回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俄罗斯族的人口仅占一半多一点,不像中国的汉族那样在人数上对少数民族拥有绝对的多数。尽管仍然存在着民族矛盾,但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认同感和依附程度、对“中国”的向心力都远大于俄罗斯。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国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疯狂扩张,形成了如今俄罗斯的广阔版图,但境内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族不是没有渊源,就是有宿仇,它们普遍缺乏对俄罗斯族的向心力。一有个风吹草动,这些同床异梦者最直接的诉求就是争取民族独立,车臣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次,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是列宁、斯大林靠高压、欺骗和“美丽的信仰”硬撮合到一起的。前苏联领土总面积为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超过中美两国的总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从前苏联最西边波罗的海边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到最东边的海参崴,火车要每天24小时连续不停地开七天七夜、横跨12个时区。当高压突然消失、欺骗的肥皂泡一夕破灭、“美丽的信仰”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时,即使列宁、斯大林再世,也无法阻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世界历史也早已证明:如此巨型的超级大国,靠中央集权统治无法长久。 

  最后的一点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上还是很稚嫩的。他们轻信西方的许诺,盲目崇拜西方的社会制度,加速了苏联的迅速解体。 

  中国的国情与苏联完全不同。汉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统治地位早就辐射到中国目前的版图内。在汉族人口、汉族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日益被汉族文化同化。在这种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下,少数藏独、疆独激进势力即使声势再浩大也很难成气候,至少不会闹到像俄罗斯对付车臣独立那样耗资巨大、旷日持久、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中国得以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次,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没有像前苏联领导层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敞开大门。你可以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的利益、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但不可否认他们在政治上的老谋深算——“姜还是老的辣”。他们已预见到了中国步俄罗斯后尘的巨大风险和灾难。邓小平采取的对策是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引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以各种方式、各种代价换来的“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引导下,“全民向钱看”的社会大氛围终于在中国形成。中国人傲视全球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精神和一流的商业头脑被充分发掘和全面调动起来,终于成就了“中国的今天是俄罗斯的明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现代成吉思汗们”轰隆隆的马蹄声。而以牺牲民主自由来换取经济繁荣的中国模式是否能继续并最终走向成功,则“英雄所见不同”,历史将是最好的评判。



2009-10-26 09:39:30

主题: 海龟流程图
决定是否海龟的流程图:归否,归否?肾脏虚否?(图) 文学城回国发展论坛


2009-10-22 08:37:55

主题: 为人民服务



2009-10-21 17:56:56

主题: 刘浩锋: 爽朗侠义不让须眉 谈谈我所知道的戴晴
爽朗侠义不让须眉 谈谈我所知道的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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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锋


 
万维网友刘浩锋来稿:

2009年7月,由于我受到当局背后的骚扰,已被迫两月内连续搬家两次。中秋前几天的最后这次被要  
求搬家主要是因为国庆缘故,草场地艺术区村委会按照上级要求安排专门人员24小时轮回监视我很麻烦,因为不仅要将我的隔壁邻居赶走,才好安排人监控我;而且他们也过不好节日了。于是,他们要求我不要为难他们在基层工作的,这个话是房东张姐转给我的。而且,房东明确的说,我刚搬入张姐出租的楼,当地派出所就获知了。是安全部打电话通知草场地派出所,要求查清我的住址,然后采取监控措施。基于这个缘故,国庆期间我不得不主动离开草场地,应住密云的杨子立兄邀请,我去了密云他的住处。

结识戴晴老师,是子立要求我趁中秋节日,陪他拜访结识几位在显赫权势面前敢于坚持讲真话的、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身处民运圈子十多年了,六四纪录片看了很多次。戴晴老师在专制权威面前的无畏无惧、在历史关键时候对六四学子深沉的爱所展现出的鉄肩担道义,让我惊讶于中国尚有这样的伟大女性!让我为中国尚有这样的伟大女性而万分庆幸与备受鼓舞!这是观看六四纪录片时,戴晴老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这次托子立兄之福,有幸拜访结识了戴晴老师。一见面,戴晴老师的爽朗侠义性格,真是不让须眉,让晚辈肃然起敬。关于法兰克福书展个中情况,戴晴老师给我子立痛快地说了,德国方面给她发来邀请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函,是被当局扣了再转过来的。由于当局在其中作了手脚,企图阻止她参加。这反而促使戴晴老师更要坚持参予这次书展。戴晴老师特意叮嘱说有什么不能国内出版的书稿,可以由她带去书展。对于长时间在国内,受到文化出版压制的我们这样一群民间异议人士来说,真是个莫大的利好消息,这让我异常感动。所以,我将这个情况通知了部分同志。同时,我就在密云整理好了五本书五套书稿清样,拿出两套郑重委托给戴晴老师。

戴晴老师今年都快七十岁龄了。她作为六四期间追求国家民主进步,坚守独立认知,极具道义担当的诸多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而广为人知。六四之后,她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十个月,而且,自此之后整整十六年没获许公开活动发言,这对作为一名记者、作家的她,毫无疑问是何等难以忍受的巨大摧残。而所受的痛苦和灾难,和许许多多志士仁人一样,这是为国家民主、民族强大、人类进步的理想,是为了作人的良知而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她和她的群体,不仅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精神不朽也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恒久荣耀。我和我的同仁们都引为楷模,必须坚定不移的将这些前辈们光辉的人格给予继承发扬光大开来。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89以来近二十余年未有之新情况与新格局。它的最大特征,那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深刻的觉察到:如果我们是将历史从宇宙整体中割离开来,仅仅放在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轨迹来剖析,也就是依照传统形式逻辑片面思维,那么,我们一贯所主张坚持的通过对专制者实现正义来完成对专制制度的瓦解,实现确立民主制度是不会受到质疑的。
但如果将历史放在人类文明几千年未有的转型格局来看,和将历史放在宇宙整体关联的层面来谨慎推理思考,那么就会发现,我们一贯所主张坚持通过对专制者实现正义来完成对专制制度的瓦解的主张就违背了诸多古圣人对人类度化所教导的价值原则。

这些价值原则,从古至今,依然在书本里面凸显,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无论东方文化崇尚的“无我、无为、大爱”,还是西方谈的“博爱”,他们内在完全一致,那就是宽恕你的敌人与对立面,同时,要热爱伤害你的人,与热爱你自己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价值不是先验逻辑。它不仅是古圣人们内在和宇宙万有相融一体获得的认知,更是依照宇宙星河运转所展示的天道逻辑推理出来,是完全自足圆满的。5000年前,中华文明始祖黄帝昭示天道,2500年前老子中兴天道,皆依照宇宙天道所展示的宇宙法则而设——阴阳一体为根本,对立运转为形式。
由此确立的“博爱” 价值是人类整体文明文化核心的归旨,是万古道德不二的真谛,是“真理之爱”,如太阳普照大地,平等照度众生。

 而今,人类在失道已久的历史运动中,早已忘记了古圣人们教导的价值与智慧,在对立辩证运动中,人们将对立斗争上升为历史运动的全部,而对对立一体为根本的事实真相完全给予了不应有的漠视。

这种漠视基础上建立的正义价值,反复被不同的对立人群所引用,从而成为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刀。并由此,人们将自身推向了双败双损,乃及国家民族与人类整体共同毁灭的困境中。从而,人类文明面临深刻的全面的转型。而得以转型的根基,在于每个人领悟宇宙天道,依照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来看待处理问题。

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样面临全面深刻的转型。而得以转型的根基,在于每个为公民自由、国家民主、民族复兴、人类福祉而不懈奋斗的诸多志士仁人们率先领悟宇宙天道,依照天道辩证逻辑思维确立新的理性精神,来看待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它不仅是需要辩证看待中华几千年历史,更是需要理性看待近代历史,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给民族自身带来的灾难,需要辩证看待文革、89民运、98中国民主党组党、99伪法轮功事件以及各种维权事件等等。以此来带动全社会、全民族国家、全人类的领悟天道,依照天道辩证逻辑思维确立新的理性精神,来看待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会,集体与民族国家,集体与人类;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国家与人类等等各种相互交织的关系。
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出路,戴晴老师2005年曾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的好,“专制要靠内部来瓦解,所以,不生活在中国,跑到国外去喊反共有什么用?这就像太阳和风比赛谁能让人把大衣脱下来那个寓言。美国人就像风一样,不断骂中国,就像风要把人的大衣吹下来,但越吹大衣裹得越紧,不管用。太阳一出来,大衣脱下来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还要自己解决。”
然而,中国自己的问题究竟如何自己如何来解决呢?既要避免蹈历史的覆辙,又要求得国家民主和民族复兴,还要引领人类文明的转型。

依照宇宙天道,我们用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来看待处理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我在《与胡温商榷如何启动民主转型》、《舍身荐轩辕——我的遗嘱》、《21世纪警世钟:快醒醒我的同胞们》、《天道与逻辑学、数学、经济学证明及天道经济学》、《全球知识分子还有真正的天良吗?》诸文中所一再强调的,首先在于我们是否领悟宇宙天道,遵循天道去思考人类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与中国民主运动近几十年来没有解决的老新各种难题。
依循天道思维来看待专制中共、看待伪法轮功与我们民运自身的问题,这一过程就是上面寓言中的太阳。
当我们抛弃远离了风的形式逻辑片面思维,我们自身获得了圆满的智慧觉悟融入宇宙天道之中,我们共同就成了太阳,而中共专制的大衣必然自动脱下来,由此,中共也必将一起成为太阳。
我们本来构成了中华民族国家的整体,我们本来与世界各族人民构成了人类的整体,我们本来与各个时空的众生构成了宇宙大生命的整体。


我深深知道,戴晴老师以及经历89运动的诸多志士仁人们,内心所经历非人痛苦之深重;这不仅是个人的苦痛,他们的心直接沟通着那些无数倒下的人们和活着的无数受压抑人们的苦痛,并一度已经上升为时代和民族国家的苦痛;
但如果我们只强调苦痛,强调在苦痛中坚持仇恨中共,坚持通过瓦解中共、消灭中共来结束专制,这显然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相反,只会陷民族国家于无穷的灾难之中,甚至最后在中国再造就一个新的专制怪胎重复历史覆辙。

事物的辩证关系,恰恰在他们看来,他们也承受着我们未必能理解的苦痛。从而,问题的关键,不是依照苦痛来解决问题,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超越这苦痛,将苦痛转化为博爱,来求得中华民族内在整体心性的光明与成长为大灵魂的飞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对立双方不放弃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形式逻辑片面思维,则整个社会依然无法摆脱丛林规则。政治无法摆脱政客强权凌世与简单僵硬的对立;经济无法摆脱官商勾结、垄断、企业对劳工与资源的强势掠夺;文化无法摆脱专制与侵略思维;人伦无法摆脱尔虞我诈胜者为王;国际秩序无法摆脱军事竞赛与弱肉强食规则;新宗教无法摆脱个人崇拜与精神奴役……

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诸多志士仁人们无视我们自身正遭遇困境的真正根由,无视正确领受中华民族复兴与推动人类文明转型这一巨大的历史天命,不能放弃个人的、团体的这种深藏在内心中的仇恨,不能停止自己与群体正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仇恨中共之举,那么,恰恰给予了中共继续采取暴力镇压的理由与籍口。

而我们又籍口中共专制的迫害与暴力镇压,又继续深化仇恨中共之举,则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暴力镇压,彼此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最后不可避免的面临中华国族整个的崩溃,从而重蹈民国历史,陷入纷争混乱乃至军事割据混战之中。
乃至那些基督一再告诫末法时期必有混乱人世的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以拯救国家民主之英雄登上历史舞台,最后必然导致社会中世纪化。由此,也必然给全人类带来灾难与苦痛。
而纵观今日中国与世界,我的同胞们和全人类的弟兄姐妹们,这种悲剧实实在在已经离中华国族不远了,也离全人类不远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呼吁:如果不能求得智慧圆满将之转化为博爱,理性全面来看待问题,那么,实质上我们等同于要在中国继续几千年以来无数内耗悲剧,开始又一轮制造新的血腥灾难,从而必将毁掉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经济基础。尽管这个经济基础,在高度发展的同时,同样处于极度分裂的危局而不自知。
等同于我们自身必将走向自身的反面;
证明我们是这样一群将自身的痛苦和仇恨凌驾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之上的人。
证明我们的短视无能无法领导中华国族走向真正的全面自由与获取永久福祉。

我们依然是一群活在宇宙因果流转中不断承受恶业相报的无明的人群。
当我们举起屠刀对向专制中共的时候,其实,引为悲哀的是,我们已经沦落为和专制中共一样的处境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逆境时代我们呼唤成长为大灵魂。
戴晴老师和诸多的志士仁人们,已经站立在天然的道德优势上,并必将融入宇宙天道之中,成长为比以往更为伟大不朽的灵魂。只有中国这样富有使命感的大批英雄豪杰成长为大灵魂大生命,我们自身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也必能推动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自由化,胜利跨越我们深陷已久的悲苦陷阱!!

如此,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华民族复兴迈向成功的真正的开始。
如此,就是中华国族求得民主,以整体的自由姿态腾飞于世界的发轫;
如此,中华国族必将引领人类文明转型,和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一个有史以来最为辉煌壮丽的崭新文明。



2009-10-19 13:37:33

主题: zt 薄熙来重庆扫黑 大陆网民讥“贼逼官反”
薄熙来重庆扫黑 大陆网民讥“贼逼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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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09-10-19 10:07:44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日前对媒体表示,扫黑不是主动而为,而是被黑恶势力逼出来的。大陆不少网民表示不解和失望,很多网上评论說重庆扫黑是「贼逼官反」、「黑逼官反」。 
  美国之音今天报导,薄熙来在重大涉黑案件正在开庭审理的重要时刻如此表白,引起大陆社会议论并提出许多质疑。

  薄熙来17日首度对民众谈论重庆发动扫黑行动的初衷。他說,「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紧接著,薄熙来坦承,「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到重庆上任不到两年的薄熙来上述說法在大陆网路上引起种种议论,许多网友对薄熙来及其手下扫黑主将、现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领导实施的这场似乎是孤军奋战的扫黑行动,表示支持和鼓励。

  网易论坛一位自称「帝国良民」的网友认为,薄熙来发出打黑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黑恶势力逼出来的讯息,「真实的透露出了在中国打黑的艰难性与困难性,同时也让人感到,薄书记作为一位具有亲和力的高官,敢于說实话、真话。」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薄熙来被逼打黑的說法提出疑问、表示不解和失望。很多网上评论都把焦点集中在薄熙来上述有关打黑言论中「逼得我们没有办法」的說法上。一些报导和评论在标题中把「官逼民反」这句成语改成「贼逼官反」或「黑逼官反」,还有的报导标题索性直言重庆打黑是「逼上梁山」。

  网路评论人士司马平邦发表文章所用的标题就是「贼逼官反:广州媒体对薄熙来打黑的精神分裂式解读」。文章說,薄熙来这句「贼逼官反」的话被媒体一报导,实在让人觉得中国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打黑,是因为那些黑恶势力还没有把政府逼得没办法。

  也有一些网友希望薄熙来所披露的扫黑初衷是他的口误或是言不由衷,而不是事实。还有人认为,薄熙来承认的扫黑实属被逼无奈之举,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大讽刺。

  网友「鱼巴子」表示,薄熙来讲打黑不是主动而为的话让他感到恐怖。这位网友在百度贴吧上留言說:「这句话听得我心里发麻,发麻的不是黑恶势力有多猖獗,而是政府的态度。」

  这位网友說,原来这场打黑是被逼,如果不被黑恶势力逼太紧,可能这场打黑就不会这么雷厉风行,或者根本就没有这场打黑存在。这位网友指出,「黑恶势力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这么猖獗,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另一方面,有评论指出,尽管薄熙来重庆打黑得到高度关注和支持,成为热门、焦点新闻,但是中国并没有因重庆这个地方性的打黑行动而形成全国性的打黑浪潮。

  一位叫作「水上人家」的部落格作者对中国政府在重庆打黑的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发表了看法。他說,薄熙来的这番表态,也最终解开了中国政府对打黑态度的谜底。因为,重庆打黑是重庆政府在「忍无可忍」情况下采取的断然举措,根本无法与中国当局的统一部署「掛上号」。

  他說,况且,中国政府至今对重庆打黑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表态,重庆政府同样也没有「根据中央要求」之类的表态。还有人在网路上留言說,是否打黑,不仅要考虑「黑逼官反」问题,还要考虑「官」能否「反」得下去的问题。

  政治学者、独立撰稿人吴稼祥在部落格文章中写道,「现在的问题是,重庆打黑打得如此热鬧,是重庆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黑呢,还是比其他地方更黑 」他接著问道:「如果一样黑,此打彼不打,彼就有问题哦;如果比其他地方更黑,那前任们干什么去了 」



2009-10-10 17:56:03

主题: 武大腐败大案
组图)武大腐败大案震惊中国 或涉更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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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09-10-10 08:42:59 
  陈昭方,59岁,从1994年起历任武大总会计师、副校长,2003年升任常务副校长。他长期主管武大的财务、后勤部门。 

   




  龙小乐,61岁,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大后,历任武大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

   
    
   
说明:武汉大学副校长和副书记因受贿被捕。


  日前有关“武汉大学副校长与副书记涉嫌受贿被捕”的消息在各大网站首页出现,随即引起广泛  
关注。有媒体记者致电武汉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核实情况,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承认有此事,但表示:“我们也在等检察院消息,不能做任何确认。”正义网记者随即就此事致电有关部门,据可靠人士透露,案件现已进入侦查阶段。

  有报道称:陈昭方是9月3日即新学期开学前被捕的,龙小乐则是十天后被捕,两人的办公室也先后被查抄。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近年揭出的罕有大案,官方高度重视,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负责,经数月调查、掌握充分证据后,直接予以逮捕。武大随后召开小范围紧急会议,宣布免去二人在学校的一切职务。

  还有报道透露,相关部门今年五月开始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主管基建、财务及后勤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

  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件牵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人士。陈昭方和龙小乐是武大的第三号、第四号人物,都是正厅级干部,地位仅次于校长顾海良和党委书记李健。

  一篇题为“武大常务副校长及副书记被抓”的帖子称:“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副书记龙小乐,因严重经济问题被抓,其中还涉及多人,正在审查中。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也有网友称陈昭方和龙小乐引发了武汉大学的一场“大地震”。我们将对此事件继续关注。



2009-10-10 17:53:57

主题: 史丰收去世
(图文)史丰收速算法发明人猝死 年仅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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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的博客    2009-10-10 11:28:47 

 
我是10月6日中午才得知史丰收教授去世消息的。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史丰收已经离开人世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是9月29日下午6点28分在家猝死的,死时还只有54岁。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史丰收大名的。史丰收和他发明的“史丰收速算法”,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几乎家喻户晓。那个时候,我们看史丰收表演速算,就像今天我们看刘谦表演魔术那样时髦、着迷和兴奋。

  史丰收1956年2月23日出生于陕西省大荔县两宜镇两一村,他自幼就被誉为“速算神童”,少年时代就开始钻研速算法,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创立了能够不用计算工具、不列运算程序、从高位算起、一口报出正确答案的快速计算法。他打破了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从低位算起的计算习惯,其计算速度超过了人用电子计算器操作计算,而且可以计算多位数的加、减、乘、除以及乘方、开方、三角函数和对数等较为复杂的计算。

  1990年10月16日,国家有关部门将他创立的这种运算方法正式命名为“史丰收速算法”。

  “史丰收速算法”具有创造性,系统性,实用性和普及性。史丰收凭借这种速算法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1974年的一天,他和电子计算器进行运算比赛,10道6位数乘6位数的乘法,他只用了4分钟,而人用电子计算器操作计算却用了8分钟。1979年,他出版的《快速计算法》一书,先后发行2000多万册,创造了出版界令人叹为观止的出版发行奇迹。同年9月,中央电视台举办史丰收《快速计算法》电视讲座,在全国引起轰动,史丰收成为全国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他的速算法也在国内得到广泛推广,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认可。

  “史丰收速算法”现已编入九年制义务教育《现代小学数学》教材、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技术教材;他的事迹曾编入小学《语文》、《思想品德》课本,以及中学《政治》、《道德修养》课本等。

  史丰收曾红极一时。1978年他被破格录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学习,同年任安徽省青联副主席;他还曾任过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青联常委,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逝世前,他的职务是“丰收速算法”国际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史丰收速算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发明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史丰收与常人不太一样,他干事情和处理事情都很执着,有时显得比较固执,甚至还有点偏激,不是那种讨大众尤其是媒体喜欢的干事业的人。但我想,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执着,不是这样的固执,甚至不是那样的偏激,他还能发明“史丰收速算法”吗?

  史丰收去世得很不是时候。他去世时,正值60周年国庆盛典前夕,随后即是8天举国欢庆的长假,几乎没有人注意这样一位其研究成果被国家正式命名(或许是迄今为止唯一被国家正式命名的自然科学发明成果)的发明家已经离开了我们。

  时至今日,除了“中国发明网”刊载了一则悼念新闻,史丰收的一两个朋友在博客上纪念他外,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一家媒体报道史丰收教授去世的消息。

  谨以此博文沉痛悼念发明家史丰收教授。



2009-10-10 17:41:57

主题: 他们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
他们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


【华夏文摘】 胡涣:人兽之搏(cm0910b) (摘录)

......

......


  爱默生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要以最平和而最执拗的态度跟从自己的念头,即使与其相反的喧嚣正响遏行云。” 

  罗素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人尊重大众的思想只需要到保住饭碗、不进大牢的程度。除此之外再多的服从只是向一个不必要的暴君屈服,并会以各种方式蚕食你的人生幸福。” 

  鲁迅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德蕾莎修女对世界的“不”是这样说出来的: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忘,
  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
  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
  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2009-10-08 13:14:27

主题: zt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期言论精选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期言论精选 
发布者 guzheng 在 09-10-08 08:56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幷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幷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幷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



2009-10-05 22:52:22

主题: 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的77级的故事
华夏快递 : 力刀:问世间,情为何物?——我的77级的故事

                            
·力 刀·


她,一个应届毕业的漂亮妹妹,与她同学同桌甚至同小组实习一起大学5年,对我有“好感”,但从未表示过。我也是对她没有一点CHEMICAL感觉。一位一起打球的铁姐们儿曾对我说:看到她看你的眼神,我们女生都替她可怜……

她知道我一心想成为中国第一刀,“黄家驷第二”的心胸外医生理想,也知道我为何以报留校外科中考分第一名却未能进胸外的原因,她是唯一一个敢不顾同学情面公开替我鸣不平的同学—一个女孩儿,我家领导都十分感动。我去武汉读研究生的第二年秋天,她病倒了——同学来信告知:她可能没多少时间了,希望我回去看看她。我抽了个国庆周末回去看她。她在我们实习内科血液病的那个科、那张曾住过一个让我们都很为之难过的死于白血病的漂亮小姑娘的病房和那张病床。

我进了门,她正闭眼睡着,以前那红润的脸蛋儿已是面色苍白。听见门响,睁眼看到我,说了句:嘿,你怎么来了?接着豆珠般的泪就下来默默地哭了。我握着她的手,坐在她旁边,递给她面巾纸。虽然知道她的病情真相,也很心酸,但也只得想尽一切找故事和有趣的事说,回忆从当年一起实习,我让她和同伴在我身上练针灸扎得到处青紫瘢、到我正做研究生和实验动物打架,周末为解馋和营养,烧吃实验动物肉等等。直到把她逗得破涕为笑,就这样一直握着她的手,和她神侃了几个钟头,直到她先生来送饭,我才起身告辞了。她最后和我说的话是:“真高兴还能看到你一眼……”

两个月后,同学来信:她走了。

她去世20周年那年情人节,我在网坛上与朋友闲聊神侃时,突然想起她的故事,一时心血来潮填了两首小词令,以纪念故人——我的女同桌。转眼,时值我们77级入校30周年,也是认识她30周年。贴于此。纪念一位我从不曾爱、但却让我思念的女孩子,女同桌——

情为何物?

人世苦短,生死无常。
有幸得花,无缘焚香。
情为何物?骨痛心伤。
天人永隔,无言衷肠。
泪做清雨,青丝伴霜。
痛定长歌,羌笛低昂。
逝者如斯,化风飘扬。
日月如初,灵浴华光。


江城子.悼同学

人生奈何忧烦忙
仕途短,多情伤
少年得意
一览傲群芳
岂顾明眸望穿水
书生狂,铁心郎。

廿年如梦逝时光
想五载,书同窗
闲来神侃
谁知命短长?!
待得握手送君去
寒风里,飘清香。

□ 寄自美国



2009-10-05 22:50:55

主题: 贪官们唱的国歌
贪官们唱的国歌:起来,不愿做清官的人们   2007-08-04 17:16:43    


72年前,国难当头时,有聂耳、田汉做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万众一心抗战为国。然此
曲成为国歌后,执政党却日见腐败,病入膏肓,贪官数量之多、位置之高,贪款数
额之大、腐败之行空前。可谓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人民唱着国歌时,这些执政党官“公仆”们却在唱着“他们的国歌”!--


贪官们唱的国歌:起来,不愿做清官的人们


起来,不愿做清官的人们!
把人民的血肉填满我们贪的胃口
中华民族已到了--
最富裕的时候
每个有权力能贪的官都在吼叫:
快来,快来,快来
我们各位一起
冒着掉头的危险
快捞、
趁着头在的时候
狠捞、捞饱、快快跑!



呜呼!我的中国!


8/4/2007 于 美国 刀客论坛 http:www.dok-forum.net



2009-10-05 16:19:44

主题: CND: 人性深处有慈悲——达赖喇嘛访谈
人性深处有慈悲——达赖喇嘛访谈 
发布者 guzheng 在 09-10-05 10:06 

 
  
采访时间、地点:2009年9月18日 印度达兰萨拉
采访、整理:唐丹鸿
现场翻译:才嘉

唐丹鸿: 请允许我按藏人的习俗,称您嘉瓦仁波切。

有一天我在特拉维夫看了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世界各界人士与您探讨心灵。其中一些金融家谈到去年西藏3.14事件,激愤地说,他们愿意动员金融界各方对中国经济制裁。您却说:“可是要知道,中国很多民众也在受苦,中国工人需要工作。我反对经济制裁,因为这会伤害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细节给了我很多感触。

在西藏,自从有了达赖喇嘛传承以来,达赖喇嘛就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次次转世人间以智慧和慈悲帮助人们超越痛苦。而第14世达赖喇嘛您,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中国之外的世界,通过您的讲演、访谈以及宗教活动,人们了解您的博大悲悯心不仅限于对藏人,还包括对广大汉人以及全人类,并为此感动。我今天的问题,即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嘉瓦仁波切,您一定知道,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数千名的孩子死去了。为此,不仅仅孩子们的父母,千千万万的人都陷入了深切的悲伤。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学校教学楼的质量问题,有很多孩子是本可幸免于难的。对此,民众要求政府进行公平真实的调查并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而当局却掩盖真相,打压、关押包括死难孩子的父母在内的民间自愿调查者。另外,去年中国也爆出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毒奶粉事件造成大批儿童身体受到摧残甚至死亡。同样的,当局掩盖真相并打压受害者的维权活动。

地震死难孩子和毒奶粉受害儿童的亲人的痛苦都是现实的、剧烈和久长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这些痛彻心肺的父母就在您座前,您要对他们说什么?

达赖喇嘛: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听说死了很多人,特别是有很多学生。我非常震惊和难过,很想去灾区超度死难者,为活着的人们祈福,分担你们的痛苦,就像我前几天去了台湾,为八八水灾受害者祈福一样。我非常想去,可是没有机会。我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捐了五万美元,被大使馆退回了。稍后在伦敦有一次机会,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伦敦举行汶川地震遇难者吊唁活动,我希望亲自去,但是我......不太方便。后来我们驻伦敦办公室的人去了那个活动,在吊唁簿上留言表达了我们的同情。

我想对灾民说,发生了灾难,活着的人们不要沉浸于痛苦中,要努力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信仰佛法的人,就应该多做善事,把功德迴向给逝去的人们。如果你不信佛教,那么就要面对现实,既然灾难已经发生,沉浸在痛苦中是没用的,只能给自己增添更多痛苦,不如对生活有一个新的思考。勇气,这样更好。

建筑质量和毒奶粉的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这种伤痛又求告无门,人们毫无办法,无可奈何,就会更加悲哀.......西藏人也有这种经历,不是自然界的地震,而是政治地震。我们面对巨大的困境,同样毫无办法。

唐丹鸿: 那些应该为豆腐渣校舍承担责任的各方面责任人、应该为制造三聚氰胺奶粉被追究的各方面责任人,以及致力于掩盖真相、打压民众维权问责的各级权力机构的执行者,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颗心灵组成。您作为一位佛教上师,怎么看待这些人?我们假设这些具体的参与者能够读到这篇访谈,那么,嘉瓦仁波切,您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达赖喇嘛:人性本能中有趋向正直、排斥谎言的一面。贪污腐败得到了一点钱,或者对那些投诉问责的无辜人们阻止打压,做这种事的人大多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我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而且这种负疚会伴随至死。

一个人犯了错而能够认错,则另当别论。苏联解体后,我有机会去了俄罗斯和蒙古,好些人来见我,他们说:以前他们为共产政府做事,做过警察,曾经欺压过人,现在很后悔,觉得很对不起被欺压过的人。他们是来忏悔的。这种事情将来在中国肯定会发生。

目前在中国境内,你上面提到的那些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毒奶粉等造成的严重损害,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人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你提到的那些对申述维权的受害者实施阻止、打压的具体执行人员,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堵住受害者的嘴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也是受制于人,没有自由,因为真正的问题是牵涉到上层的。

社会透明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透明度,受损害的总是弱者。如果社会有了透明度,无论执法的人还是贪污腐败者,做任何事就不会无所顾忌。

我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能够慢慢推进这种社会透明度,在共产党体制内推动民主改革。去年,在中国知识界,反映出民间的这种诉求呼声很高。比如有律师组成的维权团体,这表明有民众在推动民主化,但在政府体制内没有任何作为。我不是说要改变共产党的权力。我认为,先在共产体制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这样更好。

国民党时期也没有什么民主,虽然孙中山努力了,但他的两个弟子,毛泽东跟蒋介石,都是极权专制。中国没有民主经验,如果政府政权突然没有了,中国发生大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我担心像前苏联剧变后,独联体国家的一些情况: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经济上却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我曾经遇到那些国家的人,他们说苏联没有解体前,这些工厂由于是统一化管理,工厂的效益还不错。独立以后,整个大的体制突然崩溃,经济上遇上了很多困难。

共产党自己启动,平稳地过渡,民众也欢迎,然后共产党再慢慢退休。

唐丹鸿: 我听说您某次到访以色列时,在一次讲演中谈及超度。有人问您:希特勒杀害了6百多万犹太人,这样的魔鬼您会不会超度他?您回答说他将是您第一个超度的人。如果真有这回事,您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

达赖喇嘛:我不记得原话是否那样,但我曾经说过,希特勒这样的人,并非生来如此,他跟所有人一样也吃过母奶,也爱过母亲。他的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我说过。

唐丹鸿: 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许多劫难。比如毛泽东治下,饿死与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有几千万,包括近百万的藏人,远远超过了希特勒;89.6.4在北京屠杀学生和市民的邓小平,以及被看成手上沾着藏人鲜血的当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您会超度他们吗?

达赖喇嘛:我认为,比如对藏人来说,痛苦的制造者是共产党,那我们就应该对这些痛苦制造者更加发慈悲心。在佛教徒看来,虽然受难者是由于自己的业力遭受痛苦,但是痛苦制造者又在制造新的业,将来造业者就会承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对他应该发更大的慈悲心。希特勒是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祸首,承担着屠杀六百万人的恶业,他的痛苦也将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发更大慈悲心的对象。对于你上面提到的人,当然也是一样。

唐丹鸿:嘉瓦仁波切,当今中国的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无神论者。针对这一点,您怎样让无神论者理解慈悲心?

达赖喇嘛:佛教有今生来世以及因果轮回的理论。对于不信仰佛教的人来讲,让其对敌人发慈悲心可能是不可想象的。我是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佛教徒,依我个人的看法,慈悲心对佛教徒来说非常重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南捷寺有一位僧人,在中国劳改农场关了18年以后,到了印度。我跟他叙旧的时候,他说:“在劳改农场,我最担心的是,我怕对汉人产生嗔恨,而失去对他们的慈悲心。”他用升起慈悲心来防止产生嗔恨心,这样他的心就安详平静了。

佛教中有一种“自他交换”修炼法,就是“承担你的痛苦,并把我的安宁迴向给你”。我经常修这个法,所以去年西藏发生那些事件后,我观想把作出那些决策的中共领导人的恼怒、仇恨等负面情绪接收过来,然后将慈悲、忍辱给与他们。我这样做,虽然对他们不能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但是这种修炼很好地帮助了我的心灵平静。

我们在与科学家们交流中也谈到过,在西藏经历过牢狱磨难的藏人,很多人仍然保持心理平和,很少有精神分裂的状况。后来科学家们专门对这些前犯人们进行过调查测试,其中一部分人虽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但心理非常稳定。这也许跟佛教的修炼有关。

如果我生气,生气不但对解决问题本身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使我心绪不好,身体不适。这种思考方式是经过学习获得的,哪怕你没有宗教信仰也能获得这种能力。

唐丹鸿:一篇德国报纸对您的访谈中,您提到“我为中国人祈祷,为了他们的领导人,也会为那些手上染血的人祈祷。”对于无神论者,这祈祷有什么意义呢?

达赖喇嘛:以佛教观念来讲是有意义的。我们为之祈祷的对象是无神论者,虽然无神论者不承认今生来世,但佛教徒认为有今生来世。几个世纪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原子能的存在,但原子能是存在的;所以无神论者不相信今生来世,可是今生来世并非不存在,更何况他们不能证明今生来世不存在。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说,今生来世并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事实存在的。作为佛教徒,为那些无神论者祈祷,对他们的今生也许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对他的来世一定有用。

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的时候,我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祈愿法会。我对在场的印度官员说:今天我们在此为死去的印度士兵祈祷,同时也为战死的巴基斯坦士兵祈祷。如果不这样做,是不公正的。这种“人我之分”就是佛教里的“分别心”。我在世界各地都说,“我们”跟“他们”,这种思想是错的,全世界都应该是“我们”。也许太阳和月亮不是“我们”(笑)......可是,从更广阔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我们的太阳,我们的月亮”,因为我们依靠太阳和月亮,我们全人类都是相互依赖的。

中国也是依赖全世界的。美国经济衰退也影响中国,世界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能认可“我们这个世界”,能够产生这种胸怀的话,就会幸福和快乐。今天骂日本,明天损印度,这样很麻烦。不信任任何人,对任何人充满疑虑,一定不会快乐。

我听说在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政府充满疑虑不安,各方面监控很严。庆典,本应该是大家快乐、轻松的状态,可是官员们非常恐惧,民众也非常紧张,那就没有多少庆祝的快乐。“十.一”结束的晚上,官员们会说“今天亏得没出乱子”,民众也说“今天没出麻烦”,这也许就是国庆那天唯一值得高兴的(笑),而不会有“我们今天看了精彩表演”这一类的快乐。想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太遗憾了。

唐丹鸿: 在去年的西藏3.14事件中、不久前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都有很多手上染血的人。这里我指的是具体的人,比如去年3.14事件中烧毁汉人商店、导致几名服务员死亡的藏人,在广东韶关打死维吾尔工人的汉人,在乌鲁木齐街头砍杀汉人的维吾尔人……假设他们与您面对面,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达赖喇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自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没有民族之分,无论有没有信仰。杀生,剥夺他人的生命,无论什么民族,这种事情都令人痛心。

唐丹鸿: 另外,对于那些执行政府命令的具体的人,比如那些向学生、市民、僧侣等和平示威人群开枪的军警;对政治异见人士、上访维权人士、和平抗议的公民等实施殴打和酷刑的警察;对那些枉法办案践踏法律的法官等等,假设他们与您面对面,您对他们说什么呢?

达赖喇嘛:佛教徒在讲“业”的时候认为,业有几种,其中一种是“所造不累积”;有一种是“所造累积”。对于那些执行政府命令的具体的人,他们所造的业是“所造不累积”的。他们虽然执行了命令,但不是自愿的,没有很强的杀人动机,属于“所造不累积”业。在业的分类里,这种业比较轻。虽然这种业不是他们刻意去造的,但并非说“所造不累积”的业是没有造孽。

唐丹鸿:去年西藏3.14事件爆发后,互联网上,以及奥运火炬的传递中,数量众多愤怒的汉人,猛地展示了一片巨幅的“爱国/反分裂/反独立”的图景。同时,也有很多人从中看见了沙文主义的傲慢暴戾,和种族主义的优越感。

由于人数悬殊、话语权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族群的轰响,我们很难听到“少数民族”的声音。关于此,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是否有汉人沙文主义的存在?您能否以藏人或“少数民族”的角度,具体谈谈都有些什么感受?

达赖喇嘛:从长远来说,大汉族主义是没有基础的,只是一种傲慢,没有任何的前景。在毛泽东时代,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保持着一种表面的平衡。当前,只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提大汉族主义,甚至引导纵容大汉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傲慢自大的情绪被提升后,就看不到真相和事实,反而会导致困境。但世界并不会因为你的沙文主义而觉得你了不起,不会因此而赢得世界的尊重。妄自尊大只会被人笑话。民族都是平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藏人认为自己是生在观世音菩萨道场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唐丹鸿:我在西藏同藏人朋友交流时,了解到藏人对文成公主入藏、对西藏与元朝的关系、与清朝的关系等,都与汉人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汉人对“藏人怎样理解这些历史关系”可以说是置若罔闻。在此,请您为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藏人怎样理解这些历史关系?

达赖喇嘛:我经常讲我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应该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和定论。在中国,有中国政府对历史的解释,也有中国学者个人的解读,同样台湾也有官方对历史的表述,也有个体的认识,都有很多不同;藏人有藏人的历史观,西方国家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都有自己的角度。

唐丹鸿:从争取独立到放弃独立只求自治,在中国当前的政体下,这种转变对藏人来说可能非常痛苦。您觉得我的理解对吗?

达赖喇嘛: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也搜集了境内藏人的意见,多数藏人支持不寻求独立。

唐丹鸿:您认为中国政府不能就西藏问题进行诚意谈判的症结在哪里?

达赖喇嘛:这要去问北京。我们诚心诚意!(笑)

□ 一读者推荐



2009-10-05 14:39:26

主题: 国庆观礼台
国庆观礼之后的观礼台(图)


2009-10-05 11:50:24

主题: 六十年,多少冤魂?
六十年,多少冤魂?‏


仅仅供批判用。[南京大屠杀是小case.] 

这六十年,被他们害死,直接,简接有多少? 

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 自1949年至1992年,因被迫害、饥饿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R. Rummel,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4,500万异常死亡,其中2,700万死于饥荒,1,800万死于被“专政”。 

纽约时报,Tony Judt,The Longest Road to Hell,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 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from 《纵览中国》2009年10月1日



2009-10-02 17:09:20

主题: 杜光: 从文化专制主义的出口看帮闲文人的嘴脸
从文化专制主义的出口看帮闲文人的嘴脸(附三篇相关文章+照片) 

 
  
                             杜光

最近多次在网上读到关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信息,但多语焉不详;读了秦晖先生的《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才了解其间的曲折详情,捧腹忍俊之余,不禁想要写一点什么,同朋友们网友们共享新闻出版总署导演的这幕滑稽剧的笑料。

法兰克福书展是已创办多年的国际性书展,中国是今年这个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展前活动,主办方德国笔会在9月12至13日举办以\"中国与世界——感受\"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中方参加者的请柬发到新闻出版总署,他们发现被邀请者中间有戴晴和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当即采取了惊人的应对措施。据《环球时报》9月11日报道:\"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书展主办者里肯布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的话说: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德方无奈,只好撤回邀请书。 

在国内,新闻出版总署滥施文化专制主义,随意查禁书籍,处分报刊,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被查禁处罚者无法抗争,只能忍气吞声。但现在要把文化专制主义出口到国际上,就没有这么顺当了。德方撤回邀请书的消息一传开,一时舆论大哗,德国报纸纷纷斥责书展主办方\"出卖了言论自由\"。主办方鉴于舆论的压力,重新向戴晴发出了邀请书。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 

中方的反应,可以从《环球时报》9月11日的那篇报道的标题上窥见一二:\"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这篇报道还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 

近几年来,爱国主义不断被御用文人用来掩盖专制主义的丑态,在批判普世价值的先锋陈奎元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出色。这次站出来叫板的就是该院一位名叫赵俊杰的人物,在《环球时报》的宣扬下,他的一副帮闲嘴脸,跃然纸上。当然,他说的\"这次事件是中欧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一点也没有说错。这个较量在《环球时报》报道后的第二天就达到高潮。在12日的研讨会开幕时,法兰克福市长致辞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会议主办者也为所发生的波折向公众道歉,并且请戴晴和贝岭上台发言。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中国官方代表纷纷退场,表示抗议。随后回到会上的中方发言者,据说还驳斥了\"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 

赵俊杰所说的\"中欧价值观\",在这个较量和对比中显得何等强烈何等鲜明啊!德方在屈从于中国官方的压力,撤销了对戴晴和贝岭的邀请后,接受了舆论的批评,重新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而且在研讨会开幕时,市长表态坚持言论自由,主办者表示道歉,这种对言论自由和民间舆论的尊重,正是欧洲价值观的体现。相对于中方剥夺戴晴的与会权利和言论自由,其是非优劣,判若云泥。不论中国官方代表怎样否认\"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他们围绕这个研讨会的所作所为,恰恰证实了他们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凶手。而他们嘴里的中国价值观,实际上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罢了。按照这个价值观,所有言论和新闻出版以至一切文化事业,都必须服从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指挥,这在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叫做\"舆论一律\",在后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则是\"舆论导向\"。把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说成是中国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侮辱。 

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帮闲文人是知识分子中最无廉耻的一伙。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用最堂皇最漂亮的辞藻,来说明最卑鄙最肮脏的勾当。赵俊杰的表演就可以说明这个特点。他把剥夺一个公民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权利,说成是必须\"丝毫不能妥协\"地坚持的\"公理和正义之举\",是\"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真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国际大洋相。什么是公理,《辞源》的解释是\"世界所共认之道理也\",正义则是\"公正的道理\"。剥夺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是世界所共认的公正的道理吗?别说是世界不会共认,就是在中国,难道民众会共认这样的公理和正义吗?至于所谓\"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就更荒唐了,难道你的百宝囊里,还有什么可以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吗?所谓爱国主义,爱的是祖国的锦绣山河,悠久文化,她的优良传统和光明前途,而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种制度。纵观当今中华大地,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像戴晴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反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为此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他们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把打压他们,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说成是爱国主义,而且\"不能打折扣\",岂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这一点也不奇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是帮闲文人的特色。 

在这个事件里,表现了这种特色的还有《环球时报》的报道。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在9月11日的报道里,赫然地显示着醒目的标题:\"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在14日的《环球时报》上,同几个作者在报道这个研讨会时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云云。三天前刚说过\"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三天后却说异见人士被拒绝是\"假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他们心里清楚;是甘愿为虎作伥,还是有苦难言,那就天晓得了!

□ 新世纪

                    ※   ※   ※   ※   ※

                    附一:戴晴:应邀参加研讨会

法兰克福书展年年开。2009年的这回,对我们中国人特别之处在于,第一,继意大利、法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之后,轮上“主宾国”资格;第二,主办方德国出于对中国“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心气儿——体现在其不惜工本、集团军式的作家组团高调出场,以及与崛起大国情怀相配的对自己独有价值观和特殊国情的张扬,出于礼貌兼怵头,做了一个弱弱的、属于“吃多了撑的”的决定:在书展正式开始前,召集一个或许与回响在中国大地上强大主旋律有些微差异的研讨会。

他们确定了时间、拟定了主题、挑选了发言者……因为根本不打算瞒著谁,书展中国方也知道了。按照毛主席教导,“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会去占领”,研讨会让他们自己开还了得?遂通知德方,既然要开,就两家联合主办,主题与发言人也须两家同时认可。

以上的故事,特别是中国这边谁有资格应邀到会上发言,据说双方从今年夏天就开始拉锯。我虽然人在北京,因为住在六环以外,对这事毫无所闻,直到会前一周收到一封问我愿不愿参加“中国与世界?感知与真相”大会里边一个“文学的角色”小会,发个10分钟的言。我回信说“愿意。愿以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与作家身份”,谈谈自己眼见的真实与感受。主办方得信即为我安排了飞机和旅馆,只等正式邀请信一到,前往德国使馆申请签证即可——此时距大会开始还有三天。

第二天下午大约4:15的时候,德国主办人的电子邮件到达,说德国笔会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信已经到达北京,让我联系一个人名叫姜川的人。我立刻打电话过去,一个北京口音的青年男子接听,自称正是姜川本人。我报了姓名,他说不错,信已经在他那儿。并告诉我他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答应下班前把那信快递给我——此时还没有任何异样。到了晚上,以我在中国混了多半辈子之经验,有点不放心,遂给这位姜某发了一封短信,询问快件发出了没有。两分钟后,收到他的短信回信:

抱歉,我又核实了德方给我提供的邀请名单,发现没有此人。作为借调人员,我无权过问详细情况,更无权转交,我的职责只是退回材料,此件后天将抵达德国。十分抱歉!

没有邀请信即意味著无法得到签证,那就不去了吧。我遂向为我安排行程的德方组织者通报此情况。回信立刻就到了,也表示了抱歉,并说这回不去,还有机会,他将安排我在正式书展的时候,到一个“不会受到他的中国合作者干涉的‘国际中心?中国日’上发言”。我说那好,咱们十月见。不料几个小时之后,接到一封德国笔会总干事(即我应邀赴会的出资人)的信:

德国笔会是邀请你前往发言的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难过地得知你没有收到邀请信。我将请经办者再次向你发出邀请。昨天,德意志联邦外事办公室通知我,就算你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呈上签证申请,他们也会考虑批准。

我回信说既然如此,那我明天把你们给我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在剩下的一天试试吧——以我近20年用光了三本加页护照的签证申请经验,这回能获得的机会几乎为零。没想到第二天赶到大使馆,递进去不到两小时就签下来了。我于是致电汉莎航空公司确认我的机票,得到“没有问题”的回答,就赶著回家收拾箱子了。

不料,第二天早晨到机场汉莎公司窗口办登机手续的时候,柜台小姐看看电脑屏幕,又跑去和其他窗口的同事商量,大家再一起回来看屏幕,然后对我说:这张机票已经取消。

应该说,这时候我还没有看到9月11日出版的那张《环球时报》。在第三版头条位置,有特约记者青木如下报道:

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严词拒绝
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
德方却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

“异见人士”有法律界定么?就算对自己国家国策有不同意见,与乘坐飞机旅行有什么关系呢?退信之后又取消机票——我已经感到堂堂参展会务当局,为对付我这么一个区区“社会人员”打算发出的那么一点点声音所下气力、所花心血。不让去是么?我走到汉莎票务窗口,询问同一班飞机还有没有空位——我的那张票被取消不过几小时,应该不会立即售出。果然,有票。我立即买下,直飞法兰克福。

□ 自由亚洲电台

                    ※   ※   ※   ※   ※

                    附二: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



贝岭和戴晴

这是9月12日早晨早饭时,组织方通知戴晴,她这回就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戴晴立刻回房间,将想讲的写下来。法兰克福市长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她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贝岭登台。她走到台上,坐下来,那出那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的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包括莫言、李强、黄平)。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以下是全文:

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

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

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

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

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

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

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

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和贝岭在这里,而中国官员没有像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集体退场”。

我为我的祖国又有了这点进步高兴,更要向他们道喜:

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

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

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

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希望接下来的研讨把智慧与信心带给每个人!预祝10月的书展成功!

                    ※   ※   ※   ※   ※

                    附三: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 新世纪



2009-10-02 15:04:20

主题: 润涛阎: 大阅兵暴露的腐朽的灵魂
大阅兵暴露的腐朽的灵魂 

润涛阎 

10-1-09 

我这次如同以前,从头到尾细看了国庆大阅兵,本来不想写什么了,但看到不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没看到这种大阅兵所暴露的腐朽肮脏的传统奴性文化时至今日依然固若金汤,没有一人看到必须彻底杜绝这种大阅兵的根本原因,我才不得不写一篇观后感。 

(一) 先从“正面”简述一下这次大阅兵 

不论从规模还是参加者的热情来看,这次大阅兵的水平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据当时屏幕上的介绍来看,练习正步走是非常艰苦的,平均每天按照规定走法走 22.5 公里!再看整齐如织的队列,以及数以万记的持花着瞬时间改变花的颜色如此分毫不差,当让所有地球人叹为观止。这些精彩的画面,网上电台报纸等媒体都报道的很详细,我就不再赘述而浪费大家的眼神了。 

(二) 把军人甚至学生训练成机器人的背后动机 

别看那些整齐到了极端地步的正步走,其实如果真用最简单的机器人代替,制造机器人绝对比训练人容易而且更加精确。机械的齿轮误差要小得多,这个道理不用润涛阎论证了,估计三岁孩子都懂。那么,为何不花钱造机器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您需要读我的旧作《军人是如何被驯化成鹰犬的?》一文。简单说来,就是故意把个体的下等人驯化成如同机器一样的比奴才还要听话的会说话的木偶。这样驯化出来的军人和准军人,在主子面前狗都不如,方显出主人的威严与地位的崇高。对这么驯化出来的“人”统治起来非常容易。而且,透过电视,让全体国人也都认同了这么驯化的惊叹效果,全体国民也就乖乖地心理认同了,简称“被和谐了”。 

如果您不认同这个观点,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主人们,他们在这盛大的节日,也应该像城楼下的人一样,对着国旗,对着威严的纪念碑,他们也要整齐地站在那里。而事实上,他们就像赶集的散漫的人群,不时交头接耳,不时来回走动,不时闭目养神,不时去厕所方便。他们把下面的人驯化成奴隶,而他们自己却是高高在上无所约束的闲逛人员。他们唯一不能乱的就是自己的位置,比如站在当中的必然是胡江,然后按照地位排座次。他们脑子里充满了几千年来的封建腐朽思想,把显示皇帝高高在上的天安门城楼当成自己是“人上人”而让人民仰视的平台。 

(三) 封锁天安门城楼的必要性 

早在几年前北京市就有是否该彻底炸掉故宫的提议,因为每年维修的费用高达一亿多元,以后会更多,这样没完没了维修下去不如炸掉,改建成现代高楼。这个提议遭到了很多人的愤怒,毕竟如此富丽堂皇的故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但大家想没想到,这个天安门城楼早就成了统治者俯视人民大众的封建奴性文化的传承平台。在这里,毛泽东接见 8 次红卫兵,造成 10 年浩劫。在这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因为无法割断历史传承而以人上人的姿态高高在上检阅高达 20 万被驯化成机器人猪狗不如的军人与学生。在这里,以后也许还会发生这样的带有腐朽文化的“壮举”。而这些,与人类文明尤其是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上的平等格格不入的。在没有铲除这个愚弄人民的方式之前,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地步,中国也算不上是现代文明国家。 

看到那些已经被驯化成猪狗不如的机器人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们无法不回顾人类历史上统治者奴役欺压人民的把戏是如此低劣而又十分有效。为了当上奴才、猪狗不如的机器人,自己的脚磨破了倒是小事一桩,而心灵的扭曲和心理的奴化则是更重要的。一个国家是否已经成为文明国度,不是以金钱计算的,个体的自由、观念的平等、不接受人上人高高在上的腐朽文化,才是辨别文明社会的标准。 

诚然,为了对代表国家象征的仪式,搞个三军仪仗队也无不可,但人数有限,而且视察的人也要同样有标志的走法,站在同样的高度,以视大家互相尊重。但绝不能高高在上俯视他人。鉴于此,天安门城楼应该彻底封锁,不许任何当权者站在城楼上俯视人民大众,以表明中国人民大众真正站立起来了,是平等的站立,而不是仰视主子,这跟跪着没有区别。 

(四) 大阅兵展示先进武器的背后 

这次大阅兵展示了不少先进武器,有人以此而为花费几百亿搞大阅兵而给予解释,那就是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用。润涛阎对此不以为然。 

润涛阎自幼酷爱读兵书,对孙子兵法更是爱不释手,其中每一句话都反复琢磨,然后发现:孙子兵法的每一条理都有反面的含义。就拿这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说,常人总是把敌人看得比自己傻,这样就把这句话的内涵看成了重点在“屈人”。就像这次大阅兵,敌人一看到如此多的先进武器就不敢占领南中国海的岛屿了,日本就不敢说钓鱼岛属于日本了,美国就不敢继续打压中国了。而事实终将证明:这次大阅兵后,敌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为何?润涛阎解释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绝对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敌人摸透了你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表演后,立刻发现其重点在“不战”二字上!也就是说,纵使欺负你,你的基本国策是“不战”,所以,你才用亮出武器的方式来“屈兵”,你根本就没有胆子打仗,你也没那个计划。 

所以,大阅兵后南中国海的岛屿还会被小国占领,日本也不会害怕钓鱼岛发生战争的。别以为敌人比你傻,你越是自我暴露那些孙子兵法的招数,越表明你内心的恐惧。在农村长大的都知道,叫唤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唤。所以,这种大阅兵暴露先进武器的做法,以后要杜绝,才符合国家利益。 

我已经说过了,这次大阅兵其目的起不到吓唬外敌的作用,目的在于吓唬疆独藏独台独和官逼民反搞群众事件的百姓。对外仁慈忍让,对内血腥,乃中华民族之特质。故有“外斗外行、内斗内行”之说。但最肮脏的灵魂,还是当权者显示“人上人”高高在上,同时把军人和学生驯化成机器人、下等人的封建腐朽思想。 

但愿随着思维的与时俱进,这种搞人上人高高在上驯化军人学生暴露先进武器的大阅兵以后不再重演,让我们的人民也有个体的尊严,也有平等的观念。我们的国民早日进入现代文明。 

没有领导人露面的国庆联欢可以搞,但领导人高高在上的暴露武器的大阅兵可以休矣。

所有的领导人为何都铁青着脸?本来是国庆喜洋洋的日子,可城楼上的人都不能露出微笑。倒不是他们忧心忡忡,而是面对被驯化了的奴隶们,主子不能给他们微笑。只有看到女兵们露出的大腿,胡主席才笑了一下。要是改成没有领导人露面的联欢,大家笑容满面,给人以祥和的气氛,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的表现。那个死板的“同志们好!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辛苦!”60年来一点不变。难道中文就如此贫乏,连换一个词的可能都没有了?

(五)荒唐的代数
四个大照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来历是什么?

如果说按照党领导一切的排法,从1949年算起,毛泽东是第一位,后面的应该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没有邓小平什么事。

如果说这不是党的大庆节日,理应按照国家主席的排法,毛泽东是第一任国家主席,第二任是刘少奇,然后是董必武(代)、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也没有邓小平什么事。

如果说这国庆节跟军队有关,应按照军委主席的排法,毛泽东还是第一任军委主席,第二任是华国锋,第三任是邓小平,然后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这次四个大画像就缺华国锋一人。凭什么把当过军委主席的华国锋排挤掉?邓小平的江山还是从华国锋那里写效忠信求来的呢。

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就是毛主席是第一代,邓小平是第二代,江泽民是第三代,胡锦涛是第四代。

毛主席和邓小平怎么是两代人的?邓小平跟周恩来是同时留学称兄道弟的哥们,这么说周恩来也是毛主席的下一代了?一代人按照国际惯例是25年算一代,那胡锦涛比江泽民小16岁还算凑合的话,习近平他们跟胡锦涛差10岁左右,也是下一代人?

如果说这个“代”指的是“届”的意思,那华国锋不算了?他可是党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当了。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治国理念上不同而分成代,一个搞社会主义一个搞资本主义,那江泽民和胡锦涛和邓小平是一回事。不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得承认,只有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毛共”与资本主义的“邓共”,哪里会有什么“江共”、“胡共”?

更荒唐的是:既然是集团领导,怎么又搞起了个人画像?莫非别人都是打工的?比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是给毛主席打工的,胡耀邦赵紫阳是给邓小平打工的,朱镕基是给江泽民打工的,温家宝是给胡锦涛打工的,这不是成了家天下了?那以后当总理的谁还给总书记卖命?还有,邓小平是华国锋的副主席副总理,也算给华国锋打工?

这么个搞法,后患无穷。但我估计这次大阅兵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最完美的常常是最终的落幕之作。



 



 

附:《军人是如何被驯化成鹰犬的?》军人是如何被驯化成鹰犬的?
------论爱因斯坦鄙视军人 

润涛阎 
12-10-07 

文革年代读高中不仅要参加军训,甚至学校都以军队的编制建立班级。那时县高中同一届的不叫某某届,而是称为“排”。对于搞军队建制,俺当时到没有多想。但参加军训的经历使俺彻底明白了军人是怎么一步步被驯化成帮猎人抓兔子的鹰、给别人卖命的狗、比猪还蠢的特殊动物的。 

在这里,润涛阎绝没有夸张或泄愤的意思。您要是不明白个中道理,请您把板凳搬来,听俺一一道来,容不得您不服。 


(1)军训内容与战争无关 

政客们利用人们的模糊判断而一步步把活生生的人驯化成战争鹰犬,这与国家制度无关。人们以为那些军训内容是在战争时所需要的技术。事实上,润涛阎告诉您:军训内容与战争无关! 

军训的第一步就是“稍息、立正、向左看齐、向后转”等等,然而,这些步骤与技能在战争中是毫无用途的。打起仗来你需要坐下来休息还是站在原地倾听敌人的动静,都不会遵循军训时“稍息立正”那种姿势的。指挥官也决不会因为你没有按照军训时的姿势而惩罚你的!在战场上也没有必要向左看齐的,即使向后转,也不会按照军训时那么死板甚至面对敌人时想都不会想军训时那些规矩的。道理很简单:人的天然本性在自然条件下会回归的。而军训的真正目的并非在于让军人在战场上去遵循那些反天然的姿势,而是别有用心。 


(2)军训的目的是打垮军人的个人意志 

让你稍息,你就不能立正。让你向左看齐,你就不能向前看。就是要让你这个军人不能有自己的天然个体行为。俺小时候跟着爷爷打猎,需要“熬鹰”,就是把平时自由翱翔在天空的雄鹰制服,其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熬”,让它7 天7夜不睡觉。熬到它精神崩溃,彻底臣服,心甘情愿地给你当奴才。到了这一步,你再也不害怕它逃跑了。按常理说,雄鹰一旦获得自由,它理应展翅翱翔,远走高飞。可是事实上,被熬服了的鹰会乖乖地跟着猎人去抓野兔,抓住后绝不敢自己先吃,哪怕一口。 

文革过后有人不解:为何丁玲女士平白无故坐牢多年,放出来后第一时间主动入党?不解的都是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就好像在高空翱翔的雄鹰理解不了被熬服了的鹰为何不远走高飞而甘当猎人的爪牙。 

经历过军训的军人再也不考虑战争是否正义,杀人是否残忍,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个体的天然是非观念,没有了自己的思维的必要性。剩下的唯一的使命便是“听从上级的命令”,因为那是“军人的天职”。 

经历过军训的军人,如同被熬服了的鹰和被驯化了的猎犬,成了主子的打手、政治家的工具。 

如果没有军训,萨达姆绝不敢命令军人占领科威特;没有军训,邓小平绝不敢命令军人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没有军训,布什绝不敢攻打伊拉克。 

当政治家们利用军人扼杀人性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其它因素,而非军人是否会按照常理而不听话。不听话是驯化军人的将军所为,而非士兵所想。士兵只是被猎人驯化好了的鹰犬。 


(3)爱因斯坦是这样嘲笑军人的 

俺当年在高中军训时得到的启发,一直认为这决不会是俺一个人的总结。只要润涛阎能想到的,也会有别人想得到,比如中国的老子或美国的开国元勋杰佛逊。所以,俺在大学时曾经到北京图书馆拼命去查找有关资料,只是那时没有电脑,也许这种言论不会被历朝历代政府接受,便查不到类似的观点。有了网络,便容易查找了。结果是爱因斯坦。以下是爱恩斯坦队军人的看法。 

Albert Einstein: He who joyfully marches to music rank and file, has already earned my contempt. He has been given a large brain by mistake, since for him the spinal cord would surely suffice. This disgrace to civilization should be done away with at once. Heroism at command, how violently I hate all this, how despicable and ignoble war is; I would rather be torn to shreds than be a part of so base an action.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killing under the cloak of war is nothing but an act of murder. 

爱因斯坦开头的意思是说:军人,能够被驯化到按照号令前进的地步,已经让我鄙视。上苍给他们大脑是误会,让他们四肢发达就足够了…… 

是的,如同雄鹰和野狼被驯化成猎人的鹰犬,其过程是猎人一步步总结出来的。而军训,就是把军人驯化成政治家杀人工具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也就是让他们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让他们怎么站立,他们就怎么站立,他们的心理已经不再具备天然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时,剩下的便是当鹰犬的技术活了。比如射击技术、投弹技术等等等等,如同鹰犬怎么帮猎人拿到猎物的技术一样。而后面的仅仅是技术,最重要的是从心理上把他们驯化成失去天然个体思维能力的能呼吸的战争工具。 

爱因斯坦后面的意思是说他为何憎恶军人和所谓的战争英雄,说他们是杀人犯。润涛阎认为,只有当所有的国家人民都抗拒军训,也就是说军人不再是政治家的鹰犬,世界和平才有希望。我们应该憎恶的不是军人,而是驯化军人成为鹰犬的过程。政治家检阅军人整齐的方队,是对军人的羞辱,是对人类个体尊严的藐视,是对自由的践踏。站在整齐方队里的军人---经过军训的傻大兵们,当他们认识到那是当权者跟耍猴子一样羞辱他们的时候,人类和平也就看到曙光了。



2009-10-01 10:05:46

主题: 公安副局长被抓
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被抓: 狂叫做鬼也不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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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网络    2009-09-30 21:10:38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10/1/gb2312_58527.html
 
摘要:彭长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因涉黑于2009年9月4日在出席会议期间被带离会场予以双规。2009年9月25日从刚刚闭幕的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许可市人民检察院对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彭长健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

    彭长健在局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向全局干警部署了相关工作。这个会议未完,彭长健就赶往市委办公厅开会。
 
会议进行中,正在讲话的领导严厉要求官员要约束自己,触犯法律终将要受到惩罚,随后重重拍了桌子,说:在座就有这样害群之马,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建议纪委的同志把他们找出来带走,不要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玷污党的尊严。

    随后走进来8名工作人员,这时整个会议室极其安静,与会者大气都不敢出。进来的工作人员其中4名走到彭长健身边,彭站了起来,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上来撕彭的警徽,彭抬手一拦,说:我自己来。工作人员的手缩了回去,就在这时,彭突然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向讲话者砸去,讲话者头一偏,茶杯飞过去碎在了墙上。工作人员随即将彭反扣双手按在桌上,彭嘴已经被压的变了形,但仍不住的骂:XXX你没来时天下太平,你来了鸡飞狗跳,有钱大家挣,你坏了老子的好事,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XXX你等着,有种你就毙了我,你要毙不了我,我出来整死你全家。工作人员强行将彭拉出会议室,彭拼命挣扎,接连踢倒好几把椅子,挣扎中皮鞋掉落一只。

 彭长健被拉出了会议室后,王XX随后跟出了会议室,对工作人员说,把他放开。工作人员一松手,彭就象饿虎一样扑了上来,王XX根本没有躲,待他靠近用脚一点彭的膝盖,彭倒退数步跌在地上。彭爬起身再次扑上来,王还是没有躲,轮圆了一掌拍在彭的天灵盖上,彭瞪时没了电,此时王回身卡擦一下掰下会议室门上的不锈钢把手,仍到彭身上,说:起来,继续来。彭已经站不起来了,彭已经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见此,揪起彭的白色警衬的衣领,抓起他后背警裤的裤腰,把彭强行往走廊外拖走,此时彭长健开始哀声求饶,其所着制式警裤的胯部已经湿透,身上一股恶臭---大小便失禁了。

    这一切都被参加会议的人员看在眼里,当王XX再次走进会议室时,除会议组织者外,没有人敢正眼看他,咳嗽都不敢,恨不得会议马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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