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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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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080501000000 ~ 20080601000000


2008-05-31 23:24:55

主题: 遇难女生
5月15日,地震过后的四川汉旺。东汽中学,一遇难女生手上仍紧紧攥着笔。


2008-05-31 23:23:08

主题: 孩子们的梦想
5月17日,北川中学搜救现场,学生们留下的作文《畅想2008年的一天》,孩子们的梦想都在上面


2008-05-31 22:57:31

主题: 刘鉴强: 救灾高潮过去,言论禁令回来?——警惕灾区信息黑洞
救灾高潮过去,言论禁令回来?——警惕灾区信息黑洞

刘鉴强

救灾高潮一过,因涉及对官员的问责,灾区有再次成为资讯黑洞的危险。

目前地震灾区的新闻虽仍是头等大事,但各家媒体的记者已在大量撤回。即便是伤亡超过十万、受灾人口过千万的巨大灾难,也只是媒体聚光灯下的一出剧码,总有一天要曲终人散。

这是悲剧之中的悲剧。我们祈盼媒体关掉聚光灯时,灾区不会变成一个黑洞,被社会有意或无意遗忘。而变成黑洞并非危言耸听,目前来看已有蛛丝马迹。

首先,灾区面临资讯披露黑洞。灾民打出‘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横幅,表达了灾民对这次灾难的态度。这是一次自然灾害,但也有人为因素。亚洲周刊曾报道,在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前研究员耿庆国等人对四川大地震曾作出预测,报告于四月三十日密件发至国家地震局,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不过国家地震局则表示从未收到过有关预测的报告。不管有无预测,但是这些资讯如果能够公开就可以提前做好预防。

另外,在地震之前,也有学者就汶川的紫坪铺水库对有关部门提出警告。这次地震造成紫坪铺水库大坝面板发生裂缝,整个电站机组全部停机。如果紫坪铺水库发生大事故,将威胁下方成都平原几千万人的生命。

四川省地震局高工李有才发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紫坪铺水库基本烈度覆核报告》并不科学,这份报告称‘坝址影响的地震烈度最大可达七度’,并下结论说:‘紫坪铺坝区属地壳基本稳定区。’也就是说,不会遇到大地震。而李有才认为,紫坪铺水库工程区坝址的地震基本烈度不是七度,而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因此,工程设计须按九度或九度以上的地震基本烈度进行设防以提高抗大地震的能力,确保成都平原万无一失。他的结论得到验证,这次地震,紫坪铺的地震裂度为十一度。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一次大地震若说没有任何先兆,几乎不可能。而在地震活跃带上建大量水电站,也会带来巨大的潜在危险,这一点不少地质学者曾提出,如果这些资讯在震前就被传播、重视,也许就可以令更多的孩子活下来。但这些真知灼见一直未被公众所知,使灾区在地震之前,就已成为资讯黑洞区。

资讯披露的开放是这次救灾最大的进步之一,虽然也有一些禁令,但人命关天之时,各媒体不顾禁令,纷纷涌入灾区报道,对传递资讯、鼓舞人心、社会捐助等起了巨大作用,媒体管理部门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救灾的高潮一过,媒体的报道重点将由颂扬政府、讴歌英雄转到对灾难的反思与批评,可以想像,有关部门会故态复萌,关上资讯自由流通的大门。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地震预报、水库预警,以及校舍品质等问题,因为涉及对官员的问责,许多人急于隐瞒真相、推卸责任,灾区有再次成为资讯黑洞的危险。

阻碍资讯流通的黑洞会带来更大的黑洞,比如对灾区重建资金和物资的不当使用。在这次救灾中,媒体的监督起到巨大作用,比如对红十字会的质疑、对成都非灾民占用救灾帐篷的揭露、对倒塌校舍建筑质量低劣的报道,公众通过媒体(包括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网络)实施了有效的监督。但如果灾区又成为资讯黑洞,谁来监督那些巨额资金的使用?虽说国家特别为此建立严格的监控体系,但自上而下的自我监督具有天然的缺陷,只有在公众的聚光灯下,才能排除黑箱操作,一切大白于天下。

灾区还可能成为缺乏公众持续关注的黑洞。当救灾高潮一过,人们收起泪水,平复情绪,或三五月,或一两年,大部分人会彻底忘掉灾区。君不见,十年前长江大洪灾时,三千多人遇难,全中国上下力战洪水,救助灾民,何等的激情澎湃,可十年间,又有谁再关注那些受难者?而这次受灾人口约千万,五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的心灵抚慰与生计恢复需要长达五年、十年的持续关怀。如果我们热情一过,再不理会,他们未来的艰难伤痛,也许不亚于地震那一刻。

还要小心灾区再次成为公民社会的黑洞。在这次救灾中,公民社会,包括NGO、志愿者、媒体起到了极大作用,有人估计有二十万志愿者进入灾区救助,比军队、武警以及政府人员都多,弥补了政府救援的不足。这次灾后,NGO可能会更积极地在灾区活动,甚至组建专门针对灾区的NGO组织,比如重建、心理治疗、扶贫、教育等。以往政府对NGO比较警惕,如果仍抱这样的心态,限制NGO的成立与活动,既不利于灾区的重建和灾民福利,也不利于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政府部门也会因此失去一支重要的同盟军。

总之,目前高调的救灾过后,政府更有必要打破那些黑洞,让资讯自由流通,让灾民得到持续关怀,让公民社会成长壮大,因为阻挠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黑洞,会像地震一样造成灾难。

□  《亚洲周刊》



2008-05-31 22:24:31

主题: 李永峰: 网络打败通讯社:震灾中展现公民记者角色 《亚洲周刊》
网络打败通讯社:震灾中展现公民记者角色.

《亚洲周刊》

李永峰/

网络在震灾之初呈现优势,并展现公民记者独特角色。

五月十二日在新华社正式发布汶川地震消息之前,互联网上即已出现大量信息。
这一刻,中国的网络媒体集体狂飙,把反应迟缓的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甩在身后。

但是十二日之后,当中央电视台展开二十四小时滚动直播、当全球媒体记者拥至灾区时,一贯自诩拥有‘快速’与‘海量’两大优势的网络媒体们,似乎彻底丧失优势。

但接下来,随着救灾取得一定成果,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政府开始收缩舆论空间。这个时候网络的作用似乎再度彰显。曝光救灾帐篷外流、揭露官员殴打志愿者、关注分发救灾物资不均而引发警民冲突……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与公民记者的作用开始回归,不过五月二十七日的网络舆论禁令又为之频添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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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掀起世纪采访风暴:中宣部禁令失效

张洁平/

(1)国难当前禁令自动失效.

地震发生当天,中国各媒体仍循例收到中宣部的禁令:不许派记者到现场,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可是这次,没人遵守。新闻直觉告诉他们,出大事了,因此他们顾不上什么禁令,抱着发不了稿就当志愿者的心态直奔震灾前线。中宣部并没像过去那样,要求媒体把记者召回。在总理温家宝飞往四川和全国媒体同时倾巢而出的压力下,起初‘不准采访’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尽管中国新闻人藉着开放表现出高度理想主义和敬业精神,但是新闻伦理和专业水平却受到批评。如何处理职业新闻人在灾难中的角色,仍然是个争议的话题。

为了抢新闻,挖故事,有记者在医院,抓着父母已罹难的孤儿问,你爸爸妈妈死了,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在映秀镇,一名女记者不顾直升机抢运伤员的紧迫,硬要挤上飞机,结果与伤者家属冲突;在现场直播中,为增强效果,连线的记者闯进手术室去采访医生和伤者;更有某电视台女记者拦下重灾区开出的救护车采访,甚至要采访里面被困七十多小时才获救、奄奄一息的重伤员;在救援现场,有救援队伍在幸存者即将挖出的时候暂停工作,叫来记者,以便直播电视画面;五月十七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救援队长急切挡住了来自CCTV摄像机镜头、可能伤害幸存者眼睛的强光。

亚洲周刊摄影记者叶坚耀在震区耳闻目睹救援队因配合记者延误救人,感慨道:‘中国有管理记者的经验,却还没有不管理记者的经验。’

中国大陆记者也是如此,他们习惯了与公权力博弈,却没有习惯与自己博弈。《明报》震区记者梁海明说:‘最悲惨的故事最能打动读者,但我不想为了赚取读者的眼泪而让灾民们不停流泪。很多记者只记得采访,忘了做人。’
在惨烈的灾情面前,避免夸大自己,避免‘新闻暴力’带给灾民二次伤害,这些新闻专业与伦理的判断,都是重大的考验。正如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对一个成熟专业的记者来说,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体制,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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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灾后重建难题刚开始.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举国哀悼的日子,是抗震救灾的转折点。逝者安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然而,对于全力救灾赢得美誉的中国政府来说,难题才刚刚开始。

灾难降临的一刻,丑陋可以被大爱遮掩,人心能够被人命凝聚。可是之后呢?孩子被活埋进废墟的家长能否没有怨言?稀有的救灾物资分发能否没有争抢,没有特权?全国的好心人能否不关心自己的爱心善款帮助了哪一个灾民哪一段重建?又或者,地震前的鸡鸣狗盗、贪腐弊情,会否因为一次灭顶灾难就消失不见?

关注四川的窗口已经打开,这一次,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似乎必须敞开在公众面前,否则此前人们对灾难寄予的深切感情,对政府给予的响亮掌声,就太容易反向而变成失望和愤怒。

中国政府的步伐,在此刻,显得格外犹疑。

先是五月二十三日,各传统报刊收到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通知,要求媒体对四川灾区报道积极、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负面问题。

然后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门户网站收到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的禁令,清晰明朗,却让人充分怀疑它的可执行性:比如不许报道倒塌校舍豆腐渣问题,不许声称此次地震已经被一些专业人士提前预测到的,不许攻击政府救援迟缓、不力、救灾物资分配不合理,不许称地震为天怒、天谴等等。

救灾期间,政府与民间口径空前一致:救人要紧,反思可以慢慢来。有媒体胆敢在救援最急迫的第一个星期反思政府救援队伍的专业性,或者楼房建筑的质量问题,便会遭到民间自发的群起而攻之。而地震二十天后,民间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强,政府却似乎越趋保守。舆论与舆论主管者的博弈,也在这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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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冰点》总编辑李大同在《明报》撰文强调:‘对媒体而言,任何灾难,不管是人为的还是天灾,都需要追问原因和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一次次的灾难获得教益,填补漏洞,惩罚渎职,社会才能更加安全起来。

可惜,中国传媒管制部门,总是要将灾难报道转为“英雄赞歌”,突出“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这与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南辕北辙。’

凤凰卫视总编辑吕宁思则对中国政府的进步表示乐观:‘负面报道方面,北京其实很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吃亏在没有及时回应民意,表态被动。无论是豆腐渣工程还是捐款审计,我相信中央和各级政府一定派了很多调查人员在查,可应该尽早把这些公布出来,做一些明确的、大范围的表态来安抚人心。’

目前,除香港《苹果日报》部分记者因关注死难学生家长集会被‘请离’四川之外,尚无其他限制记者自由的情况出现。除了意义模糊的中宣部通知,传统媒体也没有收到明确的禁令。

但是关于校舍质量问题,打开百度搜索,输入‘地震’与‘豆腐渣工程’两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却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


媒体的进步总是最直接地彰显出这个国家的自信。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可以自信地面对别人的批评,在经历过苦难深重的灾难后,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让大家觉得付出没有浪费,透明和公开可以变成习惯,一直延续下去。



2008-05-31 22:16:45

主题: “六一”儿童节
(组图)127位母亲为逝去的孩子过“六一”
金羊网    2008-05-31 07:40:19

图:家长们在废墟中抱着孩子的遗照,替孩子完成他们的毕业合影

编 号: 2321840     摄影作者:    文件名:ysycgg85356.jpg   文件大小:K   高 X 宽:419 X 300   说明:ysycgg85356.jpg

图:张奡读六年级,母亲张敏一直抱着孩子遗照不放

127位母亲,要为逝去的孩子过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没有了哀嚎,抹去了眼泪!心中的悲恸却一刻也不能淡去。灾难已经过去16天了,但对于德阳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在“5·12”地震中遇难的127个学生的亲人们来说,这16天,有如人间地狱。

5月28日,在绵竹市五福镇的富新二小的废墟上,127个学生的遗像摆放在简陋的灵堂里面,空气中凝聚着悲痛的气息。“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拍一张毕业合影啊。”家长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带着孩子的遗照一起拍下一张废墟上的合影。

“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127个孩子的妈妈,要在“六一”那天再聚在这里,带上孩子生前最喜欢的节日礼物,为远去的孩子一起过节。



图:懂事的毕月星爱唱歌跳舞

女儿最后一句话:“妈妈我走了”

12岁的毕月星,是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六年级一班的学生。“她爱唱歌跳舞,很多人都说,孩子长有一张明星脸。”在孩子的小灵堂,妈妈刘晓英说。

“我当时还在生她的气,不理她,孩子两次过来,推醒我,说妈妈我走了,妈妈我走了,见我回应她,孩子开心地与我挥了挥手,轻轻地关上门走了。”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与孩子最后的见面。每每想起“妈妈我走了”这句话,刘晓英心如刀割。

要把儿子喜欢的那件玩具买来

陈学芳不相信自己10岁的儿子就这么走了。陈学芳手捧儿子敬诚的遗照,声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陈学芳说,之前儿子吵着让她给他买儿童节礼物。他想要一件玩具,但妈妈觉得太贵又不实用,就说服儿子,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出事的两天前,儿子已把新上衣穿上
了。他说只穿两天,但裤子他不舍得穿,要等“六一”那天再穿。“新衣服儿子只穿着上衣走了。‘六一’那天,我要把儿子喜欢的那件玩具买来,连同裤子一起,为孩子带来。”

编 号: 2321835     摄影作者:    文件名:ysycgg85357.jpg   文件大小:K   高 X 宽:444 X 300   说明:ysycgg85357.jpg

图:廖南枭读五年1班,是班里面唯一一个自己跑出来的,手上抱着的遗像是他的同学

愿女儿在天堂里能原谅爸妈

“我欠女儿的太多了,她活了12岁,从没有买过一件玩具,也从没有开口跟我提过要一件‘六一’的礼物”。37岁的曹凤芝说,今年“六一”,她一定要给女儿张菊买一件节日礼物给她。“愿女儿在天堂里能原谅她的爸爸和妈妈。”

5月11日,张菊与远在北京打工的爸爸通电话,让爸爸放心,她会好好学习,她也会照顾好多病的妈妈。

然而一天后,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卢倩、张婷、丁丹妮、景兴波、张超、彭鑫怡、汪露……富新二小127个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孩子,留给家人一串串辛酸与伤痛的回忆。希望他们在天堂,能收到妈妈送给他们的礼物和祝福。



2008-05-31 16:58:17

主题: 学校废墟遇难者
多维专访:如果美国发生地震,学校安全吗?
DWNEWS.COM-- 2008年5月30日7:1:5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中国四川大地震让多所学校倒塌,同样拥有地震带的美国,一旦灾难发生时,学校是否为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多维社5月29日就此议题采访了美国加州地质调查局首席地质学家帕里希(John G. Parrish)等专家,帕里希表示,加州拥有高标准的地震建筑法,其中关于学校与医院的尤其严格,加州的学校建筑可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之一。(chinesenewsnet.com)

“在加州,我们有项特别的法令称为‘费尔德法案’(Field Act)。” 帕里希对多维社解释,1933年4月10日,加州长滩(Long Beach)发生地震,许多学校在该场地震中倒塌或损毁,在这之后‘费尔德法案’通过,这个法案要求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各级公立学校建筑必须采用加州较高的建筑标准以及具有可承受地震的能力,且工程计划必须经由州政府认可的建筑师来设计,并通过州建筑科(Division of the State Architect)的审核与批准,加州地质调查局也会审视计划,确保建筑确实有能力承受地震。(chinesenewsnet.com)

6.3级的长滩地震在当年造成120人死亡、5000万美元损失,另有70间学校倒塌,120所学校严重损毁,由加州国会议员费尔德(Charles Field)发起的‘费尔德法案’在地震发生的一个月后迅速通过,法案还规定工程监察员必须是独立于承包商,全程审视工程。

美国加州地质调查局首席地质学家帕里希(John G. Parrish)。(来源:加州地质调查局)
(chinesenewsnet.com)

帕里希表示,在长滩地震后,他们发现外包给建筑商的学校工程往往采用品质不佳的材料,或是本身技术不够,加上学校年久失修,才发生严重损毁的情况。“自从‘费尔德法案’实施后,没有一所依‘费尔德法案’建造的学校在地震中倒塌,也没有学生伤亡。”(chinesenewsnet.com)

帕里希向多维社说明,依照‘费尔德法案’对学校建筑进行审核,只有在兴建之前针对该计划,以及兴建时才做,随后学校每年所做的审核是依照一般的安全检查来进行,以确保学校仍保持在安全状态。(chinesenewsnet.com)

“不同州别拥有不同的学校建筑法,许多州不会发生地震,因此学校建筑法没有像加州来得严格,不过即使在加州不同城市的学校,依照地震危险程度的不同,也会有稍微不一样的校舍建筑法,不过都需至少符合最低限度的州建筑法规。”帕里希说。(chinesenewsnet.com)

他进一步解释:“加州某些地区的建筑法,如萨克拉门托市(Sacramento),由于地震发生机率低,会比地震发生率高的旧金山还要稍微松一点。”(chinesenewsnet.com)

自从‘费尔德法案’实施后,建筑成本跟着上升,许多人认为应该降低标准。于是,1992年州建筑科进行了一项调查,比照了依此法案与未依此法案所建筑的学校后发现,增加的建筑成本不到4%,而其中增加较多的是检查费用。(chinesenewsnet.com)

“加州的学校和医院建筑法是最严格的,学校方面的审视是我们提供地方社区的服务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我们与州建筑科的合作下,加州学校建筑可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之一。”帕里希说。

图为救援人员5月13日在都江堰一所倒塌的学校废墟中找到遇难者尸体。(路透社)
(chinesenewsnet.com)

曼菲斯大学地震研究和信息中心的地震学教授邱哲明,则认为每个学校承受地震的能力,还与学校是否重视此议题有关。(chinesenewsnet.com)

“每个州依据当地不同的地震发生率,有不同的建筑法规,若在纽约建一个能承受极大地震的建筑,就变得太过,但在加州则不得不建一个能抵挡大地震的建筑。”邱哲明对多维社说。(chinesenewsnet.com)

“而每个学校对地震重视的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学校建筑的防震程度。像我们学校由于有地震中心,拥有地震专门人才,我们的一个教授就替全校的建筑做了防震检测。”邱哲明表示。(chinesenewsnet.com)

虽然美西是美国最可能发生地震的区域,但不代表美国其他地方便没有学校地震建筑法规。(chinesenewsnet.com)

纽约埃克哈特•施瓦茨建筑公司(Ekkehart Schwarz Architect PC)建筑师施瓦茨(Ekkehart R. Schwarz)对多维社解释,纽约虽然地震发生率低,但也是有相关的学校建筑法规,只是没加州来得严格,纽约的学校建筑法规是基于美国的建筑法规而定,只要依照它的强度规定,要建多少层楼的学校建筑都可以。(chinesenewsnet.com)

从事建筑业38年的施瓦茨补充,学校建筑法在纽约市与纽约州的规定不太一样,由于纽约市人口稠密、高楼多且密,因此纽约市的学校建筑法也较严格,而纽约市依照各个区域的规定,其学校建筑法规也会有些许不同。

5月12日温家宝前往灾区,在都江堰一处毁损的学校里捡起一隻鞋子与一个书包。本图由新华社发佈。(路透社)
(chinesenewsnet.com)

至于纽约学校的建筑计划则不需先经过州政府的审核。施瓦茨说:“不需审核,那是因为在纽约职业的建筑师都需有建筑教育背景、通过纽约州考试并取得执照,在这方面的规定严谨。”(chinesenewsnet.com)

纽约市教育局亚裔顾问于钱宁娜对多维社表示,纽约的建筑师都是有执照的,对于建筑师资格的规定本身就很严格,而在美国建房子,若造好的建筑没有符合政府建设部门的规定,是拿不到许可,以学校来说,是不许学校开门的。(chinesenewsnet.com)

“就像皇后区法拉盛北方大道上的凯斯剧院(RKO Keith\'s Theater),由于开发商的提案一直先后未能符合纽约市标准上诉局以及社区委员会的要求,因此改建案迟迟未通过。”于钱宁娜说。(chinesenewsnet.com)

于钱宁娜另指出,以往纽约建筑师考执照的时候不需考地震项目,那时的纽约建筑师到加州去要换执照时,就必须加考地震这一项,但现在可能是政府加强地震防范,纽约已规定必须考地震项目。(chinesenewsnet.com)

“在纽约盖房子是遇到特别项目,就必须取得额外的批准,如皇后区富兰克林大道上要建一所学校,但有一棵树在规划范围内,建筑商就必须到社区委员会(Community Board)取得批准,才准在上头盖学校。”于钱宁娜说,若没有特殊事项,是不需取得政府部门批准的,因为不论哪种建筑均有严格的规定,只要按规定来便能确保施工品质。(chinesenewsnet.com)

“学校每年都需接受安全审核,美国的学校建筑法规比中国还严,所以学校都是最好的避难场所。”于钱宁娜说。

关键字:  四川地震  避难所  加州地质调查局  建筑师  Field Act



2008-05-31 16:52:52

主题: 茉莉: 知识分子的救灾责任———质疑监督政府
知识分子的救灾责任———质疑监督政府

 

       茉莉

 

  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的经历来看,不管是大洪水、大旱灾还是大地震,每一次自然灾难,都给垄断国家资源的专制政府,获得成功扮演“救命恩人”的机会,给这个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增加了合法性。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四川地震,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主要是质疑、监督政府的救灾行为,并对地震中发生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争取制度上的改变。

 

   ◎ 选择性新闻开放的真正原因

  
  在当前的四川震灾中,中共放松了以往严厉的新闻管制,还给人民一些本应享有的知情权,并开放了外国救援。这些做法,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普遍肯定,人们希望政府从此更为开放,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一般认为,这次中共对境内外媒体开放采访,是由于西藏骚乱后中共赶走外国记者,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这次吸取教训变得聪明起来。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说明海内外的批评是有效的。

  但笔者不敢这么乐观。西藏至今仍是一个禁忌,目前海外记者仍然不能自由踏足藏区采访藏民。再看看一些被监禁的维权人士,如胡佳、郭飞雄等,他们并未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而获得自由。因此,这次选择性的新闻开放,说明海内外批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报道震灾方面解除了新闻管制?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灾难不同于“人为灾难”。西藏骚乱是政府严厉镇压弱小民族的结果,压制维权人士是政治迫害,造成这些人为的祸害,中共是绝不手软的。而地震却是自然现象,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因此当今中国政府不再像唐山地震时那样愚蠢,他们已经不怕将自然灾情公之于众。

  第二,中国不同于缅甸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而缅甸至今仍然闭关锁国。在这几十年里,外国和港台的资本进入使中国受益巨大,令中共当局尝到了经济开放的甜头,高干子弟因此大发其财。因此,在缅甸军政府阻扰外国入境救灾时,中国政府会欢迎海外捐款和援助。
   
  第三,这次巨大的震灾牵涉千家万户的安全。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二亿多中国网民能在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即使统治者想要像唐山大地震那样封锁消息,或者删除网上的负面消息,也已经不太行得通了。此外,为了办好奥运,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改变镇压人民的恶劣形象。

 

   ◎ 没制度保障新闻开放昙花一现

  笔者曾经在萨斯抗灾期间认识到,即使是一个不是民选的专制政府,在巨大灾难发生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无助的灾民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这个他们平时不信任的政府,因为只有这个掌控一切的全权政府,才有能力有资源组织调动救援力量。
  
  因为救灾,政府自然收获到人民的感激之情。但一些过分的歌功颂德充斥官方媒体,其肉麻程度,可比文革时期那些对“伟大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的吹捧。中国官方媒体遵命把握舆论导向,御用文人竭力为领导人塑造“爱民”形象。

  还有人很有兴致地大谈“多难兴邦”,大谈什么“地震激发了中国的潜力”。他们似乎认为,地震是一件多多益善的好事,用这么多人的生命去促进国人的“团结”,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都是值得的。这些罔顾百姓性命的言论令人恶心。

  就在这种歌颂政府、表扬领袖的欢乐“主旋律”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由于中国政府最初拒绝国外专业救援人员入境,耽误救人时机,令许多灾民在黄金72小时过去之后默默死去。目前还有一些救助未至的地方,尤其是农村。许多灾民仍在挨饿受冻、受伤生病,并面对洪水、瘟疫和核泄漏等更多灾难的威胁。

  人们似乎忘记了,救灾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官员包括参与救灾的军人,都是人民纳税养活的,他们理应迅速有效地救灾,就如医生理应尽职治病救人。当政府及其军队索取人民过多的赞美,硬要把自己塑造为“最可爱的人”时,他们是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仆关系。

  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当时有二万名瑞典人在南亚度假,后来五百四十三人罹难。瑞典民间不依不饶追究政府拖延救援时间的责任,媒体的批评气势汹汹,首相和大臣们只能老老实实道歉认错。美国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之灾时,人民对布什总统的严厉批评也铺天盖地。

  瑞典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保障媒体可以行使“第四权”,监督和批评政府,没有纳税人会对政府的本职工作感恩戴德。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只流眼泪或发表豪言壮语去“感动人心”,而是要具体有效地组织救灾。

  而中国则不然,目前稍微宽松一点的新闻自由,并无国家机制作为保障。一旦统治者觉得对自己不利,他们便随时可以中断和倒退,这就只是一次偶然的言论放风,新闻开放只是昙花一现。

 

   ◎ 知识分子是质疑者不是赞美者

  如果中国不能就此走向民主制度的建设,那么,无数灾民的鲜血和死亡、失去亲人的锥心痛苦、无家可归的困境,以及由此唤醒的全民族的关怀,全社会的同情,都只会化为一片歌颂领袖赞美军人的“主旋律”。这样“感动人心”过后,中国式的悲剧就会重演:令百姓遭殃的灾难,会再一次被统治者利用来为自己加分。

  要使国人在地震时所唤起的良知、爱心和团结精神,成为一种恒久的力量,转化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就需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以质疑和批评的言说,推动社会制度性的进步。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对权威进行质疑的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时,独立知识分子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要站在弱势者一边,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和受迫害者的代表,他们要时时保持警觉,不让强权者以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误导人民。他们要以言词的力量,鼓励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抗权势者的腐败和无能。

  尽管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故意要和政府作对,但在政府和弱势者的利益不一致时,为了维护弱者利益,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质疑、批评权势者。而且这种批评不但要及时,而且要高声大声。只有足够大的声音,才能在呆板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中,开拓出一点自由空间。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就不屑参与“主旋律”的合唱,他发表意见说:“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 追究政府渎职建设法制

  在巨大天灾面前,不占有权力和资源的独立知识分子,除了捐款之外,所能做的并不多。但救灾的重任,却不能都系在政府官员有限的良心之上。政府的救灾行为不能没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救灾势必有损弱势者的利益。

  即使在民主国家,好政府也是被舆论教训出来的。前面提到三年前的泰国海啸,瑞典政府在一片炮轰声中,努力救灾将功补过。这桩公案后来没完没了。从媒体的调查报道揭发开始,到后来成立“海啸灾难调查委员会”,追究政府工作人员的失职责任。前任首相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丹尼斯被控误导调查,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一次四川震灾,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渎职的嫌疑。例如,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说,有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让世人愤怒的是,地震摧毁了几千间中小学校舍,上万名学生惨死。那么多由各地政府主持修建的学校,成为坑害稚嫩孩子的“豆腐渣工程”,

  中国《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或者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138条规定了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要给刑事处罚。

  在发生这样的惨祸之后,人命和鲜血应将“问责”推上政治议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人为本”,那么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灾难过后进行广泛的调查和问责。如果官员失职的责任不予追究,那么政府执政的道义基础何在?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制度建设之途。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6月号

 
 

(本文发表于首页社会 · 情感 · 家庭, 已被阅读7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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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救灾责任——质疑监督政府》共8件评论

   1. 本欲观的评论
      May 31st, 2008 at 8:38 am

      人民日报5月20号社论:

      “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一个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必定把人的生命置于最高的价值地位。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失去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都是民族的哀伤。尊重生命,铭记苦难,将使一个国家在挫折中奋起,会让一个民族在磨难中前行”

      希望海外各位华裔兄弟姐妹,记牢“生命高于一切,失去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哀伤”,“把人的生命置于最高的价值地位”。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发生的一切,监督政府,是否遵守这样的价值观。
   2. 主人的评论
      May 31st, 2008 at 10:15 am

      “在发生这样的惨祸之后,人命和鲜血应将“问责”推上政治议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人为本”,那么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灾难过后进行广泛的调查和问责。如果官员失职的责任不予追究,那么政府执政的道义基础何在?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制度建设之途。”

      说得好 !



2008-05-31 16:45:15

主题: 莎朗斯通并没有道歉且拒绝道歉! 中国人被忽悠 综合新闻
莎朗斯通并没有道歉且拒绝道歉! 中国人被忽悠 综合新闻

纽约时代的网站刊登了专访:Actress Stone and Dior Differ Over Apology
,很惊讶的发现,莎朗斯通态度相当强硬。在纽约时代的此文中:
  
  1)莎朗斯通并没有发表道歉声明,而且迪奥为了息事宁人,歪曲了斯通的声明;
  
  2)斯通认为自己在嘎纳电影节采访时说的话是断章取义,而且被媒体恶意剪辑;
  
  3) 迪奥官方和上层好像没有发表对于斯通处理的正式说明;
  
  4)斯通不停在宣扬自己是慈善人士的形象;而且文中将藏独分子描述成善良的受害的形象!
  
  5) 斯通在和迪奥CEO的电话交谈中坚持说自己不会道歉,而且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http://www.nytimes.com/2008/06/01/fashion/01stone.html?_r=2&partner=rssnyt&emc=rss&oref=slogin&oref=slogin

Actress Stone and Dior Differ Over Apology
明星斯通和迪奥在道歉问题上存在分歧

By CATHY HORYN
  Published: June 1, 2008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high-heeled foot in Sharon Stone’s mouth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belongs to the actress herself. She admitted that her comments suggesting that karmic retribution may have caused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in China were blithering.
  
  毫无疑问的是,莎朗斯通在嘎纳电影节上的口出狂言,都得由她自己来埋单。她承认,她所谓中国严重地震灾害是报应的言论是胡说八道。
  
   “Clearly, I sound like an idiot,” said Ms. Stone on Thursday evening from her home in Los Angeles, after she had watched a widely viewed Internet video of her remarks from Cannes.
  
  在她看到有关她在嘎纳言论视频在互联网广为传播之后,沙通斯通星期四晚上在洛杉矶的家中说:“明显我听起来像个白痴”。
  
  In the red-carpet interview on May 22, Ms. Stone, who was about to enter a fund-raising gala for the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AIDS Research, of which she was a host, told a journalist: “I’m not happy about the way the Chinese are treating the Tibetans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should be unkind to anyone else. And the earthquake and all this stuff happened, and then I thought, is that karma? When you’re not nice that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5月22号在红地毯接受采访的时候,斯通正准备作为主持人进入美国艾滋病研究会组织的筹款会。她对记者说道:“中国人对待西藏人的方式我不是很欣赏,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别人不友善。现在发生了地震等这些事情,于是我想,这难道是报应么?当你(对别人)不好的时候,坏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The comments created a stir in the Chinese news media and on blogs, and Dior, which has a modeling contract with Ms. Stone for a face cream, removed her from advertising in China, fearing a backlash. Dior’s Shanghai office issued a statement in which Ms. Stone was quoted apologizing: “I am deeply sorry and sad about hurting Chinese people.”
  
  她的评论在中国的新闻媒体和博客上掀起巨浪。迪奥原本与沙通有洗面奶的形象代言人协议,由于避免不利影响,目前迪奥已经取消了和沙通在中国的广告合作。迪奥上海公司发布了一个声明,声明中也引用了沙通的道歉:“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我深表歉意和难过。”
  
  In the 45-minute telephone interview Thursday night, Ms. Stone was at first strident and then contrite about her remarks. She insisted her comments in Cannes had been taken out of context. She also said that she resisted Dior’s efforts at damage control, and that the apology issued in her name distorted her words.
  
  星期四的晚上,在长达45分钟的电话采访中,沙通首先言语尖锐,接下来才对自己的评论表示后悔。她坚持认为她在嘎纳的评论是有体系的(译者注:沙通这婊子可能想表达,媒体是断章取义,恶意中伤)。她也说,她反对迪奥这种控制风险损失的方式,并且认为以她名义发布的道歉歪曲了她的原意。
  
  Early last week, Ms. Stone said, she received a call from Sidney Toledano, the chief executive of Dior, which hired the actress for beauty advertisements in 2005. “I talked to Sidney and I said: ‘Let’s get serious here. You guys know me very well. I’m not going to apologize.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omething that isn’t real and true — not for face creams.’ ”
  
  沙通说上个星期她接到了迪奥CEO托莱达诺从悉尼打来的电话(托莱达诺于2005年雇佣沙通做美容广告代言人)。沙通说:“我和悉尼进行了交谈,并且告诉他们:我们严肃来谈谈这个问题吧,你们都很了解我,我是不会道歉的,我肯定不会为那些不是真实的事情道歉,这并不是为了洗面奶”。
  
  She believes, but is not certain, the interviewer was from a Hong Kong television station. The call letters on the microphone are blurred out on Internet sites showing the video.
  
  沙通认为(虽然不是很确定),采访者来自香港电视台,而且麦克风上的呼叫在互联网的视频上进行了模糊处理。
  
  If Ms. Stone’s expression in the video seemed unduly happy as she referred to the earthquakes in Sichuan Province, which have taken the lives of more than 68,000 people, it may be because, as she said on Thursday, she had recently been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Bridge Fund, which does work on behalf of Tibetans, and was touched by the group’s relief efforts in the devastated area.
  
  除了在谈到四川地震(夺去了68000人的生命)的时候,沙通在视频上的表情有点不合时宜的开心之外,她星期四所说的言论也可能是因为她最近在和桥梁基金(Bridge Fund)有交流和沟通,并且被桥梁基金抗震救灾的努力所感动(桥梁基金是为藏独服务的)。
  
  On May 20, Ms. Stone said, she received an e-mail message from her friend Monica Garry,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ridge Fund, requesting a quote from the actress for the organization’s Web site that might encourage people to give money to the relief.
  
  沙通说,5月20号她收到来自桥梁基金首席总监Monica Garry的Email,请沙通为桥梁基金的官方网站说写话,鼓励人们为(四川)地震捐款。
  
  “This was the story I was telling the reporter” at Cannes, Ms. Stone said, adding that some of her explanatory comments were edited out.
  
  沙通说:“这才是我想告诉记者的话”,她补充说,她的一些解释性的语言被剪辑掉了。
  
  At the end of the film festival, on May 24, Ms. Stone flew to Stockholm, where she was scheduled to address a global health forum attended by scientists a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Meanwhile, Chinese blogs were starting to condemn Ms. Stone for being insensitive.
  
  在嘎纳电影节之后的5月24号,沙通飞往斯德哥尔摩,按照计划在由科学家和公共健康专家参与的全球健康论坛上发表演讲。但是,中国的博客们已经开始在谴责沙通的言语没有大脑。
  
  “Now it’s turned into a three-ring circus,” said Ms. Stone, who is 50 and is set to begin production in Louisiana on a film with Val Kilmer called “Streets of Blood.”
  
  “现在局面已经乱七八糟”,50岁的沙通说道。近期,沙通在路易斯安那与Val Kilmer合作的电影《Streets of Blood》正准备开机。
  
  Like many European luxury brands, Dior, which reported double-digit growth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e year, looks to emerging consumer markets as a major source of revenue, and it is eager to avoid causing offense. In April, a pro-Tibetan demonstration dur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n Paris brought calls in China to boycott the French retailer Carrefour.
  
  和很多欧洲奢侈品品牌一样,迪奥2008年在中国前三个月的销售额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将中国的新兴消费市场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迪奥竭力避免(在中国)遭受抵制和公愤。4月的巴黎,奥运火炬遭到藏独分子的干扰,引起了中国对法国零售商家乐福的抵制。
  
  Ms. Stone said that she told Mr. Toledano of Dior that since she didn’t believe she had done anything wrong, why didn’t Dior let her clarify her remarks with a statement? That statement, which Cindi Berger, a publicist for Ms. Stone, sent to The New York Times in an e-mail message, said, in part: “I am deeply saddened that a 10-second poorly edited film clip has besmirched my reputation of over 20 year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on behalf of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My intention is to be of service to the Chinese people.” She expressed sympathy for the earthquake victims and said she regretted if her comments in Cannes were misunderstood.
  
  沙通和迪奥的CEO说,既然她认为她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迪奥需要她去澄清(在嘎纳)的言论呢?在由沙通的经纪人Cindi Berger通过Email发给纽约时代的声明中,沙通说:“我深表悲痛的是,经过拙劣处理的10秒钟的短片,竟然将我为国际慈善事业提供的长达20年服务的形象玷污。我的本意是为中国人民提供服务的”。她对地震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并且对于她在嘎纳的言论遭受误解表示遗憾。
  
  Yet the apology released in Ms. Stone’s name by Dior’s office in Shanghai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original, and the difference seemed to irritate the star. To many bloggers, the apology made Ms. Stone seem at once groveling and insincere — another actress doing what she has to save a movie career.
  
  但是,由迪奥上海公司所发布的道歉,却和沙通的原话丝毫不符,这让沙通十分懊恼。对于很多博客人来说,沙通的道歉让她看起来好像马上变得卑躬屈膝,并且也没有诚意可言-----就像任何其他的一个明星 (竭力可怜地去)保护她的职业生涯一样。
  
  “It makes it appear that I’m in agreement that I did a bad thing,” Ms. Stone said, adding that she believes the statement was not a poor translation but rather rewritten. It is unclear who at Dior provided the statement to the Chinese news media.
  
  沙通说:“看起来我好像是认同了我做错了事情一样”。她补充到,她原来声明的翻译很糟糕,而且可能被改写。她不确信到底是迪奥的那位员工向中国媒体提交了这份(歪曲的)声明。
  
  She said that she and Mr. Toledano have not discussed her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沙通说,她还没有和迪奥的CEO讨论她与迪奥的协议问题。
  
  A Dior spokesman said Friday that Mr. Toledano was returning from a trip to China, along with his boss, Bernard Arnault, the chairman of LVMH Moët Hennessy-Louis Vuitton, and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迪奥的发言人星期五说:迪奥CEO正从中国返回,随同的还有他的老板Bernard Arnault,LVMH Moët Hennessy-Louis Vuitton的主席。目前他们还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
  
  Although Ms. Stone said she is less concerned by the appeasing attitude of corporations toward China than what she calls the sensational tactics of journalists, she nonetheless sounded chastened by the episode. Noting more than once that she helped raised $10 million at the amfAR gala, Ms. Stone said that in the future she will chose her words more carefully. “I am really sorry that it created such a thing,” she said. “I misspoke for four seconds and it’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incident.”
  
  与其说沙通关注迪奥公司对中国息事宁人的态度,还不如说她更惊讶于媒体操作煽情的技巧。而且,她听起来好像在此事件中得到了教训。不止一次的,沙通帮助美国艾滋病研究组织筹集了多达1000万美元的善款,并且表示将来她说话将更加择言。“事已至此,我深感遗憾,我只是说错了4秒钟,但是却变成了国际事件。”
  
  It was only after reviewing the video in her home toward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that it seemed to dawn on Ms. Stone why her comments had caused such an uproar. “I had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saying that, which I did say,” she said, “and now, looking at it on the tape, I look like a complete ding-dong.”
  
  直到采访完毕在家中看到视频之后,沙通才明白自己的言语为什么造成了这么大的骚动。“虽然我说了这些话,但是我并不是有意想说的,但是现在,看着这个视频,我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一个ding-dong”。(dingdong表示愚蠢的卑鄙的没有头脑的人,或SB。)



2008-05-30 15:04:46

主题: 成都市政大楼



2008-05-30 15:04:08

主题: 成都市政大楼
在成都亲见大吃大喝的红十字会(组图) 
2008年05月28日21:33:19 [新闻大杂烩] 

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陈功


成都过去是一个悠闲的城市,很多成都人都以自己的悠闲生活态度而自豪。这一切在“512大地震”之后,是否发生了改变?成都人是否因为大地震的惨状,而有所改变?CCTV的宣传攻势,是否真的具有魔力,甚至能够改变成都人那种来自骨子里的悠闲?Mitbbs.com


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亲自到了这次发生8级大地震的地方,才能有个真切的感受。Mitbbs.com


到了成都,自然要去发生地震的地方去看看。我一向崇尚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做什么事情,只有在实地看一眼之后,才会有踏实的感觉。这是我在都江堰拍的照片,从现场的感觉来说,这次地震很怪,破坏威力具有指向性。聚源镇就是一个两条河中间的三角地带,破坏很严重,但在河岸的对面,破坏就相当轻微了,两者比较太清晰了。Mitbbs.com


这次去四川是带了捐款去的,自然也是要深入灾区了。下图是公司越野车随长城越野车俱乐部一起深入什邡和青川县所拍的照片,沿途大家可以看到道路上坍塌的巨石,以及道路的破坏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走过宁强-青川-碧口-文县一线,就会知道,那里的地质非常复杂,平时下个雨都会塌方,就别说遭遇大地震了。可怜啊,那是个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的地方啊。Mitbbs.com


真到了震区,手忙脚乱,反而没有拍到什么照片。似乎人都是这样,关键时刻就把拍照的事情给忘记了。记得回到了成都的酒店,又碰到了青川6.4级地震,大楼摇晃的非常剧烈。酒店房间的推拉门,震的咔咔直响。但直到地震过后,才想起来,怎么又忘记了拍照。Mitbbs.com


大地震之后,人们的印象都来自CCTV,但其实也不见得那里都像电视里渲染的那样紧张,至少成都人就是悠闲的。这是成都著名的餐饮一条街——紫薇路,大家可以看见,此处是车满为患啊。看到此情此景,我实在是感到吃惊不已,只好对成都朋友们开玩笑说,大灾面前,你们成都人是在“娱乐救灾”啊!Mitbbs.com
大地震过后,全国各地都在援助四川,但在下有个疑问,四川是否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这次地震造成的问题?首先,中央都肯定了,四川省的干部都很能干,没问题,做的都很漂亮,能力上肯定没问题;其次,四川经济发展快,经济实力雄厚,有真金白银啊。大家都知道,成都的房地产价格是从2、3000元直接暴涨到近万元一平米的,没点财富积累的城市,能做得到吗?Mitbbs.com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涉及到土地转让,涉及到预算外的收入。只要看看成都房地产的牛气冲天,无论怎么说,成都人都是有钱人啊。看着这个翻天覆地变化中的城市,心想没准成都人靠自己,就能把这次大地震的难关安然渡过。Mitbbs.com




这次去了四川,真是感慨良多啊。前面的内容都是表扬四川、表扬成都人的。但后面的内容,就有些不得已的批评了。如图,大家看到的是大地震之后成都人(紫薇路上某店)大吃大喝的情景。其实,不仅仅是成都人大吃大喝,就是红十字会的人员也在大吃大喝,真不知道他们是在用谁的钱吃喝?Mitbbs.com


本来我是想把红十字会人员大吃大喝的拍下来的,一是考虑四川朋友多,面子不太好看啊;再一个考虑,毕竟这些人也是在灾区工作,拍了照片,以后就不好干事了。所以,相机端起来,又放了下去。这里奉劝这些工作人员,今后要表现出点素质来。如果有人对此装傻的话,我可以把时间、地点告诉你,时间是5月25日,地点就在成都华兴街(PAN SUN SHI)老店。Mitbbs.com




开车经过成都市的高新区,路旁的一片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凭我对建筑的理解,这个建筑族群非同反响啊,应该是出自大师的手笔。一问,果然如此,而且整个建筑群是由六栋建筑组成,区域内绿草如茵,还有湖泊印称着建筑的倒影。不过,后面问题就来了,我问到这是四川的那个大学啊?成都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市政府的办公大楼!Mitbbs.com


我去过上海,我又是北京人,北京、上海的市政府,都无法与成都相比。看来,成都市政府拥有全国最豪华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啊,而且这种豪华成都,可以说,丝毫不比斯特拉斯堡的欧盟总部要差。Mitbbs.com




图片为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的中心。看着这片豪华建筑群,只能用“无语”来表述心境。成都人这就搞的有点过头了,现在是全国上下都忙着救灾,唯独成都市政府忙着搬家。Mitbbs



2008-05-30 15:00:27

主题: 陈功: 在成都亲见大吃大喝的红十字会
在成都亲见大吃大喝的红十字会(组图) 
2008年05月28日21:33:19 [新闻大杂烩]  
 
 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陈功


成都过去是一个悠闲的城市,很多成都人都以自己的悠闲生活态度而自豪。这一切在“512大地震”之后,是否发生了改变?成都人是否因为大地震的惨状,而有所改变?CCTV的宣传攻势,是否真的具有魔力,甚至能够改变成都人那种来自骨子里的悠闲?Mitbbs.com


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亲自到了这次发生8级大地震的地方,才能有个真切的感受。Mitbbs.com


到了成都,自然要去发生地震的地方去看看。我一向崇尚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做什么事情,只有在实地看一眼之后,才会有踏实的感觉。这是我在都江堰拍的照片,从现场的感觉来说,这次地震很怪,破坏威力具有指向性。聚源镇就是一个两条河中间的三角地带,破坏很严重,但在河岸的对面,破坏就相当轻微了,两者比较太清晰了。Mitbbs.com
 

这次去四川是带了捐款去的,自然也是要深入灾区了。下图是公司越野车随长城越野车俱乐部一起深入什邡和青川县所拍的照片,沿途大家可以看到道路上坍塌的巨石,以及道路的破坏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走过宁强-青川-碧口-文县一线,就会知道,那里的地质非常复杂,平时下个雨都会塌方,就别说遭遇大地震了。可怜啊,那是个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的地方啊。Mitbbs.com


真到了震区,手忙脚乱,反而没有拍到什么照片。似乎人都是这样,关键时刻就把拍照的事情给忘记了。记得回到了成都的酒店,又碰到了青川6.4级地震,大楼摇晃的非常剧烈。酒店房间的推拉门,震的咔咔直响。但直到地震过后,才想起来,怎么又忘记了拍照。Mitbbs.com


大地震之后,人们的印象都来自CCTV,但其实也不见得那里都像电视里渲染的那样紧张,至少成都人就是悠闲的。这是成都著名的餐饮一条街——紫薇路,大家可以看见,此处是车满为患啊。看到此情此景,我实在是感到吃惊不已,只好对成都朋友们开玩笑说,大灾面前,你们成都人是在“娱乐救灾”啊!Mitbbs.com
大地震过后,全国各地都在援助四川,但在下有个疑问,四川是否靠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这次地震造成的问题?首先,中央都肯定了,四川省的干部都很能干,没问题,做的都很漂亮,能力上肯定没问题;其次,四川经济发展快,经济实力雄厚,有真金白银啊。大家都知道,成都的房地产价格是从2、3000元直接暴涨到近万元一平米的,没点财富积累的城市,能做得到吗?Mitbbs.com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涉及到土地转让,涉及到预算外的收入。只要看看成都房地产的牛气冲天,无论怎么说,成都人都是有钱人啊。看着这个翻天覆地变化中的城市,心想没准成都人靠自己,就能把这次大地震的难关安然渡过。Mitbbs.com


  
 
 这次去了四川,真是感慨良多啊。前面的内容都是表扬四川、表扬成都人的。但后面的内容,就有些不得已的批评了。如图,大家看到的是大地震之后成都人(紫薇路上某店)大吃大喝的情景。其实,不仅仅是成都人大吃大喝,就是红十字会的人员也在大吃大喝,真不知道他们是在用谁的钱吃喝?Mitbbs.com


本来我是想把红十字会人员大吃大喝的拍下来的,一是考虑四川朋友多,面子不太好看啊;再一个考虑,毕竟这些人也是在灾区工作,拍了照片,以后就不好干事了。所以,相机端起来,又放了下去。这里奉劝这些工作人员,今后要表现出点素质来。如果有人对此装傻的话,我可以把时间、地点告诉你,时间是5月25日,地点就在成都华兴街(PAN SUN SHI)老店。Mitbbs.com


  
 
 开车经过成都市的高新区,路旁的一片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凭我对建筑的理解,这个建筑族群非同反响啊,应该是出自大师的手笔。一问,果然如此,而且整个建筑群是由六栋建筑组成,区域内绿草如茵,还有湖泊印称着建筑的倒影。不过,后面问题就来了,我问到这是四川的那个大学啊?成都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市政府的办公大楼!Mitbbs.com


我去过上海,我又是北京人,北京、上海的市政府,都无法与成都相比。看来,成都市政府拥有全国最豪华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啊,而且这种豪华成都,可以说,丝毫不比斯特拉斯堡的欧盟总部要差。Mitbbs.com


  
 
 图片为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的中心。看着这片豪华建筑群,只能用“无语”来表述心境。成都人这就搞的有点过头了,现在是全国上下都忙着救灾,唯独成都市政府忙着搬家。Mitbbs



2008-05-30 14:43:36

主题: 漢源市幼稚園
中國四川大地震造成大陸死傷慘重,根據大陸官方證實,死亡人數已增加至 65,080 人。
圖為震災慘重的漢源市的一所幼稚園,牆上的震痕斑斑,可見力量之大。
(中國時報-美聯社∕2008年5月28日)



2008-05-30 14:40:26

主题: 08六一儿童节
格丘山   他们不需要再唱歌了 2008-05-29 08:50:28  [点击:129] 


他们不需要再唱歌了--献给2008年六一儿童节



真的
我不能看这些孩子的脸
因为
我感到他们不在唱
他们在控诉

真的
我不能看这些孩子的脸
因为
我感到他们不在笑
他们在哭

真的
我不能看这些孩子的脸
因为
我看了
也想哭



2008-05-30 14:22:45

主题: 一个土木工程师驳四川省教育厅对校舍倒塌原因的解释
一个土木工程师驳四川省教育厅对校舍倒塌原因的解释

注:该文已经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6451358

作者:黑子

校舍在地震中倒塌的原因何在,是一个极其专业及其严肃的问题。不深层次反思和改进,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花一样的生命?不尽快寻找出其中人祸的一部分,将一些应该为此承担起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将存在问题的制度更正,怎么对得起中年丧子,而又已经早已做了绝育手术的学生家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任何一个部门出来反思和道歉,更别提承担责任了。我们只看到教育部急切地想把责任推卸给建设部。我们只看到一些权高位重的“专家”们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荒唐透顶的“技术解释”。
    
    教育厅是这些校舍的“业主”。学生在你的校舍里出了这么大的伤亡,无论原因如何,你都应该内疚,应该道歉,应该反思。其次,鉴定校舍的倒塌原因,应该由具备专业资质的工程师进行。一个教育厅的党官我想是不具备这个资质的。
      
    我们先看看其调查结果:四川省教育厅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将倒塌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
      
    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四、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
      
    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很多院士级别的建筑抗震专家,也在为某些人背书,反复向公众强调“震级高、烈度大”甚至可以误导大众对抗震的理解!我不想驳斥他们,因为对于专业工程师来说都不屑于驳斥!如果这些专家们还有良心,请他们自己打开他们自己作为委员制定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看看第一页是如何写的。当然这些专家平时都忙着喝酒吃饭拉项目,可能记忆力衰退了,那我不妨给他们读一下。读者们也别总被专家乍乎得不敢说话,其实有些基本问题,还是可以澄清的。
      
    首先我国《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4)中,将建筑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和丁类四个抗震设防类别。甲类建筑应属于重大建筑工程和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乙类建筑应属于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者需要尽快恢复的建筑,丙类建筑应属于除甲乙丁以外的建筑,丁类建筑属于次要建筑。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对学校建筑的抗震要求如下:教育建筑中,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这类房屋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类型时,可仍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措施。
      
    因此,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技术规程,对校舍的抗震要求是不比普通民用建筑低的(甲类一般都是特殊建筑,譬如核电站、生化实验室、重要化工厂、通信中心等建筑),而“专家”们对这一点避而不谈,却“呼吁”我国在灾后重建中可考虑“提高”学校的抗震设防水平,其用意,路人皆知!
      
    然后我国《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要求如下:
      
    1.01按本规范进行抗震设计的建筑,其抗震设防的目标是: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影响时,一般不受损失或者不需要修理可继续使用,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可能损坏,经一般修理或者不需要修理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计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者发生危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
      
    1.02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以上地区的建筑,必须进行抗震设计。
      
    3.1.3 各抗震设防类别的建筑设防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甲类建筑,地震作用(设计值)应该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其值应按照比准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措施,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应该按照本地区设防高一度的要求。
      
    2 乙类建筑,地震作用(设计值)应该符合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抗震措施,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应该按照本地区设防高一度的要求。
      
      
    根据我国现行的《建筑抗震规范》要求,四川九寨沟和松潘设防到达8度,设计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值为300gal(0.3G)。成都、汶川、北川、都江堰、雅安等地,设防为7度,设计地震动加速度值为100gal(0.1G)。
      
      
    如何具体在设计上实现上面的要求呢?我国目前的设计要求实现“三水准两阶段”,前面上的三个层次,就是通俗说的“三水准”,其要求用“两阶段”设计来保证。
      
    第一阶段为结构设计计算阶段,主要任务是承载能力计算和一系列基本抗震构造措施设计。确定结构方案和结构布置,用小震作用计算结构弹性位移和构件的内力,并用极限状态法设计各构件(譬如确定配筋或者确定型钢类型),同时进行结构的抗震变形验算,按照延性和耗能要求,采用相应的构造措施。这样就基本可以做到保证前面所说的“三水准”中的前两个水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
      
    第二阶段为验算阶段,主要对抗震有特殊要求或者对地震特别敏感、存在大震作用时容易发生灾害的薄弱部位进行弹塑性变形验算,要求其值在避免结构发生倒塌的范围内。如果层间位移超过允许值,认为结构可能发生严重破坏或者倒塌,则需要对薄弱部位采取必要的措施,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通过计算和构造措施,通过弹性阶段的设计计算和塑性阶段的验算,实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要求。
      
    看完以上,我想对于“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这一点,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实际通过航拍图像也可以看见,即使是震中附近,也有很多相对正规的房子,依旧挺立,少数房子甚至还完好无损!日本阪神地震的时候,出于震中的很多高层建筑,连玻璃幕墙都没坏一块玻璃!
      
    很多人上了专家的当,以为如果是个地区设防是7度,一旦烈度超过7度,哪怕是8度,由于8大于7,所以当地建筑就该倒得光光的。没倒塌的,都是质量超级好的。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因为首先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都是偏于安全设计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留有余量;其次,达到或者略微超过设防的地震,设计要求是要求“不发生损坏或者经过修理可以继续使用”,而不是倒塌!设计要求,罕遇大地震来临时,也能保证建筑结构发发生倒塌,以保证人员安全!这一点,是专家们十分清楚但是刻意误导的!
      
    关于结构设计往往留有很大的余量的最典型的例子为意大利的瓦伊昂水坝。该坝为双曲拱坝,坝高达262米,坝顶弧长190.5米,壁厚才19.7米!在1963年10月9日的时候,其库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山体滑坡事故,滑动范围长1.8公里,宽1.6公里,体积大到27亿立方米!这么巨大的一个滑坡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高处冲进水库,整个水库几乎瞬间被填平,水库的水宛若海啸一般冲向大坝,越过坝顶,扫荡了下游的峡谷,电站顷刻作废,2000多人死亡。
      
    但是,大坝却奇迹一般安然无恙!事故以后根据研究人员模拟的结果,当时作用在大坝上的作用力达到设计值得8倍以上!因此工程结构,往往都有相当的安全储备余量!
      
    至于四川省教育厅的第二点: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些高官们的智商。前面说的是“校舍倒塌原因”,而这个第二点只能解释为什么伤亡大,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校舍倒塌”。
      
    他们的第三个原因,跟教育部一样。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可惜他历次都是丑闻发言人),称是因为学校人多荷载大。作为一名结构工程师,我强烈抗议!这样一来,似乎责任是结构工程师的了。实际上,结构工程师在设计任何建筑的时候,都会按照该建筑物的使用目的,合理地考虑了荷载的大小,而且还考虑到一些小概率的,不同的荷载同时作用时,也能保证建筑结构完全处于使用状态下(远远没达到极限状态下,跟倒塌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连教室荷载大都没有考虑到的话,就应该把这个设计人员送进监狱,再菜的结构工程师也没这么菜的!我国现行《建筑荷载规范》,教学用房的荷载设计不低于200公斤每平方米,楼梯阳台等人群疏散要道,荷载不低于300公斤每平方米。实际结构设计人员设计的时候,一般都还要在此基础上提高,因为这仅仅是最低要求。每平方米能站几个学生,一个学生多重,大家可以自己计算计算。
      
    关于第四点,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是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个问题背后可能存在什么原因。难道一句“符合当时技术规范,但是不符合现在技术规范”,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关于第五点“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我又要强烈抗议。不检查施工问题和是否有吃回扣等腐败问题,而把责任朝设计人员身上推。或者朝“目前建筑抗震科学的技术水平”上推。作为一名工程师,我是强烈抗议的!死了这么多学生,不管是设计还是施工原因,都要追查到底!不是说设计存在先天性不足,就大家都没事。首先审查设计图纸,如果有问题,该处理就处理。但是如果设计没有问题,就该查一查施工,特别是工程款的来龙去脉了吧?我在前面几篇博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老教学楼的粉碎性倒塌造成的惨重的伤亡,是因为国家对公共建筑管理的漠视,新教学楼的倒塌造成的人员伤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各个环节的腐败!
      
    学校的基建中有多少水分,是业内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在目前大跃进式的高校新校区建设和老校区改造中,腐败更为突出和严重。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5月至2006年4月,李海婴在担任武汉理工大副校长、校园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职务期间,利用其分管招生工作的职务之便,将该校违规招生收取的847.5万元费用隐瞒贪污,将440余万元挪用借给他人从事经营。检察机关还指控,李海婴利用分管招生、基建之便,接受招生中介、基建工程方贿赂214.5万元、美元2万元、港币4万元。
      
    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国家对公共建筑管理的漠视。这一点,想让官员们公开说出来,无疑与虎谋皮!
      
    我近期总结专家言论,发现专家言论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甘愿做棋子,为了个人目的,说违心的、完全不符合其专业水准的话。其言论在专业上不堪一击。但是他们不在乎,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说,这叫做“弃子”,挨点砖头没关系,那些都是虚的。他们可以很快获得其他的实惠。
      
    第二类内心很不平静。但是奈何身处江湖之险,所以只能避实就虚,兜圈子说没用的废话。
      
    第三类最为可怕:他们表面上好像仗义执言,听起来似乎很解气,但是都经过很巧妙的包装,对他们自己的现实利益一点都不影响。相反,仗义执言以后,往往就开始“呼吁”,为自己造势。不出我所料,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获得大笔的科研经费继续他们的“研究”,或者大幅度开始推广他们的技术。说白了,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名利而已!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名利的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做了贡献也好“双赢”。可问题是,由于国内的科研体制的种种弊端,他们的研究不会有多少成果,他们的工程,内行看往往也问题多多。 图



2008-05-30 13:22:41

主题: ZT影剧中心/综合报导: 四川强震/莎朗史东「报应说」惹祸 都因翻译失真?
ZT四川强震/莎朗史东「报应说」惹祸 都因翻译失真?
 作者:惠如   2008-05-30 13:00:25 [Reads:5]     返回共舞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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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8 18:05 
影剧中心/综合报导 

好莱坞女星莎朗史东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发生大地震可能是武力镇压西藏后的「karma」,香港媒体把「karma」翻译成「报应」,这样的言论引发了全球华人的极度不满。其实,还原莎朗史东谈话的内容,「karma」这个单字不见得就是「报应」的意思。 

好莱坞大姊大莎朗史东24日在坎城影展发表的「报应说」,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公愤,莎朗史东说,「因为中国对达赖不友善,而达赖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发生这个地震,这应该是『报应』吧。」 

问题就出在「karma」这个单字,香港媒体把「karma」翻译成「报应」,其实「karma」是一个中性的单字。 

如果查字典,这个单字泛指「业」,不管是「善业」、「恶业」、「业障」,还是「因果循环」都是「karma」。用到「报应」两个字,确实会触动许多人的敏感神经,而莎朗史东的最后一段谈话,其实也表达愿意帮助中国。莎朗史东说,「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如何低头,并且服务对你不好的人。」 

但无论如何,莎朗史东的言论已经在全球发酵,莎朗史东长期代言的国际品牌,也表示不认同她的观点,甚是有可能取消她的代言,中国的电影院纷纷表示,将坚决抵制封杀莎朗史东,即将开拍的好莱坞大片【人鱼帝国】,也已经决定撤换莎朗史东。「karma」一个单字引来了全球挞伐声浪,可能是莎朗史东始料未及。



2008-05-30 13:15:49

主题: 绵竹书记下跪
绵竹书记:我为什么给遇难家长下跪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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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8-05-29 19:39:41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Jiang Guohua, the Communist Party boss of Mianzhu, knelt Sunday to ask parents of earthquake victims to abandon their protest. 

四川省地震受灾城市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向市民下跪,求他们不要冲动上访的照片赫然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蒋国华成了国际新闻人物。而他为什么下跪,当时是怎么想的,昨天中国的《南方周末》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蒋国华对媒体坦言,我当时真慌了 怕引起大面积混乱!

 
自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的一切行程都应其要求,记录在案,5月25日这天的十页记录将尤显特别。 

这位在绵竹工作了数十年的官员,第一次向普通市民下跪,且下跪四次。事发当刻,该市下辖的富新镇富新二小的百余位家长们,手捧孩子遗像,试图沿公路向德阳市区进发,要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 

富新二小的一栋三层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垮塌,127名小学生殒命当场。富新镇在此次地震中幷非最严重的受损地区,全镇垮塌最严重的恰就是这所学校。家长们认为,教学楼的垮塌,除去天灾因素外,更为人祸所致,他们在废墟上设立灵堂,布满花圈,咬破手指,书写血书,控诉豆腐渣工程。 

赶去安抚群众情绪的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情急之下,双膝跪地,试图化解风波。下跪事发第二天,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时真的慌了” 

记者问:为什么要下跪? 

蒋国华:地震发生以来,死亡学生的家长,他们很痛苦,确实也要找一个说法。他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所以我不想回避,当时我就在街上迎着队伍走上去的。只有三个人,我,市委办公室一个人,还有一个记者。 

我个人觉得很惭愧,我以为可以按照过去的方式处理。我过去从来没有下跪过,我以为我一个市委书记去了,给你们解决问题,至少会给个面子,什么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原来好像都很灵。我一去,人家就说,蒋书记来了。找个地方,找两个代表来一谈,就好了。只有这次他们就不听。警察去挡,也挡不住。 

我一下就慌神了。我下跪不是内心有愧,我是想以市委书记的身份求他们不要上街,否则后果难以预料。几十万人现在无家可归,缺衣少食,不能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曾经做过公安,我知道一旦有人这个时候上街,很可能会成为导火索,引起大面积混乱。这是地震以来,我组织各方面的工作,最担心的事情。 

为什么下跪四次? 地震发生第一时间,您在做什么?

记者问:为什么下跪四次? 

蒋国华:我也记不得下跪的次数。当时我确实慌了,我怕他们上街,引发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严重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最后影响几十万老百姓。我以我的诚心来给你们解决事情,但是无济于事。当时真的慌了,懵了。 

我们的群众多数是好的,通情达理的。地震发生到现在,最近才有少数,不听我解释。我曾经跟一些老百姓说过,你们不要阻拦我,几十万人在等着我。我的时间在抢救阶段都是以分钟计算。我快一分钟,我多找一台挖土机,就能救多少人。这次是整个绵竹倒下了。 

那富新二小的教学楼问题,现在调查怎么样了? 

蒋国华:市委市政府的表态已经很明确,不光是富新二小,对那些教学楼垮塌,学生死伤严重的学校,已经由省市派出建筑专家组对学校房屋进行鉴定。我们紧急请求德阳市委出面,请求省上以及其他地市州,支援建筑专家来帮助鉴定。第二,专家鉴定必须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绵竹的专家一律不参加。如果专家鉴定结果为危房或存在问题,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查责任和进行补偿,按照党纪国法处理,绝不姑息护短。 

有无具体的时间表? 

蒋国华:进驻富新二小的专家组说了,两三天是不可能得出鉴定结果的。这些房子已经建设了二十年时间,许多设计图和原始材料需要寻找搜集。专家组的意见是至少需要1个月,已经告知家长了。 

我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这两天都不知道兼了多少职。人大、政协的所有领导全上,编成工作组,一个学校,一个乡镇派个人,配合专家调查,搜集原始资料,寻找工程队、当时的负责人和负责干部。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上门,去安抚死亡学生家长情绪,接受群众诉求。 

目前有多少学校涉及调查? 

蒋国华:我们已经确定了8个点,都是垮塌严重,死伤惨重,老百姓有意见的学校。 

地震发生第一时间,您在做什么? 

蒋国华:地震一发生,可能就是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几万人被埋,几万人被困,几十万人惊慌失措,空着两手跑出去。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救援工作。抗震救灾开始到现在,我问心无愧。我从市委楼里逃出来5分钟后,就展开了指挥救援的工作了。 

乡镇干部来报信,都是坐车,抱着脑壳来的,路断了就跑。我马上派人到德阳,我第一意识到通讯出事了,手机不通,那个时候哪有座机呢。我就跑到坝子里吼了一下,叫来了一个秘书,我说你马上到德阳去,说绵竹发生地震了,不得了了,死人了。把他派出去可能不到10分钟,坝子的惨境就在我眼前,那个灰尘就往我面前扑。我马上又派干部,我说你必须见到德阳的书记,见不到书记你不要回来,就说出大事了,不晓得死了多少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边应急,边往上边求救。第二个人是派车去的,从去到回来不到一个小时,他说见到书记了,已经作出反应了。我的心才有底些。

有人批评绵竹政府指挥救灾不力,瞒报灾情,是这样吗?  

蒋国华:很多人觉得大的灾情被上报小了,这不等于说以后灾后补偿就少了吗?受灾了,千家万户都晓得,瞒得了吗?还有传言说,绵竹市委要大家自救,说不管老百姓了。我说天啊,我所有的记录都在,从救援的第一刻开始,我所有工作都有记录。等到过了再查,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失职行为,甚至有我组织的过错,我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蒋书记说自救问题,说我让受灾老百姓自救,我组织直升飞机到山上去救助地矿的群众,矿山的矿工可以作证。整个绵竹山上是三万人,根本出不来,我忙着请示部队,请示省里,全靠飞机运出来。加上余震不断发生,所有道路通讯都堵塞完。我就纳闷谣言怎么会想到自救,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个事情。



2008-05-30 13:07:34

主题: 亚洲时报: 四川地震撼动中国一胎化政策
四川地震撼动中国一胎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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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    2008-05-30 09:10:14 
 
一双杏眼,美丽的面孔透出一丝悲酸她让人想起了昔日上海的电影明星胡蝶。但看到围绕在照片四周的黑丝带和那位紧紧抱著照片的悲痛欲绝的父亲时,这种想象的跳越几乎立即停止了。

 
毕月星(音译)原本会成为一位大美人。但在四川地震的那个周一,她所在学校的墙壁几乎顷刻间倒塌。她是127名遇难学童中的一位。绵竹富新小学遇难孩童的家长们悲痛欲绝,他们抱著镶有边框的照片在学校废墟中为他们的孩子守夜和祈祷。他们团团围住当地领导,质疑学校是豆腐渣工程,并要求为死去的孩子伸张正义。

但在周日(5月25日),他们从悲痛欲绝变为怒不可遏。当地党委书记下跪请求遇难孩童的家长让他领导的政府来调查学校倒塌的原因而不要上访。但家长们大声斥责他,不理会他的请求,去会见绵竹的上级-德阳的几位副市长。“我们要求从政府获得正义”,一位遇难孩童的父亲许军向《南方都市报》说。

在绵竹和其它地震灾区都出现了对抗当局的行动。在一个向来对抗议活动如临大敌的国家,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也说明了这些地区成千上万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何其悲愤,已将一切置之度外。绵竹有1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当地官员说,其中至少2000人是11所倒塌小学的师生。

四川这场8级地震是中国5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截止到本周四(5月29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超过6.8万。国家媒体说,其中近1万是遇难的师生。许多父母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在过去30年里,中国实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只准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对违反一胎化政策的人实施严厉处罚。

但由于如此多的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当地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安抚他们。其中一项行动是,宣布对所有在这场地震中失去孩子或孩子伤残的父母放宽生育政策。本周早些时候,成都计生委宣布说,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再获得一张准生证。根据当地政府出台的新规则,凡在这场地震中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或孩子严重伤残且凡年满50岁的父母每年可获得600元(折合85美元)抚恤金。

此外,对那些违反一胎化政策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伤残或房子严重受损,对他们的罚款将暂停。“这项调整是照顾在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人”,国家计生委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说,“我们必须想到这些人以及如何重建他们破碎的家庭。”可以说,这是政府首次放松这项从人道角度来说很不得人心的政策。根据现行的规则,只有少数民族或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才可享有例外。自2000年初,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家庭也可申请第二胎。

计生委通过自己的宣传队伍为这项政策歌功颂德,声称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了高达4亿人,从而改善了人口素质以及教育和健康水平。但近年来,这项政策受到抨击,因为它加剧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导致出现了危险的性别比例失衡。在中国农村,人们偏爱男性继承人,因为他们能够耕种和照顾家庭。这种传统的影响仍然很强烈,人们往往为了生男孩而堕掉女胎。

当地官员为急于达到人口配额、降低出生率而不择手段,往往强迫妇女堕胎或做结扎手术。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时常引发暴力抗议。最近在广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成千上万农民暴力抗议当局武断、残酷的罚款措施。在四川,自然界的致命力量导致无数孩童丧生,而政府限制生育的政策看来又加剧了这种悲剧。在绵竹和北川这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多数父母都是民工和农民,他们不辞辛劳地长时间工作,就是为了给他们唯一的后代创造更好的未来。



2008-05-29 22:57:21

主题: 路三歌: 从专业救援队的动员看初期震情评估失误
从专业救援队的动员看初期震情评估失误
http://blog.dwnews.com/?p=37830

路三歌

 

截止到5月29日,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到达68516人,仍然还有19350失踪,恐怕凶多吉少。面对如此巨大的伤亡,理应需要大量的专业抢救队伍。

中国除了拥有一只200多人的国家地震紧急救援队之外,各地消防队算是最专业的地震抢救队伍。根据《工人日报》报道,截止到5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消防官兵共有13427人抵达灾区参加抢救。那么地震的第一个24小时,消防系统动员了多少人呢?

根据5月13日《中国消防在线》报道,公安部消防局于5月12日晚向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河南、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辽宁等12个省、市公安消防总队下达命令,立即组建跨区域应急救援队,赶赴四川省地震灾区参加地震灾害救援。截至13日上午9时,各地消防部队确认首批增援救灾现场 1138人(其中医务人员100人),搜救犬41只,海事卫星电话12部,各类救援装备2151套,救援车辆98辆。除上海、江苏、云南消防总队于13日 14时飞赴灾区外,其他救援力量已于今日8时30分前全部驱车出发赶赴现场。我们假设在13日14时28分第一批12省市的消防官兵全部抵达,也仅仅只有 1138人。1138对68516,如同杯水车薪。

面对如此巨大灾难,公安部直到12日晚上才下令动员区区1千多人前往灾区增援,看起来有点像笑话。这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对灾情评估严重不足。其实责任不在公安部,据报道,公安部消防局震后第一时间就主动跟灾区和国家地震局联系,并不断地追问灾情。从5月16日动员并集结到1万多消防官兵来看,最初多动员一些官兵是完全可能的,之所以没有做全国总动员,是不是没有接到震情严重的通报?这有待于更多的情况披露。

从现实情况来看,震区地方政府已经瘫痪,无法报出伤亡信息。那么作为地震专业部门,有责任根据地震灾害的规律,迅速评估灾情。这个要求不过分。在海外多维博客,一群外行当时都能预测至少要有5万人遇难,而堂堂国家地震局对于这次汶川地震,震前不能预测和预报,震后不能迅速评估灾区伤亡,往轻里说是失职,往重里说就是与人民为敌。



2008-05-29 16:23:35

主题: 悟空孙: 地震中最感人的和最无耻的10句话
地震中最感人的和最无耻的10句话 
 
送交者: hwyc007 2008年5月29日13:14:03 于 [史地人物]http 



1 ) “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 10 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 —— 温家宝向部队下达指示。

2 ) “ 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 ”—— 在地震灾区现场,温家宝的声音坚定有力、掷地有声。

3 ) “ 不管将军还是士兵,谁先到就给谁记功! ”——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 13 日对正向汶川进发的部队下达命令。

4 ) “ 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 ”—— 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坍塌的学校教学楼,接到下撤命令的战士跪地大哭。

5 ) “ 叔叔,求求你,别锯我的腿 ……”——12 岁的北川县曲山小学学生李悦,用哀求的语气和一旁的叔叔李宗刚说话。

6 ) “ 叔叔,我想喝可乐。要冰镇的! ”—— 一个被解放军救出的男孩。

7 ) “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5 月 13 日中午,救援队员在北川县的一片废墟下发现一位母亲,她双膝跪地,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支撑着身体。她的身下,是毫发未伤的三四个月大的孩子。随行的医生为孩子做检查时,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手机屏幕上是这条已经写好的短信。

8 ) “ 都坚持到最后了,你这个傻子! ”—— 26 岁的青年陈坚,在废墟下压了三天三夜,被救援人员发现时,他还活着,救援人员用了 6 个小时把他救出来,抬上艰险小路紧急抢救的时候,他却停止了呼吸,很多人哭喊他,一个参与救援的战士流着泪说了上面的话。

9 ) “ 我上午就想多捐一点,但钱太零碎了 ……”—— 一位乞讨老人,他在捐了 5 元后,又找遍身上的零钱,特地到银行兑换了一张百元现钞,放进了募捐箱。

10 ) “ 娃 …… 娃娃 …… 妈妈 …… 来不及 …… 啊 ……”—— 地震时,映秀镇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睡午觉,聂晓燕老师一手一个抱出了两个孩子,而她自己的孩子还在屋子里!直到她遇难的孩子被挖出,她的眼泪终于如山洪暴发。
-----------------------------------------------------------

1 ) “ 救救我,我是张书记! ”—— 在救援队来到北川县委大楼勘察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发出了如上呼救。

2 ) “ 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 ”——CCTV 女主持对正在营救伤员的医生说。

3 ) “@# ¥ %^&* ~ …………”—— 辽宁女子高千惠 ( 张雅 ) 辱骂四川地震灾民。

4 ) “ 这些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的说法,完全是没有依据的! ”—— 绵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媒体对校舍质量的询问。

5)“ 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 一记者冷漠的问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女儿女民警蒋敏。

6)“ 在这场抗震救灾的大戏中 …… 。 ”—— 白岩松在一段都江堰消防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在废墟里救起一个生命后,是这样解说的。

7)“ 你收到赔款后心情如何,高兴不? ” —— 一个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家长收到保险公司 3 万死亡赔款后,某记者问。

8)“ 有必要吗 …… 不就是地震嘛 …… 不就是死了 10000 多个农民嘛 …… 很正常嘛,中国人太多了,稍微少几万个也不错啊,还能增加人均 GDP 呢 … ”—— 中山大学学生朱川州 .

9) “ 我在一个小时前已经回酒店了,我觉得现在救灾活动基本已经接近尾声。”—— 5 月 15 日央视记者徐娜如是 “ 报道 ” 。

10)“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 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扔下学生自己逃跑,过后如此 “ 表白 ” 。



2008-05-29 16:19:10

主题: 也是高空跳伞



2008-05-29 16:01:38

主题: 災區卫星照片
大地震震出解放军“北洋空军”的原形

 
送交者: News 2008年5月29日10:55:21 于 [史地人物]
http://www1.bbsland.com/history/messages/131720.html
 
  
一般國家發生大形災害時,都會投入軍隊救災,一則救人,另一方面也就是順便對軍隊大動員檢驗一下軍隊的實際戰力,這次四川震災中國也不例外投入解放軍救災,正好讓外界實際了解解放軍的實際動員能力.

解放軍平常很會吹,要是看中國國內平常的宣傳,大概連世界最強的美帝看了解放軍都只有跪地求饒的份.

解放軍投入至今,指揮決策之錯亂,動員之緩慢沒效率確實讓外界徹底跌破眼鏡 ,解放空軍的膽小怕死更是讓世人開了眼界, 以致在中國網路上被稱為\"北洋空軍\"

其實稱解放空軍是北洋空軍還真有點是在侮辱北洋海軍,人家北洋海軍好逮和日軍打了個死戰,北洋空軍是連救個災,下面沒半根槍半隻炮都有辦法搞出陣前逃亡的醜事,難怪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氣到摔電話.

首先;救災最重要的就是黃金72小時,等72小時一過,再去搜救大概就已經不是救人而是在收屍了,現在一般都是先派直升機進災區建立通訊好讓政府有辦法了解災區的狀況統籌救災的指揮,以台灣921大地震為例,雖然發生在半夜1點半大家熟睡中,幾個小時候後直升機就已經出現在災區上空;到第二天白天,連民間電視台雇用的直升機都已經在災區滿天飛了.

反觀中國,直升機居然是在快48小時候才進災區,大概創了近代世界救災的紀錄,等這時候直升機才進災去了解災情,災民死的大概超過一半了, 好不容易直昇機飛進去了,我們很清楚的從電視中看到:

在氣候良好,地面非常平坦下,直昇機居然是從幾十幾百公尺的高空就把救災物資扔下來,連低空盤旋還是著陸都不敢,完全是應付了事, 只求拍個照交個差,根本沒把災民當一回事,丟下去的救援物資當然是全部完蛋,這種漫不經心的救災法還真讓世人開了眼界說.

中國的藉口是暴雨地磁變異所以不能飛,台灣遊客回台灣公佈的災區錄影帶,台灣公佈的災區衛星照片都證明災區氣候良好, 頂多有局部小雨,絕對不會影響直昇機行動的,根本就是在造假說謊.

因為陸航的直升機部隊貪生怕死,中國只好動用傘兵強行空降,出發前,牛皮吹得很大,吹到動用的15軍是攻台的前鋒精銳部隊,還拼命宣傳空降的危險,危險倒是自殺任務,4500人行前都寫了遺書;結果到了災區上空,第一批100人精銳中的精銳,只有15個人跳了傘,其他85個人原班機返回,剩下 4485個傘兵最後是坐了解放陸軍的軍車進災區;空中飛的傘兵比地上走的陸軍還慢進災區已經夠丟臉了,.最後居然要靠陸軍運\進去,我要是15軍,幹脆就地自殺算了免得丟人現眼,這種傘兵還真得是世界自有傘兵來的最大恥辱---

15軍跳傘前要寫遺書是因為認為這是\"不顧安危自殺式空降\" ,理由居然是\"空中沒有氣象資料,地面沒有指揮系統,地下沒有引導的「三無條件」下跳傘\"我看了差點噴飯,全世界傘兵空降突擊敵區,大概只有解放鐵軍15軍會指望敵區會.

\"地面有指揮系統,地下有引導地面標誌指引\" -- 要是敵區的地面都已經有指揮系統;有引導地面標誌指引就表示陸軍已經成功攻佔敵區了,還用的著你傘兵空降??

為了解釋解放空軍的懦弱無能貪生怕死,中國官方就拼命誇大災區氣候地形的不好,連我剛開始也被騙,還以為災區真的是像台灣中部橫貫公路一樣兩邊都是高山,下面就是峽谷,只有一條公路切過山腹,根本連站的平地一點都沒有的險峻地形.等照片出來再查資料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中國官方宣傳的那樣超險峻地形.

這次地震的災區是汶川城離四川首府才不到100公里,成都的海拔大概600多米;汶川城海拔1300米映秀海拔870米茂城1500米根本不算什么高原高降,海拔最高的茂縣城比成都高不到900公尺,根本只是丘陵地形,對傘兵跳傘根本就是小兒科,真正高到超過3-4000公尺的高山是茂縣縣城以北以西很遠的地方,根本不是解放鐵軍15軍跳傘的地方,地面也根本不是峽谷,是很大的沖積平原.

http://farm3.static.flickr.com/2052/2524230385_1b91c6ac9c_o.jpg

根據這次空降的解放空軍空降兵某部副部長姚恒斌說的茂縣居然有個長800米、寬1700米\"的平地可以跳傘,視線好到從飛機都可以看到地面,連下個雨都沒有的良好氣候,這樣好的條件居然4500個傘兵中只有15個敢跳,這種懦弱無能的傘兵我看直接從飛機上推下去就成了還養來幹嘛??

茂縣海拔1580公尺,縣城有50%面積屬於無人耕種的沖積平原,25%面積屬於農田,有建築物才只有25%。沖積平原及農田都是可供直升機起降的,所以說山裡的.

災區因地形因素而無法起降直升機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衛星圖證明災區是很好的空降地形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74296882.jpg


5月14日解放傘軍跳傘災區的照片也完全戳破中國的謊言.

1:看照片,沒人帶傘穿雨衣,表示氣候確實良好,地面相機可以清楚照到跳傘的,表示能見度絕對良好.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84251623.jpg

2:看樹,很明顯是闊葉木,不是高山長的針葉林,可以確定不是什麼高原,高度頂多1千多公尺,不會超過2000公尺.

http://bbs.cjdby.net/attachments/month_0805/20080515_bda992e1cfb872cc2c114aiy2rDux7jH.jpg.thumb.jpg


3:降傘處馬上有一堆居民趕到照相,可以知道地形絕對複雜不到哪裡去. 實在不懂會什麼這樣良好的環境下沒辦法跳傘??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1672832702.jpg

這種\"寬800米、長1700米的田野開闊地\",簡直是傘兵跳傘夢寐以求的跳傘天堂, 大概只比彈簧床差了.

感覺15軍是嫌下面沒舖彈簧床還是棉花--

解放軍還有個宣傳說4990公尺跳傘是全世界沒有傘兵敢嘗試的,其實4990公尺跳傘不要說職業傘兵了,對民間跳傘愛好者都是芝麻小事,人家泰國空軍就玩過五百多名傘兵一同從7000公尺的高度和世界高空跳傘隊四百五十人共九百六十名一起跳;人家可不用寫什麼遺書的,

這種牛吹的連泰國的鳥空軍看了都會捧腹大笑的.

其實跳傘是越低越難的,越高越簡單的,只有到了超高空才因為氧氣稀薄,氣壓變小需要特別裝備才變難的.

照片中這種地形寬廣土質鬆軟的?積土,正是傘兵夢寐以求的跳傘地形
解放軍還嫌地形太差不能跳,我猜大概是沒有舖彈簧墊還是棉花--

第一波進災區的解放直升機有幾台根本沒進就返航,理由居然是
有農民燒稻草,災區的農民是絕對沒有功夫去燒稻草的,大概就是沿路有農民燒稻草,又不是要降落的地方因為燒稻草視線不良到不能降落
.

難怪中國網友要驚呼: 犯我大漢者,白天,天晴,沒風,沒霧,沒雨,沒雷電,沒電磁,地要平,沒危險,有通訊,有地面導航,沒人燒秸稈,雖遠必誅!!

順便比較一下台灣陸航在地震中是怎麼救災的: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06578392.jpg

http://bbs.cjdby.net/attachments/month_0805/20080520_3f33c6aef6c62c98c8431C6FVrXTijX6.jpg.thum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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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9 15:58:50

主题: 災區空降地形
大地震震出解放军“北洋空军”的原形

 
送交者: News 2008年5月29日10:55:21 于 [史地人物]
http://www1.bbsland.com/history/messages/131720.html
 
  
一般國家發生大形災害時,都會投入軍隊救災,一則救人,另一方面也就是順便對軍隊大動員檢驗一下軍隊的實際戰力,這次四川震災中國也不例外投入解放軍救災,正好讓外界實際了解解放軍的實際動員能力.

解放軍平常很會吹,要是看中國國內平常的宣傳,大概連世界最強的美帝看了解放軍都只有跪地求饒的份.

解放軍投入至今,指揮決策之錯亂,動員之緩慢沒效率確實讓外界徹底跌破眼鏡 ,解放空軍的膽小怕死更是讓世人開了眼界, 以致在中國網路上被稱為\"北洋空軍\"

其實稱解放空軍是北洋空軍還真有點是在侮辱北洋海軍,人家北洋海軍好逮和日軍打了個死戰,北洋空軍是連救個災,下面沒半根槍半隻炮都有辦法搞出陣前逃亡的醜事,難怪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氣到摔電話.

首先;救災最重要的就是黃金72小時,等72小時一過,再去搜救大概就已經不是救人而是在收屍了,現在一般都是先派直升機進災區建立通訊好讓政府有辦法了解災區的狀況統籌救災的指揮,以台灣921大地震為例,雖然發生在半夜1點半大家熟睡中,幾個小時候後直升機就已經出現在災區上空;到第二天白天,連民間電視台雇用的直升機都已經在災區滿天飛了.

反觀中國,直升機居然是在快48小時候才進災區,大概創了近代世界救災的紀錄,等這時候直升機才進災去了解災情,災民死的大概超過一半了, 好不容易直昇機飛進去了,我們很清楚的從電視中看到:

在氣候良好,地面非常平坦下,直昇機居然是從幾十幾百公尺的高空就把救災物資扔下來,連低空盤旋還是著陸都不敢,完全是應付了事, 只求拍個照交個差,根本沒把災民當一回事,丟下去的救援物資當然是全部完蛋,這種漫不經心的救災法還真讓世人開了眼界說.

中國的藉口是暴雨地磁變異所以不能飛,台灣遊客回台灣公佈的災區錄影帶,台灣公佈的災區衛星照片都證明災區氣候良好, 頂多有局部小雨,絕對不會影響直昇機行動的,根本就是在造假說謊.

因為陸航的直升機部隊貪生怕死,中國只好動用傘兵強行空降,出發前,牛皮吹得很大,吹到動用的15軍是攻台的前鋒精銳部隊,還拼命宣傳空降的危險,危險倒是自殺任務,4500人行前都寫了遺書;結果到了災區上空,第一批100人精銳中的精銳,只有15個人跳了傘,其他85個人原班機返回,剩下 4485個傘兵最後是坐了解放陸軍的軍車進災區;空中飛的傘兵比地上走的陸軍還慢進災區已經夠丟臉了,.最後居然要靠陸軍運\進去,我要是15軍,幹脆就地自殺算了免得丟人現眼,這種傘兵還真得是世界自有傘兵來的最大恥辱---

15軍跳傘前要寫遺書是因為認為這是\"不顧安危自殺式空降\" ,理由居然是\"空中沒有氣象資料,地面沒有指揮系統,地下沒有引導的「三無條件」下跳傘\"我看了差點噴飯,全世界傘兵空降突擊敵區,大概只有解放鐵軍15軍會指望敵區會.

\"地面有指揮系統,地下有引導地面標誌指引\" -- 要是敵區的地面都已經有指揮系統;有引導地面標誌指引就表示陸軍已經成功攻佔敵區了,還用的著你傘兵空降??

為了解釋解放空軍的懦弱無能貪生怕死,中國官方就拼命誇大災區氣候地形的不好,連我剛開始也被騙,還以為災區真的是像台灣中部橫貫公路一樣兩邊都是高山,下面就是峽谷,只有一條公路切過山腹,根本連站的平地一點都沒有的險峻地形.等照片出來再查資料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中國官方宣傳的那樣超險峻地形.

這次地震的災區是汶川城離四川首府才不到100公里,成都的海拔大概600多米;汶川城海拔1300米映秀海拔870米茂城1500米根本不算什么高原高降,海拔最高的茂縣城比成都高不到900公尺,根本只是丘陵地形,對傘兵跳傘根本就是小兒科,真正高到超過3-4000公尺的高山是茂縣縣城以北以西很遠的地方,根本不是解放鐵軍15軍跳傘的地方,地面也根本不是峽谷,是很大的沖積平原.

http://farm3.static.flickr.com/2052/2524230385_1b91c6ac9c_o.jpg

根據這次空降的解放空軍空降兵某部副部長姚恒斌說的茂縣居然有個長800米、寬1700米\"的平地可以跳傘,視線好到從飛機都可以看到地面,連下個雨都沒有的良好氣候,這樣好的條件居然4500個傘兵中只有15個敢跳,這種懦弱無能的傘兵我看直接從飛機上推下去就成了還養來幹嘛??

茂縣海拔1580公尺,縣城有50%面積屬於無人耕種的沖積平原,25%面積屬於農田,有建築物才只有25%。沖積平原及農田都是可供直升機起降的,所以說山裡的.

災區因地形因素而無法起降直升機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衛星圖證明災區是很好的空降地形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74296882.jpg


5月14日解放傘軍跳傘災區的照片也完全戳破中國的謊言.

1:看照片,沒人帶傘穿雨衣,表示氣候確實良好,地面相機可以清楚照到跳傘的,表示能見度絕對良好.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84251623.jpg

2:看樹,很明顯是闊葉木,不是高山長的針葉林,可以確定不是什麼高原,高度頂多1千多公尺,不會超過2000公尺.

http://bbs.cjdby.net/attachments/month_0805/20080515_bda992e1cfb872cc2c114aiy2rDux7jH.jpg.thumb.jpg


3:降傘處馬上有一堆居民趕到照相,可以知道地形絕對複雜不到哪裡去. 實在不懂會什麼這樣良好的環境下沒辦法跳傘??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1672832702.jpg

這種\"寬800米、長1700米的田野開闊地\",簡直是傘兵跳傘夢寐以求的跳傘天堂, 大概只比彈簧床差了.

感覺15軍是嫌下面沒舖彈簧床還是棉花--

解放軍還有個宣傳說4990公尺跳傘是全世界沒有傘兵敢嘗試的,其實4990公尺跳傘不要說職業傘兵了,對民間跳傘愛好者都是芝麻小事,人家泰國空軍就玩過五百多名傘兵一同從7000公尺的高度和世界高空跳傘隊四百五十人共九百六十名一起跳;人家可不用寫什麼遺書的,

這種牛吹的連泰國的鳥空軍看了都會捧腹大笑的.

其實跳傘是越低越難的,越高越簡單的,只有到了超高空才因為氧氣稀薄,氣壓變小需要特別裝備才變難的.

照片中這種地形寬廣土質鬆軟的?積土,正是傘兵夢寐以求的跳傘地形
解放軍還嫌地形太差不能跳,我猜大概是沒有舖彈簧墊還是棉花--

第一波進災區的解放直升機有幾台根本沒進就返航,理由居然是
有農民燒稻草,災區的農民是絕對沒有功夫去燒稻草的,大概就是沿路有農民燒稻草,又不是要降落的地方因為燒稻草視線不良到不能降落
.

難怪中國網友要驚呼: 犯我大漢者,白天,天晴,沒風,沒霧,沒雨,沒雷電,沒電磁,地要平,沒危險,有通訊,有地面導航,沒人燒秸稈,雖遠必誅!!

順便比較一下台灣陸航在地震中是怎麼救災的:

http://upfile.cat898.com/UploadFile/2008-5/20085206578392.jpg

http://bbs.cjdby.net/attachments/month_0805/20080520_3f33c6aef6c62c98c8431C6FVrXTijX6.jpg.thum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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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7 00:55:00

主题: 王小瑞: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各国之比较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各国之比较

作者:王小瑞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包含多种因素。震级、震中、震源深度、地震烈度,受地形、地貌、地势影响的横波、纵波的强度,建筑物抗震程度、人口密度,居民本身对地震的认识和经验,震前的预防措施,震后的救灾方案和资源调度等。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想对地震死亡人数做一个精确、详实的比较,仅靠笔者这几天的业余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下面几个不完全统计列表,至少可以大致说明一个结论:发达国家或地区因地震而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

美国(本文中涉及到的震级全为里氏震级)

2008年2月22日,美国内华达发生6.1级地,无伤亡。
2008年1月10日,美国俄勒冈州海岸发生6点4级地震,无伤亡。
2006年10月15日,美国耐?.6,无伤亡。
2006年9月1日,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格发生里氏6级地震,无伤亡。
2003年10月2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6.6级,2人死亡。
2001年2月28日,美国西雅图6.8级,1人死亡(一妇女因受惊吓,心脏病发作)

1994年1月17日,美国洛杉矶,6.6级,62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美国历史上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 
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兰德斯市发生7.3级地震,一名男孩死亡。
1989年10月17日,旧金山海湾地区遭受7.1级地震,导致67人死亡。
1964年3月27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36分,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8.5级,131人死亡。
1952年7月21日,洛杉矶发生7.7级地震,12人死亡。
1949年4月13日,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发生7.1级地震,导致8人死亡。

  把上面这个列表做个统计:共12次地震。6级至7级地震为7次,死亡人数65人。7级以上地震5次,死亡219人。

 美国一百年来,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为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的大地震,震级8.3级,死亡人数3000。

(题外话:阿拉斯加州是美国最容易发生地震的州。阿拉斯加州几乎每年都有一次7级地震,每14年都有一次8级或以上级别的地震;)

日本

2008年05月7日,日本本州东海岸,6.8级,无死亡
2007年7月16日,日本新?县发生里氏6.9级地震,11人死亡(包括7名70-80岁老人) 
2007年3月25日,日本本州东海岸,6.7级,1人死亡
2006年6月11日,日本九州,6.3级,无死亡
2005年12月2日,日本九州东海岸,6.5级,无死亡
2005年10月19日,日本九州东海岸,6.3级,无死亡
2005年08月16日,日本宫城县发生7.2级地震,并引发海啸。无死亡。
2005年03月20日,日本南部沿海发生里氏7级地震 1人死亡
2004年10月23日,日本新?县发生里氏6.8级地震 40人死亡
2003年5月26日,日本本州近海发生7.0级地震,无死亡
1995年,1月17日,日本大版、神户发生里氏7.3级地震,6434人死亡。(受灾人口140万)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7.0级,14.3万人死亡。

台湾

2007年9月6日,台湾,6.2级,无死亡
2006年12月26日,台湾,7.1级,2人死亡
2004年11月8日,台湾,6.3,无死亡
2004年10月15日,台湾,6.7,无死亡
2003年12月10日,台湾,6.8,无死亡
2002年5月15日,台湾,6.2,1人死亡
2002年3月31日,台湾东海发生7.5级地震,5人死亡
1999年9月21日 台湾,7.6级地震,2300多人死亡
1959年4月26日,台湾,7.5,2人死亡
1935年7月16日,台湾(当时称福摩萨),6.5级,2740人死亡

   由于上面的三个表为不完全统计(注:这个列表中的内容只是我在网上搜索时遇到的,我稍做整理选择6级以上的留了下来),因此,我也没有详细对数据进行分析。读者自行看过就是。这三个表中,台湾、日本、美国地震的死亡人数加起来不过万人。下面再看发展中国家: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7.8,24万死亡
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7.8,1.6万人死亡
2001年1月月6日,印度西北部,7.4级,1.5万人死亡
2003年12月26日,伊朗克尔曼省发生6.3级地震(此级为德国方面测定,美、法测定为6.7级和6.6级),3万多人死亡
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7.8级,8.7万人死亡

2006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黄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

(本节完,待续)

这几天我时常在想,汶川大地震逝去的数万条生命,它一定能够唤醒些什么吗?

它一定能。

 2008.5.18



2008-05-27 00:42:38

主题: VOA 叶兵: 国难当前四川地方官侵吞救灾物资
国难当前四川地方官侵吞救灾物资

        美国之音:叶兵

就在中国全力进行四川地震后的救灾工作之际,一些灾区官员被揭发侵吞、挪用救灾物资,也有不法商贩利用多种手段趁机牟取暴利,甚至还发生了拐卖灾区婴儿的案件。有评论指出,这些在大灾之后发生的丑陋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需要从制度上入手进行社会道德重建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四川德阳市罗江县警方日前接获群众举报说有人偷运一车救灾用品,并在私人店铺卸货。此案引发数千愤怒民众与到场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发生对峙和肢体冲突。德阳市官方调查后宣布,涉嫌侵吞救灾物资的某训练基地聘用管理员王亚栋被警方刑事拘留,涉案店铺也被查封。

德阳市当局还表示,当局已经查处民众举报的130多起涉及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和挪用救灾帐篷等违规事件,一名涉案官员被免职。

此外,有网民揭露并质疑某些官员把为灾民准备的救灾专用帐篷转交给住在成都高档小区和其他非受灾地区的亲属使用,引起舆论的严厉抨击。

*腐败成性趁难打劫*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大难当前,中国广大群众和国家一级的领导人在抢险救灾当中纷纷展现了不同寻常的爱国情操,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并没有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起到表率作用,反而积习难改,暴露出其腐败成性的丑恶品行。

他说:“就是说,腐败可能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种文化,所以可能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有的人还是情不自禁地趁难打劫,发国难财。”

近日来,在中国一些地方有诈骗分子利用手机短信或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发布以抗震救灾为幌子进行募捐的虚假信息,并且冒充慈善机构开设捐款帐户。

更有甚者,一些人口拐卖集团还打起了灾区孤儿的主意。据中国媒体报导,江油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拐卖灾区儿童的案件。这个案件中,一名外地男子伙同五名年轻女子趁乱抱走多个受灾家庭的婴儿,并且给被拐的孩子喂了安眠药,以免罪行败露。

*急需重建社会道德*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表示,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间,社会上一切以政治挂帅,而改革开放以后,又过分地强调经济利益,缺少对个人和社会道德建设的提倡。胡星斗说,普遍盛行的官场贪腐败坏了原本纯朴的民风,甚至连民间代代相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信仰也遭到削弱。他认为,这次地震灾难中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反映出中国迫切需要重视社会道德的重建。

他说:“这个道德重建一直存在著很大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江河日下。特别是一些官员道德败坏,或者是言行不一。这些都给整个社会一个很坏的榜样。那些官员往往缺乏道德规范。”

胡星斗表示,中国应该从制度上着手,以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并且提升总体的国民素质。他说,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还是要建立在公民社会和民主法治的基础上。与此同时,这位评论人士表示,政府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官员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他说,尤其在当前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群众都在看着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表现。

据四川日报报导,四川省已经设立24小时有人接听的举报热线电话,严防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私分、骗取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等行为。

□ 美国之音



2008-05-27 00:40:41

主题: BBC 江迅: 透视中国: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每一元捐款
透视中国: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每一元捐款

            江迅

\"大地无情人有情,我们都是汶川人\",\"早捐一秒,多救一人\",\"多一元捐款,多一分希望\",\"每个人点亮一盏心灯,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黑暗与恐惧\",\"我捐出一亿元,在四川建震不垮的学校\"、\"再大的天灾,除以十三亿人就会变得很渺小,除以六十一亿人就变得更渺小\"……

全球捐款迅速飙升到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每天都在飞速攀升。截至5月20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投入救灾资金达117亿元,海内外捐赠款物139.25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捐款125亿元。

感人捐款

说起捐款,就想说两则故事。一则是新闻里报道的故事,一则是朋友的故事。

其一,5月15日中午12点,南京江宁区东新南路的一个地震募捐点,一名60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衣裤破烂,手上拿着讨饭碗。哆哆嗦嗦从口袋掏出5元,放进了募捐箱,低声念叨了一句:\"为灾区人民……\"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他转身就离去了,望者他步履蹒跚而渐行渐远的背影,工作人员掉下眼泪。下午3点,那位乞丐再次出现,他掏出100元,塞进了募捐箱。工作人员赶紧上前问他的情况,他国语说得很差,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明白,他叫徐超,中午本想多捐点,但身上都是讨来的零碎钱,不好意思捐,也担心会给志愿者添麻烦,后来凑了个数,去银行排队兑换了一张100元纸币,现在又来捐钱。他说,过去的八天就在街上要了这一百多元,看到灾区人民困难就来捐了。据在场的保安说,他常在附近乞讨,平时都看不到他吃什么好东西。4天后,他第三次前去捐款,这次是 339.01元,据说这是他全部的积蓄。看来,如果评选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他应该是候选人之一了。

其二,5月13日早晨,身在新疆石河子市的上海人沈峰和妻子说着地震捐款的事。他俩一边算账,一边商议,家里只有300元,加上刚收到的稿费一共不到1000元,翌日要交孩子5月至 7月的幼儿园入托费1290元,看来要动用孩子过年时的压岁钱了。他妻子说:\"眼下我们是困难些,但灾区人困难更大,我们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一家三口每人捐款10元吧。\"当天下午,夫妇俩去子午路邮局将30元钱汇往四川省红十字会。走出邮局,他妻子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不管多少,捐出的就是爱心。妻子的话让沈峰颇为感慨。

大难兴邦。这两例捐款例子,说的都是社会底层人,一是乞丐,一是平民。国殇当头,不管穷人富人,人人以这样的方式手掬一捧烛光,一瓣心香,为深陷黑暗的生命照亮,为仍在等待营救的同胞祈福。每一条赈灾热线,都连向灾区;每一个捐款账号,都成爱心密码;每一项捐赠款物,都表达守望相助。以香港为例,香港研究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91%受访者表示会为汶川捐款,仅3%的表示不会捐;90%受访者支持香港政府在地震翌日拨款3亿元救灾。

当下,\"大陆富商,为富不仁,捐款太少\"成为中国网民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悉,大陆富豪榜上排名前10位富豪才总共捐出3250万元。人们认为,社会财富驾驭者的中国企业家们,应为赈灾多捐些钱。捐款理应不分多少,不过,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其实,让人们应该关注的是赈灾\"捐款秀\"。过去才3个月的那场特大雪灾,不少企业、富豪都公开捐款,但实际到位的究竟有多少呢?

“捐款秀”?

2 月2日晚上,湖南湘潭广电中心一楼演播大厅,一场名为\"2008湘潭之恋\"的赈灾晚会上,企业家们举的数额牌,早已准备妥当,各企业捐款的数目、出场的顺序,事先已确定。晚会高潮时,湘潭许多明星企业纷纷举牌\"认捐\",赢得满堂喝彩,现场共募捐1849万元。不过,在晚会过去22天,湘潭市民政局宣布,雪灾款实际到位仅1011万元,尚有800万元未到账。

民政局发出\"最后通牒\",称以2月29日为大限,公布\"爱心老赖\"名单,在压力下,一些企业才履行承诺,但到最后未到账的捐款还有265万元。同样的事情在各地都有发生,2月3日湖北省抗雪救灾晚会共接受捐款1.06亿元,但截至3 月4日实际到账7000多万元。据悉,这些\"老赖\"企业吐苦水说,企业经营原本就不好,都是政府部门下指令给压力,被逼做慈善捐款秀。

那么,3个月后的今天,为汶川捐款,会不会又是一场秀呢?令人更应关注的是,人们的捐款去了哪里,用在哪里。难怪有人说:捐得再多自己都不心疼,就怕捐款到不了灾民手里。尽管中共包括民政部、财政部、中纪委、审计署、最高检在内的各部委,一再表示要合力保证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对救灾拨付资金和捐助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严防贪污挪用,但人们还是有理由惦念饱含自己心血的捐款,能否真的成为爱心传递。

往年,人们的扶贫捐赠,最终变身政府办公楼、宿舍楼时有所闻,人们的慈善捐款,最终变为一些官员的工资条,一些部门的小金库,也时有揭露。那么,今天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新机制,管理这笔救灾巨资,以社会层层保障监督机制,守护和用好每一元捐款。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融入来自国家、社会、公民诸多力量的结果。这10天来的抗震救灾已经表明了这一点,那么守护这笔善款,仅仅由政府担当是不行的,必须由社会与公民参与。

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在全力以赴,关注灾区,救援灾民。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捐款仍在继续,珍惜捐款,就是珍惜爱心。要像地震中抢救生命、守护生命那样\"创造奇迹\",守护每一元捐款,让救灾善款没有一笔被截留、被挪用、被私分,被贪污,也创造中国慈善捐款的\"奇迹\"。

□ BBC



2008-05-27 00:37:47

主题: 艾晓明: 每个人都可以……——四川大地震引发的思考
每个人都可以……——四川大地震引发的思考

                     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


李律师的来信我看到,相信这么多天来,所有人都是如此的寝食难安,一次次泪流满面,为地震中蒙难的同胞骨肉悲痛,恨不能飞身前往汶川,加入救灾行列。我周围的确有一些朋友坐言起行,现在就在那里建功立业。

一种善意、一种大爱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在这个时刻,几乎没有异议(就算有,也会强忍着),骨肉同胞、人道人性似乎压倒了一切。

我感到创造意义的伟大力量。人们是多么渴望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啊,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被肯定,多么愿意看到爱与同情、战胜天大难关而众志成城的形象。现在,一个国家都在建构着、体会着这样的信念,并且催化着、扩展着人们的善意,连乞丐都在捐款。救灾奇迹之外,我们看到火热的道德良善之花,遍地开放。

我无比地敬慕舍生忘死的前线将士、新闻记者和志愿者们,但是我依然要说点别的意见——

地震就像战争爆发,但它不是生活的常态。人们终归是要回到日常生活,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有许多意义没有被肯定、没有被发现或者,意义被排斥了。

就在无数人打爆热线要求领养汶川孤儿时,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她抚养的孤儿得不到任何社会照顾。六年前、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医院,她抱回了被遗弃在襁褓中的女婴。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可是,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们中山大学附属小学,拒绝按照教师待遇录取这位女童。为此,仅仅上完小学,我的这位年轻同事要为孩子支付接近9万的学费。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讲师一年半的收入,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即547天里她不可以吃饭喝水,更不能赡养老人抚育幼女,且必须照常上课挣工资。我这样说,大家可以想见,堪比埋在废墟下的奇迹。

同样,当几十亿的捐款涌向四川受灾地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没有受灾的地方,连干净的生活用水也不具备。我在湖南某城市看到,离豪华市区二十多公里外,农民没水喝,要花钱买。井水正在干涸,剩余的水绿油油的。农民在水缸上放一个水盆,用一条浴巾过滤水,那浴巾比城市家庭的鞋垫还要浑浊。在湖北过去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肝炎村,那里的水沟没有一条是清澈的。革命年代引进的\"革命草\",侵占了本地水草的地盘,这种外来植物夏天疯狂繁殖,冬天就烂在水里。如同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当地也没有地下排污系统,人们的新房旁垃圾遍地,塑料、橡胶下雨时随风漂浮,天晴后也不降解,放眼望去,遍地污泥浊水,野蝇飞舞。

我不需要再说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如何肆虐了,成千上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多少人间惨剧永远地掩埋了在田野里起伏的坟茔之下……我也不必说,因为过去种种政治灾难导致的社会地震,又有多少亲人骨肉分离。去过夹边沟的友人说,那掩埋过尸骨的地面依然可见大饥荒亡者的头发,仅凭肉眼,不仅可以看到摇曳的发丝,且能辨析带着颜色的破烂衣襟。当年奄奄一息的濒死者,无力深埋同胞的遗体,以至于几年之后,村童可将骨架子竖起来与之嬉戏。此情此景,闻之谁能不惊悚,真真如《吊古战场》之语,\"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

听闻一个又一个的朋友说着要去汶川、要去领养孤儿时,我感到意义的诱惑是如此巨大,当一种意义不再需要阐明时,剩下的,似乎只需要精诚骁勇了。牺牲啊牺牲,我们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而生,我们亦可以赴汤蹈火——只要那是有意义的。

可是,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汶川,既然我们如此地受到抗灾精神的鼓舞,难道我们不能发现身边的汶川或其他灾难的受害人吗?我们能不能以那种救灾精神,为解除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尽一点力、做一点事?李律师,当你和你的朋友们一次次奔赴临沂,为盲人陈光诚呼喊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政治犯胡佳辩护申诉时,你是在奔汶川;当你和你们一批律师期图为遥远边区少数民族同胞争取法律权利时,你毫无疑问也是在奔汶川。尽管在其他话语脉络中,这些领域不叫汶川而叫做犯罪,但那只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同而已。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着,地震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那么,我们日常的平凡岗位,何尝没有可比汶川的考验和挑战?那些执著地守护家园、抗拒暴力强拆的户主们、那些为了河流湖泊跋山涉水的环保工作者们、那些每日守在各大论坛力挺关注社会扩大参与的网友们,何尝不是监测余震扶危解困?我们可以在各自的专业做清理废墟的勇者,可以在那些尚未引起关注的领域默默挖掘,发现未被发现的意义,这意义如同汶川抗灾一样不可小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马革裹尸还。

每个人都可以救灾,每个人都有能力发现并遏制身边的世界不要变成汶川。窗外,冷雨阵阵袭来,让人忧心那山崩地裂之处。为了灾区浴血奋战的人们,让我们祈祷。汶川在我们心中,努力,就从日常生活开始。



2008-05-26 01:11:23

主题: zt 今天,我把准备捐给灾区的200块给了一个发廊妹
今天,我把准备捐给灾区的200块给了一个发廊妹
发布者 lq 在 08-05-25 09:54


说来惭愧,震灾发生都10几天了,我直到今天居然什么都还没捐。
  
年初失业至今,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公司单位组织捐款;我没开什么小铺小店,没有街道办居委会大妈来上门摊派;我更没有小孩在上学,自然也没那个幼儿园来敦促俺这个家长捐钱;当然,我更不是党员,特殊党费也离俺很远;加上最近我天天窝在家里,晚上上网,白天睡觉,也没上街去感受现场募捐气氛,所以,直到今天——2008年5月 23日,我什么都还没捐。
  
但,没捐不等于我不捐,国难当前,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今天一大早,我就毫不犹豫地从银行卡里取出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200元,准备给灾区捐款。
  
我来到据说是厦门现场募捐场面最火爆的中山路,步行街上稀稀拉拉的十几个打着太阳伞的红十字会募捐点,场面略显冷清,我逛了一圈后顺着骑楼走廊折返,心里盘算着在哪一个募捐点捐钱。
  
前面喷水池旁有一个募捐点,太阳伞下,守点的协警正和一个MM聊着,桌上放着一扎黄丝带,就这家吧,我掏出钱包。
  
刚刚和协警聊天的那个MM起身迎着我走过来,靠近身边时低声问我:要不要走私鞋?耐克的。
  
走私鞋?募捐点?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东居然会走到一起,实在让我崩溃,募捐点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我把钱包又塞回口袋。
  
我冲MM摇摇头走开了,捐给谁?怎么捐,现在却倒成了个问题。
  
其实,我也不大愿意把钱捐给红十字会,要提留捐款的10%不说,最近还闹出天价帐篷、虚开药品发票等事,据说他们还指责别的团体和民间机构募捐慈善行为“不合法”(估计是挡它财路了吧),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公益组织, 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怕还未远去的灵魂的拷问了。
  
我也想过购买物资捐赠,不过,网上看到网友上传的照片后我灰心了,成都的小区和宝鸡的党委机关大院都出现了不少救灾专用的帐篷,连科威特捐赠的有红新月标记的救灾专用帐篷都会被经手机构转送挪用,天知道我们捐的物资能送到灾民手里的概率有多少?
  
我拐出中山路,边走边想:要不,把这钱捐给李连杰的壹基金?至少人家帐面透明,还有专人在灾区派发物资,不过不知道壹基金的帐号是多少?呆会去找家网吧上网查一下?去银行汇200块估计银行也要收手续费吧?看来银行也不是好东西!救灾汇款也照收不误!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时间已经11点多了,肚子有点饿,看了看,我已经到了大同路,就找了家小饭馆,叫老板煮碗面条,然后走进里间找桌子坐下。
  
走进里间,觉得眼睛一亮。
  
靠里的位置上坐着二个衣着暴露的女人,看年龄都在20上下,估计是附近发廊按摩店的风尘女子。其中一个女的大半个雪白的胸脯露在外面,正打着手机,不过她的表情与轻佻的衣着极不相称,脸上挂着泪痕,桌上大半碗面条都没动。
  
满饭馆都是她带着哭腔的四川口音,足足延续了十几分钟,挂了电话后,她还在抽泣。
  
“好了好了,家里人没事就好。”同伴安慰着她,“你们平武还好,听说别的县十家没剩两家了”。
  
“什么都没得了,房子也没得了……两个都那么大岁数了,还睡露天的…..帐篷没分到,发水和吃的时候,也抢不过人家…我上次才给小弟寄生活费,现在钱又没得……\"
  
“人还在就好”。同伴劝慰着她,扶她出了饭馆。
  
此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起身结了帐,追了出去。
  
她们已到了马路对面,同伴跟她分开了,她独自一人拐进旁边一条小巷。
  
我穿过大街,跟着拐进小巷,追了上去。
  
“哎,小妹!”,我叫道,她停住脚步,回过头来。
  
我掏出钱包,拿出那200块钱。
  
“帅哥,不好意思,我今天心情很差,不做生意了。”她摆摆手。
  
“呵呵,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她露在外面的大半个雪白胸脯,把钱塞在她手里,“请转交给你的家人,当我是给灾区捐款吧”。
  
她楞住了,我转身就走。终于把这200块捐出去了,虽然不是捐给红十字会,也不是汇给壹基金,可我好歹100%交到了灾民家属手里,不会有10%的提留,不会要手续费,也不担心会被经办官员贪污,呵呵。
  
“谢谢你啊!”身后,回过神来的她大声向我道谢。
  
我回头朝她挥挥手,然后华丽转身,不带走功与名。

□ 一读者推荐



2008-05-26 00:27:05

主题: 市委书记下跪
绵竹家长欲为地震遇难学生上访 官员下跪挽留
南方都市报    2008-05-25 15:52:18

绵竹市委书记表示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调查组。

  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造成127名小学生不幸遇难,此事引起绵竹的上级市德阳市委的关注。昨日,面对数百位死难孩子的家长,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承诺,调查组将在一个月内查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我们将把他送上法庭!”

  双方对话时突遇余震

  昨日上午10时许,在绵竹通往德阳的德阿公路上,在地震中遇难的富新二小127名学生的家长组队前往德阳市委反映问题。队伍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们手捧子女的遗像默默前行,红肿的眼睛不住抽泣,却流不出眼泪。“我们的眼泪都流完了。”一位孩子的母亲说,自从悲剧发生后,他们一直守在富新二小废墟上搭建的灵棚里,等待着有关部门调查教学楼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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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行进的人群,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极力挽留这些家长,不要徒步前往德阳。当队伍走到绵竹中心广场处时,蒋国华突然跪倒在队伍旁,挥着手请求家长们留步,“请相信绵竹市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走了!”面对蒋国华的下跪之举和呼喊,家长们都没有理睬而继续前进。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蒋国华起身跟着队伍继续劝说。蒋国华向记者表示,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调查组。

  在前行的队伍走到大成村路段时,德阳市派出4辆大巴将反映问题的家长接到德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由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直接答复家长的诉求。

  下午4时20分许,在管委会的会议室内,家长们列席坐定听取答复时,突然感到地板上下起伏,剧烈晃动,此时,正遇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管委会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家长疏散到空旷的篮球场上。

  三名家长协同专家调查

  在管委会篮球场上,张金明手持高音喇叭,面向家长们表示,昨日,德阳市委已组织调查工作组,由德阳市纪委书记任组长,彻底查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等各种人为问题,目前,教学楼施工图纸、验收合格书以及历年安检资料已被封存。

  现场有家长提出,此前的调查组中专家名单不透明,缺乏公信力等问题。张金明表示,新的工作组中,专家将由四川省知名建筑学专家组成,其成员名单将全部向家长们公布,并由家长们推选出三名代表,与专家组共同调查教学楼质量问题。

  张金明承诺,一旦家长们认可专家组名单,调查组随即将对学校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展开调查,将在一个月内查明。如果查出质量问题属实,将依法对遇难孩子家长进行赔偿。

  家长们还提出,假如查明在塌楼事件中有地方官员、个人存在违法问题,德阳市将如何处理?“我们将把他送上法庭!”张金明最后表示。

  相关新闻

  绵阳市副市长:北川中学“豆腐渣”?“自己也正在研究”

  “地震发生当晚我就在北川中学,教学楼都倒了,旁边几栋20多年的楼房却没有倒,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奇怪,我也在研究,但这需要专家最后鉴定。”昨日,四川绵阳市常务副市长左代富在成都新闻发布会上说。

  大地震中,北川县北川中学主教学楼塌陷,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1000人,但此后有人发现,在该中学旁边一座20多年楼龄的房子却屹立不倒,旁边还有三栋建筑也幸免于难。为什么被评为优质建筑的教学楼震后5秒整栋楼就先塌陷了?

  左代富回应,建筑物的倒塌跟它所处位置的地质构造有关,同时也跟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能力相关,北川中学的垮塌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具体的只有等专家评估了以后再做评判。左代富表示,有没有被评为优质建筑,他暂时不清楚,但是即使被评为优质,也是当时的标准。



2008-05-25 00:56:04

主题: “先跑老师”自白
(图文)“先跑老师”的表白激怒网友
新快报    2008-05-24 15:48:30

   “在生死瞬间,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了是一种本能,无可厚非。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实在不明智。

  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事范先生做的不能说是错的,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没问题,但你在这里说出来并且洋洋自得,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底线管着很多人想抽人的冲动,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

  事件回放 地震了 老师先跑了

  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

  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

  “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

  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范美忠: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

  事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并对网友的部分问题做了回答:我这些话在回去上课之后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昨晚9时27分,范美忠在天涯回应了网友的指责,他表示跑之前自己确实该喊一声,“下次有经验了。但不希望有下次!”

  他说:“尚未跟更多学生特别是当时在我班上的学生深入讨论这件事,尤其没跟家长讨论,他们如果骂我我绝不介意!我希望听到学生家长的真实想法。也许这样对判断我的行为和真正确立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探讨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都是有益的。”

  观点PK

  网友对这段文字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不少网友质疑范先跑掉不但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而且还“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实在过分。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不应该对他过于苛刻:毕竟老师也是普通人,遇到危险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而且,范能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所做所想,至少说明他是个诚实的人,勇于直面自己的人。

  丢下学生先跑是否不尽职?

  网友“yiping1914”:如果范先生面对的是未成年的学生,无论如何有必要喊一声:“快跑!”《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里应当不是单指一个无形的法人,而是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责任来说,范先生失职了,不适合当老师。

  网友“杜01”:教师不一定有救助学生的义务,老师也是人,首先做到的应该是设法活下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基本上大伙儿都是缺陷累累的人,谁也不会傻到舍己为人当雷锋,只不过略懂人情世故的,当时提醒学生一句就算给自己良心有个交代了。

  直面内心还是不知羞耻?

  网友“押沙龙”:如果一个人真的碰到灾难,撇下母亲自己跑了。当然不能说大家就应该把他骂死,但如果他真是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自己当时的机智,难道真的不是无耻的一件事?人做了错事,不应该愧疚而死,但应该愧疚;因为很简单,我们脆弱的人性就是这样,会软弱,但也会愧疚。

  网友“狂风怪回来了”:平心而论,楼主的行为很可能是未经受过必要训练的普通人大多数的临机反应模式。试想,若易地而处,我们每一个人是否必定不会如他一般行动呢?他原本可以保持沉默,但他没有,说明他能直面内心,难能可贵。

  个人资料

  范美忠,199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发表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读〈哈耶克传〉》,在天涯BBS,新浪读书论坛,第一线教育论坛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

  争议范美忠

  朋友:他到中学教书是个错误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是个教育“疯子”,特别想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实践自己对真正的教育的研究。但中国的教育现状对他这样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人,大门紧闭着。可以说,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

  学生:他比所有老师都看得远

  他(范美忠)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他觉得我们是那么的糟糕,却又坚持不懈地灌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



2008-05-25 00:46:47

主题: 朱支那: 一周60亿救灾捐款不够公仆三天的吃喝
一周60亿救灾捐款不够公仆三天的吃喝

送交者: 朱支那 2008年5月24日12:22:40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一周60亿救灾捐款不够公仆三天的吃喝

刚才看到央视,如火如荼的捐款正在进行,截至到目前,一周来捐款累计为60亿人民币。那么60亿什么概念呢?

算了一下,2006年公款吃喝费用为6700亿,那么一周的公款吃喝就是139亿。平均一天吃掉20个亿(实在需要点想象力)!

公款吃喝,加上公车消费,公款旅游,赌资外流则至少16000亿!占2006年国家税收3.76万亿的40%以上!这个趋势,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上升!

我们这么捐了一周还没够公仆三天的吃喝费用!国家真的缺钱需要我们捐款么?!

那么16000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把目前的捐款力度提高5-6倍,而且热情要持续全年!才能满足公仆一年的需要!这恐怕更需要一些想象力!

公仆们只需要停止公款吃喝,出国旅游,出国赌博一周,就会节省几百亿!干什么都够了!问题是,公仆们肯么?!

而2006年的教育投入又是多少呢?区区1067亿!还不到公款吃喝费用的1/6!

我忽然想,如果把教育投入和公款吃喝的费用对调,那么所有学校校舍的投资不就可以提高到原来的6倍么!这样的建筑质量,应该足以和日本的学校媲美,成为地震的避难所了吧?孩子们是不是都可以在地震中幸存呢?!

问题仍然是,公仆们肯么?!

想到这,我不禁直冒冷汗!我们的孩子到底死于什么?是天灾么?!恐怕是人祸!死于\"民不选官官不为民\"的人祸!!!

现在电视里开始充满了领导们救灾的光辉形象了,开始为领导歌功颂德。而灾民只有感恩涕零的份、、、救灾取得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我不明白,救灾是一个政府应尽的本分,值得歌颂么?)又将有一批领导因为\"救灾得力\"升官了,他们又可以修建更豪华的办公大楼和更多豆腐渣教学楼了、、、

救灾固然重要,但是继续以\"共赴国难\"为要挟,拒绝反思和批评,那么悲剧将不断重复!

我们还要为落后的体制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呢?!

如果这么多无辜生命的逝去,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丁点的变化,甚至不能给民众一些反思,那么下一次地震,说不定被埋葬的孩子里面就有我们的孩子!那将是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最大的悲哀!

附:

行政部门的浪费在改善还是在恶化?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还是低于平均水平?请看下面数据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4%,2006年上升为24%,世界第一,大约是日本的十倍。



2008-05-24 18:12:56

主题: 明报: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官趁灾捞钱令人愤怒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贪官趁灾捞钱令人愤怒
明报    2008-05-24 13:53:46

 

四川汶川8级地震之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投入救人赈灾,所显示同胞无私之爱,可歌可泣,使人动容,但是正当绝大多数人沉浸在人性的光明面之际,人性的黑暗面也悄然给赈灾活动投下阴影。

胡温救灾贪官倒卖

据知有人竟然趁机侵占、挪用、倒卖救灾物资,更有个别机构(例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被质疑以超高价购买帐篷。据民政部发布,截至昨日中午12时,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246.44亿元,其中实际到帐捐款160.24亿元,已向灾区拨付30.04亿元。但是这些数字背后的一些情,使人感到困惑,全国以至国际间济助地震灾民的庞大捐款和物资,是否用得其所,惠及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备受国民和国际关注。

重灾区德阳市罗江县城,民泷发现有货车载着救灾物资,却给商铺卸货,民泷怀疑有人侵吞转卖救灾物资,数千愤怒民众包围货车和商铺抗议,与数百名公安武警对峙,有警车被砸,演变成为流血冲突。当局昨日证实有人违法,又指只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已被行政拘留。当地居民事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官员平时贪污也就算了,现在救助灾民你还来贪污,真是给他们气死!’贪污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容忍的,一介小民,平日就算遭到压榨,也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国难当前,有权力的人仍然捞钱,真是此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纵使如此,居民只以‘给气死’来回应,这是多么纯朴、可爱的人民呀!当官的如果贪污腐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饱私囊,对得起这么善良的人民吗?

另外,无锡市红十字会所收抗震救灾捐款,60%用于援助地震灾区,其余则纳入市红十字会备灾救助基金,用于本市红十字会的备灾救助。总会对此事只以 ‘误会 ’轻轻带过,各地分会为何有‘留钱不发’之思,并无交代。还有海南省三亚红十字会,一些志愿者汇集得捐款后,该会一名负责人要收取5%募捐管理费,事件揭发之后,省红十字会公开澄清,指事件不涉四川地震,事态才平息。

中国红十字会运作欠缺透明度,与其作为全国最大慈善救灾机构身分所需要的公信权威,并不匹配。对该会的一些质疑和指摘,可能都是基于一些固有成见,但是为何民泷对它的信任程度低,这就是该会应该先自我检讨的。

至于‘帐篷门’,还有一些使人齿冷的事情。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分工,有前有后,最明显是温家宝日前重返灾区,奔走于各个重灾区的时候,胡锦涛则到浙江湖州市催产帐篷。现在灾区急需约300万个帐篷安置数以百万计灾民,在这个‘一帐难求’的时刻,有人发现并非灾区的成都市区,一些环境较佳的住宅区和党政机关,都出现一些救灾专用帐篷。其中距离一个派出所约30公尺的帐篷,4个人在内打麻将,市民进去查问‘帐篷哪里来的 ’,一名男子回说‘有关系弄到的’。此事引起了市民愤怒,一度聚集了五、六百名市民,后来需由警员到场替那4个人解围。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前线是总理不辞劳苦、奔走于灾区,声嘶力竭地给灾民打气鼓劲,后方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抓帐篷’,争取让灾民早日住进稍为可以遮风挡雨的帐篷,但是帐篷竟成为‘有闲阶层’攻打四方城的战场,其间对比,真的使人有今宵何夕,今朝何世之叹。

当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作为大后方的重庆,曾经流传覑这四句话──‘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前方吃紧,指的是战事吃紧,百姓日子吃紧;后方紧吃,是指官场上仍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依然吃香喝辣,拚命在吃。哪管它前方吃紧不吃紧,哪管它百姓吃一顿没一餐,哪管它是卯吃寅粮还是寅吃卯粮,反正吃得是福。天理循环,后方紧吃之下,结果是‘吃不了兜覑走’,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就是这样吃垮的。

针对救灾捐款可能出现的状况,民政部已经要求所有的捐款接收机构,一律不得再从捐款中支取任何工作性质的费用。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从昨日起设立 24小时有人值班的电话,接受民泷举报。另外,中纪委、监察部已派工作组到四川监察赈灾物品派发情。当局的雷厉风行,希望可以压住那些意图发国难财的人的念头。

国难当前,前方吃紧,请高抬贵手,贪少这一次吧!



2008-05-23 23:25:08

主题: 官方首認核設施受影響 15核輻射源被埋恐泄漏
官方首認核設施受影響  15核輻射源被埋恐泄漏  2008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中國官方首次承認四川大地震災區有核設施受影響。副環境保護部長吳曉青昨日在記者會上透露,在地震災區內,最少50個放射源有泄漏輻射的隱患,其中35個已收回,另外15個被埋在廢墟中,暫無法收回,政府會派環保專家到場協助。吳曉青強調,輻射暫無泄漏,目前四川境內所有核設施都安全。他並未透露這些放射源用於什麼設施,也未透露這些被埋廢墟放射源位置。

「目前所有核設施都安全」

較早前,法新社引述法國輻射防護暨核子安全研究所(IRSN)專家表示,中國在四川有研究反應堆、兩個核燃料生產站及兩個核武器儲存點,都位於震中60至145公里範圍。法國核保護與核安全研究所所長蒂埃里查爾斯稱,中國當局已關閉了核設施作監測。英國廣播公司(BBC)亦引述消息人士稱,國家主席胡錦\濤上周飛抵四川災區,首站就是綿陽,可見中國領導人對該地區的重視。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詢問外界盛傳有放射性物質被埋在廢墟中,是否已全部尋獲。副環境保護部長吳曉青回應表示,地震發生後,環保部門核安全局迅速發出防止發生輻射事故的指導意見,並派出專家配合四川環保局組建了8支專業小分隊,檢查受災嚴重的6個州市(包括成都市、綿陽市、德陽市、阿壩州及廣元市等)的放射源安全狀。

50放射源安全成疑 收回35個

吳曉青表示,至22日中午為止,專業人員共發現存在安全隱患的放射源50 個,其中35個已收回,另有15個已確定位置,但尚未收回。「15枚中有3枚由於建築物垮塌被埋,尚無法收貯。另有12枚處於危房中,現場人員無法進入,我們已要求當地相關部門在清理廢墟時通知環保部門收貯。」但他強調,根據現場的監測表明,放射源暫未造成輻射事故。

核工業公司搶修倉庫廠房

資料顯示,屬於中國十大軍工企業、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全資子公司「中國核工業第二四建設公司」總部就設在綿陽,在德陽及廣元都有施工項目。據該公司網站本月19日發出的「抗震救災紀實」稿中稱,總部基地受強烈衝擊,損失嚴重,共有6人死亡,11人受傷。該稿件稱,「在自救工作相當艱難的情下,(搶救人員)不怕輻射,不懼污染,組織人員幫助821廠搶修核設施庫房和廠房,對核設施實施維護加固,為保護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環境污染做出了重要貢獻」。

明報記者 覃純健 秦偉 林迎 李紹昌



2008-05-23 16:39:45

主题: 张洁平: 在摇晃土地上采访生与死
在摇晃土地上采访生与死 
 
          张洁平

五月十七日,我和摄影记者走入灾情严重的北川,整座县城熏着尸臭,巨石压垮了住宅,汽车残骸散落在河沟里,灾民趴在废墟上探找亲人……突然,听到有人喊:洪水来了,快撤! 

当我决定,关掉所有新闻,静下心来,整理今天在北川所经历的一切时,我发现,北川似乎在大地震发生那一刻,就静止了。县城路口清晰可见那块巨大的奥运倒计时牌,上面的时间,停止在「距离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北京奥运会还有八十八天」——五月十二日,这座小镇山青水秀的画面,永远定格。

县城里有许多人在忙碌,但扑面而来的,却是死一样的寂静。

这是五月十七日的北川,距离大地震发生,已经整整五天。十二层纱布的医用口罩阻挡不了空气里的死亡气息,整座县城,像是被地下伸出的巨手突然碾碎了。

尽管从电视画面里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在走进北川的这一刻,我们仍然呆住了。

这个羌族自治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谷底,河流穿城而过。曾经形成绝美风景的地理环境,却在地动山摇时带来了加倍的灾难。

被撕碎的北川县城

四周的山体出现几万立方米的大滑坡,滚落的巨石压垮了山脚下的大量住宅。县城内几乎所有道路都拱起、迸裂。老城百分之八十、新城百分之六十的建筑在大地剧烈的晃动和拉扯下完全倒塌,汽车残骸散落在河沟里、山体中、废墟上,怵目惊心。

几乎所有救援者都说,北川,是这次四川大地震中,被破坏最惨烈的重灾区。

二十二岁的冯小莉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刚离开家一个月,怎么变成这样……」

地震发生前一个月零五天,小莉刚告别北川村寨里的父母到广东佛山打工,听闻家乡地震,立刻往回赶。「我看到电视里的北川,一直不肯相信。真的,我现在看到了都不相信,怎么会这样……」在从安县进北川的路上,我们的车接上她。她说村里的父母平安,但住在北川县城里的舅舅一家,一直音讯全无。

小莉带我们走进县城,「这条小路,我原来上学就走这里……」她指着大片大片的巨石说,小路就在山边,早已被落下的大石填满。

「还有这里,这里本来是条小河……」她犹豫地指向地底的一处凹陷,我们脚下的路高高拱起,另一半马路陷落到地下,断裂的路基覆盖的地方,就是小莉说的小河。

要不是浮起的车辆残骸,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应该很美。两边是翠绿的高山,山脚下田野里,掩映着一片一片小楼。

只是如今,站在河边遥望对岸,谁都忍不住要落泪。

没有一处完好的房子,有的塌成两三米高的碎石,钢筋狰狞地裸露着;有的四层楼只能看到歪歪扭扭的一层,下面三层完全陷进了地底;有的楼整体向前翻倒;也有的倾斜四十度勉强竖立着。山像是被削平一样,滚落的巨石和震动吞没了一切。

被放进了深蓝或深黑硬袋的尸体随处可见,酸腐的气味渗透了整个县城。经过一个废墟时,两个救援者正在商量:「袋子不够用了,要不大人和小孩装一起吧……」

有个男孩一直坐在河边,望着对岸,很久很久。他指着对岸一座还勉强立着的四层楼告诉我,「七个亲人在里面」。那找到了吗?他摇摇头:「那栋楼原本是五层的……」我心一紧,那你的家人?「他们在一楼。」男孩一字一句地说,面容痛苦扭曲。

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他就转身跑了,没有回头,只是双手掩面。

救援的队伍仍在大大小小的废墟上工作,但时间过去五天,希望毕竟太渺茫。

李广智是辽宁消防总队大连支队的队员,他和队友十三日就徒步赶到北川,是最早进来的一批救援人员。他们五十一个人已经在北川四天三夜,「前天还救出十一个人,昨天只救出一个,今天……」李广智回头看看坐在地上便能睡着的疲惫战友,不说话了。

他们赶到北川的时候,是急行军几个小时,爬过泥石流覆盖的路面赶来的。车辆不可能进入,大型机械也进不来。五十一个人的小分队,全靠了几台可携带的切割机救人。

四十九个只活二十二个

「我们三天多一共救出了四十九个人,最小的两岁半,最大的七十九岁半……」李广智接着叹口气:「可是只活了二十二个,有二十七个人一出来就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皱紧眉头,「在里面的时候说话还好好的,问疼不疼,哪里疼都会回答,有的声音还很大,有的还和我们聊天,听上去精神很好。可是一出来就不行了,一抬出来脸就白了,然后就没气了,真是很……」

李广智说这真是丧气,很多伤者是队员冒了生命危险、费了很大精力救出来的,出来就不行了,大家都很难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事情能让队员们振作了。」

在县城的最深处,是中国人保的北川分公司大楼,四层楼垮成了完全辨认不出样子的废墟。两个中年男人趴在废墟上一边翻拣,一边大喊:「蒋文大……!」「蒋文大……大…!」

发现生还者了?爬上废墟,我抓住一个帮忙翻拣的人问。

他摇摇头。

那是怎么?

是家属来找儿子,他说。

五十九岁的蒋元昌一听说北川的路通了,就从成都赶过来。「妈妈还在家里每天守着电话,余震都不肯离开,说一定要等到儿子的消息。」

儿子叫蒋文大,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出生,再有一个月就是本命年生日了。蒋元昌向我讲起儿子的时候,突然平静下来,甚至还微微地笑:「哎呀我怎么没带照片,应该给你看看,他多优秀……」一旁的舅舅说,文大很帅,一米八的个头,很多女孩子追。他去年才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保险专业,应聘进了中国人保绵阳分公司,就是一个月前,他主动申请去北川县公司挂职培训的,在这里做个保险部经理。

蒋元昌说:「我们希望他留在成都,可是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去绵阳,他说服了我们,去北川,他也说服了我们。他总是能说服我们……」父母都计划好了,明年一退休,就搬到绵阳定居,和儿子团聚。

舅舅在旁,一直反复说几句话:「周五他还请假回过成都,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八点,晚上八点回去的,就没回来……」周一,五月十二日,就地震了。

儿子,爸爸带不走你了

蒋元昌又激动起来,紧紧握着拳头:「他太优秀了,真的,太优秀了,他的老师、朋友都不敢相信。大学毕业时他老师要留他读研究生,说成绩这么好,不继续读可惜了。可是他说不读了,他说不能再给父母增加负担,要去挣钱……」父亲抬起脸,老泪纵横:「他一米八啊,身体又好,能支撑的对不对?我想还有希望,我一定要来找一下的啊……」

舅舅又扒在两块预制板之间向缝隙里大喊:「蒋文大……!」泣不成声。

附近已经没有救援队,显然,五天过去,这里几乎已经被放弃了。

一直陪着蒋元昌的一个姑娘是从深圳来的志愿者,看这情景,她默默跑开,硬是把三个消防队员拽了过来。「再找找吧,拜托你们,再找找……」她低声说。

救生犬的腿也发软了

三个年轻的消防队员很消瘦,衣服已经快辨认不出颜色,他们带着一只救生犬来到。救生犬上身窜上一块石板,下身却怎么也爬不上来,两条后腿一直在抖。「它们也太累了,这几天没停过……」消防队员叹口气,抱着救生犬上了废墟。

一切安静下来,谁都不说话了。

蒋元昌的眼睛紧紧盯着救生犬,它在蒋文大宿舍的方位来回转了几圈,没有反应。消防员又拉着救生犬绕整个废墟转圈,上下缝隙都不放过,十分钟过去,救生犬还是没有反应。

「喝口水吧!」蒋元昌打破了沉寂。他从包里匆忙掏出两瓶水,递给消防队员。小伙子推辞了,蒋元昌又掏出水果,「那吃点水果吧!」

消防队员顿了一下,没有接水果,拉着救生犬再次上了废墟。

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毫无反应。

「他在几楼?」消防员问。

「一楼。」一个幸存同事说。

「刚刚压下去的那天,你们喊过他吗?」

「喊过。」

「有反应吗?」

「没有……」

三个消防员相互看着,摇摇头,拉着救生犬静静离开了。

蒋元昌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身子几乎要倒下去。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周围的人都掉下眼泪。

应父亲的要求,一位摄影师帮蒋元昌拍了一张照片,就站在掩埋儿子的废墟前。

我想象不到,这样的父子合影,需要多大的勇气。镜头前的蒋元昌一直在哭:「爸爸没能回来找你,爸爸带不走你了啊……你自己保重自己……」

他跪下,在中国人保北川分公司的废墟前重重磕了一个头。

生命奇迹一直在出现,电视画面总在第一时间直播,鼓舞着全国的好心人。

洪水来了!快撤!

可是静静躺在这里的北川,死亡已经是铁一样的事实。

要不是那一场湖水溃堤险情的大撤离,我们还没法这样决绝地告别北川。

下午三点零六分左右:我们一行三人正在北川老县城深处,突然地,身边所有人都开始向南跑,有人边跑边喊:「快撤!快撤!洪水来了!」

几秒钟时间内,附近所有的军队官兵、消防部队、医护人员和灾民都加入了撤离的行列。指挥员在前面边跑边催促士兵:「快!弃车撤离!东西丢下不要了!」

窄窄的道路上,挤满了向前狂奔的人,人人神情紧张惊恐,有小孩开始哭叫,灾民被冲散了,向后大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声音立刻被淹没在杂乱的脚步声和飞扬的尘土里。

这不是北川的第一次险情。北川县城在峡谷之中,上游三十公里左右的苦竹坝水库因强烈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形成高于地面的堰塞湖,当地人叫「海子」或「悬湖」,由于县城海拔较低,堰塞湖一旦出现险情,就会对整个北川县城带来极大威胁。据一个曾经经历过险情的同行说,部队告诉他,大水一旦决堤,只有二十分钟可以用来撤离。

约下午三时,抗震救灾指挥部通过新华社发布了快讯:据「北斗一号」发回的信息,北川县茶坪余震不断,海子水位迅速上升,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洪灾,各部人员尽快撤离。

我三点十分收到这条短信,这时身边的军人说,地势较高的新县城已经快撤完了。

我们的车停在三公里外的任家坪,距离北川县城垂直一百二十米。逃亡开始了,手脚并用向山上爬,眼看着身边的部队士兵连背囊都丢掉,心里真的开始害怕。不知道过了多久,双腿渐渐发沉,戴着口罩也喘不上气,前面的逃亡者还无边无际。把口罩摘掉,尘土混合着酸臭扑面而来,但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经历过一场如此惨烈的地震,生命的转瞬即逝每个人都心里明白,灾民尤是。

我身边的一个老人,拖着小孙女跑得气喘吁吁。她们是北川背后山里寨子里的居民,地震一来路就被泥石流整个封住了,她是在断水断粮之后,带着小孙女翻过大山,走了一天一夜才走进北川县城,遇上救援部队的。谁知刚刚进城,就遇上洪水!

小女孩脸上惊恐万状,老人边跑边安慰她,不怕不怕,这么多人,「不凶不凶」。(四川方言,凶是严重、可怕的意思。)

整整二十分钟,我们才终于连爬带跑地撤到了任家坪收费站。路上,一个来自浙江防疫部队的军人告诉我,所有人都撤离了,上游的堰塞湖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决堤。「如果这次险情排除,部队还会去县城里做最后的搜救和清理,但是北川……」他叹口气,摇摇头。

北川可能保不住了

「北川可能很难保住了。」四川省地矿局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堰塞湖现在是灾区最大的安全隐患,汛期马上来了,在灾区十几个堰塞湖一旦溃决,下游的县城、乡镇将会淹没甚至被掩埋」。「有效的方法不多,因道路不通,引流很困难,目前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加强监测、下游人群提前疏散。」

我心底一凉,终于明白,我见到的,也许就是最后的北川。

尽管救灾指挥部已经告知,北川不可能原址重建,但如果堰塞湖决堤,县城淹没,那便是真正的永别。

上了汽车,随着大部队的撤离,一路跟着我们的司机突然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北川,也是最后一次了。」和同事对望,我们都明白这话的意思。

车子一路开出,旁侧的道路,偶尔还有救援车辆进入。那是去救最后的幸存者。

我没有再回头了。记住残破的躯体,对死者来说是不敬的。希望他们在天堂安息,希望天堂里的北川,和以前一样,山青水秀,蝴蝶翩飞。

后记

登上往四川的飞机时,我怀里揣着一本《唐山大地震》。钱钢说,走进唐山,「彷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采访北川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段话的含义。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二十一期



2008-05-23 16:32:19

主题: 闾丘露薇: 西线进入汶川的见闻
西线进入汶川的见闻

                ·闾丘露薇·

  从来都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流过泪,但是昨天,在天府广场,听着民众的歌声,口号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从灾区回到城市,去探访了那些在成都安置的灾民,更让我牵挂的,是那些在灾区,风餐露宿的灾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从上个星期三出发,到这个星期三回到成都,西线生命线来回七百多公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路的见闻。

  一听说通往汶川县城的道路开通,就决定走这条西线。这是通往汶川县城一带的唯一一条生命线,从成都经过雅安,翻过夹金山,马尔康,进入里县,然后进入汶川县城。原本从汶川县城进入到成都,如果经过映秀,都江堰,不到一百公里,而现在,绕了一大圈,因为通往映秀的道路,一座大桥倒塌了。要重建,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能够上路,要感谢两位志愿者,成都驼峰俱乐部的两名成员,他们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越野车,向灾区运送物资,而听说我们要去汶川县城这个和外界隔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地方,他们带上自己准备得给灾民的物资,毫不犹豫地带着我们出发。

  在芦山县,我们被一群民众拦下了,在我还没有回过神之前,民众透过玻璃,把一箱箱的矿泉水塞了进来,直到我无法动弹。看着这些水,下了决心,再难的路,也要走下去。

  经过夹金山的时候,看到济南军区的车辆,士兵们坐在卡车的后面,带着口罩,一路的风尘,他们已经成了泥人。他们向着我们挥手,对我们大叫:“你们辛苦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对着他们举起大拇指。

  在经过小金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又被拦下了,一群焦急的村民对我们说,让他们的一位中学老师打车去汶川,因为他代表所有的村民去寻找亲人们的下落。老师一上车,就告诉我们他自己的遭遇,父母死了,妹妹死了,妹妹的两个孩子都在映秀镇坍塌的那所学校里面,一死一活。他边说边哭,边感谢我们。

  凌晨抵达通往汶川的必经之地马尔康,这里设立了持枪的哨卡,哨兵告诉我们,因为上午一场五点六级的余震,道路又出现了塌方,正在抢修。在车上过夜,醒过来才发现,自己是在河边的青草地上。只是,过关卡的时候被告知,需要通行证,清晨七点,还好政府有人值班。那通行证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她是一个志愿者,来自附近的县城,她哭着哀求官员让她进去,她说:”那些战士好惨,他们没有吃的,没有电,让我去帮帮他们吧。“她说的是那些第一批徒步进入汶川县城的二百名武警,不过出于安全的考量,她被劝回了。

  终于可以上路,只是到了古尔沟镇,我们又被拦下,原来余震不断,又塌方了。两个小时之后,再次开通,经过塌方的地方,看到走出来的灾民,都是边看着头上的山崖,边跑。尽管这样,警察,还有工程人员在这里,指挥着交通,让车辆一辆辆通过,减低风险。每一处塌方的地方都是这样,紧张而有序。看到这样一位警察,他一拐一拐的走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腰,问了才知道,他的脚早就受了伤。他就这样在现场来回的跑,指挥车辆。我们的一句辛苦,换来的是他感谢的眼神。

  从马尔康到里县一百多公里,走了整整一天,到那里已经是晚上,决定在当地过夜。理县县城的房子外表看上去完好,但是原来百分之八十是危房,所有的店铺关门,民众被呼吁住在户外。民众的帐篷各式各样,都是自己动手搭建。他们告诉我,现在缺少的就是帐篷,还有,搭建帐篷的原材料涨价了。医护人员则说,缺少消毒,还有呼吸道以及止呕吐腹泻的药品,手头的,只能够维持二三天了,为了节省用药,本来应该开四天的药量,现在只能够开两天。城区内的池塘已经变成了污水池,有的洒上了石灰,有的则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满街都是苍蝇。

  我们在街头传片子,走来几个怒气冲冲的人:“为何不去山区,不要以为县城的房子还在,山里的房子都倒塌了。我们没有电,只能够吃冰箱里面腐烂的东西,你们会报道吗?”人越聚越多,最后出动警察,让大家散去。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山里面的亲人的情况。几个民众离开的时候悄悄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不要见怪”。

  从理县到汶川,四十多公里的路走的心惊胆战,一路上,老师不断让我们停下,他要去为自己的乡亲报信。我们的车上又多了二个女孩,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家,现在他们要赶回去,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孩子总是担心我们甩下她,在理县过夜的时候,她不肯下车,我们对她指天发誓,一定会等她上路。

  四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了汶川县城。县城的房子大部分都看上去完好,但是原来百分之九十是危房,随时倒塌,这个有着四万人的县城,成了一个难民营。那个担心我们扔下她的女孩,在街头遇到了她的父亲,让我们放了心。

  武警还在当地的一个现场进行挖掘工作,十多个战士已经在那里挖了两天两夜,当地一名官员的妻子在512地震当天埋在了这里。挖掘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房子的后面就有一块巨石,随时掉下来,但是这名官员不肯放弃。看着战士们用手搬着石头,用铁锹挖着泥沙,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太辛苦,但却因为没有装备没有专业知识而做着效率不高,甚至是无意义的事情,还冒着生命危险。

  这些只有十八九岁的战士,其实是第一批走进汶川的二百名武警中的一部分。当时他们就是带着一个挎包,走了二十一个小时,走了进来。没有吃的,靠的是老百姓,没有被褥,只能够睡在地上。很心疼他们,翻山越岭,大部分穿的都是胶底鞋,即使是崭新的军靴,走了九十多公里的山路之后,就坏了。

  里面有七个女兵,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一岁,她们给我看入伍前的那些贴纸像,化了妆的她们很有明星像。说起流行歌曲,头头是道。和她们做访问,其中一个死都不肯把帽子摘下,因为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洗头了。不要说洗头,也不能洗澡,因为水的供应有限。一个星期不能洗澡,所以当我和我的同事看到街头的水管有水之后,也就不顾仪态,当街洗澡洗脸刷牙起来。

  在县城内的阿坝州师范学校,四千多名师生都住在足球场上,她们自己搭建的帐篷,只够三分之一的学生使用。而背后的大山,因为被震去了表面的植被,一到下午就刮起了沙尘暴,学生们只能够用自制的口罩。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处理粪便,为的是防止出现传染病。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回到在不同地方的家乡,特别是那些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学生。回到这里上学是不可能了,因为重建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至于他们是否能够被分到不同的学校,校领导说,这是省教育部的责任了,希望他们能够去比较好的学校。

  县城总是比农村好些,山里面走出来的灾民,在公路边上搭起窝棚,地震之后第五天,她们才拿到几包大米,但是没有干净水。看到带我们进入的两位志愿者给他们的水,牛奶,口罩,她们充满了感激。孩子们迫不及待的带起了口罩,抵挡风沙,牛奶会留给那几个只有二三岁的孩子。听说他们已经没有盐了,志愿者拿出了为自己准备的盐,只是山坡上有两个村子的人,于是要把这包盐分成两半。离开那里的时候,两位志愿者说有一个太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奶粉,因为灾民说,婴儿们没有奶粉吃。

  和其他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较,理县到汶川一带的救援物资很少,因为主要依靠空投,而如果气候不佳,飞机还不能够降落。志愿者之所以要坚持自己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物资还被放在某个中心里面,他们希望,能够尽快交到灾民的手上。

  当地的迎宾馆是临时指挥中心,我们到的时候,只有两家部队,还有政府机关,但是过了一天,草坪就被不同的单位占领了,没有一点点的空间。算了一下,部队的,不同番号的武警,还有县政府,州政府,每个单位各自一个小指挥中心,各开各会,不知道到底谁说了算。好奇八卦了一下领导们的帐篷,条件和酒店房间没有分别。

  刚到的时候,当地的物资还是被政府控制的,买双袜子也需要副县长的签字,还好过了一天禁令没有了,有了小店开门,人们才能够购买一些日用品。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在足够的救援物资还没有抵达的时候,有钱的人,可以自己购买解决,一无所有的灾民,则只能够在那里等待。有权的人,水电恢复,他们可以第一时间享用,而其他的灾民,还是继续等待。

  汶川的死亡数字,其中大部分是在映秀镇,但是我们听到村民的描述,甚至是士兵的描述,似乎远远不止。离开的时候,耿达乡的三千民众生死未明,不过听救援的士兵告诉我,耿达乡外可以进入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回来的时候,经过小金,民众把我们拦下,递上他们准备的饭菜。一个小姑娘羞怯的问我来自哪里,知道我从汶川回来,她说她就是在那里读中学的。问她接下来学业会怎样,她一脸茫然,也很无奈,因为她不知道。

  死者已逝,我们更要关注的是那些生者,这种关注远远长于三天的哀悼,需要的可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关注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住得好,吃得好,能够从伤痛中走出来,好好活下去,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关怀活着的这些人,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哀悼。

  今天早上会去青川,和运送物资的队伍一起。物资如何有效的分配,善款是否用到了灾民的身上,这是现在必须关注的问题。既然不允许民间自己募捐,也不让志愿者自己去灾区,那就只有期望承担这些工作的政府机构和组织,有能力去做好,诚心诚意去做好。不然的话,人们的善心和期待会受到伤害。



2008-05-22 22:52:27

主题: 转贴nile: 一个永远消失的博客
转贴nile: 一个永远消失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202a5010093bj.html

如果你键入上面这个链接,你的屏幕会告诉你:对不起,你访问的博客地址不存在。它是一个永远消失的博客。它记载了一个迟到的福音。一个本来可以救千万人于生死线的福音。

现在他们把它删掉了。用鼠标轻轻一点就删掉了。删掉它的人心安理得了。再有人引用这篇文章可以说他们在造谣了。因为这篇文章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这个博客链接和链接下的文章已经被人们无数次的点击了,拷贝了,存盘了。文章里记载的那句福音:

“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会永远留下来。在千万魂魄的口中传递。

附:李世辉博客原文

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
: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 李世煇

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主导下,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42年前的唐山地震和今天的汶川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提到:有的报纸说唐山地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事辩论会主持人说:如果唐山地震时不拒绝外援,不会死几十万人。这些看法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如果尊重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科学家的意见,这些灾难倒是可以避免的。请参阅本人博客上转载的和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中国,一批(1970年代)年轻的中国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例如,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512年-1879年中国大旱后2-3.5年,发生了7次7.5 -8级大地震)。1972年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在19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庆国被调出预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今天, 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2006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 “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明明是国宝,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只能靠微薄的退休费坚持搞科研。可惜这位退休的地震科学家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的感觉是满腔悲愤。什么时候耿庆国、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等一批国宝才能不受排挤,得到国家资助,放开手脚为振兴中华效力呢?

附图摄于12006年12月17日“从海诚地震到青龙奇迹研讨会(第20次天地生人学术会议)”会前,左为耿庆国,右为汪成民,中为李世煇。可惜不会操作,没有贴上。

李注:2008年5月12日23时52分左右,这一短文已发表在新浪网李世辉博客上,时间仓促,当时有个别错字,现已修改



2008-05-22 15:16:15

主题: 成都"帐篷门"
(图文)成都救灾帐篷深夜引警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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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2008-05-22 00:06:41 
 


 一名市民爬到车上,拿出相机拍女警,很多现场的市民喊“道歉、道歉”。

  一组救灾专用帐篷惊现成都市区的图片昨天震动网络,称在成都一些小区、街头都出现标有民政 部、救灾专用等字样的大型帐篷,来源不明。而成都市区不属重灾区,也不在余震区域。昨晚,数百成都市民聚集在其中一个地点抗议,警方介入调查带走帐篷内的当事人。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称,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今日零时,记者在现场看到,五六百名市民聚集在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南路那处帐篷周围,该帐篷距离一派出所只有30米距离,帐篷上救灾专用的字样已经被抹掉了。

 
  目击者称,当天下午,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和几位女士在帐篷里面打麻将,有市民进去问帐篷哪里来的,市民称男子回答“有关系弄到的”。这引起了市民的愤怒,并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将帐篷内的几个人带走。市民称,有关部门曾提出拆掉帐篷,但市民阻止了这一行为,希望保留证据。

  晚上,聚集市民越来越多,警方在处理过程中,一位女警在言语上与市民发生了冲突,她和几位警察同事被市民围了起来,市民要求女警道歉。

  记者了解到,被警方带走的人士称帐篷其实不是他的,而是朋友送的。

  一位自称该派出所教导员的警官向记者表示正在向上级汇报。

网友:帐篷门愈演愈烈?


     此次赈灾,以我所知的范围内,不论捐款多少,大家都是心甘情愿的,主动去捐款,只为能够尽自己一份绵薄,以使灾区人民死伤之后能感受一份关心,能不至于有衣食之忧。

    然后总是不免有人担心,我们捐的钱究竟哪里去了,谁来监管。

    虽然有人说,不管怎样,总会有一部分钱用到灾民身上。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刻意追求更好,让每分每厘都用在灾区人民身上呢!

     于是,人们的关注之情如此专注,终于有令人担心的事实暴露出来。

     先是救灾帐篷的价格。

     然后看到,救灾专用的帐篷竟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小区里。甚至出现在党校大院里(真假我不知道,不过若是真的可真叫讽刺了)

     所以,总有善良的人被伤害。那些善良的人总以为在此大灾之前,怎么也不会有人不顾良心做事,甚至以为豺狼能变绵羊。

     醒悟吧

     面对帐篷门,让我们一起呼吁。国家领导人能够真正重视网民的呼吁。认真对待此次帐篷门事件。

     开放媒体监督,开放网络监督,制定非常时期管制措施,确保全国人民以致全世界人民的人道关爱真的能在减灾抗灾,灾后重建中落实下去。



2008-05-22 14:48:26

主题: 日本救援队
(组图)直击日本救援队11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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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    2008-05-22 09:41:46 
 
小泉崇、田中一嘉、大川雅史、大河内克郎、川谷阳子……如果不是这场大地震,中国人,包括我这个与他们共度5天5夜的记者,恐怕不会有机会结识这些普通的日本人。 
    
现在,经过震区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回到了日本。但他们在废墟上的身姿,他们面对罹难者深深的默哀,仍不断在我眼前闪现。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60位日本救援人员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现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参与现场救助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

  记者手记1 

  默哀时刻,我泪水横流 

  从5月16日凌晨3时起,我一直陪伴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辗转于灾区的青川、北川县。说实话,我从未见过地震灾害现场,面对遇难同胞遗体,我哭过,也恐惧过。但日本队员的职业素养让我和其他随行的人感到几分安定。 

  在青川县城解放街青川中医院家属楼,队员们在抵达现场后,迅即了解确定被埋人员的大概方位,之后圈定警戒范围,开始一刻不停地进行搜救。傍晚时分,生命探测器就已经没有探测到生命存在的迹象,但是,日本救援队仍然决定通宵搜救。16个小时的奋战并没能挽救宋雪梅和她襁褓中的女儿。17日7时30 分左右,救援人员找到了母女俩的遗体。31名日本搜救队员整齐地分成两列,向两名中国遇难者遗体默哀。这一刻,我也泪水横流。

  
 

日本救援人员 

  

日本救援人员默哀

  记者手记2 

  一幕幕景象令人动容 

  17日中午,两批救援队员在青川会合,开始向下一个搜救地点——北川县挺进。夜里11时抵达北川中学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道道闪电不时划过漆黑一片的县城。此时的北川已经十分危急,上游堰塞湖水位攀升,存在溃堤的巨大风险;余震不断,松动的山体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尽管中方人员一再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等天亮后再进行搜救,日方救援队还是决定带着电动机和生命探测仪冒雨进入北川中学现场确定搜救方案。尽管最终没有搜救出幸存者,但靠在路边和衣而卧的队员、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全国哀悼日里他们同样凝重沉痛的表情等一幕幕景象都令人动容。 

  记者手记3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真的很尽力,他们搜索的路途比其他队伍更远,搜索难度显然更大。”一名随队的中方人员如是说。 

  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田中一嘉的话:“我们没能够救出更多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遗憾。”“看到那些倒在瓦砾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夹在墙缝中的学生,真的很心疼。他们都还是那么小的孩子啊!”说着,他的眼圈不禁有些泛红。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救援队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结束在震区的搜救工作。“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救援队队长小泉崇说。他郑重的神情至今仍闪现在我眼前。 

  记者手记4 

  成都市民为勇士鼓掌 

  19日深夜,刚刚回到成都的日本救援队员,经历了令人意外的一幕。成都市民在街道两旁列队,不约而同地向走下车的搜救队员热烈鼓掌,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欢迎这些从北川归来的勇士。征尘未洗,仍然没时间换下橙蓝相间搜救服的日本救援人员没料到会受到这样的礼遇,不停向两旁的市民鞠躬致意。20日深夜,同样动人的一幕出现在细雨霏霏的成都街头。不少市民再次聚集在成都四川宾馆门口,为即将回国的日本救援队员送行。从5月16日凌晨3时到21日1时 50分,日本救援人员在中国度过了近119个小时。正如救援队员田中一嘉所说:“通过这次救助,拉近了和中国人民的距离。我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2008-05-22 14:47:48

主题: 日本救援队
(组图)直击日本救援队11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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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    2008-05-22 09:41:46 
 
小泉崇、田中一嘉、大川雅史、大河内克郎、川谷阳子……如果不是这场大地震,中国人,包括我这个与他们共度5天5夜的记者,恐怕不会有机会结识这些普通的日本人。 
    
现在,经过震区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回到了日本。但他们在废墟上的身姿,他们面对罹难者深深的默哀,仍不断在我眼前闪现。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60位日本救援人员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现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参与现场救助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

  记者手记1 

  默哀时刻,我泪水横流 

  从5月16日凌晨3时起,我一直陪伴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辗转于灾区的青川、北川县。说实话,我从未见过地震灾害现场,面对遇难同胞遗体,我哭过,也恐惧过。但日本队员的职业素养让我和其他随行的人感到几分安定。 

  在青川县城解放街青川中医院家属楼,队员们在抵达现场后,迅即了解确定被埋人员的大概方位,之后圈定警戒范围,开始一刻不停地进行搜救。傍晚时分,生命探测器就已经没有探测到生命存在的迹象,但是,日本救援队仍然决定通宵搜救。16个小时的奋战并没能挽救宋雪梅和她襁褓中的女儿。17日7时30 分左右,救援人员找到了母女俩的遗体。31名日本搜救队员整齐地分成两列,向两名中国遇难者遗体默哀。这一刻,我也泪水横流。

  
 

日本救援人员 

  

日本救援人员默哀

  记者手记2 

  一幕幕景象令人动容 

  17日中午,两批救援队员在青川会合,开始向下一个搜救地点——北川县挺进。夜里11时抵达北川中学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道道闪电不时划过漆黑一片的县城。此时的北川已经十分危急,上游堰塞湖水位攀升,存在溃堤的巨大风险;余震不断,松动的山体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尽管中方人员一再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等天亮后再进行搜救,日方救援队还是决定带着电动机和生命探测仪冒雨进入北川中学现场确定搜救方案。尽管最终没有搜救出幸存者,但靠在路边和衣而卧的队员、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全国哀悼日里他们同样凝重沉痛的表情等一幕幕景象都令人动容。 

  记者手记3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真的很尽力,他们搜索的路途比其他队伍更远,搜索难度显然更大。”一名随队的中方人员如是说。 

  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田中一嘉的话:“我们没能够救出更多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遗憾。”“看到那些倒在瓦砾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夹在墙缝中的学生,真的很心疼。他们都还是那么小的孩子啊!”说着,他的眼圈不禁有些泛红。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救援队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结束在震区的搜救工作。“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救援队队长小泉崇说。他郑重的神情至今仍闪现在我眼前。 

  记者手记4 

  成都市民为勇士鼓掌 

  19日深夜,刚刚回到成都的日本救援队员,经历了令人意外的一幕。成都市民在街道两旁列队,不约而同地向走下车的搜救队员热烈鼓掌,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欢迎这些从北川归来的勇士。征尘未洗,仍然没时间换下橙蓝相间搜救服的日本救援人员没料到会受到这样的礼遇,不停向两旁的市民鞠躬致意。20日深夜,同样动人的一幕出现在细雨霏霏的成都街头。不少市民再次聚集在成都四川宾馆门口,为即将回国的日本救援队员送行。从5月16日凌晨3时到21日1时 50分,日本救援人员在中国度过了近119个小时。正如救援队员田中一嘉所说:“通过这次救助,拉近了和中国人民的距离。我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2008-05-22 14:44:31

主题: 揭露豆渣工程
万维专稿:国家安全局“特务”惊现学校废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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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8-05-22 09:31:56 

万维读者网记者傅芮岚编译报道: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没有像唐山大地震时那样封锁消息,积极主动地报道了大地震和温家宝赶赴灾区抗震救灾的消息,为自己赢得了主动,获得海内外华人的一片好评。另外,中央政府也吸取了3月份西藏危机之后驱逐海外记者的经验教训,在大地震之后,任由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冲向地震灾区,报道天灾人祸,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震震出的“人祸”,尤其是害死千百学生生命的“豆腐渣学校工程”,也现出了原形,并引发了海内外记者们的密切关注。不过,中宣部的新闻检查在大震3天之后,迅速启动,封锁了中国大陆记者对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追踪报道。


同时,愤怒的遇难学生们的家长,也因为找不到敢于报道学校豆腐渣工程的国内记者,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冤屈向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记者控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在四川省绵竹县五福镇第二小学的废墟上,遭遇了上百个手捧遇难儿女遗像的学生家长的集体下跪,期望这位美国记者能够把学校倒塌、孩子们惨死的真相报道出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人祸”。

另一位美国记者也遭遇了这样的一幕,不过他显然发现了在学校废墟现场紧密监视他的“特务”。

美国报业巨头McClatchy北京站首席记者约翰森(Tim Johnson)5月21日从四川灾区发回了一篇文章“愤怒的学生父母抗议学校的倒塌”(Angry Parents Protest Collapse of China\\\'s school),称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死亡的学生家长们聚集在学校废墟上,要联合起来法律诉讼教育系统的贪官污吏,其中已经有100多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我们要司法公正”,“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要找出谁对此应该负责”,愤怒的家长们不得不向西方记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中国政府下半旗致哀,并要求从19日到21日三天为全国哀悼,但学生家长们似乎认为,聚源中学的悲剧还是没有被官方关注到。“没有人来关心我们,政府从来没来过,只有记者们来到过”。(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记者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上发现国安特务(China Rise/Tim Johnson Blog)

而在都江堰市郊区的香娥(音译Xiang\\\'e),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在地震中倒塌,导致400多名学生送命,在学校的废墟上,一个死了侄子的愤怒居民捡起了一块砖头,指着砖头上的假水泥砂浆说:“看看,这根本就是沙子,根本不是水泥砂浆,水泥砂浆是不可能碎末成这样的”,她又说大地震后,这所学校的校长就失踪了,再没有人看见过。



当地居民揭露学校豆腐渣工程(McClatchyDC.com)

约翰森在文章中写道,那些被禁止发出声音的中国记者,用笔名却在网络博客上开展了寻求正义的斗争,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网站,来详细记载那些倒塌的学校和死亡的学生。

约翰森同时在自己的博客文章“监视着惹麻烦的人”(Keeping an eye on the troublemakers)中,也记述了在学校废墟采访学生家长时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尽管废墟现场看起来都是学生家长、救援人员和记者,但是蓦然间,他发现有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对着他和助手拍摄,然后又把镜头转向那些接受他们采访的遇难学生家长;当约翰森走过去追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神秘的人只肯承认他是从成都来的。(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很明显,他是个特务”,约翰森比较确信的写道,“大批学校在地震中倒塌已经成了非常敏感的事情,国家安全局唯恐悲痛的学生家长们因自己孩子的遇难而制造事端”。

(www.creaders.net 记者编译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8-05-22 00:39:37

主题: zt 来自灾区的聊斋新编
来自灾区的聊斋新编--

来自在现场的朋友的讲述。
  
  XXX 说:
  一个父亲从12号下午就开始挖,用手,一个人挖,什么话都不说,默默地挖,很快
双手就流血了。他没注意,只是不停的挖。后来武警来了,看他那么惨,双手指甲掉光
了,让这个父亲别挖,他们帮他挖。他不说话,一个人继续挖。于是武警和他各挖各的。
  
  挖了三天三夜,不吃东西,偶尔喝点水。从不说话,不哭也不叫
  
  第三天夜里挖出来了,他忽然笑了,很温柔的笑,但是他儿子已经变形了。
  
  他叫上武警一起,抬开预制板。把儿子挖出来,轻轻放在地上,找来水和纱布,给
儿子擦身子和梳头。很轻,很温暖,他始终微笑,武警看到都想哭,又不敢劝他。
  
  擦完,他就把儿子抱起来,坐着,两个人,父子。哎,真是,太惨了。坐了一夜,
也不和别人说话,偶尔亲亲儿子。
  
  天亮了,运尸体的车来了。他拿了一个尸体袋,把儿子装进去,别人要帮忙,他都
拒绝了。
  
  然后,抱起装儿子的袋子,把儿子抬上车。这时候,他突然大叫一声,那种穿云裂
石的声音,在场的武警都以为他疯了。上去拉他,他很快平静了,说,我没事。
  
  他把儿子放好后,跳下车,抓了一朵野花,放在装儿子的袋子上,说“儿啊,爸爸
再送你一程”。
  
  然后,关门,目送车子离开,一个人转身走了。
  
  武警说,他两手食指的第一节骨头读没有了。
  
  故事完了。
  
  不知道他是谁
  
  XXX 说:
  还亲眼见到一个
  
  在映秀小学,457个孩子,埋死了453个。不过当地很多家庭事后都来挖孩子,救了
80多个出来,剩下的,都挖不动
  
  一个母亲,一家7口,地震当时就压死了5个。只剩她和埋在学校生死不明的儿子。
她到学校去,别人都有家人一起挖,她一个人,别人也管不了她。她就只好站那里,看
别人挖的活人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没有
  
  消防官兵来了。她已经站了30多个小时了,也不动,也不说话。战士们开始挖。那
个当妈的就一直站在旁边看。后来挖了一层尸体,但是分不清楚身子和身子谁是谁的,
都成了肉饼子。血肉模糊得,特恐怖,特难看。
  
  后来又挖了两层。
  
  都没找到她儿子的尸体。
  
  到第四天中午,武警又挖一具尸体出来,只有身子和头,四肢都插在另一具孩子尸
体里面。
  
  这个母亲突然下跪。
  
  她用头大力的磕响头,砰砰砰的。磕在砖上,顿时血流满面。她终于哭了,泪水和
血混在脸上一起流下。她呼号着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她说,“别挖了,我
不找我儿了”。
  
  当场,所有人都哭了,我哭了,消防也哭了,来帮忙的老百姓也都哭了。
  
  后来,果然就没挖了
  
  这个故事也完了
  
  这个故事说出来很苍白的。但是现场看到,真的觉得心如刀割



2008-05-22 00:22:04

主题: 家长们控诉
绵竹的家长们控诉: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图)

送交者: 人为最可恨 2008年5月21日19:23:40 于 [五味斋]http://www.bbsland.com
 

绵竹的家长们控诉: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图)

苹果日报/灾场变了灵堂,书包当作鲜花,祭帐是:“沉痛悼念死的孩子们”,祭文是:“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四川绵竹县富新镇一间小学上周一发生大地震时,整幢三层高的学大楼完全倒塌,压死压伤300多名学生,然而大楼周围其他楼房屹立不倒。惨死学生的父母指摘镇政府19年前兴建校舍时偷工减料,令孩子们无辜枉死。百多名家长21日怀悲痛的心情,捧子女的遗照到灾场公祭,他们“不怨天只尤人”。





绵竹富新镇逾百名家长,21日捧枉死孩子的遗照,齐集被指为豆腐渣工程学校的灾场公祭。灾场变灵堂,书包当鲜花,祭帐:“沉痛悼念死的孩子们”,祭文:“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资料图片)

富新第二小学有30多年历史,属镇政府属下小学,镇政府在1989年兴建一幢三层高的学大楼,全楼有12个课室,学生近500人。上周一下午2时28分发生大地震之前,各班学生各有活动,有学生正在上课,有学生小息,不少学生则刚刚参加完一个“讲故事大王”比赛,当时他们正在等候老师返回宣布成绩及颁奖,而一楼则举行四年级学生的数学颁奖典礼。

一些侥幸逃出生天的学生忆述当时情况,发生地震时,整幢教学大楼猛烈摇晃,老师和学生争相逃命,由于大楼只有一条楼梯通往空地,结果大楼倒下之后,309 名死伤者全是学生,当中182人受伤,127名学生遭压在瓦砾下惨死。救援人员经过两日一夜才将所有学生尸体挖出,他们大部份死在梯间。

周围楼房都没有事

当父母们在对着子女尸体呼天抢地的同时,他们看到一个现象,为甚么只有学校大楼倒下,周围的楼房都没有事?他们心想:“不是天意,这是人为的。”父母们将子女的遗体带回家中安葬后,对于子女惨死心有不甘,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他们都认为是镇政府当年兴建学大楼时有人偷工减料,才令豆腐渣校舍不堪一击,子女无辜枉死。

21日下午2时半,百多名惨死学生的父母和家人相约返回学校现场,在通往倒塌大楼的路上筑起祭帐,并用多张学校书排列成祭坛,上面摆放一张张死去学生的遗照。祭帐拉开,是一张写上“沉痛悼念死的孩子们”布条,地上除了燃点多支香烛和放几个香炉外,并堆满了百多个书包,那都是和死者一块儿从瓦砾中挖出来的。

泪已流声也哭哑

祭帐最前方又排列了另一列书,上面除了摆放了多张死者相片外,两旁并安装了两个大喇叭,不停播出哀乐,再前面一条长达百多呎的路上,两旁则坐满了百多名死难学生的父母和家人。他们各捧死者的遗照,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们泪已流声也哭哑,再没有震天的哭声,只有绵绵的伤痛。有学生父母说,他们是来悼念,是来为子女讨回公道。一篇以“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为题的祭文,正是他们心声。



2008-05-22 00:19:15

主题: 韩寒: 再见四川
韩寒: 再见四川

在地震发生后的48个小时,我从北京飞到了四川成都。

在此之前,事实上,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进行了一笔捐款,然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以我名义向相关部门的捐款为零。我要直接去灾区尽一点力气。

这里的情况非常惨重,我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网看大家的百态。

我不太方便把话写的太详细,因为我担心会对前期的踊跃捐款有负面的影响。我不愿意向“相关部门”捐款的原因,一方面是账目的不透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红十字会所收的百分之十的管理费,很早很早前我研究过这个,当时知道是百分之五的管理费,但是到了成都以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是百分之十五,我很吃惊,但一时没办法求证,暂且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暂时认为是百分之十。所以,在成都和几个朋友自己运输物资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如果有三十亿的捐款,那就有三亿多的管理费。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这个管理费都偏高,另外一方面它已经隶属政府部门,拿政府工资,按理不应该收取这么高的管理费。

幸运的是,在一定的压力下,红十字宣布这次不收取任何管理费。这是好事情,而且我相信这次善款的使用一定比以前更加透明。我在运完物资回成都后,其实一直在打红十字的主意。虽然我们去过红十字的现场,那里每个人也的确非常辛苦,但我想毕竟灾情和捐款都是巨大的,我小人之心不可无。我在门口观察了几次次他们物资的运输和一些流程,甚至在打一些违法监督的主意。现在既然媒体和舆论都已经介入到了监督中,而且他们也已经表态,接受审计和零管理费,我想,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大家都是好心,我相信红十字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我希望他们在这次赈灾中自己也有巨大的进步。


在四川的这几天里,我深觉自己能力有限。每天运几车的物资也是杯水车薪,而且急需的物资越来越难以买到。因为这次的受灾面积太大了,而且救援和运送物资的难度太大了。有种无从下手的绝望。最近的聚源镇中学,死亡近千人,就是学校质量的问题,因为附近几乎没什么建筑物是倒的,哪怕是以前被评定为危房的楼都讽刺性的没倒。我相信,这些都会被秋后算账。

第三天,口碑一直很好的成都的置信房地产公司愿意出资1000万为灾区建三所地震震不倒的学校。李承鹏,黄健翔和我再各出20万的钱款和物资,担任三个学校的名誉校长。能促成这件事,我们三人都觉得很欣慰。

另外,要感谢华硕电脑公司和个人李伟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愿意为这个学校捐献100台华硕的EPC便携电脑。

也要感谢郭妮,她很好心,知道这件事情后说她很难过,她的很多读者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她也要捐款五十万来建一个学校。我觉得她是个很好心的人,但是她每年的收入都是一本书一本书写出来的,她可能是全国写的辛勤的作家,我让她少捐一点。大家记住郭妮这个女作家,她本来是要捐款50万的,应该是中国作家中的最高。据我所知,这也几乎是她身边的绝大部分积蓄。但我一定会劝她少捐一些。有不满的人就骂我得了。


另外一件让人很欣慰的事情是,我的唱片公司环球天韵也帮了很多忙,很多上海的物资都是她们帮助收发的,而且她们也捐了很多的物资。谢谢我的很多读者或者非读者的好心人,我还没来得及详细的统计,但你们一共为灾区捐献了将近一百五十箱,三四吨的物资,大约有几十箱的药物,上千个手电,近500个帐篷,很多睡袋和五万多个口罩,还有好几千件其他的生活用品。

等过几天,捐款者的物资和名单出来以后,我会在博客上公布。这是你们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谢谢你们的好心,你们至少让好几千人不用风吹雨打,让几千救援人员和灾民有光明和药物,让几万人有口罩。而这只是来自上海的一点力量。

寄往另外一个库房的全国读者的物资我还没来得及统计。


昨天有朋友说,有文章说我的行为是违法的,属于私募物资,我想,我为了避免麻烦,我本人也能力有限,谢绝了所有让我转交的捐款。没想到号召大家捐点物资,也给红十字省点运费也有人要追究法律的责任,在此我愿意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另外,有好心人能给他捐一个口罩和一卷胶带么?

还要感谢上海大众333车队,我本来17号有一个给经销商做的开车表演的活动,但是我16号在山里,可能回不来,所以车队和青岛的观众很理解我的缺席。车队也打算为灾区捐献一个学校。

另外要感谢陈程女士,提供了很多的物资。

也要感谢何东先生,提供了很多的物资。

前两天,梁朝辉也带着时尚集团的物资过来。他们打算在这里捐款百万。

也有朋友过来看一下各个县城,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孤儿院。

谢谢我的贴吧里和一些网站里读者所捐献的物资。

谢谢在这里帮忙的廖拟和李磊。

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这里缺什么,他们马上能运过来。在此很感谢。


16 日,政府开始号召志愿者不要私自开车往灾区。这下很多闲逼高兴坏了,很多好心的志愿者被冷嘲热讽。我想,他们没有在前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北川和汶川的关系。映秀等重灾区的确道路只有一条,要为救援让出力量,志愿者都很自觉把物资放在捐赠站,而成都通往什邡,江邮,都江堰,绵竹,绵阳等地的道路情况都非常好,高速六车道,国道六车道,四川是个富有的省份,交通建设很发达,虽然路上能看见的都是志愿者运送物资的车辆,但事实上,道路还非常空旷,和半夜的上海外环线差不多。灾情非常严重,政府和红十字的力量在一开始根本照顾不周,在一开始,很多的物资都是由成都的志愿者送去。而且他们可以知道灾区最需要什么,第二天再送过去。

闲人们哪会知道,16号的灾区很缺卫生巾。当然,很多成都人都在17号送去了卫生巾。我没好意思买,我实在不好意思跑到妇女中去,问你们要卫生巾吗。

在此,我特为志愿者平反。成都市的民间救援力量,在政府部队主职救人,红十字忙不过来的时候,承担了很多灾民的需要。矿泉水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囤积了。这些都是民间功劳。因为药物比较轻,可以一次背更多,而且可以救人,所以我们几人在徒步去送药的时候,喝完了所有的水,到达目的地,甚至有灾民问,你们要水吗?


四川的确是天府之国,而四川人似乎天生也非常乐观。在过程中,甚至很多灾民叙述甚至还带有幽默,我想,这会帮助他们更快从灾难中走出。

而地震的威力的确巨大,有灾民对我说,你爬到我的屋顶上,看眼前的山。本来站在这里是看不到这座山的。有两个老太婆在山上对话,地震一过,两人就隔开一百米了。


部队和救援者也要比我想象的条件艰苦,甚至海军陆战队的装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他们的确把这里当作战场,很多医院接受的都是军人和救援者,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他们甚至都开始抽搐,而军车和警车的喊话也会在最后加一句谢谢,这是我在北京听了至少一万次的特权车喊话中所没有听到的。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CCTV会说的。地震中的确大家都很尽力。相比之下,我们几人是非常轻松的,至少大部分时间中,晚上还可以在酒店里睡觉。而真正前线的人工作强度和态度已经仿佛有宗教信仰。我是一个经历过长途拉力赛和很长时间体力死扛的人,我也是长跑运动员和职业车手,而我这几天吃喝睡觉基本能保证,光是接受物资,已经觉得非常累,所以很多在第一线的志愿者和工作者,大家都可以想象。


我的朋友老罗也非常的辛苦。我和牛博网的老罗他们一起来的成都,第一天到四川,我上海的朋友说有一个作家被困,希望我去救援,有具体的位置,所以我们就从此分开行动了。我虽然不认识他,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具体坐标的需要救助的人。赶到那里前那人已经被救出。但老罗一行等人一直在购买各种物资直接设立发送点,那些地方都在深山里,政府部门的物资救助力量还没有具体到达到那里,那里很多人甚至一家人一天只有一瓶矿泉水。老罗等人把捐款都转化为直接需要的物资,通过当地的村长发送。但是前天他们的帐号被公安部门封了,他们中有些人也直接被带走审问了。虽然很多人借机诈骗,但按照我的认识,他们完全把所有钱都花在灾民身上了,机票都是自费的,而且不收管理费。我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也作为了发起人之一。希望他们的事情早点解决。我也看到很多人对他们冷言冷语,我想,这些都是对好人的打击,欲加之罪可以加在敌人身上,不要加在好人身上,如果敌人是好人,也不要加这些。我们的社会氛围总是乐于摧毁和改造好人。希望他们早点解决这个麻烦。因为里面也有人因为信任我而捐款。包括那些说他们——或者我本人,会拿回扣或者私拿物资的笨蛋,我的确会私拿物资里的卫生巾塞他们嘴里,还是用过的。你们有这么多的闲置力量,怎么就不出力呢?


另外,我还想继续说一个事情,我依然坚持我的向有关部门捐款为0,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也依然非常反对逼捐和搞捐款的排名,很多人在背后冷言冷语,有些个人和公司出于善心,追加了捐款,那些人就自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并把这些钱下意识记在自己的账上。他们都是道德的小人,自己制定道德的准绳。在大家都忙着做善事没空的时候,他们闲着,指指点点,我朋友说,他发现这些人都喜欢重复发言,反复变换马甲,在各个地方说一样的风凉话,足以见得他们是闲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他们体力和脑力都非常充沛活跃,网监部门应该把他们登记在案,以后有灾难的时候派他们上场。

前一阵子盛传的肯德基没捐款,麦当劳没捐款,我当时就和朋友说,首先,他们如果没捐款,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这是他们的权利,其次,他们可能是以百胜的名义捐的。因为这些我么熟知的国际快餐都属于百胜集团。事实证明,的确是以百胜集团的名义捐款了一千多万。但是,一些丐帮人员居然在某一个城市,去肯德基麦当劳门前闹事,这才是添乱和丢脸。

一旦捐款变味,会让做善事者心里很不舒服。比如这次地震,第一批捐款的人应该是最积极的,但到最后,他们都会因为数额少而被人骂。很多人也会借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传播谣言,这些都是对好心人的打击。

等下次有大灾难的时候,当大家惊奇的发现,所有明星的捐款和所有企业的捐款都是一个统一的数字的时候,逼捐者就知道自己当年的傻逼了。

做善事者,内心一定要得到宽慰,如果做了善事还要备受一些什么都没做的人的指责,好人会越来越少,做事会越来越谨慎。

在成都已经将近一周了。我想说,我几乎把成四川当作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家乡。四川人都很乐观可爱,也都很热心。四川姑娘也很漂亮,但这次实在没空深入的了解。虽然是大灾难,但他们的乐观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他们能更快的振作。

到时候学校或者我朋友们捐的学校建成后,希望有读者可以志愿担任教师。这个地方其实不像大家想象那样,所以不要叫“希望小学”,在地震前,这里是很闲适的。

希望聚源镇中学的废墟不要拆除,直接改为地震纪念馆,这是离成都最近的悲惨地方,高速公路下来直接就到了。这里裸露的偷工减料的钢筋和水泥和违章加盖一层以及建筑中的我们不知道的层层回扣是我们这个国家很多事情的缩影。这就是结果。


这里已经渐渐安全了,我相信后期会像这里的人一样乐观。很多问题会被算账,很多问题也会慢慢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总是比国家其他悲惨的地方会被重视很多。而且,这始终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事实上,情况要比CCTV说的悲戚很多,CCTV的现场记者想必自己也清楚,也没有那么多的温馨和感人,更多的是凄惨。我想,我们再不能用胜利来形容大规模死亡的灾难了。胜利是用于战役的,伟大的胜利是用于战争的。这些自然灾害,除非一个人没死,要不然就不能叫胜利。

今天,我居然在XXX地区和XX地区看见了XXX,XX和XX,旁边也有记者,还好我戴着口罩。我想,时候差不多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们要到这里来演出和慰问了,我也该走了。

回到上海后,本人不接受媒体关于此行的采访,也不写任何相关文章和作品。谢谢大家。

另附资讯一条,现在需要大量的志愿者了,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谢谢。



2008-05-22 00:17:04

主题: 家长们...
特稿:愤怒的家长开始采取行动

DWNEWS.COM-- 2008年5月22日8:20:3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吴伟编译报导/在大地震中失去子女的聚源中学家长们,5月21日开始采取行动,要求政府对倒塌的学校建筑进行调查,惩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和建筑商,并获得赔偿。

美国麦克拉齐报记者5月21日从四川灾区都江堰市聚源镇发出的报导说,在大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愤怒的家长们,已经开始采取抗议和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彻底调查并处理学校建筑倒塌事故。

报导指出,如果刚开始的抗议活动扩大的话,可能会让尴尬的官方担心,造成众多学生死亡的质量低劣的学校建筑,将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聚源中学是当地惟一倒塌的建筑,约有400多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中死亡。21日,愤怒的家长们聚集在一起,开始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并考虑提出法律诉讼。





5月21日,一位家长从聚源中学倒塌的废墟中捡起一件衣服。(路透社)

“我们要求补偿,”在倒塌的废墟中失去15岁儿子的张先琴(音译)说。“我们要  要伸张正义。为什么在整个地区只有学校倒塌了?”

在学校附近的人行道上,一名志愿人员展开请愿书,约有100多名家长签了字,或按下手印。请愿信要求政府惩处当地教育局官员。

“我们希望查出谁对此事负责,”38岁农民的肖献勇(音译)补充说,4层楼共有18间教室的学校,不应该在7.9有地震中完全倒塌。

麦克拉齐报说,中国官方当天公布的遇难者人数为41353人,但没有说有多少学生在数千间倒塌的教室中死亡。

赈济四川大地震灾区已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目前已有18亿美元的捐款,同时还有大批志愿者赶到灾区。

中国官方日前宣布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禁止所有娱乐活动,各大城市还组织了烛光守夜活动。

不过,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则表示,他们的悲剧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没有人过来表示一下任何关心,政府从来没来过,只有记者,”失去14岁女儿的冯丽霞(音译)说。





在聚源中学废墟旁放声大哭的母亲。(路透社)

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重申了温家宝总理早前的承诺,将惩罚那些不合标准建筑物的责任者。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当天表示,一旦发现中央企业涉及“问题建筑”,也将给予严肃处理。

报导指出,在都江堰附近的农村地区还有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的校舍在大地震中倒塌,造成大约400多名学生死亡。

聚源镇居民马福翠(音译)说,她的侄子被倒塌的砸死了。她从学校废墟中找出一块砖,擦掉上面的水泥,说这就是学校建筑偷工减料的例子。“看看,只有沙子,没有水泥。通常用了水泥的话,学校就不会象这样倒塌了,”马福翠说。

马福翠接着说,当地居民“非常愤怒,他们正在寻找校长。校长已经跑了,地震发生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在被问道校长为什么离开这座约有1.5万居民的小镇时,马福翠说,“他没脸面对父老乡亲。”





家长们在聚源中学废墟旁悼念。(路透社)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正在博客上为灾区遇难学生的家长寻求补偿的运动,还有人成立一家网站,列出了倒塌学校的名字。直至目前为止,这份名单上其列出175所学校,8365教室和宿舍。中国官方通讯社早前也证实说,共有6800多间教室被毁。

路透社记者当天发自聚源镇的报导说,赵德琴(音译)的双胞胎女儿都死在倒塌的教室里。赵德琴已为两个女儿在路边搭了一个纪念场所和一个请愿签名地,该场所已经成为当地悲痛父母的抗议焦点。他们的孩子都葬身于在地震中倒塌的教室。

报导指出,四川地震中的最为令人心碎的死难者,是那些葬身于学校建筑中的孩子们。教学设施建筑质量的脆弱,酿成了无数悲剧,有关腐败严重侵害学校建筑质量的说法不胫而走。如今,赵德琴和聚源镇其他死难学生家长们已经发起集会和请愿要求获得赔偿。

政府在地震后把保持团结稳定作为中心任务,因此这种初步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惹来麻烦,因为很多抗议者抨击腐败和渎职是这些死难悲剧的罪魁,而不是自然灾难。





失去双胞胎女儿的赵德琴痛哭不止。(路透社)

“我们希望为这些孩子设立一个纪念日,但我们也要让那些责任人接受刑事起诉,不论他们是谁,”44岁的赵德琴说道。她在一个祭坛里烧着香,上面供着她两个女儿抱着史努比娃娃的照片。

“为什么其他房子都没倒,偏偏是学校倒了?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那么多地方?”赵德琴质问道。

这个纪念棚里还摆了水果、白色纸花和一小袋从学校采来的混凝土。“这将是审判时的证据。就是这东西杀死了他们,”赵德琴敲着袋子说道。她说,几百名悲伤父母聚集在聚源镇,散发请愿书,要求为他们死去的孩子设立年度纪念日,惩罚学校倒塌事故责任官员和建筑商,并获得赔偿。

赵德琴15岁的双胞胎女儿雅佳和雅琪(音译)在聚源中学就读,她们丧生于一幢6层教学楼里。该校1300名学生中,有500多人在地震中丧生。地震发生在上下午课时,当时很多学生都在课桌前。

路透社说,中国已为地震死难者举行了全国性悼念仪式,官方已经承诺对倒塌教学楼责任人决不姑息。但聚源镇数十名死难儿童的父母表示这还不够。他们表示,最希望官方承认这些孩子的死亡原因主要不是突发自然灾害。





失去孩子的家长们聚集在一起。(路透社)

“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普昌学(音译)说道,他的儿子也死在教学楼废墟下。“我们都知道地震是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孩子是死于人祸,后者更可怕。”

家人们表示已经去过聚源镇政府,但官员要求他们保持耐心,因为他们现在正处理大地震后的紧急救灾工作。

其他居民看着这些聚集起来的家长,也表达了同情。许多人都称赵德琴的女儿活泼漂亮,将来会有出息。“想想我还活着,她们却死了,真是太不公平了,”一位老太太说道。



2008-05-21 14:11:48

主题: 心碎
地震导致学校建筑物倒塌,从而失去双胞胎女儿赵雅嘉和赵雅琪的母亲赵德茜(均音译)20日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的两个女儿的灵堂上伤心哭泣。

照片 路透社/韩联社

first asking the whole world help for tents, now anaesthetic drug, why so late ask for those? prep for those is it not common sense after earthquake? it\'s deplorable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朴胜俊 / 成都(四川省)=朝鲜日报报特派记者 李明振 (2008.05.21 07:46) 


20日下午,四川省成都中医药大学医院的1层食堂里弥漫着呻吟声和痛哭声。

面积大概500平方米左右的食堂里有2000多名的患者和医疗人员,简直是摩肩接踵。除了中医药大学医院之外,绵阳市和都江堰市内的其他医院也是因为来自北川县和此次地震的震中——汶川县的受伤者,形成了一场与死神斗争的激烈场面。

18日开始,从1500公里远的北京赶来的医疗组以及河南省少林寺的药僧们在灾区展开了救援工作,但是由于消毒药和麻醉剂等药品不足,实际上无法进行良好的治疗。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表示:“从废墟中救出的患者中,被建筑残骸长期挤压导致胳膊、腿部颜色泛黑正在腐烂。有必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但担心发生二次感染,因此不敢轻易动手。” 

在地震受灾地区,有58人患上了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气性坏疽病”,防疫当局工作进入紧张状态。


据统计,到20日为止,汶川大地震已经造成4.0075万人死亡,24.5108万人受伤,1400多万人成为灾民。据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卫生部负责人称:“19日四川省医院共入住5.2万多名患者,其中约有4万名患者有必要进行手术。”因此,成都等四川省北部地震受灾地区的各城市正在通过火车将伤员转送到其他城市接受救治。距离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约10公里的成都火车站,伴随警笛声运送患者的急救车接连不断。 

帐篷也严重不足。中国政府19日请求国际社会提供用于收容灾民的帐篷。但继不久前发生缅甸强热带风暴之后,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由于地球上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捐款也达到极限。 

另外,中国政府宣布将19日至21日三天定为全国哀悼日,向地震遇难者志哀,在此期间禁止一切公共场所的娱乐活动。在这三天里,全国影院暂停放映电影,网络游戏也暂停服务。

■气性坏疽病

因受伤等产生的伤处感染气性坏疽菌而发生的疾病。气性坏疽菌属细菌的一种,如果因手术等供血不足,就会发生毒素气体,导致身体组织坏死。如果不进行治疗,通常在12小时内就会危及生命。



chosun.com中文版 chn.chosun.com



2008-05-21 13:39:54

主题: “人祸!”
(组图)美国记者:遇难学生家长都冲我跪下
 作者:moli   2008-05-21 08:23:47 [Reads:41]     返回共舞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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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2008-05-20 22:43:38 

 (组图)美国记者:遇难学生家长都冲我跪下 

在四川绵竹五福镇第二小学的门口,站着两排家长,他们肩并着肩哭着,怀里抱着自己孩子的遗像,这群10到13岁的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




周围的大多数建筑物都只是在地震中轻微受损,而这所小学的白色砖楼却被夷为平地。遇难学生的家长在学校里为孩子们守夜,以此表达心中的悲愤,这也正是很多人此刻的感受,他们觉得正是低劣的校舍质量酿成了数千名孩子的悲剧。




家长想为孩子们讨个说法,他们努力寻找事故责任人,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地方官员。中国政府已下令进行调查。




四川大地震发生一星期后,周一我驾车离开成都,向北驶往五福。沿路的岔道旁时而出现花圈和白纸黑字的标语,上面写着“孩子们不是死于自然灾害。”




我走进五福镇第二小学的大门,有些家长看见来了个外国人便朝我走来。一会儿,一百来人分开站在道路两旁,哭泣声越来越大,我朝废墟走去。




我觉得应该用更私人的方式去宽慰这些孩子的父母。我朝着一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男子走过去,他的脖子上挂着女儿的学生证。起初我以为他透过泪水对我说的是,他的女儿“快三岁了”,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小女儿。可当我意识到他其实说的是“快13岁了”的时候,这名男子已跪倒在地,抓着我的胳膊,放声痛哭。




突然,所有的家长都跟着他一起跪了下来,操场上只剩我一人是站着的。此时,我无力以对,只得不断转身安慰他们,请他们起身,告诉他们我也很难过。




那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男子告诉我,他叫王正国(音),女儿叫王小月(音),他说这所学校的建筑质量太差了,是豆腐渣工程。




 





头带黄色安全帽的王正国(音)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




很快,又来了好多家长,他们一手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把孩子的照片握在胸前。他们告诉我各自的情况,指责学校存在的问题,他们还担心政府可能隐瞒了某些事情。




随后,人群再次分开。一位身穿白色运动T恤的妇女走来。眼睛红红的她说,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她叫张琴(音),据她说,当地政府几个月前刚刚重组班子,目前她负责这一地区的卫生和教育工作。




听到这些,家长们纷纷向她发问,希望获得更多信息。




“为什么建筑支撑这么薄弱?”,“为什么学校只有一个出口?”,“为什么附近的建筑没有倒塌?”。










当地政府官员张琴(音,右)与王正国及其他家长谈论校舍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张琴无一作答。她说,身为政府官员,在事情调查清楚前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但她说自己和在场这些家长一样十分难过,如果能换回孩子们,她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面对悲愤的人群,她直面相对,说话时不止一次落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中国官员用这样的方式与民众交流。就在她说话时,一旁的王正国用手机拍了照片,希望记录下这一场景。




人群中一位男子大声问道,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在场家长齐声回答:“人祸!”



2008-05-21 13:37:17

主题: “人祸!”
(组图)美国记者:遇难学生家长都冲我跪下
 作者:moli   2008-05-21 08:23:47 [Reads:41]     返回共舞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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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2008-05-20 22:43:38 

 (组图)美国记者:遇难学生家长都冲我跪下 

在四川绵竹五福镇第二小学的门口,站着两排家长,他们肩并着肩哭着,怀里抱着自己孩子的遗像,这群10到13岁的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




周围的大多数建筑物都只是在地震中轻微受损,而这所小学的白色砖楼却被夷为平地。遇难学生的家长在学校里为孩子们守夜,以此表达心中的悲愤,这也正是很多人此刻的感受,他们觉得正是低劣的校舍质量酿成了数千名孩子的悲剧。




家长想为孩子们讨个说法,他们努力寻找事故责任人,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地方官员。中国政府已下令进行调查。




四川大地震发生一星期后,周一我驾车离开成都,向北驶往五福。沿路的岔道旁时而出现花圈和白纸黑字的标语,上面写着“孩子们不是死于自然灾害。”




我走进五福镇第二小学的大门,有些家长看见来了个外国人便朝我走来。一会儿,一百来人分开站在道路两旁,哭泣声越来越大,我朝废墟走去。




我觉得应该用更私人的方式去宽慰这些孩子的父母。我朝着一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男子走过去,他的脖子上挂着女儿的学生证。起初我以为他透过泪水对我说的是,他的女儿“快三岁了”,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小女儿。可当我意识到他其实说的是“快13岁了”的时候,这名男子已跪倒在地,抓着我的胳膊,放声痛哭。




突然,所有的家长都跟着他一起跪了下来,操场上只剩我一人是站着的。此时,我无力以对,只得不断转身安慰他们,请他们起身,告诉他们我也很难过。




那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男子告诉我,他叫王正国(音),女儿叫王小月(音),他说这所学校的建筑质量太差了,是豆腐渣工程。




 





头带黄色安全帽的王正国(音)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




很快,又来了好多家长,他们一手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把孩子的照片握在胸前。他们告诉我各自的情况,指责学校存在的问题,他们还担心政府可能隐瞒了某些事情。




随后,人群再次分开。一位身穿白色运动T恤的妇女走来。眼睛红红的她说,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她叫张琴(音),据她说,当地政府几个月前刚刚重组班子,目前她负责这一地区的卫生和教育工作。




听到这些,家长们纷纷向她发问,希望获得更多信息。




“为什么建筑支撑这么薄弱?”,“为什么学校只有一个出口?”,“为什么附近的建筑没有倒塌?”。










当地政府官员张琴(音,右)与王正国及其他家长谈论校舍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张琴无一作答。她说,身为政府官员,在事情调查清楚前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但她说自己和在场这些家长一样十分难过,如果能换回孩子们,她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面对悲愤的人群,她直面相对,说话时不止一次落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中国官员用这样的方式与民众交流。就在她说话时,一旁的王正国用手机拍了照片,希望记录下这一场景。




人群中一位男子大声问道,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在场家长齐声回答:“人祸!”


华尔街日报 2008-05-20 22:43:38



2008-05-21 11:24:49

主题: 民间救助遭到了官方阻难 肆意冻结私人援助帐户
民间救助遭到了官方阻难 警方和银行不通知和告诉缘由肆意冻结私人援助帐户



在红会持续在网上被质疑同时,牛博网这类民间救助已经遭到了官方阻难。 

忍无可忍 

罗永浩 @ 2008-5-21 14:22:54 阅读(4262)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五月十六日我们发现这次活动的建行捐款账号被冻结,包括北京的收款账号和我们的志愿者、黄斌老师的朋友杜桥在成都本地负责接收和采购救灾物资用的账号,我们分别派人去北京的建行和成都的建行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被上面冻结了”,当我们问起这个“上面”是谁的时候,建行方面说,“不知道。”我们只好回来等下一步的消息。周一我们在下乡送救灾物资的路上听到从银行方面传来的消息是,成都市警方冻结了我们的账号,并且在白天冲进杜桥工作的公司办公室强行架走了杜桥(没有事先打电话或是让人要杜桥走出来,而是由两名威龙猛探冲进办公室把人架走),稍后组织者之一的黄斌也被叫到成都市公安局问话,经过长谈之后,成都警方认为我们不是搞诈骗,并且同意很快解冻我们的账号。虽然我对成都警方没有通过正规的司法程序告诉我们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为什么冻结银行账号,也没有通知我们接下来如何跟他们正常合作来解决问题,并且毫无必要地冲进办公场所“英勇擒拿”一个文弱的书生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慨,但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救灾工作,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他们表示了理解,并且在当时多家媒体跟我们询问内情的时候,也只是表示“是一场误会,成都警方答应很快解冻账号”了事。稍后成都警方的工作人员亲口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解冻了我们的账号,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终于又弄到了一些紧缺的帐篷布去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账号仍然是冻结状态,我们打电话给成都公安局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需要提供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实际上,当时黄斌在公安局跟警方沟通的时候,已经向警方提供了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计划,那就是买粮食、帐篷或帐篷用布捐给急需这些物资的灾民,警方当时对我们的计划表示不赞同,他们提出的方案是要我们把善款转交给政府部门或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这一提议被我们拒绝),否则不予解冻。 

妈逼的,作为一群从外地屁颠屁颠赶来捐款救灾,一个来星期里每天平均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内部人手(指可以信任地由其去交款购物的自己人)严重不足,精神和身体状态全都濒临崩溃的倒霉蛋,我们已经受够了,一会儿(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就要去成都市公安局讨一个说法,如果成都市公安局一定要干掉一个来成都救灾的外地自愿者组织,就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干得漂亮一些。 

我们现在就赶去成都市公安局,有兴趣的媒体记者们可以打我们的联系电话:13001993694,该局在该市文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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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老罗的最新博文: 

没事了,谢谢大家 

罗永浩 @ 2008-5-21 18:06:50 阅读(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没事了,看起来都解决了,明天开始大家可以继续往那个狗日的建行帐号里捐款,建行四川省分行已保证解冻我们的账号。 

我们明天开始也恢复正常的赈灾工作,请大家放心。 

收到了很多慰问短信,不能一一回复,但是心里感到狂温暖,你们的短信费用绝对没有浪费,我爱大家。 

为了继续完成我们来的使命,我在此期间不想透露更多的细节了,我只想说一句话,所有跳墙的急狗,都是你妈逼的。



2008-05-21 11:02:25

主题: 造房子需要科学——从地震看中美建筑的不同/张玲建筑师
造房子需要科学——从地震看中美建筑的不同/张玲建筑师

 
美国Empyrean International LLC

八年前-1999年10月,美国南加州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七点一级,房屋纹丝不动,人员毫发无伤。可是,在中国,唐山地震,七点八级,整个城市没了,二十四万条人命没了。现中国四川地震,七点八级,房屋大多数倒塌,到今天五天过去了,已是五万个人命。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流泪,心,都在痛!然而,眼泪不能止痛。

在天灾到来时,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人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房屋建造方法。因为美国人科学地造房子,中国人没有!因为美国人从科学中探索出了最适合的安全的建房体系,中国没有!大震过后,美国的房子还完好地立着,中国的房子爬下了,还有数万个生灵。
看看现今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怎样地造房子吧。
作为居住和办公的现代建筑,有这样四种结构体系,由于受力材料以及构造方法的不同特点,它们具有不同的抗震性能。
(一) 砖混结构:
(二)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 木结构:
(四) 钢结构:
现今的中国用前两种体系建房子。美国人用后两种体系建房子。
解放后,中国人告别了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架填充墙体系建筑,开始建造现代建筑,50年代中国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了建造现代建筑的结构体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混结构。唐山地震检验了中国人的所学--- 全塌了。之后,我们仍然沿用这两种体系。不同的是,我们的建筑学院开始教授西方人(主要是英国人)在19世纪时完善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以及\"工程力学\"知识。工程师们开始试图让这两种结构体系更科学一些,并开始考虑了地震对建筑的作用,国家规范规定了不同地区的抗震设防级别标准,以及相应的建筑做法,建筑防震抗震设计上作了基本要求:“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可在四川省发生的地震中,七八成的房子都倒了,据大概的统计,竟有50余万间房屋倒塌!几乎又是一个\"唐山\",如果地震中心是城市,那将会超过昔日的\"唐山\"。两次地震的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的建房技术没有进步!!!
再让我们看看现在美国人造房技术吧。当我初来美国工作面试时,设计事务所经理问我设计过什么结构体系的建筑,我说我会砖混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人家说我们的建筑多数是木结构,一些是钢结构,我们已经不再做你会的那两种结构体系了。作为一名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我丝毫没有这两种结构的知识,学校没教,国家也没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换句话说,中国人对现代美国人的造房技术,一无所知。世界又进步了许多,在中国时,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八年里,在这一行里我一直做下来了,我看到了两国人造房子的技术有着这样大的差异,完全不同的建造体系,完全一新的构造节点设计,时时革新的新措施,非常详细的国家及各州的设计施工规范和标准,包括很严格的抗震设计标准,还有很规格建筑材料产品。我也看到了美国人严谨地对待科学的精神,不停歇地革新创造的精神。我也明白了,美国人的房子很抗震,还很节能,省材,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建造体系。相比中国的差距很大啊!
我们要向美国人学。
如果说一个唐山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如何去科学对待房屋建造,那么就让今天的四川来开始启蒙中国人要严谨地学习科学,用科学的方法造我们的安身居所。已经到了不能不清醒的时刻了,我的中国同胞们,决不能在下一个灾难到来时,还是只有哭泣和绝望。



2008-05-21 09:31:30

主题: 痛失独苗
痛失独苗


2008-05-21 09:27:35

主题: 映秀小学
映秀小学

  进入映秀小学,感受到更为悲伤的气氛。汶川县的映秀镇小学的教学楼从五楼塌倒,变成废墟,仅有半栋残楼孤零零地竖立那里,但是墙壁都已震掉了。

  这已是伤心的校园!体育场上放置着十多具儿童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家长用石棉瓦搭建了一个临时棚子,让孩子的尸体免遭日晒雨淋林,有的家长还为孩子点燃了蚊香,也有人向孩子尸体喷洒白酒,现场弥漫着浓烈的白酒味和消毒水味。

  两台起吊机在不停地工作,一位消防特勤人员说:“已经4天了,孩子们的生存能力本来就弱。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可进度还是太慢!”。

  一大批的学生家长带着食物、饮料在学校球场边焦急地等待,他们已经守候了两天两夜了,只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活着者被抬出来。每当消防特勤和武警抬出一具遇难者尸体时,家长们都会争先恐后哭喊着围上去,辨认是否是自己的儿女。

  听到孙子求救声却无能为力 

  一名男孩给抬出来。他曲着腿,弓着身子,好像在避险,小脸通红通红的。一位老人拨开了人群,哇地一声哭出来:“这是我的娃儿啊。” 

  老人边哭边掰开孩子僵硬的手臂,把孩子蜷缩的腿伸直,面部朝天,平躺在床板上。他拿出毛巾沾点水,小心翼翼抹去孩子脸上的血迹以及嘴唇、鼻子、耳朵里的尘土,生怕弄疼了孩子。为孩子擦了澡后,他拿出孩子的一件衬衣为他换上,又拿出一件外套,盖在孩子身上。 

  老人望着孙子伤心地说:“人家都跑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跑得快一点呢?”闻者心酸。 

  这名孩子叫董泽伟,是二年2班学生。父母在外做事。老人叫董毅强,今年63岁,地震发生后幸免于难的老人立即往学校跑去。可眼见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学校教学大楼不见了!老师、家长们正在废墟中呼喊孩子们的名字。 

  爬到废墟里,他高声呼喊孙子董泽伟的名字,他听到孙子喊“爷爷,救我!”但是他只听到声音,却无法挖出孩子。老人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真想一头撞到墙上”。 

  不久,孩子的呼叫声越来越小。这两天老人就一直在学校守候,今天终于见到了孩子,但已经无法再叫他一声“爷爷”了。 

  学生已到楼梯口却未能跑出 

  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挖出来,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皮凉鞋,虽然面部被布盖着,但一名妇女还是从那双鞋认出了自己的女儿,她高声喊:“这是我的女儿,我的‘贝贝’。”妇女掀开布,得到了确认。 

  遇难女学生叫李嘉贝,也是二年2班的学生,再过一个月就9岁了。这名妇女把孩子的遗体用棉被包好,按照当地的习俗在上面喷洒了白酒。 

  “如果大楼能晚五秒钟倒下,会有更多的学生跑出来。他们二年2班的学生已跑到楼梯口了,可惜没能跑出来。”李母唏嘘不已。 

  抱两学生逃生被砸在废墟里 

  地震发生时,余琴老师正在一年级上课,课室就在一楼。地震发生后,她立即让学生往外面跑,自己则最后离开。她说:“我是老师,不能跑在前面。” 

  地震发生后,小学美术老师连蓉立即疏散了13名学生,可当她一边夹一个学生准备跑出来时,被砸倒在废墟里。昨天,当人们在废墟中发现连蓉老师的尸体时,她两手还各抱着一个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而另一个却活着。连蓉老师走了,留下了一个一岁半的女儿,女儿不停地哭着喊:“要妈妈。”



2008-05-21 09:07:15

主题: 台湾慈濟志工
台湾(慈濟)志工奔灾区煮饭供热食 灾民温暖在心里(图) 综合新闻



汶川大地震,许多幸存下来的民众现在面临到吃的问题,虽然活了下来,但粮食不足、水不够,实在很难填饱肚子;还好在这个时候,台湾的志工团队抵达了灾区,送上救灾物资,甚至还在灾区里洗菜煮饭,架设临时的热食区,让灾民享用热食,吃在嘴里,也温暖在心里。 

  今日新闻报道,在距离震央汶川90公里的罗江县金山镇,房子倒了,原本甜蜜的家庭破碎了,居民只能暂时住在用帆布搭建的帐篷下生活,最惨的是,劫后余生的民众连吃饭都有问题。 

  灾民张军表示,“那是老旧的房子,那个楼层屋瓦一直往下掉,把我炸翻了!” 灾民范增碧说,“我总想死,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头子还要我照顾,儿子(因地震受伤)不能动,我想死过。” 


  幸存下来的居民无语问苍天,还好这个时候来自台湾的温暖到了。台湾紧急送来了救灾物资,包括饼干、矿泉水,甚至在灾区搭建临时的热食区煮饭菜,让灾民享用。” 

  台湾志工魏锦霓表示,“用热食带动他们,给他们心动起来,不然心很焦虑,刚开始我们先做,他们来帮忙,用这种方式动起来。” 

  灾民杨红表示,“除了我们当地领导,你们是第一批进来的....很好。”温热的食物,灾民吃在嘴里,填饱肚子也温暖在心里。



2008-05-20 22:54:43

主题: 穿墙屁: 捐钱可以休矣
捐钱可以休矣

送交者: 穿墙屁 2008年5月19日12:32:42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捐钱可以休矣


512大地震后, 整个中文世界一片捐款的声音。感情越来越深,花样也越来越多。

最早是叫花子捐钱, 接着是妓女高呼“俺的身子脏,但心不脏!”。 还有嫖客讲话“今天上了个四川妞,多给了200!”似乎每一个声音,都让网上的诸位,眼泪哗哗的流。于是海外的一些优秀华人也是捐献踊跃!

“我昨晚作了10个蛋糕, 今天去公司义卖”
“我孩子在幼儿园要组织3场募捐活动”




面对潮涌一样的激情,屁爷想说几句怪话。却怕被人骂麻木不仁。不敢说
今天受到马云先生一块钱捐献的鼓励,屁爷终於决定站出来:

首先, 我想问大家,“为什么捐钱?”
回答:“爱心”,不捐献心里不好受。

地震的人的确很可怜, 但在如今的中国,除了天安门,外滩, 无论你走到哪里,屁股后面都是跟着一群伸着乌黑小手要钱的孩子。都能看见让你落泪的苦命人:卖儿鬻女的山村婆婆,抗美援朝的穷苦老兵,身残志坚的好学生,被村支书揍断双腿的上诉人。。你为什么不募捐呢?缅甸的大台风你捐献了没有?世界上如此多的悲惨事情。你为什么不在平时来,非要在此时如同赶嘉华年会的凑热闹呢?如果诸位捐款人的“爱”也是有差别,那还是爱么?

屁爷再问你 “捐献的钱做什么?”
――救人命?  

我可以100%的向大家保证, 您捐献的钱不会对救出一条命起任何作用。受困的人大多挺不过3天,最多也就15天,而您的捐款没有俩月是绝对进不了川的!

绝大多数捐款人的回答是让灾民在重建家园中得到些帮助。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1) 中国政府现在根本就不缺钱。因为外汇太多,无法处理, 政府为了保值增值,刚成立了一个专门对海外投资的信托公司,2000亿美元的大资本,也仅仅占外汇储备的10% 。政府既然有这么多钱, 那么大家的“锦上添花”就起不到一点救助灾民的作用。
比如说,政府准备给灾区重建拨款1000亿美元, 但因为大家捐献了100亿, 那么政府就拨款900亿了。结余的100亿,就继续放入投资基金。那么,乞丐的保命钱,妓女的皮肉钱,最后却让中国的金融大亨在世界上呼风唤雨,这合适么?与其让中国政府投资,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小家,自己来投资呢?

2)捐款并不一定会落在灾民手中的, 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是要抽取15%以上的管理费用的,至于中国的“向灾区拨款”制度,更是凶狠。 前两年的“渭河水灾”,政府拨款5000亿人民币, 最后用在灾民手中的却仅有30多万。(这是中国经济报的报道连接,大家可以去看: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842638)!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中国富豪的捐款不及台湾富豪的1/10,而中国富豪top100中70%是搞房地产的。地震中倒塌的房子,正是这些人盖的;大家的捐款,最后也要有一大批给这些人,让他们给灾民盖房子。在监督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套用一下总理的话:“仔细想想这些人的品德,大家看着办吧!”

3)那些做饭募捐,让孩子在幼儿园跳舞募捐的做法,更是很有问题的。屁爷不否认, 你做个蛋糕在公司买, 肯定是可以募集些钱的,但你端着蛋糕逐个office 的卖,是不是有强迫的意思啊?在幼儿园募捐更是操蛋,你孩子跳舞,拉来其他不跳舞的小孩看,跟随的父母即使在其他渠道已经捐献过了,此时不想捐都不能。这不是强迫是什么? 你孩子的爱心,leadership 是培养了, 其他孩子呢? 他们的父母呢?说实话,屁爷很鄙视这些人。

4)另外, 还有一些网站也搞募捐,这就更让人说不清了。首先这个网站的公信度是多少, 捐献的钱有没有保证?其次,最后统一邮寄给灾区时,用的title是什么?肯定是“XXX网站网友”!对于一个正在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 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利用网友的钱,买乖的问题? 大家不要认为我是杞人忧天,前几个月就有某论坛的斑竹呼吁大家捐钱去盖希望小学,大家踊跃,众人拾柴,7万多人民币的捐出了。最后却在新华网上,出现了“海外华人XX热心捐助”的邵逸夫类新闻!其他网友的辛苦钱,热心钱,成就一个大善人!我知道,有很大一部分网友对捐钱很大方,认为捐了钱,自己的心就安一些。但如果不慎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您的钱不仅没有行善,却是助恶拉!所以,屁爷希望大家给某个网站捐钱时,要先想清楚的好!

最后,再次向捐献一块钱的亿万富翁马云先生致敬!
他是人性的典范


摘要

国家发改委向陕西省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陕西省发改委将其中的1188万元拨付给华阴市财政局,其余4718万元“还在省财政厅”,接下来,华阴市财政局仅将1188万元中的100万元拨给华阴市移民局,移民局又将其中的50万元用来还债,于是可以发放到灾民手中的就只剩下区区50万元……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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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渭河灾害5906万救灾款是怎样变成50万的

中国经济时报2008-05-1717:40:10

“灾害发生之后的2003年8月,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但两年过去了,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还只有50万元。为了追讨这些款项,当地百姓多次自发组织举报和控告,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华阴市政府关押和劳动教养。”这是媒体对两年前渭河大水后陕西省和华阴县两级政府截留救灾款事件进行的详细报道。仅上引寥寥数语,就足以让读者了解大致原委,而此事性质之恶劣,影响之严重,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国家发改委向陕西省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陕西省发改委将其中的1188万元拨付给华阴市财政局,其余4718万元“还在省财政厅”,接下来,华阴市财政局仅将1188万元中的 100万元拨给华阴市移民局,移民局又将其中的50万元用来还债,于是可以发放到灾民手中的就只剩下区区50万元……一笔高达5906万元、按国家法律规定必须专款专用的救灾款,经过一级一级的“过滤”,一层一层的“扒皮”,到最后就这样所剩无几。据《公益时报》披露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扶贫资金只有35. 3%能覆盖到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贫困户,有20.2%花在了无需扶助的中等户身上,更有44.5%以“锦上添花”
的形式充实给了富裕户。对照扶贫资金低至35.3%的有效使用率,陕西省华阴市救灾款不足1%的有效使用率,可以说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或许陕西省和华阴市都能给自己截留救灾款的行为找到某种说辞,但他们一方面对灾民严格**,致使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灾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发改委向灾区下拨了5906万救灾款,另一方面,当灾民向省政府反映救灾款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又高度紧张,如临大敌,以莫须有的罪名对灾民严加惩办,人们有理由追问,救灾赈灾本是体恤民生造福百姓之善举,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却搞得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莫非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

由地方政府主持进行的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为何在群众和灾民形成如此严重的不信任,甚而引发了一些灾民与有关政府部门的情绪对立,当地政府在尴尬、狼狈之余,应当对此进行深刻反省。

有报道称,中国扶贫事业正在探索新的模式,扶贫资源将更多地向非政府组织开放,以前只能“自带经费”从事扶贫的非政府组织,今后可以通过竞标获得政府资金去开展扶贫项目。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人的说法,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畲笥攀疲?br>是他们非赢利、无偿的志愿服务意识,对源于税收的政府财政扶贫,大众通常并不认可和感谢,而对于完税后的个人捐款的扶贫却会感动,“‘社会感动’利于减轻社会心理冲突,创造和谐社会”。救灾与扶贫在性质上较为接近,在操作模式上应当也可以借鉴扶贫的经验,如果在一定条件下,救灾工作也向非政府组织开放,由非政府组织通过竞标获得政府资金去开展救灾项目,由于他们不具有政府部门那样大的权力,同时他们必将受到来自灾民、公众和媒体的非常严格的监督,必须保障操作过程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所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吃了一百个豹子胆,也万万不敢像陕西省和华阴县那样,三下两下就将5906万救灾款“运作”到只剩下可怜50万元。

5906万救灾款是怎样变成50万的,某些政府部门在救灾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是怎样丧失掉的。陕西华阴市截留巨额救灾款事件警醒我们,革除当前救灾工作的诸多弊端,探索新的救灾模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2008-05-20 16:17:11

主题: 布什悼遇难者
(图文)布什悼念汶川地震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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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08-05-20 08:45:58



2008-05-20 11:16:24

主题: 书剑子: 伤痕——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四川地震灾后思考
这就是理性的独立思考者和只会给别人扣“汉奸帽子搭伙煽情愤青的本质差别所在--


伤痕——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四川地震灾后思考

  作者:书剑子


  5月12号的四川地震,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汶川迅速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
这次地震,伤亡很重。经济损失惨重。震后7个小时内,死亡人数官方报道就有
8000人,很多地方整个镇子几乎被夷为平地。我觉得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达到7万
人,伤残可能达到20万。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再考虑间接经济损
失,全国人民今年一年白干了。

  通过这次地震,暴露的问题很多。

  1、 大众科学素养不足:

  地震作为一个频发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年全世界都会发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
地震。历史上造成重大伤亡及重大损失的高烈度地震史不绝书。但是由于我国特
色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长达近20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育,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哲学并不能救人一命。地震来了,只有科学的避震
知识才可能给你捡回一条命。但是,官方教育体系里并没有任何关于各种自然灾
害的急救知识。

  其次,多年的爱国主义科技史教育,也遭到了报应:很多人质疑政府刻意隐
瞒地震预报,很多人责骂地震局及科研人员的水平低,依据就是古代张衡就能制
造出能预测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而为什么现代科技预报不了?更有人以此作为依
据,开始怀疑现代科技,转向相信一堆具有“东方色彩”的“东方科学”。各种
荒诞不经但是瞎猫逮个死耗子的“预测理论”都找到了市场。实际上,我并不相
信历史上所谓的地动仪。虽然我没有认真地查证过史料,但是根据广为流传的官
方教育,说其中间是一个直立的柱子,柱子与其周围的龙头里的珠子有关联,当
地震波传来,珠子就掉到蛤蟆的嘴巴里,于是,蛤蟆就指示了地震的方位。实际
上,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是一派胡言:首先地震发生后,能量由三种波向远方传播,
包括纵波(P波)、横波(S波,震级就是根据S波的相关参数计算得到的)及面
波(L波),这些波分别以不同的速度传播,且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地层的作
用发生衰减、折射、反射、滤波、共振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整个过程十分复杂,
目前人类尚无法认识清楚。而倒立的柱子相当于一个倒立摆,遥远地方传播过来
的地震波对其的作用,使其受到微小扰动后的倒塌方向根本无法预测。退一步说,
就算能指示出方向,那也只能作为地震灾后报告,而不能“预测”。所以,我们
的教育部门应该好好反思中国科技史的教育和急救及灾害防护方面的宣传教育。

  2、 政府战备不足:

  地震预报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长期预报主要是研究地震区
划,为地区的建筑抗震设防建立科学的依据。中期预报,则是为政府准备救灾物
资,制定应急预案作为依据。而临震预报,地震科学界的主流已经逐渐减弱了在
这方面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地震高度复杂,很难准确地在时间空间上预测准确。
所以地震抗灾不能依赖临震预报,而只能寄希望于中长期预报,做好地震区建筑
抗震设防,做好政府应急预案及救灾物资准备。这样一旦灾害性地震发生,立即
开展救援,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至于网上广泛流传的龙小霞的论文,我认为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她的“可公
度法”的基础就是认为地震的发生是完全由一个确定的规律决定的。是有精确的
周期性的,这个周期性由“公度”决定。这个基础就不被目前地震学界的绝大多
数人认可。虽然地震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并非具有精确的周期性,一
个典型的例子如下:

  美国Parkfield由于处于地震活跃期,差不多每几十年就一次地震(好像是
39年左右还是19年左右,我今天没去查阅相关资料了),近7次地震的间隔相当
有规律,美国的地震学家们预测将在1989年至1992年将发生一次地震,所以在该
区域设置了大量的观测仪器进行监测。然而一直到2004年这场地震才千呼万唤始
出来。并且遗憾的是:虽然近场布置了大量的各种仪器(差不多比全中国的仪器
总和还多, 也只有美国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地震还是在地震学家们
毫无准备中发生了。

  Nature于2005年10月刊发了一篇论文,表示可靠的短期地震预测仍然无法做
到[文献1]。

  该文中说:大约20年前,地震学家认识到,圣安德列斯断层的40公里长的 
Parkfield部分,是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接近一次大地震的高质量测量结果的地方。 
他们安装了一个密度很大的仪器网络,来监测一个自1857年以来至少发生过6次
大地震的区域。按预测应发生的地震没有在所预测的1993年发生,但监测工作继
续进行,2004年9月终于发生了一次6级地震。所记录到的数据显示了以前从未看
到过的地震过程的某些方面,但没有发现任何关于2004年Parkfield地震的明显
前兆。所以,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受到密集监测的地区可靠的短期地震预测似乎仍
然是做不到的。(Article p. 969)Nature 437: 7061 13 October 2005

  建立有效的防灾减灾体系是减少灾害损失的关键!目前国际防灾减灾的主题
已经从试图对灾害的预测转向了对灾害的预防和灾后最有效的重建。这是防灾减
灾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各国都大力进行防灾减灾方面的工作,在不放弃监测预
测的同时,提高抗灾能力,加大防灾宣传,积极进行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由于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同时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所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我们没有看见报道说日本对哪次地震预报多么准确,但是在各次地震中日本总是
保持着相当少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灾后也能快 速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建设。
可以说,在防灾减灾方面,日本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以上这两点,我在上次九江地震中已经在《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一文 (XYS20051129)中进行了强调,但是遗憾的是,近2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
任何改观。

  这次媒体被政府要求围绕“救人”这一主题,一个又一个舍己救人的故事,
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母亲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舍小家顾大家的
可歌可泣的故事,人们的眼泪都快流干了,各大电台一直在现场直播一个又一个
救人的场面。但是有几个人能反思反思?下一次再来一次这样的地震,我们是否
还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为什么近10年来,大大小小也不少次地震了,引起的很多
问题就是无法得到解决?为什么政府的过错要用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为什么要
用惨重的伤亡来做为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最震撼的注脚?为什么要用天文数字的
祖国花朵的凋谢,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一无耻的谎言作
注释,让那么多灿烂的笑脸永远定格在青春少年?

  现在屁大的事,媒体都要加上一句“某某政府启动了紧急预案”,那么我怎
么这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任何公开出版的或者政府内部的所谓“紧急预案”?实
际上,哪次灾害,都是政府官员内部先内斗一次,然后才能缓慢地在人治下开展
工作。哪来什么在一个法律框架或者政府应急预案的框架下工作的样子?

  东方卫视找了一个上海市救助与防灾处副处长作为嘉宾。当前方不同地区的
记者纷纷传回伤亡最重的都是学校,且都是教学楼整体垮塌,死亡人数触目惊心
的消息,男主持人说“我以前去过日本,在日本期间也发生过地震。日本作为一
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在灾后学校都作为避难场所,可见日本的学校是比较坚固的。
而这次汶川地震,恰恰相反,学校几乎全军覆没,成为伤亡最重大的地方,您觉
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把目光投向那个副处长。这个长期在官场浸淫的
面部肌肉抽搐一下,然后说到“主要原因还是这次地震震级太高了”。我当时就
把遥控器砸过去了。然后女主持人接过话茬:“我们看到啊,这次地震,经济好
一些的镇子,楼房倒塌的比例就小得多,而经济落后的一些镇子,几乎夷为平地。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抗震设防做得要好一些?这是不是也说
明了,这次地震惨重的伤亡也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关系?”在目前的政治环
境下,东方卫视的主持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感到很欣慰。这个副处长,除
了糟蹋粮食和纳税人的钱财,还能对救助救灾起什么作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3、 我国建筑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建筑管理上,我国还是一直是二元化管理。各地建设局只管理公共建
筑、政府建筑和商业建筑。私人业主的,没有经过商业市场的建筑,没有纳入建
设局的管理范围。实际上,各地的建设局与土地局,除了在房价上升上推波助澜
外,对地方的建筑安全,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这次地震,县级以上政府的房子绝对经受了考验。四川成都市政府花费数十
亿巨资,由鸟蛋和鸟巢的设计人安德鲁设计的莲花型的建筑群,连玻璃幕墙都没
裂一个;其次就是商品房。商品房虽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偷工减料,但是由于都
经过正规的设计,都具备抗震能力和良好的延性。因此,即使发生破坏,也没怎
么造成人员伤亡;再次就是农民自己的房子,虽然一些经济好转的农民,把毕生
的资产都投入了房子上了,也都采用砖头、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但是由于没有经
过正规的建筑结构设计,完全凭借包工头的经验,而这些包工头的经验根本算不
得经验——这些没有任何结构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包工头,连静力荷载的传递
路径有时候都不合理,别说什么抗震设计了。这些农民也根本没有抗震概念,把
钱都花费在没有用的地方。我都被我哥哥气死了,作为一个土木工程师,我连自
己亲人的观念都无法改变。在他有建造房子的意图之后,我从一个土木工程师和
房产界人士的角度,给了他很多专业意见,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在我不知
情的情况下,花费6万元建造了一个200个平方米的2层小楼。结构上存在相当多
的不合理之处。而我的堂哥,作为当地最有名的建筑包工头之一,90年代末建造
自己住宅,几乎犯了所有的结构安全大忌。现在房子几乎成为危房,更别说抗震
了!我们那里农民追求房子的进深(从大门到“中堂”的距离,即房子的宽度)。
他的房子是9米进深,客厅宽度8米。采用横墙承重方案,4米跨度的预制板。但
是9米跨度的主梁,梁下不但没有“梁托”,而且梁的边缘距离门洞的边缘在水
平上几乎只有20公分的距离,在高度上,也只有半米的距离,1米2的门洞没有过
梁,直接采用砖砌。所以,想都不用想,不到1年,就从梁端发展了一条直达门
洞角的裂缝!9米跨度的主梁,他以前从来没做过。于是也不放心,加大梁高,
增加配筋数量和直径。但是不幸的是,4根直径22毫米的钢筋净距离太小,又因
为我们村没有三相380伏特的电力,没有采用机械振捣,只采用了人工振捣,混
凝土的坍落度、水灰比等指标可能也不合适(他们搅拌混凝土绝对不会有水灰比
的概念),混凝土的石子无法穿过钢筋间隙,造成很多主受力钢筋外露,而第二
排钢筋又被他配在中性轴的位置,对正截面抗弯完全不起作用。箍筋采用直径为
6的钢筋,且间距达到40公分以上。可见,箍筋配筋相当不足,而由于混凝土密
实性不足,屋面又没做好防水,梁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钢筋锈蚀严重。更要命的
是,前面的走廊,预制楼板直接放在1米2长的悬臂梁上。而变截面的悬臂梁梁高
不足,混凝土密实度又不够,负弯矩的钢筋又严重不足(只有2根直径为10的钢
筋),他自己也害怕,于是在预制板上面又浇筑了4-10公分厚度的碎石混凝土。
实际上,这一措施,起反作用——因为碎石混凝土层的存在增加了重量,但是对
负弯矩的抵抗能力没有一点增加(这需要工程力学和混凝土结构学方面的知识才
能理解),然后他又对梁进行加固,在跨中增加一个砖头砌筑的柱子,把9米跨
度的梁变成一个4米5跨度的两跨连续梁。学过力学的人都知道,如果梁不发生一
定的挠度,他后期砌筑的柱子不受力。假设梁发生大挠度,但是这样在柱子上面
会产生负弯矩,而他的梁在上层只有2根很细的架立钢筋,根本没有主受力钢筋,
所以主梁如果真的产生大挠度以后,柱子顶部位置,梁肯定会裂。还有一大堆其
他问题。这就是一个接受过高中教育,有多年工程队经验的农村建筑包工头的水
平。所以可想而知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设计的,由这些包工头和农民设计建造的房
子,安全性如何。

  最差的就是学校建筑。这又由多种原因决定。

  首先资金不足。在贫困山区的学校,教育拨款很少,又不能象城市学校那样
可以收取大额度的各种借读费等费用,所以资金十分紧张。在建造过程中,再加
上政府部门主管官员,教育局主管官员,学校主管官员,包工头等层层剥削,可
以想象最后能花费在教学楼上的钱还能有多少。

  当一个地区抗震设防等级提高以后,政府部门,重要的企业等都会对房屋进
行鉴定、加固。但是这些学校,70年代设计建造的房子也不会有人管。所以,学
校的老房子设防不足,学校的新房子偷工减料。学校的房子没几个好的。从大量
的描述和照片上可以看到,发生整体垮塌,伤亡最大的,都是采用预制板的教学
楼。预制板建造方便,省钱,平时使用也没大问题,但是对抗震十分不利!我简
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用四个砖头在桌子上围成一个边框,上面放一个小石板,
小石板的两端分别压在两侧的砖头上(前后的砖头仅仅起到围护作用),这个时
候你前后摇晃桌子,你会发现,不那么容易把这个简易的房子摇倒塌。但是你再
试试左右摇晃,保证稍稍一用力,被承受小石板重量的左右两个砖头就剧烈摇晃
起来。要是你摇晃的频率恰好接近它自己的自振频率,则很快就倒塌了。这个时
候虽然前后两个砖头不容易晃动,但是它“帮不上忙”。从这个小实验中可以看
到——墙体被横着摇晃的时候,如果上面再有大的质量,很容易倒塌。但是如果
是顺着墙的平面内晃动,则不容易倒塌。在工程力学上,这叫做“平面内刚度远
远大于出平面刚度”。而如果是采用半框架结构,现浇板作为楼板,则相当于用
胶水把小石板的四周与四个砖头都粘接上。这样无论从哪个方向摇晃,四个砖头
都能起到作用。总有一个方向的砖头能起到强大的作用(面内刚度大)。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灾区有的房子不倒塌有的倒塌了,这不仅仅取决于房子的质量,也跟
房子的朝向、承重方案等有关,非专业人士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所以仅仅根据
房子是否倒塌就直接下武断的论断说没倒塌的房子好,倒塌的房子都差,是不严
谨的。

  而对于框架结构,则墙体全部是起围护作用(尽管也对抗震起很多作用,但
是在结构计算分析中都忽略,这样使得结果更偏向安全),所以框架结构的房子,
窗户大开间大,完全不是伤亡惨重的理由。网上有关于抗震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周锡元院士(说起来还是我的师叔呢)的采访,认为“学校校舍的抗震设计是
世界性难题”,我认为很可能是记者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他的原意的。如果他
的原话真的那么说的,真的是那样的观点,那也太无耻了。因为一个合格的土木
工程的本科生都不会那么低水准的。校舍由于开间大、窗户多等因素,确实对抗
震不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在技术上设计不出来能抵抗高烈度地震的教学楼!这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很多幸存者的描述来看,大部分造成重大伤亡的教学楼都是脆性破坏,在
地震开始的数十秒甚至数秒就倒塌了。并且一旦倒塌,就是粉碎性的倒塌,很难
给幸存者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经过正规抗震设计的建筑结构,就是最终倒塌,也
绝对不会是如此快速的脆性破坏。退一万步,就是倒塌的时候人还没来得及跑,
经过良好抗震设计的建筑结构,其倒塌后也不是如此彻底的倒塌,而仅仅是关键
部分的损坏造成的整体侧倾,底层框架柱屈曲等形态的破坏,能保证尚未逃生的
大部分人都能有生存空间。

  所以,如此重大的伤亡,房屋结构的抗震设防不足,施工质量不好等因素是
主要因素,急于用震级过高来辩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地震正常,
高烈度地区的建筑物发生大面积倒塌也正常,但是如此动辄在地震来临瞬间就彻
底崩溃,把数百上千人活埋,整个建筑变成活地狱式的倒塌,是无论如何辩解,
也是洗刷不了清白的。

  所以,震区应该加强地震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抗震相关法规的建立和政府
监管的力度!所有新建住宅都纳入建设局的管理之中,建设局切实服务好,提供
一些常规结构农村房屋结构的标准图纸,对建房技术人员实行签字负责制度,并
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实行农村房屋建设市场持证上岗。当然,不要又把这些搞成
药监局那样的花钱买证。二是不收费进行服务,经费由政府专向拨款。

  4、 地震烈度来描述建筑质量不合理:

  目前描述地震有两个重要参数,一个是里氏震级,一个是烈度(中国地震烈
度表http://www.hnccic.com/Web/HTML/oftendata/cysj13.html)。前者是地震
中释放总能量的度量,后者是地震破坏程度的度量,很多普通人对这两个概念区
分不开。一个同样震级的地震,其断裂模式不同,震源深浅不同,不同的震中距,
则烈度也不同。甚至范围很小的地方,由于地质条件不同,也会形成显著的差异。
例如一般孤立山头上烈度会大一些,沉积盆地由于松软土层的滤波、放大作用,
也会造成烈度增加。

  目前描述地震的破坏程度和某个场地的地震剧烈程度,主要依靠这个描述性
指标——烈度。抗震设防也是使用烈度,同时与超越概率以及峰值加速度等关联
起来。譬如平时所通俗说的抗震设防要“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这
个小、中、大的分界,就由两级烈度来区分:低于设防烈度的,就叫做小震,介
于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之间的,叫做中震,超过罕遇地震的,叫做大震。而
“频遇”、“罕遇”的区分,又是由超越概率来决定。各地区的抗震设防标准,
最后与烈度相对应,具体在做抗震计算的时候,又与峰值加速度关联。因此,烈
度相当于是一个过渡量。烈度作为一个描述性指标,无法直接运用来指导抗震设
计,真正的抗震设计,还是使用峰值加速度和一些代表性的地震记录作为计算依
据。而最要命的是,当一个地区的建筑设防采用烈度这一概念,同时,又采用该
地区的建筑的损毁状况作为评价一个地区地震烈度的描述指标,因此构成一个逻
辑上的循环。是极其不合理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甲、乙两地的地质状况、地震加速度谱等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这
是不可能的,我们姑且做这个思想试验)。同时两地又采用同一套图纸建造了一
批房子,但是甲地的房子没偷工减料,建造质量很好,乙地偷工减料很严重,房
屋质量比较差。自然地震过后,甲地的房子受损少,乙地房子受损严重。于是灾
后调查的时候,专家根据烈度的描述性指标,就会说“甲地房屋的损毁比较比较
小,烈度较小仅有6 -7度,乙地经过抗震设计的房子多数倒塌,烈度达到9-10度”
然后,乙地房屋的建筑商就会以乙地烈度比甲地高为依据,来为他们的房子损毁
严重辩解:“我们这里的烈度达到9-10度,而我们的设防仅仅是7度,所以大部
分房子损坏了!房子倒塌并非因为我们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烈度超过我们的设防
烈度”!而为什么乙地烈度会比甲地高,专家学者们又会找出一大堆专业的理由,
普通百姓自然是不懂!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烈度这个描述指标,是不适宜作为地区抗震
规划时作为设防的指标量的!而仅仅适合用来作为灾后损失估计的量(不管你房
子的设防是什么样的,根据房屋受损比例和严重状况,加上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参
数,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灾害损失)。我多次跟相关研究人员辩论,希望改变这
一现状,免得烈度这个描述性指标成为不法建筑商的庇护伞!

  烈度这个指标,在真正的抗震设计上并没有直接作为设计依据(目前一般性
的结构设计,仅仅考虑一个等级的峰值加速度作为地震力的计算指标,同时,在
概念上,进行各种有利于抗震的细节设计及构造设计;重大结构则采用若干条与
场地类型匹配的地震加速度记录时程曲线,进行时程分析。特别重要的结构,采
用基础隔震、耗能减震及主动控制及半主动控制等相关措施),但是在设防上,
却作为设防分级标准,是极其没道理的!

  5、 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远远超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
上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现在官方也都尤抱琵琶半遮面
地承认这一尽人皆知的现实。这次地震灾害中,受灾最严重的人往往是最弱势的
群体:学生、穷人、农民、小城镇的贫民窟等。用数以万计的性命来作为这个畸
形经济的注脚,是否太残酷了点?

  6、 对地震灾害的重视程度不够、规划不合理:

  这次地震灾害中,有一些例子值得重视。一是一些化工厂的化学物品发生泄
漏。化工厂的抗震设防应该更加重视,因为化工厂破坏可能引起更大的次生灾害。
一些重要的化工厂不应该修建在地震危险地带。特殊行业的厂房建设之前应该进
行地震危险性分析。但是这次地震中,还是很多化工厂倒塌,发生一定规模的化
学物品泄漏。目前还没有透明可靠的数字,不知道对环境和周围人口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

  著名的剑南春酒厂,储存陈酒的库房遭到毁灭性破坏,损失惨重。这些都是
鲜活的例子。其实,按照道理,陈酒的库房应该进行特殊的抗震设计的,譬如进
行基础隔震等特殊的措施,可以保证就是把大地震翻过来,酒坛子都不会坏一个。

  7、 赈灾善款的使用透明度:

  网上有文章说,03年北部某省,国家发改委给了5900万的赈灾款,到省级政
府后,就截留了4700多万,发了1100多万给市,市政府则又截留1000万,给100
万给民政局,民政局则再次截留50万,发放50万赈灾款,而这50万,也是由关系
有路子的,真正没点关系的灾民,几乎都没得到一分钱。老百姓到省里去告(可
能以为仅仅是下级地方政府有问题吧),结果省政府高度紧张,把这些告状的劳
教了。

  最近网易低调发布消息,说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截至某日以后的善
款将由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来接受。原因就是红十字会不原意接受监督。这些有
很强的官方背景的各种慈善组织,总是让人不放心。缺乏透明度,善款很容易被
挪用甚至贪污!

  国家审计署审计车辆强险时发现,车辆的强险,理赔的花销仅仅占保险费的
不到一半,收的保险费大部分都被掌管这个庞大基金的人员以各种名义花费了。
譬如工资、福利、办公楼房会馆等等,且完全是不透明的。

  同样,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官员们能有一颗慈
善的心。

  这次地震,是个鲜活的教材。如果不认真反思,认真总结,并迅速落到实处,
10年之内,我国还会有无辜的性命牺牲在地震灾害中。实际上,我对此并没有太
大的希望。因为从建国后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地震也数十次了。多一道练习题,
我不认为成绩就一下子有多大的提高。要不了多久,照旧歌舞升平!

  此文恰于地震7天整默哀的鸣笛响起之时写成,谨以此文表达对不幸遇难同
胞的深切的同情,并勉励幸存的同胞们走出心理阴影,共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
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Parkfield 2004: late result) Implications for 
prediction and hazard assessment from the 2004 Parkfield earthquake. 
Nature 437: 7061 13 October 2005

(XYS20080519)



2008-05-20 11:12:51

主题: 韩人以德报恶
在首尔被中国留学生殴打的那个韩国人捐款10万韩币

上次在首尔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那位被中国留学生殴打的戴眼镜的49岁韩国人,腰伤还
没好,听到汶川地震后,16日,他用手支撑着腰部,去了中国大使馆,向汶川地震灾区
捐助了10万韩币。

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0805170250055&code=940100


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0805170250055&code=940100


성화봉송때 폭행당한 시민 中에 구호성금 전달 
입력: 2008년 05월 17일 02:50:05 
  
ㆍ“감동을 안기는 것이 진짜 이기는 것”

지난달 27일 베이징 올림픽 성화봉송 행사때 중국인 유학생들에게 폭행을 당한 시민이 중국 지진 피해를 돕는 성금과 자원봉사대 모집에 발벗고 나섰다. 

 
 
16일 서울 효자동 주한 중국대사관을 찾은 박철훈씨(49·유통업·사진). 그는 “그저 작은 성의”라며 대사관 측에 중국 지진 구호성금 10만원을 전했다. 성화봉송때 당한 허리 부상이 완치되지 않아 한 손으로 허리를 짚고 걸었다.

박씨는 대사관 직원들에게 “시급한 것은 엄청난 재앙속의 현지 사람들을 돕는 것”이라며 “내가 당한 폭행사건의 진상규명과 피해보상은 그 다음의 문제”라고 말했다.

박씨는 인터넷 포털과 자신의 블로그 등에 중국 지진피해 복구를 위한 성금 모금과 현지 자원봉사를 촉구하는 글을 올리고 있다. 그는 “성화봉송 후 인터넷 일각에서 ‘중국인 척살’이란 자극적 표현까지 쓰고 있는 것은 잘못”이라며 “정녕 이겨야겠다면 차라리 도움의 손길을 보내 감동을 안기는 것이 진정으로 이기는 것”이라고 밝혔다.

청소기 유통업체를 운영하는 박씨는 ‘아파트값 거품빼기 운동’ 등에 참여하며 사회적 약자의 인권 문제와 더불어 사는 법에 대한 고민을 키워왔다고 말했다.

성화봉송 때도 현장을 지나다 티베트 인권단체쪽에서 ‘프리 티베트’라고 적힌 유인물을 줘서 받았는데 이를 본 중국인 유학생들이 쫓아와 폭행했다고 당시를 돌이켰다. 박씨는 대사관 측에 “가해 학생들이 찾아와 진심어린 사과를 한다면 그들의 선처를 위해 노력하겠다”는 뜻도 전했다. 

펭춘타이 중국대사관 참사관은 “그저 고맙다는 말씀밖에 할 말이 없다”며 “보여주신 귀한 성금과 선의를 토대로 하루빨리 지진 피해를 복구하겠다”고 말했다. 그는 “정확한 폭력 피해상황 집계를 못내 박 선생님의 피해는 미처 모르고 있었다. 이제라도 위로의 말씀을 드린다”고 사과했다.

<장관순기자>
- 내손안의 모바일 경향 “상상” 1223+NATE -



2008-05-19 22:39:51

主题: 震灾期间世界上最愚蠢的喉舌主播和记者的言行汇集
震灾期间世界上最愚蠢的喉舌主播和记者的言行汇集


这样的新闻不如不看!!(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19 17:20:14 2008)

某些中国新闻界从业人员在地震救灾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营救员决定先行营救中年妇女,医生为其输液,喂水。
貌似有个营救员挡住了摄像机位,cctv女主持对营救员说:“你让让好不好,我们先拍
。”
大家都说救人要紧。
cctv女主持:“只要5分钟就好。”
(遇难者上方有一块板,随时有可能垮塌)
营救员说:“我们把这个搬开。”
cctv女主持:“不用,就保持那样别动。”
cctv女主持继续播报。
那位老人一直痛苦呻吟,大家劝老人不要发出声音,保留体力。
cctv女主持又犯贱:“在我们的下方还掩埋着一位老大爷,一直发出呻吟,我们现在试
试把话筒放下去看能不能听见老人的声音。”
cctv女主持喊,“大爷,能听见吗?大爷?说说话。”
大爷又发出了呻吟声。
(为了追求效果,逼人说话。)
还能说什么呢,可能电视画面很感人,但是实际上是建立在可能害别人丢掉生命之上的。
最后,女性得救,但是下半身残废了,可能就是因为被压的太久
大爷在营救员快挖到他的时候死掉了,可能就是因为少了一些体力。
还能说什么呢?
cctv就这样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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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一名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为什么?因为
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俄罗斯队员然后把门关上,记者又冲了进去。
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无知的强
行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
“你把我搞脏了!”
徐波不立即退出,还是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耽误医生
重新消毒的时间,以及病人的手术时间。
飞机上,记者还要和被压125小时的蒋雨航对话,真是让人昏死。
被埋了几十上百小时,伤员已经很虚弱了,无良的记者们还要追着左问右问,难道是想
耗尽伤员们最后一丝能量?
要镜头画面效果,不顾人性道德的记者们,请离幸存者远点!
请不要再问幸存者的感受如何这样加深心灵痛苦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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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民警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男记者冷漠的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
作?最后丧心病狂的问:“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
己的父母和女儿?”
女民警悲伤的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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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台女记者
她采访一个男孩,他哥哥压在废墟里的,问男孩,哥哥还会回来吗?男孩答“会回来”
,她还追问:“说实话”。kao,非要人家哭着说哥哥死了回不来了才高兴么?怎么有
这么冷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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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电视台记者
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 身体已经严重虚弱 记者却不停的和他说话
为了配合直播 还居然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他说话
记者的煽情 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
当救出他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最后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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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台记者
问一个被压着的男子:\"你是哪点遭压到了呢?\"
被压男子:\"全身都遭压到了.\"(只露出个头)
记者:\"那么你现在还能呼吸不呢?\"(毛了! 不能呼吸了你在和鬼大爷说话呀?)
男子:\"还能微弱呼吸, . 你快点喊人来救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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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台记者
一个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家长收到保险公司3w死亡赔款,一***记者去问别人收到赔款心
情如何,高兴不?
另外一个老太平房倒塌,收到保险公司500元赔款,那个***记者又去问别人这笔钱作用
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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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卫视
人家都说了只有一个妈妈了 不知道情况
她还一直问为什么往回走 去干什么 知不知道有危险 是不是担心妈妈 妈妈多大年纪
人家都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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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电视台SCTV-4记者
为了抢新闻,简直是不择手段了:打搅伤员的救治,打搅抢险的进行,哪他们都要插上
一杠子,又帮不上忙,还老坐直升机,占用有限的空间。我非常讨厌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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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记者问挖掘者 你现在挖出一个人来了 是什么感受
结果那个人悲恸地说 还是不要讲了 因为,因为……(已经遇难)
记者到处问“你是什么感受” 是不是太无聊了
能救出活的当然是高兴狂喜 救出来却没能活的肯定是难受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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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重庆的4口人自发开着车子赶到灾区送些吃的,记者就在那里问啊问的,最后一个
问题竟然问:“你觉得他们需要这些吃的吗??重庆市民给白痴问题给问楞住了,隔了
几秒钟才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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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电视台女主持
问两个小姐妹感受,人家就说希望能见到爸爸妈妈,那***女人居然问“如果你爸爸妈
妈已经不在了你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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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9 16:38:06

主题: 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再斥中国地震局说谎
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再斥中国地震局说谎 

朱健国(广东) 


央视帮助陈一文批评中国地震局 

“汶川5、12大地震”到底事前有没有人预报?中国地震局负责人近日对媒体的说法是,既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怒斥中国地震局此言为谎言,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明确说:“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8年5月18日15时许,陈一文在通过电话向笔者说明有关背景后,又传来了一段简明的备忘录。 

5月14日,中央电视台CCTV9频道英语节目有一个讨论“汶川5、12大地震”的嘉宾访谈节目,在有关专家涉及到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是否有个责任问题时,主持人杨瑞说,我们现在联线一位权威人物就此发表意见,他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于是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6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2008年5月3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但是,这些严肃科学的预报一再泥牛入海无回音,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与中国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们从来没有就预报访问过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地震预测的工作。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谎言。 

尽管当天晚上央视重播这个节目时,因压力将陈一文上述意见删除,但是由于当时的节目是实播,陈一文关于“中国地震局对汶川5、12大地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信息已通过央视揭露于全世界!陈一文至今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符合“科学发展观”。陈一文补充说,与“汶川5、12大地震”的实际震中相比,他们的预报在经度上只相差一度,基本准确。陈一文欢迎各媒体和网站转载他的观点——《陈一文顾问网站》(http://cheniwan.sea3000.net)上的《地震预测》专栏与《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专栏中,有他对中国地震局的所作所为有大量评论与附录。 

据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拥有曾准确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的一批着名专家,如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和地震预测专家孙威等。 

陈一文是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 

陈一文困惑的是,他不仅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而且出身名门,乃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周恩来、宋庆龄、康克清当年或给他亲笔写信,或当面鼓励他积极为建设新中国建言献策,为什么今日竟然不能将事关千万人民生命的地震预报上达主管部门? 陈一文虽然属于英籍犹太人(母亲为犹太人,亦可称英籍犹太人,犹太人以母亲血缘为准),但对新中国感情深厚——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7年曾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举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合影;他虽然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新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近二十年来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 

民间业余地震预报研究者孙威被压制 

陈一文指出,民间业余地震研究专家孙威,数次准确预测地震,遭专业的人士和机构压制。 

1、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2、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3、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 

据陈一文了解,地震局某些漏报地震致灾后,或者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地震局至少数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目的是使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 

4、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 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 

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 

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已经多次抓住过的“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着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队人物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地震局系统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代表人物包括: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了“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但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也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认为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以及因而受到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后果,几十年来却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更为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二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掀起一个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热潮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汶川5、12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仍然拒绝反思,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着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可以说,只有在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汶川5、12大地震”悲剧才可能终结。唐山大地震的真正悲剧在于三十年拒绝反思地震预报中的思想专制——2006年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时,只知歌颂重建唐山的丰功伟绩,而毫不反思追究当年对科学预报的残酷压制——如果“汶川5、12大地震”仍然坚持唐山大地震预报中的思想专制,那么中国人民只有永远在唐山大地震悲剧之中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能否通过“汶川5、12大地震”的惊醒,迅速掀起一个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热潮,将地震预测中的专制者一并追究责任,由此追究“汶川5、12大地震”的压制科学预报的专制者?如是 ,中国人民可能会少受一点天灾人祸! 

2008年 5 月 18日于旅途



2008-05-19 16:28:49

主题: 新版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的新社会版!

 
送交者: 力刀 2008年5月19日08:37:43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2008-05-19 16:20:15

主题: 我要支援他们!
看到这幅照片令人眼热。

一个连站立都不能的乞讨儿童这样爬到灾区捐款处给出他那可怜的生活费用于灾区
人民。

与这个残疾孩子相比之下,中国那些为富不仁的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们是如此
渺小和可鄙!



2008-05-19 00:58:25

主题: ZT 是什么让俄罗斯救援队员如此愤怒??
ZT 是什么让俄罗斯救援队员如此愤怒??!!  

来源: 狠批自留地儿 于 08-05-18 04:57:36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一名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了一声。为什么?因为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俄罗斯队员然后把门关上,记者又冲了进去。

CCTV台记者许波在直播时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无知的强行对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采访,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他不立即退出,还是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耽误医生重新消毒的时间,以及病人的手术时间。

今天早上的节目飞机上的记者还要和伤员对话,真是让人昏死。

被埋了几十上百小时,一个个伤员已经很虚弱了,急需抢救,无良的记者们还要追着左问右问,难道是想耗尽伤员们最后一丝能量?

要镜头不要职业道德的记者们,请离幸存者滚远点!



2008-05-18 21:44:18

主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都江堰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都江堰

  少年的生命瞬间

  5月12日,星期一,刚刚立夏,以川西平原的天气来说,稍显闷热。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中午的作息时间是,1点40分学生到教室休息,到2点整,再活动一下,2点10分开始上课。也就是说,到地震爆发的2点28分,孩子们上了18分钟课。

  初中二年级八班第一节是语文课。杨琳同学今天感到很满意,因为老师一上来就抽了她回答问题,“背诵一段你认为最优美的阅读课文。”她准备了好久,可是,老师以前没有抽到她。

  “荷是一种有人性有灵性的植物。如雁排长空,鱼翔浅底,驼走沙漠,荷与碧水结不解之缘……今夜在如水的月华下,我在书桌上铺开绿色的稿纸,如同摊开一湖碧水,那荷则以诗的形状开在纸上,花蕊便成了诗眼……”杨琳喜欢这些句子。可是,她觉得她背的段落太少了,她珍惜老师抽她的机会,在“诗眼”那句后面临时加了些句子。这篇课文的名字叫《荷》,她喜欢。

  老师抽其他同学去了,她检查了一下自己在这一堂课的内容,想到下一节是英语课,她开始背英语单词。“各科老师都关心我,我的压力很大的。有一次,老师还说有人要送衣服给我。因为我家里贫困。”

  杨琳14岁,还有一个弟弟在同一个学校念初一。初一在另一栋房子上课,那一栋没有垮。杨琳5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去世。妈妈很劳累,患骨质增生,在成都打过工,后来到了青岛,继续供两个孩子上学。爷爷66岁,奶奶63岁,是两个孩子在家里的依靠。

  杨琳开始懂得生活的艰辛,性格独立,坚强而隐忍。她学业中上,但她愿意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她说,她到这里来读书,开始学校是不收她的。

  教室开始摇晃的时候,她没有回过神来。她能回想起那一刻教室里恐怖的尖叫,但她说她甚至没有感觉到害怕。当教室越来越剧烈地摇动时,她失去了控制力。在教室倾塌的时候,她已经被从第一排甩到了最后一排,她是从最后一排坠落在废墟中的。

  他们在三楼,教室最高一层。当尘埃初步落定,她被压在废墟里,伤势不重,横七竖八的建筑构件暂时稳定下来。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压在她的身上。在她的叙述中,地震发生过两次,教室“第二次”垮下来,她的臀部被重压,上面有了光线。但“第二次地震”应该是废墟里的引力作用。

  她不能计算在那里面的时间。她先后两次跟呼喊着寻找孩子的家长对上话。他们问,是不是某某,回答不是,别的孩子的爸妈就走过了。两次过后,杨琳说她不叫了。她有一只手能动,就拿砖头砸自己的额头,因为“砸昏了就不难受了”。旁边的男生叫她“不要做傻事”。不过,那只是一个瓦片似的水泥块,她没有昏过去,却感觉更加艰难。

  前面一个同学终于被家长救出去了。她寄希望于他们叫人来,可是,她不知道过了多久,没有人来。压着她的那位同学,曾经昏迷过去,又清醒过来。那位同学后来也被家长救了出去。她又在里面等,可是,他们又“忘记”了她。

  在等待中,她摸到一个同学的鞋,摸到她的腿脚,凉的。她能判断出是班上一位比较胖的女同学。

  她不再喊了,开始自救。她要在玻璃渣上面爬行。她略微借用了一下书本垫着,隔玻璃渣。她没有感觉到哪里痛,但是,她出来以后,遍体鳞伤。

  她不能判断时间。只知道爬出来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她看到花台,觉得有点怪异,这是一楼地面上的,而她没有走路,竟然下了楼。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背上她。下午第一节课听她背诵过美文《荷》的老师“扑过来”,抱住她,说,我叫了你跑的!她想,我在愣着背英语,没有听到。

  她被抬到一边放着,等待送医院。同学老师劝她不要哭。她说她是在傻笑。但是,当同学们说,她爷爷奶奶很担心她,她开始哭。

  都江堰的医院没有救治条件了,她被送到成都。整个楼道都是地震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初一的孩子,一直没有跟家人联系上。而他已经截掉了一段小腿。

  所幸她的骨骼未受重大伤害。63岁的外婆在护理她。妈妈还没有回来。她躺着,剧痛,不能坐不能撑,导尿。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用这样的话表达她的感受:“好后悔哟,不该爬出来!”

  当然,这只是一时的悲观,更多的时候,杨琳在向往未来。她在医院的病床上问道:学校八、九年级还会不会上课?她担心,如果不上课,她就会回到她弟弟的七年级去。这是她不愿意的。她一刻都不想在学校多耽搁,她说她要是考不上高中,立即就要去打工了。

  脆弱的教学楼

  聚源中学中尚不清楚有多少同学像杨琳这样,成为不幸中的幸存者。

  这是一所寄宿制初中。它是聚源镇资源最好的学校,在都江堰市经常得表扬,名声在外。在“5·12”大地震中,两栋三层的教学楼垮塌。杨琳所在的教室,是1980年代末的建筑,另一栋建于1992年。两栋坍塌的房子仅剩中间的楼梯间摇摇欲坠。而紧临楼梯间的教室,黑板是挂在墙上的。地震扫过,黑板以下的方位,齐刷刷地坍塌在地,让人可以想象出教室在地震中的垂直坠落。

  在这两栋房子里上课的,分别是该校初中八年级和九年级各9个班。每个班的学生平均在六十人左右。5月12日下午第一节,其中的两个班在楼外的操场上体育课,另有一个班在另一栋楼上微机课。这三个班得以全体幸免于难。

  在大楼将倾的时刻,到底有多少师生逃离,只有等到废墟被清理完毕后才能确认。可以确认的是,在底楼教师办公室的老师,得以逃脱,而5名或者6名正在上课的老师被掩埋。

  在从教师办公室逃离和上体育课的老师的描述中,楼房垮塌的速度很快,随之腾起巨大的灰尘,整个过程在一两分钟内完成。

  5月12日晚,都江堰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家长、搜救人员,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当晚,温家宝总理来到现场。雨持续不断,直到14日下午停息。校园操场一派泥泞,寻找孩子的家长被隔离在外,吊车、挖掘机,举着长肩。大量的民警、军人穿着雨靴裹着雨衣,一部分进行搜救,一部分站在警戒线边维持秩序。操场上准备了一堆门板,当军警人员抬着门板往操场外边跑出来,一些家长便跟随而去。救护车等候在现场,有生命特征的被送往成都。并不是很快就能认出是谁家的孩子,塑料布撑起的雨篷下,小小的尸体摆成一排。亲人往往跪下去抚哭自己的孩子,尖锐的哭声、清脆的鞭炮声和雨水声嘈杂在一起。

  搜救日夜不停地持续到14日上午,现场明显有腐尸的味道。搜救人员对记者表示,没有生还者了。挖掘机推倒了孤零零怪立着的楼梯间,轰鸣着进行清理式的挖掘。警戒线以外有家长失去控制,谋划冲进废墟地。在小小的对峙以后,即被获准。他们很快又转回颓然无力地痛哭。

  到本刊截稿时止,聚源中学的废墟基本清理完毕,一时未有伤亡人数的正式报告。

  已经发布的灾情报告表明,中小学是在“5·12”大地震中倒塌最多的公共建筑。在破坏最大的个别地区,各类房屋大部分倒塌,学校更难以幸免。在破坏相对较弱的地区,一般砖混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大部分没有倒塌,而学校的房屋则有相对更多的倒塌。

  北川是重灾区之一。北川中学的主体教学楼是一栋6层的建筑,在此次地震中完全坍塌,正在上课的学生大部分被掩埋。相隔约5米的一栋老旧的学校办公楼,则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墙体和建筑都比较完整。与坍塌的教学楼相隔约10米的两栋8层学生宿舍楼,也没有倒塌。

  媒体已经高度关注过的,在都江堰市区和城郊,除聚源中学以外,还有新建小学、向峨中学,分别出现毁灭性垮塌。另有一些学校,或因垮塌相对较轻,死伤人数相对较少,而没有成为新闻焦点。聚源镇除了中学,附近一所小学没有垮塌。学校后面的老街有瓦顶的旧房子被破坏。中学附近的民屋,多是三层,有的五六层,一般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成为危房,但基本没有垮塌。在去聚源镇的路边,木瓦结构的房子也有安然无恙的。

  新建小学位于市区,由两座平房和一栋四层教学楼组成。两座平房基本完好,楼房经过地震后,残留约四分之一楼体。向峨中学属都江堰市蒲阳镇,四层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完全坍塌,400多名学生和教师埋在了废墟里。新建小学地震当天有680名学生在校,震后初步清点,撤离到操场的学生有350人。5月 13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建小学察看灾情,非常动情。

  他们的亲人在震中受伤,失踪,或者离开

  本刊记者 安库雷 郑廷鑫

  杜江波

  事发后三天,72小时黄金窗口仍未关闭,百度北川吧内最多的帖子是在寻人。一个名为《知道北川情况或者是从北川过来的人帮帮忙啊!!!救命!!》的帖子,已经有了118条回复。

  5月14日晚上9点20分,杜江波在第90个回复中写道:寻找在北川县医院的大姑妈:杨文松,大哥:董兵(新华书店)三哥:董青 四姐:董敏(县医院) 在地震过后就和我的亲人们失去了联系,他们的手机一直打不通,如果有知道他们情况的请和我联系,在这里先谢谢了!

  15日早上,他开车从成都直奔绵阳寻亲,在那里的九州体育馆里,临时安置着从北川下来的灾民。路途很顺,只花了一个多小时,但当他到达九州体育馆时,立刻傻了眼。“几万人,体育馆全满了。”

  从早上到下午,他举着从成都带来的写有亲人名字的牌子,在几万人组成的人海里面不停地绕圈,问人,再绕圈,再问人,体育馆为灾民提供了方便面和馒头,还有人在煮粥分给大家喝,直到下午两点,杜江波和同来的几个朋友并没有来得及吃一口饭。他听到下来的人说,县医院没了,里面的人可能一个也没跑出来——那里有他的四姐。他于是挨个问,新华书店怎么样,XX怎么样,XX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几乎绝望地得出结论,可能7位亲人(4个大人3个孩子)只有1 人生还。

  体育馆里的大喇叭不停地响着,杜看到,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牌子,只是碰到一个人就问。

  谢小妹

  北川人谢小妹在自贡一所大学念大二,母亲在成都打工,这让母女二人躲过了那场惊世浩劫,但是她们所有的亲属都还在北川,迄今没有任何音讯。

  母亲在事发后即启程去北川寻亲,两天前到了绵阳。在成都的小灵通到了外地无法使用,只能在绵阳街头的公用电话亭给谢小妹打电话。

  最新的消息是,母亲明天早上要走着回北川。谢小妹对绵阳和北川之间的路并不陌生。“公路没法走,就翻山。”她记得有一座“好翻的山”,但是又听说那座山也崩了——15日来自遥感方面的信息是,北川的地表损坏程度甚至超过汶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幼小而颤抖,随时都可能哭出来。

  车琳

  车琳是北川县漩平镇人,20岁,和堂妹一起在东莞打工。打工三年,去年回过一次家。她这几天经常到网吧上网看新闻,但是大部分关于北川的新闻都是北川县城的,离开这么久,她看着已经有点陌生,她更想知道镇上的情况:

  我最想知道的是漩平中学怎么样了,我的亲妹妹在那里读初一,中学在镇上,从那里到我们家走路要一个多小时,所以她住校。我最担心我妹妹,因为我打电话问了一些同学,他们说有人从我们镇上逃出来,带出来的消息是山体滑坡堵住了河水,然后镇上很多房子被水淹。我家是在半山腰上,我想不会被淹到,爸爸妈妈他们应该已经躲到山上去了吧?

  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打不通,有的手机是关机的。我们那个镇上很多人出来打工,留下来的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正在上学的。主管不让我回去,说现在回去不安全。

  刘干

  打通在重庆工作的刘干的电话,听到的彩铃是“防震知识手机播报”。

  我家是在北川的通口镇。我哥我姐就在镇上住,父母住在乡下的村庄。老家那边比较穷,一直靠国家的资助。家里以前是在山地上种苞谷,后来退耕还林,主要以种树为主,收入也不多。那边大多数普通的群众都出来打工了,还在当地的大多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壮年男人出来后,留下来的主要是老人、女人和小孩。

  从到自贡读大学开始出来,我离开北川已经17年了。之前一般每年回去一次。今年过年因为工作紧张就没回去。地震的头一天晚上,我还给父母打电话,因为刚刚给他们寄了几百块钱生活费。当时还跟两个在当地的老同学打了电话,都是和往常一样的问候一下,很普通的通话。谁都想不到第二天会发生这个大的地震。

  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工厂的车间里面,发现吊着的灯具都在摇摆,我在公司做技术管理,所以就赶紧疏散工人到楼下空旷的地方。站在空旷的地上,还能感觉到地在波动。一个小时后就知道震中在老家,马上联系家里,一直到晚上12点才打通我姐的电话,知道父母和姑嫂的情况,挂断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他们的电话了。

  家里情况还好,只是有些房屋垮塌了,不过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大问题,受了一点伤,但人还在就是好事。

  亲戚那边,现在已经确认有一个16岁的侄儿去世。在北川中学读高二,学校垮塌了,我姑姑到北川中学找人,看到儿子的尸体。

  北川受灾最严重的是在城区,城区后面的山垮塌了,老城基本都没了。我舅舅住在城区附近,至今没有消息。我是在北川中学读的高中,以前老同学就有二三十个在城区的机关工作,地税局、交警、法院都有,现在一个都没联系上。

  这几天一直打电话,在绵阳的同学都有亲人在地震里去世了,也不好说太多,大家都处于悲痛的情绪里,只能为他们祈祷。

  贾学强

  郭群仙是汶川县映秀中学食堂的厨师。地震发生后,她在拉萨的电信公司上班的丈夫贾学强如今归心似箭。不过当地通四川的飞机停飞,火车停开,这让他越来越焦躁不安。

  现在我想知道汶川地区抢险救灾指挥中心的电话号码,想问问他们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我也是在电信部门工作的,周围不少同事都是汶川人,如果需要我们,肯定会回去的。

  我老婆昨天被军队救出来,现在在成都的武警医院。今天上午她借别人的手机打过来,幸好情况不是很严重,脚被压伤了。电话打通后,大家心情都比较激动,她只告诉我,她现在没事,报个平安,其他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老家就在映秀镇,幸亏父母、孩子也都没事。周围的老乡大多数和家里联系上了,80%的家人都很好,联系不上的可能就没办法了。

  吴传平

  我家在北川县曲山镇曹山村,父母都在那里,我1997年到青岛服兵役,在这里待了11年。12日下午5点,我刚开完会,一个老乡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家乡地震。然后就一直在打电话,联系父母不上,就挨个找回乡的战友,包括我带过的兵,全都联系不上。

  今天凌晨1点,我还在百度上发帖寻亲,没想到下午1点20分,父亲就打电话来了。他说他们幸存的三四个人,一直在自救,到处都是滑坡,他们在山脚下根本没信号,就往山上走,走了三天三夜,下午刚刚到山顶,发现有信号了,就立刻打电话报平安。我和父亲通话时,听到了母亲在旁边说话的声音,知道她也平安。但是电话只打了一分多钟,他们的手机就没电了,没法再联系上。

  更多的人

  老家在茂县,现在成都市温江区第五人民医院上班的李涵,5月12日,她的父母从汶川县水磨镇开车回茂县,大约到汶川的时候,地震发生了。

  如今三天过去了,父母至今没有任何消息。15日上午,她随着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前往汶川,截至本刊发稿时,依然在路上,不知何时能够到达汶川。

  对于人在重庆的小魏来说,北川是没有概念的,他只知道父亲魏其波在北川县小寨子沟附近的一个度假山庄工作。山庄类似度假村,是他的一家亲戚开的。地震发生后,他也到处发帖,希望有人看到并告诉他消息。

  15日早上,他的亲戚辗转得到一个消息:山庄中有一个人跑出来通信,说大家都还安全,只是缺吃的。

  2008年5月14日19:40,有人在北川贴吧发帖:刚刚从我妈那得到消息,我妹妹(北川中学高一学生)没有了,我哭了很久,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恨自己为什么以前不对她好一点,现在她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真后悔。希望大家祝福她在天堂过得好。点开她妹妹的QQ空间,名字叫:离开。

  (实习记者李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亲历陕西略阳地震

  虽然不是震中,但人们的生活已完全被地震改变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陕西略阳

  当我正在网吧写这个稿子的时候,电脑摇晃了几下,网吧里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人们带着惊慌而警惕的眼神往外挤。我拿起脚下的行李,穿着邋遢,一头篷发,跟着人群往外挤。突然,又平静下来,人群回到自己的位置。

  我看了看时间,快到5月13日下午3点,地震打扰这个城市已经24小时了。这个距离四川绵阳341公里,距离成都454公里的陕西南部的小县城,虽然不是震中,但人们的生活已完全被地震改变。

  地震来了

  12日下午2时27分,我刚接完编辑的电话,另外一个电话打进来,当地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关于我正在略阳调查的一个案子的关键细节,我拿起笔和便签纸,一边听电话一边记录。

  这时,宾馆的桌子晃动了几下,我以为是自己头晕了——前天晚上只吃了馒头,昨天中午和晚饭都是带了个汉堡包在车上。接下来晃动更厉害,我们同时意识到可能是地震,我说:是不是地震来了。话刚落下,也不记得对方说了什么,就拿起采访本和相机包往外冲。

  人群已经混乱起来,摇晃的楼梯上往下奔跑着混乱的人群,一些墙壁的砖块已经掉落。

  下楼后,冲到广场,地仍然在动,花草的叶子在颤抖,人群也在颤抖。许多人手按着胸部,惊魂未定。一个老人,僵硬的脸上毫无表情,被背到广场中,一个妇女跟在后面,头发上还没有捋去灰屑,一边哭一边说着什么。

  几乎所有的人都拿出手机,给亲人电话或短信,结果都是一样:电话打不出,短信也发不出。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也一样,我的第一条短信发给编辑:“我这发地震了。”一个小时后,这个信息才发出。

  我开始用手机摄像、拍照,游走在迷茫而无助的人群中。一些老的房屋,或是建筑结构是两座连在一起的,明显的裂痕已经可以看到,花盆从楼上砸下来,玻璃也坠落而下。

  在医院门口,病人被裹着布用担架抬出来。一位差点被玻璃砸中的女人向丈夫诉说着刚才的危险。路边,小孩子紧抱住大人。

  地震持续了约2分钟,县城的街道开始拥堵起来,汽车也被开到远离建筑物的广场和街道上。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紫色的保暖内衣就跑了出来。

  人们依旧无助、迷茫、焦虑,手机的信号依然不通。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回忆刚才惊险的一幕——这成了他们今天生活的主题,从这时到晚上,这里的人见到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那一刻正在做的事向人分享,不厌其烦地诉说。

  一个36岁的本地人说,他4岁的时候发过地震——那是受唐山地震影响的小地震,当时有大人抱着,一点也不知道危险。一位卖古玩的老人地震发生时就在空旷的广场边,他不用跑,在人群中,他故作镇定地说:地震、天震,我都不怕。

  但墙壁上增多的讣告让这些故作镇定的人也不得不变得恐惧。

  惊慌小城

  所有的人都没有上班,虽然政府并没有声明放假。他们也不敢回家,因为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来。

  下午太阳很大,他们坐在广场的树荫下,嘉陵江边上,还有些人跑到干涸的河床上。有手机的都把手机拿在手里,但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发送一条短信则需要很长时间。

  这可能是场持久战,谁也不知道到多久。靠近路边的杂货店老板飞快地跑进店,拖出一箱水,卖给路人。嘉陵大酒店客房部经理拿出了发票和零钞,在广场上办理退房手续。

  “火车停了。”这个消息开始传播出来。 “晚上8点还有地震”,“凌晨4点到早晨8点”,小道消息在传播。

  我得到第一个外来消息是在15点18分,“大地震了。西南地区。”一个浙江的朋友发信息告诉我。但地震到底有多大,我仍然不知道。

  最先开始准备夜间露宿的是略阳协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下午三四点,他们把病床放到广场上。随后,人们拿着凉席和被子慢慢占满了嘉陵广场、中心广场,县城公园。

  我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寻找食物,许多店铺已经关门,我转了几条巷子看到有两家粉皮店挤满了,我于是也挤进去要了最后一碗粉皮——凉拌的。和平时价格一样:3元。后来的人络绎不绝,但粉皮已经没有了。

  凌晨3点多,我转遍了县城还在开业的杂货店,才发现原来牛肉干及火腿肠之类的东西早已经被抢购一空,我只得买了小孩吃的五毛钱一包的辣片吃——主要不是充饥,而是暖暖身子。

  晚上穿两件衣服仍显单薄,起了风更凉,有人裹了厚厚的棉衣。许多人全家挤在临时的地铺上,好一点的家庭还有小帐篷,有的挤在三轮小火车上,路边的汽车里也都发出呼噜声。

  对外地人来说,只有游走在街头,宾馆早已关门,政府反复强调不要进屋睡觉。一个来自广东,做汽车轮胎的业务员临时在这个小城下车,游荡了一晚上,天刚亮,他就去火车站问票,结果是全线停运。

  然后,余震来了,我正在发短信,人群又喊叫起来,所有躺着的人全站立起来,准备拔腿就跑,但地震马上就过去了。

  凌晨4点左右,地震再次来袭,县人大办公楼附近,一个中年妇女从被窝里钻出来,似醒非醒地往外蹿,结果摔倒在马路中间,差点被一辆经过的汽车撞着。

  县城有一座明清时代的古城门,当我10点多经过时,看到2张讣告,到12点左右就变成了3张,后来我陆续看到在县政府门口的墙壁上,法院旁边的墙壁上看到贴着几张不同姓名的讣告。

  我发信息告诉西安的记者,他回复说:略阳是陕西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死亡达十人。后来陆续反映的情况,死亡人数似乎不止这么多。

  这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

  政府救援

  政府的布告来得算是及时,在地震发生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即3时40分,我就看到一张“通告”贴在古城墙下:刚才突发地震,县委县政府已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相关部门正在抓紧落实相关措施。县委县政府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惊慌,撤离到安全地带做好自救。

  通告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的措施。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部门已经完全被动员到抗震救灾中来。

  逐渐地,警车开始在城区街道巡逻,警察也被分派到两个最重要的广场的各个关口。傍晚5点多,三辆橙红色的消防车也开到街头待命,消防员打开路边的水管接口,为消防车给水。

  印有“民政救灾”大字的蓝色帐篷也被扎起在县城的几个地方——县政协大院内、县政府大院内、嘉陵广场。第二天,中心广场也加了两座帐篷。两个高音喇叭接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地震直播节目——这被装在县公安局对面的小树林和嘉陵广场左侧。希望得到信息的人群聚在喇叭周围,认真听取来自中央的声音。

  有电视的地方就有人群聚集——家电修理部一台,嘉陵广场一台,温家宝总理在灾区的断壁残垣里拿着扩音器讲话,他的安全帽没戴好,随从人员在他头上按了一下。这个细节让现场紧张观看的人群轻松了片刻。

  当地政府的信息也通过高音喇叭传递出来。晚上6点,略阳县政府1号令被反复播放,宣布全县进入紧急状态。晚上9点半左右,略阳县政府2号令在广播中响起,大致内容是:所有居民不要进屋住宿、禁止哄抬物价、工矿企业和学校全部停工停课。晚上22点左右,一名警察拿着扩音器对广场上的人反复强调,当天晚上不要回家住宿。

  凌晨3点多,在县人大大院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几个部门的领导在开协调会,“你,和你,明天和我一起下乡。”“你给加油站打个电话,保证机关内部用油。”

  凌晨4点多,一群巡逻的警察从嘉陵广场走到中心广场,然后钻进警车休息了一会,早晨5点15分左右,天就亮了,一会,他们钻出警车。

  第二天上午,广场和街道已被清扫干净,一些人在广场搭建木屋,警察站在各个路口,他们都在准备一场持久战。

  灾后,心理不能成为废墟

  灾后心理危机的表现会在两三天内出现,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有可能在几个月后产生严重后果

  实习记者 何诺书 发自广州

  唐山大地震震后二十年,一批心理卫生工作者对当年的受灾人员进行心理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当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有些人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地震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一位经历了地震的老人现在几乎不敢面对雷雨天气,她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无法从丧子的悲痛和自责中解脱出来,逢人就诉说这段凄惨的回忆,地震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疤。

  针对这种后果严重的灾害心理危机,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灾后心理卫生的研究,而我国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较晚,研究程度相对较弱。

  2002年,北京市精神卫生灾后干预网络中心在北京安定医院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首家进行灾后心理干预和救助的专业中心。四川地震发生之后,医院和中心马上成立了灾后心理干预和救援队伍,于13日晚9点召开了战前动员会,第一批心理干预专家于一到两天内前往灾区。

  本刊专访了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师林涛医生,他曾参与胶济铁路事故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他的爱人就是即将前往地震灾区的第一批心理救援人员中的一员。

  回避不能解决问题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灾民在心理方面会有什么症状?

  林涛:面对重大灾害,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一般来说,有三种表现。一是抑郁型,即表现木讷,对外界环境无反应,退缩出社会现实;二是否认事实,这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他们往往难以接受亲人亡故的现实,不断要求继续抢救;还有兴奋型,主要表现为躁动,他们会一直大呼小叫,情绪激动,这是一种情感爆发。通常这些症状会在人们遭受灾害之后的两三天内出现,他们会反复回忆地震时的场景,这种闯入性回忆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会表现出焦虑、恐惧、内疚、抑郁等精神状态,某些严重的患者可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人物周刊:你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

  林涛:我们会首先进行一个集体晤谈,以小组形式将灾民集合起来,引导推动他们倾谈从感官获得的信息,谈谈他们在地震中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通常这些片段都是零碎的,这些零碎片段不断出现有可能对人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我们要给他们机会进行整合,让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在集体中大家可以相互支持、鼓励。

  人物周刊:这种时候要他们谈地震中的感受会不会产生更大的刺激?

  林涛:此时不谈反而会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回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过了这个时机,整合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除了晤谈之外,我们还会组织一些放松训练,从他们躯体和生理上的调节开始,为他们缓解失眠、噩梦等症状。

  心理干预需要协作

  人物周刊:你预计在这次可能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林涛:应该是协作问题。灾后心理干预和救援需要各方面,包括政府、灾民和当地其他救援组织的支持和配合。而且,在认识上,必须加强对心理干预和救援的重视。近几年来,人们对心理治疗的观念也有所改变,其中媒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物周刊: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灾民的抗拒?

  林涛:是的,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有些灾民可能会认为心理干预是没有用的,对我们的干预行为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心理干预和救援工作之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心理知识的宣传,必须先让他们接受,我们才能进行辅导,如果他们一直抱着抗拒的心态,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2002年河南洛阳大火后,曾经有心理干预专家组队前往灾区对受难者家属实施心理救援,但当地政府以给家属“添乱”为由拒绝他们实施心理救援,应该怎样争取政府的支持,怎样与他们沟通?

  林涛:当地政府可能不了解灾后心理干预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个渠道向他们宣传,让他们了解灾后心理卫生的基本知识。总的来说,政府对我们的工作是支持的,前段时间发生的胶济铁路事故,就是国家公安部邀请我们前往开展心理干预和救援的,由于得到各方面的配合,最后的效果很好。另外,关于“添乱”,其实是要求我们按照当时的救助程序行动,无论任何时候,生命的救援都是首要的,只有存活下来,才谈得上心理干预。

  人物周刊:地震中有数间学校倒塌,许多学生死亡或受伤,存活下来的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长,灾难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永久的阴影,你们是否有专门针对这些受灾青少年的救助措施?

  林涛: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但在组织形式上我们可能会尽量组织同班的学生一起接受干预,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一样的刺激,可以在他们一起分享经历和记忆、情感时进行治疗,同学相互之间的感情基础对治疗也有帮助。对孩子的心理干预要及时,因为有些孩子人格发展尚未健全,人格力量不够强,灾难会在他们记忆中留下很深的伤害,这种残留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人物周刊:心理救援人员是否也需要接受心理干预?

  林涛:凡是在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需要接受心理干预。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在搬运尸体后呕吐,亲眼目睹灾难中的种种惨状也会减弱他们的心理力量,接受干预是保持战斗力的要求。

  人物周刊:唐山大地震后,有些人至今无法摆脱心理阴影。对这种长期性的心理伤害,目前有没有针对性比较强的措施?

  林涛:一般来说,灾后心理危机的表现会在两三天内出现,但也有人情况比较特殊,他潜伏的心理危机会在半年、一年后爆发出来,对这种心理危机持续时间长的患者,我们会加强跟踪治疗。但由于地域上的阻碍,我们在北京,灾区在四川,长期性的治疗更多的要依靠当地的医护人员。

  链接

  1962年广东河源地震

  1962年 3月19日,广东河源发生6.1级地震,是中国第一个水库诱发地震。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

  1966年3月8日至29日,河北邢台连续发生多次6、7级地震,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伤。

  1970年云南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 15621人,伤残32431人,毁坏房屋338000余间,经济损失达38.4亿元,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

  1974年云南大关地震

  1974年5月11月,云南大关发生7.1级地震,有感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423人死亡,1600余人受伤。

  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由于及时预报和采取有力防震措施,地震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房屋,人员伤亡极大地减少,伤亡人员总数为29579人,占总人口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0.02%。

  1976年云南龙陵地震

  1976年5月29日22时,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震级7.4级。

  1976年河北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城市地震灾害。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重伤。

  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地震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之间发生7.2级地震。

  1988年澜沧、耿马地震

  1988年11月6日21时03分和21时15分,澜沧、耿马先后发生了7.6级和7.2级两次强烈地震。本次地震和12年前的唐山地震一样发生在中国的“龙年”,又由于1988年中国灾祸频仍,使一些中国人加剧了对“龙年”的恐惧。

  1998年河北尚义地震

  1998年1月10日11时50分,河北尚义以东地区发生6.2级地震,地震中有49人死亡。

  (资料整理:实习记者 储诚松)

  地震预测 难难难

  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及地震其他研究水平都一样低

  本刊记者 卫毅

  实习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广州

  中国是否进入地震频发期?此次四川强震是否有前兆?科学家为何没有预测出来?地震研究为什么总是滞后?中国的抗震减灾机制存有什么问题?

  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物理与构造地质学家马瑾院士及中国地震局前副局长何永年研究员。

  中国是否进入地震频发期?

  人物周刊:有专家说地震存在一个百年周期,1900年至1920年前后在新疆等地有多次8级强震,是否现在又进入一个地震频发期?

  陈运泰:地震活动不是均匀的,严格来讲地震没有存在周期的问题。有人认为有的地方有周期性,但这不带有普遍性,没有肯定的结论。

  但没有周期性不代表没有规律性,能肯定的是地震有一个平静,活跃,再平静的规律。问题是平静多久才活跃?这次平静期的长短是不是和下次一样?这个特点不是很清楚。只发现一两个比较大的地震,就说活跃期来了,或者说,长期很平静,就说平静期很快过去,这些结论都不是太有道理。有些人跟公众介绍带有偏向性,容易造成误解。

  所以,综合地说,很有可能进入频发期,但也没充分根据。希望大家认识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实际上,地震学研究的,大众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结论。

  马瑾:从历史上来说,地震有活跃期,有平静期。1966年到1976年是活跃期,那段时间地震挺多。1976年到1985年之间,7级以上的大地震就很少。

  目前主要是在西部比较活跃。从鄂尔多斯西边一直到川滇,我们把这一带叫做南北地震构造带,这是个地震比较活跃的地带,汶川发生的地震就在这个地带上。

  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西部发生过好几次7级以上地震。比如,2001年,在西昆仑有一个8.1级的地震,新疆于田县前不久也发生了7.3级的地震,但是由于那里人口比较稀少,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地震。

  人物周刊:就您的研究,西部的强震是否还会继续?

  陈运泰:中国西部从历史上一直到近期,都是地震活跃的地区,比方说1933年叠溪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那都是8级左右的地震。

  地震在时间空间上是成串成丛地出现,可能长时期平静,也可能长期活跃,这次地震后不能麻痹大意,另外西部地区跟东部也有关联性,所以不能只关注西部,东部如华北地区要特别的注意。

  是否预测到汶川地震?

  人物周刊:对这次汶川的地震有预测吗?

  陈运泰:西部地区的整体情况,地震学家都很清楚。在长期的观测中,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地震很活跃的地方,对于会发生强烈地震有共识。但这只是一种预报,离民众希望的短期、临震预报,还离得比较远。

  实际上现在预报最难的也是短期的、临震的预报。地震学家对一个地区十年、几十年内可能发生多大的地震,这种预测还是比较过得去的,但这种中长期预报只对抗震建筑的设计和建设有用处,对于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没有直接的帮助。

  而关于短期预测,地震前兆和地震关系怎么样,还处于一个摸索探讨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四川阿坝藏族一带地震台站又相对比较稀疏 ,所以这些地方的地震即使有可能被预报,恐怕也受到台网密度的限制。

  马瑾:南北地震构造带本来就是地震比较多的地方,在这里发生地震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地震局预测地震危险区都要考虑南北地震构造带,今年在这条带上也是画了几个危险区。

  几年以来,我们都认为南北地震构造带比较危险,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一些地方也加了一些工作。但是,前段时间于田7.3级地震以后,这儿又来一个7.8级地震,恐怕没想到。

  何永年:预测很难,四川山区里的监测力量也不够,我们整个人类的科学预报水平也没到这一步。地震预报从科学上讲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震前是否出现先兆?

  人物周刊:有报道称地震前绵竹、杭州等地出现蟾蜍大规模迁移的现象,而此前民间也有人说看到大片地震云,预测近期有地震。这些现象,是不是地震征兆 ?

  陈运泰:这有可能,但也很难说。其实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在松潘、平武等很多地方的地震之前都出现了成千上万只蟾蜍通过公路的现象。但是不是地震前兆,后来没能肯定下来,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这种现象有动物自身原因,不一定和地震有关,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这次又出现这种现象,应引起关注研究。

  人物周刊:既然此事以前也发生过,那么5月份出现同样的情况时,地震专家是否该高度关注?当时生物学家说这是因为当地生态变好,这个结论是否太草率了?

  陈运泰:生物学家的说法有他们的道理,还是要认真听他们的意见。要根据这一两个现象敲定地震的到来,根本拿不出说服自己和别人的理由。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地震有没有征兆还是一个问题。

  陈运泰:目前科学家花好几十年去探测去研究,提出很多可能的前兆,只是这些前兆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认可。就好像一个人在他的实验室得出了某种结论,但在别人的实验室还做不出来,得不到普遍的肯定。不是没有前兆,而是没有研究出确切的和地震有必然相关性的结论。

  人物周刊:目前已总结的地震征兆大致有几种?

  陈运泰:有很多,地质活动本身就有前兆 ,其他的如电磁波异常,地下水空气含量,放射性气体有变化,地倾斜,天气,动物等出现异常现象。

  地震预测为什么这么难?

  人物周刊:地震预测为什么这么困难?

  陈运泰: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要预报地震,必须抓出它的前兆来研究,但地震发生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人却不能钻到下面去观测。只能在地上设一些站台,这大大限制我们的认识。

  第二,同一地点两次地震间隔时间通常比人的寿命还长,就算一个人穷尽一生去认识研究都很困难。

  第三,地震本身是很复杂的现象,因地而异。广东的地震跟福建的不一样,福建的又跟西部的不一样,地震发生的环境过于复杂,也是一个大难题。

  何永年:举个例子,地球的半径是6370千米,人类现在能打的钻最深的才12千米,我们国家打的钻最深才6千米。就像是一个鸡蛋,连鸡蛋壳都没打破。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还很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成功预测大地震,然后避免了大灾难的例子?

  马瑾:1975年对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测算是全世界的首例。成功预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海城大地震的前震非常明显,大地震之前发生了若干个中等的地震,而且越来越密集。当时台站的人就做出决定,贴了地震布告,把老百姓组织去看露天电影,大地震来的时候,避免了很多伤亡。这是很少的例子,不是所有地震都有前兆。

  人物周刊:中国预报地震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陈运泰:因为地震灾害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很关注的问题,而地震的发生也是跨区域的,所以各国经验交流很频繁,别人有什么进展我一定要学到,所以,说得好听点,全世界的预报水平及地震其他研究水平都一样高,说得难听点,都一样低。

  马瑾:全世界预测地震的水平都不能说高。但是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很多的观测手段,就研究水平而言,我觉得人家有很多先进的地方。我们国家有制度,每年都得预报,有不少人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情,从国家到县里头都有地震局。

  人物周刊:如果汶川这样的地震放在其他国家,您估计他们能预测得出来吗?

  何永年:报不出,最近7级以上地震多得很,谁也报不出来。

  人物周刊:短期预测是一个难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吗?

  陈运泰:考虑到预测水平很难一下子提高,世界上的共识就是要在更广意义上来体现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加强对地震的监测,在震后对震情快速确定,报告和响应,快速到现场救援,最后是减轻灾害影响,恢复重建。不能把眼睛只盯着短期预测的突破,不能指望着什么都不干,等着来研究出短期临震预测来减少损失。

  人物周刊:有报道披露,一位中国地震局地震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五年前的论文中提醒,四川地区下一次7级以上地震孕育已经成熟。这样的论断是否曾引起注意?

  陈运泰:这属于中长期预测。对于这种预测,只要有一点道理,都会收入中国地震局一年一度的地震会商里头来。但要是有一定关注,你会发现,没有应验的预测也是挺多的。一种预报方法是否真的灵,还要看它的成功率。

  人物周刊:总体来讲,地震预报的成功率是多少?

  陈运泰: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不成功,各有各的说法,不同圈子有不同的标准,所以统计出来的结果五花八门,很难一概而论,但不管怎么算,这个地震预测的成功率也是很低,即使胆子很大的人算得很宽松,也是30%就很了不得了,有人认为实际上还要低得多。

  人物周刊:中长期预测出来的结果,一般会做怎样的处理?

  陈运泰:每年都有一种年度的会商,意见通过一定程序就能反映到会商的专家手里,大家认为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都会吸纳到意见中来,然后形成正规的意见报国务院,让有关的地方了解这些情况。

  每个地方会根据每年会上的意见部署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预报程序是否过于复杂?

  人物周刊:预报要有三要素(指所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才能发布,这是否太过严格?

  陈运泰:具备三要素是必须的。预报如果不能把这三要素说清楚,那么就没有它的意义,可能还会引起副作用。全国都在围着它转,损失和影响就会更大。

  人物周刊:可要预测出这三要素太困难了。如果观测到很多征兆,而无法确定三要素,要怎么处理?

  陈运泰:是特别困难,要真能预测出一个要素,也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政府部门还是会多听专家的意见,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临震预测的方法和手段都处在探索阶段,政府部门会参考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讲。所以意见不被采纳也是有道理的。

  地震预报是很敏感的,必须统一才能发布,而要是报不准,就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和动乱。

  人物周刊:短期预测水平低,而发布预报又必须很谨慎,这样通过预报来减灾可能性很低了。

  陈运泰:在目前来讲是这样的。收到地震预报达到防震减灾实效的,例子还真是不多。即使预报已经过关,还是有防震减灾的问题。

  人物周刊:个人预报地震的情况多吗?

  马瑾:经常有人直接就捅到某一级领导那里了。双方都说自己的理由,最后领导也不好办。预测地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但准确到时间地点,得拿出根据来。

  何永年:关于地震的消息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报地震的。如果给地震局报那倒好办了,我们会进行科学的分析。很多人往往给政府报,政府也经常闹得很紧张,最后还得我们去处理。当天天有人报地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人物周刊:如何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何永年:科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政府决策就没这么简单了。瞎报是不行的,造成的混乱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损失也非常大。以前有个老教授预测北京有地震,说要发生7.3级地震,结果没有,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召开会议,我们在那开会,弄得非常紧张。

  人物周刊:如果专家们的意见不一样,那听取谁的意见呢?

  何永年:我们有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要根据科学依据来进行评判。要有科学依据,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地震研究面临什么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来看,汶川是否存在预防做得不够的问题?

  陈运泰:根据我粗略的了解,在中国的西部,经济比较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的房子抗震方面的考虑都比较少,因为这个缘故而引起这次损失增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马瑾:你看这次,医院、学校震坏了,这是最需要坚固建筑的地方。看着这些孩子被压在里面,我很心疼。南北地震构造带的房子应该要建得比较结实,国家搞规划的部门应该考虑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西部地震频繁,但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抗震欠考虑,结果是这些中长期的预测对他们也没实质帮助了,这其中存在巨大隐患要怎么解决?

  陈运泰:就我所知,中国地震局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地震监测分工很细,有些抗震建设方面的专家也关注这些生活在地震危险区的人民,研究和当地老百姓习惯相符、花钱少、但抗震性能好的房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少,但毕竟人那么多,不是每个地区都普及到。或许这次地震可以暴露一些问题吧。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目前的抗震减灾机制?

  马瑾:大规模的观测得有资料,广大的研究人员没数据拿什么做分析?另外,应该做好资料的共享,让更多人拿到资料。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汶川发生地震当天,美国地质调查局立刻在网上公布了地震的位置,数据立刻处理出来,比我们快。还有,地震年度会商的时候,得有一批人对预测的地方加密观测。我觉得这些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前几天我们刚刚在西安开了会,还说能不能开展一个关于南北构造地震带综合的研究。惦记了几年没逮着这次地震,觉得很遗憾。

  何永年:现在慢慢地理顺了。比如,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对某个地区防震减灾的要求,然后由建设部门来负责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还有水坝、核电、化工等等的问题,各个行业都要负责,保证工程的抗震能力。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来作为指导。目前贯彻的力度不平衡,这有一个过程。如果贯彻得好的话,这次灾害就会轻得多。

  人物周刊:对于地震的研究是不是会经常让人产生遗憾?

  马瑾:我们出去做调查,看见这么多坟头,心里很难受,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经费才多一点,以前做点事情都是紧巴巴的。

  说句心里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我们现在判断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看文章,把文章看得太重了,太计较谁是题目负责人。本来呢,地震研究这一摊事,有人搞设备,有人想问题,有人做实验,有人做观测,他们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有一个总指挥就行,但有的人觉得,你要当个负责人,他怎么办?他不能当负责人他就提拔不了,当不了研究员。那么好吧,所有的事情大家分摊,现在大家当负责人,谁也不听谁的,谁都只能做小题目。现在的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类型的人了。

  地震研究本来就有很多分工,大家应该结合起来,资料共享,判断不同分工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来对付地震。

  坚毅之外请容纳脆弱的缅怀

  上官本寂

  汶川地震的废墟,我称之为“汶墟”。不为生造词藻,是想为纯粹的哀伤找到寄往的所在。汶墟之下,当然没有甲骨文传世,却曾记录最鲜活的生命过往,以及他们现今或还在徘徊的魂灵。殷墟以文字传名,汶墟则以人命记史。不为列传,拒为本纪,只是那逾万名录结成的死亡名单,恨其竟要继续延长。家国之殇,自由西南弥漫;魂兮归来,祭之以安静的祈祷。

  救灾大计诚需戮力同心,主将们并不希望看见遍野的悲观。这应该也能够理解。30年未遇之天灾,亟待国家动员与社会协力。民众与政府当以共济的名义,一起渡过此轮劫波。只是,必要的坚毅之外,尚请容纳脆弱的缅怀。为生者庆幸,为死者扼腕,实在是人之常情。奋力救人者不能放言胜利,千里之外的人们又怎能忘却?族类罹难,又怎能苛责同胞的软弱?山河倾覆,不如恸哭。

  我们所要祭奠的不是“群众”,不是“人民”,不是“百姓”,不是那些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集体名词。承受追思的,一定是那些曾遍尝生活滋味的个人,或为儿女亲友,或为父母夫妻。他们被突降的汶墟掩埋,生活为之坍塌,跟随日常的环境一同毁灭。他们不该只是统计中的多少个零。将香火祭献给数字是荒谬的,他们应得人的待遇。

  灾难史现今添加了汶川地震的篇章,严峻的哀伤不能被一笔勾销。提倡朴素而直达人心的怀念,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无力感泯灭不存。然而,大灾难的时空以数十年的间隔腾挪,民族在失落生命的同时不能丢失人性的伤怀。要知道,最终能治疗创伤的只有人性,而非国家意志。

  把罹难者当作人而不仅仅是自然的牺牲品,并把这种理解作为一切后续行动的新起点。只有这样,处在非震区的人才能与灾民分担痛苦,国人、国民等类似词语中的寓意才可恢复平衡。悲伤应该是具有力量的,也就是说,挽救悲伤的恰恰是悲伤本身。哀伤无用论的嘲讽者不会明白这点。祭祀绝非无用,悲观绝非轻浮,问题只是,经过长久的背叛,我们遗忘了悲伤的真切含义。

  历史若有心,这次也会徘徊在汶墟上哭泣。死生的转折变幻莫测,辗转在不同的人群中,为灾难史雕刻血泪的细节。很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能快速消除的噩梦,让那些走进幽乡、冰池和火窟的举动都成云烟散尽。可叹息不断、悲啼不绝,这些设计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为赞美,停歇欢愉,止息争论,向着汶墟的方向保持静默。祈愿魂散了也能聚合起来,并一一落实它们终极的乐土。他们虽已走开,却仍和生者同在,构成血脉的不同成分,归去来兮,见证彼此。

□ 南方人物周刊



2008-05-18 18:48:19

主题: 地震突显两大悲惨:建筑质量差和计划生育残忍 【 阿波罗新闻网】
地震突显两大悲惨:建筑质量差和计划生育残忍

 
送交者: vax 2008年5月16日12:11:39 于 [儿童成长]http://www.bbsland.com  
 
  
地震突显两大悲惨:建筑质量差和计划生育残忍
【 阿波罗新闻网】

5.12地震的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许多生命的奇迹还将在以后的几天里被发现。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各地人民自发的捐助过活动也在进行之中,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让人感觉到,普通人民蕴藏的普通的,自然的,质朴的善意和爱,是那样的热烈。自然,已经有人发出了一些质疑和提问,比如为何地震中如此集中倒塌的,恰恰是最需要良好建筑质量的学校和医院。

不过,一个残酷的事实很快就要被人们提出来。现在也许受灾的人们还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活下来的人们,还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暗自神伤。不过,他们很快就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除了建筑质量为何这么差,地震带上的建筑不能抗击十级地震,是政策和设计问题,还是建筑质量问题。自然,人们可以争论,也可以研究。

我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本次好多学校的孩子集中的死于地震,我们可以推想他们的家庭,也许父母一样也死于地震,也许他们幸运的活下来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在残余的时间里,将被悲愁和伤痛笼罩。如果失去的孩子只是小学生,那么他们活着的父母,也许还可以再生。可是如果他们是中学生,那么他们的父母已经是人到中年,过了生育期。地震暴露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的致命缺陷:那就是这样的家庭根本经不起任何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

其实这个事每天我们都能感到,比如车祸让许多已经结扎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白发人送黑发人,其中痛苦人人都可以体会到。但是将一种痛苦如此集中的放大,暴露在公众眼前,那么只有这次地震!

这一次,孤儿不会少。温总理估计死亡人数在5万以上,那么按平均分布,该有两万五千个男女。如果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孩子们的父母,则平均有8000多个家庭的父母死去了。则孤儿应当就有8000多个。反过来,五万人中如果有三分之一是孩子,则有另外一万多个家庭失去了希望,他们共同的心声,就是活着患有什么希望啊!

悲惨!悲惨!国家计生委的人应该站出来,向人民说明,在他们的一胎化政策中,有多少预备或者精神或制度准备,为这些失去这一个孩子的人做了安排!他们面对地震这样的惨祸,如何向那些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而失去了孩子的幸存者,给一个合理的说明,让他们不认为这一胎化政策的残忍!

所以,建筑质量差,和一胎化政策的残忍性,将是地震过后,我们的社会议题中的焦点,是一个长期的话题。拯救的热情,普通人民的自发救难责任感,政府在救灾中表现出的得力和有效,依然不应该免除这个重大的质问!也所以,地震暴露和凸显放大了两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建筑质量差的民族疑问,和一胎化的残忍性的谴责!



2008-05-18 18:29:39

主题: 三野: 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送交者: 三野 2008年5月18日10:18:29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据张庆洲同志说,七·二八清晨国家地震局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曾经向国家地震局作了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文字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华国锋总理等人就召他去报告。晚上11点半左右才进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刘英勇和梅世蓉已经在场。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的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实话。
  
  他报告了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他们曾经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京津唐地区将发生5 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随即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还有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给华国锋等人看并作了解说。尽管做了预报,黄相宁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
  
  相比之下梅世蓉怎么和黄相宁同志比呢?黄相宁是有功之臣,受了他们的压制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而梅世蓉在说谎,她在这个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的会议上掩盖事实真相,谎报军情。
  
  她说这是突发性地震不可预测,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可是不少群测群防小组不是作出了正确预报?她真的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就算他们看不起土八路有理吧,那么专业地震工作者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尤其主任不在场时,她能够不知道北京队对地震的预报吗?她能够不知道耿庆国、张国民、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刘惠琳、刘德富、黄德瑜吗?难道她不知道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在国家地震局她能够不知道汪成民吗?难道她不知道年初由于她不出席,汪成民同志主持的会议认为京津唐仍有大地震的可能?难道不知道1976年1月28日由此以国家地震局名义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的报告》?难道不知道1976年3月3日国家建委召开京津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五到六级地震的预报。难道不知道长期的东西之争?而她还是西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对手是坚持华北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的。她难道不知道汪成民同志曾经不得不写大字报以图唤醒神经麻木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张国民汇报北京队的“七大异常”要她听取汇报被她拖延了又拖延?难道不知道她自己不去,让汪成民同志去后,7月27日上午汪成民的汇报?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汪成民传达的“意见”?尤其是,她难道不知道黄相宁就在眼面前?
  
  她完全应该明白有不少专业的和群测群防地震工作者作了这次地震预报,受到了她和其他官僚的冷漠。应该知道事实已经证明:唐山地震完全是可以预报的,只是被漠视了、压制了。现在地震已经发生,并且带来了血淋淋的现实,事实已经证明东派正确,他们的预报是有根据的。
  
  可是面对着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她竟然敢于说谎!而且还敢于在作了预报的黄相宁同志存在下向中央说谎。
  
  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一个汽车司机不小心撞死了人,出了车祸,一般来说就不过一、两年的牢狱之罪,而且可以监外执行。但如果撞死了人逃逸,那就不是一个责任问题了。唐山大地震撞死了24万人,十几万人重伤,无数人轻伤,国家财产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她不但没有一点内疚,还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说谎!那是比出了车祸逃逸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的罪行。而且她还对黄相宁汇报作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梅世蓉真正该杀!
  
  最起码她应该说出国家地震局内部存在东西两派的争论,并且承认现在看来我们西派错了。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认错,根本上回避了自己和其他国家地震局领导对东派的压制,尤其是对群测群防的鄙视和不屑一顾。可她连这样的认错也不做,干脆欺骗中央,说唐山地震根本不可能预报。
  
  刘英勇在场,他究竟是怎么表态的?由于这儿说到的情况是通过黄相宁眼睛看到的,黄相宁不知道,到达时只见到梅世蓉在讲话。
  
  无疑刘英勇也没有说实话。至少他对于梅世蓉汇报作了默认。这也是大罪,至少有隐瞒之罪。如果他也对中央说唐山地震不可预报,那也是罪不容诛。至少他应该知道汪成民同志的大字报,直到昨天一大早汪成民同志还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拦住他要求开会研究震情。
  
  现在再来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可以发现上午刘英勇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在说谎了。钱钢是这么描写的: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
  
  我们?!我们?!又是我们!!!谁是我们?
  
  刘英勇不是不知道,国家地震局早就分成“我们”和“他们”了。“我们”掌权,“他们”在野;“我们”不认为京津唐会有地震,“他们”认为有;“我们”压制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漠视反对,“他们”还写了大字报;“他们”的代表汪成民昨天一大早还在办公室门口堵我,一定要“我们”听他的汇报。“我们”不搞群测群防,“他们”重视群测群防;“他们”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捕捉大震的前兆,“我们”置之不理;“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冷如冰水,稳坐在钓鱼台。
  
  可是刘英勇居然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把“他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记到“我们”的功劳簿上,把“我们”应付了事(这下面再谈)“他们”严肃认真的唐山群测群防会,拿来为自己开脱搪塞。在路上他把“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归到“我们”中来“责任是推不掉的”,最后则是自己的责任推掉了,汪成民同志却成了推不掉的替罪羊。现在当着中央最高决策者的面,他又把汪成民等同志作的工作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刘英勇上午就已经有“欺君之罪”了!只是还没有晚上梅世蓉那样严重的程度。
  
  华国锋对黄相宁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不知该如何解释?
  
  一个解释是这是对黄相宁同志说的,另一种解释是受了梅世蓉的欺骗,也可以解释为毕竟大灾在前,抢险救灾要紧。其他人又是如何表态的?非常遗憾,目前内容不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在唐山地震的当天就追查过责任问题。在场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派、都是批邓派。70天以后,由于毛主席逝世,文革派在别人的挑动下内讧,江青被捕,不久纪登奎和吴德被排斥,邓小平复辟,又不久华国锋也被排斥。不但追查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这次会议也成了禁区。至今我们所知还是不多。仅仅限于黄相宁同志给我们的那一些。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也就因此被尘封了九年,直到御用文人钱钢需要写一篇御用文章《唐山大地震》以欺骗世人为止。
  
  那以后执行毛主席的正确地震路线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立有大功的汪成民同志成了替罪羊,而犯有大罪的梅世蓉却荣升为分析预报室的主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何止是国家地震局?那个时候不是到处在平反“冤假错案”吗?他们是不是冤假错案且不提,但汪成民同志分明是严重的冤假错案,为什么长期不见平反,相反倒是和那股平反风同步地受到了长期的诬陷打击?现在许多真相已经大白,汪成民同志也到了联合国去报告了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可是为什么不明确公开地为他平反,为什么对于诬陷者不作出一丝处理,为什么张庆洲同志披露了事实还受到封杀和打击。谁是这一切的总后台?
  
  附带说一下,在唐山大地震预报中,凡是做自责的几乎都是对这次地震作了巨大贡献的同志,而真正负有罪责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作了自我批评。除个别人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能开脱就开脱,能抵赖就抵赖,最后把责任推向别人,如推向汪成民同志,推向批邓、批胡克实,“四人帮”自然免不了成为罪魁祸首。那天江青在参加追查责任时,大概是根本想不到的。



2008-05-18 17:57:43

主题: 震后吃什么?
组图)地震后的汶川:人们都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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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博客    2008-05-18 10:43:59 

一群难民用大锅熬“菜粥”。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摄



2008-05-18 17:56:49

主题: 震后吃什么?
(组图)地震后的汶川:人们都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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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博客    2008-05-18 10:43:59 

一老农用火烧一扇猪肉,准备当晚饭。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摄



2008-05-18 17:55:12

主题: 震后人们吃什么
(组图)地震后的汶川:人们都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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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博客    2008-05-18 10:43:59 
 
失去家园,什么也不想吃。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摄



2008-05-18 17:38:27

主题: 陈西: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了
陈西: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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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网络    作者: 陈西    2008-05-16 22:53:14 
 
 

陈西:中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在贵阳文化讲坛的主题演讲 

戴晴有“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的直白,并且问道:“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⑴?

牟传珩先生有“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的追问⑵;

许多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在四处“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干脆说:“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⑷。

前两次我们贵阳文化讲坛主题演讲有《在**前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与反右》。其中谈到许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微词。我在这里不得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下这种悲剧性的盖棺定论: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走到终点。

 
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责问知识分子?怎么说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其它的国家或民族是这样的吗?

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专用名词,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仅指“中国的知识分子”,仅实用于“中国”。你不能套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去类比“美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因为其它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分子并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众望所归的责任。在美国,其国魂是基督教徒,显现于社会的是,强调你是一个有理性、有信仰的人,而不是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本,其国魂是武士道精神,现代工业社会的表现是职业的归属和定位,表示你属于哪一个集体,有团队精神否。在印度,其国魂是印度教、各地方不同种类的教派、和以此形成的民族地区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他们更多地是强调传统、身份地位,宗教族群意识,而不是“知识”分子。尽管世界上也实用“知识分子”一界说,但是,它指某一群体的功能,清楚的说,是技能技艺;与中国式的,强调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民族社会的命运和责任无关。况且,“知识分子”这一特定名称正在世界式微,随着人们对“知识”的不断反思,“知识就是力量”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

但是,中国落后世界60年(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已有60年算),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定位和意识形态认同仍然流行,再加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同,中国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是中国国魂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这就使我们有了梳理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必要。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概说

1、知识分子的起源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世界只是近代才有的事。在西方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源出自19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意思是:有理智、理解力、使用头脑的聪明才智者。最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但是,在西方世界一般认为,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他们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最大的特征,他们都是反传统,提倡新知识的人士,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类似于古希腊文化中的“智者”派,即称自己为“有知识的人”。17世纪英国的哲学、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划时代口号,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界,征服自然界。在1898年的法国,当时一些文人发表文章对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文章的题目就有《知识分子的宣言》等等。批判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知识与人物结合,有了“知识分子”的名称,“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的各类人物。这一部分人一般称“新派人士”。此后,知识分子在法国就是指那些对现实和传统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知识的人,批判成为了知识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社会的责任。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有很强的认同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诞生,但是,在西方各国却有各种不同理解。提倡“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并不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群体,英国人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一词含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指对日常生活缺乏接触的人。“知识”一词往往与knowledge对应,knowledge意为:知识、常识、学问、知晓。以这样理解形成的英国的知识界与政界和管理层本身就互动密切,他们自身都有一种明确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者信仰归属,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特性和工具性太浓,“英国知识分子”阶层并未形成。在法国,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个传播知识的派别,他们不愿意用这种宽泛模糊的概念称呼自己,更愿意用准确的派别名称命名自己。这样,就有福柯的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知识群和特殊知识群。有公共“知识”群、专业“知识”群。以“知识”划分的功能群体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根据不同功能确定的群体,更能被人们认可。另外,即使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法国和别的一些西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别于依赖于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学院的科学家与学者,也不同于只有审美诉求的文学实践者。“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有不同于流俗见解的自由人士,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然而,在“知识分子”与“自由职业者”两者之间的定位选择,他们更多地是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如法国的左拉。在美国,新教徒已经有了反叛传统,批评时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特质。他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弄个什么“美国知识分子”出笼。

2、“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

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笼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求新知,反传统,希望人类拥有更大的能力,战胜大自然。不同之处是,西方的知识界是主导者,中国的是被动者;前者总是后者的老师,后者总是学生;前者是独立自主的,后者则相反。如果说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改造世界,改良社会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根据西方的知识和世界观来改变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实现“五个现代化”的问题。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相比(除了法国、马克思主义部分知识分子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比西方知识分子大得多,然而,其成就却小得多。

所以,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传播知识和真理的情结。他们将被他们认可的西方文明传到中国来,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群体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和启蒙者。前者注重在“立”,后者注重在“破”。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是新社会的缔造者;虽然他们很少反思其启蒙的知识面是否有缺陷?追求的是否惟一的真理?他们仍然热衷于他们的救世主角色。

在晚清,梁启超就对这种早期的知识分子情结有过反思。他说:“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类似的思想在最近十年出版的某些翻译丛书的前言中也有反映。译书热愈演愈烈,至今未见稍息,虽然早已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间,但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就是启蒙的想法恐怕是根本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乃是启蒙的真义。以为译书就是启蒙,“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梁启超语)

到中期(从1895-1949),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制度论”和各种思想文化学派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西方的话语,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彻底抛弃了传统,陷入不能自主的失语症状态。在严复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阶级,“中国自秦以来,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而西方之强,恰恰在于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参政的权利,甚至可以不需有君行道,就能自行其道。只有将这个道理向国人讲清楚,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那种自行其道的制度。

这一时期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章炳麟、黄兴的法国式“大革命”;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革命,以后变成了毛泽东的“农民草寇山大王革命”;还有不被人们看中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宋教仁、张君劢的“民主宪政”;以及后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等等。

后期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尽入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新知识,译过书,做过启蒙工作,提倡过各种思想主义,最后,又犯了老毛病,“罢逐百家,独尊一家”,建立了秦始皇+马克思的党文化。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官方的书籍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等。……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这是根据“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中一员”的指示定位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党国”中已经成为非独立的主体,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变异、被消解。不论是主动的、被动的、抑或已经是被镇压被驱散了的。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

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与学习近代西方文化有关的,其定义是要与传统的“士”做个决裂。然而,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华呢?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窥透了西方知识分子生命的内涵呢?又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古代“士”的阴影,走出了“卖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彻底的与传统的“士”文化决裂了呢?

身处时代巨变的徐复观曾经时常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谈到中国长期专制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纠葛。他写了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尽管他痛心疾首,感伤时世,追根溯源的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词气间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义愤,但是,当别人批评到自身时,他也不能够理智的看到问题之所在。事情是,1974年,法国作家、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氏访问日本,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中日文化异同和中国文化的缺失时,答称道“中国没有武士道;西欧有骑士道,伊斯兰有,印度有,只有中国没有。”徐先生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在《史记》中《剌客列传》和《游侠列传》,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视死如归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现的是“超武士道定神”。他又不得不在后面补充道,“致从封建解体后,在长期专制的威迫利诱下,中国知识分子骨日软,气日消,变成为偷合苟容,顽钝无耻,以迄于今日,这是远沉沦于武士道以下的软体动物层,于是,马氏可切取这一部分以认定中国历史事实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这是专制下的产物,与民族性没有关系的。”⑸

实际,徐先生与马氏讲的是两回事。徐先生认为,中国有过武士道文化,按一些人的说法,日本的武士道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马氏则说的是,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种深深地铸造了国民精神,影响了民族走向的文化。中国故然有武士道文化,但它没能像日本那样,成为国粹。日本有武士道之国风,中国则只有“士为知已者死”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卖与帝王家”的世世代代读书人和当今我们所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致命伤?

所谓致命伤,不仅仅是像徐先生指的那样,是来自外部的,长期专制制度造成的。徐先生是新儒家,不从自身找原因,强调外部原因,推卸责任是正常的。我所指的致命伤主要是指来自内部的,灵魂深处的,文化的内伤。

1、救世主心态

《国际歌》的歌词中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这一句话,把西方人的神给否定了。因为西方人称谓的“救世主”是神,只有神才配得上“救世主”的称谓,否定了神这个救世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只有神才配称谓的称呼转移到了“全靠我们自己”,大家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无神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否定了真神,自己开展了“造假神”的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闹了一次又一次的大笑话。

过去的事看似偶然,其实不然,这种事只有在中国,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有造神运动。因为西方有真神,把人镇住了,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人被逼下去了:神是完美的,人则是有缺陷的;神是全能的,人则不能;神是全知的,人则无知。神与人对比,比出了人犯有原罪。所以“十诫”里的头两条告诫是:“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

西方“有神论”让西方人无法自造假神,人不可能成为神,人在神的面前不得不谦卑下来,人不得不以罪人的身份真诚的存在,人不可能口出狂言,狂妄自大,所谓的科学发明,创造性活动只能受限于现有物质层面,人不能再如神一样,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无神论”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早就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雄心壮志,“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谋略,处士横议,议的就是天下大事。士立志于道,士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传承下去。事在人为的知识分子,“大写”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油然而生济世匡国的救世主心态,别人都不行,别人都愚昧无知,需要我来启蒙和拯救。一种舍我其谁,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臭美,臭德性里那儿有过自知之明,那里会视自己为平凡人,有缺陷的人,那里会有“无知”的承担精神。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知识分子难以合群,没有实际的承担宽容精神。

在世人面前,你是不可能让中国知识分子谦卑下来的。

然而,在官权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权力恐惧症下的奴婢心态

中国知识分子虽有济世经国的雄心壮志,然而,刚者易折。由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是重复上演“城头倒换大王旗”,今天是“党天下”,明天或是秦嬴政似的“家天下”。这块土地上从来未牢固建立过最基础的物质社会的秩序——私有制。孟子能认识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无恒产者无恒心(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然,长期的“公有制”(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之滨莫非王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既抛弃“道”和遗忘掉“道”,回归现实,天生的软骨,和不能自立了。

春秋战国之时的“士”们,要礼贤下士的王子王孙来豢养,方不会冻死饿死在荒野。秦汉以降,只知饱读经书的知识分子便也只能寻着这条依附权势的路走下去,好讨个功名利禄。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知识产权制和最后的避难所,知识分子的劳作只能是为他人做嫁妆,一生世世代代依附在权势者身上,潜意识中早就养成了见到权威者腿肚子就软,奴颜婢膝的德性。在老百姓面前,陌生人面前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在赏其食者的主人面前就只能是摇头摆尾了。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的这种软肋,知道只要握有权力,天下的知识分子都会尽“入我彀中”,或经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驯化,通通归我用。于是,读书人的他,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个专职的知识分子,而是一门心思地去谋略夺权,干“革命”的事。

鲁迅说:中国知识份子只能充当统治者的帮凶或帮闲。当然还有帮忙、帮腔的。一部分人不愿充当帮凶、帮闲、帮忙、帮腔,或者求其帮而不可得的,就只有作一个穷教师、穷秀才,或者写一点没有稿费和版税的诗、文、小说、戏剧和学术著作,更不济的就去卜卦、算命、看风水,沦入不如娼妓的“九儒十丐”的悲惨境地。自立和独立的人格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想到济世经国,内圣外王,大同世界,就是没能想到谋取独立自存的社会地位,和建立能自立的经济秩序呢?

不能思考自立、独立、自由之道的知识分子还能算是有大智慧吗?不能摆脱依附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恐怕是他们最大的内伤之一。

3、好面子综合症

然而,有着内伤和软骨病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生不足月不说,还依着病势发展出了病源之上的变体毛病——好面子综合症。

综合症之一是:在小亏与大亏之间计算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学会哲学层面的、抽象思维的、纯粹观念世界的理性认知。就如同今天的知识界一样,只能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思考,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思考,权势与利益上的思考,不能进入个体人的层面、灵魂和社会公义的层面的思考。

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知识首先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传统的“士”到了1300年前的唐朝,兴起了科举制,专业化的读书人如同一种新兴产业被发展起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破万卷只为考取功名谋取一官半职。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目标明确,然而味道淡薄。读书只为名与利,与功名利禄无关的思考、超越现实、存在、时间、人是谁的问题,公正、法理、正当权利的问题都不值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思考。虽然科举制有让知识分子通过考试的形式参加管理国家的意义,科举制度有一种平等要素,参加考试的知识分子常有是从社会底层的人升迁上来,可是,这种被动的,只知道八股文写得好,缺乏追问、否定、思考和创新的读书制度对中国的今天又有什么参考作用。考上的就是官,就加入统治者阶层。然而,在帝王面前,知识分子还是直立不起来,没有平等的权利,只能给帝王当奴仆,而不是给民众当公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反对帝王,不会思考统治者合法地位的公正与否问题,知识分子不会成为独立思想的主体,没有个体独立的主体的存在,中国的知识界不可能会有创新和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会有反对派的出现,而,没有反对派的出现,中国的知识思想界就成长不起来。

反对派是中国知识思想界独立存在的标志,没有反对派的存在,中国读书人只能永远存在于记小利而忘根本,忘大利的局限性中。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小器、缺心眼是有名的。死无葬身之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会有:“吃小亏,占大利”的名言。

综合症之二是:自恃聪明清高

“要吃得小亏,方能占得大利”。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恃聪明的一个表现。否则,刘少奇怎么会进入“狡兔死,良狗烹;敌国亡,谋臣灭”的历史窠臼。他们所认为的小亏和大利其实都在“如莱佛”手掌心之内,他们的计算其实都未能超出三界。

这不能怪罪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恃聪明清高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祖先那儿起就没有开出像古希腊那样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寻找到希伯来那样的“上帝”的信仰,和古罗马的法文化传统。

中国知识思想要素的内在天然性阙如,恰恰导致了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的愚蠢。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有一段话说:“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算计。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地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中国人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不保夕的财产与权力?为什么不去探索能够发挥而不是压制所有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⑹从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历来结局都不会太好的状况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关心永恒性的问题。

综合症之三是:同类相残症

“窝里斗”,“文人相轻”是不是中国人从娘胎里带来或者从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劣根性?不是。中国文化结构讲究仁义、忠恕之道。仁者,泛爱众而亲人。义,是合理合群的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正义互助行为。忠,是诚实和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是对群体、对民族、对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恕字,有“如”、“心”二字组成,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宽容和宽恕。

那么,中国知识界为什么会比平民百姓更喜好同类相残呢?

实际上,还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求“完善、完美无缺,和反之,实际存在的人的不可能完善”有关。

中国知识人站出来一个,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掌握有真理,自己是最聪明的,自己是最正确的。心中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没有耶稣式的原罪,没有理性局限的认识,确有“理性的自负”。

综合症之四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中国知识的所谓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追求完美无缺变成了眼高手低,心高气傲、高谈阔论、曲高和寡、好高务远。

有一本书《中国人的素质》,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1845—1942),1872年来中国,经过22年传教生涯,于1894年成书的作品。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这本书对“儒、道、佛”三家的评点还是中肯的。书中说,儒、道、佛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致、最完美、最有感染力、最优秀的教义之一,然而,与它喂养出的人物对照,在儒、道、佛文化氛围里生长出来的人不仅不是最优秀的,反而是最丑恶、最肮脏、最猥琐、最低俗低廉低级的。究其原因,是无法付诸实践的问题⑺。换一种说法,是无法获得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无法进入平常和过程之中的原因。或者说,是不能接纳恶、贫贱、无知的原因。它们抛弃了恶、贫贱、无知,所谓“近鬼神而远之”实际,它们则归于恶、贫贱、无知之地。 

三、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不能承担重任的群体,就如同知识本身,它不具备承担重任的责任。知识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认识事物的尺度;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能够掌握、和惟有人才能够理解的尺度。居于知识的这种限度,如果一旦事物超出了知识的范畴,不被人所掌握和制造,它属于创造者的,这就不是知识所能够承载的了。还有那些需要借助外力,来自超然、或超越性的力,或者说信仰之力才能承担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事。中国知识分子承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文化中,对“士”,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值”太高,并且,传承下来的文化只是中看,不中用,甚至是缺乏创造力的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内在的,潜在意识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双重打击下,在与世界文明的碰撞和展示之中,自然,一比较就原形毕露,就垮了。

1、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社会地位,或者说是财源滚滚,而国家人口文盲率一直特高的国家,读书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所谓有知识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有特权的群体。然而,实际有知识就跟“能识文断字的人”的概念差不多,知识并没有担当起其它的社会功效。

据统计资料,1949年,4亿中国人就有3、2亿人为文盲,成人文盲率是80%;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文盲人数为2.3亿,文盲的总人数与1949年变化不大。文盲率与总人数相比是减少了,为23.67%,而同期日本的文盲率为0.3%。

物以稀为贵。如今,每一年都有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大学校园,现在有“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的说法的,2006届大学生喊出“零工资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公布,2007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95万人。从这里意识到,随着读书,读大学不再是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奇货可居,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还原成为知识的“分子”。他们更多地有了所学知识的秉性,成为职业人,较少地有人文关怀,更没有我们长期期望的那种担当精神。

所谓,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张载语)。此种说法,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综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能够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是知识,而是信仰。在知识与科学不断世俗化和市场化的今天,知识与科学非人性的,工具性的一面更加暴露,其“敲门砖”的作用更加彰显。知识与被捆绑的知识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近墨者黑”,缺乏定力地过着摇摆式的生活。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一直是中华民族识别信息工具的传承者,其自身并不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创造性与承担精神。如果有这种潜质,中国历史就不会在王朝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残喘了。

在恶性循环的历史中,我们是见到几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挺身而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居一格降人才”的,然而,为什么中国的人才总是令人大失所望,中国的智识始终成不了气候。何况,仅仅只有个别优秀人才是代表不了整个团队和民族的。令人遗憾的,中国的民间或是官方,却一直对“人才”情有独钟,或许这就是造成对“知识分子”的期望质空洞的原因之一。其实,天地良知与人才,或者与有没有知识无关。“人才”的概念就像知识分子的概念一样,没有成其为人的“神性”,只有“千里马”的畜性。

在中国,人们遇到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时,呼叫的是“人才”,“英雄”;与此相反,在西方,呼叫的是“神”,“主”的救赎。不同的依靠对象,形成了不同的景观:一方,“师道之不存已久矣”(唐朝,韩愈语);另一方,背起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者是在叹息,无奈,恨其不争之中走向反叛、极端和摇摆软骨;后者则是在神的招呼声中,走向信靠、走向担当、走向世界。

2、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形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一批匠人。匠人就是指有一技之长,利用所学知识或专长去刨食,服从肉体需要而劳作的人。刨食是目的,他们为此目的去学习、去做工;然后,留下的产品,或消耗掉了;或许,遗留下来的产品成了文化遗产,被后人称之为古代历史文明。实际上,那代表了匠人与他那个时代刨食的水准,他做过工的证明,具有古董和遗物的性质,并没有塑造天地良心的功能。

当今中国的“大师、大家”很多,书法家、艺术家、美食家、表演大师、总设计师、文化苦旅大师、大明星、和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等等。如果我们转换观念,依着本文的梳理,仅仅把他们当成刨食的匠人。“领袖也是人马”,不能因为他们学识多,名气大就把天地良心与他们等量齐观。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埋怨知识分子了。如果我们仍然依着过去的路径,难免又回到文章的开头,大家都来谴责中国的知识分子,结果,只能是再生一次闷气,再发一回无名的火,依然如故,看不到中国的阙如。

平心静气而论,当今中国的大师,大家、各种职称学位很多,是与中国当今被“总设计师”设计为“世界工厂”相关的。

依此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形就出来了,中国知识分子=工具=产品=纳税人。

所谓知识分子是工具,或者说,匠人,指知识分子本人而言,他们努力读书,学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有一技之长,好谋一份工作,可为肉体寻一个舒适的居所,其它的不再关心。

产品:知识分子不把自己当人看,自己被传统文化当成产品,也把别人当物品看待。国家是这样,家人是这样,都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需要的不是“人”,而是产品,人不好处,产品就好处理,产品不好使,不能用就换掉,或丢掉。那种不可替代性,不可任意丢掉,不可买卖收购的属性属于人,不属于知识分子。

纳税人:知识分子自我物化,或被国家和政府物化,知识分子就成了国家和政府GDP增长的良器,或者说纳税人。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纳税人的话,与纳税相伴而产生的纳税人的权利应当是,“无代表,不纳税”。显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纳税人也好,他们都没有能依自己的意志经公投推荐出自己的代表出现于公共事务领域管理公共事务的。

3、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理性的自我定位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清晰,她就像人的眼睛那样,容不得沙子,容不得模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经到了梳理和消解的时候。尤其是人权时代的来临,那种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的物化意识,“尊重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像伯乐一样,把知识分子当马看。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声已经扫地。

像大知识分子郭沫若,他不愧为一个绝顶聪明之人。他的绝顶绝聪就在于会做戏,是个变色龙,在不同场合显露出不同的脸谱来。郭自己就有关于“逢场作戏”的经验交流。

在报告文学《无花果》(石湾著)中,有一段郭沫若对陈明远说的话: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知识分子级别最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机构,其下属哲学研究所的教授郑家栋被号称为“儒学大家”。他利用出国可携带配偶的机会,每次到美国时都带一名女子出境,结果在第五次带人时被抓。郑家栋通过偷渡,收入超过二十万人民币以上,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并罚金若干。

北京大学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三代“直系”子孙的教授孔庆东,其所学知识指导他跳出来指责章诒和“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还说“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孔庆东的知识仅限于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明显缺乏人性。

还有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戏剧表演大师、和各类科学家。他们与匠人赵本山一样,仅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者或传承者。

鉴于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还原中国知识分子,以职业来明确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要再把铁肩担道义的重任与中国知识分子捆绑在一起。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的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就是说明了中国的知识和文化阶层承担不了除专业知识之外的道义、良知、人权等等的负重。请放弃对匠人们的拷问!

话又回过头来,知识分子不应当再以“圣人师”、“道德家”、和“权威人士”的面孔干涉非本专业之外的社会活动。要走出“道德国家”的旧轨,进入“公民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各行各业都要忠于职守,用新时代的话语恰当准确地给自己定位,明确内行外行有别,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

4、走出知识分子的误区

以知识分子来定位自己,或以此来与人群区分,其实质就是中国专制文化在中国的百年继续。中国人只知道寻找知识分子,西方人早就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学会了“寻找人”。

苏格拉底在雅典大白天打灯笼四处寻找,教导西方人不是去寻找知识,而是寻找“人”。同时,他还给知识分子做了定位。那时的知识分子,自称为有知识的人,他们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要高人一筹。即是有学问、有见识的“智者”。他们是从自己有某一方面的知识来定位,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得到“智者”的骄傲感。苏格拉底则不是这样,作为人类的教育家,苏格拉底告诉人,人类是无知的。那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或者智者都是无知的。苏格拉底说:你有某方面的知识并不等于你拥有了所有人已经掌握了的知识,即使你掌握了人类所有的工、农、商、法、物理、化学、医学、语言学等等知识,你也不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是不能穷尽的,人类是无知的,个人同样是无知的。你要从别人有,你无的地方去看,就可得出你的“无知”;从人类未知的领域,人类无能无力改变什么的地方去看,你就可得出人类的“无知”。

以知识来界定我们的社会,固然对知识分子有利,然,只是小利,对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后果实际是大损失。因为,这样的社会会趋之若鹜地去掌握知识,诸如提倡“尊重知识”,“科学发展观”等等,并且这些无视生命的知识就会道貌岸然地成了高贵的主流文化,然而人权、人性则遭到了抛弃或践踏,专制极权便会肆无忌惮。

知识就是妄想着对无知者的启蒙、训导、蔑视、歧视、仇视、然后是专制。知识成了实行专制的合理理由。知识与素质、科学、道德的仰望有关,知识以现世、肉体、功利、权势的需求有关,却不看重人类的良知和尊严。知识更与信仰无涉。由知识为主体建立的社会固然有经济成果,GDP增长率高,但是,人性已经没落,社会的危机、和冲突则会不断增加,人们也缺乏安全感。知识、素质、科学、道德的提法的确诱人,而且还可以有劲地煽情、做秀、唱高调。但是,这些时髦的东西由于缺少了对个体的人及其生命的终极关怀,知识则归于一个苍白的符号。你是知识分子,你同时可以是一个无灵魂、无思想、无良知、不知廉耻的器皿。中国知识分子纵然像摩登泡沫一样多,但都如同有一个过眼烟云的人生,瞬间就消逝了。因为他们不像信仰者那样,与自由、平等、公义、人的尊严同在,把自己的生命与永恒世界联系起来,支撑起一片洁净安谧祥和的天地。

强调知识、文化、素质、道德的社会必然与专制权力天然一体;与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公义、普世原则无缘;更与信仰无缘。

四、结论

“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早就提出过。他认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之上,以此为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居高临下的发言。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一套体系只是多元世界之中的一元,他们的知识也是局部的。当今社会的知识已经繁花似锦,呈现出不断的细化,不断再分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在分工分化的现代化大潮流中。所谓各类的专家、博士、工程师、医师、律师、政治家等等的名称或头衔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终结,涅槃为各类匠人。

知识分子的终结意味着以培养知识分子为目的的专制教育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公民教育的开启。知识分子教育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教育”,君子教育上则为奴才,下则为大人也。知识分子是想做“大人”,然,“大人”必然也是“小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知道或“大人”,或“小人”,甚至于在“无耻之徒”之间争扎,却永远不懂得何为“人”,何为一个神圣的人。

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在寻找一个普适性、共识性的“人”,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形象。

人是什么?人是谁?

这个世界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再可能指望知识分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知识只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人们是可以借助知识包括科学仪器认识宏观世界和微观粒子世界,但,独独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灵魂。“人的可悲不在于他缺乏知识,人类的悲剧不是认识论的缺乏,而是人对自己缺乏认识⑻。”人类往往听任各种谬误支配自己,从而丢失了自己,生活在虚假、空洞、偏见之中,忘记了人生存的根本,使自己的生存失真。这样的“知识中心论”应当休矣,人当回归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上来,使每一个人都与永恒的价值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确定位自己,寻找到自己做“人”的形象,拒绝人生随意被知识伪装的影像弄糊涂。

绿色文化者:陈西

2008年5月5日于贵州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注:⑴:摘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⑵:原载《观察》《寻找中国的知识分子》薛东华

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良知”在哪里—由公务员考试引起的思考》牟传珩-政右经左  2007-09-14 08:35:45

⑷:《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说明:本文系作者于2000年6月28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的讲演稿

⑸: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4页

⑹:《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刘军宁《人•••制度••选拔•选举》

⑺:《中国人的素质》[美]明恩溥,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75页

⑻:《人是谁》[美]A•J•赫舍尔(1907-1972)犹太哲学家和神学家



2008-05-15 12:33:01

主题: 地震中学校倒塌权威报道总汇
地震中学校倒塌权威报道总汇


什邡市境内4所小学教学楼倒塌 
绵阳高新区双碑小学、游仙区魏城中学楼房倒塌 
北川县中学两栋五层高教学楼完全垮塌 
绵阳市九龙镇小学倒塌 
绵阳市遵道镇幼儿园100多名师生被埋在废墟里 
北川县平安希望小学几乎被夷为平地 
什邡市洛水镇的洛城小学和洛水中学教学楼倒塌 
德阳市莹华镇中学的半栋教学大楼整体坍塌 
青川县木渔中学遇难学生178人 
在崇州市怀远镇中学,主教学楼就在地震中垮塌。 
平武县平通镇中小学垮塌,200余名师生被埋 
汉旺镇武都小学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 
映秀镇漩口中学已经全部垮塌 
都江堰市新建小学约100名小学生遇难 
家长怒批豆腐渣 倒塌学校不见钢筋 
都江堰向峨中学70余人获救200多人生死不明 

地震中学校倒塌权威报道总汇
文章提交者:曾颖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关于学校倒塌埋人的传闻很多,以下是经过官方媒体证实了的报道.那一个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啊!

北川中学千人被埋
http://e.e23.cn/Content/2008-05-13/200851300430.html
5 月13日,在四川省北川县地震灾区,一名北川中学学生在武警官兵帮助下救助被压在瓦砾堆中的同学。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北川中学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当时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约1000人,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瓦砾堆中。目前,大批武警官兵以及当地群众正在加紧救援。

什邡市蓥华中学200多名师生被压废墟
2008年05月13日 10:15:00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3/content_8157620.htm

新华网四川德阳(成都)5月13日电(史志强、张东波)截至13日7时许,武警水电三总队300多名官兵已从地震重灾区德阳市什邡市蓥华中学倒塌校舍中,抢救出14名受伤学生。

在12日的强烈地震中,什邡市蓥华中学一幢教学楼整体垮塌,200多名师生被压在废墟中。晚8时,武警水电三总队接到四川省应急指挥中心电话,要求部队立刻增援什邡灾区。政委程跃进带领300多名官兵,集结挖掘机、装载机等20台救援车辆,于22时40分到达指定地域,迅速展开救援,并于13日凌晨2时40分成功救出第一位被埋在废墟中的学生,至13日上午7时,已抢救出14名受伤中学生。
目前,官兵们仍在抢救被埋在废墟中的师生。


都江堰尚有300余名学生等待救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3日14:35 北京晚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8-05-13/143515529882.shtml

  本报综合报道电力中断、通信中断、交通中断……昨天14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7.8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力,瞬间冲击了离它最近的城市——都江堰,使这座美丽的小城满目疮痍。都江堰市向峨乡发生大面积垮塌,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发生垮塌,截至目前,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名获救。由于大量落石,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唯一一条公路全面中断。当地政府目前正组织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艰难自救。

  都江堰市距离汶川约100公里。地震使市区主街道两边部分房屋出现大面积裂缝,楼房底层一些店铺的玻璃门窗被震碎,有的房屋顶层屋檐被震垮,高挂在空中。路边中国石油一处加油站的围墙也被震垮。市内其他楼房也有震塌现象,伤亡人数不明。

  据都江堰警察介绍,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公路已经完全中断,无法通行。

  都江堰市聚源镇聚源中学一栋教学楼被震垮,18个班学生被埋,截至目前,420多名学生中仅有不到100名获救。记者还看到,有些被埋压的学生身体还在动,同时能听到有些被埋的学生仍在呼救。

  与此同时,都江堰中医院6层高的老住院部大楼也在地震中发生垮塌。据医院的医护人员介绍,当时老住院部大楼里大约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上百名住院患者。一位参与抢救伤员的女医生哭着对记者说:“很多护士都是才20多岁小女孩,有的还是刚刚结了婚。”

  目前,避难的都江堰市民,都已经撤到大街上临时搭建的大棚里了。由于都江堰地处很少发生地震的成都平原核心地带,不少市民面对地震所带来的严重破坏,感到不安。


绵竹两所学校倒塌 200余人被埋 
2008年05月13日 11:15:35  来源:新华网 
http://www.gov.cn/jrzg/2008-05/13/content_969494.htm

新华网四川绵竹5月13日电(记者刘海、叶建平、苑坚)13日凌晨,记者赶赴四川绵竹市汉旺镇,汶川地震引起该镇东方汽轮机厂的一所中学和一所技校倒塌,中学受灾严重,两所学校至少有200人被埋。

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而汉旺镇距离汶川仅一山之隔30余公里。记者在汉旺镇看到,倒塌的民房不计其数,由于降雨不断,一些楼房还在不断倒塌,危房下被砸坏的车辆随处可见。13日清晨,800余名部队官兵已赶赴汉旺镇展开救援工作。

13日8时多,记者来到汉旺镇东汽中学,此时已有一台挖掘机对废墟进行清理,而学校教学楼两头全部垮塌。

在距离东汽中学数百米远的东汽小学操场上,摆放了十几具遗体,医护人员正在进行清理,而救援人员还在不断抬来被蒙上塑料布的遗体。

据东方汽轮机厂党委宣传部部长彭嘉介绍,东汽中学有1000多人,估计有200人被埋,而东汽技校估计也有30人被埋。一名逃出来的高三学生说:“地震发生时,我们班被分成两组,有一组十几人待在四楼。我奋力跑下楼到操场才躲过灾难,那十几人再也没有下来,我看到其他班能跑下来的也没有几个。”

重庆梁平受震垮塌小学已五人死亡 三十四人受伤

http://newspic.cn.yahoo.com/news/article/index.html?type=gallery_show&p=89036&source=

上一组图 上一幅 查看原图 自动播放 下一幅 下一组图 12日下午2:30左右,受四川汶川地震波及,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教学楼发生垮塌。13日凌晨1时许,搜救工作已全部结束,垮塌造成5人死亡,36人受伤。图为消防队员正在对被掩埋学生进行搜救。


青川县一学校90名学生被埋在废墟

http://news.QQ.com  2008年05月13日17:46   cctv 
  
  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
  
  
  记者:我们现在是在广元市的青川县,广元市距离震中情况300公里,它的受灾情况非常严重。
  
  主持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记者:人员死亡人数是800人以上,伤是300人以上,另外还有300人埋在废墟里面。其中有一个学校宿舍90多名学生被埋在里面,现在情况不明。
  

甘肃省因地震受损学校两百四十七所
2008年05月13日 17:5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中新社兰州五月十三日电 (刘薛梅) 五月十三日下午三点,甘肃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截至五月十三日十二时,甘肃省因地震己造成二百零六人死亡,两千一百七十九人受伤。倒塌房屋三万两千四百一十一间,受损学校两百四十七所,部分地方出现山体滑坡,灾情严重的地方一度供水、供电、通信等中断。
其它网页及网友补充:
绵阳市九龙镇200多名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师生被压在倒塌的楼里
遵道镇幼儿园100多名师生被埋在废墟里
北川县平安希望小学几乎被夷为平地。
什邡市洛水镇的洛城小学和洛水中学教学楼倒塌
德阳市莹华镇中学的半栋教学大楼整体坍塌

新华网四川青川5月14日电(记者储国强、陶明)记者14日中午在四川省青川县木渔镇了解到,青川县木渔中学已经确认遇难学生178人。

这所学校有一栋三层学生宿舍楼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时有400多名学生正在里面午休,其中139名学生逃生,285人被埋。到今天中午11时,有84人被救生还,确认178人遇难,还有23人下落不明。

在崇州市怀远镇中学,主教学楼就在地震中垮塌。

平武县一所小学垮塌,200余名师生被埋

5月13日,救护人员在营救被困学生。 四川绵竹市汉旺镇武都小学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众多师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中。救援行动正在积极展开。

都江堰尚有300余名学生等待救援 

绵竹两所学校倒塌 200余人被埋 

重庆梁平受震垮塌小学已五人死亡 三十四人受伤 

青川县一学校90名学生被埋在废墟 

甘肃省因地震受损学校两百四十七所



2008-05-15 07:27:28

主题: 母亲安慰孩子
这张图再次证实:严重缺乏专业救援人员,被埋着的在等死

 
送交者: 白字秀才 2008年5月14日19:58:4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绵竹一位母亲安慰被埋在废墟中的孩子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地震后3天,72小时,就要过去了,还有几万人被埋着,许多图片很明显地证实:就是知道那里埋着人,而且被埋的人是活着的,我也没有看到专业救援队员在抢救他们。更不用说许多被埋着没有被发现的人了。

那些人说我们有几十万人民解放军,有几十万的双手的人在挖。不需要国外专业救援队伍,因为道路还没有通;如果道路通了,他们会说,我们自己有那么多人。

可是,为何上图那个孩子只有他/她的母亲在旁安慰,无人在抢救她/他?
还是那句话,因为周围都是钢筋水泥,解放军的双手就不能挖了!

地震是很难准确预测的,至少目前,那是天灾,我们认了;
但是,地震后,被埋着的人不能尽快被挖出,那就是“人祸”了,那样会死不瞑目。
 

是不是所有灾区,救援人员都不能到达?

 
送交者: 白字秀才 2008年5月14日21:57:4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国外的地震救灾队并不是山区地震救灾的专业队伍.  由 NuB 于 2008年5月14日21:54:19:
 
  
你这逻辑就是放屁。目前许多能到达灾区的队伍是如何到达的?汶川他们去不了,其他地方不能去吗?比如还埋着900人的聚源中学。

刚看了四川电视台的一个现场报道,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报道说的是都江堰的一个中医院倒塌,压着许多人,许多解放军在那里挖人,挖到一个老人,因为手腿被石板压着,挖了许多小时,还是无法挖出,而他们又不敢动用大型机械移走石板。这个老人已被埋了40多个小时了,决定现场截肢,几个医生打麻药,就开始准备截肢了,这时来了个国家地震救灾队的专家,他说让他看看,他看过后,认为可以移走石板,不需要截肢。 

在这位专家的指挥下,石板被移走了,这个老人被完整的救了出来。 

我看了,心里在想,好险! 

这完全说明,没有非常有救灾经验的专家,靠人多是不行的。很明显,这样的专业人员是严重缺乏的。 


看才看到四川电视台,来了云南的专业救援队伍,还是都江堰,只见他们在一片废墟上寻找。一位拿着一个声音探测仪器,从一个缝隙里面伸进一个导线探头,向里面喊话:有人吗,如果有人就用石头敲敲地板! 

我听了,差点跌倒! 

如果有人,也已经被埋近70小时了,就是活着,听到他的喊话,还有力气那个石头敲地板??? 

这时,应该至少有摄像探测头才对,了解地下的情况。 

记得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就有许多摄像探测头,了解被埋人的状况,采取援救手段。 

这次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设备,这个声音探测仪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是云南专业救援对的。 

一些生命探测仪,救援犬业很少。 

没有设备?这不正是我认为应该接受国外专业救援队伍的原因吗?他们应该有专业救援设备的。 

网上早就有个帖子说了,野战部队的解放军其实和一般百姓的效率差不多,他们就是更听话能吃苦而已。用手挖人谁不会,有个报道,一个12岁的男生还用手挖了4个小时把同学救出。



2008-05-15 03:26:18

主题: NY Times: Earthquake in China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y of Schools in Many Countries
Earthquake in China Highlights the Vulnerability of Schools in Many Countries

http://www.nytimes.com/2008/05/14/world/14codes.html?_r=2&oref=slogin&oref=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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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DREW C. REVKIN
Published: May 14, 2008

The enormous loss of life in collapsed schools around China’s quake-stricken Sichuan Province could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reduced using known methods for designing or retrofitting structures in earthquake zones, several experts on global hazards said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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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 Earth: In Smart, Wealthy World, Schools Still Fall. Why?

But China is just one of many countries with known earthquake vulnerability that has been slow to transform schools — a keystone of any community — from potential death traps into havens, these experts and some community campaigners for school safety said.

Hundreds of students are thought to have perished in schools during the earthquake, among more than 13,000 deaths in all.

Experts on earthquake dangers have warned for years that tens of millions of students in thousands of schools, from Asia to the Americas, face similar risks, yet programs to reinforce existing schools or require that new ones be built to extra-sturdy standards are inconsistent, slow and inadequately financed.

While earthquakes can sometimes exact a far wider toll on other public buildings, school collapses are particularly wrenching, development officials and experts say, because students are often what propel a struggling nation from poverty to prosperity.

In 2004, the 30-nation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eased a study, “Keeping Schools Safe in Earthquakes,” concluding that schools “routinely” collapsed in earthquake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avoidable design or construction errors, or because existing laws and building codes were not enforced.

“Unless action is taken immediately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much greater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will occur,” the report says.

The risks are growing, experts say, as populations in poor regions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world, rich and poor, shifts ever more toward urban centers, many with well-charted seismic threat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deadly school collapses after earthquakes in Italy, Algeria, Morocco and Turkey. Most notably, in Pakistan on Oct. 8, 2005, at least 17,000 children died as more than 7,000 schools collapsed after a powerful jolt shook a mountainous region near the Indian border.

Similar risks, and delays in reducing them, exist in countries rich and poor from the Americas across Europe and Asia.

In 2006, Brian E. Tucker, an earthquake expert who runs a private group, 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presented a study on schools to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group of 10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sia.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180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40 million school-age children, faced “an earthquake risk equal to that of northern Pakistan.” Dr. Tucker also was a co-author of the 2004 O.E.C.D. report.

Delays in addressing such threats sometimes result less from financing and engineering than from societal inertia, given competing problems and the unpredictable nature of earthquakes, said Ben Wisner, a former geography professor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and a founder of the Coalition for Global School Safety.

Often, money and technology are not the issue, he said, so much as access to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risks and simple ways to bolster buildings.

“On the whole, the cost of designing and building a school, say, a three-story junior high school in Mexico City, is only about 5 percent higher,” Dr. Wisner said. “You don’t necessarily design a building to avoid collapse, but design so that it’s a survivable collapse. You want large voids so they can be accessed by rescuers.”

There have been some successful efforts to reinforce schools, in places including Katmandu, Nepal, and parts of Turkey, he said. Progress often is a result of persistent pressure by a particular engineer or safety campaigner.

The successes are far outnumbered by places that still face calamity on the scale of that seen in Sichuan, he and others said.

And the risks are not limited to poor or emerging countries.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parents’ groups have been agitating to accelerate a decades-long program aimed at bringing schools up to modern earthquake standards.

While there is no reliable global tally of unsafe schools in quake zones, regional snapshots are chillingly clear. A report being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hool safety, coincidentally beginning on Wednesday in Islamabad, Pakistan, says tha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schools in Pakistan are unprotected from shocks like the one in October 2005.

The inertia is one result of a range of factors, including deep poverty in some places and political immobility in others. In some countries and cultures, inaction is shaped by a fatalism that somewhat indemnifies governments from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are seen as “celestial” acts, said Thomas Parsons, a geophysicis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in Menlo Park, Calif.

“It’s so disappointing to see these things happening again and again — little kids caught in a collapsed school building,” Dr. Parsons said. “As always, in the short term we are balancing the probable event against real, right-now problems. But in the long term, probable becomes inevitable.”

Around Sichuan, the earthquake may well have raised the danger level on nearby faults, Dr. Parsons said, noting a 2007 paper mapping the region’s unstable underpinnings.

David Barboza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Shanghai.



2008-05-15 03:17:34

主题: VOA : 四川震区多学校建筑倒塌令人深思
VOA 四川震区多学校建筑倒塌令人深思

中国四川省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许多学校坍塌,引发外界对这个地区的建筑标准和建筑质量的质疑。


自从发生了1976年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以后,中国就制定了相关的建筑标准。专家说,这些标准的严格程度和日本或美国加州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标准的完善和实际的执行看来有太大的差距。

这场7点9级地震导致都江堰市聚源镇聚源中学中学校舍倒塌,掩埋了九百多名师生,救援人员在废墟下已经找到了60多具尸体。在绵阳市也有一所学校坍塌,造成至少1000多名学生遇难或失踪。一些靠近震中的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目前还无法统计伤亡人数。

*为什么那么多的学校倒塌*

洛杉矶时报说,都江堰至少有8座学校被夷为平地,其原因或是因为建筑太陈旧,或是设计有问题,或是施工不合规定,有的时候是因为使用了廉价劣质的建筑材料。

建筑物倒塌是造成地震伤亡的主要原因。洛杉矶时报引用北京一名网友的话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学校倒塌,而政府大楼都安然无恙?这岂有此理!”多维网引述专家的话说,学校特别容易受损,因为学校往往属于中小型建筑,一般由较小的承包商建设。

在中国,由于执法不利,很多建筑商为了谋利而钻空子,偷工减料。中国近期发生过重大公共建筑坍塌事故, 就是豆腐渣工程带来的恶果。

洛杉矶时报引述北京地震局专家高建国的话说,灾区很多倒塌的房屋有可能是农民自己盖的房屋。他说,很多人用一生的积蓄来盖房子,但当建筑材料越来越贵的时候,他们就不去考虑抗震因素了。

纽约时报5月14号的文章指出,中国地震灾情凸显了许多国家校舍的脆弱。专家指出,四川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也许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如果使用已有的建筑设计方法或加装防震结构,可能会大大地减少死亡人数。



2008-05-14 14:13:24

主题: 为何学校塌!?
为何学校塌!?

海外质疑: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在地震中倒塌? 

多维网 2008-05-13 23:06:58 
5月12日,四川发生的7.9级地震造成许多学校倒塌,让一些国际专家质疑该地区
是否有足够的建筑法规和建筑能力。专家说,如果采用已知的设计方法和防震结构,
可能会大幅减少学生的死亡人数。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展开救灾工作,已赢得国际社会和西方媒体的好评。但在此次
大地震中有不少学校校舍倒塌,也引起了西方媒体和地震专家及建筑专家的普遍质
疑。
基督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在5月14日发表长篇文章,认为灾区学生的死亡数字
原本是可以大幅减少的。也有地震专家指出,尽管中国有足够的建筑法规,但这么
多学校倒塌则意味着建筑质量的低劣。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指出,距离震中约60英里的聚源县中学,是在5月12日大地震
中倒塌的几所学校之一。到目前为止,救援人员已经找到60多具尸体,但仍有近900名
学生没有音信,据信他们仍被埋在倒塌的教学楼下。
A
5月13日,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校舍中救出一名学生。(路透社) 

在聚源县中学,已有一些学生设法从废墟中逃出来,在13日上午,救援人员从倒塌
的校舍中救出一名幸存者。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在距离聚源县中学100英里
的绵阳市,也有一所学校在地震中倒塌,至少1000多名学生和教师遇难或失踪。
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一些靠近震中地区的学校已变成一片废墟,由于该地区普遍
难以进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死亡统计数字。地震工程师说,兴建抵抗震级在7级或
8级以上的抗震建筑物是可能的,只是常常被认为成本过高,约高出7%或8%。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美国中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艾尔纳沙伊(Amr Elnashai)说,“与
建筑材料相比,抗震建筑的确需要更多的手艺。”接受基督科学箴言报采访的绝大
多数地震专家表示,即使不是最现代的,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也是足够的。艾尔纳
沙伊说,“它有着清楚的界定,拥有所有权利的特点。”

但艾尔纳沙伊接着指出,抗震并不意味着建筑物不承受损坏,它承受,只是不让建
筑物倒塌。他说,学校特别容易受到损坏,因为它们往往都是些中型建筑物,它们
都是由一些规模较小的建筑承包商建设的。最近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克什米尔的两
次地震,也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学生死亡。“常常都是校舍受到相当多的破坏,”艾
尔纳沙伊说。
设在纽约的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Andrew Smeal)说,中国已有“相当严格
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
A


5月13日北川坍塌的学校下发现地震遇难者。(路透社) 

在苏格兰爱丁堡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穆森(Roger Musson)强调指出,中国拥
有良好的地震工程师,但“你无法告诉那里将会发生什么”。

1999年土耳其发生了破坏性地震,这个国家的建筑法规是优秀的,但那些“夜间飞
速建设者”却使用了极其差的材料。“你可以收买质量检查员,”穆森说,“但你
不能用金钱去收买地震。”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指出,中国拥有大规模地震的历史。中国200多个拥有百万人
口的城市,都处于会发生里氏7级地震的风险之中。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地球物理学副教授、前中国国家地震局雇员朱露培(Lupei Zhu)说,
“在这种情况下,地震发生了,每几个月就会发生4级地震。”

英国利兹大学工程地质学家墨菲(Bill Murphy)指出,地震的震级只是一个测量尺度,
“它没有那么多的重要性,但却有很大的震动,象四川地震出现的那些余震,可能
会造成一些额外的建筑物倒塌,尤其是那些已在主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

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土木工程师洪浩(Hong Hao)对新科学杂志(New Scientist)说,四
川的建筑物没有建立在抗御象此次大地震这样打击的基础上。“该地区的抗震规范
大大低估了地震的强度,”洪浩说。

文章最后引述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说,目前四川省已有1.3万人在大地震中死亡,预
计死亡人数还将上升。中国已经展开庞大的政府救援行动,现在已有2万多名解放军
抵达灾区,另有3万人正在赶往第一线。

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会上说,“幸存者可能还能坚
持一段时间,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纽约时报5月14日的文章指出,中国地震突显了许多国家学校校舍的脆弱。几位国际
专家指出,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如果使用已知的建筑设计方法和加
装防震结构,可能会大幅减少死亡人数。

而一些为学校安全而进行游说的社会活动家和专家则认为,中国是许多已知道地震
的脆弱性但却一直缓慢地把学校这个潜在的死亡陷阱变成避难所的国家之一。

在四川大地震目前的1.3万多遇难者中,据信包括了至少数百名死亡的学生。多年来
地震专家一直警告说,从亚洲到美洲的数以亿计的学生,都面临着相似的危险,但
加强现有学校的程序,或修建新学校的额外加固标准,都是不一致的,进展缓慢而
且缺少足够的经费。

中国更是如此。


是不是所有灾区,救援人员都不能到达?

 
送交者: 白字秀才 2008年5月14日21:57:4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国外的地震救灾队并不是山区地震救灾的专业队伍.  由 NuB 于 2008年5月14日21:54:19:
 
  
你这逻辑就是放屁。目前许多能到达灾区的队伍是如何到达的?汶川他们去不了,其他地方不能去吗?比如还埋着900人的聚源中学。

刚看了四川电视台的一个现场报道,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报道说的是都江堰的一个中医院倒塌,压着许多人,许多解放军在那里挖人,挖到一个老人,因为手腿被石板压着,挖了许多小时,还是无法挖出,而他们又不敢动用大型机械移走石板。这个老人已被埋了40多个小时了,决定现场截肢,几个医生打麻药,就开始准备截肢了,这时来了个国家地震救灾队的专家,他说让他看看,他看过后,认为可以移走石板,不需要截肢。 

在这位专家的指挥下,石板被移走了,这个老人被完整的救了出来。 

我看了,心里在想,好险! 

这完全说明,没有非常有救灾经验的专家,靠人多是不行的。很明显,这样的专业人员是严重缺乏的。 


看才看到四川电视台,来了云南的专业救援队伍,还是都江堰,只见他们在一片废墟上寻找。一位拿着一个声音探测仪器,从一个缝隙里面伸进一个导线探头,向里面喊话:有人吗,如果有人就用石头敲敲地板! 

我听了,差点跌倒! 

如果有人,也已经被埋近70小时了,就是活着,听到他的喊话,还有力气那个石头敲地板??? 

这时,应该至少有摄像探测头才对,了解地下的情况。 

记得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就有许多摄像探测头,了解被埋人的状况,采取援救手段。 

这次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设备,这个声音探测仪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是云南专业救援对的。 

一些生命探测仪,救援犬业很少。 

没有设备?这不正是我认为应该接受国外专业救援队伍的原因吗?他们应该有专业救援设备的。 

网上早就有个帖子说了,野战部队的解放军其实和一般百姓的效率差不多,他们就是更听话能吃苦而已。用手挖人谁不会,有个报道,一个12岁的男生还用手挖了4个小时把同学救出。



2008-05-14 14:12:29

主题: 为何学校塌!?
为何学校塌!?

海外质疑: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在地震中倒塌? 

多维网 2008-05-13 23:06:58 
5月12日,四川发生的7.9级地震造成许多学校倒塌,让一些国际专家质疑该地区
是否有足够的建筑法规和建筑能力。专家说,如果采用已知的设计方法和防震结构,
可能会大幅减少学生的死亡人数。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展开救灾工作,已赢得国际社会和西方媒体的好评。但在此次
大地震中有不少学校校舍倒塌,也引起了西方媒体和地震专家及建筑专家的普遍质
疑。
基督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在5月14日发表长篇文章,认为灾区学生的死亡数字
原本是可以大幅减少的。也有地震专家指出,尽管中国有足够的建筑法规,但这么
多学校倒塌则意味着建筑质量的低劣。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指出,距离震中约60英里的聚源县中学,是在5月12日大地震
中倒塌的几所学校之一。到目前为止,救援人员已经找到60多具尸体,但仍有近900名
学生没有音信,据信他们仍被埋在倒塌的教学楼下。
A
5月13日,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校舍中救出一名学生。(路透社) 

在聚源县中学,已有一些学生设法从废墟中逃出来,在13日上午,救援人员从倒塌
的校舍中救出一名幸存者。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在距离聚源县中学100英里
的绵阳市,也有一所学校在地震中倒塌,至少1000多名学生和教师遇难或失踪。
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一些靠近震中地区的学校已变成一片废墟,由于该地区普遍
难以进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死亡统计数字。地震工程师说,兴建抵抗震级在7级或
8级以上的抗震建筑物是可能的,只是常常被认为成本过高,约高出7%或8%。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美国中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艾尔纳沙伊(Amr Elnashai)说,“与
建筑材料相比,抗震建筑的确需要更多的手艺。”接受基督科学箴言报采访的绝大
多数地震专家表示,即使不是最现代的,中国现有的地震法规也是足够的。艾尔纳
沙伊说,“它有着清楚的界定,拥有所有权利的特点。”

但艾尔纳沙伊接着指出,抗震并不意味着建筑物不承受损坏,它承受,只是不让建
筑物倒塌。他说,学校特别容易受到损坏,因为它们往往都是些中型建筑物,它们
都是由一些规模较小的建筑承包商建设的。最近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克什米尔的两
次地震,也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学生死亡。“常常都是校舍受到相当多的破坏,”艾
尔纳沙伊说。
设在纽约的中美中心亚洲协会专家斯米尔(Andrew Smeal)说,中国已有“相当严格
的建筑法规,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法规上。”
A


5月13日北川坍塌的学校下发现地震遇难者。(路透社) 

在苏格兰爱丁堡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穆森(Roger Musson)强调指出,中国拥
有良好的地震工程师,但“你无法告诉那里将会发生什么”。

1999年土耳其发生了破坏性地震,这个国家的建筑法规是优秀的,但那些“夜间飞
速建设者”却使用了极其差的材料。“你可以收买质量检查员,”穆森说,“但你
不能用金钱去收买地震。”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指出,中国拥有大规模地震的历史。中国200多个拥有百万人
口的城市,都处于会发生里氏7级地震的风险之中。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地球物理学副教授、前中国国家地震局雇员朱露培(Lupei Zhu)说,
“在这种情况下,地震发生了,每几个月就会发生4级地震。”

英国利兹大学工程地质学家墨菲(Bill Murphy)指出,地震的震级只是一个测量尺度,
“它没有那么多的重要性,但却有很大的震动,象四川地震出现的那些余震,可能
会造成一些额外的建筑物倒塌,尤其是那些已在主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

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土木工程师洪浩(Hong Hao)对新科学杂志(New Scientist)说,四
川的建筑物没有建立在抗御象此次大地震这样打击的基础上。“该地区的抗震规范
大大低估了地震的强度,”洪浩说。

文章最后引述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说,目前四川省已有1.3万人在大地震中死亡,预
计死亡人数还将上升。中国已经展开庞大的政府救援行动,现在已有2万多名解放军
抵达灾区,另有3万人正在赶往第一线。

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会上说,“幸存者可能还能坚
持一段时间,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纽约时报5月14日的文章指出,中国地震突显了许多国家学校校舍的脆弱。几位国际
专家指出,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如果使用已知的建筑设计方法和加
装防震结构,可能会大幅减少死亡人数。

而一些为学校安全而进行游说的社会活动家和专家则认为,中国是许多已知道地震
的脆弱性但却一直缓慢地把学校这个潜在的死亡陷阱变成避难所的国家之一。

在四川大地震目前的1.3万多遇难者中,据信包括了至少数百名死亡的学生。多年来
地震专家一直警告说,从亚洲到美洲的数以亿计的学生,都面临着相似的危险,但
加强现有学校的程序,或修建新学校的额外加固标准,都是不一致的,进展缓慢而
且缺少足够的经费。

中国更是如此。


【节译自5月13日《卫报》记者Tania Branigan发自都江堰的报道】

“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心痛转为愤怒,当地指责削减经费偷工减料造成一些建筑在地震中倒塌

她轻轻松开儿子衣服的袖口和领口。儿子看起来既不惊慌也不恐惧,他的前额都是血污。她摸摸儿子的头发,周围的人拉起尸袋的拉链,把尸体运走了。


【母亲对着孩子的尸体痛哭,都江堰的这所校舍在地震中倒塌。Teh Eng Koon/AFP/Getty Images】

只有她的丈夫听她的哀号。整个街道充满悲怨和愤怒。至少她最终还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大多数孩子还埋在“新建小学”(Xinjian elementary school)的废墟里。

...

一名男子展示他脏兮兮的双手。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12岁的儿子还埋在废墟里。“在军人到来之前,我找到了10个人。我救出了2个学生和1个老师,但我没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

“我已经39岁了,他44岁。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妻子说。

和很多父母一样,在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从悲痛转为愤怒。地震24小时后,他们正在失去希望,剩下的只是愤怒。他们指责所有人:军人来的太迟,建筑商偷工减料,官员--根据他们的说法--收取贿赂。

这个丈夫说:“承包商根本没有资格。这是豆腐渣工程。请帮助我们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

“周围这些建筑都有20年了,但它们都没塌--而这所学校只有10年。他们从投资商那里得钱,结果他们要了几百个孩子的命。他们拿钱嫖妓,包二奶,但他们没有钱花在儿童上。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为造成的。”

...

离新建小学不远是“龙潭湾”居民区,一堆年轻夫妇茫然看着他们的公寓废墟:脸盆,窗帘,书籍,椅子,水泥块,和曾经是窗框的扭曲的金属。

他一岁半的女儿西西(Xixi)埋在里面。她的父亲背过身去擦眼泪。

“我努力救她,但周围开始坍塌,我坚持不住,”他说。

“我叫警察,但他们不肯来。他们说他们有更大的灾害要应付。”

英文:\\\'This is not a natural disaster - this is done by humans\\\'
Distress turns to anger as residents of one town blame cost-cutting and poor workmanship for the collapse of several buildings in the quake
Tania Branigan in Dujiangyan guardian.co.uk, Tuesday May 13 2008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y/13/china.naturaldisasters3



2008-05-14 13:32:39

主题: 孩子埋在豆腐渣工程新建小学--卫报》记者Tania Branigan发自都江堰的报道
【节译自5月13日《卫报》记者Tania Branigan发自都江堰的报道】

“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心痛转为愤怒,当地指责削减经费偷工减料造成一些建筑在地震中倒塌

她轻轻松开儿子衣服的袖口和领口。儿子看起来既不惊慌也不恐惧,他的前额都是血污。她摸摸儿子的头发,周围的人拉起尸袋的拉链,把尸体运走了。


【母亲对着孩子的尸体痛哭,都江堰的这所校舍在地震中倒塌。Teh Eng Koon/AFP/Getty Images】

只有她的丈夫听她的哀号。整个街道充满悲怨和愤怒。至少她最终还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大多数孩子还埋在“新建小学”(Xinjian elementary school)的废墟里。

...

一名男子展示他脏兮兮的双手。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12岁的儿子还埋在废墟里。“在军人到来之前,我找到了10个人。我救出了2个学生和1个老师,但我没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

“我已经39岁了,他44岁。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妻子说。

和很多父母一样,在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从悲痛转为愤怒。地震24小时后,他们正在失去希望,剩下的只是愤怒。他们指责所有人:军人来的太迟,建筑商偷工减料,官员--根据他们的说法--收取贿赂。

这个丈夫说:“承包商根本没有资格。这是豆腐渣工程。请帮助我们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

“周围这些建筑都有20年了,但它们都没塌--而这所学校只有10年。他们从投资商那里得钱,结果他们要了几百个孩子的命。他们拿钱嫖妓,包二奶,但他们没有钱花在儿童上。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为造成的。”

...

离新建小学不远是“龙潭湾”居民区,一堆年轻夫妇茫然看着他们的公寓废墟:脸盆,窗帘,书籍,椅子,水泥块,和曾经是窗框的扭曲的金属。

他一岁半的女儿西西(Xixi)埋在里面。她的父亲背过身去擦眼泪。

“我努力救她,但周围开始坍塌,我坚持不住,”他说。

“我叫警察,但他们不肯来。他们说他们有更大的灾害要应付。”

英文:\'This is not a natural disaster - this is done by humans\'
Distress turns to anger as residents of one town blame cost-cutting and poor workmanship for the collapse of several buildings in the quake
Tania Branigan in Dujiangyan guardian.co.uk, Tuesday May 13 2008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y/13/china.naturaldisasters3



2008-05-14 12:34:59

主题: zt 中科院专家:专家曾预报四川地震 密送当局
中科院专家:专家曾预报四川地震 密送当局 
耿庆国等专家曾预报唐山大地震

在5月12日四川地震之后,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当天夜晚在其博客上撰文指出,“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跟贴,谴责当局无视专家预警。

专家预报四川地震 密件送当局

李世辉在文章中表示,“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

耿庆国是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煸衷げ庾ㄒ滴被岣敝魃蟆?p>据李世辉披露,耿庆国曾于2006年根据旱震关系,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高精度图片

高精度图片
李世辉博客撰文指出,四川强震有人预报。(网络截图)

地震专家受排斥

李世辉表示,“明明是国宝,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只能靠微薄的退休费坚持搞科研。可惜这位退休的地震科学家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李世辉还介绍,1972年耿庆国曾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在19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

“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庆国被调出预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耿庆国等专家曾预报唐山大地震

2005年5月,《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披露了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报内幕。地震专家耿庆国去年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唐山大地震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据回忆,当年7月,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耿庆国说,“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网友怒斥当局令百姓受害

在李世辉博客中,众多网友跟贴,谴责当局无视专家预警。

“不明白国家为什么不重视地震科学家?害苦了无辜的老百姓!”“唉,如果能早点得到消息也不至于死伤这么多人。”“中国的贪官最多,不务实事的,玩弄权势的,为什么都没有人管,我所在的地区就很黑暗,什么官,就只知道钱,哪有我们老百姓,失望啊,悲哀……一条条生命,瞬间就没了,是天灾?还是人祸?”

“无知者无畏,这群扼杀人才的家伙真该杀一千遍。”“为什么没有告知给我们老百姓呢,早点叫我们做好准备,就不至于伤亡这么惨重了。国家那些人是干什么吃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打官腔,满嘴胡言乱语,就是不干实事。”

“这篇文章应当交温总理看看,如果地震局的官员都像耿庆国这样一心为人民、不处处为自己的官帽着想、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总理就不会整天这样劳累!人们的生命财产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伤害!我也是一位搞水利的工程师,我也有一位科技人员的良知,今天,我在新闻里看到地震局的官员在答记者问时,大量的词汇都模棱两可,大搞文字游戏,我感到可笑,中国人不愚昧,我为国家有这样的政府官员感到可耻!”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之一,唐山人对家地国震局特反感!毁灭性强地震报不出来,24万老百姓罹难!时隔32年,昨天发生在四川汶川的毁灭性强地震还是报不出来!国家地震局的老爷们,纳税人养着你们干什么呢?地震局长要引咎辞职!”

庸人当道 干实事的往往被排挤

网民表示,“庸人当道,科学在他们面前没有必要。”“无耻的政治科学家,把真正科学家拿来玩弄。”

“没能力的往往都是站在有能力的人身上,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愤怒!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干实事的往往被排挤,而坏事的却名利兼收,这是什么国家?悲哀。希望有关部门将只拿钱不干事的伪能人绳之以发。”

“我们国家还有希望吗?有了这群害人之马。我仿佛看见数以万计的老鼠,蛀虫在吞食一块大蛋糕,那蛋糕早以是千窗百孔了。”

“真的感觉好心痛,有能力的不能做事,没能力的……悲哀啊!为灾区人民祷。”

官方一切为政治服务

还有网民表示,“一切为政治服务!老百姓的民生\\民主\\民权都被权贵们践踏!”

“因为那些为己的庸人,因为那些自私而没有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因为那些虚荣的人,让这么多人离开,本来是可以减少这么多人受难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看了刚才的新闻发布会了吗,记者提出地震局有人举报,那些官僚以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为由,一言遮之,说那些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为了头上的乌纱置专家意见而不顾。直是祸国殃民呀!”

“过太平的日子久了,人的思想都麻痹了,出现了癞蛤蟆大批迁移的现象,专家只会用目前热衷的‘环保’科学道理去硬套,而不敢承认是地震的前兆,不然又会被指正为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目前大部份地区的房子越造越高,今后该怕了吧?”

“建议灾后,认真调查此事,如果真是如此,一定要替死难者讨个公道,严惩地震局这帮祸国殃民的玩弄权术者!向有良知的科研人员致敬!”



2008-05-14 12:18:24

主题: 黄章晋: 一个国家的自残
一个国家的自残 

黄章晋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70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2007年10月30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已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 1936年8月19日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 1937年1月23日 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3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和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被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在3次大审判中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的他们是通过吸收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变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活动。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 1937年7月30日 克格勃发布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了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 1937年6月2日 ,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万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 诸 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结果也不过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 ,《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 6月12日 ,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红军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全数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有人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那么,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救世主。这一点在德军的很多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3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 1941年6月22日 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 ,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起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 1944年2月23日 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5万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历史暴行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004年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还。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艰难的平反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作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政治氛围,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不见得是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2008-05-14 00:15:16

主题: 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地震学家David Wald: 为什么估测四川震灾程度不能只看震级?
发信人: AOL (在线美国), 信区: ChuanYu
标 题: 为什么估测四川震灾程度不能只看震级?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May 13 15:09:12 2008)

美国一位负责对周一中国西南地区的地震震级进行估测的地震学家说,震级数字并不如
震区的人口数字重要。就中国周一的地震而言,它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省,震中距省
会成都不远,这一因素有可能对地震死亡人数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国家地震信息中心的地震学家大卫•
瓦尔德(David Wald)说,与震中靠近人口稠密区这一点相比,震级究竟是7.5、7.6还是
7.7级实际并不那么重要。他说,地震学家往往并不特别在意震级的细微差别,他们更
在意受地震影响最大地区是否有大量人口居住。瓦尔德表示,他总对人们只关注震级有
些气恼。

不过,震级确实是攸关地震破坏程度的重要信息。震级能够显示出断层的大小,或者说
地震发生地的地壳断裂程度。它还显示了地震发生时的地壳滑移程度。瓦尔德说,造成
7.8级地震的断层可能有150至200公里长,并导致地壳产生几米的滑移。他说,这是一
个很大范围的岩层移动了。(用这些指标估测出的震级更确切地说应被称做瞬间震级或
能量震级;人们以往估测地震规模时用的都是里氏震级,地震学家们现在已不愿使用这
种地震分级法。)

美国地质调查局依靠从其地震观测站和参与全球测震网(Global Seismographic
Network)的它国地震站收集的数据来估测震级。它的地震观测站分布在全球各地,在中
国周一地震的震中附近也有几个。但瓦尔德说,对强烈地震而言,由于震中地区的地壳
震动最为强烈,震波强度往往会超出附近地震台站测量仪器的记录能力,反而形成“灯
下黑”的局面。随着地震波在数小时内由近及远向四方传递,距震中较远的观测站往往
能提供更准确的地震数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加州等美国的地震多发地附近设置了监
测设备,以便它们能提供附近地震的可靠数据。)

随着地震数据从观测站传来,美国地质调查局便能对震级作出估测,并随着新数据的陆
续抵达而修正原来的数据。瓦尔德说,震级估测可不是到一台机器前记录下振幅那么简
单。美东时间周一早间,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它估测的四川地震震级修正为7.8级,与中
国国家地震局(State Seismological Bureau)的估测数据一致。而在笔者与瓦尔德谈话
期间,他和同事们再一次评估了这一数据。瓦尔德说,地震可能是7.9级。(在我们通
话后不久美国地质调查局便将四川地震的震级修正为7.9级。)

震级数字的小幅调整意义重大,因为震级与断层大小呈对数关系,震级每提高一级断层
的规模便会增加10倍。因此将震级从7.5级修正为7.8级意味着四川地震的断层是最初预
计的两倍大,而将震级提升至7.9级则意味着断层又增加了26%。但瓦尔德认为,震区的
地理和人口情况更加重要,因为震中在人口聚集区的一场6.8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堪与7
.9级地震相比。也就是说,随着震级的加大,地壳的滑移程度也增大,但增大的程度同
断层大小未必会以相同比例加大。瓦尔德说,震级每增加一级,地壳的滑移程度便会增
加三级;这意味着7.8级地震的地壳滑移程度比7.5级地震要高39%左右。而震中附近地
面的晃动程度大体与地壳的滑动程度相关。

瓦尔德说,人口稠密区一场6.8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和伤亡同样会非常严重。但他也表
示,震级越高,造成重大破坏的几率也越高。



2008-05-12 19:40:50

主题: 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 2008-05-03 11:39:00   来自: 棹.chan

   提示语:西藏问题,关乎人权、道义,也关乎中国未来。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面对严厉新闻管制下的信息缺位和海内外汹涌的“爱国”狂潮,以清醒、理智的态度正本清源,找到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探寻它的解决途径,是吾辈的责任。于是才有此文的草成。 
   
   
   
  3月份以来,西藏与奥运搅在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短视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动民族主义的小伎俩,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用所谓“主流民意”对抗国际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抓紧对藏区的整肃,以期平安度过奥运。殊不知,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的危机因素。解决西藏问题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小伎俩则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国。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 
  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毕竟,当代西藏历史中的众多悲剧是和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和这个党推行的社会政策直接联系的,是这些政策的后果。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央政府也的确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资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西藏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内地如此,藏区同样如此。党专制体制和开放政策的结合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包括汉人,也包括那些在党政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的藏人。面对经商大潮中内地汉人的蜂拥而入,拉萨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视乃至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可怕的是无孔不入的宗教控制。从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经恢复,国家花巨资重修、维护那些标志性的佛教建筑,寺庙里香火旺盛,再也不会发生把《大藏经》拿去沤肥的事情。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问题还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一面却被这种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征的东西隐瞒了、遮蔽了。对西藏问题颇有研究的独立学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他的结论是: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另一方面,对自发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动则严格取缔,绝不能使之产生影响。在康巴藏区,距离色拉县城不远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汉僧众近万人,招致政府的恐慌。当局严令佛学院减小规模,规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众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众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这个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政府于是自己动手,派人强拆僧众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达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内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严格控制宗教的一个更致命的结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可怕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本来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比如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的高僧和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获胜者才能成为葛丹寺主持,且是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几百年延续不坠,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后这个延续过程被中断。80年代至今,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经难觅踪影。执政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总之,“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 
   
  正是由于上述一切,尽管西藏过去30年来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还是不满意,藏区还是“事情”不断,西藏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且不断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今年3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这个没有中断过的演变过程的最新发展而已。 
   
   
  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 
   
   
  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宣称这是“达赖集团”指使、操纵的结果。4月份奥运圣火传递中出现的冲突,当局又断言是“达赖集团”唆使“藏独分子”所为,目的在破坏奥运,为“西藏独立”张目。 
  用“分裂问题”代替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儿。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达赖喇嘛头上,却体现了中共传统政治逻辑的荒谬无理,也暴露出执政者缺乏长远的战略识见和政治智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当年达赖仓皇出逃时才24岁,半个世纪的流亡经历已经使这位藏族智者把佛门的深邃、宽宏和自由民主等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融汇在一起。早在1987年,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以及“就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988年达赖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主张“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等等。 近年来,达赖喇嘛更是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2002年以来,达赖的特使已经同北京统战部的官员举行过六次会谈,向中共执政当局详细解释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立场,但没有获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应。 
  中共的僵硬姿态从当政者的传统政治立场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还有什么好谈的?认可达赖所说的“自治”将动摇党国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松口。在这个意义上,“会谈”对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这种拖延却给达赖方面带来越来越大的麻烦,因为达赖喇嘛有一个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和国内信众交代的问题。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其中激进者如近来引起人们关注的“西藏青年会”(藏青会),其政治主张就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差异甚大。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构成,目前已有数万人规模,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藏青会最初赞成非暴力,但这些年态度发生转变。2007年这个组织召开年会时,它的领导人就表示:达赖喇嘛倡导非暴力没有错,但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了,这条路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藏青会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包括在藏区酝酿“人民起义运动”。据说已有700多藏人自愿报名,要“不惜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主张”。 达赖本人则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诉诸暴力的企图和行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只能以“辞职”以示心迹。就在几天前,达赖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他相信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对于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明,他只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他无法下命令让藏青会闭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达赖喇嘛的表白,因为消除长期形成的政治敌意需要时间、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但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把对方妖魔化,把达赖说成是“藏独”的总后台,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把达赖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当他试图给藏人中的激进势力施加影响时),也把中共自己置于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专制者面孔),丢弃了政治谈判中应有的回旋余地。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么?! 
  当然,归根结底,是中共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在这个逻辑关系中,没有平等谈判的对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更是当政者的利益逻辑在作祟,根据这个逻辑,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将对党国体制构成根本的威胁,也对一大群这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威胁。在这样两个逻辑面前,达赖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变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着近来被精心鼓噪起来的海内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浅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潮,反观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深入骨髓的问题,真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夜不能寐。 
   
  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人权灾难仅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问题的总根源。 
  共产党当初不是想为西藏人民、为百万“翻身农奴”办好事、带来福祉么?我相信是这样的。但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时朝廷曾大力整顿藏务,推行改革,以防止列强势力继续染指西藏。1907年张荫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1905~1911年赵尔丰在川、康两省推行“改土归流”,除巩固清廷统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风易俗、为藏族百姓“办好事”的一面,但这些“改革”却遭到了藏民的强烈抵制。半个世纪后共产党在藏区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且更加系统、更加雄心勃勃,其结果,则是对藏区生灵、藏区宗教文化更大规模的破坏。 
  事实上,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是百年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给汉民族带来不幸,也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了不幸。如今,人们正在深入反思这段历史。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任。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湾岛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轮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再一次反衬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明显,大陆的共产党党专制体制容纳不了台海两岸的统一,也容纳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和西藏获得高度自治、汉藏人民和谐相处的时代才会到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始,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尝试建立民主的政权建构。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也主张“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组成”。达赖甚至力倡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哪怕自己成为西藏历史上的“末世达赖”。 藏人已经为实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做同样的准备呢? 
   
  毫无疑问,对掌权的中共决策人来讲,改变现有制度体系,寻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气、大智慧。这不仅仅是为了西藏,为了台湾,也是为了十三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说老实话,即便今后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区自治和大国治理间的合理交汇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双轨共和制:关于中国宪政国家结构改革的一种设想”,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分权”、“自治”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民族地区而言,自治还有助于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利益);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胀本性及其体现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后者势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决必须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级公共权力机构的介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在传统的“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单一轨道内考虑问题。如果说国家结构形式的调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一些中等规模以上国家的现实,那么中国――由于它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极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水平、复杂的民族生态状况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政治实体并存的现实――更有理由、也有足够的必要去考虑设计一种更复杂的、超越“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逻辑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我所谓的“双轨共和制”。这个框架还只是个原则;在这个框架内解决西藏的行政区划和具体制度安排,还有大量事项需要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区”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么和大国的统一治理相协调?不可行,又如何说服藏族兄弟做出让步?要讨论。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思,也需要宽广的胸怀。当然,要做到这些,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上述一切都无从谈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还是有的。这个机会就是真诚地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最近北京已经表示愿意恢复接触,这就很好。即便是姿态性的,也有积极意义。大家都希望会谈产生货真价实的结果,趁达赖喇嘛健在时,建构起汉、藏民族和睦的桥梁。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则“分裂”有可能成为真的、现实的危险。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当然不希望西藏真的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历史究竟向哪个方向走,却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要看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总的说,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联合大于分裂,联合有助于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联合必须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简单道理同样适用于政治。 
   
   
  (本文作于2008年4月22~28日,北京) 
  



2008-05-12 18:59:50

主题: 各地伤亡最新统计 四川全省近万人死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灾专用账号
各地伤亡最新统计 四川全省近万人死亡(组图) 新华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日晚上11点40分在地震灾区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分析当前抗震救灾形势,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新华网的报道称,截至13日零点,四川灾区死亡人数已达近万人,甘肃、陕西等其他地区死亡人数180多名。北京时间5月12日14 时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证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赴四川地震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据中国地震局通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宁夏、青海、甘肃、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云南、湖南、湖北、上海、重庆、北京等地均有震感。

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截至12日17时28分,发生300多次余震,最大震级6级。这次地震是继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两县发生7.6级地震以来,近32年发生的四川省内首次7级以上地震。

记者从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13日零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近万名,甘肃、陕西等其他地区死亡人数180多名。

都江堰聚源中学垮塌,众多学生被埋。

人们正在抢救聚源中学学生 。

北川县目前已经有三至五千人死亡。

图为震中所在地。

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据从地震局了解,此次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图为北京西城区某写字楼员工从大楼撤离到地势空旷的地带。新华网 陈竞超 摄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已启动一级预案。由中国地震局12人、北京军区某部工兵团150人和武警总医院22人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陆续奔赴汶川灾区,负责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任务。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减灾委紧急启动国家一级救灾应急响应,并组成救灾工作组即赴四川汶川灾区,协助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民政部已紧急调拨25000顶救灾帐篷支援四川灾区,其他救灾物资正在调集运输中。

地震发生后,四川各方面紧急行动起来,展开救灾工作。其他相关省份和中央有关部门也立即展开了相应工作。

记者从军队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了解到,地震发生后,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发出指示,要求成都军区、空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总参谋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都军区紧急出动6100余名官兵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


截止北京时间5月13日05时21分各地伤亡汇总

四川 死亡人数近万名 入院伤员近7000人

北川县 死亡人数达到7000多人
广元 死亡52人
德阳 死亡412人
成都市 死亡人数达323人,1059人受伤
都江堰市 聚源镇中学死亡人数已增至50余人
资阳市 10人死亡,86人受伤
眉山市 8人死亡,逾3000人受伤
中江县 5人死亡
甘孜州 死亡5人
阿坝州 死亡56人,失踪5人,重伤67人,伤679人
内江 死亡4人
遂宁 死亡7人

重庆 死亡50人
梁平小学 死亡5人,掩埋20多人,100多人受伤

甘肃 甘陕等地死亡180多人

陇南市 武都区50多人死亡,
西合县5人死亡,
徽县6人死亡,
礼县1人死亡
庆阳市 华池县新增1人死亡,西峰区一学校16名学生受伤,宁县新增1人受伤
平凉市 崆峒区大秦乡新增10人受伤
天水市 武山县新增3人受伤
甘南州 2人死亡

云南 死亡1人
昭通 1人死亡,9人受伤

陕西 死亡61人,伤176人



汶川地震已致四川8533人死亡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2日23:14 中国新闻网 

  位于成都北郊的成都军区总医院接收了来自地震灾区的100多名伤员。在积极组织
抢救的同时,医院搭建10余顶大型帐篷,将住院的1000多名患者全部安全转移。中新社
发 朱琥 摄


  中新网成都五月十二日电 (记者 杨杰)四川省地震局今晚第六次新闻发布会披露,
截至二十二时二十分,四川地震已造成八千五百三十三人死亡,其中绵阳市北川县死亡
人数达到七千多人。

  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昌文说,目前集震区依然通讯、交通中断,人
员伤亡不明。

  据统计,目前已发生余震五百二十七次,其中最大余震为六级,有两次,五级至五
点九级五次。(完)


中国红十字会调拨78余万元物资救援四川震区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2日20:25 中国红十字会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
103.4度)发生7.8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立即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了帐篷557顶、
棉被2500床等价值78万余元的救灾物资,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通过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灾区捐赠50万元人民币,用于当地红十字会开展救助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的代表将组成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考察灾情,慰问灾民。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欢迎社会各界向地震灾区捐助,鉴于目前灾区交通运输渠道尚不
畅通,目前以接收捐款为主。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灾专用账号和热线

  开户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人民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东四南支行

  人民币账号:0200001009014413252

  外币开户行:中信银行酒仙桥支行

  外币账号:7112111482600000209

  热线电话:(8610)65139999

  捐款有如下几种途径:

  银行汇款:账号见上文

  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

  邮编:100007

  网上捐款:登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www.redcross.org.cn,点击捐款热线栏目
进行在线捐款。

  (通过银行、邮局和网上捐款在捐款时请注明捐款人姓名、通信地址、捐款意向如
:四川地震捐款等信息,以便邮寄捐赠收据和感谢信)

  通过短信捐款: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手机用户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小灵通用
户均可编辑短信1或2,发送至1069999301,即向“红十字救援行动”捐款1元钱或2元钱。

  通过短信咨询: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手机用户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小灵通用
户均可编辑短信“中国红十字会”,发送至12114,即可了解中国红十字会有关情况。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干面胡同53号

  邮编:100010

  银行汇款:

  户名: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账号: 8001009219080910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支行

  账号:0200001019014483874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朝内大街支行

  账号:11001070300059000427

  外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账号: 800100086608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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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benpu 於 May 12 16:47:17 2008 修改本文·[FROM: 216.170.]



2008-05-12 18:58:00

主题: 狄马:中国官员的下半身
中国官员的下半身

作者:狄马 

中国的女人难做,不仅是做媳妇,即使是做情妇似乎也比别国困难。胡长清贪赃枉法、身死官免,为天下笑,而人们说都是那些“三陪女”害的;成克杰为非作歹、罪不容诛,但有论客发表意见说,事就坏在李平(成的情妇)身上;——仿佛没有“三陪女”和李平,胡长清和成克杰本来可以成为包公似的。

中国的男人一向没有出息。平时口口声声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并把女人锁在深闺大院,脚弄成残废,目的是不让参与政事,可一旦弄得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时候,又把责任往外推,说商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唐衰于杨太真……即使是文人写的戏曲、小说,也总是女人先勾引了他们,不然他们个个可以成仙成圣。我想这“每一个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可恶的女人”,就是新一轮的“女人祸水”论。

我不知道,当代的贪官是不是都搞女人,但我相信,做贪官与搞女人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情妇者,有情之妇也。贪官可能搞,清官也未必不搞。贪官的可恶在于,滥用职权、将纳税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至于“情”动于中而发于外,爱上了别的女人,则是我们平民百姓也常有的事,不必非难。

我当然没有见过包公、况钟、海瑞,这些“青天”也有到包厢里搂三陪的记录,但我想即使他们搂了,只要不是公款买单,出了歌舞厅、按摩坊又没有为这些女人批条子、包工程、干预词讼,我想仍然不影响他们的“青天”美名。况且,这些“父母官”在皇帝时代本来就可以合法地娶妻纳妾、包“奶”嫖妓。

克林顿是前美国的总统,他和莱温斯基的绯闻连细节都被司法机关调查得一清二楚。但惟独没有听说他把莱家的三姑六舅都安插到白宫,还给银行打招呼,替其募集资金。因而闹腾了一阵,民众对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美国六十年代被人刺杀的肯尼迪,经人证实,梦露的死和他有关系,但没有查出,他给梦露吃过回扣,用公款修别墅。

这是不是说外国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连情妇都知道国有资产的重要性?不是,是她们知道,即使装疯卖傻、满地打滚,她们的“情郎”也不敢以权谋私;同理,这是不是说外国的情郎都是铁石心肠,即使美人们把腰肢扭断、眼泪哭干,也不懂得怜香惜玉、有求必应?也不是,而是他们知道,只要自己心下一软、越雷池一步,乌纱帽就会被选民们摘掉。但中国不同,在审理成克杰的案件时,记者问李平:“你让成克杰办那些很难办的事,不觉得难么?”她答:“难什么难?他打个电话就敲定了,就这么简单。”

我想,问题就出在这个“简单”上。

对于官员们来说,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白贪谁不贪?不给你贪给谁贪?对于情妇们来说,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白要谁不要?不跟你要跟谁要?

权力一旦过分集中,并失去监督,就必然会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也就是说,官员的下半身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上半身(头脑和心灵的所在)的问题。因为上半身决定下半身,下半身对上半身具有反作用。如果官员的整个身体都在严格的新闻监督和国会弹劾的压力之下,那么,“下半身”就不可能单独“跑去”出问题——或者说,即使“跑去”也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



2008-05-11 23:32:26

主题: 永恒之举
这个总理上演了外交史中最惊天动地的一跪(图)
2008年05月11日00:18:14 [新闻大杂烩]


去世的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1971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

又是一个萧瑟的冬日,还是这个古老的城区,沿着同样的路线,拾级而上,再次站在那朴素而庄重的石碑前。这一幕令人想起30年前……1970年的12月7日上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第四位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了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站在这片还残存着战争创伤的土地上,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 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面对着周围眼中饱含愤怒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们,这位德国总理无言以对。于是,他默默地屈身,面色凝重,低垂着头,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这一惊人之举不仅令在场许多人感动落泪,也在20世纪世界外交史册中永恒定格。 Mitbbs.com

3 年后,当勃兰特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平静地说:“那天早晨醒来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不能仅限于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后来,我突然感到有必要下跪。”勃兰特解释,他的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行为使勃兰特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在他杰出的政治生涯中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Mit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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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后,德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沿着维利-勃兰特的足迹又踏上了这块土地:德国统一后的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对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维利-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施罗德说,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阳光下,纪念碑浮雕上这位领导人下跪的侧影显得凝重而神圣。Mitbbs.com



2008-05-11 11:12:14

主题: 谭宾雁:我支持中国对西方媒体的封锁
我支持中国对西方媒体的封锁

          ·谭宾雁·


最近CNN的评论员卡弗蒂发表辱华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前后三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CNN。四月二十四日,姜瑜说:“CNN方面的言论和态度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损害了CNN自身的声誉,破坏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我坚决支持中国外交部的立场。我为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感到无比的痛心。痛心之后,我必须弄明白一个问题。CNN的网站和电视节目都已经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封锁屏蔽,中国人民在自己家里不可能看到CNN的节目和网站。甚至很多中国人民还以为CNN是一个卖高级隆乳药的公司。CNN能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说明有些中国人民还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绕过政府的封锁,偷偷地看了CNN的节目,从而使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这属于非法的自伤行为,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承担责任,并且中国政府必须追究中国人民的非法偷看行为,以维护政府法令的尊严。

由此,我建议中国政府加强对CNN,ABC,BBC,CBS,NBC,以及所有三个字母的电视台和网站的封锁,并且要切实提高封锁的科技水平,有效地防止中国人民偷看。必要时可以把封锁的技术研究当作一个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拨以巨款支持,使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海外的各种分子们应该没有理由对中国政府的封锁行动指手画脚。这与公民自由无关。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责任保护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感情。须知感情受到了伤害的后果甚于身体受到了伤害。感情受到了伤害,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涌上街头,高呼口号,谩骂CNN(天啊,有这么多人非法偷看CNN!)。估计很多中国人民血压升高,血糖升高,血脂升高,愤怒和难过得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延缓了中国崛起的速度。

住在海外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就没有住在国内的同胞们那么有福气。他们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封锁保护,他们能够自由地收看CNN,这就使得他们暴露在感情伤害的危险之中。他们都是龙的传人,中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管。我建议中国政府通过海外的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街头领导抗议CNN的侨领们,在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开设电视公司,只提供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再加上其它不多的几个不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电视台,比如朝鲜民主共和国主体思想电视台,古巴革命中心电视台等。

差不多每隔几年,都有那么一次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严重的伤害。每一次伤害,都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长久下去,中国这个民族不得精神病才怪。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中国的贪官污吏每时每刻都在吞食中国人民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中国人民之中的这些败类,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感情和防止他们怪错了人,我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进行有效的封锁。



2008-05-11 09:36:19

主题: 白焰: 外国人和外地人的集会权利
外国人和外地人的集会权利

                ·白 焰·

  集会权利在不少国家只限于公民。在一些欧美国家,集会权利伸及外国人,最近几个城市的奥运火炬游行已经证明了这点。外国人不能投票,但是能够集会游行。偃旗息鼓,居美华人(不管支持还是反对火炬,中国籍还是美国籍)应该意识到权利比火炬更重要。

  集会是指民众自己组织的请愿、伸冤、示威、抗议的政治活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的矛头所指是政府。政府发动、组织的集会不在本文讨论之内,因为它们不是自愿、自发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和平集会和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人民自由的三种方式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缩小政府职权范围、明文禁止政府某些行动。《美国宪法》民权法案(前十条修正案)的初衷是限制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的权力。后来经过最高法院的解释,第一条修正案被纳入第十四条修正案,适用于限制州政府的权力,从而促成了公民权利全民化。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有一规定是:“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要知道,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的对象不仅是美国公民,而且是身在美国的“人”(person)。就集会请愿来言,美国最高法院对“人”的解释比较宽松:人乃任何人,包括外国人 ——合法的和非法的。换言之,有证件的华人和没有身份的墨西哥人都具备在美国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为什么不呢,集会自由是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延伸。

  外国人在中国能够集会游行吗?《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下简称“示威法”)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参加中国公民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如果美籍中国人回去参加某个集会或游行,此人必须到主管机关申请。当然,夹杂在人群中的你,凭借着中国脸孔,可能不会有麻烦。洋人肯定不行。可是不能大意,因为《示威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其他人加入。”你有中国脸孔,可你是被严格防止加入游行的“其他人”。相比之下,非法过境和打工的墨西哥人可以走上美国街头,抗议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合理”待遇,没有警察检查他们的护照。回到“其他人”一说,《美国宪法》第一章在制定国会代表人选时,称奴隶为“其他人”,只有自由人的五分之三。有时候,其他人是“不是人”的代名词。也由此可见,从“其他人”到“任何人”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变。

  如果中国籍华人回去参加游行,你也得注意。《示威法》第二章第十五条说:“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第四章第三十三条还说:“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当地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安机关有权予以拘留或者强行遣回原地。”尽管是中国公民,但在集会时也要看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内外有别,一国两制。由于外地人不能到首都或其它省市,中国也就没有跨越省市的全国集会。若在美国华盛顿,马丁·路德金就不可能面对几十万大众,宣读他著名的《我的梦想》,因为大多数示威者来自它州。另外,根据公安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第八条,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担任负责人。劝君量力而行。

  也许有人会说,上面的列举是把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另一个国家的具体法律作比较,犹如桔子比苹果。不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表面看来,这与《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里的自由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某些字面上的相似不等于本质上的相同。宪法国家不等于宪政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宪法给予政府权力,但并不是每一部宪法都限制政府权力。只有宪章上限制政府权力的国家才是宪政国家,宪政国家才是保护自由的国家。另外,宪政国家的司法部门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当政府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与宪法冲突时,该国的司法部门可以根据宪法精神裁定它们是否有效。就《示威法》对外地人的特别限制来说,这个限制实际缩小了中国公民的集会自由,因此不符合《中国宪法》——宪法权利岂能依居住地而定,因内外人而异?但是,宪法在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部门,因此这部人代常委会于1989年通过的《示威法》实际取代了《中国宪法》。因此,将《美国宪法》与相当于宪法的《示威法》相比也就理所当然。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包括集会自由。不错,中国和美国均有限制游行地点、时间和场所的法律,以正当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对于违反秩序的人,中国和美国均有惩罚条例。有一个区别:《美国宪法》重在和平集会的 “和平”两字,即秩序,对于集会内容不太过问。你可以游行庆祝马丁·路德金的生日,也可以游行庆祝希特勒的生日。政治言论正确与否由人民分辩。中国的《示威法》对集会内容和何种人游行非常敏感,由此对集会游行作了过多的“不得”、“不许”和“不批准”等规定,以致形成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歧视。集会自由于是成为公安部门的特别恩准。

  外国人的集会权利不仅享有《美国宪法》的保障,而且享有美国民众的宽容。按照欧洲启蒙理论,宪政理念是人民对政府的主权,而不是相反。如果看一眼今天的世界地图,民主正常运行的国家、外国人享有集会权利的国家,仍然是18和19世纪的欧美启蒙国家。不过,英国启蒙理论家霍布斯和洛克认为,外国人对东道主国没有主权,他们仅仅是过客和做客。作为客人,他们应该遵守当地规矩。作为客人,他们没有政治义务去效忠东道主国。看一眼有外国人加入的集会,五花八门的外国旗大有压倒一切的气势。要知道,这些外国人是挥舞着自己国家的主权,享受着并且要求享受居住国的待遇。个别示威国旗的内涵和象征与《美国宪法》格格不入。然而,美国民众和政府宽容了。的确,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没有统一的种族、肤色或宗教。“美国人”的定义是对《美国宪法》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公民如果挥舞外国旗帜,美国同胞会视此为不愿认同或不在乎宪法的表现。

  法国作家Marcel Proust说过:“真正的航海探索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用新眼光去观察。”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大陆,但美国需要有感悟力和虚心的人去另眼相看。集会权利只是看到的一部分,值得每个人去思索。

□ 寄自美国



2008-05-11 00:47:21

主题: 律师撤诉玩笑
惊人消息:纽约华人状告CNN案律师宣布撤诉
人民网    2008-05-10 10:02:49
律师海明

美女律师梁淑冰5月7日表示将寻求支持告到底

纽约华人状告CNN一案案情再次出现戏剧性变化。下午3点多,海明律师事务所向媒体发来传真,宣布将向法庭申请撤案。传真件表示,“本律师楼向全体曾经支持此案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和最大歉意。”传真件指出:“最后,请大家理解,赢得我们华人尊严,仅靠一个律师、一名退休老人是不够的。希望大家集体继续努力,以孙中山的名言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应该说,对于海明律师撤案的决定,大家并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如此迅速地发表这份声明,无论如何,使人感到有点突然、甚至一时难以接受。

看到这份文件,记者随即与海明律师取得联系,进行了电话交谈。记者问道,你说过,拿到CNN的道歉信后,如果世界华人满意你才撤诉,现在能否说华人满意?

海明律师没有更多的解释,他说,是否满意,各人有各自的评判标准。近来自己受到了一些压力。我的许多业务客户现在找上门来,要我们处理他们的案子,我不能不去应付。远在大洋彼岸的广大民意支持固然重要,但纽约地区的情况不能不考虑,毕竟自己的业务主要是在纽约地区。他说,我认为,从根本上讲,要争得我们华人的地位与尊严,需要通过整个华人世界的不断努力,提高整个国家实力与整个国民素质,保持华人内部的团结,才能真正赢得全球对华人的尊重。对这个案子不能有太高的期望,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官司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一个律师来解决。


ZT: 海明律师犯的法律错误

送交者: 平淡人生 2008年5月10日19:42:44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海明律师誓师旦旦的要为全中国人民和海外中国人在美国联邦法院求个公道。他代表两个华人的集体诉CNN诽谤一案也交给了法院。现在海明律师说,出于压力,还有和原告之一的梁淑冰女士不和,宣布撤出此案并解除和梁女士的聘用关系。那么海明律师的压力何在?

海明律师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严重到他的饭碗能否保得住。他的第一压力或错误,来自他有可能交了一个没有法律意义(frivolous,也可以翻译为 “不严肃“)的案子,即故意或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交上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案子。美国法律是后发制人。美国是自由社会,也是一个要每一个个人负责的社会。你可以提交任何案子。法院都接受。这就是海明所说的”立案。“立案“对于与美国人来讲,就向上菜市场一样。但是,你如果对你的立案不负责任,就要受处罚。律师会被吊销执照。

海明提出的案子诉讼主体不明,而且没有满足法律关于诽谤的要求。比如,卡佛蒂的评论是是观点之争还是散布一个不实的说法,他没有分清楚。卡佛蒂的恶意也没有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13亿中国人的损害,他无能为力。另外,他的诉状说,中国人已经通过示威表达了不满。这里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在诽谤的问题上,法院只支持那些受到实际伤害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得到公正的人。所以,政府,政务官员和公众人物在诽谤问题上,都很难受到法律的保护,
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洗清“涂乌”。如果已经通过合法的抗争来洗清自己名声,比如,中国人不是goons and thugs,那么,法律的诉讼就没有意义。记住,有关诽谤的诉讼,只是给你洗清名义和得到赔偿。不是直接的惩罚说话人。如果名义没有受到实际的伤害,没有财务和精神上的损害,就没有诽谤的法律诉讼(注意,有诽谤,但是没有诽谤的诉讼)。另外,他提出的13亿美元的赔偿也是很容易被认为frivolous 的,因为它大大超过人们可以预期的赔偿。连法院的电脑在技术上都不能写完1,300,000,000,而只能是999,000,000。很明显,海明提出的案子有可能被认为是frivolous。Frivolous的案子是要受处分的。所以他自己承认律师同行都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他的第二个压力是,如果他提出的案子是为了炒作,纽约法院要吊销其执照。美国各州对律师管理很严。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准不负责任的乱告的。为了自己的名声来炒作要受到处分,严重的要吊销执照。

第三,这个案子涉及到中国的13亿人,人民日报的记者为了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要不断的干扰他,电话,email,还要开记者会等等。另外对方律师还会要他提交证据,要求法院驳回案子,法官要他写法律意见书,等等。在此情况下,如果海明坚持抗争,无论在财务上还是在法律操作上,他无能为继。这是海明律师的压力所在。

现在,他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当事人之一的梁淑冰有可能告他。撤换律师要当事人同意或者由法官来决定。显然,梁女士没有主动撤换他的意思。如果要法官来决定,那么海明就得要有理由。于是他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梁淑冰要接受社会的捐助等。如果梁女士没有这么要求,将此告到法院,法院不仅不会同意海明的撤换要,还要处罚他perjury。

最后,他是律师,只能撤出律师代表,而不能撤出案子。如果当事人争议他的不当撤出,他同样面对法官的喝斥。

海明如何解救自己,我们拭目以待。



2008-05-10 04:26:36

主题: 圣火vs文明
圣火vs文明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2008-05-09 13:54:54 给 南方都市报 发送悄悄话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南方都市报

奥运圣火见证了广州人的热情!前天,数十万市民拥上广州街头,护送“祥云”飘过云山珠水,广州城变成了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但圣火传递结束后,有网友在网上发表照片,展现了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画面:诸如攀爬大树、踩踏苗木、乱扔国旗、垃圾遍地……

  前天,现场采访的记者感受到市民巨大热情的同时,也留意到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而记者昨天回访发现,体育东路上的苗木已经几乎被踩平,甚至连钢铁护栏也被掀翻踩扁。




  下午18时,体育中心正门外,最后一棒火炬手王绮红将从这里进入体育中心,许多市民提前到场占位迎接火炬,路边的一棵树上爬满了人。本报记者高贵彬摄

为观看火炬,一些市民爬上树枝。


 人群逐渐散去,市民自发捡拾地上国旗。

  网友发图 “我们要好好反思”

  “圣火来到了广州大家都很兴奋、激动、高兴,但这一切过去后,我们再看一下广州,这个刚刚拿到了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的城市变得一片狼藉,当我们口中喊着中国加油时,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爱国不是只在口头上的。”前天晚上11时56分,网友“djddj”在论坛中发表了标题为《圣火传递后的广州一片狼藉》的帖子。他在帖子中张贴了两张满地垃圾和一张苗木被踩断的照片。

  与这个网友类似,昨天先后有多名网友在多个网站论坛上贴出类似主题的帖子,对于奥运圣火在广州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曝光。

  爱卡车迷网上,有一个标题为《广州———圣火过后一片狼藉》的帖子。作者在帖子里张贴了12张奥运圣火广州传递时的照片,除一张民警工作照外,其余11张照片都是有关市民攀爬大树和公交车站候车亭、乱扔垃圾和踩踏国旗等的情景。

  其中有几张照片反映的是,十几位市民爬上一棵大树,踩在树干上,最终大树树枝不堪重负,轰然折断。但即使大树树枝折断之后,仍然有人爬上其他树枝,没有下来。

  记者亲睹 呐喊过后国旗随手扔

  前天在现场采访火炬传递过程的记者也目睹了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前天上午9时30分许,云台花园门前,奥运圣火即将到来,为了抢到靓位,一些小伙子纷纷爬上路边的榕树。这种情形迅速蔓延,最后,横枝岗路几乎每棵树上都至少站着一两个人。

  前日,圣火途经广州的路段,也流动着众多售卖奥运旗、国旗的小贩,滨江中路的流动小贩彭先生短短一小时就卖出1400多面小旗子、600多张贴纸小旗。然而,前天下午5时20分奥运圣火顺利通过广州大桥后,记者却发现,很多市民在离开后随手将国旗丢弃在现场任人踩踏,一位市民拾起一面已经被踩破的国旗递给记者:“刚刚还在喊中国加油,转身就把国旗丢在地上!”

  前天下午5时 30分许,体育东路上,随着奥运圣火即将到来,现场市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体育中心与天河城之间的绿化带中,很多市民爬上路边的小树,一些树木不堪重负树枝被活活折断。很多人直接站在花圃中。由于花圃宽度有限,大家干脆把两尺多高的苗木踩折直接站在上面,而绿化带的铁栏杆有些也被踩弯、踩断。

■网友PK

  正方网友“chenhuanxi”:看着地下的国旗就那样被践踏在脚下,心痛啊!这是爱国的表现吗?……肆意踩踏国旗,作为国人真羞愧了。

  反方网友202.116.198.*:楼上不要否定我们的热情,情况也许不是你想得那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丢弃的国旗都是没有杆子的?这是市民在挥动国旗时小旗飘落而未察觉,并非故意丢弃。我今天就因为这种不注意丢了两面,还有些遗憾呢!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把经历过呐喊加油的旗帜作为纪念而保存的!

  ■回访

  百米路扫出两车垃圾

  “惨不忍睹!只剩下一点点枝条了。


  ”市民万先生看到体育东路的绿化带后如此形容。

  昨天下午,体育东路与天河路的交界口,一名王姓清洁工正在打扫绿化带旁脱落的树叶和树枝。她说,前天火炬传递完成后,体育东路上遍地都是国旗、彩带、海报等。平时整条路打扫一次顶多只有一车垃圾。但前天下午,火炬传递完成后,仅仅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路,路面上的垃圾就装了满满两车。

  她身旁的绿化带里,齐腰深的苗木被踩倒在地,甚至钢铁护栏也被踩断踩弯了。她指着这些受损的苗木说,最惨的还是这些树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些恐怕都会活不了。”

  狂欢前

  绿地遭殃树成台阶

  昨日,由于圣火传递延后数小时,令许多一大早赶到街边霸靓位的市民高呼口号的热情慢慢被烈日消磨。许多市民走进禁止行人进入的街边绿地,有些铺开报纸躺下就睡,有些三五成群坐在绿地上打起了扑克。而一些热情不减的市民,则试图寻找更好的位置。

  平面观圣火的位置,被提前到来的市民霸住,“上树”就成为后来市民常用的一个方法。而上树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有人直接徒手攀登,有人用路边栏杆踮脚,甚至有人搬出梯子爬了上去。

  中午12时40分,第13棒火炬手手持火炬进入香蜜湖地铁C出口路段,路旁挤满了参观圣火的市民。为了一睹圣火,没有占到靓位的市民在圣火到来之时,各显神通。路旁几乎每个树头都有人,有一棵小树上4位成人各占一枝,一个垃圾桶上站着3个人,地铁C出口的顶盖上,则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虽然保安多次劝阻,但并未见效。而在一旁的一间类似配电房的房顶,也站满了人,有些市民更是成了“蝙蝠侠”,趴在一旁的铁架房上。

狂欢后

  垃圾乱丢国旗满地

  咔嚓咔嚓……昨日中午12时15分左右,当火炬离开市民视线后,人潮逐渐从市民中心四周散去。记者走在路上,不时听到周边传出异响。原来是周围市民离开时不小心踢到易拉罐和踩爆印有“支持北京奥运”充气棒的声音。市民中心的四周到处集散着垃圾。一位捡垃圾的张阿姨说,一会儿工夫她就捡了近十个饮料瓶,收获颇为丰厚。

  昨日下午1时50分,圣火传递进行到南山科技园长城大厦附近路段,火炬手传递经过后路面上遗留下很多小红旗,杂物遍地,一片狼藉。


  “国旗是神圣的,怎么能乱扔呢,太不文明了。”路人王大爷说,这些小国旗可以拿回家留作纪念,不管怎么样不能扔得到处都是,而且不光是小国旗,大国旗也被胡乱扔在路边,这是对国旗的不敬。

  “我只是不想看到国旗被踩在脚下!”昨日傍晚6时20分左右,在地王大厦上班的邱小姐伏在路边用手中的钥匙一点点地铲贴在地上的五星红旗。

  ■记者手记

  圣火经过后深港差距现

  圣火先后经过港深,两城各有百万市民上街展现自己的热情。但从圣火经过前后等细节之处,却展现出两城政府管治能力、民众文明程度的一些差异。

  早在圣火抵达香港前多日,港府就通过多个渠道呼吁市民善待、尊重国旗、区旗。而为应对百万市民可能制造的垃圾,港府也在街边放置了大量的垃圾桶,以便市民丢弃垃圾之用。

  在圣火传递当日,香港不仅街边找不到乱丢的国旗,就连垃圾桶里也少见国旗踪影。因为港府早前已有引导:国旗可作纪念品保存,还可在下次活动中使用。同时,在活动当日,香港街头除了执行任务的警察外,还有大量食环署的执法人员在街头巡逻,以监控市民乱丢垃圾现象。

  一些前往香港观圣火的深圳环保人士叹服道,香港人真是守秩序,数十万人从街头撤离后,居然街边看不到丢弃的垃圾。这些环保人士在香港和深圳观圣火时,都随身携带有垃圾袋,以供市民丢垃圾之用。在香港,这些垃圾袋得到充分利用,港人都习惯把垃圾丢入垃圾袋。但昨日在深圳,这些垃圾袋却失去了效用,市民们看完圣火,报纸、饭盒都直接丢到街边,一片狼藉。

  对于深圳昨日出现的乱象,这些环保人士表示,除了深圳市民的文明程度有待改进外,政府也应当负有责任,圣火传递沿线没有摆设足够的垃圾桶,负责制止乱丢垃圾的执法人员不见踪影,都是纵容市民肆意丢弃垃圾的重要原因



2008-05-10 04:26:08

主题: 圣火vs文明
圣火vs文明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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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2008-05-09 13:54:54 给 南方都市报 发送悄悄话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南方都市报

奥运圣火见证了广州人的热情!前天,数十万市民拥上广州街头,护送“祥云”飘过云山珠水,广州城变成了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但圣火传递结束后,有网友在网上发表照片,展现了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画面:诸如攀爬大树、踩踏苗木、乱扔国旗、垃圾遍地……

  前天,现场采访的记者感受到市民巨大热情的同时,也留意到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而记者昨天回访发现,体育东路上的苗木已经几乎被踩平,甚至连钢铁护栏也被掀翻踩扁。




  下午18时,体育中心正门外,最后一棒火炬手王绮红将从这里进入体育中心,许多市民提前到场占位迎接火炬,路边的一棵树上爬满了人。本报记者高贵彬摄

为观看火炬,一些市民爬上树枝。


 人群逐渐散去,市民自发捡拾地上国旗。

  网友发图 “我们要好好反思”

  “圣火来到了广州大家都很兴奋、激动、高兴,但这一切过去后,我们再看一下广州,这个刚刚拿到了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的城市变得一片狼藉,当我们口中喊着中国加油时,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爱国不是只在口头上的。”前天晚上11时56分,网友“djddj”在论坛中发表了标题为《圣火传递后的广州一片狼藉》的帖子。他在帖子中张贴了两张满地垃圾和一张苗木被踩断的照片。

  与这个网友类似,昨天先后有多名网友在多个网站论坛上贴出类似主题的帖子,对于奥运圣火在广州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曝光。

  爱卡车迷网上,有一个标题为《广州———圣火过后一片狼藉》的帖子。作者在帖子里张贴了12张奥运圣火广州传递时的照片,除一张民警工作照外,其余11张照片都是有关市民攀爬大树和公交车站候车亭、乱扔垃圾和踩踏国旗等的情景。

  其中有几张照片反映的是,十几位市民爬上一棵大树,踩在树干上,最终大树树枝不堪重负,轰然折断。但即使大树树枝折断之后,仍然有人爬上其他树枝,没有下来。

  记者亲睹 呐喊过后国旗随手扔

  前天在现场采访火炬传递过程的记者也目睹了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前天上午9时30分许,云台花园门前,奥运圣火即将到来,为了抢到靓位,一些小伙子纷纷爬上路边的榕树。这种情形迅速蔓延,最后,横枝岗路几乎每棵树上都至少站着一两个人。

  前日,圣火途经广州的路段,也流动着众多售卖奥运旗、国旗的小贩,滨江中路的流动小贩彭先生短短一小时就卖出1400多面小旗子、600多张贴纸小旗。然而,前天下午5时20分奥运圣火顺利通过广州大桥后,记者却发现,很多市民在离开后随手将国旗丢弃在现场任人踩踏,一位市民拾起一面已经被踩破的国旗递给记者:“刚刚还在喊中国加油,转身就把国旗丢在地上!”

  前天下午5时 30分许,体育东路上,随着奥运圣火即将到来,现场市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体育中心与天河城之间的绿化带中,很多市民爬上路边的小树,一些树木不堪重负树枝被活活折断。很多人直接站在花圃中。由于花圃宽度有限,大家干脆把两尺多高的苗木踩折直接站在上面,而绿化带的铁栏杆有些也被踩弯、踩断。

■网友PK

  正方网友“chenhuanxi”:看着地下的国旗就那样被践踏在脚下,心痛啊!这是爱国的表现吗?……肆意踩踏国旗,作为国人真羞愧了。

  反方网友202.116.198.*:楼上不要否定我们的热情,情况也许不是你想得那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丢弃的国旗都是没有杆子的?这是市民在挥动国旗时小旗飘落而未察觉,并非故意丢弃。我今天就因为这种不注意丢了两面,还有些遗憾呢!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把经历过呐喊加油的旗帜作为纪念而保存的!

  ■回访

  百米路扫出两车垃圾

  “惨不忍睹!只剩下一点点枝条了。


  ”市民万先生看到体育东路的绿化带后如此形容。

  昨天下午,体育东路与天河路的交界口,一名王姓清洁工正在打扫绿化带旁脱落的树叶和树枝。她说,前天火炬传递完成后,体育东路上遍地都是国旗、彩带、海报等。平时整条路打扫一次顶多只有一车垃圾。但前天下午,火炬传递完成后,仅仅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路,路面上的垃圾就装了满满两车。

  她身旁的绿化带里,齐腰深的苗木被踩倒在地,甚至钢铁护栏也被踩断踩弯了。她指着这些受损的苗木说,最惨的还是这些树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些恐怕都会活不了。”

  狂欢前

  绿地遭殃树成台阶

  昨日,由于圣火传递延后数小时,令许多一大早赶到街边霸靓位的市民高呼口号的热情慢慢被烈日消磨。许多市民走进禁止行人进入的街边绿地,有些铺开报纸躺下就睡,有些三五成群坐在绿地上打起了扑克。而一些热情不减的市民,则试图寻找更好的位置。

  平面观圣火的位置,被提前到来的市民霸住,“上树”就成为后来市民常用的一个方法。而上树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有人直接徒手攀登,有人用路边栏杆踮脚,甚至有人搬出梯子爬了上去。

  中午12时40分,第13棒火炬手手持火炬进入香蜜湖地铁C出口路段,路旁挤满了参观圣火的市民。为了一睹圣火,没有占到靓位的市民在圣火到来之时,各显神通。路旁几乎每个树头都有人,有一棵小树上4位成人各占一枝,一个垃圾桶上站着3个人,地铁C出口的顶盖上,则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虽然保安多次劝阻,但并未见效。而在一旁的一间类似配电房的房顶,也站满了人,有些市民更是成了“蝙蝠侠”,趴在一旁的铁架房上。

狂欢后

  垃圾乱丢国旗满地

  咔嚓咔嚓……昨日中午12时15分左右,当火炬离开市民视线后,人潮逐渐从市民中心四周散去。记者走在路上,不时听到周边传出异响。原来是周围市民离开时不小心踢到易拉罐和踩爆印有“支持北京奥运”充气棒的声音。市民中心的四周到处集散着垃圾。一位捡垃圾的张阿姨说,一会儿工夫她就捡了近十个饮料瓶,收获颇为丰厚。

  昨日下午1时50分,圣火传递进行到南山科技园长城大厦附近路段,火炬手传递经过后路面上遗留下很多小红旗,杂物遍地,一片狼藉。


  “国旗是神圣的,怎么能乱扔呢,太不文明了。”路人王大爷说,这些小国旗可以拿回家留作纪念,不管怎么样不能扔得到处都是,而且不光是小国旗,大国旗也被胡乱扔在路边,这是对国旗的不敬。

  “我只是不想看到国旗被踩在脚下!”昨日傍晚6时20分左右,在地王大厦上班的邱小姐伏在路边用手中的钥匙一点点地铲贴在地上的五星红旗。

  ■记者手记

  圣火经过后深港差距现

  圣火先后经过港深,两城各有百万市民上街展现自己的热情。但从圣火经过前后等细节之处,却展现出两城政府管治能力、民众文明程度的一些差异。

  早在圣火抵达香港前多日,港府就通过多个渠道呼吁市民善待、尊重国旗、区旗。而为应对百万市民可能制造的垃圾,港府也在街边放置了大量的垃圾桶,以便市民丢弃垃圾之用。

  在圣火传递当日,香港不仅街边找不到乱丢的国旗,就连垃圾桶里也少见国旗踪影。因为港府早前已有引导:国旗可作纪念品保存,还可在下次活动中使用。同时,在活动当日,香港街头除了执行任务的警察外,还有大量食环署的执法人员在街头巡逻,以监控市民乱丢垃圾现象。

  一些前往香港观圣火的深圳环保人士叹服道,香港人真是守秩序,数十万人从街头撤离后,居然街边看不到丢弃的垃圾。这些环保人士在香港和深圳观圣火时,都随身携带有垃圾袋,以供市民丢垃圾之用。在香港,这些垃圾袋得到充分利用,港人都习惯把垃圾丢入垃圾袋。但昨日在深圳,这些垃圾袋却失去了效用,市民们看完圣火,报纸、饭盒都直接丢到街边,一片狼藉。

  对于深圳昨日出现的乱象,这些环保人士表示,除了深圳市民的文明程度有待改进外,政府也应当负有责任,圣火传递沿线没有摆设足够的垃圾桶,负责制止乱丢垃圾的执法人员不见踪影,都是纵容市民肆意丢弃垃圾的重要原因



2008-05-10 04:25:36

主题: 圣火vs文明
圣火vs文明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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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2008-05-09 13:54:54 给 南方都市报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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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南方都市报

奥运圣火见证了广州人的热情!前天,数十万市民拥上广州街头,护送“祥云”飘过云山珠水,广州城变成了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但圣火传递结束后,有网友在网上发表照片,展现了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画面:诸如攀爬大树、踩踏苗木、乱扔国旗、垃圾遍地……

  前天,现场采访的记者感受到市民巨大热情的同时,也留意到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而记者昨天回访发现,体育东路上的苗木已经几乎被踩平,甚至连钢铁护栏也被掀翻踩扁。




  下午18时,体育中心正门外,最后一棒火炬手王绮红将从这里进入体育中心,许多市民提前到场占位迎接火炬,路边的一棵树上爬满了人。本报记者高贵彬摄

为观看火炬,一些市民爬上树枝。


 人群逐渐散去,市民自发捡拾地上国旗。

  网友发图 “我们要好好反思”

  “圣火来到了广州大家都很兴奋、激动、高兴,但这一切过去后,我们再看一下广州,这个刚刚拿到了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的城市变得一片狼藉,当我们口中喊着中国加油时,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爱国不是只在口头上的。”前天晚上11时56分,网友“djddj”在论坛中发表了标题为《圣火传递后的广州一片狼藉》的帖子。他在帖子中张贴了两张满地垃圾和一张苗木被踩断的照片。

  与这个网友类似,昨天先后有多名网友在多个网站论坛上贴出类似主题的帖子,对于奥运圣火在广州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曝光。

  爱卡车迷网上,有一个标题为《广州———圣火过后一片狼藉》的帖子。作者在帖子里张贴了12张奥运圣火广州传递时的照片,除一张民警工作照外,其余11张照片都是有关市民攀爬大树和公交车站候车亭、乱扔垃圾和踩踏国旗等的情景。

  其中有几张照片反映的是,十几位市民爬上一棵大树,踩在树干上,最终大树树枝不堪重负,轰然折断。但即使大树树枝折断之后,仍然有人爬上其他树枝,没有下来。

  记者亲睹 呐喊过后国旗随手扔

  前天在现场采访火炬传递过程的记者也目睹了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前天上午9时30分许,云台花园门前,奥运圣火即将到来,为了抢到靓位,一些小伙子纷纷爬上路边的榕树。这种情形迅速蔓延,最后,横枝岗路几乎每棵树上都至少站着一两个人。

  前日,圣火途经广州的路段,也流动着众多售卖奥运旗、国旗的小贩,滨江中路的流动小贩彭先生短短一小时就卖出1400多面小旗子、600多张贴纸小旗。然而,前天下午5时20分奥运圣火顺利通过广州大桥后,记者却发现,很多市民在离开后随手将国旗丢弃在现场任人踩踏,一位市民拾起一面已经被踩破的国旗递给记者:“刚刚还在喊中国加油,转身就把国旗丢在地上!”

  前天下午5时 30分许,体育东路上,随着奥运圣火即将到来,现场市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体育中心与天河城之间的绿化带中,很多市民爬上路边的小树,一些树木不堪重负树枝被活活折断。很多人直接站在花圃中。由于花圃宽度有限,大家干脆把两尺多高的苗木踩折直接站在上面,而绿化带的铁栏杆有些也被踩弯、踩断。

■网友PK

  正方网友“chenhuanxi”:看着地下的国旗就那样被践踏在脚下,心痛啊!这是爱国的表现吗?……肆意踩踏国旗,作为国人真羞愧了。

  反方网友202.116.198.*:楼上不要否定我们的热情,情况也许不是你想得那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丢弃的国旗都是没有杆子的?这是市民在挥动国旗时小旗飘落而未察觉,并非故意丢弃。我今天就因为这种不注意丢了两面,还有些遗憾呢!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把经历过呐喊加油的旗帜作为纪念而保存的!

  ■回访

  百米路扫出两车垃圾

  “惨不忍睹!只剩下一点点枝条了。


  ”市民万先生看到体育东路的绿化带后如此形容。

  昨天下午,体育东路与天河路的交界口,一名王姓清洁工正在打扫绿化带旁脱落的树叶和树枝。她说,前天火炬传递完成后,体育东路上遍地都是国旗、彩带、海报等。平时整条路打扫一次顶多只有一车垃圾。但前天下午,火炬传递完成后,仅仅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路,路面上的垃圾就装了满满两车。

  她身旁的绿化带里,齐腰深的苗木被踩倒在地,甚至钢铁护栏也被踩断踩弯了。她指着这些受损的苗木说,最惨的还是这些树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些恐怕都会活不了。”

  狂欢前

  绿地遭殃树成台阶

  昨日,由于圣火传递延后数小时,令许多一大早赶到街边霸靓位的市民高呼口号的热情慢慢被烈日消磨。许多市民走进禁止行人进入的街边绿地,有些铺开报纸躺下就睡,有些三五成群坐在绿地上打起了扑克。而一些热情不减的市民,则试图寻找更好的位置。

  平面观圣火的位置,被提前到来的市民霸住,“上树”就成为后来市民常用的一个方法。而上树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有人直接徒手攀登,有人用路边栏杆踮脚,甚至有人搬出梯子爬了上去。

  中午12时40分,第13棒火炬手手持火炬进入香蜜湖地铁C出口路段,路旁挤满了参观圣火的市民。为了一睹圣火,没有占到靓位的市民在圣火到来之时,各显神通。路旁几乎每个树头都有人,有一棵小树上4位成人各占一枝,一个垃圾桶上站着3个人,地铁C出口的顶盖上,则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虽然保安多次劝阻,但并未见效。而在一旁的一间类似配电房的房顶,也站满了人,有些市民更是成了“蝙蝠侠”,趴在一旁的铁架房上。

狂欢后

  垃圾乱丢国旗满地

  咔嚓咔嚓……昨日中午12时15分左右,当火炬离开市民视线后,人潮逐渐从市民中心四周散去。记者走在路上,不时听到周边传出异响。原来是周围市民离开时不小心踢到易拉罐和踩爆印有“支持北京奥运”充气棒的声音。市民中心的四周到处集散着垃圾。一位捡垃圾的张阿姨说,一会儿工夫她就捡了近十个饮料瓶,收获颇为丰厚。

  昨日下午1时50分,圣火传递进行到南山科技园长城大厦附近路段,火炬手传递经过后路面上遗留下很多小红旗,杂物遍地,一片狼藉。


  “国旗是神圣的,怎么能乱扔呢,太不文明了。”路人王大爷说,这些小国旗可以拿回家留作纪念,不管怎么样不能扔得到处都是,而且不光是小国旗,大国旗也被胡乱扔在路边,这是对国旗的不敬。

  “我只是不想看到国旗被踩在脚下!”昨日傍晚6时20分左右,在地王大厦上班的邱小姐伏在路边用手中的钥匙一点点地铲贴在地上的五星红旗。

  ■记者手记

  圣火经过后深港差距现

  圣火先后经过港深,两城各有百万市民上街展现自己的热情。但从圣火经过前后等细节之处,却展现出两城政府管治能力、民众文明程度的一些差异。

  早在圣火抵达香港前多日,港府就通过多个渠道呼吁市民善待、尊重国旗、区旗。而为应对百万市民可能制造的垃圾,港府也在街边放置了大量的垃圾桶,以便市民丢弃垃圾之用。

  在圣火传递当日,香港不仅街边找不到乱丢的国旗,就连垃圾桶里也少见国旗踪影。因为港府早前已有引导:国旗可作纪念品保存,还可在下次活动中使用。同时,在活动当日,香港街头除了执行任务的警察外,还有大量食环署的执法人员在街头巡逻,以监控市民乱丢垃圾现象。

  一些前往香港观圣火的深圳环保人士叹服道,香港人真是守秩序,数十万人从街头撤离后,居然街边看不到丢弃的垃圾。这些环保人士在香港和深圳观圣火时,都随身携带有垃圾袋,以供市民丢垃圾之用。在香港,这些垃圾袋得到充分利用,港人都习惯把垃圾丢入垃圾袋。但昨日在深圳,这些垃圾袋却失去了效用,市民们看完圣火,报纸、饭盒都直接丢到街边,一片狼藉。

  对于深圳昨日出现的乱象,这些环保人士表示,除了深圳市民的文明程度有待改进外,政府也应当负有责任,圣火传递沿线没有摆设足够的垃圾桶,负责制止乱丢垃圾的执法人员不见踪影,都是纵容市民肆意丢弃垃圾的重要原因



2008-05-10 04:25:06

主题: 圣火vs文明
圣火vs文明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2008-05-09 13:54:54 给 南方都市报 发送悄悄话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人满枝头旗满地 网友曝圣火传递城市不文明行为(图) 南方都市报

奥运圣火见证了广州人的热情!前天,数十万市民拥上广州街头,护送“祥云”飘过云山珠水,广州城变成了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

  但圣火传递结束后,有网友在网上发表照片,展现了奥运火炬在广州传递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画面:诸如攀爬大树、踩踏苗木、乱扔国旗、垃圾遍地……

  前天,现场采访的记者感受到市民巨大热情的同时,也留意到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而记者昨天回访发现,体育东路上的苗木已经几乎被踩平,甚至连钢铁护栏也被掀翻踩扁。




  下午18时,体育中心正门外,最后一棒火炬手王绮红将从这里进入体育中心,许多市民提前到场占位迎接火炬,路边的一棵树上爬满了人。本报记者高贵彬摄

为观看火炬,一些市民爬上树枝。


 人群逐渐散去,市民自发捡拾地上国旗。

  网友发图 “我们要好好反思”

  “圣火来到了广州大家都很兴奋、激动、高兴,但这一切过去后,我们再看一下广州,这个刚刚拿到了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的城市变得一片狼藉,当我们口中喊着中国加油时,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爱国不是只在口头上的。”前天晚上11时56分,网友“djddj”在论坛中发表了标题为《圣火传递后的广州一片狼藉》的帖子。他在帖子中张贴了两张满地垃圾和一张苗木被踩断的照片。

  与这个网友类似,昨天先后有多名网友在多个网站论坛上贴出类似主题的帖子,对于奥运圣火在广州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文明行为曝光。

  爱卡车迷网上,有一个标题为《广州———圣火过后一片狼藉》的帖子。作者在帖子里张贴了12张奥运圣火广州传递时的照片,除一张民警工作照外,其余11张照片都是有关市民攀爬大树和公交车站候车亭、乱扔垃圾和踩踏国旗等的情景。

  其中有几张照片反映的是,十几位市民爬上一棵大树,踩在树干上,最终大树树枝不堪重负,轰然折断。但即使大树树枝折断之后,仍然有人爬上其他树枝,没有下来。

  记者亲睹 呐喊过后国旗随手扔

  前天在现场采访火炬传递过程的记者也目睹了一些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前天上午9时30分许,云台花园门前,奥运圣火即将到来,为了抢到靓位,一些小伙子纷纷爬上路边的榕树。这种情形迅速蔓延,最后,横枝岗路几乎每棵树上都至少站着一两个人。

  前日,圣火途经广州的路段,也流动着众多售卖奥运旗、国旗的小贩,滨江中路的流动小贩彭先生短短一小时就卖出1400多面小旗子、600多张贴纸小旗。然而,前天下午5时20分奥运圣火顺利通过广州大桥后,记者却发现,很多市民在离开后随手将国旗丢弃在现场任人踩踏,一位市民拾起一面已经被踩破的国旗递给记者:“刚刚还在喊中国加油,转身就把国旗丢在地上!”

  前天下午5时 30分许,体育东路上,随着奥运圣火即将到来,现场市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体育中心与天河城之间的绿化带中,很多市民爬上路边的小树,一些树木不堪重负树枝被活活折断。很多人直接站在花圃中。由于花圃宽度有限,大家干脆把两尺多高的苗木踩折直接站在上面,而绿化带的铁栏杆有些也被踩弯、踩断。

■网友PK

  正方网友“chenhuanxi”:看着地下的国旗就那样被践踏在脚下,心痛啊!这是爱国的表现吗?……肆意踩踏国旗,作为国人真羞愧了。

  反方网友202.116.198.*:楼上不要否定我们的热情,情况也许不是你想得那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丢弃的国旗都是没有杆子的?这是市民在挥动国旗时小旗飘落而未察觉,并非故意丢弃。我今天就因为这种不注意丢了两面,还有些遗憾呢!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把经历过呐喊加油的旗帜作为纪念而保存的!

  ■回访

  百米路扫出两车垃圾

  “惨不忍睹!只剩下一点点枝条了。


  ”市民万先生看到体育东路的绿化带后如此形容。

  昨天下午,体育东路与天河路的交界口,一名王姓清洁工正在打扫绿化带旁脱落的树叶和树枝。她说,前天火炬传递完成后,体育东路上遍地都是国旗、彩带、海报等。平时整条路打扫一次顶多只有一车垃圾。但前天下午,火炬传递完成后,仅仅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路,路面上的垃圾就装了满满两车。

  她身旁的绿化带里,齐腰深的苗木被踩倒在地,甚至钢铁护栏也被踩断踩弯了。她指着这些受损的苗木说,最惨的还是这些树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些恐怕都会活不了。”

  狂欢前

  绿地遭殃树成台阶

  昨日,由于圣火传递延后数小时,令许多一大早赶到街边霸靓位的市民高呼口号的热情慢慢被烈日消磨。许多市民走进禁止行人进入的街边绿地,有些铺开报纸躺下就睡,有些三五成群坐在绿地上打起了扑克。而一些热情不减的市民,则试图寻找更好的位置。

  平面观圣火的位置,被提前到来的市民霸住,“上树”就成为后来市民常用的一个方法。而上树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有人直接徒手攀登,有人用路边栏杆踮脚,甚至有人搬出梯子爬了上去。

  中午12时40分,第13棒火炬手手持火炬进入香蜜湖地铁C出口路段,路旁挤满了参观圣火的市民。为了一睹圣火,没有占到靓位的市民在圣火到来之时,各显神通。路旁几乎每个树头都有人,有一棵小树上4位成人各占一枝,一个垃圾桶上站着3个人,地铁C出口的顶盖上,则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虽然保安多次劝阻,但并未见效。而在一旁的一间类似配电房的房顶,也站满了人,有些市民更是成了“蝙蝠侠”,趴在一旁的铁架房上。

狂欢后

  垃圾乱丢国旗满地

  咔嚓咔嚓……昨日中午12时15分左右,当火炬离开市民视线后,人潮逐渐从市民中心四周散去。记者走在路上,不时听到周边传出异响。原来是周围市民离开时不小心踢到易拉罐和踩爆印有“支持北京奥运”充气棒的声音。市民中心的四周到处集散着垃圾。一位捡垃圾的张阿姨说,一会儿工夫她就捡了近十个饮料瓶,收获颇为丰厚。

  昨日下午1时50分,圣火传递进行到南山科技园长城大厦附近路段,火炬手传递经过后路面上遗留下很多小红旗,杂物遍地,一片狼藉。


  “国旗是神圣的,怎么能乱扔呢,太不文明了。”路人王大爷说,这些小国旗可以拿回家留作纪念,不管怎么样不能扔得到处都是,而且不光是小国旗,大国旗也被胡乱扔在路边,这是对国旗的不敬。

  “我只是不想看到国旗被踩在脚下!”昨日傍晚6时20分左右,在地王大厦上班的邱小姐伏在路边用手中的钥匙一点点地铲贴在地上的五星红旗。

  ■记者手记

  圣火经过后深港差距现

  圣火先后经过港深,两城各有百万市民上街展现自己的热情。但从圣火经过前后等细节之处,却展现出两城政府管治能力、民众文明程度的一些差异。

  早在圣火抵达香港前多日,港府就通过多个渠道呼吁市民善待、尊重国旗、区旗。而为应对百万市民可能制造的垃圾,港府也在街边放置了大量的垃圾桶,以便市民丢弃垃圾之用。

  在圣火传递当日,香港不仅街边找不到乱丢的国旗,就连垃圾桶里也少见国旗踪影。因为港府早前已有引导:国旗可作纪念品保存,还可在下次活动中使用。同时,在活动当日,香港街头除了执行任务的警察外,还有大量食环署的执法人员在街头巡逻,以监控市民乱丢垃圾现象。

  一些前往香港观圣火的深圳环保人士叹服道,香港人真是守秩序,数十万人从街头撤离后,居然街边看不到丢弃的垃圾。这些环保人士在香港和深圳观圣火时,都随身携带有垃圾袋,以供市民丢垃圾之用。在香港,这些垃圾袋得到充分利用,港人都习惯把垃圾丢入垃圾袋。但昨日在深圳,这些垃圾袋却失去了效用,市民们看完圣火,报纸、饭盒都直接丢到街边,一片狼藉。

  对于深圳昨日出现的乱象,这些环保人士表示,除了深圳市民的文明程度有待改进外,政府也应当负有责任,圣火传递沿线没有摆设足够的垃圾桶,负责制止乱丢垃圾的执法人员不见踪影,都是纵容市民肆意丢弃垃圾的重要原因



2008-05-10 04:11:29

主题: CNN“道歉信”
万维争鸣:“爱国”阿Q欢庆CNN“道歉信”
万维读者网    2008-05-08 23:50:46

万维读者网记者傅芮岚评论文章:从纽约到北京,从唐人街到中南海,有一个胜利的消息在传扬:“CNN道歉了!”于是,举国上下、寰宇内外的“爱国”同志们无不欢声雷动地庆祝“我们终于胜利了!”山谷回音、大地轰鸣:胜利了!胜利了!

长城内外,互联网上,激情跃跃,口水滔滔,欲与阿Q试比高!一代“爱国”青年在“爱国”美容院女老板的带领下,通过状告CNN、索赔13亿的方式,逼迫CNN写下“道歉信”,终于扫平了埋藏在心头多年的压抑,精神上,我们终于胜利了!

可是,但凡读得懂英文的中国人,都会明白,这CNN的“道歉信”不过是一封法律事务的联络通知(Memo),只是向美容院女老板的代理律师致信说明,陷入争议的CNN主持人卡费提(Cafferty)先生,已经在与比尔(Bill Press)的访谈中,表达了一种遗憾之情:“很遗憾一些中国华人和在美华人好像我侮辱了他们,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我很Sorry”。

在这封寄给代理状告CNN的纽约律师的信中,CNN的代表只是通知并帮原告律师澄清一件事,那就是CNN主持人卡费提(Cafferty)已经表达过相关的 “遗憾”之情。至于CNN本身的态度,这封信里根本没有提及。当然,所有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Sorry”和“Apology”的不同(Apology才是真正的道歉之意)。

然而,偏偏有继承阿Q遗志,将精神胜利法进行到底的原告律师,将这封信称之为“大获全胜”,称之为官方的“公函的正式的道歉信”,并试图为自己状告CNN这件“堂吉诃德战风车”的竞争爱国眼球无聊行为,能够顺利下台阶做准备。以己之愚,再愚中国大众。

然而,偏偏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国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立即向国内发出这篇愚民色彩浓厚的文章“纽约华人告CNN案初胜:CNN终道歉,代理律师遭遇危机”,称CNN终于道歉了,状告CNN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根本不提及“Sorry”和“Apology”的不同,以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界限再行愚民之实,为这起轰动华人世界的“状告CNN,索赔13亿美金”的丑闻能够顺利下台阶做好准备。

要是有人认为,人民日报驻联合国记者不懂英文、偏听偏信,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群精英中的精英自爱国运动一来,基本上都跟服了“爱国牌”福寿膏一样,唯爱国的原教旨是从,哪里还在意英文“Sorry”和“Apology”的不同?况且,他们在国内还有数以亿计的爱国阿Q们嗷嗷待愚,等着这纽约传来的精神胜利大法,举杯庆贺呢。

不过说起来,状告CNN的美容院女老板、纽约爱国律师还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江主席的徒子徒孙,想当年(2001),中美撞机,飞行员王伟牺牲,举国愤怒,比现在CNN评论员骂两句中国政府,可是严重的多。在群情振奋,要拿美军侦察机飞行员换命之际,高瞻远瞩的江泽民主席,就是以美国政府的一声 “Sorry”,赶紧自我解套、下了台阶,放走了美军侦察机和情报人员,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外交大捷。

现在,满天下的爱国阿Q们在纽约律师、人民日报记者的精神胜利愚民之下,恐怕会像过足爱国鸦片瘾一样,敲着得胜鼓,搬师还朝,还不忘来句唱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本文仅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附件:CNN致海明律师的信函:



2008-05-10 03:01:10

主题: 《南方都市周刊》副总编长平:我的怯懦和无能/《南都周刊》员工集体签名劝留被免职的副主编
《南方都市周刊》副总编长平:我的怯懦和无能

             长 平

  编按:近日传出,广东《南方都市周刊》副总编辑张平因早前发表有关西藏普世价值的系列论述文章,被中国内地网民抨击,更被报社撤职,张平拒绝对消息置评。张平笔名长平,早前发表题为“拉萨真相从哪里来?”的评论中,呼吁政府给予媒体更多自由,让媒体能客观报道拉萨动乱真相。本文发表于《南方传媒研究》第十一辑《传媒人物》栏目,2008年2月出版。  
    
  民谚有云:好要别人夸,痒要自己抓。每次听到别人说好话,我都感到身上发痒。最近很多人都在夸我,我就打算狠抓两下。如今反省也容易矫情,变成自我表扬,那我就尽量诚实吧。
  
  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我的确写过一些批评时事的文章,编过一些揭露真相的版面,还为此丢过工作,受过威胁。但是说实话,这些事都是意外,都是失算。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而且是在所谓的新闻前沿阵地,我受得最多的训练就是风险把关。对言论的自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我甚至想到为这篇文章把关,担心它让一些同行感到不适。因为我知道,很多同行视把关为一种能力,可以四处炫耀,可以作为升职的资本。我也拥有了这种能力,而且每天都在运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还感到耻辱,就像刽子手发现自己刀法还不错一样。
  
  我知道我有两大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是我没法说服自己那不是自欺欺人。
  
  一大理由是,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干什么都要学会甄别和躲避风险,把关是一种职业技能。其实,媒体的风险是双重的——一个是行业风险,比如媒体定位如何、报道是否准确等,这的确跟别的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技能。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关并不是这个,而是另一种风险,它就涉及到是非正邪了。如果报道真相和言论自由是正义的,那么掩盖真相和压制言论就是邪恶的。有人说,别人不让说话那是强奸,自己不敢说话那是自我阉割——其实还不止如此,如果你认为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话,那么你撤掉一条新闻、删掉一句真话,就是参与了对公众撒谎。
  
  另外一个理由听起来最有意思,那就是我不应该逞一时之勇,只顾自己当英雄,而不管每一份媒体背后的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的饭碗。我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了别人受尽委屈,简直可以找那些人索赔了。我老了还可以上一上《艺术人生》,谈谈年轻时如何自我牺牲,还遭人误解,说着说着自己就感动得哭起来。但是,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绑架这些饭碗,或者说是相反的情形,这些饭碗要求我冒着枪林弹雨冲出去,我未必有这个胆量。既然如此,我有什么资格拿他们来作自己的遮羞布,还伪装崇高?
  
  昆德拉那里有个词叫Kitsch,以前被翻译成“媚俗”,专家指出翻译错了,应该是“自媚”。最近看到崔卫平老师对它作了个归纳,那就是自我感动及感伤,并要求别人一起分享,从而加倍地自我感动及感伤,进而上升到虚假的崇高体验,说到底,这是一种自我愚弄。我觉得这个归纳非常好,也适用于我们媒体人。媒体人太容易自我愚弄了,把怯懦当隐忍,把无能当通达。
  
  越是发现媒体的重要,越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占着这个行业的位置,我应该感到耻辱;还因此获得了荣誉,那是加倍的耻辱。即便我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干比现在更多的事,那也要尽量清醒地、诚实地活着,有羞耻感地活着,知道自己的怯懦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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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转载:《南都周刊》员工集体签名劝留被免职的副主编


中国《南方都市报》下属的《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将被免职的消息出来后,《南都周刊》的一些员工在5号发起集体签名活动,希望挽留长平。但是信息灵通人士告诉本台说,为了应对上级压力,南方报业集团免除长平副主编职务的决定已经作出,长平仍保留总主笔的头衔。

《南都周刊》总主笔兼副主编长平4月初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后,引起中国一些网民的攻击,说他是汉奸,并把他经常发表评论的《南方都市报》称为“反华媒体”。在这之后不久就有报道说,长平被免除了副主编的职务。熟知内情的浙江独立媒体人士昝爱宗告诉本台,《南都周刊》的员工从5号起,发起集体签名活动,希望管理层不要免除长平的领导职务:

“《南都周刊》的记者、编辑们认为,长平是一个优秀的领导。撤换这个领导,他们感觉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么合适、优秀的副主编怎么能撤掉呢?他们认为,能不能挽留长平,不撤掉他的职务行不行?他们是表达这个意思。”

打电话到《南方都市报》,工作人员说副主编长平的名字仍然印在最新一期《南都周刊》上:

“我目前没有得到消息,因为我手里有一份5月7号的《南都周刊》,上面写的副总编还是长平。至于您所说的那个消息,我没有看到。”

但是,昝爱宗说,他通过在《南都周刊》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南都报系的领导层已经就长平被免职一事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南方报业的人还是讲把他撤了,上面的压力。因为,我听说南方报业的编委江一平(音)女士跟他谈话了,让他接受这个处理。处理之后,长平还是《南都周刊》的总主笔,就等于说他还是报社的工作人员,不担任副主编了。他们对外的说法就是工作调动,不是开除啊,不是那个性质。”

昝爱宗说,他并不了解长平被免职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个时候免除他的职务,不得不使人联想到长平那篇有关西藏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国民众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事件,但是中国民众并不了解拉萨事件的真相,他并呼吁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露达赖喇嘛是怎样一个人的真相。

据在广州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士前几天说,长平被免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的那篇评论。最近,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媒体刊登了有关四川童工被卖到广东东莞的报道,另外他们还报道了成都市民集体散步抗议建化工厂的消息。这位媒体人士说,有关方面对南方报业这些负面报道以及长平的评论感到不满。为了应对上级的压力,南方报业不得不找一个替罪羊。不过这位媒体人士以及昝爱宗都强调,南方报业集团对处理这种事件已经颇有经验,他们会想方设法对受处理的人员进行保护。

北京的奥运会召开在即,世界媒体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人权方面。有人呼吁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应该学会宽容。

□ 观察

相关链接:

1.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06
2.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批评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限制媒体报导而受到网民攻击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337
3.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回应对他的攻击: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print.php?articleid=19368
4.外界关注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动向,有消息称长平被免职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9543



2008-05-08 17:19:34

主题: 联合早报: 很不寻常 中国舆论重提“以日为师”
很不寻常 中国舆论重提“以日为师”
联合早报 2008-05-08 09:19:03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在中国媒体中掀起一股“日本热”,舆论普遍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重提“以日为师”来推动国内的改革。

  
中国各路媒体近日都在头条位置大幅报道胡锦涛在日本的“暖春之旅”。中央电视台在它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详细报道了日本明仁天皇为胡锦涛举行欢迎仪式的场景,并少见地全曲播放了日本国歌《君之代》。中央电视台每天还推出“东京观察”专题,详细介绍胡锦涛访日以及日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互联网上的反日言论也明显减少。

  《新京报》7日发表题为《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的署名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日本是中国人心中“现代化”的典范之一,“以日为师没有丝毫的难为情,当年邓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

  文章说,回顾中国三十年改革史,日本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伸出援手。从1979年开始实施,到今年将画上圆满句号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助推剂。对此,中国人不会也不应当忘记。而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帮助不仅限于资金、技术的支持,日本从经济起飞,到成就经济大国的成功故事本身,对中国也不失为重要的借鉴。

  文章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仅四年后,日本就超越了西德,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如今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终于站在了经济大国的门槛上,但改革也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亟待启动“后改革”课题。无论是发展的议题、路径,还是推进的“路线图”,日本的经验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能否在如此节骨眼上,着眼于奥运之年以及“后奥运”年代,强化中日“战略互惠”纽带,并通过两国关系发展助推自身的建设与改革。因此中国现在重谈“以日为师”,也许正当其时。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大慧则表示,胡锦涛这次访日受到中日两国主流民意的广泛支持,标志着中日政治关系已从“乍暖还寒”到春暖花开,但政治关系回暖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中日民众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中日关系要全面变暖,尤其是双方民众之间要建立好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黄大慧同意中国应该“以日为师”。他指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向日本学习,包括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等等,还应该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向先进者学习的谦虚态度,这是日本在二战后迅速走上繁荣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认为,目前有利于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在增加,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遇到没有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情况,亚太地区的形势在趋向缓和和稳定。日本一些人试图建立“美日澳印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图谋已基本不可能。台海局势也在趋向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消除对中日关系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因此,现阶段中日关系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是主流。



2008-05-08 09:07:50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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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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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April 29, 2008 - 08: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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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8 09:05:30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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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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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Tuesday, April 29, 2008 - 08: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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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8 09:04:51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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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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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8 09:03:57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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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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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23:42:24

主题: 余杰: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余杰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被誉为 “网络版的《人民日报》”的新浪网,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头条的显赫位置刊登了注明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黄放撰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华全纪录》的文章。该研究院以中国外交政策的智库自居,但在中国当下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它只能是一群被当局“倡优蓄之”的帮闲文人的 “吃喝玩乐中心”而已。这位名叫黄放的作者,与昔日的“梁效”、“罗思鼎”等御用写作班子一样,根本没有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只是忠心执行专制政权的训令写“命题作文”而已,所谓“党叫咬谁就咬谁”。于是,佩洛西便成了其“蜀犬吠日”的对象之一。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夺回了对两院的控制权,作为众议院民主党党鞭的佩洛西,遂理所当然地成为众议院议长。在当今美国政坛的三位杰出女性——希拉里、赖斯和佩洛西——当中,佩洛西无疑是名望最高的一位。希拉里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赖斯则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也各自有其为数同样众多的反对者。而佩洛西虽然是民主党人,却有一种跨党派的魅力,深得两党人士的敬重和普通百姓的好评。然而,在黄放眼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佩洛西则是“反华势力”的代表。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这样写道:“南希·佩洛西,现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从一九八六年首次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以来,她一直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强力反华’作为佩洛西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外交议题。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佩洛西的‘反华斗志’再一次强劲地表现出来,将自己置于抵制北京奥运会、支持达赖和藏独的风口浪尖,让人们见识了美国首位女议长在反华立场上的疯狂。”其语言杀气腾腾,颇得姚文元的神髓。

日前,一直在中国民众中或明或暗地灌输反美情绪的新浪网,作了一次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佩洛西已经取代了布什总统,成为中国人“最反感”的美国人。因为连布什总统也答应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佩洛西居然还在国会呼吁利用奥运会来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改善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这不是“反华”又是什么呢?既然有此“民意基础”的支持,再加上党国领导的授意,黄放便放开胆子,拿出他的“文革遗风”来,展开了对佩洛西的口诛笔伐,甚至不惜在开篇之处便使用“疯狂”一词,火药味十足。

不过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二段,便又怀疑起黄放同志是否“别有用心”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共产党的文宣部门为了将“黑手”刘晓波批倒批臭,组织力量编纂了一本“揪出黑手”的书。编纂人员故意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摘抄和附录了刘晓波的若干文章及观点。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了对刘晓波的思想的一次很好的普及机会,人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刘晓波的原文,而对那些批判文章不屑一顾——除非其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刘晓波的文字。当时还在念中学的我,便是通过读了这本书而对被批判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该书在“六·四”惨案之后的肃杀气氛中,一时洛阳纸贵,人人先睹为快。当有关方面发现情势不对的时候,却为时已晚。黄先生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功效,当我读到以下这些文字时,不禁怀疑黄放先生是否也有同样的用意——“佩洛西长期反华的最强音是人权问题。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文字称:‘佩洛西长期提倡世界各地的人权。她为改善中国的人权进行斗争,希望将贸易同改进人权标准挂钩。’佩洛西以‘人权’向中国发难始自一九八九年,刚成为联邦众议员的她就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美权利,以免他们遭受‘政治迫害’。两年后,佩洛西组织美国人权组织访华,并背着接待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拉开黑布条,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烈士’,并亲自念声明、献白花。”

中共当局其实最不愿别人提及“六·四”事件,即便是颂扬“六·四”屠杀的声音也会遭到封杀,当年开枪杀人的“共和国卫士”们,而今安在?最早站出来为杀人叫好的文化败类何新,不也迅速便销声匿迹了吗?可见,中共对此等奴才如同卫生纸一样,用完便扔掉。这些年来,中共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他们心中知道得很清楚,杀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黄放先生偏偏在此时此刻旧事重提,居心何在呢?他究竟是要让佩洛西“反华”的历史昭然若揭,还是试图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让中国人重新记忆起大屠杀的那一幕?我想,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都会对佩洛西这位女政治家肃然起敬,而不是对其恨之入骨。连一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如此牵挂那场屠杀中被杀害的平民;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如何能够若无其事地忘却之?

十多年前,我曾经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收听到这样一则新闻:美国女议员佩洛西在鲜血未干、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勇敢地拉起了一张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著:“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这一举动的结局可以想像:她立即被一群凶恶的军警带走,随后被驱逐出境。十六年来,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佩洛西办公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她为这段冒险经历感到自豪;而每年中国民主人士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前举行纪念“六·四”集会的时候,佩洛西的身影也经常出现,有时还会发表简短的演讲。在此意义上,佩洛西并非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反对的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而不是中国人民,正是出于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坚持,她才直言不讳地对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作出严厉的批评。

除了“六·四”问题之外,西藏问题也是佩洛西关注的重点。黄放在文章中指出:“佩洛西的反华立场和行为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如此颠倒黑白的反华行为出自美国国会最高领袖,着实让人觉得愤慨。在全球支持奥运的人眼里,丧失正义和理智、疯狂的不止是抢夺奥运火炬的藏独分子,还有这位女议长。”所谓“全球支持奥运的人”,也就是国内受民族主义煽动的愤青,以及海外部分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没有认同的华人群体而已,他们哪里能够垄断对“正义和理智”的阐释权?他们在海内外的义和团行径和红卫兵作派,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公愤,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可谓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的奥运会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看待,佩洛西绝非惟一的一个。而中共方面黔驴技穷,动辄将批评者贬为“疯狂”,只能说明被批评者的怯懦与心虚。

佩洛西,这位美国国会中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者,是在二零零八年三月的拉萨镇压之后,第一位亲自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的西方政治家。在数千名藏族僧侣和学生的欢迎集会上,她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讲:“如果全世界的自由爱好者都不能勇敢地站(说)出来反对中国,那我们也就失去了捍卫人权的道义力量。”在达赖喇嘛居住的简陋的院子里,她动情地指出:“在今天这个哀伤的日子里,我们共同为西藏的灾难而落泪。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对半个世纪以来背井离乡、漂泊天涯的西藏人充满了同情,她说:“这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的命运,在这个悲哀的时候,让我们与你们共渡。”

佩洛西对人权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不分内外和彼此的。她首先关注的当然是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并多次对布什政府的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其次,她高度关切全球民主价值的确立,因此她不能不注意到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中国的问题。她多次会见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等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与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的吴弘达更是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九九五年,吴宏达到中国收集劳改资料,被中国政府拘留了六十六天,就是在佩洛西及另一位议员的营救下得而被释放。吴宏达高度评价佩洛西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她对中国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不是维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这一点我想她的信念不会变。她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从没有改变过。我相信在她的主导下,美国国会在这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佩洛西当得起这样的赞美。与某些见风使舵的欧洲政客相比,她对中国及其他专制国家人权状况的关注始终如一。

信奉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超越性的价值,他们迷信权力和金钱,“有奶便是娘”是他们的最高人生哲学。他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自己是变色龙,便总是以为那些为人权而奋斗的人士是“别有用心”的,进而认定像佩洛西这样的人不过是将人权当作幌子来压迫中国、羞辱中国罢了。这正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鸿沟:对于像佩洛西这样的政治家来说,人权从来都不是幌子,人权就是她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就是她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某些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只要多给几个订单,多做几次款待,便可以让对方放下人权的“幌子”,而成为同流合污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像佩洛西这样无法收买的人。于是,软的不行,便只好来硬的了——黄放之流的打手和走狗便上场了。

对佩洛西贴“大字报”,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这样就被吓到,佩洛西就不是那位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来的勇敢的女士了。中共当局及黄放之流的御用文人,企图用“反华”来将佩洛西妖魔化。其实,佩洛西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曾经说过,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中国学生,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之所以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乃是对中国人民怀有最深切的同情和爱。我与佩洛西女士有过一面之缘。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华府出席对华援助协会组织的“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这期间抽空参加了劳改基金会举办的一次关于劳改问题的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佩洛西女士。她应邀前来发表开幕演说,在华府料峭的春寒中,她一身轻盈的风衣,一袭鲜艳的围巾,仪态大方,风采照人。与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中国“女强人”、中共副总理吴仪那古板、臃肿及衰老的外貌相比,云泥立判。相貌和风度的养成,确实与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佩洛西之意气风发令人立刻联想起“自由”一词,而吴仪之性别特征模糊则令人立刻想起“专制”一词。

最让我感动的是佩洛西在此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她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如今已变成一个老到的玩家,用新技术去监控和捕捉那些批评政府和自由信教的人。网络服务公司必须过滤重要新闻和负面新闻,他们的屈从取代了他们改变这种现状的能力。自由宗教信仰人士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打压目标,骚扰、虐待、拘禁宗教人士是主要的控制方式。”她知道纵容中共乃是养虎遗患,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美国不能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共的对外公关技术日趋精密,诸多西方高官名流均中了其“催眠术”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洞察其独裁本质的智者,可谓屈指可数。在中共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与狼共舞”变成难以抵抗的诱惑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敢于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勇者,也是寥寥无几。

如果人权问题对于佩洛西来说仅仅是一个“幌子”,她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她早就屈从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不能当饭吃”的人权,于佩洛西而言,确实能够“当饭吃”。佩洛西多次强调:“我期待我们和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等各方面有个美好的未来,但中国政府必须融入现代社会和尊重自己的人民,以及国际人权的基本原则。”这是良言而非偏见。我还记得,在劳改基金会的那次会议上,佩洛西是这样结束其演讲的:“我们必须督促中国进行改良,我知道我和吴弘达及在美国的民主斗士拥有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的,我们有同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显然与中共当局的不一样,这个梦想就是:自由不可为暴力所摧抑,光明终将穿透无边的黑暗。到了那一天,中国人理应向老朋友佩洛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观察》



2008-05-07 12:07:54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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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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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2:07:08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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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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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2:03:08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泽东与大饥荒(ZT)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12月26日10:13:27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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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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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Tuesday, April 29, 2008 - 08: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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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2:02:25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泽东与大饥荒(ZT)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12月26日10:13:27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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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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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Tuesday, April 29, 2008 - 08: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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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2:01:43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泽东与大饥荒(ZT)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12月26日10:13:27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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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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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2:01:04

主题: “亩产万斤”
“亩产万斤”



毛泽东与大饥荒(ZT)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12月26日10:13:27 于 [史地人物]http://www.bbsland.com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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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一刀 

 
 

Ga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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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大跃进与大饥荒 

记者: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 美国之音



2008-05-07 10:37:04

主题: 散宜生: 被出卖的女神
被出卖的女神 

散宜生   摘自华夏文摘9705b期    


  【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珠穆朗玛\"为藏语\"女神第三\"的音译。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舆全览图》上作朱母郎马阿林。1858年印度测量局在英人指使下,擅将该局前局长额菲尔士(George Everest; 1790-1866)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中国政府将额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尼泊尔称萨迦-玛塔。海拔8848.13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有巨大冰川,最长达26公里。中国登山队曾两次从北坡攀登峰顶(1960年5月25日和1975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获得重要的科学资料。 

  大陆新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一年前,去年5月10日,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最佳季节,一场该月份罕见的高山风暴夺去了十一位登山者的生命,这事一时成了西方各国的大新闻。 

  有向导留在雪里照看精力耗尽的同事,他对妻子说的最后的话是:\"嗨,不要担心我啦!\"然后关掉无线电话,永远沉默在八千米的风雪高原。有人在失去呼吸、被同伴认为死定了之后,又以惊人的毅力,遍体鳞伤地摸回南坳大本营。有尼泊尔军人两次冒著机毁人亡的危险,驾直升飞机冲上六千米高空,把垂死的登山者救下山,其中还有一位台湾人。但是,据说也有日本人的见死不救。穿著各类厚厚的登山装的人,在女神的考验面前,一一袒露了自己的本质。 

  中文电子网上,也有地质专业的大陆留学生因此而谈起珠穆朗玛峰。不过,我惊异的是,没人提到世界第一高峰的归属问题。有那么多西方人去爬,看上去显然不象是中国领土。那么,今天的中国人,难道想当然地认为珠穆朗玛峰是外国领土了吗?难道,现在大陆的小学地理课上,教师不再告诉学生说,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以前,不是这样的。至少在笔者于\"文化大革命\"前上小学时,不是这样的。我们当时都知道,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是祖国的骄傲。在我们的课本上,画得清清楚楚,珠穆朗玛峰是在中国尼泊尔边界的中方一侧。而且,也不是只有本人才这么说,我甚至可以请出一尊中共的元帅来作证。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1960年,中国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后,贺龙元帅在接见登山队员时这样问道①,当时他兼任全国体育委员会主任。显然,不太过问外交事务的贺龙,也和咱们平头老百姓一样,仍然以为珠穆朗玛峰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他还不知道,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已经内定划给尼泊尔了。 

  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国登山队也要\"放卫星\"、\"插红旗\",他们决定要攀登地球的第三极珠穆朗玛峰。准备工作,主要是勘察路线的工作,足足进行了两年。本来,南坡是比较易于攀登的。但是,中国和尼泊尔在1959年开始着手边界问题的谈判,而中尼边界问题,最棘手的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归属。不想刺激尼泊尔,在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登山的勘察和准备工作,在北坡重新做起。登山的时间,也推迟到1960年。 

  1960年3月19日,二百一十四名登山队员和工作人员进入珠穆朗玛峰下海拔五千一百余米的大本营,准备冲击顶峰。队员们举臂握拳,庄严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祖国的最高峰。与此同时,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正为边界问题在北京访问。3月21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同意组织联合勘察队,对有争议的地区,按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实际地形,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 

  这些话听来无懈可击,按分水岭、河谷、山口划界,难道不是国际惯例?不过,喜马拉雅南麓的居民,在人种和文化上都和藏人接近,也历来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之间,传统上以山麓为界。英国控制印度之后,出于\"防卫安全\"的考虑,要按国际惯例,把边界北推至分水岭。北推最力的,要数本世纪初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亚瑟H麦克马洪。这人说不上有甚么大的建树,但是,他所构思的麦克马洪线,却使他的名字成了有关中印、中缅(缅甸曾经是英属印度的一个邦)边界问题的文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现代的所谓国际社会,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所创立的。当他们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中形成划分边界的惯例时,不可能考虑到中国的情况。本世纪初叶,大中华帝国的历史疆界与英国殖民者的\"安全要求\"、\"国际惯例\"在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迎头相撞。印度等国家独立之后,受过英国教育的统治阶层,全盘接收了英国人的衣钵,从而形成了从阿富汗到缅甸的中国西部的漫长而又复杂的边界问题。 

  当北京政府同意不是按山麓、而是按分水岭在山脊、山口划分边界时,大片大片的土地,就要拱手送人了,这些土地,由于喜马拉雅山阻断了印度洋的季风,气候相对温和,降雨充沛,物产也远比山北丰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也从此被人为地一分为二。为各国登山队当向导和挑夫、并多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尼泊尔谢尔巴人,和西藏的谢尔巴人就是同一民族,根据西藏的历史文献,他们还是从金沙江边迁移去的。 

  但是,即使按分水岭划界,珠穆朗玛峰也可以划归中国。在珠穆朗玛峰的南面,隔开一道冰谷,是努普子-洛子山脊。这道山脊南面的冰川的融水,最终流入尼泊尔的柯西河。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绒布冰川,是流入西藏的绒曲河的源头;东部的冰川,则是同样流入西藏的卡玛曲河的源头。边界是可以力争划在努普子-洛子山脊一线的。 

  这时候,\"中国的大救星\"、先主席毛公出来说话了。毛泽东在会见柯伊拉腊首相时说: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一半一半;这个山可以改个名字,叫中尼友谊峰②。 

  事实上,在当时的尼泊尔境内,是望不到珠穆朗玛峰的英姿的。只有从她的东北方向,从西藏境内望去,才能瞻拜这位女神。印度测量局就是因为查不出这座峰的尼泊尔名字,才先称她为XV峰,然后在1865年(《辞海》的年代有误)改名为\"额菲尔士峰\"。这尼泊尔的感情,真不知从何谈起。至于现在所谓的尼泊尔名字,有一段英文资料是这样说的③: 

  奇怪的是,近几年来尼泊尔政府又为额菲尔士峰发明了一个名字:萨迦玛塔〔义为天庭之顶〕。没人会注意这个名字,肯定不会是当地人。1975年10月,我和两个谢尔巴人,向导和挑夫,走在萨迦-玛塔国家公园。挑夫是个朴素的不识字的农民。当额菲尔士峰出现的时候,我转向向导说道:\"问拉普卡〔挑夫〕,他怎么叫这座山。\" 向导问了。\"珠穆朗玛。\"拉普卡毫不犹豫地回答。 

  \"没人会注意〔萨迦-玛塔〕这个名字\",除了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 

  本来,由于机缘凑巧,中国有尼泊尔所没有的优势我们正好有一支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可以拿出最新的实地勘察资料。不过,既然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送人土地,自然也没人会想到去勘察边界。登山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伟大领袖的胸像放上世界之颠。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点20分,经过十九个小时的艰苦奋斗,从海拔八千五百米出发的中国登山健将屈银华、王富洲和贡布(藏人,当时为一级运动员)终于爬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尖尖,胜利完成了这个无比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全国沸腾了!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胜利,是把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紧密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往而不胜。资本主义国家做到的事情,我们固然能做到;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这在登山上是如此,在一切征服大自然的事业中也都是如此。\"就差点没说出,被大跃进闹得没饭吃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至少饿死了就不饿了。我们的满脸饥色、平路都走不动的人民,看登山电影,学登山队员,跟着党的宣传机关,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吼叫:\"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共产党本来就偏爱\"登山\"这个引喻。1960年以前,还只是读书人背背马克思的拗口的句子,\"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以后,\"登上什么什么的顶峰\"成了流行的口语,连毛泽东在1961年时都来了个\"无限风光在险峰\",后来文革时更是说到烂。 

  按理说,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谢尔巴人向导已经在1953年5月29日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956年又有四个瑞士人攀登成功,为什么人民日报说这是中国首创呢?原来,这首创是有定语的:别人是从南坡爬上去的,而中国登山队却是走的北坡,首创就首创在\"北坡\"这两字上面。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却成了伟大的战略部署。 

  在全国学习登山队的同时,按照边界协定,中尼两国关于正式的边界条约的谈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报纸上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报导,都很技巧地回避了主权问题。同年十月一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喜日子里,北京政府签订了她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边界条约,做到了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沿着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英军声称\"抗日\"而越界的占据线,把在清代属于云南省的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了缅甸,占缅甸现有国土面积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强。 

  再过一年,1961年10月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后,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了中尼边界条约。该条约第十一条规定,边界线在延着分水岭到兰巴山口后④: 

  再延山脊大体东南行,经过卓奥友山、普莫里山(尼尔朗古)、珠穆朗玛峰(萨加码塔)和洛子峰,到马卡鲁山;然后延山脊向东南转东而行,到波底山口。 

  边界线划过珠穆朗玛峰顶,女神就这样被出卖了。 

  其实,当时尼泊尔国王的地位并不巩固。马亨德拉在上一年解散了民选政府,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与信奉民主政体的印度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印度甚至暗里支持反对派在印尼边界的游击活动。马亨德拉对北京也谈不上特别友好,CIA也就是在1960年开始训练中尼边界的藏民武装的。这位国王,北京可以压一下也可以拉一把。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北京对这位毫无谈判实力的国王,却不惜送上如此重礼。 

  这一过程,至今没有明确告诉过国内的老百姓。《人民日报》只说从北坡爬上去是如何伟大,却从来不说南坡我们已经去不成了。1988年,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国联合登山队,终于实现了贺龙的耽搁了二十八之久的\"从北坡上、从南坡下\"的愿望。但是,为了从南坡下,我们却不得不邀请尼泊尔人也来插上一腿。而且,到这时候,一位勇敢的日本女性都已经登上珠穆朗玛峰有十多年了,也没什么可多吹的了。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首所引的《辞海》那段定稿于文革时期的尴尬文字。在1960-61年的那场\"珠峰热\"里,为了揭露西方登山家的\"无法无理\",报纸上的有些文章过于积极,把早已湮没的历史都给抖了出来。他们说,是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最先发现了这位女神。他们还说,远在英国人知道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已经对她作了勘察和测量。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四十年,清代的三名官员,在绘制西藏地图时,就把珠穆朗玛峰载入了铜版的《皇舆全览图》。甚么是\"皇舆\"?\"舆\"在这里指广阔的土地,《易经说卦》曰,\"坤为地,为大舆\",就是这个意思。\"皇舆\"就是皇家的土地,\"舆图\"就是地图,在古文里常作\"疆土\"的代称。我们现在拿了本什么人的游记,指着里面提到的地名说:\"看,这是铁证,证明这块地方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皇家勘察并刊印了的结果,自然是比铁证更贵重的金灿灿的铜证了。《辞海》不能否认这一条,这是一定要提的,毕竟1960年时报纸上多次提到过这一段旧事。但《辞海》也不能明着告诉读者说,我们打倒了皇帝,顺带也卖了他的家当。于是在说了这历史证据和中国如何行使主权改回名字之后,微妙地插入一句\"尼泊尔称萨迦-玛塔\",所有的言外之意,让读者自己去领悟。 

  对于这类令人尴尬的历史文件,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作过一个可圈可点的说明。在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中,他说道⑤: 

  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 

 当时,毛泽东刚作了反右派的布置,人大里,民主党派还敢说话。加上这问题牵涉到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如果按麦克马洪线划界的话,许多部落将被划出中国,云南方面的反对声浪很大,周恩来不得不亲赴昆明向少数民族代表作解释,因此才有了这么一个报告。1957年之后,人大彻底成为橡皮图章。1959年党内批判了彭德怀,从此党内也是人人噤若寒蝉。中尼边界问题,周恩来已不需要作什么特别说明。1959年又赶走了达赖喇嘛,北京甚至不必征求藏人的意见。 

  当然,在珠穆朗玛峰归属问题上装聋作哑,也只能蒙蒙自己人。外人肚里可是一清二楚。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K2,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实际上这是和克什米尔的边界,将来克什米尔要是归了印度,引狼上山,只怕麻烦还多着呢。 

  文革之后,中共上层有了很大的变动,一向被中共列为最高机密的外交谈判,才逐渐地公布了一些。例如,1988年出版的由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主编、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任副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就透露了割让珠穆朗玛峰是最高领袖的亲自决断。而周恩来也不愧为周恩来,他说到这件事,总要引用一遍毛泽东的话,然后说,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个态度。面对历史,心里也不愿承担这份责任吧? 

  不过,这本书里,对于边界变动的细节,仍然语焉不详。不是说\"平等互利、友好互让\"吗?中尼两国,到底是怎么互利互让的? 

  毛泽东喜欢看线装史书,为读古书的方便,他曾亲自提议,要求编一本有古地名的地图集。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持了这项工作。由于种种政治干扰,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之后,这套图集才最后完成。完成晚了倒也有晚的好处可以印入中国的最新边界,只可惜先主席毛公未能亲眼见到。比较清代的和正式界定的中尼边界⑥,中国方面让出的二百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七块之多,最大的超过二千平方公里。尼泊尔方面作了多少让步?笔者不敢说绝对没有,但至少在这个比例尺的地图上看不出来。在这本地图集里,珠穆朗玛峰清清楚楚地标在中国境内。 

  而且这本地图集也还是保守的。根据清代的舆图,现在远在边界线之南的干城章嘉峰(藏语\"五宝雪山\"之意,海拔8585米,世界第三高峰),当年也算是中国的领土。 

  祖国,你是可以自豪的:世界上的三大高峰曾经都在你的疆域之内。 

  当中国登山队进驻珠穆朗玛峰下时,当地的藏民给他们说起了女神的故事。是她战胜了兴风作浪的妖魔,把它们镇压在一座座雪山之下。是她开凿了蓝色的冰湖,又从山上引来雪水,灌溉山南山北的万顷土地,使这儿牛羊肥壮,庄稼茂盛。在喇嘛教的节日里,奉祀的褚神中有五位女神,代表五座山峰。其中,名为珠穆朗桑玛的三姐长得最是俊美,她的简称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 

  如今,这五位姊妹,有谁依旧留在中国?有谁已经流落他乡?还有谁被生生磔裂? 

  当然,边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送出去的土地,也不是不能要回来。如果中国人不能清点和保卫自己的国土,或许,我们可以遵循大元和大清的先例,在某一天,请强悍的朝鲜人西进南下,统一中国,开疆戍边。中国已经和北朝鲜签订了边界条约,不知什么原因,双方始终不肯公布。有小道消息说,为了不让朝鲜人\"感情上过不去\",北京慷慨赠予长白山主峰的东半。如果朝鲜人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歌⑦,浩荡入关统一中国,长白山的东半就回来了,还捎带一个朝鲜半岛。然后,我们在强悍的朝鲜人的统率下,向尼泊尔索还被出卖了的女神。 

① 人民日报,1988年5月6日。 
② 转引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北京。 
③ Walt Unsworth Everest Oxford Illustrated Press 1981 London.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十集,法律出版社,1961,北京。 
⑤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北京。 
⑥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地图出版社,1987,上海。 
⑦ 这是1950年时大陆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军歌。 

 寄自加拿大 ([email protected]



2008-05-07 10:34:53

主题: 篡改后的画作
篡改涂抹删去刘少奇后的画作

连中国共产党自己及“新中国”开国典礼的历史都可以如此明目张胆毫无羞耻地篡改,中国还有什么不可以作假和篡改的?!



2008-05-07 10:30:59

主题: “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原画作


2008-05-07 10:26:58

主题: 江迅: 奥运前应大赦废除劳教:专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奥运前应大赦废除劳教:专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江迅

胡星斗向中央公开建议,奥运前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实行大赦,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只会让中国倒退,中国应以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回应西方指责。

正当中国百姓保卫奥运圣火、反藏独、反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的热潮如火如荼之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却向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建议:奥运前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实行大赦,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胡星斗说:「西方炒作西藏问题极其不智,导致中国国内保守主义抬头,导致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法制事业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中出现倒退。这将是中国的悲剧,对西方也没有好处。我担心,极端民族主义将会削弱中国,令中国陷入封闭、内战。」

四月十九日,「博客中国」网站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潮江春会殚,举办题为《抵制法国货与民族主义潮流研讨会》,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上,胡星斗作出上述建议。

胡星斗说:「西方越围堵中国,中国就越要更加改革开放。否则就上当了,达到西方削弱中国的目的。中国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强大。中国应当以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回应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中国现在应当着手废除一项项弊政,实行制度创新。」

他说:「劳动教养制度(劳教)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违背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了中国宪法、刑法的有关条文。劳教可以在不经过审判的情况下,不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长达三年、四年,甚至六年,还有二十多年的。这样的做法是完全违背法制的。

胡星斗认为,劳教制度是当今中国最恶劣的制度,也倍受西方谴责,「废除它,表明我们政府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坚强决心。实行大赦,表明我们政府的宽容、民主及博大胸怀;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此兑现中国政府的承诺,履行大国的义务。这些举措将使中国重新赢回国际上的声誉,获得国际上的普遍称赞,胡温政府也将获得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总之,在奥运之前,通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等,来回应西方的批评,而不是闭关锁国。」

面对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国外对中国的指责、不解与恐惧,胡星斗认为:「中国不应倒退,而应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此,我们迟早要在世界上赢回中国人的尊严,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科技方面、人权方面都要在世界上赢回尊严。」

四月二十四日,他就此问题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以下是访谈摘要。

为什么说西方炒作西藏问题,会导致中国国内保守主义抬头?

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某些倒退。中国闭关锁国,不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中去,对中国没好处,对西方也没好处。当然,也有人希望中国愚昧落后,闭关锁国,让中国倒退,以此搞乱中国。其实中国开放了,对西方威胁更小。如果中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闭关锁国,反而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对发达国家威胁更大。

现在西方炒作中国,都把注意力放在西藏问题上,实际上西藏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主张西藏独立的人很少,普通百姓没有这个愿望。

西藏问题、人权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中国制度问题不改善不解决,西藏问题、自治问题也改善不了、解决不了。由于达赖在西方影响很大,他们就疏忽了中国的其它问题,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去关注,而关注西藏问题的结果,就导致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潮流。我还担心,奥运有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娱自乐的一个盛会。

怎么理解奥运有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娱自乐的一个盛会?

这些日子来,外国人抱怨说来中国签证越来越难,特别是比较长期的签证,签到八月份会更难。这是很不好的迹象,当然有关方面否认了这样的传言。

总之,炒作西藏问题,导致藏汉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看网上那些留言,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充满了仇恨、激愤,反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新闻自由一概否定。因此炒作西藏问题,会使中国出现某些方面的倒退。

对中国今天风起云涌的爱国主义,你怎么看?

爱国主义是需要的,中国当下的爱国主义情绪有可贵之处,我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但是,现在更多的是盲目的、空喊口号的爱国主义,这对国家的进步没有好处,它最终会造成中国在某种程度的倒退,成了「害国主义」。

慎防爱国变害国

我们不要愚昧的偏激的爱国主义,而要爱民主义,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要头脑简单的愤青民族主义,而要民主主义、法制主义。

怎么理解你说的爱国主义变成「害国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及其覆灭;日本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亢奋及其失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历次打倒帝国主义运动等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内战与落后,但我们从不反省,如今义和团又回来了。

当年的义和团就被许多人称作爱国主义。他们以「扶清灭洋」号召国民,不仅杀外国人,而且杀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维新志士,其残忍令人发指。他们杀「十毛子」,包括外国人、留学归国的中国人、给外国人做翻译的人、为外国人教堂、慈善机构服务的中国人,统统杀掉。谁身上被搜出洋火(火柴)、洋笔(钢笔),就杀头,甚至全家处死。

义和团的愚昧令人痛心,他们烧学校、拆铁路、拔电杆、毁轮船,摧毁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以表明他们的爱国。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康有为、梁启超才是爱国主义。

因此,应该以大历史眼光看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害国主义。前一阵,全国人大的一位官员竟然提出「惩治汉奸罪」,这非常可怕。

怎么判断「汉奸」,肯定是以他极端愚昧和保守的观点作判断的,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就是汉奸,但我认为那些以保守的方式,阻碍中国进步,最后使中国沦落、动乱、贫困、愚昧的极左保守人士,才是真正汉奸。政府应深刻洞察,引导爱国主义情绪,避免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

你怎么看当下网民的情绪?

从网上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的网民大部分是非常可怕的,一开口就是暴力,就是杀戮,这是中国五十多年的教育所结的恶果,阶级斗争的教育,仇恨的教育。

中国大部分网民没有包容、宽容之心,没有接受现代公民教育。中国没有公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暴民。因此要倡导爱民主义,简单的爱国有可能演变成爱某一集团,真正的爱民就是爱人民。

民族自治可做得更好

在这次西藏事件,很少有网民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信息不公开,把外国记者赶走,三月十日的喇嘛和藏民和平游行,是否应给予宽容。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否有改进的地方,能否做得更好些,西藏是否可以制定独立的经济政策、法律,独立立法,当然立法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能违背国家宪法,二是不能通过独立法。

西藏各级领导人可以透过民主选举产生,一时做不到选举,那能否公推公选。中央政府透过外交、国防体现主权,甚至可由党委监督独立选举产生的行政班子,党委成员可由中央任命,最大程度地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把西藏变成与其它省份不一样的自治区域。

胡星斗小档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九七八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一九八五年研究生毕业。着有《问题中国》等。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民生经济学家,弱势群体关注者,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者;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户籍制度的主要代表;反腐败、信访制度的主要研究者之一;缩小省级辖区、设立副省级直辖市、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首提者、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研究代表;撤销乡镇政府、迁都、反特权、反垄断、反歧视及平等权利运动的倡导者;「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古典式管理」、「宪政社会主义」、「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新闻制度」等理论的提出者。

□ 《亚洲周刊》



2008-05-07 10:09:14

主题: 齐之丰: 中国教育制度被指全世界最不公平
中国教育制度被指全世界最不公平
【 阿波罗新闻网2006-06-12讯】 作者:齐之丰 

中国将近一千万高中毕业生星期三开始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中国的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性受到中国众多的家长和学生的抨击。但是中国的民众目前无法纠正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

*西方记者:不光彩的世界之最*

一位西方记者曾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有一个不光彩的世界之最:中国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

这位记者指的是,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资源大大有利于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很少,这种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构成了明显的歧视。

然而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照顾农村学生,对资源分配的不公进行一些补救,反而对农村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歧视。农村学生的考分必须比大城市的考生高很多才能有资格进入同类的高等学校。

*黄钟:教育偏向大城市人*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这种公然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做法是中国过去50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给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带来了好处。

黄钟说:“主要的高校都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中国的权贵也生活在大城市,所以高等学校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也给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黄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权贵所居住的大城市在教育方面得到的特殊好处,是以大城市之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为代价的。这种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状况在中国国内受到强烈的抨击,但是多年来,这种状况没有多少改善。

*新增高校口试对权贵有利*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中国一些著名高校近年来以招生考试改革的名义,实行口试制度,使中国本来就是不公平到世界之最的高考进一步向权贵倾斜。

黄钟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口试的方式,使一些权贵不需要公平考试,即使是考试有各种缺陷,不需要通过过去的那种考试就可以进入中国最好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的一部份,就这样给他们轻松利用了。”

黄钟表示,口试这种没有硬性指标的考试方式特别有利于家里有关系和后台硬的考生,也就是权贵者的子弟。另外,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城市,增加口试也等于是大大增加农村地区考生的经济负担,等于是对农村地区考生增加了一层歧视。

*最大悲哀:无法通过法律谋求公正*

黄钟表示,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民众现在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纠正中国高考的明显不公。他说:“对这种明显的不公平,我没有可能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获得补救。我没有这样的司法渠道,法院可能不受理我的案子。”

2001年,中国东部青岛市三名高中毕业生对中国教育部提出诉讼,指控中国教育部公然实行歧视性行政行为。在青岛,当年文科专科最低录取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最低录取线是456分。两地分数线差别悬殊,因此这些考生决定提出诉讼。

这些学生提出起诉的消息一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报导和注意,并且被认为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个明显迹象。然而,诉讼最后不了了之。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报导这样的新闻,中国的法院也不接受这样的诉讼。



2008-05-06 12:46:24

主题: 外界关注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动向,有消息称长平被免职
外界关注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动向,有消息称长平被免职 

       记者:海涛


有关中国南方都市报系的南都周刊新闻工作者长平被免职的消息,引起了外界关心中国新闻自由现状人士的密切关注。有观察人士说,中国为了筹办奥运会应最大限度地展示宽容和开放。

*有消息称长平被免职*

设在美国的新闻网博讯网星期一发出消息说,“中国南方都市报系的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被撤职”。报导说,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

报导说,长平4月上旬曾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其他媒体和网民的围剿。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峰的作者评论,对长平进行了猛烈抨击,一时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报导说,相信这次长平被撤职,同他发表的“非主流异类”文章有关。

记者给南都周刊打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证实,长平今天没来办公室上班,但是,再多的具体情况,他表示无可奉告。

星期二的南华早报报导,南都报系副总编江艺平说,这个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南华早报援引江艺平的话说,“张平是很不错的资深记者,他的工作和职务,并没有因为他写的那些文章而受到影响”。

*昝爱宗:同事证实消息准确*

不过,中国浙江的新闻工作者昝爱宗得知这个消息后,同南都报系的朋友联系,长平的同事证实,长平去职的消息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就是长平的同事,昨天给我发信息,说长平昨天被免职了,刚宣布的。因为这都是南都周刊的人、长平的同事说的,我想应是非常准确的。”

在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士周兵说,南都报业集团一贯比较开放,对自己的记者编辑也许会冷处理,过一阵子,再把他们调回来:“南都集团的一贯传统是,免职后,过两天后再启用他。他们内部的保护机制是这样,自己的编辑、记者,因为专业上的问题出了事情,上面批下来就免职,免职后再调回来。他们最后的善后处理还是比较宽容的。”

南都前副总经理喻华峰、原副总编辑程益中、社务委员李英民等人,都因为“经济方面”出事而被撤职。其中喻华峰被判刑8年,李英民被判刑6年。程益中免于刑事起诉获得释放。

*分析:一切为了奥运*

浙江新闻工作者昝爱宗说,南方都市报业集团可能是奉了宣传部门的指令,想把长平调离第一线,又不愿意对外声张,主要还是为了奥运会。

他说:“有可能他们不想声张这个事情。因为奥运会前,任何一个事情如果被炒作起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导火索。”

香港媒体研究工作者周兵也认为,当局采取比较低调的做法,也是因为奥运会即将举行的原因。

他说:“我一直建议,举办奥运会要开成宽容的奥运会,显示出一种自信和博大胸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在哪个地方建一座楼,还在其次。对世界来说,中国应在人权、自由、民主方面,给世界展现一种新的面貌。这是最大的‘经济’成果。”

周兵说,外界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都知道中国高楼林立,但如果在政治方面能展现出一种宽容,则更显示出了中国筹办奥运的最大成果。不应让一些“支流”出来,干扰了整个奥运的主流。


□ 美国之音


南都周刊副总受网民攻击
由 浪底石 于 2008年 4月 16日 15:02 

文章提交者:-甲骨文-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一名中国记者由于批评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限制媒体报导而受到网民攻击,被说成是反华势力在国内的代表人。但是也有人站出来对他表示支持。

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文章中,他在对西方媒体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对北京当局控制国内媒体的做法提出质疑。

长平说,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一些外国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导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不过他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导中、在将来的其它重大事件中,倘若中国媒体不能自由报导、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而来呢?

长平质疑政府双重控制

长平说,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不敢说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他说,如果真地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导,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

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的这篇文章激怒了部分网民。有人表示,南都周刊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有人提出,查查这个长平先生的老底吧,看看他是不是被国外媒体收买了。

还有网民称长平是汉奸,说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版的CNN。还有人倡议“查封报社”,严惩里通外国的中国媒体。

评论:文革又回来了

对此,一篇署名沈宇哲的文章评论说,这种接近歇斯底里地反扑给外界的印象莫过于文革又回来了,那个争相攀比谁更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年代又来了。

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毕竟不同于容不得半点反对意见的文革时代。沈宇哲为长平进行了辩护。他说,长平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是警惕国人勿要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

沈宇哲怀疑,有人刻意放大西方媒体扭曲、诋毁西藏问题的细节,是企图转移中国人对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反思和检讨的视线。

另外一名作者王又锋在博客中说,目前攻击南都这么厉害,让人怀疑某些人看不惯中国新闻业的一丝进步,要扼杀南都。他说,中国哪个媒体在促进社会民生进步方面有南都贡献大?

李大同: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李大同认为,南方报系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南方的报系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是中国媒体里最具有个性的一个媒体群。他们正努力地在所有的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媒体的声音。我想他们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

这位原《冰点》杂志主编说,目前在日常报导中,新闻开放度有了明显扩大。但是一旦遇到类似西藏危机这样的事情,就缺乏成熟的应对方式:“往往就是条件反射般地回到过去的那种一切按中央的既定指定办,这样一种“千报一面”,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声音。可以说,你这不是媒体的声音,你这就是政府的声音,而仅仅只有政府的声音,可信度是很差的。”

对于媒体的批评,最开始是完全针对西方传媒的。两个多星期以来,中国官员、官方媒体和网民对美国CNN等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抨击,认为它们对3月中旬以来发生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骚乱事件的报导有失公允,充满偏见。

西方记者受到骚扰电话

一些驻华西方记者还收到自称为普通民众发来的骚扰性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传真。有人甚至对西方记者发出死亡威胁。

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认为,在中国国力强大、对世界开放以后,中国人一方面呈现出世界视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比如说,对海外记者,拿起电话就破口大骂,这就是一种义和团的做法。我觉得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说得对。不能允许有多家的、多角度的展现,那么大家怎么能看得清楚事件的真相呢?他因为说这样的话而受到攻击的话,这个民族现在的这种心态就使人觉得很悲哀。”

黑箱操作

周兵和李大同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初把境外记者驱逐出西藏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周兵说:“你在黑箱里头操作,大家就可以猜测,使得原来的事实真相不能让大家相信。第二点,你没有使大家在那地方直接的采访的话,很多事实的不准确、技术上的错误就很容易发生。第三点呢,当你以控制和排它的手段来进行操作的时候,你会引起很多外国新闻界和新闻记者的不满,因此他的报导的笔触或者基调基本上就会倾向于负面。”

星期三,中国官员释放出积极信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郭卫民局长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外国大多数媒体能够客观、理性地进行报导。



2008-05-06 10:44:42

主题: 何清涟: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形成过程——剖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
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形成过程——剖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 
 
        ·何清涟· 

  自从3月中旬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奥运火炬的传递就不可避免地与西藏、中国的人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内,中国当局刻意淡化了“记者无疆界”等国际人权组织针对新闻自由与中国人权状态的抗议与批评,凸显了“藏独”的抗议与声音,从而激发了部分民众“反分裂”的“爱国主义”热情。而其高潮则是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组织中国留学生与华人在各国举行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此举既展示了民众对中国当局的“支持度”,又大大减轻了外部政治压力。 

  对中国当局来说,“爱国主义”这面泛黄的旗帜具有多种政治妙用。 

  “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当局一种解困手段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一名言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当局真是再合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局不断执导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诉的“国家游戏”,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所谓“人民外交”加强筹码,增加对特定国家的压力,舒缓自身的困境,例如19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反美爱国游行”,2005年3-4月间针对日本入常的反日游戏等。甚至在与美国欧盟的纺织品贸易战(2005年)中,中国政府也不惜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宣称“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持强硬态度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说不出口的用意,这就是为了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纺织业恰恰是美欧能够找到的延缓中国崛起的一个突破口。”加上纺织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条主渠道,因此,“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无异于为社会制造矛盾。” 

  所有的“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重要的参演者就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比如2005年6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商谈纺织品贸易争端时,中国当局就组织了60多位清华大学学生在座谈会上“炮轰”美国商务部长,提出上面这类观点。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甘为政府驱策?除了国民性中具有敬畏政治权威这一禀赋之外,还因为他们多年来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爱国主义”理念。因此,分析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在塑造国民的政治理念上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认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观念如何形成。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何在90年代卷土重来? 

  中国的中学政治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最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这两者最后都落实为一点,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服从与热爱。而重提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一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有关。 

  “冷战”结束后,中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面临新的政治困境:在国际社会,苏联的垮台大大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通过参与“冷战”时代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并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在国内,由于“冷战”的终结,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总结“经验”,认为80年代爱国主义(实际是爱党教育)从学校教育中一度淡出,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1] 

  1989年以后中国官方阐释“民族主义”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当时强调“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甚至代表中华文化,所以,中共在学校的政治教育中的所谓“爱国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中,爱国主义历来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国际主义则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所倡导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各种义务,把爱祖国的义务具体化了。所以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且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2] 

  这种爱党爱社会主义中国的灌输以政治课为主,历史课为辅,语文则以通过挑选一些文章,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讲述中共领袖不同于常人的优秀品质,如艰苦朴素、关心底层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灌输概念相比,不那么直接,较容易让学生接受。 

  用“母亲与儿女”的关系隐喻党与人民的关系 

  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上、下两册)的重心是爱国主义教育,一些课程的名称看起来似乎与爱国无关,但满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以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七课为例,该课标题是“增强自尊自信”,但通篇谈的却不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及其他诸种社会关系时的自尊自信,而是强调这个人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比如在第七课开篇时选取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讲述中国生物学家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时受到比利时同学歧视的经历,并强调是童第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3] 

  教科书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一言一行都要考虑祖国的利益,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要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自己的言行损害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4] 

  大多数用来做为爱国例证的小故事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作背景,展现故事主人公的爱国精神。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开篇选取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一个故事展现华罗庚的爱国主义精神。故事梗概如下:华罗庚1979年在英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女学者挑衅地问华罗庚是否对自己1950年选择回中国感到后悔,而华则坚定而有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图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5]这些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考,但通过教科书的讲述广为流传。有个别谎言终于被揭露,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第五册的课文《悲壮的两小时》,讲述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在飞行的宇宙飞船中丧生的故事。这篇课文说,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2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2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中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位宇航员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中学均将其列为重点学习的课文,在众多语文教学网上,对这篇文章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这篇课文编造的痕迹太重,终于被一位对这段史实熟悉的读者撰文揭穿,说“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6]但鉴于中国的言论环境缺乏自由,这种揭露不可能针对中国的革命领袖与英雄人物。 

  与此相类似的故事,教科书不厌其烦地选择了几十个,穿插于整本教科书中。这类故事几乎都遵循一个套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用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歧视,而政治身份不同的中国人,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科学家、将军、教授、中学生、留学生等,都以自己的机警聪明与自尊捍卫了自己与中国的尊严。《思想政治》下册第11课“培养爱国情操”通篇都用这类故事表明爱国者的崇高,但这个“国”,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教科书反复使用爱国者将国旗、国徽圣物化的故事,说明热爱共产党中国是值得称道的高尚品质。[7] 

  所有这些小故事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一点: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享有自豪感与自信心。 

  “海外孤儿与祖国母亲”——海外华人与中共政府关系的借喻 

  在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里,全世界华人都是游荡在海外的“游子”,台湾、香港、澳门等几个地区则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离开了“祖国母亲”的“孤儿”——虽然这些“游子”与“孤儿”的生活状态要比呆在“祖国母亲”怀抱里的中华儿女要好得多,但在教科书的描绘中,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却非常热爱。教科书多次提到香港、澳门与台湾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爱国的故事。 

  北京申奥成功一直被中国当局渲染成爱国主义的狂欢庆典。全世界华人欢腾庆祝的场面被引入教学过程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北京市教育局推荐的一个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案这样形容:“狂欢的热浪遍及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成了欢乐的海洋。天南海北不同形式的欢庆,表达的是同一种感情:对伟大祖国的深沉的爱。这是一种心与心的凝聚,一种伟大力量的凝聚,一种伟大情感的凝聚。”[8]教科书借一个台湾教授的口谈他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9]在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末尾,全书以“我们热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作映衬,突显出邓小平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还体现在中国政府近十余年来陆续创立的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中国政府于1997年及2002年分两批公布了200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地方性的不计在内),每所学校都必须定期组织学生到学校所在城市附近的基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这2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只有38个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其余162个则都是与中共党史有关,比如共产党领袖的纪念馆、共产党在内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馆、当年共产党领袖活动所在地,如某次会议会址等等。[10]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之特点 

  任何国家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对国民作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治教科书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的前途、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关系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缺少两个基本前提: 

  第一,中国共产党这种爱国主义热情从来只强调人民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却回避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更加不谈人民在这个国家中有什么权利。 

  比如,教科书只谈公民对国家应该尽的纳税义务,但却根本不提“纳税人”这一观念(中宣部在1999年也曾经命令媒体不得宣传“纳税人”这一概念,本人亲耳听到过这一传达),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纳税人之内涵。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将教育作为强国固本之道,也负有为国民提供义务教育的政治责任,但中国政府在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同时,却堂而皇之将教育作为敛财之道,中小学教育竟然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列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前五名之内。[11]中国政府不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的同时,却一直将获得奥运会金牌这种表面成就作为中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并屡屡以此作爱国主义的全民动员,但却从来不肯让民众了解每块金牌花了数千万乃至上亿金钱之巨,[12]更不会让青少年一代了解这一事实:在为获得奥运会金牌投入大量金钱的同时,中国有多少青少年因贫困而失学。 

  第二,中国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知情权,在隐瞒了中共政府五十余年以来对人民犯下众多“国家之罪”(反右、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等)的情况下,片面要求人民爱这个罪错累累的专制政府。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堕落成维护政府威权统治的借口。 

  可以说,由于缺少上述两个基本前提,中国当局不断祭出的爱国主义口号,承载的内容实质上并非爱国,而是被偷换成热爱掌握这个国家政权的执政集团,最后被扭曲成人民对暴政无条件的拥护与热爱。在西藏事件与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愤青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是如此。 

  说明:本文分析的《思想政治》是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 

  【注释】 

[1]见新华网,www.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 

[2]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85。 

[3]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 

[4]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18。 

[5]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下册,P72。 

[6]“《悲壮的两小时》:是不是拿孩子开涮”,《新京报·文化副刊》2004年2月23日。 

[7]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1。 

[8]北京教育资源网,北京市教育局主办,www.bjedu.cn,www.res3.bjedu.gov.cn。 

[9]初中一年级《思想政治》,P82。 

[10]“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均见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12-9/83@571523_⒊htm。 

[11]“2002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年12月6日,http://www.southcn.com;“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新华网2004年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南方网,2004-12-06http://www.southcn.com。 

[12]“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体育举国体制的冷思考”,《世界商业评论》,htttp://ICXO.COM,2004年9月7日09:38。



2008-05-06 10:41:40

主题: 刘晓波:“抵制家乐福”变成大陆网络的禁忌——写于世界新闻自由日
刘晓波:“抵制家乐福”变成大陆网络的禁忌——写于世界新闻自由日 
 
                            刘晓波

七年前,中共政权在申奥时向世界承诺过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北京才拿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由于今年是中国奥运年,更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危机中进行新闻封锁,所以,当第十八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再次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客观地讲,中共政权为了兑现申奥承诺作出了一些改善,而且还是制度性的改善:2004年的人大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6年12月1日出台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并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7年4月24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

但是,由于中国仍然是个没有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所以上述改善更多的是出于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这类国务院令具有明显的“作秀”成分,为的是在奥运年向国际社会展示政权的开明形象。

首先,北京奥运已经进入百天倒计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国监狱中至少关押着数十名记者和网络作者。其次,中共当局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和封锁网络言论,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新闻管制仍然严厉。再次,尽管有了国务院令,但法令的执行仍然视官权的政治需要而定,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活动经常受到来自各级官权刁难和阻挠,甚至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打耳光”,比如,“3?14拉萨骚乱”后公开驱逐外国记者。

但在官权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的当下中国,官权的每次“作秀”都会为民间提供扩展言论空间的机会,追求新闻及言论自由的民间冲动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样的机会。比如,自2007年1月1日以来,外国驻京的西方记者的采访自由度有所扩展,其工作环境也比以前宽容,在敏感时期采访敏感人士的可行性有所提高。

对国内新闻界和网民而言,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开明媒体、优秀新闻人和大量网民的自发努力,使大陆的言论尺度有所扩展。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几家媒体(特别是《南方都市报》),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财经》杂志和《炎黄春秋》月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突破官方的禁忌。

网络舆论的突破更为引人注目,“最牛钉子户”、“黑砖窑”、“聂树斌案”、“彭水诗案”、“城管打死人”、“废除劳教建议”、“西丰案”、“谭静案”等多个公共舆论潮,以至于,有人把2007年称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刚刚在香港结束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也凸现了目前中国言论状况的复杂性。为了在“新闻自由日”让世界关注大陆与香港的言论自由状况,从4月30日到5月3日,多个关注言论自由的NGO组织在香港联合召开研讨会。在被邀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士中,境内外被邀请的大部分人得以出席,就连激烈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女演员米娅?法罗也获准进入香港。但仍然有境内外人士被强行拦截,深圳警方拦截了独立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香港入境处拒绝丹麦著名艺术家高治活和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等人进入香港。

再看最近大陆境内的言论控制。西藏危机爆发后的前一段时间,封锁最严是不同于官权立场的民间言论,而对极端爱国主义思潮则采取鼓励和放纵的态度,由官权示范的文革式声讨遍及大陆网络,但现阶段最为郁闷的应该是爱国愤青群体,他们的行为和言论都受到官权的压制。

就在不久前的反藏独反西方的爱国狂潮中,从戴高乐时代就与中共当局友好的法国,却不幸地变成爱国官民的主攻方向之一。中共外交部严辞抗议巴黎市议会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的决定,并要求巴黎市议会和市长向中国人民道歉。中国愤青大骂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的忘恩负义,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家乐福”运动。

然而,在法国特使访问北京之后,法国旋即变成中共政权的友好国家,外交部发言人抨击西方国家名单中不再有法国,愤青们的反法运动也开始遭到当局的打压。5月1日北京愤青“抵制家乐福”示威,遭到警方的强制驱散,至少有9人被警方带走。与此同时,当局也开始严格限制网络上的愤青言论,前些天遍布大陆互联网的“抵制家乐福”词组被屏蔽,而且屏蔽得一干二净。比如,前些天,在“百度”输入“抵制家乐福”,搜索到的相关项目成千上万;但今天再输入“抵制家乐福”,那个被官权操控的百度告诉网民的信息是:“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居然一条信息也没有,真的是“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这就是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严控新闻媒体和网络信息是其统治常态,而权宜性的“开放言论”也要完全视政权的政治需要而定。当官权觉得愤青们“抵制家乐福”可以利用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公开宣称:抵制家乐福“事出有因”,“法国方面应很好地深思和反思”。而当官权认为愤青们的示威抗议可能有损政权利益时,愤青们的街头政治和网络发言就被一锅烩。

当局想不到是,每一次对愤青们的机会主义利用,必然让“愤青”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并转换政治立场,正所谓“今日爱国愤青,明日卖国汉奸”。

新闻及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指标之一。凡是仍然固守野蛮制度的独裁政权,无不惧怕言论自由,而独裁者的恐惧恰恰证明言论自由对维护人权的不可或缺。同时,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证明,推动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民间运动,无疑是最有意义的突破口,也是最具操作性的民间维权活动。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仅其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对所有权力部门形成舆论威慑。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是捍卫自由的最有力武器,既可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也可以发挥事后救济的作用。它把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它把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爆光,可以激活其他救济手段对受害人提供急需的救济。

人类文明的进步历程显示,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是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结合。三者之中,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爆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不到任何救济。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只有媒体爆光才能形成公共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即便无自由的后极权中国,网络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

即便从中共当局强调的“稳定论”的角度讲,新闻及言论自由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任何社会都免不了利益冲突和价值歧义,在无言论自由的社会,解决冲突和分歧的主要办法是暴力决胜负,必将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内战;而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冲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和平理性的解决,只要诉诸于自由辩论和舆论维权,再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再大观点分歧,也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因为,言论自由,不仅为民间舆论及其维权提供了合法的释放空间,也为官方提供了了解民意与理性回应的机会,从而把官民分歧的解决纳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轨道。

近些年,尽管官权对言论的管制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民间自发维权的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所以,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当为中国民主事业的首要目标。

2008年5月3日于北京家中

□ 《观察》



2008-05-06 10:39:51

主题: 思项羽: 一个华裔美国人看CNN所面临的“法律诉讼”
一个华裔美国人看CNN所面临的“法律诉讼”  


思项羽 



说道美国的法律诉讼,很多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然倾向,想在美国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似乎是花几十美元就可以轻易搞定的。 

前几天看到一个在美国堪萨斯州居住的中国学生,在网上公开呼吁5000个中国人,每个人花50美元,到地方法院告CNN。按照这个天真的中国年轻人的想法,如果每个人花50美元的话,那么5000个官司,即便中国人赢的机会很小,但如此庞大,犹如汪洋大海一般的诉讼的“人民战争”,可能仅仅律师费一项,就足够让CNN吃不了兜着走。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但实际上,这样的想法,除了能够证明出这等下策的人,是何其阴毒和奸诈之外,反而暴露出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这些中国的愤青,对美国司法体系和运作方式的浅薄无知,是何等的惊人。 

美国的司法审判类别:分为“刑事诉讼”(Criminal)和“民事诉讼”(Civil)两大类。前者的起诉人,一定是由国家的公诉人,也就是检察官担任。而后者则相反,起诉者不是个人,便是私人团体,国家权力机构不能涉入。虽然美国的这两类司法审判,程序非常雷同,都有所谓的预审,听证,证人传唤,交叉质询等内容,甚至都还可能动用陪审团参与。但是这两类审判的结果,却完全是相反的。在刑事审判中,被定罪的一方可以完全不支付任何金钱赔偿,但是却一定要接受某种程度的身体刑罚,包括,社区服务,在家监禁,或坐牢。。等等。但是民事诉讼的败诉一方,则完全没有任何类似的“肉体刑罚”而完全是以“金钱赔偿”做代价。简单的说法就是“破财消灾”。 

正因为“民事诉讼”是以“个人告个人”为手段,以“金钱赔偿”为最终结果。因此民事诉讼几乎包罗万象,涵盖广泛。从修车,租房,车祸,到智慧产权,商标专利,精神伤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诉讼的内容。赔偿的金额,也从几百美刀到上亿美元不等。但是,虽然这样的诉讼在美国的各级大小法庭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可这并不表示,这些诉讼,可以像吃饭做爱那样“随心所欲”的。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西方的法治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中国的法治,则几乎刚刚起步。如果说西方人在法治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方面,已然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则和一个3个月大的婴儿无异。 

譬如,到目前为止,在我所看到的所有那些由中国人所提起的,针对CNN的民事诉讼,或建议,就没有一个不是笑话的。 

首先,以那个堪萨斯的中国学生的为例:这个起诉方,无疑觉得自己非常高明,因此他在自己的呼吁信中自吹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他从 “纸上谈兵”的理论角度,推演出如果美国的地方法院,真的可以受理5000个中国人零星而又密集的小型民事诉讼的话,那么CNN就非常有可能破财,或破产。然而,这个堪萨斯的中国Goon所不明白的是:心理的阴狠歹毒,和法律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是否真的跑到地方法院付了这50美元?或者,是否真的有些蠢得和北京猿人有得一比的中国爱国粪青,业已步他的后尘,到美国各地的地方法院,将他的这个“聪明绝顶”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呢?我还真的希望,这样的悲喜剧不要上演。原因无他,就是担心一个蠢人干了蠢事,结果呢,大多数的聪明人都要跟着受累。或许人家本地人会说:那么中国人不是一向都很聪明吗?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却如此缺乏常识呢? 

我相信这个堪萨斯的中国小学生,大概完全不知道美国的民事诉讼,又分为“大额”和“小额”两类。所谓的“小额诉讼”(Small Claim),指的是索赔金额在5000美刀之下的诉讼。美国各地都设有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Small Claim Court),来审理这一类型的案件。说穿了,就是为了方便美国民众打官司而设立的。它的好处是手续简便,(到法院填一个半开大小的诉讼申请即可),审理快捷(只有法官,没有律师,没有陪审团,30天内开庭),费用低廉。(30美元法庭申请费,20美元诉讼状投递费)但也正因为“小额法庭”有这些 “短,平,快”的特点,因此它对所审理的案件,也有特别严格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索赔低于5000美元之下的民事诉讼案,都会被小额法院受理。 

当这个中国堪萨斯粪青说他只要花50美刀就可以起诉CNN的时候,内行人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奔“小额法庭”去了(只有小额法庭,才有如此低廉的诉讼成本)但便宜固然是便宜矣,可人家小额法庭规定得很明白:审理过程不准许有律师陪伴出庭。这是第一个限制,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必须同样遵守。换句话说,即便这个小愤青有机会告人家CNN,但他的第一个如意算盘——以“高额的律师费”来拖垮CNN的设想,却马上要被证明是一个“意淫之谈”。 

但第二个限制才是更致命的:这个活在北美的“北京猿人”大概完全不知道,小额法庭受理的一律是具体的“经济纠纷”案件。原告与被告之间,必须存在一个的实际的“争执金额”提交给法庭来判决。譬如,一个顾客花了$1000美元修车,结果修车厂却没有将车子修好;一个房客退租之后,房东借故将他的600美元押金没收;一个店主,卖给顾客2000的货物,但是顾客认为东西只值1000元;或一个老板,答应付给一个员工1500薪水,但结果却跳了票……等等这些具体的金钱纠纷,就可以经由小额法庭的判决,得到解决。 

因着“小额法庭”的这种特性,它不可能,也无法受理类似控告CNN这样没有具体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体系中,所有与“毁谤,中伤”有关的“精神伤害”诉讼(Personal Injury),都不是由小额法庭审理的,而必须经过一般的法律诉讼途径—— 也就是说,一个要远比小额法庭复杂昂贵得的多的,高级法院的诉讼程序来进行。事实上,这类“诽谤或中伤”(Deformation Or Slander)的审理案件,律师在接受你的案件之前,通常都会收取委托人至少5000美元的“首期费用”(Retainer)。那个堪萨斯中国小愤青当然可以找一个律师来替他出气,只是,他极有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律师,即便是初出茅庐的,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也在250-270美元之间。他的那个50美元,大概仅仅够和律师在电话上交谈10分钟吧。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想象到一个这样的情景:这个住在堪萨斯的中国同学,兴冲冲地拿着他用好几百元人民币换来的这个50美刀,跑到地方小额法庭的窗口,激动万分地递交上那个请求起诉CNN的表格。而里面的那个法庭服务员(Court Clerk),看了一眼他表格上的“诉讼理由”之后,却耸耸肩,摇摇头,一副万分同情的样子对他说“Sorry”,然后将他的50美刀支票,连同诉讼状一起,从窗口里面退了出来。告诉他说:嘿,你应该去找一个律师嘛。--我相信,这肯定就是这个中国愤青最有可能遇到的一个结局。当然,如果真还有其他的中国愤青“有病一族”,不幸步了他的后尘的话,我相信其遭遇,也绝对不可能比我们的这位堪萨斯哥们好到哪里去——这几乎是注定的。 

另一个对CNN的主诉人,纽约华人梁美容师,和她的代表律师张海明同志,看上去比这位 “堪萨斯华生”,有更为精明的生意算盘。他们不走“小额法院”这一条便捷的近路。而是直接就入禀到了纽约高等法院去了。这就是说,他们找到了一个控告CNN“诽谤,中伤”罪名的“正确途径”。而且他们要的钱,也不是500美刀,而是上亿美元的 “大额”。 

张海明律师同志那位“堪萨斯华生”对比,毕竟是一个从Bar里面考出来的有照律师。他是否真有美国法庭Litigation(庭审)的经验,我不知道。起码,他对美国法律的“书本”知识,也还是应该有一点地。我的疑问是:当他提交这个诉讼状的时候,在他的心里,究竟有多少的把握,自己所代表的这个官司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呢?或者,他不过是打算做一件类似“斗风车”这样无谓的英雄之举?律师接一宗案子,“赚钱”是主因。如果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诉讼,极其有可能连“起诉”的机会都没有,就无疾而终的话,那么,他大费周章地搞这种“土法炼钢”式的诉讼究竟是为什么? 

我断言他的这个诉讼,将连在高院“立案”的机会都不存在,基于3个非常明显可见的理由: 

第一:关于“歧视性言论”和“道德批评言论”之间的区别。在美国,一个节目主持人必须为自己的“种族歧视性”言论承担法律责任,而却可以完全不必为任何“道德评判性”的语言承担类似的法律责任。这是人所共知。美国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同时也保障公民免予被歧视的自由。这里关键的区别在于什么是“种族歧视性”语言,什么是“道德评判语言”。如果张律师真的可以证明CNN的卡佛利使用了“歧视性语言”的话,那么我真要恭喜他,恭喜全体参讼的中国人:他们很可能真的就要大发了。 

但是我们只要稍稍上网查一下,就可以发现美国法庭,针对“歧视”的判例有很多。根据这些判例,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在美国的法律界,有哪些语言是法律一致公认的,属于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美国的法庭,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于“歧视”的定义,也是非常明确的,不含糊的。-即这些词汇必须明显涉及对方的年龄,肤色,性别,长相,族裔特征,或宗教信仰。。等等。譬如说,如果卡佛利骂中国人是“黄皮肤的蠢货”,或“长着一双裂缝眼的亚洲佬”(Slice Eye),那么非常明显,他就可以被控使用“歧视性语言”。 

非常不幸,卡佛利没有这么骂。他是属于那种“杀人不见血”的高级道德评判家,类似中国的鲁迅与柏杨。当然他不会,也不屑于使用那些低俗的,下层人使用的骂街语言。他所使用的,引起广泛争议的那俩词汇,虽然鞭辟入里,却和“族裔特征”没有丝毫关系。这一点,哪怕我们的张律师再蠢,也不可能同意“Goons And Thugs”是和黄种人的生理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相反,这两个词汇有很强的道德评判色彩,专指那些不讲道理,横蛮,蔑视法则秩序,一味相信拳头和暴力的蒙昧人。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没有道德文明,没有进化完全的个人或群体。既可以是黄种人,黑种人,也可以是白种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一个美国的新闻媒体,曾经因为使用这样的“道德批评”语言而被法院处罚,没有,一个先例都没有。 

所以,CNN和卡佛利肯定都不可能开这个先例。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法律中的法律,而且是在法律之上的法律。如果法院真的要为此审批CNN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吧:被告就绝对不是一个卡佛利,也不是一个CNN.。而是整个美国的传媒。从这点来说,卡佛利的命运,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美国媒体的整体命运。张海明律师,何不将整个美国的媒体,乃至于整个美国言论自由的制度,都一并告到法庭上去呢? 

第二:张海明同志和梁美容师,按他们自己所说,是代表13亿中国人起诉CNN。这很不得了,须知这可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集体民事诉讼案件”。(Class Lawsuit)。一个空前绝后的诉讼,完全有资格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上网查一下美国的司法历史就知道,几十个人,上百个人,或上万个人集体控告某个公司的民事诉讼,都不算罕见。然而,13亿人集体状告一人,一个公司,就我所知,这要的机会简直比宇宙大爆炸的机率都还要低。主审法官是那位我不知道,但我担心他拿到们这个张律师的起诉状之后,第一个反应很可能不是心肌梗塞,便是脑溢血。我在美国数十年,记得大概有2-3次,也曾经有经历过被邀请加入“集体诉讼”行列的故事。最后的一次,偶还收到一个律师楼寄给我的邀请函,他代表上百个客户控告一个股票投资公司,索赔上亿。而我恰恰好也是这个股票上市公司的一个“股票持有人”,所以,人家就同样邀请我加入到他们免费的诉讼大军里面去。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才对美国集体诉讼的法律程序略知一二。起码,我知道律师楼必须将起诉书和邀请信送给每一个可能的原告人,在得到他们签名的授权之后,才可以正经八百地告诉法官:他代表张三,李四,王五,马六。。。等等诸多原告人,控告某某人或某某公司。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可我不明白的是,这13亿人的签名授权程序,难道我们这个张律师已经搞定不成?他是如何搞定的? 

第三:既然民事诉讼以获得金钱为最高目的,因此在美国,有个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金科玉律,是哪怕一个法律的外行人都明白的道理,叫做“不受痛楚,不得赔偿”(Nopain,NoGain)。这个法则非常明白的告诉原告:在民事诉讼中,你必须证明自己有“切实的伤害”,(Pain Or Injury)并且还要进一步证明,因这样的伤害,导致了你蒙受了一定数目的经济损失(Financial Loss Or Damage)。你能够证明这两个条件,你才有合法的依据,向被告要求金钱上的赔偿。 

这就是说:首先这位张海明律师,必须向法官证明这13亿人,都因为卡佛利的一句而受到“心理创伤”。这几乎已经和登月的难度不相上下了。接下来,他还要进一步证明:13亿人都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而蒙受某些不可弥补的金钱方面的损失,这个,我想大概,和揪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面的难度有得一比了吧?不知道,到时候这位张律师会以什么样的说辞来糊弄我们的主审法官呢?或许,他应该回去给如来磕个头,求他老人家快快将主审法官变成一个猪八戒不成? 

好了,如果将上面这三方面的分析总括起来的话,我几乎立刻就可以预料:到这个13亿人,13亿美元的“世纪大案”,它的结局究竟会怎么样。姑且不要说赢得诉讼,这样案件如果真能通过法官初期审核的阶段,被同意开庭审理话,就已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我猜想,大概张律师自己,都不至于蠢到会相信自己的这个案件真的会被法官接受下来,开庭审理吧? 

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假如他不是一个完全无脑的愤愤族,而且知道自己经手的这个诉讼,完全完全会出现凶多吉少的结局,甚至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就流产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激昂地“自取灭亡”呢?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图一个“爱国者”的虚名? 

这就是我的结论:这个张律师和那个堪萨斯华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知道自己会失败,另一个则完全不知道。一个明知会失败,却又奋力而为之的人,往往是一个有更大,更长远的生意算盘。这和棋局中有意识的“弃子”,有异曲同工的之妙。 

一个失败的美国诉讼,虽然不可能给他在美国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恰恰相反,反倒有可能使他身败名裂。但是在中国大陆,一顶“爱国”的红帽子,却有非常非常高的“含金量”。美国的法官可能很难蒙,但是中国傻瓜却不少。而且,我还可以更肯定地说:在那块土地上,你永远找不到“最傻”的,而只有“更傻”的人。中国稍有智商和地位的人都知道,玩外国人,不过是一个手段而已,而玩中国人自己,才是最后的目的。这点,只有在家乐福门口搞打砸抢的那些中国FF才不明白。 

至于其他对CNN的诉讼事件,我觉得不提也罢。前几天好像看到有报道说,北京或西安那里的几个中国律师,也开始联手告CNN了,而且动辄也是好几亿美元的说。当时我一看就乐了:敢情这些家伙的律师执照,都不是真刀真枪地考出来的吧?不是吃来,买来,那就一定是睡出来的,否则怎么连“司法领域”这样的基本法律常识都没有呢?如果卡佛利此时在中国,他们提起诉讼,那么起码于理上还说得过去。可人家现在在美国,莫不成,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还可以管辖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上来?



2008-05-06 10:35:36

主题: 尹进: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作者 尹进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对付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
使用的是共和国最精锐的金戈铁马!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钓鱼岛被小日本占领,
十三亿中国人却只有一个人敢涂鸦!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麦克马洪线上的16个台湾弃置不要,
却把导弹对着台湾的骨肉同胞!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七十万志愿军尸骨抛尸他乡,
却说保卫祖国死的伟大!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美国间谍闯入中国领土撞死共和国空中卫士,
说了三个Sorry便可回家!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共和国的使馆被炸,
共和国的主席大义凛然的不接美国总统的电话!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下岗工人要求补发工资,
人民子弟兵就把枪口对着他!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法轮功全世界都可以练,
唯有在自己的祖国却要挖出心肝!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全世界上网政府都不怕, !
唯有几千万党徒的猫(毛)党连只不锈钢老鼠也害怕!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4.16五星红旗全世界都可以举起
偏偏自己强大的祖国装聋做哑!


我的祖国真他舅舅的强大,
连称霸世界的美国总统也乞求你,
别再残害你们可怜的人民,你们的人性太差!


我的祖国真他娘的强大,
强大的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骂?

假如有一天,
你让台湾,西藏人独立,
他们象澳洲人一样流着泪说,祖国啊,你不能抛弃我们呀!
那,我们的祖国才叫强大。


假如有一天,
共和国的航空母舰开进波斯湾,
阻止北约的狂轰乱炸,
那,我们的祖国才叫强大!

假如有一天,
中国人民堂堂正正站在天安门广场指着共产党的鼻子臭骂,
还我被割让的大好河山,
还我7千万同胞的血债,
那,我们的祖国才叫真正的强大!



尹进作于stockholm2002-12-9修改于2008-4-16



2008-05-06 10:12:12

主题: zt 铁路内部人士写的“4.28胶济线”惨剧原因,内幕
铁路内部人士写的“4.28胶济线”惨剧原因,很全很内幕! 

http://gongwt.com/show.php?ID=62372


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事故本来面目,希望记者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一篇有深度的报道。愿铁道部能汲取教训,不再发生类似的人间惨剧 

  背景知识一:胶济铁路及施工便线 

  1、对于已经百年历史的胶济铁路线,多次改造也达不到提速的要求。为迎接奥运会,必须新建新的高速客运专线,为迎接奥运,该工程应确保在2008年7月1日前通车。 
   2、根据高速客运专线的技术标准,在跨越309国道处,应将原胶济客运线在原线位改造成跨线桥,即大尚庄特大桥。为保证施工期间胶济铁路的畅通,需修建 施工便线,穿越施工中的大尚庄特大桥,和两端原有胶济铁路相接。该便道的开工日期,施工时间和通车时间将直接影响大尚庄特大桥的施工进度,进而影响胶济铁 路高速客运专线的完工、通车日期。 
  3、施工便线为一S形弯,由于大尚庄特大桥下面和家村拆迁受阻,同时为了充分利用与早期老胶济铁路已废弃的四个铁路涵洞,以及平行的胶济铁路货运线,S形施工便线的半径极短,大约仅400米左右。 
  4、2007年10月,该施工便线开始施工,2008年3月,工程完工。 
  5、由于是施工便线,各方面的技术等级明显低于正线,需要限速通过。 

  背景知识二:机车长交路 

  6、2007年4月18日,全国铁路开始第六次大提速,在这次提速前,司机及机车原来基本在本铁路局范围内牵引旅客列车,此次提速后,根据运行图,部分司机及机车开始跨局牵引旅客列车。 
  7、对于部分直达特快(T字头列车),运行图规定由一辆机车跨局牵引长距离的路程,甚至是一辆机车两名司机工作十多小时,一路牵引到底。对于这种情况,铁路术语称为“机车长交路”。 
  8、牵引本次事故T195次列车的SS9G-0182次机车即属于机车长交路。机车和两名司机属于北京车务段,事故路段属于济南铁路局辖区,该车及司机是当天通过事故路段的第一列外局的机车和司机。 
   9、对于长交路的司机可以有多种搭配方式:20,两名司机轮流操作,虽规定不操作的司机必须协助观察,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名司机操作的同时,另一名司机 经常休息;21,两名司机一名副司机轮流操作,允许一名不操作的司机休息;22,两名司机两名副司机分两班轮流操作,允许不操作的司机休息。显然,22安 全系数最高,20最低,很不幸,T195次列车采用的正是20的模式 

  背景知识三:保证铁路运行速度的措施。 

  10、在机车内安装有运行监控器,机车在出发前,需将运行全线各路段的限速数据通过写入IC卡输入运行监控器,如果列车实际运行速度超过了运行监控器中设定的速度,火车将强制限速。 
  11、按照铁道部有关技术规范,限速路段前一车站在接到调度命令后,应通过列车无线电与机车司机进行确认,即所谓“车机联控”,其标准呼答格式应为如下:“ 
机车:王村站,客车特195次接近 
王村站:客车特195次王村站x道通过,区间293公里限速80km。 
机车:客车特195次x道通过,区间293公里限速80km。司机明白 
王村站:好。” 

   12、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在施工路段前,铁路工务人员应放置减速信号,晚上在施工路段前1400米处放置T字减速牌,在800米处放置黄色减速 灯。司机应加强了望,严格按减速信号执行,如发现减速信号与运行监控器数据不符,应立即并报告调度部门。很不幸,以上三条安全措施一条也没有执行到位。 

  大背景:铁路内部的矛盾 

  13、在上世纪90年代初,铁路职工的平均收入一般可达到社会的中等水平,但十几年来,由于铁路效益下降,铁路职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现在铁路职工的收入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14、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97年起,全国铁路已经经过6次提速。列车速度大幅度提高,前后列车间的间隔时间也有所缩短。如T195次列 车,在胶济铁路的正常区间的最高限速为140km/h,与前车的最短允许间隔为6分钟;而动车组的最高速度更是达到了200km/h,与前车的最短允许间 隔为5分钟;而1997年前,最高速度基本不超过80km/h,与前车的最短允许间隔特快为6分钟。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铁路是客货混杂的,运行、组织、 调度的难度很大。 
  15、全国列车司机正常的 一个月是167.4个工时,但迫于繁忙的运营任务,加之基础工资偏低,绝大部分司机都超额工作,每月工作200小时以上极其普遍,300小时以上也很正 常。司机疲劳行车等带来多起事故隐患。同样,调度人员、工务人员也普遍存在着超负荷工作的情况。 
  16、目前,铁路仍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手段,一些铁路职工不认可这种管理模式,加剧了铁路内部的矛盾。 

  中背景:动荡的济南铁路局 

  17、2008年3月,新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铁道部虽得以保留,但“继续推进改革”等字样也写入了方案。铁路改革迫在眉睫。 
  18、2008年3月底,济南铁路局将被撤并的传言四起,传言济南局将作为铁路改革的第一刀,将被分拆,山东省的部分并入北京铁路局,江苏省内的部分并入上海铁路局。4月,原徐州铁路分局并入了上海铁路局。传言得到了部分证实,济南铁路局人心浮动,思想不稳。 
  小背景:调整运行图 
  19、按惯例,每年4月中下旬,铁路运行图都会进行调整。如恰逢提速年,则由铁道部进行大范围的调图,如不是提速年,则由各铁路分局对运行图进行微调。济南铁路局决定的调整日为4月28日。 
  20、调整运行图会涉及列车运行时刻、牵引机车、列车车辆、限速区段等等一系列变化。从铁路局到基层,当天的工作十分繁重。 

  祸起疏忽: 

   21、2008年3月,跨越309国道的施工便线完工通车,济南局发4240号调度命令:K290784~K293780(即施工路段)临时限速 80km/h。调度命令由于文件级别比较低,一般直接以文件、传真、电报的方式发送到各调度台、车站信号楼、机务段、机车,反而执行效率比较高。该调度命 令得到了执行。 
  22、2008年4月,为结 合4月28日调整运行图,济南局决定将该路段的临时限速改为正式的图定限速,并将该项内容写入了《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 文件)中。2008年4月23日,济南局发布了调整运行图的154号文件,文件从2008年4月28日0点起执行。 
   23、154号文件是涉及调整运行图的重要文件,按惯例应通过公文传递的渠道下达。由于北京机务段并非是济南局的下辖单位,根据一般公文的行文惯例,济 南铁路局没有把它列为了受文单位,只做为了抄送单位。按惯例,此类型公文应由受文单位北京局逐级传达至运输处、调度所,再传达到各相关的机务段、车辆段, 程序冗杂。 
  24、对于4天后就要执行的154号文件,济南局抄送北京局却采用了车递的平信方式。信件目前在何处,尚不得而知。 
  25、由于154号文件已将临时限速改为图定限速,济南局便于4月26日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废止了4240号调度命令。但遗憾的事,4158号调度命令没有提及154号文件中施工路段已改为正式限速的任何内容。同样,调度命令得到了快速执行。 
  26、在事故前,北京机务段的执行人员没有看到154号文件,相反看到了4158号调度命令。于是,原本写入运行监控器的限速指令被删除了。同样的状况发生在2425次等多次列车的牵引机车上。 
  27、4月27日22:50分,由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列车于北京站正点发车。 

  一线生机: 

  28、2008年4月28日事故前,一共有10列列车通过了事故路段。或许由于机车司机加强了了望,及时发现了限速信号;或许由于这些机车和司机都是济南铁路局的,对施工路段比较熟悉;或许这些列车本身的最大允许速度就比较低,它们都平安的通过了该路段。 
  29、其中,2425次通过路段时发现了限速标志和运监数据不符,立即向行车调度报告。 
  30、济南局行车调度于4:02分立即发布了4444号调度命令,将该段限速发给了各车站。 
  31、由于运行图调整,T195次此时已晚点了约20分钟,此时正以131km/h的速度赶点向事故路段驶来。 
  32、王村站调度员收到了4444号调度令,但是没有按照规范的格式进行车机联控,在呼答时没有对限速进行确认。(长期以来,各局的车机联控语言就十分随意,而不是按严格遵照规范,这点在济南铁路局特别明显),丧失了最后一次逃出生天的机会。大错铸成 
  33、T195次车接近施工路段的时候,正是凌晨4点多,在操纵的只有一名司机,这是人生理上最疲倦,反应速度最慢的时候,131km/h的速度,很容易忽略路边的减速信号。 
  34、4月28日4:38分,T195次列车在以131km/h的速度过施工便线的时候,由于转弯半径过小而形成了巨大离心力,致第9车厢与第10车厢间的连接头脱落,在后部车厢的强大推力下,使9-17号车厢脱轨,其中15-16号车厢正倒在了对面上行线的铁轨上。 
  35、另有分析,当时司机可能忽略了1400m外T字减速牌,而发现了800m外的黄色减速灯,而采取了紧急制动的措施。在弯道处紧急制动更容易引起倾覆。 
  36、据旅客言论分析,在T195次发生倾覆时,已经发生了伤亡事故,有部分旅客罹难。 
  37、T195次倾覆时,由于部分车体架在上行线的钢轨上,促发了自动短路装置,使这个区间的信号机显示为红色停车信号,从而使这个区间自动闭塞。(应是“使该分区显示为占用”) 
  38、不幸的是,当时从烟台开往徐州的5034次已经进入了这个区间。牵引5034次的,是DF11G-0400次机车。该机车的最高限速同样是140km/h。 
   39、当时是黎明前的黑暗,列车司机只能凭借列车的前照灯观察前方铁轨。而国产列车的前照灯最大照射距离不超过300米;如果5034次列车按时速 80km/h的速度行进时紧急制动,则制动距离至少需要700米,显然5034次列车时间发现了危险,采取了紧急制动的措施,但已于事无补。 
  40、4月28日4:41分,5034次列车撞上了已倾覆的T195次列车。从侧面撞击在15-16节车厢处,导致5034次列车1-5节车厢出轨。这一不幸的撞击,加大了事故的伤亡。



2008-05-05 13:29:50

主题: 南方都市报:伪装应该剥去:“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南方都市报:伪装应该剥去:“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送交者: kkm 2008年5月04日08:35:35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南方都市报

李公明(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近日来,一些学者撰文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事件的历史,实在是应该引起公众的更多关注。然而,与“华南虎”事件的一直沸沸扬扬相比,对于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的思考却似乎有点冷清。本来,前者的意义在于公共舆论对于事实真相的追问,而后者正是为这种形式的追问和思考提供了一个最具深刻意义与现实关怀的历史个案。 

“应该占领冬宫!”----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在《列宁在十月》的台词中长大,然而,当崔永元准备在《电影传奇》中再一次攻打冬宫的时候,却被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泼了点冷水,他被正式告知:“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据说早在上世纪 70年代,中国人在冬宫访问时就被讲解员告知,那个“攻打冬宫”的晚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今天,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在国际历史学界早有客观、公正的定论;在国内金雁教授等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也都已经有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比起“华南虎”事件的硝烟未歇来说,应该说其历史真相早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仍然对于历史的真相讳莫如深,仍然要极力维护那些长期以来灌输给人们的神话。看来,辨别老虎的真伪并不是很难,要让普天下的人都明白老虎的真伪却是不易。为什么在真相被说出之后,假象仍能遮蔽人们的眼睛呢?过去我们都听过这句关于谎言的格言:谎言被重复一千次就成为了真理。金雁教授告诉我们,在苏联时期出版的神化“十月革命”的著作竟有数十万种之多,仅1958~1959年就有七千多部这类内容重复、假话连篇的著述出版。

毫无疑问,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再加上更为浩如烟海的普及读物、儿童读物、文艺作品,都在不停地灌输着历史的谎言。于是,问题就被引起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为什么谎言可以长期存在?

实际上,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就在这一年,普列汉诺夫也说过:“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

在半个多世纪前,也有一位中国人说出了真相:“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可惜的是,说这话的人叫陈独秀,他晚年的声音太微弱、太不成气候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毛主席的这句名言说得很干脆,但是他老人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了自由的公共舆论,在哪里“剥”呢?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高尔基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侵犯言论自由。他把是否有言论自由当成区分专制和民主的分水岭。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一文中,指出消灭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以“堵嘴”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他说:“……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力变成合法的了。”(见《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由此可见,知道真相不是很难,能够保证说出真相、传播真相才是社会获得进步的福音。



2008-05-05 13:01:27

主题: 歪脖子树:专制在旗杆上升起——评五星红旗
歪脖子树:专制在旗杆上升起——评五星红旗 


·歪脖子树· 



一、“众星拱月”天作图 

1949年春夏,是国民党政府收获失政恶果的季节。4月23日长江防线瓦解,南京陷落;5月3日,杭州弃守;5月27日,上海败退。中华民国半壁江山难支,大厦将倾。蒋介石退居幕后策划撤退台湾,试图在复巢之下,抢回几只完卵。 

上海经济杂志社的曾联松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中。他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称为“38式”老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在地下党控制的刊物里工作。现在一下子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公开活动,顿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 

7月,曾联松看到报纸刊登征集新中国国旗设计方案的公告,不由得跃跃欲试。他连续多日搜索枯肠,构思方案。一个晚上,天空月朗星稀。此情景顿时激发了曾联松的创作灵感——众星拱月,不,众星拱北斗——国旗设计图案闪现了。他决定抓住新中国政权特征作为主题,进行创作。 

曾联松用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四个小星代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把大星置于红旗左上角,四小星布列右下方,那颗大星顿时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统领万物、俯瞰大地的气势。在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圆直径为小星的三倍,凸现了主从、隶属关系。他还在大星中镶嵌入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的图案,使得图示意义一目了然, 

曾联松让每个小星的一个星尖指向大星的中心。它们排成半环状围绕大星,如卫士般拱卫宿主。曾联松之苦心孤诣,旨在展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阶段性的现实,也希望这样的政治框架,能永久延续。 

红色代表了革命,红色是鲜血的颜色,配以金黄色星星,光彩闪耀,灿烂辉煌。 

曾联松谈到设计国旗的感受时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二、众说纷纭归一统 

正像寻常百姓家提前为新生儿准备衣服、尿片一样,北京也在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备国旗、国歌。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设立了第六小组,专职负责这项工作。组长马叙伦,成员有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12人。 

第六小组收到了全国寄来的2992幅国旗图案。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初选即被淘汰。小组筛选到最后,留下三幅进入最后一轮评定。这时评委们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下。这几幅基本上是红底上布置一个五星,代表新民主主义政权。但在表现中国特征上,有的在旗帜下方设一条黄带代表古老的黄河文明;另一些人认为应设两条黄带,一条代表黄河,一条代表长江。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文化更代表现代文化;还有的主张设三条黄带,除黄河、长江之外,珠江是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的根据地,此江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地位不容忽视…… 

最后,田汉建议将这几个方案提交更高一层的扩大会议复议。他又从落选的方案中挑出一些,总共38幅,一起列入复议范畴。田汉对五星旗的图案印象深刻,这样,曾联松的设计又咸鱼翻身,编为“复字32号”。此时的田汉同时分管国歌的遴选工作,是筹委会第六组的重量级人物。 

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18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议事。当讨论到国旗时,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然后,这位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微笑着把目光扫向扩大会议的成员,等待大家的回答。 

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32号!”随后,会场上出现此起彼伏的应合之声。 

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毛泽东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泽东回避32号方案带有“一党独大”专制色彩的敏感话题,用“又团结、又革命”这样一个机巧玲珑的修辞,令反对者不好开口。 

民主人士第一次领教这种“上级引导、下层服从,不投选票、当面表态”的民主协商的奥妙。 

毛泽东接受了部分代表的皮毛建议:一、在“大星”之中省略镰刀斧头的党徽标记,使得32号方案的“党国”色彩隐晦了些;二、行文中不用“大星”“小星”的称呼,统称为五星,以废除修辞上的诸星不平等。这样,民主党派感觉上舒服了一些,大家鼓掌通过。 

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合现在五百元——编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一年后,五星图案也被收入国徽的设计中。曾联松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观礼。曾联松为自己忠于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赤诚之心得到高度评价而自豪。他觉得自己和党中央、毛主席心连心。 

三、是是非非说五星 

建国之初,共产党挟持着打败国军八百万的胜利的余威,声势不可阻挡。共产党执政大势所趋,毛泽东出任新中国元首也是历史选择。毛泽东抓紧有利于共产党倾斜的历史时刻,趁势展开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蓝图。他要把“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暴力规则,列入新中国的永恒法典。 

曾联松的五星红旗是对毛泽东意图非常明确的诠释,毛泽东一见钟情。从此,一党专制的政治含义,标示于国旗之上。一个违背民主宪政的倒退理念,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共产党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专制的,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忘记了他们对统一战线中的伙伴以及追求民主的人士是怎样承诺的。 

民主党派方面,他们为共产党眼花缭乱的成功所眩晕。好多民主人士见了毛泽东直伸大拇指称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当面直说毛主席伟大,弄得最能容纳奉承的毛泽东都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民主党派在国共争夺天下的角力中,没有寸尺武功。至多在国共合作时期,用舌头尖子帮过共产党的忙,反对过蒋介石。现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他们被延请入京,共商国事,已经受宠若惊。那几位飘然长须,俨然一身正气的民主君子,过去抱怨在蒋介石手下不好做官,这下子入阁新民主主义政府,看起来顺风顺水,不由得乐颠颠的,题词赋诗,道万福说吉祥。也忘记了民主政治中的在野党的功能。 

五星红旗具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泱泱大国之旗,突出的是一个泱泱大党。表现的主题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使得刚要迈步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滑向一党专制主义。这个历史的倒退,没有在它溜坡的开始阶段刹住车,下滑速度愈来愈快,以致后来要制止它,需要付出被碾死的生命代价。 

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着手削弱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推出“一党独大”;到了1957年,通过反右,他彻底摆脱民主党派的监督,实现了“一党专制”;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摆脱党内制约,成为这个专制政党的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终于实现了由“一党专制”向“一人专制”的转换。 

这一切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进行的。 

五星红旗的政治错误还表现在四小星的代表意义上。除去毫无掩饰地矮化民众的一层意思,即使是在1949年,把人民划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不全面的。例如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于他们的知识精深与否,而不能以他们自身财产的多少而论。他们不属于哪一个阶级。毛泽东的粗糙阶级理论搬到国旗上,让好多人在旗子上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国旗缺乏了国民的代表性。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强调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利用小资产阶级,斗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把一国公民政治上分为三、六、九等。“四小星”代表四个不平等的阶级,有悖于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原理。 

五星红旗是一个谬误。高举着它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入一个荒谬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四、打着红旗反红旗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对人的解放。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不得不废除毛泽东摧残人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以阶级划分做为国旗设计的理论废除了。 

引进外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颠覆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改造、斗争、以致镇压的专政理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一星独亮,辉压群斗——这也不是原教旨所提倡之主义。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旗上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留有位置,只好让他们暂时寄居到工人阶级的星座里。知识分子有了名份,人心大安。邓小平利用同一个摊位,既卖羊肉,又卖狗肉,实用性很强,虽然人们知道羊和狗属于不同科目的动物。 

江泽民提到的资本家可以吸收入党,资本家不仅可以持有钞票,亦可持有党票,疏通了资本家的从政之路,赋予了资本在政坛的发言权。 

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不改变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主宰位置为前提的。本质还是一党专制。 

对于一个小从小学就戴着红领巾向国旗致敬的人来说。一党专制的灌输因为习惯而成为自然。国际人士则往往只笼统地把五星红旗当作一个中国的标志符号,并不求甚解。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了解到五星的含义,则顿时感到它的专横狭隘而心生厌恶。对于台湾人来说,更是一个强烈刺激:既然你共产党把一党专政标示于国旗,列之于法典,容不得异党异派,那还和我们谈什么呢? 

海峡两岸谈判的契机在于,江泽民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这表明中共若干人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们认识到在国旗上公开张扬一党专制理念,炫耀大党小民,已经不得人心,逆世界潮流,改变是迟早的事情。 

一些爱国发烧友视五星红旗如圣物,就像基督徒见到基督的裹尸布,油然升起一股神秘感和宗教崇拜情绪。遇到游行集会表达爱国情操时,挥舞着它,顿时血压升高,血管暴突、激情迸发。建议这些发烧友仔细听一听江泽民等谈论可以更改国旗的话,应该有抑制激动降低血压作用;如果发烧友能平心静气在几颗星星中间找一找,究竟哪一颗星代表着你自己。等探查清楚了,恐怕有人会从高血压转化为低血糖。 

然而新的国旗还没有出现,泱泱大国只能继续用这个立意狭隘的五星红旗滥竽充数,有识之士的心情是矛盾的——这是时代的心理病。我们不妨称这个时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代。据法律云,反五星红旗是违法的。可是连邓小平、江泽民都有篡改国旗、违反宪法之嫌,小老百姓起而效尤,何罪之有呢? 

那么有没有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呢?根据胡锦涛主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参照北京奥运会凸现的“人文”理念,重新解释五星红旗。新理论为:那颗大星代表人民,拱卫人民的四小星是:政府、立法、司法和新闻媒体。 

如果真的能做这样的解释,我会豁然释去对五星红旗的前嫌,扑倒在天安门广场,抱住旗杆呼喊:啊哇呀,噫呜呼!雅克西,亚古都!哈拉所,旺得福!……激动得混天黑地。 

这样的解释真是太伟大了,可惜并不符合中国现状,也不符合执政党心态。看来这个难题,还得留给大智慧者稍后解决。 

只要五星红旗依然作为一党专制的象征,作为党国一体的符号,我只有盼着它早日从旗杆上落下来。 


08-04-23  寄自美国



2008-05-05 12:58:12

主题: 余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作者:余杰 


在美国最近的盖普洛民意调查中,美国民众认为伊朗是当前最大的威胁,其次是中国和北韩,选择中国的人占19%.这个数字发人深省,它表明中国对西方的公关活动的效果并不如预期。许多美国民众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被共产党所统治的事实,而共产党根本不是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

中共为首的反民主群体隐然成型

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退出了对抗西方的领头羊的位置,中共逐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以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中国成为北韩、古巴、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苏丹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同时出现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多次邀请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物访问中国,浪费民脂民膏给予最为尊贵的接待。一个以中共为首的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的“难兄难弟”群体隐然成型。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昨天的苏联,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

已然执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胡锦涛,利用中共十七大成功地巩固和拓展了个人的权力结构,其主导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随之浮出水面。在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国际声誉下跌到了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苏东剧变,共产政权纷纷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外采取鸵鸟收缩态势,再不敢像当年的毛那样公然叫嚣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紧接着的是波澜不惊的江泽民时代,虽然江本人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秉持邓所遗留的方针。江个人高调,中共政权则较为低调。2004年,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顺利接班之后,此形势发生了颇有意味的转变,即:胡本人低调,中共政权则较为高调。中共希望凭藉中国庞大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财力,以 “和平崛起”为外交活动的新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称霸的野心。

所谓“崛起”,用四川话来说,乃是“雄起”。近年来,胡锦涛授意中共各核心部门--外交部、宣传部、军方等--频频“主动出击”:“猪头将军”朱成虎(红军缔造者之一朱德的孙子)在香港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悍然对美国发出核战威胁;中共在非洲穷国大量投资,取代昔日的苏联的影响力,大肆推行“新殖民主义”;胡锦涛先后邀请被西方孤立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等人访华;中共方面利用朝核事件玩弄平衡术、敲诈美国和日本;中国军方在不通报别国的前提下,发射导弹摧毁卫星,制造大量太空垃圾;更是耗费巨资启动“嫦娥登月”计划,全然不顾半数公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数千万农村儿童失学的现状……对于在江时代隐忍多年的胡锦涛来说,“雄起”的感觉真好啊。

历届中共党魁都试图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将其载入党章之中,这就是他们占据“历史制高点”的“立言”的理想。而所谓的“胡锦涛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两个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以人为本”不过是“以杀人为本”

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政权真的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所谓“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感到“和谐”的祇是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的人士。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胡锦涛多次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实际上,中共的“颜色”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胡虽然是毛主义的赞美者,但他无法将中国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独裁的毛时代,而祇能顺应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吸收大量资本家入党,扩大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竭尽全力维持一党专制的局面。共产党虽然虚有其名,但对权力的垄断和对财富的掠夺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

而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不过是“以杀人为本”罢了--2006年年初,在广东东洲汕尾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对民众展开血腥屠杀。此次屠杀乃是继“六四”惨案后最大规模的军队开枪杀人事件。此次开枪杀人不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的私自行动。根据中共军队和武警的调动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的调动,非得政治局的常委会方能拍板。自从江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装备甚至超过军队的暴力力量,人数和资金都迅速膨胀,编制已经达到66万人,成为中共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后,更是对此力量青睐有加,多次视察、勉励和提高拨款。因此,胡宣称的“和谐”与“稳定”,乃是由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同维持的“和谐”与“稳定”。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真的能实现“和平崛起”的雄心壮志并给人类带来祝福吗?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历来便“热爱和平”的陈词滥调。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周边国家带来过多少的苦难?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自居,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煽风点火。印尼共产党暴动引发大规模血腥排华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实施阶级屠杀,格瓦纳在拉美各国四处杀人放火,出钱、出武器、出思想的毛泽东都难逃其咎。中共还先后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与印度和与苏联这两个最大的邻国发生激烈的边境冲突。在毛泽东统治后期,中共在国际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孤家寡人。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又对越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政权既不让民众休养生息,也给邻国的和平与安宁蒙上了阴影。

近十多年以来,中共暂时收敛张牙舞爪的狂态,而是埋头发展经济。但是,随着腰包越来越鼓,新任党魁胡锦涛似乎有点飘飘然了。御用学者在《环球时报》上撰文声称,美国即将衰落成为美洲的地区强国,中国应当承担起亚洲霸主的使命来。文章建议中共联欧、联俄,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将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张牙舞爪、为非作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亦不可能进入“蜜月期”。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和对中国一切健康力量的支持,都被中共统治者看作是不可忍受的“敌对行为”。

民族主义是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

胡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依靠诸如甘阳、汪辉、杨帆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学者和邓力群、贺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员,根本无法收拾人心、统一全党。即便开展大规模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也在官僚阶层和民间沦为一个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国际主义”乃是根本对立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中国的民族主义固然比不上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但其危险性也不容低估。一个悍然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陷入了打自己的耳光的境况之中,正像《南德意志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中共抓住民族主义这根“救命稻草”,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和教育,大肆灌输反台、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一代。

以中国的北韩政策为例,胡锦涛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等历届党魁都更加积极主动,北韩成了胡要挟西方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在访问北韩时,慷慨解囊地拿出20亿美金,帮助金正日这个凶残无比的独裁者度过难关。2006年年初,胡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其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上,胡锦涛与金正日宛如亲兄弟般拥抱,邓小平时代两国的疏远似乎过去了。这两次往来访问,虽然并未让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却使之举重若轻地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可谓是“笑里藏刀”。然而,不久后,北韩根本不知会中国方面,便独自试射核弹,震惊世界,并将中共置身于极其尴尬的处境之中。北韩还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将中国排除在外。胡的“北韩牌”还未打出去便夭折了。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无道义和价值的支撑,亦不遵守基本规则和契约。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杯葛北京奥运会,便是因为中共是全球惟一的支持苏丹军政权的大国。中国在苏丹大量投资,开采石油和其他资源,而无视苏丹当局的种族屠杀政策。同样,中国也是缅甸军政权最亲密的朋友,对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情有独钟,也完全不顾缅甸军政权屠杀民众和僧侣的暴行。中国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交往,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这种完全的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是21世纪的新殖民主义,同时给全球的民主与和平也带来莫大的隐患。

近20年来,中国确实对外无战事。战争的最大危险在台湾海峡。中共高级官员多次声称,台独一旦启动,便意味着战争爆发。在2008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军方将领杨德清上将对香港《明报》表示:解放军密切关注台湾大选进程,如果台独份子玩火肯定自焚,解放军坚决听从中央指示,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如果台湾发生“非常事件”,祇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解放军官兵将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由此可见,解放军完全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共叫杀人便杀人,中共叫侵略便侵略。极不稳定的台海局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极有可能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席卷其中。当然,中共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

即便没有战争的危险,西方也难以同中国“和平共处”。在“和平共处”的旗号下,中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干坏事:一方面,以种种“私货”的输出败坏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根基,如商业贿赂、回扣、奴隶劳工、囚犯产品等,亦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而风行天下。许多中国公司在向外拓展业务的时候,也同步将中国的腐败文化散播了出去,中国高科技企业巨头华为在印尼的一系列并购业务中,将一大群官员拖下水;另一通讯巨头中天国际则将菲律宾政府卷入贿赂丑闻之中,造成菲律宾政局的动荡。另一方面,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接受、顺应甚至参与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舍清廉而取腐化,如一向名声良好的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和美国通讯业巨头朗讯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的时候也爆出巨额贿赂的丑闻。世界的“中国化”真是一个噩梦。

中共关于“和平”的言说,有几分真实性可言呢?美国历史学家纽曼在《永久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态度,在国际政治上经常采取战斗的姿态,“经常的战争状态”就成为“自然的景象”。很明显,中共政权是全球大部分独裁政权的“幕后黑手”。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和平是什么?应该设定什么样的和平并为之努力呢?这种传统的问题一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掌权者来说和平祇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

正如一战后致力于建立全球和平体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祇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毫无疑问,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西方稳定的盟友,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西方世界对全球反恐战争和对华政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也正是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左派之间根本差异的体现。昔日,终结苏联、东欧独裁政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一向唱民主、平等、人权高调的“自由左翼”(如卡特),而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洞察了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神论本质的保守主义者(如里根)。如今,西方世界理应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也是保护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看,而仅仅从最自私的国家利益来看,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更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那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的谎言。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不能预言说祇要中国实现民主化,全世界的独裁政权便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历史才可能真正终结。

【2008年3月定稿】



2008-05-05 12:30:34

主题: 温家宝的眼泪
ZT: 温家宝眼泪背后要掩盖的东西(图)
 作者:AlphaQ   2008-05-03 10:59:22 [Reads:94]     返回共舞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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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眼泪背后要掩盖的东西(图)

 

    
    “近20年来,约4000人出逃国外,外逃资金500亿美元;平均一下,也就是每年外逃200人,每年外逃资金25亿美元。每人所涉金额大致是1250万美元。”《新民周刊》披露的以上数字,是截至2001年底的统计。
    
    “一石击水”的新闻效应很难发生。在腐败损失可以量化的今天,人们好像面对一串串“腐数”不再感兴趣。那就有必要算一算,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140亿元(美元/人民币汇率按近期的8.28)。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人向这4000败类“缴纳”约318.5元血汗钱。
    
    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6386亿元,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第一次突破2万亿元,那4000人(带走)的“收入”占2001年财政收入 1/4,占去年财政收入1/5。2004年上半年全国完成个人所得税收入881.18亿元,占这4000人带走资金约21%。
    
    持续轰动的“希望工程”,至今“累计接受海內外捐款23亿多元,资助了258万名贫困学生,改造和新建1.1万余所希望小学”。那么,如果那 4140亿元属于人民,等于产生180个“希望工程”的效果,不用求爷告奶拿大眼睛的泪花感动人,根本无需轰动式地发掘大家宝贵的“爱心资源”。据说“ 我国3亿儿童中未入学率近1%,以1个儿童1年学杂费450元计算,近300万因贫困造成的失学儿童1年教育经费需10多亿元”,这还不到外逃资金的 0.25%。如果在全国实行全免费的真正的义务教育,对2亿学生每人补贴500元,外逃的这笔钱能用四年。
    
    2001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完成213亿元。其中实施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央财政支出10亿元,实施“全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 造工程”,专项补助地方26亿元;同年,中央财政科技支出完成373亿元……这些支出,尽管对它的宣传颂扬够慷慨大方,可比较外逃数额,让人心里不是滋 味。 
    
    前年报道:“到2009年三峡工程的总投资远远超过1993年的投资目标达到2030亿人民币”;去年又宣布:“到2009年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 可控制在1800亿元的概算以内”。按不节约的算吧,外逃的那4000人至少带走两个--或者说可以投建两个三峡工程。我们既然为一个三峡工程的兴建而自 豪,也该为损失了两个三峡工程而痛心。
    
    有些青年朋友和相关专业人士,特别关注国家军力,那我也迎合一下这方面的兴趣。这一部分腐败分子“战力”非凡,其“战果”,相当于无代价零伤亡 “击沉”中国103艘航空母舰(按40亿人民币/艘计),或者等于“击落”F-16战机2500架,换算成国产枭龙战机在5000架以上。
    
    ……
    
    不仅如此!这4000人只是“外逃”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被认定被划入了“外逃”的圈子,还有许多实际外逃的被认定为正常移民,属于潇洒出走。这 4000人的收入决不会仅有500亿美元,因为他们不可能带走全部家产,他们在国内还有着根据地、关系网。他们的能量虽然不小,但还没达到可以免于被认定 为“外逃”的程度。没列入外逃而实际外逃的人和钱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4000人在全国腐败分子队伍中,只是因“外逃”而显眼的“一小撮”。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创造任何物质和文化财富,轻松地“积累”或爆发成了发达国家中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由此看来,蛀虫在中国的“创业环境”优越无比啊! 
    
    没外逃、无需外逃而仍在国内“发展”或“服务”的,才是“腐败主力军”。“把根留住”的腐败分子,在能量和腐败收益方面,其水平超过外逃者的大有 人在。然而,国内被揭发出来的贪官,少有侵吞、占有钱财过亿元人民币的。也就是说,国内大能量的高官巨贪,“收获”竟不及外逃者的“人均水平”(人均带出 1250万美元)。这说明对官场腐败这片混水还不知深浅,说明腐败风险很低,腐败分子被揭露被清算仍属“小概率事件”。
    
    2001年初,国情专家胡鞍钢说:“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 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我同意胡先生“上述计算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的说法。姑且按腐败造成损失每年一万 亿(人民币)计算吧,大家根据计算结果可以想像:避免了腐败祸害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它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将会怎样?中国人的生活福利、精神状态又将会 怎样?
    
    自由无价。我们争取科学的民主制衡机制,并非出自对财富的欲望和对经济效率的考虑。考量“腐数”,不仅是算经济帐,更是算人权帐、政治帐。因为, 为了持续对勤劳者在经济上盘剥的便利,保证既得利益,腐败分子必须坚持惘视人权、人性的政治,必须要坚守让人们无能为力的体制。无数任意侵权的事件,千万 家悲苦辛酸哭诉无门的真实故事,组合成那庞大“腐数”的民间背景。这可以任意侵权的特权,这让人痛彻骨髓也不能喊痛的抑制系统,和“腐数”快速生成、增长 的条件、要素,完全是同一种东西,即:失去制约的权力



2008-05-05 11:52:35

主题: 苏步青“爱国”
苏步青“爱国”言与行


复旦老校长苏步青的“文史功底” 

二黑/文 


本文纪念复旦建校100周年 


苏步青校长是二黑的老校长了,没有见过,但名声很大,不独作为大数学家,并且还有深厚的“文史功底”。苏老那篇《理工科学生也要有文科知识》流传广泛(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http://www.zhsc.net/Html/200482484645-1.html)。 

文中,苏校长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说: 
“我经历过中国的昨天,有一些切身的体会。1919年,我在赴日本留学时到过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外滩公园挂有一块牌子,写着什么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美、日、德、法、意等列强的军舰,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 

惜乎!惜乎! 
苏校长他以为文科就是背两首唐诗,学习“XX主义”两句原理了,当着底下“青葱岁月”的复旦学子,讲故事。 
苏老硬是在1919年上海黄浦江上凑出一把“八国联军的同花顺子”。苏老居然忘了一个常识,1919年,第一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早两年就被日本小鬼子消灭了,而且中国还是战胜国呢!黄浦江哪有德国军舰? 

“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这一句就更好玩了,苏老一定要“秀”一下唐诗,苏老是高中毕业后,在七八月暑期间途经上海,到日本留学的。苏老居然能在夏天,至多是初秋,看到,并且是“常见”到“冻死骨”!! 

原本是二黑在寻找“华人与狗”的“铁证”时,仔细阅读苏校长的文章。80年代,刚刚开始闹学//潮,苏老就是面对复旦的学生了做了那篇演讲,其目的就是“有的大学生,不懂昨天,也不懂得今天,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对他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健康成长。” 
原来就是一篇党八股,党史专家非要把它当成“历史见证”,难免出了问题。 



这里还有一篇,复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疑似校长”——杨福家在2004年的演讲: 
过去55年,中国有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事实证明,这句话是完全对的。像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华人与狗是不能进黄浦公园的;现在完全变了。 

俗话说,一坑里不会摔两跤,可是杨校长也还是要往坑里跳。 “30年代的外滩,华人与狗是不能进黄浦公园的”。二黑报告杨校长一个常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1928年,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各大公园已经完全向华人开放,这是历史年表上详细都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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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好像是在東北帝国大学留学,要说最著名大学,那应该是东大。 
不过日本帝国大学共七所(以前还有台湾大学),确实,帝国大学都是好大学, 
那里的毕业生基本是“皇帝女儿不愁嫁”。 
苏歩青是学数学的吧,据说毕业后曾在东北帝国大学留校当教师, 
当时在外国留学生中很稀有。 
他的夫人是那个大学松本教授的女儿米子,据说当年也有不少追求者。 
话说回来,就是现在,教授的女儿只要不是恐龙,都不会缺少追求者。 

或者松本米子也是东北帝国大出身?听说是美人可没听说是哪儿的校花。 

能看出校花的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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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二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华人与狗” 证据不能成立(精华版) 


原本,二黑只是在查“华人与狗”的证据,发现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证明有“华人与狗”,只有一些目击者的话。但这些话,往往经不得推敲。后来,二黑发现,自己太善良了。某些大人物,正在恬不知耻地撒谎。居然还被作为了历史证据。 


周而复《江南忆》(《文汇报》1989年9月10日第2版)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像“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了一块牌子:“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 

看看日子,看看文学家周而复先生的文风,就知道那段日子很“紧”,那时正在“反对全盘西化”呢。 
看一下,我们这们文化部副部长的简历,就会发现周部长在撒谎: 
周而复(1914~ 2004)生于南京。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 
他的大学年代是1933—1938年在上海,我们已经知道外滩公园在1928年已经向华人开放。到了1934年,上海一座面向儿童的南阳公园,也是华人开放了,那是租界里最后一个开放的公园。(见《上海地方志·园林志》) 

再看这个证据: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上面这个证据,是原载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中流》1994年第7期转载的。 
实在很幽默! 
为什么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当即占领租界。 
要知道当年日本人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从英美法人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旗号,当年日本人很注意占领区反英,反美的宣传的。当年,报纸上的“英”“美”两字都是加上“犭”的。 
上文的作者,1942年1月底,就跳出帮着日本人“痛说家史”,讲“西洋人”的坏处,跟形势跟得太紧了!这不是汉奸吗? 
查了一下,果然是汉奸报纸,它的董事会主席是大汉奸周佛海,主要负责人就是袁殊! 

找爱国主义历史材料,不惜找到汉奸报纸上去了,太无耻了!



2008-05-05 11:48:05

主题: “华人与狗”是这样出笼的!
“华人与狗”是这样出笼的!


文章提交者:二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华人与狗” 证据不能成立(精华版) 


原本,二黑只是在查“华人与狗”的证据,发现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证明有“华人与狗”,只有一些目击者的话。但这些话,往往经不得推敲。后来,二黑发现,自己太善良了。某些大人物,正在恬不知耻地撒谎。居然还被作为了历史证据。 


周而复《江南忆》(《文汇报》1989年9月10日第2版)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像“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了一块牌子:“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 

看看日子,看看文学家周而复先生的文风,就知道那段日子很“紧”,那时正在“反对全盘西化”呢。 
看一下,我们这们文化部副部长的简历,就会发现周部长在撒谎: 
周而复(1914~ 2004)生于南京。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 
他的大学年代是1933—1938年在上海,我们已经知道外滩公园在1928年已经向华人开放。到了1934年,上海一座面向儿童的南阳公园,也是华人开放了,那是租界里最后一个开放的公园。(见《上海地方志·园林志》) 

再看这个证据: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上面这个证据,是原载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中流》1994年第7期转载的。 
实在很幽默! 
为什么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当即占领租界。 
要知道当年日本人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从英美法人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旗号,当年日本人很注意占领区反英,反美的宣传的。当年,报纸上的“英”“美”两字都是加上“犭”的。 
上文的作者,1942年1月底,就跳出帮着日本人“痛说家史”,讲“西洋人”的坏处,跟形势跟得太紧了!这不是汉奸吗? 
查了一下,果然是汉奸报纸,它的董事会主席是大汉奸周佛海,主要负责人就是袁殊! 

找爱国主义历史材料,不惜找到汉奸报纸上去了,太无耻了! 



复旦老校长苏步青的“文史功底” 

二黑/文 


本文纪念复旦建校100周年 


苏步青校长是二黑的老校长了,没有见过,但名声很大,不独作为大数学家,并且还有深厚的“文史功底”。苏老那篇《理工科学生也要有文科知识》流传广泛(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http://www.zhsc.net/Html/200482484645-1.html)。 

文中,苏校长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说: 
“我经历过中国的昨天,有一些切身的体会。1919年,我在赴日本留学时到过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外滩公园挂有一块牌子,写着什么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美、日、德、法、意等列强的军舰,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 

惜乎!惜乎! 
苏校长他以为文科就是背两首唐诗,学习“XX主义”两句原理了,当着底下“青葱岁月”的复旦学子,讲故事。 
苏老硬是在1919年上海黄浦江上凑出一把“八国联军的同花顺子”。苏老居然忘了一个常识,1919年,第一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早两年就被日本小鬼子消灭了,而且中国还是战胜国呢!黄浦江哪有德国军舰? 

“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这一句就更好玩了,苏老一定要“秀”一下唐诗,苏老是高中毕业后,在七八月暑期间途经上海,到日本留学的。苏老居然能在夏天,至多是初秋,看到,并且是“常见”到“冻死骨”!! 

原本是二黑在寻找“华人与狗”的“铁证”时,仔细阅读苏校长的文章。80年代,刚刚开始闹学//潮,苏老就是面对复旦的学生了做了那篇演讲,其目的就是“有的大学生,不懂昨天,也不懂得今天,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对他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健康成长。” 
原来就是一篇党八股,党史专家非要把它当成“历史见证”,难免出了问题。 



这里还有一篇,复旦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疑似校长”——杨福家在2004年的演讲: 
过去55年,中国有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事实证明,这句话是完全对的。像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华人与狗是不能进黄浦公园的;现在完全变了。 

俗话说,一坑里不会摔两跤,可是杨校长也还是要往坑里跳。 “30年代的外滩,华人与狗是不能进黄浦公园的”。二黑报告杨校长一个常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1928年,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各大公园已经完全向华人开放,这是历史年表上详细都写着的。



2008-05-05 11:35:40

主题: 不许“爱国”了!
示威受压 中国大学生:我们被软禁了 



5月1日,中国上海,警察扣留一位在法资超市家乐福外散发传单的中国学生。



 

中国发生新一轮反法示威 高校遭封校 北京四人被捕。

中国北京、长沙、沈阳、福州、厦门、西安、重庆、南京、深圳等城市“五一”又发生新一轮反法示威,规模从几十人至上千人不等。抗议人士聚集在法资连锁超市家乐福外,高喊“反对藏独”、“支持奥运”等口号。

在北京,有两男两女因身穿印有英文有“反暴乱及寻找真相”字样的衣服站在家乐福门外,而遭公安拘留。 在深圳,上千人在家乐福深圳南头店门前组成一堵人墙,以示抗议。 当局出动数百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持续约六个小时之后,抗议人士渐散去。


五一假期不得无故外出
  
另一方面,“五一”期间,中国部分高校软禁4月份有“过激爱国行为”的学生。4月30日中午,不少高校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学生在“五一”假期不得无故外出,否则从严处分。 
  
“非典都没现在封校封得厉害!”“我们被软禁了。”这是一些中国大学生的声音。据悉,中国大部分高校4月30日中午紧急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传达通知精神。 
  
通知指出,学生在假期仍要以学业为重,因此建议学生留校自习。原则上不准无故离校。若确有需要者,需向班级导师或辅导员请假,请假批示需逐级上交,得到学校党委学生工作办书面批示后,请假方为合法。若有无故离校者,均按严重违纪处理。 

大学生示威触动中共敏感神经
  
4月初,北京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时遭遇抗议,引起中共当局及一些中国人的不满。在官方舆论引导下,中国多个城市4月中旬爆发了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其中合肥、武汉等地有不少大学生参加了抗议。 
  
大学生示威触动了中南海的敏感神经。有报导透露,胡锦涛找到周永康,要求制止学生参加抗议活动。近日中共官方舆论也从前段时间高调煽动反西方,转向宣称“冷静”、“理性”,为民族主义情绪降温。 
  
据悉,4月中旬一些有“过激爱国行为”的学生“五一”期间遭到校方软禁。 

大陆学者:中共把老百姓当棋子  

此前,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对大纪元表示,合肥、武汉等地的大学生抵制家乐福,都是被官方和校方煽动起来的,学生会、还有一些学校的部门都介入了。中共一直就是把老百姓当成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后,立即就要灭火,因为再不灭,火势扩大就烧到它自己了。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也认为,闹大了,反对中共的力量也可能游行示威。因此,中共企图把这个口子灭掉,弄大了,它就失控。而且,六四等敏感时期快到了,大家都上街,中共不就麻烦了吗。” 
  
最近在中国主要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中,打入关键词“家乐福”进行搜索,都会得到信息说“无法获得以上信息”。这说明官方可能在审查过滤某些互联网内容。
 


万维争鸣:爱国愤青陷入腹背受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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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8-05-01 07:50:39 
 
万维记者傅芮岚评论文章:韩国汉城奥运圣火传递,海外学生一战成名,他们凭借祖传的中国功夫,打出了爱国愤青的威风,令韩国各大媒体闻风出动,纷纷在新闻头条报道了中国愤青的爱国举动,令国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莘莘学子深受鼓舞,有力的推动了五一期间遍及全国的“抵制家乐福”爱国运动。(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不过,以中国功夫挫败藏独分子的中国爱国留学生,正在受到韩国司法机构的追踪调查,按照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报道,这些爱国愤青很有可能被南韩驱逐出境(South Korea to Deport violent Chinese Students),韩国司法部长声称将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付那些保护圣火中使用暴力的中国留学生,目前所知已经有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四人遭到逮捕,而根据录像和图片的追捕还正在继续。(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已经就奥运圣火传递出现的骚乱表达了遗憾,并向受伤的支持藏独的韩国国民表达了深深同情。而与此同时,留学韩国的数万留学生,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他们施展中国功夫、痛殴反奥运韩国人的图片和视频,被韩国媒体普天盖地报道了出来,引发了极具爱国主义传统的韩国人的极大愤怒,双方的仇恨和敌视,一触即发。

北美这边,继旧金山奥运圣火传递凝聚并团结了华人、华侨、留学生共同的爱国热情之后,北美华人在“抗议CNN、抗议卡福提”的共同大旗下,始终与所有藏独支持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新的一例发生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中国学生为中国名誉而战”(Chinese Students in US Fight View of their Home),部分南加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涌入本校为藏族僧侣Khen Rinpoche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上,群情激愤地质疑Khen Rinpoche带有藏独倾向的演讲与讨论,其中一位爱国学生愤怒的拿起一瓶矿泉水砸向了Khen Rinpoche,将高校的学术演讲变成了爱国战场(差点击中目标),在美国这个暗中支持、煽动藏独的帝国主义老巢,给了藏独分子最有力的一击。

韩国、美国爱国愤青的英勇举动,极大的催发了逐渐降温的国内青年的爱国热情,路透社新闻“中国抗议者再次瞄准家乐福”(Chinese Protesters Target Carrefour again),报道了五月一号国内爱国青年冲上街头,抵制法国超市巨头家乐福的爱国行动。而香港明报则说,发生在北京、长沙、福州及沈阳家乐福超市外的爱国示威活动,导致4人被拘留。由此看出,51小长假之前,中国官方或明或暗所发出的51期间禁止集会、示威活动,是真实的。

全球主要媒体均报道了4月25号中国决定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新闻,这说明自4月19号以来,中国官方对于爱国运动的态度转变,已经非常确凿无疑,而还没有从爱国热情中冷静下来的海内外爱国愤青,尤其是国内青年学生,迅速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而即将到来的51“小长假”和54青年节,成为爱国愤青重整旗鼓、走上街头,抗议家乐福的最佳时机。

由此可见,目前的爱国运动,正在遭受藏独分子、西方政府和媒体和中国官方的联合剿杀之中,爱国愤青处于腹背受敌之下,国内论坛、网站一遍遍的封杀、删除有关五一到五四期间爱国运动的信息和传单,并由金盾工程和五毛们散布许多不利于爱国运动的言论,现实中的国内高校则采用禁止学生出校、串联等办法,把爱国学生限制在校园之中,一事无成。

五一当天已经逮捕了4个爱国青年,而五四青年节适逢星期天,不知又有多少爱国愤青会被逮捕?


中国五一爆发反西方示威 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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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8-05-01 11:23:56 
 


“五一”节北京家乐福外的示威者(BBC图片)
 

万维记者史蒂芬综合报道:尽管中国政府努力防止新一轮反法情绪发生,但在中国五个城市的大批民众仍然聚集在当地的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外举行抗议集会。有多人因参加示威被警方带走。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5月1号,在北京、长沙、福州、厦门、西安、重庆、南京、沈阳等城市都有示威者到当地家乐福超市前抗议示威。中国官方报道说,虽然多个城市出现反对家乐福的抗议活动,但多为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的小规模抗议。在北京示威的两男两女身穿写有英文抗议字样的T恤衫站在家乐福门外,被公安带走。而在其它一些城市示威规模较大,其中长沙的示威人群达数百人。示威者手持中国国旗、高喊反家乐福及反藏独的口号,同时高呼支持北京奥运。 香港明报说,至少7名示威者被警方带走。
 
据世界日报报道,北京、长沙、福州和沈阳今天分别有示威者到法资的家乐福超市外示威,有四人被拘留。 

 
在北京的示威中,有两男两女身穿以英文写著的「反暴乱及寻找真相」字样T-shirt,站在家乐福门外,被公安带走。 

长沙、福州和沈阳的示威规模较大,其中沈阳的示威人群达数百人。示威者手持中国国旗、高叫反家乐福及反藏独的口号,并且高呼支持北京奥运会。 

1日是中国「五·一」假日,北京当局因担心影响奥运会,改变过去默许态度,采取多项措施防范学生进行大型反西方的集会和「五·一抵制家乐福」示威活动。 

香港「东方日报」30日报导,中国多个省、市的教育部门都下发文件,疏导学生的排外情绪,严禁大中学生集会和集体外游,广州高校甚至规定学生集体出游要审批。各地公安部门近日也分别约谈了早先发起反法示威的网络活跃人士,要求他们在「五·一」及圣火传递期间停止抗议和抵制西方的活动。 

一位在网上发起抵制法国货行动的北京组织者表示,他们原计划在「五·一」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但近日警方不断约见他,要求取消活动。在与其人商量后,决定取消1日的游行计画。但他不排除仍有部分网民会在1日自发组织一些零星游行活动。 

报导指出,西藏事件发生后,北京奥运圣火海外传递在西方屡次受辱,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报导引述观察人士分析,北京对「愤青」的民族主义,由默许转为泼冷水,早在意料之中。由于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一度受损的关系正在修补,中国反西方浪潮如继续高涨,显然对政府当局不利。 

来自BBC的报道称,在长沙,福州,沈阳,重庆和北京几个城市的抗议者打出中国国旗,高喊反对家乐福和反对西藏独立的口号。 

报道说,在长沙数百抗议者上午10点聚集在家乐福超市外,他们打出的标语上写着\"支持奥运\",\"反对西藏独立\",\"热爱中国\"和\"团结就是力量\"等标语。抗议者劝说公众不要进家乐福购物。 

一名警察对记者说,警察迅速封锁了超市入口,以防发生拥挤事故。 

长沙市家乐福的一名接待人员说,并没有看到集会,但是听到许多人在抗议。她还说今天的顾客并不多。 

反法抗议最早在数星期前爆发,因为奥运火炬接力在巴黎进行时发生混乱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当时在巴黎一名抗议者试图从做轮椅的残疾火炬手金晶手中夺走火炬。 
 

记者五一到家乐福“采购”新闻 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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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2008-05-01 12:19:52 
 
日常到超市不外乎购买日用百货,但在今年春季的北京,超市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超市」。

 
盛传的「五一游行示威」,使家乐福成为外国记者关注的焦点,一早就守候在几家大的家乐福店。这家法资超市自奥运火炬在巴黎受到不公待遇后,遭到了不少中国居民的抵制。不过不少记者最后都「空手而归」。传言的游行场面最终并没有出现。从四月中旬内地开始出现抵制法货的声音和行动后,两国政府都採取了「降温」措施。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呼吁市民「理性爱国」。而两国高层领导人也很快进行了接触,彼此沟通了意见。现在看来,这些措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受到关注的超市绝非家乐福。几乎所有的超市裡,记者都能够「採购」到自己所需的新闻。

从「五一」起,北京开始实行禁烟令,作为商业场所的超市也在禁烟之列。在西城区三里河路的一家超市门口,记者看到,禁烟的警示牌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细心的店主还将五个禁烟标志按照奥运五环的形状排列在一起。禁烟与奥运的关係,在其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这一极富创意的细节,博得不少顾客的会心一笑。

持续高企的物价,令超市成为不仅是管窥百姓生活并且是透析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不断上涨的米价、肉价,成为众多记者不可或缺的写作素材。

站在价目牌前,有关注物价上涨、通胀加剧的记者,也有关注中国粮食安全、关注百姓生活、民生百态的记者,在猪肉前徘徊犹豫捨不得买肉的场面不止一次登上报刊。

而如果有足够时间浏览一下货架,超市的奥运元素也将令报道奥运的记者获得更多灵感,种种老百姓生活必需品都打上了红红的中国印。谁说奥运离普通人远?



2008-05-05 10:58:51

主题: 王力雄 《天葬--西藏的命运》
王力雄 《天葬--西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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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间关于西藏的书多矣,但大都逃不开两种局限:一是立场的局限,但凡涉及西藏的历史和政治,不是站在达赖一边,就是站在北京一边,界线分明,彼此阐述的事实和解释也相互对立.这种有先决立场的情况,不仅会令人对其观点和叙述感到可疑,也造成了当今世界对西藏问题认识与评价的混乱;二是经验的局限,由于中国当局几十年一直对西藏实行封闭政策,中国以外的人士几乎没有掌握西藏第一手情况的可能,只能凭借间接材料写西藏,而因为上述立场的局限,间接材料往往不足信,写出的书当然也缺乏坚实基础. 

《天葬:西藏的命运》的作者王力雄人在中国大陆,七十年代后期即脱离官方体制,一直以自由身份进行研究和写作.他于\"六四\"后化名出版的《黄祸》一书,已充分表现他在立场上的独立. 十几年来,王力雄曾十次进藏,在西藏的时间累计近两年.对上述两种局限具有如此超越条件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力雄在他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包容了西藏问题的各个方面,使得以往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在其框架中成为\"硬币的两面\"得到统一.这是有关西藏问题研究的一个突破性尝试,无疑会使人从新的角度得到启示.加上他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叙述他的观点,全书生动易读.对于大多数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但又没有精力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下功夫,辨是非的读者来讲,如果你希望只读一本书就对当今全球关注的西藏问题有一个全貌认识和比较清晰的理解,这本书就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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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力雄,1953年生,籍贯山东,汉族.他曾以「保密」为名,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震惊海内外的长篇小说《黄祸》,引起全球媒体的追踪报导,至今仍在港台海外畅销,大量盗版更流传于中国大陆. 

从1984年单人在青海藏区的黄河乘筏漂流,到写此书时共十次进藏,王力雄走遍了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境内的所有藏区. 
用王力雄的话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对西藏的情缘\".而在他多年一直从事的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研究中,西藏问题所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也是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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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Ⅰ 主权——纳入西方秩序引发的冲突 
第一章 主权问题出现以前的中藏关系 14 
1,公主神话 
2,蒙古不是中国 
3,收缩内向的明朝 
4,天助西藏 

第二章 中国对西藏的控制 31 
1,清代对藏的经营 
2,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3,驻藏大臣 
4,架空 
5,东方式关系 

第三章 确立主权的互动 55 
1,西方出现 
2,大炮上课 
3,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4,西藏有了选择 
5,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第四章 主权与实力 107 
1,不成对手的较量 
2,中印在西藏边境的战争 
3,建立边防的代价 
4, 中国必守之地 
Ⅱ 革命——确立主权的手段 

第五章 \"一国两制\"的失败 148 
1,\"和平解放\" 
2,两难\"统战\" 
3,西藏的反抗 
4,\"平叛\" 
5,行不通的\"一国两制\" 

第六章 革命 200 
1,建立红色政权 
2,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社会 
3,\"翻身\" 
4,革命的泛滥 
5,专制迫害不分民族 
Ⅲ 宗教之战 

第七章 无人进藏 267 
1,生活在天上 
2,无人进藏(上) 
3,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 

第八章 神界轮回(上) 290 
1,恐惧——西藏的宗教意识 
2,西藏宗教的问题 
3,神的转换 
4,西藏寺庙是谁砸的 

第九章 神界轮回(下) 326 
1,新神之死 
2,变天 
3,拒绝达赖的藏人 
4,无人进藏(下) 

第十章 新兴宗教——民族主义 356 
1,文化冲突与民族歧视 
2,精英集团的资源 
3,政权异质化 
4,发展经济不是药方 
Ⅳ 现代化——藏文明的分裂 

第十一章 天不变道亦不变 378 
1,天人合一 
2,洗衣机打酥油的现代化 
3,远离利润与效率 

第十二章 被供养的现代化 394 
1,\"嵌入\"现代化 
2,现代化表演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与受益者 
4,昂贵的稳定成本 

第十三章 西藏的肿瘤 421 
1,圣城沦落 
2,割不掉的肿瘤 
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Ⅴ 西方裁判的国际拳台 

第十四章 西藏问题国际化 450 
1,神秘香巴拉 
2,达赖喇嘛的成功 
3,传媒制造世界 

第十五章 中共在西藏的\"拨乱反正\" 473 
1,开放的礼品 
2,藏人的最好状态 
3,内王外圣的尴尬 

第十六章 无法破解的\"局\" 496 
1,西藏的怪圈 
2,达赖喇嘛的苦衷 
3,达赖的汉人同盟者 
4,中共再施铁腕 

跋 537 
附录 543 
附录一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二十九条章程) 543附录二 《张荫棠治藏十九条》 550 
附录三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十七条协议) 552 
附录四 胡耀邦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555 
附录五 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演说词 566 

相关书籍: 

《黄祸》 
《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 
《重返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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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葬——西藏的命运 (序) 
 

                                     王力雄


感谢多年来在我游历西藏、进行采访、讨论和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为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为了避免给他们造成麻烦,这里不能提到他们的姓名,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无法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应该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序



今天,西藏的信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由于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其他个人或机构在西藏独立获取信息(尤其是宏观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关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两部宣传机器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

糟糕的是,那两个来源提供的西藏信息几乎总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对这种荒谬状况,解决办法只好是先选择立场,决定站在哪一边,然后就把哪一边提供的信息当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来源的信息全视为谎言。

这种方式不见得是人们愿意为之,实在也是没有别的依据去进行判别。西方社会怀疑并反感共产党国家的宣传机器,所以西方人和西方传媒几乎都相信达赖喇嘛;而那些具有“爱国心”(国家主义立场)的中国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反对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却宁愿与中共站在一起。

其实若对西藏有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就会觉得真假的判断并非那样容易。北京和达兰萨拉,两边所说都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都一样存在许多谎言。尽管达赖喇嘛的个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传机器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离事实真相之远,与北京实在也是伯仲难分。

不过,如果一般的谎言都是说谎者故意骗人,有关西藏的谎言却往往都出于真诚。对中共来讲,它的确是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有理由夸耀它在西藏的统治,它给西藏投了那么多钱和物资,建设了那么多工程,再说它压迫西藏,它的委屈和愤怒肯定是由衷的;而达赖喇嘛一方对中共的指责,无论在事实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场的真诚则更可以确信无疑。
由此,显出进一步的问题:即使不以“相信谁”去判断西藏问题的是非,而是力图以事实(尽管了解事实非常困难)为根据,也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标准,同样的事实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些力图在中共与达赖之间保持公允的学者,他们似乎客观的研究成果却总是被对立的双方各取所需,使他们在事实上违背初衷地成为服务于不同立场的工具,自己的观点反而表现得左右摇摆,捉摸不定,既无法说明西藏的总体状态,也不可能说服对立的双方缩小分歧。

实际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中共统治给西藏社会造成灾难性的毁坏,亦为西藏带来在现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
──藏人既有保留传统的愿望,亦有实现现代化的渴望,而传统和现代化却往往相互排斥;
──一边是西藏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边农村和牧区却保持着千百年如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藏人对汉人的依赖和对汉人的憎恨存在着一个难以思议正比关系;
──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既强硬又软弱;
──汉人在西藏掌握无上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在本质上又往往无效;
──一方面大量汉人自发地涌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汉人人心思走,“无人进藏”成为中共治藏的难题;
──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最宽松之时,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更多指责;
……

同时,还存在着产生于不同立场和评价标准的矛盾:

──西藏究竟历史上就属于中国,还是直到本世纪中才被中共所占领?
──未来的西藏应该独立还是归属于中国?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愿,哪一个应该是更高标准?
──首先是应当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还是首先需要争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为此不惜流血牺牲?
──宗教对西藏社会的作用与价值应该怎样判断,是需要继续置其于社会核心的地位,亦或应该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
──不管对于中国或是西藏,主权是否值得奉为至高无上,为此而双方你死我活地斗争无休?
……

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脚点与这些矛盾置于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观,也难以驾驭和解决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于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贯穿一致的脉络的,只能被矛盾的双方来回拉扯,最终或是投向一方以解决立场的统一,或是落入无法自圆的分裂。

我思考西藏问题,多年一直面临这样的困难。从去除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的宣传谎言着手,考察和确认其中的真实成分,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框架,无法统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来回摇摆。

经过长久的困惑,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我们不能将自己置身于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对立当作互不相容的独立事物,在它们中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是同一事物之内的不同侧面,从而对它们进行整体的综观和分析,才能最终找到避免分裂和摇摆的新思路。
从这种高度来看,所谓的西藏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属于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争执与是非。实际上,西藏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合并了各种矛盾的典型“病灶”。
这个认识使我多年一直寻找不到的贯穿脉络随之在纷纭的历史迷团中显现出来。沿着那条脉络梳理下去,上述那些似乎无法自拔的矛盾分歧便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整体框架,有了进行统一认识和解释的基础。
在这本书里,我就试图以这种新的视角,利用新的框架,对西藏问题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解释。



我没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在我来看,西藏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基本认识,而不是考证局部与细节。如果连基本认识都不正确,再精确的考证也会成为“假帐真算”。

基本认识不能仅从资料和文献里得到,更重要的来源应该是经验──即对西藏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那不仅因为经验本身最为真实,还因为经验能够帮助人在众说纷纭的西藏资料中辨别方向。文献和资料无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没有经验作为依据,目前的西藏文献和资料经常是无法使用,因为它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谬的地步。
以西藏(西藏自治区)目前到底有多少汉人为例,达赖喇嘛1987年宣布的是,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九十万藏人 。这说法在各种国际场合被引用,似乎已经具有权威性。而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87年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总数仅为7.88万 ,二者相差24倍。对两个数字,应该相信哪个,怎么确定?人口本该是最清楚的数字,都能差到这种程度,那些早已随风而逝不可再现的历史和公案,又会怎样呢?
除了人为的有意歪曲,西藏资料的混乱也出于没有可信的统计。达赖时期的西藏不必说,数字的含混和矛盾让人常常感觉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即使在共产党统治西藏后,引进了更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文牍体系,数字混乱也照样让人吃惊。以官方宣布的藏族干部数字为例:1980年7月,西藏自治区官员向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47000人,几周之后,同样的官员向另外一批采访者提供的数字是33000人;1981年,在同一个月的《北京周报》上,这个数字一次被公布为27000人,一次被公布为36000人;1982年的官方报纸上,这个数字又变成29000人 。照理说手下有多少干部应该是执政者掌握的基本数字,因此应该是所有数字中最清楚的。80年代中共接管西藏政权已经20年,基本数字仍如此混乱,可想别的数字更需要仔细甄别。

加上西藏有是一个具有神话传统的地方。那里特定的生活环境形成信息传递的口头性,在口口相传中加进每个人的想象,常常是传不了几个人,一个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黄河漂流时,到鄂陵湖边的一个藏民帐房喝茶。鄂陵湖是黄河流经的高原大湖。主人讲起一个黄河考察队船刚刚在鄂陵湖上沉没。我知道那个考察队,而且和开船的回族小伙子有过交情,因此非常震惊。主人绘声绘色描述了沉船细节──船在湖上快速疾驶,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鱼一样被山尖剖开了肚子,又像箭一样扎进水下。听完他的描述,我实在担心我的朋友已经性命不保。没想到沿着黄河再漂了几个小时,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边手舞足蹈──他的船只是在黄河上通过一座木桥时没有顺直,被桥桩顶翻了,人和船皆无恙。这么近的距离,消息就能变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说明藏民族创造神话的天赋。西藏足以让文学家折服,也实在是一个能让考据者发疯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一位英国妇女也有同感。她对1959年西藏叛乱后流亡在外的西藏难民抱有极大同情。本来她被邀请写一本报道中共“暴行”的小册子,但是当她在西藏难民中间做了大量采访以后,不得不谢绝了写作。她说:“……凭良心说,没有收集到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故事’。从本质讲,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诚实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实’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确凿证据是不同的。认识不到这点是危险的。西藏农民从生到死都习惯于把传说和神话当作事实接受……” 

面对这种局面,经验能为排除其中的困扰起到多大作用?也许有人认为经验只能写游记,不可以作为整体讨论的根据。不错,经验肯定是局部的和不精确的,但是就好比知道一锅汤的咸淡不需要把汤全喝光一样,只要完成了随机化(把汤搅匀),一口的味道和一锅就没有区别。固然经验不能回溯历史,然而经验会提供感觉。感觉有时比考证更容易判别真伪和抓住本质,许多研究者对此都有公认。我在阅读西藏资料时亦感受这一点,如果没有对西藏的亲身经验,除非事先就选定立场,否则那些彼此对立的资料看得越多反而越糊涂。这时,正是经验提供的基本认识,给人以想象和判断历史真实的可能与自信,才有可能对资料进行判断和提取,在文字后面找到接近真实的材料。

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我曾在那些地方骑马、步行、用自制的筏子沿河漂流,还有数次开车漫游西藏。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采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写这本书,就在于我有亲身的经验,成为让我建立信心的基础。

我不会说这本书能找到关于西藏的什么真理,更不会说它可以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药方”。按照这本书所遵循的脉络和逻辑,西藏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且那无解有一种宿命式的必然──不难想知:如果人类社会无法解决自身的总体问题,又如何能治好局部发作的一处病灶呢?

也许我只能展开一幅西藏的画卷,让你随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那里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
朋友,让我们一起为西藏未来的命运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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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主权──纳入西方秩序引发的冲突


第一章 主权问题出现以前的中藏关系

“国家主权”在当今世界被奉为最神圣的概念之一,是不容质疑的公理和国际政治的圣经。主权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西方,近百年来才在东西方的冲突过程中被中国和东方所接受。然而新秩序的引进同时给东方世界带来一个误区──东方人和东方国家在阐述自己的历史时,往往套用主权标准进行追溯,根据这一西方体系解释彼此的历史关系,寻找打历史官司的依据。这必然随之生出很多新的混乱和纠纷。东方本是按照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历史的,用别人的体系进行解析,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活的基础,而变成死的概念,最终难免不落入玩弄文字的诡辩或唯我所用的强词夺理。西藏与中国关于历史的争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前人所言,历史就像小女孩的头发,任人编成不同的辫子。梳理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不是我所能及的工作,也不是这本书的目的,但是为了后面的叙述有一个来龙去脉,也为了让那些对中藏历史关系不太了解的读者知道一个大概,简略地描述一下历史概况,似乎是需要的。当然,这里交代的只能是一个最粗糙的“辫子”。


1、公主神话

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

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 。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得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朝代)的公主,那相当于底层粗人娶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何其豪迈。

固然,以唐朝之强,不至于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西藏的古名)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哭得连河都改变了流向(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的来源),此传说足以反映后人对她的怜悯。文成公主死后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传说就更惨了。金城公主为雍王守礼的女儿,被中宗嫁给吐蕃。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出长安百里,在当时的始平县与公主分别时,中宗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特赦免始平的死罪犯人不死,免始平老百姓一年徭役,把始平的县名改为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此说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而原本吐蕃使者是说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真娶她的却变成了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而娶她的藏王赞普,据说老得满头白发和胡须,竟然看不出脸在哪一边 。

不能说中国的公主进藏对发展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没有作用。比如松赞干布自打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有人历数那一时期吐蕃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如下:

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命薛仁贵率师十余万以讨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将军王孝杰大破之;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吐蕃寇凉州,官军败绩;长安二年(七0二),吐蕃入寇,四役皆破之;玄宗开元十二年(七二七)吐蕃入寇,王君奂大破之;十六年肖嵩败吐蕃于祁连;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吐蕃寇长安,郭子仪击败遁;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吐蕃入寇陷监州等地;贞元五年(七八九),韦皋大破吐蕃,隔年又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六年(八0一)吐蕃又大举入寇。 

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能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德宗年间,吐蕃仅从河陇一地就掠走五十万青壮大唐百姓为奴隶 。唐穆宗长庆年入使吐蕃的刘元鼎行至吐蕃龙支城时,以往战争中被俘的唐军将士“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名为《缚戎人》的诗,描写一个曾被吐蕃俘虏的唐人之悲惨经历,则是更加生动传神。 

讲了这么多公主,为得是说明以一相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固然,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神话。


2、蒙古不是中国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于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于: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的实施的主权?

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后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后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于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Q”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

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 。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 ,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

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于忽必烈大帝 。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 。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 。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后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 。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

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于色目人等级,高于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 。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3、收缩内向的明朝

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可形容为“应酬”),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凡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 。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

大陆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机构 。由这个名称(防卫之意)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

大陆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1985年大陆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集中了对中国有利的史料),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81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 。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

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方面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于真正表示臣服的内涵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主张从小处解读历史,冠冕堂皇的大说法往往只起误导作用,了解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历史上中藏关系的本质,所以不妨对这一方面多说几句。

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有。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于“中央帝国”,那么能靠什么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

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

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

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 。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 。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

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进一羸马辄获厚值” 。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熟番”,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乌思藏(卫藏地区)的“生番”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 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如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就没能执行下去 。贡使团人数仍有一团即达到1470人之多 。把别人来占便宜当作对主权的效忠,只能被视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

最后一项被说成中国对藏主权的根据──明朝与西藏有比较密切的茶马互市贸易──就更加软弱了。西藏有马,中国有茶,两方互有需要,这种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广为开展。明初由官方垄断交换,后来变成以民间交换为主。不过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有贸易就说有主权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国现在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岂能意味着对它们都有主权?


4、天助西藏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以前,人类世界的状况基本是以不同民族之间的征服和融合为主的。早期的部落逐步融合成民族,不同的民族之间又逐步融合或相互征服,形成后来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民族消失了,合并成更大的民族。

汉族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民族。现在的人口数为十一亿以上。即使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那时汉族人口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已经很强。在人口稠密的西南,少数民族日益感到汉族人口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不断被汉文明同化。即使当时明朝法律禁止人民泛海,仍然有大量汉人从海路向东南亚各国移民 。四川是紧邻西藏的中国省份,也是汉族人口最稠密的省(现在有一亿二千万人,除了世界几个大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多),为什么汉民族多少世纪以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至今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却唯独绕过紧挨身边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呢?

西藏高原大概在北纬二十七到三十七度之间。如果我们设想把整个西藏高原的高地削平,让那里成为一片广阔平原,它的纬度正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北边缘的位置与济南、太原、德黑兰、阿尔及尔或洛杉矶差不多。南边缘的位置与长沙、南昌、新德里或佛罗里达相当。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平原地区,应该是遍布森林草原、气候温和并且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不用怀疑,汉人一定会不可阻挡地挤占进去,就如同他们挤占了广西、贵州、云南、内蒙古和中国的东北一样。那样,也许今天藏民族早就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了,或是在汉人的挤压下收缩到很小的地区。

之所以西藏没有落到这样的结局,那肯定不是出于汉人的“仁慈”,也不是由于西藏人的抵抗──二者之间相差百倍的人口会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任何抵抗的意志──而是“天”对西藏的帮助。

我在这里所说的“天”,应该理解为气候和地理的总和。也许进一步深入,地球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和必然也该算在内。但是不考虑那些伸展到上帝之源头的玄机,从最实在的层面考虑,西藏高原的地理应该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地质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说的是几百万年以前,印度半岛向北漂移,顶撞在亚洲大陆上,巨大的能量使得二者接合部(那时在海底)被顶出一道长2500公里,宽300公里的隆起,那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讲具有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能量概念,但是不妨这样形象地想象──就像你用一块烤饼去顶平摊在面板上的大面团,你会看到先是面团的边缘隆起,接着与那边缘相邻的部分也在你继续用力之下随之隆起──那隆起的边缘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脉,隆起的其他部分就相当于今天的西藏高原。在西藏高原上,还有几道与喜马拉雅山脉大致平行的山脉──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唐古拉山脉、还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等,就像面团上被挤起的数道褶皱。在地质学上,这些山系也正是被称作“褶皱山系”。

别以为这种比喻太过小儿科,在上帝手中,我们居住的大地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块面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持续了几百万年,据说现在还在继续,所以西藏高原被称为最年轻的高原。虽然年轻,但它已经成为目前地球上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原。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面积加在一起,也才是它的面积的三分之二。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到5000米。众多的山系都在海拔6000米以上。西藏高原在地球上形成一片巨大的突起。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也在其上,所以人们有时也相对于南极和北极,把西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高极。
称其为第三极,除了海拔高,还有它在寒冷方面也与南极、北极相像。随着海拔升高而气温下降,我在儿童年代对此很不理解,海拔高离太阳更近,应该气温更高才对,为什么反而冷?后来知道大气层就像一床大棉被,全靠它盖住地球表面,才能保持温暖。而海拔越高,大气层越薄,因此温度就难以保持。你没见,无论在多么炎热的夏天,那些十分高大的山峰之巅都积着皑皑白雪。

你要是会看气候图,会清楚地看到,根据几个基本的气候参数──气温、气压和湿度所描绘出的等压线、等温线及等湿线,在西藏高原上全都呈现闭合的分布。这表明海拔高度对气候的影响超过了纬度的影响。西藏高原因其海拔高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气候单元,与其纬度所处的其他亚热带或温带地区的气候完全不同。
你若有机会坐飞机进西藏,而且你的座位正好靠窗,可以向下眺望,你会产生你是在没有生命的星体表面飞行的感觉。飞机距地面很近,不是因为飞机飞得低,是因为高原的海拔高。下面无树无草也无生命的迹象,千山万壑绵延而至天边,数小时无穷无尽地从机翼下掠过,没有任何变化,和月球的不同似乎只在山顶有积雪和沿着山沟有延伸的冰川。

西藏高原几乎全部属于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也就相当于地球上这部分高大的凸起,覆盖着一块整体的大冰块。高原上的大部分降水,也都是以雪、霰、雹等固态形式落到地面上的。可想而知,这样的冰块上不会有多少植物生长,更不要说大面积地从事农业。

由于大气稀薄,不能有效地阻隔辐射,白天时强烈的阳光使地表大幅度增温,太阳一落又迅速冷却。常在西藏走路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定要在早晨才能涉水或骑马过河。太阳一升起来,山上的积雪会在日照下融化,汇集进河流,早晨的小溪就会变成宽阔的大河。

一日之内的温度变化称为“日较差”。西藏高原的日较差是很大的,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地表土壤反复融化又反复冻结,岩石缝隙内的水分也也从水到冰反反复复。此种热力胀缩的过程,对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这种具有高原特征的强烈物理风化,在西藏高原的山麓地带的典型特征就是满山满沟堆积的碎石,被地质学术语中称为“石海”、“倒石堆地形”、“堆积地形”等。从火星“探路者”送回地球的照片上,我看到火星上也有此种地貌,和西藏一些地方出奇地相似。

不过以上所述仅是西藏高原主要特征。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区域上肯定存在许多不同。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南谷地,那里海拔较低,与西藏高原的整体气候有显著差别。北面有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挡住了西北部的寒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段山势较低,且雅鲁藏布江拐弯南流,使温暖的印度洋季风可以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及较低的山隙吹进。所以藏南谷地是一个温和多雨的区域,一年之中只有十二月的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摄氏18度,与云贵高原的气候近似。气候如此适宜,雅鲁藏布江冲积出的河谷平原又提供了丰富和肥沃的可耕地,使藏南谷地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在历史上,西藏的城镇和人口一直主要集中在藏南谷地。

如果说西藏高原的其他地区不适宜汉人的农耕生存方式,藏南谷地却是一直以农业为主,为什么一直到本世纪,也几乎没有看到汉人向那里迁移呢?

我们需要再从高处俯瞰一下西藏高原这块“面团”。

西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的的冈底斯、唐古拉等山脉,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聚拢在一起,那形状像是一个口袋被扎上了口一样,地质学把那里称为“帕米尔山结”。这些山脉以散开的走向延伸到西藏高原东部,又被一系列由南向北的江河拦腰截住──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称“六江流域”。这六条江河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江河年积月累的切割力,在那里造成高差巨大的高山深谷,形成基本上是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地貌,因此被形象地命名为横断山脉,地质学称为“山束”。

数条贯穿的大山脉,加上西端的“山结”和东部的“山束”,把西藏高原圈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藏南谷地深藏在这个封闭区域的腹心。挡住了四川人的是横断山脉。六条大河与大河之间的巨大山岭横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今日每条大河上都架起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山上也修出了公路,我走那条路仍然感觉非常艰难。洪水、泥石流、塌方时时发生,每年整个雨季路几乎总是断的。翻越那些大山时,常常是汽车行驶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山顶。山下波澜壮阔的大河,在山顶只能看见一条碧绿蜿蜒的细线,而山腰的牦牛,已经变得比最小的蚂蚁还小。

正是这种地形,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护。可以说,这种山脉的特定组合方式,决定了西藏民族的命运及发展历史。藏文明之所以不被征服同化保存至今,此“天助”应被视为关键。

有一次我从拉萨飞成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四川和西藏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那天我飞过的高原万里无云,丛山峻岭如凝固的海浪伸展到天边。快到成都的时候,四川盆地在前方出现。盆地里盛满了云,使“盆”的感觉格外明显。西藏高原到有云处戛然而止,弧形的边缘像高耸起的盆边,而“盆”里的云海平坦雪白,如同盆中盛着满满的牛奶。飞机降落时沉入云中,落到成都的双流机场。阴暗潮湿的南方天气与西藏高原形成鲜明反差,空气中的氧气多了,气温也一下升高了许多。

如果我是古代的四川人,我太能够理解,我不会有任何动力去翻越刚刚在机翼下飞过的那海洋一般的丛山峻岭,迁移到从未听闻过的藏南谷地。那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只能靠自己的两只脚和背在肩上那点儿干粮。清朝驻藏大臣进藏,肯定具有当时内地进藏的最好条件。他们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可想而知,普通百姓怎么走?要走多久?如何在千里的不毛之地和无人区补充给养?显然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对内地中国人来讲,高原缺氧是进藏最大的天敌之一。1951年从新疆进藏的中共军队先遣骑兵连,一百五十人里死了五十六人,没有一个是战死的,全都死于高原病和营养不良。其余的人也大部分病倒。直到60年代,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中,高原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仍然高达40% 。

五十年代进藏的另一支中共军队──西北支队是从青海进藏的。后来成为中共西藏问题专家的牙含章当时也在那只队伍里,他这样描写进军的情况:

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拔海五千八百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胸口好像压着千斤重担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像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像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牦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 

据记载仅是翻那一座唐古拉山,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西北支队的另一人回忆当时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情况:

到了昆仑山下,经过一道很宽的山梁,山梁上横着很多野牛羊的白骨架子。翻过山梁就进入了黄河源头地区。‘黄河源,黄河源,满目烂泥滩。’在泥沼草地里第一天才走了不到40里,使我终身难忘。那哪里是走路啊,许多地方不是走的,而是躺下趴下滚出来的。这一天,我们连队有十几个同志陷在泥沼里牺牲了,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喊叫声惨呀。TMD,死在战场上还落个尸首呢,这算个什么死法。那些同志死都不会瞑目啊!首长下命令,遇上这种情况不许搭救,不然会牺牲更多的人。有个宁夏兵扑腾着,咕嘟一声就让黑泥汤埋得看不见了,只露出一只手——几十年来,多少回梦里都看到这只手。谁要是在我面前猛一下举起手臂来,我就忍不住后脊梁发冷…… 

除了气候不适,难以获得补给也是所有进藏军队面临的大问题。那时沿途购买马草一斤要两块银元,一匹马一天至少吃十几斤草,按里程计算比当时的飞机票还贵 。绝大部分给养都得在内地解决。军队每前进一程,补给运输线就得延长一程,运输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常常就供应不上。一位当年从四川进藏的中共军官在回忆录里记述当时如何抓“地老鼠”解决饥饿:

一是掘地半尺,在洞里把地老鼠捉住。但地老鼠洞遍地皆是,往往从这个洞里挖出来,又逃进别的洞里去。二是用水灌,使地老鼠群集高处,一次可捉得一群。但有时水源较远,没水可灌。三是用烟熏,在洞口点燃碎草,把烟煽进洞里,熏出地老鼠。但没有柴草的地方,不能使用此法。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羊皮风箱插入地老鼠洞口,用力鼓风,地老鼠受惊后即从洞内逃出,只需用麻袋将其它洞口堵住,地老鼠便自动进入麻袋。 

通过这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此所下的功夫。人只有饿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琢磨出这么多办法。

相比之下,倒是西藏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要容易。他们适应气候,熟悉地形,便于就地解决给养。还因为西藏人是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在缺乏技术的古代,这一点差别──两脚与四蹄──往往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何况西藏的马适应西藏高原的缺氧条件,西藏人还拥有能在高海拔地区负载的牦牛,在西藏高原的机动性超过外人。这一点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先天优势。所以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可以自由驰骋地向外扩张,唐朝的军队却很难进入吐蕃的领地。

综上所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惊扰西藏,使她得以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首先并非因为藏人多么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而是在于西藏的“天”保护了西藏。藏民族除了在吐蕃时期曾有短暂向外扩张,其他时间大都收缩在高原腹地不闻世外之事。西藏高原耸立于周边地区的高度,构成了西藏最牢固的自然疆界。企图进入西藏的外来者,他们最先面对的不是西藏的人,而是西藏的天。对他们来讲,战胜西藏的天比战胜西藏的人要困难得多。



2008-05-05 10:48:55

主题: BBC: 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统战官员会谈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
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统战官员会谈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的为期一天的会谈已经结束,但双方没有就如何解决西藏的政治动荡达成任何协议。 

新华社报道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和斯塔(藏族)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周日(5月4日)在深圳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谈。 

报道称,朱维群和斯塔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介绍了拉萨目前的状况。并指出北京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接触商谈 

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也就目前西藏的问题陈述了他们的想法,并表示将向达赖喇嘛如实汇报本次接触的情况。 

新华社还说,会晤双方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进行接触。 

本次会晤是自从三月份西藏发生抗议中国统治的大规模暴力示威活动以来,双方进行的首次接触。 

中国政府指责\"达赖集团制造西藏的动乱\"。而达赖喇嘛本人则否认与此有关,并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继续对他们所称的\"达赖集团\"进行宣传攻击,指责达赖喇嘛和其支持者挑起暴力事端以达致分裂中国的目的,并企图破坏8月举行的北京奥运会。 

新华社周日(5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达赖集团的\"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次旺仁增在国际上公然鼓吹\"西藏抵抗运动要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 

文章还援引西藏问题专家的话说,\"藏青会\"与达赖相互配合默契,达赖喇嘛唱红脸,主张所谓\"高度自治\"\"和平非暴力\",而\"藏青会\"等非\"政府\"组织则唱白脸,主张以暴力方式、不惜流血也要实现所谓的\"西藏独立\"。 

难达共识 

在美国的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政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同意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会晤本身就说明一些问题。 

首先这是国际压力的一个结果,当然北京方面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另一方面,中国表示愿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在此之前他们作出的有关达赖喇嘛搞分裂活动的种种指控。 

胡平说,从02年开始,北京当局和达赖喇嘛双方已经有过六次对话。这次与以往的对话不同的是它是在国际压力之下展开的,而且是举世关注的。 

但此次会谈很难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中共担心,如果西藏实行了真正的高度自治,不仅会对包括新疆和内蒙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会对广泛的汉族地区起到一个很强的示范作用。 

他认为,如果在西藏实行了藏人治藏,行政首长和立法机构都由民选产生,有独立的司法等等,这些要求不仅是藏人的要求,也是广大汉人的要求。 就目前而言,中国不肯能够作出这么大的让步。 

□ BBC



2008-05-05 09:37:25

主题: 张明: 冷眼看海外华人的“爱国”表演
冷眼看海外华人的“爱国”表演

作者:张明 
2008-05-04 21:25:10 


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遇到一些波折,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且不说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自会遭到各种人权组织的抗议。即使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希腊等民主国家举办时,同样有不少人借机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本来嘛!利用奥运火炬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合法的,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次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遇到的情况,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都是一部分人在奥运火炬下表达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与追求。这种事情本来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由于这些抗议揭开了中国人权黑暗内幕的盖子,于是以奥运会的名义,中国政府成功挑动起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场接一场的爱国主义表演在海内外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在保卫奥运圣火的名义下,海外华人表现出少有的高效率和空前的团结精神,这与以往“勇于内斗,怯于外斗”的表现完全不同。在旧金山,从全美各地赶来的数万华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血色旗帜的海洋。在多伦多,华人租用60辆大巴,3000多人浩浩荡荡杀向渥太华宣传所谓的“西藏暴乱真相”。在悉尼,有组织以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的方式,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到堪培拉护卫“圣火”。我不反对海外华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但是这种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我更希望那些免费提供的车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都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否则,不但损害当地华人华侨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不偿失。

国内媒体对海外华人的这些爱国秀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但是媒体显然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结社、聚会,到这些所在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挥舞五星红旗,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最落后之列的所谓崛起的大国侨民,而是因为在这些人所居住的国家,任何人都能够充分享受自由和人权。没有这样的保障,即使是所谓的爱国游行,也将被残酷镇压,甚至被投进监狱。不信,让他们到中国组织一场同样的游行试试。

我对这些海外华人的爱国秀是不耻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怀里揣着住在国的护照或永久居住证,按照中国法律,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但是却装出一副热爱中国的样子,反对另一个希望摆脱中国统治的族群。既然你们如此热爱中国,为什么不放弃自己的护照,回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中国有句古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那些海外华人真的爱国,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放弃他们的护照或者永久居民证,以此表示彻底与西方决裂,那样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装出一副爱国的样子恶心人。

这些所谓的海外爱国华人,大多数都是出生于80后、90后的小孩子,这些人在国内非富即贵,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阶层。这些小孩子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再加上文史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很容被当局洗脑式的宣传所迷惑。事实上这些小孩子大多数都不了解西藏问题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道达赖喇嘛是何许人,但是当他们一听说达赖喇嘛要搞“西藏独立”,心中的那根民族主义的弦就立即崩得紧紧的,心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达赖要搞独立?不行!我们决不能答应。事实上,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小孩子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凭着满腔的民族主激情和人多势众,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对所谓的“藏独分子”恃强凌弱,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国主义行为已经遭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强力反弹。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这些激情高涨的爱国者注意一个事实:华人华侨在西方只不过是非常小部分的族群,西方绝大多数人的反弹随时会发生,那将不是华人华 侨和北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说实话,我看不惯海外华人虚伪的爱国表演,但是我却羡慕他们生活的那块自由的土地。无论在伦敦、纽约、巴黎、还是悉尼,在这些地方,可以不分族群,不分资产、地位,每个人都可以去游行示威,可以自由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奥运火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巨大红旗插在他们国会山的门前。这一切在我看来,比起奥运火炬——象征体育游戏的一团火——要珍贵得多!可惜,我的那些同胞们却生在福中不知福,他们甚至为了一次免费的乘车和免费的早餐、午餐而出卖最珍贵的平等和宽容的价值。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与奥运火炬同时传递的还有人权圣火。奥运火炬代表和平与友谊,我们保护奥运火炬永不熄灭的同时,也希望在人权圣火照亮的土地上,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开花结果。


--原载:《议报》,2008-04-21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carticle_gb.aspx?vID=7562



2008-05-05 09:16:17

主题: 不丹和西藏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绿水青山蓝天喇嘛庙”,这是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个地区——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语里是“西藏边陲”的意思。这两个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渊源,在吐蕃时代(公元8世纪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传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国教,这个小国属于广义的藏语文区域和藏民族区域,就连它的建筑也大都是藏式风格的。

在笔者认识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给了不丹王子。历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贵族之间,就像欧洲王室贵族之间那样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强行占领西藏,这两个关系亲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断交往。

五十年的遭际变迁,令这两个姻亲民族产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国不丹以它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成功地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不丹模式”——一个快乐而民主的佛国,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却在这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统治下呻吟和挣扎,其古老辉煌的文化濒临灭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议被中国当局镇压,处于骚乱的痛苦之时,3月24日,不丹人高高兴兴地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走向投票所,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欣欣向荣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镜子,让人们在对比中设想:如果不是当年中共军队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将会是怎样一幅景观?


◎ 御用学者强调西藏必须“汉化”


自从西藏三月发生骚乱以来,不少中国藏学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支持当局镇压藏人。学者中能够保持沉默的,已经算是良知未泯了。恶劣者如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倪乐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就以学术式的的语言,为中共当局消灭西藏文化的恶行背书。

倪乐雄说:“西藏文化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落后因素比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各国各民族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释成消灭了,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更新了。”“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西藏文化如果发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它就必然通过和中国文化融合来实现。”

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推断很简单:原始落后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通过汉化。所以中国当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继续进行文化灭绝。

但是,像倪乐雄这类只为强权说话的傲慢学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现代化的意义,他们以为在西藏修铁路建楼房就是现代化了。其实,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它还包括:由专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化、现代法制、人权观念和环境保护等等。以各种标准衡量,建立在无知、暴力与谎言之上的“汉化”,完全不是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产党土地改革摧毁了西藏传统的制度,代之以一个极其横蛮的共产制度,文革中的强行“汉化”可以视为中世纪化和原始化。在经历巨大浩劫之后,西藏语言文化面临危机,产生一种长期依赖内地的畸形经济结构,其生态环境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因此,达赖喇嘛悲哀地说:“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最多再过十五年就会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样隐世于群山峻岭之间、同样贫穷落后的不丹,后来却比西藏幸运多了。当初为了避开中国的威胁,不丹和印度发展邦谊,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联合国,走上一条遗世独立、自我发展繁荣的道路。不丹的经历证明:摆脱了中国人的强行汉化,高原小国才可以既保留传统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现代化。


◎ 达赖喇嘛和不丹国王力行民主改革


这两个民族令人惊异的的相同之处还在于,他们深受爱戴的领袖都主动送给人民一件礼物:民主。由于藏传佛教国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比较轻,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愿并不很强烈,这就需要领袖们苦苦劝告,把民主制度强加给他们。

最近,不丹国王还政于民的故事传为美谈。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长期创建“国民幸福总值”,为百姓谋了很大福祉之后,为了给人民一个“确保未来繁荣安宁的民主政府”,他选择了退位,使不丹从世袭君主制国家,一跃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http://gongwt.com/upload/1183_budanking.JPG 

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国王进行得更早。自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方,西藏上层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内部曾有过一些面临改革的讨论。虽然当时要求改革的势力还比较小,但已经有了一些苗头。

1998年3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当年在境内西藏试图改革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农村的情况。回来后,大约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个叫‘改革会议’的改革组织,那里面不仅仅是西藏政府官员,藏人所称的‘会议’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赋税和西藏的‘乌拉’差役,也就是劳役等方面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就已经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达赖喇嘛访谈录》)

但是,正当藏人准备自己开始改革时,中共进藏大军就兵临城下了,以后西藏落入毛泽东红朝帝国手中。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刚安定下来,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到今天,流亡议会早已正规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直接由人民投票选出。

很遗憾,达赖喇嘛长期追求民主、逐步还政于民的的努力,却不能在境内西藏实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来的愚民文宣,给中国人留下有关西藏的负面印象,他们仍然可笑地指控,说达赖喇嘛是的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主。



◎ 藏传佛教与人民内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的阳光下,我惊讶于那些贫穷藏人和僧侣的灿烂笑脸。他们开朗达观,是因为宽恕、怜悯和慈悲等藏传佛教教义,给了他们心灵幸福的源泉,使他们免于对生老病死等一切灾难的恐惧。

深谙佛教的不丹国王旺楚克认为,国家政策应该关注人的内心幸福。应该怎样实现人民幸福这个目标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作为一个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国家,不丹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认同。很多不丹人专程跑到印度去,请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汉族政权统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语)就这样,自命为“活佛”的共产党控制了西藏世代相传的活佛转世制度。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教义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但是却被共产党的媒体狠狠咒骂为“披着羊皮的狼”。

于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无动于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身负维护民族文化的职责,喇嘛们在这个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举行和平的示威抗议。由于中国当局的武力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惊悲哀之余,深感自己的幸运。


◎ 没有自治权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的自然环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样,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贫瘠、地势险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植树、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种措施,保护本土环境和生态资源,使其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为此,联合国曾将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了国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况却与之相反。2007年,在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十个濒危旅游景点”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过度开发”。唯色在自己的故乡考察后哀叹说:超过400万的游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负,“藏地的神山圣水被开采,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http://gongwt.com/upload/1183_sensan.JPG

王力雄曾经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谈到藏区森林被大量砍伐运往内地的情况,还讲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记得当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着火,几个藏人在对面山上喝着啤酒观看,又叫又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与其迟早砍了给汉人用,不如烧火让自己看个热闹。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宣泄。”大量的汉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边缘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谈“藏人为何要抗议?”文中提及藏区下层人民陷于贫穷的深渊,很多人沦为乞丐。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丹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好地保护自己的环境,尊爱自己的人民,在于它是拥有主权的的独立国家;而连基本自治权都没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被糟蹋,看着装甲车重重包围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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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五月号



2008-05-03 18:11:05

主题: 杨恒均在其“给留学生的信:请你们继续爱国“一文中提到的《我对儿子讲西藏》
我对儿子讲西藏

杨恒均


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来到最适合人类住居的澳大利亚——那里的季节由于和中国的正好相反,我发现人类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取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他们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比我讲得还糟糕,可是英文倒是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地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揍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现在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和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2)儿子,我们是少数民族!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小学读书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洲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洲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你们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洲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nation 也可以理解为民族。我可不和你同一个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不但是指导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普世价值,也是指导民族和国际事务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民族闹独立搞分裂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去诠释,或者用文明冲突论去解释,结果越弄越复杂。其实,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规律: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3)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看到我对儿子讲西藏问题。请允许我拉扯一些其他的。这次回澳洲,我首先要祝贺大儿子铁蛋。为啥?因为陆克文当选澳洲总理了。铁蛋不到18岁,虽然没有选举权,但观察总理大选也是他们学校讨论的内容之一。儿子希望陆克文能够取代霍华德出任澳洲总理。

我也希望陆克文当选,原因是看腻了霍华德,他那个长相看上去地道,可实际并不老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那个种族分子韩森多有包庇。加上他一直限制移民,害得我好几个朋友多等了好几年才能够移民澳洲。

儿子铁蛋可不管这些,他希望陆克文当选的理由涉及到一段澳洲历史。就是澳洲政府主导的把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里弄走的历史事件。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土著把自己的孩子像牲口一样养,不让他们上学,不培养他们过文明生活,于是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强迫带走,送到条件更好、更文明的家庭去抚养。

要说清这段历史,确实不容易。从我自己所见所闻来说,我得私下承认,至今都有很多澳洲土著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顾,生出来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任其发展,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当时澳洲政府的决定可能也是有些“有识之士”担心这些土著孩子长大后不适应现代文明,无法立足等。而且让人难堪的是,那些被从土著父母手里夺走的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比起那些没有被抢走的土著孩子来说,不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也大多事业有成,过得比较富裕。可是——

可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优秀的种族用如此方式“帮助”另外一个被认为落后民族的理由。历史问题尽管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但总还是有大原则的。我儿子铁蛋就把握了这个“大原则”,他的大原则是基于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说那是对,还是不对?

评判一段历史的标准竟然如此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还是有人想故意把它弄得复杂?

霍华德当了十几年澳洲总理,却一直不愿意为“被偷掉的一代”向澳洲土著道歉,他始终认为政府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帮助澳洲土著用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后代——当然,代价是活活分开父母和子女!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霍华德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借用何与怀博士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表达,“澳洲一夜变天”——陆克文当选为澳洲总理。陆克文一上任,马上就那段历史向澳洲土著道歉,他真诚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只有三个字,但就在那三个字从陆克文嘴里吐出来的一霎那,澳洲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父母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历史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却被拨乱反正和重新书写。没有人否认,如果没有欧洲到来的白人移民,澳洲土著至今还可能生活在沙漠和森林里;没有人否认,白人移民把澳洲这块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然而,绝大多数澳洲人也同时感到,这句迟来的“对不起”却是澳洲族群和解的真正开始,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我惊讶于“对不起”这三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分量和作用。

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

且慢,怎么说到这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弱势似的?哈——我可是堂堂的中国人,我们有13亿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怎么倒成了少数民族?难道我要一直等人家来对我们说“对不起”?难道我们没有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大家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吧,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得出了让人沮丧的结论,在缺乏监督和不民主的体制下,就算我阴错阳差地当上省长,不但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绝对会像现在所有的省长一样,沦落成贪污犯和徇私枉法的罪犯。可是,如果换个体制呢?例如用选票的那种体制呢?

我说过,等到那种体制到来到时候,我就周游中国去。不过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想去当一回主席或者总统——别误会,我只想当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需要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我要用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说出无数个“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对不起!


2008-4-9



2008-05-03 17:51:39

主题: 打油诗:致牢骚的绵羊
打油诗:致牢骚的绵羊

力刀


当年,伟大领袖一挥巨手
我们激动地满面泪流
南北东西,广阔天地
身不由己,落户荒洲

一套红宝书和一付搪瓷盆
一身旧军装和一付旧背包
一颗赤诚的红心
一个盲从的大脑

把一切献给了主义:
张勇殉难是为了救落水的绵羊
金训华送命是为捞漂去的木料!
我们的生命个体如此渺小微不足道
我们被洗脑得如此彻底
我们被管理得那样驯服
如同一群默默无声的绵羊
不敢牢骚

今天,国门敞开来去自由
我们激动地过海漂流
东西南北,天涯海角
随心随意,落户异洲
一个双肩背和两个行李包
一身廉价西装和一张百元美钞
一颗同样的心
一个充满希望的大脑

把过去抛在了身后:
餐馆打工体验了生活的斑斓
实验室玩命铸就了新的材料
我们的生命个体重新历经雄关漫道

我们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选择
我们不必终生服从什么安排
带着自己的幻想和理想
勤恳操劳

爱牢骚的绵羊啊
天涯处处有芳草
撒开蹄子任你选挑
何必又这山望着那山高
牢骚太盛肠断误了吃草
若是懒得不想跑
又何不回到圈里去啃乾草上膘?

只是,如今圈里也已西化
没了大锅草料
\\\"仆人\\\"也会下岗被炒
不知您又会发什么牢骚?!


11/22/2001  枫华诗友 FHSY005
于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 病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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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3 17:10:38

主题: 余杰:保卫火炬,还是保卫孩子?
保卫火炬,还是保卫孩子? 
          
                       余杰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孔子家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问人有没有受伤,而没有问马的情况。孔子问人不问马这一语言细节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深切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有过昙花一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孔子心目中,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物。一个不爱惜他人的生命的人,一个不尊重他人的自由的人,他本人的生命与自由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情怀,在今天的中国完全失落了。近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火炬保卫战”。此火炬便是奥运会的火炬,有人称之为“圣火”,不过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信奉无神论和唯物论,故不敢轻易“语怪力乱神”,亦不敢随便以“圣”称之,便中性地名之曰“火炬”。

奥运会期间在主体会场燃烧的火焰,起源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带到人间的故事。古代奥运会开幕前,一般都会举行点火仪式,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火,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最先到达的三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开始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之后,“圣火传递仪式”一直未能恢复。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为宣示其强大的国力,方才推出“圣火传递”活动,但并未让“圣火”燃遍全球,仅仅从奥运会的故乡希腊奥林匹克点燃火炬,然后接力传到柏林。

由此可见,奥运火炬其实并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其历史甚至还带有为纳粹张目的“原罪”。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看,奥运会及火炬传递仪式,充其量就是一种有趣的游戏罢了。有人喜欢这种游戏,有人不喜欢这种游戏,有人觉得这种游戏有新闻价值,遂通过其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当作为主办国中国的奥运火炬,在外国传递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立场和诉求的群体及个人,围绕其发出抗议的声音,亦在情理之中。谁知,某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士,由此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国内到海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制活动。在这些反制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不受节制的暴力行为。将个人的自尊千钧一发地维系在一个小小的火炬上面,本来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为了这个弱不禁风的、也并不“神圣”的火炬,而酿成流血事件,更是本末倒置之举。

就在千百万海内外的华人挥舞红旗保卫奥运火炬的同时,深圳东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窑奴隶童工还要可怕的来自四川凉山的奴隶童工之黑幕。数百名普遍只有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童工,在劳工黑市上任人盘剥,每小时不到三元的工资,每个月超过三百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无需休假福利劳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当央视记者出现在这些孩子的面前时,他们童言无忌地说:“现在都下午两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很累,我想回家,我们这些小孩都想回家了,但是没车费。”“如果想脱离控制,或者回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几天才能吃顿饱饭。”

更加可怕的是,其中许多女孩都遭到了工头的强奸。据一名小工头阿火介绍,稍微漂亮点的女孩,工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强奸她们,“我也强奸过这些女孩子,一般玩的都是十五、十六岁的小女孩,很漂亮的呢。”阿火还声称,有少数漂亮点的女孩子在老大的诱惑下吸毒,最后被带进娱乐场所。他甚至直接将记者推进一间狭小的出租屋,一个女孩子正睡眼朦胧地躺在床上。看见这么多人闯进来,她很惊恐地坐了起来喊:“你们想干嘛?”阿火便怂恿记者说:“上,上,不要紧。”小女孩身高不到一米六,眼睛肿得老高,童工们说她经常被人搞,没事的。稍后,又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被他们推了进来。“来搞这个,十六岁,我们一个村子的,发根烟她抽就行。”阿火说。

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却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在四川凉山,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她就是那个被江泽民先生辱骂为“太傻,太幼稚”的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在凉山州采访的经历。她到了凉山州美姑县的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里,那里的人们完全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之中,其极度贫困的程度让她简直难以相信,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

这个赤贫的村庄并不是罕见的个案,在西部地区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失学在家,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包括村干部在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外面的“文明世界”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外面的老师愿意到来此任教,几十户村民家中没有一本藏书。对此,从小生活在香港优越环境中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在家乡,生活毫无指望;到沿海,处处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谁来保护这些悲惨的孩子?

昔日,孔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今日,中国政府和爱国者们却爱火炬不爱孩子。反差何其大也!中国政府愿意耗费巨资、派出武功高强的“蓝衣人”保护火炬,为什么就是不愿拿出一点税收来改善那些孩子的处境呢?中国政府有能力将飞船送入太空,有本钱修建硕大的“鹅蛋”(国家歌剧院)和“鸟巢”(奥运会主场馆),为什么就是不愿依法施政、杜绝奴隶童工呢?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政府如是,民众亦如是:有那么多华人愿意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火炬而心潮澎湃、血脉翻涌、乃至走上街头、咆哮动粗,他们偏偏就对同胞、对孩子的可怕遭际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一个没有生命的火炬,真有那么可爱吗?难道比有生命的孩子更可爱吗?这些情绪饱满的爱国者,真正该去保卫的,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耗费无数民脂民膏的火炬,而是那些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孩子。与其为一个火炬走上街头,不如为哀哭切齿的孩子们奔走呼号。

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么多与我同样族裔的人,在家乐福的门口,在CNN的门口,在旧金山,在首尔,在巴黎,在伦敦,一张张扭曲的脸庞,青面獠牙,怒发冲冠,宛如从周口店的窑洞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火炬摇曳了几下,他们便牵肠挂肚,夜不能寐;孩子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却充耳不闻,事不关己。他们是爱国者吗?他们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国家,是一个凌辱孩子的国家,是一个不把孩子当人看的国家,是一个苛政猛于虎的国家,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领愤青享受着宝马香车,海外华人则打着海归的幌子捞钱。他们表面上是爱火炬,骨子里乃是爱金钱和权势,爱党国和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们。至于来自凉山的孩子、山西黑窑的孩子、克拉玛依被烧死的孩子、沙兰镇被淹死的孩子,当然不在他们“爱”的对象之中。这是一种何其虚妄之“爱”!

有人说,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蛮夷之邦的CNN电视台的主持人卡佛,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是一帮“流氓”和“暴徒”?然而,那些监禁、压榨、凌辱孩子的老板,那些纵容奸商如此为所欲为的贪官酷吏,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从山西到广东,从内陆到沿海,从贫瘠之地到富庶之地,奴隶童工遍地开花,这就是让我们骄傲的“和谐社会”与“崛起的祖国”?那些为了所谓的“祖国统一”而咬牙切齿的爱国者们,那些居高临下地谴责达赖喇嘛在昔日的西藏施行农奴制度的爱国者们,可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国?将孩子当作奴隶的,是商与官,以及他们的帮凶、帮忙和帮闲。那些不爱孩子爱火炬,将“爱国”当作一笔精心算计投出和产出的买卖的家伙,不是流氓和暴徒又是什么呢?还能找到更好的词语定义他们吗?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小,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然而,今天的中国,老吾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吾幼而不及人之幼。这样的国家,只是特权阶层的国家,而不是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不幸诞生在一个穷人的家庭,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失业工人的家庭,那么,谁关心你的权利,谁捍卫你的尊严,谁来呵护你的自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卖国的狂言,乃是从血泪中提炼出来的铁律——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透骨悲凉,撕心裂肺: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那么多的孩子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保护他们比兴办奥运会重要得多。正如作家凌沧洲所说:“当一个孩子还是奴隶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你的,我们的孩子,都不能称之自由!”是的,如果有一天,有一群中国人愿意为保卫这些孩子、为这些孩子创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走上街头,而头破血流,而埋头苦干,而倾家荡产,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便是真的猛士,真的贤人,真的爱国者。我也愿意与这样的同胞风雨同行。那个时候,中国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才配得上“大国”的称号,中国才是我值得魂牵梦绕的祖国。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于大洋彼岸的旅途中

□ 《观察》



2008-05-03 16:57:56

主题: 韩寒:控告CNN 我要两块钱
韩寒:控告CNN 我要两块钱 

这个新闻很早前就听说,她代表13亿中国人去何CNN打官司。我被人代表,去向CNN索赔了。但我又有几个想法: 

1:强烈建议不要美元!我要7块人民币!美元天天在贬值,万一我们赢了,这过程里,我可能损失几毛钱。而且赔偿人民币更显得我们爱国。 

2:你没有得到我的授权书,所以我想要两美元。 

3:我们都很高兴,我们的高兴建立在美国法院受理的事实上。 

4:我们法院一定要想好办法,万一哪个美国人起诉我们,一定要按常规办理,不能受理。毕竟我们的报纸几十年前没少辱骂人家。 

5:对诉讼理由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我不能同意:第二:被告故意给中国人造成精神损失;第三,被告重大疏忽对中国人造成精神伤害。我觉得应该是极其严重的精神损失和精神伤害,你CNN一句话,我们的精神得到了不可弥补的巨大伤害,那个谁,你轻轻松松随口一句,你知道中国人民遭受了多么大的刺激吗?全国人民几乎崩溃,大家都快成精神病了,你说,这精神损失和精神伤害应该不应该赔?要你13亿是少的。 

6:鉴于官司一般不会赢,但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告到联合国。如果你们不赔偿,就不允许你们报道奥运。我们的超女和快男也永远不会上你们的节目!奥运在我们家开,所以奥运就是我们家的,我让你不准报道,你就不能报道,奥委会准许你报道都没有用那!我们居委会不允许! 

7:综上所述,你输定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调解,我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我代表起诉你的那个亮女士,我代表她的律师,可以给你打个一折。也就是一亿三千万美元。按照中国的砍价法,砍掉一个零头,就是一亿美元。你赶紧把这个一亿美元赔付给我们的代表梁女士。然后你就可以看好戏了。 

8:……没有第八条了,但我们中国人喜欢讨个吉利,所以写个8. 



CNN,你姓CN,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你居然欺师灭祖,赶紧向我们赔偿,当然,道歉也可以,示好也行,反正我们就喜欢道歉和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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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本报讯(记者张乐) CNN主持人卡弗蒂的辱华言论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愤慨,记者昨日获悉,纽约华人委托当地律师对CNN和卡弗蒂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每位中国人一美元共13亿美元,而当地一家联邦法院已受理此案件。 

  纽约居民梁淑冰以及一位中国公民李女士22日委托纽约海明律师所6名律师对CNN及其主持人卡弗蒂提出集体诉讼,要求赔偿13亿美元。其中一位律师称,“赔偿每位中国人一美元,并不算多。”诉讼内容和理由包括:第一,被告侮辱和污蔑全体华人;第二,被告故意给中国人造成精神损失;第三,被告重大疏忽对中国人造成精神伤害。 

  昨晚,记者从当地几家媒体的网站上搜索这一消息时,发现《纽约邮报》等都市媒体“不约而同”地保持低调,仅发布了几百字的短消息。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许身健对记者表示,纽约华人起诉CNN和卡弗蒂的事件更具“象征意义”。从感情上讲,这是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举动,是华人的合理诉求;从法理上讲,由于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法制规范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而法官个人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因此案件胜诉的前景有待.



2008-05-03 16:53:26

主题: 柏杨: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丑陋的中国人》代序)
柏杨: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丑陋的中国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征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三日 台北



2008-05-03 16:15:31

主题: 北京谈判诚意?
万维专访贡嘎扎西:北京谈判的诚意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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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2008-05-01 23:05:53 
 


贡嘎扎西(右)陪同达赖喇嘛会见纽约的华文记者。(万维记者东伟摄影 2008年4月24日)

万维读者网特派记者东伟报道:4月25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迫切就新华社发出中国宣布准备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判一事,向万维记者发来书面声明,提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恢复藏人地区的秩序,承认达赖喇嘛的积极作用和停止对达赖喇嘛的诽谤。到5月1日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对桑东仁迫切的声明做出任何回复,对其提出的谈判前提条件也置若罔闻,双方似乎在各自的立场上僵持。

 

达赖喇嘛驻美国办事处研究员贡嘎扎西留意到新华社在发表准备谈判的消息时,人民网也同时登载,这一消息在新华网和人民网上都有中英文版。贡嘎扎西对万维分析说:“这么宣传意味着北京在奥运前迫于国际压力的同时,也想稳定国内的民心,以往和达赖喇嘛接触和谈判很少让国内民众知道。”

贡嘎扎西认为,新华社发表谈判消息的同时要求达赖喇嘛三个停止,即停止分裂袓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这些指控表明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依然保持对视的态度。

贡嘎扎西对北京提出谈判表示欢迎,但认为北京必须满足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三个谈判前提条件,他认为:“到今天,北京政府对这些没有任何反应,我认为他们提出谈判的诚意值得怀疑,实际上双方接触也没有进展。”(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于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主张自杀式暴力手段一事,贡嘎扎西认为这一消息由新华社转述,并不可信。以他对次旺仁增的了解,藏青会不可能做出这种主张。

(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藏族领事揭露达赖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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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2008-05-03 11:34:30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藏族领事仁真洛色(韦刚)2日说,西方媒体所谓达赖是“精神领袖”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导,达赖实际上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放弃“西藏独立”主张的政治人物。 

 
仁真洛色在纽约总领馆举行的华文媒体座谈会上说,1963年,“西藏流政府”公布所谓的“宪章”草案,1991年又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宪章”再次明确西藏是一个“独立国”,而这个“独立国”的所有事务都必须经达赖批准才能生效。而达赖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未来政体草案”分别就“建政”、如何“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等问题作了规划。这些事实证明,达赖自称从未寻求独立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仁真洛色说,达赖的自传也声明自己最主要角色是世俗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西方媒体长期称达赖只是“精神领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仁真洛色曾任四川藏学研究所所长。在2个多小时的座谈中,仁真洛色还就藏传佛教与藏文化的关系、达赖是否是藏传佛教的唯一领袖等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强调,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 

    在谈到达赖是否是藏传佛教唯一领袖时,仁真洛色说,藏传佛教包括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和宁玛派四大教派以及许多小教派,这些教派的势力在历史上随着中央政府的支持立场不同而各有消长,而达赖和班禅所在的格鲁派在清朝后期因为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取得优势地位并形成政教合一,这期间也伴随着格鲁派对其他教派的打压,但达赖始终没有形成过对藏传佛教的统一领导。 

    总领事彭克玉在会上表示,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了解不全面,特别是前段时间媒体对达赖在纽约州接受采访的报道,与事实相差甚远。彭克玉说:“无知是可怕的,但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这是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纽约总领馆举行的第三次媒体座谈会。 

    仁真洛色在4月23日的第二次媒体座谈会上曾指出,自己出生在藏区,在藏区长大,从来没有和藏区脱离过联系。他走遍了除阿里以外的所有国内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在最基层的乡村、镇、县都工作过,亲身感受和亲眼见证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变迁,因此对于西藏的现状,他相信自己比达赖喇嘛更有资格发表意见。 

    仁真洛色长期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发表过《藏族族源探索》、《藏族文化简史》、《藏族丧葬习俗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现代化与西藏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西藏问题由来和演变》等数十篇论文。



2008-05-03 16:04:36

主题: 狄马: 伟大的几分钟
伟大的几分钟

作者:狄马
2008-04-30 21:31:40


1783 年12月23日,对于硝烟刚刚散尽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大陆会议将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个隆重而朴素的仪式,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George Washington)将在这里交出委任状,并辞去他的所有公职。

之所以称这为一个仪式,是因为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遣散了他的部属,并发表了动人的告别演说。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在抱有这样一些愿望和得到这些恩惠的情况下,你们的总司令就要退役了。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两天后,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一条驳船等在白厅渡,准备让他渡过哈德孙河到保罗斯岬。军队的主要将官聚集在这个渡口附近的一家旅馆向他作最后饯别。这是他们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司令官最后一次聚集了,因而心情格外激动。据记载,华盛顿也很快就和大家一样为分离的悲伤打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拥抱、干杯,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已把他的军中行李托运回故乡,但他知道,在他正式解甲归田、返回弗农山庄之前,他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把他在八年前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总司令之职,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交还的仪式是由他的同乡,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设计的。当时他正代表新生的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定独立条约。一俟签字仪式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纽约,亲自设计了这个伟大而庄严的仪式。

在杰弗逊的想象里,这个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华盛顿将军走进“国会大厦”(当时的大陆会议厅),在议员的对面他获得了一个座位。然后由议长作出介绍,华盛顿则要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而议员则不必鞠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最后,华盛顿以简短讲话“交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表示接受。

结果,整个仪式不折不扣地是依照杰弗逊的设计完成的。

华盛顿的最后讲话十分简约,一如他平时的朴实谦逊。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书记载,整个仪式十分简短,前后只有几分钟,但正是这个几分钟的仪式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这个为了赢得战争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因操劳过度生出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的总司令发表讲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蓄满泪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在它以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逊位、下野、惧怕各种祸乱而“功成身退”的范例,在它以后,人类历史上还将出现无数以杀戮、屠城为代价而权倾四海的英雄豪杰,但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运用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 黯淡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土洋奴隶主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我们试以这个仪式的几个动作为例,逐点分析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座位这是这个仪式开始的第一步。和其它几个动作一样,它表达的是杰弗逊以及一代开国元勋们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当华盛顿走进议会大厦时,没有人给他献花,也没有听到议员们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他只是在议员的对面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座位。这个座位没有安排在议员席里,更没有人自动让出中心座位,以营造一种众星拱月、 “紧密团结”的氛围,而是让他静静地落座在“议员的对面”,这显示了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因为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国会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而军事首长则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的武装力量。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表”最后竟和军队勾结图谋不轨。一句话,他们不愿意看到“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祥和景象,因而军事首长和民选代表勾肩搭背、亲嘴握手的喜气洋洋在这个仪式里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2、鞠躬这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杰弗逊以及一个新生国家对军政关系的思考几乎全包含在华盛顿的一鞠躬里了。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军队不得参与镇压国内百姓,它只是民众用来抵御外敌的工具,即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甚至以后的法律明确规定,动用军队维护国内治安是违法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打下江山的人就没有顺理成章地“坐江山”,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事隔多少年,仍然使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当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3、还礼这是整个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因为既然华盛顿的鞠躬表示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那么由文官组成的议会就再不能“鞠躬”了,否则就成了 “多头政治”。而议员们手触帽檐还礼,只是为了体现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他们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诚惶诚恐,也没有万能的救主将权力下放给草民的感激涕零。既然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天赋的,那么,你把人民在非常时期自愿让出的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就是天经地义的。这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感激——要感激也只能感激上帝——只需手触帽檐象征性地表示一下礼貌就可以了。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就离开了安纳波利斯,回到了弗农山庄,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过起了一种心满意足的乡绅生活。

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又举行过多少英才霸主的加冕仪式?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所有这些仪式,包括大大小小的宣誓、效忠、集会、游行、磕头礼拜、言不由衷地举拳头、呼万岁,都将湮没无闻,惟有这个仪式会永垂不朽。它将会和苏格拉底的慨然饮鸩,布鲁诺的身被火刑,巴黎人攻下巴士底狱一样,被人们长久记诵。

这就是这几分钟的意义,也是华盛顿对世界的意义。

【1998年12月初稿,2002年6月修订】



2008-05-03 15:53:28

主题: 西风独自凉: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西风独自凉

以我浅陋的认识,奥运会不与政治挂钩,就一地球村的体育聚会,跟爱国有啥关系?硬要扯上关系,德国人不给纳粹欺骗世界的机会,全面抵制柏林奥运会就是最大的爱国行为。还有一个真实的例证:韩国人民以汉城奥运为契机,热情参与其中,大大加快了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样也是爱国行为。

国家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为保障公民权利必不可少的暴力机器;一个属于伦理和文化概念:生养你的父母亲和故乡的山山水水,以及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的先辈留下的灿烂诗章。

爱国先要搞清楚爱的是哪个国,爱法律意义上的国,就是努力让政府及其暴力机器为保护民众权利更好地运转,而不是相反。

义和团大师兄、纳粹和日本军阀的可耻下场,以及蔡锷将军发动的护国战争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有为了自由民主才具备正当性和正义性,否则很容易沦为毒害民众的鸦片和对罪恶的蒙蔽,将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

水门事件里的“深喉”对尼克松政府义无返顾的背叛,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堪为爱国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伤害的最佳例证。

大陆的教育水平和发展阶段,使得一哄而上的东西都难免令人产生怀疑。和平时期,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尤其要保持高度警惕。

有人说抵制家乐福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让我想起《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网友提出抵制\"魔兽世界\" 应者寥寥》:《魔兽世界》的游戏开发商美国暴雪的母公司是法国公司威望迪;与现实世界里“一呼百应”的壮观场面相比,抵制法国的呼声在网游世界中遇冷。

某些人士的爱国面目昭然若揭。连一款游戏的爱好都舍不得放弃,却可以冲进家乐福去为难本民族弱势的打工群体,这就是他们的爱国?在抵制法货和巴黎大学丰厚的奖学金之间,这些人又会如何抉择?

随着“向CNN索赔13亿美元”事件被指利益驱动,爱国主义的泡沫化、庸俗化令人深思。极端的自私、利己披着爱国的外衣就更为令人发指。

同情不能解消批判,再深刻的批判也是一种同情,这是批判的基础,一味的迁就与纵容,只是不断地制造思想侏儒。抵制法货的爱国青年实质上完全针对的是本民族的弱势群体:打工者。如此丑陋、下贱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在21世纪能够大量存在,值得公共知识分子深刻反思。难道有一种人只适合被洗脑被奴役被蹂躏?因为缺少人性,只有缺少人性的方式才适合他们?

人类社会与丛林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爱和怜悯。恺撒或动物不可能同情一个弱者---一个生命怎样对待外界,或多或少都是外界如何对待他的一种折射。

奥运火炬手、巴黎火炬传递中的亲历者金晶,一度被捧为“民族英雄”,仅仅因为公开表示,希望网友慎重对待抵制家乐福的呼吁,因为家乐福里面还有很多的中国员工,抵制家乐福首先受害的可能是这些中国员工,就遭到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的辱骂。金晶被同一批人从人间仰望的英雄,打落到“汉奸”的地狱,连“先没腿,现在是没脑”这般恶毒的话语都放了出来。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表达对爱国脑残者的厌恶与哀痛:爱国成了恶棍最后的避难所。

物价飞涨、股市低迷、打工艰辛----那些冲进家乐福发泄愤怒的大学生,怎一个贱字了得?除了为难老实本分地在商场打工的同胞,你们还有什么出息?!不是义正严词地指责藏独吗,你们连自己本民族的弱势群体都不放过,将荷兰国旗当成法国三色旗焚烧,与义和团大师兄一样愚昧和冷酷----

尤为愤怒与悲凉的是:起码概念都找不到北的人居然给自己贴左派的标签。知道那些打工的同胞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因为你们,薪水要被扣掉多少?!灌了二两爱国马尿,人性都没有,奢谈左右!左右只是路径选择的区别,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或使人们的生活更趋于合理。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在美国会坚决反对保守派,反对的益处在于促使当局检讨或更多地考虑行动的后果,因为他们是强势群体,一声令下,暴力机器即可全部发动;身在大陆,我就坚决支持伊拉克战争,为什么?仅仅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我也要表示支持。参差多态才有望和谐,减少错误发生的几率。只有一种声音不但可耻,而且非常危险。

左右只是相对的概念,条条大路通罗马:自由和生命的尊严---我左还是右?

因为担心失去控制,加上奥运在即,当局已开始降温,“把爱国激情纳入理性轨道”的评论爬上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

从奉旨愤怒到奉旨理性:动静之间,均在掌握之中。

那些抗议CNN的人,从小到大看过一次CNN没有?一个从来没权利吃番茄、见识番茄的人跑去抵制番茄,说它有毒,也不觉得可笑?网上流传一个段子:

“当所有的一切都被代表的时候,我要说:那就请政府再麻烦一次,偶(我)就不亲自愤怒了。”

五岳散人对“爱国贼”们嗤之以鼻:“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

理性的声音在大陆太微弱了。自由民主的常识教育,建立在同情和怜悯这些基本的人性之上。从人性大面积的缺失,可见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丑陋、狰狞和腐蚀性之一斑。



2008-05-03 15:48:10

主题: AQ说西藏4
草民说西藏 之四 (农村插图版) 



AlphaQ 







上回提到拉萨的哲蚌寺。 



这个地方虽然大大的有名,但是游客并不多,甚至很少。要去大概就只好自己安排前往,好像一般的旅行团都没有这个项目。拉萨的三大寺都没有很多游人,远比不上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人多,甚至距离不远的小昭寺也很少游人。我去的时候经常发现就我自己一个外来户,周围的人都是藏族人或者喇嘛。 




小昭寺虽然规模不很大,但转经的藏族人多,地方狭小,我一个外来户跟随大家一起转经的感觉相当独特。 




不敢确定是不是政策的原因导致参观这些寺院的人比较少,虽然没有限制,但旅行社很少安排来这些地方。或者是操作上有困难,因为如哲蚌寺这样规模的寺院,进去以后没有一天半天的出不来,旅行社就无法压缩时间增加景点招徕客户了。 




去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这种地方,很方便玩儿赶鸭子的方法,一个钟头就结束了。 




再说几句哲蚌寺吧。 
















这照片上也是哲蚌寺。 













白雪覆盖的寺院给人感觉宁静圣洁,蓝天白云下的寺院在周围的辽阔空旷的环境里看起来有些辉煌和神秘。雪后的寺庙需要很快的清理转经道,因为藏民不会因为下大雪就偷懒不来庙里转经的。 













这是哲蚌寺的大殿里,僧众正在做法事,集体诵经。 





我第一次观看喇嘛诵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殿里主持喇嘛在集体诵经的段落中间发出的声音。我当时一听,几乎是欣喜若狂,太好听了! 



不能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妙,而是突然发现正是我潜意识里期待已久的应该在藏传佛教仪式中听到的声音。 




后来跟我那个喇嘛哥哥询问,闹半天他在自己经院里就是干这个的。听他解释后,我的理解这个声音等于指挥,类似于乐队里定节奏或者定调的作用。 




寺院里做法事并不是定时定点儿的,算是可遇不可求,在寺院里时间长一些总有机会遇到。用我喇嘛哥的话说,都是周围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才做。跟咱们汉地的习惯差不太多,遇到什么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才需要。 




此时此刻,哲蚌寺仍然处在在彻底被封锁状态中,自三月十号以来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碰巧了,我认识的一个喇嘛朋友正在哲蚌寺学习,赶上这次出事儿。哲蚌寺被共产党封锁,停水停粮,彻底断了生存条件,把其中的喇嘛给饿得够呛。据说后来小昭寺饿死了一个年轻的喇嘛。我这个朋友本来身体不太好,饿到第四天上人不行了,被送去医院。所以他因祸得福错过了后来的恐怖大搜捕。 




印象里,每次出事儿几乎都是从哲蚌寺开始镇压,然后再波及到其他几个拉萨的寺院,这可能跟达赖喇嘛与哲蚌寺的渊源还有哲蚌寺自己的地位有关系。 














哲蚌寺的喇嘛。 





喇嘛成为玩儿烧杀的暴徒,对我来说非常难以置信。看照片上这些哲蚌寺的年轻喇嘛,就是一帮孩子,而且是佛门弟子,跟暴徒连不上啊。 



当然,哲蚌寺好几百喇嘛,我也不保证每一个都是大好人,从我自己接触的几个来看,都是好人,大好人。 




我这种来自中国野蛮丛林的人,到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小地方以后,发现美国人大都纯朴而真诚。西藏喇嘛的纯朴真诚可是绝对不在美国农民以下,只会有过之。 

















这位哲蚌寺的喇嘛原籍陕西,汉语说的并不是很好,但并不因为语言不流利而敷衍我的询问。他对我说话的诚恳态度,让我不得不以同样认真的态度聆听。甚至于我觉得提出来拍他一张照片都是对他的怠慢和不尊重。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值得拍下来的画面,在他认真跟我说话的同时,一只小猫儿跳到他怀里玩耍,而且是发疯一样的跟他闹。他就一边儿尽量安抚着小猫儿,一边儿努力的寻找着汉语词汇跟我交谈。我当是特别希望他能停止说话,我好顺手拍下来猫在他身上胡乱折腾的可爱状态, 可他一直认真的跟我说话,直到小猫玩儿腻了一扭脸儿跑了。 




藏传佛教的寺院里几乎都养猫,猫们自由自在的上蹿下跳,给人感觉神圣肃穆和神秘中又充满生气和情趣。 




在另外一寺院喇嘛兄弟的僧舍里有一只挺活泼的灰色狸花大猫,走来走去的不拿人当回事儿。我问猫吃什么,喇嘛兄弟的回答让我听了大笑半天,他说:青稞麦。 




喇嘛养的猫虽然活得自在,但伙食却不怎么样。我估计主食是青稞麦,大概也得有点儿带油水的东西,牛肉奶油之类的,猫如果彻底吃了素,那不成他妈兔子啦? 




虽然来往不很多,但我感觉这些喇嘛都是相当值得信赖的人。我可以理解藏族人为什么对喇嘛有一份格外的尊敬。 




共产党现在疯狂的血腥镇压这些出家修行的善良喇嘛,简直是太他妈王八蛋了!




这么说吧,你在北京城一千多万活人里边儿,大概连一个像西藏喇嘛这么好的人都很难找到,或许根本就没有。 




包括雍和宫里的喇嘛,因为那些都是假喇嘛,不是什么好人。雍和宫的喇嘛根本都不是藏人,他们是共产党从内蒙古弄来的假喇嘛,都是国家干部,根本就连经都不会念。我自己发现不了,但我西藏的喇嘛兄弟一到北京雍和宫立刻就发现不对,雍和宫的喇嘛不会说藏话,当然蒙古也有喇嘛,不会说藏话不一定就是假喇嘛,可不会念经就完全说不过去了。我这个喇嘛兄弟可是在全国各地发现了无数的假和尚假喇嘛,听他一说我才知道原来我国那么多著名的佛教丛林竟然就没什么真的。 




我那个喇嘛兄弟的标准非常简单,真的假的,就看你会不会念经。我一想也对,如果你不会念经,还算他妈哪门子和尚? 




为什么共产党指定的小班禅到西藏,大部分喇嘛都不认可他?以他的名义给大家发钱都没多少人去领。 




同样简单的原因:他不会念经。 












2008-04-08 23:50:02 (阅读:238) (评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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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兰 2008-04-09 00:34:43 
愤怒愤怒!竟然断粮断水,让这么些诚实善良的喇嘛挨饿,甚至饿死!
从背后照的念经那张照片照得太美了,开头的黑白照片一如既往的好看。

2. moli 2008-04-09 00:38:29 
好图片!关于喇嘛闹事
西藏人的说法是:


“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



汉族佛教徒,历史上也有起义造反的。

3. AlphaQ 2008-04-09 00:44:11 
您说的与我听到的还有些差别
达赖喇嘛虽然几十年不在西藏,但西藏的喇嘛都很听他的教导。


喇嘛说,大活佛(就是达赖喇嘛)说要我们遵守政府法律,不反抗,我们就不反抗。


看来大部分喇嘛还是持不反抗态度的,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喇嘛是这样说。


等下次有时间,我说说听到的喇嘛被共产党抓捕毒打的事情,我是从当事人听来的,第一手资料,不是传说的。


反正,这共产党是太不是东西了!真是恶魔!

4. AlphaQ 2008-04-09 00:47:35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这么欺负人
喇嘛是社会上最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不给别人捣乱。本来生存的空间就已经被压到几乎到极限了,还要把他们往死里整,土匪也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

5. 大脚 2008-04-09 00:49:58 
图文都好。最喜欢花儿和喇嘛的那张,那喇嘛的面容
可以说至诚至善。是Q主席最好的人像摄影。


我想花一定是喇嘛用来恭敬菩萨的。

6. 白兰 2008-04-09 00:50:12 
ding!这共产党是太不是东西了!真是恶魔!

7. 大脚 2008-04-09 00:52:24 
共产党不是土匪,是禽兽

8. AlphaQ 2008-04-09 00:52:50 
喇嘛的花儿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没打听过。
我前边儿提到的花儿不是这个大盆的,是窗台上摆放的小花盆儿。


我找找看,应该也有照片。

9. moli 2008-04-09 00:54:12 
五十年前西藏抗暴战争,喇嘛冲在最前面
因为他们没有家小,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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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西藏抗暴战争之谜

---读林照真小姐的「喇嘛杀人」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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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喇嘛杀人是藏民族最深的痛


曾在一家藏人办的小餐馆进餐,林照真习惯性地伸手去打头顶的蚊子,令旁边的一位已经还俗的喇嘛苦恼。了解到藏人誓不杀生的宗教传统,又采访到在那场抵抗战争中,西藏喇嘛是最勇敢的武士---他们左手拿着佛像,右手拿着刀,一齐发出「咯呵呵」的呐喊声,在枪林弹雨中冲杀,他们的指挥官甚至可以一边念经,一边下令把犯罪者拉出去宰了……,林照真心理上受到不小的冲击。


其实,佛教徒用暴力反抗异族统治,并非仅仅发生于西藏。1915 年,正是日本在台湾殖民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时,台南市西来庵的在家佛教徒发起反日暴动。当时西来庵董事余青芳以建立「大明慈悲国」为号召,发动大批佛教徒向日本人进行攻击,其结果是数千人被杀被捕。


而西藏喇嘛对在抵抗中国人的战争中杀人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人毁灭宗教是天下无与伦比的极大罪孽,为了保卫佛法,防止对方制造更大的罪孽,所有的出兵打仗、包括杀人都是符合教义的。他们的俗语说:「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


一个颂经念佛的国度面临崩溃,整个高原容不下一间安宁的寺院,信仰仍然顽强地在贫瘠的土地上被坚守---这是西藏人唯一不可被异族强权剥夺去的东西。 那些自发地丢下佛经拿起武器的喇嘛,完全是无奈和绝望地卷入一场以杀戮生灵为己任的自卫战争。由于笨拙、不会使用武器,没有妻儿愿意挺身就义的他们,往往在固守寺院中玉石俱焚。例如萨迦派卧击寺的喇嘛被迫用刀与中国军队肉搏,全体寺僧壮烈战死。


复仇的强烈意念,杀死红汉人的狂喜,仍然留在记忆里,令今日手持佛珠的藏人困惑不已。林照真在书中介绍了不少西藏喇嘛为了维护佛法,成为杀人的刽子手, 也描写了一些老喇嘛在杀人后多年仍然痛苦的心情。例如甘登寺的拥禄活佛曾经在1959 年跳上中国军队的坦克杀了几个中国人,至今他不肯再穿袈裟。对此他难过地解释说,自己违背了佛法戒律,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


还有参战的藏人回忆说,当时真不忍打死那些中国人,他们看起来像核桃一样年轻。连蚂蚁都不肯踩死的僧人被逼杀人,甚至有护教的藏人不得不杀死与中国人合作的亲兄弟,这些回忆是西藏佛教史上最深的悲哀和伤痛。


对于战争中的杀人,许多年老的西藏佛教徒是有忏悔的。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参与战争杀人机器的中国人有一点点反省。在祖国统一至上的集体意识指引下,很少有中国人对「平叛工作」的残酷有过人性的负疚感,不信神灵的人们很难做到站在异族受害者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10. moli 2008-04-09 01:13:44 
共产党要整他们的理由很多
五十年前,本来苏联要毛泽东打下西藏,毛泽东最初没有兴趣,他要打台湾。50年6月,美国军舰保卫台湾,毛泽东才回过头遵照苏联指示打西藏。


斯大林当时的考虑是,如果不打下西藏,西藏就会在独立后倾向印度和英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增添力量。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十八军的官兵已经解甲归田,又重新归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开路进藏。


现在西藏对中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西藏的资源是资源贫乏的中国最需要的。有一本叫《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胡锦涛可是读了又读。


所以他们不会让西藏人平平安安过自己的日子。



2008-05-02 22:15:12

主题: 旁观者昏: 不爱国的故事
旁观者昏     不爱国的故事。  2008-05-02 12:25:11   [点击:97]
说几段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不算极端。

若干年前我回国到四川探望亲属时参加了一个婚礼。我和一群小青工坐在一起,大
家在那里边吃边侃。因为我也能说四川话可以加入闲聊,所以气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