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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温柔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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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081201000000 ~ 20090101000000


2008-12-30 10:50:18

主题: 玉碎何处:冬至,直面林昭死刑真相(上)
《议报》第387期  玉碎何处:冬至,直面林昭死刑真相(上)

祭园守园人



 


冬至这天,甘粹先生一走进我小小的、暖气颇旺的陋室,还没待脱下羽绒外套坐定,就急切的说:

“你翻开黄河清《话说林昭》第十八回,直接导致林昭之死那个情节,我还是第一次从这本书里知道——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竟是在2008年最冷的一天!把76高龄的甘先生接来,本不光是为远在马德里的黄河清先生托人转赠的几册《话说林昭》,也为另一本《林昭传》的序言问题——须在今天一块儿与钱理群先生电话相洽。岂料甘粹老人不仅已经“急急”浏览过一遍《话说林昭》了,而且如此急切提醒我……

流放新疆20年回京,甘粹自己的问题还未落实,就急急地赶到北大去打听曾相依为命的林昭的下落。直到某日他去探看某同学——那正是林昭堂舅许觉民的妻子,在她家里,邂逅了特为姐姐平反来京的彭令范,才被告知林昭已死逾十载!痴痴守望了20年的世界,在这一声霹雳中顷刻崩塌,从此沉积为甘粹先生的另一种守望、另一种急切:从林昭的《普罗米修士的受难日》到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十四万言书,那字字行行的录出、校对与流布,直至面对胡杰们的一次次寻找……可以也应该说:林昭能从历史深处渐渐走近饥渴的精神中国,甘粹先生这种急切的担当、鼎助与倾力是至与相关的。

至于我自己,从索尔仁尼琴弥留的那天开始,就一直感动于甘先生的这种颇为独特的风采了:急急地抢坐驾驶室把我们往王府井教堂引,急急领着我们闯进铁狮子一号,急切地捧出他的《北大魂》……正是在甘先生这无休的“急切”之间,我感受着“情断铁一号”每一个细节的真实与隽永,却又同样感受到林昭永恒在张元勋先生心中的那种泰山之重!——一种大写的守望,人之为人、道之谓道、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的守望!

通常,面对为大写的守望的急切,我的心头怎能不是感动、温馨、鼓舞与鞭策?!——怎能不为之升腾人之为人的渴望,与担当的激情?!…….

可今天甘粹的急切使我感觉冷!彻骨的冷!

竟是在冬至日!我们——曾与林昭谈婚论嫁的甘粹先生,与我,竟共同面对林昭之死的真正诱因!

——一个最伟大、美丽的生命的冬至!

林昭是1965年5月被判20年;而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披露,林昭还被1967年的“沪中刑(1)字判决过一次,想必是依据公安六条的加刑,具体不详,但绝不会是立即执行的死刑。

可1968年4月“某日,监狱医院关押林昭的病房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两眼突然变得猩红似滴血,非常可怕,这在当时是特大号的政治事件,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审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林昭用血涂染了毛泽东像。其意似乎在昭示:毛泽东两眼滴血,是个杀人魔王。这还了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难道是吃素的?岂容反革命分子如此猖狂攻击污蔑侮辱全国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立即对林昭重新立案,再作锻磨。从立案重审到改判死刑,不到二十天,就完成了加刑改判死刑的所有程序。这就有了陈伟斯所写的、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写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血书批注。1968年4月29日”上午三四个解放军直冲进病房……

黄河清先生所披露的林昭死刑由来的真相,据称来源于两个不同的、互不相关、互不知情却互相印证的渠道:

一是苏州民革一位老先生向林昭一位老同学亲口转述:“许宪民生前私下告诉他有关林昭被杀的直接起因”,是化验室化验确认,林昭系用经血涂抹病房墙上领袖像眼睛的“现行反革命”,但在神话极权的当时,有关方面是不便也不敢直叙其“罪”的——转述、扩散也是渎神!不从重从快更是失职。于是四月十日军管会定下调子:“主要罪行是书写大量反动诗文,呼喊反动口号。涂写反动标语,顽固不化,抗拒改造。林犯拒不供认,拟在监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次日法院承办人拟处死刑。十六日军管会办公会议“讨论同意,立即执行”,十九日上海市革委会同意,当天对林昭宣布;“林犯对判决无要求”。随即上报最高法院复核,二十三日最高法院核准。二十九日在监狱举行公判大会后便实行枪决。

二是:一九七五年,林昭弟弟交女友不慎,林母苦劝无果、哀痛至极,最后却是许宛云托表哥设计摆平。许宪民在感念滔滔中向许的表哥披露了林昭被判死刑直接原因的隐秘:血污领袖像双目。岂料那男子闻后大吃一惊:彭家人怎么一家子都这样“拎勿清”?!第二天就详说于表妹,决意“以后再不管彭家事了”。郁积于心的许宛云后与彭令范成闺中密友,曾在七十年代末,也向她说出了“这一件无意中了解到的密事”。

直面林昭死刑真相,我终于能够读懂彭令范闪烁其辞之间的那位瘦小精干、为“包庇”林昭遭劳动惩罚一年多的X医生了。拨乱反正后,在提篮桥监狱医院面对闯关来访的彭令范,X医生曾这样描摹她的姐姐:

“林昭在这个医院内住了好几次,大多数是由我给她诊治的,除了我自己靠边时——这也是由于她的关系:我总设法让她在医院内多住几天。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煽动性极强,在医院中稍微恢复一些,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又‘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医院:起先主要是绝食;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了,流血不止;也有因咯血…….”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七十磅,我简直都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我对她说:‘哎,你又是何苦呢?’‘宁为玉碎!’她话说得很轻,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那天上午三四个解放军直冲进病房…….”

我终于读懂了“又是何苦”所指!

我终于知道“玉碎“何处了。

我也终于可以推理出:狱中血章数十万言的林昭绝笔的血书批注是:“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其时应在1968年4月19日:她跟李九莲一样拒绝上诉,坦然在生命永恒的冰冻中等待历史。而“让我换件衣服”的从容之祈被断然拒绝之后,嘴塞橡皮塞子、喉系塑料绳子之前,林昭留在人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被架着的挣扎中在病房门口对护士说的:

“请向X医师告别。”

“其实我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但我不敢出来,我觉得浑身发抖:我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见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公审大会和执行枪决的!(——医生)”

直面不到二十天林昭死刑程序,不由想起:

割喉管!——一个女狱警尖叫一声的1975年4月4日,离张志新在狱中批林大会上那高亢一声:“毛泽东是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1973年11月16日,离毛远新在辽宁省常委会上那一声:“干脆吧!”——1975年2月26日,都是一年多。

李九莲从被管教所谓“美女蛇”激怒,洋洋洒洒怒斥华国锋,到喋血青光岭,是近十一个月。

钟海源那一声“华国锋不如邓小平”,是四五期间在狱中的抗争,七年刑期因此当即被加至十二年,而两年后才被英明领袖加至死刑。

所有这些已成浩劫经典的案由,都是被公安六条法定在首位的“恶攻罪”——也即渎神罪。永远不要忘记一个现代民族这种中世纪的耻辱与漫漫罪孽。不要惊诧所有这些殉道者,怎么都是天使般纯洁却视死如归的女性?不要无视她们都不约而同死于加刑——对思想、尊严与民族仅存正气堂皇而血腥的窒息。不要讶然没有十二月党人的中国,却是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更思想、更独立、更忠贞的东方女性,甚至是被剥夺了做妻子权利的女性,以她们孱弱的双肩与地狱深处高亢的歌哭,在历史最低谷撑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原来这一切,都和一个女性的名字相关,都从一次生命的速冻开始。难怪黄河清先生在他的林昭传奇的首封这样感叹:

五十五万右派唯一绝不检讨的北大才女!三颗子弹杀害于上海龙华机场的苏州侠女!狱中刺臂血墨间书二十万字揭批毛泽东的烈女!中华民族当代才胜班昭烈逾秋瑾理媲李贽的第一美女!

是的,所有这一切,竟都浓缩在一间狱中病房的仅仅二十天里!

始于2008冬至—1225于北京(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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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



2008-12-29 14:21:21

主题: 山西成记者“黑洞”,北京又一记者被公安强行抓捕
山西成记者“黑洞”,北京又一记者被公安强行抓捕 
 
 
正当太原检察院进京抓捕央视女记者事件,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候,另一起山西方面进京抓捕记者的案件,也低调于近日在该省临县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是《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最近由于保护受访对象,竟被控告窝藏嫌犯,遭山西临县公安局强行逮捕。

百姓杂志报导,2007年10月9日在山西省临县一个煤矿办公室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一位名叫成维秀的中年男子被数名忽然冲进办公室的歹徒故意伤害致死,当时在场的其他3名死者亲属也被不同程度的打伤。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随即展开侦破,并先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民主与法制时报》的一位领导向记者证实,在临县公安机关对以上案件侦破的前后时间里,成维秀的姐夫成运强及其家属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式和侦查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为此多次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8年2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受报社领导指派,在履行了正常的采访手续后,赴山西临县对包括此事在内的多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投诉事件,进行了调查采访。

采访结束后,景剑峰所在报社领导认为该案件事关重大,不适宜公开发表。随后在当年2月26号该报社主办的《情况专报》内参上以《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为题,报道了此事。该内参还按照程序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送。此后,该报社领导认为景剑峰在第一次采访过程中,对相关事件细节采访得并不到位,随即指派他继续调查采访此事。

由于时年40岁的景剑峰还担任着该报社的其他领导职务,所以之后他对该案件的调查进行得比较缓慢。2008年4月24日,曾经的采访对象成运强再次和景剑峰取得了联系,并希望其能继续就此事展开采访。得到领导的同意后,景剑峰要求成运强第二天赶到北京递送最新的投诉资料。

4月26日,景剑峰用朋友的身份证为成运强在北京国贸桥附近的宾馆进行了登记住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曾经的死者家属成运强在5天后的5月1号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山西省临县公安机关上网通缉。

临县检察院公布的资料显示,临县公安机关在得到可靠消息后,于5月9日赶到北京,请求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协助抓捕成运强。5月10日成运强在住处的停车场,被海淀分局“打黑队”以涉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抓获。景剑峰在此过程中“对民警拉扯,致一民警摔倒在地,不同程度受伤。”随后,景剑峰和成运强被带回海淀分局预审。

几天后,景剑峰和成运强双双被北京警方移送给山西临县公安局处理。此时,景剑峰被指控的涉嫌罪名是“妨碍执行公务”。2008年7至8月间,临县警方在向检察机关报送的批捕材料中,成运强最初被上网通缉的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罪名则为“寻衅滋事”等。而景剑峰的涉嫌罪名则追加为三个: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

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就在临县警方对成运强和景剑峰实施抓捕的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份反映当地警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举报材料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向山西省方面下达了3个月书面汇报结果的“督办函”。

网民参与意见不一

由于办案单位从案件形成到公诉等各个阶段,都比较低调并要求办案人员严格保密,所以该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被人所知。10月中旬,一位自称“深谙内情”的网友以“知情人搅局”的网名,在某网络论坛上用4000字的规模“透露内幕”称,景剑峰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前后收受当事人成运强贿赂高达600万人民币之巨,并且早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技术措施”。该帖甚至还曝料称,景剑峰所开的轿车、住房等都是成运强提供云云。

此帖一度被众多网络论坛所转载,然而随着“知情人”的逐渐增多和更多来自检察机关的证据被网友公布,上述帖子的内容逐渐被为景剑峰“喊冤”的呼声所淹没。此后,一名自称是“资深新闻人”的网友在论坛里提出了:记者需不需要保护当事人?记者职业道德和法律冲突时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采访对象等问题,并迅速在多个新闻社区论坛内窜红。

更多网友认为,新闻记者基于和采访对象的特殊关系,并且新闻理论也赋予了新闻报道本身的调查权,所以司法部门就不能简单的将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的行为过程,理解为刑法意义上的“窝藏”。

另外一种声音则强硬的认为,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核实调查过程,应该服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既然成运强已经被列为上网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作为记者的景剑峰就不应该对他有基本的信任,相反应该在他到报社反映问题时,即可拨打110报警。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景剑峰涉嫌“窝藏”等罪名的案件,境内媒体至今尚没有过公开报道。12月4日是中国第八个法制宣传日,这天上午8时,山西省临县法院在两次宣布推迟开庭之后,终于就景剑峰涉嫌“窝藏、妨碍执行公务和受贿”一案举行了庭审。尽管当地法院对此案的公告称“公开开庭”,但是景剑峰的家属和所在单位还是被法院要求“不要请记者前来旁听和报道。”

然而,据记者所知,当天以“家属身份”躲过相关部门审核、坐进旁听席的国内外记者竟然多达12家。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就其指控的三项罪名一一举证,并多次向被告席上的景剑峰发问。在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窝藏犯罪嫌疑人成运强的时候,景剑峰激动的说:“新闻记者有调查的权利,成运强是我的采访对象和线索提供人,这为什么能构成窝藏呢?我对这个指控感到很不理解……”而检察机关则举出成运强被上网通缉后,景剑峰发给山西省公安厅某领导的手机短信来证明,景剑峰“托人想法意欲撤销对成的网上追逃……并指示成到西安躲避……”等“事实”。

针对公诉人指控景剑峰“受贿成运强价值8000元的一部宏基电脑”的涉嫌罪名,景剑峰的代理律师表示,行、受贿赂应是法律规定的“合性”犯罪行为,而检察机关在追究景剑峰受贿的时候,就必然应该追究成运强的行贿犯罪行为。而实际情况是,之前被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成运强没有被追究行贿罪。

“既然检察机关认为成运强不构成行贿罪,那景剑峰怎么可能构成受贿罪呢?”景剑峰的律师组高声辩论说。景剑峰的代理律师透露,他为景剑峰做得是“无罪辩护”。



2008-12-25 23:00:01

主题: 兴无灭资: 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尴尬
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尴尬

                ·兴无灭资·

  几年前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反日情绪也在美国华人中蔓延。这一切都没能逃过在我教授的周末中文班上进修汉语的南韩人朴先生锐利的观察。有一天,课前闲聊时,不知怎么说起这事,只见他略带讥笑地说,“你们中国人口口声声喊爱国,却看不出你们爱国的具体行动。”

  “什么意思,可否解释一下?”

  “我每次来中文学校上课,经过停车场,所见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好像你们也不觉得自相矛盾似的。我们韩国人也反日,但我们尽量表现在行动上,比如我们尽量不买日本车,只卖韩国车。”

  他这一说,让我想起刚来美读研究生院时结识的一位韩国同学。笔者得知他出身大户人家,所以不靠奖学金,也不打工,但却开一部小的不起眼的现代车。笔者出于好奇,问他干嘛买一部刚打入美国市场,尚不知质量如何的韩国车。

  “因为我是爱国的韩国人嘛,”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

  纵观美国汽车工业三大巨头所面临的困境,无非就是遭遇了外国汽车的强力竞争。如果美国人也不只把爱国挂在口头上,而是效法韩国人,把爱国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话,哪里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如果华人买日本车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国车尚未打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车虽然质量不如日本车,却没有多少价格优势,再加上也未完全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因此尚情有可原的话,那末老美为什么也不愿为了爱国而牺牲一下自己的经济利益呢?

  反过来再说韩国人,虽然他们标榜自己为了爱国而买品牌不如丰田,本田的现代车,但是如果现代车质量不如日本车,价格却不比日本车便宜多少的话,他们还愿意为了爱国而牺牲自已的经济利益吗?

  由此可见,在商品自由流通,人才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利益正逐渐超越甚至取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廉价的商品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除非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转移视线的手段,爱国主义已经威风不再,因为没有人能够再理直气壮地坚持它了。仍旧效法叔齐伯夷,拒吃周粟的人,只有迂腐和坐以待毙的份了。这是好事,因为人性终于从抽象干巴的政治概念中解脱了。但愿有一天,爱国主义这个“亵渎神明的字眼”(海明威语)能从字典上彻底消失,让“和谐社会”和太平世界成为现实。

  口称爱国,那怕心里也真想爱国,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受制于铁的经济规律而做出与爱国不利以致截然相反的行动,在笔者看来是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第一大尴尬。众所周知,除了被党国强迫流放到西方的民运人士之外,大多数大陆华人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路过关斩将,“叛逃”到西方寻求自由,民主,人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好的生活”的。君不见,那位诘难克林顿北大演说的女研究生不就通过嫁给老美,义无反顾地用脚给用嘴巴赞成的爱国主义投了一张反对票吗?只是用脚打嘴巴的杂技不好表演,没有高学历或小有姿色,恐怕拿不下来。所以不建议模仿。

  只是一旦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乡也随你一起魂牵梦萦地来到海外,却也是人之常情。正如西谚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把男孩从村庄带走,但是你不能把村庄从男孩带走。”所以只要人愿意,真爱国,回去的路总是敞开的。连一生反共的李宗仁都回的去,更何况我等本来就是党国的良民?如果我等宁愿忍受思乡的煎熬也不愿回去,那只能说明我等是何等的乐不思蜀和不爱国。因此,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似的,一起涌上所在国的街头,把原本平静悠然的公共场所变成锣鼓喧天,旌旗招展的红海洋和展示慷慨激昂的爱国(抑或爱党)主义的平台,就有点匪夷所思,不大正常了。尤其当这种示威的目的是要为党国的集权专制张目,声讨的竟是西方主流媒体太过自由,不按党国中宣部定下的调调起舞,就更加滑稽可笑了。此外,如果党国治下的百姓只知达赖喇嘛是红鼻子绿眼睛的妖魔鬼怪也就罢了,因为他们大多连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过年时,给国内朋友打电话,提到达赖喇嘛其实一副书生模样时,朋友惊呼“你见到达赖喇嘛什么样了吗?”)然而身在信息流通的自由世界,真没见过达赖喇嘛并且不知道他的真正诉求的华人又有几人呢?然而,一经央视的蛊惑和党国领馆的操纵,就放弃独立思考才能得出的判断,走上不惜与藏族同胞为敌,更冒天下之大不讳,毒化与所在国主流民众关系的不智之路。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双重人格导致的精神分裂,也就成了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另一种尴尬。熊友渔在《距离美偶拾》中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心理学上的距离美,笔者认为是中肯的。

  第三种尴尬来源于“海外兵团 ”现象。本来体育明星加盟外国运动队,拜全球化之福,本已成国际惯例,无可争议,更何况华人教练或健儿足迹所至,带去的不光是精湛的技艺,更是于潜移默化之中征服所在国民心的软实力。益处如此之多,何乐不为?然而,一旦海外兵团代表所在国对党国的夺金目标形成威胁,不光党国感到尴尬,就是海外兵团的成员也不无尴尬,因为他们如果对自己的同胞手下留情,显然会影响自己在所在国事业的发展。然而如果手下不留情,又怕被同胞人前背后骂成“汉奸”,“卖国贼。”不要以为,只有“觉悟不高”的老百姓才会这样做,君不见像聂卫平那样的精英都对海外兵团颇有微词吗?奥运会期间的中美女排之战,尽管郎平一如既往受到观众的追捧,但是从电视画面上仍然不难看出郎平的尴尬。之所以尴尬,就是因为郎平爱国。而对党国来说,摆脱尴尬的唯一办法可能就是诉诸阿Q的精神胜利法——“要没我们给你们当教练,哪有你们夺冠的份?”来为自己找回平衡了。

  如果说,一己的尴尬,还可以一笑了之的话;那么党国集体的尴尬,就只能当众揣着明白装糊涂,背后再去自掌耳光了。

  显而易见,党国在完成了08奥运和神舟飞天的壮志之后,下一步就是摘取诺奖桂冠了。当然,如果以平常心处之,那顶桂冠实在是可有可无,于党国大业无甚影响。但是,党国偏偏认定诺奖才是泱泱大国软实力的象征。为此,党国不惜花重金延聘诺奖得主装饰自己的校园,并想方设法地辍导诺奖得主预言自己的经济前景多么辉煌,赞扬自己的科研成就多么高深。按理说,党国既然如此热衷诺奖情结,就应善待已经获得诺奖的同胞如达赖喇嘛和高行健才对。然而奇怪的是,党国对自已同胞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却异乎寻常地视而不见,好像压根就没这回事。异乎寻常,就是因为党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宗旨之一,就是鼓励大家为国争光。如果谁谁在国际上得了大奖,小到一个杂技节目,大到杨正宁李政道这些和党国有点血缘关系的所获得的诺奖,党国都会开足舆论机器,大书特书一笔的。因为党国有自卑情结,不靠这些成绩来不断为自己打气,就缺乏安全感。爱面子胜过爱里子的虚荣心就决定了党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感到格外焦虑,因而也就格外拘谨,结果事与愿违,反而一再错失表现自己的良机。党国不怨自己颟顸,反怨别人反华,伤害了自己的感情。

  既然党国要求大家爱国,而爱国又等于为国争光。再加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各行各业在国际上都有不俗的表现。然而有些杰出表现却不受党国的待见,让人感觉无所适从。如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和陈凯歌的作品在国际上夺冠,在国内却遭禁演。这种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最近央视转播的“海峡两岸大学生知识竞赛”,其中有一个抢答题,“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是谁?”答案给出的是巴金,自然是错的。虽然只要求回答对还是错,但显然党国为哈金这样的华裔作家在国际文坛上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很自豪的。只是尽管哈金为华人挣了光,自己又屡次申请回国讲学执教,按理党国应该求之不得;然而不幸的是,哈金和其他许多在西方事业有成,又一心报国的神州学人,只爱国不爱党,或者正因为爱国而不爱党,很难为党国利用,所以又让党国十分尴尬。于是,能使党国感到振奋,因为能够借题发挥其民族主义诉求的,唯有来自竞技场上的辉煌了。这也许就是党国举国办体育的初衷吧。

  由此看来,只有对党国有利用价值,对党国又俯首帖耳的知识和体育精英才有资格爱国,因而才能成为党国的座上宾,否则只配做阶下囚。可惜既能讨得党国的欢心,又能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大陆学人要想问鼎能够得到党国承认的诺奖,前途依旧坎坷,不可以道里记。这恐怕又是党国的尴尬。

  再回到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自产的汽车不买,宁愿让其汽车公司倒闭,也要去买外国车这个话题,这乍听起来的确不大爱国。然而仔细一想,才知道这才是真爱国,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tough love。试想为了贪图爱国的虚名才去买价贵物不美的美国老爷车,结果是不是只会助长美国车的老爷脾气?长此以往,美国车仍旧无药可治,必败无疑。因此正如美国人不因为爱国就凑活着买次货一样,海外华人是否也不应因为爱国就与党国的专制集权妥协?否则后患无穷,那就不再是尴尬不尴尬的问题了。



2008-12-23 15:19:58

主题: 娃娃寒风上课
工头锁大门 西安娃娃寒风房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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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网    2008-12-23 10:35:33 
 
  8.7℃,昨日,西安的气温可以说降到了“极点”。今冬以来,这次冷空气势力最强,导致我省各地昨日出现了极端最低气温,西安昨日也是两年来最冷的一天。

 

冷无奈 200娃娃漏风房上课

建校款没付清,临潼零口董庙小学校门被锁。临潼零口街办董庙小学近200名学生,就算穿最厚棉袄上课仍觉得冷。因为建校欠款学校大门被锁,学生只得到在建民房上课。 
 
  曹融融是这所学校一年级学生,昨日,她不到8点到学校时,发现校门被锁,很多同学站在校外,老师也被挡在门外,第一节课只能在校外进行。

  上午10时许,距董庙小学200米的地方传来读书声。这是刚砌好不久的砖房,没窗也没门,学生分别待在几个房间里,四下漏风,穿棉袄还是冷,大家围成圈不停地跺着脚。老师用砖搭个简易炉,烧些树枝让大家能感觉点暖意。“这种地方的确不能上课,总不能耽误学业,只好先找个地方解决了。”老师说。

  欠款8年未清 锁门“讨债”

  锁门是从19日开始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了解,2001年,董庙村和零塬村共建董庙小学,教学楼和后续工程造价78万余元。当时的村干部曾想,每年向村民摊派部分资金,三五年就可还清建校款,学校大多采用包工头垫付费用的建校方式。但从2002年起,农村“费改税”,村委会不能再向农民摊派建校款了,所以建校款没法按计划还清。村干部只能想借钱的办法,陆续给建筑方还了部分欠款。后来学校归教育部门管理,偿还了部分欠款,但仍欠38万余元。

  当年建校的包工头曹根田,如今已是零塬村的村主任,提起锁门,他说:“这跟孩子确实没关系,这事找过教育局和街道办,到现在仍然没把钱付清。”

  “孩子数九寒天在外上课很无辜”

  主管零口街办学校教育工作的零口街办中心小学校长宋亚锋讲,今年本来省上相关部门来审计,准备结清政府拖欠的建校款,但董庙小学被遗漏了,造成建校款没能够支付。他们会立即向区上报告,补办相关手续尽快还清欠款。昨日下午5时许,记者从宋亚锋处了解到,下午3时事情已得到解决,街道办先想法偿还部分欠款,再写个双方认可的书面协定。锁了三天多的学校大门打开了。

  “债务问题是政府要解决的,孩子数九寒天在外上课很无辜,是因政府的问题在挨冻。”很多家长表示,欠款很久以来都没解决,学校也经常被锁大门,可这么冷的天不能进教室上课,学校非要让孩子换地方上课,老师只想着不影响正常学习,但却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



2008-12-23 09:45:55

主题: 遇难学生家长
德阳拒受理地震遇难学生家长诉讼 记者: 亚微 
华盛顿
Dec 23, 2008
  

四川德阳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口头表示,不受理绵竹富新二小在四川大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提起的诉讼。这些学生家长在诉状中要求对学校违规建筑倒塌、造成大批学生伤亡事件承担责任。

*家长要求教育部门对豆腐渣学校承担责任*

 
家长为地震死难学生换新衣 
四川德阳地区绵竹市富新二小遇难学生的家长本月初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当地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对因违规建筑造成大批学生在地震中伤亡一事承担责任。据悉,该校大约有学生300多名,其中遇难学生120多人。

遇难学生家长陈学芳介绍说,大约有58个家庭在12月1号向德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国家前几年就颁布了每年对教学楼进行两次安全检查的规定。我们的教学楼是3层,只有一个楼梯出口,这样的房子为什么每年还能安全检查合格呢?而且国家教育局每年对教学楼实行加固维修的费用,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中间肯定有贪污的问题。”

*提诉家长、律师受到当局压力*

陈学芳说,家长们已经聘请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的徐培国律师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记者星期二试图采访徐培国,他只是表示诉讼材料已经呈交法庭,目前还没有正式答复。但是,遇难孩子的家长们表示,由于有一个遇难孩子的家庭在政府的压力下撤诉,法庭已经以上诉人不齐为由表示不受理他们的诉讼。家长们还透露,徐培国律师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让他不要受理这些家长的诉讼。

遇难学生的家长郭光荣说,家长们提起诉讼后,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多方压力:“我们12月1号把起诉书送到德阳中级人民法院,法庭10号让我们过去,以口头形式让我们撤诉。我们起诉到德阳中级人民法院后,当天晚上,公安局就出动了,劝说家长不要起来闹事了。他们直接说我们在闹事。国安局说,如果我们再闹事,就要把我们抓起来。”

另外一个遇难学生的家长皮开建说,尽管如此,学生家长们决心要把官司打到底:“我们打官司,我们起诉,法院既不接受,也不给我们书面的合理解释。我们会坚持到底,官方这么黑暗,我们肯定要和他们打到底。”

*遇难学生家长起诉完全合法*

四川独立评论人士冉云飞认为,遇难孩子的家长起诉当地政府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在合法的范围内提起诉讼,实际上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他说:“我觉得这些家长相当理智了,官方应该支持他们这么做。如果完全打压他们,让他们不说话,让他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和余地,说白了,这是官方自己埋下抗争的火种。这种火种迟早要激发出来,只不过是暂缓而已。法律是释放社会当中的怨气和不满的一种非常好的渠道,政府刚好把这个好的渠道堵住。”

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指出,法庭拒绝受理遇难孩子的家长提起的诉讼,毫无法律依据。他说,近几年,这类事件越来越多,各地法院,包括政法委及国安等各部门,常常会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或收到上级的命令,禁止他们受理某些案件。

他说:“公民最基本的就是起诉的权利,也就是诉权,诉权不是说起诉后一定会赢,可是,整个社会要用一个法治的方式提供一个解决纠纷和分歧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公民的诉权,让他有地方可告,有冤可申,哪怕不是冤,他申诉了,就要受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使社会矛盾得到抒发的方式。这是防止整个社会动乱,走向暴力革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堵死正常诉讼渠道将使社会矛盾激化*

王怡教授指出,从官方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来看,政府拒绝受理遇难学生的家长提起的诉讼,等于是把通过正常法律渠道维护自身权利的公民堵在法院之外,王怡认为,这种做法只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另外一方面,遇难学生的家长们说,对他们来说,他们提出这起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还死难孩子一个公道。他们表示还会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来达到他们的诉求。



2008-12-23 09:03:19

主题: 一片碧绿:司徒雷登归故里
一片碧绿:司徒雷登归故里 
 
 

司徒雷登何许人也? 

在我这一辈里,大多数人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听说这个名字的。由之,这个名字差不多是反动派、落水狗的同义词了。现在的年青一代,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大概就很少了。司徒雷登感人的一生,他对中国所做的无私奉献,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帷幕后面。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翻读诸多的资料,综合记述在此。 

司徒雷登先生倾毕生之力,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建并领导了燕京大学,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他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 

司徒雷登出生在一个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家庭。他的父亲John Leighton做为牧师在1869年28岁时远渡重洋来到封建落后的中国,在杭州地区传教,在中国生活了整整46年,直到去世(他父母和一个童年夭折的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他的母亲随丈夫来华后,投身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1876年6月,夫妇俩在杭州生下John Leighton Stuart,并为他起了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 

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和小伙伴们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11岁时父母送他回美国接受教育,后又回到中国。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南京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后来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1919年1月赴京,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重建校址,否则燕京根本无法发展。 

在他多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交通方便,离城5公里,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有吸引力。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山,那里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查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他的诚恳态度和非凡的沟通能力,大大感动了这位督军,促使他竟然愿意仅以6万大洋的价格把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设为奖学金。 

为建立新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他游说在中国的官僚和军阀之间,走遍大江南北;也在美国的富人和政要中宣传,多次往返于大洋彼岸。募捐是艰难而常逢尴尬的过程,他曾说过觉得自己和乞丐一样。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当时的货币)。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大部自筹,教会拨款只占14%。 

他不仅建起了美丽壮观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校园,重金聘任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还创立了敦厚民主的校风,倡导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曾经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几十年里,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燕大的著名流行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I love Plato,but I love Truth more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深植于每一个校友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许多大学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他让学校悬挂着美国国旗。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将燕京大学包围,学校被迫关闭。司徒雷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近4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1945年8月司徒雷登获得自由,他随即赴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他笑着回答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请司徒雷登吃了饭。 

1946年司徒雷登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赠与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就在这一年,历史和司徒雷登开了个不小的玩笑,把他推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鉴于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经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这一任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在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这个要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 

据当时任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的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方面对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持乐观态度。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 

以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雷登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在这段仅仅两年多的大使生涯中,他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复杂尖锐的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8月2日,他奉调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的土地。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在中国鞠躬尽瘁大半生,彼时成为政治笑料,两头挨骂。他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从此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3年。1955年8月因心脏病逝世于华盛顿,他留下临终遗言,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早逝的妻子墓旁。他认为自己 “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闻名于世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在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不过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 

司徒雷登的朋友和老燕京大学的校友们为实现他魂归燕园的遗愿,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才出现了转机,可是仍一波三折。 

1987年4月,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原已批准的决定,由于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此事暂缓办理。一年之后,傅泾波逝世了。 

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现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为了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同时也是他父亲的遗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许多高级官员发出呼吁。 

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事宜后,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然而事情刚有转机,当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园一事不得不“缓办”。 

终于,在司徒雷登逝世53年以后,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国。“2008年11月18日,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这是某个地方报刊的报道。 

“坦白讲,这事上面交代了要尽量低调。我们什么都不方便讲。”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房友强很坦诚地说。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的态度更是坚决:“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 

“低调”仍然令人感受到过去的阴影和政治斗争的痕迹。但无论如何,社会还是进步了,尽管没有安放在他所期望的燕园,尽管在世的当年燕大学生已寥寥无几,司徒雷登毕竟回来了。中国人终于有了重新认识司徒雷登,重新回忆和纪念他的机会。 

“我们燕大校友大多明白司徒雷登是个什么样的人。”80多岁的王百强说。至今在他的记忆里,司徒雷登是那个新生入学开学典礼那天,挨个与他们握手,并俯身询问他姓名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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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缘 
 
 
              陈之岳


受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影响,多年来一些中国人对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认识背着深刻的历史包袱,其实司徒是一位真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人道主义者。 

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建国,必须民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获颁杭州荣誉公民典礼讲词。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痛批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又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前两个多星期的八月二日,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偕其义子兼助理傅泾波等人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飞离正在改朝换代的中国,挥别兵荒马乱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能说一口带杭州口音的流利中国话的司徒大使,即成为中国大陆变色前美国驻华的「末代大使」。

司徒雷登返美后不久,即持续发生脑溢血,生活起居全由傅泾波一家照顾(司徒的独子偶尔来探望),但仍于一九五四年勉力完成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由胡适撰写长篇导言。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大使病逝华府,享年八十六岁。司徒生前留下遗嘱,希望把骨灰葬在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中关系开始解冻后,傅泾波曾一再请求中共准许司徒骨灰归葬他所挚爱的燕大校园,但始终不得要领。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通知傅泾波,同意司徒以燕大创办人名义安葬未名湖畔;但同年年底中共突变卦,安葬一事只得迁延下去。司徒的骨灰即一直存放于傅泾波的卧室里。

素有「和平老人」之称的傅泾波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华府后,其子傅履仁(John Fugh,曾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的退役少将)继续乃父未竟之志,劝说中共允准司徒归葬中国,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实现了。但安葬地点不是在旧燕大校园未名湖畔,而是在司徒出生地浙江杭州。安葬那天,美国驻华大使蓝德(Clark Randt)、杭州副市长、傅履仁以及一批燕大校友都参加了仪式。司徒的父母亲和两个弟弟皆已在二十年代前埋骨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

半世纪的遗愿终了

许多史学家和垂垂老去的燕大校友都认为,司徒骨灰迟迟无法归葬中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唯一原因)是毛泽东那篇文章所引发的强烈历史后遗症,而使得北京当局一直不敢走出毛文的阴影。身为美国精英华人组织「百人会」第四任会长的傅履仁不遗余力地向北京游说,终获中共副主席习近平拍板定案。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了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在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代剧变中评价司徒雷登,难免带有政治偏见和历史成见,温文儒雅的司徒雷登绝不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而是个真正爱美国也爱中国的牧师、传教士、教育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和「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外交家。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一八七四年偕妻子到杭州传教与兴学,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下长子司徒雷登,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由杭州乳母带大的司徒雷登,从小即会说地道的杭州话。十一岁时(一八八七年)随回国度假的父母返美,首次踏上祖国土地,直至二十八岁(一九零四年)始回到中国。这期间,司徒上中学和维吉尼亚州汉普敦—悉尼学院,其后又就读维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并在二十六岁那年正式成为牧师。由于离华十七年,中国话(杭州话)已忘得差不多,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后,开始重拾华语,同时展开传教生涯,亦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授课。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袁世凯。司徒雷登以合众社记者身份莅会采访,也是在场的唯一外国人。一九一九年美国基督教会成立燕京大学,聘请司徒出任校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府教育部始正式认可登记注册;两年后,燕大获准立案,但国府教育部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而由神学家吴雷川担任有名无实的校长,司徒出任实际掌权的校务长,但校内师生和校外皆以校长敬称司徒雷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司徒不断力促华府改变对华政策,采取积极援华制日的具体措施。珍珠港事件后数小时,司徒即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老营房监禁了三年八个月,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获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宫举行内阁会,农业部长安德逊(Clinton Anderson)向总统杜鲁门建议派遣勋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赴华调处国共冲突。马帅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举荐司徒出任驻华大使以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府军队从中共控制的广大地区收复了一百六十五个乡镇和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一九四七年三月且进占中共圣地延安。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对司徒大使夸下海口﹕国军必将在八、九月剿灭共军或至少把共军追赶至西北角落。然而,日后国共武装冲突的发展却和蒋介石所预言的大相径庭。

培养大批亲共学生领袖

司徒雷登是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对近代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把燕京大学办成第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学术名声不亚北大、清华。北大师生常以自由学风而自傲,但融合中西文化的燕京显然更具自由、宽容色彩。司徒虽系传教士教育家,但他主持燕大,力主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研究风气。因此,燕大成为最具自由色彩的北方高等学府,也是左派学生最多的校园。从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到抗战结束后左翼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燕京学生屡一马当先,领袖群伦。在历次运动中,燕京培养了不少著名的亲共或具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学生领袖,如俞启威(黄敬)、王汝梅(黄华)、龚澎等。就这一点而言,中共实应感谢司徒校长和燕京大学。无怪乎蒋介石政府撤退台湾后,虽鼓励大陆高等学府在台复校,如交大、清华和天主教的辅仁大学,但一直拒绝燕京复校,燕大校友申请复校多年皆未成功。在台湾的燕大校友名人包括沈昌焕、沈剑虹、魏景蒙和英文《中国邮报》创办人余梦燕。燕大新闻系亦为一九四九年以前国内三大新闻系之一,另两个为复旦与政校(即政治大学)。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即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期间秘密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而出名。

一九四九年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府自南京迁往广州,各国驻华使馆(包括苏联)纷随国府迁赴广州,唯独司徒大使与美国使馆续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司徒并秘密起草承认中共备忘录。周恩来特派前燕京学生黄华前往南京与傅泾波和司徒联络。司徒有意于夏天前赴北平会晤毛泽东与周恩来,毛、周表示欢迎,但美国国务院下令司徒于八月二日前离华,北上之会遂成泡影。不少人认为司徒如晤毛、周,日后美中关系的发展或将不同,但芝加哥大学史学博士、曾任台湾新闻局长的邵玉铭在其英文著作《一个在华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哈佛大学一九九二年出版)中认为,司徒有无北上,并不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共终会「一面倒」向苏联老大哥。

中共于一九五二年下令高等院校全面调整,对近代中国教育曾有伟大贡献的教会大学从此消失;标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训的燕京大学亦随风而逝。但司徒校长和燕大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教育史上的巍然地位,将永存于世。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四十九期



2008-12-22 15:45:57

主题: 孙长虹: 中国愤青是政府的双刃剑
中国愤青是政府的双刃剑 

 
 
                            孙长虹

中国特色的媒体管制,让人们只能读一种文字,听一种声音,有一种行为。所以中国的愤青们在政府的指挥棒下,当然只能有一种思想,只会表达一种愤怒。北京奥运之前,中国愤青的表现达到了极致:抵制法国货、辱骂美国人,蔑视韩国人、讨厌日本人,只要有哪个国家对中国说不,哪个国家就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就要同仇敌忾地群起而攻之。

奥运的火炬周游列国,中国式的爱国冲动,也随之张扬到全世界的眼前。文革结束已经三十二年了,国情也是今非昔比了,可是愤青们的表现竟然和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一样地疯狂,一样地盲目,一样地触目惊心。愤青们替政府讨伐西方,也替政府转移了国民对四川地震的关注、对腐败问题的追究。愤青成了政府的武器,是一把随心所用的利剑,但是这把剑是双刃剑,总有一面剑锋对着自己,一旦操纵失控,舞剑之人就会被剑所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愤青从来没有好结局,文革时代的红卫兵,曾经被毛泽东誉为“一代天骄”,可当横扫一切的血腥使命完成后,这些助纣为虐,无知无畏的愤青们,马上就被撵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变就在弹指一挥间。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不管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GDP怎么升高,政治体制不变,愚民政策不改,中国青年就不能摆脱文革式的思想模式,也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要政府授以“爱国的名义”,他们就会热血沸腾地冲动起来。同一个08年,中国愤青经历了两次反法,第一次是为奥运会,第二次是为了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

第一次反法,愤青们群情激愤,在全国抵制法国货,迫使法国总统不得不说了“软话”。就在愤青们意犹未尽地抵制家乐福的时候,政府却反过来抓捕了一些学生,遣散了各地的愤青组织。政府的目的达到了,愤青自然就是多余的。这次胜利,让中国政府对法国以及欧洲国家产生错误的判断,以为中国式的强硬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第二次反法,愤青们有点像点不着的湿草,只冒烟没有火。日前,法国总统坚决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故伎重演,多方面施加压力,可谓是硬话狠话都说绝了,奈何法国人不怕。情急之下,政府又一次利用网络“五毛党”来煽情,希望激起国人的反法情绪,再来一次抵制。然而愤青们的表现却让政府大大的失望了。经历了毒奶粉事件,看到了杨佳袭警案的结果,面对股票狂跌、房地产贬值的严峻经济形势,愤青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一次,没人小儿科地去家乐福找茬,虽然政府号称中国网民有百万人签名抵制法国货,但是各大城市的家乐福依然火热,很多网民说,宁可到家乐福里买到进口酸奶,也不吃国产的毒奶。

金融危机让中国内部矛盾日渐深化,好几个城市连续出现出租车司机罢工,各地访民进京告状,各种警民冲突的恶性事件不断。已经被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政府,为了保持国际形象,既想制裁法国,心里面又十分不安:法国总统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反法国就等于反欧盟,中国似乎还没有强大到同整个欧洲为敌的程度。这个时候只能利用愤青来摆脱困境,既可以在国际上保住面子,又可以在一致对外的“反法爱国运动”中,转移国人对腐败问题的追究。令中国政府更加难堪的是,各大论坛上不断有人发出质疑:

1)法国总统和达赖喇嘛都坚持一个“西藏属于中国”的原则,为什么不能见面?
2)中国因为达赖喇嘛拒绝参加欧盟高峰会议,是否表现幼稚?
3)政府说“不”之后,是否像上次一样不了了之?
4)老百姓看不到也买不起法国货,抵制是否应该是有钱人和腐败阶层的责任?

随着更多网民的参与,从谁在消费法国货的问题开始,愤青们一直追踪到富人、高官、高官家属及其情妇,声势直逼贪污腐败的当局。愤青的反思是政府最害怕见到的,面对双刃剑劈向自己的危险,政府只好偃旗息鼓,装聋作哑,第二次中法之争不了了之。

经济危机导致制造业萎缩,工人下岗,无前途可言;农民无工可打,无地可种;独生子女大学毕业,无业可就。面对国内难以解决的矛盾,中国政府又一次加大力度控制媒体,封闭国外媒体网站,偷偷逮捕刘晓波等异议人士,封锁海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深入报道。为了政权的稳定,政府希望中国人一代接一代地封闭在同一个圈子里,与外界隔绝,与一切民主思维隔绝。就像反法事件一样,频繁地重复,就会导致反思,有反思就会有觉悟,即便成长的速度过于迟缓,但年轻人总会成熟起来。

对政府而言,中国愤青是危险的双刃剑。

□ 《观察》



2008-12-22 15:43:51

主题: 朱大可:2008:灾难元年?
朱大可:2008:灾难元年?  
 
 
                             朱大可

21世纪零年代(2001-2010)“贡献”了两个奇怪的年头,其一是“2005”,它因超女和芙蓉姐姐的问世,跃升为 “中国娱乐元年”;其二就是我们所谈论的“2008”,它因爆发大规模灾难而注定要成为“中国灾难元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年”,形成了某种古怪的对偶关系。

在华夏民间话语体系里,“年”是一种形貌狰狞、生性凶残的魔怪,它来自森林或者海底,每到除夕之夜才会出动,吞噬人类及其家畜。而人找到了抵抗年魔的神秘武器,那就是在岁末之际贴红色对联、燃放烟花爆竹,并烛火通明地守岁待旦。对这类文本的分析表明,“年”无非是猎人及农业时代关于黑暗的隐喻,而制服黑暗的唯一方法,就是守护红色的火焰(本体或符号),藉此从暗神的领地里夺回有限的光明。在这场光与暗的旷日持久的较量中,人总是在扮演受害者的悲剧性角色。

一个叫做“2008”的黑暗幽灵,从今年春节大雪中升现,向中国人奉献了五种史无前例的“大礼”:1、天灾(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南方洪水);2、人祸(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3、骚乱(瓮安民变、西藏和新疆骚乱、杨佳杀警、陇南民变、重庆的士司机罢工);4、健康危机(手足口病疫情、三鹿毒奶事件、广元橘灾);5、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狂泻、房地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危机)。此前所长期积蓄的负面能量,在360多天里急剧释放出来,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灾难群”。这是年魔的慷慨馈赠,在一个被浓缩的时空里,中国人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黑色幽默,而它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被认为是史上第一的“一九七六”。

但这份灾难盘点清单,远远不是“2008”的全部杰作。仅在文化领域,各种离奇的事件层出不穷,其震撼性并不亚于年灾。例如,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一场更为强烈的道德地震,意外形成“照妖镜效应”,映射出余、王之类马屁文人的可笑嘴脸。

天灾之中所唤醒的人性光辉,也就是所谓“全民大爱”,仿佛是转瞬即逝的风云。奥运会一旦启动,对地震灾情的关切被戛然打断,民间慈善组织(NGO)仍然处于“非法”状态,而在捐款道德感获得满足之后,人们回到了庸常生活的轨道。尽管灾区民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唯一被延展的话题却是粉色的“身体”。从电影《色戒》到冠希门事件,再到上海东城KAPPA女的做爱视频,情色始终是2008最火热的大众母题,描述着零年代文化的性感烈度。

在2008,本土文化保持着继续下滑的态势,没有任何修复的迹象。在大学校园,被高度情色化的身体,面临暴力冲突的危机。学生要么因观点不同告发教师,要么为情爱而残酷谋杀教师,而与之呼应的是,高校名师以维护课堂秩序为由,公然在教室里踢打女生。中国校园出现了凶戾的仇恨景观。我们正置身于教育失败的严重后果之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充满多维度的文化造假,以及诸如“击缶而歌”之类的礼制错误,所有这些“美丽的瑕疵”,不仅意味着国家叙事伦理的危机,也表达了文化解读和历史传承的困境;与此呼应的是央视“百家讲坛”的凋敝景象。基于某主讲人的被掌掴,官方悍然动用武装警察护驾,大肆渲染该节目的专制色彩。无论制片人和演讲者作怎样的个人努力,填鸭式“一言堂”的先天格局,终究只能制造文化脑结石患者,并注定要面对公众的质疑、敌视和遗弃。 

2008年的唯一生机,无疑来自广阔的草根空间。大规模灾变激发了民间语文,令其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从精心编写的手机段子,到四处流行的网络关键词(如俯卧撑、打酱油、叉腰肌、正龙拍虎、新陈代谢、娇身冠养、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之类),民间语词在经历了2007年的萧条之后,恢复了自我更新的强大活力。各种“山寨版语文”风起云涌,与国家主义程序展开热烈对抗。继互联网上出现山寨版《红楼梦》剧之后,北京市民开始自办“山寨版春晚”,以草根的名义向央视叫板。大众文化的流氓江湖,散发出浓烈的叛逆气味。

但2008民间语文的最大特色,并不在于“山寨版语文”的出现,而是灾祸谶言的高调流行。谶言是专制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它是中国历代王朝投射在大地上的影子。1976年和1989年,谶言都曾盛行一时,却没有像2008那样充满“发现”的智慧。人们利用“奥运五福”展开谶言式叙事,对五个文化符码进行全新阐释,在它们跟灾祸之间建立“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有人甚至在奥运会中国奖牌数和汶川地震时刻之间,发现了神秘的数字关联。这些民间语文天才的创举,开辟着民间符号学的阐释道路。

根据一些神秘的预言,“二〇〇九”还将延续这种灾难的特点。曾经有一则受到台海两岸佛学界广泛支持的预言称,2008年10月某日将发生巨灾,但这预言最终并未得到应验。另一个广为流传的预言宣称,2009年某月将有另一场大难。这个预言尚未得到证实。而正是这种对灾难的焦虑和恐惧,加剧了人们预知未来的渴望。但包括预言家查拉图士特拉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预知历史的进程。预言只是一种话语游戏,旨在为人类制造超越时间的幻觉。面对无常的世事,我们唯一懂得的是:灾难元年正在过去,而我们还将起身迎接更为严酷的未来。



2008-12-22 15:04:08

主题: 专访何清涟:张丹红的解职缘于职业道德,公器私用及撒谎(附三篇背景材料)
本月18日阿波罗新闻网记者专访何清涟:张丹红的解职缘于职业道德,公器私用及撒谎(附三篇背景材料) 

 
 
记者问:今天国内新华网、中华网各大网站,包括香港的凤凰网都转载了一篇文章,即\"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被撤职,张丹红事件骤然升级\",不知您看过没有,看了后有何感想? 

何清涟答:美东时间18日早上7点多钟,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中国的新华网上登了这条消息,让我去看看。

当时很奇怪,昨天我收到德国之声发来的一封邮件,邀请我2月上旬去德国参加德国之声的一个座谈会。邮件中根本未提这件事情,也未提及对我那篇\"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有何反映。我当时的想法是有空就写封回信,表示我更希望听到德国之声向我就该台中文部公器私用与集体撒谎这两件事道歉,座谈会就不去了。没想到的是,德国之声还未向外公布这条消息,这条消息就已经通过\"内部管道\"直通北京。

我很感兴趣的是发生于德国的事情为何中国反而先知道?上网查了一下,这条署名\"徐徐\"写的消息铺天盖地在中国网站上发表,说是转自于国内官方办的那家《国际先驱论坛报》(阿波罗网编者注:中共冒牌货,就是新华社,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herald/),最早的上网时间大约是北京时间12月18日中午12时左右,那么《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印刷版应该是报纸开印之前,即17日就收到稿件了。也就是说,德国之声的中文部真有直通北京的\"内线\"。

所以这篇报道形成了一个吊诡:\"徐徐\"批的是我以及其他人\"诬陷\"中国对德国之声进行\"红色渗透\",但这种先于德国媒体得到德国之声\"内部消息\" 、由德国直通北京的热线联通,以及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单方面信息轰炸,正好证明中国官方及其写手们极力想否认的\"红色渗透\"事实上到底有多严重。严格说来,这篇文章的水平正好与张丹红自我导演的那篇\"自我采访\"差不多。张丹红本想证明她的正确与道义,结果又将自己置于不诚实且不义的境地;这篇文章想证明\"红色渗透\"是\"诬陷\",但结果却恰好证明中共对海外的\"红色渗透\"有多严重。

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德国之声对张丹红、冯海因等人的处理?

何清涟答:假定徐徐报道两人受处理的\"内部消息\"是真实的,以此为前提来谈谈我的看法吧。

我写了那篇针对张丹红多重谎言的澄清文章后,发给德国之声中文部,其实是想给他们一个保持尊严的机会。只要是一家正常的媒体,就会遵守媒体尊重事实、维护公正这些基本准则。然而冯海因让我很失望,他居然在德国之声中文部\"集体\"同意张丹红发表那么一篇恶劣撒谎的文章后,要求我与他们一对一地私下里谈。在这件事情上,谁堂堂正正,谁鬼鬼祟祟,只要能够平心静气看待事实,会有自己的结论。

写了那篇文章后,我每天很忙,也未再与德国之声有任何联系。但我相信一点:只要德国之声还将自己视为西方媒体,就会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不会容忍张丹红与冯海因两人公器私用、共谋撒谎这类行为玷污损害德国之声的公信力。我这点\"相信\"没有落空,《法兰克福汇报》(2008年12月12日)登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做\"德国之声的自我采访\"。这位记者采访了德国之声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节目主任克里斯蒂安.格兰姆斯切(Christian Gramsch)的话,他认为张丹红导演的这篇自我采访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集体失职,并说\"他们如果不认同德国之声的原则,可以离开\"。这篇文章的德文在我的个人网站\"张丹红为什么不敢面对事实\"这篇文章的末尾有链接。德文标题是\"Deutsche Welle China: Interview mit sich selbst \"。

与张、冯两人受处理这一结果相比,我其实更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他们两人就各自的谎言对我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公器私用误导公众的恶劣行为道歉,痛改前非,今后做个诚实的人。这对于一个西方媒体的从业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媒体的公信力。对一个人来说,诚实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做人之本。

记者问:你觉得徐徐这篇报道将事实讲完整了吗?

何清涟答:如果要讲完整,那这篇文章就不用写了。这也是一篇自说自话、罔顾事实连真实姓名也不敢署的报道。比如徐徐说\"张丹红用事实驳斥了我的谎言\",却只字不提我对张丹红谎言的彻底解构;还有徐徐将德国之声对张冯二人受处理的原因之重点放在\"红色渗透\"之上,而不是张、冯两人公器私用、中文部集体撒谎这一导致他们翻船的真实原因之上。这未免高抬了我个人的作用,因为讲德国之声遭受红色渗透几乎是德国媒体几个月来的话题,按照德国之声狂喜之下接连发表的几篇平反文章的说法,德国广播委员会已经否定了\"红色渗透\"的指责,张丹红已经安全\"软着陆\"了。现在却因我在中文世界一篇流传并不太广的反驳,德国之声就将二人免了职,徐徐这一说法是暗示说我一个人对张丹红的指责力度超过了德文报纸及其他批评力量的总和。这真是天方夜谈。

西方媒体有公认的道德准则,即尊重事实,秉持社会良知。在事涉双方的采访中,一定要采访双方,找到事情真相,报道者立场要不偏不倚。德国之声中文部那篇奠基于多重谎言之上的自我采访,确实是中文部职业道德堕落、公器私用的产物。 正确地说,是张丹红丧失职业道德的作为将自己送上了被解职的道路。我只希望那位\"雨涵\"还能保住自己的饭碗,他(或她)毕竟是受两位主任之命写了这篇自我采访。在此我想提醒这位\"雨涵\":今后在记者生涯中,务须谨记职业规范,学会客观报道。

徐徐及中国媒体之所以没将公器私用当作一回事,那是因为中国媒体全是党的喉舌,\"公器党用\"早成了不容质疑的习惯,一面倒地发大批判文章更是中共党文化特点。比如当年毛泽东倾力炮制了批苏联共产党的\"九评\",全不顾及苏共甚至没认真研究过这九篇倾全党秀才之力炮制的\"宏文\",关起门来自鸣得意了好些年,一直到死都还以为自己战胜了\"苏修\"。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每逢政治运动,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就炮制一篇\"XXX其人其事\",云里雾里骂上重点运动对象一通,从来就无须考虑给别人以辩诬的权利。比如同一家《人民日报》,毛泽东当权时,刘少奇被这张报纸骂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江青被它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一死,《人民日报》换了主子,江青立刻成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刘少奇又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张丹红掌控的德国之声中文部将中共这种自说自话、剥夺他人讲话权利的作派学了个十足,可惜她忘记她身在德国而不是中国。

徐徐写东西也比较粗糙,比如她提到\"德国著名的华人维权人士王炜先生\",\"维权人士\"是有特定内涵的一个称呼,指称目前中国的准异见人士群体。所以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没弄清楚这位\"王炜先生\"是去了德国的中国维权人士;还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因而产生了王炜这位\"华人维权人士\"?我也没弄清楚王炜到底看过张丹红的自我采访与我的那篇\"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没有?他根据什么说我对\"所谓的德国之声被\'红色渗透\'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记者问:你对整个张丹红事件有什么看法?

何清涟答:我觉得中共政府真应该将精力与金钱花在治国与改善民生之上,舆论控制方面做得再多再精致,也是浪费国帑、自欺欺人之举。用来蒙骗一些脑子不开窍的人及与中共利益相关者还可以,但再想做到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骗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张丹红事件给类似于张丹红的海外华人提供了警示。中共如今大张旗鼓、\"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张丹红辩护,与其说是为张丹红抱不平,还不如说是想说明中国没有对西方媒体进行\"红色渗透\"。否则,这些年的统战工作就白做了,赔了一个张丹红不算,还搭进了一位德国人。对中共来说,找位华人做红色代理人很容易,但要培养一位生长于西方本土的人士真心实意亲共就困难得多。

今后我的《雾锁中国》如果再版,德国之声中文部2008年的所作所为会成为我的一个分析案例,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媒体本身证明中共当局确有干预外国媒体报道的行为的事例。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资料。

中共是戈培尔的信徒,笃信\"谎话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认为只要让所有被它控制的中文媒体一起发声就可以改写事实。但我更相信美国总统林肯的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些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些人,但是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张丹红事件的真相,不是数千家中文媒体一起唱同一首歌就可以改写的。中文媒体如果真重视探求真相,就应该将我的文章原封不动地与张丹红的文章,包括其他人的相关文章放在一起供读者阅读。 

完稿于美东时间2008年12月18日下午5时
2008年12月18日阿波罗新闻网记者专访何清涟

                    ※   ※   ※   ※   ※

                  附: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被撤职,张丹红事件骤然升级 


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遭审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徐徐发自柏林

本已渐渐平息下来的“张丹红事件”,近日突然急转直下。

12月18日,德国议会将就德国之声的“张丹红事件”举行听证会。而就在听证会的前一天传出一个重大消息,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被撤职,调至中央部当编辑。能讲流利汉语的冯海音是德国人,张丹红原来就是他的副手,在“张丹红事件”中他公开力挺张丹红。

几个月前,张丹红无意中被政治冲击力推到了风口浪尖。如今,她再一次成为德国媒体的焦点人物。

事情远未就此了结

2008年对于德国之声原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来说,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为难忘的一年。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她在接受德国一些采访时发表了反对有关针对中国的批评、并介绍中国的进步面的言论,因此惹祸上身。同时,德国之声也被一些人指责“过于经常地、不加批评地接纳中国政府立场”。

9月24日,张丹红被解除中文部副主任职务。但是,事情远未就此了结。

11月5日,德国议会的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专门就德国之声及“张丹红事件”举行了听证会。不过,此次听证会后,该委员会并没有作出具体决议,而是决定在年底前再次举办一个规模较大的,“由不同看法人士”参加的听证会。

据了解,在此期间,德国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翻译成德文,加以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红色渗透”的内容。

12月1日,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驳回了对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的指责,广播委员会全体一致认定,德国之声中文部既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破坏记者原则。此时,张丹红似乎可以歇一口气了。

中国被污“操纵德国媒体”

然而,仅仅数天之后,风云突变,张丹红再次陷入困境。 

事情的原由还要从11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登载的一篇对何清涟的专访说起。何清涟曾著有《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在采访中,何清涟提到:2005年她一度被邀请为给德国之声中文部撰稿写专栏。但是,合作只持续了几个月就中断。据她说,中断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给德国之声施加了压力”。而张丹红被何清涟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德国之声”过程中的“执行者”。

张丹红对何清涟的所谓“红色渗透”的言论进行了反击。

12月4号,张丹红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详细说明了整个事件,指出何清涟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所谓的“异见分子”游说德国议员

也许张丹红只是想纠正何清涟的言论,但是后果却是她所始料未及的。 由于德国之声没有发表何清涟的反击文字,而是仅发表了张丹红的回应文章,被一些人指责为“公器私用”。

而魏京生等一些所谓的“异见分子”从11月底就开始到柏林展开游说活动,拜会众多德国议员,多次提出对德国之声和张丹红的指控。据说,德国之声中文部内部也出现了“窝里斗”的现象,很多所谓“内部消息”不断出现在其他报纸上。

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德国之声领导层在巨大的压力下,已经不愿意坚持自己原来的说法,而是考虑“丢卒保车”,对中文部乃至中文网站进行人事调整和内容检控,以确保在12月18日的议会听证会前能脱离困境。同时,台方还约谈了与中文部相关的几位人士,审查他们是否违反职业准则。

12月17日,德国之声做出决定,撤销冯海音中文部主任职务。冯海音一直赏识张丹红的工作能力,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说:张丹红的言行没有任何错误,德国之声的报道很全面。

列席听证会者曾抵制北京奥运

12月18日,德国议会将举行一次听证会,张丹红等人也正在等待着听证会的结果。

其实,举办此次会议的德国议会文化和媒体委员会将18日的会议称为“专业会谈”。除了该委员会外,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和其下属的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委员会、信访请愿委员会和人权人道救助委员,也将参加此次听证会,而议题是“共和国作家圈抨击德国之声的联名信和德国之声的节目内容”。

议会文化和媒体委员会共有成员20人,其中左翼人士和绿党成员11人,右翼阵营9人。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中国人中已知的有魏京生和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他们两人均属于反对张丹红的阵营。德国人中被邀请的有上面提到的“共和国作家圈”的一个代表和一位女教授伊内丝·盖佩尔(Ines Geipel)。这两个人也是激烈反对张丹红的人士。

伊内丝·盖佩尔原来是东德的短跑运动员,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现在是柏林某表演艺术高校的教授。近年来她多次呼吁支持法轮功。2007年5月1日她曾经给国际奥委会写信,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

其他被邀请的还有德国之声台长贝特尔曼。而另外有两位支持张丹红的专家也受到邀请,他们是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海贝勒(支持张丹红联名信的发起人)和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的前编辑布罗伊蒂加姆。不过海贝勒教授因为公务繁忙而无法与会,推荐了另外一位持相同看法的教授桑德施奈德代他出席。

“红色渗透”指控没有说服力

德国著名的华人维权人士王炜先生说,张丹红是一个媒体人,她并没有特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而是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新闻报道。只是因为德国媒体在奥运前夕出现了大量负面报道中国的大环境,而张丹红试图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向德国人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何清涟所谓的德国之声被“红色渗透”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此次德国议会的听证又是否表明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呢?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今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改变了去年9月因为她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而造成的中德关系退步的状况。而且,德国议会与德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并不一致。而此次德国之声风波和张丹红事件,是反华分子发起和制造的,并随后推波助澜。德国议会收到众多的不同方面发来的关于张丹红事件的联名信,议会必须就这些信件作出处理。

此外,从法律意义上说,德国议会和联邦政府都无权干预国家媒体,都不能直接决定公共法治下的法人实体的日常运作和人事安排。德国议会的作用是审批预算和确立法案,不能插手德国之声的运作。当然,另一方面,德国议会作为德国最高权力机构,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决议的作用不可小看。

议会的最终结论如何,以及议会结论是否会成为德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微妙风向标,外界都在拭目以待。

□ 国际先驱导报

                    ※   ※   ※   ※   ※

                    附:何清涟: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

(作者按语:2008年12月4日美东时间晚上,本人将驳斥张丹红多重谎言的文章“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一文发给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及张丹红本人,要求德国之声刊登这篇文章。12月5日晨收到了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的一封回信,信中对于本人要求刊登此文一事未作回答,对于张丹红撒谎以及张丹红信口开河编造冯海音10月7日致何清涟信的内容一事也没有只字解释,并表示希望能够一对一的对话,不要在媒体上讨论。但冯海音又表示,从12月5日起3天内,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都无法联络,要到12月8日才可能用电话与我联系。

对于这样一个在事实面前撒谎(包括同事之间互相提供虚假信息)的媒体部门,我实在非常失望。德国之声中文部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社会公器编造谎言、公开攻击了别人,却希望别人不要公开回应,而是私下沟通,这样的方式公平吗?由于德国之声刊登的对张丹红的采访已经用谎言有意误导了公众,而冯海音又用拖延的方法对待我要求刊登驳张丹红谎言一文之事,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及时公布以下文章,以正视听。)

                 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驳张丹红2008年12月4日发表于德国之声的采访

                          何清涟

我看了德国之声记者雨涵12月4日对张丹红的采访,注意到张丹红不能坦诚地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还捏造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10月7日给我的邀请函内容,感到很有必要就张丹红的多重谎言澄清事实。

作为对德国之声中文网页刊登的上述采访的回应,我要求德国之声中文部在网站上刊载我这封驳斥张丹红谎言的文章。给争论双方提供平等机会,本来就是媒体的责任,否则,德国之声中文部就堕入了公器私用的可悲境地。在写答覆之前,我查阅了自己保留的通信记录,并将在以下文字里公布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人员给我来信的部份内容。此实为不得已之举,还请与此事有涉的人士见谅。两天之内(美东时间12月6日12:00PM)如果未收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答覆,我的这封回复将在各网站贴出。

1、关于我终止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写稿的原因,张丹红撒谎

我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经常性合作,即应邀为该部定期撰写专栏评论,始于2005年3月,正式结束于2005年9月。这项合作之所以终止,起因如下:

该年8月德国之声中文部两次否定了我自己的选题(而合作之初即有约定,文章的题目由我自选),并且要求减少稿件数量。此后又接到张丹红的电话,声称该台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因此要求我改写关于中国的新闻。当时我在电话中表示,我住在美国,不可能采访关于中国的新闻;同时询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的撰写评论文章的安排。张丹红未回答我的问题,只表示,希望我考虑改写新闻报导,可以过些时候再答覆。

在我尚未就此事正式函复德国之声中文部之前,我又收到了张丹红2005年9月28日的信件,内容如下:

何女士:

谢谢您的文章!一直想同您谈一谈您稿件的内容,前一段忙德国选举,一直没有顾得上。前不久,我们的总编辑再次强调,我们不能用通讯员的评论。评论都是德国之声中央部或各编辑部主任的任务。我则一直强调您的文章主要是分析。不过,最近您的文章评论的成分确实很大。我的建议是:您今后主要写报导,穿插写一些背景分析的文章也可以。遇到经济问题,我们也可以经常采访您。如果是报导的话,我觉得每周固定哪一天发稿就不合适了,而应越及时越好。所以我建议您不一定固定在周四发题目,周一发稿。您认为有值得报导的题目,就给我写两句话。我们看是否合适。有时我们也可以向您征稿,就像上次胡锦涛访美一样。希望您理解。
祝好!
张丹红

这封信的内容显示,张丹红女士在12月4日的采访中说了假话,欺骗自己的同事。张丹红在采访中说,她“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而她在这封信里却明确写过:“评论都是德国之声中央部或各编辑部主任的任务”。张丹红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但拒绝承认,而且理直气壮地利用自己服务的媒体欺骗公众,为什么?

张丹红在此信中还表示,她希望我写“评论性少一些的新闻分析”,“最近您的文章评论的成分确实很大”。什么是新闻分析?新闻分析是否应排除评论性文字?如果要求一篇新闻分析的内容里不包含评论,这会成为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张丹红究竟是不懂得新闻分析与新闻评论本身并无界限,还是在找借口表示对我所写文章的不满,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德文版的维基百科是这样写的:“在新闻学中,评论是对某一个话题的意见表达。在平面媒体上,评论文章要特别注明并署名。特别体裁的评论包括:社论、讽刺杂文和专栏。”

张丹红在12月4日德国之声对她的采访中还强调,“她在美国,我怎么会请她写中国的新闻呢?”可她却忘了,正是她本人在2005年9月28日的来信中明确写过:“我的建议是:您今后主要写报导。”如果说,电话交谈的内容张丹红可以否认,但电子邮件的文字无可抵赖。

我终止为德国之声写专栏之后,确实接受过几次该台的电话采访。我并不认为,停止写专栏,就必需对该台所有记者的采访加以抵制。毕竟,张丹红的做法应该由她个人负责,无需拉其他记者来为她垫背。我也不认为,她的行为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能够天然地代表她服务机构的所有同事。
事实上,张丹红关于开始与我合作的陈述与事实有出入。我与德国之声的合作,在2005年3月开始写专栏之前,只是接受采访,并应约偶而写评论文章。该部记者傅悦在2005年3 月4日的电子邮件中首次提出经常性合作,她写道:“再次感谢您对中文节目的支持。文章将很快播出。中文部的冯海音主任(Matthias von Hein)表示,十分欢迎您今后继续为德国之声撰稿,具体题目由您建议。”我回信表示接受。并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制造”的稿件发给傅悦,傅悦于3月16日回了信,谈到今后由张丹红与我联系。傅悦的信提到:“上次您在科隆还见到我的一位同事,名叫张丹红,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她不久前提升为中文部的副主任。由于今后涉及商定文章题目的问题,我想如果与她联系可能更为直接。明天我再问问她的意见。”以后接到张丹红的电话,并应约写了稿件。此后在合作中,与张丹红通过几次电话,更多的是信件来往。我与张丹红的信件来往从2005年3月23开始,直至9月28日收到张丹红最后一封信为止,共18封,信件内容主要是关于稿件的交稿问题。我发给张丹红的文章从2008年3月23日开始,首篇是“威权政治下的高科技怪胎:金盾工程”;至9月25日结束,最后一篇是“默多克的沮丧与海外华文媒体的‘机会’”。除了9月28日的信件之外,其他来往信件谈的都是请我写有关评论之事,从未涉及张丹红在12月4日的采访中提到的新闻报导采写。

2、关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再次邀我撰写评论一事,张丹红再次撒谎
冯海音2008年10月7日的信件如下(电子邮件原本照贴):
Dear He Qinglian,
I am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Deutsche Welle. Until some time ago, you have been regularily wrtiting reports about various topics concerning China.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reathe some new life into our partnership.
In the runup to the central comittee's plenary session I would ver much like to have some analysis from you concerning the topic of land reform.
Would you like to write such an analysis for us? About 1500 characters would be fine for us

All the best

Matthias von Hein
China-Redaktion
Deutsche Welle
53110 Bonn
0228 429 4751=

张丹红12月4日接受同事采访之前,不知读过这封信没有?信中唯一提到的是与中共全会有关的土地改革话题(the topic of land reform),冯海音的要求也十分明确,即希望我写“分析(analysis)”,而不是关于中国的新闻。然而,张丹红在12月4日接受采访时却声称,冯海音找我是为“六四”20周年纪念组稿。任何能阅读英文的人都会看到,冯海音的信中有哪个字与“六四”20周年有关?同时,张丹红在采访中还引用冯海音的话表示,冯海音在这封信中“绝没有提评论一词,因为他知道台里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个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冯海音与张丹红都是媒体人,难道不明白,冯海音在这封信中要我写的“分析”,其实与评论就是同一种文体?张丹红为了自圆其说,刻意把分析和评论区别开来,只不过更加突现了她的强词夺理和十分勉强的诡辩而已。我不清楚的是,究竟是冯海音向她撒谎,还是张丹红编造了谎言?希望冯海音有个说明。

3、张丹红在采访中唯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她证实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确实干预过我给德国之声撰写评论一事

对于这件事,我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是在停止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稿之后(该采访使用的德文词是spaeter(即英文的 later)),通过北京的消息来源获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对我给德国之声撰写的评论文章表示过不满。我并非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会面以及会前安排的参与者,自然不可能了解准确的会见时间和具体的谈话细节。但张丹红在这次采访中所言肯定了我从北京获得的消息,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负责人确实在与德国之声负责人会见时,明确表示了对我的评论文章的不满。

然而,张丹红所承认的中国政府对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的干预,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事。这样的干预难道只发生在2006年11月这次会见中吗?根据国际交往惯例,像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这样的正式会谈,通常要提前若干月(甚至更久)就会谈的内容、时间、双方意向交换意见,而列入正式会谈的话题也是双方事先沟通认可的。根据张丹红在采访中的叙述,中国政府拒绝德国之声的卫星电视信号落地,其理由之一就是刊登我的文章被中国官方视为不可接受之举。也就是说,在双方这次正式会见之前,双方认可的会见话题中很可能就包括我写专栏的事。换言之,德国之声早就知道中国政府对我写专栏的强烈不满。

让人奇怪的是,在2006年11月的这次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会见之前1年又2个月,即2005年9月,我已经停止给德国之声写专栏,而且我写过的评论文章中只有一小部份不太尖锐的曾出现在德国之声的中文网页上,其余只被广播节目采用。为什么事后1年多了,在德国之声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正式会见的时候,我过去写的文章仍然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之一?我的文章就这么让中国政府刻骨铭心记恨终生?

张丹红认为,既然德国之声未能获得卫星电视信号在中国的落地权,就证明德国之声没有“放弃原则”。这个辩解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第一,当时我早已停止为德国之声写稿,德国之声无须再“坚持原则”;第二,事实上,即便部份地“放弃原则”,也未必就一定能实现卫星电视信号在中国的落地权,其他国家媒体业者类似的失败案例很多。

与此相关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对德国之声加以要挟?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由政府拨款的公共媒体,在一个专制政府面前会默认这样的干预,而不是断然加以拒绝?是因为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本来就认同这样的专制和干预?或者是,中国政府把德国之声看作是可以任意干预的对象,而丝毫不担心可能引起德国民众和政府的不满?世界各国政府有不少面向中国听众的广播电视项目,为什么只有德国之声面对这种压力却觉得理所当然?当一个外国的公共媒体在中国当局的压力下努力自律时,它在具独立思考能力的那些中国听众当中,其公信力难道不会下降吗?

4、张丹红关于我应该阻止我丈夫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之说法的荒谬何在?

张丹红在采访中提出,我为什么不劝告我先生程晓农停止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她混淆了两件事。第一,“张丹红事件”发生之后,我未接受冯海音的邀请恢复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写评论文章,与我在此事件发生之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两者道义上的区别很容易分辨清楚。第二,按照张丹红的看法,我似乎应该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约束我丈夫程晓农与德国之声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与他都是具有独立人格之人,我不可能控制他接受或拒绝某家媒体的采访。干预丈夫的日常工作与交往圈,也许是张丹红的习惯,但并不是我的生活方式。

对张丹红在12月4日的采访中针对我使用了“故意歪曲事实”、“无耻”这种辱骂之语,我这次就不计较了。因为对她这样一个深受共产党斗争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情急之下露出本相来是情理中事。但无论如何,还是建议她今后慎言,当一个人在基本事实方面信口开河、歪曲真相时,此人对其它事件的描述之可靠性会大受质疑。

写于2008年12月4日(美东时间)下午4时 

                    ※   ※   ※   ※   ※

                      附:德国之声对张丹红的采访

周一,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在柏林召开新闻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确认近几个月来一些舆论界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亲共”的指责是毫无根据和无法接受的。11月初,对德国之声发起的“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名德国记者对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何清涟的采访,“揭露 ”德国之声如何受到中国的操纵。由于张丹红对具体过程最为了解,德国之声记者请她谈谈事情真相。

德国之声:何清涟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德国记者采访和阿波罗网采访时都提到2005年一度应邀为德国之声中文部撰写文章的事情,作为当时负责与何约稿的联系人,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与她合作的原因以及一开始关于合作形式的约定?

张丹红:2005年春天,德国之声中文部决定密切与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并邀请他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何清涟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已经是中文部的副主任,所以我是参与这项决定的,而不是说冯海音主任做出决定,我不得不执行。何清涟发给我们的文章是专栏形式的,有关中国的评论。几个月之后,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应当是2005年秋天,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5年8月,也有可能,有一次德国之声广播部的主编来参加亚洲部会议,我替冯海音参加会议,并介绍中文节目的内容,碰巧那一天有一篇何清涟的评论,总编说电台有一条规定,评论一般是我们自己写,不用非本台人员的。这个规定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我只好给何清涟写了个邮件,说明情况,并提议她可以为我们写报导。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通讯员,他们报导当地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事件。我对何清涟一直很尊敬,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只有主任级别才有资格写评论。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说后来与我的合作有些不顺,又说知道我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我只是将真实情况告诉她,希望改变合作方式,但没有终止合作的意思。

何清涟认为后来双方中断合作的真正原因是,德国之声顾及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官员的意愿,停止与她的合作,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丹红:这完全是谎言。我通知何清涟不能写评论最迟是2005年秋,何清涟甚至认为更早,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对我们的指责是2006年11月,中间相隔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是我给何清涟写邮件在先。这样颠倒时间上的顺序如果不是有意的,那么在接受采访时以自己的推测为依据,最起码也可以说是不严肃;如果是有意而为,那简直就是无耻了。尽管我到现在还不愿相信何清涟是故意歪曲事实。可悲的是\"法兰克福汇报\"这样一家具有良好信誉的报纸刊登这样一篇有倾向性的、基于\"听说\"和\"猜测\"的采访,而不向当事的另一方 - 德国之声了解情况。说到国务院新闻办,我想再说明一下背景:2006年11月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访问中国(何清涟在采访中说2006年3月左右她就得到可靠消息,说德国之声负责人访问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官员谈话,她这种与事实相差如此之大的描述不禁使人对她针对德国之声的整体指责产生疑问),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位副主任谈德国之声卫星电视信号落地事宜,并问及为什么我们的网页被封。那位中国官员说我们的报导片面,并以何清涟为例,说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情况已不了解。贝特曼则阐述了我们新闻工作的原则予以反驳。顺带提一句,德国之声电视落地的事情谈了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是为共产党做宣传的,为什么中国官方不痛痛快快答应我们的要求呢?这也说明,我们并没有因为市场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而何清涟将包括德国之声在内的外国媒体比喻为驴子,在\"中国市场庞大\"这把青草面前难免动心。我想读者自有公论。

何清涟在采访中还说,今年10月7日,德国之声中文部冯海音给她写信,请她写评论,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是这样吗?

张丹红:10月7日正是针对德国之声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当时没有上班。后来我询问了冯海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为准备\"六四\"二十周年,想请一系列异议人士写回顾文章。他说绝没有提评论一词,因为他知道台里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个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印象中何清涟也做过记者工作,怎么对新闻工作的几种形式她总是混淆呢?2005年我请她改写报导,她在接受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说,我要求她写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想即使我是在找借口,也会想出更高明一些的托辞,她在美国,我怎么会请她写中国的新闻呢?现在她又说冯海音请她写评论,这让我感到不解。

何清涟与德国之声之间的合作关系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张丹红:我2005年通知何清涟不能再写评论之后,记忆中她没有怎么提出过写什么报导的建议。现在从她对\"法兰克福汇报\"的披露中,我才知道她向来是专栏作家,对写采访报导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不过,我们间或采访过她。我们到德国之声的财务处查了一下,最后一次付给她采访费是2007年1月。可见我们也没有因为中国官员的批评就终止了与她的合作。而她的先生程晓农现在仍然是我们经常采访的对象。如果说我们早已被红色渗透,而且已经臭名昭著,用何清涟自己的话说德国之声的再度邀请\"明显带有利用异议人士为德国之声信誉背书的嫌疑\",实在是对她人格的侮辱,那么她为什么不劝劝自己的先生不要再接受我们的\"侮辱\" 呢?

□ 德国之声



2008-12-18 22:51:56

主题: 波波: 切莫小看吴司令——《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
切莫小看吴司令——《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

                ·波 波·

  我的朋友际平寄来厚厚的两卷《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在他的催促下,我放下最近感兴趣的章太炎,开始阅读这近千页的大部头“政治学习”材料。从目录上看,这书就象中共党史的提纲,除了第一章“我的一家人”和最后两章“阶下囚”、“保外就医到济南”,其余的简直是我们几十年来被强迫灌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内容。我自幼不喜欢读《红旗飘飘》那样的书籍,对别人谈论四野X纵的司令是XX,叶挺独立团如何如何那样的话题恐怕连听的份都没有。再加上我读书慢,不会一目十行那样跳着来,不存在精读、泛读的事情,只有读或者不读。也幸亏我笨,才没有辜负吴司令的一片苦心。这本书真是难得的阅读经验,他的惊人记忆力,鲜活的个性,离奇的经历和军人的憨直调皮都使我对这个跃然纸上的吴司令和那个特定的文化环境思之再三,久久不能释怀。

  一、恶名

  近几年来对有人要给林彪翻案的事时有所闻,但看了媒体上曝的料并没有让我牵肠挂肚热血沸腾。一来我的家庭与我的经历都同那一事件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来没人可以否认林彪在神化毛泽东的运动中起了相当拙劣的作用;至于共产党内的恩怨经过文革已经被搅得乌七八糟,世间令人同情的历史人物多了去了,谁有功夫有兴趣在言禁未开的当口去折腾这点陈芝麻烂谷子啊。无奈朋友推荐吴法宪的回忆录,又寄到我手上,不妨读一下罢。

  吴法宪在文革期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之中,由于他一身军装,肥头大耳,笑眯眯的形象,被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人们贬为土匪胡传魁那样的反派人物,只要一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一个在样板戏《沙家浜》中虚构出的糊涂可笑的人物,土匪,汉奸加草包就出现在人的脑海里。正巧吴胡谐音,所以后来称他吴司令丝毫不带敬意。他在空军司令部娇宠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一句话更成了他永远也抹不去的恶行。他对林彪表示感恩的话,被批判材料用来夸张丑化他的人品,使他的公众形象固定在糊涂,献媚,口无遮拦,一无是处的大草包。其实政治人物遭到人们嘲弄讥笑,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象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钱尼,不知有多少演员夸张模仿他们的举止言行,搞笑的生动刺激程度怕是比中国那些业余的同行过份多了。即使是象克林顿这样很有民望的总统,娱乐界也从来没有停止开他的玩笑。所不同的是,美国是对在位的政治家开一些玩笑,又是出自局外人的编排,完全是以开心取乐为主,不同于政治集团内用于整人的下三烂手段。中国是人家在位时以保护首长为名,封锁各种相关信息,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群众,让老百姓来监督他们的“公仆 ”;下级官僚对上则唯唯诺诺媚之惟恐不及,等人家被拿下以后却又来发动群众,有意编排罪行,再来个批倒批臭,叫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实在是太歹毒了一些。

  正是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具的严格控制,使大众不易了解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资料,以至于建国以后的政治家明显地不同于一般公众人物,他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群毫无个性的人。只是在被批判的时候,人们才能毫无顾忌地谈论他们。美其名曰民主,实际是内斗不择手段,愚民以障人耳目,与现代民主真乃天壤之别。虽然罗织的罪名事后看来很可笑,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也让当时老百姓枯燥的生活增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乐趣,但是一想到当年中国这么多懂和不懂的人都跟着老毛起哄,心里就不是滋味。在那样的文化环境里,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和优点长处一般老百姓几乎无从知晓,到了被批的时候拿出来的又都是负面的材料,媒体和批判会绝对不给挨批的人辩解的机会,所以也难怪大众对官的态度除了因不了解而产生惧怕和由于批判材料激发的憎恨。严格地说他吴法宪也不全是被冤枉,在他没出事之前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别的人,他都积极参与了,唯其如此他的自述才更有特殊的价值。他的恶名是与这个体制的残忍和不人道互为表里的。一般情况下我比较缺少对党内失势者的同情心,乐于把办事的官员一概视为狗腿子,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过程中人性的重要性。但读吴法宪的回忆录并没有引起我的幸灾乐祸心理,反而更增加了对不合理制度的恐惧。说到底,不能跟某一个人清算一个制度的缺陷。到了文革期间连吴法宪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核心人物,都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既然这么虚妄,谈什么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呢?

  回忆录里吴法宪并没有花功夫去诉冤屈,而是把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讲出来。象他在私下场合在听完林立果汇报之后,鼓励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付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个著名的“两个一切”还成了日后最高法院判决他的主要罪名。吴法宪说:“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明眼人,讲到这里也的确不必多解释了。对于一个空军最高长官而言,即使在非正式场合这么与自己上级的儿子讲话也不恰当。但以此而治罪,动静又搞得这么大,显然另有原因。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人是老毛。有趣的是象他老人家那么法力无边,仍然苦于指挥不灵,调而不动,要不他为什么老在那儿强调路线斗争呢?说穿了,不就是谁跟谁一头,在一起谁说了算吗?这路线斗争闹的呀没完没了,闹到他得了天下还没有完,闹到把所有开国功臣都整趴下了都不成,闹呀闹呀,一直闹到他死。

  二、谁跟谁

  吴司令倒霉是因为林彪出事了。作家师东兵问他后悔不后悔跟了林彪,他说:“没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提到林彪对他的赏识和举荐,他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话讲成这样很直白,不像以前我们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平头百姓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显得特别滑稽、抽象和空洞。看了吴法宪的书,觉得话从他们那种情况下说出来就可以理解了。要想得势,跟谁不跟谁的确是关键。可是不要说他,就是林彪跟着毛主席,不是也跟出问题来了吗?

  在回忆录里说到林彪,他感慨道:“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来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要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从十五岁参加红军,头二十年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后二十年卷入了建国后繁忙的政治斗争,他象一路有神灵保佑,在战场上毫发不伤,在官场上一升再升。最终这个他为之出生入死努力建立的政权还是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牢房,而且一关就是十年!他入狱时才五十六岁,忙了一辈子,突然静下来,怕是比死还难受吧?

  他入狱前夕也预感到大难临头,对妻子陈绥圻说:“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除去暗示他的家人不会轻生以外,他当时大概还不清楚有些事情是讲不清的,讲给这个组织听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组织还忙着去处理其它事情,就象他过去那样,忙着呐,没工夫去听,去搞清楚在他之前一批批消失的政治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夜漫漫的铁窗生活,连放风都遇不见另外的囚犯的恐怖监禁,吴法宪都想了些什么呢?他没有说。

  他是林彪欣赏的心腹干员,相信一定是有吏能,又肯卖力。他在书中却没有怎么津津乐道他的功绩,讲的是每日每时不得不处理的事务,描写了上上下下直接共事过的人物。甚至在“阶下囚”这一章里,他记的是具体的事情,介绍秦城监狱的构造,看守人员的性情态度,伙食的质量和作息时间,却没有说他的思想。我看在这寂寞的时刻,毛主席一定比耶稣差远了。他建功立业心切,过多地倾心于驾驭人的帝王术,以至于无视人性,他的教导断然不可能给一个孤独的人多少慰籍,尤其是在他撒手人寰之后,没有哪个傻子会指望他来显圣,唯物主义者嘛!他那翻云覆雨的气概和阴谋阳谋胡来的把戏都随着他的离去儿一起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做为一个精神领袖,他的教导缺乏宽恕和化解冤仇的胸怀,更没有疗伤避祸的法力。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以后,他亲口对吴法宪说:“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弄得本来已经诚惶诚恐的吴法宪信以为真,直到被关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才知道老毛南巡到了下边又对其他军队干部说:“黄、吴、李、丘倒了你们怎么办?”政治人物言行不一本不足为奇,可他这么寡恩多疑,绝无可能团结足够的人来丰富完善他的畅想,从而完成制度创新的事业。对于吴法宪这样的军人而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不是一句空话。他在江西加入红军时,师长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看到红军来了以后,除了给家里分了地和茶山,再就是看到有的同乡,只比他先参军两个月,就当了付班长,觉得红军当官很容易,想当官。后来他果然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军中一员骁将,他追随的人和他为之工作的群体打下了江山,那个时候他忠诚而且坚定,生活很充实。到了监狱里,那个他曾经忙着面对的外在世界突然不见了,寂寞难耐的时候他学过英语,重新读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还有《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有什么心得呢?他还是没有说。

  回忆录从幼童写到耄耋之年,绝大部分以记实为主,铁窗生活虽然漫长,但也许是因为重复性强,枯燥乏味,缺少可记可忆的精彩人物的原因,它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我大胆猜测一下,这十年囚禁的生活使吴法宪完成了从官场重返民间所必须的心理过程。

  三、讲人话

  八十年代在人们几乎忘记了吴司令的时候,他悄悄地回到了人世间。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他究竟掌握多少秘辛,却没有想吴法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文字不一定于政治理论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未必有助于搞清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但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从此放下,坦然以对。他一生一定写过不少检讨,尤其在文革中后期,那时他也许对回到体制内仍然心存幻想。跟党交心其实是什么用也没有的,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关着吴司令除了解密的功能别的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到了时候找个说法,判他一下,也就完了。而对吴法宪和他的家人来说,熬过这段艰难岁月又是何其不易啊!一定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甚至会觉得他能安度晚年已然很幸运了。抛开他的功劳不谈,就算他为这个体系卖命冤不足惜,在盛年独坐十年牢也该是两清而有余。在一个先进的文明社会制度中一个过失杀人犯量刑不过如此,更何况任用他的顶头上司还没有得到清算,再说,他是空军司令啊!也许他是被这个体系踢出来的人,所以他没有很多革命回忆录里那种得胜者的空洞傲慢的口吻,反而显得实在,不必装腔作势,说的都是人话。他的回忆录就是一生最后一份检查,这一次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心平气和一路谈来,讲给他信任的人,留给后代,很多他的党内同僚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这一辈子,值了。

  印象里很多记录革命人物和历史的文字都充满了一种虚假的豪情,缺少真实生活中的人应有的感受。用一大堆不走脑子的套话,比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难道国民党、土匪全都是阔佬吗?如果说红军为了穷人打仗,这个谎话不是早就被内战后的几十年饥饿和贫穷戳穿了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暴力语言,也不怕被人利用,坏了“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美梦。搞宣传的人智商低最可恶的地方是把人辨别真假的兴趣都弄没了,见了就烦。

  一般读者千万不要因为看了目录便把吴法宪的书甩掉,象 “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夹金山”、“到达陕北根据地”,无论从题目还是顺序看了都让人倒胃口,可是看他的内容就不同了,在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一节中,吴法宪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话讲得很实在,细节生动,不仅没有损害军人的形象,还让人觉得他对历史和读者都是尊重的。他们饿得没法的时候,发现庙里的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用水洗完了一煮,很好吃。回忆这些经历还有点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味道,加上过草地时眼睁睁地看着掉队的战友等死而不能救,使长征生活更显艰辛,其痛苦难耐的程度甚至超过激烈战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书里全是他亲历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我看到的是一个机智、有趣对工作有热情又负责任的吴司令。再想到七十年代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他给大众留下的印象,真是觉得世事荒诞。

  四、历史

  吴法宪自十五岁离家,直到解放后六○年初才回了一次老家,阔别三十年,原先的青山绿水都变成了黄土岗,林子烧光了,河上的木桥也不见了,四处透着贫穷。革命究竟带给这个社会什么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去追问,他的叙述速度就象他的军旅生涯,跑跑颠颠,好象从来也不觉着累似的。可是我却忍不住想,不闹革命,你吴家虽然穷,但祖父靠着给地主打长工还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把婚结了;到了父亲这一辈还能盖六间屋,置三亩地,买头牛和农具,并送你去读五年私塾。闹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也像做买卖一样,愿打愿挨,谁让共产党把你们都发动起来了呢?想到这里忍不住恨晚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继而恨国民党吏治无能,也恨国父孙中山开了党争的先河,太炎先生批之甚烈,斥其“小器易盈”,“外好内猜”,属市井无赖,这么想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不了解早期红军的历史与错综复杂的恩怨,便不易理解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残酷斗争。同样的道理,不清楚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如何在夹缝中施展其政治手腕并获得成功,便不可能看清蒋介石毛泽东一辈政治人物的毒辣手段和狭窄心胸。但如果这样考问下去,难道我们非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专家才可能做一个具备正常判断力和富有健康心态的现代人吗?答案是简单的,用不着费那么大劲。一个人只要给他生存的条件,允许他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总是会按照他的处境做他认为有利于他的判断,由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想法各个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尊重便是一个普通人的健康心态,落实到政治制度之中便是现代社会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他们短暂的历史并不精熟,就连时下正在开展的政治活动也未必有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主要不是来自于强迫的政治学习,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吴法宪的回忆录提供给我足够的素材,使我把他的生活同我的经验联系起来,尽管我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一群人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我开始渐渐感到那是可以并且值得理解的了。他摆脱了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又深恶痛绝的说教,他是政治工作出身的干部,但他书中却没有共产党干部做报告那种自说自话无视听众的粗鲁蛮横。说到底,究竟谁能改造谁呢?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就已非常不易,人的生活那么杂乱,不要说那些文字无法记录的内容,就是可记的也得选择记那些,省略那些。这就看出吴法宪晚年所下的功夫。铁窗生活不是白过的,平民生活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整理过往的沉淀。

  我被吴法宪的世界吸引了,尽管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段多么痛苦和血腥的历史,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生活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背叛。我不觉得他在刻意操纵资料,从而获得或者建立有利于他的读者印象。他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么直直地告诉你。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重大的事件,也有那么多次他恰恰处在事件进行的中心。他的叙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不象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相矛盾和漏洞百出的通俗版演义,他的故事单纯,生动,而且前后一致。有很多事件我们是熟悉的,或是听说,或是亲身经历,但是读到吴法宪的故事既不觉得离奇古怪匪夷所思,也不感到重复枯燥,由此可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信心和才华。

  五、内幕

  他描写的逮捕王、关、戚一节,使这一群文革中迅速消失的政治明星更象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印象中以人的姓氏组合用来称呼一组政治人物的叫法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所包含的侮辱、打击和广泛流行的破坏力,也不会对这种既不是灯谜又不是说书的形式感兴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小爬虫称呼他们,王关戚小爬虫,听着象个笑话,一点也不严肃,也不知道康生是从什么地方提炼出这样的词汇的?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丑化乡绅的时候就是这样动员农民弟兄的?反正总是事出有因吧。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本来是想争取戚本禹的,但戚本禹不知动了哪根筋,在忘乎所以之计,“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了怕他反抗,杨德中趁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吴法宪接着讲到连戚本禹的妻子也关起来以后,如何安排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如今也不知那两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身在何处?

  写到杨、余、付事件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关于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现场是这样的,深夜里吴法宪从人大会堂开完会回来,等一切布置好了以后,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到他家里有事商量。“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里没有隐于帐后的刀斧手,楼上看去,人影来去,象无声片那样的一幕,寂静之中隐含着杀机。

  到了九大时,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不惯张春桥一班文人那么嚣张,于是安排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听着不象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更象一个有趣的恶作剧。计票结果出来以后,江青果然大发雷霆。这件事闹得有点过,也许直接种下了老毛与林彪集团决裂的祸根,事后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对吴法宪来说,他未必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达到了清算和批判毛泽东的高度,但他对毛的失望,甚至怨愤却是显而易见的。

  六、诉求

  老毛总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我想他大概到死都怨恨大家不跟着他走,尤其是那些近臣,阳奉阴违,居心叵测。其实官僚们自保都还怕来不及,又要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又要跟着他发疯。全国人民都快被他变成木头人了,全新的制度也没建成,经济仍然不发达,人民仍然贫穷,军事上还是仗着老一套。

  大家都想的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各有各的想法才是最正常的状态。为了执行一个想法,不应该允许强迫的组织手段,如何促进交流和沟通才是正途。过去战争年代人的想法之所以容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种什么思想取胜,那是扯淡,跟愚昧的义和团,大刀会有什么两样?老毛三年就打败了老蒋,他可能打心里觉着从头来他也不怕,要不为什么老提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呢!他也许从来没有去考虑他用掉了多少历史上积累的资源,他的胜利不光是他和他的一群核心人物的正确判断和坚持不泄的努力,更积淀了远自晚清遭受的屈辱,近由抗日战争集中调动起来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显然被过份夸大了。他的治国方略更是没有被检验过,光是靠带领党和军队渡过层层危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的政权,不能保证他之后不犯错误。把他捧上神位,并一再从容他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鼓励不切实际的冒进,残酷整肃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集体与个人,虽然所有人都有责任,但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官僚全都该付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不批毛,一旦清算起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也许不少读者会感到不满,在这么大篇幅的个人回忆录里吴法宪一点也没有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了。我却不认为骂共产党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象吴法宪这样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奔忙的人,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呢?离开了这个集体他就不能体现他个人的价值。他的结局不如其他一些同僚的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政权就应该怀恨在心。他笔下的林彪令人敬畏,对话简短精炼,有性格,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翻案文章那样的鲜明倾向,却生动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如果说他有所悔恨,那是他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伤害了他尊敬的同事和上级,象揭发黄克诚的小金库,打陈再道一个耳光,甚至对别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因为一时冲动枪毙了骑兵排一个年轻战士,都说明这些事情曾经使他内心受到冲击,到了老年仍然耿耿于怀。

  吴法宪没有象有的老人那样,揣着糊涂装明白。他在自序中说:“不虚构,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明摆着他对现成的结论是不接受的。对于一个人物的评判就象对历史本身,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会不同,要看如何对待所掌握的资料,更关键的是如何保存和收集尽可能全面的第一手记录,在这一点上吴法宪的叙述无疑是宝贵的。我很反感盖棺论定的说法,历史上那么多公案至今还众说纷纭,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尽管对原始材料采信的标准各有不一,起码应该允许人讲出来。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现在还不能在市面上敞开发行,只得在香港出版,多别扭啊!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是一个对所有革命题材的文字倒了胃口的读者,没想到吴司令的人生资料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我记他一大功!



2008-12-18 14:13:19

主题: 陈九: 你能不能不显摆?--回国散记三十二
你能不能不显摆?--回国散记三十二

陈九



有个在外地做房地产生意的老兄,那天非拉我去看块儿地,说让我知道知道这块黄金宝地值多少钱。他开一辆黄色悍马,没车牌儿。我好奇地问,警察不抓吗?他上眼皮往下一滑说:谁抓谁,你得弄清我和警察之间谁抓谁?总不能你抓警察吧?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不能?你把那个不字收回去。你看他敢管我吗?

他慢悠悠地开车,一个个警察的身影闪过,的确没人管他。而且当前边堵车时,他竟然开上逆行道,也没人管他。我们认识多年,可此时此刻,如果我是警察,一定要拦住他让他接受惩罚。如果他拒绝,我就用枪顶到他头上逼他就范。一个城市的秩序,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是国家的本质,比什么都重要。当一个人因为富有而膨胀疯狂到凌驾于国家之上时,应该必惩必诛之,否则国将不国人心大乱。

坐在这样一部车里,而且在司机旁边,我浑身难受,忍受着一双双沉默的眼睛从窗外射向我,把我看成这部无牌悍马,不,这种特权生活的一部份。我禁不住问,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你能不能不显呗?他咧嘴一笑,你啊,在美国待傻了,
都这么干我凭啥不这么干?人不就是要潇洒一把嘛,有什么呀?

我在自己身上到处摸,没带枪。

生意人到处是,美国更多,这么个造法儿的我没见过。应该说,如此容忍这种人胡作非为的环境我更没见过。中国富人与美国富人最大不同是,美国富人是向外扩张,到海外,比如中国,去无法无天,压中国产品的价格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根本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而中国富人是往里收缩,有点儿本事都使在自己同胞身上,拼命在自己人面前抖机灵臭显呗。美国富人以欺负外国人为荣,比如在伊拉克抢石油。中国富人则以欺负自己人为乐,开个破无牌悍马走逆行,以表现自己的特殊。外部环境也不同,美国是,你往外发展我支持你,必要时老子可以开着航空母舰支持你。可你要在自己家里胡来,照治不误。中国正相反,家里怎么闹都行,就是别到外边捅篓子去。一个是痞子,一个是强盗,我宁可当强盗。

什么时候中国富人在挣钱的时候也能挣出一份精神一种气魄就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把世界当成自己的舞台。自尊自重敢在老外面前,不光抖钱包,还敢抖出自己种族文化的千秋大气,仪表堂堂。否则,你兜儿里那几个臭钱儿有个鸟用,到底能说明什么?一辆无牌悍马走逆行就满足了就沉醉了,就……

我说不出话,在自己身上到处摸,没有枪,连耗子药也没带。妈的。



2008-12-15 11:21:56

主题: 余杰: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余杰


如今,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语意过于复杂的名词。一提起美国来,多少人立即便会两眼发直、双手哆嗦甚至血压升高。或贬之为地狱,或褒之曰天堂,可谓冰火两重天。美国之于中国,如同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白雪公主之于王后:每当王后拿起镜子来“臭美”的时候,便会明知故问道:“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而镜子却每次都不惜触犯龙颜,实话实说地回答说:“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于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蕴涵了太多的悲情与血泪。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两种矛盾心态的深切纽结,让国人的自信心一直付之阙如。某些自称爱国爱到骨髓里的大学生,昨天还在慷慨激昂地朝着美国大使馆扔砖头,明天又低眉顺首地去同一个地方排队办签证。而某些已经在星条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华裔美国人,一旦听到别人批评中共的丑行,便立刻像尾巴被踩了一样暴跳如雷。在此情形之下,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过客式的留学生还是已经归化的美籍华人,“心平气和论美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范学德的《活在美国》一书乃是其中的异数。范学德将最近两年来在深受欢迎的中文论坛“猫眼看人”上所发表的两百多篇帖子整理出来,结集成为《活在美国》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间本来就没有天堂,也建设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会的邪恶,在美国随处可见。只是,美国有一部宪法,建立了一套制度,从而令社会结构性的邪恶,不至于无法无天。”这是难得的中肯之论。

无疑,美国是一个让中国越来越难以绕开的国度。这个人口仅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国家,却拥有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实力、科学发明和军事力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雄踞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宝座,对世界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看得见的是,有井水处必有互联网、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好莱坞。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张。美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人权问题最有力的批评者。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样呢?童话故事里的王后杀不死白雪公主,现实世界里的中国也无法否认美国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了解美国”乃是“关爱中国”的前提。

显然,美国的崛起,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便可以解释的。在美国那些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和国家权力的背后,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却更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等“软性”因素。近年来,深入剖析“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著作,当然首推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套以《历史深处的忧虑》为首的作品,以书信体的方式,从美国短暂而不失跌宕起伏的历史、严谨而不乏弹性伸缩的宪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浅出地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国”的图画,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林达的作品是史家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那么范学德的这本《活在美国》则是连报章的角落都不会涉及的“小历史”,也正如某网友所评论的是“细节的启蒙”。作者笔锋所及,根本没有白宫风云、世贸惨剧、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争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烟等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怎样考取驾照、到医院看病如何付钱、在超市购物的帐单、社区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在邻居家参加派对的经历……等等。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些细节之中,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便立刻彰显出来。就民族性格、精神传统和制度渊源而言,中国离法国最近而离美国最远。比如,惯于忍耐的中国人宁愿像法国人那样突然闹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来,也不愿像美国人那样安静地坐下来、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琐、实则一劳永逸的法律条文。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向来盼望“明君贤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罗伯斯庇尔式的道德激情,却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

细节决定生活的质量,细节决定文明的程度。“活在美国”,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作者十多年来在美国“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涯,尤其是两个孩子在美国幸福和快乐地成长的过程。在《活在美国》一书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范学德从在美国出生并成长的儿子和女儿身上,从孩子的一举一动当中,从老师的一言一行当中,观察和思考美国教育的特色。范学德夫妇是到美国寻梦的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孩子则是真正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生活的“小美国人”。我在美国所接触到许多华裔人士,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冲突,他们本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喜欢美国,但他们仍然执意留在美国,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他们希望孩子快快乐乐地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包括“江姐”的儿子与孙子都选择居住在美国:江姐的儿子在文革后公派赴美,再后来应邀赴美出版学术专著并移居美国,现在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他的儿子,也就是江姐的孙子,在国内读完高中后,到美国最顶尖的哈佛和普林斯顿接受教育。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是的,哪一个中国人不“望子成龙”呢?但什么是“成功”呢?美国人所理解的“成功”,是快乐、幸福地生活。作为一名父亲,范学德无比羡慕孩子们在美国幸福而快乐的生活。美国的教育制度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孩子们的童年,最大限度地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同时,也用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责任、义务、贡献、同情、合作、环保、公民意识等价值渗透到孩子们心灵之中。范学德描述了学校里孩子们的才艺表演,孩子们的表演虽然不尽“专业”,但个个都像是灿烂的明星,晚会的高潮是全部表演者都上台谢幕,“有的跑进来,有的晃进来,有的翻跟头进来。有的鞠躬,有的挥手,有的两人三人做出各种造型,有的干脆在地板上鱼跃。一个花样,引起一阵尖叫声,一阵高过一阵,没有一个花样,与另一个花样重复。”他还描写了女儿和同学们如何带着饼干到超市门口去,为“女孩童子军”义卖,所得的善款作为女孩童子军的活动经费和慈善活动经费。拿着广告牌的女孩们,在超市门口很受欢迎。“有好几个妇女说,面对你们这样漂亮的女孩,我怎么能够说不。”那样的场景确实温馨感人。

快乐和幸福,说起来容易,但中国本土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根本不可能让孩子感到快乐和幸福。在中国的媒体上,充斥着对湖北黄冈中学之类的“魔鬼学校”的礼赞,这些学校采取的是他们臆想的“西点军校”式的教育管理模式,将学校当作监狱,将学生当作囚徒,最终创造了惊人的升学率。在高企的升学率背后,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受到侵犯和伤害,则无人关心。中国的基础教育以父母和老师为中心,美国的基础教育则以孩子为中心。中国的中小学里,以分数和名词划分“好学生”和“坏学生”两个群体,老师对这两种学生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老师更愿意从每一个孩子身上发现其独特的优点,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礼物,所以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可教育的“坏孩子”。作为一名“超级奶爸”,范学德每天接送孩子,有很多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他惊讶地发现:美国的孩子们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业,他们有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童年。在家长会上,老师告诫家长们说,家长不必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孩子不会做,证明他还没有掌握问题,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写下来,第二天告诉老师就可以了。帮助孩子们学习,这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还说,不希望孩子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孩子们要有家庭时间。学习是有乐趣的,孩子们知道如何学习,而不是记忆、背书。孩子的解放,也是家长的解放。在中国,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业的重压下呻吟,倘若老师也能说出如此通情达理的话来,那该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国的老师们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头上悬着升学率的宝剑,哪里能像美国的老师那样从容自如呢?

范学德的女儿是学校合唱队的成员,他因此受邀到学校礼堂参加合唱队的音乐晚会。孩子们唱的一首歌深深打动了这位父亲,歌词是这样的:“我是这个世上的孩子,我的声音并非无关紧要。我是这个世上的孩子,当我歌唱时,世人就听到我的声音。你能想象吗?如果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同声歌唱,同声歌唱,那将多么美好。你能想象吗?当我们歌唱时,我们会忘记仇恨,忘记战争,那将多么美好。”听了如此美好的歌曲,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童年时代的父亲,不禁写道:“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今年春节晚会那些表演高难舞蹈动作的孩子们。为什么在那样的时候,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他们是世上的孩子,孩子的声音并非无关紧要。”对此,我要补充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孩子却必须唱那些宣扬仇恨与斗争的“革命歌曲”。大部分中国孩子不会唱歌,只会“表演”——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场“双重假唱”,无疑是关于“中国特色”的最精辟的写真。在此意义上,张艺谋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他用这样一个节目揭示了中国作为“谎言帝国”的本质。

中国的孩子自从上幼儿园起,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牺牲品,“爱国是没有商量的”,但爱国的内涵却语焉不详。进入小学和中学之后,大部分孩子都必须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不愿加入者立即被打入另册。于是,“爱国”被悄悄置换成“爱党”,“国家”成了一个不容许批评的庞然大物。而在美国,孩子们是通过学习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而产生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的。在台上执政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敢到学校里来插一手,向学生灌输“爱共和党”或“爱民主党”的思想。《活在美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父亲问举手投足都活脱脱是“美国鬼子”的儿子:“你们学校的老师教育你们要爱国吗?”年方十二岁、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回答说:“老爸,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啊,天天唱中国我爱你,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爸,这是美国。我们老师从来不教导我们爱美国。”父亲又问:“那么你们爱不爱国?”儿子回答说:“我们许多小孩子都爱美国,但老师从来不教我们必须爱美国。”父亲接着问:“那老师教导你们要爱什么?”儿子郑重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回答:“老师说,要尊重(respect)这块土地,要爱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义(justice)。”当问及对美国总统的看法时,孩子居然“大不敬”地否定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布什。这段父子之间有趣的对话,真应该收入到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公民课本中。是的,只有中国的教师才会向孩子们灌输无条件地去爱专制独裁的“党”和空洞无物的“人民”,以及躲在“党”和“人民”背后、操纵着傀儡线的“伟大领袖”。当一个国家强迫其公民去爱它的时候,它已然毫无可爱之处了;当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自以为是地“代表”全体民众的时候,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烟消云散了。

美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而言,乃是教育的崛起。美国的教育制度固然并不完美,但无疑是现今世界最成功的教育模式。美国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为其独立成长创造自由和宽松的外部环境,正如一名网友在回应范学德的文字中所说,成功的教育就是“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我想,也许这就是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初稿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定稿

□ 《观察》



2008-12-12 11:13:16

主题: 遥想插队当年那令人谗涎欲滴的辣子兔丁----穷吃集(15)
遥想插队当年那令人谗涎欲滴的辣子兔丁----穷吃集(15) 

力刀


当年插队,只有过大年队里才会宰几只猪和病老牛分给社员们。人贫下中农早习惯
那比解放前还不如的日子了,俺们城里的知青哪过过那日子,一个月没见肉星,各
个馋得嘴里淡出鸟,眼冒贼光只盯着农民弟兄家的鸡鸭和乱串的狗咽口水了。

自从组里弟兄们偷吃了隔壁地主家的一只鸡后,一夥计觉得良心有愧,和俺说起道:
这世道,逼得俺们这号正人君子知识分子成贼了,跟兔子似的--连窝边草都吃了。。。。。
兔子,什么。。。什么兔子。。。

俺突然天目打开了,奶奶的,俺们不会养兔子吃肉啊!那玩艺一月一窝,6-8只。只
吃草和树叶,白菜根疙瘩,红薯藤。肉可是细嫩呢!

操!说干就干,俺让副组长去镇上买一对公母兔来,专门交代要看仔细了,别闹俩
不结果的同性恋来。 俺在院子墙边挖一地坑,铺上砖,就是兔窝了。未及,副组拎
了一对兔子回来了,撩洞里,扔把草叶子和薯藤盖上盖子就任它俩天地一江春了。


隔两周就见母兔腹部微隆--有戏了!

再过3周,8个毛茸茸的小兔崽子就出现在兔妈身边了,弟兄们为俺的英明决策感动
地口水开始下趟了。俺跟郭建光对啃芦根鸡头米的战士们打气似的坚定地对夥计们
说:在坚持一月,我们就能吃到辣子兔丁了。到时候,俺亲自掌刀掌厨给各位弟兄
来个门后卷帘子--露一小手!

(待续)


9/17/2008 于 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 病理系 
美国医学教育博客: 
http://www./pc/index.php?id=USMedEdu (面对全球网站)
http://www./pc/index.php?id=USMedEdu (大陆镜像网站)
温柔一刀_力刀博客:
http://www./pc/index.php?id=dokknife (面对全球网站)
http://www.mitbbs.c/pc/index.php?id=dokknife (大陆镜像网站)
刀客论坛: www.dok-forum.net



2008-12-11 23:30:07

主题: 苏晓康: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文革惨死记
我们的“七仙女”——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文革惨死记

                ·苏晓康·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象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叙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 ”,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干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 ”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苏晓康: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重要作家,电视剧《河殇》总撰稿人。)

□ 一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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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解 滨·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X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8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12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6408号吧。



2008-12-08 13:34:06

主题: 新京报: 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
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 
 
 
山东新泰多名上访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称事先均不知情,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大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

记者 黄玉浩 山东泰安报道

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泰安汽车站。

57岁的农民孙法武一下车,就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同伴还没到。

突然,一辆面包车“嗖”地停在老孙面前。车上下来三人,将他半包围了。

老孙认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干什么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么工!你是去上访。不能让你走!”

两男子一左一右上来,老孙掏出手机报警,被劈手夺下。随后被塞进面包车。 

两小时后,泉沟镇大沟桥村村民孙法武,被带进了镇派出所,关在一间屋里。

次日上午11点,老孙又被推进面包车。发觉车往新泰市区方向开去,老孙嚷嚷着,这是要去哪里?

没人搭理。

车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老孙抬头: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下称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识字的老孙,隐约识得这几个字。

两人架着他往前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迎上来。

强制“治疗” 

老孙央求说,我没病,让我回家;院长说让你家人找你们镇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孙想起来就说头痛,“脑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当抬头看见“精神卫生中心”字样,2007年的记忆在脑子里复苏。

老孙冲着那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 

那天很多“病人”听到了这喊声,包括后来跟老孙关系密切的老时。

“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 

被押着经过了三道铁门,进入病房区。

老孙听到医生喊了声:来几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

然后几个“格子服”冲过来,将老孙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老孙听到有人说快灌药,接着脸部被捏住,嘴被动地张开了。

医生捏了他下颌,几粒药“自己下去了”。

被绑在床上,老孙仍不时喊着我没病,让我回家。

当晚7点左右,主治医生朱风信来给老孙打了一针,之后老孙“没了意识”。 

朱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孙醒来时,发现松绑了,脑袋“沉得像个铁锤”,腿发软。想去小便,一下床,一头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孙观察病房。窗户被一根根钢筋细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经三道铁门。

老孙后来说,从没想过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长吴玉柱来查房,老孙央求,我没病啊,让我回家吧。

院长说,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 

手机被没收了,怎么通知家人?老孙没想出什么办法。

老孙的“冤屈” 

上访几年,事情没结果,儿子被人砍了,老孙开始上访 

老孙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时靠近了他。 

那是“放风”时间,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不“放风”时,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区。

老时后来说,一般新来了人,他都去偷偷问问情况,而他听到了老孙喊“是上访的”。 

老孙跟老时说,我的事冤着呢……

老孙是新汶矿务局小港煤矿职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镇煤矿长期采煤,老孙所在的大沟桥村地面大面积塌陷,地没法耕种了,村里大量房屋也斑裂毁坏。1988年起,泉沟煤矿向大沟桥村多次补偿。

按补偿标准,老孙家可获4万多元。但据老孙及村民徐学玲等人讲,全村300多户都没领到补偿款。

而村干部称已发放,具体到老孙,说老孙盖了印章了。老孙坚称造假。

2001年起村民选出数名代表去上访,老孙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孙法武等村民的补偿款已发放。调查报告显示,村里“尚欠孙法武1块4毛钱的房屋斑裂补偿”。

老孙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们向新泰市纪委递交了审计该调查报告的申请。 

三天后,当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闯入老孙家打砸。当时老孙没在,老孙的儿子、新婚第五天的孙贵强被砍成重伤。

据孙妻张学芳回忆,那些人喊着,“再上访弄死你们全家”。

自此,家里白天黑夜关着家门。而案发后,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孙法武再次踏上信访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递材料”。

村民补偿费的事和儿子的事至今无果,而老孙“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孙从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接回”新泰,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老孙作出1年零9个月的劳教决定,理由是“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声吵闹滋事,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孙被送进了山东省少年劳动教养管理所劳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孙,再次被“接回”。

这一次,时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的陈建法说,你不能再上访了,你有精神病。老孙称,当时一民警让他签字。

“我怎么成了精神病?”老孙拒绝签字,随后被塞进一辆车送到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

“开始天天吃药,打针”。老孙对药物敏感,“头一直晕,站不起来”。老孙说,后来主治医生孟庆顺给停了药。

孟庆顺11月24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陈建法替老孙办的手续,费用也是泉沟镇政府出的。

那次,老孙被“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而老孙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这是老孙2007年对“精神卫生中心”的记忆。

秘密的记录

老时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医院的上访者

对于老孙的经历,老时说,他在偷偷记录这些事,准备向外举报。

84岁的老时是天宝镇的退休干部,因与邻居宅基地纠纷长期没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镇政府不作为。

2006年6月14日,老时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北京“接回”,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

后出于多种因素,天宝镇政府和医院后来多次通知老时出院,但老时不走了。

“你们强行把我送进来,又吃药又打针,必须申请权威机构对我进行鉴定,给我个说法,我才出去。” 

没有讨到说法,老时就一直待着。至今已两年5个月。这期间,他利用“放风”时间搜集材料,发现“很多上访的人被关进来”。

老孙做了许多记录,记在纸片上,甚至旧药盒上。

老时说,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护士不让“上访病人”间交谈。

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

两年多时间里,老时秘密记录了18个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老时还写日记,2006年6月的一篇日记老时写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医生、护士顶了嘴,等他们走后,几个病人一定会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这些医生指使的。” 

日记和记录的纸片,老时藏在褥子底下。

老时告诉老孙,关进来没多久,他便让家属捎进来一部手机,他曾偷偷往外打电话举报,都没成功。

老孙发现,老时把中纪委的举报电话写在了内衣口袋上。

听说老时藏有手机,老孙要借来报信。但手机嘟嘟响,无法拨出,而老时也不知原因。

信息传不出去,老孙“只能待着”,但“悄悄抵抗”。

进来第二天开始,每次吃药,他都将药压在舌下,等护士走了再吐掉。

护士很快发现,后来吃药会检查舌头。老时和“上访病人”李元亮也这样说。

“病友”之间

“上访病人”李平荣说,一定帮我带个信出去,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试图传信息的时候,家里人正四处找他。

10月19日老孙离家后,家人发现老孙电话打不通了,后来孙妻张学芳找到了谷里镇的张成用等人,张曾跟老孙约好19日一早在泰安会合后进京上访。

张成用说,他打听到老孙被镇里带回去了。

10月22日,张学芳找到了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安说,你丈夫有病还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张学芳要求安拿出老孙有精神病的证明,被拒绝。

张学芳又去找代镇长陈建法,说大街上那么多有精神病的人你们不送,偏送他?

陈说,别人没上访, 他上访了。

10月26日,张学芳带着5个亲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许见老孙,但要隔着铁门。

当时,老孙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铁门另一侧有人喊他。

他蹲下来,通过铁门下面半尺高的缝隙,看到了妻子张学芳的脸。

老孙让把手机递给他,打了110,说自己去上访被镇政府强行关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说不管上访的事。

张学芳对老孙说,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张学芳再次来看老孙时,老孙把老时的名单和日记偷偷交给她,并说了老时的叮嘱:拿到北京去喊冤,还我们一个公道。

送走妻子,老孙也像老时一样注意“上访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孙看见三男两女架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进来,那女子一直挣扎,大喊“我没精神病,我是上访的”。

3天后,“放风”时,老孙得知该女子叫李平荣,因丈夫工伤处理的事进京上访被关进来,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孙帮忙带个信出去,传给她在外地上学的孩子,“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从老时那里借来烟盒纸和笔,又一次“放风”时,他给了李,李写下了她家地址和亲人的电话。

李写好后,先将烟盒纸扔到院里一个角落。之后,老孙假装瞎逛,去捡起。

11月3日,张学芳探望老孙时偷偷将烟盒纸带出。但迄今没能联系到李的家人。

鉴定与“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单位还没让我病退?老孙耿耿于怀

在等待被“营救”的日子里,老孙缠着医生要看自己的“鉴定书”,被拒绝。

根据老时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记者了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学玲。

46岁的徐学玲,是大沟桥村的致富能手,经营着一家店铺。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聋哑人)在泉沟煤矿被保卫科长打伤,因对当地公安机关处置不满,徐学玲此后四处上访。

2008年5月14日,徐学玲被从北京“接回”,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后,徐坚持要说法,镇政府给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这份日期为2008年3月29日的意见书,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鉴定地点是泉沟镇政府。

徐学玲说,她根本不知鉴定这回事。她回忆,3月29日,镇信访办副主任薛青刚跟她说,省里派了调查组来查你妹妹的事。她记得,当时见到了镇党委副书记高伟和三个陌生人。高伟跟她说,这三位是省里下来的,你把案子跟他们说一下。徐讲述了妹妹的事,并询问三人单位和姓名,对方说有事你找镇里就可以。

鉴定书称徐学玲“思路清晰、言谈切题,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讲到伤心处则痛哭流涕……”诊断结论“癔症”。

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张金响是鉴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是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他称“臆症基本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发病时可能产生社会危害”。

11月25日,记者在泉沟镇信访办见到了老孙的鉴定书:“不满村干部侵吞群众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访……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张学芳、子孙贵强等证明:孙法武1979年头部被砸伤患精神病语无伦次……”“意识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时痛哭流涕、泪流满面……诊断:臆症性精神病。”鉴定机关为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时间为2006年3月。

张学芳说,家人均不知老孙被鉴定过,更不用说做证明。“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学玲称,几十年来,村里人从不知老孙犯过精神病。

从记者处得知2006年3月的“鉴定书”后,老孙回忆,2006年初,被劳教期间他与一名干警发生冲突,该干警打他并让他当众下跪……当晚他想自杀被发现,随后绝食抗议;后来两名干警带他去济南说去看病。

当年3月,老孙被提前释放,但他并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对于被称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孙耿耿于怀: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访保证书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签字后,老孙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着铁门,老孙又听到妻子的喊声。

80岁的母亲病危了。

这天早晨,孙母跟张学芳说,做了个梦,梦见银海(老孙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岁的张学芳慌了神,她去给信访办主任安士智跪下了,边哭边磕头,说,让他见他娘最后一面吧。

安说,老孙是上级安排送进去的,需要请示。他让张学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张又跑去找老孙。

老孙跑去找院领导,领导说找你们镇政府去。

当天下午5点,孙母逝世,老孙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遗体要火化,按当地风俗,作为长子的老孙必须到场。

送丧的亲属一直等,老孙一直没出现。

张学芳穿着孝服去镇政府找安士智,被门卫拦住,她跪在了镇政府办公大楼前。

1小时后,安士智出现了,说要老孙回,张学芳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我丈夫孙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医院送。

张学芳签了字。

随后,安士智带她到精神病院。老孙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证书上签字。

老孙问保证书写了什么,安念了一遍,老孙又让医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

安后来跟记者说,签保证书是为了让老孙不再上访,不再“扰乱社会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点,老孙签了字,离开精神病院,去给母亲送葬。

老孙4岁丧父,跟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没见上最后一面”。

医院的无奈

院长承认医院里有些人是上访户,他说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长吴玉柱承认,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都是各镇政府付费的。

老时记录的那个上访者名单,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吴的证实。

吴玉柱说,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的上访人员很多。

他说,有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医院就拒绝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时候带着鉴定书。“都是同行,我们也不好推翻那些鉴定。每次还有公安的人来送,我们更不好说什么。”

“医院也有苦衷。”吴玉柱称,医院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许多镇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时的费用,天宝镇两年多都没交。

根据2001年11月卫生部有关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等情况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对于老时、老孙他们属哪种情形,吴玉柱说,我国还没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专门法规,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镇政府的“压力”

当地镇政府称,若处理不好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泉沟镇镇长助理陈建法也表达了“无奈”:“信访压力巨大”。

陈建法说,老孙和徐学玲的事,不是镇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处理不好他们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他称,孙和徐都是“信访钉子户”,每年进京上访十多次。每次他们一到,市驻京办就打回电话,市里就责令镇里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个人,吃住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全由镇里出。泉沟镇仅在这两个上访者身上,这些年花费在10万元以上。”

为了不让徐学玲再上访,今年8月9日,镇政府与徐的妹夫李天平签了协议,一次性支付“苦难救助金”4万元,并协调煤矿付了16万元医疗费及抚慰金。

陈建法说,这可能是一个坏的例子,因为徐加玲的情况应不用赔那么多钱。

对于老孙被强行收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议书”:“鉴于孙法武已经司法鉴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现实危害性,为减少社会危害,特建议泉沟镇人民政府给予救助治疗。”

而陈建法说,把人送进精神病院,不是镇一级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称,新泰市实行信访属人属地管理,信访工作是对党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项考核,“出现越级上访,党政一把手要受到处分”。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采用“走访”形式上访,“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过条例没有对“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更无处罚建议。

来自新泰市信访局网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访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访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辛显明提出,围绕全国“两会”召开和奥运会,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其中“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被列为第一条。

同样来自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营造“依法上访受保护、违法上访遭打击”的导向和浓厚氛围……对精神偏执的信访人也进行人文关怀,协助其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精神异常的送医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泰市因信访成绩突出,曾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称号。

据该报道,新泰曾因“越级上访不断,被省里亮了‘黄牌’”,后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各项信访目标任务分解量化到单位和人头,实行责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黄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参与,齐抓共建”,新泰成为“首批‘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

■ 相关链接

精神病强制收治规定

因为我国于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

按《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 新京报



2008-12-08 10:27:53

主题: 克拉玛依火祭
(组图)无法忘却:克拉玛依大火12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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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2008-12-08 03:42:22 
 





  1994年12月8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两基”评估验收团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克市教委组织中小学生在友谊馆,为验收团举行汇报演出,部分中小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共796人到馆内参加活动。

  18时20分左右,由于舞台上方7号光柱灯烤燃附近纱幕,引起大幕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致使众人被烧或窒息,共死亡325人,其中中小学生288人,干部、教师及工作人员37人,受伤住院者130人。经有关部门共同调查,这是一起特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火灾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克拉玛依友谊馆人员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人,严重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玩忽职守,汇报演出活动的组织者严重失职、渎职造成的。

  1995年10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克拉玛依市副市长、市教委副主任、友谊馆工作人员等14名相关责任人,以玩忽职守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四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4年很长。

  活在思念里,难熬。家长说,经历过就不可能忘记。

  14年很短。

  每天都是一样的日子。

  受伤的孩子说,天天都像在过昨天。

  14年,对克拉玛依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岁月的交替。

  他们说,忘记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但是,真的会轻易忘记吗?

  14年前的今天,克拉玛依市教委组织中小学生,在友谊馆为验收团举行汇报演出时,发生特大火灾,325人遇难,其中学生288人。

  赵玲(化名):10岁的儿子在大火中遇难,如今一个人生活

  总是梦到孩子回来了

  她和儿子相拥的照片就摆在客厅。

  “你瞧他多秀气,他是学习委员,还是英语课代表。”

  赵玲(化名)望着照片,依然有母亲的骄傲。

  1994年那场大火发生时,孩子10岁,她是一位小学的辅导员,丈夫已经离世,此后她孤单一个人。

  如今退休的赵玲,常常做两种梦。

  她在大火里奔跑,黑烟在周围升腾,她清晰地闻到肉体烧焦的味道,在梦里喘不过气来。要不然,就是一片寂静,静得吓人。雪突然飘下来,在她的周围,全是唤不醒的孩子。

  另一种梦就是她坐在餐桌旁,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孩子回来了。

  12月8日那天,她也在友谊馆里,带着一些学生出来了,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

  那天夜里,她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暗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生活从此失去光明”。

  她得了神经衰弱,常常盯着客厅里的窗户发呆。朋友把房子里的窗户,装上了防护栏。

  每年,她会跑到孩子的墓地大哭一场,回来发烧躺一整天,生活继续。

  她不愿意见以前的朋友。

  朋友的孩子要结婚了,她说,“谁的婚礼都不要通知我,通知我就是往我伤口上撒盐”。

  2003年,她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叫“写给天堂的十二封信”。写了几封之后,她大病一场,人瘦得脱了形,不敢再写。

  今年,她想出了一个新的理论:现在就业那么困难,也许孩子早早地去天堂是幸运,就不用这么累了。

  她边说边笑,流出了眼泪,“我这么想是不是很变态”。

  不久前,她碰到了儿子的同班同学。那个同学说,“阿姨,我能帮你什么”。她说,“你能让我抱抱你吗?”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她每天看电视到凌晨5点,睡一会儿继续看。她说,感同身受,他们的现在就是她的过去。

  她想着,再老一点,就去找一个小学做志愿者,当义务老师。她害怕孤独地死去。

  在克拉玛依,经历过那场大火的家庭,有的散了———孩子死了,两人互相埋怨,离婚了;妻子年龄太大生不了孩子,丈夫离婚再娶了。

  杨柳:克拉玛依火灾中烧伤最厉害的孩子,现在仍住在医院

  活下来了就坚定地成长

  依稀可见她当日的美丽。

  大大的眼睛上是烧伤后层层的褶皱,高高的鼻梁末端被火狠狠地拧了一下,下巴烧坏的皮肤凸起,像括号一样围着她的嘴巴。

  只有嘴唇,依然鲜润,还有她的嗓音,清澈雀跃。

  她叫杨柳,克拉玛依火灾中烧伤最厉害的孩子,全身的皮肤几乎都被烧坏,属于一级伤残,能活下来被很多人称为奇迹。她曾经是全市著名的小明星,弹一手好钢琴。

  如今27岁的她,从来不想,如果没有那场火会怎样。她说,自己回头喊一个同学的时候,火冲上来了。那个同学安然无恙,后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同学不肯承认,杨柳常常想,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她觉得大火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快,14年就像一天。不是像外面生活的人那样快,她挥舞着残缺的手掌,强调着,太快是因为日子太单调。

  住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杨柳在自学英语,看到了新概念第三册。她有些头疼,自学起来挺难的。有人说,学它有什么用呢。她说,不学习还能干什么呢。要用肩膀才能夹住书,很累,她就把书放在谱架上,隔得远点看。

  她还梦想着进学校当一个旁听生。“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要让我上学”,只是没有学校肯敞开大门。

  她说最难熬的日子就是现在。因为她发现,自己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的可能越来越小了。在病房里耽误太久了,即使好了,也来不及了。

  她几乎没有哭过。只有去年的那次手术,麻醉的劲儿还没完全过去,心里的委屈模模糊糊翻腾上来,她放声大哭。在去年的手术之前,每次上厕所需要三个小时,她都熬过来了。

  她的母亲说,明年还会有一场手术,杨柳从不闹,就那么坚定地成长。

  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对受伤者许诺承担终身治疗费。目前,很多比杨柳烧得轻的孩子,都被安排在了克拉玛依工作。

  况丽:当年是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后来获刑4年。如今在保险公司工作

  审判时喊冤但又想通了

  听到12.8,她的脸僵了一下。

  况丽,这个当时的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在发生火灾时,因未组织疏散学生,只顾自己逃生,对严重伤亡后果负有直接责任,被判刑4年。现在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她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每年的12月8日,她都会给老师和孩子们烧纸。

  她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在以前的报道里,她是一个狠心的女人,自己跑到洗手间,把门插住。外面几十个孩子求她开门,她不肯。最后,她活下来了,孩子们死在洗手间门口。

  她说了另一个版本。当时火一起,她就跳到了台上,让老师带孩子赶紧走。之后,她跑到了洗手间,是想拉水管出来救火,结果没找到。等她要往外跑的时候,烟雾已经封住了,她后来是砸破玻璃被拉出来的。她说洗手间那里没有一个孩子,洗手间的门也是弹簧的,插不住。

  在审判时,她喊过冤。但她说,后来自己想通了,人家都死了孩子了,自己的冤枉又能算什么呢。

  对于“让领导先走”那句话,她说不是她喊的,也没有听到人喊。

  从牢里出来,她依然生活在克拉玛依。很多时候会碰到孩子的家长,她会有意回避。

  有的家长跟她主动打招呼,“他们相信我的为人”。

  她现在保险公司做得很好,“很多人同情我,愿意帮我忙”。前一阵媒体上报道她入了党,当了保险公司的老总,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震动。网友对她的责骂,很多她都看了。她说,“能重新入党,肯定是因为我表现好。”

  她有时候也会做梦,梦到自己躺在火上。她说现在平静下来了,希望的是安稳的生活和家庭的温暖。

  真相因为年代的久远,已经慢慢褪色了。

  克拉玛依:从1994年至今,未发生过大型火灾

  睡前习惯检查煤气开关

  那场大火的痕迹,在现在的克拉玛依,找不到了。

  当年的友谊馆只剩下了一个大门,后面建成了人民广场。在广场上,密布着路灯。很多人说,一盏灯是一个亡灵。广场上没有提到克拉玛依大火的文字。

  政府的一个公务员说,克拉玛依人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能永远活在伤痛里。

  大火里死去的300多人,都埋在城外的小西湖墓地里,占了大片的戈壁。多数墓碑上都有孩子的照片,年代久远,很多已经脱落了。

  克拉玛依的很多市民提起那场大火,都是淡淡的口气,过去了,不想再提。但是选择婚礼日子的时候,克拉玛依人会有意避开那一天。但是,这个城市忘不了那个教训。

  在克拉玛依有一个习惯。每次开会,只要有十几个人,在开会之前,就会宣读一个通告,把安全门的位置和消防通道都介绍一遍。克拉玛依的所有消防栓上,都贴着责任人的名字。

  如果有大型的群众活动,消防车会早早停在会场外面。

  克拉玛依市消防支队指挥长娄承刚说,1997年11月,克拉玛依成立了武警消防支队,接管了克拉玛依城的防火监督。每年有多次检查,不论什么单位,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曾经有一年,电视台的演播室不过关,克拉玛依市的春节晚会差点被取消。

  克拉玛依人对火灾非常敏感。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去摸一下煤气开关,似乎成了克拉玛依人的习惯。

  从1994年到现在,克拉玛依未发生过大型火灾,消防设施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克拉玛依应急办的主任侯少华说,现在的克拉玛依对于突发事件有着快速反应。24小时的应急值守制度,各个单位的预警制度,正在建设的网络应急平台,都使得克拉玛依能面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在12.8那场大火里,消防队赶到了,发现门打不开。而现在,打开那扇卷帘门只需要10秒。



2008-12-08 10:20:28

主题: 媒体"封口费"
(图文)“封口费”事件:中国媒体全部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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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2008-12-07 22:39:53 
 


  中国山西省爆出矿难报道“封口费”事件,引发了全国传媒界的一场大地震。山西省委宣传部于上月底启动针对辖内媒体的“百日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结果使得当地传媒生态急速向“官方钦准”的方向敛缩。新闻媒体,尤其是非主流媒体自主采访社会新闻受到有形无形的限制。 

 
  按照“百日整治活动”的口径,要严厉打击不仅是“假新闻”,更重要的是“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 

    “假记”形同刑事犯 

  有关方面强调“依法”取缔“擅自设立”的各种记者站、工作站、办事处、联络处、调查中心;打击以各种手段进行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强买强卖、拉取赞助的“假冒记者”,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 

  有关方面还提出,建立宣传、新闻出版、广电、纪检、纠风、公安等部门联合监控体系,建立各市、各有关单位间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交流案情和案件线索,发现线索,联合行动,防止“假记者流窜作案”,“压缩假记者的活动空间”。动员群众踊跃举报“四假”,形成全民打假的浓厚社会氛围,做到“有报必接、有报必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所谓“假记者”,有很多其实是属于“通讯员”性质的传媒从业员。众所周知,报社的正式记者,不可能对发生在全省各地的大小事情都赶到现场作深入采访,尤其是稍纵即逝的突发事件,很多是依靠各种“线人”报料。非主流媒体因为人员编制上的限制,更不可能有很多正式记者去做现场采访报道。 

  就连揭露“封口费”事件的《山西时报》记者戴骁军,也曾在事发后被其《山西时报》高层否认是该报记者,更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也就是说,按山西省百日整顿的定义,他也是“假记者”,也应在被严打之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假”,必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记者认识一位为媒体工作但确实没有官方记者证的“假记者”郭×,他告诉记者,他所附属的传媒已让他放假,避过这一阵风头,“单位给放了假,要求明年三月之后再来行动。” 

  郭×来自四川,之前曾在煤矿做“包工”,负责把老乡介绍给煤矿做挖煤民工。后来在煤矿多次接触过记者后,渐渐成为“线人”,知道哪里发生矿难便向记者提供线索,同时收取一定的报料费。因为在煤矿民工中人面熟关系广,之后便算是加入媒体,成为“假记者”群中的一人。据他介绍,山西省很多突发性事件报道都是他们这些“假记者”的功劳,因为“正规媒体的信息渠道没有那么灵通。” 

    新规成拒采访藉口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的“暂未领取新闻记者证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在正式记者的带领和指导下开展采访工作。”这条规定,已经成为一些部门避免揭黑的挡箭牌。山西展开“百日整顿”后,一些地区、单位便动辄查问“有没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令当地的许多媒体,除了出席官方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之外,要自主采访其他社会新闻都受到很大阻力。 

  是次整顿行动虽然不针对“海外、境外媒体”,但这类媒体同样感受到了因整顿行动而带来的影响。山西省寿阳县工商局企业股股长霍某涉嫌私自携带、更改、销毁寿阳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变更档案,造成该企业内部混乱和40余员工的部分失业,继而引发抗议和官司。本月3日,大公报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当事人霍某。该县新闻中心主任陈某查阅了记者的相关证件之后表示:“按照规定,你们没有任何采访权力,你们的证件不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我们有权拒绝接受你们的采访。”该主任还质问记者:“山西新闻界‘百日整治’活动你们不知道吗?” 

  讽刺的是,此前在山西举行的一些官方活动中,香港传媒一直受到邀请。当地部门还常常在致词中特别提到:“我们本次活动有幸邀请到香港的媒体。”但在港媒自主采访新闻时,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便成了拒绝采访的最方便理由。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媒体记者批评说:“报道的真实性重要还是记者证的名头更重要?不是记者就不能揭露真相?这次媒体整治为一些屁股上不干净的单位和个人阻挠记者正当采访提供了最好的藉口。”



2008-12-06 09:09:40

主题: 湖北大学一个班推行告密制度震惊教育界
湖北大学一个班推行告密制度震惊教育界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师生们的“小天使计划”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住自己的一言一行。这一计划12 月4日由《武汉晚报》披露后,在全国网络和媒体上激起热烈讨论,教育工作者、媒体人士纷纷抨击。这里转载其中一篇文章。


“圆形监狱”里的秘密“天使”

李辉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据悉,此活动开展以来,效果良好,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12月4日《武汉晚报》)

  华东政治大学两名女生告发批评政府的老师为“反革命”的事件尚未平息,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的师生们的“小天使计划”又出笼了。不过,与两位女生出自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的个人告密行为不同,湖北大学数计学院 07数学2班的学生们是驯服的“集体告密者”,而且都是操控在班主任尤俊桥老师股掌之中的 “集体告密者”——据这一创举的始作俑者尤俊桥老师说,开展这个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

  不能不说,这位可敬的班主任“真是太有才了”。尤老师这一班级制度的设计完全暗合了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于1785年提出的“圆形监狱”,即全景敞视建筑的设计理念。在这种“圆形监狱”或曰“全景监狱”里,隐身在中央塔楼的狱卒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同时,由于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便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就会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而在天才的控制者尤老师的班上,由于同时身兼“监视者”与“告密者”两大职能的“天使”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且每个学生既都是秘密“天使 ”(或曰“秘密警察”),又都是“守护对象”,如此交织而成的隐形的监视与告密的网络将整个班级都笼罩于其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尤老师这一无形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之精妙比边沁的“圆形监狱”有过之而不不及。

  至于尤老师本人,就是那位隐身在中央塔楼的唯一的狱卒。与边沁的狱卒相比,她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犯人们彼此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将长在自己头上有限的一双眼眼幻化成了“群众 ”头上无限的千万只眼睛,从而使自己从不间断的监控中解脱出来,以逸待劳,无为而治。她就象一只大腹便便的蜘蛛,蹲坐在蛛网的中央,踌躇满志于自己设计的完美,且带着“虐待狂”的心理欣赏着猎物在蛛网上从挣扎到最后终于变得驯服的过程。可惜(或曰可悲)的是,她的学生早已经驯服和纯洁得象“天使”一样了,竟然没有挣扎,也没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这无疑降低了她捕猎的快感。不过, “活动开展以来,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班上开小差的少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迟到的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总而言之,学生们应得更驯服了,更听话了——这一成绩仍然是值得欣慰的。

  话虽如此,尤老师天才的制度设计真的能“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么?答曰:只怕未必——它所制造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罢了。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秘密警察”或“克格勃”的“白色恐怖”环境里,虽然能维持表面上秩序井然,风平浪静,甚至歌舞升平的局面,实际上却是剑拔弩张,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也都将“他人”视为“地狱”——时时刻刻生活在猜疑和敌对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人告发,也随时准备着告发任何人。于是,不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与互动关系被毒化了,而且每个人都会为求自保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原子化的个人”。

  出身地主家庭的妻子经常和我提起“文革”时期可怕的童年记忆。她说,那时她妈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每次和家里人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打开门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人,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听了去惹来祸端。如果将尤老师的天才设计在各个学校——甚至全国推行开来,只怕我们离第二个“文革”也就不远了。

  (光明网-光明观察)

(本文发表于首页健康 · 科技 · 教育, 已被阅读1782次)



2008-12-05 14:40:19

主题: zt 好玩的段子
好玩的段子


工资真的要涨了
 心里更加爱党了
  能给孩子奖赏了
   见到老婆敢嚷了
    敢尝海鲜鹅掌了
     闲时能逛商场了
      遇见美女心痒了
       结果物价又涨了
一切都白想了

没钱的,养猪
 有钱的,养狗。
  没钱的,在家里吃野菜
   有钱的,在酒店吃野菜。
    没钱的,在马路上骑自行车
     有钱的,在客厅里骑自行车。
      没钱的想结婚,
       有钱的想离婚
        没钱的老婆兼秘书,
         有钱的秘书兼老婆
          没钱的假装有钱,
           有钱的假装没钱

人啊,都不讲实话:
 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
   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
    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
     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
      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
 男想高,女想瘦,
  狗穿衣裳人露肉;
    乡下早晨鸡叫人,
      城里晚上人叫鸡;
       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
        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



2008-12-04 23:51:02

主题: 林达: 战争与和平的困惑:你不知道的伊拉克的故事
战争与和平的困惑:你不知道的伊拉克的故事

亚洲周刊林达/我从九月下旬进入伊拉克,在那里将近一个月,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只觉得自己和伊拉克有了生死之交。库尔德斯坦伊拉克自二零零三年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阿拉伯伊拉克却不仅面对萨达姆残部和外国恐怖组织的挑战,更严重的是什叶、逊尼两派对立而爆发的内战。

如今,阿拉伯伊拉克也已经过了那个转折点,而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我本来打算从土耳其由公路进入伊拉克,可是伊土边境正炸著,只好改了飞机。按平常做法,在售机票网站输入自己出发地和目的地城市,却根本没有结果。我只好去找一些论坛,见一欧洲女子千里寻夫,要去伊拉克探望在联军中的丈夫,不得其门而入在那里求助,局内人纷纷出招,我就按图索骥找到了飞往库尔德斯坦首府阿尔比尔(Arbil)的奥地利航空公司。

另一选择是从安曼飞巴格达,但有人说这家航空公司一度拒绝西方护照,我就不敢考虑。另外可以从中国走,可实在太绕了。旅馆资料也一样扑朔迷离。离家前那个晚上,我独自在查阅资料,天亮了,发现自己什麽也没准备好,什麽都不清楚,对巴格达的阅读令我震惊。也许是一夜未眠体质下降,我在临行前觉得自己突然只剩下本能恐惧。

在维也纳机场的登记口,我幸运地遇到从英国探亲返回的库尔德斯坦教育部办公室主任拉希达(Rasheda Zaher-Draey),她出生英国,随夫到库尔德工作。后来在教育部办公室,我发现她的能干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从国外回来一批这样的官员。她为我找到了在伊拉克的第一个旅馆。

伊拉克将近一半是沙漠(西部),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狭长地带。库尔德斯坦在北部,面积佔这个地带的三分之一,人口佔五分之一。进入库尔德我深感困扰,不知道所谓信息时代是什麽意思,新闻报道究竟喂给了大家什麽「真相」。我自诩生活在信息最通畅地区,没有人告诉过我,二零零三年美军入侵之后,该地区进入伊拉克建国近百年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黄金时代」,这是库尔德朋友阿布杜拉的说法。此后我还听到不同的人对这五年如此形容。在这里走一圈,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夸张。阿尔比尔五年前还是个破旧小城,现在正以一个现代城市的规划在建设。城市道路宽敞,私家车非常普遍,道路标识清楚规范,兼有库尔德语和英语。大型建筑遍地开花,可大多当地人不屑于当劳工。项目投资者多为各国阿拉伯商人,劳工不少是东南亚引入的外劳。阿尔比尔近郊有个基督徒聚集的小城安卡瓦(Ain Kawa),非常西化。阿尔比尔是新首府,原首府苏利马尼亚更是被称为「小欧洲」。

进入伊拉克之前,我关注过妇女著装,看资料感觉是从头到脚蒙一个黑。在城市街头,这样蒙黑的很少,妇女装束各异,有根本不带头巾的,也有女牛仔模样,即使严格守伊斯兰妇道的装束,讲究上衣长,却以收腰弥补,色彩花色搭配,感觉现代而有品味,加上阿拉伯女子本身的美娒,真是漂亮。服装百货剐窗和中国没什麽大区别,西式婚纱专卖店和婚纱照相馆更令我意外。库尔德各城市的老街都熙熙攘攘,有些叫卖手机电话卡的小摊兼换外币,一摞摞各国货币就当街摆在小桌上。


外界关注的土耳其边境轰炸和可能扩大之衝突,对这个地区丝毫没有构成威胁。它真正在防范的是来自区域外部的恐怖分子。乍到阿尔比尔,感觉怪诞,论城市建设欣欣向荣,却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全是库尔德人。

第一天,我在旅馆登记后下楼,下到一半就犹豫,只见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背抢在门外,走出去更发现到处是武装岗哨。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些库尔德兵保障了这里五年来的和平发展。库尔德斯坦只象徵性地驻扎了约二百名美军,且驻在根本看不见的军营里。一些军人迷彩服上印有「US ARMY」(美军)标志,我一问都是库尔德兵,他们只是以著美军军服为荣,就连服装店的模特都有全套美式装备的。

在伊拉克的最大体验,就是知道了什麽是恐怖战争。阿尔比尔要防的不是正规军而是恐怖分子。但完全杜绝恐怖袭击是不可能的任务,这里也有过多次爆炸,只能说把袭击降到最低点。所有入境公路都层层设卡(check point),对车辆人员严加盘查。巴格达在库尔德之南,而恐怖分子现在的最后据点穆苏(Mosul),距阿尔比尔仅一个多小时车程。我的库尔德朋友哈米德(Hameed Fawzi),妻子是穆苏人,她母亲兄弟还在穆苏,她兄弟来探亲,按库尔德政府要求,必须有人送他到中途检查站,由库尔德亲属带担保书亲自到检查站接,验明正身,最后再以同样方式送出去。

我在库尔德地区採访,持有当地政府通行证,一路仍然被再三盘问检查。哈米德的妻子回去探亲,他从不敢送她进去,都是送到中途检查站,由兄弟接她进去。阿拉伯伊拉克人移民库尔德也必须有亲属担保。

我一直想去穆苏採访,但没有一辆车敢送我过去。我朋友在阿尔比尔给他在穆苏的朋友打电话商量半天,商量中途接送交接、找採访对象,可是最后还是卡在检查站怎麽过。对方说众多穆苏检查站中,个别可能有恐怖组织内线,而我的美国护照、通行证上的记者身份,都是绑架的首选目标。商量半天,最后,他还是放下电话对我说:「你算了吧。」两天后,就有四名伊拉克记者在穆苏被杀。我在巴格达时,消息传来,穆苏有十名基督徒被杀,造成穆苏近千基督徒家庭外逃。基督教在现代伊拉克始终被接受,在萨达姆时代基督教也受到保护,无宗教衝突问题。恐怖组织选择性谋杀,只是要製造耸动新闻。我后来想,穆苏人口一百八十万,但要造成巨大恐慌,只要一个三人小组即可做到。

内在紧张和偶发的炸弹袭击,一点没有影响库尔德民众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建设脚步一点不迟疑,只是处处都见穿迷彩服挂著枪的兵。由于伊拉克长期和外界隔绝,突然开放还处处显得和国际不接轨,一切都是现金交易,豪宅名车都不例外。

库尔德如此防范,就是因为其他地区紧张。大多媒体不仅没有指出两个地区的天壤之别,也似乎无力传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麽。读新闻能读到的就是伊拉克以前爆炸现在也爆炸。实际情况是,二零零三年来,伊拉克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美军和萨达姆政权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从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开始,二十一天基本结束。第二场战争是联军和新伊拉克共同面对的恐怖战争。

第一场常规战争如此顺利,照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萨德博士说法,不是美军打垮了萨达姆政权,它是自己垮掉的。只要看一下伊拉克人口分布图和萨达姆统治史,就知道这个说法有道理。库尔德斯坦的几乎全部几千村庄都曾被萨达姆下令推平,家变成一片零散石块。我去了其中一个村庄,原来六十多户,这几年有八户陆续回来,有一家回来才一年。这几年大旱还没有电,从零开始非常艰难。萨达姆类似的迫害镇压也发生在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库尔德和什叶派一北一南两大地区佔了伊拉克人口分布的绝大多数。因此萨达姆执政时期始终是紧张的。即使在巴格达和周围逊尼派地区,萨达姆的严酷专制也使得民众敢怒不敢言,伊拉克只有极少官方报纸、与外部世界隔绝,一点抱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足球队踢输了,队员都会被残酷体罚甚至有性命之虞。

伊拉克富产石油,应该和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同样富裕,可萨达姆连续打仗,尤其是两伊战争打了整整八年。我和一个伊拉克人谈今天政府的腐败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是个富国,官员贪污都不要紧,以后只要不拿钱去打仗就好。」萨达姆给公务员包括教师工资月薪三美元。他实行严格兵役制,大学生毕业后一年兵役,没考上的服役三年,一打仗就没有时间限制。两伊战争时期,一些士兵趁机投向伊朗,以获得离开伊拉克的机会。所以第一场战争,即美军打下萨达姆政权非常顺利,虽有残部,但大部分地区迅即平定。有一次我和几名伊拉克记者一起去萨达姆家乡,上黑鹰直升机前都在穿防弹背心,一名摄影记者感慨地说,二零零三年联军打进来,他就是萨达姆的兵。他告诉我们,在萨达姆时代防弹背心是特权象徵,全伊拉克只有萨达姆一人可穿,前线士兵反而无权穿防弹背心。在美军进来之前,他们已经半年没有领到军饷。士气可想而知。

必须说明的是,战事顺利和战争合法性是两回事。大多数伊拉克人盼望萨达姆政权倒台和由外国军队入侵推翻这个政权,当然也是两回事。九一一恐怖袭击显示了恐怖战争的无预警大规模杀伤的特徵,也挑战质疑了联合国维护各国安全的能力。受袭的美国认为,既然联合国指望不上了,自己有权基于反恐和安全的判断,「先发制人」发动攻击,这是伊拉克第一场战争的起因,也引起至今未休的极大争议。

萨达姆曾在哈拉布迦(Halabja)使用化学武器,当场死亡至少五千人,留下大量眼伤受害者。我在那里採访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妻子和六个孩子当场死亡,弟弟妹妹都是瞎了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严重受损。阿尔比尔地区行政官明确对我说,他本人赞同美国的判断:「萨达姆是危险分子,他对自己人民都用化学武器。」他理解「美国入侵是基于自己的反恐目标和利益」。

在外界的一般印象里,伊拉克战争是连续的,但是我採访的伊拉克人,包括巴格达人都很清楚,第一场战争结束后,对于平民有过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这段时期的长短各地不同,至少是一年。虽然第二场恐怖战争立即开始,有间隙的爆炸等,主要是萨达姆残部和蜂拥而至的各色国外恐怖组织在做,阿拉伯伊拉克受到袭击的频率远高于库尔德斯坦,但民众对尽早恢复正常仍然存在希望。

真正的恶化源于宗教派仗的爆发。它的开端是两派重要清真寺遭到爆炸,两派穆斯林各自认为是对方所为,在血腥刺激下,什叶、逊尼两派突然对立爆发内战。有几个伊拉克朋友对我说,事后回想,最初双方清真寺爆炸,很可能就是恐怖组织的挑唆行为,就像零四年库尔德两党总部大爆炸一样。由于萨达姆之后形成权力真空,宗教狂热背后就有两派政治争权夺利的背景,形成大规模武装派仗、绑架、对平民的死亡威胁等等。派仗的手段也是恐怖袭击,造成死伤民众无数。

巴格达最糟糕时期是零六年中至零七年中。这是三股力量的较量。一是国外专业恐怖分子和萨达姆残部;二是武装衝突的当地宗教派别。由于前者也是宗教极端分子,也就都能利用当地宗派得到隐身和支援,这段日子是他们的恐怖战争最成功的时期。第三股力量是刑事犯罪,萨达姆在倒台前释放了全部刑事犯,此刻趁乱而起。另一个背景是新伊拉克的军队警察都还没有准备好。三股力量的纠合,把巴格达变成了人间地狱。所谓「伊拉克战争平民死亡」绝大多数在这一时期被恐怖分子恶意谋杀。

伊拉克的第二场战争的最初发动者,即恐怖组织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要製造伊拉克永无宁日的国际印象;二是不让这里的人过上好日子,以证明美军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场战争是错的。恐怖战争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地多杀平民。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从国际压力来说,杀害的伊拉克平民越多,美国国内和国际反应都不是谴责恐怖袭击,而是谴责美国政府、增加要求撤军的压力。很少有人想到,如此反应是在间接鼓励恐怖组织,导致相反后果:既然以杀人製造舆论压力有效,伊拉克平民就被杀得更多,撤军更困难。

恐怖组织的第二个目的也基本达到,巴格达民怨四起。支持推翻萨达姆是因为想过好日子,现在陷入恐怖战争,自然会想,那还不如过去,至少能活下去。不要说炸弹,恐怖袭击造成基础设施的恢复困难就很致命。夏天巴格达气温高达摄氏近六十度,夏天水电不能保证,这一条就让人活不下去。二零零三年,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巴格达在被攻陷的时候,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巴格达人认为,支付这样的代价推翻萨达姆还是值得的。一年以后这个比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我在巴格达的时候,巴格达人对我说,他们感受非常複杂,没有思想准备遇到战后如此局面。

二零零七年中,内战民众突然觉醒,意识到他们自己被外国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利用,两派联合成立名为「觉醒」的组织,走上街头协助军队反恐,反对派政治领袖不再号召抵制宪法,而是选择成为体制内反对派。巴格达形势突然实质扭转。

一年多前巴格达还是城市战场,平均每天报告的恐怖袭击为四十次,一年后降为四次,只是零星爆炸。对于一个七百万人的大城市,已经不是全面安全威胁。一次我在联军新闻中心参加新闻发布会,是美国副外长和伊拉克外长谈撤军问题。就在会议之中,安全区外发生爆炸,距离会场仅两三百米。我们当时感觉不到。现在的巴格达人,大多也是通过看电视了解恐怖袭击情况。

内战带来的转变对理解伊拉克战争局势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同样的内战过程也曾在库尔德斯坦发生。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后,萨达姆曾涉嫌对库尔德族的种族灭绝,联军在伊拉克实行三十六纬度禁飞区,库尔德斯坦有了高度自治空间,获得自由只安静了很短一段,原来合作反抗萨达姆的两大党库尔德爱国联盟(PUK)及库尔德民主党(PDK)就开始为争夺权力打内战,打到一方向伊朗求助,另一方向萨达姆求助,引狼入室,导致萨达姆坦克部队进入阿尔比尔大开杀戒。我的一个库尔德朋友被抓,因萨达姆在当天下午二点下令不再屠杀,他就活了下来。我採访的另一个女记者,她父亲就在二点前被杀害。库尔德人内战也是流了足够的血,打了五年直到双方厌倦才罢手,九八年由美国调解两党妥协签订和约。萨达姆倒台后,阿拉伯伊拉克几乎是重複了一遍这个历程。二零零三年美军入侵,库尔德斯坦内战已经结束,相对成熟,因而能够直接进入经济建设的黄金期。

库尔德斯坦的前车之鑑和今天的快速发展,对比阿拉伯伊拉克的内战弯路和觉醒后的转折,对许多伊拉克人来说是一个反省机会。我想起和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长萨德博士聊起「自由以后怎麽办」的话题,提到内战教训,他笑著说:「我们有石油,可没脑子。」

阿拉伯伊拉克已经过了那个转折点,转折的关键是自己的觉醒。觉醒的根本原因是内战双方民众渴望过正常生活的本能。我在巴格达街头看到日常生活在迅速恢复,我到达的前两天,巴格达一个果蔬批发市场还是空的,突然就挤满摊贩。我见到的日用品批发市场更是兴旺。

为保护商家,巴格达沿商店市场的街边都是大水泥块的屏障。恐怖战争的成本非常低,恐怖组织不谈人性底线,因此可以预见,恐怖袭击不会杜绝,形势依然严峻。也可以预见,在很多年里,巴格达街头仍然会布满军警检查站。

但是,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已经恢复了三分之二,正在继续恢复中,伊拉克政府规定任何石油公司的合同,必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伊拉克公司的利益在内。有库尔德斯坦的范例在那里,这个原本应该非常富裕的国家,前景仍被许多阿拉伯商家看好。

今年斋月结束的十月庆典日,巴格达有五十万人在公园游览庆祝。巴格达突然到处都在举行婚礼。巴格达记者穆汗纳德邀我参加一个婚宴,我真想去,但算了一下日子,我正好那天离开巴格达。我从九月下旬进入伊拉克,在那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只觉得自己和伊拉克有了生死之交。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达系旅美中文作家。作品有《带一本书去巴黎》、《总统是靠不住的》等,新著《西班牙旅行笔记》(台湾版名《西班牙像一本书》)。零八年九月以亚洲週刊特约记者身份赴伊拉克採访。



2008-12-03 14:25:35

主题: 性贪官黄松有
(图文)中国最高法院长爱美女 被称“性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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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    2008-12-03 03:10:48 
 


  10月28日,中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有消息透露,黄松有涉及广东一起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案,已被中纪委“双规”。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黄松有被免职的消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司法系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创造了一个纪录:建国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性贪”高官 

  黄松有最后一次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10月9日。当天,他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地方法官研讨会,会见并宴请了东盟各国的司法界代表。此后,他再未露过面。有媒体报道称,10月15日,“在参加完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后,黄松有被塞进一辆汽车里带走,他的住地和办公室也在当天下午遭到搜查”。另外,“黄松有分管的高法执行部门,至少有4名高级官员被下令不得离开北京,以协助调查”。 

  关于黄松有落马的原因,香港《大公报》等媒体报道称,他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也有报道称,黄松有“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更有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不过,目前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卷入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该案主要涉及曾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广州“中诚广场”被拍卖一事。 

  “中诚广场”是一座怎样的烂尾楼,竟能将黄松有拖下水?《环球人物》记者特赴广州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蹊跷拍卖 

  “中诚广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北体育西路191号,现已更名为“中石化大厦”。从1997年被扣上“烂尾”帽子起,“中诚广场”便因烂尾时间长、牵涉面广、牵涉资金多、“复活”历程曲折,被称为“中国第一烂尾楼”。规划设计中的“中诚广场”高51层,分A、B两塔,由香港中诚集团于1992年投资兴建。该工程的造价高达20亿元,但中诚集团的初期投资只有2000万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诚集团资金链断裂,“中诚广场”的工程进度随之时断时续。2001年,被拖欠了数千万元工程款的施工单位宣布停工,“中诚广场”就此成了烂尾楼。 

  2002年7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解决围绕“中诚广场”的债务纠纷。当时,申报的债权人多达158名,债务总值达人民币15.67亿元、港币1.24亿元、美元0.3亿元。 

  当年10月,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骏鹏公司)和北京金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金贸公司)如从天降,莫名其妙地在竞拍中胜出,联手以9.24亿元人民币的低价收购了“中诚广场”。此后不久,广州骏鹏公司的老板范骏业,因涉嫌金融票证犯罪,丧失了购买“中诚广场”的资格。2005年2月5日,北京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然而,此次拍卖行动结束不久,就有媒体发现了更多的“离奇故事”:北京金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范骏业。而且,北京金贸公司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很快出手转卖,售价高达13亿多元,净赚了4亿多元。但是,直到此时,外界也只是感到此次拍卖活动存在诸多蹊跷,没人知道黄松有和杨贤才在其中做了手脚。 

  背后谜团 

  2006年,“中诚广场”A塔被中石化集团买下,整幢大厦被更名为“中石化大厦”。此后,事易时移,就连许多广州人都淡忘了“中国第一烂尾楼”之事。 然而,两年后的2008年6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在“中诚广场”拍卖过程中有违纪行为,突然被中纪委“双规”。此时,人们才再次想起了“中诚广场”,并恍然大悟: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的过程果然暗藏玄机!但人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杨贤才只是个副厅级官员,何需中纪委直接介入?对此,有分析人士当时就指出:中纪委亲自出马,极有可能意味着,在杨贤才的背后,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官员。 

  直到2008年10月28日,黄松有被“双规”的消息传出,人们才又一次恍然大悟:那个“级别更高的官员”就是黄松有! 那么,黄松有在“中诚广场”拍卖案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就连广州司法界人士也无法弄清黄松有和杨贤才涉案的具体细节。他们也只是从媒体上看到一种说法:杨贤才在执行拍卖“中诚广场”任务的过程中,曾接到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而发指示的人正是黄松有。 

  黄松有和杨贤才为何能将他们的龌龊之事掩盖得如此“完美”? 

  杨贤才的一位前同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现年58岁的杨贤才,因在破解司法执行难问题上屡有创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执行局长”。拍卖“中诚广场”时,他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分管此事。他还透露,黄松有与杨贤才的关系很好。二人曾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事,还是潮汕老乡(黄松有是广东汕头人;杨贤才是广东揭阳人,揭阳在撤县设市之前隶属汕头)。鉴于两人关系密切,外人很难了解他们之间的“交易”。黄松有在拍卖“中国第一烂尾楼”过程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消息人士称,黄松有受贿的数目大概在300万元左右。

  堕落学者 

  1957年,黄松有出生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的一座旧祠堂里。那是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他们全家的住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尽管家境贫寒,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 

  黄松有的高中语文老师周希宪回忆说,高中时代的黄松有“勤学苦练,博览群书”,“谦逊、踏实而富有活力”。全国恢复高考后,黄松有挑灯夜读,紧张备考,1978年以优异成绩被西南政法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缘。 

  一位从西南政法学院走出来的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大学校园里的黄松有同样“刻苦、勤于钻研”。毫无疑问,在校园里受到的系统专业训练,为其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2年,黄松有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97年,黄松有调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湛江期间,他组织审理震惊中外的“9898”湛江走私案,因出色完成审判任务,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的个人二等功表彰。 

  1999年,凭借在广东的成就,黄松有离开妻儿来到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使他在北京的表现同样出色,并据此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 
  
  “转战”北京的黄松有,曾因在全国力推执行威慑机制而受到媒体的追捧。此外,他健谈、开朗的性格以及对法律业务的深入思考,也给很多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多部专着。他还是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在被“双规”之前,黄松有堪称一位出色的“学者型”官员。 

  正因如此,黄松有落马后,国内司法界发出一片惋惜之声。 

  “真的太可惜了!”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黄松有的一位前同事不住地叹气摇头:“黄松有45岁就已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了,他的履历和业务能力都很出众……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抵挡住诱惑,没有把持住自己。” 

  除了为之叹息,黄松有案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国人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对抗官场贪腐的最后一道防线。从这个角度看,黄松有案的负面作用不可小视。专家指出,公正是人类的道德理想,也是法律目标。司法公正不仅是司法领域的理念,也是社会的基本共识。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就必须肃清司法腐败。拿掉一个黄松有并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但他被果断“拿掉”的事实表明,中央正在尽最大努力铲除司法系统中的毒瘤。



2008-12-01 07:07:23

主题: 贪官张小川
图为张小川当年出庭时的照片。


重庆前广电局长 包养70情妇 
张小川提拔情人占高位 遭不肖儿勒索 雇凶灭口

 世界日报 2008年11月27日 
 重庆前广电局长张小川
张小川的情妇传有70人之多。



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以及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贪污腐败案近日持续发酵。世界论坛网报导,消息人士指出,二张的巨额贿款主要与重庆一私企老板雷世明有关,雷世明曾借二张之势,从重庆的两家商业银行空手套取1.4亿。张小川已因贪腐案在2005年底被判刑17年。

据报导,消息人士还透露,张小川不但嗜赌如命,而且风流成性,张小川在重庆广电系统内有\"采花大盗\"之称。

有人指出,张小川仅在广电系统内的情人就有30余位;还有人说,张小川的情人多达70余人。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姓女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彭姓教师,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儿子吸毒 索取无度

报导说,但在任时日夜笙歌的张小川并非万事如意。据重庆广电系统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瘾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像\"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

报导指出,因儿子对钱财的索取无度,张小川最后委托一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将其不肖之子杀死。

澳门豪赌 输赢数千万

重庆广电系统业界人士透露,除了女色之外,张小川生性好赌,近年来经常赴澳门,每次输赢都在数千万元。对于张小川豪赌的资金从何而来,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这个曾坐过牢的社会混混,在张宗海当县委书记时,他就与张宗海交往甚密。

张宗海坐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随即把雷世明介绍给部下张小川,运作了一个\"空手套白狼\"计划,从银行\"大手笔\"圈钱。

图利私企 套贷上亿

报导说,雷世明先从银行贷出约4000万元参股重庆市广电局拥有的重庆有线网络有线公司,成为拥有该公司约30%股份的大股东。

雷世明再拿着这个股份合同找银行贷款。尽管雷世明在多家银行及担保公司都碰了壁,但最后还是撬开了某银行重庆分行的门,从该银行贷款1.5亿,案发时已拨出1亿。此外,他还从另一银行套出4000万元。报导说,这两笔款项都是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便将钱贷出来。



2008-12-01 06:36:27

主题: 云儿: "随便说两句" --不满13岁,西藏年龄最小的女政治犯阿旺桑珍
云儿:     \"随便说两句\"  2008-11-23 16:37:27   [点击:182]

独立评论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917494


好久以前,晚上开车听NPR,播放一位藏族歌手的歌,很好听。于是上网去找有关资料,赫然发现12岁起开始坐牢的政治犯---“扎基歌尼”阿旺桑珍。我算是比较关注中国良心犯的人了,却不知道1990年代阿共还抓捕了12岁的政治犯,很惭愧。

阿旺桑珍目前住在纽约,她是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90年因参加拉萨街头的抗议游行而被捕入狱,当时她十足年龄还不满13岁,成为西藏年龄最小的女政治犯,9个月后才获释。又因参加1992年的示威游行再次被捕,坐牢长达11年。在狱中,她和另外13名尼姑把关押在扎基监狱(即西藏第一监狱)中的生活编成歌曲,用偷运进来的录音机录下后再偷送出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她们被称为“扎基歌尼”(在扎基监狱唱歌的尼姑)。2003年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身体状况极差的她提前10 年获释。

藏人的苦难让我感到震撼,就是从这些具体个人遭遇上开始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都到了1990年代,还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因为和平游行被关9个月;还有15岁的女尼,因为用唱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达赖的忠诚,被连续判刑达二十多年。在以朋友圈里,我提到这事,好些人第一反应却是怀疑造谣。其实她的名字,自从1996年开始就一直在西方要人提交给阿共的政治犯名单上,其人、其年龄、其刑期都是清楚的。但是作为汉人,我们不关心,不知道,知道了也当造谣。

目前我个人对西藏问题比较悲观。也许,等经济再上一个台阶,汉人们开始有本钱上层次玩儿精神追求玩儿同情心的时候,恐怕会有一点希望吧。

面对藏人,许多汉人有民族优越感,蔑视藏人社会传统和宗教文化,容易把他们认定的所谓“国家利益”置于人道关怀之上,对藏人苦难麻木不仁,以致阿共政权借反独为名践踏人权,很少遭到反对,使得他们在藏区迫害人权更没有顾忌,手段更加毒辣。比如抓捕关押十二三岁的政治犯,就是一例。



2008-12-01 06:30:00

主题: 约翰·布朗
云儿:   \"想起了一个人\" 2008-11-28 06:15:49  [点击:264]

独立评论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919024


下个星期二,是约翰·布朗的忌日。不知怎的,这两天我突然想起了他。

约翰·布朗是一位废奴主义者,曾经投身于“地下铁路”,帮助南方黑奴逃亡。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让堪萨斯居民决定是否允许蓄奴,导致了 1856年的流血冲突,约翰加入了抗拒奴隶制的战斗,最终堪萨斯成为自由州。1859年10月,他率领20几个人袭击哈伯斯费的联邦军火库,准备组织军队武装推翻南方的奴隶制。占领小镇之后,他被罗伯特·李率领的联邦军队包围,两个儿子战死,自己被俘。经过审判,约翰被判处绞刑,于1859年12月2日执行。

老约翰死的时候,林肯正在堪萨斯,为竞选总统而奔波。头天晚上他发表了演说,谴责奴隶制为罪恶的制度。得知约翰被执行死刑,他称赞约翰是一位“有巨大勇气、且极端无私”的人。但他接着说,“老约翰因为犯了叛国罪而被处死。对此判决我们无法反对,尽管他跟我们一样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废奴不能成为暴动、流血和叛国的借口。他可能认为自己做得对,但这对他的理想没有帮助。”

不过,其他一些美国人,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这样看。他们把布朗看成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北方许多地方,教堂为他鸣响钟声,一些自由州为他降下半旗。他的血被看成无可矫正的罪恶。废奴和蓄奴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激化。

在约翰走上绞刑架的途中,一位妇女请他留言,他写下了一段话: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片土地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不久以后,南北战争爆发,当年围攻老约翰的罗伯特·李,率领南方蓄奴州军队,同林肯领导的北方自由州作战,鲜血洒满了美国的土地。


约翰·布朗临行前


附记:

楼下跟梦邦聊起约翰布朗,我说,“以前读到林肯的评论,就有些感慨:国法无情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去触动真正的问题,杀人只会招来更大的对立和冲突,有时候流血会更多。”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足以引为警戒,是以为记。



2008-10-24 10:27:26

主题: 胡佳获人权奖
胡佳获人权奖 美支持而北京谴责 记者: 戈勒斯特 
国务院
2008年10月23日
  


 
胡佳 在2006年 
美国星期四表示支持欧洲议会把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授予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中国活动人士胡佳。中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戈登·杜吉德在一篇声明中说,它希望胡佳获奖能够引起中国当局高度重视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在世界各地受到的高度赞赏,并为胡佳尽快获释铺平道路。

有人提出美国在欧洲议会颁发这一有争议的奖项方面持什么立场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杜吉德发表的声明就是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反应。

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议会联盟星期四说,这位被监禁的中国活动家获得了萨哈罗夫奖思想自由奖,这个奖项以已故的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倡导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

*秦刚指胡佳为罪犯*

中国政府对颁奖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发表谈话说,把人权奖颁给“一个罪犯”,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

*美国盼尽快释放胡佳*

杜吉德在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深感关切的是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当局指控胡佳犯有颠覆罪。他说,美国多次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到过胡佳的案子,希望欧洲议会的最高人权奖有助于北京重新评估对胡佳的指控。

他说:“我们希望,欧洲议会通过授予胡佳著名的萨哈罗夫奖表达了对胡佳的承认,并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出国际社会对胡佳作为人权捍卫者所从事的工作的高度赞赏,并且希望他能够尽快被释放。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一道,鼓励中国让其人权的做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

杜吉德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发表意见,或者在中国法律制度范围内改善同胞的生活而被监禁。

他说,美国期待著有一天,中国将承认它的人权活动家所做出的贡献。他说,这些人权活动家正在为中国社会中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工作。

*胡佳在向欧洲议会提供证词后被捕*

胡佳,一个倡导中国公民权利,保护环境和艾滋病患者的人权活动人士,去年年底通过电话向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提供证词之后被逮捕。

中国事先警告说,这个人权奖势必损害北京与欧洲关系。而欧盟议员们说,来自中国的压力适得其反。

*美国严重关切张明选的儿子被殴打*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周四对中国安全官员野蛮殴打被判入狱的基督教牧师张明选的两个儿子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张明选牧师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活动家说,一个星期前这两名青年人遭到政府特工的毒打,其中一个儿子的眼睛严重受伤。

美国国务院说,它十分关注中国政府骚扰张牧师,并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他,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谴责对张牧师儿子的暴力侵害,并呼吁惩罚肇事者。

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正在严密关注对中国宗教人士以及维权人士及其家属进行的“威胁的模式”。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履行自己在国际人权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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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授予狱中胡佳最高人权奖,中国警方取消胡佳与家人的会面 
 
                          记者:杜林

欧洲议会将2008年“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授予在监狱中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并对胡佳夫妇无法前往欧洲领奖感到遗憾。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取消胡佳与家人的会面。

*全体议员起立向胡佳致敬*

欧洲议会星期三为无法前往欧洲领奖的胡佳留出了座椅。当2008年“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被置放在空座椅前时,全体议员起立,为胡佳鼓掌致敬一分钟。

胡佳妻子曾金燕在现场播放的一段录像中代表正在狱中服刑的丈夫向欧洲议会表示感谢。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胡佳虽然无法前往领奖,但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会对中国的维权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而感到自豪:“这是对人权的一个肯定与鼓舞呀,我想他(胡佳)会感到欣慰。”

胡佳2008年4月3号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半徒刑。

曾金燕在录像致谢辞中说,胡佳得到的这个奖项其实是颁发给中国所有维权者以及他们遭受磨难的家人的。她表示,不管政治环境多么恶劣,中国始终有一批良心人士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她为此尊重胡佳意愿,决定捐出5万欧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支持维权者家属的基金,致力于缓解他们所承受的苦难,相互支持,共度难关。她并对护照被当局没收、无法参加欧洲议会的颁奖典礼而感到“实在遗憾”。

*传达支持人权民主信息*

出席典礼的欧洲议会议员科尔女士(Corien Wortman-Kool )也在采访中对胡佳夫妇无法前往亲自领奖感到遗憾:“我认为他(胡佳)当着欧洲议会和所有在场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从前得主的面领取萨哈罗夫奖真是了不起。他不能亲自领奖真是遗憾。我们希望向获奖者本人颁发这种奖励。”

科尔说,虽然胡佳无法亲自领奖,但欧洲议会通过颁奖还是传达了支持人权与民主、鼓励各国民众争取人权与民主的信息,胡佳成为本年度萨哈罗夫奖得主,更是向中国民众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这突出表明,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认真对待人权。”

*突出思想自由真正意义* 

欧洲议会20年前为表彰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对思想自由的追求,特别设立这项代表人权最高荣誉的奖项,鼓励世界各地民众追求人权与信仰自由。

星期三的仪式是纪念萨哈罗夫奖成立20周年,同时表彰胡佳为中国的维权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萨哈罗夫的遗孀和女儿出席了星期三的颁奖典礼。

欧洲议会发言人菲茨亨利在采访中说,欧洲议会在获奖者因追求信念而无法出席的情况下颁发奖项,更能突出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真正意义,释放出更多的信息:“获奖者不在现场领取奖项,但这无法阻止欧洲议会表彰他(胡佳)所做的一切,表彰他的重要意义。所有欧洲议会议员们都起立为他鼓掌致敬。”

*当局报复取消胡佳家人探视*

胡佳被欧洲议会授予人权最高荣誉,人在北京的曾金燕自然为丈夫感到自豪,但一个消息却令她伤心不已:她与家人原订下星期前往探视胡佳,可刚刚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下星期的会面被取消。监狱没有提供理由,只说是接到了“国保警察”的通知。

曾金燕说:“我刚刚接到监狱的电话,说取消我们跟胡佳的见面,所以我现在正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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