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已朝向现代化审美、高科技效益、国际市场汰选标准的社会里，许多民族传
统艺术由逐渐地被人忽略，到价值尴尬，再到面临被淘汰及遗忘的命运，似乎很多人只
视之为一种时代因果式的无奈。

　　最近，新加坡某商业戏曲剧团“最后一夜”的封喉绝唱，又再引动一些人对传统地
方戏曲在本地无奈没落的遗憾反思。

　　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潮、粤、闽、琼等地方戏曲在新加坡仍拥有一定受众。据
笔者所知，新加坡还曾被誉为“粤剧第二故乡”。

　　那是因为，原本蓬勃于省(广东省)港的粤剧，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就已传到当时新
马一带，比涌到美国旧金山市掘金的劳工潮还要早。

　　1857年，也就是整整150年前，牛车水豆腐街已有戏班行会“梨园堂”，其性质相等
于行业联谊团体。“梨园堂”在1890年改称八和会馆。

　　新加坡原是粤剧第二故乡

　　19世纪中叶，旅居新加坡的清朝官员李钟钰也在其著作《风土记》描述：“此地戏
园有男班、女班，大坡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到民国时期，粤剧还走入新
世界、大世界等游乐场。

　　当时许多省港名伶都到新加坡演出。马师曾、薛觉仙、靓元亨、陈非侬，都是粤剧
艺术家中响当当名字。而靓少佳、廖侠怀等人甚至年纪很轻就到新加坡来。

　　梁醒波、上海妹、关海山更是新加坡本地姜。当时南洋的地方戏剧团体，虽为商业
演出，其文化艺术传播作用，功不可没。此外，它们也具有较敏锐的民族精神感悟力。


　　如抗日斗争期间，新加坡本土粤剧名演员朱秀英、邓秋侠、罗品超等人就曾投身抗
日救亡义演。朱秀英等人更曾有三个月不领工资的纪录。

　　可以这么说，早期本地粤剧不只是“文化表演”而已，它其实还拥有更大的社会凝
聚作用，也拥有活泼的社会互动内涵。其中更值得深思一点是，它还代表了一种南洋华
侨对其母文化的“维护精神”。

　　几曾何时，我们这片粤剧的第二“故乡”，如今已几乎沦为粤剧的“故地”。

　　为什么？

　　淘汰现象可不是今天才涌现的。它也不该只是一个情绪化的伤感符号。笔者相信，
即便现在仍有戏曲团体暂时幸存，无论是商业团，或是在宗乡会馆庇荫下以鼓励传统文
化为名兴办的业余团，假如再想不出对症下药的对策，完全遭受淘汰是迟早的事。

　　也许有人可以很简单就下结论说，地方戏曲被淘汰是因为其内容及形式无法跟上时
代。其实这只说对一部分原因。而真正原因是本地的地方戏曲缺乏改革的再生能力。

　　其实，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并非就一定会跟现代化审美、高科技效益、国际市
场汰选标准产生矛盾的。

　　问题在于懂不懂得跟随时代潮流来进行改善及配合。

　　在商言商需要物有所值

　　笔者只要到广州或香港，就一定会找正有演出的剧团来看戏。为什么？因为人家有
能力在传统基础上再进行创意增益，以配合现代化审美。在舞台表现形式上，勇于改正
过时手法，并能充分吸收及利用高科技效益所提供的种种新尝试。

　　在开拓观众上，他们也能跟上新进的国际市场概念。也许花钱飞去香港看一场粤剧
演出所费不菲，但很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即便就以在商言商这点上，其皮、其肉、
其骨干，各方面表现都能让人感到物有所值。

　　以为只要打出“传统”两字就能赢得社会同情分及支持，那是天真妄想。

　　地方戏曲要存活，首先就得先看清楚自己置身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如何去配合它
来进行嬗变？如何才能赢得这个社会的兼容？如何才能提高并开拓这项艺术里的大众个
性？这些才是新加坡地方戏曲可能“再生”的努力方向。

　　在香港，你还能听到“粤剧界”这名词，而且有其真实存在。

　　但在这个曾是粤剧第二故乡的新加坡，除非又是在一些阵风式大型文化活动里昙花
一现，不然的话平时连想找一出“粤剧”来看看都难。

　　羊已经奄奄一息了，这牢，谁还愿意来负责补呢？